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曾佑范文10篇

夏曾佑范文篇1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8页。)，无形中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进化论基础。他又精于佛典，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朝夕不倦，故自号碎佛。而他谈佛同样具有政治目的，其与杨文会书谓：“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转引自蔡元培《50年来中国之哲学》，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并未遁入佛门，而是归入儒教。佛学或宗教，只是他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一俟目的达到或破产，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终未成为佛学家。

正因为夏氏这期间的出色表现，所以颇得相知相识者称赏。蔡元培说他“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转引自吴稚晖《40年前之小故事》。)；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汪大燮也承认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者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5、626、781、1344页。)等等。凡此诸类，均由于看透了夏氏学术的“致用”目的所致。

但是，流血失败，使夏氏“知行怪圈”中隐然存在的固有陷阱暴露出来。从此，他总体倾向上成为一位政治方面不断退步的落伍者，日益与社会脱节。本来，他与好朋友梁启超性格就存在很大差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梁则“凡事都有兴味”。他仅是一位思想家，梁则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因此，戊戌期间，他不但未卷入任何政党斗争，未受任何牵连，而且在梁启超出逃日本后，当上了安徽祁门知县。从此两人“各走各路，学风便不同了”。虽然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思考与探索，却不复有往日积极向上的热诚与狂态，开始安于当小官混日子。对康梁，也开始了痛骂，认为：“新党之病，往往嚣张而馁怯”，是谬种，他要以“平实壮往”矫之。对谭嗣同，虽作诗吊唁，骨子里实很不以为然，认为“变法须流血一语，与中国形势亦毫不切”，因为中国的现实早就由老祖宗规划好了。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攻击不遗余力。而祁门的贫穷、风俗的落后、官吏的腐败，尤使他枯冷的心雪上加霜，陷入无奈的颓丧之中，深感“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益信民权平等之万不能行于支那”(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74、1390—1391、1345、1356页。)。可以说，戊戌后，夏曾佑陷入了矛盾、徬徨、苦闷、消沉的灰色中，渐渐成为社会的“厌物”，与严复相比，确有某种相似之处。

1905年，夏曾佑被选中随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次年6月回国后，发表一篇《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竟然公开为清政府的假立宪张目。辛亥后，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其间与鲁迅虽有比较密切交往，但鲁迅后来认定他“阴鸷可畏”、“不厌其欲”、“不能志同道合”，便断绝了往来(见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和夏穗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马相伯则从天主教的角度断言他是“说近妖者”(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6种，第4122页。)。1913年8月15日，他同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人一起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页。蔡元培曾说夏曾佑受严复影响，由保教而为)。其后便更加保守落后，以诗酒自娱，过着一种绝类离伦的生活，直到死去。

综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确乎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却没有随时代前进，最终成为时代落伍者。后人评价他时，多局限于梁启超的记述，但忽略了梁氏记述的三个局限。其一，梁氏记述是在夏死后六日内完成的，带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记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间，恰好是夏氏的光辉期，并不是对夏氏一生的全面评述；其三，梁氏本来就喜欢给人戴高帽子，此时名满天下，更是乐得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价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国学术史时，应突破梁启超的影响，予以全面的重新审视。

二、夏曾佑的学术贡献及其评价

夏曾佑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关于夏曾佑的学术论文。

据王栻先生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两文，均出夏氏之手。后者抨击古文经学，容后详论；前者洋洋万余言，被阿英《晚清小说史》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实则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第8期《绣像小说》揭载的《小说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学界对这两篇绝妙好文向来没给予起码的关注。相形之下，夏的纯史学论文却凝重板涩，创获无多。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年末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次年于2卷8期刊布《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当成分。他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却与其所言相左：有遗诗二百余首，文则罕见。这是探讨夏氏学术思想的最大困难所在。

第二，关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消说，该书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尽管只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该书，恰逢他政治上的颓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而这年又是他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假立宪进行辩护的时候。从这年到他去世，间隔18年，他完全有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但并未续写。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这一奇特现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这里，仅围绕该书提四点看法。

（一）该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学术空气中出现的。这种学术空气反映在史学上面，至少包括三个领域，构成夏著的三大学术背景。

1．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及流行。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即包括泰西历史。但这些教科书的详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包括自编应用者、私人编辑者、书商发行者、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者等形式。传教士的倡导与科举制之没落，是教科书出现并流传的两个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学部公布审查制度，除审查合格者外，又出现国家部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前，以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1903年后，各学堂教科书则大多出于商务。夏著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2．1902年以前，新式历史著作的广泛翻译和出版。夏氏编书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参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实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等史书(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迻译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新体裁，对夏著影响甚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有学者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34—535页。)，确乎一针见血。而且，这期间中国学者（如王舟瑶、陈介石、屠寄、刘师培）也开始摸索编撰自己的新式史书，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强调夏著的创始性时，不能忽略其继承性。夏著是中国学者受日本史学影响探索编撰自己的中国通史时的产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涌现的新思潮和新动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1902年值得特别关注。这年涌现一批史学理论性文章，冒出一批启蒙性见解，呈现某种繁盛景象。尔后几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势头。前此，则未多见。梁启超自不必说，陈介石(参见李洪岩《论陈介石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刊布。新旧杂糅，朦胧开化，趋向上却无一不在力图建设“新史学”。笔者认为在探讨夏著的地位与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这种背景，不然就很难看清夏氏学术品格及思想的恰当位置。

（二）夏著教科书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则有二，一是梁启超的鼓吹，二是由于当时有份量的、实用的、中国人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情形，可从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感叹中得到印证(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常识与教育》，泰东书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因此，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夏著存在各种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却也承认它的无从替代。所以，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且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中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尔后便再未重印过。儿十年来，包括鲁迅在内，学者们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当代有些学者推崇该书某些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等等，这种评价可能过高。

（三）关于夏著教科书采用章节体体裁问题。夏是否具有章节体的完整观念，大可怀疑。应当说，他具有的主要还是纪事本末体观念。教科书第三册第十节《前赵后赵之始末》中说：“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这不明说他用的是“纪事本末之例”吗？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东方杂志》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东方杂志》3卷7期，1905年7月。这条材料是俞旦初先生发现的。)。以夏氏与该刊的渊源关系，这广告词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当亦由他经眼过目。所以，说夏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猜测。当然，不管他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氏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观念形态，不是具体实践。实则，把章节体看作纪事本末，会使章节体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当时不少学者都这样看，清政府学部也予以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已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不同主张也出现不少(例如章太炎、黄节主张纪传体，刘师培、许之衡主张章节体，谢无量主张文明史体，吴玉章到1949年还是主张编年体。等等。)。应当指出，采用或主张什么体，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也不能依据体裁来判定先进或落后。因此，对体裁即形式问题在近代史学史上的意义不能估价过高。

采用章节体，直接目的是满足“讲堂之用”，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即他在该书《叙》中所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由于该书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给目的完全实现打了折扣，但大体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对章节的划分仍很粗疏，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该书以二十四史为底本，纂辑其他古籍而成。凡参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讲堂学生寻找治史途辙。但在资料消化剪裁方面，却殆同书抄，不如人意，没有转化为自家语言，前后文风不统一，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例如周容指出：“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页。)。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这种批评不无见地。对材料不能融化，还导致词气不畅，语言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书中虽然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在理论上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颇伤冗缛，甚而蛇足，诚如钱穆所说：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史学所陈勇博士提供。)。

三、夏曾佑的历史思想

夏曾佑并未发表过纯历史或史学的理论著作，为探讨其历史与史学思想增添许多困难。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他的散篇论文予以综合。他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天演论与历史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并运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在严复影响下形成的。

在天津，他与严氏云萍偶遇而推为旷代相知，以衡宇相接，故尔针芥易亲，夜辄过谈，谈辄竟夜，自称“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并且决心“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虚愿未酬，殊为可惜。直到晚年，他还赞赏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因此，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夏的进化思想中也包含需要批评的成分。首先，他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主因，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忽视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例如《战国之变古》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其次，他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文化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例如《文学源流》认为，《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说明今不若古，因为“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退的。不消说，这个结论是荒唐的。再次，夏有时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例如与宋恕书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文帝黄老之治》分析中国历史的太平与革命相互交替，实则在认为中国历史存在循环公例。

第二，历史功能和历史因果规律思想。

夏氏试图通过编著历史读本，“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且进一步去预测未来。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凡例》，第一册《叙》。以下凡引此书，皆不出注。)。这反映出他对历史功能的看法与认识。

夏曾佑依据进化论理论，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的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就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在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中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当然大体合理，但推崇太过，事事溯源，也会生拉硬扯，并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例如《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益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与汪康年书还说，中国是无教化之国，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38页。)。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并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专门申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阻挠变革现实，则很有害。同时也说明，他政治上的保守确实具有比较深的思想根源。

夏曾佑承认存在客观历史规律。《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是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说：“天下无无因之果”。

正因为夏氏相信历史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然后解释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议论颇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异闻》讲“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他的解释未必合理，但这种作法本身还是可取的。

第三，历史阶段性思想。

夏曾佑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历史抽象能力很高，比溺于琐碎考据，见树不见林的陋儒高明。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详细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1）传疑期，开辟→周初；（2）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3）极盛期，秦至三国；（4）中衰期，晋至隋；（5）复盛期，唐。近古：（6）退化期，五季宋元明：（7）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说明夏氏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反映了他颇值得赞赏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阶段性思想贯穿始终。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与宋恕书》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枢纽，等等。划分阶段时，夏曾佑还比较重视某些专门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造成历史单一化。例如《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提出古今行政机关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应给予另行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特点，对“士”的发展给予另外一种划分。这些都是夏著精粹所在。

第四，今文经学思想。

在夏氏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例如《孔子之六经》明说应“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但是，他明言他的经学见解不是经师的，而是史家的：“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这自然要高经师们一筹了。

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夏曾佑也常常从今文经学立场出发，例如《周秦之际之学派》攻击刘向、刘歆父子等。当然，夏曾佑与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不同。这种不同，他在《与宋恕书》中曾明确说明。事实上，夏氏既无专门经学著作，亦无系统经学见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学”，是因为公羊三世诸学说与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阶段性思想具有某些类似点。

四、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第一，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

在选择什么样历史对象进行叙述的问题上，夏氏思想颇有特色。他并不对所有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理解，有选择、有侧重地选择历史对象。教科书《凡例》曾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深入各时期内部，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历史“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焉”。判断某历史事件是否“特别之事”的标准，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乃我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故特别加以详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在这四者中，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关于教和种的关系，二者总是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又总是构成国家成立之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不过，他所谓“宗教”或“教”的涵义非常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方面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种族问题总是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氏对这些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也给予很大关注。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诚为夏著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

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很自然地被夏氏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内容。所谓政治，是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农民起义，他一律视为“贼”。例如将两汉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史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耳。”《秦于中国之关系》又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赢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他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历史对象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这说明夏氏在选择历史对象时，受传统的政治史观支配。

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中，夏氏曾说中国历史所书，只是一家之兴替，而无民族全体之史。这似乎表明他反对传统政治史观。实际上，他著作中流露更多的是浓重的政治史观、英雄史观；表现在选择历史对象上，就是对政治、对英雄予以重写。例如《武帝儒术之治》说汉高祖只是汉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汉武则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又如在第三册开篇，竟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的历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对秦皇、汉武的“历史决定作用”予以大书特书。这些都不足取，与当时梁启超、陈介石等人写民史的思想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第二，关于历史对象的认识。

历史认识的特点决定于历史对象的特点。《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提到历史对象的特点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重复，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因而认识者必须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申论：“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不仅有“书”，而且，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其一，“书”有不同种类，例如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其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上看：“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这种困难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他感慨说：“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目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认识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可抽绎出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界溶化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之类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对那些不能明确确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等等，夏氏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符合历史认识的科学要求。例如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神话与信史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特加说明，这就把科学的存疑态度与完全不信古书的怀疑主义区别开来了。

第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夏曾佑主要运用过如下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其一，地理学方法，即根据地理形势作出历史判断。例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依据山川形势分析人群的迁徙定居，《黄帝蚩尤之战》依据洲渚林薮与平原大陆的差异，分析南北文化的不同，等等。

其二，类比方法，即在叙述过程中将中国史事与西方史事相映照、相类比，从而得到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或提出问题。例如《女娲氏》说巴比伦神话也有黄土抟人故事；《尧舜之政教》说禅让制是古代贵族政体，“近世欧洲诸国曾多有行之者”；《黄帝蚩尤之战》说蚩尤立号炎帝与日耳曼人称该撒相仿；《黄帝之政教》末尾说黄帝对炎帝部落采用的刑法如同近代欧人之驭殖民地土人；《禹之政教》说巴比伦古书、希伯来创世纪，云南猓猓古书，都有洪水故事；《周之关系》把周比于希腊；《周秦之际之学派》又把诸子百家比于欧洲希腊学派。这些类比，虽不无附会、套解之迹，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原则上无可非议。

其三，运用新理论、新知识解释古老历史现象。例如《包犠氏》运用进化论及西人拉克伯里（Laconperie）的著作分析包犧一词的历史意义，给予社会学的解释。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在夏氏那里，新知与旧知混杂、相互生搬硬套的现象是很多的，这是我国晚清民初学界吸收西学新知时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四，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应通过西方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嫁接来解读，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参见《钱锺书研究》第1辑所载拙文。)。

夏氏认为，历史著作在读者阅读、接受乃至消费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形。通过对史书流传情况的考察，不仅可看出史书产生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且间接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大众的一般性阅读心理。那么什么样的著作易或不易流传呢？夏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作了说明。

夏曾佑说，纪事之书的“传人”功能最强。但同为纪事之书，其所以传之易或不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一，书中所用语言文字，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用的大众语言；其二，应力求接近口语；其三，语言应力求详尽，节省读者脑力；其四，应多叙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或事物。具备了这四条，纪事之书的流传就容易，反之则否。

不过，这四点还只是从“书”的角度立论。实际上，他还提到第五点，将立论角度由文本转向读者，即从接受者、阅读者的消费心理来反观史书，认为符合读者心理的虚事易传，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不易传。这里提出史书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自是高论。但他把“虚事”、“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准则，就说不过去了。实则，二者并不必然相等。

夏曾佑范文篇2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8页。)，无形中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进化论基础。他又精于佛典，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朝夕不倦，故自号碎佛。而他谈佛同样具有政治目的，其与杨文会书谓：“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转引自蔡元培《50年来中国之哲学》，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并未遁入佛门，而是归入儒教。佛学或宗教，只是他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一俟目的达到或破产，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终未成为佛学家。

正因为夏氏这期间的出色表现，所以颇得相知相识者称赏。蔡元培说他“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转引自吴稚晖《40年前之小故事》。)；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汪大燮也承认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者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5、626、781、1344页。)等等。凡此诸类，均由于看透了夏氏学术的“致用”目的所致。

但是，流血失败，使夏氏“知行怪圈”中隐然存在的固有陷阱暴露出来。从此，他总体倾向上成为一位政治方面不断退步的落伍者，日益与社会脱节。本来，他与好朋友梁启超性格就存在很大差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梁则“凡事都有兴味”。他仅是一位思想家，梁则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因此，戊戌期间，他不但未卷入任何政党斗争，未受任何牵连，而且在梁启超出逃日本后，当上了安徽祁门知县。从此两人“各走各路，学风便不同了”。虽然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思考与探索，却不复有往日积极向上的热诚与狂态，开始安于当小官混日子。对康梁，也开始了痛骂，认为：“新党之病，往往嚣张而馁怯”，是谬种，他要以“平实壮往”矫之。对谭嗣同，虽作诗吊唁，骨子里实很不以为然，认为“变法须流血一语，与中国形势亦毫不切”，因为中国的现实早就由老祖宗规划好了。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攻击不遗余力。而祁门的贫穷、风俗的落后、官吏的腐败，尤使他枯冷的心雪上加霜，陷入无奈的颓丧之中，深感“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益信民权平等之万不能行于支那”(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74、1390—1391、1345、1356页。)。可以说，戊戌后，夏曾佑陷入了矛盾、徬徨、苦闷、消沉的灰色中，渐渐成为社会的“厌物”，与严复相比，确有某种相似之处。

1905年，夏曾佑被选中随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次年6月回国后，发表一篇《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竟然公开为清政府的假立宪张目。辛亥后，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其间与鲁迅虽有比较密切交往，但鲁迅后来认定他“阴鸷可畏”、“不厌其欲”、“不能志同道合”，便断绝了往来(见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和夏穗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马相伯则从天主教的角度断言他是“说近妖者”(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6种，第4122页。)。1913年8月15日，他同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人一起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页。蔡元培曾说夏曾佑受严复影响，由保教而为)。其后便更加保守落后，以诗酒自娱，过着一种绝类离伦的生活，直到死去。

综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确乎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却没有随时代前进，最终成为时代落伍者。后人评价他时，多局限于梁启超的记述，但忽略了梁氏记述的三个局限。其一，梁氏记述是在夏死后六日内完成的，带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记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间，恰好是夏氏的光辉期，并不是对夏氏一生的全面评述；其三，梁氏本来就喜欢给人戴高帽子，此时名满天下，更是乐得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价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国学术史时，应突破梁启超的影响，予以全面的重新审视。

二、夏曾佑的学术贡献及其评价

夏曾佑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关于夏曾佑的学术论文。

据王栻先生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两文，均出夏氏之手。后者抨击古文经学，容后详论；前者洋洋万余言，被阿英《晚清小说史》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实则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第8期《绣像小说》揭载的《小说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学界对这两篇绝妙好文向来没给予起码的关注。相形之下，夏的纯史学论文却凝重板涩，创获无多。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年末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次年于2卷8期刊布《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当成分。他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却与其所言相左：有遗诗二百余首，文则罕见。这是探讨夏氏学术思想的最大困难所在。

第二，关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消说，该书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尽管只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该书，恰逢他政治上的颓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而这年又是他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假立宪进行辩护的时候。从这年到他去世，间隔18年，他完全有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但并未续写。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这一奇特现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这里，仅围绕该书提四点看法。

（一）该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学术空气中出现的。这种学术空气反映在史学上面，至少包括三个领域，构成夏著的三大学术背景。

1．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及流行。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即包括泰西历史。但这些教科书的详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包括自编应用者、私人编辑者、书商发行者、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者等形式。传教士的倡导与科举制之没落，是教科书出现并流传的两个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学部公布审查制度，除审查合格者外，又出现国家部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前，以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1903年后，各学堂教科书则大多出于商务。夏著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2．1902年以前，新式历史著作的广泛翻译和出版。夏氏编书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参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实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等史书(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迻译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新体裁，对夏著影响甚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有学者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34—535页。)，确乎一针见血。而且，这期间中国学者（如王舟瑶、陈介石、屠寄、刘师培）也开始摸索编撰自己的新式史书，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强调夏著的创始性时，不能忽略其继承性。夏著是中国学者受日本史学影响探索编撰自己的中国通史时的产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涌现的新思潮和新动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1902年值得特别关注。这年涌现一批史学理论性文章，冒出一批启蒙性见解，呈现某种繁盛景象。尔后几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势头。前此，则未多见。梁启超自不必说，陈介石(参见李洪岩《论陈介石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刊布。新旧杂糅，朦胧开化，趋向上却无一不在力图建设“新史学”。笔者认为在探讨夏著的地位与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这种背景，不然就很难看清夏氏学术品格及思想的恰当位置。

（二）夏著教科书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则有二，一是梁启超的鼓吹，二是由于当时有份量的、实用的、中国人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情形，可从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感叹中得到印证(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常识与教育》，泰东书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因此，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夏著存在各种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却也承认它的无从替代。所以，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且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中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尔后便再未重印过。儿十年来，包括鲁迅在内，学者们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当代有些学者推崇该书某些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等等，这种评价可能过高。

（三）关于夏著教科书采用章节体体裁问题。夏是否具有章节体的完整观念，大可怀疑。应当说，他具有的主要还是纪事本末体观念。教科书第三册第十节《前赵后赵之始末》中说：“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这不明说他用的是“纪事本末之例”吗？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东方杂志》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东方杂志》3卷7期，1905年7月。这条材料是俞旦初先生发现的。)。以夏氏与该刊的渊源关系，这广告词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当亦由他经眼过目。所以，说夏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猜测。当然，不管他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氏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观念形态，不是具体实践。实则，把章节体看作纪事本末，会使章节体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当时不少学者都这样看，清政府学部也予以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已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不同主张也出现不少(例如章太炎、黄节主张纪传体，刘师培、许之衡主张章节体，谢无量主张文明史体，吴玉章到1949年还是主张编年体。等等。)。应当指出，采用或主张什么体，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也不能依据体裁来判定先进或落后。因此，对体裁即形式问题在近代史学史上的意义不能估价过高。

采用章节体，直接目的是满足“讲堂之用”，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即他在该书《叙》中所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由于该书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给目的完全实现打了折扣，但大体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对章节的划分仍很粗疏，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该书以二十四史为底本，纂辑其他古籍而成。凡参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讲堂学生寻找治史途辙。但在资料消化剪裁方面，却殆同书抄，不如人意，没有转化为自家语言，前后文风不统一，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例如周容指出：“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页。)。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这种批评不无见地。对材料不能融化，还导致词气不畅，语言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书中虽然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在理论上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颇伤冗缛，甚而蛇足，诚如钱穆所说：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史学所陈勇博士提供。)。

三、夏曾佑的历史思想

夏曾佑并未发表过纯历史或史学的理论著作，为探讨其历史与史学思想增添许多困难。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他的散篇论文予以综合。他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天演论与历史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并运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在严复影响下形成的。

在天津，他与严氏云萍偶遇而推为旷代相知，以衡宇相接，故尔针芥易亲，夜辄过谈，谈辄竟夜，自称“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并且决心“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虚愿未酬，殊为可惜。直到晚年，他还赞赏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因此，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夏的进化思想中也包含需要批评的成分。首先，他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主因，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忽视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例如《战国之变古》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其次，他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文化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例如《文学源流》认为，《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说明今不若古，因为“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退的。不消说，这个结论是荒唐的。再次，夏有时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例如与宋恕书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文帝黄老之治》分析中国历史的太平与革命相互交替，实则在认为中国历史存在循环公例。

第二，历史功能和历史因果规律思想。

夏氏试图通过编著历史读本，“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且进一步去预测未来。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凡例》，第一册《叙》。以下凡引此书，皆不出注。)。这反映出他对历史功能的看法与认识。

夏曾佑依据进化论理论，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的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就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在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中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当然大体合理，但推崇太过，事事溯源，也会生拉硬扯，并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例如《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益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与汪康年书还说，中国是无教化之国，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38页。)。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并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专门申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阻挠变革现实，则很有害。同时也说明，他政治上的保守确实具有比较深的思想根源。

夏曾佑承认存在客观历史规律。《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是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说：“天下无无因之果”。

正因为夏氏相信历史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然后解释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议论颇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异闻》讲“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他的解释未必合理，但这种作法本身还是可取的。

第三，历史阶段性思想。

夏曾佑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历史抽象能力很高，比溺于琐碎考据，见树不见林的陋儒高明。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详细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1）传疑期，开辟→周初；（2）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3）极盛期，秦至三国；（4）中衰期，晋至隋；（5）复盛期，唐。近古：（6）退化期，五季宋元明：（7）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说明夏氏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反映了他颇值得赞赏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阶段性思想贯穿始终。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与宋恕书》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枢纽，等等。划分阶段时，夏曾佑还比较重视某些专门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造成历史单一化。例如《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提出古今行政机关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应给予另行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特点，对“士”的发展给予另外一种划分。这些都是夏著精粹所在。

第四，今文经学思想。

在夏氏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例如《孔子之六经》明说应“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但是，他明言他的经学见解不是经师的，而是史家的：“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这自然要高经师们一筹了。

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夏曾佑也常常从今文经学立场出发，例如《周秦之际之学派》攻击刘向、刘歆父子等。当然，夏曾佑与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不同。这种不同，他在《与宋恕书》中曾明确说明。事实上，夏氏既无专门经学著作，亦无系统经学见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学”，是因为公羊三世诸学说与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阶段性思想具有某些类似点。

四、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第一，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

在选择什么样历史对象进行叙述的问题上，夏氏思想颇有特色。他并不对所有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理解，有选择、有侧重地选择历史对象。教科书《凡例》曾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深入各时期内部，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历史“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焉”。判断某历史事件是否“特别之事”的标准，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乃我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故特别加以详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在这四者中，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关于教和种的关系，二者总是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又总是构成国家成立之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不过，他所谓“宗教”或“教”的涵义非常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方面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种族问题总是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氏对这些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也给予很大关注。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诚为夏著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

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很自然地被夏氏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内容。所谓政治，是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农民起义，他一律视为“贼”。例如将两汉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史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耳。”《秦于中国之关系》又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赢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他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历史对象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这说明夏氏在选择历史对象时，受传统的政治史观支配。

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中，夏氏曾说中国历史所书，只是一家之兴替，而无民族全体之史。这似乎表明他反对传统政治史观。实际上，他著作中流露更多的是浓重的政治史观、英雄史观；表现在选择历史对象上，就是对政治、对英雄予以重写。例如《武帝儒术之治》说汉高祖只是汉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汉武则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又如在第三册开篇，竟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的历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对秦皇、汉武的“历史决定作用”予以大书特书。这些都不足取，与当时梁启超、陈介石等人写民史的思想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第二，关于历史对象的认识。

历史认识的特点决定于历史对象的特点。《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提到历史对象的特点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重复，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因而认识者必须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申论：“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不仅有“书”，而且，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其一，“书”有不同种类，例如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其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上看：“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这种困难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他感慨说：“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目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认识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可抽绎出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界溶化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之类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对那些不能明确确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等等，夏氏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符合历史认识的科学要求。例如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神话与信史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特加说明，这就把科学的存疑态度与完全不信古书的怀疑主义区别开来了。

第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夏曾佑主要运用过如下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其一，地理学方法，即根据地理形势作出历史判断。例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依据山川形势分析人群的迁徙定居，《黄帝蚩尤之战》依据洲渚林薮与平原大陆的差异，分析南北文化的不同，等等。

其二，类比方法，即在叙述过程中将中国史事与西方史事相映照、相类比，从而得到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或提出问题。例如《女娲氏》说巴比伦神话也有黄土抟人故事；《尧舜之政教》说禅让制是古代贵族政体，“近世欧洲诸国曾多有行之者”；《黄帝蚩尤之战》说蚩尤立号炎帝与日耳曼人称该撒相仿；《黄帝之政教》末尾说黄帝对炎帝部落采用的刑法如同近代欧人之驭殖民地土人；《禹之政教》说巴比伦古书、希伯来创世纪，云南猓猓古书，都有洪水故事；《周之关系》把周比于希腊；《周秦之际之学派》又把诸子百家比于欧洲希腊学派。这些类比，虽不无附会、套解之迹，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原则上无可非议。

其三，运用新理论、新知识解释古老历史现象。例如《包犠氏》运用进化论及西人拉克伯里（Laconperie）的著作分析包犧一词的历史意义，给予社会学的解释。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在夏氏那里，新知与旧知混杂、相互生搬硬套的现象是很多的，这是我国晚清民初学界吸收西学新知时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四，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应通过西方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嫁接来解读，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参见《钱锺书研究》第1辑所载拙文。)。

夏氏认为，历史著作在读者阅读、接受乃至消费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形。通过对史书流传情况的考察，不仅可看出史书产生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且间接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大众的一般性阅读心理。那么什么样的著作易或不易流传呢？夏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作了说明。

夏曾佑说，纪事之书的“传人”功能最强。但同为纪事之书，其所以传之易或不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一，书中所用语言文字，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用的大众语言；其二，应力求接近口语；其三，语言应力求详尽，节省读者脑力；其四，应多叙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或事物。具备了这四条，纪事之书的流传就容易，反之则否。

不过，这四点还只是从“书”的角度立论。实际上，他还提到第五点，将立论角度由文本转向读者，即从接受者、阅读者的消费心理来反观史书，认为符合读者心理的虚事易传，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不易传。这里提出史书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自是高论。但他把“虚事”、“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准则，就说不过去了。实则，二者并不必然相等。

夏曾佑范文篇3

一、关于夏曾佑其人

夏曾佑的一生，可以1898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明显不同的政治活动时期。

前，夏曾佑是一位积极进取、充满热情、力求有所作为的先进人物。他早年就接触过《谈天》、《光论》、《声论》、《万国通鉴》等西方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个别启蒙性译著，受其算学家的父亲以及杭州传教士影响甚深。从1894年到的四年，又是夏氏一生思想最为活跃、政治上最为进步、表现最为突出的时期。梁启超的记述，即集中在这一时期，基本可信。

在此期间，夏氏身处全国政治中心京津地区，与梁启超、谭嗣同、麦孟华诸人过从甚密，讨论学问，崇尚西学，批判旧学，思想亢奋，极尽狂猖之气，颇得风气之先。尤著名的，是他以史学家之眼光、今文经学之立场（但他不承认自己是公羊家），与梁、谭等人共同鼓吹“排荀”思潮(参见任访秋《晚清的“排荀”“批孔”与五四思想革命》，《信阳师院学报》1984年第1期；周祖怡《史学纂要》，正中书局1944年版，第102—103页。)，意在通过对先秦荀子的批判，清理整个中国学术史系统，打倒汉学，借古申今，为政治上的托古改制建造理论基础与依据，规划历史的未来走向。此时，他可称是一位学问家兼政治思想家。从他致■恕的信(见《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来看，“排荀”思想的学术着眼点，在认定“有儒教以来，素王之道淆于兰陵，兰陵之道淆于新师，新师之道淆于伪学”。这个“学术见解”的政治要害，同康有为“两考”是一样的。尽管他与康有为的学术从入之途相异（“鄙人归狱兰陵，长素归狱新师”），但政治指向“实则无不同也”。当然，夏曾佑既缺乏康有为那种高瞩周览、磅礡盛大的理论魄力，更不具备康氏那种执著顽强的实践运作热情与能力；他当时总的思想状况与水平，诚如梁启超所说，只是“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在“主观的冥想”中，蕴含着一种“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而已；并且他也甘于仅仅做“思想家”，至于具体实践操作，自认为是需要政治家去“上学下达”的，他可不愿去冒风险。但无论怎样说，他在思想领域的作为，是值得称道的。他此时的精神状态，仿佛正如林纾译书的前期，充满热情、专注、认真，一心想做政治家的精神教师或理论导师，至少具有一股试图变革时代观念的进取性。我们看他给汪康年的信，什么“为国家效命，知天之哲尽人之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7页。)之类豪语，时而可见。只要他照这个路数不停地探索下去，是可以有大贡献的。可惜，他“艰苦的理论探索工作”在戊戌后基本上凋萎了。

因为局限在思想范围内做“艰苦的理论探索”，所以他把观念的变革看得特别重要。有学者说他是民智决定论者，确有道理。比如他阅读《西史揽要》一类译著后，认定若利用西学作为“开风气之资，虽学人未能遽至高深，而实事求是之学，有异空言，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皆能有益也”(《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19页。)。就把思想启蒙放到了学术活动与政治变动的核心地位，压倒一切，指导一切，不惜积沙筑塔、跬步致远，以“慢慢来”的设想与手段去争取“快快到”的实际政治效果，确乎得思辨之精微，看到了“欲速则不达”的深意。这一“老谋深算”，与张元济、严复操术全同。但是，他同时忘掉了“时不我待”那句老话；思想的“深刻”自可依据“历史的讽刺”走向思想反面，从而不去顾及现实的飞速变动。可以说，夏曾佑日后政治上的保守落后，正由于思想之“深刻”。这样，就形成一个貌似机■（在现实）实则相成（在自己）的“知行怪圈”，即政治上的保守无碍思想的圆熟深刻，思想的圆熟深刻反而导致政治的保守落后；二者交互为用，各相统摄，以冰炭相憎的外在形式表现内在的胶漆相爱、笙磬和谐。这一“知行怪圈”是整个近代中国思想家们身上都多少具有的普遍性的奇特现象，也是我们理解夏氏平生作为的主体线索。它带给我们的启发与思考是深长的。

1896年，夏到天津“育才馆”任教师，与严复、王修植等创办进步报纸《国闻报》，并先与严复共同编辑《国闻汇编》(见《严复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6年第1版第356页。)。该报曾被指责为专门宣传康教的康梁同党(《汪康年师友书札》，第781、787页。)，从侧面反映出夏此时思想的进步性。严译《天演论》、《原富》诸书，皆与夏氏反复商讨(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418页。)，无形中为夏氏公羊三世思想提供了进化论基础。他又精于佛典，与沈曾植、张尔田等人谈佛，朝夕不倦，故自号碎佛。而他谈佛同样具有政治目的，其与杨文会书谓：“近来国家之祸，实由全国人民不明宗教之理之故所致；非宗教之理大明，必不足以图治也。”(转引自蔡元培《50年来中国之哲学》，载高平叔编《蔡元培哲学论著》，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但他最终并未遁入佛门，而是归入儒教。佛学或宗教，只是他规划政治蓝图的工具，一俟目的达到或破产，即不免登岸舍筏，所以他最终未成为佛学家。

正因为夏氏这期间的出色表现，所以颇得相知相识者称赏。蔡元培说他“学识通博过于章枚叔”(转引自吴稚晖《40年前之小故事》。)；吴士鉴说他学问“超远，足以开未有之途径”；汪大燮也承认他“落落才高，亦能为第一流事业者之选也”，是“太聪明高视阔步之人”(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75、626、781、1344页。)等等。凡此诸类，均由于看透了夏氏学术的“致用”目的所致。

但是，流血失败，使夏氏“知行怪圈”中隐然存在的固有陷阱暴露出来。从此，他总体倾向上成为一位政治方面不断退步的落伍者，日益与社会脱节。本来，他与好朋友梁启超性格就存在很大差异。他“厌世的色彩很深”，梁则“凡事都有兴味”。他仅是一位思想家，梁则既是思想家又是实践家。因此，戊戌期间，他不但未卷入任何政党斗争，未受任何牵连，而且在梁启超出逃日本后，当上了安徽祁门知县。从此两人“各走各路，学风便不同了”。虽然他在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停止思考与探索，却不复有往日积极向上的热诚与狂态，开始安于当小官混日子。对康梁，也开始了痛骂，认为：“新党之病，往往嚣张而馁怯”，是谬种，他要以“平实壮往”矫之。对谭嗣同，虽作诗吊唁，骨子里实很不以为然，认为“变法须流血一语，与中国形势亦毫不切”，因为中国的现实早就由老祖宗规划好了。对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更是攻击不遗余力。而祁门的贫穷、风俗的落后、官吏的腐败，尤使他枯冷的心雪上加霜，陷入无奈的颓丧之中，深感“灭种已定，万不可救”，“益信民权平等之万不能行于支那”(均见《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74、1390—1391、1345、1356页。)。可以说，戊戌后，夏曾佑陷入了矛盾、徬徨、苦闷、消沉的灰色中，渐渐成为社会的“厌物”，与严复相比，确有某种相似之处。

1905年，夏曾佑被选中随五大臣赴日本考察宪政。次年6月回国后，发表一篇《刊印宪政初纲缘起》(见柴德赓等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4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竟然公开为清政府的假立宪张目。辛亥后，应蔡元培之邀，出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凡四年。其间与鲁迅虽有比较密切交往，但鲁迅后来认定他“阴鸷可畏”、“不厌其欲”、“不能志同道合”，便断绝了往来(见彭定安、马蹄疾《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鲁迅和夏穗卿》，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马相伯则从天主教的角度断言他是“说近妖者”(方豪编《马相伯先生文集》，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76种，第4122页。)。1913年8月15日，他同孔教会代表陈焕章、梁启超等人一起上书参众两院，请于宪法中明文规定孔教为国教，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多数否决(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677页。蔡元培曾说夏曾佑受严复影响，由保教而为)。其后便更加保守落后，以诗酒自娱，过着一种绝类离伦的生活，直到死去。

综上所述，夏曾佑一生确乎有过一段光辉历史，却没有随时代前进，最终成为时代落伍者。后人评价他时，多局限于梁启超的记述，但忽略了梁氏记述的三个局限。其一，梁氏记述是在夏死后六日内完成的，带有悼念文章的感情色彩；其二，梁氏记述集中在1894至1898年间，恰好是夏氏的光辉期，并不是对夏氏一生的全面评述；其三，梁氏本来就喜欢给人戴高帽子，此时名满天下，更是乐得如此。因此，我们在评价夏曾佑以至全部中国学术史时，应突破梁启超的影响，予以全面的重新审视。

二、夏曾佑的学术贡献及其评价

夏曾佑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两大方面。

第一，关于夏曾佑的学术论文。

据王栻先生考证发表在《国闻报》的《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与《论八股存亡之关系》两文，均出夏氏之手。后者抨击古文经学，容后详论；前者洋洋万余言，被阿英《晚清小说史》誉为“阐明小说价值的第一篇文字”。实则也是近代以来阐明通俗史学社会价值的第一篇理论文字，连同1903年第8期《绣像小说》揭载的《小说原理》一起，是夏氏平生学术论作中最值得推崇的优秀作品，其理论价值远在《中国古代史》之上。但是，史学界对这两篇绝妙好文向来没给予起码的关注。相形之下，夏的纯史学论文却凝重板涩，创获无多。例如，1903年《新民丛报》连载《中国社会之原》，试图从政治、宗教、风俗三方面，探寻中国社会与历史的最终奥妙所在，却未得出任何有价值的结论。年末为严译《社会通诠》作序，继续申述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概括性见解，也没有展开。1904年，又在《东方杂志》创刊号发表《论中日分合之关系》，次年于2卷8期刊布《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强调历史对现实的决定与制约作用，要求人们历史地看待现实问题，既有合理因素，也包含不恰当成分。他儿子说他“有遗文二百余篇，遗诗百余首”。但今天所能见到的却与其所言相左：有遗诗二百余首，文则罕见。这是探讨夏氏学术思想的最大困难所在。

第二，关于《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

不消说，该书是夏曾佑的代表作，尽管只是一部并未最终完成的半成品。1902年，夏应商务印书馆之约编写该书，恰逢他政治上的颓唐期。1904年，出版第一册。1906年，出版第二、三册。而这年又是他发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为假立宪进行辩护的时候。从这年到他去世，间隔18年，他完全有时间与精力写完该书，但并未续写。原因何在，不得而知。而这一奇特现象，差不多是全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很值得深究。这里，仅围绕该书提四点看法。

（一）该书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大的方面，它是当时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展的产物；小的方面，它是在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学术空气中出现的。这种学术空气反映在史学上面，至少包括三个领域，构成夏著的三大学术背景。

1．教科书形式史书的广泛涌现及流行。据《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教科书最早出现于1876年，由传教士倡导，其中即包括泰西历史。但这些教科书的详情，在二三十年代即已散佚难考。废除科举后，正式教科书遂应时出现，其中包括自编应用者、私人编辑者、书商发行者、由日本教科书直译者等形式。传教士的倡导与科举制之没落，是教科书出现并流传的两个直接原因。自清政府学部公布审查制度，除审查合格者外，又出现国家部编教科书。商务印书馆成立前，以文明书局出版教科书最多，广益书局等次之。1903年后，各学堂教科书则大多出于商务。夏著教科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2．1902年以前，新式历史著作的广泛翻译和出版。夏氏编书前，已有不少新式外国史书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其中以日本传入者最多。据悉仅1901至1903年，中国人翻译出版的日本人著史地类书籍即达120余种(参见胡逢祥《20世纪初日本近代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学术月刊》1984年第9期。)。这种情形实可追溯到清代同文馆师生辑译的《各国史略》等史书(见《中国出版史料补编》第13页。)。在1903年前后出版的报刊中，常能看到大量书籍广告，其中历史类图书所占比重很大。这些迻译史书一般都采用章节体新体裁，对夏著影响甚大。例如夏书第一册第20节《六国对秦之政策》就参考了日人鸟居龙藏的著作，第三册第39节《两晋疆域沿革》则“从日本重野安绎《支那疆域沿革图》录出”。因此有学者指出夏书“在形式或体裁方面，实受日本东洋史编著者的影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34—535页。)，确乎一针见血。而且，这期间中国学者（如王舟瑶、陈介石、屠寄、刘师培）也开始摸索编撰自己的新式史书，当夏著出齐三册时，柳诒徵增辑的《历代史略》已被清政府列为暂定中学教科书。因此笔者认为在强调夏著的创始性时，不能忽略其继承性。夏著是中国学者受日本史学影响探索编撰自己的中国通史时的产物。

3．902年至1906年史学领域理论研究涌现的新思潮和新动向。在中国近代史学史和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1902年值得特别关注。这年涌现一批史学理论性文章，冒出一批启蒙性见解，呈现某种繁盛景象。尔后几年里，一直保持这种势头。前此，则未多见。梁启超自不必说，陈介石(参见李洪岩《论陈介石的史学思想》，《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4期。)、马叙伦、邓实、汪荣宝等人都有现代意义上的史学理论文字刊布。新旧杂糅，朦胧开化，趋向上却无一不在力图建设“新史学”。笔者认为在探讨夏著的地位与意义时，同样不能忽略这种背景，不然就很难看清夏氏学术品格及思想的恰当位置。

（二）夏著教科书的影响主要是在他去世后取得的，直接原因则有二，一是梁启超的鼓吹，二是由于当时有份量的、实用的、中国人编著的通史类史书的缺乏。这种缺乏情形，可从章太炎、柳诒徵等人的感叹中得到印证(见《章太炎的白话文·常识与教育》，泰东书局1921年版；《柳治徽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96页。)。因此，尽管不少学者都认为夏著存在各种不足，只是二三流著作，却也承认它的无从替代。所以，1933年商务印书馆重新出版该书，并更名为《中国古代史》，且由中学教科书升格为“大学丛书”中一种。1955年，三联书店据商务1935年第三版重新刊印，尔后便再未重印过。儿十年来，包括鲁迅在内，学者们对该书给予很高评价。当代有些学者推崇该书某些见解是“战国封建论说的初次猜测”，是“划分古代与近代历史的首次尝试”，“接触到母系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问题”(袁英光：《夏曾佑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上海师大学报》1979年第2期；朱维铮；《跋夏曾佑致宋恕函》，《复旦学报》1980年第1期。)等等，这种评价可能过高。

（三）关于夏著教科书采用章节体体裁问题。夏是否具有章节体的完整观念，大可怀疑。应当说，他具有的主要还是纪事本末体观念。教科书第三册第十节《前赵后赵之始末》中说：“五胡之事，至为复杂，故纪述最难。分国而言，则彼此不贯；编年为纪，则凌杂无绪。皆不适于讲堂之用。今略用纪事本末之例，而加以综核……”这不明说他用的是“纪事本末之例”吗？无独有偶，该书出版时的《东方杂志》广告也夸赞“其体裁则兼用编年、纪事二体”(《东方杂志》3卷7期，1905年7月。这条材料是俞旦初先生发现的。)。以夏氏与该刊的渊源关系，这广告词即使不出自他本人之手，当亦由他经眼过目。所以，说夏心目中的章节体就是纪事本末，自不是无端猜测。当然，不管他有无章节体的完整观念，都无害他实际采用此体的事实。夏氏见过章节体，前已明言。但笔者感兴趣的是观念形态，不是具体实践。实则，把章节体看作纪事本末，会使章节体流行更方便、更快捷，因而当时不少学者都这样看，清政府学部也予以承认。1903年京师大学堂刊行暂定各学堂应用书目，所列史学门书籍已全是新式章节体，对史书体裁的不同主张也出现不少(例如章太炎、黄节主张纪传体，刘师培、许之衡主张章节体，谢无量主张文明史体，吴玉章到1949年还是主张编年体。等等。)。应当指出，采用或主张什么体，纯粹是个学术问题，也不能依据体裁来判定先进或落后。因此，对体裁即形式问题在近代史学史上的意义不能估价过高。

采用章节体，直接目的是满足“讲堂之用”，间接目的是满足社会需要，即他在该书《叙》中所说：“是必有一书焉，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籍，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今兹此编，即本是指。”由于该书只完成五分之三，自给目的完全实现打了折扣，但大体上还是达到了目的。不过，他对章节的划分仍很粗疏，节与节之间的比例也不平衡，更很少在节的下面再划分出条目。

（四）在材料取材上，该书以二十四史为底本，纂辑其他古籍而成。凡参用参考书，一律注明出处，便于讲堂学生寻找治史途辙。但在资料消化剪裁方面，却殆同书抄，不如人意，没有转化为自家语言，前后文风不统一，受到一些学者批评。例如周容指出：“这部书的内容完全是纂录二十四史加以编制而成”(《史学通论》，开明书店1933年11月初版，第90—91页。)。蔡尚思认为该书“实多节录原文……使一部分不读古书的学生误认为自铸伟词”(《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序例》，棠棣出版社1950年10月初版。)。这种批评不无见地。对材料不能融化，还导致词气不畅，语言艰深、生涩。

为使叙述清晰简洁，夏特别重视图画和表格的作用。书中虽然并未收地理沿革图等辅助性图解，在理论上却意识到其重要性，说：“古地在今何处，已注于逐句之下。别附以沿革图，以期明白。惟各图限于篇幅，不能甚详。往往有郡无县。惟以今图证之，即可了了。”“历史必资图画，然中国古图画不传。后人所补作者，甲造乙难，迄无定论，是编一概不录”。关于“表”，他说：“列史年表，与人著述，有与史事关系极切而其物又无可删节者。皆全篇附入，以供博考。”但是，全篇收入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司马迁《十二诸侯年表》、《六国表》，颇伤冗缛，甚而蛇足，诚如钱穆所说：此三表“均多谬处”，夏氏对之全无校正，“直钞三表，聊充篇幅，最为无味”(公沙：《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图书副刊》第20期，1934年3月31日；第23期，1934年4月21日。华东师大史学所陈勇博士提供。)。

三、夏曾佑的历史思想

夏曾佑并未发表过纯历史或史学的理论著作，为探讨其历史与史学思想增添许多困难。我们只能通过《中国历史教科书》与他的散篇论文予以综合。他的历史思想，主要包括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天演论与历史进化论思想。

夏曾佑比较早地接受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天演论观点和历史进化论思想，并运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他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在严复影响下形成的。

在天津，他与严氏云萍偶遇而推为旷代相知，以衡宇相接，故尔针芥易亲，夜辄过谈，谈辄竟夜，自称“微言妙旨往往而遇”，并且决心“尽通其义，然后追想成书”。但虚愿未酬，殊为可惜。直到晚年，他还赞赏严复“一旦出数卷，万怪始大呈”。因此，在教科书开篇，他便提到达尔文的《种源论》，认为该说虽“本于考察当世之生物与地层之化石”，但“条分缕析，观其会通，而得物与物相嬗之故”。并认为此说可破除古代神造史观。《神农氏》一节则明确指出，凡文明之国，其进化历程必由渔猎社会而游牧而耕稼，社会得以前进，只是为时有迟速而已。这就既肯定了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性，又肯定了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在《三国末社会之变迁》中，他又明确肯定优胜劣败之理是世界公例。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如游侠绝灭的原因时，他也总是试图说明“其中有天演之理存焉”。而且，他还进一步认为，不能依道德准则衡量历史进化现象，在《禹之政教》中明说：“至禹乃确立传位之定法。盖专制之权渐固，亦世运进步使然，无所谓德之隆替也。”实在难能可贵。

但是，夏的进化思想中也包含需要批评的成分。首先，他认为历史进化以思想学术为主因，其他历史因素只能尾随其后，忽视了社会经济基础的最终决定作用。例如《战国之变古》说：“古今人群进化之大例，必学说先开，而政治乃从其后……”。其次，他认为不是所有历史事物都进化，有些文化事物不但不进化，而且还退化。例如《文学源流》认为，《说文》所载名物多至九千，而近代通行的只有两千余名，说明今不若古，因为“学问愈密，则所用之名愈繁”，汉以后的中国学问是日退的。不消说，这个结论是荒唐的。再次，夏有时还流露出历史循环论思想。例如与宋恕书说：“天道循环，往而必返”。《文帝黄老之治》分析中国历史的太平与革命相互交替，实则在认为中国历史存在循环公例。

第二，历史功能和历史因果规律思想。

夏氏试图通过编著历史读本，“发明今日社会之原”，且进一步去预测未来。他说：“智莫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所不可无之学也”(《中国历史教科书》，第二册《凡例》，第一册《叙》。以下凡引此书，皆不出注。)。这反映出他对历史功能的看法与认识。

夏曾佑依据进化论理论，认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变化无不具有历史原因。因此，找到历史原因，也就找到了现实变化的依据。换言之，今天的开花结果，无不缘于古人播撒的种子。这就肯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揭示出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看法。教科书《叙》说：“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在第二册《读本期历史之要旨》中说：“至于今日，天下之人，环而相见，各挟持其固有之文化，以相为上下。其为胜为负，岂尽今人之责哉，各食其古人之报而已矣。”因此，“以秦汉为因，以求今日之果，，中国之前途，当亦可一测识矣。”

这种见解当然大体合理，但推崇太过，事事溯源，也会生拉硬扯，并成为给现实中某些不合理现象进行辩护的历史根据，削弱人们变革现实的信心。例如《刊印宪政初纲缘起》就把中国未能尽早实行立宪制的责任推给历史，说什么“益其为物也大，则感动必迟；抑其建国也古，则守旧必笃。积笃与迟，则其立宪居万国之终，自然之理，无足怪者。”与汪康年书还说，中国是无教化之国，决不可行开化之事，“强而行之，不受大祸，亦有大累。惟相与为不开化之事，则实福可得，而恶名亦可免焉”(《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338页。)。他认为对现实的改造或变革，必须考虑本国历史文化背景，并作《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一文专门申论，无疑是正确的。但他依据对历史功能的认识来阻挠变革现实，则很有害。同时也说明，他政治上的保守确实具有比较深的思想根源。

夏曾佑承认存在客观历史规律。《论中日分合之关系》说：“天下有自然之势；非人力所可逃，往往经数千百年之久，神光离合，起伏万端，而其终也，仍归于此天然之局。此所以哀叹于天定之不可逃也。”所谓“天定”，是指自然规律。历史中也存在与天定相似的规律，即公例，他认为：“……历史，有一公例。”这种公例，乃由因果关系构成，故尔他在《中国社会之原》中说：“天下无无因之果”。

正因为夏氏相信历史因果联系的存在，所以在叙述或分析历史现象时总是去寻找深层原因。例如《孔子以前之宗教》叙列了许多“鬼神术数之事”，然后解释古人相信鬼神的原因在于对人类自身知觉及某些自然现象的不理解，议论颇为精彩。另外如《孔子之异闻》讲“诸说之由来”，《三家总论》解释老孔墨三家兴衰原因，都是依据历史因果联系的思想解释具体历史现象的实例。他的解释未必合理，但这种作法本身还是可取的。

第三，历史阶段性思想。

夏曾佑宏观把握历史发展脉搏和线索的能力非常强，历史抽象能力很高，比溺于琐碎考据，见树不见林的陋儒高明。这突出反映在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上面。教科书《凡例》说：“是编分我国从古至今之事为三大时代，又细分为七小时代。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古今世变之大概》详细讲述了他的历史阶段划分学说，即上古：（1）传疑期，开辟→周初；（2）化成期，周中叶至战国。中古：（3）极盛期，秦至三国；（4）中衰期，晋至隋；（5）复盛期，唐。近古：（6）退化期，五季宋元明：（7）更化期，清。如此高度概括的历史划分，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和历史发展过程显得眉目清晰，便于把握。上古、中古、近古划分法，也突破了传统史学完全依照王朝体系划分历史的框架，说明夏氏试图整体把握历史走向，反映了他颇值得赞赏的史识。

在对某一阶段历史进行具体论述时，夏曾佑也常常对其进行更加细微的划分，将历史阶段性思想贯穿始终。例如《禹之政教》认为禹政乃古今一大界，《周之关系》将周人历史分为三期，《春秋制度之大概》列战国为古今大界，《与宋恕书》视先秦为一大关键，《秦之自出》以秦区别古今世界，《凉州诸将之乱》把三国视为时代转变枢纽，等等。划分阶段时，夏曾佑还比较重视某些专门领域的相对独立性，避免造成历史单一化。例如《晋南北朝隋之行政机关》提出古今行政机关的变化，与宗教、政治、学术、民风的发展并不协调一致，应给予另行划分；《三国末社会之变迁》又根据“士”这一特殊社会阶层的特点，对“士”的发展给予另外一种划分。这些都是夏著精粹所在。

第四，今文经学思想。

在夏氏著作中，今文经学思想非常明显。例如《孔子之六经》明说应“以今文学为是”。《儒家与方士之分离即道教之原始》更是直截了当地说：“好学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学，本编亦尊今文学。”但是，他明言他的经学见解不是经师的，而是史家的：“凡经义之变迁，皆以历史因果之理解之，不专在讲经也。”这自然要高经师们一筹了。

在分析具体历史问题时，夏曾佑也常常从今文经学立场出发，例如《周秦之际之学派》攻击刘向、刘歆父子等。当然，夏曾佑与今文经学大师康有为不同。这种不同，他在《与宋恕书》中曾明确说明。事实上，夏氏既无专门经学著作，亦无系统经学见解。他之所以“尊今文学”，是因为公羊三世诸学说与其历史进化论思想、历史阶段性思想具有某些类似点。

四、夏曾佑的史学思想

第一，关于历史对象的选择。

在选择什么样历史对象进行叙述的问题上，夏氏思想颇有特色。他并不对所有历史对象都不分轻重缓急地予以叙录，而是按照个人理解，有选择、有侧重地选择历史对象。教科书《凡例》曾说：“每时代中于其特别之事加详，而于普通之事从略。如言古代则详于神话，周则详于学派，秦则详于政术是也。余类推。”深入各时期内部，又各有轻重缓急，例如讲周人历史“皆先详其兴替治乱，而后讨论其宗教、典礼、政治、文艺诸事焉”。判断某历史事件是否“特别之事”的标准，既要看它在历史上的实际作用，更要看它对“今日社会”的影响，例如黄帝蚩尤之役，乃我国民族竞争之发端，亦即“吾今日社会之所以建立”，故特别加以详述。

《论变法必以历史为根本》提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是国家政治的基础。在这四者中，宗教尤其重要。《战国之变古》说：“宗教之改革，此为社会进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宗教问题常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教和种的关系，二是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关于教和种的关系，二者总是相辅相成，甲定则乙定，反之亦然；而宗教与外族逼处的关系，又总是构成国家成立之根本。夏氏著书，即力求阐明外族逼处与宗教熏染的关系，进而上探国家成立之本。不过，他所谓“宗教”或“教”的涵义非常宽泛。不仅基督教、佛教是教，而且儒墨道以及某些原始信仰等“关乎社会者”，都是“教”，中间夹杂着一部分学术、风俗、教育方面而又与种族相关的内容，他统统“每于有大变化时详述之，不随朝而举也”。

种族问题总是与历史上的少数民族相关，所以夏氏对这些少数民族非常重视，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对象。教科书第二册《凡例》曾将该册纲要分为三端，其中第二端就是“关乎外国者，如匈奴、西域、西羌之类。事无大小，凡有交涉，皆举其略，所以代表”。与此相应，对边疆地理也给予很大关注。对历史上汉族和少数民族关系及边疆史地的重视，诚为夏著一个值得肯定的特点。

政治作为地理、生计、风俗、宗教结出的果实，很自然地被夏氏视为一项重要历史内容。所谓政治，是指“关乎皇室者，如宫廷之变、群雄之战”，也包括农民起义，他一律视为“贼”。例如将两汉历史归结为宦官、外戚、方士、经生四类人的相起仆，对两晋南北朝史大写贾后之乱、八王之乱、王敦之乱。对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残暴，也时予揭露和抨击，例如《战国之变古》说：“战国之刑，不得谓之国律，皆独夫民贼逞臆为之者耳。”《秦于中国之关系》又说：“夫专制者，所以为富贵，而其极，必并贫贱而不可得。赢氏可为列朝皇室之鉴戒矣。”相对来说，他对经济、文化、科技等历史对象则很少着墨或根本不提。如两汉，既不讲司马迁、班固史学，也不讲汉赋文学，更不必说张衡的科技成就了，这说明夏氏在选择历史对象时，受传统的政治史观支配。

在《刊印宪政初纲缘起》中，夏氏曾说中国历史所书，只是一家之兴替，而无民族全体之史。这似乎表明他反对传统政治史观。实际上，他著作中流露更多的是浓重的政治史观、英雄史观；表现在选择历史对象上，就是对政治、对英雄予以重写。例如《武帝儒术之治》说汉高祖只是汉朝一家之皇帝，秦皇、汉武则是中国二十四朝的皇帝。又如在第三册开篇，竟把中国历史归结为孔子、秦始皇、汉武帝三人的历史，《景帝名法之治》更是对秦皇、汉武的“历史决定作用”予以大书特书。这些都不足取，与当时梁启超、陈介石等人写民史的思想形成耐人寻味的对照。

第二，关于历史对象的认识。

历史认识的特点决定于历史对象的特点。《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提到历史对象的特点说：“古人死矣，古之人与其不可传者俱死矣。色不接于目，声不接于耳，衣裳杖履不接于吾手足。”就是说，历史对象的特点与性质，在于它的一去不复返和不可重复，认识者无法面对认识对象。

那么，通过什么去认识历史、历史又依靠什么流传下来呢？他说：“然则何以知有古之人？古之人则未有文字之前赖语言，既有文字之后赖文字矣。举古人之事，载之文字，谓之书。”就是说，古人依靠由语言文字构成的“书”流传下来，因而认识者必须以“书”作中介去认识古人。《中国社会之原》进一步申论：“昆仑之东……此神皋奥区者，其出海面之年，其动植物之迹，其种人之兴替，地学未明，金石未出，不能明也。今之所恃以考古者，惟书存耳。”就是说，作为历史认识中介，不仅有“书”，而且，还有“地学”、“金石”等手段。

但是，其一，“书”有不同种类，例如书之纪人事者谓之史；书之纪人事而不必果有此事者，谓之稗史，“此二者，并纪事之书”。其二，“书”的真实性常常不可靠，因为“古人之书，以笔点漆，则迻写难；简策繁重，则护藏难；篆隶变更，则传信难；焚坑迭起，则求备难”。从记载上看：“神州建国既古，往事较繁。自秦以前，其纪载也多歧；自秦以后，其纪载也多仍。歧者无以折衷，仍者不可择别。况史本王官，载笔所及，例止王事。而街谈巷语之所造，属之稗官，正史缺焉。治史之难，于此见矣。”总之，“古人多设想之词，未可据以为实也。”“由不可恃之物，而欲求可信之理，难矣。”这种困难随着社会发展而增加，他感慨说：“然此犹为往日之言也。洎乎今日，学科日侈，目不暇给。既无日力以读全史，而运会所遭，人事将变，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于古人证其因，即无以知前途之夷险。又不能不亟读史。若是者将奈之何哉。

认识对象不能直接接触，认识中介不完全可靠，认识主体原有局限，历史认识真是难上加难。那么，是否无法达到对历史真实的正确认识呢？夏氏认为不是。他说：“虽然，此犹用差器以测天，仍可得不差之数。事在人为而已。”“人为”的具体途径，可抽绎出两条：其一、读史之人应力求进入历史情境中去。《历史之益》说：“夫读史之人，必悉其史中所陈，引归身受，而后读史乃有益。其大概如此。”在与历史情境的视界溶化中，认识主体的介入是积极的，所谓“有令人悲喜无端、俯仰自失者”。如此，才能与历史建立起对话关系，达到“读上古之史，则见至高深之理想、至完密之政治、至纯粹之伦理”之类效果。其二、要有存疑态度。《夏传疑之事》说：“既不得明证，存疑可也。”这种态度是科学的。

对那些不能明确确定的历史时期、历史事件等等，夏氏一律采取既不信其有、亦不信其无的存疑态度，符合历史认识的科学要求。例如他称“开辟至周初”的历史为“传疑之期”，因为“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上古神话》则采取将各家记载客观罗列予以评说的作法，指出读者只须姑妄听之。但由于荒诞记载中包含真实成分，故须运用有效方法予以鉴别，将神话与信史区分开来。对此，他在《神话之原因》中以炎黄为例特加说明，这就把科学的存疑态度与完全不信古书的怀疑主义区别开来了。

第三，关于历史研究方法。

夏曾佑主要运用过如下几种比较有特色的方法。其一，地理学方法，即根据地理形势作出历史判断。例如《炎黄之际中国形势》，依据山川形势分析人群的迁徙定居，《黄帝蚩尤之战》依据洲渚林薮与平原大陆的差异，分析南北文化的不同，等等。

其二，类比方法，即在叙述过程中将中国史事与西方史事相映照、相类比，从而得到一个有启发性的见解或提出问题。例如《女娲氏》说巴比伦神话也有黄土抟人故事；《尧舜之政教》说禅让制是古代贵族政体，“近世欧洲诸国曾多有行之者”；《黄帝蚩尤之战》说蚩尤立号炎帝与日耳曼人称该撒相仿；《黄帝之政教》末尾说黄帝对炎帝部落采用的刑法如同近代欧人之驭殖民地土人；《禹之政教》说巴比伦古书、希伯来创世纪，云南猓猓古书，都有洪水故事；《周之关系》把周比于希腊；《周秦之际之学派》又把诸子百家比于欧洲希腊学派。这些类比，虽不无附会、套解之迹，但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原则上无可非议。

其三，运用新理论、新知识解释古老历史现象。例如《包犠氏》运用进化论及西人拉克伯里（Laconperie）的著作分析包犧一词的历史意义，给予社会学的解释。这也是一种研究方法。当然，在夏氏那里，新知与旧知混杂、相互生搬硬套的现象是很多的，这是我国晚清民初学界吸收西学新知时存在的普遍现象。

第四，关于史书接受特点的思想(这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应通过西方后结构主义文艺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嫁接来解读，这里不可能展开论述。参见《钱锺书研究》第1辑所载拙文。)。

夏氏认为，历史著作在读者阅读、接受乃至消费过程中，存在“易传”和“不易传’两种情形。通过对史书流传情况的考察，不仅可看出史书产生社会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而且间接反映史书本身的构成特征以及大众的一般性阅读心理。那么什么样的著作易或不易流传呢？夏在《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中作了说明。

夏曾佑说，纪事之书的“传人”功能最强。但同为纪事之书，其所以传之易或不易的原因，则是多方面的。其一，书中所用语言文字，必须是一个国家或民族通用的大众语言；其二，应力求接近口语；其三，语言应力求详尽，节省读者脑力；其四，应多叙述人类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情或事物。具备了这四条，纪事之书的流传就容易，反之则否。

不过，这四点还只是从“书”的角度立论。实际上，他还提到第五点，将立论角度由文本转向读者，即从接受者、阅读者的消费心理来反观史书，认为符合读者心理的虚事易传，违反读者心理的实事不易传。这里提出史书应当考虑读者的接受心理，自是高论。但他把“虚事”、“实事”作为区别易传或不易传的准则，就说不过去了。实则，二者并不必然相等。

夏曾佑范文篇4

关键词：粱启超；“排荀运动”；文本研究；思想阐释

梁启超曾经多次道及他与夏曾佑、谭嗣同在清末发动过“排荀运动”，已为学界作过认真的研究。然而，梁氏对荀子的认识并未一直停留在此一阶段，他说“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持论既屡与其师不合，康、梁学派遂分。”噌深受康有为影响、流质易变的梁启超对荀子开始具有自己独立的认识与研究，本文即试对此作一简单的分析。

一、早年的“排荀运动”

梁启超晚年回忆其早年与夏曾佑、谭嗣同论学辩难，有过一场元气淋漓的“排荀运动”：“曾佑方治龚、刘今文学，每发一义，辄相视莫逆。其后启超亡命日本，曾佑赠以诗中有旬日：“……冥冥兰陵(荀卿)门，万鬼头如蚁。质多(魔鬼)举只手，阳乌为之死。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此可想见当时彼辈‘排荀’运动，实有一种元气淋漓景象。嗣同方治王夫之之学，喜谈名理，谈经济，及交启超，亦盛言大同，运动尤烈。”

1924年夏曾佑亡故，梁氏作文悼念，再次论述了当年的论学情形与排荀运动：“穗卿和我都是从小治乾嘉派考证学有相当素养的人。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穗卿诗里头‘冥冥兰陵门，万鬼头如蚁，质多举只手，阳乌为之死。’‘兰陵’指的是荀卿；“质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译名——或者即基督教经典里的头的撒旦。阳乌即太阳——日中有乌是相传的神话。清儒所做的汉学，自命为‘荀学’。我们要把当时垄断学界的汉学打倒，便用‘禽贼禽王’的手段去打他们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没有呢?且不管。…‘袒裼往暴之，一击类执豕。酒酣掷杯起，跌宕笑相视。颇谓宙合间，只此足欢喜。’这是我们合奏的革命成功凯歌。读起来可以想起当时我们狂到怎么样，也可以想见我们精神解放后所得的愉快怎么样。”

谭嗣同思想独到，不幸为变法维新事业流血牺牲，有如思想星空中的一颗流星，一闪即逝。谭嗣同认为孔子创教之时，“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可惜后学不传，荀子“乘间冒孔子之名，以败孔之道”，“尽亡其精意，而泥其粗迹，反授君主以莫大无限之权，使得挟持一孔教以制天下!”故而“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

梁启超与二三友朋间论学论政，排诋荀学，自然称不上一种所谓“运动”，其夸大其辞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此时梁启超对乃师某些论断心底里不以为然，但仍深受康氏思想的影响，服膺南海先生关于孔子及孔门后学流衍之说。康有为打出孔子的旗帜，发掘《春秋》中的微言大义，盛倡三世三统之说，演大同之义，“以经术作政论”目，为他的布衣改制寻找历史的根据。康有为为了张扬孔教大旗，复原他所谓的孔子原始思想，对其所谓“俗学”极力排斥，第一阶段排斥宋学，第二阶段排斥歆学(刘歆之学)，第三阶段则极力“排斥荀学(荀卿之学)”，“以其仅传孔子小康之统，不传孔子大同之统也”；认为孔门后学中，孟子传大同之义，得其神明；荀子传小康之义，“盖得孔子之粗末者也”。梁启超在前后几年时间里，持此论点不变，基本上都是对乃师学说的阐扬。1896年，粱氏在谈到经学的学习时，即提出治经“当知秦汉以后，皆行荀卿之学，为孔教之蘖派”。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不富不强，国运衰微，是因为学术上“误六经之精义，失孔教之本旨”，孔子之教，有特别之教、普通之教，“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焉，《论语》谓之为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庄子。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荀卿曾讲，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可见，荀卿所承受的是普通之教、小康之说。《春秋》为孔子经世大法，非口授不能明，此即《公羊传》，自东汉以后，该书若存若亡，《春秋》无人能解，“孔子之真面目，遂不复可见”。“自秦汉以后，政治学术，皆出于旬子”，“二千年来，只能谓为荀学世界，不能谓之为孔学世界也”。荀子学说，提纲挈领，特点有四：尊君权、排异说、谨礼仪、重考据。戊戌前后，梁启超极力主张恢复孔教精义，“于是专以绌荀申孟为标帜。”1902年，梁氏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仍然坚持此说：“孔子之学，本有微言、大义两派。微言亦谓之大同，大义亦谓之小康。……大义之学，荀卿传之；微言之学，孟子传之。…”孟子既殁，公孙丑、万章之徒，不克负荷，其道无传。荀子身虽不见用，而其弟子韩非、李斯等，大显于秦，秦人之政，壹宗非、斯。汉世六经家法，强半为荀子所传；而传经诸老师，又多故秦博士。故自汉以后，名虽为昌明孔学，实则所传者，仅荀学一支派而已。此真孔学之大不幸也。”此段时间之内，梁启超极力推崇孔、孟，贬黜荀子。

二、文本研究

1902年，梁启超与康有为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日益公开化，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不同意乃师“孔子为改制之教主”的主张。1903年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梁启超对荀子学说少有评论，直至晚年讲学与著述中，才对荀子作过一些较为平实的纯学术性研究。

梁启超遍引有关荀子的文献资料，比堪考证，推定、假定出一个简单的荀子年表。首先，他根据史书有确切记载而史事不相抵牾的一件事为坐标上下推演，即《史记·春申君列传》载楚考烈王八年(前255)，春申君任荀子为兰陵令；据此推定前293年荀子15岁游学于齐国。《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及刘向《叙录》作“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梁氏认为此“或传写之讹耳”；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作“年十五”，“似较近真”。梁启超推定前285年荀子说齐相，不见用，遂至楚国；第二年，再次游历齐国，至公元前268年前后十余年间，三为祭酒。《儒效篇》记载与秦昭王问答，《强国篇》记载与应侯问答，皆在前267年秦以范雎为相之后。荀子55岁时，被春申君任为兰陵令；前236年春申君被杀，荀子去职，废居兰陵。李斯于前246年辞别老师入秦，前213年相秦，荀子是否尚在人间，不得而知；假定荀子尚存，则已是95岁高龄了。删

《荀子》一书，西汉刘向称为荀子手著。梁氏以为，全书大部分可以推定为荀子著作，但《儒效》、《议兵》、《强国》诸篇皆称“孙卿子”，为及门弟子对荀卿即孙卿的尊称，可视为弟子记录。《尧问篇》末段纯粹是对荀子的批评，显然是他人所作。《大略》以下六篇，唐代杨惊认为属于荀子弟子对荀子言行的记录，此说得到梁氏认同。总之，《荀子》全书非悉数出自荀卿之手是可以肯定的。

《荀子》最初由刘向将中秘所藏荀子书三百二十二篇芟去重复之篇，编为三十二篇，为避宣帝讳，名《孙卿新书》。杨惊作注，省称《荀子》，遂延用至今。今本二十卷为杨口重新编次，与刘向篇弟有所不同。梁启超综合前人的考证工作，加以合乎人情的推想，将《仲尼篇》第七之下，重新编次，认为《成相》、《赋》两篇纯属韵文文学，当另为《孙卿赋》而不入《荀子》，恢复刘向校录之旧貌。

梁启超还考证了《荀子》三十二篇的真伪问题。大小戴《礼记》篇名、文字上有很多与《荀子》相同的地方，梁氏以为是《礼记》采录《荀子》，因为该书本属汉儒搜集整理而成。可以想见，《荀子》也难免其他著作搀人的现象。汉儒各自传写，竟有三百余篇，刘向删其重复，将诸本冶为一炉，但其所持标准无从得知。杨惊将《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尧问》六篇置于书末，“似有特识”。因为《宥坐》以下五篇，文义肤浅，《大略》亦是片段，梁氏认定此六篇为汉儒杂录，非《荀子》之旧。

关于荀子著书立说的动机，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认为：“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口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梁启超对此说深表赞同。当时儒家末流，即荀子所谓“子游氏之贱儒”专门靠孔子混饭吃；出于子夏一派的庄周末流又滑稽乱俗，混淆视听；孟子道性善，说仁义，有点矜才使气，于是，荀子起而革新。总之，“荀子的学说，可以说是战国末年，对于儒家的一大修正”，相对孔子原始儒学，荀学在很多方面都有所发展，“自有其门庭堂奥，不特与孟子异撰，且其学有并非孔子所能统者”。

在梁启超早年极力贬斥荀子的时候，连荀子《非十二子》也被他否定。他认为，荀子的论述“最为杂乱”；荀子对诸子之学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梁启超认为该篇以排斥异说为能事，充满了狭隘的门户之见，李斯相秦，焚书坑儒，就是因为受到荀卿极端狭隘主义教育的影响，“虽谓李斯坑儒之祸，发于荀卿，亦非过言也。”故而，荀卿《非十二子》篇中对各家学说的评判，“殆不足采”。晚年在各校讲授中国学术史时，梁氏认为，“荀子好批评，虽其批评不能称为尽当，然有极尊严又极严厉的态度”，《非十二子》、《解蔽》、《天论》诸篇是梁启超考论先秦学术的重要资料。他对这三篇评骘诸子的文字逐一进行了校勘、训释，对荀子的见解或批评，或阐发，或曲为解脱。如荀子直斥“子张氏之贱儒”、“子游氏之贱儒”、“子夏氏之贱儒”，梁启超解释道：“荀子所斥，殆指战国末年依附三家门墙之俗儒，非迳诋三贤也。”

三、对荀子思想的阐释

梁启超对青年学子应该如何阅读、研究《荀子》一书，也指示了门径，他逐一讲解了各篇要旨，并举出重要偏什，要求弟子们精读，以了解荀子学术思想的梗概及在学术史上的地位。阅读、研究荀子，其目的有二，“第一，为修养应用；第二，为学术的研究”、。

对荀子思想的研究，梁启超着重分析了儒家“道术”的几个重要概念。性恶论是荀子思想的最大特色，其主旨不外“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性恶篇》)如果顺着人的本性，只有争夺、残贼与淫乱，应当用师法礼仪去矫正他。梁启超认为荀子极端的性恶论不能算作真理，是拿来作教育的手段。“这种主张，在教育上有极大的价值。但是离开教育，专门讲性，不见得全是真理。”

荀子很注重心学，也曾大讲“治气养心之术”，但与“心学鼻祖”孟子所走的道路有所不同。梁启超认为，荀子主性恶，“化性起伪”，所讲心学也完全是变化气质、校正各人弱点的那一套功夫，与孟子存养、扩充的功夫并不相同；荀子的心学主张，“比孟子毛病少点”。孟子把心与耳目之官分为二，荀子则把它们连合起来，荀子把目、耳、口、鼻、形体五官加上心为六官，不曾把心提在外面；当然，荀子所谓的心与其他五官仍有不同，“心有征知”(《正名篇》)。《解蔽篇》中，荀子对如何在养心上用功夫讲得十分透彻：“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荀子因为注重外在的修养陶冶，所以十分重视知识的作用，但要获得健全的知识，又必须养心治心，非下刻苦功夫不可。不虚，不壹，不静，便不能求得知识。孟子注重内在的修养，求其放心，操之则存，只须一点便醒。梁氏认为，这就是孟、荀两位儒学大师心学的不同之处。

夏曾佑范文篇5

一、金朝初期赐姓情况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正式建立了女真族的政权，国号大金，建元收国。随后十几年间，大金铁骑踏遍半个中国，先后灭掉了辽、北宋两个强大的政权，统一了中国北方。在对大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将领中，不仅有女真人，而且有渤海人、契丹人、汉人。对于这些人，金政权不仅给以高官厚禄，并对某些人还予以赐姓之宠。有史可考，金朝最初赐姓是在太祖天辅年间。“完颜元宜，本姓阿列，一名移特辇，本姓耶律氏。父慎思，天辅七年，宗望追辽主至天德，慎思来降，且言夏人以兵迎辽主，将渡河去。宗望移书夏人谕以祸福，夏人乃止。赐慎思姓完颜氏，官至开府仪同三司。”[2]可知，耶律慎思是契丹人，在辽天祚帝逃亡，躲避金兵的追捕过程中，慎思降金并报告了天祚帝的行踪，致使天祚帝很快被金俘虏，辽亡。慎思为金朝立下了大功，因此成为金朝赐姓第一人，而且被授以高官。据《金史·百官志》，仪同三司为从一品中阶，可见金朝对其宠遇之隆。另外，金初被赐姓的人还有郭药师、董才等人。“（天会）四年春正月丁卯朔，……降臣郭药师、董才皆赐姓完颜氏。”[3]“自郭药师降，益知宋之虚实。宗望请以为燕京留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理。宗望请任以军事。太宗俱赐姓完颜氏，皆给以金牌。”[4]郭药师和董才在金灭北宋的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而郭药师更以一人之向背而关系辽、宋、金三朝之兴亡。[5]故此二人被赐予国姓堪称当之无愧。另外还有元人王道的远祖王某金初也因军功被赐予国姓。“公讳道，字之问，姓王氏，远祖金初以武功赐完颜氏，世袭千户，官至金吾卫上将军。”[6]

总之，金初赐姓可能尚无制度可言，而是由皇帝决定对立下战功的异族人赐以国姓“完颜”。被赐姓的有契丹人耶律慎思、渤海人郭药师、汉人董才、王某等，尚未见赐予其他女真姓氏的记载。

二、金朝中期赐姓情况

史书未有关于熙宗时赐姓的记载。海陵王天德三年“十一月癸亥，诏罢世袭万户官，前后赐姓人各复本姓”[7]而《金史·兵志》对此事这样记载，“国初时赐以国姓，若为子孙者皆令复旧。”可见，海陵王时，取消了赐姓之制，被赐姓者或其子孙还复原姓。这可以耶律元宜为证，元宜为慎思之子，因慎思被赐姓完颜也因而从姓之。“天德三年，诏凡赐姓者皆复本姓，元宜复姓耶律氏。”[8]而郭药师之子郭安国也是如此，“海陵即位，诏赐诸姓者皆复本姓，故药师子安国仍姓郭氏。”[9]

世宗时赐姓仅见一例，仍为耶律元宜，“大定二年，……拜平章政事，封冀国公，赐玉带、甲第一区，复赐姓完颜氏。”[10]耶律元宜因谋弑海陵王而列入《金史·逆臣传》。但终世宗一朝，他却官至平章政事，又得赐姓之宠，而且安享天年，并未得到任何惩处。世宗如此做，实则是为了证明自己入承大统是合乎天理人心的，因之耶律元宜谋弑也就无罪可言，反而有功了。但到了世宗统治稳固之后，元宜后代就再无利用价值了。因此，“元宜子习涅阿补，大定二十五年为符宝祗侯，乞依女真人例迁官，上曰：‘赐姓一时之权宜。’令习涅阿补还本姓。”[11]此后，从世宗经章宗至卫绍王，就再无任何赐姓的记载了。

三、金朝后期赐姓情况

金朝后期，国势衰微，内忧外患加剧。内有权臣不断乱政，天灾频仍，红袄军等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外有蒙古入侵，直至攻破中都，金朝不得已迁都汴京。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金宣宗又重新采用了赐姓这一廉价手段来笼络人心。金朝后期赐姓的对象，大致有四种情况：即立有战功者；边疆少数民族豪强大族；后族；归顺的叛臣巨盗。下分述之。

（一）

对立有战功者，贞佑三年九月明确规定了赏格，“诸色人以功赐国姓者，能以千人败敌三千人，赐及缌麻以上亲，二千人以上，赐及大功以上亲，千人以上，赐止其家。”[12]要理解上述这段话，首先要明确缌麻、大功的含义。所谓缌麻、大功，都是五种丧服之一。五服为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其中缌麻最轻，服丧三月，为高祖父母、曾伯叔祖父母、族伯叔父母、外祖父母、中表兄弟、婿、外孙等所服。可见“能以千人败敌三千人，赐及缌麻以上亲”，就是赐及上述亲戚、亲属并包括关系更近的亲属。大功为堂兄弟、未婚的堂姊妹、已婚的姑、姊妹侄女等所服，可见“（以千人败敌）二千人以上，赐以大功以上亲”，就是赐及上述亲戚、亲属并包括关系更近的亲属。但是实际上并不一定严格执行，而是有所变通。如郭阿怜与郭仲元同时应募为兵，贞佑三年，都官至节度使并赐姓完颜，“阿怜既赐姓，以兄守楫及从父兄弟为请。宰臣奏阿怜功止赐一家，宣宗特诏许之。至是仲元上奏曰：‘臣顷在军旅，才立微功，遽蒙天恩，赐之国姓，非臣杀身所能仰报。族兄徐州讥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监三喜、前解州盐管勾添章、守兴平县监酒添福犹姓郭氏。念臣与僧喜等昔同为一家，今为两族，完颜阿怜与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此例。’不许。”[13]可见，郭阿怜、郭仲元虽然同立下“止赐一家”的战功，但阿怜所请在先，兄及族兄也得以赐姓，仲元想引以为例，却未成功，这可能是因为僧喜等四人的官职过于低微了吧。

另外，也有破格赐姓事例，如王狗儿。“自兵兴以来，亟用官爵为赏，程陈僧败官军于龛谷，遣伪统制官董九招西关堡都统王狗儿，狗儿立杀之。诏除通远军节度使，加荣禄大夫，赐姓完颜氏。（刘）英言：‘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难得为贵。比来于用赏，实骇闻听。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轻之，何以使人？伏见兰州西关堡守将王狗儿向以微劳，既蒙甄录，顷者坚守关城，诱杀贼使，论其忠节，诚有可嘉。若官之五品，命以一州，亦无负矣。急于奖劝，遂擢节钺，加阶二品，赐以国姓，若取兰州，又将何以待之？陕西名将项背相望，曹记僧、包长寿、东永昌、徒单丑儿、郭禄大皆其著者。狗儿藐然贱卒，一朝处众人之右，为统领之官，恐众望不厌，难得其死力。’宣宗以英奏示宰臣。宰臣奏：‘狗儿奋发如此，赏以异恩，殆不为过。’上然其言。”[14]王狗儿虽然只立下了杀招降使者的微功，并且有人对滥予赐姓颇有微言，但宣宗在征求了宰臣的意见之后，仍予赐姓。与王狗儿情况近似的还有梁佐及李咬住，“完颜佐本姓梁氏，初为武清县巡检。完颜咬住本姓李氏，为柳口镇巡检。久之，以佐为都统，咬住副之，戍直沽寨。贞佑二年，军遣张晖等三人来招佐，佐执之，麾众执永昌，及晖等并斩之。宣宗嘉其功，迁佐奉国上将军，遥授德州防御使，咬住镇国上将军，遥授同知河间府事，皆赐姓完颜氏。诏曰：‘自今有忠义如是者，并一体迁授。’”[15]《金史》的撰著者对滥予赐姓有一番议论：“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汉以来乃有赐姓。宣宗假以赏一时之功，……贞佑以后，赐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贵则贵，用之贱则贱，使人计功而得国姓，则以其贵者反贱矣。”[16]

（二）

金朝后期第二种赐姓对象为边疆少数民族大族豪强。如贞佑三年九月癸酉，“赐东永昌姓为温敦氏，包世显、包疙瘩为乌古论氏，睹令孤为和速嘉氏，何定为必兰氏，马福德、马柏寿为夹谷氏，各迁一官。”[17]这其中确切可考的东永昌、包世显即为蕃族。“通远军节度使乌古论长寿及通远军节度副使温敦永昌，皆本蕃属，且久镇边鄙，深得人心。”[18]同样，乌古论长寿也为赐姓，“乌古论长寿，临洮府第五将突门族人也。本姓包氏，袭父永本族都管。……（贞佑）三年，赐今姓。”[19]包世显为长寿之弟，“夏人攻定西，是时，弟世显已降夏人。”[20]又如，“杨沃衍一名斡烈，赐姓兀林答，朔州静边官庄人，本属唐括迪剌部族。……兴定元年春，上以沃衍累有战功，赐今姓。”[21]当时对归降的西夏蕃族将领也多予以赐姓，如“（贞佑四年四月）己亥，夏人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率其蕃户来归，以千羊进，诏纳之，优给其值。”[22]“遣纳兰伴僧招谕临洮菰黎五族都管青觉儿、积石州章罗谒兰冬及铎精族都管阿令结、兰州葩俄族都管汪三郎等，皆相继内附。汪三郎赐姓完颜，后为西方名将。”[23]

（三）

金朝后期赐姓的第三种情况是后族。哀宗之母、宣宗明惠皇后一族都被赐姓，“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赐姓温敦氏。”[24]明惠皇后之妹也同样被赐姓，“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也。贞佑二年七月赐姓温敦氏。”[25]她们的父亲王彦昌在兴定三年三月也被追赐姓为温敦。[26]兄弟王七十五、七十五之子昌孙也被赐姓为温敦。[27]

（四）

金朝后期赐姓的第四种对象是归顺的叛臣巨盗。国用安是红袄军的余部，曾投降蒙古，后来占据了徐、宿、邳三州，又归降金朝。“未几，朝廷遣近侍局直长因世英、都事高天佑持手诏至邳，以安用为开府仪同三司、平章政事兼都元帅、京东山东等路行尚书省事，特封兖王，赐号‘英烈戡难保节功臣’。赐姓完颜，附属籍，改名用安。”[28]又如“张甫，赐姓完颜氏，初归顺大元。涿州刺史李瘸驴招之，兴定元年正月，甫与张进俱来降。……元光元年，……以功进金紫光禄大夫，始赐姓完颜。二年二月，张进亦迁元帅左监军，赐姓完颜。”[29]金朝赐予这些人以国姓，并未得到好的效果，国用安后来又依违于南宋与蒙古之间，屡降屡叛，最后为蒙古所杀。正如《金史》所论，“又甚而叛臣剧盗之效顺，无金帛以备赏激，动以王爵固结其心，重爵不，则以国姓赐之。名实混淆，伦法坏，皆不暇顾，国欲不乱，其可得乎。”[30]

四、对金朝所赐姓氏的简单分析

根据陈述先生的《金赐姓表》分析，金朝所赐姓氏共11种，即完颜、夹谷、温敦、和速嘉、兀林答、温撒、必兰、颜盏、女奚烈、乌古论、蒲察。其中前10种全为白号之姓，只有蒲察为黑号之姓，且只有一人，即蒲察官奴。陈述先生认为《汝南遗事》卷一所载的本姓移剌的蒲察官奴与《金史》卷116有传的蒲察官奴当为一人。但《蒲察官奴传》载官奴少为蒙古所掳，后“自拔归，朝廷以其种人，特恩收充忠孝军万户。”可见，蒲察官奴本来就是女真人，当无赐姓之理。而《汝南遗事》所载之蒲察官奴原姓移剌，应为契丹人，蒲察可能是他所冒称之姓，并无赐姓的确切记载。因此蒲察一姓可从赐姓中排除。

金朝赐姓全为白号之姓，在白号83姓中占10姓，而黑号10姓无一赐姓。而且白号之姓所封的三个郡望都有分布，如完颜、夹谷封金源郡，温敦、和速嘉、兀林答封广平郡，温撒、必兰、颜盏、女奚烈、乌古论封陇西郡。那么金朝赐姓为何只有白号之姓，而无黑号之姓呢？以笔者粗浅学识认为，很可能所赐姓氏应为较尊贵之姓，而太祖登基时曾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化，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31]可见，金以白为贵，因而赐姓也就都为白号之姓了。

注释：

[1]陈述：《金史拾补五种》，科学出版社1960年。

[2][8][10][11]《金史》卷132《完颜元宜传》。

[3]《金史》卷3《太宗纪》。

[4]《金史》卷74《完颜宗望传》。

[5]详见拙文：《身仕三朝郭药师》，《文史知识》1996年第2期。

[6]王恽：《秋涧集》卷55《王公神道碑》。

[7]《金史》卷5《海陵王纪》。

[9]《金史》卷82《郭药师传》。

[12]《金史》卷14《宣宗纪上》，同书卷103《完颜阿怜传》所载相同。

[13]《金史》卷103《完颜阿怜传》。

[14]《金史》卷101《刘英传》。

[15]《金史》卷103《完颜佐传》。

[16]《金史》卷103《传赞》。

[17][22]《金史》卷14《宣宗纪上》。

[18]《金史》卷103《完颜白撒传》。

[19][20]《金史》卷103《乌古论长寿传》。

[21]《金史》卷123《杨沃衍传》。

[23]《金史》卷101《仆散端传》。

[24]《金史》卷17《哀宗纪》。

[25]《金史》卷64《王皇后传》。

[26]《金史》卷15《宣宗纪中》。

[27]《金史》卷124《温敦昌孙传》及王鄂：《汝南遗事》卷一。

[28]《金史》卷117《国用安传》。

[29]《金史》卷118《张甫传》。

夏曾佑范文篇6

一、西夏上奏宋朝文书

（一）西夏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从目前史籍所记载的情况来看，主要是上表和书，现根据史籍记载顺序粗略统计，西夏上宋的文书主要有34次，其中史籍记载了文书内容的有23篇，分别是李继迁致宋的上表7次，内容比较完整的只有3次，标题抄录于下：

1.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诣麟州贡马及橐驼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继迁遣使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3.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春正月，继迁使押牙刘仁谦奉表，《请让恩命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李德明致宋的上表主要有6次，其中有2次公文史籍全文记载，标题如下：

1.宋景德二年（1005）六月，夏州赵德明遣牙将王文《奉继迁遗言表》如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2.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夏五月，德明上宋的《乞宋敦谕边臣遵诏约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88）．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元昊时期致宋的上奏文书主要有5次，都记载了全文，标题如下：

1.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元昊遣使《于宋请称帝改元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85.）

2.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十二月，景宗元昊《遣贺九言赍谩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25）．北京：中华书局，1985.）

3.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1042），元昊上宋《使旺荣等复宋庞籍议和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4.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元昊《遣使如宋上誓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52）．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西夏大安八年（1082）十一月，上宋国书《西南都统遗卢秉书》。（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331）．北京：中华书局，1985.）

谅祚致宋的上表从史籍记载主要有4次，3次基本上记载了全文：

1.西夏奲都二年（1058年）秋九月，《于宋乞赎大藏经表》。（注：余冠英等．唐宋八大家第二册．欧阳修集[M]（卷86）．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

2.西夏拱化元年（1063）夏四月，谅祚《于宋乞工匠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3）．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西夏乾道二年（1069）三月，《乞宋颁誓诏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秉常时期致宋的上表主要有6次，其中4次内容比较完整：

1.夏天赐礼盛国庆二年（1071年）九月，秉常《贡宋乞绥州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226）．北京：中华书局，1985.）

2.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夏国主秉常遣使上《谢宋恩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3.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十二月，秉常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4.西夏大安九年（1083年），秉常遣使上《贡宋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350）．北京：中华书局，1985.）

乾顺时期致宋的上奏文书主要有5次，都记载了全文：

1.西夏天佑民安元年（1090）八月，乾顺上宋《请定疆至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2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2.西夏天佑民安六年（1096），乾顺《破宋金明砦遗宋经略使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3.西夏永安元年（1099）九月，上宋《遣使诣宋谢罪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15）．北京：中华书局，1985.）

4.西夏永安元年（1099）十二月，遣令能嵬名济如宋，《再上宋誓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19）．北京：中华书局，1985.）

5.西夏贞观十三年（1114）冬，李讹移上宋国书《遗统军梁哆凌书》。（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仁孝时致宋的上书主要有一次：

1.西夏天盛十三年（1161）冬十月，仁孝上宋《报吴麟遣使檄夏国书》。（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二）西夏上奏宋朝文书的类别

西夏上奏文书根据其内容和用途可分为这样几类：

一是“降书”或归顺表。

西夏每逢在政治、军事上遇到困难、阻碍或挫折时，总会极力地向外寻求援助或缓和与敌对势力之间的矛盾，而向宋上奏“降书”就是最为典型的一种。如，宋淳化元年（990）李继迁与李继捧在安庆泽交战，不利。后又转攻夏州。第二年（991）“继迁奉表如宋请降。宋以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宋景德二年（1005），德明受父遗嘱，派遣牙将王文《奉继迁遗言表》归顺宋朝。（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二是乞还表。

西夏与宋朝时战时和，其间不乏互相侵占土地和人口之事，为了显示其民族独立，向宋朝乞还土地和人口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如，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李继迁遣使给宋朝上表，“表乞夏州”（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夏乾道二年（1069年）冬十月，秉常上表宋廷，“请纳安远、塞门二寨，以乞绥州。”（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是奏告表。

西夏“凡国有大事皆告”（注：元．脱脱等．金史[M]（卷31）．北京：中华书局，1975.）。1038年冬十月，元昊用其党杨守素之谋，筑坛受册，称帝建国，国号大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第二年“春正月，元昊遣使如宋，表请称帝改元”（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7）．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向宋朝上了一道不卑不亢的表文，通报了自己称帝建国之事。

四是誓表。

西夏对宋或战或和，强则战争不断、掠人扩土，弱则赌咒发誓、称臣纳贡，于是就出现了不少盟誓之国书。宋景德三年（1006）九月，“……河西诸羌多请内附，真宗因德明归顺，下诏谕止，令其各守疆场。德明感恩，遣右都押牙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8）．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之后，西夏多次向宋进誓表。如宋庆历四年（1044），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六月，元昊“闻契丹集兵声讨”，于是“始遣尹与则、杨守素入京贡献，上誓表言……”（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17）．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再如，宋元符二年（1099）、夏永安元年十二月，乾顺“遣令能嵬名济如宋，进誓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1）．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从德明开始到乾顺朝止，西夏先后四次向宋进誓表。

五是议和表。

元昊建国后，实行了蕃汉贵族的联合统治，在外交上形成了宋、辽、夏三足鼎立的局面。宋统治者当然不愿接受西夏与自己平起平坐的对等地位，积极准备讨伐。而元昊凭着其经济力量和军事实力的大大增强，撕毁与宋的和约，连续对宋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进攻，且每战每捷。但“元昊虽数胜，然死亡创痍者相半，人困于点集，财力不给，国中为‘十不如’之谣以怨之”（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同时，辽亦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元昊不得不在1044年向宋上表，名义上仍旧称臣，与宋重订和议保证书《遣使如宋上誓表》。和议的结果是“凡岁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乞如常数。”（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52）．北京：中华书局，1985.）

六是赎物表。

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秉常遣使如宋进马，赎大藏经，上《赎大藏经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七是谢恩表。

夏天赐礼盛国庆三年（1072年），夏国主秉常遣使上《谢宋恩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15）．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八是状告表。

宋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郑文宝阴图继迁，继迁讼于宋……而嵬罗等尽以事告继迁，继迁上表请罪。宋帝怒文宝，贬兰山令。”（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九是乞求表。

宋至道元年（995年）六月，李继迁遣使《于宋乞夏州表》。（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谅祚在位时，感到御用物品和制造技术的缺乏，曾于1063年《于宋乞工匠表》。

十是谢罪表。

西夏永安元年（1099）九月，乾顺《遣使诣宋谢罪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515）．北京：中华书局，1985.）

十一是合作书。

西夏天盛十三年（1161）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麟遣使檄夏国，合兵讨之。仁孝上宋国书《报吴麟遣使檄夏国书》。（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西夏上宋文书的称谓

西夏与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西夏上宋的文书中可以得到答案。通过搜集西夏上宋的各种文书，发现西夏称呼宋朝的称谓主要有两种：

一是称臣。据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宋史·夏国传》、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等的记载，称臣这种称谓很多，如元昊上宋的《于宋请称帝改元表》（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123）．北京：中华书局，1985.）就是如此：

臣祖宗本后魏帝赫连之旧国，拓跋之遗业也。远祖思恭，当唐季率兵拯难，受封赐姓。臣祖继迁，大举义旗，悉降诸部，收临河五镇，下缘境七州。父德明，嗣奉世基，勉从朝命。而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改大汉衣冠，革乐之五音为一音，裁礼之九拜为三拜。衣冠既就，文字既行，礼乐既张，器用既备，吐蕃、达靼、张掖、交河，莫不服从。军民屡请愿建邦家，是以受册即皇帝位。伏望陛下许以西郊之地，册为南面之君。谨遣弩涉俄疾、你斯闷、卧普令济、嵬伽崖你奉表诣阙以闻。

这之后的谅祚、秉常、乾顺等在给宋的上表中都称臣。

二是称父、称大宋皇帝。如《宋史·夏国传》记载：

明年，（仁宗庆历三年）遣六宅使伊州刺史贺从勖与文贵俱来，犹称男邦泥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更名曩霄而不称臣。兀卒，即吾祖也，如可汗号。议者以为改吾祖为兀卒，特以侮玩朝廷，不可许。

二、西夏致辽的上奏文书

（一）西夏上奏辽朝文书概况

从《辽史·西夏》、《西夏纪》等史籍的记载来看，西夏上辽文书次数主要有18次，其中李继迁致辽的上表主要有6次，李德明主要有3次，元昊主要有2次，谅祚主要有5次，秉常主要有一次，乾顺主要有一次。但是，很可惜，史籍并未保存下来一篇文书，可从史籍叙述每次事件的简要过程以及上辽的文书，我们约略可以了解其文书内容。

（二）西夏上奏辽朝文书的类别

根据其所显现出来的内容，将西夏上奏辽朝的文书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一是降书。辽统和四年（986年）“春二月癸卯，继迁遣使降于契丹。”（注：（元）脱脱等．辽史·圣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二十二年七月，谅祚进降表，遣林牙高家奴赍诏抚谕。”（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二是请婚、谢婚表。如，宋雍熙三年，辽统和四年（986年）十二月，继迁请婚契丹。“契丹主诏：以王子帐节度使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赐马三千匹。”（注：（元）脱脱等．辽史·圣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又如，宋淳化元年（990）、辽统和八年春正月，继迁“遣使如契丹谢婚。（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是奏告表。如，辽统和十年（992年）“二月，韩德威还，奏继迁托故不出，至灵州俘掠以还。西夏遣使来奏德威俘掠，赐诏慰谕。”（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四是谢封册表。如，宋淳化元年，辽统和八年（990年）十二月，辽遣使“封继迁为夏国王。九年二月，遣使告伐宋之捷。四月，遣李知白来谢封册。”（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五是请封表。如，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春正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请封……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六是乞援表。战事告急之时，请求大国支援所上的表章。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年）“七月，元昊上表请伐宋，不从。”（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七是谢罪表。这是西夏一贯使用的伎俩，以此缓冲经济或战争带来的危急。如，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七年（1044年）“……八月，夏使对不以情，羁之。使复来，询事宜不实对，笞之。十月，元昊上表谢罪欲收集叛党以献，从之。”（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八是称臣表。如，西夏天佑垂圣元年（1050年）“十月，李谅祚母遣使乞依旧称臣。十二月，谅祚上表如母训。”（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九是乞还表。如，西夏天佑垂圣三年（1052年）“谅祚遣使乞驰边备，遣爻括赍诏谕之。”（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十是誓表。如，西夏福圣承道二年（1054年）“正月，贡方物。五月，乞进马、驼，诏岁贡之。七月，谅祚遣使求婚。十月，进誓表。”（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三）西夏上辽文书的称谓

西夏上辽文书的称谓，由于目前没有保留下来西夏致辽的文书原文，所以很难界定其称谓问题。但可根据间接材料来推断，其称谓有两种：

一是称臣。如，夏元德五年（1124年），第一次夏金和议后，乾顺遣把里公亮等“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并表示“自今已后，凡于岁时朝贺、贡进表章、使人往复等事，一切永依臣事辽国旧例。”（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二是可能以甥舅相称。自从继迁于辽统和四年（986年）十二月，请婚契丹，至辽统和七年（989年）“三月戊戌，契丹以义成公主归李继迁。”（注：（元）脱脱等．辽史·圣宗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4.）之后，夏辽关系一直比较密切。

之后，辽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春正月，德明遣赵保宁如契丹请封。德明嗣职期年，未膺封册，蕃族多怀观望，行军司马赵保宁言：‘国家疆域虽廓，自西凉扰乱、先王被害，蕃众惊疑，若不假北朝威令慑之，恐人心未易靖也。’德明遂遣保宁献方物契丹，以请封册。契丹主曰：‘此吾甥也，封册当时至。’等保宁加礼遣回。”（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4）．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西夏致金的上奏文书

立国于西北边陲而“抗衡辽、金、宋三国”（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的西夏，在北宋、辽灭亡后，与金朝关系密切，使臣交往频繁，对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西夏致金上奏文书概况

西夏致金的上奏文书主要有13次，但保留下来原文的只有5篇，分别是乾顺时期致金的上表主要有4次，2次记载了全文：

1.西夏元德五年（1124）三月，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诣金上誓表》。（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西夏元德六年（1125）春正月，乾顺遣使上《贺金正旦表》。（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仁孝时致金的上表主要有7次，史籍记载了全文的有3次：

1.西夏天盛十六年（1164年），仁孝遣纽卧文忠等《诣金贺万春节附奏》。（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西夏乾佑元年（1170年）冬十一月，仁孝以得敬既诛，乃遣殿前太尉芭里昌祖、枢密直学士高狱等如金，《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3.西夏乾佑八年（1177年）冬十月，仁孝《以金却所献百头帐再上表》。（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李安全时致金上表主要有2次，但未保留下来原文。

（二）西夏致金上奏文书的类别

根据西夏致金文书的概况，对其文书从内容上进行总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

一是誓表。夏元德五年（1124年），第一次夏金和议后，乾顺遣把里公亮等“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这是夏国臣金的开始。后乾顺又于夏天盛三年（1151）“秋九月，奉表如金。”（注：龚世俊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M]（卷36）．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

二是贺正旦表。西夏元德六年（1125）春正月，乾顺遣使上表贺金正旦。从此，西夏贺金正旦的活动几乎没有间断，至夏乾定四年（1226）正月，“遣精鼎匦匣使武绍德、副仪增御史中丞咩元礼如金贺正旦。”（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8）．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三是奏告表。这是西夏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重大国事时向臣事国奏告的一种文书。如，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七月，使纯佑母罗氏为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四是贺万春节表。万春节是金世宗的诞辰日，这也是西夏上奏文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金世宗一朝的贺万春节已形成惯例。如西夏天盛十六年（1164）仁孝“遣其武功大夫纽卧文忠等贺万春节，入见，附状奏告。”（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五是陈谢表。西夏乾佑元年（1170年）冬十一月，“仁孝诛得敬及其党羽，上表谢。”（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

六是求封册表。如，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春正月，“遣御史大夫罔佐执中等以纯佑母罗氏表如金求封册。”（注：（元）脱脱等．金史·交聘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5.）

七是致奠表。金国主或皇太后卒，赴夏报哀后，西夏赴金致奠以示哀悼。如，西夏元德六年（1125）春正月，“金太祖葬于和陵，乾顺奉表致奠，并贺金主即位。”（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此外，西夏还要贺金天清节、天寿节、谢誓诏、谢横赐、谢封谢恩等活动，都可能会有文书出现，但遗憾的是尚无史籍记载，无法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三）西夏致金上奏文书的称谓

西夏致金上奏文书的称谓在《金史》卷134《西夏》中有记载，主要有两种：

一是称臣。如，金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1124）三月，乾顺遣把里公亮等来上誓表：臣乾顺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两路都统遣左谏议大夫王介儒等赍牒奉宣，若夏国追悔前非，捕送辽主，立盟上表，……以上所叙数事，臣誓固此诚，传嗣不变，苟或有渝，天地鉴察，神明殛之，祸及子孙，不克享国。

二是称大朝代、朝廷、大朝。如，任得敬被诛之后，西夏向金朝上谢表：

得敬初受分土之后，曾遣使赴大朝代求封建。蒙诏书不为俞纳，此朝廷怜爱之恩，夏国不胜感戴。夏国妄烦朝廷，冒求贼臣封建，深亏礼节。今既贼臣诛讫，大朝不用遣使询问。得敬所分之地与大朝熙秦路接境，恐自分地以来别有生事，已根勘禁约，乞朝廷亦行禁约。

四、西夏上奏文书的理解

1.西夏通过上奏文书来确立其在宋、辽、金之间的地位

西夏面对三个强国，采取了灵活多变的外交政策，正如史籍记载，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缅乡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国焉”（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其政策之一就是得到强国的册封，依其而发展。从李继迁起到夏国末帝，都向强国上誓表，称臣纳贡，表示其归顺之意，从而或得到辽的册封，或得到宋的册封，或得到金的册封，以此来确立其在宋、辽、金三国之间的地位，周旋于这些强国之间，使其能够生存并发展壮大。但从李继迁起至西夏末帝，西夏国始终没有取得所谓的“独立”，它对宋、辽以及后来的金朝，一直处于臣属的地位。因此，西夏对宋、辽、金的行文始终也是以上行文的形式进行。

2.西夏上奏文书，能够得到政治头衔和经济实惠

西夏上奏宋、辽、金文书，始终是以是否有利于西夏为出发点的，“夏人狡狯多诈而善谋。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虏掠、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8）．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因此，西夏上奏文书，或者是请求战争支援，掠夺土地和人口；或者得到封赏。

夏、辽两国都看到既富庶又软弱的宋朝，是可以得到利益的国家。为了共同的利益，李继迁投附辽朝，被辽圣宗封为定难军节度使，结成了联盟关系。李继迁自结好辽朝，如虎添翼，经过十几年的不断斗争，最终迫使宋朝归还所失五州之故地，恢复了党项族在平夏地区的统治。西夏在叛宋的同时，又积极向宋“奉表归款”，从宋朝获取封赏。李继迁在取得大片地盘后，“复表归顺，真宗乃授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夏银绥宥静等州观察处置押蕃落等使，加邑千户，实封二百户，益功臣号，乃放张浦还”；李德明在发展父业的同时，又“连岁表归顺”，“三年，复遣牙将刘仁勖奉誓表请藏盟府，且言父有遗命。帝嘉之，乃受特进、检校太师兼侍中、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行夏州刺史……西平王……赐袭衣、金带、银鞍勒马、银万两、绢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给奉如内地”；李元昊一面建立大夏国，一面“遣使上表”讨封，却遭到宋朝拒绝，经过几次激烈的战斗，连战连捷，最后以廉价的“约称臣，奉正朔”为条件，换取了每年“赐银、绮、绢、茶二十五万五千”的丰厚物资和“夏国主”的政治资本。（注：（元）脱脱等撰．宋史·夏国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辽灭亡后，金朝又强大起来，西夏又于元德五年（1124）“奉表于金，请以事辽之礼称藩，金许之。”结果是“夏请受割赐之地。金宗翰承制，割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禄泺西之地，以赐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2）．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元德八年（1127）“春正月，遣使如金贺正旦”，“三月，金人割宋陕西北鄙地与夏，”“金人为夏求侵地于宋”（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23）．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等。

此外，西夏与强国之间的文书往来促进了夏与诸国之间的经济贸易。西夏文书人员在传递文书过程中，“每次都要携带大批货物，利用宋朝‘规免市征’的优惠待遇，从沿途至汴京大作生意，如夏奲都五年（1061）谅祚派出使节，一次所带货物价值达八万余贯。乾顺时，使人入京，‘赐予、贸易无虑得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一使所获不下二十万缗’”（注：杜建录．论西夏与周边民族关系及其特点[J].民族研究，1996,(2).）。

3.从西夏上奏文书的称谓可以粗略断定其相互关系

西夏上宋的表奏中，其称谓是“称臣，称父”，可以得知西夏或隶属于宋朝，或将宋朝当成长辈看待，一切屈尊于宋朝。还有一种称谓就是“称大皇帝”，这可以推断，既然有“大皇帝”之称，也就有“小皇帝”之称，可见在元昊时确实想摆脱宋朝的控制而成为一个独立王国，但在中原宋朝的眼中，西夏始终是西北地区的节度政权，不能与辽或金相提并论，所以一直想方设法将其彻底制服或消灭掉。正因为如此，西夏同中原宋朝的战争几乎断断续续没有停止过。

西夏上奏辽朝文书的称谓有一种是比较确切的，即“称臣”，因为西夏与辽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西夏不得不臣属于辽；但在臣属于辽的同时，又结为姻亲，其目的是互相声援，牵制宋朝。这一类称谓到底是什么，由于没有相应的文书保留下来，所以无法确定，只能根据间接材料臆测，即以“甥”来称谓，这样，夏辽就成为亲戚关系，也就在政治上就友好得多了。从史籍记载来看，在夏辽史上，德明、元昊、谅祚时各对辽有过一次短暂的战争，除此之外，绝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结盟友好关系，就西夏而言，“每岁八节贡献”（注：戴锡章编、罗矛昆校点．西夏纪[M].（卷一）．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

西夏上奏金朝文书的称谓与宋、辽略有不同。一种是“称臣”，即和宋辽一样，奉表称臣纳贡于金朝。据专家统计，自“乾顺元德四年（1123）至夏末帝宝义二年（1227），在西夏中后期的104年间，夏共遣使238次，其中乾顺朝36次，仁孝朝141次，纯佑朝26次，夏金之间的交聘活动以西夏为主动，遣使频繁，人数众多。”（注：刘建丽．夏金使臣交聘述论[J].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西夏研究专号．）以此换取了金的信敕，基本上维护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从乾顺到纯佑（1124—1206）间的八十余年，西夏与金未发生战争，和平共处，西夏也借此安养生息，发展自己。从李安全之后，上奏文书主要有两次，可以想象夏金关系处于一种逐渐恶化的状态。另一种是“称大朝代、大朝、朝廷”，也就是说，还有“小朝代、小朝”的存在，给人的感觉仍然有独立之意。

4.西夏上奏文书几乎贯穿了宋、辽、金三个朝代

从上奏宋朝（960—1279）的文书来看，从宋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三月，“继迁闻继捧等俱受恩命，遣所部诣麟州贡马及骆驼等物，奉表于宋朝”（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卷25）．北京：中华书局，1985.1）开始，止于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天盛十三年冬十月，宋四川宣抚使吴麟遣使檄夏国，合兵讨之。仁孝上宋国书《报吴麟遣使檄夏国书》，其间178年时间，也就是说，西夏上奏宋朝的文书几乎于宋朝相始终。

从上奏辽朝（916—1125）的文书来看，从辽统和四年（986年）春二月癸卯，继迁遣使降于契丹起，到辽大安二年，西夏天安礼定元年（1086年），“二年十月，秉常薨，遣使诏其子乾顺知国事。十二月，李乾顺遣使上其父秉常遗物。四年七月，册乾顺为夏国王。五年六月，遣使来谢封册。”（注：（元）脱脱等．辽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4.）止，其间也有百年的历史，在辽朝的后四十年，西夏减少了与辽朝的文书往来。

从上奏金国（1115—1234）的文书情况来看，从金天会二年，西夏元德五年（1124年），“始奉誓表，以事辽之礼称藩，请受割赐之地”，到金泰和六年，西夏天庆十三年（1206年）“七月，使纯佑母罗氏为表，言纯佑不能嗣守，与大臣定议立安全为王，遣使奏告”（注：（元）脱脱等．金史·西夏[M].北京：中华书局，1975.）止，其间经历了八十多年，同样几乎贯穿了金朝始终。

5.上奏文书写作的特点

第一，西夏大部分上奏文书感情真挚，态度谦恭。如李继迁写给宋朝的《于宋乞夏州表》等，李德明上宋的《奉继迁遗言表》。原因很简单，西夏在元昊称帝前是臣属于宋朝并具有藩镇性质的地方政权，由于党项羌人长期臣服于中原王朝，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汉民族的强烈影响，致使其上奏文书受到唐宋文书写作的影响，大部分表章感情真挚，言辞谦恭，但缺少党项羌民族的特色。

西夏中后期的上奏文书从总体来看，情辞兼善，内容较为深厚，而且表文的形式和语言都颇为讲究，可以反映出西夏党项羌文学发展的水平，如元昊《于宋请称帝改元表》、秉常《贡宋表》、乾顺《遣使如宋谢罪表》、仁孝《既诛任得敬诣金上谢表》等为代表。

夏曾佑范文篇7

一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

所谓民族史观，这里指人们对历史上各民族历史地位、相互关系及相关问题的认识与看法，属于民族观的组成部分之一。它在表现形式上，可以大略地分为历史的与史学的两种。前者指客观历史中民族关系在人们认识上的反映，后者则指上述反映在史书编撰中的具体表述，就民族史观的历史形式来讲，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历史形势的变化而演进，表现为相应的历史形式，并有着不同的特点与内涵。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存在决定意识，反映这种客观存在的民族史观自然也就发生、发展起来。对于民族问题，古代思想家很早就有论述。作为影响最为深远的儒家思想的代表，孔子对“夷狄”这一概念的运用，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⑴这里的“蛮貊”，“州里”并举，显系一种地理名词；而“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的论断，则是谈不同民族之间客观存在的差别了。由此可见，孔子对“夷狄”的态度，非但很少有歧视的倾向，甚而有些赞许的成分。在先秦其他史籍中，亦不乏对边地民族的宽容态度。这是与先秦时期民族界限不很明确，各民族之间差异亦不明显的历史事实所决定的。随着中原与边疆地区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拉大，民族矛盾的进一步发展，人们对少数民族的态度开始转变，对“圣人之旨”的解释亦随着不同时代的要求而改变。民族之间相互的歧视与敌对逐渐成为民族史观的重要方面。这些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观中，得到了更为突出的体现。

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关系，隋唐之际的史家李大师有一个很好的概括：“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⑵。这一概括虽在讲史书，但同时也生动反映了当时南、北方民族之间相互对立的历史事实。今天看来，这种对立不仅存在于南北两大统治集团之间，还存在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它在民族史观上的具体表现，大致可归纳为如下两点：

第一，在统一问题上。大一统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方面，受这一观念的影响，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割据政权都以“统一天下”为最高政治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在理论上，统治者都声称自己是“受天明命”的正朔所在，而其他割据势力则是“僭伪”。由于这些政权大多带有较为明显的民族色彩，故而它们对正闰问题的争论，往往与对民族关系的看法交织在一起，这一点成为当时民族史观的主要特色。如《魏书》所载武定六年（548年）慕容绍宗长篇讨伐萧衍的檄文⑶，就突出反映了少数民族政权在争夺正朔当中，对传统观念新的解释与运用；而苻坚“帝王历数岂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⑷的认识，更表明随着民族关系的变动，正闰问题已超出华夏族内部的争论范围，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思想武器了。这一思想领域的对立，一方面是民族斗争程度的折射，另一方面则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之下，各民族的观念与价值取向都逐渐地趋向一个中心，即对中原统治权的向往与争夺。

第二，在民族政策上。受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形势及自身实力的消长变化的影响，各民族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时有时会采取羁縻甚至“永敦邻好”的政策，以求得内部政治局面的稳定。但总的说来，统一性质的战争从未停止过。无论是苻坚的执意南征，还是东晋南朝的多次北伐，都明确地体现了这一点。这样，统治阶级的民族观自然以相互的隔阂、敌对心理为主流，夷夏之辨思想空前强化。但与此同时，各民族统治者为加速自身发展而采取的内迁、汉化等措施，则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这一民族心理，并为新的统一局面下出现“天下一家”的观念铺就了基石。

隋唐皇朝与秦汉皇朝一样，有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但与后者不同的是，有唐一代尤其是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的见解要成熟与高明得多。唐高祖曾自信地说：“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⑸，太宗更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⑹的观点，并因此而被各少数民族尊为“天可汗”；唐朝初年，朝中五品以上的官员曾达到朝士的一半左右⑺；广泛的和亲政策，成为唐朝政治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对外政策的开通，唐都长安成为当时国际性的都市……凡此种种，都表明中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发展出现了从未有过的融洽局面。这是在政治统一的时代背景之下，针对民族关系的现状提出与制定适时的认识及政策，所取得的积极成果。

《旧唐书·高祖本纪》曾记载了唐高祖李渊关于民族问题的一段见解：“高祖尝谓侍臣曰：‘名实之间，理须相副。高丽称臣于隋，终拒炀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于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语述朕此怀也。’”后在裴矩、温彦博的劝说之下，“高祖乃止”。《旧唐书·突厥传》亦载：唐高祖李渊起兵太原时，曾求援于突厥首领始毕可汗，因此在立国后给了他很高的地位,而始毕在这种情况下，“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与唐朝廷的矛盾不断激化。贞观四年（630），唐师生擒突厥颉利可汗，太宗针对这一事件，发表自己的见解说：“凡有功于我者，必不能忘，有恶于我者，终亦不记。论尔之罪状，诚为不小，但自渭水会面为盟，从此以来，未有深犯，所以录此，不相责耳”，并“诏还其家口，馆于太仆，廪食之”。两条史料结合，我们不难发现，唐初统治者在民族问题上之所以有较之前代开阔许多的认识，是有思想观念上的根源的，即他们均吸取了隋代贪私欲、求虚名的政治教训，代之以相对平等与宽容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以求得“务共安人”的积极效果。应当说，这种观念的产生与相应的民族政策的推行，与唐初统治者巩固政权，稳定边疆形势的政治目的不无关联，但这一可贵倾向对有唐一代及后世民族关系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受上述观念影响，唐代统治者在处理民族问题时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即以“信”待之。贞观年间，北方大雪，突厥部落因惧唐师乘机伐之，故而“引兵入朔州地，声言会猎”。大臣因其背约，请太宗发兵征之，唐太宗认为“匹夫不可为不信，况国乎？我既与之盟，岂利其灾，邀险以取之耶？须其无礼于我，乃伐之。”⑻这一原则在处理民族关系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成为影响及于当时与后来的重要政策之一。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民族史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历史形式，在史学发展过程中以更为具体、丰富的方式保留下来，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当时史学全貌的重要课题。在这方面，《魏书》及唐初所修八史是各具代表性的。

二魏晋——隋唐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学大发展的历史阶段，《三国志》、《后汉书》、《魏书》、《南齐书》与《宋书》等五部正史即成书于这一时期。其中，由于北齐承少数民族政权北魏而来，它的统治者本身又带有浓重的鲜卑化色彩，故与其他几部史书相较，《魏书》在民族问题上着力最多，它的认识亦较鲜明地反映了魏晋时期民族史观的特点。因此，这里着重从《魏书》入手，以窥得这一阶段史学中民族史观的概貌。

如前所述，“夷狄”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初指的是与中原（中国）相对应的地域概念，或是泛称与“诸夏”相对应的少数民族。而在《魏书》中，所谓“夷狄”，在更大成分上是政治上“僭伪”的同义词，民族观与正闰问题的交织体现得尤为突出与具体。如在编目时，《魏书》将司马睿、萧道成、萧衍等建立的汉族政权，刘聪、石勒、桓玄、苻坚等为首的少数民族政权，与西域、东夷等少数民族事迹，全都不加区分地列入四裔传中，以示其同一性；而在叙事过程中，魏收一方面称司马睿等为“僭盗”，一方面又毫不客气地对其冠以“岛夷”、“海夷”之称，并以汉族士人常用来贬低少数民族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⑼，形容、讽刺司马睿政权的衰弱与名实不符。由此可见，在魏收的观念中，所谓“夷狄”，主要指“非正统”的僭伪政权；而鲜卑族不仅是丝毫不逊色于汉民族的先进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受天明命”的拓跋氏政权还是“继圣载德”的正统所在。

受魏晋时期政权林立、各民族地方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史书均对民族融合的事实做了不同程度的认可。《魏书》亦认为，“羁縻”才是处理民族关系的上策。在《高句丽列传》中，魏收提出：“夷狄之于中国，羁縻而已”的总原则。他称道“西域虽通魏氏，而中原始平，天子方以混一为心，未遑征伐。其信使往来，深得羁縻勿绝之道耳”⑽；而“魏氏祖宗”之所以“扬威曜武”，对那些不驯服的民族“驱其畜产，收其部落，翦之穷发之野，逐之无人之乡，岂好肆兵极锐，凶器不戢，盖亦急病除恶，事不得已而然也”⑾。在民族关系错综复杂，有斗争又有融合的情况之下，《魏书》一方面高扬起民族自尊的旗帜，一方面又对周边民族提出了相当谨慎的处理意见。二者结合，可以清晰地看到现实政治在史学中的反映及其对史学的制约与影响。在《宋书》与《南齐书》中，这种影响更多地表现为对少数民族优长方面的赞许。如《南齐书》承认“中国”在统兵作战、号令严明方面不如少数民族；《宋书·氐胡列传》则明称“虽戎夷猾夏，自擅荒服，而财力雄富，颇尚礼文……功烈可谓盛矣”。与此同时，它们还在不同程度上表达了反对民族仇杀的倾向。以《魏书》为代表的这一主张，与魏晋时期以怀柔为主的民族政策相比，是吻合的；其在史学上的意义，是为隋唐时期进一步认识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及提出相应的理论观点作了积极的准备。

再来看唐初所修八史的民族史观。

唐初所修八史是指《梁书》、《陈书》、《北齐书》、《北周书》、《隋书》、《晋书》、《南史》、《北史》。其中，除《南史》、《北史》外，都是奉旨撰修；《南史》、《北史》虽出于李延寿私修，但其借助史馆条件，又得令狐德棻审阅和推荐，并由唐高宗作序颁行，亦可视为官修性质；《晋书》因收入了唐太宗亲撰的四篇史论，还被称为“御撰”。在这种情况下，八史的思想倾向，无疑反映了统治集团的思想倾向。武德五年（622），唐高祖李渊下达了对唐代史学影响深远的《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在谈到南北朝时期政权时，诏书指出：“自有晋南徙，魏乘机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宗祊，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政权，对他们政治上的功绩，李渊都从大一统一的政治局势出发给予了肯定，民族歧视的色彩已经几乎消失了。这篇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作了相对客观认识的诏书，成为唐初诸史修撰的指导思想，并在其中得到具体的反映：

第一，客观记述、评价少数民族的历史地位。这一点在《晋书·载记》及《北史·四裔传》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前者不仅摒弃了对少数民族政权的侮辱性称呼，而且对他们的历史功绩作了较高评价。如《晋书》记刘渊的好儒学、崇德义，称其为“人杰”；记石勒“雅好文学”，对其“始建社稷，立宗庙，营东西宫”，倡儒学、定制度的情况详加记载，并赞其“天资英达如此”；记慕容廆史事，则嘉其审时度势、慎于刑法、心向教化，以及其从容纳谏的风度；记苻坚，《晋书》更多着墨于其纳谏多谋、志图远略的俊杰风范；就是对颇有微词的慕容德与赫连勃勃，《晋书》也毫不吝惜地分别给予他们“禀俶傥之雄姿，韫纵横之远略……观其为国，有足称焉”，“器识高爽，风骨魁奇，姚兴睹之醉心，宋祖闻之而动色”的赞词。与前代对少数民族种种诬蔑、夸大的记载相较，这不但体现出《晋书》作者在全面、客观评价历史人物方面的卓越史识，更体现出他们在民族史观上的可贵的平等倾向。《北史》作者李延寿对隋文帝“奇谋内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尽为九州，幽都穷发之乡，隶于编户”的功绩大加称道，但在突厥列传中，李延寿同样直书了“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隋文帝受禅，待之甚薄”，从而导致了边境战事的历史事实。虽然作者于此事未加议论，但人们同样可以明白他的褒贬倾向。从李大师以南北朝时“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立志“编年以备南北”，而最终未能如愿⑿，到李延寿撰成《南》、《北》二史，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古代史家在追求史书真实性方面的努力，同时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民族问题上的探索轨迹。《隋书·经籍志》在霸史类小序中亦提出：自晋以后，少数民族“据有中原者甚众。或推奉正朔，或假名窃号，然其君臣忠义之节，经国字民之务，盖亦勤矣。”在唐初其他诸史中，民族歧视的称呼及思想也都非常淡薄。这从整体上反映了唐初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步性。

第二，民族与统一问题的分离。由于隋唐时期统一问题已不再是时代的主要议题，因此，在记述、评价南北朝史事时，唐初史家都能把民族关系与政权正闰区分开来加以讨论。这与《魏书》相较，无论在史学思想还是在民族史观本身的发展中，都具有突出的积极意义。如《晋书》采用《东观汉记》首创的“载记”体例，就不仅仅是立目上的便利之举，更重要的还在于它是一种对《魏书》民族史观的纠偏补弊。在《载记》卷首，作者即指出，“古者帝王乃生奇类，淳维、伯禹之苗裔，岂异类哉？反首衣皮，餐羶饮浊，而震惊中域，其来自远”，把载记的范围明确限定于各少数民族之内；作者还列举了一百余年来各地方政权的名称，其范围大致与今天所言十六国相同，其中包括四个汉族政权。而在编次立目时，除了冯跋、冉闵因为“因鲜卑之昏虐”，已少数民族化，而被附入相关少数民族载记之下以外，前凉政权创建者张寔、西凉创建者李暠及称成都王的谯纵，均因其祖上家门显赫，曾为重臣而归入列传。这一篇目上的安排说明，《晋书》的撰者在著述过程中，是考虑到这样一些因素的：一是所谓载记，主要记述少数民族割据政权史事，汉族割据政权则作它类处理；二是不曾建立过割据政权的少数民族或其部族，采取传统的四夷传方式容纳其史事。这两点表明，在民族与正闰，史料去取与体例安排上，作者的思路都十分清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虽然这种安排仍难免带有民族歧视的意味，但作者在史识与史才方面的贡献，仍足可嘉道。

与《晋书》的表述方式不同，《北史》在《僭伪附庸列传》中明确表达了对以往民族与正闰问题混为一谈的做法的反对。“晋自永嘉之乱，宇县瓜分，胡羯凭陵，积有年代，各言膺运，咸居大宝。竟而自相吞灭，终为魏臣。然魏自昭成以前，王迹未显，至如刘、石之徒，时代不接，旧书为传，编之四夷，有欺耳目，无益缃素。且于时五马浮江，正朔未改，《阳秋》记注，具存纪录。虽朝政丛脞，而年代已多。太宗文皇帝爰动天文，大存刊勒，其时事相接，已编之《载记》。今断自道武已来所吞并者，序其行事，纪其灭亡。其余不相关涉，皆所不取。至如晋、宋、齐、梁虽曰偏据，年渐三百，鼎命相承。《魏书》命曰《岛夷》，列之于传，亦所不取。故不入今篇。萧詧虽云帝号，附庸周室，故从此编，次为《僭伪附庸传》云尔。”这段话表明，李延寿是以南北朝时期各政权有无割据建鼎之实为依据，来判断其是否入“僭伪”列传，“僭伪”、“附庸”均指与“正统”相对立的概念，而与民族问题不相关涉。至于因民族隔阂、对立而导致的歧视性编目，他认为是“有欺耳目，无益缃素”的。基于这一认识，他采取《晋书》的做法，亦把民族列传与割据政权分别立目，各叙其事。这就不仅在正闰问题，即政治见识上摆脱了传统夷夏之辨的影响，更在史才、史识上认识到了民族问题对史学任务、作用及其客观性的重要影响。李延寿的这一看法，体现出唐初史家在历史与史学两种形式的民族史观上所达到的水平，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证明，《南》、《北》史并非仅为抄撮前史之作，至少在史识方面，它们具有高出前代史著的旨趣与识见，因此其史学地位应有更为公允的评价。综上，是否可以大致得出这样一个认识：统一问题与民族问题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主要议题，隋唐时期史家如何认识这些问题，如何在史书编著中妥善处理、合理说明这些问题，便成为判断其史著高下的重要标准。《晋书》、《北史》在很大程度上解答了这个疑问，故《晋书》撰成后诸家晋史皆失，《南史》、《北史》刊行后，“学者止观其书，沈约、魏收等所撰皆不行”⒀。

第三，相安共处的民族政策。受隋唐时代政治中民族史观的影响，唐初诸史在反映民族政策上表现出一致的思想倾向，即反对逞私欲、好攻伐，主张各民族之间相安共处。《隋书》史论在总结隋亡教训方面着力甚多，在民族问题上，作者对隋朝政治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认为“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八夷，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⒁与此相类，《周书》在《异域列传》中表达了“见机而行”的主张：“若乃不与约誓，不就攻伐，来而御之，去而守之；夫然则敌有余力，我无宁岁，将士疲于奔命，疆场苦其交侵”，因而，应采取“使臣畜之与羁縻，和亲之与征伐，因其时而制变，观其几而立权”。这些立足于民族相安共处原则的主张，既是唐代统治者民族史观的体现，同时也是对魏晋时期史学中处理民族问题的主张的继承与发展。

以上仅是对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史学形式的粗浅、概括的探讨。事实上，在唐代史学蓬勃发展的潮流中，对民族问题的阐述、认识还有许多有待挖掘之处，如《史通·史官建置》篇，在记述历代史官制度时，对少数民族政权加以同等的考察，就在保存了历史事实的同时，也反映出刘知几本人在视少数民族政权为“偏隅僭国”的同时，亦明确把他们“求其史官，亦有可言者”的史迹作为统一国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看待的思路。另一方面，不论从历史还是从史学的形式看，隋唐时期的民族史观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有传统的民族隔阂的痕迹。夷夏之辨与徙戎论始终没有消除其影响。从历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局限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在生产力尚未发展到足以使人们对民族问题有全面、深入的认识之前，它就会以不同形式制约着人们的思维。

三民族理论的新认识

任何一种思想认识，经过长时间的积累、完善之后，都会以理论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之在当时及后世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随着不同时代民族关系及社会政治局势的变动，民族史观的历史与史学形式逐渐归纳为相对集中与深化的理论观点。这些观点在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时期，分别以江统的《徙戎论》及杜佑的《通典·边防典序》为代表，而唐初诸史的理论探索，则为二者之间的过渡形式。

《徙戎论》产生于魏晋时期民族矛盾尖锐的背景之下，从史学发展的角度来看，它的理论根源可追溯至班固《汉书·匈奴列传》中对夷狄“贪而好利，人面兽心”的总结，阐发；从《徙戎论》本身所具备的理论特点讲，可以大致归结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区分不同民族标准的初步归纳。《徙戎论》的开篇指出：“夫夷蛮戎狄，谓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义，内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语不通，贽币不同，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或居绝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岖川谷阻险之地，与中国壤断土隔，不相侵涉，赋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叙”。点明所谓“夷狄”在地域上及语言、制度、风俗、部族上的不同。在回顾自殷周以来民族政策的得失之后，他还指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这事实上是指明了夷狄与诸夏在心理状态上的差异。以江统所具备的这几方面理论视角，与司马迁、班固区分不同民族的标准相比，我们可以发现，前者的论述已经更为系统与深入了⒂。

第二，对少数民族“性气”的归纳与总结。既然夷狄志态“不与华同”，那么这种志态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江统认为，“性气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为甚。弱则畏服，强则侵叛。虽有贤圣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导，而以恩德怀柔也。”这些都是夷狄的天性所在，是不可教化的痼疾。这一点成为江统提出“徙戎”主张的理论依据。

第三，对历史上民族关系发展的总体评价。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认识，江统对三代以来的民族政策作了梳理，认为夷夏由于存在上述种种不可逾越的差距，本不应有种种联系。而汉武帝、曹操迁徙少数民族、使之居于内地的方法是“权宜之计，一时一势，非所以为万世之利也”。因而，为万代千秋的基业考虑，不应让戎狄在关中有容身之地。“当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众事未罢”，徙羌、氐等边地民族返其旧土。这样，就会“戎晋不杂，并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义，下为盛世永久之规。纵有猾夏之心，风尘之警，则绝远中国，隔阂山河，虽为寇暴，所害不广”。

江统的认识从识见的高低来讲，逊于孔子的主张，更落后于唐代史家的卓识，在今天看来，无任何可取之处。而且，江统在理论上的这些总结与归纳，还使得民族理论、民族政策上的隔阂、偏见以貌似“理性”的形式固定下来，从而使“内诸夏而外夷狄”的古训对后世产生了更大的消极影响。“徙戎论”提出之后，并未得到当时统治者的赞赏，但“未及十年，而夷狄乱华，时人服其深识”⒃，就反映了这种影响在当时思想认识领域所起的作用。魏徵不仅在唐代，就是在中国古代史上，也是少有的贤智之臣。他关于封建、教化的论辩，都成为古代历史理论中的名篇，然而在民族问题上，他亦不免受徙戎论的影响。在一次与中书令温彦博的辩论中，魏徵曾提出把突厥余部“遣发河北”的主张，其依据同样是“匈奴人面兽心，非我族类，强必寇盗，弱则卑服，不顾恩义，其天性也”⒄。唐代其他重臣如李大亮、褚遂良等亦持相类的观点。这进一步表明，徙戎论的出发点、立论依据及其结论虽然都是错的，但它对后代民族观念、政策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分析唐代在民族理论上的成就时，才更能体会到它的可贵与不易，也更能了解它在中国古代民族理论上的重要地位与意义。

隋唐以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民族的组合、融合的推进，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史著当中，对民族问题出现了更为理性、客观的探讨。《隋书》、《晋书》、《周书》、《北史》均提到地理形势对不同民族风俗、嗜好形成的影响。《隋书·东夷列传》后论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晋书·四夷列传》称“夫宵形禀气，是称万物之灵；系土随方，乃有群分之异。蹈仁义者为中寓，肆凶犷者为外夷，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夷狄之徒，名教所绝，窥边候隙，自古为患，稽诸前史，凭陵匪一”，强调了地理形势的重要，并进而揭示了“气”对不同民族特性的影响；而在《周书·异域传》中，这种“地气”说得到了更为具体、深入的阐述：“凡民肖形天地，禀灵阴阳，愚智本于自然，刚柔系于水土。故雨露所会，风流所通，九州为纪，五岳作镇，此之谓诸夏。生其地者，则仁义出焉。昧谷、嵎夷、孤竹、北户，限以丹徼紫塞，隔以沧海交河，此之谓荒裔。感其气者，则凶德成焉。若夫九夷八狄，种落繁炽；七戎六蛮，充牣边鄙。虽风土殊俗，嗜欲不同，至于贪而无厌，狠而好乱，强则旅拒，弱则稽服，其揆一也。斯盖天之所命，使其然乎”。这里，地理特点与民族优劣、风俗习惯、性格为人都直接联系起来，从而带有了从物质条件角度谈民族差异的特征。以上认识在杜佑《通典》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在《通典·礼典》、《边防典》中，杜佑从民族学与民俗学角度，对“古之中华”与“今之夷狄”作了一番比较，在比较的基础上，他提出：“缅惟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有居处巢穴焉，有手团食焉，有祭立尸焉，聊陈一二，不能遍举”⒅。据此，他得出“古之人朴质，中华与夷狄同”的卓识。在解释中华与夷狄在后世发展的不同状况时，杜佑提出，是地理位置及其“气”的差异导致了这种情况：“中华地中而气正，人性和而才惠，继生圣哲，渐革鄙风。今四夷诸国，地偏气犷，则多仍旧。”⒆杜佑的这些论点在理论上的成就主要在于说明了这样两点认识：

第一，不同民族在最初的发展状况是相同或相通的，“中华”并不比“诸夷”先进。这一结论不仅是对同时代史家相关论述的继承与突破，而且，与江统“种类乖殊”的

见解相比，更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它们进一步打破了中国历史上这样一个传统观念，即‘中华’一向就是先进的民族，而‘夷狄’从来就是落后的民族；同时，作者已经朦胧地认识到，上古之时‘中华’与‘夷狄’本是一家”⒇。

第二，在各民族发展的历程中，是物质条件而非别的原因，造成了他们各自发展的不平衡性。在杜佑的观念中，“地”与“气”是造成民族间差异的主要原因。而这二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前者无疑属于物质条件的范畴，同时，它对民族特点会产生不同的影响，也符合民族学理论中的相关观点。所谓“气”，从杜佑的论述来看，虽然带有一些先验的与非客观的色彩，但它无疑是从属于“地”这一物质基础的。因此，他的“中华与夷狄同”的结论就具有了更为可靠的依据与基础，同时也使他相对客观的立论角度，对后世具有了重要的启迪意义。

作为一名政治家，杜佑的理论旨在“征诸人事”，为唐统治者提供更为切实可行的政策依据；同时，作为一名在史学发展史上具有突出地位的史学家，他的上述论点又代表了唐代史学中民族理论的最高成就。把杜佑的结论与唐初史家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在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与承继关系，也可以更完整地了解有唐一代，史学中民族史观的进展与成就。

从“徙戎论”到“中华与夷狄同”的理论认识的转变，在民族理论的发展中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它不仅显现了人们在认识上提高的轨迹，并借助史学这一载体，从更为深刻的层面上揭示了不同社会政治形势对人们思想观念的影响，以及这种思想观念对社会历史进程的反作用。同时，它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史学的面貌，使其从编纂体例到记载内容、思想认识方面，均体现出新的特点。仅从这个意义上说，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的历史即是值得认真探讨与总结的。

四小结

从魏晋到隋唐的六百余年间，民族史观的演变及其进步的趋势，在历史与史学两方面都是很突出的，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的演变，不仅使隋唐统治者在民族政策上采取了更为合理的和正确的做法，并为后世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借鉴。更重要的是，这一观念在唐代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到思想领域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从更深更广的层面上推动了中国各民族融合的进程。如果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融合是主要通过受各政权实力影响的战争、迁徙、贸易、通好等外在客观形式被动进行的，那么，隋唐时期这一进程不但被从思想观念上得到认可与深化，而且成为受到这个观念支配的一种较为自觉的行为。在中华民族多元统一格局的形成过程中，这一转变带来的积极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从史学发展的角度看，其意义主要表现于两个方面：

首先，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受魏晋到隋唐时期民族关系发展的现实状况的影响，以及受史学本身性质所决定，史著成为反映民族斗争、融合的时代主题的重要方面。在这一历史阶段成书的正史中的四裔传，不仅成为记载民族交往与融合的重要史料，而且，其中所保留的史家及时人关于民族问题的见解，同样以更理论化与深入的形式，表现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面貌，反映了这个时期民族史观的巨大转变在史学中的映射。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与社会的结合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加强。魏晋至隋唐时期民族史观在历史形式与史学形式两方面都取得巨大成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在史学本身的发展上，民族史学是史学史学科的重要方面，而民族史观研究又是民族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魏晋至隋唐史著中保留了丰富的民族史观的资料，因而为今天民族史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和思想成果。而其中许多理论观点，如徙戎论、地气说及所包含的思想倾向，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后世史学在历史编纂的方式、内容及认识倾向的不同特点，有些甚至成为其评价历史问题与民族问题的准的。对这一前后相承的演变轨迹的深入考究，同样是我们今天史学史研究中一个有意义的课题。

⑴《论语·卫灵公》。

⑵⑿《北史·序传》。

⑶《魏书·岛夷萧衍列传》。

⑷《晋书·苻坚载记》。

⑸《旧唐书·高祖本纪》。

⑹《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

⑺(17)参见《贞观政要·安边》。

⑻《新唐书·突厥传上》。

⑼此言历代解释不一，魏收用于此处，当为贬意。

⑽《魏书·西域列传》。

⑾《魏书·匈奴列传》。

⒀《郡斋读书志》卷二上《杂史类》。

⒁《隋书·西域列传》。

⒂参见黄烈《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⒃《晋书·江统传》。

⒅《通典·边防典》序。

夏曾佑范文篇8

［关键词］历代；状元；状元数

笔者2001年曾写过一篇《历代状元知多少》[1]，发表后被广为转载。也有学者跟笔者讨论过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以及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算不算状元等问题，笔者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唐代分场考试的榜首不能算状元，只能称分场榜首；莫宣卿、施肩吾、朱善等人也不是状元。不过，通过近几年的研究，笔者在状元资料方面又有新的发现与思考，原来公布的统计数据有所变更。

一、历代应有状元数

原来统计的应有状元总数是886人：其中，唐代252人，五代121人，宋代118人，辽代57人，金代74人，西夏1人，伪齐2人，元32人，明89人，清代114人，大西4人，太平天国22人[1]。经过进一步研究后，笔者对西夏科举资料有新的发现，其状元数需要重新酌定，还有明玉珍的大夏政权也开过进士举，当时忽视了。

西夏，据《西夏书事》、《宋史》、《金史》、《西夏史稿》等，亦有进士举，而且颇受重视，进士出身的人也都能得到重用。其具体考试次数未见记载，但首尾两次开考的时间是有记载的，笔者据同时的宋、金两个政权的科举考试情形推测，西夏大约举行进士考试27次，应约有状元27名。元末明初，还有一个农民起义政权——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它也实行过科举。大夏国的创建者明玉珍跟朱元璋是推翻元朝统治的“战友”。明《太祖实录》、《明史•明玉珍传》、《明玉珍与大夏国》、白寿彝《中国通史》（第十四册）等都提到大夏政权在明朝建立前夕曾开科取士，也产生过状元，但目前笔者所能见到的所有书本的、网络的“状元录”、“状元谱”均遗漏了大夏状元。大西举行进士考试2次，产生状元2人[2]。

这两个政权共约29名，其中西夏有1名已计入原来统计的886名中，因此历代应有状元数现更正为914名。

二、历代可考知姓名的状元数

原来公布的可考知姓名的状元为671人，仅知其姓的3人，共674人。其中，唐代151人（含1人仅知其姓），五代32人，宋代118人，辽代56人，金代61名（其中1人仅知其姓），西夏1人，元代32人，明代89人，清代114人，伪齐2人，大西2人，太平天国17人（其中1人仅知其姓）。这些人的具体姓名都分别收在笔者的6部拙著的各代“状元谱”里这6部拙著均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唐代状元奇谈•唐代状元谱》（2002）、《五代状元奇谈•五代状元谱》（2004）、《宋代状元奇谈•宋代状元谱》（1999）、《辽金元状元奇谈•辽金元状元谱》（2000）、《明代状元奇谈•明代状元谱》（2004，2版）、《清代状元奇谈•清代状元谱》（2004，2版）。。

1．新找出唐代状元4人

长庆元年杜诗礼[3］(P183-184)，［4］(P781)、贞观五年贾统[4］(P15)、贞观七年姬温[4］(P17)、开元二十七年（739年）李岑[5]。

杜诗礼（790？～850年？），襄阳（今湖北襄樊市）人，字号、生卒年均未详。出生世代官宦之家。祖父杜孝辅官至大理丞；父杜清官至检校员外郎；兄杜诗仁官至吉州刺史。杜诗礼于长庆元年（821年）夺得进士科第一。该年由礼部侍郎钱徽知贡举，原来取士33人，后由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其中14人，黜落10人，实取23人。宾贡进士新罗人金云卿亦于此榜及第。杜诗礼夺魁后，事迹不显，有关情形待考。[3］，［4］（P781)

贾统于贞观五年（631年）辛卯科夺魁。《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5页引用周绍良藏拓本《唐代墓志汇编》曰：“显庆元年（656）七月二十七日《唐故并州太谷县尉贾君（统）墓志铭》云：‘君讳统，字知人，平阳人也。……年甫十八，为大使李靖所举，待诏金马，擢第云台，名冠褒然，策标称首，授文林郎。’贾统卒于显庆元年（656）六月。年四十三。则其十八岁时为贞观五年。意《墓志》所记，其当为进士科之称首。亦见张补（即张忱石)《<登科记考>续补》（上、下）(注：载《文献》1987年第1、2期。)。”笔者赞同其“称首”之说，亦即贾统为贞观五年状元。[4］（P15)

姬温贞观七年（633年）癸巳科夺得13名进士之首。《登科记考补正》卷一，第17页载：“《补遗》册三，第434页，上元三年（676）正月二十二日《大唐故朝散大夫守昭陵令护军姬府君（温）墓志铭并序》云：‘公讳温，字思忠，河南洛阳人也。……亲师博喻，敬业研机。文绚词林，学该议圃。……贞观七年，明扬仄陋，爰应招弓之礼，方申观国之才。祗问甲科，先登荣秩，蒙授承奉郎。董仲舒之称举首，陈仲躬之处高名。望古而言，实为连类。’”笔者认为“先登荣秩”、“称首”等语已表明他就是状元[4］（P17)。

李岑为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己卯科进士状元，《登科记考补正》卷八，第335页已明确标出，而该页进士程谏（程元谏）后的注文引《浯田程氏宗谱》确有“程元谏……开元二十七年侍郎崔翘下擢进士第”、“状头李岑”字样，当属可靠[4］（P335），［5-8]。

2．新找出五代状元2人

郎粲，章文谷。

用“飓风搜索通”搜索，可发现介绍、分析名画《韩熙载夜宴图》的网页有几十个，几乎都提到图中有个穿红衣、戴方巾的年轻人为“状元郎粲”[9，10]。

章文谷也是网上发现的。《章氏家族网》载有章寿发《章氏状元》一文，说章文谷是南唐庚午科（北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年）状元，并引南唐著名文臣乔匡舜所撰《太傅公传》为证。同网《功名榜•五代十国》、《章氏世系图谱》、《一至五世列祖•太傅公偕十五子七十一孙》，余干同乡会网站《余干人》所刊风云《余干章氏——名门望族》亦都称章文谷为南唐状元。《十国春秋》等常见史书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章文谷中状元之事，但我们宁可信其有。原因有三：其一，不仅上述网络资料跟文献资料凡两者皆有的部分都基本吻合，而且与网上介绍章文谷为状元成系列文章所涉及的章得象、章忄等该族历史名人的事迹也跟文献资料相合，可见这些网络资料是忠于史实的，可信度较高；其二，章家在南唐颇为显贵，其子孙都有条件受到良好的教育，在数十个孙子中出一个文才出众的完全可能；其三，五代直至宋初都跟唐代一样，科举考试的录取与名次排列不全靠考卷质量，有时甚至主要靠声誉、影响与后台，正如王士祯所说：“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乃至宗族子姓，亦不回避。如沈尚书主春闱，其母曰：‘近日崔、李侍郎皆与宗盟及第，汝于诸叶中拟放谁耶？’曰：‘莫如沈先、沈擢。’母曰：‘二子早有声价，科名不必在汝。沈儋孤寒，鲜有知者。’绚不敢违母命，遂放沈儋及第。是以朝廷名器为宗族之私恩也。”[11］（P219)章文谷仅明文记载的就有两个在南唐做高官的伯父，《章仔钧传》中的“多至显官”、《练俊传》中的“皆跻显贵”等记载表明，章文谷想争第一，朝中还有其他众多援手，这对他夺魁都是极为有利的[12]。3．新找出西夏状元2人

高岳、高智耀。

据《西夏书事》卷42记载：“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三月，策士，赐高智耀等进士及第。”照惯例，赐某等进士及第，则某人就是该科状元，宝庆二年（夏乾定三年）是公元1226年，这次考试也是西夏最后一次科举考试。

通过查找高智耀的生平，我们又发现他的高祖高岳也是西夏状元。虞集《道园类稿•龙兴路东湖书院重建高文忠祠记》载：“公讳智耀，字显道。曾大父西夏进士第一人。大父，大都督府尹。考讳惠德，中书右丞相。”

《西夏书事》、《元史》、《钦定续通志》等多种记载都说当右丞相的名良惠，是智耀的祖父，这里说是“考”，名惠德；《宁夏古代历史纪年》也说：“西夏人高智耀，其祖高良惠是夏国李德旺时的右丞相。”良惠究竟是智耀祖父还是父亲呢？

脱脱（1314－1355年）于至正三年（1344年）主编《辽史》、《宋史》、《金史》，任都总裁官时，虞集（1272-1348年）尚在世，是《元史•高智耀传》在前，还是虞集的《龙兴路东湖书院重建高文忠祠记》在前还难说，当然也不一定在前的就可靠。但是《钦定续通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西夏书事》等都是著名学者编定的，此处他们都沿用《元史》的说法，笔者觉得还是《西夏书事》、《元史》等几部书的说法较为合理，那就是祖父。

《西夏书事》卷37有记载说：“乾道元年、夏天盛十七年春正月，使贺金正旦。使人为武功大夫讹罗世、宣德郎高岳。岳官至枢密直学士，历世通显，至孙良惠为夏国相。”可见高智耀这位曾为“西夏进士第一人”的先人就是高岳。

据《明实录类纂》（文教科技卷）、《明玉珍与大夏国》、滕新才《明玉珍及其大夏国本末》（下）可知，大夏政权的两名状元姓名都有记载：董重璧（或作董璧、重璧），庞百里[2]。

不少网络“状元谱”都说李安为金代状元。[13，14]编检《四库全书》只有这样一条记载：

“李安，旧志：‘襄垣人，天圣中三元，翰林学士。’天圣共九年，二年省元吴感、状元宋郊，五年省元吴育、状元王尧臣。八年省元欧阳修、状元王拱辰；无李安名。”[15］(卷65)另有一条记载说：“襄垣县……金学士李安墓在合河村，子元尚书、陇西伯嗣训礻。”[15］(卷172)这两个李安时代相去甚远，被硬捏成一人，而定为金代状元，笔者认为颇不妥。

另外，章宗承安五年（1200年）辞赋状元原来笔者认为是阎咏，应该换成武天佑，阎咏并非状元，而是当年经义进士的第28名。具体考证见拙文《“陵川七状元”考证》[16]。

总之，目前历代已知姓名的状元有679人，仅知其姓的3人，共682人。较原来增加8人。

这种研究进展十分缓慢。

三、多少知道一点生平事迹的状元数

历代状元生平资料的搜集这些年有较大进展，这里不谈其他进展，只谈历代状元中除了知其姓名与夺魁年，还或多或少可找到一些生平资料（或家世，或生年、卒年，或职任，或著述）的，即实现零的突破的，原来是507人。其中，清代114人（全部），明代87（差2人），辽金元分别只有22人、37人、13人，宋代113人（缺5人），五代仅17人，唐只有92人，西夏1人，大西1人，太平天国10人。现在是531人，增加了24人，各朝代进展情况不一，其中：

唐代新增11人：上述唐代新近找到姓名的4人都可算有点生平资料，另外，狄慎思、苑论、杨纮、李亿、崔谔、崔詹、羊袭吉都有零的突破。这些资料待唐代部分再版时笔者都将收进去。

李岑历任京兆府兵曹参军、工部员外郎、宋州刺史(注：《登科记考补正》卷八，总第335页借引文表明：他不可能于天宝中任宋州刺史，说是“升迁似亦不致如此之速”，但认为他任工部员外郎，有贾至制书，“时代均合”。笔者觉得，李岑任宋州刺史是乾元二年（759年）前后的事，离夺魁已20年左右，由员外郎外放州刺史应是顺理成章的。)等职，其它事迹待考。《全唐诗》保存其诗3首[5]、《文苑英华》录存其诗2首[6]。

狄慎思，我们得知他早年即长于文笔，及第前曾撰《唐故朝散大夫太原府太谷县王公（澈）墓志铭并序》，署“乡贡进士狄慎思述”，可见其家并非当朝势要，或为地方权豪[13］（P361)。

苑论，已知其祖父苑咸早慧，有大志，由张九龄表荐，开元中获制举出身，起家太子校书，官至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父苑籍，大历中，授河南府伊阳县尉，不幸早世。苑论后官至朝议郎、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曾为其祖父去世撰《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其弟苑询、苑讠

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和《新唐书•杨纮传》可得知杨纮的家世：祖父杨润官至国子祭酒，封湖城公；父杨侃官至白水令；兄杨缜，弟杨绘、杨绾。杨绾代宗朝官至宰相。

《闻奇录》有记载说：“羊袭吉，状元。之子少时庭中乘凉，忽见天开。其内云霞氵合，综合现在得到的资料可为他写出小传：

李合（798～843年），延唐（今湖南宁远县）人，出生于世代官宦之家。曾祖李怀让官至御史中丞，赠兵部侍郎；祖李揖官至户部侍郎、同州刺史、山南西道采访使，赠户部尚书；父李严官至乐平县尉；岳父裴溱官至大理评事。李合早慧而志向远大，15岁即以生物为己任。初授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市）参军，颇受河南尹韦弘景赏识，韦除东都留守，奏为大理评事府吏。大和六年（832年）温造任河南节度，奏为掌书记，八年转监察御史里行，温除御史大夫，又奏为监察御史。九年因事贬为端州员外司户。开成三年（838年）十二月，移朗州司马。四年，岭南节度使卢钧奏为副经略使，五年十一月除贺州刺史，会昌二年十二月（843年元月）卒于任所[3］（P194-199)。

李亿（828？～888年？）字子安，籍贯(注：李致忠《鱼玄机及其诗集》认为李亿为山西人，梁超然《鱼玄机考略》据温庭筠《送李亿东归》诗，认为李亿有较大可能是江浙人，均录以备考。)、生卒年均待考。大中十二年（858年）戊寅科状元。该科由中书舍人李藩权知贡举，共取进士30人。李亿及第后，曾为河东节度使刘潼（咸通四至七年，即公元863～866年在职）幕僚，随后曾任职鄂州（州治在今武汉市），见于记载的职衔有补阙、员外郎等(注：《唐才子传》、《北梦琐言》、《唐诗纪事》、《山水小牍》等皆称李亿为补阙，然鱼玄机有《寄李亿员外》（或作《寄邻女》）诗一首，当是李亿娶鱼玄机时任职补阙，后来升为员外郎了。)。一度娶晚唐著名女诗人鱼玄机为妾，情感甚笃，携之到过河东、鄂州。后因其妻不容，约于咸通六年（865年）离异，将鱼送入长安咸宜观为道士，九年（868年），鱼因情妒笞杀侍婢，被京兆尹温璋处死。她此时尚不足30岁。李亿跟晚唐著名词人温庭筠有交往，温庭筠有《送李亿东归》诗。其他事迹待考[19，20]。

唐末崔谔、崔詹是排行相邻的兄弟状元，出身于世家大族，祖籍清河东武城（西汉置，治所在今河北清河县东北，西晋太康中改为武城县），后定居洛阳县（治所在今洛阳市，1955年废）陶村。曾祖崔称任尚书户部员外郎。祖崔植任商州防御判官、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赠尚书户部员外郎。父崔承弼任河南府士曹参军，赠尚书户部郎中。他们都受得了良好的教育。老三崔谔（861？～899年？）字号待考。乾宁三年（896年）丙辰科状元。该科由礼部侍郎独孤损知贡举，共取进士12人。崔谔夺魁仅两三年，取得官职即卒，才华未能显现，几乎没有什么影响[21]。

老四崔詹（863～927年）亦于天四年（907年）在唐代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夺得进士之魁。夺魁后，由唐进入后梁、后晋，历任秘书省校书郎、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等职，兼赐银章、加金紫。办事敏速，出入慎秘，有长厚之誉。晚年丧子，哀痛而卒，享年65岁[21]。

五代新增2人：张确，章文谷。

张确，福建沙县崇信乡德星里（今沙县高桥镇高桥村）人。自小才艺出众，词学蜚声乡里，于南唐后主末年夺魁，其时为宋开宝八年（975年；当时南唐奉宋正朔）。正逢村里建桥，乡亲因张确高第而取“高”为桥名和村名。张确夺魁后，授职文林郎，守秘书省校书郎。宋绍定年间，知南剑州兼招捕使陈韦华文告，将张确所在乡崇信乡改为翔鸾乡，德星里改为化龙里，本户徭差并与蠲免[22]。

章文谷（940？～1000年？）福建浦城人，其祖父章仔钧（868～941年）、祖母练俊（“俊”原文作“隽”——笔者；872～953年，或曰873～952年）都是五代时的名人，其父章仁彻仕南唐，曾以检校工部郎中任建州节度推官，后官至参知政事，拜尚书右仆射、观文殿学士。章文谷为南唐庚午科（970年）状元，入宋后授刑州录事参军，赠工部侍郎、太子太保。北宋时期，跟苏轼唱和，并各留下一首著名《水龙吟》词的章楶正是章文谷的曾孙，章楶之父章询，也就是章文谷的孙子，曾官虞部员外郎；章为章文谷的七弟章文炎的曾孙；章楶、章为再从堂兄弟。北宋宰相章得象则是其伯父章仁嵩的曾孙，即章文谷的侄孙，是章楶、章的再从堂伯；宋嘉年间状元章衡也是章仁嵩那一支的，较章楶、章还要晚一辈，是章得象的侄孙。其他名气较小，但可以在通行史籍中找出姓名，并据网络资料能理出跟章文谷的世系关系的还有很多[12]。

章仔钧的后人在宋代也是颇为显赫的，这也印证了网络资料所云章氏一门“冠盖簪绂，出入相望，前后不绝”等语的可靠性。

宋代新增1人：

嘉定十三年庚辰（1220年）科状元刘渭我们原来几乎一无所知，现在得知他家事殷实[23]；

中状元后特补承事郎，签书建康军节度判官[24]；曾入元符党[25]；所著有《乐平耕民传》[26]。

金代新增5人：

武明甫（1131—1211年），字无疑，号太复，山西陵川人。贞元二年（1154年）词赋科状元。当年24岁。初授翰林应奉文字，转秘书省校书郎，历翰林侍讲学士，官拜谏议大夫右正言等，因耿直敢言而触犯海陵王被革职。世宗继位后调阅以往进谏本章时，发现他胆略超群，才华过人，故复起任徵仕郎。大定八年（1168年）出任安国军节度副使，他“整纷起，除陈蠹，劝农桑，兴教化”，使当时面临灾荒的安国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后继任兵部，户部侍郎等职，累官至户部尚书。世宗对其十分赏识，常询以治国之道，他主张“恩赏分明”，“刑罚得当”，谏言多被采纳。晚年告老还乡，世宗赐黄金百两、白绢百匹。他在县城东北高阜之处修建别墅一座，匾书“乐天园”，在此洒然安度晚年。卒谥文端[27，28]。

武天佑，字繁祉，号灵承，为武明甫之侄。章宗承安四年（l199年）词赋科状元。初授翰林应奉文字，升任经筵讲官。他讲书常以“存天理，遏人欲，进君子，退小人”为言，深得章宗喜爱。卫绍王即位后，他上书安边三策被拒纳，致使蒙古侵占西京，政局纷乱，卫绍王被杀。他便退隐回乡，与弟天和共居于“乐天园”。著有《经史撮要》、《大学补》及《言志》等，今已失传[27，28]。

赵安时、赵安荣为亲兄弟。赵氏祖居山西陵川杨寨村，在金代是陵川的一个望族。雍正版《泽州府志》载：“赵振，姿性淳厚，好施予。父殁，哀感路人。析产推肥于其兄，而自取其薄。里中贫不能葬者，悉为周赙。又注药救病者，赈粟救饿者，赖以全活甚众。”赵家家道殷实，赵氏兄弟都受到了良好教育，诗文均颇出色。

赵安时（1115～1175年？）字全老，号东罔，正隆五年（1160年）庚辰科状元，历任中顺大夫、南京路兵马都总管、上骑都尉、永定军（治所在今河北蠡县）节度使。

赵安荣（1120～1180年？）天眷三年（1140年）庚申科状元及第，有记载说他开始也是做文官，后来做武官，也做过永定军节度使。

两人都有零星诗文传世[29]。

明昌二年（1191年）辛亥科经义状元陈载，原来是字号、里居、生卒年均不详，现在我们得知他是山西高平人，“力学安平日诵数千言”，中状元后“在翰苑十余年著述甚富”，山西通志载有《陈载集》，其墓在该县马村西，明万历年间裔孙陈升为其立碑[15］(卷65，P138，173，175)。

西夏增加2人：高岳、高智耀，上文已有部分相关资料，不赘。

明代原来缺少韩应龙、杨守勤2人的生平资料，现在都多少找到一些。

韩应龙（1498～1536年），浙江余姚人，字汝化，号五云，嘉靖十二年（1533）中举，嘉靖十四年（1535年）乙未科状元，任讲官。时世宗严饬群臣，他上书劝帝应视群臣为手足腹心，以礼相待，朝臣也当互为一体，以国事为重，精诚相处，被采纳。第二年某日，他凌晨起床，盥洗毕，冠带执笏准备上朝，忽感身体不适，拟稍事休息，就此一坐不起，溘然而逝，年仅39岁。其后代由朋友收养[30-31]。

杨守勤（?～1620年）生年未详，字克之，号昆阜，浙江慈溪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中举，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会试、殿试均第一，授翰林院修撰，此后仕历待考。这是个学者型状元，政绩不显，而著述甚丰。著有《读经悬鉴》，辑有《内外品百氏名文文字镜》[32－33]、《宁淡斋诗文集》等。

元代新增1人：

拜住，逊都恩氏。字明善。生卒年不详。初曾为国子学生。至正二年（1342年）右榜状元。初授承务郎。至正十年，出任山东乡试监试官。后累迁官为奉训大夫，佥山东东西道肃政廉访司事。官至太子司经[34]。

［参考文献］

［1］周腊生.历代状元知多少［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3）：24-26.

［2］周腊生.被忽略的大夏状元［J］.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版），2008，（2）：98-100.

［3］许友根.唐代状元研究［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4］孟二冬.登科记考补正［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

［5］（宋）李日，宋白.文苑英华（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180，392）.

［6］（宋）宋欧阳.新唐书•杜兼传（文渊阁《四库全书》原文及全文检索电子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99：（卷172）.

夏曾佑范文篇9

一、目前史学研究状况需要回顾近现代史学的发展历程

中国历史学从总况说大体可分为传统史学（《史记》至《清史稿》）、近代史学（即马列主义史学，以下不再逐一注明。其标志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至建国前）两大类或两大阶段。二者之间是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每大段内的历史分期与历代史学家之间也是继承和发展关系。纪传体的“二十五史”，历二千多年形成，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贵遗产；近代中国史学是20世纪30年代后才形成的，也取得了世人瞻目的成就。

1.史学研究现状需要再次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

1978年改革开放后，老、中、青史学家在对“”进行“反思”中奋起，在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史学中，相继出版了各类题材的史学论著。仅以古代史或通史说（依时间顺序），就有刘泽华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79年）、朱绍侯主编的《中国古代史》（1982年）、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历史》（通史，2001年）、周一良等主编的《新编中国通史》（2001年）、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2004年）、傅衣凌主编的《中国历史》（2006年）、晁福林主编的《中国古代史》（2007年）、《中国史稿》编写组修改出版的《中国史稿》、蔡美彪续主编的《中国通史》五至十二册（2008年出完）、上海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中国通史•断代史系列》等；各大学编写的古代史、通史或简史；通俗性的戏说、细说、图说、正说、论坛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中国史版本，不下四五十种。从影响大、采用多的高等学校教材《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或通史）而言，改革开放初期编写的，基本上多沿袭《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体例，“编”或“章”中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1990年后的史书则多以断代的先秦、秦汉等相称，没有了前者的“三种社会形态”术语。《原始社会》被“远古”、“上古”、“中华远古”、部族、“史前”等所取代。《封建社会》被“西周”、“战国”等所取代。其诸多原因中，怕“回避”原始、奴隶、封建社会分期的争论是主要的。有的则是对马列主义的“五种社会形态”产生怀疑，甚至否定。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少数史学专家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法与“近代中国史学”的所谓“创新”。如以“新科学”的《人是太空人的试验品》称：“大约在五万年以前，一批外星人来到地球，他们具有高度的智慧。当他们发现地球引力等因素不适合他们居住时，他们选择了地球上精力旺盛和智力较高的雌猿，注入了太空人的基因进行杂交，这便产生了地球上的人类。”①编者的话称赞曰：“李卫东博士的这本书，‘改写了人类进化的全部历史，揭示了地球文明的所有谜案’。”②

彻底推翻了马克思、恩格斯“劳动使猿变成人”的科学理论。《中国历史通论》云：“所谓‘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古史分期问题讨论’曾一度热闹非凡，今日看来连它的前提都摇摇欲坠。而所谓‘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即自秦以来的历史分期，至今少有人问津。‘封建’一竿子到底，一盆‘专制主义’浆糊，贴上‘加强’、‘进一步加强’标签，就可解决一切。现行‘通史’教材，读来无味，就因读不出异同变化。每朝每代都是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四块，初期休养生息———中期危机加深———末期农民起义三段论，一副面孔，一个模式，像翻烧饼那样单调无味。”③我们在有关论文中，或在有的学术会议上，也能见到或听到与此类似的意见，甚至还有比这些更为尖锐的批评。武汉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学院联合发起再次举行“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学术研讨会，是很有必要的，也是适时的。1999年戴逸先生在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写的《总序》中说：“第四代史学家是在‘’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历史学从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④其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索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⑤此说是正确的。尽管社会转型期出现各种思潮、各种史学观点是正常的，但马列主义唯物史观必须坚持，近百年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成果应当继承，代代史学家亦应受到充分尊重和肯定。

2.现代史学是在传统与近代史学基础上发展的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就写出了我国的历史始于炎帝，以《五帝本纪》为《史记》首篇，又写了《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这些都为20世纪20年代后兴起的考古学材料所证实。其后的纪传体《汉书》至《清史稿》，基本上沿袭了司马迁《史记》的体例。总况是以帝王将相为脉络，没有社会性质之分。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上古、中古、近古），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或猿人、古人、新人、氏族、部落），都是20世纪马列主义传进中国与中国考古学兴起以后所使用的术语。概括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主要特点是：“进化史观的引进”；“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省。”⑥20世纪中国史学可分为四个阶段及相应的四代史学家。“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⑦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云：“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⑧鸦片战争后中国遭受到列强侵略、奴役，干疮百孔的国家与民族危机，使进步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认识上产生了重大飞跃。“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积极批评传统史学与旧史观，宣扬进化史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也都具有进化史观，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类型转化为近代类型。近代史学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历史内容的，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通过这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中国传统史学过渡到近代史学。”⑨这显然是对“二十五史”的继承和发展，内容和体例大为改观，使中国史学典籍迈上了世界近代编写史书的阶段。夏曾佑先生以古资料写成了《中国古代史》，第一篇《上古史》从神话的盘古写到战国末；第二篇《中古史》从秦朝写到隋末。虽没有写完，但却开创了近代中国古代史书的先例。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虽然只写了商至东汉建立，但亦具有开创性质和意义。从纪传体的《二十五世》到中国近代史学的确立，是划时代的飞跃。“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就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翦伯赞的贡献是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范文澜的贡献在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全面清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二书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相通之处，除了进化史观、理性精神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⑩

近代第一、二代史学家都具有爱国主义与民族气节。“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前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以及近代社会性质作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翦伯赞先生在1943年6月说：“继王国维之后，郭沫若又有更多的发挥，于是向之以为精瑞象征之古器，遂一变而为科学的瑰宝”；“中国古史之能更进一步的发展，乃是由于近年以来考古学之不断发现”，“这些新的真实资料，不但可以考验文献上的史料之真的，而且还可以补充文献上的史料之缺失”。“自从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以后，中国的古史才第一次用科学的方法由秦汉上溯殷周之世。”他于1946年7月又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二卷《秦汉史》。这两本书均是以马列主义作指导，采用“二重证据法”与“中外历史比较法”写成的。其与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相比，内容、体例、思想、方法等，皆又前进了一步：明确地说“前氏族、氏族社会”是无阶级、无剥削的“大同”社会，以当时考古发现的“北京人”作为中国历史的开端（神话传说人物盘古氏为始）夏商为奴隶社会；周为初期封建社会；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的发展及其转向；秦朝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序幕；汉为中期封建社会的确立和展开。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正式使用了《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成立———远古至秦统一》术语。第一章为《原始人与原始公社时代》；第二章为《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制度时———夏商（殷）》；第三章为《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第四章为《列国兼并时期———东周（东周、春秋）》；第五章为《兼并剧烈时期———战国》。1953年至1956年又出版了四册，至隋唐五代部分，以后的篇章，因他病逝而未完成。第一代、二代著名史学家的四部“中国古代史”，开创或奠定了近、现代古代史编写的基础，也树立了榜样和典范。《中国古代史》的“上古”、“中古”，张荫麟《中国史纲》的体例，翦伯赞《中国史纲》第一卷的“前氏族、氏族社会”等体例，《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至第五编的体例，均分别被后世乃至今日的学者所使用。尤其是马列主义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先生的通史著作，可以说是后代史学家的“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入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新阶段，紧接着又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马列主义史学地位空前巩固和提高。“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唯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他们的重大成就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

宏观的、微观的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专门史、世界史及理论、学术史等，都全面展开，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以通史说，“就有郭沫若的、范文澜的、翦伯赞的、尚钺的好几部。”“第三代史学家学习他们这种特点，比较注重研究通史，对我们史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很有好处。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注重总体研究，但还没有达到非常精细的地步，这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史学的特点。”这种发展趋势不幸被极“左”的“”所断送，史学队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惨痛的教训使幸存的史学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行了反思，形成一度的“反思史学”。在“反思”中，受害者或比较年轻的史学工作者，处于对“”的否定或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痛恨等原因，有人对马列主义史学观是否适合中国历史实际提出了质疑，甚至认为“五种社会形态”学说是“苏联老大哥”强加给中国的。1970年后出生的青年一代（史学家为第四代）思想空前解放和活跃，接受西方文化比较快，对社会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新颖看法。仅就从事史学的有些年轻史学工作者说，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偏激言论，我们觉得与其对古代史、近现代史学的演进历程缺乏深入全面、系统的了解有一定关系。诚然信仰是自由的，无可非议，但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史学工作者，若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怕是难以对中国200万年的悠久史进行科学分析和全面研究的。

二、建国后古史分期讨论的成果应当继承和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第二代与第三代）史学家，在20世纪50至60年代初期，曾进行过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分期问题的讨论。它“是从中国通史研究、编写和教学的实际需要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由于划分的标准不同，形成不同的分法，而每种分法之内又包括诸多不同的主张”。

1.对中国古史中有否奴隶社会与周社会性质的认识分歧

从建国后十多年的讨论情况看，主张西周封建社会说的，主要有李亚农、范文澜、翦伯赞等先生；主张战国为封建社会的，主要有郭沫若等，从者较多；还有主张秦汉为封建社会等。至于封建社会的早、中、晚期之界限，则说法更多。划分的标准大体有以阶级关系、土地所属、国家制度、农民起义等。但不论有多少不同的观点和说法，却都认为中国与世界上古老的民族一样，存在着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分期法，“反映了诸家对中国封建主义历史发展客观规律认识的差异，导致了分期标准的不同，这是改进历史教学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后，三、四代史学家所努力探索的，也就是要解决这一“重大课题”。仅以西周社会性质说，一种观点是武王克商建立西周前是氏族社会，建立西周后转入奴隶社会；一种观点是公刘居豳后已进入奴隶社会，公父迁岐后建立了封建制度国家，西周是封建社会的发展期；一种观点是先周由氏族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周文王时）。“文王既已实行‘耕者九一’的助法，行力役地租，显然已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村社制社会了；人们在拿不出证明早周是奴隶社会的像样材料的情况不例行公事式地给早周安排一个奴隶社会阶段，无非是受了‘奴隶社会乃人类历史发展必经阶段’说的束缚、影响”；早周所经历的由原始社会到封建社会的转变，一点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而应视作社会发展规律的正常体现，完全用不着在早周的原始社会与封建社会之间人为地添加一段奴隶制的蛇足。”

《中国历史通论》云：“现行教材‘敕令’一致的古史分期，根据我的记忆，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由当时的教育部‘定于一’的。在此之前，新史学家中间，也包括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主西周‘封建’的是主流。建国后出现过三四家纷争的局面。我就读的大学也属‘西周封建’派，且戏称为‘老封建’。后来由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决定以郭沫若《中国古代的分期问题》为‘经典’定于一。但它之所以成为‘经典’，完全是因为当年主席赞成此说。”“当年‘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由于过度地意识形态化，对中国历史特点的忽视，恐怕才是这场讨论学术上最大的致命伤。”胡厚宣先生1944年就从“史实、史料方面起而驳难‘奴隶制说’，雷海宗先生在1957年就说奴隶社会一类的名称难于成立。20世纪80年代后，学术界打破“学术禁区”，对中国奴隶制提出质疑，“如薛惠宗、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等。我想信这一问题迟早会得到澄清。”言下之意，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因而将中国社会分为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三大段。帝制结束后则以“现代化进程”统而括之，或可曰“走出中世纪”。这样的分段，当然只是一种探索。其用意在于打破“目前国内各类中国通史普遍使用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在我看来，中国并不曾有过‘奴隶社会’（不是说没有奴隶或奴隶制度的存在）；所谓‘封建’，实是‘天下共主’名分下的‘封（邦）建（国）’制，也决非西方意义上的‘封建制’（即欧洲中世纪领主庄园制形态），所跨时段最多也只是延展到秦统一之前。至于流行已久的‘资本主义’能否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指称，在西方史学界亦成问题。”可见我们今日讨论“封建”与“封建社会”问题，比20世纪50至60年代初的讨论还要复杂得多。如果说那时是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讨论奴隶社会何时转入封建社会，封建内又如何分为延续中的不同段落的话，那么目前所开展的讨论，则是关乎到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五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中是否存在的大问题，也关乎到中国古代史或通史如何编写的大课题。

2.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取得的成果

自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初创后，几代史学家不断研究从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的分期问题，在长期讨论中逐渐形成各自不同的观点和说法。《辞海》将大家的意见综合为：“西周封建说，认为西周、春秋时期作为主要生产者的‘民’和‘庶人’是农民而不是奴隶，井田制是领主贵族土地所有制，存在着迫使农民集体耕作的‘公田’和按家分配的‘私田（即份地）”；“春秋封建说，认为春秋初期开始确立领主土地所有制，到春秋、战国之交，领主制才变化为地主制”；“战国封建说，认为春秋、战国之交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农业生产代替了‘耦耕’的简单劳作，以地主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奴隶主的井田制，经过地主阶级的变法运动才确立封建制的统治地位”；“秦统一封建说，认为战国时代各国先后由奴隶制转变为封建制，到秦始皇统一才最后完成，‘使黔首自实田’标志土地私有制的完全确立”；“东汉封建说，认为战国、秦、西汉时奴隶制还在发展，由罪犯、债务、掠卖变成的奴隶逐渐增多；井田制瓦解和土地私有制体现了奴隶制的发展。封建地租剥削关系到东汉才居于支配地位”；“魏晋封建说，认为汉魏之际，经济上由城市交换经济变为农村自然经济，生产者由自由民、奴隶变为部曲、客，剥削阶级争夺劳动力，采用经济外的强制手段，把‘流民’变为‘土著’。这样才由奴隶制变为封建制。”这“六说”中，“战国封建说”被广泛采用，“西周封建说”也还有学者采用，其它四说几乎没有论著再使用。在划分中普遍注意到了地主阶级、农民阶级的形成，土地所有制的变化（典型反映在王公、贵族、官僚、地主按等级的占有土地，农民中部分人有少量土地；部分人租种地主的土地，依附于主人；少部分人成为农奴或雇农），小农经济的出现和发展等。20世纪80年代初，有的学者又提出以战国中期“商鞅变法”为代表的各国变法，作为封建社会的开始，但响应者甚少。

3.当代史学家的使命是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

第四代（尤其是1980年后出生的）史学家与往代相比，因为生长、求学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世界大势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故学历高（研究生与博士生之多是空前的），未受到政治或自然的磨难，生活幸福，社会环境优越，思想活跃，言论、信仰充分自由。尤其是电子、网络等先进科学技术的普及和运用，了解、接受中外新事务快，见解大胆而新奇。不足的一面是浮躁，对中国的“昨天”了解较少，对先辈、前辈史学家的经历及成果知者不足，刻苦读书、独立钻研的风气也比较差。“搬倒历史名人”、否定被经过考验的正确历史成果、贬低古代、近代史学家等，就是表象之一。至于说马列主义过时，斯大林、同志的理论是“教条”；学术会议上反对提奴隶主与奴隶、新兴地阶级变法夺权等者；亦“抄袭为荣”者，均有人在。以“封建”、“封建制社会”而论，作为学术问题，一代史学家在其生活的年代和环境中，也只能完成其使命，后代史学家不应当对他们求全责备。浏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或在“阶级斗争天天讲”年代中出版的古代史或通史，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并非只从“阶级分析”论述，而是还包括了当时的土地制度、地租征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国家制度、不同等级人的生活、死葬物品、人殉等方面的分析。“西周封建社会论”、“战国封建社会论”及其它朝代封建论，以及不同的分段法，都是往代史学家依据马列主义史学理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和分析。我们今日在讨论中的使命，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作出更为科学的、适合中国实际的论断，而不是贬低或否定近代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历史学。20世纪，“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就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读《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可以“看到中国历史学怎样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将会看到中国历史的转型、创新、继承、探索的历程，将会看到一百年间众多学者怎样用心血汗水浇灌润泽了祖国的历史学园地。我们期待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创辉煌。”此说是全面、公证而符合马列主义史学观的。

《辞海》云：“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全部学说的哲学基础。”又云：“历史科学，通常指科学的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世界各国积有丰富的历史著作和史料，也有各种各样的史学思想和观点。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严格说来历史学还不成其为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创立了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结合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从而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随着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向前发展”。“历史分期即历史时期的划分。历史学的一种研究方法。旨在揭示历史过程中不同时期或阶段之间质的差别。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五个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世界通史一般被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我们认为这些论述对当代史学研究仍然适用，毫不过时。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史学的“古史分期”标准等问题

我们是赞同中国古代社会有原始、奴隶、封建制社会的，且赞同郭沫若先生的战国（公元前475年）为封建社会开始之说。由他担任主编、尹达先生负责组织的60多人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前编写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由尹达、田昌五、李学勤先生编写和修改）、第二册（由林甘泉、田昌五、金自强、田人隆、陈可畏、步近智及严敦杰等先生编写、修改）就是以这三种形态论述的（一册修改于1976年，受到了极“左”思潮的影响）。郭沫若先生1979年逝世后，修改出版的几册，均以《中国史稿》编写组名义出版发行。全书是“”前高等学校的主要文科教材（内部印行）。关于中国夏商周三代的制度，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十《殷周制度论》云：“自殷以前，天子诸侯君臣之分未定也。故当夏后之世，而殷之王亥、王恒累叶称王，汤未放桀之时，亦已称王。当商之末，而周文武亦称王。盖诸侯之于天子，犹后世诸侯之于盟主，未有君臣之分也。周初亦然，于《牧誓》、《大诰》皆称诸侯曰友邦君，是君臣之分亦未全定也。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此周初大一统之规模，实与其大居正之制度相待而成者也。”只说周朝是“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的“大一统”国家，与夏殷有所不同，未说三代是什么性质的国家。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社会史论战中，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先生就肯定了奴隶社会的存在。其上限，郭先生认为是从周朝开始；吕先生认为始于殷商；翦先生和邓拓先生赞同此说。新中国建立后，又有始于公元前4000年、始于夏启夺位、始于商王盘庚迁殷及战国等四说。《中国通史简编》将夏商列在奴隶制度内，将西周列在封建制度开始的年代内；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修改本）将夏、商、周归于奴隶社会范畴。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1982年版）基本沿用《中国史稿》体例。张岂之主编《中国历史•先秦卷》将第一编冠名《远古》，第二编冠名《夏商周》，但前者内容仍是原始社会史，后者以“文明”相称，实为奴隶制社会。《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奴隶制之始的夏朝断在公元前2070年，开国之王为禹，已为大多数史学家所采用。

1.“封建”的本义与概念《辞海》云：“封”有八种含义：帝王把爵位或土地赐给臣子。《史记•周本纪》：“封尚父于营丘，曰齐”；疆界、范围。《左传•襄公三十年》：“田有封洫。”引封殖；指封缄物的件数；指富厚；指大；指姓氏。”其中的前二种含义与“封建”有些关系。“封建”一词，《辞海》未作单独解释。但193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解释道：“王者以爵土与人也。三代皆有之，至周而其制益备。爵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其地有百里（公、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子、男）之别。春秋战国，强凌弱、众暴寡，互相兼并，天子不能制，遂废其制”。所以，“封建”是指西周宗族政权的分封子弟及姻亲贵族到地方上建立国家，拱卫王室。通常以“封爵赐土”、“封爵建邦”、“封土建国”等术语相称，后边往往连“藩屏周室”、“拱卫王室”等。西周的“分封”与“宗法”制度，是“封建”的具体反映，成为周史上的突出特征。“西周的分封制称为‘封建’，即封邦建国。周灭商后，为了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广大地区，大规模地分封诸侯，派遣王室子弟或其他贵族到各地去建立诸侯国，代表周天子行使对地方的统治权，以拱卫王室。”“分封制是分级立宗制，不仅仅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在其国内也要进行分封，其子孙或其他贵族为卿大夫，给予一定的土地；卿大夫在其封地内也要分封，封其后代为士；士以下不再分封。宗法制的核心内容是嫡长子继承制。”冯天瑜《〈封建〉考论》以56万字的篇幅，对“封建”作了全面、系统、深入地考证和论述，并将其与“封建制社会”的区别作了考证。他说：“封建的本义是‘封土建国’、‘封爵建邦’。秦汉至清封建制的基本内涵是世袭分权的领主经济、贵族政治；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大体在此文上使用‘封建’并已见《封建论》。秦汉至明清社会主流离‘封建’渐远，实行地主经济基础上的君主集权官僚政治。为宗法地主专制社会，皇权时代。”

2.“封建社会”的概念关于封建社会问题，不同观点的争论和说法太多了，难以逐一例举，我们以《辞海》解释代之。《辞海》云：封建社会、封建主义的含义与封建制度相同。“封建制度是以封建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农民（或农奴）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度瓦解的基础上产生。在封建制度下，封建地主阶级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农民（或农奴）完全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的土地，他们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下，耕种地主的土地对地主阶级有不同程度的人身依附，受着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主要方式，是向农民收取地租。与奴隶制比较，农民由于有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有自己的生产工具，收成好坏同本身利益有一定联系，因而对生产有一定的兴趣，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封建社会基本的阶级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封建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主要是以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制国家。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是地主阶级思维，它以维护封建剥削和等级制、宣扬封建道德为特征。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历史上不断起伏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打击了封建统治，多少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后期，随着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封建制度经过资产阶级革命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一般认为中国在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1840年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并和封建势力相勾结，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于1949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运动，最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我们认为，此论在今天仍是正确的，基本上是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不可以主席晚年的错误，贬低或否定的伟大贡献与以其为代表的思想。也不可贬低或否定20世纪30年代以来代代史学家创立的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具体学术问题的争论、标新立异的见解和观点，都是史学研究繁荣的景象，值得欢迎和提倡。但目的是进一步发展马列主义中国史学，完善中国历史体系和理论。

3.春秋与战国之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分期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历史学创立、发展的百余年中，一直是一个有争论的重要学术问题。革命导师斯大林指出：“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的发展史，是生产和人们生产关系的发展史。”改革开放，我国走上发展经济、进行“四化”建设的轨道，结束了“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年代。史学界按照马列主义基本理论，对推动社会发展和性质的变化动力或标志提出了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关系的总和”等说。《辞海》云：“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发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从而揭示了各种社会经济形态循序发展的一般过程，并且有力地论证了生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这样，历史学才开始成为科学。”又云：“生产方式，‘即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生活所必须的物质资料的谋得方式。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的不同性质。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关系则相对稳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转来促进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革，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又统一又斗争，构成了生产方式内部的矛盾运动。这一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它的发展，必然引起生产方式的变革，从而引起全部社会制度、社会思想、政治观点和政治制度的变革。这种变革是通过社会革命来实现的。人类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及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都是由于生产方式的变革所决定的。”近30年来的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不论在分编、分章上的冠名有多么的不同，但总况是不出《辞海》所论。如朱绍侯主编《中国古代史》及其与张海鹏、齐涛等主编的“新版本”，在第四章《春秋时期奴隶社会的瓦解和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下层民众的反抗和地主阶级夺权的斗争》两节阐述；在第五章《战国时期封建制度的确立》（前475—前221年）中，以《各国封建政权的建立和变法运动》、《封建经济的迅速发展》（内分水利灌溉、农业生产、手工业与商业发展、封建初期的阶级构成等）两节予以论述。可见“生产方式”作为区分社会性质的标志是正确、客观、公正的。

4.对探索中国史编写的认识

《中国历史通论》是对中国史编写在理论方面的探索，即分为三大阶段（或时期）。论曰：本书“讨论的范围内，至少也有九千年以上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有迹象表明它极有可能会延伸至一万年左右）。这一历史大时段，何以名之？夏曾佑先生采用的做法是把中国古代史分为远古、上古、中古、近古四段。这当然是一种苟且但也最少争议的办法。社会性质或社会形态的概念自西方传入之后，很多史学家开始尝试移之于中国历史，但如何准确定性和分期，歧异就纷纭别出，长期论战不已。”

近20年来出版的高等学术历史教材大都以“远古”取代“原始社会”术语，时空却与夏曾佑先生的“远古”大不相同，指的是夏朝前的近200万年史（有的下限至西周灭亡，即公元前771年），上古、中古、近古几乎废而不用。《通论》将夏代前的四五千年史称为“部族时代”，涵盖了“原始社会”；将夏至战国末称为“封建时代”；将秦朝建立至帝制结束的漫长时期称为“大一统帝国时代”。帝制结束前后称为“现代化进程”或“走出中世纪”。这种体例既有对前人成说的继承，又有其创见。它能否得到学术界认可，还得经历时间的考验和众多学者的深入探讨。著者欣赏的美籍台湾学者许倬云《西周史》，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著作。上海新版中学历史教科书，亦是探索中国历史编写大胆地尝试。对战争、革命和王朝更迭等内容进行了大幅弱化，把大量笔墨放在经济、技术、社会风俗和全球化等多种主题上，“、长征、殖民侵略以及南京大屠杀，而今只在初中讲授，并且内容也大为缩减。”

这套历史教科书以近乎颠覆性的姿态大规模地“告别革命”，在教育界、学术界及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只保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与太平天国运动，其余的农民起义全被删去。读了教材，基本上不知道西方国家的盛衰，也不知道拿破仑、希特勒、斯大林、的事迹，当然也没有、“”的内容。为了“和谐”和淡化“革命意识”，删去了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为了突出“国家统一”，把春秋战国、两汉、南北朝、五代十国等国家分裂时期轻描淡写地一笔代过。以“文明”代替历史，没有民族、阶级斗争，没有“革命”，也没有民族英雄、爱国与卖国等，以达到“和谐历史”之目的。这样的历史教科书，能使中学生真实了解中国史吗？“毕竟，中学历史教科书体现了一个国家对青少年的历史观、国家观培养的大方向，是事关国家文化战略的重大课题，来不得半点儿勉强和轻率。”

夏曾佑范文篇10

一、顺应天地运化气令，应时农作，维护新生

我国最早的太阳历以及《国礼·春官》明确记叙了“冬夏致日，春秋致月，以辨四时之叙”的天文历的最基本常数。

农耕社会以后，人们发现日、月、年构成了历法的三要素。2000多年前甚至更早，我们的祖先就已形成了24节气。24节气综合了天文学和气象学等方面的知识，编排了“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的农事歌谣。其中清明被排在歌谣的第五位。也是农历历法中的第五个节气。节气是我国物候变化、时令顺序的标志。

由于24节气比较客观地反映了一年四季气温、降雨、物候等方面的变化，所以我们的祖先们用它安排农事活动。《淮南子·天文训》中有：“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乙，则清明风至。”就是说，春分后十五日的时候，北斗星指向乙方（卯方，即正东方）。东方是生气方，天地起运，万物始生。清明者，清风和煦，阳光明媚也。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作为以花信为标志的花信风，清明的花期为“一侯桐花，二侯麦花，三侯柳花”，也表明了清明节气的花期和时期。清明一到，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正是春耕春种的大好时节，故有“清明前后，种瓜点豆”、“植树造林，莫过清明”的农谚。可见这个节气与农业生产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亲近自然，爱护生命，珍惜人生美好生活。

每年的4月上旬前后，正是春光明媚、草木吐绿的时节。此时，天气转暖，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也是人们蠢蠢欲动的时令，人们窝居了一个漫长的冬季，此时正是适于到户外进行春游（古代叫踏青）的好时候。人们出外踏青，亲近自然，享受春阳的沐浴，感受人生美好的生活。所以古人早就有“清明踏青”的习俗，开展一系列户外活动，如踏青、郊游、戴柳、插柳，射柳、荡秋千、蹴鞠、打马球、拔河、植树、放风筝等。

三、感恩“天、地、君、亲、师”，缅怀先祖故人，传承孝亲文化。

清明，作为天地运化的气节，又包含着浓郁的传统文化中“知恩图报”的人文精神。清明节，是一年中的良辰美景，也是一年的开始，象征着生机和希望。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唯我独尊的。我们每个人，都受惠于“天、地、君（国）、亲、师”的恩情和化育。所谓“天有覆盖之恩，地有承运之恩，君（国家）有水土之恩，父母有养育之恩，师长有教化之恩”，我们的身体受之于父母，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财富、我们的康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子女、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生活......无不蒙受着天地、国家、祖先、双亲和师长们的化育、遗德、福荫和代代血脉传承的恩情。因为有了“五恩”的恩爱延续，才拥有现在的一切。“知恩投报”是人格中最基本的组成因素。在这一年中最美丽的春季时令，对他们的感恩和缅怀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人性彰显。于是中国的孝亲精神就在清明节前后体现得格外突出。所谓“谁言春草心，报得三春晖”。清明时节，除了天、地、神祗、祖宗的祭祀外，人们还纷纷走到先人们长眠的坟前，除杂草，培新土，烧纸钱，设供品，行祭仪，尽缅怀、悼念、感恩之情......就这样，清明节自然地演绎成了我国人民传统的祭祀的节日，成了最重要的祭天、祭地、祭祖、扫墓和传承孝文化的时日。

清明节由于与寒食的日子接近（古有清明前一天为“寒食节”之说，确切地说“寒食节”的日子是在冬至后的105天），渐渐地，寒食与清明就合二为一了。唐玄宗时，曾下诏钦定“寒食扫墓”为当时王公以下人员进行“五礼”中“吉礼”的必备内容之一。此后，国人就形成了在清明节前一天进行拜祖扫墓的活动习俗。“寒食”是清明时节的另一个习俗，即是清明之日不动烟火，只吃凉的食品。据悉，“寒食节”源于春秋时期晋文公悼念介子推“割股奉君”的典故。

相传春秋战国时代，晋献公的妃子骊姬为了让自己的儿子奚齐继位，就设毒计谋害太子申生，申生被逼自杀。申生的弟弟重耳，为了躲避祸害，流亡出走。在流亡期间，重耳受尽了屈辱。原来跟着他一道出奔的臣子，大多陆陆续续地各奔出路去了。只剩下少数几个忠心耿耿的人，一直追随着他。其中一人叫介子推。有一次，重耳饿晕了过去。介子推为了救重耳，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一块肉，用火烤熟了就送给重耳吃。十九年后，重耳回国做了君主，成了晋国的晋文公。

晋文公执政后，对那些和他同甘共苦的臣子大加封赏，唯独忘了介子推。有人在晋文公面前为介子推叫屈。晋文公猛然忆起旧事，心中有愧，马上差人去请介子推上朝受赏封官。可是，差人去了几趟，介子推不来。晋文公只好亲自去请。可是介子推不愿见他，早已经背着老母躲进了绵山（今山西介休县东南）。晋文公便让他的御林军上绵山搜索，没有找到。于是，有人出了个主意说，不如放火烧山，三面点火，留下一方，大火起时介子推会自己走出来的。晋文公于是下令举火烧山，孰料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大火熄灭后，终究不见介子推出来。上山一看，介子推母子俩抱着一棵烧焦的大柳树已经被烧死了。晋文公望着介子推的尸体哭拜一阵，然后安葬遗体，发现介子推脊梁堵着个柳树树洞，洞里好象有什么东西。掏出一看，原来是片衣襟，上面题了一首血诗：

割肉奉君尽丹心，但愿主公常清明。

柳下作鬼终不见，强似伴君作谏臣。

倘若主公心有我，忆我之时常自省。

臣在九泉心无愧，勤政清明复清明。

晋文公将血书藏入袖中。然后把介子推和他的母亲分别安葬在那棵烧焦的大柳树下。为了纪念介子推，晋文公下令把绵山改为“介山”。在山上建立祠堂，并把放火烧山的这一天定为“寒食节”，晓谕全国，每年这天禁忌烟火，只吃寒食。

走时，他伐了一段烧焦的柳木，到宫中做了双木屐，每天望着它叹道：“悲哉足下。”“足下”是古人下级对上级或同辈之间相互尊敬的称呼，据说“足下”的典故就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