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货币范文10篇

新货币范文篇1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

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陈观烈．金融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陈野华．西方货币金融学说的新发展［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新货币范文篇2

关键词金融创新货币需求货币供给货币政策

金融创新是金融资源重新组合的过程，包括金融工具、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的创新，资产证券化、表外业务、金融一体化是金融创新的三大趋势。货币政策是货币当局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以市场为载体，以利率为传导机制，影响中介指标从而影响企业、居民的投资、消费行为，最终实现这个政策目标。

1金融创新对货币需求的影响

1.1使得货币需求收入有变小的趋势

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市场高度发达和证券化趋势，使得介于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金融工具不断出现。它们提高了持币的机会成本，从而人们增加非货币性的金融资产，银行甚至出现“脱媒”现象，由此，人们对于交易性货币需求减少。

1.2使得利率弹性的作用越来越大

在证券化促进金融一体化的趋势下，市场效率提高、资产流动性增大，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人们会缩小交易需求量，扩大闲置余额，从而使机会成本变量发挥作用的空间扩大，增强了货币利率弹性的作用。

另外，交易性货币需求要受国民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国民收入在短期内相对稳定，决定了交易性货币需求具有可预测和相对稳定的特点。

2金融创新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2.1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影响

金融创新所带来的证券化趋势和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强化了央行公开市场业务的作用力。其主要表现为：金融工具创新可以为公开市场业务操作提供大量可供买卖的工具，使中央银行吞吐基础货币的能力大增；金融机构在补充流动性资产或进行资产组合调整中日益依赖公开市场，其积极参与市场买卖在客观上配合了中央银行的操作；微观经济主体对各种经济信息、动态和金融市场行情的关注度增加，有利于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明确的信息，对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地引导和微调。

2.2对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影响

2.2.1使商业银行对利率的重视程度下降

这主要是因为创新使利率的决定性因素复杂多变，例如，确定一个利率的上限主要是为了抑制需求，但经济运行中的各种创新工具却把利率推向了这一高度，于是政策效果和非政策效果混在一块，使央行无法确定货币政策是否奏效。

2.2.2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

金融创新，尤其是诸如货币利率互换、票据发行便利等金融工具的创新，使借贷双方越来越容易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信用替代形式，从而使资本的国际流动性加剧，而较高程度的资本流动除了货币政策的实施产生影响外，还对汇率未来走势的预期产生影响，并且二者产生互动。

2.2.3使得基础货币投放量变得难以确定

货币乘数的加大，最终导致央行可以以较少的货币投入获得相同的货币供给，但对它的控制程度降低。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金融创新模糊了货币概念。目前NOW账户、ATS、MMMFS、NA等金融创新业务的出现，使传统货币的划分体系出现混乱；二是金融创新使得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超额存款准备金率、通货比率或现金漏损率、活期存款与存款总额的比例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从而加大了货币乘数。

2.3影响了国家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资产证券化对传导机制的影响主要在利率渠道和信贷渠道方面。资产证券化为银行和其他的发行者提供了广阔的融资渠道，无论货币当局怎样变动利率水平，都很难发生资本成本效应，货币供给和投资需求的利率弹性会减小；而且资产流动性的增强，也大大抑制了货币政策传导的流动性效应，从这两方面都可看出，资产证券化削弱了货币当局利率政策的时效性。

金融创新使公众和金融机构通过派生的信用扩张满足其日益扩大的需求，加大了货币政策主体控制货币的难度，使中央银行难以判断既定货币增长率的实际运行结果，使得存款准备金率传导机制部分失效；金融衍生工具出现之后，原有的货币供应量的概念发生了变化，需要修正货币总量的定义以反映金融衍生交易所产生的影响。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创新，使得央行执行货币政策的难度加大；信息收集、储存和传递的技术进步推进了金融创新的过程，都使得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数量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的效率有所降低。

3金融创新程度及政策效果

由于前面阐述过，金融创新会使交易性货币需求较少，投资性货币需求增加，那么我们可以用交易性货币需求和投资性货币需求之间的比来反映金融创新度。根据我国从1991～2001年存款余额和A股股票筹资额的数据我们可以得知，在我国的金融创新过程中，交易性需求投资性需求并不像前面理论所论述的那样此消彼长，而是都存在上升趋势，但是存款的增长明显高于股票筹资额增长，并且根据存款余额的增减额和定期存款的增长额向比较可以看到，我国居民依旧较为倾向定期存款而非货币存款，可见我国金融创新水平还相当落后，金融体制的创新没有跟随金融衍生产品创新的脚步，而金融工具的创新也相比发达国家十分的单一，可供居民选择的投资产品并不多，因此我国的银行存款逐年增加。

另外，在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运行特征和变动趋势指出了金融创新是货币创新程度的提高而上升，犹如我国货币流通速度开始会随货币化的深入而降低，但随后会随金融创新程度的提高而上升，而我国货币流通速度仍处于下降阶段，因此金融创新水平相对较低。

那么根据以上分析，在我国创新水平还相对较低时，金融创新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还不能明显表现出来，传统的货币政策调节机制或手段仍对我国的经济运行发挥着作用，例如，央行在2003年9月提高存款准备金率1个百分点之后，于2004年4月25日再次提高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这些都有效的控制了我国的货币供给过多，降低通货膨胀以及缩减信贷规模，使我国经济保持正常稳定的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新货币范文篇3

1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上调与湖北省的贷款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在湖北省实施的难度。通过分析表明，在2004年7月至2007年7月这一区间，贷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965％；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517％。这与湖北省近年来贷款增长的事实是相符合的，尽管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但湖北省的贷款仍呈逐年增加之势，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贷款月平均增幅分别为12.2％、13.3％和14.3％。

2存款利率上调对存款增长有较大影响，但股市回暖是导致存款变动更重要的因素。通过对比存款实际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两个不同因素对存款增长的影响，表明，存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率就上升1.2679％；股票市场收益率每提高1％。存款增长率则下降2.4011％。这说明，存款利率上调促进了存款的增长，但由于股市逐步回暖，对存款增长产生了强有力的下拉作用。两因素相结合，导致2007年以来存款增速趋缓。2007年1至7月，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7.5％，较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从存款结构看，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是导致湖北省银行存款增速趋缓的主要因素。2007年上半年，湖北省银行储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1.4％，较2006年下降3.6个百分点，较2005年下降4.7个百分点。

(二)货币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1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较为复杂，存在传导时滞。2007年以来，CPI指数呈逐月上涨趋势，表明几次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物价产生作用。一是由于此轮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供应紧张、农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和环境成本提高等因素推动，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因此，难以从单方面改变物价上涨的动因，只是起到间接的调控作用。另外，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很长，我国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为9个月，而针对物价上涨的政策调整始于2007年初。

新货币范文篇4

一、SDR是维护美元金融霸权的产物1969年IMF创立了新的储备资产和记账单位———特别提款权（SDR），其目的是为了缓和当时全球性国际储备资产之不足，满足全球国际清偿能力的需要。

（一）SDR的创设是为了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问题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中，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荡不定，因为每一经济集团都想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解决自身的国际收支和就业问题、呈现出—种无政府状态。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二次大战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地位，美元的国际地位因其国际黄金储备的巨大实力而空前稳固。这就使建立一个以美元为支柱的有利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国际货币体系成为可能。1944年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典型的以单一主权货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以黄金为基础，以美元作为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元直接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则与美元挂钩，并可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1960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里芬就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难题”：“即依靠一国或少数国家的货币来作为国际货币储备的主要组成，并以此来确保国际货币体系的运行，这样的体系是不健全的、脆弱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么国际储备的增长无法保证，要么人们对储备货币的信心丧失，最终都将导致该体系的崩溃。上世纪50年代，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特里芬难题”的国际货币储备数量不足方面，这个时候迫切需要新的储备资产以弥补美元储备资产，解决国际流动性不足的问题。但从上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向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的情况，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至此，世界走向了“特里芬难题”的储备货币的信用丧失方面。上世纪60年代动荡的国际金融形势为SDR的推出奠定了现实基础。1960年10月，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黄金市场价格猛涨到41.5美元/盎司，超过官价18.57%，美元大幅贬值，美元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规定的储备货币第一次显示出信任危机。为了维持黄金官价水平及美元对外价值，美国不得不采取挽救危机的措施，主要是抛售黄金，平抑金价，以便稳定住对外汇率的跌势。但是，这些措施虽可见效一时，却不能使局势从此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两个基本原因：一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不断下降；二是美国用以弥补其国际收支逆差的美元数字越来越大，1950-1972年的23年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额达886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用美元偿付的，这就造成了美元泛滥的局面。在这种形势下，美元危机的一再爆发是不可避免的了。接连多次爆发的美元危机，使人们对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产生了质疑，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岌岌可危，而此时其他国家的货币又都不具备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条件。这时若不能增加国际储备货币或国际流通手段，就会影响世界经济的发展。发行SDR，补充现有储备货币或流通手段以保持外汇市场的稳定，就成了IMF最紧迫的任务。1969年8月，IMF理事会推出SDR。

（二）SDR是一种不完整的世界货币

1.SDR份额分配和投票权不尽合理

SDR的份额与未来可获得的贷款额以及表决权挂钩，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等值期权。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所占份额和投票权相对较多的5个国家，其中美国所占的份额和投票权比例高达17.09%和16.74%。按IMF的章程，重大事项需85%以上投票支持，美国的高份额保证了它对重大事项拥有否决权。因此,在众多重大金融事务决策中，只要美国反对，决议就难以通过。换句话说，美国在IMF中一股独大的局面，一方面保证了美元在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中霸主地位；另一方面有效约束其他国家增加份额，进而也就约束了其他国家对国际金融事务的发言权和表决权。

2.SDR的货币属性不完整

SDR用途有限。SDR不能用来交易结算，只能充当记账单位和储备资产。SDR只在官方机构中间使用，不用于非官方的商品或金融的市场交易。它不像黄金储备那样本身具有价值，也不像外汇储备那样以各发行国的实际资源和财富为后盾，它本身无内在价值，是一种单纯依靠IMF机构信用而流通的资产。SDR需要用其他国际货币来购买。用其他外汇购买SDR需承担汇率风险，增加交易成本。而购买SDR又受限制，每一次SDR的扩容都取决于美国。因此，其他国家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主动增加SDR。另外，SDR长期不流通，失去了其作为一种货币、资产的交易和支付功能，必将被国际社会所忽视、淡忘。

3.SDR的价值构成决定了它不能反映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僵化的工具

IMF从1981年1月1日起选用世界上商品和服务出口额最大的5国货币定值SDR，包括美元、德国马克、法国法郎、英镑和日元。为了适应欧洲货币统一进程，2000年10月IMF同意将欧元纳入SDR的货币篮子，取代原有的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与此同时，SDR货币篮子的标准也相应改为在IMF修订篮子构成生效日前5年内对外商品和服务平均出口额最大的4个国家货币。最近一次SDR的货币篮子调整已于2011年1月1日生效，美元的权重最高，占到41.9%，欧元的权重为37.4%，英镑的权重11.3%，日元的权重9.4%。在新的调整中，人民币完全具备进入货币篮子的基本条件。从世界贸易结构来看，中国2006-2010年的年均出口额排在第3位。如果该标准不变的话，进入货币篮子的是欧元、美元、人民币和日元，英镑将出局。但我们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由于发达国家的政治阻力和技术障碍，SDR发行制度改革和作用的增强很难取得实质性突破。

二、多元化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未来方向

目前真正能够改变美元霸权地位的就是建立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理论上，在一个相互竞争、相互抗衡的多元国际货币结构下，国际货币之间的竞争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对货币发行国形成约束与制约，这将促使国际货币发行各方实行更加稳健、更加负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从而促进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一）多元化的国际经济新格局

1.金砖五国引领全球经济复苏

次贷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体普遍陷入深度低迷，财政赤字不断加大，失业率居高不下。然而，被称为“金砖五国”的新兴经济体代表—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引领全球经济复苏方面却发挥了重要作用。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42%，国土总面积约占世界的30%。2010年，五国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球总量的18%，贸易额占全球贸易额的15%，外汇储备占全球的75%，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超过60%。金砖五国经济增长强劲。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于2008年11月份及时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引导带动社会投资，国内需求大幅增加，有效弥补了外需缺口，在较短时间内扭转经济增速下滑趋势，率先实现回升向好。中国经济继2009年增长9.2％后，2010年增长10.3％。2010年俄罗斯经济保持较快复苏势头，但下半年受世界主要经济体复苏势头趋弱、国内罕见旱灾等因素影响，经济增速放缓，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国际金融危机令巴西经济2009年萎缩0.24％，而2010年巴西经济实现强劲复苏，经济增长率达7.5％，在二十国集团中位列第五。巴西国内生产总值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巴西已超越法国和英国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对印度而言，2009年是经济逐步摆脱危机影响的一年，2010至2011财年则是企稳进而实现较快发展的一年。印度官方数据显示，2010财年印度经济增长8.6％。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南非经济陷入17年来首次衰退。2010年南非经济向好势头明显，农业、矿业和制造业产值均大幅增加，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2.8％。

2.金砖五国贸易规模发展迅猛

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97万亿美元。目前，中国是日本、韩国、东盟、澳大利亚、巴西、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出口市场，欧盟的第二大出口市场，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据俄罗斯联邦海关局的数据，2010年俄罗斯外贸增长同样迅猛，出口总额为3964亿美元，增长31.4％；进口总额为2290亿美元，增长36.8％。据巴西发展工业外贸部统计，2010年巴西进出口总额达3835.54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36.1%，其中，出口2019.16亿美元，进口1816.38亿美元，比2009年分别增长31.4%、41.6%，超过2008年的1816.38亿美元、1729.84亿美元，均创历史新高。2010年，印度进出口累计达5，392.6亿美元，比2009年增长27.8%。其中，印度累计出口2150.41亿美元增长30.4%，累计进口3242.19亿美元增长26.1%。从财年累计贸易流向看，中国是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

（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诉求

当前的国际货币结构越来越不能反映全球的经济结构，失去货币锚的世界经济正面临着经济增长、通胀、就业和汇率相互背离困境的挑战，从对危机性质的判断来看，本轮危机并不是由金融领域的局部非系统风险所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2007年以来的全球危机是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全球经济失衡所引发的全球利益分配差异及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强制性调整。经济失衡的本质是发展的不平衡，是各国不同比较优势下国际分工的不平衡。世界经济中存在着以金融分工和产业/贸易分工为纽带的“双重循环”机制：一面是在实体经济有强大优势的德国、日本以及中国等商品输出大国，因而拥有庞大的经常项目盈余，另一面是具有强大金融优势的美欧经济体，它们输出的是货币、金融产品以及各类金融服务，进而拥有大量的经常项目赤字。从当前国际货币格局和实施难度看，推进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好的选择，形成美元、欧元、日元、人民币、雷亚尔、卢布、卢比等主权货币之间的多边制衡体系，控制美元滥发、约束美元霸权，真正推进美元单一本位的货币制度向全球多元本位的货币制度转变，全球经济结构才能像更加均衡的方向发展。

三、金砖五国货币务实合作的具体举措

（一）积极推进货币互换

货币互换是指交易双方按固定汇率，在期初交换等值的不同货币本金，在期末再换回各自本金并支付相应利息的市场交易行为。两国央行间达成货币互换协议后，在紧急情况下一方可将约定数量的本国货币抵押给对方，以获得对方借出的其本国货币或其他国际储备货币，从而使本国短期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以增强抵御金融动荡的实力。货币互换尽管是双边的，但双边数量的增加，就会渐渐形成多边网络。通过货币互换，逐步搭建起亚洲以至全球的人民币外部网络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纵观历年来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我们不难发现，其经历了一个谨慎试水，从被动到主动，从小额到大单，由近及远，从急到缓的过程。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亚洲国家加快了在金融领域的合作步伐。2000年5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3国通过了“清迈倡议”，决定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以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迄今为止，中国央行先后与泰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冰岛、新加坡、新西兰、乌兹别克斯坦十一国央行以及香港金管局签署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并继续积极回应其他国家需求，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与其进行磋商。作为向外部输出流动性的一个方式，货币互换其实有着非常丰富的利益考量和手段变化。表面上看它是一种央行间对等的货币拆借，但事实上多为外国央行借入人民币用于与中方的贸易结算、储备之用，而中国央行持有的外币更多的是一种质押性质，因而事实上是扩大了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这对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强势货币，减少对美元的依赖具有重要意义。大力推进双边货币互换不但是增强地区流动性互助能力的“法宝”，更是分散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的“利器”。这些金额不等、用途不一的货币互换协议共同构成中国对外货币战略的“防护网”。

（二）推进本币贸易结算规避汇率风险

近年来，金砖国家对外贸易与投资迅速增长，开展本币结算和贷款业务对各国多有益处，这既是服务金砖国家贸易投资合作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对金融机构的新要求，通过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服务，可以提高融资效率，进而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发展。金砖五国本来就想打破西方经济霸权的垄断，而西方经济霸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货币霸权，它让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金砖五国是发展中国家中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它们有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美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五国之间推动本币结算，有着共同的利益，可以减少五国贸易因为美元利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此外，把美元换成本币结算后，以前需要两次兑换，现在只要一次兑换，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就人民币而言，目前只是在周边国家进行贸易结算，五国推进本币结算之后，将使人民币结算不仅在周边国家而且在巴西等距离较远的国家，不仅在小国而且在金砖五国等大国之间的贸易进行结算，使得人民币进入正规贸易的结算系统中，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

新货币范文篇5

(一)新一轮货币政策调整对商业银行的影响

1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的上调与湖北省的贷款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从而增加了货币政策在湖北省实施的难度。通过分析表明，在2004年7月至2007年7月这一区间，贷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965％；存款准备金率每提高1％，贷款增长0.6517％。这与湖北省近年来贷款增长的事实是相符合的，尽管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和贷款利率，但湖北省的贷款仍呈逐年增加之势，2005年至2007年上半年贷款月平均增幅分别为12.2％、13.3％和14.3％。

2存款利率上调对存款增长有较大影响，但股市回暖是导致存款变动更重要的因素。通过对比存款实际利率和股票市场收益率两个不同因素对存款增长的影响，表明，存款实际利率每提高1％，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增长率就上升1.2679％；股票市场收益率每提高1％。存款增长率则下降2.4011％。这说明，存款利率上调促进了存款的增长，但由于股市逐步回暖，对存款增长产生了强有力的下拉作用。两因素相结合，导致2007年以来存款增速趋缓。2007年1至7月，湖北省金融机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7.5％，较上年同期下降0.9个百分点。从存款结构看，居民储蓄存款增速下降是导致湖北省银行存款增速趋缓的主要因素。2007年上半年，湖北省银行储蓄存款月平均增速为11.4％，较2006年下降3.6个百分点，较2005年下降4.7个百分点。

(二)货币政策调整对经济的影响

1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较为复杂，存在传导时滞。2007年以来，CPI指数呈逐月上涨趋势，表明几次上调利率抑制物价的效果还有待观察。货币政策调整对物价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对物价产生作用。一是由于此轮居民消费品价格上涨主要是受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供应紧张、农产品及原材料价格上涨、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和环境成本提高等因素推动，而货币政策调控手段主要是通过控制货币供应量以保持币值稳定。因此，难以从单方面改变物价上涨的动因，只是起到间接的调控作用。另外，货币政策传导过程很长，我国采用紧缩性货币政策的时滞一般为9个月，而针对物价上涨的政策调整始于2007年初。

新货币范文篇6

关键词新货币经济学分支启示

1导言

1900年，瓦尔拉在其《纯粹经济学要义》一书中提出了经济学上著名的瓦尔拉斯均衡模型。随后，瓦尔拉斯首创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经济学中最有影响的研究方法之一。然而，这个几乎涵盖一切的、一般均衡体系却不能包容货币理论。货币就一直被当作是外在于均衡体系的扰动因素，相对价格的决定与货币价格(名义价格)的决定被视为互不相干的两码事，经济学也因此被分成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两个独立的理论体系，这就是经济学说史上有名的“两分法”(Dichoto?鄄my)。为了体现均衡存在的一般性，统一价值理论与货币理论，打破传统的“两分法”便成为经济学界要解决的首要课题。

近一个世纪中，多数经济学家试图通过为货币分析建立“微观基础”而最终将货币“纳入”(Integrate)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所谓“瓦尔拉—希克斯—帕廷金传统”便是代表。但由于受到广泛质疑，迄今为止，货币理论与价值理论相统一仍然是货币经济学有待攻克的难题之一。

正当主流经济学家沿着传统研究路径艰难跋涉之际，以尤金·法马、列兰德·伊格尔等著名货币理论家为首，推出了另辟蹊径并号称“新货币经济学”(Neo-MonetaryEconomics，简称NME)的理论。他们同样力图证明瓦尔拉体系的合理性，与其他学派迥异的是，他们非但不想把货币“纳入”一般均衡世界，反而欲通过取消货币以维护瓦尔拉体系的一致性。这样，“新货币经济学”框架下，不存在相对价格与物价水平决定相分离的问题，其实际上是通过取消货币而达成改造后的货币理论与传统的价值理论相统一。换言之，瓦尔拉体系之不能“容纳”货币，不仅不是其缺点，反倒证明它是对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最合理描述。鉴于新货币经济学的与众不同，它被称作“没有货币的金融学”（J.Smithin，1994）。新货币经济学又由两个分支组成，即“BFH体系”和“法律限制学派”。

2“BFH体系”

1983年，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与伊格尔（Yeager）注意到，在布莱克、法马和霍尔先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均设想了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金融体系的运作模式，它完全不同于现实中以“货币”为中心的金融运作机制，为货币理论研究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角度，于是按上述三人的姓氏首字母将其命名为“BFH体系”。

布莱克(1970)是提出这种思想的第一人。他采用“思想实验”的办法，设想如果实行一种完全不受政府干预的竞争性市场机制，则社会的支付体系将不存在任何外在货币，或者说“通常意义上的货币将不存在”，支付将以五种方式进行：直接物物交换；以普通股票为交换媒介；以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经“银行”确认的公司债券为交换媒介；以纯粹的银行负债为交换媒介。布莱克思想中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首先提出了分离货币职能的论点。

法马（1980）设想了一种不需要使用货币的竞争性支付体系，称其为“纯粹的记账交易系统”。在这种系统中，银行的作用是运作一套可以通过会计科目之间的转账来实现财富转移的账簿系统，交易可以完全避免现金的媒介，“任何实质的交易媒介或购买力暂栖所的概念均告消失”。的。这样的经济当然是非货币经济，它的好处在于只有相对价格的决定而避免了价格水平的决定问题，于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分析成为这种经济的最恰当的分析工具。

尽管布莱克与法马都赞同自由放任的支付体系，但他们主要还是以“思想实验”的态度来对待虚构的竞争性市场条件，目的在于为现存货币金融制度提供一个对比，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现有制度的本质特性。

霍尔则当真把建构竞争性支付体系作为自己的使命（霍尔，1982）。他认为，在金融事物方面，政府的唯一职责在于指定用作记账单位的计价商品，并强制保证各种合同的执行，除此以外，支付体系如何运作完全不关政府的事。他甚至推荐了一种称为“ANCAP”的记账单位，它由一定量的硝酸氨（AN）、铜（C）、铝（A）和胶合板（P）所组成的“复合商品”来定义。但他同时强调，上述四种商品本身（单独或共同）不能用作流通媒介，否则，ANCAP便成为现代意义的货币，货币流通常见的弊病（货币过多或过少）将损害它作为记账单位的价值稳定性。

具体说来，“BFH体系”具有如下优点：由于取消了货币的发行特权，自动地使政府处于与一般公众相同的金融约束之下，使其不能通过铸币税和通货膨胀税获得收入；自由放任导致的金融机构间的竞争使金融创新真正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目前的金融创新多数是为了逃避政府管制，在管制与反管制博弈中浪费了社会资源；“BFH体系”下，由于交易媒介在支付时均按恒定的记账单位计价，故不存在名义供给与实际供给的区别。于是，“BFH体系”能最大限度地消除货币对经济均衡的破坏作用。

3法律限制理论

“BFH体系”主要采用“思想实验”方法，从逻辑上推论，如果取消货币管制，未来金融体系将如何运作？与此同时，新古典学派著名代表人物华勒士、萨金特创立了“法律限制理论”。该理论继承了源于奥地利学派门格尔、米塞斯等人的货币制度研究的进化论方法，从史实出发，分析和解释过去及现在货币金融制度的成因。他们认为，现有的货币金融体系并非市场力作用下自然演进的结果，它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的法律限制所决定。

华勒士（1983）以联邦储备券(美元现钞)、美国国库券、美国储蓄债券为例，指出：它们均无违约风险(但第一种不附息，后两种则支付利息或者采取折价发行)，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后两种附息无风险证券不能像美元现钞那样充当流通手段呢?通过分析，华勒士发现，储蓄债券和国库券的大面额和不可转让发行特性虽然是使它们与美元现钞相区别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们不可充当流通手段的必要条件，但是它们还远不能成为充分条件。套利动机会仍然会促使金融中介机构来解决大额和不可转让问题。

华勒士指出，之所以付利息的政府无风险债券能够与不付息的法偿货币保持共存局面，原因在于法律限制———中央银行垄断了将大面额国库券拆细、发行小面额法偿货币的业务，并限制私人债务的流通，因此能够使国库券利率高于零，能够使公开市场操作有意义。一旦法律限制有所放松，则各种附息的非货币金融资产均会不同程度地起到流通手段的作用，苏格兰、印度、美国、法国均出现过这种情况。

尽管“BFH体系”与“法律限制理论”在研究方法、论证角度上均有很大差异，两派学者也极少相互引证，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他们得到了相似的结论，可以互为犄角，使理论体系更加圆满，因此将两派并在一起，称为“新货币经济学”。

4新货币经济学的启示

新货币经济学之所以称为“新”，是因为它一反传统理论先接受“货币”的存在，然后研究“货币”的作用这种思维惯性，出人意料地提出“取消货币会如何”这样的问题，尽管新货币经济学仍带有浓厚“思想实验”色彩的理论体系，但其全新的思路给正经历着货币体系迅速变化的人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4.1对现有的货币金融理论基础和货币政策要进行认真的反思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的传统货币金融理论中，货币银行学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美国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杰特勒（Gertler，1988）曾经抱怨说：“货币成了宏观经济学中惟一的金融变量，商业银行也因此成为宏观经济学家研究的唯一金融机构”。新货币经济学对金融学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让人们重新对传统的理论格局进行反思。当前世界各国都快速地向高级的信用经济过渡，即便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其金融业的发展也往往变化神速。自1999年美国实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以来，金融业的综合化(或金融百货公司化)经营已是大势所趋，使得各类金融资产对货币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货币及货币机构的独特地位日益丧失。且不谈货币内生性越来越强，即使中央银行能够控制货币量，它对储蓄投资、利率等的影响也日渐消减。反过来，如果金融体系的其他部分出现问题，则引起的经济震荡也不亚于历史上货币危机所产生的冲击力。新货币经济学提出要构建“没有货币的货币经济学”或“没有货币的金融学”虽然有些矫枉过正，但对纠正时弊不无好处。

4.2要加强对传统货币本身特征规律的研究

国内的教科书习惯于照搬传统的货币定义，货币是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的统一。新货币经济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打破了思维定势，猝不及防地提出为何二者必须统一?两者分离又如何?现在看来，这是关系到货币经济学微观基础的重大问题，货币经济学要存在、发展，就必须首先解决这个问题。从逻辑上说，既然货币本身是分工与专业化的结果，货币职能发生分化也完全可能。现实生活中这类例子其实并不鲜见，瑞士法郎曾在我国与苏联东欧国家易货贸易时用作价值尺度，但它并不担任流通手段；20世纪70、80年代粮票、油票、国库券作流通手段的历史至今为人们难以忘怀；近年来边境内外地区用此币标价彼币支付的情况也不时见诸报端———它们都是价值尺度(或记账单位)与流通媒介相分离的例子。网络金融活动中，“虚拟货币”替代真实货币而产生的货币无纸化趋势，将对中央银行运用货币供应量来调控宏观经济的政策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更应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前瞻性关注的问题。

参考文献

新货币范文篇7

人们说这头牛值10马居特，这个奴隶值15马居特，那个玻璃项链值2马居特……，而实际上这些物品都是互相直接交换的。”欧洲大陆的货币制度也很早就表现出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分离性。金德尔伯格指出：“记账货币的计算并不需要有真正的硬币，就像人们不需要用尺子来计算距离一样。很早的时候，镑和先令是用来给商品定价的，铸成的硬币仅银便士而已。在比较不同硬币的价值时，货币的记账单位作为货币的货币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在18世纪的米兰，流通于市面的硬币多达50种。要处理好这种局面，只有使它们相等于一个抽象的、甚至是想象的单位，如利弗或里拉。”然而金融史上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分离只是一些偶然事件，以至于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一直认为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的结合是理所当然的。不过，随着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电子货币和证券化的发展有可能使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构想走向现实。

一、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魅力所在——支付体系中性

新货币经济学者认为在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里，不会再有因货币供求失衡引起的宏观经济波动，这正如萨伊所说的“供给创造对自己的需求”。也就是说，支付体系是中性的，银行和个人的支付与交易清算活动不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任何资产或资产组合的购买力，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

法马(Fama，1980)认为在这种支付体系里，莫迪利安尼—米勒的纯财务决策无关性定理同样适用于银行：“银行代表存款人持有资产组合，因为它可以更有效地维持支付体系。……但银行只是存款的被动供给者，银行体系在价格决定及实际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我们下面把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与传统的金本位制度相对照，以理解法马所描述的这种支付中性。

在金本位制下，记账单位是金，法律规定1个货币单位(如1美元)的含金量，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可简单表示为：P=$／CPI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X(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其中，CPI消费品组合表示计算消费物价指数的消费品组合；($／单位量黄金)表示单位量黄金(如一盎司)是多少美元，它是法律规定的；(单位量黄金／CPI消费品组合)表示黄金与构成消费物价指数的商品组合之间的相对价格，即一个消费物价指数商品组合相当于多少黄金。在金本位制下黄金既是记账单位，又充当一般等价物。也就是说，黄金作为基础货币，充当银行同业清算手段，它同时也直接用作交换媒介(金币可以直接流通)。银行为了保证其票据兑现，必须自己持有一部分黄金储备。这样，银行的储备选择行为会影响作为记账单位的黄金的需求，会影响黄金与其他商品的价格(单位量黄金／CPI消费物价组合)，从而也会影响名义价格水平。

法马认为作为记账单位的物品可以是任意的，如石油或钢铁都可直接用作记账单位，即一般价格水平也可以由一个CPI消费品组合等于多少升石油或多少公斤钢铁(P=石油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来定义。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Greenfield&Yeager，1983)更设想创造一个特别的新记账单位，使得它与实际用于交换媒介的任何商品分离。他们把这种抽象的记账单位称为“Valun”，为了使一般价格水平具有稳定性，Valun被定义为由大量标准商品的特定数量组成。一般价格水平由Valun与CPI消费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决定，即P=Valun单位数／CPI消费品组合。虽然只有在Valun的组成与CPI消费品组合完全一致时，一般价格水平才会完全稳定(为1)，但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注意到，由于大数定律，以商品组合(Valun)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比以任何单个商品如金为单位的价格水平更为稳定。格林菲尔德和伊格尔设想作为记账单位的Valun并不充当交换媒介。银行可以用它或交易对手认为的最合适的任何资产，作为兑现其存款账户或银行票据、支付同业债务的工具，如土豆或金等。1单位的银行票据代表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但银行可以用任何资产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用这些资产兑现银行票据时的兑换率(如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多少单位的土豆)是随时变化的，以补偿该资产(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土豆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变化，从而使银行票据的价值(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即(单位银行票据／土豆单位)?(土豆单位／Valun组合)：(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不变。因此，在新货币经济学的世界里，即使在金被用作交换媒介的情况下，也与金本位制存在本质的区别：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变化的，它反映着金与记账单位Valun组合中商品的相对价格的变化；而金本位制下，由于金同时又是记账单位(一般等价物)，1单位银行票据兑换的金是固定的。

可见，在新货币经济学设想的这种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的储备行为并不会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银行票据的价值，即购买1单位CPI消费品组合需要多少单位银行票据，亦即CPI消费品组合与记账单位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如果银行以土豆作为储备资产，它对土豆需求的变化影响土豆的价值(即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间相对价格)，从而会引起土豆兑换率的变化，但如上所述，银行的这种储备调整行为并不影响银行票据的价值(即单位银行票据／Valun组合)。这就是上面法马所说的银行体系“在决定价格和真实经济活动中至多只是被动的影响因素”的含义。

在金本位或法定货币本位下，一个封闭经济里如果发生对基础货币(本位货币)的需求或供给发生变化，一般价格水平(货币的购买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经过一般商品和劳务名义价格的较长时间调整过程才能实现。为此，费雪尔(Fisher，1926)曾设想通过调整政府规定的单位货币(1美元)的含金量，从而免除一般商品劳务名义价格的长期调整过程。而在新货币经济学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相分离的支付体系里，对用作交换媒介的某种资产的过量需求或供给，可以随时通过市场上这种资产与记账单位Valun的各组成商品间的均衡价格的调整而消除，它并不影响一般价格水平。随着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迅速出清，对其他资产(商品)的过量供给同时趋于零。因此，这种支付体系对于实质经济活动来说是中性的，不会出现对交换媒介的过量需求引起总供给过剩、并最终导致实质经济活动收缩的情形，而这种状况可以说是存在基本货币(本位货币)的货币经济里宏观经济波动的基本原因之一。换句话说，由于“货币”市场连续地趋于出清(即对任何用于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供给与需求连续地趋于均衡)，“萨伊定律”趋于成立。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另一个优点：由于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价格(用Valun表示)具有灵活性，这消除了传统部分准备金制下的银行体系所面临的挤兑风险。任何对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需求的增加都不会导致银行储备的枯竭，而只是提高这种资产用Valun表示的价格，银行可以用更少的该种资产来清偿用Valun表示的负债。

二、实现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前提——一般均衡

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商品、金融资产和交换媒介的价格如何决定?商品的价格应以Valun为单位；银行票据应以Valun计价，它们可能以低于或高于面值的价格交易；同样，类似于共同基金的交易账户的余额也必须连续地用Valun定价。问题在于，现实中在根本不存在Valun(某种商品组合)的市场交易的情况下，如何以Valun为单位对商品、劳务、金融资产及交换媒介进行标价呢?现实中存在的是各种具体商品的市场，即各种商品(包括Valun组合中的各商品)、金融资产间的交易，为了得到各种商品和金融资产以Valun表示的价格，我们只能在所有单个市场都均衡，形成均衡价格后，才能计算出单个商品以Valun表示的价格。这就需要瓦尔拉斯一般均衡理论中的拍卖机制，然而这种瓦尔拉斯拍卖者在现实世界中一般是不存在的。正如怀特(White，1984)指出的，在现实世界里，人们将用占主导地位(即交易最频繁)的资产作为交换媒介，并以此作为记账单位(价值尺度)对其他资产标价，以使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最小化。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是否可以用特定品牌的银行票据对一般商品进行标价呢?这时Valun商品组合的市场价格之和(以银行票据表示)可能与定义银行票据的Valun的价值发生偏离，即构成Valun组合的各商品的价格之和可能大于或小于1单位银行票据(设1单位银行票据定义为对1单位Valun的求偿权)。当然套利可以使两者最终趋于一致。然而，正如舒纳德和威特克尔(Schnadt&Whittaker，1993)指出的，这一解决方案也会带来另一问题：当1单位Valun的市场价格偏离于1时，银行通过连续地调节兑换率以兑现其发行的银行票据可能是“不可操作的”(inoperable)。

这种“不可操作性”的原因如下：为了维持确定适当的兑现率，银行必须连续地观察Valun与某种交换媒介(如土豆)的当前相对价格。但是，市场上各种资产都用银行票据标价，并不直接存在土豆与Valun各组成商品的相对价格。因此，银行必须连续地观测所有组成Valun的资产(商品)的市场价格(以某种银行票据标价)，以及用于兑现的某种资产(如土豆)的市场价格(同样以这种银行票据标价)，并据此连续地推算出这种交换媒介(土豆)与Valun组合的相对价格。假设经济体系中最初出现如下需求状态：对Valun组合中的某些商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使得加总的Valun的市场价格(以银行票据标价)高于1，但这种需求变化并没有影响到某种用作交换媒介的资产的市场价格(如土豆，同样以这种银行票据标价)。土豆与Valun商品组合的相对价格下降了。这样，为了用土豆清偿其票据(代表对一定量Valun的求偿权)，银行现在必须付出更多盎司的土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两种套利机会。第一种套利机会利用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与1的背离。如果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高于1，套利战略是将银行票据以1从其他银行(如用Valun商品兑现的银行)提存，然后以市场价格卖出，这样增加了市场上对Valun组合中商品的供给，从而使其市场价格有向下调整的压力。这一种套利行为的结果是消除Valun商品组合的价格之和与1的背离。第二种套利机会是这样一种动态调整过程：在第一期，根据对初始需求状态的假设，市场上土豆的初始交易价格(以某种银行票据标价)不变，而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银行已经调整了土豆作为交换媒介的兑换率，即单位银行票据可以兑现更多的土豆，这样产生了第二种套利机会。套利战略是在市场上用土豆换取银行票据，然后到银行用票据换取更多的土豆。这种套利将增加市场上土豆的供给(减少土饭的需求)，从而使得市场上土豆价格下降。第二期，假定第一种套利速度比第二种套利速度慢，即在第二期Valun商品组合的市场价格变化不大。由于土豆市场价格的下降，银行根据上述机制会进一步下调土豆作为交换媒介的兑换率，即进一步增加单位票据兑现土豆的数量。这又产生了新的第二种套利机会。第三期以后的套利机制与第二期一样。这一动态过程的结果，在第二种套利速度大于第一种套利速度的前提下，银行将连续地向下调整土豆的兑换率，用于兑现单位银行票据的土豆数量将无限地上升，土豆的市场价格会无限地下降。因此银行迟早会停止用土豆兑现其票据。这就是说，在以银行票据对一般商品进行标价的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中，银行可能入不敷出，因此不存在一个稳定的均衡点。

可见，“新货币经济学”的记账单位与交换媒介分离的支付体系设想必须建立在完善的瓦尔拉斯一般均衡基础之上，需要存在一个类似于瓦尔拉斯拍卖者的定价机制使所有市场同时达到均衡。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构想是很难实现的，但不可否认，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正不断缩短一般均衡的理论世界与现实的距离。

三、电子货币和证券化的发展不断增强新货币经济学理论构想的可行性

新货币经济学设想交易通过同时借记和贷记某种形式的财富账户进行。法马(1983)就曾以证券交易为例说明在一种“精密的记账系统”中，可以避免“需求的双重耦合”的矛盾。然而，怀特(1984)指出从以货币为交易媒介体系中自发产生“新货币经济学”的支付体系必需满足三个条件：(1)可赎型的内生货币(redeemableinsidemoney)的消失，即债权型支付工具(如支票存款)消失；(2)外生货币的消失；(3)用资产或资产组合而非外生货币对记账单位进行再定义。

随着货币市场基金型支付工具的发展，第一个条件是完全可以满足的。货币市场基金是一种主要投资于流动性和安全性高的短期资产的共同基金，它建立在股权型合约基础之上，这与传统的银行活期存款存在本质的区别。货币市场基金代表其投资者持有证券化的资产，并连续地进行盯市(markedtomarket)，能够随时按资产的市场价值调整其客户账户的价值。近十多年来，美国货币市场基金发展迅猛，在1980年末，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只有764亿美元，到了1998年末，它持有的资产达到3380亿美元。在1996年8月，其资产总额曾经达到过8581亿美元。由于货币市场基金的资产质量高、流动性强，客户可据此签发支票，其支付功能迅速发展起来。皮洛夫(hlloff，1999)曾系统地比较了可以签发支票的货币市场基金账户与银行传统的支票账户，发现货币市场基金提供支付服务时在安全性、便利性方面毫不逊色，而且客户还能获得一定的收益。可见，以股权合约为基础的支付工具完全有能力取代传统的以债务合约为基础的支票存款账户。

第二个条件也可以满足。在美国，目前法定货币只占交易媒介的1%且主要由家庭持有，在其他广泛的商业活动领域，交易在并不需要法定货币的情况下也能顺利进行。作者在另一项研究中指出，随着零星交易的电子支付工具在经济体系中的扩展和支付习惯的演变，这种交易媒介与记账单位间的分离将进一步深入，现实的法定货币最终将失去存在的必要(尹恒，2002)。然而，从当前货币支付体系向账户交易体系的转变将是一个缓慢的渐进过程。随着运用证券化求偿权进行的电子支付逐渐代替法定货币，法马设想的账户交易体系会逐渐形成。在这一渐进的过程中，法定货币作为记账单位的职能并不会受到损害。我们知道，尽管有些纸币和硬币不再承担着交换媒介的职能，这些货币却变成钱币收藏家追逐的对象。在未来，随着纸币和硬币逐渐变得稀少，社会对它们作为流通手段的需求已经消失，但这些货币仍然是钱币收藏者所热衷的收藏品，它们可能会作为有着正的相对价格的资产存在。在法定货币相对于其他资产存在确定的正相对价格(如作为一种有收藏价值的资产)的前提下，它充当记账单位的职能不会受到威胁。因此，尽管法定货币不再充当交换媒介，在对它作为资产还存在某些需求时，其记账单位的功能不会受到损害，一般价格水平还会得到适当的定义。这样，在法定货币这种外生货币退出支付体系过程中，格利和肖(1960)的担心就可能是多余的，他们曾指出外生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消失会导致价格水平无法锚定(anchorless)，或者对宏观经济产生剧烈的冲击。

新货币范文篇8

(一）银行机构面临的两难问题银行业金融机构办理的支付清算业务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往账业务，即受客户委托,将客户资金汇往其他银行机构客户账户的行为；一类是来账业务，即受客户委托，将其他银行机构客户资金汇入本行客户账户的行为。无论是往账业务还是来账业务均通过银行机构在人民银行的准备金账户完成资金清算，并使得准备金账户头寸产生增减。其中，来账业务使银行机构准备金账户头寸增加，往账业务使银行机构准备金账户头寸减少。因此，支付清算系统的流动性风险根源就在于银行机构准备金头寸是否能够满足支付业务清算和准备金考核的要求，即如何协调好往来账业务与准备金头寸间关系，既按照支付清算纪律要求，完成正常支付业务的清算，又使得准备金头寸满足准备金考核的要求。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使得银行机构陷人两难境地。

(二）银行机构的应对策略随着宏观金融环境的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要规避流动性风险，满足预期准备金考核,需要综合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历史支付业务规律，即支付业务历史往来账与准备金头寸变化的规律；一是预期支付业务规律，即支付业务预期往来账规模与结构，及其对准备金头寸的影响。一般来讲，在相对宽松的金融环境下，准备金头寸考核比较容易满足，银行机构的支付清算安排应更多地侧重历史支付业务规律，满足支付业务需求；在相对紧缩的金融环境下，银行机构的支付清算安排应兼顾考虑预期支付业务规律，在历史与预期业务规律两者之间作出权衡判断。因此，本文认为支付清算安排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办理支付清算业务时，结合以往支付清算往来业务与存款准备金使用情况的历史规律，对未来支付清算往来业务与存款准备金情况的预期判断。可以尝试推断，在金融市场流动性受到货币政策约束的前提下，约束力越强，清算安排对预期不确定性的依赖性越大，银行机构正是借助清算安排这种流动性风险管理的预调和微调能力，来完成支付清算任务，达到满足准备金头寸考核的要求，实现规避流动性风险的目标。

二、资产选择行为下的支付系统效应与准备金调控模式构建

(一）支付系统中的成本一收益机制1983年，在《稳定货币的自由竞争理论》?—书中，新货币经济学提出以无现金支付系统（CashlessCompetitivePaymentSystem)为特征的自由竞争货币系统，BP“BFH"系统。认为纸币货币体系向无现金货币体系演进的第一步就是外在货币消失。银行活期存款不再代表对现金的最终要求权，而是“可转让共同基金份额”。这种“基金份额”可以用任何可交易的财富形式表示，如债券、股票等?。书中指出：“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中，银行家和其他投资账户管理者之间很难有明显的区别。尽管银行比其他金融机构更注重支付服务，但竞争会促使银行向它们的存款客户提供不同类型的投资账户，而其他金融机构则更注重投资账户管理，但竞争也会促使它们向客户提供与银行联系的支付服务。这样一来，它们都被称作银行，因为它们都提供不同回报的投资账户，都提供资金转移的支付服务。”③"BFH"货币系统兼具支付结算服务和基金管理双重功能的货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成本-收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BFH"系统的运行流程。表明，通过发行银行券，共同基金银行获得负债，分别储存在结算系统和基金管理系统两个系统中。以单位价值形式储存在支付账户中的负债如同交易媒介，以基金份额储存在基金账户中的负债如同投资资产，赚取基金投资回报。

(二）资产选择行为下的支付系统效应在前述金融机构的资产选择行为中，主要体现为成本-收益约束机制，即相对“共同基金”资产收益，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是中央银行控制的清算资金成本的不确定性，包括对存款准备金调控的不确定性、所面临的准备金考核罚息的不确定性以及支付清算业务结构是否稳定的不确定性。因此，中央银行对清算资金成本的操作，构成了新货币经济中的“支付系统效应”。所谓“支付系统效应”，是指中央银行通过对金融机构清算账户成本-收益约束的影响，改变金融机构资产结构，达到政策目标的效应。银行负债的资金总额将分配在两个方面：一是共同基金账户，以基金份额形式存在并有投资收益；二是用于支付准备的清算账户，以“价值单位”形式存在且没有投资收益。在“支付系统效应”的作用下，银行在考虑支付清算业务结构及支付清算资金需要的前提下，将不断调整这两个资产账户的资金配置，以达到最大化的资产配置。本文认为“支付系统效应”控制模式的意义在于：一是该模式改变了通过直接控制名义货币数量方式，而采取收益成本控制机制传导货币政策，达到政策目标；二是该模式建立在“市场机制不存在本质缺陷”的前提下，即承认市场有效性，这个前提顺应了新货币经济发展的趋势；三是该模式兼顾支付清算资金需要与业务管理，为从银行机构的选择行为判断金融市场的流动性发展提供了基础条件；四是伴随着经济系统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金融中介自由竞争特征增强，它推动金融制度从机构管理模式向功能管理模式的转变。结合上述四个特点’本文认为支付系统控制模式利用市场机制作用于金融中介行为，顺应了现代货币体系的发展趋势，也为本文基于电子支付构建准备金调控模式奠定了基础。

(三）基于电子支付的准备金调控模式构建根据上述的认识及预微调机制的内在机理分析，以及新货币经济学的理论解释，本文对支付清算安排的预微调模型构建如下：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金融市场行为活动和客户委托，通过人民银行跨行支付清算系统发起往账和接收来账业务，并结合准备金管理需要和实际情况，对往来账业务作出具体安排;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准备金账户资金随着往账的发出而减少，随着来账的转人而增加；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支付业务往来账情况，检查准备金账户资金是否满足业务处理与管理需要，是否符合成本-收益的最佳组合条件，并对支付清算安排作出适当调整；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调整后的支付清算安排，对往来账资金的流动性进行监控，并根据实际情况，做好调整支付清算安排的准备。

三、总结与建议

(一）电子支付业务与准备金调控之间存在确定的相关关系。本文通过支付系统与准备金调控关系分析，认为在传统条件下，准备金调控时，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考虑法定准备金考核要求，以及支付业务处理与资金管理的需要，并通过支付清算安排，对准备金期末余额7jC平作出调整。在后货币经济时代，本文通过引入支付系统成本-收益机制，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电子支付业务管理在准备金调控时，除主要受准备金期初余额、法定准备金水平，以及支付业务往来账金额水平等四个影响因素外，还将在支付系统成本-收益机制作用下,对清算业务的历史规律以及清算资金的预期水平作出判断，通过资金的成本与收益比较，对清算业务处理与资金头寸管理作出最佳安排，以适应宏观金融调控形势的需要。

(二）电子支付有利于提高金融市场对准备金宏观调控的反映灵敏度。电子支付业务的背景是经济活动，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对支付清算安排的调整，来满足准备金率宏观调控的业务处理与管理需要，实际上也是金融市场对宏观政策作出的一种适应性反映。本文通过引人支付系统效应，以支付系统的成本-收益机制为基础，认为银行业金融机构采用支付清算安排，对金融市场的资金流动性情况与成本作出判断，根据电子支付与准备金调控之间的逻辑关系，对支付清算安排作出调整，以适应银行业务支付清算与资金管理的需要，更快更准确地针对市场形势作出调整，提高应对金融宏观调控的灵敏度。

新货币范文篇9

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结算货币主要取决于综合国力、金融发展水平、货币特质、产品的差异性、交易成本。当不同国家的综合国力发生相对变化时，其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也会相应发生改变。完善的金融市场可以提供满足市场参与者不同需求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利于本国货币更好地发挥货币的职能，提高本币在跨境贸易结算中的使用量。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竞争优势的一方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倾向于选择本币作为贸易中的结算货币。而企业的竞争力主要反应在其产品的差异性方面，差异性越高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就越大。货币随着流通范围的不断扩大会产生网络效应，网络效应存在外部性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而较低的交易成本反过来又可以强化现有货币的交易网络。由于旧货币具有网络优势，新货币只有在拥有大于旧货币网络效应的非网络优势时才有可能替代旧货币。

二、实证分析

1.变量及数据选择。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相关的文献研究成果，本文选取的变量见表1；由于数据可获得性的影响，本文选取样本数据是20个国家在1996—2005年期间的数据。

2.回归分析。为了解决“临界点现象”（tippingphenomenon），这里对pcp和lcp进行Logistic转换的得到lgpcp和lglcp，并用转换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pcp和lcp进行Logistic转换的公式分别为：lgpcp=ln［pcp／（1-pcp）］,lglcp=ln［lcp／（1-lcp）］)。

三、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香港作为最大的离岸人民币市场，在实践中，应大力鼓励人民币在香港离岸市场的使用，允许各种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工具在香港进行发行和交易，努力扩大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深度和广度。

新货币范文篇10

红色货币思想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这是从成立伊始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探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自当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为逻辑的起点与前提。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论述，主要集中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两部著作中。从1919年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广泛传播，这两部著作的内容也已开始在中国陆续得到译介。1919年6月至11月，北京《晨报》连载了陈溥贤(陈博生)以“渊泉”为笔名翻译的柯祖基(考茨基)著《马氏资本论释义》(1920年6月商务印书馆以《马克思经济学说》为书名出版)，其第1编第2章即为“货币”，介绍了“价值尺度之货币”、“价格标准的货币”、“货币的流动”、顾及。然而，在1927年8月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之后，党对于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学说有了比较迫切的诉求，其中的重要动因，就在于在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认识到了红色政权的巩固离不开国民经济的发展，根据地的社会经济生活离不开货币，为此就须有科学的货币理论来指导经济工作。正是有了这种诉求的动因，党领导下的理论工作者经过辛勤耕耘，取得了全面译介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丰硕成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完整翻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货币学说的两部原著。其中，刘曼在1930年3月翻译出版的《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1个中文全译本。同月，陈启修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1卷第1分册，是该书的第1个单行本，内容为《资本论》第1卷第1篇“商品和货币”，包含了马克思关于货币学说的主要论述。之后，这两部著作均有多种译本出版，其中《资本论》到1933年出齐了三卷的全译本。第二，翻译并出版了一批国外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著作，其中1929年5月陈豹隐(陈启修)译的日本河上肇《经济学大纲》，1930年朱镜我译的苏联米哈列夫斯基《经济学入门》，1931年季陶达译的苏联拉比杜斯《政治经济学》等著作，都有详细阐述马克思货币学说的专门篇章，拉比杜斯的《政治经济学》中还有关于“苏联经济中的商品与货币”的论述。第三，撰写并出版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著作，其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有所论述的著作有1930年出版的王学文著《近世欧洲经济思想史》，1931年出版的马哲民著《社会经济概论》，1933年和1934年相继出版的沈志远著《计划经济学大纲》和《新经济学大纲》，1935年出版的李达著《经济学大纲》以及狄超白著《通俗经济学讲话》等。党的理论工作者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和中期所取得的这些成果，基本涵盖了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全部内容，并且具有系统性和通俗性，为中国共产党人完整地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提供了文本依据和学理基础。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在运用这一学说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完善起来的。

二、红色货币思想的内容和实践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八七会议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发动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并在这些起义的基础上陆续建立起了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1927年10月，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又和率领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来发展成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安徽、浙江、河南、四川、陕西、甘肃以及海南等10多个省份创建了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这些根据地大都设立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发行了红色政权的货币。红色货币思想，就是党在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以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为依据，并结合革命根据地的具体情况而形成的开展金融工作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相对集中在当时党的领导人的一些报告和文章中，更多的则散见于党在这一时期的决议、法规、公告、布告、命令等文献中。(一)实行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内部而言，还是处在以小农经济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状态，即说的:“现在苏区国民经济的发展，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与私人的事业，这三个方面同时进行的”①。这种不同利益主体互相之间的物品交换，必然要依靠商品交换的形式。就外部而言，是处在全国整体上的商品经济状态中，根据地为了打破白色政权的经济封锁，开展赤白两区之间的物品交流，也必须要采取商业贸易的形式。因此，党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即发展商品经济，不但是必要的，也是必然的，如在《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中说的:“苏维埃政府，不但不禁止贸易的自由，而且鼓励商品的流通”，并且“苏维埃政府特别鼓励对外贸易的发展……使赤白的贸易，更能流通起来，使白区的商品大批的廉价的运入，赤区的商品则大批的高价的卖出”②。实行和发展商品经济，必然离不开以货币为媒介形式。因此，各个根据地几乎都是从一开始无一例外地沿用了货币制度。例如，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1928－1930年，革命根据地的红色货币就有1928年2月、领导湘南起义后发行的耒阳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劳动券，同月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加盖印章的银票，1928年5月开始使用的井冈山根据地“工”字银元，1929年8月开始流通于东固根据地的平民银行铜元票，1930年开始流通于赣西南根据地的东古银行铜元票、闽西根据地的工农银行银元票、赣南地区的江西工农银行铜币券，以及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银元票、监利县苏维埃信用券、沔阳县苏维埃信用券、石首农业银行信用券、鄂西农民银行信用券、鄂豫皖特区苏维埃银行银币券等等③。说明各根据地对利用货币关系的必要性是有共同认识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货币的存在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货币结晶是交换过程的必然产物”，是“商品流通的中介”，“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④。列宁在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过程中，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也恢复了货币金融关系，指出:“我们没有做到一下子废除货币。我们说，目前货币还保留着，而且在从资本主义旧社会向社会主义新社会过渡的时期，还要保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⑤。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在夺取政权之后在根据地发展商品经济和利用货币关系的思想，不但符合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也符合马克思关于货币是商品交换媒介的观点和列宁关于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制度下仍应保留货币的思想。(二)摧毁旧货币机构和建立新货币机构的思想。利用货币关系来发展根据地的商品经济，必然要有相应的经营和管理机构作为依托。在资本主义社会，“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总管理人”⑥。而在工农掌权的革命根据地内，这种具有货币资金“总管理人”职能的银行仍然是必要的，不过前提是要改变其阶级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在建立政治统治之后，必须“取消一切私人银行和银行家”⑦。他们还认为，巴黎公社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没有把“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⑧。正是根据这种理论，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根据地的金融工作中，确立起了摧毁旧银行和建立工农银行的指导思想。不过，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毕竟在性质上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其斗争对象是反帝反封建而不是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因此，在对待旧的货币机构的政策上，也是有所区别的。其中，对于外国在中国开办的银行，党实行的是没收政策。1928年7月中共六大通过的“十大政纲”明确宣布:“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①。对于封建性质的金融机构，如高利贷的典当行铺，党采取的是严格取缔政策。而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银行，则允许其继续存在，但要进行限制和监督。1931年11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规定:“城市与乡村贫民被典当的一切物品，完全无代价的归还原主，当铺应交给苏维埃”;“对各土著及大私人银行与钱庄，苏维埃机关应派代表监督其行动”②。在摧毁和限制旧银行的同时，各根据地都把建立新银行作为经济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例如1929年9月闽西根据地在取缔高利贷之后，马上决定“由县政府设法开办农民银行，区政府设立借贷所，办理低利借与农民”③。1930年5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通过的十大政纲，其中之一就是:“由政府设立农民银行，借给农民资本以消灭高利贷资本的剥削”④。由于各根据地的创建时间有先有后，且都处于被分割包围、各自为政的状态，因此所建立的银行无论是在时间上还是在名称上，都不够划一。尽管如此，新银行在性质上则是基本相同的，即都是为工农群众服务的银行。例如，1927年10月广东海陆丰根据地建立之后，在1928年2月即成立了“海陆丰劳动银行”，并通令宣布，此银行是为了“使工农贫民在推翻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有此借贷机关，得以从事生产，发展社会经济”⑤。此后，各根据地的银行相继建立，并随着根据地的扩大而扩大。例如，在湘鄂赣地区，相继建立了东固平民银行、江西工农银行、平江工农银行、万载工农兵银行、宜春工农兵银行、浏阳工农兵银行等。其他如湘鄂西根据地、闽赣根据地和陕甘宁根据地等，也都先后建立了工农银行或苏维埃银行。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同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指出:“为着实行统一货币制度并帮助全体劳苦群众，苏维埃应开办工农银行，并在各苏维埃区域内设立分行”⑥。根据这一精神，1932年2月在中央根据地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这种统一性的货币机构为推动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奠定了组织上的保证。(三)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革命人民在推翻旧政权和建立新政权之后，必须“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⑦。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观点，同时也根据中国农村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提出了清查旧货币、通行新货币的思想。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前的旧币有硬币和纸币两种形式，苏维埃政权对这两种货币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于旧币中的硬币即银币和铜币，由于它们是用一定重量和面额价值的贵金属铸成的通货，所以仍然允许其在根据地内继续使用，如闽西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6月的布告规定:“金融为市面流通之物，无论时洋杂洋自应一体流通”，以便把“银色好的杂洋集中至赤色区域的市面来”①。这样，苏维埃政府就可以通过回笼这些货币，筹措到更多到白区去贸易的资金。但是，对于旧货币中的纸币，则采取通过清查加以区别对待的措施。闽西根据地最初的规定是清除旧货币，“禁止劣币及白区纸币的使用”②;“国民党军阀、资本家的纸币应排除出苏区去”③。但很快认识到，这些纸币可以用来到白区去购买货物，于是不再禁止旧币的使用，而是用折价的方式，既允许旧纸币在根据地流通，“但它的价一定要照大洋价减低四分”④。鄂豫皖根据地则从一开始就采取了允许流通折价使用的政策，如该根据地的皖西北地区最初规定:“对于反动的国民党政府中央票不用，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但是要“打八折”⑤。后来，则把中央银行的纸币也包括在可以流通的范围之内，提出“国民党‘交通’、‘中央’等纸钞在苏区一概九六折扣”⑥。对于鄂豫皖根据地的这种做法，中共中央在关于鄂豫皖根据地的决议中予以了肯定，说:“暂时可不必废除旧的货币，它与苏维埃银行或工农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可有同样的价值”⑦。也有的根据地采取的是对旧纸币加盖红色印章后允许流通的办法，如海陆丰苏维埃政府“暂借南丰织造厂附设劳动银行，并将该厂定制银票贰万元，加盖该行印章发出行使”⑧。江西根据地是“将吉安临时辅助货币一角价值的加盖我‘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与盖五角形赤区通用的图印，后面并加盖‘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方印以昭信用”⑨。上述这些措施和方法，都体现了清查旧货币和通行新货币思想的具体运用。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正式成立时，这一思想作为原则正式确定下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规定:“苏维埃区域内旧的货币在目前得在苏维埃区域通行”，但“苏维埃须对于这些货币加以清查以资监督”，同时规定“苏维埃应发行苏维埃货币，并兑换旧的货币”瑏瑠。不过，对于在旧货币上加盖苏维埃印记的做法，则由于考虑到加盖之后再也无法拿到白区去购买根据地所需要的物品，而将其修改为“对于旧的货币开始亦可采用，加盖图记通用。外来之货币须一律兑换已盖苏维埃图记之货币，或苏维埃自己发行之货币”瑏瑡。这就既可以使加盖图记的旧纸币在根据地内流通，又回笼了新流入根据地的外来货币，使白区货币不致浪费而为红色政权所利用。(四)独占货币发行和统一货币制度的思想。实行货币的独占发行，既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后要对银行和货币“独享垄断权”①的应有之义，也是革命根据地通行新货币思想的逻辑延伸。因为，如果新货币与其他货币同时并行而不是独占发行，那么必然的后果就是货币市场的严重失序及其新生政权经济基础的动摇。因此，中共中央要求各个根据地，必须“把发行纸币的权统一在苏维埃政府银行手里”②。据此，各个革命根据地在发行新货币的同时，都把拥有独占发行货币的特权作为一项原则规定下来。例如闽浙赣根据地规定:“严禁私人银行发行纸币，只有苏维埃银行才能发行纸币”③。鄂豫皖根据地也是“发行根据地货币，确立根据地货币为法定货币地位”，“以根据地货币为各项税收、结算、交换流通的唯一法定货币”④。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苏维埃国家银行“有发行货币之特权”⑤。根据这一精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于1932年2月1日正式开业，在同时颁布的国家银行暂行章程第二章第八条中规定:“本行由中央政府授予发行钞票之特权，得发行各种之纸币”⑥。这个货币独占发行的思想后来成为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长期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为了使货币独占发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上有所依托，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是必然的要求。然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是通过“工农武装割据”，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和从少到多而逐渐建立起来的，不但时间不一，地域分散，而且长期处于被敌人分割包围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根据地在初期往往由各县或区苏维埃政府自办银行和自发货币。然而，随着根据地逐渐扩大到多个县区的境域之后，这种各自为政的办法显然是需要改变的。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之后，适时地提出了“实行统一货币制度”⑦的思想。为此，根据地的党和政府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建立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武装起义和武装割据，建立起了“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⑧。到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原来一小块一小块的红色区域已经相对集中地连接成为了若干大块的根据地。在这种形势下，各大根据地在各自的区域内实行了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在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正式成立后，统一了已经连成一片的赣南和闽西两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鄂豫皖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鄂豫皖苏维埃银行，将原来分属于皖西北、豫东南和鄂豫边的银行统一为一体，建立起了在整个区域内相对统一的货币体系。在湘鄂西根据地，于1932年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湘鄂西分行，统一了原来分属于鄂西、鄂北和湘鄂边三个地区的货币制度。在闽浙赣根据地，1932年12月成立了苏维埃国家银行闽浙赣省分行，将原来赣东北和闽北两地的货币统一到一个体系中来。在湘赣根据地，于1932年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工农银行，1933年1月改名为苏维埃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在该地区实行统一的货币制度。在湘鄂赣根据地，1931年10月成立了鄂东南工农银行，将原来分属于平江、修水、大冶、铜鼓、万载、宜春、阳新等县的货币制度纳入到一个相对统一的体系之中。这种分区域相对统一的货币制度，起到了巩固政权和发展经济的重要作用。二是实施完全统一的货币政策，即各大根据地可以建立相对独立的货币体系，可以独立发行各自的货币种类，但是在货币政策上则必须是一致的。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之后，虽然在货币体系的范围上还只能限于中央根据地，但是它所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却是具有货币立法性质的文件，其中所规定的各项条例，在各个根据地都是必须要遵行的。(五)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论述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五大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又是货币的基本职能。对于根据地建设的实践来说，最具有理论和现实双重指导意义的是货币职能理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即:“就一定时间的流通过程来说是:商品价格总额/同名货币的流通次数=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①。而在纸币流通的条件下，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又是纸币流通规律，即:“纸币流通的特殊规律只能从纸币是金的代表这种关系中产生。这一规律简单说来就是: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②。根据马克思的这一论述，同时考虑到农村根据地的现实条件和革命战争的实际需要，党在领导开展根据地金融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和保证纸币流通信用的思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既有金属货币，也有纸币和布币，其中纸币是主要的流通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各根据地大都是以一定数量的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及铸币作为纸币发行的保证基金。例如，闽西第一次工农兵大会通过的决议规定以现金即银元作为基金，说:“信用合作社要有五千元以上的现金，请求闽西政府批准者，才准发行纸币，但不得超过现金之半数”③。湘赣根据地以“群众集股二万元”银元并“收了三万多两银器”为基金，“发行一万至二万纸币”④。湘鄂西根据地作出决议案，要求必须“在有充分基金准备才发行纸币”⑤。中央苏区国家银行成立后，在章程的第三章第十条中明确规定说:“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⑥后来，大多数根据地基本都是按照国家银行的这种30%的比例来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并且在发现纸币发行量超过这一比例后，都相应地采取减少纸币发行、增加准备基金及回收纸币等措施，来确保把纸币的发行数量控制在适当的限度之内。控制纸币的发行数量，目的在于稳定纸币的币值和保证纸币的流通信用。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则取决于纸币能否与金属货币的充分兑换。为此，各根据地都作出了纸币与金属货币自由兑换的规定。在各个根据地发行的纸币票面上，均印有“驳兑现洋”、“凭票即付银元”、“一律通用随时兑现”等字样，例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发行的一元券就印有“凭票即付银币一元”。1930年9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在建立工农银行时即规定:“在目前为提高信用起见，凡各级政府以及合作社一律负责兑现这种纸币”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命令要求，在各地设立“国家银行钞票兑换处”，“对持钞票要求兑换者，须尽量兑付现洋，不得拒绝”②。由于苏维埃的纸币可以随时兑换银元，在人民群众中很快赢得了较高的信用。在鄂豫皖根据地，“银行当时能兑银元，群众拿苏维埃票子，随时可以到新集银行兑换成银元”，群众甚为方便，因此“都愿意要苏维埃的票子”③。苏区刊物《斗争报》报道川陕根据地纸币流通的情况说:“苏维埃钞票，境内畅行无阻，且信用极高，群众多自愿以银元存入银行，以其兑现充足故也”④。(六)坚持经济发行货币和积极组织回笼货币的思想。货币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货币的流通必须与商品的流通相适应，币值才能稳定，这是货币流通规律的客观要求。因此，货币的发行必须要坚持经济发行的原则。但是，革命根据地毕竟是在战争环境中建立起来的，并且在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过程中始终与战争相伴随，“在长期国内战争的条件之下，增发纸币常常是弥补财政收支不敷的一个办法”⑤。财政性支出除了军费之外，还包括各级政府的行政经费。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需要和财政性支出这两个方面的货币投向，成为摆在苏维埃政府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各根据地初创的时期，各地苏维埃政府还都能够按照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来组织货币的发行，而把单纯的财政支出放在次要的地位。例如闽西苏维埃政府规定工农银行资金投向的比例是:“存库不动的现金30%;投入闽西政府及各级政府10%，投入各种合作社25%;社会市面流通13%;投入苏维埃商店和土地生产15%”⑥。除了作为准备金的30%之外，一半以上的资金都投向了商品流通和生产领域，而财政性用款只占到10%。按照这种比例，基本能够保持红色货币的币值，是比较审慎和合理的。然而，以比较低的货币投入来支持比较大的政府和军需供给，显然是不能满足的。在这种情况下，红军的军事经费从何而来呢?早在领导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就确定把“打土豪筹款子”⑦作为红军的三大任务之一，不但红军的军费主要靠自身筹款来解决，即便是苏维埃政府拨付给军队的钱物，也主要靠打土豪所得。1930年10月至1931年9月红一方面军连续取得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其中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战争给养“完全靠红军自己来筹”⑧。然而，到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时期，由于“左”倾错误的干扰，提出了实行财政统一，以逐渐解除正式红军的筹款任务而专一进行革命战争的思想。1932年9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人民委员部发出训令，要“转变过去依靠红军筹款的路线，做到政府供给红军战费，使前方部队解除筹款任务，迅速进攻敌人”⑨。从这时起，“前后方红军给养已经是中央财政部负责支付了”瑏瑠。据时任国家银行副行长曹菊如的回忆，由于军政费用开支浩大，“日渐增多地依靠发行纸币”，到了1933年“纸币发行达到约二百万元”①。超量增发纸币必然引起纸币贬值，导致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为了扭转这种局面，1934年1月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指出:“苏维埃政府对于纸币的发行应该极端的审慎。纸币的发行如超过市场所需要的定额之外，必然会使纸币跌价，会使物价腾贵，使工农生活恶化起来，以致影响到工农的联合”②。在大会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了发行纸币首先要按照经济发展需要、其次再考虑财政性支出的思想，说:“国家银行发行纸票的原则，应该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方，这一方面的充分注意是绝对必需的”③。为了稳定币值，中国共产党人还提出了积极组织纸币回笼的思想。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关于苏维埃经济建设的决议》要求超量发行纸币的苏维埃地方政府，要“采取一切方法收回他们过去滥发的纸币”，并具体指出纸币回笼的渠道，一是“尽量在苏维埃经济的发展中增加各种税收的收入”;二是“必须更注意于对外对内贸易的发展”;三是“尽量输入现金与限制现金的输出”;四是“使苏维埃金融在经济建设的发展中极大的活泼起来”。通过这些措施，来“增加市场吸收纸币的容纳量”，“免去苏维埃纸币跌价的危险”，“维持苏维埃纸币的信用”④。这一积极组织货币回笼的思想，后来成为党领导金融工作的一个长期指导思想。(七)努力吸收储蓄存款和贷款投放生产事业的思想。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论述货币具有“贮藏职能”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论述了银行通过吸纳处于贮藏阶段的货币，而形成为货币借贷资本的过程。他指出:“自从银行对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存入银行”⑤。而银行把这些闲散货币集中起来的目的，则在于生成借贷货币，即“当这一货币在一个地方作为存款沉淀下来时，它在另一个地方就会立即再作为贷款发放出去”⑥。正是基于马克思的有关论述，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概括出了“吸收群众的存款，贷款给有利的生产事业”⑦的思想。在土地革命时期，各根据地苏维埃政府在建立银行之后，都很快确立起了要努力吸收存款的思想。湘赣根据地在1931年12月的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属各级政府及各革命团体与革命群众，如有余裕金钱愿储蓄在本行者，均一律收储”⑧。闽浙赣根据地在1933年3月的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提出:“应该鼓励群众向银行入股与储蓄”⑨。在中央苏区，不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暂行章程》中列有“收受各种存款”瑏瑠的业务条款，而且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还专门发表《发展与参加储蓄运动》的文章，指出储蓄的意义在于:“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日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将所节省的零钱存入银行，使得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银行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中各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大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①。在贷款投放方面，苏维埃政府确立了重点扶植农业生产、兼顾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的思想。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定期信用放款暂行规则》第一条即明确规定:“本规则专为各种合作社和贫苦工农群众，用途确系有利于发展社会经济之放款而定。”并列出具体的借款项目为:“凡工农群众借款用途为下列之一者，均得向本行要求借款。(1)购置农具或肥料;(2)耕种用费;(3)开辟荒田和整顿水利;(4)其他有关于发展社会经济之用途”②。湘赣根据地工农银行简章中规定:“凡革命的工人农民兵士小商人劳动贫民，如遇在发展各种生产事业的需要上得到当地苏维埃政府的保证，而在本银行财力可能时，亦得借贷应用”③。闽浙赣根据地《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规定:“银行的资本，最大部分是要用于帮助各种合作事业的建立发展;并贷款于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帮助他们制办工具、购买耕牛、耕具和肥料”④。为了扶持农业生产，各根据地都实行了低利借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借贷暂行条例的决议》规定:“苏区中借贷利率，高者短期每月不得超过一分二厘，长期周年不得超过一分”⑤。湘鄂西根据地农民银行也明确规定自己的任务是:“本行办理低利借贷”⑥。这种低利贷款不但能够解决农民的暂时困难，有的根据地还以此组织了生产竞赛运动，推动了经济生活的恢复和发展。

三、红色货币思想的作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