新挑战对策范文10篇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1

关键词:苏州;产业创新集群;挑战;对策

发展和壮大产业创新集群是推动城市自主创新的重要抓手，其显著特征就是城市本身的产业形成“创新集聚”效应，区域之间的产业创新集群的外溢扩散。当前许多产业集群正在“智改数转”，推进传统模仿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实现转型升级，有助于国家、地区和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产业的兴盛在于不断创新，如果不居安思危地持续注入“创新”元素，把“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上升到对城市和区域竞争力的高度，激发其“创新”内生动力，将会丧失现有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机遇。

1产业创新集群的内涵和特征

1.1产业创新集群的内涵

产业创新集群是集聚互相关联的上下游企业与研发机构以及服务机构的产业集群，实行分工协作，能带动区域和行业创新，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其主要特点是“创新”，主体是“创新企业”和“人才集聚”。以重大科技突破为前提，密集应用大量的前沿技术和颠覆性技术［1］，以知识创新技术产业和创新产品为特征，且在“赢利模式”和“组织架构”等方面不断创新的产业集群，是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除创新程度高和知识技术密集外，它是“产业集群”经过不断升级迭代后的现代产业集群。在产业创新集群中，除创新型企业外，还应包含创新型研发机构、高校和金融机构等，它们在政府政策主导下，通过市场主体调节，银行业提供养分与土壤，形成协同成长和互相交融的“共生共长”创新集群。

1.2产业创新集群的特征

1)必须具有持续不断创新的创新型企业、创新型企业家和创新型人才，它们可能是上游的供应商，或者是下游的用户企业，也可能是相关产业链中的企业。2)高新技术产业，或是知识技术密集产业，也包括正在进行转型升级的传统型产业。3)在产业群中始终应该有“商业模式”和“赢利模式”的自主创新，也有“组织架构”与“营销体系”的不断创新，以及在产业创新集群的内部或周围，具有许多高校、研发机构、行业协会、银行业、市场要素和国内外品牌产品等资源要素。4)必须要有一种促进创新创业的机制体制，有利于企业创新的文化氛围，以及具有包容失败的宽松环境。

2苏州打造产业创新集群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苏州十分重视产业转型与升级改造，不断壮大产业集群，全力打造万亿级的新兴产业集群，其中生物医药产业集聚4100家创新型企业，产值破3000亿元。目前苏州正在瞄准数字经济新赛道和主赛道，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工业互联网技术与数字经济相互融合，培育新市场，开拓产业新增长点，“十四五”期间将投入千亿元资金，以强链、补链和固链的形式打造产业创新集群，以数字经济产业为引领，全力打造产业创新集群和引领产业转移升级［2］，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和教育链的融合发展。苏州正在谋划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业创新集群，苏州经济具有GDP总量高和企业发展潜力大、人才集聚多和创新支撑好等优势，但仔细分析仍然面临如下挑战:苏州产业集群中仍然存在许多传统产业，它们正在或加快转型升级。苏州生物医药产业与上海相比，医疗大数据、智慧医疗较少，也缺少像百度、腾讯和阿里这样的数字平台型企业［3］，因此需要坚65持不懈地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进程。苏州也缺乏拼多多、小红书和喜马拉雅等新型知名平台。因此，应加快推进在线经济发展，精准把控“数字经济”与“创新集群”之间互相促进、共生共长的关系，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进一步激发新动能。

2.1科技创新力不强，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

苏州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5342．55亿元、R＆D研发经费750亿元、发明专利授数9909件，少于深圳2020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8460．79亿元、R＆D研发经费1510．81亿元、发明专利授数31138件。产业集群内模仿较多，缺乏创新，造成产品相似度高;定价策略与营销模式相似，导致产品低质低价竞争;产业集群内的中小企业缺乏研究、开发和设计的创新人才;企业与研发机构合作机制不健全，在创新力不足的前提下，自主独立研发能力不强;没有长远发展远景规划，产业集群缺少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2.2数字经济场景缺乏，产品研发和品牌创新力不足

目前苏州“卡脖子”技术清单中，集成电路、芯片涉及面最广，特别是数字经济发展是“卡脖子”技术最为集中的环节。2021—2023年苏州计划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力争达到6000亿元，与2021年杭州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8000亿元相比还有差距。苏州数字经济试验场景的某些基础设施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部分基础设施仍需要大量投入，一些产业创新集群亟需顶层设计，以便吸引大量创新主体企业集聚。产业集群内企业仍处在产业价值链利润中低端，代加工企业的产业价值链附加值较低，处在整个价值链低端，造成制造业大而不强。

2.3产业链较短，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网软件

2020年苏州软件和集成电路产值1148．42亿元，与2020年无锡软件和集成电路产值1350亿元相比有较大差距。苏州在设计、制造和封装等产业链重点环节中，封装占据了65%左右，高端芯片设计与制造的投入力度尚需加强。苏州产业集群内产业链正在由中低端迈向中高端，集群内企业零部件或产品同质竞争程度太强，友好协作较少，没能在制造产业链的上、中、下游各环节优化整合与发力，没有充分发挥真正的产业集群效应。工业互联网处在应用层，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工业互联网软件［4］，也没有把工业互联网延伸到全产业链，在推动数字赋能涵盖全产业链、全生产要素和全生命周期，实现价值链环节的全闭环运行方面，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

2.4协同推进产业创新不足，产业融合与科技创新存在短板

苏州政、行、企、校、研五方主体互动合作太少。2020年苏州财政科技投入219．62亿元，研发投入超750亿元，而同时期的上海，财政科技投入406．20亿元，研发投入1600亿元，上海拥有3大国际科创中心和4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上海科学家在国际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科学》《细胞》上的数量占全国的32%，相比之下，苏州差距较大。苏州许多产业集群企业仍然停留在独立创新阶段，没有实现多方主体联合创新。

3苏州产业创新集群发展的对策与举措

精耕细作新经济，必定锚定数字经济主赛道，聚焦产业创新集群主战场，潜心研究创新集群与数字经济的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以数字化知识技术为产业创新集群的关键要素，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产业创新集群的重要载体，不断激发产业创新集群的创新动能。

3.1加强源头创新资源导入，集聚创新要素开展前沿研发

以数字经济为引领的产业创新集群，关键要素是“创新”，对于低附加值的中低端产业，必定在全球分工中始终处于劣势，其重要原因是科技创新力不强，产品缺乏自主创新。因此，对于关键“卡脖子”核心技术，应加强创新源头导入，集聚顶尖科学家、原始创新技术等要素，促进开展“原始创新”研发，在重大科技前沿上实现突破。同时也须加快原创品牌的原始创新，在高精尖零部件上实现国内产品替代，有效推进传统产业集群(模仿型、劳动密集型)向产业创新集群全面升级换代，加速关键节点突破，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推动产业价值链上游产业集群融入数字经济。产业创新集群虽然是以企业为主体，但集群中也包含高校、研发机构、金融机构、政府和中介机构等要素机构，主体与机构之间需要相互合作和相互促进，实现政、行、企、校、金的共生共长和整体创新。产业创新集群应该集聚顶尖创新人才、大学、科研院所和企业主体，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开展前沿研发。制定以5G技术为基础，万物感知、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联的数字技术创新研发计划，建立围绕5G技术增强演进技术产业创新平台;在产业创新集群的引领和主导上发力，集聚万亿级产业创新集群。借鉴国外汽车、航空产业创新集群做法，鼓励企业主体深耕特色产品，积极发展“专精特新”，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

3.2搭建数字经济发展试验场景，实施自主创新品牌战略

建设全新的数字经济试验场景，以数字经济试验场景重塑企业创新主体、科研院所和顶尖人才的一体化体系，改进企业要素配置方式，实现企业的生产要素重组和优化。数字经济场景既是新技术又是聚合器，它将创造大量新机会，吸引各种创新企业集聚，苏州政府应加快顶层设计，高水平和高标准地规划设计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体系，建设适应数字化转型升级所需要的数据存储、生产运输与加工基础设施设备，满足当前数字经济的发展需求。通过整合和重组来实施“苏州自主品牌创新工程”计划，秉承自主创新、自主品牌和协同理念，鼓励苏州品牌企业走向国际，积极培育“沙钢”“恒力”“亨通”和“波司登”等大批苏州品牌，同时推进由品牌代工生产模式向自主产品设计和营销模式转变，真正发挥龙头企业品牌效应。

3.3创新数字时代新业态，促进制造业与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数字经济通过大数据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与再生，打造数字经济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抢抓“十四五”数字经济的关键期，苏州将动态投入1000多亿元资金，支持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创新集群发展，以数字经济激发传统制造业，以现有数字技术为支撑，与数字经济平台头部企业百度、腾讯和阿里开展合作，共同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与制造产业。如昆山手提电脑产业创新集群，按照零部件去招商引资，围绕手提电脑的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获得系列化的产品对接，就是按照产业链条进行专业化分工协作，所有的零部件企业既专又精，可以达到完善产业链和提升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3.4逐步集聚创新资源，优化协同创新机制

加大研发投入与产业化转换，集聚各类创新资源，优化协同创新机制。一家企业力量毕竟有限，在创新集群赋能苏州制造业态势下，充分利用政府推动创新集群和协同创新来实现跨越发展。1)加快自主创新与政策体系的系统化。通过自主创新与政策体系的深度融合，解决创新政策滞后的难题，通过滚动修订科技政策，调动自主创新的积极性，形成一种以企业为主体的普惠式政策鼓励机制。2)增强科技政策对创新的内生驱动。政府制定的政策能否促进科技创新，关键看能否找到创新的动力来源，是不是从激发创新者的内生动力入手，使科技政策真正起到促进创新机制完善、激发创新动能、凸显创新主体、孵化创新产业、优化创新环境的政策导向作用。3)借力外生驱动推进科技创新。从苏州市某区或某县级市的产业创新集群入手，探索性地进行科技政策创新试点，逐步加大科研投入，改革科研管理机制体制，再将科技政策在全市进行推广应用;借助科技知识产权政策普及和优化人才评价和创新激励机制，为科技创新营造宽松的社会环境;通过政策激励和资金配套，迫使企业在关键零部件研发上加大投入，在基础前沿研究中取得创新成果，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创新的外生动力。

4结语

数字经济发展日新月异，正在深刻重塑着世界经济和人类社会生活。因此，要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前提下，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加快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各行业领域互通互联［5］。在新一轮数字经济转型升级时期，抢抓机遇，发展与壮大产业创新集群，不断催生科技创新新模式，实现前沿技术和关键“卡脖子”技术突破，是提升苏州区域创新能力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路径，同时也促使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结合，培育出崭新的苏州创新模式“数字制造”［6］。通过数字技术、工业互联互通技术来实现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是实现生产过程全自动化和绿色制造的重要手段，也是苏州培育和发展产业创新集群的强大支撑。

参考文献:

［1］杨震宇，史占中著．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绩效与路径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

［2］刘然，郝大江．海南自由贸易港与东盟国家产业联动发展的对策研究［J］．商业经济，2021(2):81－82+82．

［3］王世文．如何打造创新集群引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城市［N］．苏州日报，2022－01－08(2)．

［4］林赛燕．协同推进制造业产业链优化升级［N］．经济日报，2021－09－15(11)．

［5］白丽，杜兰馨．黄河流域数字经济发展现状及路径研究［J］．质量与市场，2021(14):154－156+155．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2

【关键词】新形式；企业政工；挑战；对策

在新形式下的发展背景下，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对企业的员工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企业内部的利益分配有了新的变化，在这些复杂的矛盾冲突下，给企业的政工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企业的政工工作人员要想解决员工的矛盾与困境就需要进行不断的学习，企业针对政工队伍也需要进行强化，并树立良好的工作作风与企业文化。

一、新形式下企业政工工作的重要性

1、增强企业凝聚力

政工工作人员的主要职责就是对员工的思想变化进行调节，并时刻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对企业员工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培训，使企业的员工能够团结一心，共同维护企业的利益，将企业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进行处理，让企业的工作氛围能够更加的和谐，形成一种默契与配合，打造属于企业独有的特色文化。

2、保证企业的发展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先进的思想与发展理念，先进的思想能够促进企业的发展，企业要想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脱颖而出，就必须引进先进的思想对企业进行创新，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3、构建企业文化

企业政工工作者需要帮助企业构建属于企业特有的优秀文化，激励员工进步，使员工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工作态度，用积极的心态对待公司布置的工作，并让员工对自身进行不断地提升，时刻保持学习，为企业文化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二、新形式下企业政工工作面临的挑战

1、政工工作被企业忽略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企业政工工作，政工工作在企业的发展中非常重要，对企业的文化建设有着推动作用，能够凝聚企业的核心力量，但是很多的企业并没有对政工的工作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将政工的工作放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只是一味的将企业政工工作当成是一种职位虚设，一种应付差事的工作，没有对政工工作的本质有一个全新的了解。部分高管会认为企业政工工作会损耗企业的人力和财力，浪费企业的资源，忽略企业政工工作者的重要性，从而阻碍了企业的发展。

2、企业员工信念不足

新形式下的经济发展，涉及到的元素越来越多，在如此多元化的发展背景下，导致我国的企业在发展中也会受到一定的阻碍与挑战，同时多元化的发展会让企业的员工面临的诱惑也逐渐增多，让员工迷失自我，这些因素都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威胁，因此需要有企业政工队伍对员工进行思想的纠正与文化的建设，给员工的发展树立信心。如果员工没有足够坚定的信念，很容易受到利益的驱动，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影响企业的发展，给企业的带来一定的危害。同时，如果企业员工信念不坚定，在政工工作者进行员工精神辅导的过程中，会使员工产生排斥的心理，给政工工作的开展带来很大的阻碍，矛盾也会越来越大，使得企业的政工工作得不到效果，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

3、企业政工工作体系缺失

我国企业针对政工工作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在政工工作体系建设方面还在探索的阶段，而且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工作体系，在进行政工工作建设过程中也会有一定的阻碍，并且我国的目前现有的政工工作方式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与创新性，处于思想与方法落后的阶段，对外界复杂的环境也无法适应，一些企业甚至没有将政工工作纳入公司发展战略中，企业严重缺乏对政工工作的重视度，对于企业政工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也不高，工作者的精神没有到达一定的高度，在开展相关的政工工作时会非常的困难。

三、新形式下企业政工工作的改进措施

1、企业对政工工作引起重视

企业的发展建设，在一般情况下都会比较看重短期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对生产与销售方面都非常的重视，从而忽略了企业的文化建设以及员工的情感建设，企业的管理者也都是以公司利益为主要的发展方向，不能带来利益的一切活动都是多余的，企业的文化建设产生的经费都会对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负担，没有什么实际性的意义。这种想法的存在只会让企业一直落后，跟不上时代的脚步，最终会被社会所淘汰。反观世界众多有影响力的企业，都有企业专门的政工工作队伍，政工队伍能够给企业带来非常可观的经济效益，对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

2、对企业政工工作建立评价标准

企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对政工工作进行重点的宣传与指导，企业管理者需要对政工工作引起重视，并对政工工作开展的结果进行评价，让企业的领导者能够意识到政工工作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对企业文化的建设有帮助，更对企业内部员工的思想建设有一定的安抚作用，让员工对企业产生信任，维护企业的整体利益。并在新形式的发展背景下，能够让企业融入社会的发展，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让企业变得更加的完善。

四、结束语

针对新形式下的企业而言，如果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保持发展，离不开政工工作的支持，政工工作是企业发展中的动力保证，对企业的创新与发展形式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因此，企业需要对政工工作引起重视，加强政工队伍建设，共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李茹.企业政工干部队伍建设现状、面临的挑战和对策[J].经济师,2012.

[2]郑丽.新形势下企业政工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现代企业文化,2014(6):71-71.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3

而放手电视是党的“喉舌”，电视的制作、策划、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着的，即使中国加入了WTO，电视媒体的命脉仍将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电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宣传阵地。在中国，经政府批准建立的电视台就有3000多家，相当于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而且中国电视的技术含量和设备（尤其是北京、上海）也不亚于欧美强国，至少可以达到他们的中上水平。所以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远比电影要少。事实上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的背后，隐匿着一种观念上的麻痹和落伍。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

首先，电视圈内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今天的电视已是一种“环球电视”？在当今所有的传播媒体中，最具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和英特网。加入WTO后，我们尽管仍可选择和控制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但几年以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加入了WTO，就意味着要给别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必须认同相当程度外来文化的“准入”。如此，竞争就不再是空喊几句“狼来了”的口号吓唬人，而实质仍是无甚大碍的国内各地方台间，地方台与中央台间的较量。融入国际性的电视贸易，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电视文化将直接与我们展开面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的机会均等的竞争，对其残酷性和按市场规律的机制自然淘汰，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国际传媒、跨国影视公司已经在主动策划打入中国市场。许多西方的大公司、制片人不仅多次来中国进行试探性访谈，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乃至预测。几年前，梅里狄里·艾姆多、西蒙·戴已斯在《中国，21世纪崛起的电影市场》一文中就已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近3亿户电视家庭，5千万有线电视家庭，只要提一提这些数字，就足以令国际电视节目制作商砰然心动。中国市场也许才刚刚为外国电视节目制造商和有线节目供应商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的窗户。中国的需求是很大的，机会颇多。”（注：引自《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在国外，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竞争向来最为激烈，正如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所言：“卫星信号可以跨越国界。不管是限于对国内人们收视内容的控制（很难实施），还是限于国际上（包括电视公司在内）对传播内容谋求一致（谋求一致压根儿就难）。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控制谈何容易。”（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19-12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加入WTO后，外国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必将与我们争夺收视率，如何与之抗衡、竞争，突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就不仅是思考的问题，更需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第三，国内电视栏目的创新不够。尽管比起二十年前，中国电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我们的现代电视意识不强，对电视的功能、制作、播出的现代转换还较滞后。对电视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使现代的传播手段、视听效果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仍有相当距离。我们的许多节目，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上海东视台的《相约星期六》、乃至中央台的《幸运52》等，都是模仿港台、日本而来，而港台、日本的同类栏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这就在事实上，使国内许多游戏、竞猜、一类的节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图所言：“模仿之模仿”，今天人们所讲的“复制之复制”。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一、我们的一些电视制作人和编导的创新能力不强，靠移植港台或国外版的栏目的依赖性较明显。二、一些节目的设置和制作脱离现实生活，与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话题仍有一定距离。表面上的歌舞升平、灿烂夺目，或追求时髦地描写清宫野史，靠胡编滥造来构筑历史画面；或以过多的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缠绵悱恻、大款富婆、明星效应等来掩盖矛盾和艺术上的苍白，结果冲淡了电视本身应有的基本性质：大众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以及对当下社会变革、民族生存态的真正关注，更谈不上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三、某些主创人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有的一味崇洋，却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四、有些人对“主旋律”不感兴趣，认为西方的都是现代的，怀旧的都有“情调”。为了实现对“传统”的反叛，将迷信、落伍、甚至封建意识当作突破口，反掉的是传统的合理性，宣扬的恰恰是传统中本该淘汰的东西。

第四，毫无疑问，电视比电影更具后现代性，电视上的游戏、竞猜、等各种娱乐性节目，乃至“明星访谈”、MTV、流行艺术的推介等等，严格说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后”色彩。这不仅仅是由于可以“复制”或再复制，更在于电视娱乐节目和各种内容千变万化的栏目所体现出来的零散性。阿伯克龙比在分析当代电视时指认“后现代的文化具有零散性。它是由大量的非联成一体的短片组成的。卡普兰所描述的音乐电视就属于零散性的电视形式”。（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46-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今天的电视娱乐不仅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而且与传统的承载教化功能的综艺节目已大相径庭。传统的综艺节目或文艺晚会都有一个较严肃的主题，表演较精致、格调较高雅，而且往往同主流意识形态相合拍，是一种电视文艺式亦歌亦舞的“主旋律”反映形式。而纯娱乐性节目则充满了调侃、拼贴、荒诞、搞笑、错位和解构。它一方面释放着人类自古就有的做游戏的天性，追求快乐的感性满足，使人们从激烈的竞争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闲，另方面又通过“玩”的形式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人们内心的叛逆情绪和宣泄需要。第三世界中的“青春偶像剧”、情景喜剧，也不乏大量后现代因素，其中的解构性自不待言。凡此种种，都因其迎合着公众的口味，而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同时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娱乐节目和流行电视剧的商业性，使它们在电视播出时占领着“黄金时段”，这类电视画面和电视中的各种现场或场外的参与，又使电视台得到盈利。于是，电视也成为一种工业，电视剧、电视广告和各种栏目，都成了文化商品。现代电视是一种商业运转的电视，而且，现代电视又是一种泛义的波普(pop)文化。它使文化，包括艺术都回归到日常生活、物质现实与通俗之中。并注定与流行、时尚、卡通影像、劲舞等结伴而来，这种后现代文化借助电视消解了传统的、甚至现代主义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并以嘲弄传统、古典、现代主义艺术为已任，在反对昔日文化霸权的口号下，使大众文化变成新的“霸权”。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消费和消费主义的泛滥。

然而，西方的波普艺术是从反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起家的，在中国，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从来也不曾充分发育至成气候，却马上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于是，以“好玩”或“好看”的形式不断推出的电视节目，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间似乎出现了难以沟通的话语体系，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就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又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近几年来，人们试图采取种种“现代性”手段来使二者得以沟通，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形式和优秀的电视作品。如普及高雅艺术、引导流行歌曲、推出较为精致的电视剧等等。但这种努力尚不够完美，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渗透性和跨国影响力的中国潮。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电视的后现代特性会日益加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与对抗也会更加突现出来，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现实文化问题。

简言之，加入WTO后，电视也将与电影市场一样，绝非政府一统的天下，而且WTO的一个重要国际准则是反垄断。如是，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将远远超过眼下国内由主流文化监控下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未来走向。

二、来自最现实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加入WTO后，中国电视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最具现实感、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权力和中国形象直接相关的电视制作和传播的所有权问题，另一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蚀化。

（一）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及其挑战

只要进入WTO的圈子，就意味着文化也将随同经济一起融入世界。而当今“环球电视”的概念，已经使得所有权国际化了。目前，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管辖、监督着的一种文化传播媒体。加入WTO后，主要的所有权当然仍会在我们政府手中，如央视、各省、市所辖的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和公司，但如何体现自由竞争？怎样看待西方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电视运作策略？自80年代起，西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作公司连带报刊杂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风，到了90年代，迪斯尼买下了ABC，西屋买下了CBS，时代华纳收购了CNN，直至2000年1月10号，美国在线公司兼并了时代华纳公司，接着维亚通信公司又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这就使得广播、影视、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的所有权归为一综合性媒体巨人，出现了全球性的“巨无霸”传媒公司。这个媒体巨人不仅资产雄厚，技术先进，而且将网络、通讯、电脑多媒体与电视直接联成一体，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高技术手段，冲破地域电视经济、出口各种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并打造传媒业的新经济神话。

如前所言，加入WTO后，文化“准入”已成客观事实。西方大公司，既可以通过兼并吞掉国内的广播电视所有权，也可能与国内的集团公司联合经营，以参股的方法来获得所有权份额，更可以在中国投资成立新的子公司。就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形成连锁分店。就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协议看，就有以下两条：1.中国加入世贸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2.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注：转引自张凤铸：《加入WTO：对中国电视命运的思考》，《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从长期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进入只会逐渐增强，在国际文化语境中，“他者”的存在已不仅仅只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是“他者”就在这里，就在你的面前。而且，在谋求拓宽生存空间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电视台、中国网络公司等，自己也会主动上门谋求合作和合并，甚至会出现谁先与西方大公司合股或合作，谁就抢得了国际化运作的先机的可能。到那时，电视所有权、电视收视率，策划、制作、节目的编排，以及广告利润的分成等，就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由国家或各地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那么，传统的“中国形象”，在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国家代言人角色又将如何呢？中国观众、中国的文化人又该如何对“中国形象”重新定位呢？这一系列的连锁挑战，将会随着全球性的具体化变得更为现实和具紧迫感，并必然令所有处于突然“急转弯”的中国人都不得不关注，甚至如梦初醒似地大吃一惊。

（二）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加入WTO后，不管外国的传媒公司、电视节目以何种方式与中国的电视竞争，西方强势文化都会对民族文化形成极大的挑战。除了商业目的外，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的撞击，既能迸发出新的火花，也会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民族审美构成一定威胁。

在荧屏上，同一则新闻，由于报道的出发点、视角、方法等的迥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反响。如，同样是对中国军队在我沿海海峡的演习、科索沃战争、阿以冲突、中美撞机事件的经过的报道等，西方，特别是美、英大国的电视台与中国的电视新闻所取的立场、视角和认知方法就完全不同，在观众中造成的心理反映自然也难以统一。你认为是错的，“他者”可能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极其严重的，“他者”可能觉得是小题大作，当两种不同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出现时，混淆视听、难辩真伪，或许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当西方强势文化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自然灾害、各种犯罪现象等提出责难时，西方的言论自由将不会理会你的抗议和谴责。今日外交上的干预，也就立即成了声画并现的面对亿万国人的干扰，则更不用说西方的各种音像制品、商业影视（片）剧中所屡见不鲜的性画面和暴力镜头对人的蚀化作用，正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鲍玉珩在谈到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时所介绍的，美国利用高新技术所形成的传播和电脑网络、CD、VCD等，“对外宣传和美化美国的价值观念，如对于高消费的鼓吹、享乐主义、提倡感官享受和‘物质观念和肉欲’生活的态度、及时行乐、自私和唯我中心观点等等……都以这些大量制作和倾销的媒介‘文化产品’形式输入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些曾经到过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们更对于好莱坞电影对于这些国家的青少年儿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警告”。

即使是中西合作，或由海外资本支撑，让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来完成的好莱坞式主流影片，也与我们自己拍摄的“主旋律”影视片剧大相异趣。正如有人在谈及《庭院里的女人》所提出的疑惑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实现，需要的是这样的陈年影像相伴么，需要旧时代的‘他者’重述来印证一个世纪之后的身份认同吗？在这个宣传稿的结尾称《庭》为高质量的影片——这是怎样的高质量呢？”（注：邓光辉：《“他者”重述：电影的全球化修辞》，《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电影尚且如此，则电视节目的欧美化改造，对中国观众所产生的影响，那就真的难以估量了。当所有国民都习惯于接受欧美的电视肥皂剧和西方狂欢节式的通俗文化，而致对中国传统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和理性分析都缺乏兴趣时，则就不是“他者”来印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是身份认同中自我异化为一种不伦不类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妖魔化了的中国”的可悲。

无论是西方昔日的先锋作品，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绘画，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电影，意识流小说，还是今日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广告时装表演和麦当娜式以性和摇滚来张扬女性的真实之所在，在今日的电视画面中都能将它们全部囊括进去，这的确是一个五彩斑斓、千姿百态，比真的还像真的影像世界，但每天面对的都是狂欢，都是另类，都是精神分裂，那么，留给人们的理性思考究竟有多少？一切都被游戏化、感性化了，连历史都在游戏中作出了重新编排，人对“自我”都产生了怀疑，还谈何本土文化、民族意识？诚如当年阿恩海姆在论及先锋艺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所谓形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某些狭隘意识的可悲表现。”（注：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186-187页，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抽掉了一切意义的纯形式主义，或仅只是炫耀身体、性、色情一类的感官刺激，往往只是一种狭隘的意识的情绪发泄，一旦它蒸发了意义、良知和深度，则实际上就可能真成了犯罪的策源地。

诚然，福柯当年所言之“性代表了身体和自我的真实，”（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有其深刻的哲理意义。应当承认，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中国，对性的认识是相当幼稚和落伍的，且往往以传统伦理来压抑对性的陈述。长期来，在官方或正式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流露出那种谈性色变的矫情，反给人造成要就是表现为卫道士的嘴脸，要就是显露出无知、愚昧的感觉。为此，正确地描写性、揭示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及其想象、幻觉、梦的意义指向。问题在于性文化、性科学在中国应如何进行普及和提高？性的非理性因素与情的理性判断应如何合理地协调？对中国来说，这倒的确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更不到位和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形象演示。但正如布瑞多蒂所讲的“性在西方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在中国呢？是否加入了WTO后，“性”也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显然，这似乎不大可能。不过，性话题必将会同言论自由、女性主义、视觉冲击等一样，肯定将比现在的表现更开放，也更活跃，如何调节这些因强势文化成规模化准入后所带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将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无疑是我们的电视界从现在起就应思考，并拿出对策的非常实际的严峻课题。

三、面对挑战的对策思考

外来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成批量进入中国大陆，已是大势所趋。既不能用过去“文化侵入”的旧概念去套这一现象，更不能视而不见地逃避。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向和国际性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就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为此，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后语境”，和中国要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先进的电视文化，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对策性应变。

1.积极参与竞争和国际合作，但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应认识到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主动权本身也是在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竞争，既体现在国内文化市场上，也体现于我们如何进入国际传媒市场。“他者”要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通过主动出击，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大部分世界级媒体巨头都是美国的，但国外公司也早已开始向美国进军，日本的索尼、松下，就一直在积极地买断美国大公司，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传媒业也有不俗的表现，巴西的“环球电视”网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向128个国家出口电视剧，包括中国、古巴、前苏联、东德都曾购买过他们的电视故事片。正如莫哈马迪曾说过：“从经验得知，在竞争声浪日益高涨，媒体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参与国和媒体产品的频繁交流。南方较多的国家制作和出口传媒内容，包括由印度和埃及制作的电影和墨西哥与巴西制作的电视节目”。（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的电视剧也正在向国外出口，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唐明皇》等，先后销至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港台并获得成功。但一是数量不够，二是输出地有限，尚未形成向欧美大国进军的规模效应。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影响和大影视集团、大电视台的实力，看准机会，主动去收购、合并国外的电视媒体，也可以参股的形式，在海外开展业务，扩大“中国形象”的知名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还尚未起步，而其发展前景却是无可限量的。另外，卫星技术加速了电视新闻制作的国际化趋势。在新闻报道中，往往首先在现场的不是记者而是技术人员，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众多一流的技术人员和精通外语的记者，则也完全可以象西方大公司那样在世界主要城市建立起“全球性新闻编辑室”。

2.虽已加入了WTO，仍可在游戏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进行有效监控和抵制。如，今天不仅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产的节目的进口作了诸多限制，欧洲委员会也设法对美国节目的进口限定配额，以保持本国影视文化的独立性，尽管收效甚微。而中国与他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可以凭着东方的传统，并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对之作出更积极的反击。再则，诚如许多国外专家所指出的，美国电视节目制作的文化含金量不一定都很高，即存在着所谓“文化折扣”和泡沫文化。初来时，或许会产生第一次看“西洋镜”的轰动效果，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乏味了。况且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与西方人的情趣毕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即使从纯商业利润的角度考虑，外国电视网络也会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为了长期占有市场，它们甚至会反过来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和游戏形式。正如米勒所讲的，国际传媒公司已经懂得“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变要求公司转换脑筋和策划，将地方文化特色作为一个新构形考虑进去，堵上这个市场漏洞”。（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民族特色真正得以体现，民族文化真正为国内外人士所认同，也是消解、削弱西方强势文化形成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砝码。

3.中国目前所拥有大大小小合法的电视台，虽已有数千之众，但许多小地方台的设备、功能都较落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低，重复建设、浪费资金，我行我素的现象严重。除重复央视、省市级电视台的节目外，自身不可能制作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为吸引当地观众，只能大量播出港台录像、国外已过时的故事片（剧）。许多制作廉价、内容庸俗、摄制低劣的电视剧，首先就是由它们传播开来的，客观上也搅乱了中国的电视文化市场。特别是小范围内的闭路电视，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播放什么，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大城市中加紧广播电视、影、视合一，影视与其他媒体的联合以形成集团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小电视台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强化本国资源和“喉舌”功能。

4.尽快深化体制改革。要引进新的机制，强调产业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彻底打破“大锅饭”的现行机制，采用现代企业管理的办法来重建电视网，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节目形式和栏目更新中，都需严格按照“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基本原则行事。强调创新，而不是克隆；重视人才，而不是“关系学”；让工资、待遇和业绩直接挂钩，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而要真正做到这些，非改革现行的体制不可。

5.摸索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统一的发展路子。走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这是海内外、国内外人士一致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统一。民族化既不是简单地穿长衫马褂、旗袍、脚登满族高跟鞋，编造清官轶闻，武侠漫天，也不是仅仅演绎一个中国旧式的伦理道德故事。国际化也不只是高科技，或欧化、美化意识，或多几句外语对白。民族化的要害处在于精致地打造，在于能真正折射出东方神韵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而所谓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扣是必须跟上国际潮流和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行情，从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到今日李安的《卧虎藏龙》，它们的成功首先都是创意的成功。当西方“他者”真正看到了东方异国情调、异国文化的魅力后，他们的确会感到惊奇，感到有趣。差异性的闪光处，即是民族化的集中表现。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实际也是一个导演、制片人的创新过程。今天再来搞“宅院文化”、“乡土中国”就又落入了旧套，当然，中国京剧、越剧，以致于爆竹、抬轿、剪纸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们本身都是文化识别的符号，关键是看你如何重新组合，是否具有现代商业眼光和合于国际审美的大趋势。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剧，要真正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外赢得声誉，也必须自觉地走这种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首先要跳出急功近利赚一点小钱的狭隘思维，要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品”不仅是在中国本土化的包装上要精，更需蕴含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深沉积淀，如中国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就与今天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相应的。中国审美中所看重的“意境”、“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等等，与现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不都大有文章可作吗？

6.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化和艺术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必须要坚持开放性和改革。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要积极扬弃其封建的、神秘主义的属性。另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艺术中不断创新变革的新因素，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贴近中国公民的真实思想和审美追求，大胆开发现时精英文化中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电视作品，同时也应以开放的眼光来完善频道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并使频道专业化与节目精品化联系在一起作通盘策划。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4

而放手电视是党的“喉舌”，电视的制作、策划、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着的，即使中国加入了WTO，电视媒体的命脉仍将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电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宣传阵地。在中国，经政府批准建立的电视台就有3000多家，相当于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而且中国电视的技术含量和设备（尤其是北京、上海）也不亚于欧美强国，至少可以达到他们的中上水平。所以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远比电影要少。事实上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的背后，隐匿着一种观念上的麻痹和落伍。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

首先，电视圈内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今天的电视已是一种“环球电视”？在当今所有的传播媒体中，最具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和英特网。加入WTO后，我们尽管仍可选择和控制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但几年以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加入了WTO，就意味着要给别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必须认同相当程度外来文化的“准入”。如此，竞争就不再是空喊几句“狼来了”的口号吓唬人，而实质仍是无甚大碍的国内各地方台间，地方台与中央台间的较量。融入国际性的电视贸易，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电视文化将直接与我们展开面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的机会均等的竞争，对其残酷性和按市场规律的机制自然淘汰，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国际传媒、跨国影视公司已经在主动策划打入中国市场。许多西方的大公司、制片人不仅多次来中国进行试探性访谈，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乃至预测。几年前，梅里狄里·艾姆多、西蒙·戴已斯在《中国，21世纪崛起的电影市场》一文中就已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近3亿户电视家庭，5千万有线电视家庭，只要提一提这些数字，就足以令国际电视节目制作商砰然心动。中国市场也许才刚刚为外国电视节目制造商和有线节目供应商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的窗户。中国的需求是很大的，机会颇多。”（注：引自《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在国外，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竞争向来最为激烈，正如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所言：“卫星信号可以跨越国界。不管是限于对国内人们收视内容的控制（很难实施），还是限于国际上（包括电视公司在内）对传播内容谋求一致（谋求一致压根儿就难）。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控制谈何容易。”（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19-12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加入WTO后，外国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必将与我们争夺收视率，如何与之抗衡、竞争，突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就不仅是思考的问题，更需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第三，国内电视栏目的创新不够。尽管比起二十年前，中国电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我们的现代电视意识不强，对电视的功能、制作、播出的现代转换还较滞后。对电视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使现代的传播手段、视听效果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仍有相当距离。我们的许多节目，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上海东视台的《相约星期六》、乃至中央台的《幸运52》等，都是模仿港台、日本而来，而港台、日本的同类栏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这就在事实上，使国内许多游戏、竞猜、一类的节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图所言：“模仿之模仿”，今天人们所讲的“复制之复制”。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一、我们的一些电视制作人和编导的创新能力不强，靠移植港台或国外版的栏目的依赖性较明显。二、一些节目的设置和制作脱离现实生活，与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话题仍有一定距离。表面上的歌舞升平、灿烂夺目，或追求时髦地描写清宫野史，靠胡编滥造来构筑历史画面；或以过多的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缠绵悱恻、大款富婆、明星效应等来掩盖矛盾和艺术上的苍白，结果冲淡了电视本身应有的基本性质：大众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以及对当下社会变革、民族生存态的真正关注，更谈不上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三、某些主创人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有的一味崇洋，却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四、有些人对“主旋律”不感兴趣，认为西方的都是现代的，怀旧的都有“情调”。为了实现对“传统”的反叛，将迷信、落伍、甚至封建意识当作突破口，反掉的是传统的合理性，宣扬的恰恰是传统中本该淘汰的东西。

第四，毫无疑问，电视比电影更具后现代性，电视上的游戏、竞猜、等各种娱乐性节目，乃至“明星访谈”、MTV、流行艺术的推介等等，严格说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后”色彩。这不仅仅是由于可以“复制”或再复制，更在于电视娱乐节目和各种内容千变万化的栏目所体现出来的零散性。阿伯克龙比在分析当代电视时指认“后现代的文化具有零散性。它是由大量的非联成一体的短片组成的。卡普兰所描述的音乐电视就属于零散性的电视形式”。（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46-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今天的电视娱乐不仅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而且与传统的承载教化功能的综艺节目已大相径庭。传统的综艺节目或文艺晚会都有一个较严肃的主题，表演较精致、格调较高雅，而且往往同主流意识形态相合拍，是一种电视文艺式亦歌亦舞的“主旋律”反映形式。而纯娱乐性节目则充满了调侃、拼贴、荒诞、搞笑、错位和解构。它一方面释放着人类自古就有的做游戏的天性，追求快乐的感性满足，使人们从激烈的竞争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闲，另方面又通过“玩”的形式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人们内心的叛逆情绪和宣泄需要。第三世界中的“青春偶像剧”、情景喜剧，也不乏大量后现代因素，其中的解构性自不待言。凡此种种，都因其迎合着公众的口味，而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同时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娱乐节目和流行电视剧的商业性，使它们在电视播出时占领着“黄金时段”，这类电视画面和电视中的各种现场或场外的参与，又使电视台得到盈利。于是，电视也成为一种工业，电视剧、电视广告和各种栏目，都成了文化商品。现代电视是一种商业运转的电视，而且，现代电视又是一种泛义的波普(pop)文化。它使文化，包括艺术都回归到日常生活、物质现实与通俗之中。并注定与流行、时尚、卡通影像、劲舞等结伴而来，这种后现代文化借助电视消解了传统的、甚至现代主义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并以嘲弄传统、古典、现代主义艺术为已任，在反对昔日文化霸权的口号下，使大众文化变成新的“霸权”。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消费和消费主义的泛滥。

然而，西方的波普艺术是从反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起家的，在中国，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从来也不曾充分发育至成气候，却马上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于是，以“好玩”或“好看”的形式不断推出的电视节目，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间似乎出现了难以沟通的话语体系，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就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又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近几年来，人们试图采取种种“现代性”手段来使二者得以沟通，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形式和优秀的电视作品。如普及高雅艺术、引导流行歌曲、推出较为精致的电视剧等等。但这种努力尚不够完美，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渗透性和跨国影响力的中国潮。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电视的后现代特性会日益加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与对抗也会更加突现出来，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现实文化问题。

简言之，加入WTO后，电视也将与电影市场一样，绝非政府一统的天下，而且WTO的一个重要国际准则是反垄断。如是，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将远远超过眼下国内由主流文化监控下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未来走向。

二、来自最现实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加入WTO后，中国电视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最具现实感、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权力和中国形象直接相关的电视制作和传播的所有权问题，另一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蚀化。

（一）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及其挑战

只要进入WTO的圈子，就意味着文化也将随同经济一起融入世界。而当今“环球电视”的概念，已经使得所有权国际化了。目前，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管辖、监督着的一种文化传播媒体。加入WTO后，主要的所有权当然仍会在我们政府手中，如央视、各省、市所辖的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和公司，但如何体现自由竞争？怎样看待西方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电视运作策略？自80年代起，西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作公司连带报刊杂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风，到了90年代，迪斯尼买下了ABC，西屋买下了CBS，时代华纳收购了CNN，直至2000年1月10号，美国在线公司兼并了时代华纳公司，接着维亚通信公司又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这就使得广播、影视、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的所有权归为一综合性媒体巨人，出现了全球性的“巨无霸”传媒公司。这个媒体巨人不仅资产雄厚，技术先进，而且将网络、通讯、电脑多媒体与电视直接联成一体，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高技术手段，冲破地域电视经济、出口各种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并打造传媒业的新经济神话。

如前所言，加入WTO后，文化“准入”已成客观事实。西方大公司，既可以通过兼并吞掉国内的广播电视所有权，也可能与国内的集团公司联合经营，以参股的方法来获得所有权份额，更可以在中国投资成立新的子公司。就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形成连锁分店。就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协议看，就有以下两条：1.中国加入世贸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2.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注：转引自张凤铸：《加入WTO：对中国电视命运的思考》，《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从长期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进入只会逐渐增强，在国际文化语境中，“他者”的存在已不仅仅只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是“他者”就在这里，就在你的面前。而且，在谋求拓宽生存空间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电视台、中国网络公司等，自己也会主动上门谋求合作和合并，甚至会出现谁先与西方大公司合股或合作，谁就抢得了国际化运作的先机的可能。到那时，电视所有权、电视收视率，策划、制作、节目的编排，以及广告利润的分成等，就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由国家或各地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那么，传统的“中国形象”，在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国家代言人角色又将如何呢？中国观众、中国的文化人又该如何对“中国形象”重新定位呢？这一系列的连锁挑战，将会随着全球性的具体化变得更为现实和具紧迫感，并必然令所有处于突然“急转弯”的中国人都不得不关注，甚至如梦初醒似地大吃一惊。

（二）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加入WTO后，不管外国的传媒公司、电视节目以何种方式与中国的电视竞争，西方强势文化都会对民族文化形成极大的挑战。除了商业目的外，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的撞击，既能迸发出新的火花，也会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民族审美构成一定威胁。

在荧屏上，同一则新闻，由于报道的出发点、视角、方法等的迥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反响。如，同样是对中国军队在我沿海海峡的演习、科索沃战争、阿以冲突、中美撞机事件的经过的报道等，西方，特别是美、英大国的电视台与中国的电视新闻所取的立场、视角和认知方法就完全不同，在观众中造成的心理反映自然也难以统一。你认为是错的，“他者”可能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极其严重的，“他者”可能觉得是小题大作，当两种不同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出现时，混淆视听、难辩真伪，或许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当西方强势文化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自然灾害、各种犯罪现象等提出责难时，西方的言论自由将不会理会你的抗议和谴责。今日外交上的干预，也就立即成了声画并现的面对亿万国人的干扰，则更不用说西方的各种音像制品、商业影视（片）剧中所屡见不鲜的性画面和暴力镜头对人的蚀化作用，正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鲍玉珩在谈到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时所介绍的，美国利用高新技术所形成的传播和电脑网络、CD、VCD等，“对外宣传和美化美国的价值观念，如对于高消费的鼓吹、享乐主义、提倡感官享受和‘物质观念和肉欲’生活的态度、及时行乐、自私和唯我中心观点等等……都以这些大量制作和倾销的媒介‘文化产品’形式输入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些曾经到过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们更对于好莱坞电影对于这些国家的青少年儿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警告”。

即使是中西合作，或由海外资本支撑，让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来完成的好莱坞式主流影片，也与我们自己拍摄的“主旋律”影视片剧大相异趣。正如有人在谈及《庭院里的女人》所提出的疑惑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实现，需要的是这样的陈年影像相伴么，需要旧时代的‘他者’重述来印证一个世纪之后的身份认同吗？在这个宣传稿的结尾称《庭》为高质量的影片——这是怎样的高质量呢？”（注：邓光辉：《“他者”重述：电影的全球化修辞》，《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电影尚且如此，则电视节目的欧美化改造，对中国观众所产生的影响，那就真的难以估量了。当所有国民都习惯于接受欧美的电视肥皂剧和西方狂欢节式的通俗文化，而致对中国传统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和理性分析都缺乏兴趣时，则就不是“他者”来印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是身份认同中自我异化为一种不伦不类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妖魔化了的中国”的可悲。

无论是西方昔日的先锋作品，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绘画，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电影，意识流小说，还是今日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广告时装表演和麦当娜式以性和摇滚来张扬女性的真实之所在，在今日的电视画面中都能将它们全部囊括进去，这的确是一个五彩斑斓、千姿百态，比真的还像真的影像世界，但每天面对的都是狂欢，都是另类，都是精神分裂，那么，留给人们的理性思考究竟有多少？一切都被游戏化、感性化了，连历史都在游戏中作出了重新编排，人对“自我”都产生了怀疑，还谈何本土文化、民族意识？诚如当年阿恩海姆在论及先锋艺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所谓形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某些狭隘意识的可悲表现。”（注：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186-187页，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抽掉了一切意义的纯形式主义，或仅只是炫耀身体、性、色情一类的感官刺激，往往只是一种狭隘的意识的情绪发泄，一旦它蒸发了意义、良知和深度，则实际上就可能真成了犯罪的策源地。

诚然，福柯当年所言之“性代表了身体和自我的真实，”（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有其深刻的哲理意义。应当承认，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中国，对性的认识是相当幼稚和落伍的，且往往以传统伦理来压抑对性的陈述。长期来，在官方或正式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流露出那种谈性色变的矫情，反给人造成要就是表现为卫道士的嘴脸，要就是显露出无知、愚昧的感觉。为此，正确地描写性、揭示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及其想象、幻觉、梦的意义指向。问题在于性文化、性科学在中国应如何进行普及和提高？性的非理性因素与情的理性判断应如何合理地协调？对中国来说，这倒的确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更不到位和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形象演示。但正如布瑞多蒂所讲的“性在西方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在中国呢？是否加入了WTO后，“性”也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显然，这似乎不大可能。不过，性话题必将会同言论自由、女性主义、视觉冲击等一样，肯定将比现在的表现更开放，也更活跃，如何调节这些因强势文化成规模化准入后所带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将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无疑是我们的电视界从现在起就应思考，并拿出对策的非常实际的严峻课题。

三、面对挑战的对策思考

外来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成批量进入中国大陆，已是大势所趋。既不能用过去“文化侵入”的旧概念去套这一现象，更不能视而不见地逃避。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向和国际性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就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为此，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后语境”，和中国要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先进的电视文化，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对策性应变。

1.积极参与竞争和国际合作，但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应认识到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主动权本身也是在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竞争，既体现在国内文化市场上，也体现于我们如何进入国际传媒市场。“他者”要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通过主动出击，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大部分世界级媒体巨头都是美国的，但国外公司也早已开始向美国进军，日本的索尼、松下，就一直在积极地买断美国大公司，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传媒业也有不俗的表现，巴西的“环球电视”网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向128个国家出口电视剧，包括中国、古巴、前苏联、东德都曾购买过他们的电视故事片。正如莫哈马迪曾说过：“从经验得知，在竞争声浪日益高涨，媒体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参与国和媒体产品的频繁交流。南方较多的国家制作和出口传媒内容，包括由印度和埃及制作的电影和墨西哥与巴西制作的电视节目”。（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的电视剧也正在向国外出口，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唐明皇》等，先后销至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港台并获得成功。但一是数量不够，二是输出地有限，尚未形成向欧美大国进军的规模效应。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影响和大影视集团、大电视台的实力，看准机会，主动去收购、合并国外的电视媒体，也可以参股的形式，在海外开展业务，扩大“中国形象”的知名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还尚未起步，而其发展前景却是无可限量的。另外，卫星技术加速了电视新闻制作的国际化趋势。在新闻报道中，往往首先在现场的不是记者而是技术人员，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众多一流的技术人员和精通外语的记者，则也完全可以象西方大公司那样在世界主要城市建立起“全球性新闻编辑室”。

2.虽已加入了WTO，仍可在游戏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进行有效监控和抵制。如，今天不仅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产的节目的进口作了诸多限制，欧洲委员会也设法对美国节目的进口限定配额，以保持本国影视文化的独立性，尽管收效甚微。而中国与他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可以凭着东方的传统，并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对之作出更积极的反击。再则，诚如许多国外专家所指出的，美国电视节目制作的文化含金量不一定都很高，即存在着所谓“文化折扣”和泡沫文化。初来时，或许会产生第一次看“西洋镜”的轰动效果，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乏味了。况且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与西方人的情趣毕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即使从纯商业利润的角度考虑，外国电视网络也会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为了长期占有市场，它们甚至会反过来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和游戏形式。正如米勒所讲的，国际传媒公司已经懂得“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变要求公司转换脑筋和策划，将地方文化特色作为一个新构形考虑进去，堵上这个市场漏洞”。（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民族特色真正得以体现，民族文化真正为国内外人士所认同，也是消解、削弱西方强势文化形成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砝码。

3.中国目前所拥有大大小小合法的电视台，虽已有数千之众，但许多小地方台的设备、功能都较落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低，重复建设、浪费资金，我行我素的现象严重。除重复央视、省市级电视台的节目外，自身不可能制作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为吸引当地观众，只能大量播出港台录像、国外已过时的故事片（剧）。许多制作廉价、内容庸俗、摄制低劣的电视剧，首先就是由它们传播开来的，客观上也搅乱了中国的电视文化市场。特别是小范围内的闭路电视，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播放什么，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大城市中加紧广播电视、影、视合一，影视与其他媒体的联合以形成集团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小电视台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强化本国资源和“喉舌”功能。

4.尽快深化体制改革。要引进新的机制，强调产业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彻底打破“大锅饭”的现行机制，采用现代企业管理的办法来重建电视网，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节目形式和栏目更新中，都需严格按照“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基本原则行事。强调创新，而不是克隆；重视人才，而不是“关系学”；让工资、待遇和业绩直接挂钩，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而要真正做到这些，非改革现行的体制不可。

5.摸索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统一的发展路子。走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这是海内外、国内外人士一致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统一。民族化既不是简单地穿长衫马褂、旗袍、脚登满族高跟鞋，编造清官轶闻，武侠漫天，也不是仅仅演绎一个中国旧式的伦理道德故事。国际化也不只是高科技，或欧化、美化意识，或多几句外语对白。民族化的要害处在于精致地打造，在于能真正折射出东方神韵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而所谓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扣是必须跟上国际潮流和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行情，从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到今日李安的《卧虎藏龙》，它们的成功首先都是创意的成功。当西方“他者”真正看到了东方异国情调、异国文化的魅力后，他们的确会感到惊奇，感到有趣。差异性的闪光处，即是民族化的集中表现。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实际也是一个导演、制片人的创新过程。今天再来搞“宅院文化”、“乡土中国”就又落入了旧套，当然，中国京剧、越剧，以致于爆竹、抬轿、剪纸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们本身都是文化识别的符号，关键是看你如何重新组合，是否具有现代商业眼光和合于国际审美的大趋势。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剧，要真正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外赢得声誉，也必须自觉地走这种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首先要跳出急功近利赚一点小钱的狭隘思维，要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品”不仅是在中国本土化的包装上要精，更需蕴含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深沉积淀，如中国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就与今天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相应的。中国审美中所看重的“意境”、“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等等，与现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不都大有文章可作吗？

6.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化和艺术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必须要坚持开放性和改革。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要积极扬弃其封建的、神秘主义的属性。另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艺术中不断创新变革的新因素，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贴近中国公民的真实思想和审美追求，大胆开发现时精英文化中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电视作品，同时也应以开放的眼光来完善频道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并使频道专业化与节目精品化联系在一起作通盘策划。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5

而放手电视是党的“喉舌”，电视的制作、策划、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着的，即使中国加入了WTO，电视媒体的命脉仍将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电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宣传阵地。在中国，经政府批准建立的电视台就有3000多家，相当于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而且中国电视的技术含量和设备（尤其是北京、上海）也不亚于欧美强国，至少可以达到他们的中上水平。所以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远比电影要少。事实上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的背后，隐匿着一种观念上的麻痹和落伍。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

首先，电视圈内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今天的电视已是一种“环球电视”？在当今所有的传播媒体中，最具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和英特网。加入WTO后，我们尽管仍可选择和控制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但几年以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加入了WTO，就意味着要给别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必须认同相当程度外来文化的“准入”。如此，竞争就不再是空喊几句“狼来了”的口号吓唬人，而实质仍是无甚大碍的国内各地方台间，地方台与中央台间的较量。融入国际性的电视贸易，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电视文化将直接与我们展开面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的机会均等的竞争，对其残酷性和按市场规律的机制自然淘汰，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国际传媒、跨国影视公司已经在主动策划打入中国市场。许多西方的大公司、制片人不仅多次来中国进行试探性访谈，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乃至预测。几年前，梅里狄里·艾姆多、西蒙·戴已斯在《中国，21世纪崛起的电影市场》一文中就已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近3亿户电视家庭，5千万有线电视家庭，只要提一提这些数字，就足以令国际电视节目制作商砰然心动。中国市场也许才刚刚为外国电视节目制造商和有线节目供应商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的窗户。中国的需求是很大的，机会颇多。”（注：引自《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在国外，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竞争向来最为激烈，正如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所言：“卫星信号可以跨越国界。不管是限于对国内人们收视内容的控制（很难实施），还是限于国际上（包括电视公司在内）对传播内容谋求一致（谋求一致压根儿就难）。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控制谈何容易。”（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19-12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加入WTO后，外国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必将与我们争夺收视率，如何与之抗衡、竞争，突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就不仅是思考的问题，更需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第三，国内电视栏目的创新不够。尽管比起二十年前，中国电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我们的现代电视意识不强，对电视的功能、制作、播出的现代转换还较滞后。对电视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使现代的传播手段、视听效果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仍有相当距离。我们的许多节目，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上海东视台的《相约星期六》、乃至中央台的《幸运52》等，都是模仿港台、日本而来，而港台、日本的同类栏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这就在事实上，使国内许多游戏、竞猜、一类的节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图所言：“模仿之模仿”，今天人们所讲的“复制之复制”。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一、我们的一些电视制作人和编导的创新能力不强，靠移植港台或国外版的栏目的依赖性较明显。二、一些节目的设置和制作脱离现实生活，与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话题仍有一定距离。表面上的歌舞升平、灿烂夺目，或追求时髦地描写清宫野史，靠胡编滥造来构筑历史画面；或以过多的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缠绵悱恻、大款富婆、明星效应等来掩盖矛盾和艺术上的苍白，结果冲淡了电视本身应有的基本性质：大众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以及对当下社会变革、民族生存态的真正关注，更谈不上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三、某些主创人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有的一味崇洋，却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四、有些人对“主旋律”不感兴趣，认为西方的都是现代的，怀旧的都有“情调”。为了实现对“传统”的反叛，将迷信、落伍、甚至封建意识当作突破口，反掉的是传统的合理性，宣扬的恰恰是传统中本该淘汰的东西。

第四，毫无疑问，电视比电影更具后现代性，电视上的游戏、竞猜、等各种娱乐性节目，乃至“明星访谈”、MTV、流行艺术的推介等等，严格说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后”色彩。这不仅仅是由于可以“复制”或再复制，更在于电视娱乐节目和各种内容千变万化的栏目所体现出来的零散性。阿伯克龙比在分析当代电视时指认“后现代的文化具有零散性。它是由大量的非联成一体的短片组成的。卡普兰所描述的音乐电视就属于零散性的电视形式”。（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46-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今天的电视娱乐不仅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而且与传统的承载教化功能的综艺节目已大相径庭。传统的综艺节目或文艺晚会都有一个较严肃的主题，表演较精致、格调较高雅，而且往往同主流意识形态相合拍，是一种电视文艺式亦歌亦舞的“主旋律”反映形式。而纯娱乐性节目则充满了调侃、拼贴、荒诞、搞笑、错位和解构。它一方面释放着人类自古就有的做游戏的天性，追求快乐的感性满足，使人们从激烈的竞争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闲，另方面又通过“玩”的形式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人们内心的叛逆情绪和宣泄需要。第三世界中的“青春偶像剧”、情景喜剧，也不乏大量后现代因素，其中的解构性自不待言。凡此种种，都因其迎合着公众的口味，而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同时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娱乐节目和流行电视剧的商业性，使它们在电视播出时占领着“黄金时段”，这类电视画面和电视中的各种现场或场外的参与，又使电视台得到盈利。于是，电视也成为一种工业，电视剧、电视广告和各种栏目，都成了文化商品。现代电视是一种商业运转的电视，而且，现代电视又是一种泛义的波普(pop)文化。它使文化，包括艺术都回归到日常生活、物质现实与通俗之中。并注定与流行、时尚、卡通影像、劲舞等结伴而来，这种后现代文化借助电视消解了传统的、甚至现代主义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并以嘲弄传统、古典、现代主义艺术为已任，在反对昔日文化霸权的口号下，使大众文化变成新的“霸权”。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消费和消费主义的泛滥。

然而，西方的波普艺术是从反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起家的，在中国，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从来也不曾充分发育至成气候，却马上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于是，以“好玩”或“好看”的形式不断推出的电视节目，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间似乎出现了难以沟通的话语体系，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就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又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近几年来，人们试图采取种种“现代性”手段来使二者得以沟通，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形式和优秀的电视作品。如普及高雅艺术、引导流行歌曲、推出较为精致的电视剧等等。但这种努力尚不够完美，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渗透性和跨国影响力的中国潮。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电视的后现代特性会日益加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与对抗也会更加突现出来，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现实文化问题。

简言之，加入WTO后，电视也将与电影市场一样，绝非政府一统的天下，而且WTO的一个重要国际准则是反垄断。如是，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将远远超过眼下国内由主流文化监控下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未来走向。

二、来自最现实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加入WTO后，中国电视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最具现实感、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权力和中国形象直接相关的电视制作和传播的所有权问题，另一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蚀化。

（一）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及其挑战

只要进入WTO的圈子，就意味着文化也将随同经济一起融入世界。而当今“环球电视”的概念，已经使得所有权国际化了。目前，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管辖、监督着的一种文化传播媒体。加入WTO后，主要的所有权当然仍会在我们政府手中，如央视、各省、市所辖的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和公司，但如何体现自由竞争？怎样看待西方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电视运作策略？自80年代起，西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作公司连带报刊杂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风，到了90年代，迪斯尼买下了ABC，西屋买下了CBS，时代华纳收购了CNN，直至2000年1月10号，美国在线公司兼并了时代华纳公司，接着维亚通信公司又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这就使得广播、影视、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的所有权归为一综合性媒体巨人，出现了全球性的“巨无霸”传媒公司。这个媒体巨人不仅资产雄厚，技术先进，而且将网络、通讯、电脑多媒体与电视直接联成一体，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高技术手段，冲破地域电视经济、出口各种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并打造传媒业的新经济神话。

如前所言，加入WTO后，文化“准入”已成客观事实。西方大公司，既可以通过兼并吞掉国内的广播电视所有权，也可能与国内的集团公司联合经营，以参股的方法来获得所有权份额，更可以在中国投资成立新的子公司。就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形成连锁分店。就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协议看，就有以下两条：1.中国加入世贸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2.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注：转引自张凤铸：《加入WTO：对中国电视命运的思考》，《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从长期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进入只会逐渐增强，在国际文化语境中，“他者”的存在已不仅仅只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是“他者”就在这里，就在你的面前。而且，在谋求拓宽生存空间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电视台、中国网络公司等，自己也会主动上门谋求合作和合并，甚至会出现谁先与西方大公司合股或合作，谁就抢得了国际化运作的先机的可能。到那时，电视所有权、电视收视率，策划、制作、节目的编排，以及广告利润的分成等，就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由国家或各地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那么，传统的“中国形象”，在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国家代言人角色又将如何呢？中国观众、中国的文化人又该如何对“中国形象”重新定位呢？这一系列的连锁挑战，将会随着全球性的具体化变得更为现实和具紧迫感，并必然令所有处于突然“急转弯”的中国人都不得不关注，甚至如梦初醒似地大吃一惊。

（二）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加入WTO后，不管外国的传媒公司、电视节目以何种方式与中国的电视竞争，西方强势文化都会对民族文化形成极大的挑战。除了商业目的外，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的撞击，既能迸发出新的火花，也会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民族审美构成一定威胁。

在荧屏上，同一则新闻，由于报道的出发点、视角、方法等的迥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反响。如，同样是对中国军队在我沿海海峡的演习、科索沃战争、阿以冲突、中美撞机事件的经过的报道等，西方，特别是美、英大国的电视台与中国的电视新闻所取的立场、视角和认知方法就完全不同，在观众中造成的心理反映自然也难以统一。你认为是错的，“他者”可能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极其严重的，“他者”可能觉得是小题大作，当两种不同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出现时，混淆视听、难辩真伪，或许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当西方强势文化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自然灾害、各种犯罪现象等提出责难时，西方的言论自由将不会理会你的抗议和谴责。今日外交上的干预，也就立即成了声画并现的面对亿万国人的干扰，则更不用说西方的各种音像制品、商业影视（片）剧中所屡见不鲜的性画面和暴力镜头对人的蚀化作用，正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鲍玉珩在谈到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时所介绍的，美国利用高新技术所形成的传播和电脑网络、CD、VCD等，“对外宣传和美化美国的价值观念，如对于高消费的鼓吹、享乐主义、提倡感官享受和‘物质观念和肉欲’生活的态度、及时行乐、自私和唯我中心观点等等……都以这些大量制作和倾销的媒介‘文化产品’形式输入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些曾经到过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们更对于好莱坞电影对于这些国家的青少年儿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警告”。（注：鲍玉珩：《美国学者对好莱坞的批判》，《电影艺术》2001年第2期。）

即使是中西合作，或由海外资本支撑，让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来完成的好莱坞式主流影片，也与我们自己拍摄的“主旋律”影视片剧大相异趣。正如有人在谈及《庭院里的女人》所提出的疑惑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实现，需要的是这样的陈年影像相伴么，需要旧时代的‘他者’重述来印证一个世纪之后的身份认同吗？在这个宣传稿的结尾称《庭》为高质量的影片——这是怎样的高质量呢？”（注：邓光辉：《“他者”重述：电影的全球化修辞》，《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电影尚且如此，则电视节目的欧美化改造，对中国观众所产生的影响，那就真的难以估量了。当所有国民都习惯于接受欧美的电视肥皂剧和西方狂欢节式的通俗文化，而致对中国传统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和理性分析都缺乏兴趣时，则就不是“他者”来印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是身份认同中自我异化为一种不伦不类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妖魔化了的中国”的可悲。

无论是西方昔日的先锋作品，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绘画，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电影，意识流小说，还是今日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广告时装表演和麦当娜式以性和摇滚来张扬女性的真实之所在，在今日的电视画面中都能将它们全部囊括进去，这的确是一个五彩斑斓、千姿百态，比真的还像真的影像世界，但每天面对的都是狂欢，都是另类，都是精神分裂，那么，留给人们的理性思考究竟有多少？一切都被游戏化、感性化了，连历史都在游戏中作出了重新编排，人对“自我”都产生了怀疑，还谈何本土文化、民族意识？诚如当年阿恩海姆在论及先锋艺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所谓形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某些狭隘意识的可悲表现。”（注：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186-187页，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抽掉了一切意义的纯形式主义，或仅只是炫耀身体、性、色情一类的感官刺激，往往只是一种狭隘的意识的情绪发泄，一旦它蒸发了意义、良知和深度，则实际上就可能真成了犯罪的策源地。

诚然，福柯当年所言之“性代表了身体和自我的真实，”（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有其深刻的哲理意义。应当承认，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中国，对性的认识是相当幼稚和落伍的，且往往以传统伦理来压抑对性的陈述。长期来，在官方或正式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流露出那种谈性色变的矫情，反给人造成要就是表现为卫道士的嘴脸，要就是显露出无知、愚昧的感觉。为此，正确地描写性、揭示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及其想象、幻觉、梦的意义指向。问题在于性文化、性科学在中国应如何进行普及和提高？性的非理性因素与情的理性判断应如何合理地协调？对中国来说，这倒的确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更不到位和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形象演示。但正如布瑞多蒂所讲的“性在西方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在中国呢？是否加入了WTO后，“性”也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显然，这似乎不大可能。不过，性话题必将会同言论自由、女性主义、视觉冲击等一样，肯定将比现在的表现更开放，也更活跃，如何调节这些因强势文化成规模化准入后所带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将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无疑是我们的电视界从现在起就应思考，并拿出对策的非常实际的严峻课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三、面对挑战的对策思考

外来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成批量进入中国大陆，已是大势所趋。既不能用过去“文化侵入”的旧概念去套这一现象，更不能视而不见地逃避。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向和国际性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就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为此，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后语境”，和中国要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先进的电视文化，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对策性应变。

1.积极参与竞争和国际合作，但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应认识到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主动权本身也是在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竞争，既体现在国内文化市场上，也体现于我们如何进入国际传媒市场。“他者”要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通过主动出击，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大部分世界级媒体巨头都是美国的，但国外公司也早已开始向美国进军，日本的索尼、松下，就一直在积极地买断美国大公司，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传媒业也有不俗的表现，巴西的“环球电视”网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向128个国家出口电视剧，包括中国、古巴、前苏联、东德都曾购买过他们的电视故事片。正如莫哈马迪曾说过：“从经验得知，在竞争声浪日益高涨，媒体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参与国和媒体产品的频繁交流。南方较多的国家制作和出口传媒内容，包括由印度和埃及制作的电影和墨西哥与巴西制作的电视节目”。（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的电视剧也正在向国外出口，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唐明皇》等，先后销至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港台并获得成功。但一是数量不够，二是输出地有限，尚未形成向欧美大国进军的规模效应。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影响和大影视集团、大电视台的实力，看准机会，主动去收购、合并国外的电视媒体，也可以参股的形式，在海外开展业务，扩大“中国形象”的知名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还尚未起步，而其发展前景却是无可限量的。另外，卫星技术加速了电视新闻制作的国际化趋势。在新闻报道中，往往首先在现场的不是记者而是技术人员，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众多一流的技术人员和精通外语的记者，则也完全可以象西方大公司那样在世界主要城市建立起“全球性新闻编辑室”。

2.虽已加入了WTO，仍可在游戏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进行有效监控和抵制。如，今天不仅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产的节目的进口作了诸多限制，欧洲委员会也设法对美国节目的进口限定配额，以保持本国影视文化的独立性，尽管收效甚微。而中国与他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可以凭着东方的传统，并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对之作出更积极的反击。再则，诚如许多国外专家所指出的，美国电视节目制作的文化含金量不一定都很高，即存在着所谓“文化折扣”和泡沫文化。初来时，或许会产生第一次看“西洋镜”的轰动效果，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乏味了。况且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与西方人的情趣毕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即使从纯商业利润的角度考虑，外国电视网络也会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为了长期占有市场，它们甚至会反过来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和游戏形式。正如米勒所讲的，国际传媒公司已经懂得“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变要求公司转换脑筋和策划，将地方文化特色作为一个新构形考虑进去，堵上这个市场漏洞”。（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民族特色真正得以体现，民族文化真正为国内外人士所认同，也是消解、削弱西方强势文化形成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砝码。

3.中国目前所拥有大大小小合法的电视台，虽已有数千之众，但许多小地方台的设备、功能都较落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低，重复建设、浪费资金，我行我素的现象严重。除重复央视、省市级电视台的节目外，自身不可能制作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为吸引当地观众，只能大量播出港台录像、国外已过时的故事片（剧）。许多制作廉价、内容庸俗、摄制低劣的电视剧，首先就是由它们传播开来的，客观上也搅乱了中国的电视文化市场。特别是小范围内的闭路电视，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播放什么，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大城市中加紧广播电视、影、视合一，影视与其他媒体的联合以形成集团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小电视台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强化本国资源和“喉舌”功能。

4.尽快深化体制改革。要引进新的机制，强调产业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彻底打破“大锅饭”的现行机制，采用现代企业管理的办法来重建电视网，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节目形式和栏目更新中，都需严格按照“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基本原则行事。强调创新，而不是克隆；重视人才，而不是“关系学”；让工资、待遇和业绩直接挂钩，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而要真正做到这些，非改革现行的体制不可。

5.摸索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统一的发展路子。走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这是海内外、国内外人士一致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统一。民族化既不是简单地穿长衫马褂、旗袍、脚登满族高跟鞋，编造清官轶闻，武侠漫天，也不是仅仅演绎一个中国旧式的伦理道德故事。国际化也不只是高科技，或欧化、美化意识，或多几句外语对白。民族化的要害处在于精致地打造，在于能真正折射出东方神韵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而所谓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扣是必须跟上国际潮流和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行情，从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到今日李安的《卧虎藏龙》，它们的成功首先都是创意的成功。当西方“他者”真正看到了东方异国情调、异国文化的魅力后，他们的确会感到惊奇，感到有趣。差异性的闪光处，即是民族化的集中表现。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实际也是一个导演、制片人的创新过程。今天再来搞“宅院文化”、“乡土中国”就又落入了旧套，当然，中国京剧、越剧，以致于爆竹、抬轿、剪纸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们本身都是文化识别的符号，关键是看你如何重新组合，是否具有现代商业眼光和合于国际审美的大趋势。

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剧，要真正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外赢得声誉，也必须自觉地走这种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首先要跳出急功近利赚一点小钱的狭隘思维，要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品”不仅是在中国本土化的包装上要精，更需蕴含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深沉积淀，如中国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就与今天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相应的。中国审美中所看重的“意境”、“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等等，与现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不都大有文章可作吗？

6.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化和艺术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必须要坚持开放性和改革。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要积极扬弃其封建的、神秘主义的属性。另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艺术中不断创新变革的新因素，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贴近中国公民的真实思想和审美追求，大胆开发现时精英文化中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电视作品，同时也应以开放的眼光来完善频道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并使频道专业化与节目精品化联系在一起作通盘策划。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6

而放手电视是党的“喉舌”，电视的制作、策划、播出都是被主流意识形态所牢牢控制着的，即使中国加入了WTO，电视媒体的命脉仍将始终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电视是我们必须坚守的宣传阵地。在中国，经政府批准建立的电视台就有3000多家，相当于日本的25倍，英国的260多倍，而且中国电视的技术含量和设备（尤其是北京、上海）也不亚于欧美强国，至少可以达到他们的中上水平。所以中国电视所面临的国际性挑战，特别是意识形态的挑战远比电影要少。事实上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认识上的误区。这种误区的背后，隐匿着一种观念上的麻痹和落伍。面对严峻的现实，我们不得不作出如下的思考。

首先，电视圈内的决策层和管理层的人们是否都意识到，今天的电视已是一种“环球电视”？在当今所有的传播媒体中，最具全球化意识的是电视和英特网。加入WTO后，我们尽管仍可选择和控制接受什么，不接受什么，但几年以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加入了WTO，就意味着要给别人“国民待遇”，就意味着必须认同相当程度外来文化的“准入”。如此，竞争就不再是空喊几句“狼来了”的口号吓唬人，而实质仍是无甚大碍的国内各地方台间，地方台与中央台间的较量。融入国际性的电视贸易，各种完全不同类型的电视文化将直接与我们展开面对面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处于全球性市场经济之中的机会均等的竞争，对其残酷性和按市场规律的机制自然淘汰，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二，国际传媒、跨国影视公司已经在主动策划打入中国市场。许多西方的大公司、制片人不仅多次来中国进行试探性访谈，而且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乃至预测。几年前，梅里狄里·艾姆多、西蒙·戴已斯在《中国，21世纪崛起的电影市场》一文中就已作过这样的分析：“中国有十多亿人口，近3亿户电视家庭，5千万有线电视家庭，只要提一提这些数字，就足以令国际电视节目制作商砰然心动。中国市场也许才刚刚为外国电视节目制造商和有线节目供应商打开了一扇进入中国的窗户。中国的需求是很大的，机会颇多。”（注：引自《现代传播》1998年第5期。）在国外，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竞争向来最为激烈，正如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所言：“卫星信号可以跨越国界。不管是限于对国内人们收视内容的控制（很难实施），还是限于国际上（包括电视公司在内）对传播内容谋求一致（谋求一致压根儿就难）。在这两种情况下，有效的控制谈何容易。”（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19-12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加入WTO后，外国卫星电视和有线电视的纷纷涌入中国市场，必将与我们争夺收视率，如何与之抗衡、竞争，突出我们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这就不仅是思考的问题，更需尽快拿出切实可行的具体措施。

第三，国内电视栏目的创新不够。尽管比起二十年前，中国电视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但我们的现代电视意识不强，对电视的功能、制作、播出的现代转换还较滞后。对电视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如何使现代的传播手段、视听效果同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有机地统一起来，在认识上和实践中都仍有相当距离。我们的许多节目，如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上海东视台的《相约星期六》、乃至中央台的《幸运52》等，都是模仿港台、日本而来，而港台、日本的同类栏目又是模仿西方的模式而拼成的，这就在事实上，使国内许多游戏、竞猜、一类的节目成了上千年前柏拉图所言：“模仿之模仿”，今天人们所讲的“复制之复制”。这种现象至少说明：一、我们的一些电视制作人和编导的创新能力不强，靠移植港台或国外版的栏目的依赖性较明显。二、一些节目的设置和制作脱离现实生活，与老百姓真正所关心的话题仍有一定距离。表面上的歌舞升平、灿烂夺目，或追求时髦地描写清宫野史，靠胡编滥造来构筑历史画面；或以过多的灯红酒绿、富丽堂皇、缠绵悱恻、大款富婆、明星效应等来掩盖矛盾和艺术上的苍白，结果冲淡了电视本身应有的基本性质：大众的和平民化的文化底色，以及对当下社会变革、民族生存态的真正关注，更谈不上起到积极的正确的引导作用。三、某些主创人员自身的文化素养不高，有的一味崇洋，却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四、有些人对“主旋律”不感兴趣，认为西方的都是现代的，怀旧的都有“情调”。为了实现对“传统”的反叛，将迷信、落伍、甚至封建意识当作突破口，反掉的是传统的合理性，宣扬的恰恰是传统中本该淘汰的东西。

第四，毫无疑问，电视比电影更具后现代性，电视上的游戏、竞猜、等各种娱乐性节目，乃至“明星访谈”、MTV、流行艺术的推介等等，严格说来，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后”色彩。这不仅仅是由于可以“复制”或再复制，更在于电视娱乐节目和各种内容千变万化的栏目所体现出来的零散性。阿伯克龙比在分析当代电视时指认“后现代的文化具有零散性。它是由大量的非联成一体的短片组成的。卡普兰所描述的音乐电视就属于零散性的电视形式”。（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46-47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今天的电视娱乐不仅抹平了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的界限，而且与传统的承载教化功能的综艺节目已大相径庭。传统的综艺节目或文艺晚会都有一个较严肃的主题，表演较精致、格调较高雅，而且往往同主流意识形态相合拍，是一种电视文艺式亦歌亦舞的“主旋律”反映形式。而纯娱乐性节目则充满了调侃、拼贴、荒诞、搞笑、错位和解构。它一方面释放着人类自古就有的做游戏的天性，追求快乐的感性满足，使人们从激烈的竞争和繁忙的工作之余得到放松和休闲，另方面又通过“玩”的形式来直接或间接地体现人们内心的叛逆情绪和宣泄需要。第三世界中的“青春偶像剧”、情景喜剧，也不乏大量后现代因素，其中的解构性自不待言。凡此种种，都因其迎合着公众的口味，而获得了较高的收视率，同时也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娱乐节目和流行电视剧的商业性，使它们在电视播出时占领着“黄金时段”，这类电视画面和电视中的各种现场或场外的参与，又使电视台得到盈利。于是，电视也成为一种工业，电视剧、电视广告和各种栏目，都成了文化商品。现代电视是一种商业运转的电视，而且，现代电视又是一种泛义的波普(pop)文化。它使文化，包括艺术都回归到日常生活、物质现实与通俗之中。并注定与流行、时尚、卡通影像、劲舞等结伴而来，这种后现代文化借助电视消解了传统的、甚至现代主义关于终极问题的思考，并以嘲弄传统、古典、现代主义艺术为已任，在反对昔日文化霸权的口号下，使大众文化变成新的“霸权”。同时也促进了文化消费和消费主义的泛滥。

然而，西方的波普艺术是从反对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起家的，在中国，抽象主义、表现主义艺术从来也不曾充分发育至成气候，却马上又迎来了后现代主义的思潮。于是，以“好玩”或“好看”的形式不断推出的电视节目，与以教化为目的的主流文化策略间似乎出现了难以沟通的话语体系，而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断裂，就中国当下的审美文化与西方相比较而言，又有着巨大的文化落差。近几年来，人们试图采取种种“现代性”手段来使二者得以沟通，也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形式和优秀的电视作品。如普及高雅艺术、引导流行歌曲、推出较为精致的电视剧等等。但这种努力尚不够完美，更未形成具有一定渗透性和跨国影响力的中国潮。随着中国加入WTO以后，电视的后现代特性会日益加剧，其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对话与对抗也会更加突现出来，这又是一个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的现实文化问题。

简言之，加入WTO后，电视也将与电影市场一样，绝非政府一统的天下，而且WTO的一个重要国际准则是反垄断。如是，多元文化的大量涌入，将远远超过眼下国内由主流文化监控下的多元并存。这是一个可以预料到的未来走向。

二、来自最现实的两方面的严峻挑战

加入WTO后，中国电视会面临多方面的挑战，但是最具现实感、也是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来自这样两个方面：一是与权力和中国形象直接相关的电视制作和传播的所有权问题，另一是西方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蚀化。

（一）所有权观念的转变及其挑战

只要进入WTO的圈子，就意味着文化也将随同经济一起融入世界。而当今“环球电视”的概念，已经使得所有权国际化了。目前，中国的电视台都是官方的，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管辖、监督着的一种文化传播媒体。加入WTO后，主要的所有权当然仍会在我们政府手中，如央视、各省、市所辖的广播电视局、电视台和公司，但如何体现自由竞争？怎样看待西方商业化和消费文化的电视运作策略？自80年代起，西方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电影制作公司连带报刊杂志的兼并已蔚然成风，到了90年代，迪斯尼买下了ABC，西屋买下了CBS，时代华纳收购了CNN，直至2000年1月10号，美国在线公司兼并了时代华纳公司，接着维亚通信公司又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合并。这就使得广播、影视、报纸、杂志、音像制品的所有权归为一综合性媒体巨人，出现了全球性的“巨无霸”传媒公司。这个媒体巨人不仅资产雄厚，技术先进，而且将网络、通讯、电脑多媒体与电视直接联成一体，凭借其丰富的资源和先进的经营管理经验和高技术手段，冲破地域电视经济、出口各种形式多样的电视节目，并打造传媒业的新经济神话。

如前所言，加入WTO后，文化“准入”已成客观事实。西方大公司，既可以通过兼并吞掉国内的广播电视所有权，也可能与国内的集团公司联合经营，以参股的方法来获得所有权份额，更可以在中国投资成立新的子公司。就像麦当劳、肯德基那样形成连锁分店。就美国单方面公布的中美协议看，就有以下两条：1.中国加入世贸当日起，允许外国电信供应商占有电信服务公司49%的股权，两年后这一比例可增至50%；2.美国公司可以在中国投资互联网公司，包括目前禁止的内容供应业务。（注：转引自张凤铸：《加入WTO：对中国电视命运的思考》，《当代电影》2001年第3期。）从长期的发展态势来看，这种进入只会逐渐增强，在国际文化语境中，“他者”的存在已不仅仅只是一个讨论的问题，而是“他者”就在这里，就在你的面前。而且，在谋求拓宽生存空间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中国的电视台、中国网络公司等，自己也会主动上门谋求合作和合并，甚至会出现谁先与西方大公司合股或合作，谁就抢得了国际化运作的先机的可能。到那时，电视所有权、电视收视率，策划、制作、节目的编排，以及广告利润的分成等，就肯定不会是现在这样由国家或各地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那么，传统的“中国形象”，在电视荧屏上所出现的国家代言人角色又将如何呢？中国观众、中国的文化人又该如何对“中国形象”重新定位呢？这一系列的连锁挑战，将会随着全球性的具体化变得更为现实和具紧迫感，并必然令所有处于突然“急转弯”的中国人都不得不关注，甚至如梦初醒似地大吃一惊。

（二）西方强势文化对民族文化的挑战

加入WTO后，不管外国的传媒公司、电视节目以何种方式与中国的电视竞争，西方强势文化都会对民族文化形成极大的挑战。除了商业目的外，不同意识形态和不同文化的撞击，既能迸发出新的火花，也会对中国的主流文化、民族审美构成一定威胁。

在荧屏上，同一则新闻，由于报道的出发点、视角、方法等的迥异，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和反响。如，同样是对中国军队在我沿海海峡的演习、科索沃战争、阿以冲突、中美撞机事件的经过的报道等，西方，特别是美、英大国的电视台与中国的电视新闻所取的立场、视角和认知方法就完全不同，在观众中造成的心理反映自然也难以统一。你认为是错的，“他者”可能认为是对的；你认为是极其严重的，“他者”可能觉得是小题大作，当两种不同的声音与画面一起出现时，混淆视听、难辩真伪，或许就成了“家常便饭”。而当西方强势文化打着“民主”和“人权”的旗帜，对中国的政策、中国大陆所发生的政治事件、自然灾害、各种犯罪现象等提出责难时，西方的言论自由将不会理会你的抗议和谴责。今日外交上的干预，也就立即成了声画并现的面对亿万国人的干扰，则更不用说西方的各种音像制品、商业影视（片）剧中所屡见不鲜的性画面和暴力镜头对人的蚀化作用，正如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教授鲍玉珩在谈到美国的媒介帝国主义时所介绍的，美国利用高新技术所形成的传播和电脑网络、CD、VCD等，“对外宣传和美化美国的价值观念，如对于高消费的鼓吹、享乐主义、提倡感官享受和‘物质观念和肉欲’生活的态度、及时行乐、自私和唯我中心观点等等……都以这些大量制作和倾销的媒介‘文化产品’形式输入到世界各地”，因此，“一些曾经到过中国、日本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学者们更对于好莱坞电影对于这些国家的青少年儿童的不良影响提出了警告”。（注：鲍玉珩：《美国学者对好莱坞的批判》，《电影艺术》2001年第2期。）

即使是中西合作，或由海外资本支撑，让中国人担任独立制片人来完成的好莱坞式主流影片，也与我们自己拍摄的“主旋律”影视片剧大相异趣。正如有人在谈及《庭院里的女人》所提出的疑惑那样：“中国的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实现，需要的是这样的陈年影像相伴么，需要旧时代的‘他者’重述来印证一个世纪之后的身份认同吗？在这个宣传稿的结尾称《庭》为高质量的影片——这是怎样的高质量呢？”（注：邓光辉：《“他者”重述：电影的全球化修辞》，《电影艺术》2001年第4期。）电影尚且如此，则电视节目的欧美化改造，对中国观众所产生的影响，那就真的难以估量了。当所有国民都习惯于接受欧美的电视肥皂剧和西方狂欢节式的通俗文化，而致对中国传统的任何一种表现形式和理性分析都缺乏兴趣时，则就不是“他者”来印证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而是身份认同中自我异化为一种不伦不类的形象，这才是真正的“妖魔化了的中国”的可悲。

无论是西方昔日的先锋作品，抽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主义绘画，超现实主义、精神分析电影，意识流小说，还是今日的后现代主义文艺，行为艺术、装置艺术、广告时装表演和麦当娜式以性和摇滚来张扬女性的真实之所在，在今日的电视画面中都能将它们全部囊括进去，这的确是一个五彩斑斓、千姿百态，比真的还像真的影像世界，但每天面对的都是狂欢，都是另类，都是精神分裂，那么，留给人们的理性思考究竟有多少？一切都被游戏化、感性化了，连历史都在游戏中作出了重新编排，人对“自我”都产生了怀疑，还谈何本土文化、民族意识？诚如当年阿恩海姆在论及先锋艺术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是别的，而是一种形式主义的游戏，”而“所谓形式主义，只不过是人类某些狭隘意识的可悲表现。”（注：阿思海姆：《艺术与视知觉》第186-187页，滕守尧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换言之，抽掉了一切意义的纯形式主义，或仅只是炫耀身体、性、色情一类的感官刺激，往往只是一种狭隘的意识的情绪发泄，一旦它蒸发了意义、良知和深度，则实际上就可能真成了犯罪的策源地。

诚然，福柯当年所言之“性代表了身体和自我的真实，”（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有其深刻的哲理意义。应当承认，有着数千年封建文化积淀的中国，对性的认识是相当幼稚和落伍的，且往往以传统伦理来压抑对性的陈述。长期来，在官方或正式场合中，中国人往往流露出那种谈性色变的矫情，反给人造成要就是表现为卫道士的嘴脸，要就是显露出无知、愚昧的感觉。为此，正确地描写性、揭示性，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人自身的理解和认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的内心世界及其想象、幻觉、梦的意义指向。问题在于性文化、性科学在中国应如何进行普及和提高？性的非理性因素与情的理性判断应如何合理地协调？对中国来说，这倒的确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更不到位和缺少具有说服力的形象演示。但正如布瑞多蒂所讲的“性在西方是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注：转引自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中译本第9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那么在中国呢？是否加入了WTO后，“性”也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权力话语？显然，这似乎不大可能。不过，性话题必将会同言论自由、女性主义、视觉冲击等一样，肯定将比现在的表现更开放，也更活跃，如何调节这些因强势文化成规模化准入后所带来的各种意识形态和大众文化中将出现的新矛盾、新情况，无疑是我们的电视界从现在起就应思考，并拿出对策的非常实际的严峻课题。

三、面对挑战的对策思考

外来电视节目和电视文化成批量进入中国大陆，已是大势所趋。既不能用过去“文化侵入”的旧概念去套这一现象，更不能视而不见地逃避。因为世界经济一体化走向和国际性市场经济所体现的，就是公平竞争，自由贸易。为此，面对国际范围内的“后语境”，和中国要发展有社会主义特色的先进的电视文化，笔者认为至少应从如下几个方面作出对策性应变。

1.积极参与竞争和国际合作，但必须牢牢掌握主动权。应认识到包括所有权在内的主动权本身也是在竞争中体现出来的。这种竞争，既体现在国内文化市场上，也体现于我们如何进入国际传媒市场。“他者”要进来，我们也可以出去，通过主动出击，去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大部分世界级媒体巨头都是美国的，但国外公司也早已开始向美国进军，日本的索尼、松下，就一直在积极地买断美国大公司，英国、德国、澳大利亚的传媒业也有不俗的表现，巴西的“环球电视”网络，早在八十年代就已向128个国家出口电视剧，包括中国、古巴、前苏联、东德都曾购买过他们的电视故事片。正如莫哈马迪曾说过：“从经验得知，在竞争声浪日益高涨，媒体环境更加复杂的情况下，西方媒体的统治地位已经丧失，取而代之的是多元化的参与国和媒体产品的频繁交流。南方较多的国家制作和出口传媒内容，包括由印度和埃及制作的电影和墨西哥与巴西制作的电视节目”。（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中国的电视剧也正在向国外出口，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唐明皇》等，先后销至日本、韩国、泰国等东南亚地区以及中国港台并获得成功。但一是数量不够，二是输出地有限，尚未形成向欧美大国进军的规模效应。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凭借现有的影响和大影视集团、大电视台的实力，看准机会，主动去收购、合并国外的电视媒体，也可以参股的形式，在海外开展业务，扩大“中国形象”的知名度，在这方面我们可以说还尚未起步，而其发展前景却是无可限量的。另外，卫星技术加速了电视新闻制作的国际化趋势。在新闻报道中，往往首先在现场的不是记者而是技术人员，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众多一流的技术人员和精通外语的记者，则也完全可以象西方大公司那样在世界主要城市建立起“全球性新闻编辑室”。

2.虽已加入了WTO，仍可在游戏规则允许的情况下，对西方强势文化中的不良倾向进行有效监控和抵制。如，今天不仅发展中国家对美国产的节目的进口作了诸多限制，欧洲委员会也设法对美国节目的进口限定配额，以保持本国影视文化的独立性，尽管收效甚微。而中国与他们的情况又有所不同，中国可以凭着东方的传统，并以国家法律的名义对之作出更积极的反击。再则，诚如许多国外专家所指出的，美国电视节目制作的文化含金量不一定都很高，即存在着所谓“文化折扣”和泡沫文化。初来时，或许会产生第一次看“西洋镜”的轰动效果，看多了，也就习惯了、乏味了。况且中国观众的审美情趣与西方人的情趣毕竟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异，所以，即使从纯商业利润的角度考虑，外国电视网络也会意识到中国民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重要性。为了长期占有市场，它们甚至会反过来重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和游戏形式。正如米勒所讲的，国际传媒公司已经懂得“全球政治经济的转变要求公司转换脑筋和策划，将地方文化特色作为一个新构形考虑进去，堵上这个市场漏洞”。（注：尼古拉斯·阿伯克龙比：《电视与社会》中译本第123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因此，民族特色真正得以体现，民族文化真正为国内外人士所认同，也是消解、削弱西方强势文化形成霸权话语的一个重要砝码。

3.中国目前所拥有大大小小合法的电视台，虽已有数千之众，但许多小地方台的设备、功能都较落后，从业人员的素质也相对较低，重复建设、浪费资金，我行我素的现象严重。除重复央视、省市级电视台的节目外，自身不可能制作高水平、高质量的电视节目。为吸引当地观众，只能大量播出港台录像、国外已过时的故事片（剧）。许多制作廉价、内容庸俗、摄制低劣的电视剧，首先就是由它们传播开来的，客观上也搅乱了中国的电视文化市场。特别是小范围内的闭路电视，你根本不知道它在播放什么，也无法控制。所以，我们在大城市中加紧广播电视、影、视合一，影视与其他媒体的联合以形成集团力量的同时，也应加强对小电视台的管理和监督检查，强化本国资源和“喉舌”功能。

4.尽快深化体制改革。要引进新的机制，强调产业意识、商品意识和市场意识，彻底打破“大锅饭”的现行机制，采用现代企业管理的办法来重建电视网，实行制播分离。在人事制度、节目形式和栏目更新中，都需严格按照“优胜劣汰、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基本原则行事。强调创新，而不是克隆；重视人才，而不是“关系学”；让工资、待遇和业绩直接挂钩，而不是领导说了算。而要真正做到这些，非改革现行的体制不可。

5.摸索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统一的发展路子。走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这是海内外、国内外人士一致的共识。问题在于如何使二者统一。民族化既不是简单地穿长衫马褂、旗袍、脚登满族高跟鞋，编造清官轶闻，武侠漫天，也不是仅仅演绎一个中国旧式的伦理道德故事。国际化也不只是高科技，或欧化、美化意识，或多几句外语对白。民族化的要害处在于精致地打造，在于能真正折射出东方神韵和中国文化的底蕴。而所谓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环扣是必须跟上国际潮流和熟悉国际文化市场行情，从当年张艺谋的《红高粱》、《菊豆》，到今日李安的《卧虎藏龙》，它们的成功首先都是创意的成功。当西方“他者”真正看到了东方异国情调、异国文化的魅力后，他们的确会感到惊奇，感到有趣。差异性的闪光处，即是民族化的集中表现。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实际也是一个导演、制片人的创新过程。今天再来搞“宅院文化”、“乡土中国”就又落入了旧套，当然，中国京剧、越剧，以致于爆竹、抬轿、剪纸等都是中国文化的产物，它们本身都是文化识别的符号，关键是看你如何重新组合，是否具有现代商业眼光和合于国际审美的大趋势。

中国电视，特别是中国的电视剧，要真正走出国门，或在国内外赢得声誉，也必须自觉地走这种民族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路，首先要跳出急功近利赚一点小钱的狭隘思维，要在“精”字上下功夫，“精品”不仅是在中国本土化的包装上要精，更需蕴含中国文化和中国审美的深沉积淀，如中国美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处，就与今天的全球性“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是相应的。中国审美中所看重的“意境”、“弦外之音”、“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等等，与现代人所追求的“精神家园”是一致的，凡此种种，不都大有文章可作吗？

6.以开放的眼光来看待现代文化和艺术的转型，现代性是一个不断开放的发展过程，中国电视文化的现代性转换，必须要坚持开放性和改革。一方面中国文化本身需要自我更新，要积极扬弃其封建的、神秘主义的属性。另方面要善于吸纳外来文化艺术中不断创新变革的新因素，贴近当代的现实生活，贴近中国公民的真实思想和审美追求，大胆开发现时精英文化中具有个性化、创造性的电视作品，同时也应以开放的眼光来完善频道的国际化和专业化，并使频道专业化与节目精品化联系在一起作通盘策划。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7

六、论述题（30分）

1．结合我国当前经济形势，论述治理通货膨胀的对策。

答：通货膨胀是指商品和劳务一般价格水平持续上涨的现象。严重的通货膨胀会给经济带来不良影响，因此必须加以控制。治理通货膨胀，应该从多方面综合进行：

（1）控制货币供应量。（紧缩的货币政策）

由于通货膨胀形成的直接原因是货币供应过多，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一个最基本的对策就是控制货币供应量，使之与货币需求量相适应，稳定币值以稳定物价。而要控制货币供应量，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投放，保持适度的信贷规模，由中央银行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灵活有效地调控货币信用总量，将货币供应量控制在与客观需求量相适应的水平上。

（2）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需求管理政策）

治理通货膨胀仅仅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各次通货膨胀的深层次原因对症下药。对于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调节和控制社会总需求是关键。各国对于社会总需求的调节和控制，主要是通过制定和实施正确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在财政政策方面，主要是大力压缩财政支出，努力增加财政收入，坚持收支平衡，不搞赤字财政。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是采取紧缩信贷，控制货币投放，减少货币供应总量的措施。采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配合，综合治理通货膨胀，两条很重要的途径是：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控制消费过快增长，以此来实现控制社会总需求的目的。

（3）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调整经济结构。

治理通货膨胀必须从两个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控制总需求；另一方面增加总供给。二者不可偏废。若一味控制总需求而不着力于增加总供给，将影响经济增长，只能在低水平上实现均衡，最终可能因加大了治理通货膨胀代价而前功尽弃。因此，在控制需求的同时，还必须增加商品的有效供给。一般来说，增加有效供给的主要手段是降低成本，减少消耗，提高经济效益，提高投入产出的比例，同时，调整产业和产品结构，支持短缺商品的生产。

（4）医治通货膨胀的其他政策。除了控制需求，增加供给、调整结构之外，还有一些诸如限价、减税、指数化等其他的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

当前，我国存在的通货膨胀是需求拉上型和结构型通货膨胀。主要源于两方面：一是基础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发展不相适应，基础工业产品价格上涨导致价格总水平上涨；二是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不相适应，农产品价格上涨引发价格总水平上涨。

总之，通货膨胀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经济现象，其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需要我们有针对性地根据原因采取不同的治理对策，对症下药。这种对症下药，并不是简单地根据原因分析一一对应，也不能机械僵化地照搬别人或自己以往的经验。而且对症下药也要以某一方为主或优先，同时结合其他治理方案综合进行。也就是说，治理通货膨胀是一项系统工程，各治理方案相互配合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

2．加入WTO后我国商业银行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挑战：（1）面临银行管理体制的挑战；（是否受政府干预，管理上的差距）

（2）面临经营模式的挑战；

（3）面临业务创新和优质服务的挑战；

（4）面临技术手段和金融产品的挑战；

（5）面临融资风险的挑战；

（6）面临人才竞争的挑战；

（7）面临金融安全的挑战；

（8）面临不良资产的挑战；

（9）面临金融宏观调控的挑战；

对策：（1）尽快处理不良债权，化解金融风险，轻装上阵。

（2）完善中资银行内部管理机制，建立国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结构。

（3）尽快实现业务经营的多元化、国际化和资产证券化。

（4）加快金融业务创新。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8

关键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挑战；优化对策；公众参与；电子政务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在陆续推进，其中主要包括管理体制和管理职能等方面。相关管理措施的出台，不仅有效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还能更好服务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推动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各项工作有效开展产生积极作用。但目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面临一些挑战，需要采取改进和优化对策。文章将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分析，并提出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化对策，希望能为实际工作有效开展提供借鉴。

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为更好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也陆续推进。其中关键的内容包括政府职能转变、推进依法行政的法律和制度建设、推动行政管理方式创新、进行政府决策机构改革等内容。目前这些工作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在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目前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面临以下几个方面的挑战。

1.政府职能转变

政府职能转变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主要包括精简机构设置，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体制，并明确政府职能应该在经济调整、公共服务和监督管理等方面。虽然目前这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到位的情况，机构设置有待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其经济调整职能，监督管理方面仍然存在不足，需要采取措施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2.公众参与机制

在政府重大决策和项目安排方面，不仅要让政府制定有效方案，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还要调动公众参与热情。将决策和项目向外公开，让广大公众积极参与决策，提出意见和建议，促进决策方案改进和完善。但一些地方对该问题不重视，公众参与机制不完善，在政府重大决策时，很多公众未能有效参与项目之中，对相关工作开展可能带来不利影响。

3.电子政务建设

推行电子政务建设也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有利于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为各项决策提供支撑和保障。目前电子政务建设虽然取得一定进展，但仍然存在不足，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存在不足，对提高行政机关办事效率带来不利影响。

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优化对策

为应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提高工作水平，结合当前新情况和新问题，笔者认为今后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改进和完善措施。

1.注重转变政府职能

新常态下，为有效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应该结合新形势和新需要，从根本上推动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提高服务效率。要将不需要政府管理的事项从其职能中剥离，避免机构冗杂，结构设置不合理现象出现。依据政府部门的经济调节职能，结合行政管理工作需要，对政府部门的职能明确界定。同时还要结合行政管理工作基本情况和实际需要，将政府部门的各项职能分解落实到相关部门，明确工作人员职责，让他们有效履行职责，促进行政管理部门工作效率提升。要转变行政管理方式，优化和调整行政管理程序，适当减少管理层次，密切上下级部门之间的联系，促进行政管理工作效率提升，更好适应新情况和新需要。

2.优化政府组织结构

根据新常态和新需要，落实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充分了解当地区域特点，实现政府组织结构优化，有效满足政府部门日常工作需要，并制定有机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根据行政管理单位基层人员编制与机构设置现状，对当地行政管理单位的机构设置进行优化和调整，合理设置工作人员，并落实责任制。结合当地工业、交通运输部门、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等内容，进一步优化政府组织结构，提高政府机构设置的合理性，推动行政管理创新发展。

3.健全公众参与机制

行政管理单位在涉及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干部任免、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时，应该重视基层调研工作。并广泛听取公众意见，进行民意调查，收集相关的数据信息资料，由领导班子进行集体讨论，避免决策盲目性。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事项应该进行社会公示和听证，听取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同时进行技术论证，技术咨询和决策评估，认真听取各方意见和建议，促进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提升。明确决策主体责任，推行行政问责制，建立纠错机制，减少甚至避免决策失误，让广大公众有效参与各项决策之中，促进行政管理水平提升。

4.推行政府政务公开

实行政务公开，推行民主管理，保障广大民众的知情权，进而将政务公开范围和程度提升到新高度。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个人隐私的内容，其它政务信息应该向社会公开，接受广大群众监督，改进行政部门的作风，促进管理工作水平有效提升。重点公开政府部门不正之风，容易滋生腐败环节，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的内容也要公开，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也要公开，保证广大群众监督权，改进政府部门的作风。

5.推进电子政务建设

推动政府部门上网工程建设，实行电子政务，从而有效提升政府部门工作效率。重视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让政府部门快捷、高效的履行职责，提高政府部门工作透明度，有效提升工作水平和服务质量。另外还要改革行政审批，减少审批环节，以方便人们生活为出发点，提高审批工作效率。并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健全公共服务设施，更好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三、结束语为推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顺利进行，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水平，增强人们的满意度，应该结合实际工作需要，有针对性的采取改进和完善对策。从而更好适应新情况，激发工作人员热情，优化组织结构，提高行政管理单位的服务水平，提高人们的满意度和服务质量。

作者:龚记樟 单位:吉林省地勘局物业管理中心

参考文献:

[1]李莉.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进展与面临的挑战分析[J].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3）：393-394.

[2]王一程.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J].政治学研究，2006，（3）：1-7.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9

关键词：中职;德育教育;挑战;对策

1引言

随着时代与经济的不断进步和发展，社会各阶层对于劳动者的综合要求亦在不断提高，不仅注重劳动者的专业知识技能，同时亦更加注重劳动者的职业品质和道德精神。因此，为顺应时代的发展，我国教育相关部门在颁布的众多教育规范中要求各中职学校在加强对学生专业知识技能培养力度的同时还应注重对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以不断培育出更多德才兼备、德艺双馨的优质人才，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好人才准备。本文就新形势背景下中职德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进行深入探讨，现总结如下。

2新形势下中职德育所面临的挑战

除了“新课改”教育方针的推行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营造了新环境之外，互联网信息时代的到来亦为其开创了新形势。从综合的角度来看，时效性、开放性和虚拟性[1]等是互联网的最主要特性，其不仅将人类带入了快节奏的信息时代，更是为教育事业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在教育事业中掀起一阵强有力的改革浪潮。然而，在这一新形势下，对于教育事业来说却是机遇与挑战并存。互联网所开启的多媒体教学模式既拓展了教学空间，丰富了教师的教学面和学生的学习面，但同时亦带来了如如何把握好互联网教学使用力度以及如何合理利用互联网进行教学等一系列的挑战。

3新形势下强化中职德育教育的策略

3.1进一步深化师生的德育教育意识。意识决定行为，通俗来说，比如当人产生饥饿或疲倦感时便会自然而然地产生饮食或休息的意识。由此便凸显了意识的重要性。那么同样在中职德育教育中亦是如此，只有不断提升中职教师与中职学生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度，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落实好德育教育。倘若教师与学生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度日益薄弱，导致德育教育无法得以落实，便极有可能导致中职学生在后期的人生道路上出现程度不一的道德品质问题，不仅对自身的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同时还可能会对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危害。所以，抓紧落实好对中职学生的德育教育工作刻不容缓。为进一步提高中职学校师生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度，各中职学校可通过德育主题讲座、开展以德育为主题的班级活动等诸多方式使德育教育意识深入人心，为其他德育教育工作的开展提前打好“思想基础[2]”。譬如：各德育教师可定时定期组织学生开展相关的主题班会，除了务必要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宣传到位之外进行宣教，还可与学生共同探讨，收集学生们的意见和建议。此外，教师还可要求学生以“德育”为中心进行即兴表演，令笔者印象最为深刻的表演是第一小组学生以“该不该扶”为题的小品表演，小品中主要通过摔倒在地的老人与路人之间的言行举止以及心理活动等方面充分反映出了社会的不良道德风气，同时亦在无形中使学生意识到了德育教育的重要性。3.2进一步对中职德育课程进行改革完善。目前，我国中职学校德育课程主要分为哲学与人生、经济政治与社会以及职业道德等几方面。为加快德育教育的落实，各中职学校可在原有德育课程上进行适当性的改革和完善，以问卷调查的方式进一步了解和分析学生的求知需求后开设具有多样性和选择性的德育课程。这同时也体现出了“因材施教[3]”的先进教育理念。例如，教师可定时定期对组织学生听讲爱国主义精神讲座教育，若条件允许，还可利用军训这一时机，带领学生入军营参观或体验军旅生活，使其深刻感受到我国军人团结友爱、为国为民、无私奉献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除此之外，各德育教师还可定时定期组织学生到养老院进行义务服务，陪孤寡老人拉家常，为其整理内务，为其表演节目，宽慰孤寡老人的内心，以社会实践中实现德育教育。3.3进一步在德育教育途径中开拓创新。由于长期受传统教学方式的影响，不管是在德育教育还是其他科目的教学中，枯燥乏味和守旧落后的教学方式通常都会令教学效率和教学效果大打折扣。照本宣科是众多中职德育教师的普遍教学方式，不仅只起到“隔靴搔痒[4]”的教育效果，并且还可能导致学生产生一定的厌学心理。另外，我国中职德育教育的教材多注重理论形式，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就在无形中限制和束缚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因此，各德育教师应勇于打破传统观念，在教学中不断开拓创新，以不断提高学生对德育教育的重视度和学习兴趣。中职德育教师在教育途径中不断开拓和创新对于提高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和优化德育教学效果意义重大。例如，德育教师可充分发挥多媒体教学设备的作用，收集与德育教育相关的视频与学生一同观看，并趁热打铁要求学生们写观后感；还可要求学生互相分享自己在生活中自己亲身经历且与德育相关的故事。由此便能够在有效激发学生好奇心和探究兴趣的同时，潜移默化中达到德育教育目的。除此之外，还可带领学生走进实际生活，以团队形式进行教学，要求学生随机分为若干个学习小组认真观察生活中的道德，并合力完成实践报告。

4结语

总之，中职德育教育的落实程度关系着中职学生在走向社会后面对复杂的社会以及形形色色的诱惑是否能够坚持走正确的人生道路，是否有正确的三观指导其日后能够为社会和人民谋福利。就当前我国的中职德育教育现状来看，依旧任重道远，还需各从事中职德育教育事业的工作者们继续为之不懈努力和奋斗。

参考文献：

[1]郑立鸿.新形势下中职德育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信息化建设，2015（09）:267.

[2]李华芹.论新形势下中职德育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J].读与写(教育教学刊)，2015（05）:263.

[3]杨敏.提高学生参与中职德育课堂积极性的对策[J].考试周刊，2017（80）:86.

新挑战对策范文篇10

关键词：初中；思想政治；挑战；对策

初中阶段的学生思想尚未成熟，容易受到外界新事物的影响和干扰，因此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的开展就至关重要。但是由于传统教学体制的影响，教师过度重视学生的成绩，忽略了对学生内在精神的升华，这样就使得初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初中思想政治教学情况不容乐观。

一、新时期初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

1.教育改革理念不足

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采用的教学模式较为陈旧，缺乏正确的教学理念，总是凭借自己的经验进行教学，没有结合实际政治格局，导致教学内容缺乏时效性。教师对新课改内容理解不透彻，忽略了对学生能力和思想价值的培养，导致初中思想政治教学质量无法提升。

2.应试教育是最大的“绊脚石”

近些年我国教育部门一直在推行新课程改革，希望摆脱应试教育体制的影响，但是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许多教师依旧沿用着传统的教学模式，将重点放在考试分数较多的学科上，只是在考前对学生进行突击培训，这就导致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受阻。

3.没有形成立体式的教学模式

在新时期背景下，所有学科都应该探索新的教学模式，而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主要是对课本内容进行讲授，并没有实现课堂内容的延伸，课外兴趣小组名存实亡，根本没有发挥实质性作用，很多学生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设置主题教育活动只是为了应付上级领导的检查，而且由于初中学校教学经费紧张，没有正规的校外政治教育基地，这样就导致学生视野受到限制。

4.教学内容不合理

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对教学内容的选择不合理，缺乏时代性，而学生思维视野逐渐开阔，接受外界新事物的渠道较多，因此，课本上的教学内容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学生的个性和实践思考能力不能同步发展。

5.研究探讨氛围不浓厚

有些初中学校为了提高升学率，将重点放在语数外等课程上，聘请知名教师进行讲座，开展各种教研活动，但是在思想政治课程中却没有相应的学科内教研活动，只是为了应付领导检查走个形式而已，学科研究探讨氛围不浓厚，导致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也不重视。

二、应对挑战的对策

1.建立健全的教学体系

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加强对教学体系的健全，要多与学生进行沟通，在课堂上实现互动，通过各种教学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有效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能够主动参与到思想政治教学活动中，将学生作为教学的主题，教师要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分析问题，总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和对策探讨雷文坤摘要：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给我国教学工作带来了许多便利，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尤其是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中，社会上各种新思潮对学生的思想造成不同程度的侵蚀，导致初中思想政治工作难以开展。接下来在本文中就对新时期初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的挑战展开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关键词：初中；思想政治；挑战；对策结问题。通过对课堂结构的优化，可以有效转变学生对思想政治课程的认识。

2.落实培养计划，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初中思想政治课程的目标就是为了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弘扬民族精神，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因此，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必须要制定培养计划，要加大思想政治课程的比例，教师要做好对教学内容的合理选择，在课前都要制定一个教学目标，加强对学生的训练，让学生在教师的监督和指导下，掌握教学内容，有效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3.明确教学核心理念

由于在考试中无法对思想政治课程的教学结果进行准确评价，但是教师也要明确教学核心理念，要将提升学生道德和人格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在初中思想政治教学中，教师要充分尊重每个学生的思想和意见，要对学生的潜能进行开发，在课堂上将学生作为教学主题，培养学生的个性和爱好，为学生营造一个和谐的教学环境。

4.加强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如果教师只是将课本内容作为重点，那根本无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尽量要结合生活实践和政治格局开展教学，要从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挑选学生感兴趣的内容，让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以生活实例为重点，让学生将所学到的思想政治知识应用到实践中，锻炼学生的思维能力。

5.实行探究式的教学方式

探究式的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实践思考能力以及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在教学过程中，老师应该将教材中的探究性活动与学生的实际思想结合在一起，促使学生主观能动性全面发挥与发展。同时在探究过程中，可以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分析与总结能力。有利于学生对于政治基础知识的掌握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新时期形势下，初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教师必须要及时更新教学观念，明确教学核心理念，将培养计划落实到教学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作者:雷文坤 单位:广西贺州市昭平县庇江中学

参考文献：

[1]徐晶，杨鹤.新媒体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及其对策[J].中国教育技术装备，20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