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势态下范文10篇

新势态下范文篇1

关键词：体育文化软实力和谐社会普通高校发展战略要素体育文化创新

“软实力”其实质是一种精神实力，它与“硬实力（即物质实力）”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它们共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和影响作用。所谓“软实力”是相对于国内生产总值、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的。确切地说，软实力是指一个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等影响自身发展潜力和国际感召力的综合因素而言的。体育是人类一项美好、纯洁、积极和健康的活动，它所崇尚的重在参与、公平竞争、积极向上、增进友谊的精神和所追求的目标，体现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因而古往今来，体育得到世界不同种类、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们的热爱。

一、体育文化软实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

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新阶段，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体育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推进体育文化体制改革，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前进方向，提高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1．体育文化软实力有利于聚合民族精神

顺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是一切民族得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素质和品格。体育文化的整体性和统和性是维持一个国家或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一方面，体育文化作为民族长期的精神积淀，是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并依附于语言和其他载体，形成一种社会体育文化环境，促进不同种族、民族、社群的同化，形成具有广泛约束力的规范与制度，以协调、整合各行为主体的力量，给国家或民族的人民带来归宿感、安全感和自豪感，是民族认同和凝聚的基础。

2．体育文化软实力有利于提升综合国力

加速实现和平发展的战略目标，体育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正处于体育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日益频繁和加深的时代，体育文化的矛盾和冲突也正逐渐成为国际竞争和国际冲突的重要内容之一。世界许多国家都把提高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发展战略。近几年，我国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软实力”在增强国家实力方面的重要作用，形成了以和平发展道路为核心，以合作共赢为途径，内促发展、和谐，外促和平、繁荣的系列主张，致力于实现与世界各国的和谐相处、互利共赢、互信协作、相互促进。

二、构建和谐社会下的体育文化软实力

体育文化软实力一定要反映民族、国家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一定要反映民族、国家独特思想体系、核心价值观。因此，我们要构建体育文化软实力，就是要加强对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研究，把握社会主义先进体育文化的本质性力量，更加注重创造和传承我们的思想体系、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体系。

把握社会主义先进体育文化的本质性力量。体育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实践发展过程中所创造并指导、规范实践的日趋丰富多样的价值体系和认知体系，引导人类不断超越，是人类的意义之源、力量之源和秩序之源。人类今天正朝着体育文化时代迈进，体育文化时代既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也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党只有坚持社会主义先进体育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体育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体育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体育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体育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体育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

三、普通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探析

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是高校办学的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高校师生接触最为广泛、最有活力、最富创意的一种文化。良好的高校体育文化氛围不仅能够提高高校师生的思想道德品质、良好的体育观念，而且提高审美情趣、完善个性特征。

1．普通高校体育文化发展战略方针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高校体育文化和其他文化一样反映了一个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特征，并规范着人们的体育行为，也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体育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它历史弥新、生生不息、绵延千载，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源于生活，又服务于生活。体育文化不仅是体育存在的效用基础和社会前提，也是体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体育财富的价值本原，具有提高人们的体育思想素质、体育道德素质、体育文化素质、体育审美素质、体育行为素养，引导社会发展、传承社会文明等功能，首先要产生重大的社会效益。

但同时体育文化产品具有经济效益，又成为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制定和实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要正确处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

2．普通高校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目标

（1）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构建“以人为本”的体育文化科学发展观必将成为社会体育的发展趋势。就是要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健康需要；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体育文化权益；不断提高人们的体育道德素质、体育科技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创造人们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体育环境。体育文化发展归根到底是促进人的身心全面发展。因此，体育文化发展战略必须关注历史，具体地体现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关注人的体育精神需要的良好满足和体育文化潜能的良好发挥，又要关注人的体育道德和体育文化素质的提高，为努力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做出贡献。

（2）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体育精神。当代中华民族体育精神是我们在引进、消化、创新和发展现代体育运动实践中，逐步产生和积累的体育文化精神成果。体育文化是塑造高尚灵魂的最有效途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体育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体育灵魂，就会失去了体育文化的凝聚力和生命力。高尚的民族体育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中华民族的这种民族体育精神是中华民族有机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成分，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人民在未来的岁月里薪火相传、继往开来的强大精神动力。新中国成立以来，运动员为祖国荣誉而战的爱国主义精神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自强不息的英雄主义精神、超越自我的乐观自信精神和团队协作精神等，具有新中国体育文化的民族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运动员表现出的中华民族体育精神始终以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最大利益，始终将赢得民族和国家的荣誉放在最高位置。这就是中华民族体育精神在普遍性的体育精神中表现出的中国体育文化的具体实现和独特表现，具有强烈的中华民族体育精神色彩。因此，弘扬和培育中华民族体育精神成为我国体育文化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目标。

3．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体系

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体系是体育文化系统得以在发展过程中保持整体性并具有巨大功能的内在根据，它同时也决定着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特征。综合分析不同研究者所提出的观点，笔者认为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体系是一个耗散结构和开放的系统，它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1）体育物质要素。体育物质要素，是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是进行体育实践活动的重要保障，主要包括体育建筑、体育器材、体育服装、体育用品、体育雕塑和各种体育形态等，这也称为高校体育文化的“硬实力”。

（2）体育制度要素。体育制度要素，指对高校体育起规范作用的各种有关体育法规法令、体育规章制度、体育规范和各项竞赛规则等，它们在一定范围内，对体育文化的主体的体育行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此外，还包括高校内的各种体育组织。高校体育文化的制度要素是关键，对其他要素起纽带作用，它是高校体育文化构成体系中最具有权威的因素，并规定着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整体的性质。

（3）体育行为要素。体育行为要素，指师生员工在体育实践活动中以约定俗成的方式构成的体育行为规范，主要以体育习惯来体现，如体育教学、体育训练、体育竞赛、体育知识、体育宣传及广告，还包括各种课外体育活动等。

（4）体育精神要素。体育精神要素起主导作用，主要包括体育思维方式、体育审美情趣、体育道德、体育精神和体育价值观念等，其中体育价值观念是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核心。以上四个要素，共处于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这一系统中，它们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共同发展。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构成体系以物质文化要素为依托，制度文化要素和行为文化要素为表征，精神文化要素为核心的有机统一体，反映着高校师生整体的体育精神风貌。

四、结束语

构建和谐的高校体育精神文化。高校体育精神文化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提炼出来的、反映体育文化活动特征的一种文化积淀，是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中价值观念和文化成果的总和。高校体育精神文化居于高校体育文化的主导地位，是高校体育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一经形成，就影响和规范着每个学生的思想和行动，决定着他们的价值取向和思想品质的形成，并成为激励学生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其中体育观是高校体育精神文化要素的最高反映，它指导着学校师生的体育行为取向，决定了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的发展目标。总之，在新的历史形势下，强化高校体育文化软实力建设有利于高校体育文化多维功能的发挥；有利于高校良好的体育风气的形成；有利于高校校风、校貌的建设；有利于优化高校的育人环境；有利于提高高校的办学效益和综合竞争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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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卢元镇.体育的社会文化审视［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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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久龙.构建体育文化全新模式的理性思考与研究［D］.武汉理工高校，2005.6

［5］何黎明.浅析体育文化的定义与分类［J］.体育科学研究，2005（6）

［6］黄世懋.中国体育文化与奥运文化的互动互补［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06（6）：33～35

［7］白珊.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育文化——晋城市在创新中实现跨越［J］.经济问题，2006（2）：3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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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黄莉.中华体育精神的文化内涵与思想来源［J］.中国体育科技，2007（5）：3～17

新势态下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石油企业走出去战略选择

2008年，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及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国内石油储量、产量远远满足不了石油消费量的快速增长，石油进口量和对外依存度逐年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家石油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我国石油企业只有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有效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石油的需求，以石油的可持续发展支撑能源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一、我国石油供求现状严峻

(一)我国石油储量有限，稳产、增产难度较大

国土资源部2008年5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石油可采资源量仅有212亿吨。论文百事通在剩余探明可采储量中，低渗或特低渗、重油、稠油和埋藏深度大于3500米的石油储量占50％以上，勘探开发难度极大。近几年来，我国东部主力油田已经进入高含水、高采出、高采油速度的开发中后期，稳产压力大。2000-2007年，我国原油产量保持在1.6-1.9亿吨之间，未来增幅有限。

(二)我国石油消费量持续快速增长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和国际化进程加快，我国石油消费进入快速增长阶段，消费量从1991年的1.18亿吨增长到2008年的3.9亿吨，平均每年增长1600多万吨，年均递增7.4％以上。

(三)我国石油进口量飙升。对外依存度突破50％

石油需求的快速增长与国内石油的有限供应导致的必然后果就是石油进口量越来越大，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02-2007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从7773.5万吨增加到1.85亿吨左右，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8.7％，石油对外依存度从2002年的31.2％上升到2007年的49.6％。2008年我国净进口石油近2亿吨，对外依存度更是首次突破50％。

面对快速增长的石油需求和国内石油资源有限的矛盾，迅速提高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和国家能源安全的矛盾，持续高位运行的油价和满足国内石油需求的矛盾，仅仅依靠国内资源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石油企业必须从保障国家石油安全和经济稳定的角度出发，积极推行“走出去”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石油安全。

二、我国石油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面临的问题

(一)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成果显著

自从1993年国家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石油企业开始大力开展海外油气合作以来，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海外油气业务发展迅速。目前已经在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油气项目100多个，逐步形成了以非洲、俄罗斯和中亚、南美以及亚太为主的五大海外油气生产区。截至2007年，我国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将近9000万吨，权益产量4000万吨左右。其中，中石油海外原油产量近3000万吨，中石化700万吨左右，中海油将近130万吨。预计2010年我国海外油气作业产量将达到1亿吨，权益产量超过5000万吨，占国内油气生产总量的比重将超过25％。

(二)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面临的问题

尽管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国门开展国际石油合作上取得了比较大的成绩，但在“走出去”过程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也遇到了许多障碍。总结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在面临资源国政治风险的同时，法律和经济制约因素越来越多，国际石油合作难度加大。

由于西方跨国石油公司占据了世界石油的中心地带，因此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去”时，更多时候只能进入西方石油公司不愿意进入的国家和地区。而这些国家和地区往往蕴含着较大的政治风险，包括政治体制变动风险、战乱风险、社会风险、东道国经济政策发生变化等，而且我国石油公司同西方公司相比，在应对这些风险方面经验欠缺。同时，资源国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制定了诸多法律法规，同时在石油合同里规定了很多限制条款，比如除了支付勘探费、矿产资源税及其他各类税赋外，还要支付资料费或签字费和其他红利等，有成本回收比例的限制，原油出口、设备进出口以及外汇出口限制等，导致我国石油企业获得海外区块的难度不断增大。

2资源国推出的合作区块勘探开发难度较大，经济效益差。

勘探开发作业难度主要体现在技术难度大和成本高两方面。勘探项目如陆上深层勘探、深海勘探、山地等复杂地表条件下勘探；油田开发项目如老油田改造，高含水油田、低渗透油田、稠油、高凝油开发等。如果没有相应的先进技术，是很难介入这类项目的，即使获得此类项目，其经济效益也是比较差的。另外，在东南亚、南美、北非等世界主要产油地区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招标区块中都大量存在一些项目，在油田开发初期过分追求产量，致使后期开发难度极大，经济效益很差。此类油田不但对开采技术有很高的要求，工作量大，且增产潜力较小。

3潜在目标地区国际合作困难重重。

除了油气勘探开发的热点地区及一部分油气勘探开发早、技术比较成熟的发展中国家以外，其余油气资源丰富、可以进行国际石油合作的国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受作业条件或目前的技术条件所限，勘探开发难度很大或无法勘探开发的地区，包括深海、极地、高山和沙漠地区；二是资源国油田基础设施欠缺或远离油气市场，如内陆发展中国家尼日尔和东西伯利亚地区；三是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和地区，如埃塞俄比亚、哥伦比亚等。

4多国石油公司参与导致国际石油合作市场竞争激烈。

世界上大部分具有油气资源潜力的国家都对外开放或部分开放其国内油气资源，有成千上万的公司参与其中，使得国际石油合作市场的竞争更趋激烈。国家石油公司拥有资源优势，把资源潜力大、邻近市场且容易勘探开发的区块牢牢控制在手中。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以其资金、设备、技术、经验、人才及市场形象等多方面的优势，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占据主导地位。众多的中小型石油公司经营灵活、善于公关，在获得区块许可证上往往有独到之处。各类基金、财团或投资公司凭借资金优势在全世界寻找各种投资机会，也常常在国际石油合作中分得一杯羹。

5国内石油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缺乏沟通和协调。

国外石油项目多是通过竞标获得，公司之间必然要开展竞争，也包括中国各石油企业之间的竞争。我国石油企业在国际竞争中仍然处于各自分割、单打独斗的状态，显然不利于各个企业的境外发展，也影响了海外直接投资的整体效益。

三、新形势下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

金融危机给我国石油企业带来一定战术上的损失，但就战略层面而言，有可能成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历史上的大机遇，有利于我国石油企业克服上述障碍，取得海外石油合作重大突破。金融危机会对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略选择产生重大影响，无论是走出去的目标选择还是方式方法，都需要我国石油企业深入研究，努力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一)石油企业“走出去”的目标市场选择

我国石油企业在“走出去”开发利用海外油气资源时要力求既积极又稳妥，讲究实效，在目标市场选择上首先要选择优先矿产资源丰富，勘查开发潜力大的国家。其次选择投资环境良好的国家，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多种因素的结合，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法律、人文等。第三选择与我国友好的国家。总结起来，要到有油或可能有油、得到了油能拿回去、矿业权有保障、服务好、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去。

金融危机之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最多、作业产量最多的地区是非洲，项目数占我国海外总项目数的35％左右，作业量占海外总产量的43％。我国企业不但在非洲国家进行油气勘探开发，炼油等业务也取得了进展，中国石油和苏丹合作的喀土穆炼油厂年炼油能力达到500万吨。俄罗斯中亚地区是目前中国企业第二大海外油气合作区，主要集中在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俄罗斯。第三则是南美地区，包括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并不断深化，世界主要的油气合作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首先是非洲地区形势严峻。非洲地区资本流入主要是国际援助及贷款、外国投资、侨汇和旅游收入以及资源出口。受金融危机影响，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贷款和投资均有所下降，来自欧美的侨汇骤然减少。同时，因欧美游客人数急剧萎缩，外汇收入也大幅减少。能源、矿产品和一些农产品价格猛跌也导致非洲主要产油国收入锐减。其次是俄罗斯中亚地区经济增长普遍放缓。俄罗斯国内经济增速明显放缓，外汇储备不断缩水，几大石油公司已经联名请求政府提供贷款。金融危机本身对哈萨克斯坦等国影响不大，但是国际油价暴跌导致政府收入锐减。第三是拉美地区实体经济受到影响。委内瑞拉、巴西等国因原材料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财政收入锐减，拉美国家在本币贬值、资金逃逸和股市震荡的多重冲击下，实体经济受到影响，之前针对油气行业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政府的国有化倾向暂时缓解。中东地区受金融危机影响相对较小，经济没有出现大的动荡，基本保持平稳发展。亚太地区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出口型经济在欧美订单不足的情况下大幅下滑，大量出口型企业倒闭。

在此背景下，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国际油气合作的目标选择上必须进行适当地调整。非洲地区资源丰富，与我国关系良好，此时对外国投资和援助的需求极为迫切，是我国石油企业进入本地区油气勘探开发领域的大好时间。俄罗斯中亚地区资源丰富，且急需境外资金缓解债务压力，帮助企业脱困，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把握机会，通过国家石油公司股权收购、石油公司之间的区块权益转让和股权转让、购买中小私营石油公司等方式，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油气资源合作。拉美地区正在加快与亚太地区的经贸合作，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鉴于拉美地区长期比较突出的资源民族主义和国有化情绪，我国石油企业应与拉美国家石油公司积极合作，争取到我国建立炼厂。

(二)石油企业“走出去”形式选择

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包括全资控股、合资参股和非股权安排的投资模式。全资控股即项目股权由我方全部持有。合资参股方式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与东道国石油公司的股权联合，另一种是与国际石油公司联合。非股权安排方式的范围很广，包括租让制、经营合同、产量分成合同、技术援助合同、租赁合同以及各种工业合作。

在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石油企业参与国际油气合作的方式主要是合资参股和非股权安排的方式，尤其是以产量分成合同、服务合同等方式为主。试图以全资控股的方式进行国际油气合作的努力往往因为各国政府对进入本国的外国石油公司严格监管和干涉而作罢。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下，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首选战略就是加强海外资产收购。金融危机影响下，国际油价暴跌，大量投机资金撤出，融资难度加大，国际大石油公司纷纷压缩投资。近几年大量购进区块的公司因为面临融资和债务压力，无法摆脱被收购的命运，一些拥有区块的中小型石油公司由于资金缺乏，已经购入的区块无力开发，甚至破产。而高度依赖石油的中东、非洲和拉美产油国，迫于财政的压力，也有抛售项目资产融资的愿望。我国大型石油企业的资产质量与之相比有很大优势。从融资方面来看，我国主要国有石油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很多国际石油公司，中国石油的资产负债率不足30％，融资方面不会有任何问题。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把握机会，加紧购买海外资源，去占领一些能源资源，获取我国的战略利益。我国石油企业相对融资机会较多，成本较低，手中握有大量现金，应该充分利用这个机会，积极购买国外区块，或则利用资金优势，与国际大石油公司进行合作开发，甚至大量并购一些拥有区块的中小型石油公司。同时，一些油气资源丰富但是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可能会放松对外国石油公司参与本国油气资源开发的限制，也为我国石油企业进行国际石油合作提供了机会。

四、石油企业“走出去”的战术选择

我国石油企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在现有海外油气合作区的基础上，充分利用金融危机带来的有利时机，通过优选目标，方式方法创新，不断拓展新领域和新项目，发挥优势，优化布局，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建立稳定可靠的海外能源供应基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跨国石油公司。在实际操作中，还要有合适的战术，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保证战略目标的实现。

(一)政府保障支持选择

1加大政策支持和能源外交力度。

由于石油的特殊地位，海外油气合作竞争异常激烈。目前海外石油投资已经不仅仅是资金、技术等经济因素所能决定的，任何国家的石油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利益保证，都需要依靠本国的国力优势和政府的石油外交政策支持。我国政府应积极实施能源外交，努力推进与石油资源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与国际性的能源组织和国际石油通道沿线国家的官方联系，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开展海外油气合作争取比较好的条件。

2完善“走出去”的相关政策与法律法规。

国家出资设立风险基金，为“走出去”的企业提供项目、产品的政治风险和非商业性风险保障。政府应积极同有关国家签订投资保护协定、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并利用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公约的有关条款，保护我国对外投资企业的利益，为企业创造对外投资的安全环境，并通过法律法规和适宜的企业管理机制防范海外企业的系统风险。作为高投入项目，石油投资的风险巨大，而“走出去”到海外投资，企业的融资成本就会更高。我国政府应该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广泛拓展融资渠道，综合运用各种金融工具，为我国石油企业“走出去”提供资金支持。

3建立石油公司海外业务的统一协调机制

国家应修改完善境外油气资源开发协调机制，避免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项目上与自己的公司互相竞争。为避免我国一些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开展恶性竞争，应该由政府出面建立协调机制，一致对外，凡是几个公司同时感兴趣的石油项目，应组织共同投标，政府应根据各公司的实力、技术特点、在项目所在国的工作基础，在公司间进行有效协调，确定合适的作业者或者各公司的参股比例。除了区域选择，还应鼓励我国石油企业通过兼并、收购和产权互换进行资产结构调整，组建战略联盟，共同携手利用全球资源。

(二)石油企业的战术选择

对企业来讲，要优选战略选区，要在政治、经济等多项评价对比的基础上合理选择目标，要采取灵活多样的项目获取战略，股权购买、股份转让、收购等多管齐下，还应注意采取合适的项目发展战术和项目组织策略。

1采取多样化的项目发展战术。

勘探与开发相结合，早期以油田开发项目为主，逐步增加勘探项目。如果有新油田合作机会，应该成为首选项目。油田项目的进入费用高，操作不当损失可能就会很大。勘探项目进入费用比较低，且划分阶段，每个阶段的义务工作量不是很大，一旦成功，其收益可能很高。国际上的大石油公司都有勘探项目，上游工业的获利主要从勘探开始。

逐步进入海洋勘探开发领域。目前，陆地的勘探程度总体上比较高，而海洋的勘探开发程度比较低，深海区和极地海域的勘探程度更低。海上剩余油气储量增长速度比较快，随着勘探开采技术的进步，海洋勘探从浅水区进入深水区。我国石油企业应积极进入海洋勘探开发领域。

大力参与和积极进入天然气项目。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国外大多数天然气项目中所生产的气难以供我国利用。鉴于天然气存在巨大的剩余可采储量和勘探潜力，近年来天然气的液化技术有很大进展，而且天然气是清洁能源，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选择天然气勘探开发项目，也可以通过天然气项目的合作，促进石油勘探开发项目的获得。

重视重油和油砂矿项目。重油、沥青砂资源在地质上主要分布在盆地边缘，在地理上主要在加拿大、委内瑞拉、俄罗斯的中亚地区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等地。目前，国际大石油公司正在加大重油和沥青砂的勘探开发力度，我国石油企业也要抓住这个机会，积极进入重油和沥青砂勘探开发领域。

2不拘一格的项目组织策略。

争当海外项目作业者。油气勘探开发项目有作业者和非作业者之分，对于两种角色的能力要求是不同的，对作业者的要求比较高。从能力而言，我国石油企业经过多年来跨国经营的实践，基本上已经有能力当作业者，而且当作业者有利于带动自己公司的劳务、物资、设备出口，比较容易贯彻自己的战略意图。

努力带动劳务、物资、设备出口。我国石油企业在国外的投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劳务承包和设备物资输出，我国石油企业的专业技术服务公司通过海外项目作业，取得跨国作业的经验，提高了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有利于在国际技术和工程服务市场上投标。同时，各技术服务公司也可以为我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提供强大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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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淑秋：中国石油企业国际化战略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06年。

新势态下范文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使用；合理使用

前言

土地是农民的生存之源、发展之本，农民获得稳定的土地权利是实现其他权利的重要基础。妥善解决好农村土地问题直接关系到构建和谐农村以及农村的改革发展稳定。

为此，认真研究新形势下农村土地使用中的问题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一、充分认识农村土地合理使用的必要性

1.1保护耕地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基础社会的稳定在于经济的稳定，而经济的稳定，有赖于农业的持续发展，保护耕地则是发展农业的重要前提。为此，党中央、国务院一再强调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重要性，并把加强农业基础地位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出发点。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强农业基础地位，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坚持把发展现代化农业，繁荣农村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健全农村市场和农业服务体系。加大支农、惠农政策力度，严格保护耕地，增加农业投入，促进农业科技进步，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可以说，农业对任何国家都是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目前农业科技水平和粮食单产没有重大突破的情况下，稳定粮食产量，稳定农业，首先必须稳定耕地面积，只有这样，才能较好的解决我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1.2合理使用农村土地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保证国家管理土地的目的是使全社会合理利用土地，保证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农村土地能否得到合理使用，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能否持续协调发展。农业一直是工业特别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而且未来尖端技术工业也离不开农业。这就要求在为经济建设项目分配农村土地时，既要考虑土地资源分配方案给有关农业生产单位和农民带来的经济损失，又要考虑占用耕地对整个国民经济造成的影响；寻求既能满足农业发展要求，又能促进经济建设，同时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人们各种效用的土地资源分配方案。

1.3农村土地使用问题事关社会稳定有限的农村土地资源，不但要承载城镇居民的吃饭问题及全国工业化所需的原料，还必须负荷栖息在它上面的农民的生活来源，这就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对60％的农村劳动力来讲，经营土地是一种福利和社会保障。

在我国整个国民经济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城市待业人员逐年增加，乡镇企业尚未充分发展之时，农村劳动力不可能大量转移。国家建设年年征用和批租土地，乡镇企业也要占用耕地，部分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就必然要以离土退田为代价，特别是国家建设占用城乡结合部的大量耕地，把大量农民从土地上排斥出来，而有限的征地补偿总归有用完之日，他们由此而失去了生活的根基。为此，党和政府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同时要重视和扶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吸纳因耕地减少而出现的剩余劳动力。如果这些问题不列入国民经济计划，不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合理的解决，其后潜伏的将是不安定的因素。

二、农村土地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2.1保护耕地意识弱化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错误地认为种粮食不如种工厂，打着招商引资的旗号，肆意圈占、破坏耕地。

2.2土地流转不够规范

土地流转存在无序性和无偿性，操作程序不规范、流转中介不健全、流转中政府定位不当等问题较为突出，没有有效地建立起适应市场发展要求的流转机制。

2.3违规征占矛盾突出，闲置土地问题严重土地征占存在强迫命令和不当行政干预问题，土地征占补偿价格偏低，有的甚至无偿占用集体土地，失地农民的生活和就业问题难以保障。个别单位受利益驱使，多征少用、早征迟用或征而不用，造成了大量的土地闲置浪费。

2.4宅基地的流转无章可循

存在未批先建、少批多建、非法圈地、私搭乱建、协议出让、私自买卖、破坏耕地等问题。

三、几点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经过调查分析，认为当前要确实把农村土地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3.1要健全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坚决守住1.2×108hm2耕地红线，应进一步强化用途管制，进一步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一是层层落实责任，增强保护耕地的法定性和强制性。地方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应对本行政区域内的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面积负总责；二是完善占补平衡等制度。

耕地实行先补后占，坚决杜绝只占不补、先占后补、占多补少、占优补劣的现象发生；三是要划定永久基本农田。要在基本农田总量不减少、用途不改变、质量有提高的前提下，对承担耕地保护任务重、基本农田保护数量多的粮食主产区，由国家探索建立补偿机制，注重采用经济手段调动地方政府特别是广大农民保护耕地的积极性。

3.2要强化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要认真做好延长土地承包期工作，着重抓好落实土地承包期不变政策的完善工作，确保承包期限、地块、合同、经营权证书“四到户”。积极推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政策，严格土地小调整程序，除依法进行必要的调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调整农户承包地。同时，切实加强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监督管理。

3.3要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支持、服务土地流转。同时，要逐步创新土地流转机制。

一是坚持原则，引导流转。在长期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坚持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逐步实现“三个转变”。在流转的方向上从自发、零星、无序、无偿流转向连片、集中、有序、有偿流转转变。在流转推进上从行政手段配置土地资源到行政引导、市场机制配置土地资源为主转变。在流转目的上，从主要解决人地矛盾，用于粮、棉、油生产，向发展适度规模经营、集约经营，增加农民收入为主转变；二是制定优惠政策，鼓励流转。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流转政策措施，为农村土地流转提供信息、技术、资金等服务，全力搞好土地流转指导、合同签订及跟踪服务工作；三是完善机制，规范流转。

要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服务中介机构，建立农村信息储备库和土地流转市场，推进土地流转市场化。依法规范流转合同，严禁强迫农户流转土地或截留、挪用农户流转收益。

3.4要改革征地制度，切实保障失地农民权益要严格区分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明确界定政府土地征用权和征用范围，只有公益性用地才能采用征用的办法。

3.5要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建立统一的农民不动产登记制度要严格执行农村一户一宅政策，控制超标准建房。应在坚持尊重农民意愿、保障农民权益的原则下，合理引导农民住宅相对集中建设，加强对“空心村”用地的改造，盘活用好农村现有宅基地。农村宅基地和村庄整理所节约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调剂为建设用地的必须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纳入年度建设用地计划，并优先安排满足集体建设用地需要。

3.6要进一步加大土地开发整理力度农村土地开发整理是一项反哺农业、反哺农村、反哺农民的“民心工程”，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的“催化剂”。多年的实践已经证明，通过对农田特别是基本农田整理，加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田生产能力，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可以有效改变传统的农用地利用格局，扩大经营规模，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通过改造旧村庄，归并农村居民点，可以有效改变农村面貌，提高农民居住水平和生活质量。

3.7要进一步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度，严肃查处违法占地行为要认真贯彻对违法用地以预防为主、预防和查处相结合的方针，制订国土资源动态巡查实施方案，建立县、乡、村三级动态巡查机制，形成三级国土资源监察网络，将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对那种经审批获得土地使用权的，要搞好跟踪管理工作，对不按出让合同约定开发利用土地的，要依法收回其土地使用权，避免土地被闲置。就现阶段的土地违法形势而言，必须要求充分调动农村基层组织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设立农村土地执法监督员，使农村基层组织的负责人成为土地执法的“第一”责任人，构建起法制宣传、举报监督、调查处理的协调联动执法体系。

新势态下范文篇4

中国古代的源头思想的蜕变也与此相关。这就是说，当开创者（比如孔子、老子）的思想与它“缘”出的技艺，比如六艺、历史、治国、劳作、静坐、养生、用兵、等等，一旦分离，其中的“要妙”就蔽而难见了。后人对它的理解极易沦为一种概念上的思辨和任意构建。本书之所以要在分析老子之先讨论韩非子与孙武子，就是因为从某个角度讲来，后两者的势论更直接地与某种技艺（统驭臣民、用兵）相连，在一个偏狭但紧张发生的局面中揭示出道的终极构成性。而这一见地在后人解释《老子》时几乎再也见不到了。所以，这种时间上的逆推，即从韩非到孙武，再及老子，意味着缘构道境由狭窄的统驭之术舒张到对抗之术，再扩大至宇宙人生境地的“还原”。

一、终极处境中的构成之道

韩非子探讨一种能构成臣民的生存、并因而令其无所逃避和蜕变的势态；孙子则力求领会在军争对抗中仍然能立于不败之地的势态。定则、条件之所以不敷用，原道的终极性之所以不可避免，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总有可能被愚弄、被篡改、被重新做成的局面。“天命靡常”对于古人不仅意味着天不可被现成规范，更显示出天的无所不在，并因此而要求一种更本源的领会方式和对待方式。《老子》的道只有置入这样一个比军争还要根本和广阔的对抗形势或“靡常”境地才能被激活为一个纯构成的本源。道论中的所有那些“惚恍”和“难言之隐”都出自这样一个形势的造就，甚至逼迫，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一个比笛卡尔的怀疑所假设的局面还要深彻的靡常形势下“立于不败之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形；谋攻）达到长生久视、长治久安的境界。

“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40）“反”首先是对根本的无常局面的认识，其次提示出适应于这种局面的对策。“反”意味着绝不可依靠任何现成者，而总是在它们的反面和反复中看出道的动向。[1]这种对于线性的思维来讲处处都是陷阱的状态却不是完全无望的，其中确有一个让大道通流的境域。“弱”、“柔”、“虚”、“静”、“冲”、等等，是老子用来表示道的一组“无形大象”。它们透露出的“妙”义是：在一切具体法则的终结处，并没有更高级的存在者和法则，而只能是一种“柔弱”到再无一丝一毫现成性可循的纯势态。有一分“坚强”或“形”、“质”，就有一分可被“反”对的把柄和实处。而且，这再不被摆弄的终绝处，也不是干瘪的空无，因为那样的空无仍是一种观念上可把捉的现成者；而只能是将一切现成性“反”过来的发生的构成态。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16）真正的虚极和笃静必是一种壁立千仞的终极情境，其中一切都失去了现成存在性。一切形而上的理和形而下的器都禁不住这虚静的大化。这一点是老子与后来解释老子者及讲形而上下者的最关键的区别。对于老庄，这虚极处离形而上者（理）绝不比离形而下者更近。正因为达到了真正切身的“虚极”，才会“万物并作”。因此，老庄一方面摒弃可被现成化和相对化者，另一方面运用了大量的形而上下混然不分的“大象”来投射出、引发出至道的意境。象“冲”、“虚”、“谷”、“水”、“婴孩”、“风”、“山木”、“解牛之刃”、等等，都是一些“在世界之中”的、在称手使用中显现的活象，比易的卦象更能引发道境。“惚兮恍兮，其中有象。”（《老》21）与后人按某种现成路数的阐发方式很不相同。这种“风格”的不同正显示出思想的透彻程度的不同。达到终极情境的思想必有原发的“信言”（《老》81）气象。可惜的是，战国以后，这种葱茏朴茂的气象就只在文学、书画、工艺作品中见得到了。

“三十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老》11）这段话中，“有无相生”；（《老》2）以“器”为象，显示出了一个在“有”的终结处存在的虚无境域。这种“无”既不是概念可把捉者，也不是无从领会的“黑洞”，而是有势态的、能统驭有、成就有之所以为有的构成域。类似于海德格尔讲的有生存构成力的“缘在的空间性”。（《存》22-24节）《老子》第一章中讲的“有”与“无”也处于这种“相生”互构之中。“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1）“有”的根本含义（“常有”）在于显示一切现成者的界限（“徼”）；而这种界限的充分完整的暴露也就是“无”的显现。这个与有相互牵涉的无就是日常讲的那种缘有而又成就有之为有的发生势域，所以是“妙”的，不拘于现成的有无之分。因此，这种根本意义上的有与无就“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这里的同并非“同一”，而意味着同出于一个终极形势，共同构成一个能与此终极形势相合的原发生境域。“玄”与冲虚、柔弱一样，指有无相生的纯构成境界。只有领会到这个境界之所以不能被现成化的理由，才能入“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

二、误解“道”的一个原因

《老子》中还有对于有无的另一种说法，即倾向于将“无”视为终极的构成境域，也就是道本身，而在某种程度上将“有”视为现成的有者；并由此衍生出了一种有“形而上”色调的表达方式。比如，四十章讲：“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种说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近乎宇宙发生论的解释，即无作为一个独立的终极本体生出了有，而这个有又接着生出了天下万物。如果这么理解，那么第一、第十一等章节中的“妙”义或类似于海德格尔讲的现象学存在论的含义就不见了。是的，一切现成存在性达不到本源境域，因为这境域就是在终极处的发生构成。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构成境域是一个可独立于一切有的本体，更不意味着这个本体可以“生出”万有。这境域缘于有而成就有之为有，离开了有之终极也就没有无的境域，两者从“意义逻辑”上就分不开，“同出而异名。”这境域确是更本源的和有构成发生能力的，一切有之为有都因它而成，但这“发生”并不意味着一个还有独立的现成存在性的东西生出另一个现成东西；它只能意味着一切有只是在这种发生构成态中才是其所是。说到底，“无”就相当于“根本的构成”；构成域就是指有的构成态，而绝没有一个在一切有之外的“无”的境域。真正的无境或道境就是我们对于有的构成式的领会，得道体无就意味着进入这样的领会境域。

所以，四十章中的“有生于无”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有的透彻领会生自对于它的终极构成状态或“无”的领会。同一章中讲的“反者，道之动”也同样适应于有无关系。不过，必须承认，这一章的后一半、二十五章的一开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和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等处，都有某种引人去做宇宙发生论解释的误导力。当然，如能时刻意识到道所面临的终极形势，并因此而体会到全书的“微妙玄通”（《老》15）之意，宇宙论一类的实体化解释是可以避免的。

《老子》十一章通过器物（车、器皿、屋室）的譬喻，也可能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有与无在某个意义上、比如从现成空间上是可以分开谈的。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这里的关键在于理解和解释的取向：是使有无更深彻无间地相互构成呢，还是将两者从观念上拉开，以至无可以被看作有的宇宙论本源。所以，《老子》一书既充满了纯构成的玄通妙义，又包含有被人曲解的解释学空间。由于此书极有可能经过战国时人的改动和编篡，其中表达倾向的不同也就不难理解了。历史上思想文献的通例是，越是晚出者、伪造者，越是“形而上”得厉害。《论语》相当忠实地记录了孔子言论，就免去了这一层尘灰。后人对《老子》和“道”的解释，不论是张衡的、严遵的，还是王弼的、河上公的，都有将“无”或“道”独立为某种最高级的存在者的倾向。除了时代风气的僵化这个主要原因之外，此书本身也确有不尽乎纯之处，以至于授人以柄。

三、道任天势

在《老子》面对的终极情境面前，一切寻常的存在者、计谋、礼仪、道德、权力和鬼神都会对人失去意义，如果它们没有处在某种原发状态中的话。“道”在老子看来就意味着这种状态。老子相信，他讲的玄德妙道已经从根子上化去了失败和丧失意义的可能，处在这种状态中的人就已经处在了一个“先胜而后求战”的生存势态之中，“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孙》势）乘此势者处处得心应手，“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之地也。”（《孙》虚实）他之所以无须去争而自然而然地获得生存的可能与含义，就是因为势所必至的缘故。所以，“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以此。”（《老》21）老子以“惟恍惟惚”形容道之势态，能从此天势者，则于境域的开合窈冥中有象、有物、有精、有信，无入而不自得，所以能“自古及今，其名不去”。这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境界。生存是一场无处无时不在进行的“（战）争”，充满了生死机变；一切宁静、自然、和平、美德都被这生死之争所托浮、所造成。敏慧者知道，在这样一个局面中，除了任天势之外，别无良策。“婴孩”的道性和生机都来自这天势，所以能至柔弱而无死地。它虚柔得能唤起母亲、父亲舍身忘死的至爱，能打动社会人心的恻隐本能，“鬼物守护烦为呵”，“天地为之久低昂”。它处的“环境”恰是一个能让它存活生长的天势。老子认为，如能观其复，守其一，则天地为我父母，万物为我护神，焉有不长生久视之理？至德之感天动地，是势之所为，并非“迷信”。人生的一切波澜变幻、柔情慷慨，实际上都因势而发。天势即活的“自然”。由此可见，道的深义并非指宇宙论的本体，生一、二、三、万，任其“发展”，最终收回。这恰是失道的现成者的形态，得此（伪）道丝毫无助于人对生死命运的领会。道（“无”）必有活势，不离人之有而使此有成为真有。老子道的枢机所在不是物,不是宇宙，也不是道德观念和理则，而只是人的生存：一切其他存在形态的意义都由此发生而得其“存”与“在”。王弼讲的“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2]比汉代盛行的宇宙论解释要切中问题，但也因缺少本与末、母与子之间的构成势态而流于空疏。他将道本身视为“无”、“无形”、“无名”，其理由也与韩非所讲的类似，在于一方面“名必有所分，称必有所由。有分则不兼，有由则不尽”；另一方面，“道也者，取乎万物之所由也。”[3]这种以概念上的普遍（“兼”）与特殊、形而上与形而下来理解道与万有关系的做法，完全不合乎《老子》一书的基本思路，更没有看出其中隐含的法天地自然的绝大势道。老子不仅不以这种概念方式论证道之本，而且用了大量的“形而下”的譬喻（象）来显示道的势态，比如“水”、“谷”、“门”、“赤子”、“愚人”、“张弓”、“朴”、等等；说明在他心目中，道不避形，亦不避名，而只是不滞于定形与定名。道象的特点就在于含势而不滞于形名。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道势如水，乘此势则可左可右，左右相救，总有生机。然而，这势却并不滞于“高势”。“正言若反”，老子更愿求诸那似低而绝高之势。“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老》8）以“低”与“不争”泯绝那些滞于形名之争，而得潜在的大势态，“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老》66）“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其无以易之。”（《老》78）这里讲的“水”并不是五行中之一行，更不是“原质”，而是象征着道的势态和域性。再没有什么能置换（“易”）之，与它作对，因为它是终极处境构成的势态。“柔弱”象征其不有不无、有无相生。老子讲的柔弱、低下、虚无都不是观念性的、现成状态的和任人摆布的，而是含势的、构成态的和无从摆布的。所以，“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老》76）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42）对这句话不可做宇宙论的解释。这里讲的阴阳不是两种各自独立和相对的“基本元素”。它们如阴阳面一样不可分，又截然相反，因此共同造就了一个容不下半点现成观念的发生格局。如果万物确是“负阴而抱阳”的话，那么就势必“冲气以为和”。阴阳相交并非生阴阳，亦非生现成的万物，而是生“气”，即原发的构成态。这气至虚极至柔弱，饱含冲漠之势；不仅与万物相通，而且是以一种得机中时的势态优游于此相通境域之中，因此“以为和”。“气”在《老子》中并不占有突出地位，但可能由于它比“水”、“谷”、“无”等更能引发人们对于有无相生的微妙状态的思想体验，后人对它越来越偏爱和重视。不过，其中的构成识度一旦丧失，这“气”也就被观念化为宇宙论意义上的“元气”、“精气”；遇到那些要讲更抽象的“理”的人，就不得不与这（道）理分离而成为“气质”；等等。究其源，它只意味着道本身，是突出道的缘构本性的“大象”之一。它既不抽象，也不形象，而是所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老》14）与海德格尔解释康德时讲的“纯象”乃至龙树理解的“缘”类似，都是居于形而上下之间，反复于有无之间的本源构成。从不会有“独立的”构成，而只有居间周行的构成。这居间比观念本体论的“独立”要更本源。“道”永远居间。（就如同海德格尔讲的“Ereignis”永远居间一样。）无怪乎后人要表示那概念名相说不出、实物也举不出的更真实也更严格的居间状态时，就说“气”、“气色”、“气象”、“气数”、“气运”、“气势”、等等。可以说，何处有道与天势，何处就有气、气象和气势。

得道而任天势之人是一种更高级的主体或“超人”吗？从根本上讲，这绝不可能，因为人非化入构成境域而不能任天势。老子意识到的是一个彻里彻外的相争局面，势必扫净一切私意宿念（可相比于维特根斯坦批评的“私人语言”）而不能已。“处众人之所恶”如果被终极形势化，还有什么机心可存呢？婴孩赤子诚于中而信于外，方可乘天下之势，他唯一的护神只是他的无知和天真。“今一犯人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道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庄》大宗师)韩非窃以为老子、孙子之道可以为我（君主）所用，取其“奇”而避其“正”，不知这天下大势奇中含正，正复为奇，渗透了孙武子讲的“无所不用间”的缘构形势。因而“非圣智不能用间，非仁义不能使间，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孙》用间）要乘势而无势之德，则反为势所伤。（《老》74）这也就是老子讲的“从事于道者，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老》23）的道理。势道永远比人的算计要更真实、更有力。

因此，求道所面临的与追求任何现成者－－不管它是形而上者还是形而下者－－所涉及的是完全不同的局面。这里“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容不下“人耳，人耳”的主体杂质。佛家用“非我”和“缘起”来表示这个局面。孙子则从另一个角度来适应和反用这个形势：“求之于势，不责于人。”这也就是说，不要想望将主体意义上的人训练成能应付终极处境者；只有借势从时，才能应对这“阴阳不测”的大形势，开启出人性和人生的极致。这就是所谓“英雄造时势”和“时势造英雄”的深义。真英雄所成就的乃是时势，而非任何现成的业绩；而这时势反过来也必造就英雄。所以，“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老》48）“学”指的是获得越来越多的框架化了、观念化了的知识和规范，就如同荀子“劝学”所讲的“学”；因此越学越看不到边际，也就越不见势之所在。为“道”则首先意味着得大机大势，所以必须“损”，损去一切可依凭的现成者，如登高去其梯，从而显出那让一切“为”都失去意义的终极形势。在此形势下，道之天势和天德成为生存的必需，成为在倾斜的瞬间最应手自发的扶持。一旦进入这样的构成势态，外露的“为”和“争”反而不需要了，因为这“善出奇”的构成势态总是“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于无人之地”。（《孙》虚实）[4]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满了这种“无为而无不为”的经验，不然的话举手抬足都做不到。只有“无智名，无勇功。……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孙》形）的天然势态才能成就大事于无事之中。所以，“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这与孙武讲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一个道理。“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如而自来，坦然而善谋。天纲恢恢，疏而不失。”（《老》73）

求道的关键就是要达到事态的边缘（域）和终极处，致虚极，守静笃，则万物并作。这也就意味着撇开知觉中的现成“焦点”，而入至柔、至朴、至虚的“边缘域”；随此构域而行，而非随现成物而行，就是“为之于未有”，（《老》64）哪有不顺势而就的？“无为”就相当于为之于边缘构域。“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老》63）这里的“易”和“细”与荀子“劝学”中讲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大异其趣；它们不是现成的细小单位，而是指终极处的希微之境、未兆之有，貌似细小却已乘势，“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63）乘势者必是眼中有边缘构域、并认此境域为最真实存在的敏锐者。治国治军治身贵在入此境而得天势，焉有靠“积小流”而“成江海”的？

《老子》一书中的“反”，说到底，就是从现成反到构成，从焦点反到边缘域。只说由“末”返回“本”还嫌笼统，因为这“本”还有被独立化、实体化的可能。所以，此书中的所有反语，比如与“大”、“强”、“实”相反对的“小”、“弱”、“虚”，都不是概念上的相对语，而意味着一个全新的思想维度，也就是与通常的平板思维不同的那样一个构成的、边缘域的领会境界和生存境界。进入这个“恢恢”境界的“道人”有独特的风貌气象，就如二十章反描述的：“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风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似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这“母”就是处在日常视野边缘而不为人知的构成境域，一切昭昭察察的现成者究其极都是这“澹兮其若海，风兮若无止”的境域所成就者，而非宇宙论意义上的被创造者。

孙武子讲道：“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帅与之深入诸侯之地，而发其机，焚舟破釜，若驱群羊，驱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孙》九地）这里讲的“深入诸侯之地”即有上面所讲入边缘构域的效用。而“愚士卒之耳目，使之无知”也正是以道域治军，从而“发其机”的方式之一。说到底，将军能做到这一点也非“静以幽”而有“愚人之心”不可。这样的“愚”恰是俗人所“不可及”的“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老》63）的境界，与（比如）基督教倡导的“愚”德有外在的相似之处，但内中包含的现象学构成的识度却是后者所不具备的。

“深入则专。”（《孙》九地）以缘发的构成域为务的思维形态也不可能是不专一的，因为这里是真正的“无所往”的终极处，还根本没有主与客、全与分、形与质的区别。人在其中如婴孩之在母怀。因此，老子讲的“一”（《老》22,39,42）不应被理解为宇宙论意义上的由道“生”出的一个从出状态。[5]它就是道境本身的原本构成态，“和其光，用其尘，是谓玄同”，（《老》56）势必为一而不二。说到底，道就是此玄构境域，也必然具有此境域的构成势态。失此天势的境域就只是“元气”，而失去境域的道就只是“理”，连纹（文）理都没有了的道就是概念“实体”和“总规律”了。这与老子讲的“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老》18）是一个意思。当然，我们已看到，《论语》、《中庸》里讲的仁义与老子的“道德”颇有思想方式上的相通之处，绝非后世陋儒的识度可比。而且，老子本人的学说不是也被后人剖判得“大伪”横生，所以也需要“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19）吗？四、老子的生存关切

从《论语》看，孔子学说所缘之而发的几微是礼、诗、乐和史（春秋）。他的思想在其中“从心所欲，而不逾距”地运作，形成了博大温文、随机而发、尽性尽理、悠游深厚的感人风貌。墨子思想看来很受工匠技艺的影响。《孙子》则饱含兵争弓矢、地形、用间的张力势道和奇变。主宰韩非的是那个能拧紧和驱动臣民命运的发条机制，以便让整个国家为君主而自动地运作，滔滔不绝。至于老子，与以上这些思想家有所不同。虽然班固推测“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史记》也讲老子（李耳，字聃）为“周守藏室之史”；然而，通读《老子》，虽有“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这样的话，却没有任何具体“以史为鉴”的痕迹。其中连一个人名、一个地名、一个朝代名、一本书名、一件史实，或哪怕是附会的史事也没有出现过。这在先秦的思想文献中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孙子兵法》也还提及“常山”、“吴越”、“伊挚”、“吕牙”、“夏”、“殷”、“周”等等。老子或《老子》的作者好像完全不注意具体的事实，全付心思都投入了对于至道境界的体会。而且，它居然是用韵文写出来的！充溢回荡着“诗化之思”（海德格尔语）的铿锵音节。此外，尽管没有事实，这书中却处处可见通“玄（有无相生）”的现象或大象。没有它们，这部书不仅完全不可理解，也不会有什么思想价值。

实际上，最深远地激发老子思索的几微就是人的生存格局。对于老子，“生”绝不是一个现成的形态，以至可以拿它当作起点去谈“贵生”；相反，生存是在一个无常局面中的本源构成问题和终极问题。因此，它具有最真切的思想引发力、推衍力和非框架的制约力。而且，由此出发，可以充满原初领会地深入一切其他问题，比如伦理、技术、礼乐、用兵、治国、修身、等等。所以，老子思想尽管以“生存”为枢机，却不是“生命哲学”，去依某个形而上学的框架来理解生命现象。当然，也不是“自然哲学”或自然主义哲学，如果自然被理解为实在论意义上的现成自然的话。相反，这里是生存本身的格局和要求在“朴”直地引动思想，与现象学的由“事情本身”或“人的实际生活体验”来引导思想的路子很相近。

在这部“五千言”的书中，出现了丰富的人生现象：母、赤子、屋室、门户、器皿、舟舆、田地、仓廪、弓矢、小径、大道、山谷、水流、江海、鸡犬、渊鱼、柔条、暴雨、骤风、天地、绣服、利剑、圣人、善人、智人、愚人、百姓、盗贼、家乡、国家、侯王、祭祀、战争、朴玉、贵贱、上下、左右、雄雌、明暗、生死、等等。然而，老子看待它们的方式既非形而上的，亦非形而下的，而更近于纯现象构成的，用海德格尔的话讲就是“形式指引”的，即看出这些现象自身所蕴含的势态和境域。人的生存就与这种现象境域而非现象规律更直接相关。而且，正是生存问题所涉及的终极形势使得构成境域的思考方式和体验方式成为最不可避免的。

在这个问题上，《老子》与其他思想流派有重要的不同。在古印度，终极问题并不表现为“生存本身的构成”问题，而是生存的意义问题，或脱离苦难和束缚的问题。这个问题的高远性使它超越了人的有限生存的视野。实际上，对于印度古人，不仅人的今世生存是个现成的事实，通过“轮回说”，人的永恒的生存也是难以摆脱的事实。而且，恰恰是这种摆脱不掉的生存使得我们受苦受难，因为它从根子上讲是分裂的和无常的。所以，印度古人无法从人生现象本身的运作机制中汲取终极开启的思想动力。古希腊人视终极问题为“原质”、“知识的确定性来源”、“幸福的含义”和“神的最高存在性”的问题，所以也漏过了人的生存本身。对于以上这两大潮流而言，人的生存本身的问题不是原本的存在问题和意义（至善、解脱）问题，而只是有待于从更高深的理论和体验来得到说明的问题。

中国古代思想关注的是“这个世界”或“这个人生世界”。而且，说到底，是与人的生存紧密相关的“天”和“天下”的问题。一开始，它主要体现为在天命靡常的形势中如何“以德配天”、保持住一个王朝或一个诸侯国的生存的问题。儒家的仁义礼乐，墨家的尊天非攻，乃至《易》、《诗》、《书》、《春秋》这类文献的编纂，其本旨无一不与“天下兴亡”密切相关。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荷马史诗、哲学）与古印度（吠陀、奥义书）的文化趋向非常不同。所以，中国古文化可被视为一种图生存（“常”的本义）的文化，或对于生存问题有特殊敏感的文化。当然，各家的生存之道有不同。儒家就会觉得墨家和法家太急功好利，缺少生存必需的回旋余地，所以绝不会“维天之命，于穆不已”。不过，儒者们却往往陷于礼制和伦常化了的仁义之中，变得越来越迂腐，失去了原本的生存视野。老子思想的特点在于直接关注生存本身的问题，不管它指社稷的存亡，还是指个人的生存。而且，更关键地，他不再将人与国的生存视为一种现成目的，可以通过某种外在的手段（富足、节信、尚同、礼仪、伦常、法术、等等）维持住。对于他，生存或生命有它自身的构成机制和视域。换句话说，人与国的生存是一个“自然”的和野生演替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在某种框架笼子中豢养成活的问题。各种失误的根源就在于看不到这个生存本身要行的大道，而要用某种现成的道术（可道之道）来安邦定国、修身养性。而在老子看来，在一个根本是开放和无常的局面中，不可能有“生存垄断”的方法。所以，生存本身从长远看一定要自行其道，成为“天之道”；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任何矫揉造作的道术都无法抗拒这个大势态。

对于老子，人从生存本身、构成势态本身学到的比从一切其他的方式中学到的要更真切、更生动、也更入道。强调以生为本，并非在强调以保存现成的生命为目的。在这一点上，老子不同于杨朱的贵生和后世道教中求长生的倾向。他深知人从根本上就出入于生死之间，没有哪种个人的私愿和小道术能经受得住这生命本身、生存本身的“陶冶”。而且，过分地追求生存（“以其生生之厚”）往往使人陷于死亡（“动之死地”）。（《老》50）在老子和后来的庄子看来，生存和生命是面对终极形势的终极问题，生存之道乃终极之道。其“玄德深矣，远矣”。（《老》65）人的一切美德、知识、道术、信仰都源出于此自生自行、“独立不改，周行不殆”的大道；得之则得机得势而生气勃勃，失之则平板干瘪而脱落死亡。老子之所以能讲“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19）这样很激烈的话，就是因为他自信已找到了真正清新不竭的终极源头。生存之道使美德成为美德，使知识成为造福的知识和技术，使信仰成为真切的信仰。反之则不然。再没有哪种人造出来的，用社会关系、理论构架、各种体制维持的机制可以从根本上增添和改动生存的玄机。

老子思想真是素朴之极而又深远之极，那些困扰古代人和现代人的最重大问题－－人生的根本意义问题、终极实在问题、科学技术与信仰传统的关系问题、环境问题、伦理问题、等等－－在他那里都可以得到某种或显或隐的解答。在老子看来，离开了生存的构成玄机去讨论生存的意义、终极实在、真理与价值就如同离开了渊水去寻鱼、离开了根本去活枝一样失策。这种识度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见地很类似。生存本身的构成几微一定是有无相生、难易相成、前后相随、阴阳相和，一定会让人生发生出原真的意义，乃至达到超出现成生死的境界。

对于老子和庄子，至道就是生存之道，而不只是求生存之道，因为生存本身的洪炉大冶必荡尽一切机心和人为规范，还万类一个本然的公道。“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庄》大宗师）依人的价值框架所做出的各类评判都只是境外的比比划划，“朝三暮四”，绝达不到至天然又至终极的领会境界。所以，得道之人既不厚生惧死，也不滞于死理而害生。他的不惧死既不同于告子的“不动心”，也不同于儒家的“杀身取义”，更不同于为某一教义的殉道（可殉之道就不会是生存之道），而是达到生存终极境界之使然。生死的外在区别已消泯于那样一个混成境域之中。

五、道是生存的顶极形态

有人讲，老子之道是为弱者设计的生存之术。此言有一定道理，如果我们能看到人从根本上都是弱者的话。再强的人，比如秦皇、汉武，在事关自身的生死时都是虚弱的。人生而柔弱，却几乎都生在一个似乎强者才得活、才活得好的生活构架之中。失败者自然丧气萎顿，成功者在趾高气扬之余，亦若有失。而且，今日成功者或许是明日的失败者。层层关口，层层筛选，越是高者和强者跌得越是致命。最后剩下的孤家寡人已被现成化为他的地位和身份，时刻恐怕他人夺去，再无生存的天趣可言。所谓“历史”或“正史”，绝大多数就是这种人生战场的胜负记录。无怪乎老子身为史官，在他倾吐心曲的书中对那类历史却不屑一顾。然而，在人生化境中，从远古时起，就有一类对于生存本身特别敏感的人。他们心中那根柔弱之极又虚灵之极的生命之弦时时颤动，使他们无法完全让自己就范。这类“痴人”、“愚人”对于“进取”总是心存芥蒂，总是觉得人生的意趣在所有这些得失成败的构架之外。他们永远真情实意地留恋和向往那淳朴的、先人的、母性的、孩童的、不分彼此的和与生俱来的境况。“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为习常。”（《老》52）这是一种根本的生存形态的抉择，海德格尔称之为“决断”，即让自己的全部一生（“没身”，“终身”）只跟从生存本身的境域（“天下母”）。尽管在能做出这种抉择之前，在世间成长的人就已“知其子”、“用其光”，也就是已知那些在社会体制中的成功所需要的种种知识、权术和技能；但他（她）仍“复守其母”、“复归其明”，就如同后来的陶渊明一样“归去来”。这种涉及到人生总态势的、导致放弃一切“机会”、“发展”、“富贵尊荣”的抉择不可能只出于对某种道理的概念认识，而一定是出于天性和实际遭遇，透过让众人神魂颠倒的体制现象，感受到了生存本身的清纯浩荡的气息的结果。只有到了这种境地和势态，人才能真正厌弃一切“开兑济事”的体制型的人生形态，而归复那虽然看上去弱小、古怪，却闪烁着真情光明的生态。它的决断和彻底不亚于献身于某个宗教，但又完全不必要有宗教的教条、教规、庙宇、教团生活；尤其是不需要有一个超越此生存之上的大神和天堂。对于以道境为生存形态的人来讲，那种以教条、教士团体、天堂与地狱的区别为核心的教义是另一种更精微、也更可厌的体制。道既非原则，亦非另一个更高级的实体世界，而就是这个人生世界的顶极形态、自然形态。入道之人何必出家？这生存大化就是家乡和母亲。道人的决断不是要离开世间，而只是脱开世间的体制形态，而依身于它的纯构成形态和纯自然的形态

可以设想，自有人类以来，就有这种挚爱生存本身的人生形态。仰慕它的人往往有这样的传说，即在惚恍的“古始”，人们生活在一种与现今非常不同的“天与人不相胜”（《庄》大宗师）的冲和状态中。那时的人可能不像今天的人拥有那么多观念知识和强力，但他们生活得尽情尽性，没有现今这么扭曲可悲的生态。实际上，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求道的人们就在一代代地厚古薄今，寄希望于未来。而文字历史所记载的大多是可悲可怖的人生事件。因此，道的生存境界似乎一直处在“历史”的边缘或被遮蔽的阴影之处，像山花野草一样在人力不及处岁岁枯荣不绝。久而久之，则有树丛林莽生出，鸟兽得其所，而世人亦得其庇护。那里的人生形态何其宁静、无名、悠久、自生自没而“不殆”。当人看到山中千年古树或百岁老人时，不禁神往。然而，生存道境并不只是体制战场的花边点缀，让“文明人”、“城里人”、“得志者”、“发达国家”等等当蛮荒孑遗而观赏。任何文明人、强人、控制着银行和核弹的人，当事关自身生死时都面临“道”的形势。这道是那虚浮历史下的真正的潜流和“江海”，使得那历史可能。所以又有各种“天运”、“气数”、“历史发展的动机”、“文明的兴替规律”之说。而且，当一旧体制倾复和一个新体制初生之时，终极形势会出露于社会生活之中，人们对于道境中生存形态的仰慕或更殷切。而且，看目前人类生存的大势，正趋向“只有一个地球”的终极形势，传统的体制形态或现成化的生存形态捉襟见肘，已越来越不敷大用。迄今数千年的“历史”样式已渐趋“无所往”，整个人类正面临一个极深彻的“转向”，即人的生存道境从边缘域转换为生存的中心源泉的转向。不管是以悲还是喜的方式，这转换已乘天势，“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奚”，无法避免了。历史将不再是强者和智者的历史，而是生存者所经历的境界。真正了解了海德格尔其人（见第一章第一节），特别是那“田野道路”所代表的人生境界，就会明白他钟情于道家的最大缘由了。

迄今为止，除了在“桃花源”中，人的生存一直遭到体制的持续不断的削刈砍伐，以至于人生的总体形态屈留在“杂草”或（在最好的太平盛世时）“灌丛”这样矮化和相对贫乏的阶段上。当然，天灾与人祸，比如体制的骤然崩塌，可以让这种形态进一步退化为沙草窝子、墙头屋檐的茅草丛或沙荒地。体制的自然退去则将显示出生存本身的境域，它“无声无臭”的虚柔运作将静静地、绵绵不绝地鼓满人生的风帆，人的生存将在历史上第一次进入“还从物[体制]外起田园”[6]的境界，不受摧残地自然演替到它的顶极形态，也就是大道流行的真正的人间盛世，或“天上人间”不分的生存境地。

不少人认为儒家在两千多年中是中国体制（“主体”）文化的代表，而道家则主要是非体制的、补充性的。不论这种说法对于战国之后的中国适用与否，或适用到什么程度，它并不适用于先秦，也不尽适用于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心目中的礼乐教化的终极形态（仁）并不是硬性的体制，而是柔性的、构成的生存形态。“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5/25）“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15/4）“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论》20/1）孔子一样是“信而好古”、崇尚无为淳厚之世的。尽管他通过礼乐而行的无为与老子的通过势态而行的无为而无不为有区别，但两者的思路是内在相通的。此外，孔子本人的精神气象也充满了生存本身的生机，绝非荀况、董仲舒这样的体制化了的儒者可比。“[曾点]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11/25）没有这样充溢着生存道境的思想风貌，要在中国取信于人和“得天下”是不可能的。正是由于中国古代思想的两位大师－－孔子与老子－－都有这种生存识度和柔慈宽厚的境界，不论后世人如何不济，这个文化在大部分时代中从来没有被完全体制化和现成化，总有一眼眼人生的清泉淌在乡村山野，也总有各种意义上的逸士高人、民谣山歌指点和影响着天下大势。“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7]这是中国文化最可贵、也最令人依恋神往之处。

六、小国寡民

《老子》处处用势、顺势、使势相交以成往复不绝之势。其中的“活眼”就在于能处身于“无为而成”的境域之中。“无为”绝对不是一种现成状态，等同于什么都不干或任人摆布宰割；它是主动到了“无主”而动的纯势态。“为无为”也就是任势而动，在似乎虚无却正构成着的地方做手脚。

《老子》一书处处体现出这样一个与现象学的构成观相通的识度，即天下万物万事并非止于现成者的集合，而是在无法抗拒的大化之流中被构成者。所以，任何事情在未被现成化为有形有名、因而可争可夺之前，都要先处于一个希夷惚恍的构成态之中。用势的关键就在于体会到这种构成状态并“从事”之。眼中只有现成状态者则总处于生存的劣势，与大化流行为敌。而依从构成态者则总处于顺势。如能体会有无相生的“玄”义，则反能以大化本身为势，穷尽生存之妙。“其于游刃，必有余地。”（《庄》养生主）上面第三节已讨论了个人从思想上入境得道的方式，兹不赘言。很自然，老子会将这条构成的思路延伸到关于整个天下的得道形态的思考中。“小国寡民”标识出这种共同存在的人生形态，但其中的构成势态和可能的变通却往往为人所不见。

《老子》八十章这样讲：

小国寡民，使十百人之器勿用，[8]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为什么国要小、民要少呢？这是因为这样人们才时刻感受到生存的边际和活的境域，而不被淹没于、削平于广大无边的国家、民众和体制之中。行政化的国土大到超出了那时人的生活视野，民众多到互相防碍和拉平而不是互相支持而成活的地步，人的生存就失去了天势；要想避免天下大乱，就只能诉求于人智所设计出的刑名体制了。在那种情况下，空间只是远近大小、时间只是历时长短而已。它们只与人的感性、知性、和意愿的实现相关，而与人的生存含义本身无关。然而，如果国与民被“损”到了人能感受到他的生活世界的分量的程度，社稷或社团就会“首先和经常地”面临一种终极境地并因而处在它的生存本身所构成的势态之中。这样的势态造成了使人生天然地充满意义和美德的生态，无为而善为。《孙子兵法》和《韩非子》中以“投之无所往”和“法术”造就的构成势态在老子这里被自然地造成于人的世间生活，因而化身于人的根本生存和存在，再无破绽和断裂可寻。

这样的人群活在虚柔乘势的道境之中。它可被理解为现象学构成意义上的原发社会，而绝不止是历史学和人类学意义上的“原始社会”。在这样“闷闷”、“淳淳”的社会之中，正奇相辅相和，人们“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老》73）“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老》66）所以，体制社会认为是必要的东西在这里可能形同虚设。人们使用“十百人之器（大的器械）”、“舟舆”、“甲兵”，是为了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上争利益、争时间、争空间。如果人的生存方式本身就具有原发的意义，就像“击壤歌”所吟唱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那么，十百人之器就可以不用，超出原本生存需要的利益就可以不争。日月星辰、四时节气、风霜雨露、草木虫鱼；在这乡土上自然发生蕃衍的生活本身就自在自足。人民因此“重死而不远徙”，“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老》47）舟车虽有，却无所乘之。这样的社会从根子上就“知足”而“常足”，（《老》46）绝无用甲兵去侵凌他人的动机。人们活在一个“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切身状态中，用不着数字化的复杂算计，也用不着概念化的层层推理，于是“使人复结绳而用之”。从老子使用“使…”、“虽有…，无所…”的句式看来，他完全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当代情境”，并相信在这种情境中生活的人仍然应该而且可能以某种方式回复到“配天，古之极”（《老》68）的状态。“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老》16）要不勉强地做到这一点，非任天道之势而行不可。任势乘时，则面对的不是现成物，可乘虚蹈空却牵动全局。于是，难事可作于易，大事可作于细，“为之于未有，”（《老》64）自足而知止，无需以超出人生自然尺度的器械、利刃、智巧、体制、鬼神去争一日之长短。以那些手段无顾忌地争利和占有，就是“代大匠斫”，希有不自伤其手者；因为“手段”总是含有自身势态的“鬼神”，一旦无人生势道的统摄，必“伤人”。（《老》60）“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57）这样，人就活在充满各种杀机的体制里，苟延残喘于“旦旦而[被]伐之”（《孟》告子上）的贫乏生态中。按照老子，只有柔弱化和势态化了的寡民小国才能生发出并维系住丰满自然的人生形态。“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故为天下贵。”（《老》56）这种无门道可入，无分锐可恃、无利害贵贱可言的玄同态令体制的利刃无从下手，故为天下贵。“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老》65）在此玄远顺时、得机得势的生存中，人民就会以其所食为甘，以其所服为美，以其所居为安，以其风俗为乐。邻国之间，并无相互窥测攀比之念，遥闻鸡犬之声，知其乐而自亦乐，所以至老死而无需现成意义上的往来。这就是活在终极道域中的人生。

“小国寡民”蕴含清新之极的人生意境和思想意境，是真正“信道笃而自知明，……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9]老子“道”的活生生的含义最切近、最有气象、也最不易被宇宙论和概念论败坏地显现于其中。在这种领会中，人生可以无声无臭、无名无利，而又穷微尽妙得无半点缺憾。上面讲过的激发老子思想的枢机，即人的生存本身的意义机制，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人于神思恍惚时回想儿童少年时的“希微”经历，生发出“平旦之气”，但“梏之反复，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孟》告子上）老子之道的根本意义就是让这样的经历和气息充满人生，原始反终，沛然莫之御。无歌无诗而韵意畅然，无色无味而终生享用。陶渊明之为诗为人透露出这种人生境界的一角。没有这种识度和气韵，就意味着还没有入老子之道，或还在用概念名相梏之伐之而不自觉。

相当多的现代批评者认为老子的小国寡民说是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如果不考虑这个学说中包含的势道，那么这种指责就确有道理，因为大国的“甲兵”和体制会强加到弱小的“部落”上头。然而，以上的讨论包含着这样一个认识，即老子的生存之道乃是用兵之道和治国之道的极致，消融了后两者中的争战和不通透，保留了和本源化了它们包含的构成势态。《老子》非常关注用兵和治国。一方面揭示硬性的用兵治国的不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则探讨如何使“为无为”之天道完整无痕地体现于这两者之中，以取得“先胜”和“无为而治”的势态。“婴儿”之弱不同于对手之弱；它是在一切二元分裂之先的生发境域。“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无死地。”（《老》50）中国古人认这个人生世界为唯一真实世界的思想倾向在这里得到一个最切身的表现。这个世界既是我们经验的，又是玄妙的或有无相生相成的；因为我们的生存经验本身就充满了构成张力而玄之又玄。“小国寡民”说并不是一个观念上的理想和感情上的寄托，而是人的生存势道的“生活形式”。“虽有…，无所…”的表达方式透露出其中包含的思想张力和变化可能。它的“无声无臭”的本色使它很难见于有好事之癖的“历史”，以至陶潜似乎只能在“桃花源”、“山海经”中寄其遐思。然而，只要有生存本身的天机天趣之处，就有它和它的各种变样（族居、隐居、乡俗、帮会、寺观、耕读、……）的滋生繁荣，如同野草野木一样。“天命靡常”的大形势使得体制化永远不可能垄断人生局面，因而总有生存本身的境域所在。“道法自然”避免不了，在这样或那样意义上的“小国寡民”也就避免不了。中华文明的生机就在于，她的天道观、非实体化和人格化的终极观总是为自然的和构成式的生存留下了更丰富的“林中空地”。

与战国时代儒者的“大同”说相比，老子的小国寡民说的独特之处就可更清楚地显露。“礼运”一文假称孔子而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是谓小康。”这样的“大同”之世就确实近于一种观念上的“理想国”了。它带有墨子的“兼爱”气息，与《论语》中孔子的思想方式、特别是关于“礼”的构成观大异其趣。“天下为公”是对人的共同生活方式的具体的和现成式的规定，并非对人的生存势态的追本溯源。“公”、“私”之辩并不能恰到好处地切中生存含义或道的问题本身。一个社会可以从体制上是“为公”的，但却桎梏人的生存。“小国寡民”则与一切体制相左，却与人的生存意义的天然构成密切相关，尽管其中的“势道”需结合《老子》全书方可看清。“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注释：

[1]海德格尔解释亚里士多德时讲的“重复”与此“反复”的含义暗通。参见第三章第二节。

[2]王弼：“老子指略”；见《王弼集校释》，上册，楼宇烈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196页。

[3]同上书,196页。

[4]这里取“行于无人之地”的字面义，而非它在原文中的含义。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投机取巧”还有几处，比如上面引的“无所不用间”，就主要不是指“到处都可以使用间谍”，而意味着天道形势总是居间而发生，不受现成者的规范。当然，这衍义与原义也还是有某种意思上的联系。

[5]参见严遵《老子指归》卷二，“道生一”篇。

[6]王维：“桃源行”。

[7]白居易：“大林寺桃花”。

新势态下范文篇5

顾名思义，音乐形成之中本身的运动规律称为“动律”(亦称“律动”)。事物原理告诉我们，音乐组织成分分别为音高、音色、音强和音长。然而，就音乐形成过程包含的动律而言，实质上应概括为两个方面。其中以音高成分为要的动律关系称“旋法”，而以节拍关系为要的动律意义才是通指的“节奏动律”。虽然，二者之间的律动关系相辅相成并辉映成章；但是，音乐原则上的动律概念，主指还是针对在音乐中起主体作用的节奏因素。因此，对节奏动律的研究，实质上就是对节奏形成本身成分的研究。

综上可见：音乐中的动律性质，显然是音乐形成过程内在不可缺乏的关系条件。它如大自然一年四季的规律一样牢固，亦如生命本身的脉搏规范频率一样支撑着时间源。但是，这样一个不被重视的大前提，往往并非所有人都能真正认识，尤其对部分创作的人而言。相反，只有天才素质的作曲家才能宏观地把握其合理尺寸，并充分展示以围绕节奏动律合理性作条件的各种分支变化之音乐思想。

二、节奏动律与音乐形成的关系实质

假如说音乐的灵魂是旋律、旋律的灵魂是节奏，那么，节奏的灵魂就是动律。

事实上，在任何真正的音乐中，节奏动律的现实意义往往不止附注在旋律的灵魂上。音乐要发展，节奏势态包含其中，它也是同等于音高势态形成“旋法”的同等条件。当拍子、节拍形成相对节奏势态时，动律性便随其显现。所以，音乐中节奏动律的准确性与合理性，也就和人类正常感知灵敏度几乎同呼吸和共命运了。

尽管有些音乐理论方面对此关注，但绝大多数关及节奏的内容一般只阐述至解释其概念上，没有对形成节奏的动律继之说明，这就使人们对节奏动律的本身规律难以了解和重视，并不断出现作品败露及表达方式等尴尬的错误。更常致其音乐深层的意义因素受到了瓦解。

不难知道，在缺乏动律性原则的所谓音乐中，对于如何形成真实意义的节奏和由其节奏因素形成的旋律，都是值得异议的。换言之：没有合理的节奏观念也就不会有合理的旋律思想；欠缺合理的旋律思想，更不会有真实的音乐性。为之，无论面对任何音乐或实际创作，应该在宏观的感知上树立对节奏动律意义的认识，并学会在具体分析和运用中作出合理的选择。

当然，在浩瀚的音乐海洋中，任何无视节奏动律作支撑的节奏形态形成的所谓音乐，都是背离音乐原理和要求实质的。而且一旦背离了这一实质，其音乐品质即会随之丧失崇高的艺术价值。

三、关于节奏动律性错误的说明

在现实音乐生活中，节奏动律性错误的情况时有所见。被熟知的歌曲作品中有、教科书中也存在，而通俗音乐中更是不计其数。自然，凡此破而不立的东西，在客观上均已抹杀了原理、混淆了思想，甚至颠倒了是非，应值所有音乐家共同重视。

不过，依据音乐原理动律性存在的前提，便可一目了然地发现相关错误。例如：由正常4／4节拍所形成的节奏原理动律为强、弱、次强、弱，以6／8节拍形成的为强、弱、弱、次强、弱、弱，用3／4及3／8节拍形成的为强、弱、弱，而2／4节拍形成的为强、弱等。然而，这些实质强度一旦改变，即须依托于强、弱倒置的“切分”节奏得以完成。也正因为“切分”和“非切分”二者在差异上均有明显的原理依据，所以(尽管牛、马有别)二者倒置依然可行。但需要指出的是：在音乐理论中是否还有第三种(非马非驴、既强又弱)随意无序的定义概念呢，以下随证数例：①4／4节拍中的×××——｜、②3／4节拍中的xx-—｜、③6／8节拍中的×××××．×｜、④2／4节拍中的：×××××｜，等等，这些欠缺动律规则形成的错误节拍，以及用此形态完成的类似节奏，在理论的解释上自然难圆其说。

以上例证究其原因，主要还在对节奏形成过程中动律因素认识的误差，继而导致逃离节奏势态下原理要求的实质和约束。凡属此类，即便将之视为“切分”理解，依然还存违理之嫌。理由是：此种“切分”的意义，在正常节奏势态下显得毫无意义。因此，意将归属于吻合节奏动律的原则，以上四例需分别纠正为：①4／4节拍中的×××｜×——、②3／4节拍中的××/×-、③6／8节拍中的××××/×××、④2／4节拍中的×/×××，或①实质上已构成3／4节拍动律、②构成2／4节拍动律、③构成3／8节拍动律、④构成1／4节拍动律。调整后的意义在于：1．动弱拍而不动强拍的动律原则；2，情感所需节奏因素的变化，应找其相适宜的特定位置；3．非强拍的节奏因素变动是音乐思想及人类情感转折和转弯最适宜的通道。所以，在创作上能将此思想贯穿于旋律之中，其音乐情感的自然性和合理性就会得到较彻底的释放。换言之，当我们看清了节奏动律这一无形态势的实质约束时，旋律思想的明确性、总体音乐的合理性成分才可最大限度地得以实现。

可见，纠正错误的音乐思想或提高规范的表达方式是音乐创作中重要的环节。也只有懂得严格遵循无形规律的约束，才能从中真正发现互不相同的现实表达技法；更只有发现互不相同的规范表达规律，方可产生符合原则的最新合理创造。四、各类切分节奏合理性的框架

各类“切分节奏”的形态因素，是旋律乃至总体音乐情感及思想变化的合理性产物。而不同于非合理性的框架是情感内容和原理实质均是在总体宏观条件下有序进行的。也就是说，无论何种变化，节奏势态的总体框架依然真实存在；相反，任何非吻合节奏动律原则的、无需时间形态作要求和约束的观念，或动摇不定、强弱矛盾无序的节奏，都应被看作是缺乏音乐思想的表现。虽然，“切分节奏”改变了原有节拍中的强弱规律；但是，它与“节奏动律”自身的错误概念根本不能相提并论，更不可张冠李戴地认识。

当然，对于多声部及包含背景因素的节奏形态，其自身内部动律性原则也并不因任何条件而改变。具体地说，节奏形态内部的改变，只有联系其动律原则才能成为合理性框架。因此，动律性框架愈明确，其声部的各种复杂节奏因素就体现得愈明显。这也是节奏合理性框架中“切分”和“非切分”矛盾对立统一的结果。

不过，当“切分”与“非切分”被纳入节奏动律原则作框架时，凡不符合规律势态实质的，就有理由被看作无视轻重、欠缺原则和不是节奏的另类东西。原因很简单，任何随意性的东西都不会被看作合理性的原则。所以，对节奏动律的意会，需要有深刻的情感思想和合理的科学观念。

五、节奏动律实质形态的具体性区别于表达形式的随意性

通过以上论述可证：音乐、特别是音乐主体因素的旋律，其所包含节奏动律作用的意义总是在相关势态下取得的，这种内在实质绝不会因其他条件改变而改变(如音乐最终不会被人去看，而完全、彻底还是被人所听一样)。节奏动律原则也是如此，被改变的节拍永远不会成为无序的附庸品。

另外，既然“音乐是时间的艺术”，那么，时间之中的音乐所必须存在序的作用和意义就必然是合理和科学的。任何节奏形态的随意性和不规范，都将严重损害其音乐的主体灵魂。

纵观史料，由于古代中国受文明条件的制约、包括解放后由地方部门整理完成的部分民、山歌及戏曲等，都大量存有节奏动律性方面记录的实际缺陷。至于近现代，这方面的错误依然在音乐生活中频繁可见。但无论原因出自何方，人们均有责任在涉及实情时给予大胆纠正。因此，对于音乐节奏规律，特别是节奏动律本身的探究，除了深挖、深究之外，第六感官中感觉方面的提高和应用也是相当重要的。不过，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心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并正确总结和遵循其合理性的内在原则。也只有觉悟水平的提高，才有相对识别和评判能力的提高；更只有识别和评判能力的提高，才会有其合乎规律的真实创造。

六、结论

对节奏规律形态的宏观认识，实有助于音乐本身健康的发展。应用音乐思想理解的“节奏动律”，应是一种对节奏促展又限制的形态。正确的音乐成分(特别是旋律成分)，要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这种形态。对节奏动律性的研究，有似生命医学中对神经功能作用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节奏动律的精确性对于音乐自身形式及音乐表达形式都是不容忽视的。“节奏动律”作为一种动态形式，在完成创作和表达之前既无声也无形，只有充分依靠各人内心的正确感知才能得到正确领会及运用。

综上所述，研究节奏动律就是研究节奏本身(正如研究运动员蹦跑的速度一样，它是由每一个起步动态及跨出脚步动态决定的)。所以，对音乐节奏动律的探究还须步出跨学科的实际步伐，并对《动态学》进行关注。

音乐虽是情感艺术的范畴，但中外几百年史实已经证明，概括运动规律和造就音乐技法都是理性的产物。任何违反原则的“自圆其说”法，都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

此外，因受“旋法”因素牵连的“本是却非”的动律形态，同样也值得相关音乐家再作研究。

参考文献：

[1]薛良《音乐实用手册》[M]中国文联出版社1993年。

新势态下范文篇6

把作品的创作过程与作品的传播效果联系起来，尤其对作品问世后的命运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认识到思想荚感和情感升华是作品产生影响力的根本。本文试以历经60年而不衰的影作《胜利之吻》为蓝本，说明新闻摄影审美的三种形态即现场势态、审美情态、象征意态是作品产生影响力的根本。

[关键词]

新闻摄影；审美；形态

《国际新闻界》杂志①刊登了一幅图片《瞬间的力量》(同名《胜利之吻》)，配文介绍：这幅作品摄于1945年8月14日，它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向往和平、痛恨战争的主题，感染了每一位读者，产生了经久不衰的魅力。此前，《环球时报》②在《“世纪之吻”从何来?》的文章中曾披露：“一位名叫吉姆·雷诺尔斯的75岁老人公开承认照片中的男性公民就是自己。照片并非摄于当年8月，而是5月，也就是战胜德国纳粹的日子。”3个月后公布于世，造成了时代背景的错位。拍摄这幅照片的摄影师名叫阿尔弗雷德·艾森施泰特(AlfredEisentaedt)③。这是他根据《生活》杂志老板的授意，从创意、构图，直至被吻护士小姐身体的姿态，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而作者艾森施泰特却说：日本宣布投降那天，我在时代广场上看见一个士兵沿着大街奔跑，一路上拥抱任何一位成年女性，当他抱住一位白衣护士时，我一口气拍了4张他与护士接吻的镜头。美国《生活》杂志1945年8月第一次发表这幅作品时的文字说明是这样写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吻”。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④“结束”是在8月，而不是5月，这也是铁的历史事实。

从以上有关材料来看，《胜利之吻》在真实性与实效性方面是存在争议的⑤。但有意味的是：这幅作品距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它仍然在各类杂志的评选中居20世纪最具影响的摄影作品之首。几年前，国外报刊发起寻找该作“画中人”的信息，竟应招了好几位“画中人”，护士太太让问“吻后说了啥”，终于辨出“无言”是真人。直到今天，作品仍在高频率放映，众多读者认为：即使作品与新闻事实不符，也难以忘怀其画面及其感人魅力。这正好应合了艾森施泰特生前的话：“人们告诉我，当我走进天堂后，他们会记住这张照片，也就是说也记住了我”。⑥

为什么春秋代序，读者对作品的钟爱并不减退?甚至淡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日或经过，持续欣赏这幅以情理逻辑为基础、相对不真实的新闻图片?这说明作品的背后存在着超越时空的深层次内涵。俄国文艺理论家列夫丘克曾说，每一件作品都会在某一范围的人们中间得到最积极的反响，正是这一作品所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最感兴趣、最易理解、最有内在需要的。

原创性审美形态

在新闻摄影的策划、拍摄、编辑、赏析等传播环节中，拍摄作品这一环节始终是第一位的，拍摄者植根于原始生活越深，创造的域境就越宽广，作品的原始创新性也越大。可是，拍摄者真正到达了现场，成为了生活事件的观察者，有了对主题的认识，却往往不能拍到好照片。这中间可能有多方面因素，但是，透过《胜利之吻》超越时空而被人们钟爱的现象可以发现，新闻图片传播活动是一种动态的，由创造者、传播者和读图者交相催生的互动效应。在这三维的互动效应中有一种尺度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就是新闻摄影的审美三态：即现场的瞬间势态，主体的审美情态，认识的象征意态，这三者是作品原始创新的支点。

在这“三态互动递进”的关系中，第一现场势态是构成新闻图片信息的条件，它由瞬时过程、瞬间模式、瞬隙状貌三个成分组成；第二个美感情态是新闻反映社会美的创造性特征，受制于作者与读者的审美感知、审美意识和审美理论；第三个象征意态则是新闻摄影“皇冠上的明珠”，其美感呈现出暖昧状与模糊状，其时空呈现出开放性与层级性，它是对事件本义的抽象化延伸和立体化超越，既具有图片信息的传播价值，也具有人生意义的思辨价值。

如果以“名作”为参照对象，应当承认：在当今新闻图片报道中，往往比较重视图片信息的短平快，而忽视对瞬时过程、瞬间模式、瞬隙状貌的探索；比较注重对摄影对象的纪实抓取，而缺乏自觉的新闻审美意识和审美理论指导；比较盼望作品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内涵，但对作品的象征意态却缺少追求。新闻摄影传播效果要求我们：每一位忠于职责的摄影记者或图片编辑都应该是“三态合一”的追求者。因为第一态是新闻图片这一精神产品立身的基础，可谓“真”；第二态是创造者进入新闻审美体验的标志，可谓“美”；第三态则是作品成为“历史存照”或“瞬间精华”的依据，可谓“妙”。这“真、美、妙”三种形态代表着三个高度，“三态合一”可谓“有境界，则自成高格”⑦。对于《胜利之吻》这幅佳作来说，审美“三态”完美地体现在它的画面里：有限的方寸间，无限的永恒影，作者、作品、读者勾通理解；瞬态、情态、意态水乳交融；“三态”潜存于画面，简约的画面，对应无限的意象，达到了新闻摄影原始创新的最高境界。

现场势态

新闻摄影的现场势态指的是新闻事件发生、发展的势头与形态，它以凝固画面的瞬间为最小的检测单元。新闻摄影的美感存在于“现场势态”之中，因此，这一“现场势态”也同时是审美之所。新闻摄影记者理所当然地要关注基本的新闻事实，即事实材料的骨干部分，所谓的五个“W，’，还有新闻的“新”，新闻的指导意义如何，读者是否欢迎等问题。而这些考虑是通过新闻发生的现场势态实现的，如果陷入了“公式化”的机械程序，则新闻作品的“一汪活水”就会变成“一潭死水”。

新闻摄影凝固的影像虽然是短暂的瞬间，但这个瞬间存在于事件发展的过程之中，只有通过密切地观察，才能发现并锁定其中的某个场景。这个场景正是最佳瞬间模式，表现为诸种摄影要素有秩序地、恰到好处地呈现为“有意味的形式”，主体鲜明突出，陪体交待情节，环境烘托气氛，影调表现透视，一切与主题无关的要素都排除在取景框外。当然这“有意味”的瞬间模式会因题材的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样式。此时，创造者的全部精力只需要集中在主体的瞬隙状貌上，透过主体生动的表情，饱和的情绪，变化的行动等外在现象，去发现其生机勃勃的内心世界，并在对象的心灵情思外化之时，确认自己认识和判断的准确度，发出捕捉的指令。这一“瞬隙状貌”隐藏在事物发展的瞬时过程中，发生在瞬间模式形成的基础上，它的信息量大、饱和度高、主题指向性明显，常常成为“瞬间精华”之所在。《胜利之吻》发生在纽约时代广场，有好几位摄影家都拍到这一个场面，一位海军摄影师维克多·乔治森⑨使用120双镜头相机拍摄，白衣护士的腿部被切去，破坏了她优美的体态，画面呈呆板方形构图，主体不鲜明地出现在背景上，透视效果受阻。而艾氏采用135相机，竖式构图，大街线条向前方汇聚，主体鲜明突出，形成悠远的透视效果；护士的头、腰、腿三点绷成反弹式的优美弯弓，男士表达了喜悦的热度，护士回敬以充分理解的态度；士兵握过枪的手此刻停留在白衣天使的腰间，刚柔成趣地凸现了结构中心，使得作品具有不同凡响的新闻敏感和新闻美感。所以“照片来源于大脑”的艾氏名言能够伴随着他的作品互为印证地流传至今，这不能不说他对现场势态的把握高人一筹。

审美情态

审美情态指摄影记者、图片编辑、图片读者在实践活动中自身的情感状态，他们从不同角度看待新闻摄影的用途与作用，并把自己的情感附着在眼前的事业上。情感正是美感的核心，美(AESTHETIC)的初始意义正是“感觉”、“感性的”、“感兴趣”之类与情感密切相关的概念，而并非一般的“漂亮”“酷”之误解。新闻美感是伴随着各人不同的感知、情感、思维等新闻实践活动发生、形成的，欣赏《胜利之吻》一类以生死存亡大事件为背景的可视新闻，必会从中寻找、体验浓郁的情感抚慰以满足和平的审美需要。至于美感的心理形式则是一种比较稳定、个性化的审美心理，这种心理需要在审美知觉、审美意识和审美理论三者的相互诱发下逐步形成。人的审美心理不一样，审美情态就会千差万别，即所谓“见仁见智”。

审美情态的发生有赖于新闻本身的审美价值。实际上，新闻所具有的新闻价值是伴随着审美价值而共生同在的，除了新闻价值是衡量新闻事件的首要尺度以外，还有另一个与新闻价值密不可分的审美价值同样是衡量新闻本身的重要尺度⑽。新闻摄影的审美价值是一个既严格又模糊的判断，新闻信息如不具备严格的审美价值，就等于是信息垃圾而应被摈弃；而且这种审美信息是难以精确计量的，其“妙悟”之处常在无声的通感中浸人心灵，合乎“人本真实”的原理，与人的“理念真实”相比，“人本真实”更能做到润“心”细无声，达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传播无障碍效果。只到那时，你才能体会到朱光潜先生所描述美的感受：“这种脱净了意志和抽象思考的心理活动叫做直觉，直觉所见到的孤立绝缘的意象叫做形象，美感经验就是形象的直觉，美就是事物呈现形象于直觉时的特质。”⑾由此可以说，从业者的情感态度和美感韵致是通过画面的细节、环境气氛、人物行为来传达的；新闻的审美价值是伴随着作品的形象性和感染力来辐射的，鉴赏者对图片的新闻价值与审美价值也是双需的，人们总是面对具体的可视形象，敞开感觉或情感的大门，在情动神摇的过程中受到审美感染，进而产生连锁的理性认识。如爱森斯坦所说“画面把我们引向情感，又从情感引向思想”。⑿

审美情态取决于从业者的审美素质。图像的审美知觉、审美意识和审美理论是素质的主要构成，三者互动的综合表现则是特殊的图像审美能力。图像审美知觉因不同的生理、心理条件而有高低粗细之分；审美意识是感受、鉴赏，乃至创造各种图像产品的自觉心理状态；审美理论则是新闻摄影美感经验的抽象化成果，审美意识的取向、审美能力的培养都离不开新闻摄影理论的滋润。能够敏锐地通过人物、光影、色彩对美与丑、悲与喜、崇高与卑下产生审美感受，并迅速做出是否用图像反映以及如何用图像反映的抉择，这就表现为图像方面的新闻敏感性与新闻审美力。同时，审美知觉、审美意识

[page_break]和审美理论是促成社会与个人形成“审美准则”的因素，当从业者具备了审美能力——图像美准则，现场具备了美感特征——图像美标准，人们的审美情态才会进入原始创新的最佳状态，其反应是情波涌动、思绪联翩、浮想千载。他们会自觉地按照“标准”和“准则”去提炼具有规律性的要素或思想，通过图像画面呈现其简洁性、普遍性、秩序性与审美性。只当此时，审美情态才算步人良性轨道。

象征意态

象征性图像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评价与自身的心理因素相互勾通时的一种式样。新闻摄影因其写实的本质特点，一般不会存在纯粹的象征作品。但是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却在新闻摄影中有着广泛的运用。象征意态指的是具体事物表现特殊意义的意象形态，如古人所说“情在意中，意在言外，含蓄不尽，其为妙谛”。象征意态可以激发读者丰富的联想，突破作品直接的实像，看到间接与无限的虚像——象外之象。刘勰在《神思》篇中把意象誉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歌德认为“真理与神性一样，是永远不肯让我们直接认识的，我们只能在反射、比喻、象征里面观照它”。总之，象征意态能够通过理想化的客观对应物让思想流光溢彩，如同红色象征革命，鲜血象征烈士，七弦墓地象征革命音乐家一样鲜明彰朗。

象征意态的明显特征是超越时空，它与新闻摄影美的传播是相伴而生的多层级创造过程，一般是不能量化的，只能用表示“程度”的词语来形容。但是，如果从数学创造规律的角度进行思考，用审美反差率⒀的大小作为美感的评判标准，则美感有量可寻的可能性就会增大。纵观古今新闻可发现，美感的发生与事实变化的反差大小是成正比的，象征意态的程度与事物属性的反差也是成正比的。因此，处在时代反差转折点上的新闻，其美感的量级或层次最有可能获得超级递进象征性。如同色光中，灰色处在黑与白之间，兼有黑白色光的特点并具有宽泛的阶调；黄处在红绿之间，可与其它两种色彩建立多种合作关系并产生多级变化，“黄”色运用在交通符号系统中，缓冲了红停绿行的极端化，减少了交通事故。再如平凡无奇的事物，如果有人从中摄取了平凡中见神奇的“高反差”一瞬，即会使人产生“新奇美”。新闻摄影的“拍摄难度”、“冲击力”其实也是“高反差”的美感评判标准，只有那些品位高、审美能力强的摄影记者才会冒着困难与危险，用常人不常见的画面语言拍出难能可贵的作品，使读者产生崇高的美感。《胜利之吻》发生在历史的转折时段，二战的恐怖阴影尚未完全退去，新生活的灿烂光辉已经降临。作品将渴望和平的愿望与仇恨战争的记忆同时凝聚在非亲人物的情绪至高点上，怎不叫人思绪翻飞，感慨万千!可见，处在审美反差点上的新闻事件其信息含量和内容韵味是最为丰富的，新闻摄影作品只有反映时代变动中的主流情感，才有可能超越时空，具有超级象征意味。运用反差率与美感程度的正比关系，可以解答为什么处于时代变革、历史变动、战争和平等转折点上的事件能够成为新闻摄影选材的聚焦点如《开国大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物心灵碰撞的火花会成为新闻摄影的瞬间精华，如《身残与心残的撞击》⒁；还可以说明为什么低反差率的新闻事件难以让记者、编辑、读者进人审美情态，因为它离“以人为中心、实现自我”的人生最高目标太远。

象征意态的积极效应是崇高美，在人类社会艰难前行的过程中，代表先进力量的一方常常处在弱小、孤立的劣势中，但它始终显示着先进人类的潜在素质和崇高精神，这种精神现象正是崇高美产生的社会基础。崇高美的最大特点是主体在生存或生命受到巨大威胁或处在弱势情况下，能与对象奋力抗争，显示出自身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使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并产生崇敬感，正可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⒂。《胜利之吻》所反映的美绝不仅仅是男女之间的和谐美，而是人类在自身的抗争中所获得的具有更高认识意义的崇高美。画面中的“人”代表着“人类”的概念，而“人类”这一概念与“人”的概念相比，具有更高程度的象征性，人类正是通过“人”这一概念而提升的。

象征意态的终级追求是最高程度的自由创造，它通过所创造的意象把读者带入主体人物的环境中，使人们与作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引导读者进入自由想象的天地。从图像符号角度看，作品是有指涉意义的，能指是意符(Significant)，所指是意涵(Signified)。这里的“能指”由大兵、护士与当时情景构成，属反差率大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能指”所对应的参照物是与二战停火有关的事物。“能指”所指涉的观念或情感便是“所指”，直接指向人类共有的和平友好情感与光明进步理念。该作品的象征意态正是通过“能指”、“所指”以及“有关事物”之间的关系组成的，达到了集联想意义、情感意义于一体，融信息传播、自由创造于一炉的境界。皮尔斯认为，象征符号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最高程度的符号性、创造能力、信息能力，最高的实用价值。因为它需要借助于一个设置符号的主体，借助一个解释者，所以它具有最高程度的自由创造。本泽也说，“人是通过‘图像性适应’、‘指示性接近’和‘象征性选择’而确定他的环境的”。所言不虚，二战虽时过境迁，但凡欣赏这幅佳作的人，都会联想到同类的事件而不知不觉进入一个象征的世界。它拨动了人们对于图像意义与传播方式的种种思考：从业者怎样进入审美状态?新闻摄影的美学尺度在那里?图片传播的审美效果有哪些规定性?怎样有限时空跨越到无限永恒?虽然我们一时不能明确地给出结论，但是有意识地追求新闻摄影的审美“三态”，攀登三个高度，探索自成高格的“真、美、妙”境界，对于挖掘新闻摄影的创造力却是极有意义的。

笔者相信：“三态合一”之时正是天、地、人的圆融之象!

注释：

①2001年第2期(瞬间的力量)(同名(胜利之吻))，1945年8月14日，日本战败的消息刚刚传到纽约，人们奔走相告，欢腾雀跃。伊森斯塔特当时在时代广场上猎奇，他发现了一个动人的情景：一群刚刚从战舰上登陆的海军士兵列队走过，其中的一名水兵突然冲出队伍，兴奋地抱住一名过路的女士接吻，然后大叫：“THEWARISOVER!”照片以“战胜日本一一时代广场的庆贺日”为题发表在(生活)画报上。

②《环球时报》1997年10月12日第13版“他原先一直瞒着妻子，即使妻子隐约知道照片中的男子就是自己的丈夫。不久前，吉姆的妻子离开了人世，这才使得饱受瞒骗折磨的他有机会向神父讲述自己的所作所为”。

③艾森施泰特与伊森斯塔特指同一位摄影记者AlfredEisentaedt，1898年生于德国，享年96岁，有约70年的摄影生涯，拍有珍贵历史镜头与时代名人。

④谊作拍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是法西斯国家在帝国主义制度处于全面危机情况下，争夺世界霸权，实行侵略扩张所挑起的一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从1939—1945年以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国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经过多次局部战争，逐步演变为全面战争。这场战争给人类带来极大灾难，最终是美、英、苏、中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了和平与胜利，进步与希望。

⑤许林{胜利之吻有假)，人民摄影报，1997．12．10，第二版。

⑥林路(创作思维与拍摄技巧)，第97页。

⑦王国维(人间词话)。

⑧林路(创作思维与拍摄技巧)。

⑨宋汉炎(新闻美学漫谈)。

⑩爱森斯坦(电影美学)。

⑾朱光潜文集，第446页。

⑿（中国大学人文启思录）(第二卷)，(科学丈化人与审荚意识)(徐利治)，第215页。

⒀(开国大典)陈正青撮，(身残与心残的撞击)钱捍撮。

新势态下范文篇7

关键词:吉林省;金融集聚;耦合发展;“金融+产业”

1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发展现状与势态

1.1产业层面

文章采用区位熵衡量吉林省金融产业的集聚程度。区位熵是一个地区特定行业的产值在该地区总产值中所占的权重，与全国该行业产值在全国总产值中所占权重的比率。m区域金融集聚区位熵FAm的计算公式为:FAm=Q'm/QmQ'/Q，其中:Q'm为m区域金融产业总产值，Qm为m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Q'为全国金融产业总产值，Q为国内生产总值GDP。经过归一化处理后计算可得表1。从表1可知，近年吉林省整体金融集聚区位熵均低于全国水平，但随着吉林省持续强化金融集聚建设，吉林省及下辖各地市的金融集聚区位熵逐步增长，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明显减小，部分地市的金融集聚区建设已初具规模，整体发展趋势向好。

1.2技术规划层面

吉林省金融集聚区以建设长春“东北亚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为关键突破点，目前规划以长春市南关区的东北亚国际金融中心为核心，连接南关金融服务区与净月金融服务区，形成“一核心、两区域”金融中心空间布局。2016年11月，吉林市昌邑金融集聚区正式成立，以“互联网+三农金融”为特色，力图在网络金融、科技金融、产业金融领域实现创新，致力于打造吉林省金融集聚区试验田。同时，吉林省对全省金融集聚建设提出“长春中心、市州环辅、县区并进”点线面规划格局，对延边朝鲜族自治州跨境开放、吉林市特色小镇、白山市绿色发展、四平市特色产业园区、辽源市资源型城市转型、白城市特色农业、松原市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通化市医药健康等地方特色产业，针对性提出建设特色金融集聚功能区，实现与特色产业的融合对接，开拓特色化“金融+产业”集聚模式。

1.3制度政策层面

为推动吉林省特色“金融集聚区”的建设，吉林省委、省政府先后出台了《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建设的实施意见》《金融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为深度推进长春“东北亚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的建设，吉林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东北亚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发展的若干意见》，促进了金融集聚发展在吉林省“以点带面”全面铺开。目前，落户于“东北亚区域金融服务中心”的金融机构总部共计235家。

2吉林省金融集聚区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发展的实证研究

2.1耦合协调模型构建

文章将金融集聚区与区域经济增长两个子系统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体系视为“金融集聚区—经济增长耦合系统”。2.1.1功效函数建立功效函数U1=∑ni=1aixi与U2=∑mj=1bjyj，两者分别为金融集聚区子系统序参量与经济增长子系统序参量，其中:xi与yj分别为两个子系统中第i个与第j个评价指标，ai与bj分别为两个子系统评价指标的权重。2.1.2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C=2U1U2(U1+U2)(U2+U1)，系统耦合协调度D=CT(T=αU1+βU2)，其中:T为耦合系统的综合协调指数，α与β分别为两个子系统的权重参数，且α+β=1，令α=β=0.5。按照系统耦合协调度D值、U1与U2的比较，可将耦合系统分为若干类，详见表2。

2.2指标体系构建

在进行实证研究之前，需要确定功效函数中的评价指标xi与yj。根据对历史研究资料与文献的归纳和梳理，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连续性与口径一致性，文章选取评价指标如下:金融集聚区子系统U1(包括金融产业总值—x1、金融集聚区位熵—x2、金融产业年增长率—x3、金融从业人员总数—x4、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x5、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x6)，经济增长子系统U2(包括GDP—y1、人均GDP—y2、GDP年增率—y3、地方公共财政收入—y4、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y5)。

2.3实证结果分析

通过计算可得对应的系统耦合度C值和系统耦合协调度D值，并参照表2，得出各地市的耦合类型，详见表3。从系统耦合度来看，各地市的C值均高于0.90，这表明吉林省的金融集聚区子系统与经济增长子系统的关系紧密，能够产生显著的影响效果。从系统耦合协调度来看，各地市的D值均高于0.40，表明吉林省“金融集聚区—经济增长耦合系统”基本形成了初步耦合发展。从系统耦合协调的类型来看，近年吉林省在金融集聚区建设发展上颇有建树，但由于金融集聚赋能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导致金融集聚区子系统与经济增长子系统的发展非均衡，随着时间的推进以及传导机制的完善，这种非均衡状态可能有所缓解。

3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3.1构建空间计量模型

3.1.1构建空间权重矩阵在构建空间计量模型之前，需要对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发展水平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文章采用Moran'sI指数对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发展水平进行全域空间相关其中:n为样本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W的元素，xi与xj为各区域的变量值，x－为变量x的均值，S2为变量x的方差。3.1.3设定模型通过Moran'sI指数空间相关性检验，若证明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发展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可依据拉格朗日乘数检验来选择空间滞后模型(SLM)或空间误差模型(SEM)。空间滞后模型(SLM)引入空间滞后因子，具体表达式为Y=ρWy+βX+ε，其中:Y为被解释变量，ρ为空间回归系数，W为空间权重矩阵，Wy为空间滞后解释变量，β为外生解释变量影响系数，X为外生解释变量矩阵，ε为随机误差项。空间误差模型(SEM)引入空间误差系数，具体表达式为Y=βX+ε与ε=λWε+μ，其中:ε为引入空间误差系数的误差项，λ为空间误差系数，μ为符合正态分布的随机误差项。

3.2指标体系构建

基于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发展现状与势态，结合国内外文献选取指标的参考，文章最终选取了2006—2019年吉林省宏观面板数据。选取评价指标如下:被解释变量为金融集聚发展水平(金融集聚区位熵FA);解释变量有6个，分别为经济发展水平(国内生产总值lnGDP)、产业结构(第三产业产值/第二产业产值I)、科技进步(专利授权数lnT)、劳动力(从业总人数lnL)、对外开放(实际使用外资金额lnO)、政府干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lnG)。

3.3实证结果分析

3.3.1空间相关性检验文章对2006—2019年吉林省各地市的金融集聚区位熵(FA)与空间权重矩阵(W)计算全域Moran'sI指数。结果显示，近年吉林省全域金融集聚区位熵的Moran'sI指数始终为正，且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表明吉林省全域金融集聚区发展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基于以上结果，文章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3.3.2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文章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法(LM)来选取更为合适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LM(Lag)与R－LM(Lag)均通过10%显著性水平检验，而LM(Error)与R－LM(Error)均通过5%显著性水平检验，可见空间误差模型(SEM)更具优势。文章使用空间误差模型(SEM)对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进行极大似然估计(MLE)，估计结果详见表4。6个解释变量中，仅劳动力的回归系数β为负，其余各变量对金融集聚区发展的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是经济发展水平、科技进步、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劳动力、政府干预。

4吉林省特色“金融集聚区”发展的对策建议

4.1打造吉林省特色“金融+产业”集聚

目前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呈现中东高西北低的发展趋势，白城、松原、通化属于区域内金融集聚区建设的洼地。吉林省在持续推动金融集聚区发展的进程中，可以将各区域特色产业与金融集聚区发展相结合，譬如，白城市特色农业、松原市查干湖冰雪渔猎文化旅游、通化市医药健康，打造吉林省特色“金融+产业”集聚。

4.2深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吉林省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农业大省，其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具有一定的历史优势。但是，随着我国产业转型、消费升级等大趋势，推动第三产业发展、深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吉林省可以充分发挥制造业与现代化农业的优势，增强在全国产业链的竞争优势，持续推动其在专业化、多元化方面的优化升级，促进金融行业与制造业、现代化农业的深度融合。

4.3将科技创新作为发展金融集聚的主要动力

在之前的实证研究结果中，科技进步是促进金融集聚区发展的第二大影响因素。吉林省可以以科技创新为主要动力，坚持科技创新在金融集聚区发展的关键地位。在先进材料、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前沿科技领域，吉林省可以致力于打造科技、金融、产业、人力资源融合的创新型经济体系，进一步激发吉林省发展金融集聚的内在动力。

4.4进一步加强对外开放

吉林省与俄罗斯、朝鲜两国接壤，不仅是中国距日本海最近的地区，还与韩国隔海相望，拥有十个对外开放口岸，是我国开拓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朝鲜市场国外贸易的核心窗口。吉林省可以充分利用跨境开放的地理优势，充分发挥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的作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优势，推进中朝中俄边境、跨境、境外经济合作区发展，力图打造东北亚经济中心，进而赋能吉林省金融集聚区的全速发展。

4.5打造金融集聚政策高地

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干预也对吉林省金融集聚区建设起正面作用。因此，吉林省可以制定一揽子金融集聚区发展政策，深化金融改革，引入金融机构增进交流，完善区域金融治理体系，令吉林省今后金融集聚区建设可以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同时，通过因地制宜落实财政、税收、产业、土地、人才等一系列配套金融集聚区扶持政策，打造金融集聚政策高地，大力促进吉林省金融集聚区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

参考文献:

［1］任英华，徐玲，游万海.金融集聚影响因素空间计量模型及其应用［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5):104－115.

［2］李秋敏.金融集聚的经济增长效益及时空分异特征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0(8):101－106.

新势态下范文篇8

科技创新景气循环我们称之为科技创新波动，是指区域及其科技管理部门在组织引导科技创新部门完成其科技创新活动的过程中，从创新研发、创新产品生产、创新产品销售及产业化各方面所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数量的不断上升和下降的循环往复运动。这种循环波动，不仅表现在反映微观部门的各种科技创新变量的运动过程中，而且也表现在反映国家总体行为的各种科技创新变量的运行过程中。

2深圳南山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构建方法

2．1指标选取与数据处理

2．1．1指标筛选

在深圳市南山区统计局的支持下，本文收集了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季度指标53个，季度数据1378个，覆盖年份从2007年1季度到2013年2季度共26个季度，涵盖了南山区高新技术、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材料，光电一体等几大产业。根据数据的缺失情况，以及指标的重要性和波动性，配合科技创新的过程、结构维度进行指标的筛选。

2．1．2数据处理

由于原始数据在统计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某些失误，为了避免这些数据对分析结果造成损害，因此有必要对原始数据进行处理。本文中把数据正常值界定在内，对异常值和缺失值通过均值法或线性趋势法对其进行替换。对数据进行初步处理之后，计算相应的同比增长率序列。为了剔除季节变动要素和不规则变动要素给景气指数分析结果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采用Eviews中X－12法对数据进行季节调整。

2．2综合景气指数指标的确定

2．2．1基准循环的选取

基准循环既是分析波动周期及波动特征的主要依据，目前国际上正在使用的景气指数有三种循环:古典循环、增长循环、增长率循环。由于目前我国的科技发展速度较快，科技创新投入总量和各项指标都在增长，很少出现绝对量下降的情况，只是增长速度的变化幅度较大，因此本文区域科技创新景气分析采用同比增长率循环法来反映科技创新指标的变化情况。

2．2．2基准指标的确定

景气指数体系是以基于有关科技创新变量相互之间的时差关系来指示景气动向的。基准指标就相当于衡量其时间序列先后顺序的尺度。根据重要性、波动性以及能够敏感反映科技创新变化活动的原则，本文选取了正在申请专利数量为基准指标。这主要是由于专利的申请数量能准确的反映一个区域的科技状态，同时它也是科技力量强弱的一个重要标志。

2．2．3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指标分类

对初选指标进行筛选后，按这些指标与基准指标之间的时差关系划分为先行、一致和滞后指标组。分组的方法很多，目前采用较多的主要有时差相关分析法、K－L信息量法、聚类分析和谷峰对应法。根据各方法的性质和要求，本文选用时差相关分析法对景气指标进行分析。

2．3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构造

2．3．1南山区科技创新扩散指数计算

扩散指数(DI)是在对各个科技指标循环波动进行测定的基础上，所得到的扩张变量在一定时点上的加权百分比，能有效地预测科技创新循环的转折点。

2．3．2南山区科技创新合成指数计算

扩散指数虽然能有效地预测科技创新循环的转折点，但不能明确地表示循环变化的强弱，不能反映波动的振幅。而合成指数正好能弥补这些缺点，本文用美国商务部的合成指数计算方法来构建科技创新的景气指数。

3南山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分析

3．1长期景气波动分析

从总体来看，根据一致合成指数的走势，深圳南山区的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3．2短期景气波动分析

深圳南山区的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是基于季度数据进行测度的，因此具有更好的时效性。有助于动态地把握科技创新活动的状态，并对制定相关的政策给予辅助。结合近几个季度的走势分析看:(1)先行指数反弹明显，科技创新有望走出不太景气的状态。先行指数在经过11年下半年的低迷之后于12年1季度出现阶段回升，并于2季度上升至100．69，但是上升势态并不稳固，小幅波动之后进入一个企稳回升的上行期，预示着后续季度科技创新景气指数有向好的趋势。(2)一致指数上行企稳。科技创新景气指数在前几年出现了逐季下行的走势，由11年3季度的景气高点下滑到12年3季度的景气历史次低点，景气度由此进入一个不太景气的低迷状态。但是，最近几个季度的数据显示，景气状态逐渐回暖，连续四个季度景气值稳步回升，由99．62微张到13年2季度的100．57，一致指数上升势态明显。(3)景气预警指示灯显示南山区科技创新景气状态由11年3季度的非常景气逐渐下滑到12年3季度的不景气，12年3季度和13年1季度连续显现2个季度不太景气的预警信号，但13年2季度的景气状态出现回暖状态，进入正常状态。最近几个季度的综合预警灯信号表明，深圳南山区的科技创新活动经过一个低迷期后进入一个回暖上升通道。

4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创新周期为理论基础，基于季度数据构造了南山区的科技创新景气指数，为政府科技政策和科技统计工作的改革提供了示范基础，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

结论1:本文的数据是基于深圳南山区科技统计改革的成果，采取季度数据，对测度区域科技创新发展具有很好的时效性;利用合成指数方法构建的创新景气指数能清晰地反映科技创新状态由下降、稳定、恢复到增长的波动特征以及转折点，有助于对我国区域科技创新景气状态进行测度和监测，这是目前以基于年度数据和简单指数构建方法做出的创新指数所不能及的。

结论2:科技创新景气指数能够很好的反映科技创新活动的时序性。不同创新指标对科技创新景气指数的测度结果具有不同时点的影响，说明各个创新活动的作用和影响存在时滞性，创新景气指数的构建有助于把握区域科技创新活动的时序性和动态性。

新势态下范文篇9

关键词：焊接技术；船舶修造；焊接工艺

0引言

焊接是一种工业生产的基本技术手段，但对于船舶修造领域来说，焊接技术则是一种直接影响船舶制造质量与产量的重要技术。在船舶修造过程中，焊接所占用的总耗时比率达到40%左右，而焊接工艺的质量也成为判断船舶生产质量的评断指标之一，而焊接工艺的效率也决定船舶修造的周期与成本，可见焊接技术对于船舶修造而言比传统工业生产更为重要。船舶修造对于工艺水平具有较高的要求，尤其是结构强度上，必需确保焊接焊缝的质量，确保结构能够抵御外部压力的影响。因此需要在船舶修造过程中进一步提高焊接技术水平，对焊接工艺进行严格把控，确保焊接质量也是保障船舶修造质量的途径之一。

1船舶修造中的焊接技术概述

船舶制造业具有多年的发展历史，自20世纪初便开始重点研究船舶修造焊接技术，1920年英国某船厂首次利用焊接技术来修造远洋船舶，这也是船舶制造业迈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节点。在此之后，焊接技术在船舶制造业中的应用也越来越广泛，逐渐替代传统的铆接技术。自20世纪40年代起，焊接技术也表现出迅猛的发展势态，气体保护焊接以及埋弧焊等技术也获得了研发与推广。至50年代，船舶制造领域已经广泛应用气电立焊等焊接技术，进一步提高船舶焊接技术水平，也让焊接技术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自20世纪90年代，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接技术以及高效焊接技术也相继问世，而焊接技术的发展也逐渐趋于自动化。对于船舶修造来说，焊接工艺所占的工程量达到总量的30%~40%，而焊接工艺所需的成本也占总量的最高50%。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在船舶制造领域也取得了一定地位，制造技术水平有了显著提升，同时焊接质量评价也成为主要的参考指标，船舶焊接技术水平直接决定了船舶制造的质量，而其对于船舶整体结构的稳定性、船舶制造经济效益等都具有重大影响。我国船舶制造领域的发展以更高的要求、更高的质量、更强的性能、更为完善的体系为基本理念，使得国内的焊接技术发展势态十分良好[1]。

2船舶修造中焊接技术的有关规定

在船舶修造中，焊接工艺需要进行评定实验，一般指的是确定好材料之后根据有关工艺进行焊接，并在焊接完成后检查焊缝和热影响区的焊接质量，从而确定焊接工艺的适用性。焊接工艺评定能够为焊接流程及焊接的整体质量具有保障性作用，所以在船舶修造中需要对拟用的焊接技术工艺进行评定。根据船级社有关规定，船舶制造厂在焊接流程中需要对所用的焊接工艺、焊接材料等进行评定试验，从而确保工艺与材料的应用能够达到预期要求和质量标准。在修造之前，制造厂需要根据现有的技术条件和经验水平设定好船舶修造焊接计划，将其制定为文件，交由验船师评定，文件中需要对焊缝的位置、尺寸等指标进行明示，并拟定好焊接工艺形式及编号。之后需要对照本厂以往生产焊接工艺的评定结果，若应用此前从未应用，或没有获取批准的焊接工艺，则需要严格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在焊接工艺的评定项目中，需要确定好有关的工艺评定标准，确保制定的标准能够符合评定规范，之后根据重要因素或补加因素相同原则进行选择。一些评定试验的重要因素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是否明示，但无法当作焊接工艺的指导性文件。

3焊接工艺评定的选择

通常情况下，若焊接工艺通过船级社的评定，那么便可以长久应用，但若是需要对既定的焊接工艺进行修改，那么必须将修改的内容向船级社上报，而船级社则可以根据修改内容来重新对焊接工艺进行评定试验。评定的焊接工艺一般也都会具有一个适用范围，若未能处于这一范围区间内，那么便需要在应用之前对焊接工艺进行评定试验。通常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实际应用范围有以下几点：1）若需要同时采用多道工艺，那么钢板等材料的厚度则需要严格规范，一般厚度的选用范围需要在评定试验所选厚度的50%~200%。若选择单独的焊接工艺，那么材料厚度的选择范围则可以更改为80%~110%；2）钢材与焊接材料的选择范围。通常需要参考评定试验所选择的材料，需保证材料的等级相同，如果韧性较高的材料试验通过，则能够确定焊接工艺参数的影响并不大，在通过船级社许可后可以合理选用韧性等级稍低的材料；3）钢管直径的选择范围应为评定试验直径的50%~200%，管壁的厚度选取范围也是如此。若焊接工序较多，那么材料壁厚的选取范围也应为50%~200%，单项焊接工艺则为80%~110%；4）焊接规范参数所确定的电流、电弧电压值的浮动不能高于5%，而焊接速度的浮动范围也不宜超过10%[2]。

4船舶修造中焊接工艺的具体应用

目前，现代化的焊接技术涉及到修造过程的工艺设计和小、中大合拢，平直立体分段等。国内的船舶修造焊接技术水平已经能够达到制造生产的技术要求，而高效焊接技术则具有重大意义，技术含量更高，技术工艺更为完善，但对于高质量水平的焊接材料也需要向外进口才能保证生产要求，而当前国内船舶修造厂常用的高效焊接技术具体有以下几种。1）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对于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来说，焊丝的选择至关重要，具体分为以下几类：①药芯焊丝。药芯焊丝是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应用中的重点材料，辅以其他材料能够实现单面的快速焊接，这种焊丝的特点便是能够提高电弧的稳定性，同时焊接工艺性能也较为优异，焊接效率较高等；②实心焊丝。目前国内广泛推广的实心焊丝种类较少，因此在实心焊丝今后发展的方向上，不仅要进一步提高焊丝工艺水平，还要不断拓展实心焊丝品种类型，实心焊丝的应用优势有焊接效果美观性较强。焊接过程能够有效避免飞溅现象等。当前常见的船用钢结构上，药芯焊丝如今已经能够实现全面的国产化，但部分高质量的焊材对于技术水平具有一定要求，所以当前还是需要向外进口才能确保生产需求[3]。2）活性气体保护焊技术。活性气体保护焊技术主要利用CO2+Ar混合气体的CO2自动焊接，这种焊接技术在不锈钢焊接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我国某船舶工艺研发机构已经开发出适宜船厂使用的双丝单面MAG焊接设备与工艺，而这一技术的主要优势在于，能够实现无缝装配和坡口中定位焊接等，增加切断细焊丝，在其背面选用陶瓷衬垫，板厚为12~22mm之内能够实现单次成型，不仅能提高焊接质量，同时焊接效率也较为优异。3）焊条电弧焊。线下立焊焊条和向上立焊焊条对比能够有效提升焊接效率，而铁粉焊条焊的方式工艺流程较为简易，能够提升熔敷效率，从而确保焊接效率，焊接效率通常都能提高一半甚至更高。重力焊条选择直接在5~8mm的铁粉焊条，熔敷率能够达到180%左右。4）搅拌摩擦焊。搅拌摩擦焊是一种固相焊接法，和以往的焊接形式对比能够有效避免焊接飞溅现象，同时焊接过程不需要采用焊材，接头部位不会出现裂纹等，是一种高效且零污染的环保型焊接技术。搅拌摩擦焊在多数大型船舶的铝合金结构中应用具有显著优势，因此国外多数船舶制造厂广泛应用这一焊接技术进行预成型构件的生产，促进船舶制造转向预成型结构装配型[4]。由此可见，搅拌摩擦焊属于先进的焊接技术，在铝合金船舶结构生产中的应用能够发挥明显的效果。

5结语

经济一体化使得国内船舶制造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一种挑战。若想促使我国船舶修造焊接技术水平跻身世界前列，加快船舶工业的快速发展，需要将船舶焊接技术作为着手点，将其归入船舶工业现代化改造规划中。这也需要综合我国国情，根据当前船舶行业的发展势态以及焊接技术的发展方向、发展条件来积极研发与推广更为高效的焊接工艺，优化焊接工艺流程，研发新的焊接技术与设备，通过焊接技术的不断革新来推动船舶制造业的稳健发展。

参考文献：

[1]洪森,彭茂清.高效焊接技术在船舶建造中的应用及推广[J].广东造船,2018,(1):76-78.

[2]杨义生.解析激光焊接技术在船舶制造中的应用与前景[J].科技创新导报,2013,(25):6+8.

[3]谷庆峰.浅谈焊接技术在船舶建造中的应用[J].中国科技博览,2011,(31):283.

新势态下范文篇10

在汽车的设计开发中，需要攻克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汽车运动时的减振效果，而汽车座椅、轮胎和悬架是汽车产生振动时的主要振动部位，其中，假设轮胎、座椅相关参数不发生变化时，则主要由悬架的减振性能决定汽车稳定性能的指标。钢板弹簧是悬架上非常重要的一个部件之一，目前，国内大多数的重型卡车的悬架系统中均具有钢板弹簧。因此，提升钢板弹簧品质可以进一步改善汽车安全性，提高汽车性能有着很大的影响。钢板弹簧（Leafspring）是由许多具有等宽等厚，但长度不同的弹簧片构成，其作用是用悬挂的形式把车架与车桥连接在一起，起到了承受载荷冲击、减振、保持车辆行驶的平稳性和对不同路况的适应性的效果。

技术发展状况分析

数据源与技术分析本文选择中国专利文摘数据库（CNABS）和德温特世界专利索引数据库（DWPI）作为数据采集源，通过对检索所获得的该领域下的专利申请进行统计和研究，对弹簧钢板刚度及截面形式涉及的技术方案分析可得：对于钢板弹簧的刚度，包括定刚度和变刚度，而定刚度钢板弹簧包括多片等行业曲线linkindustryappraisementDOI：10.3969/j.issn.1001-8972.2019.24.003可替代度影响力真实度截面式和少片变截面式，变刚度钢板弹簧包括主副簧复合式、渐变刚度式、少片渐变刚度式。经过检索式检索与人工筛选，确定涉及汽车钢板弹簧结构改进的来自30多个国家或地区申请人的全球专利申请共计2271项，通过对申请量势态变化趋势的分析，可以初步掌握由对汽车钢板弹簧结构改进发展与趋势变化，由此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一定判断。如图1所示，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汽车钢板弹簧申请量都呈现整体上升的趋势，从世界范围来看，汽车钢板弹簧的专利申请始于1902年，并在之后的二三十年中有一研发小高潮，之后由于技术的限制及钢板弹簧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直至1960年均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自新型的少片变截面钢板弹簧的发明，专利申请又重新恢复蓬勃，申请量开始逐渐增长，于2016年达到巅峰，而这其中不乏中国专利数量急剧增长的作用。中国对于汽车钢板弹簧的研究起步比较晚，第一件汽车钢板弹簧的专利始于1987年，之后的申请量与世界范围内的增长基本保持一致。对全球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进行统计如图2所示。可以看出申请人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韩国、美国的汽车公司和汽车零配件公司。申请的地域分布申请的地域分布可以反映出企业的产品市场中心特征和对市场的重视程度。对汽车钢板弹簧专利申请的所在国家和地区产权组织分布进行统计，得到图3的数据。从图3中可以看出，申请量较大的国家的分别是中国、日本、美国、德国、英国、法国、韩国这几个国家占了申请总数的94%，其与国家的申请总量加起来只有6%，数量与前面几个国家相比甚微。这几个个国家是汽车产业生产和研发的大国，也是最汽车进出口的大国，因此在汽车钢板弹簧领域上的研究相对比较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相关专利申请占了全球的23%，这不仅表明中国作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对各国企业的重要性，同时也与中国今年来实施的知识产权战略、鼓励发明创新的战略思想相吻合，此外这一情况的产生还由于中国申请的实用新型较多，占了申请总量的很大比例有关。申请人信息分析对国内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进行统计如图4所示。其中经过对山东理工大学和王炳超申请人专利申请的追踪，发现其应当与山东恒日悬架弹簧有限公司具有合作关系，其对各类钢板弹簧的细节设计，如主副簧间隙设计、刚度设计，应力计算方法等，进行了一系列的专利申请，在获得专利授权后将专利权转让于山东恒日悬架弹簧有限公司。进一步可以看出，国内关于汽车钢板弹簧的专利申请主要出自企业实际生产的需求。对全球申请量排名前十的申请人进行统计如图5所示。可以看出申请人主要集中在日本、中国、韩国、美国的汽车公司和汽车零配件公司。专利技术发展演进自汽车及汽车悬架的产生对汽车钢板弹簧的研究就已经开始，通过对汽车钢板弹簧领域的专利文献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得出该领域的专利技术演进路线。下面结合图6对专利技术的演进路线，进行逐步分解。汽车钢板弹簧的申请主要集中在钢板弹簧的结构改进。为适应路面的崎岖度，确保汽车的舒适性，以及避免弹簧过软导致的悬架系统较大地上下摆动、增加控制难度，首先被研制出的是既起到缓冲和减振的作用，又起到支撑和导向作用的多片等截面式钢板弹簧，其通常为倒梯形形状，通过U型螺栓固定在车桥上，主片簧两端的卷耳铰接在车架上，这样使得钢板弹簧在车桥与车身之间起到了承载载荷的作用。现今承载量较大的载货汽车、轨道机车、大客车以及拖拉机上还有采用的。由汽车理论可知，为保持车身固有频率不变，钢板弹簧的特性应该按指数函数变化，这在定刚度弹簧中难以实现，因此，当汽车载货后悬架承重变化较大时，为了保持悬架的频率不变或变化较小，因此发明出一种主副簧复合式钢板弹簧，如公开号为GB230000A的主副簧复合式钢板弹簧在1924年7月30日被申请。而为了改善主、副簧复合式钢板弹簧体积相对较大、布置较为复杂及重量较重的缺点，发明出了渐变刚度钢板弹簧，其特性曲线变为非线性，如公开号为FR752305A的渐变刚度式钢板弹簧在1933年3月13日被申请。由于主副簧复合式钢板弹簧与渐变刚度式钢板弹簧的主要特点是变刚度，因此，对于刚度可调方向进行了研究，典型的如1952年10月9日申请的公开号为FR1064232A的专利，其通过调节主副簧之间的距离对钢板弹簧的刚度进行调节，依维柯汽车公司在2004年12月9日申请了一种通过制动器来调节刚度的钢板弹簧结构。随着汽车行业的发展以及对钢板弹簧的研究加深，为了消除多片钢板弹簧的簧片间摩擦大的缺陷，在载重量较小的汽车上，出现了少片变截面钢板弹簧。其与多片簧相比少片变截面钢板弹簧生产成本较低，一般可节省30%～50%钢材，且可以节约油耗。少片变截面钢板弹簧的各片长度基本相同，但其厚度沿长度方向按照一定规律变化，片中应力基本均匀，与等强度梁相似。基于上述的几种钢板弹簧的形式，少片渐变刚度式钢板弹簧也被研发出来，典型的如1967年9月8日福特汽车申请的专利US3491994A为一种具有主副簧的，少片渐变刚度式钢板弹簧。1980年前后申请人对其截面形状及簧片形状的变化进行了一些研究，知名公司如通用汽车于1977年10月18日申请了一种S型簧片的钢板弹簧。随着少片变截面式钢板弹簧的进一步发展，现代汽车于1996年12月27日申请了一种中间凸起形状的钢板弹簧。中国公司自80年代起对钢板弹簧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关于簧片截面和形状特征的典型专利如2009年7月15日青岛帅潮实业有限公司提出了一种反弧形的钢板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