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释范文10篇

刑释范文篇1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报应刑论以刑罚功能的正义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一种痛苦或恶害，对罪犯科处刑罚，就是以恶害报应恶害。对罪犯以恶害进行报应就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报应刑论认为，短期自由刑是理性、自由、法制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是对危害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刑罚的一个重要刑种，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表现。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轻重不同，刑罚的严厉性也应随之不同，重罪重刑，轻罪轻刑，轻微罪就应该是非常轻的刑罚。这样，从长期刑到短期刑都有独到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因此，短期自由刑在刑罚阶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具有存在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是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理论，是以刑罚功能的功利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也称为“保护刑论”或“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即保护社会或防卫社会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刑罚保护社会的目的，只能由教育犯罪人，把他们改善成善良的社会人来实现。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目的刑论对短期自由刑的社会效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短期自由刑不具有改善犯罪人、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犯罪，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报应刑论从已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但无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不免得之公正，失之功利。目的刑论从未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功利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却不能正视其正义性的价值，不免得之功利，失之公正。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在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一端，都不能科学地认识短期自由刑的存在本质。现代刑罚理论发展的趋势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与调和，刑罚一体化理论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刑罚是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公正与功利的统一。短期自由刑是实现轻微犯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刑种，符合报应刑论罚当其罪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正义性。虽然短期自由刑在实现预防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并非完全没有预防犯罪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对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判处短期自由刑，能短时间内剥夺其再犯能力，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主观恶性不深，经过短期的改造一般都能悔过自新，因而具有特别预防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一般人来说，会产生有罪必罚、轻罪轻罚的公正印象，强化守法意识，实现一般预防的目标。在实践中，自从短期自由刑被提出质疑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许多刑法学者提出种种措施，甚至建议取消短期自由刑以避免短期自由刑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短期自由刑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在1950年荷兰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挪威代表指出：短期自由刑的弊害论，不是不能批判的教条，挪威自实施短期自由刑以来，该国的累犯调查数字表明，短期自由刑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缺乏刑罚的适应性。瑞典代表格里逊更指出，该国短期刑之初犯，于刑满释放后40年间，并无再犯之记录者接近90％。（注：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M]（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1.）可见，只要短期自由刑运用得当，措施得力，同样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总之，短期自由刑除具有惩罚犯罪的正义价值外，还具有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不能仅因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就彻底否定其全部价值。实践证明，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的种种不当做法等外部因素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改进其有缺陷的一面，使其符合我国刑罚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追求。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对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对于适用短期自由刑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甚至导致负面效应的轻微犯罪分子，实行替代措施，易科非监禁刑；其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一）易科非监禁刑

在刑罚实际执行中，有一部分罪犯本来没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即使对他们不进行关押改造也不会再犯，如果对他们关押改造，不但于预防再犯的刑罚功利目的无益，而且容易被交叉感染，降低了自尊心，导致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有可能走上再犯之路。根据“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的谦抑思想，对这类犯罪人就没必要关押。然而，从刑罚正义性的角度出发，对于实施即使轻微犯罪的人也应予以惩罚，以体现刑罚的公平价值。易科非监禁刑就是适应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和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出现的一种替代型刑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易科非监禁制度改进短期自由刑。

1.易科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社会内处遇，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使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易科社区服务，扩大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且也是世界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报应刑思想的影响，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比率极低，几乎成为刑事立法上的一种虚设，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惟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为改变此种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健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刑事立法，加强罪犯综合的人格演变调查和法律预测，细化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第二，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摒弃惩罚报应的刑罚思想，树立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观；第三，改进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建立一整套得以监督、管理、改造、撤销为内容的管理体制。

2.易科资格刑。易科资格刑，是指通过剥夺实施较轻犯罪行为的罪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或享有某种权利，以代替短期自由刑执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犯罪是行为人凭借自己享有某种资格、权（力）利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渎职犯罪的犯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虐待罪表现为利用亲权虐待家庭成员，等等。如果对这部分犯罪人剥夺实施一定行为的条件或资格，不但能抑制一定犯罪的发生，而且对行为人来说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对于那些适用资格刑具有有效惩罚性的犯罪人来说，其惩罚力度往往并不比短期自由刑差。因此，对利用一定资格实施较轻犯罪情节的犯罪人判处资格刑，既能剥夺行为人的再犯能力，又不必关押，从而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短期自由刑改良的有效方式。

由于资格刑的性质有别，各国刑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资格刑。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资格刑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剥夺一定的权利；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禁止驾驶；剥夺荣誉称号；剥夺亲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注：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489.）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只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而在法治社会中，人的社会公共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之外的内容。因此，实现资格刑的非政治化是我国充实剥夺法律权利刑罚内容的趋势。在我国有关行业管理的法规中，已对行为人的从业资格有了一些规定，刑法中应该充实资格刑内容，如剥夺职业资格、剥夺一定民事权利等。特别是在我国没有设置保安处分的情况下，实现资格刑的详化、具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全社会的作用。这样，通过剥夺受刑人的某种社会活动的资格，刑法在一定期限内不仅把犯罪人置于政治社会之外，还将其置于市民社会一定区域之外。

3.易科罚金刑。对短期自由刑易科适用罚金刑，不但可以有效剥夺犯罪人再犯的经济能力，削弱其犯罪的经济基础，减缓监管设施的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可以使不少应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因罚金的代替而免于入狱执行，避免狱中交叉感染。同时，因犯罪人没有入狱的经历，不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避免了短期自由刑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消极影响。

但是罚金刑的适用应该慎重，为追求最佳的适用效果，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罚金刑只适用于某些贪利性、经济性犯罪，不利于惩治和改造罪犯的一律不得判处罚金；其二，为使犯罪人所实际遭受的痛苦一致，保持刑罚的公平性，罚金刑的数额的确定应当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即以富者多罚，贫者少罚。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以下消极现象：（1）没有独立的执行场所。我国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一般实行“就地消化”的关押原则，我国目前只有大城市及部分中等城市设有专门的拘役所，大多数县、市的拘役都是在看守所或附近的监狱执行。一些地方限于监舍条件，往往将拘役犯与其他罪犯混合关押，加之管理不善，犯人之间极易交叉感染，从而增加其人身危险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更是往往与其他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恶习的传染更是难免。（2）监管人员对短期自由刑犯缺乏应有的重视。短期自由刑犯一般是过失犯或初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往往不能引起监管人员的足够重视，再加之我国将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监管人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长期自由刑犯的监管和教育改造上，以至于对短期自由刑犯疏于管教，造成改造效果差的后果。（3）短期自由刑犯缺乏改造的热情。大多数的短期自由刑犯是因一时失足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很难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不愿意把自己当做罪犯，不愿意配合监管人员的管教措施，有的自暴自弃，消极改造，甚至抗拒改造。（4）许多刑罚执行制度未能具体贯彻到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中。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个罪犯的改造情况，许多刑罚执行制度，如减刑、假释等未能有效落实，短期自由刑犯缺乏这种激励机制的鼓励，不愿意积极改造，存在混刑度日的消极情绪。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1.设立专门的短期自由刑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的区别之一是主观恶性不同，如果将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大短期自由刑犯的人身危险性，不但起不到预防再犯的作用，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犯罪。同时，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在改造方式上也不应一致，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较短，服完一定刑期后就将出狱，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应重在思想教育，集中有限的时间突击改造，使其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在这种情况下，将短期自由刑犯关押于专门的执行场所，便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改造的效果。

2.实行严格的分类制度。目前，我国对同一监所内的罪犯按以下五大类型犯罪进行分类：（1）盗窃犯型；（2）其他财产型犯罪；（3）性犯罪型；（4）暴力犯罪型；（5）过失和渎职犯罪型。然后，在对罪犯按犯罪类型分别关押的基础上，再实行二次分类，如，按罪犯的犯罪历史和主观恶性程度，把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关押；同一犯罪团伙的罪犯分别关押，等等。实行这种严格的分类制度，有利于防止不同类型的犯罪人进行交叉感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造。这种分类制度对短期自由刑犯更为重要，短期自由刑犯一般不具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其犯罪意识处于可变阶段，容易改过自新，也极易被交叉感染，加深主观恶性。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更应坚持分别化行刑，提高改造效果。

3.提高刑罚执行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热情。行刑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罪犯的改造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重视程度高，必然责任心强，能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改造效率会大大提高。因此，行刑机关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学习教育、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行刑人员的思想认识、管教水平。同时，罪犯的改造热情也直接影响改造的效果，改造热情高，必然会积极配合改造措施的实施，迅速、彻底地消除犯罪意识，放弃重新犯罪的意念。为此，行刑机关应该采取各项措施，例如，加强思想教育，实行累进处遇制度，采取各种奖励机制，以消除短期自由刑犯的消极情绪，提高罪犯改造的热情。

4.认真落实减刑、假释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假释是我国行刑机关进行改造罪犯、提高改造效果的重要制度和有效措施。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有关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适用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因此，减刑和假释都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罪犯。行刑机关应该认真考察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短期自由刑犯进行减刑，对于假释后不具有现实危险的短期自由刑犯给予假释。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改造效果，又能缩短罪犯关押时间，减少关押造成的负面影响。

刑释范文篇2

你们好！

首先，我代表监狱领导和全体民警向你们表示衷心的祝贺，祝贺你们将要走出监狱大门，回到渴望已久的自由世界！同时，祝愿你们在新的人生旅途上一路走好！

在你们即将踏入社会之际，我想再嘱咐你们几句话：

一是要正确面对社会。

首先我问问大家：

在监狱服刑十年以上的举手；

服刑五年以上的举手；

服刑五年以下的举手。

当今社会瞬息万变，离开社会越久，陌生感就越强烈，在座的各位有的都在监狱服刑十年多了，社会的变化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你可能对社会的变化感到不习惯、不适应，这是完全正常的，千万不可产生烦躁或恐惧心理，一定要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让自己尽快适应环境。

同时，你们要时刻绷紧法律这根弦。中国有句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犯罪入狱已经让你们失去了很多宝贵的东西：自由、青春、优越的生活环境等，你们的人生也从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这个教训是极其惨痛的。人犯过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及时吸取教训，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你们一定要把人生中这段最惨痛的教训铭记在心，时时刻刻用法律、道德约束自己的言行，做一个遵纪守法的社会公民。

二是正确对待家庭。血浓于水。当你们重获自由，回归家庭后，你们的家人大多会接纳你们，但也要做好不被家人理解、接纳的心理准备。要理解家人多年来所承受的因你的犯罪给他们多年来带来的痛苦，绝不能对家人的牢骚耿耿于怀，做出不理智的事来。要用自己真诚改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家人的原谅。

三是怎样面对社会歧视。刑释人员回归社会后，或多或少地会受到程度不同的冷遇甚至歧视。面对歧视，最重要的是要客观面对，决不能意志消沉，一蹶不振。一个人在人们头脑中的印象都同当事人曾经做过的事有着密切的因果关系，当人们把对犯罪现象的切齿痛恨和行为人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厌恶心理和戒备心理。例如，如果知道你是盗窃犯，别人就可能因为害怕自己的财物受到侵犯而不敢轻易接近你。当然，人们的偏见或歧视也是可以转变的，要通过自己长期的行动和一贯的现实表现来证明自己，来改变他人对你的看法——消除偏见的最好办法就是改变自己，弃恶从善。

面对歧视，还应该做到：消除自卑心理，树立自信。有的刑释人员认为自己是“下等公民”，总觉得自己是被判过刑的人，心里背着个十字架，担心别人不会信任自己。有了这种心理负担，就容易看不到自己的优势和长处，甚至破罐子破摔。这样做是徒劳无益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自尊自爱，树立自信。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怕别人瞧不起，关键是自己是否瞧得起自己，同时，要为自己争口气，别人越是瞧不起自己，越是要干出个样子来给他们看看。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寓言故事：说一个山民梦见自己是一只蚯蚓，因而十分害怕公鸡，看见公鸡就跑。不堪痛苦的折磨，他求助于寺庙的法师，法师告诉他，每天在心里念叨：“我不是蚯蚓，我是人！100遍，100天后就好了。”痛苦的山民只好按法师的嘱咐每天念叨不止。百日之后，山民高兴地来到寺庙告诉法师，自己按法师说的去做现在已经好了。法师问他：“这么说，你知道自己是人了！”“我知道了！——我是人不是蚯蚓。”这时一只公鸡迎面而来，山民看到大惊失色落荒而逃。法师叫他：“别跑啊，你不是知道自己不是蚯蚓了吗？”那人一边跑，一边回答：“我知道了，可是公鸡不知道啊！”在座的各位你们马上就要脱去囚服，换上自己的女儿装了，但是，如果你们不能从心理上调整好自己的话，那么这身心灵上的囚服却会伴你一生！希望你们用自己的努力来证实自己的价值，这样，不仅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会赢得他人的尊重。

四是回归社会后的就业问题。选择一份适合自己的职业是刑释人员回归社会以后的当务之急。在座的各位有的可能择业顺利，有的就可能受到就业问题的困扰。在寻找工作的过程中，有的人焦虑不安，不知所措，有的人情绪亢奋，一旦碰壁又灰心丧气，还有的人优柔寡断，患得患失，以至影响了正常的生活。这就要求你们做好以下四点：

一是立足现实，选择就业目标。选择就业目标要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正确认识和估价自己，也就是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兴趣特长、性格气质、能力水平等，确定自己想干什么、能干什么、竞争力怎样；二是正确认识就业形势，也就是考虑自己的技能在社会上的需求量怎样，竞争强度怎样，综合考虑这些因素，确立就业目标时就比较符合实际，避免过高的心理预期。不管你将来要做出什么选择，“脚踏实地”是最根本的法宝。比如我狱前几年刑释出狱的林等人，她们刚出狱时，并没有心怀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从实际出发，找了一个能够发挥自己维修专长的服装厂安身，一步一个脚印地干，慢慢地得到了同行们的认可，然后才积累资金，分期买断了服装厂，开始了自己的创业之路。举这个例子的目的，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有吃苦受累碰壁的思想准备，要铺下身子从最低层次做起，不管干什么事都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低，否则就会吃亏甚至摔跟头。

二是要提高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是不可缺少的，它能使人们经受住挫折的打击，保持进取的勇气。在就业过程中，求职失败在所难免，这个时候最需要认真反思，吸取经验教训，努力争取新的机会。

三是要增强应变能力。要善于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期望值和心态，老百姓有句俗话“不要一条道跑到黑”，刑释人员在就业问题上也应该注意这一点，要学会变通，做多种尝试，做多几种心理准备。

刑释范文篇3

一是继续做好刑释解教人员回归社会的衔接工作，建档立卡，确保无一人遗漏，无一人失控。

二是进一步落实安置帮教责任制，乡、村干部、党员要主动与近三年回归社会的刑释解教人员结成帮教对子，填写好帮教记录，避免和减少重新犯罪，做到就业率达100%，帮教率达100%，无重新犯罪。

三是各村、各单位领导要大力支持，重点解决“三无”人员过渡性安置问题，保障“三无”人员的基本生活。

四各部门要相互配合、密切协作，落实国家有关政策，维护刑释解教人员的合法权益。

五是要善于发现典型、宣扬典型、扶持典型，充分发挥典型人员的示范作用，以点带面，开创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局面。

六是要加强对在外务工刑释解教人员的监管，落实专人帮教，定期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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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约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工作发展的原因

政出多门，一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工作。管事不管人，管人不管事，管人管事无经费保障。目前的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这样的格局：司法行政部门负责刑释解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但却没有安置刑释解教人员的渠道；安置帮教工作需要一定的经费，但目前没有安排此类专项经费；其他部门也在管刑释解教人员，但他常年任务繁重没有精力管理刑释解教人员。这样就形成了大家都来管理但都管理不好互相扯皮的局面，其结果造成各部门在对刑释解教人员管理中横向不能到边，纵向不能到底。

刑释解教人员在部分乡镇（街道占有一定比例，二有的单位领导在强调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却忽视了如何保障抓经济建设的问题。当前。但有的乡镇（街道领导没有充分认识到这是带有一定危险性的群体，没有高度重视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问题。

没有经费的保障，三经费的短缺严重制约着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正常开展。任何一项工作。就很难开展好活动。比如每年对刑释解教人员建档立卡、健全台帐、进行法制培训、建立过渡性基地等都需要经费。然而，目前尚无此项资金可供使用，导致安置帮教工作不能落到实处。

二、做好刑释解教人员管理工作的对策

首先是要纠正认识上的偏差。严厉打击刑释解教人员重新犯罪固然是综合治理的重要环节，一进一步深化对安置帮教工作的认识。要做好安置帮教工作。但打只能治标，防才能治本，做好安置帮教工作就是预防犯罪的一项治本工程。实践证明，凡是这条防线筑得牢的地方，那里的重新犯罪率就低；反之，哪里不重视或放松了安置帮教工作，预防犯罪的防线就有缺口，重新犯罪率必然会上升。因此，各级领导应站在维护社会稳定的高度，充分认识刑释解教人员安置帮教工作的重要性。要把此项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领导头脑中要有位置，工作上要有组织机构、有经费保障，要全面调动有关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发挥其专门职能作用。

司法行政部门对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工作要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为此，二司法行政部门要切实担负起刑释解教人员的管理工作重任。国务院批准的司法部职能机构设置方案明确了刑释解教人员的帮教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根据这一精神。必须解决好两个问题：一是进一步健全和强化司法行政机关帮教管理职能机构，提高其人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二是建立与完善基层的帮教工作网络。刑释解教人员多数在乡、镇、场等基层，多数案件也发生在基层。因此，要在基层建立健全帮教工作网络，形成在党委政府领导下，由司法行政部门、安置帮教成员单位、村（居民社区、家庭等所组成的纵向有领导、横向有联系、上下有沟通、左右互通气的齐抓共管网络系统，使基层帮教工作逐步形成“条块结合、点面结合”良好局面。具体来讲，就是使基层做到有刑释解教人员的地方，就要建立帮教组织，回归一个，帮教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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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15年10月31日，XX县五年刑满和三年解矫人员共达408人。2015年1-10月，刑释解矫人员共有123名，其中刑满释放54人，假释1人，解除社区矫正68人，省外释放人员9人，省内释43人。刑释解矫人员帮教率达到100%，就业安置率达到95%以上,重新犯罪率控制在1%以下。现将我县今年安置帮教工作总结如下：

一、安置帮教工作衔接机制稳健运行

1、信息网络畅通。在刑释解矫人员基本信息的沟通上，突出抓住迅捷、真实和畅通三个基本要素。11个乡镇全部成立了安置帮教工作接待站，90个村(居)委会也全部成立了安置帮教工作小组，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确保了刑释解矫人员基本信息互通有无。通过这套网络，XX县认真开展了服刑在教人员信息核查工作，对今年监狱、劳教所、看守所上传的新入监所人员信息核查率达到100％。对监所上传的服刑在教人员存量信息，按计划开展核查确保了服刑在教人员的信息核查及时、真实、准确。

2、无缝对接100%完成。XX县细化无缝对接工作的工作制度，完善了一套“放回有人接，接回有人管，无业有人帮，创业有人扶”无缝对接协作机制。并在完善刑释解矫人员的接送举措上，以司法所为基本框架，局机关兜底为补充的接送兜底包干机制，专门成立了“县无缝对接应急小组”，明确了工作任务，落实了工作责任，建立了工作流程，做到了环环相扣，确保完成“必接必送”的工作任务。今年省内释放人员43名全部接送到位，按照上级关于对省内监狱释放的刑释人员必接必送的要求，达到100%的接送率。

二、全面落实了刑释解矫人员帮教措施

1、广排查，细帮教。今年，先后在国庆中秋节和十八次五中全会召开之前对五年来的刑释人员和三年来的解矫人员进行了集中排查，全面摸清了刑释解矫人员底数，准确掌握了他们的现状。对有重新犯罪苗头人员的帮教工作突出“早”，做到了早介早控，及时提醒教育并落实帮教监督措施，使之始终处于有效的监控之下，使之与违法分子断网断线，及时教育转化工作，确保不出问题。

2、成功安置一名患严重精神病的刑释人员。我2015年5月4日，省女子监狱一名服刑近20年，患严重精神疾病的女性罪犯刑满释放。接到释放通知后，XX县司法局积极采取紧急应对措施。一方面由县司法局局长即刻向县分管领导请示报告，由县领导紧急调度水边镇政府、县司法局、县公安局、县民政局、县卫生局等各部门力量，共同商议解决其户口、低保、救济、医疗、医保等生产生活问题，并积极与市精神病医院取得联系，商议医疗收治办理事宜；另一方面由县司法局和水边镇政府组织专职队伍亲赴监狱办理无缝对接，积极做好思想安抚工作，并将其直接送往市精神病医院办理收治手续。

目前，该名刑释人员已安心入院进行系统治疗，县公安部门为其办理了户口落户，县民政部门为其落实了医保之外的其他医疗费用，县司法局也将长期为其提供生活补助费，其他新农合医保和低保等相关事项也已办妥。

三、继续严格规范刑释解矫人员台账和专项经费管理

1、为有效规范刑释解矫人员的“两费”发放流程，确保专款专用，按照上级部门要求，统一制作了一份《刑释解矫人员档案》，包括：基本情况登记表、责任人名单、释放通知书、安置帮教协议书、安置帮教情况登记表、回访记录表、交接单、接送经费申请单、生活补助发放（回执）、生活补助发放表等多项内容，“两费”发放必须依据原件材料逐级申报，缺一不可。

2、严格管理经费，一卡通发放两项补助。XX县每年都要开展至少两次以上安置帮教经费专项自查和检查，严格审查各司法所在接送经费和生活补助经费发放中是否存在弄虚作假、虚报冒领等违规行为。今年我县在“两费”发放程序上进行了一定的改革，在简化村（居）委会一级发放程序基础上，进一步制定了一套符合我县实情的“一卡通”发放流程，补助款直接打入接送人员和刑释人员的个人帐户，既规范了经费使用又兼顾了效率，能够确保做到专款专用。

2015年1-10月，XX县“两费”发放共计71100元，其中接送经费发放19700元，生活补助费发放51400元。生活补助费按照上级发放标准和要求做到了应援尽援，补助到位。

四、存在不足

一是安置帮教工作经费缺口仍很大，影响整体工作深入开展。二是部分刑释解矫人员安置力度不够，社会对他们还存在偏见。三是安置帮教就业基地建设难以满足需求。

五、下一步工作打算

1、继续保证信息衔接和无缝对接的100%完成。

刑释范文篇6

一、巩固和深化无缝对接工作机制

1、完善人员衔接机制。各乡镇要继续深入运用好安置帮教数据库，认真做好人员信息的核查和反馈，完善人员必接必送工作机制，健全“二无”和“三假”等重点人员兜底接送机制，确保全年一般人员接送率达100%，重点人员接送率达100%。

2、规范专项经费管理机制。进一步规范安置帮教专项补助经费的发放、审核，加强对申领资格的甄别。完善管理监督机制，适时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专项检查活动，确保专项补助经费手续齐全、程序规范、管理到位，杜绝假配套、假到帐、违规发放等违规行为。

3、拓展延伸帮扶机制。继续深入开展监所与社会“三个延伸”，综合运用远程视频会见、联合帮扶、基金帮扶等手段，建立教育改造、安置帮教一体化工作机制，提升教育帮扶质量。

4、强化督办预警机制。继续深入开展督办通报工作，严格落实重大事项报告和责任追究制度，加强对重新犯罪人员的分析研判，深入探索重新违法犯罪规律，构建重新违法犯罪预警机制。

二、进一步加强帮扶管理工作

5、积极协调落实帮扶政策，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一步完善帮扶政策，引导就业，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完善低保、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工作，引导他们融入社会。

6、加强刑释解戒人员的教育帮扶。充分发挥妇联、共青团、工会、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协会等群团组织的作用，共同做好教育帮扶工作。

7、规范日常管理。要进一步规范日常走访、教育、帮扶，强化人员流动监管，完善工作档案。

8、加强高风险人员管理。要建立与所在地派出所的协调联动机制，对可能危害社会的高风险人员要逐人落实管控措施和管控责任人，及时向公安机关通报情况，列入当地公安派出所重点人员管理。

9、加强典型的培养和宣传工作。各乡镇要加强自主创业、勤劳致富典型的调查摸底工作，于2015年4月10日前上报社区矫正监管中心。

三、强化过渡性安置基地建设

10、深入开展“三方”共建基地活动。进一步完善“三方”共建基地机制，巩固现有基地，新建一个标准化基地，有效整合现有的培训、就业、安置资源，形成相互协调、互为支撑的共建体系，不断推动监所、司法局和企业共建活动向更深层次发展。

11、积极发挥过渡性安置基地的作用，对符合条件的“二无”和“三假”等人员进行临时救助和过渡性安置；要按照《XX省刑释解教人员接送工作补助经费和生活补助费及企业安置工作补助经费管理办法》，落实企业安置工作经费。

四、充分发挥远程帮教会见系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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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报应刑论以刑罚功能的正义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一种痛苦或恶害，对罪犯科处刑罚，就是以恶害报应恶害。对罪犯以恶害进行报应就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报应刑论认为，短期自由刑是理性、自由、法制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是对危害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刑罚的一个重要刑种，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表现。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轻重不同，刑罚的严厉性也应随之不同，重罪重刑，轻罪轻刑，轻微罪就应该是非常轻的刑罚。这样，从长期刑到短期刑都有独到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因此，短期自由刑在刑罚阶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具有存在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是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理论，是以刑罚功能的功利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也称为“保护刑论”或“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即保护社会或防卫社会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刑罚保护社会的目的，只能由教育犯罪人，把他们改善成善良的社会人来实现。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目的刑论对短期自由刑的社会效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短期自由刑不具有改善犯罪人、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犯罪，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报应刑论从已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但无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不免得之公正，失之功利。目的刑论从未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功利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却不能正视其正义性的价值，不免得之功利，失之公正。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在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一端，都不能科学地认识短期自由刑的存在本质。现代刑罚理论发展的趋势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与调和，刑罚一体化理论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刑罚是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公正与功利的统一。短期自由刑是实现轻微犯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刑种，符合报应刑论罚当其罪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正义性。虽然短期自由刑在实现预防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并非完全没有预防犯罪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对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判处短期自由刑，能短时间内剥夺其再犯能力，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主观恶性不深，经过短期的改造一般都能悔过自新，因而具有特别预防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一般人来说，会产生有罪必罚、轻罪轻罚的公正印象，强化守法意识，实现一般预防的目标。在实践中，自从短期自由刑被提出质疑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许多刑法学者提出种种措施，甚至建议取消短期自由刑以避免短期自由刑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短期自由刑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在1950年荷兰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挪威代表指出：短期自由刑的弊害论，不是不能批判的教条，挪威自实施短期自由刑以来，该国的累犯调查数字表明，短期自由刑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缺乏刑罚的适应性。瑞典代表格里逊更指出，该国短期刑之初犯，于刑满释放后40年间，并无再犯之记录者接近90％。（注：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M]（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1.）可见，只要短期自由刑运用得当，措施得力，同样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总之，短期自由刑除具有惩罚犯罪的正义价值外，还具有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不能仅因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就彻底否定其全部价值。实践证明，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的种种不当做法等外部因素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改进其有缺陷的一面，使其符合我国刑罚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追求。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对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对于适用短期自由刑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甚至导致负面效应的轻微犯罪分子，实行替代措施，易科非监禁刑；其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一）易科非监禁刑

在刑罚实际执行中，有一部分罪犯本来没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即使对他们不进行关押改造也不会再犯，如果对他们关押改造，不但于预防再犯的刑罚功利目的无益，而且容易被交叉感染，降低了自尊心，导致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有可能走上再犯之路。根据“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的谦抑思想，对这类犯罪人就没必要关押。然而，从刑罚正义性的角度出发，对于实施即使轻微犯罪的人也应予以惩罚，以体现刑罚的公平价值。易科非监禁刑就是适应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和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出现的一种替代型刑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易科非监禁制度改进短期自由刑。

1.易科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社会内处遇，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使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易科社区服务，扩大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且也是世界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报应刑思想的影响，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比率极低，几乎成为刑事立法上的一种虚设，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惟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为改变此种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健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刑事立法，加强罪犯综合的人格演变调查和法律预测，细化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第二，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摒弃惩罚报应的刑罚思想，树立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观；第三，改进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建立一整套得以监督、管理、改造、撤销为内容的管理体制。

2.易科资格刑。易科资格刑，是指通过剥夺实施较轻犯罪行为的罪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或享有某种权利，以代替短期自由刑执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犯罪是行为人凭借自己享有某种资格、权（力）利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渎职犯罪的犯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虐待罪表现为利用亲权虐待家庭成员，等等。如果对这部分犯罪人剥夺实施一定行为的条件或资格，不但能抑制一定犯罪的发生，而且对行为人来说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对于那些适用资格刑具有有效惩罚性的犯罪人来说，其惩罚力度往往并不比短期自由刑差。因此，对利用一定资格实施较轻犯罪情节的犯罪人判处资格刑，既能剥夺行为人的再犯能力，又不必关押，从而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短期自由刑改良的有效方式。

由于资格刑的性质有别，各国刑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资格刑。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资格刑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剥夺一定的权利；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禁止驾驶；剥夺荣誉称号；剥夺亲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注：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489.）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只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而在法治社会中，人的社会公共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之外的内容。因此，实现资格刑的非政治化是我国充实剥夺法律权利刑罚内容的趋势。在我国有关行业管理的法规中，已对行为人的从业资格有了一些规定，刑法中应该充实资格刑内容，如剥夺职业资格、剥夺一定民事权利等。特别是在我国没有设置保安处分的情况下，实现资格刑的详化、具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全社会的作用。这样，通过剥夺受刑人的某种社会活动的资格，刑法在一定期限内不仅把犯罪人置于政治社会之外，还将其置于市民社会一定区域之外。

3.易科罚金刑。对短期自由刑易科适用罚金刑，不但可以有效剥夺犯罪人再犯的经济能力，削弱其犯罪的经济基础，减缓监管设施的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可以使不少应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因罚金的代替而免于入狱执行，避免狱中交叉感染。同时，因犯罪人没有入狱的经历，不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避免了短期自由刑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消极影响。

但是罚金刑的适用应该慎重，为追求最佳的适用效果，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罚金刑只适用于某些贪利性、经济性犯罪，不利于惩治和改造罪犯的一律不得判处罚金；其二，为使犯罪人所实际遭受的痛苦一致，保持刑罚的公平性，罚金刑的数额的确定应当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即以富者多罚，贫者少罚。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以下消极现象：（1）没有独立的执行场所。我国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一般实行“就地消化”的关押原则，我国目前只有大城市及部分中等城市设有专门的拘役所，大多数县、市的拘役都是在看守所或附近的监狱执行。一些地方限于监舍条件，往往将拘役犯与其他罪犯混合关押，加之管理不善，犯人之间极易交叉感染，从而增加其人身危险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更是往往与其他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恶习的传染更是难免。（2）监管人员对短期自由刑犯缺乏应有的重视。短期自由刑犯一般是过失犯或初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往往不能引起监管人员的足够重视，再加之我国将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监管人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长期自由刑犯的监管和教育改造上，以至于对短期自由刑犯疏于管教，造成改造效果差的后果。（3）短期自由刑犯缺乏改造的热情。大多数的短期自由刑犯是因一时失足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很难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不愿意把自己当做罪犯，不愿意配合监管人员的管教措施，有的自暴自弃，消极改造，甚至抗拒改造。（4）许多刑罚执行制度未能具体贯彻到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中。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个罪犯的改造情况，许多刑罚执行制度，如减刑、假释等未能有效落实，短期自由刑犯缺乏这种激励机制的鼓励，不愿意积极改造，存在混刑度日的消极情绪。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1.设立专门的短期自由刑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的区别之一是主观恶性不同，如果将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大短期自由刑犯的人身危险性，不但起不到预防再犯的作用，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犯罪。同时，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在改造方式上也不应一致，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较短，服完一定刑期后就将出狱，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应重在思想教育，集中有限的时间突击改造，使其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在这种情况下，将短期自由刑犯关押于专门的执行场所，便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改造的效果。

2.实行严格的分类制度。目前，我国对同一监所内的罪犯按以下五大类型犯罪进行分类：（1）盗窃犯型；（2）其他财产型犯罪；（3）性犯罪型；（4）暴力犯罪型；（5）过失和渎职犯罪型。然后，在对罪犯按犯罪类型分别关押的基础上，再实行二次分类，如，按罪犯的犯罪历史和主观恶性程度，把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关押；同一犯罪团伙的罪犯分别关押，等等。实行这种严格的分类制度，有利于防止不同类型的犯罪人进行交叉感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造。这种分类制度对短期自由刑犯更为重要，短期自由刑犯一般不具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其犯罪意识处于可变阶段，容易改过自新，也极易被交叉感染，加深主观恶性。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更应坚持分别化行刑，提高改造效果。

3.提高刑罚执行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热情。行刑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罪犯的改造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重视程度高，必然责任心强，能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改造效率会大大提高。因此，行刑机关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学习教育、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行刑人员的思想认识、管教水平。同时，罪犯的改造热情也直接影响改造的效果，改造热情高，必然会积极配合改造措施的实施，迅速、彻底地消除犯罪意识，放弃重新犯罪的意念。为此，行刑机关应该采取各项措施，例如，加强思想教育，实行累进处遇制度，采取各种奖励机制，以消除短期自由刑犯的消极情绪，提高罪犯改造的热情。

4.认真落实减刑、假释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假释是我国行刑机关进行改造罪犯、提高改造效果的重要制度和有效措施。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有关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适用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因此，减刑和假释都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罪犯。行刑机关应该认真考察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短期自由刑犯进行减刑，对于假释后不具有现实危险的短期自由刑犯给予假释。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改造效果，又能缩短罪犯关押时间，减少关押造成的负面影响。

刑释范文篇8

一、短期自由刑的存废之争

自从意大利著名犯罪学家龙勃罗梭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质疑以来，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已成为中外绝大多数刑法学者的共识。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F.v.Liszt）认为，“短期自由刑既无改善，亦无威吓之效果，只有打击犯罪经历之人的自尊心而已。”（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意大利学者雷?弗里斯塔（AdeForesta）指出，短期自由刑的时间，对改善犯罪人虽然过短，但很不幸，使其败坏则足足有余。（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前苏联学者别良耶夫也对短期自由刑提出过批评，他认为，短期剥夺自由由于刑期较短，其教育改造功能难以发挥，在只有隔离或剥夺自由起主要作用的情况下，指望实现改造、再教育被判刑人的目的是不现实的。（注：[前苏]别良耶夫.刑罚的目的和劳动改造机关实现刑罚目的的手段[J].46.转引自王扬.俄罗斯刑法中的剥夺自由[J].政法论坛，1998，（3）.）总之，在西方国家，短期自由刑受到批评，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1）短期自由刑无异置受刑人于犯罪渊薮中，在执行过程中受刑人很容易受到其他犯罪人的负面影响，强化犯罪意识，于释放后再次犯罪。（2）被判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很多是初犯或仅有轻微的犯罪行为。这些人主观恶性不深尚有羞耻之心，容易悔过自新。把他们投入行刑机关，不免使他们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实施更严重的犯罪，失去刑罚的特殊预防功能。（3）短期自由刑不但让受刑人感觉不到其严厉性，也难以通过立法威慑和行刑威慑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4）由于关押时间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对受刑人开展教育和矫治工作，有违教育刑论医治犯罪人之“病态”的目的。

与之相对的主张保存短期自由刑的学者则论证了短期自由刑的积极效用。后期古典学派的领袖、德国著名刑法学家毕克迈耶（K.Birkmeyer）就主张短期自由刑具有存在的价值，认为对于轻微违法者进行报应，它是不可或缺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德国刑法学者华哈（AdolfWach）认为短期自由刑时间之短，不但非为缺点，反而是其优点。虽然数日或数周的自由刑不能教育也不能改造犯人，但可给受刑人以强制劳动的深刻印象。短期自由刑之执行，只要是受刑人感受到刑罚痛苦即足，此可拿军队的禁闭予以证明。因而他强调短期自由刑得以严格其行刑方法以达到防止再犯的目的。（注：张甘妹著.刑事政策[M].台湾三民书局，1979，275.275.275.）奥地利刑法学家谢利（Seelig）也对短期自由刑之否定论进行了反驳，强调短期自由刑具有必要的警告、威吓、赎罪、惩罚的记忆功能。（注：谢瑞智著.犯罪与刑事政策[M].台湾文笙书局，1996，（增订版），217.218.）挪威学者约翰尼斯?安德聂斯教授认为，“从效果看，长期徒刑与短期徒刑并没有什么区别。”“长期的监禁应该比短期的具有更强的遏制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可能会被在狱中积累的反面影响而抵消。”（注：[挪威]约翰尼斯？安德聂斯.钟大能译.刑罚与预防犯罪[M].法律出版社，1983，201-202.）

二、短期自由刑的利弊分析

以上对短期自由刑存废的争论体现了两种不同刑罚观的对立，主存论者坚持报应刑的观点，主废论者坚持目的刑的观点，他们从各自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出发对短期自由刑进行了利弊分析。

报应刑论以刑罚功能的正义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认为：犯罪是一种恶害，刑罚的内容是一种痛苦或恶害，对罪犯科处刑罚，就是以恶害报应恶害。对罪犯以恶害进行报应就是刑罚的正当化根据。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报应刑论认为，短期自由刑是理性、自由、法制和人道主义原则在刑法中的体现，是对危害不同的犯罪适用不同的刑罚的一个重要刑种，是贯彻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表现。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犯罪轻重不同，刑罚的严厉性也应随之不同，重罪重刑，轻罪轻刑，轻微罪就应该是非常轻的刑罚。这样，从长期刑到短期刑都有独到的作用，缺少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实现罪刑相适应，因此，短期自由刑在刑罚阶梯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具有存在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是刑事实证学派的刑罚理论，是以刑罚功能的功利性来论证刑罚的正当化根据。目的刑论，也称为“保护刑论”或“社会防卫论”，认为，刑罚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是在为实现一定的目的即保护社会或防卫社会的意义上，才具有价值；刑罚保护社会的目的，只能由教育犯罪人，把他们改善成善良的社会人来实现。在短期自由刑问题上，目的刑论对短期自由刑的社会效果提出了质疑，认为短期自由刑不具有改善犯罪人、实现防卫社会的目的，反而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犯罪，不具有存在的正当性。

报应刑论从已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公正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但无视预防犯罪的重要性，不免得之公正，失之功利。目的刑论从未然之罪出发，以追求刑罚的功利性论证短期自由刑的正当化根据，却不能正视其正义性的价值，不免得之功利，失之公正。报应刑论和目的刑论在刑罚存在的正当化根据问题上针锋相对，各执一端，都不能科学地认识短期自由刑的存在本质。现代刑罚理论发展的趋势是报应刑论与目的刑论的折衷与调和，刑罚一体化理论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刑罚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刑罚是一种报应，但同时具有预防犯罪的目的，所以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是正义性与合目的性、公正与功利的统一。短期自由刑是实现轻微犯罪罪刑相适应原则的重要刑种，符合报应刑论罚当其罪的价值追求，有利于实现刑罚的正义性。虽然短期自由刑在实现预防犯罪方面存在一定缺陷，但并非完全没有预防犯罪的作用。从理论上讲，对实施轻微犯罪行为的行为人判处短期自由刑，能短时间内剥夺其再犯能力，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主观恶性不深，经过短期的改造一般都能悔过自新，因而具有特别预防的作用；同时，对社会一般人来说，会产生有罪必罚、轻罪轻罚的公正印象，强化守法意识，实现一般预防的目标。在实践中，自从短期自由刑被提出质疑以来的一百多年里，许多刑法学者提出种种措施，甚至建议取消短期自由刑以避免短期自由刑带来的消极影响，但是这丝毫没有动摇短期自由刑在各国刑事立法中的地位。在1950年荷兰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挪威代表指出：短期自由刑的弊害论，不是不能批判的教条，挪威自实施短期自由刑以来，该国的累犯调查数字表明，短期自由刑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缺乏刑罚的适应性。瑞典代表格里逊更指出，该国短期刑之初犯，于刑满释放后40年间，并无再犯之记录者接近90％。（注：赵秉志主编.海峡两岸刑法总论比较研究[M]（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581.）可见，只要短期自由刑运用得当，措施得力，同样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

总之，短期自由刑除具有惩罚犯罪的正义价值外，还具有预防犯罪的功利价值。不能仅因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就彻底否定其全部价值。实践证明，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的种种不当做法等外部因素是影响其价值的重要因素。因此，应该辩证地看待短期自由刑的利弊问题，充分利用其有利的一面，改进其有缺陷的一面，使其符合我国刑罚正义和功利的双重价值追求。

三、短期自由刑的改进方案

针对短期自由刑的弊端，对我国短期自由刑的改进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其一，对于适用短期自由刑不能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甚至导致负面效应的轻微犯罪分子，实行替代措施，易科非监禁刑；其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一）易科非监禁刑

在刑罚实际执行中，有一部分罪犯本来没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即使对他们不进行关押改造也不会再犯，如果对他们关押改造，不但于预防再犯的刑罚功利目的无益，而且容易被交叉感染，降低了自尊心，导致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有可能走上再犯之路。根据“刑罚与其严厉不如缓和”的谦抑思想，对这类犯罪人就没必要关押。然而，从刑罚正义性的角度出发，对于实施即使轻微犯罪的人也应予以惩罚，以体现刑罚的公平价值。易科非监禁刑就是适应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和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出现的一种替代型刑罚，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可以采取以下三种易科非监禁制度改进短期自由刑。

1.易科社区矫正。社区矫正是相对于在监狱等传统的刑罚执行场所进行的设施内处遇而言的社会内处遇，强调调动社区力量对罪犯的矫正改造起监督促进作用，同时将罪犯置于开放的社区环境，避免罪犯的交叉感染，也不会使罪犯的家庭、工作等受到太多的不利影响。因此，对情节较轻的犯罪分子不予关押，易科社区服务，扩大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不仅能够避免短期自由刑的弊端，而且也是世界刑罚轻缓化发展的趋势。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暂予监外执行和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5种罪犯。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由于报应刑思想的影响，我国对犯罪分子适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比率极低，几乎成为刑事立法上的一种虚设，从1999年到2001年，被判处缓刑者仅占各年判处刑罚罪犯总数的15％左右，而且各地适用标准差异很大，有的法院很少适用，有的几乎不用。而假释作为缓解自由刑负面影响的一项重要刑罚变更措施，在我国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假释率从1996年到2000年，一直徘徊在2％左右，其中1997年最高，也仅为2.9％，2000年最低，仅有1.63％。另外两种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种类：管制和暂予监外执行的适用情况也不容乐观，管制刑作为我国刑罚体系中惟一的限制自由刑，对于加大矫正工作的力度有着积极意义，但是实践中，实际判处管制刑的为数极少，从1999年到2001年，每年大概只有1.2％的罪犯被判处社区矫正。监外执行的适用也是大体如此，2001年，全国监狱系统监外执行的罪犯仅占在押犯总数的1.13％。为改变此种状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完善：第一，健全管制、缓刑和假释的刑事立法，加强罪犯综合的人格演变调查和法律预测，细化管制、缓刑和假释的适用条件；第二，司法人员转变观念，摒弃惩罚报应的刑罚思想，树立教育改造罪犯的刑罚观；第三，改进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建立一整套得以监督、管理、改造、撤销为内容的管理体制。

2.易科资格刑。易科资格刑，是指通过剥夺实施较轻犯罪行为的罪犯从事一定职业、活动或享有某种权利，以代替短期自由刑执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犯罪是行为人凭借自己享有某种资格、权（力）利的便利条件实施的，如，渎职犯罪的犯罪人利用手中的权力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虐待罪表现为利用亲权虐待家庭成员，等等。如果对这部分犯罪人剥夺实施一定行为的条件或资格，不但能抑制一定犯罪的发生，而且对行为人来说也是一种惩罚，因为对于那些适用资格刑具有有效惩罚性的犯罪人来说，其惩罚力度往往并不比短期自由刑差。因此，对利用一定资格实施较轻犯罪情节的犯罪人判处资格刑，既能剥夺行为人的再犯能力，又不必关押，从而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是短期自由刑改良的有效方式。

由于资格刑的性质有别，各国刑法规定了不同类型的资格刑。从世界各国刑法典的规定来看，资格刑的主要类型有以下几种：剥夺一定的权利；禁止担任一定的职务；禁止从事一定的职业；禁止驾驶；剥夺荣誉称号；剥夺亲权及其他民事权利；剥夺国籍和驱逐出境。（注：陈兴良主编.刑种通论[M].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489.）目前，我国刑法典中只规定了剥夺政治权利和驱逐出境两种资格刑，而在法治社会中，人的社会公共权利不仅包括政治权利，还包括政治权利之外的内容。因此，实现资格刑的非政治化是我国充实剥夺法律权利刑罚内容的趋势。在我国有关行业管理的法规中，已对行为人的从业资格有了一些规定，刑法中应该充实资格刑内容，如剥夺职业资格、剥夺一定民事权利等。特别是在我国没有设置保安处分的情况下，实现资格刑的详化、具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保全社会的作用。这样，通过剥夺受刑人的某种社会活动的资格，刑法在一定期限内不仅把犯罪人置于政治社会之外，还将其置于市民社会一定区域之外。

3.易科罚金刑。对短期自由刑易科适用罚金刑，不但可以有效剥夺犯罪人再犯的经济能力，削弱其犯罪的经济基础，减缓监管设施的负担，减少国家的财政支出，而且可以使不少应处短期自由刑的人因罚金的代替而免于入狱执行，避免狱中交叉感染。同时，因犯罪人没有入狱的经历，不会产生自暴自弃的心理，避免了短期自由刑执行过程中的诸多消极影响。

但是罚金刑的适用应该慎重，为追求最佳的适用效果，要注意以下两点：其一，罚金刑只适用于某些贪利性、经济性犯罪，不利于惩治和改造罪犯的一律不得判处罚金；其二，为使犯罪人所实际遭受的痛苦一致，保持刑罚的公平性，罚金刑的数额的确定应当与犯罪人的经济状况相适应，即以富者多罚，贫者少罚。

（二）完善短期自由刑的执行方式

短期自由刑存在弊端，改造效果差，已成为行刑实践中不争的事实。要对其进行完善，必须找出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然后才能“对症下药”。

目前，在短期自由刑的执行中存在以下消极现象：（1）没有独立的执行场所。我国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没有设立专门的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一般实行“就地消化”的关押原则，我国目前只有大城市及部分中等城市设有专门的拘役所，大多数县、市的拘役都是在看守所或附近的监狱执行。一些地方限于监舍条件，往往将拘役犯与其他罪犯混合关押，加之管理不善，犯人之间极易交叉感染，从而增加其人身危险性。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更是往往与其他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恶习的传染更是难免。（2）监管人员对短期自由刑犯缺乏应有的重视。短期自由刑犯一般是过失犯或初偶犯，主观恶性相对较小，往往不能引起监管人员的足够重视，再加之我国将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监管人员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长期自由刑犯的监管和教育改造上，以至于对短期自由刑犯疏于管教，造成改造效果差的后果。（3）短期自由刑犯缺乏改造的热情。大多数的短期自由刑犯是因一时失足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们很难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不愿意把自己当做罪犯，不愿意配合监管人员的管教措施，有的自暴自弃，消极改造，甚至抗拒改造。（4）许多刑罚执行制度未能具体贯彻到短期自由刑犯的执行中。由于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短，行刑机关没有足够的时间了解各个罪犯的改造情况，许多刑罚执行制度，如减刑、假释等未能有效落实，短期自由刑犯缺乏这种激励机制的鼓励，不愿意积极改造，存在混刑度日的消极情绪。

针对短期自由刑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改进，以实现短期自由刑改造效果的根本好转。

1.设立专门的短期自由刑执行场所。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的区别之一是主观恶性不同，如果将短期自由刑犯与长期自由刑犯混合关押，很容易造成交叉感染，增大短期自由刑犯的人身危险性，不但起不到预防再犯的作用，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犯罪。同时，短期自由刑犯和长期自由刑犯在改造方式上也不应一致，短期自由刑犯的刑期较短，服完一定刑期后就将出狱，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应重在思想教育，集中有限的时间突击改造，使其认罪服法，重新做人。在这种情况下，将短期自由刑犯关押于专门的执行场所，便于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提高改造的效果。

2.实行严格的分类制度。目前，我国对同一监所内的罪犯按以下五大类型犯罪进行分类：（1）盗窃犯型；（2）其他财产型犯罪；（3）性犯罪型；（4）暴力犯罪型；（5）过失和渎职犯罪型。然后，在对罪犯按犯罪类型分别关押的基础上，再实行二次分类，如，按罪犯的犯罪历史和主观恶性程度，把累犯、惯犯与初犯、偶犯分别关押；同一犯罪团伙的罪犯分别关押，等等。实行这种严格的分类制度，有利于防止不同类型的犯罪人进行交叉感染，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改造。这种分类制度对短期自由刑犯更为重要，短期自由刑犯一般不具有很深的主观恶性，其犯罪意识处于可变阶段，容易改过自新，也极易被交叉感染，加深主观恶性。因此，对短期自由刑犯更应坚持分别化行刑，提高改造效果。

3.提高刑罚执行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短期自由刑犯的改造热情。行刑人员的重视程度和罪犯的改造效果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重视程度高，必然责任心强，能认真落实各项管理制度，改造效率会大大提高。因此，行刑机关应该通过制度建设、学习教育、经验交流等方式不断提高行刑人员的思想认识、管教水平。同时，罪犯的改造热情也直接影响改造的效果，改造热情高，必然会积极配合改造措施的实施，迅速、彻底地消除犯罪意识，放弃重新犯罪的意念。为此，行刑机关应该采取各项措施，例如，加强思想教育，实行累进处遇制度，采取各种奖励机制，以消除短期自由刑犯的消极情绪，提高罪犯改造的热情。

4.认真落实减刑、假释刑罚执行制度。减刑、假释是我国行刑机关进行改造罪犯、提高改造效果的重要制度和有效措施。根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以及有关法规、司法解释的规定，减刑适用于被判处管制、拘役、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假释适用于有期徒刑和无期徒刑的罪犯，因此，减刑和假释都适用于短期自由刑罪犯。行刑机关应该认真考察罪犯的改造情况，对于确有悔改或有立功表现的短期自由刑犯进行减刑，对于假释后不具有现实危险的短期自由刑犯给予假释。这样，不但能够提高罪犯改造的积极性，增强改造效果，又能缩短罪犯关押时间，减少关押造成的负面影响。

刑释范文篇9

关键词：建设工程；刑民交叉；刑民并行；先刑后民；先民后刑

2012年6月，A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城建投）作为A市某地下通道工程建设单位，通过委托机构进行工程招标。行为人喻某通过伪造B市具有一级资质的某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建筑公司）的印章和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某的签名，假冒该公司的名义进行了投标，并与城建投签订了A市某地下通道工程施工合同（下称施工合同）。之后，喻某又与陈某某签订A市某地下通道工程施工管理合同，将工程非法转包给陈某某组织的施工队进行施工。后因施工过程中出现工程质量问题，地下通道工程停工。双方发生纠纷。2014年4月20日，城建投以建筑公司为被告，向B市某区法院起诉，提出解除施工合同、建筑公司承担违约责任并赔偿损失11658931元的诉讼请求。与此同时，建筑公司向B市公安局某区公安分局报案，请求追究喻某涉嫌伪造公司印章罪、合同诈骗罪的刑事责任。B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应建筑公司的请求，对本案所涉及的施工合同等送检材料进行了司法鉴定，鉴定意见证实送检材料上的建筑公司法定代表人左某某的签名笔迹与其真实签名笔迹不符，送检材料上的印章印迹也与建筑公司的真实印章印迹不符。本案属于建设工程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既涉及刑事犯罪的追究，又涉及民事权利的保护。研究该类案件，对于丰富诉讼程序理论，指导司法实践，具有较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理论界对刑民交叉案件如何处理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纯理论研究较多，实务研究较少；研究民间借贷类刑民交叉案件的成果较多，研究建设工程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则较少；司法实务是采取“先刑后民”，还是“先民后刑”，或者是“刑民并行”进行处理，也有不同的做法。本文仅拟就建设工程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的诉讼程序问题作初步的探讨。

一、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的特征

最高人民法院何帆法官对刑民交叉案件有一个界定，笔者非常赞同。他认为，“所谓刑民交叉案件，又称刑民交织、刑民互涉案件，是指案件性质既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又涉及民事法律关系，相互间存在交叉、牵连、影响的案件，或根据同一法律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的案件。”[1]但是，在笔者看来，与其他领域的刑民交叉案件不同，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具有以下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案涉合同多样。在案件所涉具体类型上，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可以发生在土地使用权出让、合作开发、工程施工合同、商品房预售合同、房屋买卖合同、担保查封类执行异议、所有权确认等案件中。如在土地使用权出让案件中，伪造土地使用权证书而签订虚假合同的行为；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伪造投标人资格证书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签订工程施工合同的行为；商品房预售合同案件中，开发商将已出售房屋又另行出售他人的行为；所有权确认案件中伪造公证文书的行为；担保查封类执行异议案件中开发商将已经查封的房屋又出租、出售的行为；等等。（二）案涉罪名主要是经济类犯罪。在案件所涉刑事罪名上，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可能涉及诈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集资罪、非法处置查封的财产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伪造公司印章罪、伪造国家公文罪等罪名。（三）案件审理难。在案件的审理难度上，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比其他领域刑民交叉案件专业性强，办案人员普遍比较缺乏建设工程领域专业知识，审理难度更大。（四）案件审理程序复杂。在案件的审理程序上，建设工程领域刑民交叉案件因所涉标的数额往往较大，所涉利益范围除个人利益外大多涉及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如何处理好解决民事纠纷与追究犯罪的关系，也是其他领域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难以涉及到的问题。

二、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程序性立法和司法现状

（一）程序性立法现状。目前，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性立法主要存在于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中。按照其实施的时间先后，主要包括：1.1985年8月19日的《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该通知中规定了审理经济纠纷案件的同时发现经济犯罪线索时应当将有关材料进行移送的问题，但经济纠纷本身是否应当继续审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①2.1987年3月11日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经济犯罪必须及时移送的通知》。该通知首次提出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交叉案件，以全案移送的“先刑后民”为原则、“刑民并行”为例外的处理方式，但没有明确何为“必须分案审理”的问题。②3.1997年12月11日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该司法解释表面上看尽管只是为了解决存单纠纷案件中的刑民交叉问题，但实际上对其他所有涉及刑民交叉的案件都具有指导作用。它对1987年的上述通知中所确定的“先刑后民”的原则作了进一步的修改，即只有“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民事纠纷，才应当中止审理，如果“有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不影响”民事纠纷案件的审理，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对当事人作出民事责任的认定和处理。这说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关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司法理念，已经由绝对的“先刑后民”向“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转变。③4.1998年4月9日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该司法解释进一步在以往司法解释的基础上，确立了刑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与“刑民并行”两种并行的处理方式，表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对“先刑后民”的处理方式并非持全盘否定的态度。④5.2005年12月31日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公安部颁布的该规章说明公安机关在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时，规定凡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为“同一法律事实”时，应采用“先刑后民”的方式处理。但是，如果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不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则不能采用“先刑后民”的方式，而应采用“刑民并行”的方式处理。可见，公安机关的规定与我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规定精神是一致的。⑤此外，关于1991年制定、2007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2012年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有学者认为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法律依据。[2]该条款的内容始终没有变化，均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应当中止诉讼。实际上，本条规定的导致民事案件诉讼中止的案件可以是所有性质的案件，并不限于刑事案件，其立法目的仅仅在于避免审判机关重复劳动和出现矛盾的判决，并不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专门规定。还有学者认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款关于在审判过程中，“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使案件无法继续审理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的规定，如果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必须以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时，则“相关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应当视为“由于其他不能抗拒的原因”之一。此种情形下，刑事诉讼案件应当中止审理，即“先民后刑”。[3]众所周知，不能抗拒的因素在法律上称为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或者法律事件。民事案件的审理显然属于人有意识的法律行为，并非不能抗拒、无法预防。将本条规定解释为刑民交叉案件的“先民后刑”处理方式，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是对法律条文的乱作解释。（二）程序性立法和司法的特点。目前我国处理“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性立法和司法有以下三个特点：1.都是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缺乏法律的规范。2.实践中，案件承办人有可能任意适用司法解释，采取“先刑后民”或“先民后刑”方式中止案件，从而有可能造成案件的久拖不决。3.已有的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只涉及到某些类型的经济纠纷案件，处理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目前还只能参照适用司法解释和行政规章。

三、国外关于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方式

在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是严格分离的，同一法律事实刑民交叉，二者之间不存在谁先谁后、相互依附关系，即使是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民事赔偿问题也是由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的，“被害人只能在刑事案件审结后，才能依照民事程序，提起因犯罪行为而追偿损失的赔偿之诉”[4]。如果硬要说这有什么方式，可以说是刑民并行基础上的先刑后民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对于同一法律事实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也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严格分离的，一般应该等刑事判决生效后再进行民事诉讼。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之处在于，在解决由犯罪行为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时，被害人可以享有选择权，被害人既可以选择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方式处理，也可以选择单独采取民事诉讼方式进行起诉，但刑事诉讼已经开始的，只要尚未宣判，民事诉讼都应当延期审理，“待刑事判决生效后移送法院民庭按民事诉讼继续审理”[5]。可见，大陆法系国家与英美法系国家在同一法律事实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问题上本质上是一致的，尽管有可能浪费司法资源，但符合案件审理的内在逻辑。

四、建设工程刑民交叉案件的几个程序问题的处理

刑释范文篇10

关键词:社区矫正;刑罚制度;改革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第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一种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根据“两院两部”《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我国社区矫正所下的定义,社区矫正是与监禁矫正相对的行刑方式,是指将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裁定或决定确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在这个概念之下,该《通知》明确规定社区矫正适用于如下罪犯:(1)被判处管制的;(2)被宣告缓刑的;(3)被暂予监外执行的;(4)被裁定假释的;(5)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的。《通知》强调,对于这些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犯罪人中,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以及罪行较轻的初犯、过失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上述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

第二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仅是刑罚执行方式,并不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方式,社区矫正并不完全等同于非监禁刑。非监禁刑是与监禁刑相对应的刑种概念,社区矫正不是刑种概念,而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非监禁刑需要采取社区矫正的方式来执行,我国非监禁刑包括管制与剥夺政治权利;被判处监禁刑的罪犯经过法定程序裁定,也可以采取社区矫正的刑罚执行方式,例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罪犯,如果符合一定的条件,包括认罪态度好、刑罚执行满一定年限等等,通过假释或保外就医、监外执行等,也可以对其采用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将社区矫正的范围放宽一些,不能仅仅将社区矫正定位在刑罚执行方面,还应当考虑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纳入这个系统,以发挥统一作战的协调功能,尽量从各个方面实现犯罪人再社会化的目的。因此,社区矫正就是指在国家专门机关的领导和指导下,发动社区群众、整合社区资源,对在社区中服刑和处遇的犯罪人给予教育、改造、保护的刑事执法活动以及对出狱人进行帮助、保护的社区社会工作。

上述各种观点对我国社区矫正的概念的表述各不相同,有的认为是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有的认为是刑罚执行方式,还有的认为是刑罚执行活动和社区社会工作。但总的看来,上述观点对社区矫正概念的表述均有一定的不足,均不能全面准确地表达社区矫正的含义,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种观点将社区矫正定义为非监禁刑之行刑方式,显然是对非监禁刑的刑罚概念的误解。在我国的自由刑种类中,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这些剥夺人身自由的刑罚,都是要将罪犯放在监狱和拘役所里,以监禁的方式执行刑罚的,因而属于监禁刑。只有管制这种限制人身自由的自由刑,不需要将罪犯放在监狱,而是放在社会上执行,因此,管制是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惟一的一种非监禁刑。如果将非监禁刑的概念作广义的解释,可以把它理解为监禁刑以外的刑罚种类,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等附加刑。但无论如何,非监禁刑的概念也不可能将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裁量制度、刑罚执行制度、刑罚执行方式都包括进去。我们不能为了把社区矫正的概念简单化,而刻意对非监禁刑作扩大范围的解释,因为这样的理解非监禁刑是与刑法理论中的非监禁刑的概念相悖的。所以,将社区矫正的概念定义为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是不准确的。

第二种观点虽然发现了第一种观点以非监禁刑的刑罚执行活动来定义社区矫正的不足,指出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等监禁刑的罪犯,通过适用缓刑、假释,也可以成为社区矫正的对象。但对社区矫正的概念简单地定义为刑罚执行方式,也是存在着明显的缺陷的。从目前进行社区矫正的几种对象来看,缓刑是附条件的不执行原判的刑罚,假释是附条件的提前释放,对缓刑犯和假释犯而言,只是监督考察他们在考验期内能否遵守有关监督考察的规定,如果能够遵守有关规定,对他们所判的刑罚(假释犯是假释时所剩余的刑罚)就不再执行。从完善法律制度的角度看,对缓刑和假释确实存在一个监督考察制度进一步完善的问题,但对缓刑犯和假释犯的监督考察活动无论如何也不能混同于刑罚执行方式。从逻辑上讲,如果将附条件的不执行刑罚还称为执行刑罚的方式,那就必然会得出“不执行还是执行”的悖论。从目前被列入社区矫正对象的几种情况看,只有监外执行是惟一的一种刑罚执行方式,并且它还仅仅是监禁刑的一种变通性行刑方式,还不能将其称之为非监禁刑的行刑方式。

第三种观点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受刑人的安置帮教工作、监狱行刑社会化等内容统统都纳入社区矫正的概念,使社区矫正成为一个无所不包的庞大的社会工程。这一概念的缺陷一方面在于它将监狱行刑的社会化也纳入社区矫正,人为地把社区矫正扩大到监狱矫正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将出狱人的社会保护、安置帮教等都纳入社区矫正,将社区矫正的范围又扩大到对犯罪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领域,超越了矫正教育的内容。如果这样界定社区矫正的概念,必然造成社区矫正工作的严重变形,使得社区矫正成为向犯罪人提供社会福利保障的一项社会工作,并且犯罪人在社区矫正中所享受的这些社会福利保障,是社会上遵纪守法的下岗待业公民都无法享受到的,而对犯罪人来说只是因为他们犯过罪,服过刑就能够轻易享受到,这样的社区矫正无异于鼓励善良的人们去实施犯罪。基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对社区矫正的概念可以作如下表述:社区矫正是矫正机构将罪犯放在社区里进行矫正教育,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开展对罪犯矫正教育工作的新型矫正方式。

二、社区矫正与刑罚制度的关系

(一)刑事法律所规定的刑罚方法和刑罚制度是社区矫正的法律依据

尽管社区矫正并不等同于刑罚执行活动,但社区矫正的各项具体工作和措施都是在相应的刑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社区矫正必须要在刑事法律框架内进行,撇开现行的刑罚制度对罪犯采取的任何所谓有利于回归社会的矫正措施,都很容易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造成侵犯罪犯的人权的结果。在“两院两部”联合发出的《关于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中明确指出,社区矫正的首要任务便是“按照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管理和监督,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其次才是对罪犯的帮助和教育。无论是确保刑罚顺利实施的矫正措施,还是对罪犯进行教育帮助的矫正措施,都不能随便突破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从社区矫正措施的内容来看,很多矫正措施都涉及到对罪犯人身自由的限制问题,如管制措施本身就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刑罚的执行,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的社区矫正,就是执行法院对其所判处的刑罚,必须按照刑法第39条规定的五项管制内容来制定具体的管制措施。对缓刑犯、假释犯的监督考察措施中也包含了与管制内容基本相同的限制罪犯的人身自由的内容。这些矫正措施的采取,也同样要以刑法第75条、第84条对缓刑犯、假释犯所规定的考察内容来为依据。只有以现行刑法为依据的矫正措施,才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精神,才能确保刑罚的顺利实施。

(二)社区矫正工作的实践经验将对刑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目前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是在现有法律体系的框架内,靠国家刑事政策的推动而进行的,随着试点工作的逐步深入,现行法律制度滞后的问题将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社区矫正的实践对刑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随时将提出更新更高的要求。一方面,社区矫正代表了刑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随着人类社会刑罚观念的进化,刑罚方法更趋人道,刑罚由重到轻的发展趋势将极大地推动以监禁矫正为主体的现行矫正模式逐步向以社区矫正为主的矫正模式的变革。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联合国的一些刑事司法规则,例如《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1955),《监禁替代措施》(1980),《减少监狱人口、监禁替代措施和犯罪人社会整合》(1985),《联合国非监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即“东京规则”(1990)等,都明确倡导尽可能避免监禁,将监禁作为最后一种迫不得已的手段使用,大大促进了国际社会刑罚制度中对社区矫正的适用[3](第5页)。社区矫正推动刑罚制度发展的这种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我国刑罚制度必须随着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进而作相应的改革。另一方面,社区矫正是以刑罚制度为法律根据的罪犯矫正模式,它不可能长期游离于刑罚制度之外单纯靠刑事政策的支撑而存在,社区矫正的法律化是必由之路,而社区矫正法律化的过程就是社区矫正工作推动刑罚制度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从目前的社区矫正实践看,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还难以适应社区矫正工作快速发展的需要,改革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三、改革和完善刑罚制度,保证社区矫正在法制轨道上健康发展

(一)增加非监禁刑的刑种,完善管制刑,确立非监禁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应有地位

1.增设社区服务刑。所谓社区服务刑,是依法判处犯罪人无偿地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的一种刑罚方法。社区服务在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其做法日渐完善,受到了很好的矫正效果。在我国社区矫正实践中,这种刑罚方法很快便得到了理论界和实务界的广泛的关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劳动不仅创造了人,而且也能够改造人。人在劳动中不仅能够学会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能够学会尊重他人,珍爱生活,使他们的犯罪人格得到重塑。社区服务刑,是在社区矫正机关监督指导下,将罪行较轻,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分子放在社区,让其进行一定时间的公益性劳动。这种在不影响罪犯正常的生活、工作、学习的条件下实施的矫正教育措施,与监禁矫正中的强制性劳动相比,其相对宽松的劳动环境及这种刑罚方法本身所体现的人文主义关怀,将更能够使罪犯的人格得到重塑。也正因为如此,社区服务刑在国外刑罚制度中才得到了普遍的重视。需要指出的是,在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有的地方借鉴国外的社区服务刑的做法,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这尽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矫正措施,但从法律上讲,这种做法目前还没有刑事法律上的依据,因此也得不到刑事司法上的支持,因此组织矫正对象参加社区公益劳动只能作为一种矫正措施使用,并且要以矫正对象的自愿为原则,没有强制性。组织矫正对象进行社区服务的问题急需要用法律加以规范。

2.管制刑的完善问题。管制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惟一的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自由刑,但在过去以监禁刑为主体的犯罪矫正体系中,管制的地位微不足道,其矫正罪犯的功能一直没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于是,在刑法理论上便出现了管制刑废止说,认为管制赖以存在的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管制刑插在拘役和行政拘留之间,使国家刑法措施体系不协调;在管制刑的执行方面,由于人口流动频繁,基层组织能力下降,使管制的执行失去组织保障;此外管制缺乏足够的严肃性和惩罚性,难以起到威慑作用。这种对管制刑完全持悲观失望态度的观点,是不足为取的。废除管制刑不仅与社区矫正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而且也与现代刑罚向轻缓化、人道化、经济化发展的方向大趋势背道而驰。管制刑不是我国刑法中一个可有可无的刑种,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刑种,对管制刑自身存在的问题,只能够从立法上去完善,而不应该轻易谈废止。

笔者认为,管制刑是我国独创的一个非监禁刑刑种,它是对罪行较轻,且人身危险性不大的犯罪人放在社会上,由专门机关在有关社会组织的协助下,对犯罪人进行必要的管束控制的一种刑罚。管制的本身含义便是对犯罪人的管束和控制,限制人身自由是管制刑的本质特征。如果在管制的基础上再附加强制无偿劳动的内容,必将使这种刑罚失去本来的意义。再者,无偿公益劳动属于社区服务刑的执行方式,如果我国刑法能够借鉴国外立法例,把社区服务刑作为主刑来规定下来,那么对被判处管制刑的罪犯再实行强制无偿劳动,便成了两种主刑的附加使用,与主刑不能够附加适用的原则相违背。另外,笔者认为,在管制已被明确列入社区矫正范围,并建立起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负责管制刑的执行之后,完善管制刑的根本仍在于建立与管制刑的适用相配套监督管理制度。从刑法第三十二条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所规定的监督管理的内容看,所规定的五个方面的管制内容都是限制犯罪人人身自由的,这些规定基本上反映了管制刑的特征。缺少了这些方面的监督管理制度,管制将不能称其为管制了。但管制只规定了“管”的内容,却缺少了“教”的内容,无法与社区矫正以矫正教育为宗旨的理念相衔接。实践中将管制纳入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因此也缺乏法律依据。为弥补这一不足,建议在刑法第三十二条增加一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必须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社区矫正机构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所采取的矫正措施,必须以本条规定为依据。”这样规定不仅给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参加社区矫正提供了依据,而且为社区矫正机构制定具体的矫正措施。

(二)放宽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条件,扩大社区矫正的对象范围

针对现行刑法在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制度的适用对象及条件上规定过于苛刻,从而限制了社区矫正的存在空间的问题,有一种观点建议放宽这些刑罚制度的使用条件,将适用缓刑的条件,放宽到被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罪犯,将适用假释的条件放宽为,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执行原判刑期三分之一以上,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后经改判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8年以上,便可以假释。并且建议取消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的规定。关于监外执行的对象,建议对符合条件又没有社会危险性的无期徒刑罪犯也可以适用监外执行。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总体上看具有相当的价值,但对假释条件过分放宽的立法建议,不利于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

(三)完善刑罚制度的内容,为社区矫正提供足够的法律保障

1.建立缓刑犯、假释犯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准确把握缓刑、假释的实质性条件。社区矫正的根据是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刑法在缓刑、假释的适用条件中均规定了犯罪人“有悔罪表现,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才可以适用缓刑假释,但这些条件过于抽象,实践中难以把握,把这些条件具体化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便是建立缓刑犯合假释犯的审前人格调查制度。公务员之家:

判决前的人格调查制度,是源于美国的缓刑资格调查制度,指在法院判刑前,由专门机构对犯罪人的犯罪背景、一贯表现等进行专门调查,并对其人身危险性,即再犯可能性进行系统的评估,然后将调查与评估报告提交法院,供法院判刑时参考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于1950年在海牙召开的第12届国际刑法及监狱会议上被积极倡导,目前已有不少国家和地区采用了此制度。我国理论界已有学者已开始对社区矫正的罪犯进行重新犯罪的风险预测问题进行研究,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他们将能够反映矫正对象人身危险性的主客观因素归纳为三十项量化指标,每个指标根据其反映人身危险性的程度的不同分别确定不同的分值,测得的分值越高,说明罪犯重新犯罪的风险越大。这种预测的准确性或科学性如何姑且不论,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法,即基于罪犯的人身危险性而采取相应的监督、考察、管理和教育等矫正措施,对强化社区矫正的效果具有相当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2.对考验期内的缓刑犯、假释犯除了规定考察监督之外,还应增加矫正教育方面的内容。现行刑罚制度对社区矫正措施的规定,主要集中在“监督、管理”上,而在对罪犯的教育、感化、挽救等真正能够在社区矫正中发挥良好矫正作用的措施,却没有明确的规定。故此,建议在刑法第75条缓刑考验期内应遵守的四项规定之后,增加“被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要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在刑法第85条对假释犯的监督规定后面,增加“被宣告假释的犯罪分子,要接受社区矫正,必须参加社区矫正机构组织的集中教育、定期谈话、社会帮教、职业培训、心理辅导等矫正教育活动。”有一种观点认为,社区矫正是非监禁刑的执行制度,所有非监禁刑都应增加公益劳动的内容。公益劳动在国外称为社区服务,它是监禁刑的一种替代措施。是非监禁刑中是不可或缺的,在教育矫正的过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应通过刑事立法明确规定,适用非监禁刑罚的犯罪人应无偿的在一定时间内从事社区内的公益劳动,或者为社区成员提供特殊服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很值得商榷。首先,社区服务在国外刑法中一般都是作为独立的刑种规定的,强令犯罪人在多长时间内,完成多少小时的社区服务,必须依据法院的社区服务令。如果由社区矫正机关来决定社区服务刑的适用与刑期,显然有悖于刑罚权由法院统一行使的刑事司法原则。其次,无论将来刑法修改时将社区服务作为主刑,还是作为附加刑规定,都不能将其适用于所有的社区矫正对象。如果将其规定为主刑,根本不可能与管制这样的另一种主刑附加适用,即使规定为附加刑,也不可能与缓刑、假释等刑罚制度附加适用。再次,如果不将社区服务作为一种刑罚,而是作为一种适用于一切社区矫正对象的矫正措施来规定,那将使社区矫正失去应有的意义,无非是将监狱内劳改变为监狱外劳改,过度夸大劳动在罪犯改造中的作用也是不实际的。从国外的情况来看,不少国家无论是监狱内矫正,还是社区矫正,都没有强制罪犯劳动的规定,如在加拿大,即使关在监狱里的罪犯,也不必参加劳动,如果要劳动也是自愿的。他们并没有把劳动作为罪犯改造的必要条件,但他们的罪犯矫正工作也同样居于世界领先水平。故此,笔者认为,强制所有的社区矫正对象都参加社区公益劳动的立法建议欠科学性。

3.增加延长缓刑、假释考验期的规定。我国《刑法》第77条规定了三种导致缓刑撤销的法定事由,即缓刑考验期内再犯新罪、发现漏罪、实施了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刑法规定的撤消缓刑的此三种情形中,对缓刑犯实施违法行为尚未采取相应的处理措施,便直接撤消缓刑,执行原判,与社区矫正给罪犯以机会的价值追求不相符。为了有效地避免了短期监禁的弊端,刑法在撤销缓刑、恢复__监禁刑执行的问题上更应当持慎重的立场,只要还有其它手段足以对矫正对象起作用,就不应当动用监禁刑这一最后手段。有鉴于此,建议在我国缓刑、假释制度中增加“延长考验期”的规定。具体而言:如果被宣告缓刑、裁定假释的人员,在缓刑考验期间内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破坏社会秩序并因此受到行政处罚的,法院可根据社区矫正机关的报告延长缓刑、假释的考验期一次。在延长考验期里再次实施情节严重的违法行为的,应当撤消缓刑、假释,执行原判或收监执行。

综上所述,社区矫正工作在我国还刚刚起步,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急需相应的法律制度作保证,社区矫正相关的法律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但在社区矫正工作中,我们还必须警惕以下两种倾向:一种是刑罚制度无用论的倾向。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妨碍了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试图以社区矫正措施来取代相关刑罚制度,不管现行的刑罚制度怎样规定,只要认为是有利于罪犯改造的办法,都要拿来在社区矫正试点中试一试,这样必然会使有关的刑罚制度形同虚设,造成社区矫正工作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另一种是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社区矫正的做法,要求对我国现行刑罚制度进行削足适履式改革的倾向,认为社区矫正是西方完善的刑罚制度基础上的产物,要使社区矫正工作获得大的发展,必须建立西方式的刑罚制度和司法体制,否则社区矫正在我国现行的刑罚制度的土壤里便难以存活和发展。笔者认为,现行的刑罚制度固然存在与社区矫正发展的要求不相适应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必须在现有法律制度的框架内,靠社区矫正理论和实践的积极推动,通过对有关的刑罚制度的不断完善才能实现。只要我们大胆地探索,不断丰富社区矫正的理论和实践,深入研究与社区矫正相关的刑罚制度问题,建立与社区矫正相配套的刑罚制度的设想很快将会变为现实。

注释:

[1]王琼,等.行刑的社会化(社区矫正)问题之探讨[J].中国司法,2004,(5).

[2]何显兵.论社区矫正的根据[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2).

[3]郭建安,郑霞.略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区矫正制度[J].法治论丛,2003,(3).

[4]马克昌.刑法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5]刘强,等.对社区矫正中的服刑人员进行风险测评方法介绍[J].犯罪与改造研究,20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