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生玉器范文10篇

肖生玉器范文篇1

[关键词]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表现手法也从简单的反映动物的特征、习性，到对动物的整体刻画，以及赋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简到繁，自浅至深，生动传神。宋代肖生玉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约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它不同的社会功能，表现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饰中大量出现，主要以写实动物玉器为主，商代玉器，赋予礼仪功能，象征着王令。造型极写实，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则刻上一些由卜兆纹组合而成的怪兽、图腾图案，大多用的是人兽复合纹，用上了臣字眼纹，大部分是扁平状线雕或浮雕，圆雕较少。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出现，玉制生产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为：礼器减少，佩饰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气韵生动、形象夸张，玉器完全在雕塑绘画艺术的气氛与法理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艺坛上。器皿呈现高贵气，肖生玉发出神韵和体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大众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欢玉器，于是玉器向细巧、世俗方向演变。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会上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和享受，对世俗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宋初结束了五代战乱局面，社会趋于稳定，文化艺术十分发达。这一时期宗教艺术日益世俗化，同样，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点也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特点。宋代处于政治弱势，文化繁荣的环境，其玉雕作品更为清矍，含蓄，端庄，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为普通大众所非常喜爱的一门艺术形式。

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艺术总体上是趋于世俗性的特征

宋代文化艺术趋于世俗性，无论在宗教、绘画、雕刻、文学、戏剧等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每一时期的艺术作品都体现了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下的艺术面貌和精神面貌。肖生玉器雕刻必定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呈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风采，宋代肖生玉器开启了雕刻艺术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中国审美文化具有世俗化的特征

与西方美学比，东方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关注人的生命和生存方式，东方美学的终极追求就是达到人与大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即使连一些祭祀器物都呈现出比较实用的世俗倾向，体现了美在生活的世俗审美观念。“世俗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准宗教性似乎是作为东方美学一部分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基本特征。因为，东方美学在以人的生命为出发点方面，表现了强烈的功利感。世俗性是以儒家政治伦理实践理性为基础，它可以概括出中国古典艺术史上历史久远的政治伦理教化传统，或者以艺术审美为教化工具的功利主义美学传统。”(三)宋代艺术的实用性思维方式

中国人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思维特征，在中国世俗性和艺术性的思维方式影响下，肖生玉器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

宋代人们在雕刻肖生玉器时总是愿趋福避祸，把人间难寻的美好愿望寄托于其中，所以按人的意志塑造的雕像被形象化后，其外形就成为最完美的动物形象了，羊表示“吉祥”；鱼表示“有余”；雀鹿喻为“爵禄”；蝠鹿表示“福禄”；等等。宋玉“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生动的形象毕竟胜过抽象的教义。运用活生生的形象感人之情，使远在虚空的神灵近在咫尺，使玄奥的教义如悟常理。同时，从雕刻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世俗性与艺术性是同步进行的，造型的世俗化进程，同样也是艺术化的再阐释。

(四)艺术家本身是世俗的人

人是美和审美的主体，是美的创造者，也是美的欣赏者。每一个创作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对象，雕刻创作过程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转化为精神的食粮，再把它们转译为具体的形象。人们在欣赏和创造美的时候，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心理，所以作品中无疑会展露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世俗社会的情景。凭借精湛的手工技艺，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观念形态的美的作品。

玉雕艺术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宋代的雕刻艺人，大多是来自民间的艺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最普通也最平凡的审美主体，他们又都有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他们的审美理想，不是来自宗教世界，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或世俗社会，即使是进行宗教艺术创作，即使是应官府、寺院乃至民间富豪之所需而从事手工制作的审美创造，他们创作的也只能是他们所神往的、所梦想而又很难实现的世俗社会的美好生活。

(五)宋代玉雕受绘画的影响

宋玉如同宋画，是写生作品，玉器以绘画为基础，因此必然与其有着同样的时代风格，宋代年画(如苏汉臣等人的风俗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深入农村，成为最有群众性的一种绘画样式。制作年画的地点也普遍于各地，这许多出产年画的中心各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形成了年画艺术风格上的地方色彩，年画的内容，除了格式固定而有强烈的装饰风的神像以外，主要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1)戏文故事；(2)美人、娃娃和吉庆寓意；(3)耕织生产、春牛等；(4)风景、花卉；(5)时事。

肖生玉器范文篇2

[关键词]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

肖生玉器泛指一般的动物及吉祥物的玉雕，如奔马、玉熊、玉龙、孔雀、鹦鹉、玉辟邪而不是仅指十二生肖玉雕。自新石器时代至清代，我国的肖生玉雕一直是一个永恒的题材，为人民大众所喜爱。表现手法也从简单的反映动物的特征、习性，到对动物的整体刻画，以及赋予其吉祥的寓意，由简到繁，自浅至深，生动传神。宋代肖生玉在继承前代玉器发展的前提下又有大的创新，它代表了宋代玉器的新兴形式，它的突出特点表现为世俗性。

在一定的历史时间内，人们的审美理想、审美情趣是受特定的社会生活、文化气氛和时代精神等因素的作用制约的，同是肖生玉器，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它不同的社会功能，表现的形象也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商代肖生玉饰中大量出现，主要以写实动物玉器为主，商代玉器，赋予礼仪功能，象征着王令。造型极写实，刻虎似虎，雕象似象，琢人似人，但是，再造型表面，则刻上一些由卜兆纹组合而成的怪兽、图腾图案，大多用的是人兽复合纹，用上了臣字眼纹，大部分是扁平状线雕或浮雕，圆雕较少。而春秋战国时期，铁器出现，玉制生产工具消失，所以春秋玉器特征主要为：礼器减少，佩饰增加。唐代肖生玉器气韵生动、形象夸张，玉器完全在雕塑绘画艺术的气氛与法理下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于艺坛上。器皿呈现高贵气，肖生玉发出神韵和体量，宋代以后，由于玉器不再是王公贵族的“专利”，大众百姓也可使用玉器，并且也喜欢玉器，于是玉器向细巧、世俗方向演变。

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它的中后期，社会上广泛追求豪华、欢乐、奢侈和享受，对世俗生活的兴趣日益浓厚。宋初结束了五代战乱局面，社会趋于稳定，文化艺术十分发达。这一时期宗教艺术日益世俗化，同样，肖生玉的最突出的特点也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特点。宋代处于政治弱势，文化繁荣的环境，其玉雕作品更为清矍，含蓄，端庄，更加世俗化、平民化，肖生玉成为普通大众所非常喜爱的一门艺术形式。

宋代肖生玉器世俗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宋代艺术总体上是趋于世俗性的特征

宋代文化艺术趋于世俗性，无论在宗教、绘画、雕刻、文学、戏剧等等都表现出明显的世俗性。每一时期的艺术作品都体现了特定的民族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社会形态下的艺术面貌和精神面貌。肖生玉器雕刻必定会受到大环境的影响，呈现了它独特的艺术风采，宋代肖生玉器开启了雕刻艺术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二)中国审美文化具有世俗化的特征

与西方美学比，东方美学思想的核心部分是关注人的生命和生存方式，东方美学的终极追求就是达到人与大自然，人与宇宙的和谐统一。即使连一些祭祀器物都呈现出比较实用的世俗倾向，体现了美在生活的世俗审美观念。“世俗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准宗教性似乎是作为东方美学一部分的中国古典美学的最基本特征。因为，东方美学在以人的生命为出发点方面，表现了强烈的功利感。世俗性是以儒家政治伦理实践理性为基础，它可以概括出中国古典艺术史上历史久远的政治伦理教化传统，或者以艺术审美为教化工具的功利主义美学传统。”三)宋代艺术的实用性思维方式

中国人具有实用性与艺术性的思维特征，在中国世俗性和艺术性的思维方式影响下，肖生玉器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极具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

宋代人们在雕刻肖生玉器时总是愿趋福避祸，把人间难寻的美好愿望寄托于其中，所以按人的意志塑造的雕像被形象化后，其外形就成为最完美的动物形象了，羊表示“吉祥”；鱼表示“有余”；雀鹿喻为“爵禄”；蝠鹿表示“福禄”；等等。宋玉“礼”性大减，“玩”味大增，玉器更接近现实生活。生动的形象毕竟胜过抽象的教义。运用活生生的形象感人之情，使远在虚空的神灵近在咫尺，使玄奥的教义如悟常理。同时，从雕刻艺术的发展进程来看，世俗性与艺术性是同步进行的，造型的世俗化进程，同样也是艺术化的再阐释。

(四)艺术家本身是世俗的人

人是美和审美的主体，是美的创造者，也是美的欣赏者。每一个创作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对象，雕刻创作过程就是把真实的东西转化为精神的食粮，再把它们转译为具体的形象。人们在欣赏和创造美的时候，会根据他们自己的审美心理，所以作品中无疑会展露出他们所喜闻乐见的世俗社会的情景。凭借精湛的手工技艺，创造出符合大众审美观念形态的美的作品。

玉雕艺术来源于生活，扎根于生活。宋代的雕刻艺人，大多是来自民间的艺人。作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最普通也最平凡的审美主体，他们又都有着自己的审美理想，而他们的审美理想，不是来自宗教世界，而是来自现实生活中或世俗社会，即使是进行宗教艺术创作，即使是应官府、寺院乃至民间富豪之所需而从事手工制作的审美创造，他们创作的也只能是他们所神往的、所梦想而又很难实现的世俗社会的美好生活。

(五)宋代玉雕受绘画的影响

宋玉如同宋画，是写生作品，玉器以绘画为基础，因此必然与其有着同样的时代风格，宋代年画(如苏汉臣等人的风俗画)，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深入农村，成为最有群众性的一种绘画样式。制作年画的地点也普遍于各地，这许多出产年画的中心各有自己发展的历史和特点，形成了年画艺术风格上的地方色彩，年画的内容，除了格式固定而有强烈的装饰风的神像以外，主要地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1)戏文故事；(2)美人、娃娃和吉庆寓意；(3)耕织生产、春牛等；(4)风景、花卉；(5)时事。

肖生玉器范文篇3

一、新石器时代早期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

稻作农业是对栽培稻的耕种。现代植物学、遗传学、农学的研究已经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经人工培育驯化以后，改变其遗传性状而来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种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则是一种一年生的粮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尤其是在人类历史的初期，生产力水平还十分原始的情况下，这个过程更要漫长。那么，我们的远古祖先是在什么情况下、什么时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联合考古发掘了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两个遗址以及大约同一时期湖南省的考古学家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都为探索稻作农业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线索。仙人洞是一个洞穴遗址，其附近的吊桶环是一个临时营地兼作猎物屠宰场的自然岩棚。在这两地的发掘发现了三个时期的堆积(1)。旧石器时代晚期只见于吊桶环下层(即J～O层)，碳14测年未校正数据约在公元前1．8万年以后。中石器时代(或归属旧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环中层(即F～1层)和仙人洞下层。以上两个时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见磨制石器，也无陶器。新石器时代早期包括吊桶环上层(即B～E层)和仙人洞上层，碳14测年约公元前1．4万～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变化是新出现少量的磨制石器或局部磨制石器，特别是新出现了较多陶器。其显著的特点是栽培稻、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

同时还提取了两地三个时期的野生稻植硅石，结合花粉分析，从中可以看出仙人洞和吊桶环先民从采集野生稻到学会人工栽培水稻的漫长变化过程。在中石器时代的吊桶环中层内G层，骤然出现有大量野生稻植硅石。仙人洞下层也发现有野生稻植硅石。说明这时人们大量采集野生稻成为其食物来源的主要部分。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仙人洞上层出土有近似栽培稻的植硅石。特别是吊桶环上层内自下而上各小层野生稻和栽培稻植硅石的比例变化更能说明问题，由下部E、D层稻属植硅石野生稻、栽培稻大约各占一半，至中部C层的栽培稻植硅石比野生稻的多得多，上部B层出土大量稻属植硅石可能都属栽培稻(2)。由吊桶环逐层的稻属植硅石分析显示，在中石器时代人们已采集野生稻，从零星到大量存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开始出现栽培稻时仍继续大量采集野生稻，两者比重随年生此长彼落的变化，直至完全取代野生稻。估计经历时间达数千年之久。这些发现对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玉蟾岩也是一个洞穴遗址。地层堆积厚1．5米，共分6层，2层之下为文化层。1993、1995年进行了两次发掘，测定年代约为公元前1．2万—前l万年，发现有烧火堆，以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为主的打制石器，骨锥、镞、铲、钩和角铲之类的骨角器，在文化层低层出土少量火候低、厚胎的夹砂粗陶器(复原一件绳纹敞口尖底的釜形器)，大量半石化的陆水生动物遗骸和植物果核等。最重要的是还在近底层发现公元前l万年左右的稻谷4枚，经鉴定兼有野、籼、粳稻综合特征，为演化中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栽培稻实物标本。同时，土样分析表明也存在水稻硅酸体，说明已开始少量栽培最原始的水稻(3)。这一发现对探讨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具有重要价值。

从以上考古发现可以初步看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的概略线条。从大约公元前l万年前的全新世气候转暖的时期起，普通野生稻广泛生长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为人们提供了天然谷类食物。如在吊桶环、仙人洞遗址所看到的，中石器时代人们就开始大量采集野生稻为食。经长期的采集实践，人们初步熟悉了野生稻的生长规律，逐渐对野生稻进行人工干预，但并未达到把野生稻驯化的程度。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正是在对野生稻的反复人工选择的基础上，野生稻的遗传性状逐步被改变，初步驯化成功，基本形成稻属栽培种，即原始栽培稻。原始栽培稻兼备籼稻、粳稻和野生稻的特征，是一种由野生稻向现代栽培稻演化中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演化史上具有一个亚种的全部特点(4)。

吊桶环和仙人洞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水稻植硅石资料也告诉我们，远古先民在初步掌握培育栽培稻的技术以后，相当长时期内仍不同程度地继续采集食用野生稻，由开始时人工栽培稻比重可能比较微弱处于辅助地位，逐渐到栽培稻超过野生稻以至占据绝对优势的主导地位。可见，稻作农业起源于人们对野生稻的培育驯化。掌握了人工培育驯化野生稻的技术以后，栽培稻的种植才有可能进行，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也才能有最基本的条件和基础。中国的史前先民对野生稻的驯化早在中石器时代就开始了，野生稻的初步驯化成功标志着新石器时代的到来，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是史前稻作农业的起源阶段。

中国是亚洲栽培稻起源地之一，它与另一个亚洲栽培稻起源地南亚(以印度为中心)是两个各自独立起源和演化的系统。中国在玉蟾岩发现的栽培稻谷壳实物和吊桶环发现的栽培稻植硅石，都是世界上目前已知同类最早的实例。就中国范围来讲，根据目前的线索综合考虑，可以认为长江中下游地区应是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的范围。在环境气候条件相似、文化底蕴接近的广大稻作起源区中，除上述吊桶环、玉蟾岩一类的山间小盆地或河谷地带遗存外，也有可能在平原、湖滨、低丘陵地区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中，存在着走向农业的另一条道路，如在洞庭湖西北澧阳平原发现的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就是一个线索(5)。最终，汇聚在几个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基础深厚、发展较先进的考古学文化的区块中，形成多元发展交互作用的几个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中心。目前的稻作农业考古发现显示新石器时代早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最为突出，成为史前稻作农业起源取得最大成就的一个区域。

二、新石器时代中期史前稻作农业的产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在长江流域产生了较稳定的稻作农业。稻作农业生产开始逐渐成为当时一个独立的经济部门。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以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为代表的彭头山文化是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碳14测定年代大致为公元前7000—前6000年。1988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彭头山遗址的发掘在许多陶片中都发现夹有大量的炭化稻壳和稻谷。经有关专家鉴定，它们是否属于栽培稻尚不能确定。但同时在彭头山还发现有水稻花粉，卵圆形，个体37．5—40微米，具单孔，孔较大，边缘加厚，孔径连加厚的边缘约10—12微米，花粉轮廓线较清楚，表面光滑。研究者认为，从进化的观点来看，农作物的花粉在自然和人为选择下，其个体及萌发孔逐渐增大。因此，彭头山的这些水稻花粉与浙江河姆渡发现的水稻花粉形态一致，与现代水稻接近(6)。特别重要的是，在属于同一文化的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也发现了大量炭化的稻谷和稻米，总数大约1．5万粒，是迄今中国史前遗址出土炭化稻谷和稻米最多的一个地点。经对373粒稻谷和稻米作形态分析研究，认定八十垱的稻谷遗存是一群籼、粳、野特征兼有的小粒种类型，而且是一个正在向籼、粳演化的多向分化群体(7)。据此可以认为，彭头山文化已有了早期的稻作农业。彭头山文化出土的稻作遗存不仅是我国，也是世界上目前已知早期最丰富的稻作农业资料，它对于研究稻作农业的产生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彭头山古环境的分析也反映出彭头山文化的经济生活是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彭头山地处澧水冲积平原澧阳平原的低岗上，东临洞庭湖，西倚武陵山，北有涔水，南为澧水，属亚热带气候。人类在此居住以后，原生的杉木林遭到破坏。彭头山文化时期，自然植被从森林演变为森林-草原。人们在山岗附近的水域边缘种植水稻。因此森林-草原的环境很可能是最有利于农业起源的地方(8)。在八十垱遗址还出土有许多动物和家畜骨骼。动物骨骼主要有鹿、麂、鱼骨，反映狩猎和捕鱼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还占有一定位置。家畜骨骼有牛、猪、鸡骨，其中牛骨较多。此外，还出土大量菱角、芡实和莲子，可能为当时人们采集食用的野生植物。

略晚于彭头山文化的皂市下层文化时期，水稻的种植也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活动。在湖南岳阳坟山堡(9)、临澧胡家屋场(10)和石门皂市(11)遗址都发现有炭化的稻谷遗存。从胡家屋场遗址的孢粉分析来看，当时人们选择的生活地点是在靠近丘陵和河流的平原地带，这里有着次生带——落叶阔叶混交林和松林景观，陆地杂草茂盛，蕨类植物丰富，气候温暖湿润，靠近河道又有充足的水源，正是发展原始农业的适宜地带(12)。除从事原始的稻作农业外，人们仍需从事渔猎和采集以补充生活的来源。采集经济是丰富多彩的，从胡家屋场所收集鉴定的12个碳化植物子实标本中，共有莲藕、梅、山桃、樱桃、柿和花生6个品种，除花生一个品种尚不能最后确定外，其它5个品种的11个标本既有果核还有破碎的果实。同时，胡家屋场还出土了许多反映肉食来源的动物遗骸，而且越早的地层中越多。经初步鉴定有水牛、羊、猪、鹿、鼠、兔和禽鸟等陆生动物和鱼、螺、蚌等水生动物。除了牛、羊、猪有可能是人工饲养的以外，其余均为狩猎和渔捞的对象。

分布在鄂西长江两岸的城背溪文化的经济生活也是以种植水稻为基础的史前稻作农业。考古发掘在城背溪文化的陶器夹炭陶上陶胎中往往发现有大量炭化稻草、谷壳的残痕(13)。在宜都枝城北遗址采集到包含稻谷壳的陶片和红烧土块。同时各地还发现有大量农业生产工具石铲。

除长江中游地区以外，在长江下游的浙江省也发现有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萧山市跨湖桥遗址和浦江县黄宅镇渠南村遗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桥遗址的首次发掘，就已经认识到这是一处早于河姆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14)。2001年的发掘，不仅再一次地肯定了这一点，而且在T041O：9层，即该遗址的最底层，出土了许多稻谷颗粒。同时还发现有稻作农业的生产工具骨耜，说明稻作农业已经诞生。(15)渠南村遗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发掘，发现有夹炭陶、石磨盘、圆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温烧制，陶胎中可见明显的稻谷壳粒，粒形细长。该遗址最早的年代(底层第7层)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层)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16)，早于跨湖桥，成为浙江省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农业文化遗存。

上述考古发现表明，这一时期史前稻作农业已经成为长江流域的主要生产部门。先民们有了新的食物来源，史前稻作农业成为他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因而，较稳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现，史前文化的内容也逐步丰富起来。先民们不仅种植稻谷，食用稻米，还懂得利用稻谷壳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烧制陶器。同时，史前稻作农业还向北传播到属于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统偏南的地区，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陕南的汉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种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对舞阳贾湖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炭化稻米1000多粒，还在土壤中发现水稻硅酸体和红烧土中保存完好的稻壳印痕。经研究确定“贾湖先民种植的稻种是一种尚处于籼、粳分化过程中的，以粳型特征为主的，具有原始形态的栽培稻。”被农学家建议定名为“贾湖古稻(17)。

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已经产生，成为长江流域史前氏族社会发展的新的物质基础。

三、新石器时代晚期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农业得到全面大发展，长江中下游成为两个发展较快的先进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分别出现了一些以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为基础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长江下游地区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邓，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

以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遗址的发掘而命名的河姆渡文化是浙江省文管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掘的一处重要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河姆渡文化的年代约公元前5000～前3300年。出土各种丰富的文化遗存显示了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在中国史前时代的重要地位。其中的稻作农业遗存把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历史整整向前推进了2000年。在河姆渡遗址较大面积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有的地方稻谷、稻壳、茎叶等混杂的堆积最厚处超过1米。稻类遗存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都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所罕见的。经鉴定河姆渡出土的稻谷主要属于籼稻种晚稻型水稻，但也有粳稻和中间类型。并出土有大量稻作农业的产生工具，如骨耜和木铲等，证明早至距今约7000年的河姆渡文化已有较发达的史前稻作农业(18)。但这一时期的稻作农业还处在耜耕农业阶段。

正是在发达的稻作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河姆渡的先民因地制宜创建了木构干栏式建筑，代表了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富有特色的另一种建筑类型和聚落形态。干栏式建筑是以桩木、地梁和地板，架构成高于地面的建筑基座，再在其上部立柱架梁，用席类材料围墙盖顶建成房屋。在已发现的20多排桩木中，较清楚的一座为总长度在23米以上的干栏式长屋。农闲之时，人们在于栏式长屋中制作漆木器、编织器、陶、石、骨、木质艺术品等，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史前农耕生活。

与河姆渡文化大约同时的马家浜文化也是以发达的稻作农业为主要的经济部门。马家浜文化的各遗址普遍栽培水稻。在上海崧泽遗址出土有稻草茎叶、稻谷和炭化稻米粒实物，经鉴定属于籼稻型(19)。在吴县草鞋山遗址下层土块中夹有炭化稻谷粒，经过鉴定，发现除籼稻外还有粳稻，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粳稻(20)。从籼稻不断经过人工栽培，演化成为粳稻，是史前稻作农业上的一个很大的进步。1979年浙江省文管会发掘的桐乡县罗家角遗址也发现上千粒炭化稻谷，鉴定为是以籼稻为主的栽培稻，同时也有粳稻(21)。此外，在罗家角还出土属39个个体的水牛骨骸。罗家角遗址的年代可早至距今7000年左右，属马家浜文化最早的遗存。罗家角史前稻谷的大量发现，再一次说明长江下游地区的人们早在7000年前就是以种植水稻为生。

马家浜文化时期已经有了专门的水稻田。]992—1995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与日本宫崎大学合作，对草鞋山遗址进行了第四次发掘，发现马家浜文化时期的水稻田44块，用于排水、蓄水和灌溉的水沟6条、水井10口、水塘2个。稻田位于居住地的低洼地带，由许多浅坑样的小田块连接形成，田块面积一般3～5平方米，最大lO余平方米，并有通水口、蓄水井、沟、塘等设施共同组成农田灌溉系统。同时发现水稻植硅石和炭化稻米。这是我国首次明确发现的水稻田遗迹和水稻种植灌溉系统，对研究史前稻作农业具有重要的价值(22)。

崧泽文化的史前稻作农业遗存发现不多。仅在上海青浦崧泽遗址发现有炭化的籼稻和粳稻稻谷，江苏海安青墩遗址也出土有炭化稻谷。但可以肯定，崧泽文化的稻作农业比马家浜文化的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如果从生产工具方面考察，有学者认为，石犁肇始于崧泽文化晚期，鼎盛于良渚文化至马桥文化时代(23)。因此，可以说犁耕农业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崧泽文化时期)才出现的，到良渚文化时期达到鼎盛时期。

长江中游地区大溪文化的史前稻作农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几乎所有大溪文化的遗址都发现有稻谷遗存或痕迹。松滋县桂花树遗址的大溪文化层发现有厚达数十厘米密结成层的炭化稻壳灰，用肉眼直接观察，即可清晰地看到其中有许多水稻的茎叶和谷壳(24)。湖南华容车轱山大溪文化遗存中，房屋的墙壁和居住面的红烧土中，都掺有稻草和稻谷壳，类似于北方新石器时代房屋遗迹上的草拌泥。在该遗址早期的灰坑中，还发现有成堆炭化稻米，颗粒形状清晰可见。发掘者认为，这些稻米应是储存在窖穴里的(25)。

大溪文化时期也有了专门的水稻田。1997年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发掘中，在下层发现面积约100平方米由三条人工堆筑的田埂组成长方形的水稻田。第一条田埂清理出长达30米，第二条清理13米，第三条仅5米，第一、二两条田埂相距5—4．6米，组成的丘田面积至少有2分地，稻田中淤积青灰色粘土，其中有含量很高的水稻硅酸体和碳化的稻叶和稻米。与稻田配套的还有3个蓄水坑和3条排水沟组成的原始灌溉系统，蓄水坑为圆形圜底，1号坑直径1．2、深1．3米，有两条小排水沟与之相通。年代约距今6500—6300年。这是中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水稻田，为研究大溪文化的稻作农业提供了重要新资料(26)。

屈家岭文化的稻作农业在大溪文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1955—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京山屈家岭遗址的发掘，在数百平方米面积内大大小小的红烧土中都发现掺合有密密麻麻的稻谷壳。后经科学鉴定，确认屈家岭红烧土中的稻谷壳为粳稻，并且是中国比较大粒的原始粳稻品种，与现在长江流域普遍栽培的稻种最为相近(27)。这是长江流域史前稻作遗存的首次考古发现。这一发现的意义十分巨大。长江流域自古以来都是中国稻作农业的主产区，在这里发现的史前稻谷，证实长江中游地区早在史前时代就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领域，从而为稻作农业起源研究提供了第一批实物资料。

这一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的总体水平比前一时期有了很大提高。籼稻和粳稻的分化，从河姆渡文化时期开始，到屈家岭文化时期已告完成，成为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两个稳定的品种。此外，长江流域的水田稻作农业不仅广泛发现稻米实物和生产工具，特别重要的是新发现两处水稻田遗迹，年代都在公元前4000多年。这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考古的重大突破，也是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的水稻田遗迹。从中可以看出，长江流域史前稻作农业已有很大的发展。同时，稻作农业生产不断向北扩展，直达中原腹地的黄河岸边，安特生在仰韶村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的稻谷印痕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28)。

四、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史前稻作农业走向成熟，为史前社会的迅速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可以长江下游地区这一时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这一时期后段的石家河文化为代表。

长江下游地区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发现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发现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发现并先后二次发掘了浙江吴兴(现湖州市)钱山漾遗址。在这里除发现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丝绸和草编织物外，还发现稻谷、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蚕豆”、“花生”等植物遗存(29)。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农业的首次考古发现，立即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同时，浙江省文管会在杭州水田畈遗址的发掘中，也发现同钱山漾遗址一样丰富的文化遗存，特别是史前稻谷的再次发现，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农业为主要经济部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30)。从而也说明中国稻作农业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史前时代的良渚文化时期就已达到较成熟的水平。

以后，良渚文化稻作农业遗存发现得更多。有学者统计在长江中下游共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101个地点，长江下游44个，中游有57个；在长江下游的44个地点中，仅良渚文化的地点就至少有20个，占长江下游总数的约50％(31)。良渚文化发现出土史前稻作遗存的地点比中国任何一个新石器时代文化都要多。

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吴江龙南遗址的发掘，孢粉分析结果显示，良渚文化时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们种植水稻的面积扩大(32)。更重要的是，还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谷类型，并进而估计了稻作产量。在良渚层之下发现有适宜生长在半沼泽地的芦苇植物蛋白石，良渚层之上两层分别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龙南的良渚文化层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种的水田。经鉴定分析，良渚文化层的土样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并出土有炭化粳稻。这为考古探寻史前农田遗迹开辟了一条新的科学途径(33)。

从良渚文化出土的大量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可以看出，良渚先民已懂得用木千篰来捻取河泥，同水草混合发酵后，作为农田的底肥。当时的农具不仅多而且配套，同时还出现了戽水灌田和小型的引水或排水设施。特别是良渚文化发现众多大同小异的石犁，证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进入犁耕农业阶段。有学者曾描写到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生产，“在春季时，先民经过一番缛田平整后，以撒播方式种植水稻，其后进行移植调整，使之密度大致均匀，继而便是中耕除草(人工)、施肥、灌水等一系列管理措施，至秋季便可开镰收割。按游修龄教授的研究结果，当时稻米的产量，大约是稻种的15倍。(34)”这已是一幅中国古代延续几千年的稻作生产图景。

稻作农业的成熟为良渚文化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良渚文化时期大量出现的玉器就是稻作农业成熟的重要标志。由于稻作农业的成熟，可以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才促使专门制作玉器的手工艺人出现，并制造出大量技艺精湛的玉器。在瑶山和反山发现的良渚大墓中均随葬着大量玉器，总数达数百、甚至千余件，占大墓随葬品总数的90％(35)。其次，精美的玉“琮王”和玉“钺王”的发现，说明良渚社会中已出现少数掌握“神权”或“军权”、具有统治权力的人物；而从良渚墓葬的分化中，一方面是埋葬在祭坛突出或中心位置、有棺有椁，并随葬大量玉器的高规格高等级的大墓，另一方面是众多无棺无椁，且无任何随葬品的小墓，特别是作为大墓的人殉人祭、甚至身手异处的埋葬，都充分地表现出良渚社会的严重分化、良渚人的社会地位和等级的差别。这也是随着稻作农业的成熟，提供了大量财富以后所生产的必然结果。再次，良渚文化的祭坛也是建立在稻作农业的成熟的基础之上。1986年发掘的反山祭坛，据估计土方用量高达20000立方米左右，在目前已发现的数十座良渚祭坛中，反山祭坛的规格和等级最高，被有的学者称为“良渚王陵”(36)。1987年发掘的瑶山祭坛，面积超过5000平方米，有多重阶级状石堪和护坡，是良渚祭坛中规模最壮观的一座。1991年发掘的汇观山祭坛，平面呈“回”字形三重土色结构，面积1600平方米(37)。这些祭坛的修建，如果没有稻作农业的成熟，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

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农业生产为主要经济部门。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遗址中常发现有炭化的稻米和稻壳，尤其是各遗址发现红烧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壳和稻草，表明这时的稻作农业生产已普遍成熟起来。除农业生产外，人们还饲养有猪、狗、牛、羊、鸡等家畜，并从事渔猎和采集等辅助经济活动。

稻作农业的成熟促进了石家河文化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铜器的使用就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20世纪80年代在石家河遗址群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邓家湾(38)、肖家屋脊(39)多次发现大小不同的绿松石铜矿石(孔雀石)块，小如指头，大似鸡蛋。特别是在罗家柏岭遗址还出土了5件残铜片，为研究石家河文化铜的冶炼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证据(40)，表明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铜器已在长江中游地区率先出现。石家河文化也发现了几百件玉器、多为玉人头像牌饰和坠饰、蝉形饰、龙形饰、凤形饰、璧、管、环等装饰品，表明也出现了专门的制玉手工业。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有先前时期遗留下来的9座城址，都建筑有高大的夯土城墙和宽大的护城河。城址面积从数万、十几万，到数十万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积达120万平方米，是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41)。建造这样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农业提供足够的粮食和剩余劳动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坛还要大。如果没有成熟的稻作农业为基础，城址的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

这一时期水稻的种植范围比前一时期更加扩大，向北扩展到黄河中下游的一些适宜地区，最北已越过北纬37°。在河南龙山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发现有炭化稻米(42)。甚至在黄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也发现炭化大米(43)，当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贵族阶级食用大米的物证，不一定是当地生产的。但在江苏连云港市藤花落遗址发现的龙山文化水稻田，却是这一时期水稻种植北传的一个很好物证。藤花落遗址是一处龙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连云港市博物馆在此的发掘，首次发现龙山文化的稻田遗迹，包括有水田、水沟等。一号水田遗迹呈不规则形，揭露面积大约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体，数目达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个。证明城外和北部内外城之间有着保存较好的稻作农业生产区(44)。

正是在史前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粮食、社会财富和剩余产品极具增加，土地成为产生社会财富和粮食的源泉。在贪欲驱动下少数人利用社会权力越来越多的侵占社会财富和土地，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导致私有制更加发展。表现在社会关系上，社会分层突出，阶级已经产生并日益形成尖锐对立。一些富有的首领和显贵一跃成为社会权力地位和财富俱全的统治者，而一些一无所有的穷人则沦为奴隶。高大的城池、铜器、礼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现，标志着史前社会的结束、文明时代的到来。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变化都源自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金灿灿稻谷和黑油油的稻田。

总结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几点：

1、中国的史前稻作农业起源早，发展时间长。在大约万年前，我们的先民已经把野生稻培育驯化成栽培稻。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生产工具不断改良、生产方式不断改进，从最早的刀耕火种农业发展到耜耕农业再发展到犁耕农业，其间大约经历了5000年的发展历程。新石器时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较稳定的籼稻和粳稻两种作物品种，粮食产量大为增加。

2、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家庭饲养业、建筑业、纺织业和手工业的发展。种植水稻和饲养家猪成为中国传统的稻作农业生产。

3、由于史前稻作农业生产的需要，人们学会了观察天象和气候的变化，并逐渐掌握了其中的规律，天文历法应用而生。

4、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土地的重要性，进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崇拜，于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坛和礼器，礼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农业的发展不仅使粮食有了剩余，而且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这些社会财富又通过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由于土地成为粮食和财富的源泉而产生了对土地的占有，由于占有土地和社会财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级的社会结构层次，由此导致了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长江流域社会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6、长江文明的产生和发展都是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实际上，长江文明是一种有别于黄河文明的稻作文明。

注释：

(1)a、刘诗中：《汀西仙人洞和吊桶环发掘获重要进展》，《中国文物报》1996年1月28日。

b、刘诗中：《万年县仙人洞、吊桶环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

c、彭适凡：《江西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谈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发掘的主要收获》，《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d、严文明、彭适凡：《仙人洞与吊桶环——华南史前考古的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5日。

e、刘诗中等：《万年县仙人洞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0年，文物出版社。

(2)a、赵志军：《吊桶环遗址稻属植硅石研究》，《农业考古》2000年第3期。

b、张驰：《江西万年早期陶器和稻属植硅石遗存》，《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出版社,2000年。

(3)a、袁家荣：《道县玉蟾岩石器吋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1996年，文物出版社：

b、袁家荣：《玉蟾岩获水稻起源重要新物证》，《中国文物报》1996年3月3日；

c、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1万年以前的稻谷和陶器》，《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文物山版社，2000年。

(4)张文绪：《中国古栽培稻的研究》，《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5)裴安平：《湘西北澧阳平原新旧石器过渡时期遗存与相关问题》，《文物》2000年第4期。

(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文物管理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吋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8期。

(7)a、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梦溪八十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12期。

b、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c、张文绪、裴安平：《澧县梦溪八十垱出土稻谷的研究》，《文物》1997年1期。

(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孢粉实验室：《湖南澧县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探讨》，《文物》1990年8期。

(9)岳阳市文物工作队、钱粮湖农场文管会：《钱粮湖坟山堡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报告》，《湖南考古辑刊》第6集。

(10)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临澧县胡家屋场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3年2期。

(11)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石门县皂市下层新石器遗存》，《考古》1986年1期。

(12)南京大学地理系：《胡家屋场遗址孢粉分析》，《考古学报》1993年2期。

(13)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宜都城背溪》，2001年，文物出版社。

(1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肖山跨湖桥新石器吋代文化遗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

(15)蒋乐平：《萧山跨湖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年。

(16)蒋乐平：《浙江发现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重要线索》，2003年12月在广西桂林召开《华南及东南亚地区史前考古纪念甑皮岩遗址发掘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17)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科学出版社，1999年。

(1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3年。

(19)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20)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期，1980年。

(21)罗家角考古队：《桐乡县罗家角遗址发掘报告》，《浙江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年。

(22)芥建祥、邹厚本、李民昌、汤陵华、丁金龙、姚勤德：《对草鞋山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稻作农业生产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1998年第3期。

(23)林东华：《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24)张绪球：《长江中游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概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25)郭胜斌：《湖南车轱山遗址的原始农业遗存》，《农业考古》1985年2期。

(26)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度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27)小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京山屈家岭)，科学出版社，1965年。

(28)J．G．Anderson，ChildrenoftheYellowEarth，London，1934。

(29)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0)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抗州水田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2期。

(31)安志敏：《中国稻作文化的起源和东传》，《文物》1999年2期。

(32)肖家仪：《江苏吴县龙南遗址孢粉组合及其环境考古意义》，《环境考古研究》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91午。

(33)汤陵华等：《江苏梅埝龙南遗址古稻作的调查》，《农业考古》1992年l期。

(34)林东华：《良渚文化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3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36)《浙江省文物考古五十年》，《新中国文物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2000午。

(37)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市文物管理理委员会：《浙江余杭汇观山良渚文化祭坛于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7期。

(38)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湖北省荊州博物馆：《邓家湾》，文物出版社，2003年。

(39)湖北省刑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学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40)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2期。

(41)王红星：《从门板湾城壕聚落看长江中游地区城壕聚落的起源与功用》，《考古》2003年9期。

(42)陈文华：《中国农业考古图录》，江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

肖生玉器范文篇4

关键词：汉文化；校企联动；创意产业；人才队伍

报告指出，将“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我国七大战略之一。在数字经济不断更新迭代的推动下，以创意性和新技术为特征的文化产业新业态将是未来文化发展的重中之重[1]。近年来，徐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发展徐州地区的文化产业，形成了一批地方特色突出、规模和实力相对雄厚的文化企业和文化集聚区。文化产业呈现出健康向上、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2]。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也在积极利用专业优势融入到徐州地区文化产业发展中去，主动寻找优秀汉文化与现代文化产品的切入点，打造一批徐州特色文化品牌。深度挖掘和开发徐州地区文化资源和文化底蕴，对徐州汉文化创意产品进行挖掘；开发具有徐州地方特色的包装设计；对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进行数字化打造，以语音、图像为多种媒体的信息源，结合仿真、虚拟现实、电子沙盘、感应等技术进行符合当代观众行为的多媒体展陈，使汉画像变得通俗易懂，使观众随心所欲地查阅和欣赏汉代的风俗生活和建筑、商业、交通、文化等社会风貌；制作有关汉文化的微电影、微电视，大力宣传徐州两汉文化，再现当年汉文化的辉煌，助推徐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人才队伍建设。

一、建设思路

以中国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为引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以产业化为方向，以创意为核心，以文化为灵魂，以科技为支撑，依托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优势，推进“五个一”工程（引入一种理念，实施一个项目，开设一个讲堂，搭建一个平台，锻造一支队伍）建设。（一）引入一种理念。树立以服务徐州汉文化创意产业，弘扬两汉文化的发展理念。在徐州汉文化研究方面，江苏师范大学在汉文化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一些成果，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了“汉文化研究所”，其研究范围，以汉为主，而又不限于汉，既有徐州地区的汉文化地方特色，而又不限于徐州[3]。重点是以理论研究为主。而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国家示范高职院校，侧重于汉文化应用的研究，重点在于徐州汉文化创意产品的设计与开发，这一理念也符合我校专业群建设目标和人才质量培养目标。（二）实施一个项目。成立以专业教师为组长的工作团队，开展汉文化相关艺术品、旅游纪念品的设计与开发。每个工作室中除了专业老师外，还有一部分优秀学生参与，采用“学徒制”的方式，承接汉代工艺品、礼品、汉化像石、汉代餐饮、汉代旅游、汉代陶器、汉代印章、汉代丝绸、汉代乐舞、神话刘邦、汉代帝王等徐州汉文化艺术工程项目中一个子项目的建设。同时，采用“学徒制”人才培养方式，在各自工作室内进行汉文化创意产品的研究、设计与开发，并且对汉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流程进行了标准化的设计，如图1所示。（三）开设一个讲堂。开设“汉风讲堂”，在校内宣传、普及和弘扬徐州汉文化知识。鉴于高校在个体成长中的特殊功能，在大学课堂开展徐州汉文化教育既是促进汉文化发展的重要方式，更是深入开展徐州汉文化教育的重要形式，是开展民族文化精神教育的重要途径，更是实现传统文化认知、弘扬汉文化的重要方式[4]。因此，学院聘请了国家工艺品雕刻一级技师李维翰、徐州汉画像石馆原馆长梁勇、徐州收藏家协会副会长王洪震、徐州古陶奇石博物馆馆长王秀春等八位客座教授，来学院讲授关于汉代陶俑、汉代帝王、神话刘邦、汉代历史人物、汉画像石刻、汉代玉器和汉代书法等两汉文化知识，在校内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受到广大师生的喜爱。通过汉风讲堂，既对专业教师进行了培训，又能吸引更多的师生加入到汉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开发团队。（四）搭建一个平台。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下的二级学院——传媒学院成立了由教师集资创办的徐州尚汉堂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旨在推动徐州汉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弘扬徐州两汉文化，公司员工均为学院专业教师，90%的教师具有研究生学历。因此公司员工既是教师，又是设计师、造型师、工程师，学校与企业深度融合，校企联动机制更加灵活。学院搭建的这一平台有利于承接各类文化创意产业的横向课题项目。同时，能够引入企业新技术、新工艺，校企合作共同开发，引导和激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开展技术研发，实现校企互利共赢。（五）锻造一支队伍。依托行业，服务企业，通过加强对两汉文化专业知识的学习，利用汉文化创意系列子项目等科研项目来培养和锻炼一批青年教师，打造一个创新型社会服务团队，锻炼并培养一批立足汉文化创意产品研究开发，弘扬优秀汉文化的教师队伍。

二、建设成效

（一）设计具有汉文化元素的文化艺术品。依托徐州汉文化开发的“尚汉”艺术品，如“汉文化茶具”即在徐州汉画像石纹样中提炼出符号性的图形语言运用茶具设计[5]；“云龙美景梅瓶”则以徐州云龙湖、云龙山为题材的中国绘画作为主题图像来设计制作具有现代设计语言的青花瓷梅瓶；以汉文化、体育文化为背景，与江苏省“十八届运动会”筹委会签订合同，设计江苏省第十八届运动会倒计时一周年启动仪式的宣传海报、手提袋外观图案以及T恤衫图案，并且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二）挖掘具有地域特色的创意文化艺术品。艺术品制造要与地域材料结合方能凸显成本优势，具有代表性的、特殊的材料也是宣传地方、打造品牌的重要因素[5]。如宜兴的紫砂料就是代表。在徐州吕梁地区，则盛产石材，石质优美、储藏丰富，造型奇特的观赏石可以与灵璧石媲美[5]，而那些普通的、没有奇特造型的石材，就可以作为我们创新研发文化艺术品的原料，进一步深加工，结合汉文化元素，巧妙利用材料，形成具有科技性和艺术性的“尚汉”产品。（三）研发具有科技含量的创意文化艺术品。艺术和科学事实上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艺术和科学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力，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艺术与科学相结合，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已经证明了的事实，说明这种结合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可以说，当下艺术设计是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成果[6]。例如：汉文化茶具，以汉代符号为元素设计其造型，安装自动清洗装置，解决茶具残留物的问题；自动翻转的台历，可自动滚动日期并根据天气变化显示温度湿度；汉代文物复制，采用3D打印技术，根据差异化、个性化设计定制艺术品，目前是利用高新技术完成文化艺术品设计制作的范例。

校企合作背景下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文化创意人才队伍建设，需充分利用高等艺术设计院校的教师科研资源，将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紧密对接，科研过程与创意产品设计紧密对接，积极推进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与现代文化产业发展相融合。在推动徐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高校教师文化创意设计与研发能力，促进了文化创意人才队伍的建设，从而实现校企共赢。

参考文献：

[1]新华社.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全文）[EB/OL].（2017-10-27）[2018-05-07].www.guancha.cn/politics/2017_10_27_432557.shtml.

[2]王丹.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经济政策研究[J].吉林工商学院学报,2015,31(1):28-30.

[3]邱鸣皋.汉文化研究论丛前言[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1):36-37.

[4]胡天状.文化传承与教育使命——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高等教育的互动[J].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集刊,2010:234-241.

[5]王俭,毕雪微,肖永杰.基于地域特色发展徐州文化创意产业[J].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4,14(4):81-83.

肖生玉器范文篇5

一、深入开展科学发展观教育实践活动

我局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和要求，深入开展了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精心组织、扎实推进，至目前已全面完成。一是深入学习，领会精神实质。局党委共组织集中学习5次，邀请市委党校教师作科学发展观的辅导报告，认真研读等中央领导同志就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发表的重要讲话等文件和材料，进一步加深了对科学发展观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根本要求的理解和把握，增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推动我市文化建设的自觉性坚定性。二是广泛讨论，凝聚发展共识。把学习实践活动与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紧密结合起来，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围绕“文化事业为谁发展、靠谁发展、怎样发展、如何实现科学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开展了广泛深入的讨论，形成了推动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共识。三是查找问题，认清工作差距。把学习实践活动与倾听民声、集中民智紧密结合起来。依靠群众查找突出问题，广泛征求推动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合理化建议。先后组织召开了系统内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文博、文联、群文、体育等不同层面、不同条线的民主恳谈会7次，发放书面征求意见表，对象除本系统各下属单位负责人外，还扩展到镇（街道）负责文体工作的宣传委员、文体站长，广泛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四是专题调研，理清发展思路。把学习实践活动与探索发展规律、研究发展思路紧密结合起来。针对我市文化建设实际和征求到的意见建议，确定了5个调研课题，由局领导分别领题，深入调研，进一步明确了推动我市文化建设科学发展的目标任务、主要问题和对策措施。五是注重实践，促进各项工作。把学习实践活动与促进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紧扣“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进一步落实文化惠民政策”的实践载体，开展了“文化十送”活动，积极主动推动各项文化工作，自觉服务我市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结合机关效能建设，使我局机关工作作风焕然一新。我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活动信息曾被嘉兴、省、文化部等网站转载，“文化体育十送”活动曾在嘉兴进行经验介绍，得到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二、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市文化中心已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专家论证，已于年底奠基动工。市民露天游泳池已建成使用，乒乓球馆、羽毛球馆已经结顶；30个健身苑点已完成。罗家角文化遗址保护规划的部分相关工程已开始建设。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方案已经起草完毕，并获市委讨论通过。屠甸等5个镇（街道）图书分馆建设全部完成。

三、群文活动蓬勃开展

1．完成各项检查评选。6月底完成各文化站评估定级工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镇（街道）综合文化站建设的实施意见》，初步制定了《石门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试点方案》。开展了全国文化模范市、省级东海文化明珠工程自查、复查工作和首批省体育强镇、先进街道复检工作。开展了省级文化示范村（社区）和嘉兴市级文化示范村（社区）的推荐、申报工作。完成了2008年度市级特色文化示范户的评选，共评选出50户，其中21户成功创建了省级文化示范户。

2．继续开展“文化育新农”等活动，稳步推进2131工程。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展了“五下乡文化先行”、“文化情暖万家”等活动，下乡演出活动301户次，各镇（街道）开展文化下乡活动666次。创作、编排了《夫妻问答》、《实践科学发展观》、《我们村是最美的》、《喜看**新气象》、《小风波》等节目。农村电影2131工程共3893场次。制作《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宣传幻灯片15套，举办了“和谐我生活，健康**人”、“安全生产月”、“电影进校园”等专场电影放映。举办了红色电影月活动和健康教育电影宣传活动。会展中心举办了旅美钢琴家茅为蕙独奏音乐会等40场大型演出，举办“巴黎都市”杯第二届家装博览会等8场大型展览，放映《赤壁2》等电影1516场次。

3．继续开展广场文化活动，举办迎春、元宵节等大型活动。至目前共举办各类广场文艺活动50场。举办了迎新春大型文艺晚会；组织舞龙队参加了嘉兴市的舞龙大赛，获得铜奖；组织行街队参加了嘉兴市端午节行街表演活动。

4．举办各类文艺培训活动。计有合唱团培训班、少儿舞蹈培训班、排舞培训班、摄影培训班等41期，培训1500余人次。

5．开展全民读书活动。图书馆共接待读者约43.2万人次，外借图书约34.8万册，有效持证读者28650人，新增藏书11万余册，征集地方文献304种，417册。图书流通点试点工作启动，崇福镇芝村村、洲泉东田村、巨石集团、洋紫荆公司先后设立图书流通点。举办“世界读书日”、“让读书成为习惯”等读书系列活动，形式有发放数字图书卡、图片版面展示、征文演讲比赛、读书报告会、知识竞赛、“书香家庭”评选、电影展映等。做好已建6个分馆的管理工作，举办了分馆图书管理员业务培训班，开展了现场办卡、经曲少儿影片播放、摄影大赛获奖作品巡回展等系列活动，读者到馆率、办证率、借阅率较快增长。

四、文博工作深入开展

配合做好大运河**段保护性规划编制工作，按要求提供运河沿线村镇、水系、文物古迹分布情况等相关数据，完成调查澜溪塘、白马塘河道本体。各文博场馆继续进行馆藏数据库的录入和校对等电子文本建档工作。加大文保单位申报力度，申报新地里遗址、吕大坟遗址为国家重点文保单位，一批古桥梁为省级文保单位。完成了第三次全国文物野外调查，覆盖率达到100%，调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736处，其中新发现354处，复查67处，登录315处，顺利通过上级验收。并做到普查与文物保护宣传、普查与保护规划、普查与文物征集、普查与文物整理相结合，深入推动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继续进行书画文物抢救保护，水陆道场画修复完毕。配合沪杭高铁工程，对高桥镇亭桥村演教寺古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各文博、名人场馆共接待观众、游客约15万人次。举办了**民间收藏精品展、俞健中国画作品展、辽宁岫岩玉器展、崔锦钧遗作展、戴卫中绘鉴真大师画传原作展等36次展览，《茅盾生平图片展》《伟人的风采——侯波、徐肖冰摄影摄影展》、《钱君匋书画印、书衣作品巡回展》、《赵之谦书画篆刻精品展》、《文豪故里绍兴、**漫画作品联展》等赴外地展览。丰子恺先生信札等5部珍贵手稿归藏缘缘堂，茅盾《歙县报》题字和沈泽民、张琴秋67幅珍贵照片及大量文字资料归藏茅盾故居。开展国际博物馆日和中国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推出“**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展”，举办了民间手工技艺现场展示，10余名民间艺人现场献艺，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原生态展演——“**故事”活动。

编辑出版了《**市馆藏篆刻精品集》，启动了《**市文化志》编纂工作。举办了吕留良诞辰380周年纪念活动。成立了名人研究会。

五、继续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

在去年排摸线索的基础上，经过遴选、归并、调整后，正式确认普查项目2022项，其中具有较高文化、历史、科学价值的重点项目为582项,现基本完成的普查项目有197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档案基本建立，一是文字档案，建立排摸文字资料，编纂《镇（街道）普查成果汇集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成果汇集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相关资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简报》；配合完成《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大观（**部分）资料编纂》。二是电子文本，所有普查形成的文字材料全部录入电脑；三是照片档案，共对1090余个项目进行了数码照相，共拍摄照片3060余张；四是录音、录像档案。共完成录音57.5小时，录像光盘473张。申报各级非遗名录成绩优异，“**蚕桑习俗”作为“中国蚕桑丝织技艺”的子项目成功申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三跳”等5个项目申报了第三批国家非遗名录；7个项目列入了第三批省级非遗名录；13个项目列入第三批嘉兴市级非遗名录。此外，《**市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分布图编制方案（初稿）》获得通过。出版了《**蚕歌》一书。第4个文化遗产日活动暨《**的故事》广场文艺演出获得成功。推荐20名民间艺人申报了嘉兴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代表性传承人。公务员之家

六、体育工作扎实推进

1．围绕“全民健身”主题，扎实推进群众体育工作。举办首个

全民健身日暨“健康进万家”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成功举办了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宁波北仑海天队对浙商银行队的比赛，这是上半年我市级别最高的一场比赛，观众爆满，中央电视台进行了现场直播。举办了2次中美篮球对抗赛，反响热烈。举办了“国贸杯”乒乓球赛等。其它活动有：“建设新农村、小康体育村”三人制篮球赛、市首届新居民运动会、第二届“新湖·香格里拉”杯篮球周末联赛、小学生篮球赛、“体彩杯”三人制篮球赛等。游泳池顺利开馆后，制定了严格周密的安全、卫生、消防等日常管理制度，落实工作人员职责，做到安全第一，至7月30日，开放25日，接待泳客共约7500人次。

2．积极承办省、市比赛，扎实推进省运会筹备工作。承办了省青少年男子篮球、武术、举重、拳击等比赛，并被省体育局评为“2009年**省体育竞赛最佳赛区”。为承办14届省运会积累经验。各项准备工作稳步推进，市体育馆改造完毕，设施规范标准，符合比赛要求。专用设备、设施已落实添置；参赛运动员已全部到位，正在刻苦训练。

3．健全体育组织网络，加强体育指导员队伍建设。新成立了体育舞蹈协会。设立了4个国民体质测试站。举办了排舞、柔力球等培训班。组织了二、三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及裁判员培训。

4．体彩事业稳步发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我市体育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七、文化市场管理得到进一步加强

1．创新工作机制，完善内部管理。完善了信息报送制度，制定了全年日常检查总框架，落实了“一店一本”制度和每周检查分片责任制，制定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草案）。

肖生玉器范文篇6

《城南旧事》是著名女作家林海音的自传体小影，以其七岁到十三岁的生活为背景的一部长篇小说，也可视作她的代表作。它描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北京城南一座四合院里，住着英子温暖和乐的一家。它透过主角英子童稚的双眼，向世人展现了大人世界的悲欢离合，有一种不出来的天真，却道尽人世复杂的情感。《城南旧事》曾被评选为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八十年代还被搬上银幕，还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多项大奖，感动了一代人。它满含着怀旧的基调，将其自身包含的多层次的情绪色彩，以一种自然的、不着痕迹的手段精细地表现出来。书中的一切都是那样有条不紊，缓缓的流水、缓缓的驼队、缓缓而过的人群、缓缓而逝的岁月……景、物、人、事、情完美结合，似一首淡雅而含蓄的诗。半个多世纪前，小女孩林英子跟随着爸爸妈妈从台湾飘洋过海来到北京，住在城南的一条胡同里。京华古都的城垛颓垣、残阳驼铃、闹市僻巷……这一切都让英子感到新奇，为之着迷。会馆门前的疯女子、遍体鞭痕的小伙伴妞儿、出没在荒草丛中的小偷、朝夕相伴的乳母宋妈、沉疴染身而终眠地下的慈父……他们都曾和英子玩过、谈笑过、一同生活过，他们的音容笑貌犹在，却又都一一悄然离去。为何人世这般凄苦？不谙事理的英子深深思索却又不得其解。

50多年过去，如今远离北京的游子，对这一切依然情意缱绻。那一缕淡淡的哀愁，那一抹沉沉的相思，深深地印在她童稚的记忆里，永不消退，也深深地打动着我。

看《城南旧事》，心头漾起一丝丝的温暖，因为已经很少看见这样精致的东西，因为她不刻意表达什么，只一幅场景一幅场景地从容描绘一个孩子眼中的老北京，就像生活在说它自己。那样地不疾不徐，温厚淳和，那样地纯净淡泊，弥久恒馨，那样地满是人间烟火味，却无半点追名逐利心。

读中国名著个人感悟5（《林海雪原》读后感）

怀着—股澎湃的激情读完了全书，轻轻合上，望着“林海雪原”四个字，似乎是由火热的血所凝成的，衬着封面上的皑皑白雪，显得更加地艳，更加红了。在那上面，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位亲切和蔼的解放军战士，为着自己的理想，更为着祖国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在深山老林中奋斗的身影。此时的雪似乎已同他们的笑容与灵魂，融为圣洁的一体。

对这些战士来说，死，毫不可怕，鲜血，更是为着这一片他们深爱着的土地，为着他们那可亲可爱的乡亲们所流的，它见证了一个个赤子之心，它的脉搏将永远在这片郁郁葱葱的老林里跳动。穿山风的狂卷，密集的枪弹雨林，都吓不退他们，因为心中的一把火，一个信念——真正地解放人民，支持着他们在狂风暴雪中一次次站起，直至最后的胜利。

他们对自己人生的目标，执着地追求着，不畏层层险阻，即使是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也甘愿拼死一搏，或许他们认为：面对自己的人生，那高高在上的理想，唯有拼过，才了无遗憾。就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绝顶》中的肖顿河，都为着自己心爱的理想而前进，虽然他们最终都失败了，都只在这茫茫大千世界中留下一副白骨或几行轻轻的痕迹，但在任何人眼里，他们在精神上永远是无法击倒的。耻笑他们对生命无谓浪费的人，必定是一个懦夫，若表面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是脆弱的，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耻笑勇者，更因为他们毫不明白倾尽自己一生去追求的感觉，也更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气魄，没有这种理想。邓小平也说过：“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要有理想。”一个没有理想的，便对自己的前途自己要走的路感到茫然，也许，在徘徊上便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暗中消逝。

若没有理想，莱特兄弟不会发明飞机，圆了人类飞向蓝天的梦；若没有理想，袁隆平不可能养殖出杂交水稻，解决中国人多粮少的难题；若没有理想，又哪来中国几千年的悠远文化；若没有理想，中国不会在一次次失败中站起，夺回自己的领土……理想，是人生的灯塔，更是人生的彼岸。有时为了它，历经几多沧桑几多岁月。中国的2008申奥，世界梦想和平，祈求人性的完美，“众里寻她千百度”，圆了与未圆，又有什么区别，总有下一代继续追寻。

读《林海雪原》经常会感觉到一个词的含义，那便是“集体”。文中的人物，如少剑波杨子荣等，张口闭口不离集体，可谓已经深入骨髓，同自己的生命融为—体了，风里来，雪里去，是记忆拼搏下的一点一滴。“集体”这个词，更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意境已将不可计数的心融为一体，有着强烈的集体思维的人，头可断，血可留，此志不可改，永远把集体利益摆在第—位，这似乎是—个很奇怪的特性。

参加过合唱活动的人都应该体会过，其好处便是，你在歌唱中可以发出声音也可以不发出声音，但怕的是你旁边的人也会这么做。细品一番，它的讽刺意味也是蛮强的，对于那种“别人回去干”的依赖集体思想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许，在所有的声音都停止，沉默中，导师诧异的目光中，彼此低垂的头下，有—分难以言传的尴尬，在集体两字间幽幽穿梭。

同志写的《为人民服务》，其中详尽地阐述了有关与集体的一些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当时需传播集体思想，在现今，也更需要它来作为强大的动力，促进我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宏图快步发展。唯有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为全国这个集体而奋斗的精神，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任务，才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途径。

汉朝文学家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集体而死，必是重于泰山，小高波正是为着这座泰山而永生。生与死，千百年来有人歌颂有人笑，更有人长叹一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实生与死只是一线之差，便是有气与无气。有人死得气壮山河，那种人，以着另外一种方式存活，可得其所：有人死了，遭千古唾骂，万人践踏，那种人，为求一丝生机拼命乞怜，却终为土灰。不必太看重生死，该来的时候会来，该去的时候会去，无愧于自己的生命，更无愧于自己在世界上存活，又何必执着于一个想法或一个将来的结果。关天培身上的刀疤，胸膛的枪洞，都一次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美国作家海明威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仅有一句话：“恕我不起来了。”对于他的写作我不熟悉，但这位作家以如此诙谐的态度看待生死，确实让人佩服至级，对于一个黑暗的坟墓，如同给自己安眠的暖床，又有什么放不开胸怀去面对的？至今不明，他威吓会以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活够了，对这个世界不复再有贡献，且无愧与这个过程。人的思想总是互相矛盾，何况在生与死的本质间，原是一个矛盾，依旧认为，死得其所，便今生无憾。

《林海雪原》中，讲述的不仅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剿匪斗争，它所表现出的更是一种智慧，一股勇气，一分人性的美，融合为人类近乎完美的形象，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化为一片蓝天。尽管有时，乌云阻挡了阳光，但在一阵甘霖的挥洒后，清流依旧，白鸽挂着风铃远翔，叶更绿，天更蓝，阳光在露珠上闪烁。世界的循环不停，美不停。依稀间，昨天也是今天的导航。

读中国名著个人感悟5（《呐喊》读后感）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困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

《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抨击地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

读中国名著个人感悟5（《四世同堂》的读后感）

我慢慢吁了一口气，轻轻合上书的最后一页，背负着历史的厚重，仿佛自己正置身于这个颠倒是非，硝烟弥漫的北平……

随着整本书临近尾声，心中不禁感叹人的本性在经历那样一个年代，承受如此多的磨练后，展现得如此真实，区区一个小羊胡同，形形色色的人物却已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不同心态的中国人，已成为了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有年过半百只求享清福的祁老人，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家破人亡，放弃知识而立志报仇的钱老人，有受过新中国教育却被旧中国古老陈旧的封建思想紧紧缠住的祁瑞宣，有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很真很纯一心为国的市井小民孙七和小崔，也有为了升官发财，虚伪的卖国贼大赤包、祁瑞丰……还有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但最终，经历了这么多震惊、愤怒、喜悦，老舍先生使我仍然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四世同堂》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而期间人们经历的便是那个最黑暗，最痛苦，最磨练自己的时光，其中一个关键词自然是被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日本鬼子，他们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以及他们近乎变态的心理，使每一个描写他们的作家不得不咬牙切齿、紧缩双眉，但使我钦佩的是，老舍先生并没有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深批日本人，一方面他用一种冷幽默表面上轻描淡写、若有若无，蜻蜓点水般描写，但就是这么几滴水，已足以揭示出他们令人恶心的心态，通过这些文字，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老舍先生轻蔑的眼神和淡淡地冷笑；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全盘否定日本人民，这从书中小羊胡同1号门的一位日本老妇的言行举止便可看出。可见，对于日本人，作者还是很理智的。

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汉奸了。老舍先生笔下的他们让人读后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禁咬牙切齿，而对于他们的死却又无法觉得痛快。书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判断他们。他们因日本人的到来而生，又因日本人的到来而死。这些汉奸们即使到了临死仍执迷不悟。大赤包在狱中仍一直让别人称她冠所长，仍一直相信日本人一定会就她出去，一直做着风光无限的梦，但梦终究还是梦，最后她还是惨死在狱中。冠晓荷，我一直觉得他对日本人照了魔，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他们永远是必恭必敬，鞠大于九十度的腰，对他们笑脸相应，他对日本人就像当初臣民对皇帝，就连提起都会心惊肉跳。直到临死，日本人要将他活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就连日本官宾查他档案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些态度都称之为“良民”。祁瑞丰，蓝东洋，胖菊子，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败类啊！而当我读到几位汉奸的惨状后，我开始对他们的行为慢慢感到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及至死亡的边缘仍执迷不悟，硬要把自己向死亡的陷阱里推呢？或许这是源于他们对金钱、权利的渴望，当中国没有被侵略的时候，他们无权无势，而日本人的目的是吞噬中国，俘虏中国，他们知道只有凭借汉奸的贪婪以及中国腐朽的封建思想才能达到目的。这样便给了汉奸们升官发财的机会，而汉奸们又意识到了是日本人给他们带来了钱与权，理所当然他们更加拥护日本人，而还没得到这些的，便更会使劲各种手段去讨好日本人，这样便奠定了中国汉奸前赴后继的情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奸们对利益的贪婪和渴望，自然使他们直接通向了死亡之路。其实不仅是汉奸，当今社会那些腐败官员都是对自身的放纵，仅一“贪”字，便可至人于死地！

如果说汉奸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那么我想招弟、野求更是当时的牺牲品吧！作为大赤包的女儿，她注定是不幸的。生活在一个极其虚伪、极其自私，不知荣辱的小人家中，就算她的本性如何善良、纯洁，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变了，变成了一个只会享乐，没有思想，不懂正义、使命、爱国的女人！在妈妈的引导和妓女们鬼魂的日子中，她堕落了，她不在懂得爱惜自己甚至引以为荣！在妈妈的惨死和爸爸的落魄中，她不在是那个纯洁的善良的少女了，“珍珠港事变之前，招弟的任务是监视西洋人，她干这种事很在行。她，不光能盯住美国人、英国人，还能弄得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一股脑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正所谓“时代造英雄”，时代也可以灭英雄，多少所谓的爱国者，心地善良的人都因为金钱权利的诱惑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一点一点地堕落！野求，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位有知识的爱国志士，可为了维持生计，给日本人做事，不得陷入了两难境地，家离子散，自我堕落，钱先生说得好，他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坟墓。就连金三爷这种打过汉奸的人，就因自己的生意渐渐好转而喜欢起日本人……钱与权对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老舍在揭示当时一些人性的堕落的同时，也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会被日本欺辱？作者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祁瑞宣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读罢此书，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实为一本好书！

读中国名著个人感悟5（浅谈《古文观止》）

钱钟书先生曾说，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古代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才慢慢地进化到现代；读《伊索寓言》可以增进我们对现代文明的骄傲，《伊索寓言》中好多浅薄的见解非加以纠正不可。最近我重读了一遍《古人观止》，也觉到古人真是幼稚得可爱，那些正儿八经的散发着头节气的见解，如不加以纠正必“贻害”后人。因此，我以钱先生为榜样，拈出几则故事，作为反面教材，以警醒世人。

一、丧欲速贫。

此言出自《檀弓》，意思是不做官了，应该迅速穷下去，以免别人误会他在位时是个贪官。只有儒家弟子才有这般迂腐！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君不见，高官下野大多暴富？只因在台上时，纵有千八百万也不敢露财，下台了修高楼、泡包厢，又有谁管得着？在台上时生意不敢“做明”，与大款不敢傍得太紧，下台了正好利用旧日关系，以权易钱。

昔日做官，今日为款，潮流每每如此。

二、如棠观鱼

鲁隐公想要棠地看捕鱼，臧僖伯为此发了一大通议论，反对隐公去。鲁隐公只好说：“吾将略地焉。”看来臧僖伯是个不识时务，没读过“下级学”的书呆子。领导有雅兴下乡钓鱼，他不备小车、不置钓具，积极陪领导锻炼身体，还要“称疾不从”，天底下有这样的傻子吗？奇怪的是，《古文观止》中这类角色还真不少，比方说里革，比臧僖伯还要恶劣，鲁宣公看着就要拉一大网鱼起来，他竟然挥刀割断鱼网——好在“适者生存”，这种人注定要“自然淘汰”。

三、民将筑台于夏氏

陈灵公是古代最著名的昏君。他与夏征舒的母亲有染，还要老百姓在夏家修个高台，以致于章子大摇其头，预言陈国必亡。看来，陈灵公吃亏在于他太老实，假若他生在现代，就决不会大张其鼓地修屋筑高台了，而是要大力发展“两非经济”、“路边经济”，今天“夜来香”，明日“康乐城”，不亦快哉！

四、杜蒉扬觯

晋平公与师旷、李调一起饮酒作乐，杜蒉进来让师旷喝了一杯，又让李调喝一了杯。平公觉得奇怪，问了原因，主动罚自己一“觯”。这就是“杜举”一词的来由。看来浪费人材的现象也是“古而有之”，象杜蒉这样善于劝酒的人材，当“公关”或是办公室主任，才真正物尽其材。甚矣！平公之无珠。

肖生玉器范文篇7

怀着—股澎湃的激情读完了全书，轻轻合上，望着“林海雪原”四个字，似乎是由火热的血所凝成的，衬着封面上的皑皑白雪，显得更加地艳，更加红了。在那上面，我仿佛看到了一位位亲切和蔼的解放军战士，为着自己的理想，更为着祖国的伟大事业——共产主义事业，在深山老林中奋斗的身影。此时的雪似乎已同他们的笑容与灵魂，融为圣洁的一体。

对这些战士来说，死，毫不可怕，鲜血，更是为着这一片他们深爱着的土地，为着他们那可亲可爱的乡亲们所流的，它见证了一个个赤子之心，它的脉搏将永远在这片郁郁葱葱的老林里跳动。穿山风的狂卷，密集的枪弹雨林，都吓不退他们，因为心中的一把火，一个信念——真正地解放人民，支持着他们在狂风暴雪中一次次站起，直至最后的胜利。

他们对自己人生的目标，执着地追求着，不畏层层险阻，即使是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也甘愿拼死一搏，或许他们认为：面对自己的人生，那高高在上的理想，唯有拼过，才了无遗憾。就像《老人与海》中的老人，《绝顶》中的肖顿河，都为着自己心爱的理想而前进，虽然他们最终都失败了，都只在这茫茫大千世界中留下一副白骨或几行轻轻的痕迹，但在任何人眼里，他们在精神上永远是无法击倒的。耻笑他们对生命无谓浪费的人，必定是一个懦夫，若表面不是，在内心深处也是脆弱的，因为只有懦夫，才会耻笑勇者，更因为他们毫不明白倾尽自己一生去追求的感觉，也更因为他们没有这种气魄，没有这种理想。邓小平也说过：“一定要经常教育我们的人民，尤其是我们的青少年，要有理想。”一个没有理想的，便对自己的前途自己要走的路感到茫然，也许，在徘徊上便像迷途的羔羊，在黑暗中消逝。

若没有理想，莱特兄弟不会发明飞机，圆了人类飞向蓝天的梦；若没有理想，袁隆平不可能养殖出杂交水稻，解决中国人多粮少的难题；若没有理想，又哪来中国几千年的悠远文化；若没有理想，中国不会在一次次失败中站起，夺回自己的领土……理想，是人生的灯塔，更是人生的彼岸。有时为了它，历经几多沧桑几多岁月。中国的2008申奥，世界梦想和平，祈求人性的完美，“众里寻她千百度”，圆了与未圆，又有什么区别，总有下一代继续追寻。

读《林海雪原》经常会感觉到一个词的含义，那便是“集体”。文中的人物，如少剑波杨子荣等，张口闭口不离集体，可谓已经深入骨髓，同自己的生命融为—体了，风里来，雪里去，是记忆拼搏下的一点一滴。“集体”这个词，更相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它的意境已将不可计数的心融为一体，有着强烈的集体思维的人，头可断，血可留，此志不可改，永远把集体利益摆在第—位，这似乎是—个很奇怪的特性。

参加过合唱活动的人都应该体会过，其好处便是，你在歌唱中可以发出声音也可以不发出声音，但怕的是你旁边的人也会这么做。细品一番，它的讽刺意味也是蛮强的，对于那种“别人回去干”的依赖集体思想刻画得入木三分。也许，在所有的声音都停止，沉默中，导师诧异的目光中，彼此低垂的头下，有—分难以言传的尴尬，在集体两字间幽幽穿梭。

同志写的《为人民服务》，其中详尽地阐述了有关与集体的一些思想，其实，不仅仅是当时需传播集体思想，在现今，也更需要它来作为强大的动力，促进我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宏图快步发展。唯有将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以为全国这个集体而奋斗的精神，现代化建设的光荣任务，才是我国快速发展的途径。

汉朝文学家司马迁曾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集体而死，必是重于泰山，小高波正是为着这座泰山而永生。生与死，千百年来有人歌颂有人笑，更有人长叹一声：“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其实生与死只是一线之差，便是有气与无气。有人死得气壮山河，那种人，以着另外一种方式存活，可得其所：有人死了，遭千古唾骂，万人践踏，那种人，为求一丝生机拼命乞怜，却终为土灰。不必太看重生死，该来的时候会来，该去的时候会去，无愧于自己的生命，更无愧于自己在世界上存活，又何必执着于一个想法或一个将来的结果。关天培身上的刀疤，胸膛的枪洞，都一次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美国作家海明威生前为自己撰写的墓志铭仅有一句话：“恕我不起来了。”对于他的写作我不熟悉，但这位作家以如此诙谐的态度看待生死，确实让人佩服至级，对于一个黑暗的坟墓，如同给自己安眠的暖床，又有什么放不开胸怀去面对的？至今不明，他威吓会以一颗子弹结束自己的生命，思前想后，也许，他认为自己已经活够了，对这个世界不复再有贡献，且无愧与这个过程。人的思想总是互相矛盾，何况在生与死的本质间，原是一个矛盾，依旧认为，死得其所，便今生无憾。

《林海雪原》中，讲述的不仅是解放战争初期的剿匪斗争，它所表现出的更是一种智慧，一股勇气，一分人性的美，融合为人类近乎完美的形象，成为一个世界的缩影，化为一片蓝天。尽管有时，乌云阻挡了阳光，但在一阵甘霖的挥洒后，清流依旧，白鸽挂着风铃远翔，叶更绿，天更蓝，阳光在露珠上闪烁。世界的循环不停，美不停。依稀间，昨天也是今天的导航。

《呐喊》

《呐喊》小说集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政治家鲁迅先生的作品。读过那么多的文学作品，《呐喊》文集却让人读过后荡气回肠，久久不能忘怀。

《狂人日记》，“疯言疯语”可所说的却未必不是真话。那本写满“吃人”的日记，是社会的真实写照。恐怖的封建压迫，毫不留情地扭曲了一条条灵魂；在仁义道德的面具下掩盖的是吃人的本质。狂人说：“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在那样的吃人社会里，人亦或是明哲保身，亦或是当一个吃人者，在哪里还有纯白的灵魂？那是发自内心的狂呼。任一个被压迫，被礼教呀得喘不过气的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发出这样的呐喊。可是，最为可悲的是，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与束缚下，人们却没有勇气发出这样的呐喊!狂人是幸福的，因为他的疯，使他摆脱了封建礼教的对心灵的摧残和压迫，也只有疯子才有权利拥有纯净的灵魂，希望这社会都是疯子!

科举制度，八股取士，几千年来抹杀了多少有识之士，磨去多少个性的棱角，它所塑造的是无数条没有思想的，满口之乎者也的封建傀儡。多少人为了那四书五经竭尽了一生所能；多少英雄豪杰为了功名尽折腰。《孔乙己》是继《狂入日记》后第二篇抨击封建礼教和封建文化的文章。主人翁孔乙扭曲的心灵已被封建文化所骨化，他穷困潦倒，被人们作为笑料；满口仁义道德，却为生活所迫也当起“梁上君子”，最终，死是对他最好的解脱，在封建压迫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社会，只有死人和疯子幸免于难，这是多么讽刺!

《阿Q正传》是《呐减》中最具代表性的文章之一。他之所以如此家喻户晓，因为它“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鲁迅《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即表现国民性的弱点。阿Q性格极其复杂，充满矛盾。他质朴而又愚蠢，受尽剥削欺凌而又不敢正视现实，妄自尊大；对权势者有着本能的不满，表现出某种自发的革命要求，而又受到封建传统观念和正统思想的严重影响。但作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的是他的“精神胜利法”(通称“阿Q精神”)，即在接连不断的失效中随时幻想自己是胜利者，用以自宽自解，自欺欺人。这种精神胜利法使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悲惨地位并沉溺到更为屈辱的奴隶生活中去。

没有华丽的语言，故事也并不引入入胜，在鲁迅的作品里，表现的是他那忧国忧民的民族责任感，是他对中华民族的深深热爱。他的作品尖锐有力抨击地不合理的封建制度，被誉为彻底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声春雷。他的言语犀利，像尖刀一样直刺敌人的心脏。同时，鲁迅先生也对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们深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希望通过《呐喊》小说集的呐喊，唤醒麻木的灵魂，被压迫的人们，都来呐喊吧!

《四世同堂》

我慢慢吁了一口气，轻轻合上书的最后一页，背负着历史的厚重，仿佛自己正置身于这个颠倒是非，硝烟弥漫的北平……

随着整本书临近尾声，心中不禁感叹人的本性在经历那样一个年代，承受如此多的磨练后，展现得如此真实，区区一个小羊胡同，形形色色的人物却已代表了当时千千万万不同心态的中国人，已成为了那个年代整个中国的一个缩影，有年过半百只求享清福的祁老人，有被日本人迫害而家破人亡，放弃知识而立志报仇的钱老人，有受过新中国教育却被旧中国古老陈旧的封建思想紧紧缠住的祁瑞宣，有没受过多少教育却很真很纯一心为国的市井小民孙七和小崔，也有为了升官发财，虚伪的卖国贼大赤包、祁瑞丰……还有很多很多，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特征，但最终，经历了这么多震惊、愤怒、喜悦，老舍先生使我仍然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四世同堂》开始于抗日战争之前那个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光，结束于抗日战争胜利的美丽时刻，而期间人们经历的便是那个最黑暗，最痛苦，最磨练自己的时光，其中一个关键词自然是被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日本鬼子，他们所做的种种令人发指的事以及他们近乎变态的心理，使每一个描写他们的作家不得不咬牙切齿、紧缩双眉，但使我钦佩的是，老舍先生并没有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去深批日本人，一方面他用一种冷幽默表面上轻描淡写、若有若无，蜻蜓点水般描写，但就是这么几滴水，已足以揭示出他们令人恶心的心态，通过这些文字，我的脑海里浮现出的是老舍先生轻蔑的眼神和淡淡地冷笑；另一方面，作者也没有全盘否定日本人民，这从书中小羊胡同1号门的一位日本老妇的言行举止便可看出。可见，对于日本人，作者还是很理智的。

书的另一个重点，便是汉奸了。老舍先生笔下的他们让人读后对于他们的行为不禁咬牙切齿，而对于他们的死却又无法觉得痛快。书中没有绝对的善与恶，无法用只言片语来判断他们。他们因日本人的到来而生，又因日本人的到来而死。这些汉奸们即使到了临死仍执迷不悟。大赤包在狱中仍一直让别人称她冠所长，仍一直相信日本人一定会就她出去，一直做着风光无限的梦，但梦终究还是梦，最后她还是惨死在狱中。冠晓荷，我一直觉得他对日本人照了魔，无论何时何地，他对他们永远是必恭必敬，鞠大于九十度的腰，对他们笑脸相应，他对日本人就像当初臣民对皇帝，就连提起都会心惊肉跳。直到临死，日本人要将他活埋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异议，就连日本官宾查他档案的时候，对于他的这些态度都称之为“良民”。祁瑞丰，蓝东洋，胖菊子，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败类啊！而当我读到几位汉奸的惨状后，我开始对他们的行为慢慢感到疑问，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及至死亡的边缘仍执迷不悟，硬要把自己向死亡的陷阱里推呢？或许这是源于他们对金钱、权利的渴望，当中国没有被侵略的时候，他们无权无势，而日本人的目的是吞噬中国，俘虏中国，他们知道只有凭借汉奸的贪婪以及中国腐朽的封建思想才能达到目的。这样便给了汉奸们升官发财的机会，而汉奸们又意识到了是日本人给他们带来了钱与权，理所当然他们更加拥护日本人，而还没得到这些的，便更会使劲各种手段去讨好日本人，这样便奠定了中国汉奸前赴后继的情况。“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汉奸们对利益的贪婪和渴望，自然使他们直接通向了死亡之路。其实不仅是汉奸，当今社会那些腐败官员都是对自身的放纵，仅一“贪”字，便可至人于死地！

如果说汉奸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那么我想招弟、野求更是当时的牺牲品吧！作为大赤包的女儿，她注定是不幸的。生活在一个极其虚伪、极其自私，不知荣辱的小人家中，就算她的本性如何善良、纯洁，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她变了，变成了一个只会享乐，没有思想，不懂正义、使命、爱国的女人！在妈妈的引导和妓女们鬼魂的日子中，她堕落了，她不在懂得爱惜自己甚至引以为荣！在妈妈的惨死和爸爸的落魄中，她不在是那个纯洁的善良的少女了，“珍珠港事变之前，招弟的任务是监视西洋人，她干这种事很在行。她，不光能盯住美国人、英国人，还能弄得德国人、意大利人、法国人、俄国人，一股脑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她的肉体已经国际化了。”正所谓“时代造英雄”，时代也可以灭英雄，多少所谓的爱国者，心地善良的人都因为金钱权利的诱惑而失去了自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一点一点地堕落！野求，曾几何时他也是一位有知识的爱国志士，可为了维持生计，给日本人做事，不得陷入了两难境地，家离子散，自我堕落，钱先生说得好，他是自己给自己挖了坟墓。就连金三爷这种打过汉奸的人，就因自己的生意渐渐好转而喜欢起日本人……钱与权对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老舍在揭示当时一些人性的堕落的同时，也反思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为什么拥有几千年灿烂文明的泱泱大国会被日本欺辱？作者把问题的根源指向了中国古老的家族文化。家，在中国是礼教的堡垒，而这个堡垒却容纳了包括等级观念、宗法思想、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等在内的家族文化的诸多内容。祁老人、韵梅他们都是受这种观念毒害最深的，祁瑞宣虽然是个博士，但在这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思想不免会受之波及，这应该就是他后来一直生活在自责与痛苦之中的原因吧！四世同堂是传统中国人的家族理想，是历来为人们所崇尚的家庭模式，也是祁老人惟一可以向他人夸耀的资本。他尽一切可能去保持这个家庭的圆满，享受别人所没有的天伦之乐，因此，他对祁瑞宣未经他的允许而放走老三感到不满，对瑞宣在中秋节日驱逐瑞丰不以为然，对儿子因受日本人的侮辱而含恨自杀深表愤怒，对孙女被饥饿夺去幼小的生命义愤填膺，他在忍无可忍之际终于站起来向日本人发出愤怒的呐喊，然而一旦抗战结束，他又很快忘掉了自己所遭遇过的苦难，对他的重孙小顺子说，＂只要咱俩能活下去，打仗不打仗的，有什么要紧！即使我死了，你也得活到我这把年纪，当你那个四世同堂的老宗。＂家族文化的精神重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沿袭下来的。作品告诉我们，如果不改变中国人这种多子多福的文化心态，打破四世同堂式的家庭理想，中国人不论怎样人口众多，也不管体格如何健壮，最终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与看客。读罢此书，荡气回肠，心潮澎湃，实为一本好书！

《金锁记》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曾得到许多批评家的赞誉，傅雷先生誉之为“文坛最美的收获”，夏志清教授则称之为“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年少曾读，体会不深，近日重读，拍案叫绝，再三回味，越爱不释手。我以为，和张爱玲其他的小说篇章比起来，这篇《金锁记》可以说是张爱玲顶峰之作，无论从技巧上还是思想上，都能体现张爱玲的天赋所在，寻常人是无法企及的。

张爱玲善于刻画女人，尤喜描写各色“坏女人”，《金锁记》也不例外，小说女主人公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病在床的废人，七巧出身平民，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着一个废人，这个矛盾注定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因此她不断反抗，在别人眼中，她恶名昭著。后来丈夫和老爷相继死后，姜家分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家族的桎梏——张爱玲把它比作是一把金锁——带着儿女搬到外头住。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了压抑的生活，而且有了经济基础，可是她的后半生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的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

张爱玲的小说受到传统小说影响很大，这篇《金锁记》尤其明显，单从技巧上来说，许多地方可以看得出《红楼梦》的影子来。比如人物描写方面。写七巧，小说一开端并不直接就写，而是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话点出，把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和大致的情况都交代清楚，这和《红楼梦》借冷子兴贾雨村之口道出荣宁二府的兴衰故事一样异曲同工。

在两下人的口中，道出了七巧的出身；然后再借二嫂三嫂的背后冷言闲语，交代了七巧在家族中的低劣地位，因为她是平民出身，而且直言直语，大家都瞧不起她。在一系列铺垫之后，七巧终于出场，一开始就写她因为替二小姐云泽作媒，气得二小姐哭，三言两语之下，完全通过语言和动作来表现七巧的独立个性，还把姜府的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交代得相当清楚。短短四五千字，完全是侧面描写，就把七巧的出身、人物关系、人物形象交代得非常圆满清楚，张爱玲生花妙笔，让我赞叹。

其实这种侧面交代的方法在小说中应用得很广。最妙一笔是在后面，当写到七巧约准女婿童世舫见面，要拆散他们，在童的眼中，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在童的心中，印象是“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子”，而小说在写七巧老年的时候，一处都没有正面去刻画七巧的形象，而到最后才借旁人的眼睛点出，妙笔如斯，再次叹服。

其外，小说跨度三十年，写人物和事情的变迁，《金锁记》里面用的方法更是奇妙。比如小说最后，七巧把手上的镯子往手臂上推，那镯子在年轻圆润的时候是丝毫推不上的，可是到了老年，油尽灯枯，镯子能一直推上腋窝，这金镯子好比一把枷锁，三十年的压抑和苍凉无奈，就在这一推之间，纤毫毕现，实在是点睛之笔！

张爱玲在小说不断的提到“月亮”，月亮是苍凉的寂寞的象征，而不同的人不同的时期去看月亮，皆有不同感受，月亮是人物内心变迁的见证，如开场时的月亮是：“那扁扁的下弦月，低一点，低一点，大一点，象赤金的脸盆，沉下去……”，这预示着一个没落的时代没落的家族；“模糊的状月，象石印的图画”，这是七巧女儿长安眼中的月亮；“彰影绰绰乌云里有个月亮，一搭黑，一搭白，象个戏剧化的狰狞的脸谱”，七巧眼中的月亮；“今天晚上的月亮比哪一天都好，高高的一轮满月，万里无云，象是黑漆的天上的一个白太阳”，是儿媳眼里的太阳。月圆月缺，正是人物命运的象征。

七巧的悲剧命运是通过一系列矛盾展开的，小说正是通过一系列的戏剧冲突牢牢抓住读者的心。一开始，一个出身低微的女子置身于封建大族，本身就是最大的矛盾，也是人物不幸的命运的开始。然后再通过七巧和妯娌间的矛盾、七巧和三爷季泽的矛盾、七巧和儿女们的矛盾，一环扣一环，结构严谨，故事，就在一幕幕矛盾中开展来。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性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她在寂寞的时候时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猪肉贩，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但是，想象终究是想象，而三爷也因着她的狼籍名声而不敢沾染。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

晚年的七巧不断的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不幸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几近心理变态了……整篇小说，从表入里，从正到侧，手法如此奇妙，七巧在张爱玲笔下，已然不是纸上人物了，而是写得活了，这样的功力，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很少人能比得上的。

通篇读完，也许大多读者和我一样，非但不会对七巧种种变态行经感到厌恶，而是会感到一种直彻心骨的苍凉的悲哀和同情。七巧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子，年轻的时候，她也会和街上的走贩眉来眼去，享受着生活的快乐；同时她也是一个十分善良的女子，你看她，尽管大哥把她带到火坑了，她后来再见大哥，哭闹过后，一样塞了许多贵重礼物送给大哥带回，这时她仍然有温情的；她的情人季泽被她骂走后，她不也会躲在窗户背后看着爱人仓皇而去的背影吗？那时她心中还有爱情，就是到晚年，她在某一瞬间也仍然怀念年轻时候的温柔。这样，这个人物也活了，我们也对她丝毫没有世故的眼光，她是可爱的，也是不幸的。

张爱玲，确实是个奇女子。不但是她的经历，还奇在她的文章。愿一读再读，细细把玩，趣味无穷。

《亮剑》

这是一部感人致深的爱国主义题材的小说，通过一位将军的成长旅程，用他的坎坷百折的一生来诠释一种大无畏的精神——亮剑。

这部小说被改变同名电视剧之后，其情节有很多删节，看完整部原著之后，令我从新对[亮剑]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电视剧情多是反映了李云龙驰骋疆场的抗日时期的情节，原著后期有关李云龙同时期更加真实的写照，使读者有了更全面深刻的了解这个人物的命运发展，我读完之后，在作者的思路情节中，仿佛切身处地感受到那个炮火纷飞抗战时期的残酷斗争，以及在时期政治斗争的残酷性。

书中所述的绝大部分人物，人物的性格特征充分刻画出一个个真实有血有肉的汉子，而他们的妻子是贤淑善良善解人意的女子，她们辅佐李云龙，赵刚志同道合的丈夫一同生死与共患难真情，足以令人感慨万千。

书中把每一个人物特征描写的淋漓透彻而生动，李云龙到最后以死来抗争那个混沌年代的多桀，他是以军人最高尚的品节来见证将军的荣誉，李云龙是一位令我钦佩的人物，无论历史上有无这位将军，还是小说中虚构出来的人物，总之全书读完后，给我感触颇深，亮剑的精神是值得人们怀着崇高的敬意去敬仰的。

我于三天的时间读完全书，前文情节真实而生动，当我读完白刃战那章后热血沸腾，那一章是写李云龙带领独立团一个加强营伏击日本关东军精锐部队的两个中队，人数比例1：1的且装备落伍情况下，敢于用刺刀和大刀与日本人真正的肉搏冷兵器较量，最后以多胜少完胜日本关东军，真不愧当时八路军的一支铁打的团队，这场胜利为后面所描写李云龙这个人物硬朗的风格做了前期的铺垫，其中李云龙幽默轻松搞笑的对白令读者眼前一亮，不仅菀尔，主要的是他那开朗的性格和直率朴实的话语，更多的是他那骨子里的坚强和他在战争中奇特的方式来烘托氛围，来感染读者的心情。

书中的一些情节，有些真实的场景犹如在目，男儿有泪不轻弹，当他听到警卫员魏和尚牺牲的消息时，脸色惨白而悲伤的心情，不惜得罪新二团团长丁伟，把其刚收编后的土匪二当家砍头的那一幕，为战友血仇必报不惜自己降职。为刚迎娶过门后被日本特工队带走的秀芹一怒攻打县城的魄力，同样深受感动。

还有描述他的老对手楚云飞这个人物也着实下了不少功夫，棋逢对手，将遇良才，两人在战场上是对手，私交感情却非常不错，惺惺相惜，只因党派斗争在战场上二人水火不容彼此礼尚往来，看得颇有一番滋味，二人临终也未能见面，后楚退居台湾升任中将后，闻听李云龙逝世的消息后，发出函电悼言，可见只有敌人才了解敌人，珍惜这位难得的老对手却因政治阶级斗争过早谢幕，可惜楚云飞在有生之年也只能望海兴叹，祖国尚未统一，却难免又一番惆怅。

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李云龙的好战友赵刚，赵刚这个人物虽是文人出身，却同样具备领军打仗的本领，前期他坚持自己的原则和李云龙有很多不同观点，但遇到大事上，他所具备的长远眼光和冷静的头脑是李云龙所欠缺的，李云龙性情似火，热情奔放，赵刚性情似水，冷静悠长。而到后期，两个人的交情在不断的融合升华，到最后他跟李云龙的交情就差割头换颈了，直到赵刚为了自己的理想，在大会上不肯与其他人同流合污，落井下石而被批斗致伤与妻子自杀殉志，坚持自己的真理而令人感动，他的妻子同样是一位申明大义为共同理想而奋斗的女子，最后双双殉情，托孤给李云龙，符合了夫妻两人的相同的革命伴侣，留给后人回忆。

李云龙的三次哭泣，一次因为警卫员牺牲，另一次深深感动我的是，在一次抗战前线，同一位运送军用物资的老人之间朴实的对白，最后得知老人的儿子都为八路军运送军需而死亡后，李云龙下令全团5000将士集体向老人下跪，跪拜老者的大恩，深为感动。还有就是在困难时期，与家里保姆张妈的对话，把老人家当作自己母亲一样来善终，这份亲情的流露，是任何善良人都能感受到一位儿子把老人当作真正母亲来诚待的亲情，浓厚而久远，回味犹深。

最后想说说，李云龙两位妻子和孩子们的事情，李的第一位妻子是独立团时驻扎在一个村庄的妇救会主任，是一位淳朴而善良的女子，只可惜还未能给李共进花烛就被日本人掠去，壮烈牺牲后，李的心境似是悲痛难抑。后文着重写了李的第二位妻子田雨和他的感情婚姻生活，由近及远，从相识相知到相爱相恋到最后相濡以沫，两人性格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却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婚姻生活，还有对阶级观点中的不少分歧也影响到了两人的生活，细节描写也有很多，在此不一一列举了，他们的两个孩子都跟随了父母的品性，最后结尾孩子们都已成为国家军队的栋梁之材，也从未敢忘记父母养育之恩，齐刷刷的跪拜在当年的旧院中，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回忆。

李云龙将军，生是条好汉，同样视死如归，军人面对死亡，就是用枪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当子弹穿过他头颅的那一刻，红的是血，白的是脑，红白分明，当马天生拿出射入墙内的子弹时，惊讶子弹如李所说的一样，被他的头骨削弯，他的傲骨犹存，显示了他这一生不朽的履历非常人所及。

最后引用一位网友看亮剑后的总结来结束：“一个军队需要亮剑精神，一个民族需要亮剑精神，一个国家同样需要亮剑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天下无敌。”

《边城》

《边城》这本书，以前我并未看过；沈从文这个名字，我也不曾听过。只是在暑假里，才结识了他和他的代表作。

那一次是我去书城买书，看到了一本比较薄的，而又是中学生必读的丛书，所以就买了。读吧，几天就读完了，便可以写读后感了。

那是在鲁迅的时代，沈从文也同鲁迅一样写起了短篇小说，只不过要比鲁迅的长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普通话刚开始是根据北京方言和鲁迅等人的文学作品修订的，后来又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改进。沈从文的名气当然要比鲁迅小得多了，可是，看他的小说，却觉得那是更标准的普通话。也许，使他歪打正着，恰巧对上了今天的语言吧。可是，那很明显是湘西方言。那或者可以说，改革开放后，普通话受到了南方的影响吧。

小说内容我就不细讲了，因为大家是可以看的，我不比浪费时间。对于看过的人，那我就更不必讲了。读后感唯一有价值的，就是赏析、评论、感想。那事离现在已近八十年了，那时的许多社会状态，现在都已不复存在。但那简洁、朴素的文笔，却可以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20年代的湘西小镇。一个老船夫和一个船家女，在一个小小的渡口上，开始了他们的故事。孙犁用平淡清秀的文笔写景，沈从文却可以记事。平淡清秀的文风从头至尾，不浮不躁，以至于文中没有一处难懂的地方，小说决不显得做作。这样的写法，的确不会让你心潮澎湃，因为平淡，你不能与书中人物同甘、共苦。但是，你会如同畅饮着甘泉一样，你会如同沐浴着凉风一样，四周都充满了诗意，阅读便成为欣赏。小说中心我还不太清楚，说是反对包办婚姻吧，可那女孩子自己那么不好意思，错过了大好时机；说是为穷人伸冤吧，可那老头子自己放弃发财的机会。也许，小说也并非一定要有中心吧。作者自己也说了，只是把这么一些故事，讲给我们听，喜欢听的就听，不喜欢的就不听，他并不强求，也不图销量。

于是，我也和沈从文一样，送你一件平淡清秀，但朦胧不知合物的东西。

《爱莲说》

周敦颐的《爱莲说》从“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众”。开篇深沉大气，既点明了《爱莲说》之莲也属水陆草木之花，也点明了莲的可爱，只是“甚蕃”者里的之一罢了。这为他下文的“予独爱莲”埋下了顺理成章的伏笔。如此开篇，出笔皆成不凡，吸人眼球也。接下去周敦颐并没在甚蕃里纠缠，只是直接缩景，一句“晋陶渊明独爱菊”，更加明确了题意，陶渊明可以爱菊抒怀，我怎不可独爱莲呢？

接下句“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像是重复，但实为加深语意也，而且此句入文，让对比感更为强烈，为其求莲之高洁铺下了引子。大意是周敦颐本人独爱莲与晋陶渊明的爱菊避世不同，为保持一份高洁，宁愿终老南山。他要在尘世中当个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这种在污世保持清白与独自避世求真的心态，与众人皆羡富贵（牡丹）的从众心态是有着思想境界上本质的区别的。这为爱莲说所要表达的“出淤泥而不染”作了最好的铺垫。

下句周敦颐就直接进入了正题“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中通外直，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写莲之语，爱莲之心，喻莲之志，可谓一气呵成，看似是对莲的直观描写，其实字字句句皆是借莲之表像倾诉心衷也。此运笔之老到，实让人叹为观止。可说通篇读者都无一丝喘息之机。语言超凡脱俗，而回味却是隽永绵长，越品越有滋味。

收篇，周敦颐先用花进行比喻，让花的特性喻人，虽平淡，但比喻帖切，让人读来也别有一番滋味。“予谓菊，花之隐者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此平淡之句接上节“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予独爱莲……”可谓浑然一体，不着丝毫痕迹。而更重要的是，借花喻人，将陶渊明的避世，世人皆追求荣华富贵的心态描写的淋漓尽致，而无一言直接指责。

周敦颐通过这样的对比，将自已比喻为君子。君子难为，犹胜于避世也。从这一点来看，周敦颐有些孤芳自赏的意思。不过周敦颐也有些自知之明，接下去他发出了深沉的感叹“菊之爱，陶之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是的，滚滚红尘，又有多少人能避世以求一份真呢？晋有陶渊明，可现在却听都没听到还有人会这样做的。或是像我一样的，在尘世中能相守一份纯净的，有着我这样追求君子风范的，又有几人？大多数的人，皆在红尘世事中从众罢了。从这里可以看出，周敦颐是高傲的，他那种不从众只求纯净的心态，在碌碌尘世中是难能可贵的。他感叹，是因为世风日下，大多数人皆被世事玷染也。

此文高风亮节，清雅脱俗，精短，锒锒上口，实为古文中难得的精品短篇。而且一文双解，内容厚实而意境深远。加上其文近似白话，易读易解，所以成了流传后世脍炙人口的传世佳品。在赏析此文的时候，如果能感动于文中的志节，这也就是读此文的最佳所得吧。

《西线无战事》

在寒假当中，我阅读了德国作家雷马克根据自己的战争经历写的一本小说《西线无战事》。它给我留下了很大的震撼。这本书的书名“西线无战事”是在一战最后两年，人们在德国军方的战报中可以成百次地读到的句子，对此，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可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在这个句子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悲哀、痛苦和毁灭。

《西线无战事》讲述的仅仅是主人公，二十岁的德国小伙子博伊默尔，以及他的同学和朋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最后两年里的战斗和生活的一些零散的片段。博伊默尔和他的同学当初只是些十八岁的青年，在长期接受老师们灌输的所谓“英雄气概”，“神圣职责”和“祖国”等爱国主义口号后，自愿报名参军，经过短期训练后开赴西线参战。但自从上了战场的那一刻起，这帮热血青年对生活热忱的理想便在残酷的硝烟与弹片的现实面前破灭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抵抗不住连天的炮火和壕沟里的野蛮撕杀。他们的眼中只有鲜血、残肢，、碎肉、脑浆和毒气。活生生的同学和战友一个个阵亡，战场成了一个个无名士兵的坟墓。他们每天都在生死线之间挣扎着，直到死亡。

读完这本小说之后，我深深地感受到，战争就是毁灭的代名词。战争摧毁着一切。记得书上说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共造成5000多万人的死亡，各国的经济损失无法估量，给人类文明带来了空前的大灾难。战争不仅夺去了无数人的生命，并给活着的人——特别是参加战争并在战争中成长的那一代年轻人——的心灵造成无尽的摧残。与军队里的其他人不同，其他人大多在战前就有了工作，家庭，战后可以很快恢复正常生活。可是这一代年轻人大多是仅有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上战场前他们从来没有过职业，他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接着战争教会他们野蛮无情，教会他们丢弃梦想，让这些年轻人每天在野蛮与良知，现实与梦想，这些极端之间苦苦挣扎，直到最后原本纯洁的心灵被完全摧垮。

虽然战争意味着毁灭与灾难，但在人类的历史长河里，战争一直没有停止，人类对和平的呼声也一直没有间断过。近日来，我们可以从各种新闻媒体上了解到，现在伊拉克境内已经战火连天，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火药味。十几天的战火已经使大批的军人身葬战火，许多平民无辜丧身。战争，给多少伊拉克人，美国人，英国人……的心中留下阴影，给多少伊拉克、美国、英国……家庭带来黑暗。我为这又一场灾难的出现而感到悲哀。几千年来，这个地方曾遭受过多少次战争的毁灭。古时候，这里曾是美丽富饶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无数部族都梦想着占有她。最先踏入这块土地的是苏美尔人，接下来是阿卡德人，阿摩利人，赫楞人，亚述人，迦勒底人，波斯人，古罗马人，土耳其人，直到现在的阿拉伯人。下一个可能就是美国人了。只有强者才才能统治这片土地，弱者就要遭受灭顶之灾！这便是这块土地的历史，一部野蛮征战与文明建设的历史。我们不否认那些些古人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当一个古老文明被一个年轻的用武力取代的时候，其代价便是成千上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被屠杀，多少的辉煌的建筑，亘古的遗址，精美的艺术品及其他人民劳动成果被毁坏，无数人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古人进入这片土地为的是食物，现在美国人进入这块土地为的是石油。但他们的代价都会是一样的——无数人生命的丧失与心灵的摧残。千百年来，人类时时刻刻对和平发出真切的呼唤。战争的恐怖和残酷，人们对和平的渴望，这一切都是人类无泪的悲哀。

在这部小说的最后，就在和平即将到来之前的一个宁静的秋日，博伊默尔已经被战争摧垮，想到自己无法面对将来的生活，轰然倒地。他阵亡了。此时是1918年10月，这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和沉寂，所以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仅仅写着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

《古文观止》

钱钟书先生曾说，古代相当于人类的小孩子时期，古代是幼稚的，经过几千百年的长进，才慢慢地进化到现代；读《伊索寓言》可以增进我们对现代文明的骄傲，《伊索寓言》中好多浅薄的见解非加以纠正不可。最近我重读了一遍《古人观止》，也觉到古人真是幼稚得可爱，那些正儿八经的散发着头节气的见解，如不加以纠正必“贻害”后人。因此，我以钱先生为榜样，拈出几则故事，作为反面教材，以警醒世人。

一、丧欲速贫。

此言出自《檀弓》，意思是不做官了，应该迅速穷下去，以免别人误会他在位时是个贪官。只有儒家弟子才有这般迂腐！俗话说，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君不见，高官下野大多暴富？只因在台上时，纵有千八百万也不敢露财，下台了修高楼、泡包厢，又有谁管得着？在台上时生意不敢“做明”，与大款不敢傍得太紧，下台了正好利用旧日关系，以权易钱。

昔日做官，今日为款，潮流每每如此。

二、如棠观鱼

鲁隐公想要棠地看捕鱼，臧僖伯为此发了一大通议论，反对隐公去。鲁隐公只好说：“吾将略地焉。”看来臧僖伯是个不识时务，没读过“下级学”的书呆子。领导有雅兴下乡钓鱼，他不备小车、不置钓具，积极陪领导锻炼身体，还要“称疾不从”，天底下有这样的傻子吗？奇怪的是，《古文观止》中这类角色还真不少，比方说里革，比臧僖伯还要恶劣，鲁宣公看着就要拉一大网鱼起来，他竟然挥刀割断鱼网——好在“适者生存”，这种人注定要“自然淘汰”。

三、民将筑台于夏氏

陈灵公是古代最著名的昏君。他与夏征舒的母亲有染，还要老百姓在夏家修个高台，以致于章子大摇其头，预言陈国必亡。看来，陈灵公吃亏在于他太老实，假若他生在现代，就决不会大张其鼓地修屋筑高台了，而是要大力发展“两非经济”、“路边经济”，今天“夜来香”，明日“康乐城”，不亦快哉！

四、杜蒉扬觯

晋平公与师旷、李调一起饮酒作乐，杜蒉进来让师旷喝了一杯，又让李调喝一了杯。平公觉得奇怪，问了原因，主动罚自己一“觯”。这就是“杜举”一词的来由。看来浪费人材的现象也是“古而有之”，象杜蒉这样善于劝酒的人材，当“公关”或是办公室主任，才真正物尽其材。甚矣！平公之无珠。

五、白珩犹在乎？

赵简子招待楚国客人，故意把身上的佩玉撞得丁当作响，并问客人：“你们楚国著名的玉器白珩还在吗？”看赵简子的举止，让我感叹那时真是落后——一块石头是什么宝贝？少见多怪！假若他有幸在今天混个一官半职，他一定会拿出手机说：“这是哥们才送一个，款式新，功能强，上网、发短信息、传真样样搞定。你的呢？怎么那样老土？砖头似的！”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被称为晚清＂第一名臣＂，后来者推崇其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他整肃政风、倡学西洋，开启＂同治中兴＂，使大厦将倾的清王朝又苟延了60年，其功业无人可以效仿，而他的著作和思想同样影响深远、泽被后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曾国藩是近代中国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是从清朝官吏到现代很多人都崇拜的主要偶像之一。青年时代的就曾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可见曾国藩影响之大。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地位显赫而又最有争议的一位人物，其所著的《曾国藩家书》是研究曾国藩其人及这一时期历史的重要资料。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尽管曾氏著作留传下来的太少，但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使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的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儿子纪泽、纪鸿以及诸弟的家书中。曾国藩的家书，共有330多封，是历史上家书保存下来最多的一个。全书分为治家类、修身类、劝学类、理财类、济急类、交友类、用人类、行军类、旅行类、杂务类，共10大类。

曾氏家族，向来治家极严，也很有章法。曾国藩受家风熏陶，对子弟也要求极严，并谆谆加以教诲。他的家庭教育指导思想中，有许多可取之处。诸如在教子弟读书、做学问、勤劳、俭朴、自立、有恒、修身、做官等方面，都继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