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容范文10篇

相容范文篇1

不相容职务是组织设计和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不相容职务设置是组织机构设置的基础，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一般文章谈及不相容职务仅仅进行一些描述，或举几个例子，或仅仅说明内部控制要设置不相容职务，所以导致对于一些核心的问题就语焉不详，很少有人对不相容职务特点、性质、及设置不相容职务应遵守的原则等问题作深入探讨。本文谈谈与不相容职务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不相容职务的由来

不相容职务的设置缘于内部牵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弊端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它要求每项经济业务都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人员的处理，使得单个人或部门的工作必须与其他人或部门的工作相一致或相联系，并受其监督和制约。最早对不相容职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不相容职务进行论述，目前国际上对于内部控制和不相容职务论述的源头来自于COSO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1992年，COSO委员会提出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4年进行了增补。COSO委员会提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提出5个控制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不相容职务就在控制活动之中。事实上，只要存在委托授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就存在牵制，存在不相容职务。

二、不相容职务的分类

本文初步把不相容职务分为五类：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多环节不相容职务和少环节不相容职务；平行不相容职务和交叉不相容职务；均衡不相容职务和非均衡不相容职务。

1．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仓库保管与财务记录之间的不相容程度是大于总账与明细账之间的不相容程度的。完全不能由一人来处理相关业务的不相容职务我们可以称之为强不相容职务；部分相容我们可以称之为弱不相容，弱不相容职务可以由一人来处理。完整的业务可以分解为许多环节，间隔愈相近不相容的程度愈强；与实物、现金有关的涉及财产安全的业务属于强不相容；一项业务流程的上、下环节中和本企业外部相联系，该职务与其他职务强不相容。

不相容职务是组织设计和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不相容职务设置是组织机构设置的基础，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一般文章谈及不相容职务仅仅进行一些描述，或举几个例子，或仅仅说明内部控制要设置不相容职务，所以导致对于一些核心的问题就语焉不详，很少有人对不相容职务特点、性质、及设置不相容职务应遵守的原则等问题作深入探讨。本文谈谈与不相容职务有关的几个问题。

2．平行不相容职务不同业务循环的职务之间，职务是完全不兼任的是平行不相容职务。交叉不相容是指不同循环之间的某些职务由相同的人兼任或交叉担任，例如购货与收款循环的授权执行记录验货审核付款保管与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授权执行收款审核发货记录。平行不相容职务之间同类业务是兼任的，例如，这两个循环中的记账、收付款都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两个循环中的某两个相邻的不相容职务不能在两个循环中互为上下位关系，这样会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的失效。

3．多环节不相容职务，我们把有专职的五个以上的环节的不相容职务体系化为多环节不相容职务。

少环节不相容职务，一般我们提及一个单位的会计人员最少有两个，即出纳和会计，我们往往忽视审批环节这个隐性的会计职务。不相容职务最少有三个环节。

4．均衡不相容职务是指不相容职务之间地位平等，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样的设置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非均衡不相容职务是指职务之间有从属关系，下为属于上位领导，或某一环节控制其它环节。均衡的不相容职务往往比不均衡不相容职务更能起到制横作用，但是串通的风险在增大。

此外，不相容职务还有动态与静态之分。

三、业务循环中职务的不相容性分析

一般情况下，单位的经济业务活动通常可以划分为授权、签发、核准、执行和记录五个步骤。如果上述每一步都有相对独立的人员或部门分别实施或执行，就能够保证不相容职务的分离，从而便于内部控制作用的初步发挥。

业务的处理有一个流程，这个流程由一系列环节组成，这些环节种不同的职务之间不相容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经济业务完全不能由一个人来担任，这些职务之间属于强不相容职务，强不相容职务之间不能安排一个人来担任。部分相容即弱不相容职务可以由一人来处理（辅之以其他的控制措施）。然而，确定哪些职务完全不相容？哪些职务部分相容？我们以购货与付款循环来说明。如图1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项购货与付款业务涉及授权批准、执行购买、验货、财务记录（总账、明细账）、审核、付款、保管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财务记录岗位涉及许多业务循环，无疑是核心的岗位，它和其它的岗位都不相容；执行和验货都是连接企业内、外部的职务，这两个职务寻租和舞弊的机会较多，属于强不相容职务。验货与保管共同涉及实物入库，且有前置控制和后续控制（财产清查），验货与保管之间属于弱不相容，两个职务可以由一人兼任。

此外，一个业务循环中的不相容职务设置应该是开口的循环，一个人不应该兼该业务的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不相邻环节的职务。正确的做法是：授权批准——执行——记录——审核——验货——付款——保管，而不能出现，授权批准——执行——记录——审核（授权批准兼），或授权批准——执行——记录——审核——验货（执行兼）的情况。

对于一些财务制度和机构很发达的企业而言，以上列举的岗位都可以有不同的人来担任，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控制收益会大于控制成本的支出，内部控制是保证各项业务发展的，而不是妨碍其发展的。在操作性目标中，经营的“效果”是根据实际产出与预期计划的产出比较而言的；经营的“效率”是根据实际产出与实际投入比较而言的。所以，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必须考虑它的经济效益。

四、不相容职务失效和优化

不相容职务对于解决舞弊的作用是有限的，可以说，任何内部控制制度都是有漏洞的，不存在完美的内部控制制度，不相容职务也是如此。不相容职务起源与牵制，本质是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担忧，如果担任职务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不相容职务对他而言没有也是可以的。如果担任职务的人是完全不可以信赖的，不相容职务对他（们）而言是不够的。可能导致不相容职务失效的原因有：

1．不同的业务循环中的不相容职务交叉而导致不相容职务的失效。例如：甲在销货业务中担任审核同时在投资业务中担任授权，乙在销货业务中担任授权同时在投资业务中担任审核。甲乙可以相互交换权力使本来在单一业务循环中有效的相互牵制设计失效。特别的是在两个业务循环中两个人担任的职务正好处于上、下位对调，这种情况下作弊的可能性极大。

2．不相容职务设置本身存在漏洞。一个人在一个业务循环中控制两个重要环节，例如在购货与付款业务同时担任审核和授权批准两个职务，就可以把价格或性能不合适的设备买进来，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

3．不相容职务的僵化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的失效。不相容职务在设置的初期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制度逐步适应，制度的威慑力会逐渐衰减而失去效用。如果不对制度本身或执行制度的人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舞弊现象。有许多时候企业出问题并不是原来制度不好，而是因为制度是有“寿命”的。

4．总体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不足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失效。我们说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只是整个内部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其他的内部控制还有实物控制制度、文件管理制度、信息传递制度、强制休假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需要相互配合，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生态群。如果其他制度没有起到作用，单纯的不相容制度难以起作用，一种制度单兵推进是不会有长期生命的。

现代的职务犯罪呈现集团化的倾向，例如，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对于串通作弊的“窝案”是不起作用的，“升级版”的不相容职务应该包括职务轮换、突然休假制度。商业银行较早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如同城票据交换、外汇交易等一些重要岗位除不相容职务设置外，常采取强制休假来防止舞弊。如图1所示，不相容职务设置应该和定期、不定期的内部审计制度等结合起来。

随着电算化的普及、虚拟公司的出现，不相容职务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例如在计算机会计系统中，新的不相容职务有：系统开发、发展的职务与系统操作的职务；数据维护管理职务与电算化审核职务；数据录入职务与审核记账职务；系统操作的职务与系统档案管理的职务等，与传统的不相容职务相比，这些不相容职务之间出现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整个单位对最上一级管理员往往难以进行实时有效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借助最原始的手段进行管理。

作为内控的一部分，不相容职务设置意味着向管理目标的某一终点努力，但不是终点本身；它的成效受人的影响，而不只是华丽的政策、精细的守则或表格；不相容职务分离只能为公司管理层提供合理的保证，而不是绝对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黄速建．现代企业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27．

2．（美）斯科特•拉什．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31．

相容范文篇2

关键词：循环经济；激励相容；利益共生

以“资源—产品—废弃—再生资源”为表现形式的循环经济，是集约化的增长模式，能够克服以“资源—产品—废弃”为表现形式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所导致的诸多问题，比如，资源的过度消耗、环境的污染、垃圾废弃物的排放等。近些年来，随着对生态环境的关注，人类逐步意识到要改变以往的增长模式，应该将经济活动纳入到循环经济模式下。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纷纷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来构建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经济社会，并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经济增长对环境和资源的破坏。

固然改革开放带来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为了取得发展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资源的消耗与环境的破坏，造成了对资源和环境的沉重压力，激化了人类与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矛盾。正如马克思所言：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能带来灾难[1]。高代价的经济增长模式带来了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治理投资逐渐增加，从1995年的355亿元增加到2002年的1363亿元[2]257；同时新的污染在旧的污染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就迅速增加，如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和有机合成材料的生产和广泛应用中产生的硫酸盐、硝酸盐等污染物[2]261。经济快速增长进程中的生态危机，唤醒了我们的危机与警觉，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克服人对自然界的破坏性，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历史的统一，选择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无疑是必要的，唯有此才有可能践行“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3]。

尽管政策制定者和学术研究者都纷纷强调循环经济模式所能够带来的好处，比如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但是不难发现，循环经济在中国的推进仍然不尽如人意，法律法规规定的生态型经济行为仍然难以有效落实、监督机制不健全，统一的基本法律《循环经济法》仍尚未出台，地方政府继续热衷于GDP。循环经济在中国之所以距离成熟期尚远，是因为没有有效地解决激励相容问题。

一、以激励相容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循环经济作为发展模式的演变，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制度变迁的过程。若要实现因制度变迁所设定的绩效，就应当发挥各主体参与的积极性，增强利益实现的可能性。否则，冲突式的过程会影响绩效的可获得性。途径与方式的选择影响到问题的解决，能否实现把激励搞对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症结。循环经济作为时代中的人类对发展模式反思的思想，其推进应当遵循利益激励相容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够切实地构建循环型社会。

（一）解决好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

循环经济的推进，是为了降低经济发展的代价，以低代价谋得高的经济效益，当然包括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循环经济模式固然是解决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诸多问题的方式，但是其终极目标还是为了发展，环境保护必须能够较传统的增长方式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否则就缺乏足够的动力促使各主体去践行循环经济模式。中国长期以来在分权体制下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标准就是GDP，如果让地方政府因为实践循环经济模式而看不到发展绩效的可获得性，就会让地方官员仍然选择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所以，应当改变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走出物质GDP，步入绿色GDP；改变经济发展的单一经济增长目标，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多重目标。以协调方式促进利益的相容性，激励地方政府主动地追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建设性而非破坏性。

（二）处理好成本与收益的关系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解释，要实现利润最大化，要么是成本既定下的产量最大化，要么是产量既定下的成本最小化。循环经济模式的选择不可避免地涉及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成本与收益的冲突，能够阻碍循环经济的践行。较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相比，循环经济模式使企业的成本显著增加，使得企业在有限的经营周期内减少了利润空间。如何创造出成本与利益的共生，是推进循环经济模式的关键。特别是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新建企业（增量企业）因为遵循循环经济的原则而选择“管端预防”，门槛的抬高无疑增加了经营成本；而原有企业（存量企业）虽然因污染和废弃物处置的设立而选择“末端治理”，但是新建企业更高的运行成本，容易造成新旧企业利益分割的不平等，导致在完全利润导向的机制下，产生逆向选择，淘汰新企业[4]。这种劣币驱逐良币式的竞争显然是不利于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的。因此，必须权衡处理好经营成本和社会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借助有效的财政制度来实现成本与利益的协调。

（三）协调好微观、中观和宏观主体间的关系

循环经济的推进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需要微观层面的企业采取清洁生产模式，消费者遵循绿色消费模式；中观层面的中间组织采取社会投资推进循环经济；宏观层面的政府制定健全的法律法规和完善监管体制。目前虽然我们以战略性的角度强调了循环经济模式对于未来发展的意义，但是企业寻找不到循环经济模式对利润空间提升的贡献。不同层面主体的利益无法实现协调，利益的冲突必然成为了循环经济模式推进的限制因素。因此，实现利益的共生，让企业、居民、中间组织和政府形成共同的利益链条，可以减缓循环经济模式的限制因素而增加促进因素。这就要求政府在推进循环经济模式的时候，更加关注企业的即期利益与远期利益，居民的绿色消费与幸福指数，营造出类似于日本的广泛参与的循环型社会氛围。

（四）有效解决不同区域间的合作关系

选择循环经济模式能够以显著的正外部性影响到不同的区域。选择循环经济模式的地区固然享受到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益处，但是该地区不得不付出更高的选择成本。而循环型社会的益处也能够被其他区域所享受到，利益和成本的不均衡性有可能影响到区域间的合作。所以，应该从制度设计方面权衡处理好跨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尽管循环经济说到底是发展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发展的公平性问题。不能因为发展的可持续性就剥夺了发展的平等性，目前看来，生态补偿机制是不错的选择。特别是，在涉及与发达国家就循环经济问题谈判的时候，必须从全球性发展的义务承担角度，促使发达国家承担起节能减排的义务，有针对性地设计好排污权交易制度。权利与义务的对等才能促使不同区域甚至不同国家间的合作，进而推进循环经济的实施。

相容范文篇3

关键词：企业文化,个性,心理档案信息系统

在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指引下，我国市场经济进一步完善发展，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产业结构升级掀起了信息化应用浪潮，这一切正逐步将知识生产力推到前台。高新科技飞速发展的知识经济背景下，随着经济的发展，市场供求结构快速变化，企业的内外环境变化也是越来越快。如何有效应对新形势的变化，调整资源性成长方式为管理型成长方式，通过管理规模的扩张促进企业的成长已是企业管理者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本文从企业个性与员工个性相容管理的角度提出建立心理档案信息系统的解决办法。

1企业及企业文化存在的实质

经济学家科斯认为企业之所以存在的显著特征就是它能成为价格机制的替代物。某个权威（企业家）支配生产要素，能够以比市场交易更低的成本实现同样的交易，企业就产生了。可以说企业的实质就是它能以最少交易费用完成一定量交易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企业作为一种制度存在就必须最大减少其内部的交易费用（管理成本），才能在市场中的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中占有竞争优势。

作为独特的企业成员普遍认可的一系列价值观，企业文化会引导企业成员自觉地做出符合企业价值观的行为选择；特定的价值观会激励员工在特定的环境中表现出符合企业需要的行为；受同一价值观的影响，企业员工在不同时空的行为准则必然趋向相互协调一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企业文化实质上也是一种经济资源，它通过塑造具有共同理想信念、明确的价值指向、高尚道德境界的工作人群，可以使得产权界定、监督、遵从等的费用减少，即降低管理成本。而且据诺思的观点：企业文化不仅是减少管理成本的重要制度基础，更重要的而是它对经济主体创新和进取精神的推动，它具有和产权界定匹敌的巨大作用。

企业文化一旦成为企业管理的重要手段，共同认可的价值观将成为协调和统一人们行为的主要力量。企业文化的建立过程实质就是塑造企业个性的进程，企业文化的创立与传递，主要是通过员工们分享对企业中发生事件的理解而进行的。企业文化的发展程度是企业综合素质的反映，它既反映企业管理者的素质，也反映着整个员工队伍的素质。企业文化可在企业内形成一定的独特思维框架和评价参照，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促进或制约管理活动的发展，保证企业发展的连贯性。

2知识经济中企业文化的发展

知识经济的发展正逐步改变工业经济社会中企业文化的基础，文化手段重要性的这种变化，是与层级结构的网络化改造相关的。“文化”将成为保证和促进网络化层级结构条件下企业组织活动一体化的粘合剂。

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是通过基本政策的制定，借助各种沟通渠道，去倡导某种适合企业个性特点的文化。大张旗鼓地宣传这种文化，总结和介绍在这种文化影响下成功工作单元的事例，以促进这种文化所包含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被各工作单元迅速普遍地接受，并使之成为影响员工行为选择的基本规范，其内容及方式的选择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近现代大量心理学和管理学的实证研究证实：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管理必须重视人的个性特征，实现管理的个性化原则。企业文化也必须是多元的，能够包容不断出现的异质价值观，才能满足知识经济中个性化特色和学习型组织的要求，才可能激发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活力。

知识经济社会不同于传统工业经济社会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企业环境变化速度较快，创新即是生命力，传统以“组织记忆”，即经验为主要体现的企业文化，将以迅速学习知识和交流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并推广新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方式为主要方式。

3企业文化、个性及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企业文化建设要制定科学规划，把员工职业生涯规划与企业规划结合起来。对人的素质不断开发是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核心内容，尤以教育培训，激发员工最大积极性为重点。如何将人力资源效用达到最优，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原则和基础。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管理的对象均是企业员工，两者是既相互包容，又相互区别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可将企业文化看成是塑造企业个性的重要人力资源管理手段。结合新形势下“以人为本”管理对尊重员工个性的要求，如何管理使员工个性与企业个性相容，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力并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就成为企业管理者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

国外对个性类型的研究，无论是性格理论或心理类型的理论，还是依据这些理论研制的分类工具，自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美国心理学家被征召到军队服务为标志点，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种评测个性特质之间差别的个性问卷和心理测验都先后面世。Myers和Briggs母女俩在荣格心理类型理论模型基础上创立的测量并描述人们在信息获取、决策制定等方面偏好的自我报告个性指标问卷MBTI是当今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个性测试分类工具。据报告在美国每年都有超过两百万的人员使用MBTI进行个性测评。许多关于个性的研究几乎都将MBTI当成个性的代名词。目前笔者进行的在荣格心理类型理论和MBTI基础上发展的中国企业职业个性测量工具的研究也初步验证了荣格心理类型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MBTI的相关条目和结构经过调整，也能用来测评中国人的个性类型。

4企业个性与员工个性相容管理

随着现代计算机、网络、人才测评技术的发展和企业信息化应用的广泛扩展，笔者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探索，即：建立员工心理档案信息系统，动态实时管理员工心理档案，全过程与企业运营各系统进行信息交流，将员工适时配置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积极性的企业流程中某一位置，员工个性和能力得到有效施展空间的同时，推动企业发展，也即员工个性与企业个性和谐，达到双赢结果。

心理档案是指涵盖了员工至少一项个性和能力测评的结果，包括：员工的个性特征、专业能力、行为选择偏好、管理风格偏好、职业兴趣等与工作相关的一系列文件，其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应该是个性特征。

心理档案信息系统基本结构（见图1）。个性测评模块是基础核心模块，Holland的研究报告曾经指出：当个性特质与所从事的岗位能够搭配时，员工的工作满意感和工作效率均较高，离职率也偏低。个性影响员工的学习偏好和行为选择偏好，通过个性测评安排适当的员工到相应岗位，对其岗位能力进行评测，依据岗位要求能力与员工现有能力的差距，安排适合员工学习偏好方式的培训提高其能力，完成岗位工作；对不同岗位、不同个性员工的激励敏感度进行评价，采用针对性的激励方式，提升员工对完成岗位工作的积极态度，在当今知识成为主要生产力的背景下，显得尤其重要。因此，心理档案信息系统应包括个性测评模块、岗位能力评估模块、激励敏感评价模块等三个基本模转块。

在各系统的运营中，加强和心理档案信息系统的信息交流，有针对性考虑个性特点制定相关制度和流程，无疑能显著提高各运营系统的效率，所以，从该角度来说，心理档案信息系统应是企业管理系统中的核心部分（见图2）。

相容范文篇4

摘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对于大多数具有一定规模的团体来说，要解决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实现高效率，首先就要获取或创造出一定量与质的激励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安排一个完整的制度性的"激励结构"；同时如何在实现"激励相容"的同时，降低其实施成本，尤其是确保提高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的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成为问题的关键。

自从管理学诞生之初，人们就把如何提高效率作为管理中的核心问题来探讨研究，并从不同的假设前提、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自的答案。包括科学管理时期的外部规则控制和经济刺激；行为主义时期的参与和民主化管理；系统论时期的权变思想等等。本文在继承了关于"效率"是管理核心问题的观点同时，力图从一个新的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再思考，并从中得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结论。

一、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

尽管"理性"是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富争议的概念之一，但是，"理性"却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普倡的价值观之一，并成为当今社会科学研究中所共持的基本假设前提之一。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一般把"理性"定义为"假定论及的目标和现实世界不变，那么，只要行动得以正确地筹划，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目标，这种行动就是理性的。"1如果说"个人理性"意味着"行为者是自己利益的理性寻求者"2；那么"集体理性"则可以引伸为"集体是团体自身利益的理性寻求者。"

"个人"是社会的元单位，并且是自身利益的理性追求者。但是，人类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其"社会性"，"组织"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世界中。那么，各种组织何以存在？一般认为，除了人类的合群本性使然外，各种组织（包括工厂、公司、俱乐部、政党乃至政府、国家）之所以要建立起来，乃是因为人们仅仅靠自己个人的力量不能完成或不能令人满意地完成某些任务、实现某些目标，于是具有相同要求和目标的人们结成了团体或集团。可见，组织的存在是为了增进集团中成员的共同利益，组织的高效率意味着提供和享受更多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

但是，"正如可以假定一个组织或一个集团的成员拥有共同利益，他们显然也拥有不同于组织或集团中其他人的纯粹的个人利益"3。无论组织寻求何种公共产品和服务，都必然要求组织、组织成员付出一定的成本。那么，成本如何分摊？产品和服务如何分配？这些无疑会影响组织成员行为前对行为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只有在符合个人理性的情况下，寻求公共产品与服务的行为才会发生，才会实现集体理性。因此如果我们同意广义的"经济理性人"假设，那么驱使每个组织成员行动的则将是"个人利益"，而不是"组织的共同利益"。这样就产生出一对相互对立的命题：命题一：驱使组织成员行动的是共同利益（集体理性）；命题二：驱使组织的成员行动的是个人利益（个人理性）。因此，无论是管理的理论与实践，其焦点问题就变成：如何使这两个命题协调起来？如何减少、克服"搭便车"的现象？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组织即使成立也会面临解体的危险。可见，管理的核心问题"效率"产生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与背离，管理的核心问题现在转化为内协调问题，即如何协调组织成员之间、组织成员与组织之间的目标、利益，使每个组织成员都能为了实现组织的共同目标去努力，也就是在组织中如何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

当然，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不仅有矛盾与背离的一面，也有一致的一面，否则集体就不会存在。不同学者对其一致性与矛盾性的不同强调，就形成了不同的描述与解释社会现象的方法。例如，在亚当·斯密那里，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是并行不悖的，这集中地反映在他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理论中，即如果人人都为"个人利益最大化"而理性行动，那么他们便会受到代表强大市场力量的"看不见的手"的指引或驱使，其结果是整个社会的繁荣，即集体理性的实现。这种观点在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指导理论几个世纪以后，逐渐受到人们的批判，其中最具说服力的来自公共选择学派的乔治·布凯南和曼瑟尔·奥尔森。在他们看来，在大多数情况下，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交通堵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极好例证。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外部效应及公共物品的存在而产生的成本分摊、收益分割问题。也正因为如此，才为我们探讨内协调这一管理的核心问题提供了必要性。

那么，个人理性与哪些条件共同构成了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呢？换句话说，怎样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呢？根据奥尔森的回答，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组成集团的人数足够少，二是存在着选择性的激励手段。人数少一方面意味着单个人的影响力将会相对提高，另一方面使人们之间的相互监督成为可能。这样使每个人的每个行为都成为在多次博弈中的计算对象，换句话说，在每个人都可以根据他人的行为调整自身的行为的同时，也使每个人在行动之前必须考虑自身行为对他人行为进而最终对自身利益的影响。当然，人数具体少到多少，并没有一个普适的具体数字，但是人们一般认为，人数越少，组织的行动力越强，并且一般在少于十人的情况下，才有自动采取集体行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可能。当然，随着现代技术的迅捷发展，这一可以实现相互监督、进而自动实现集体理性的小团体的规模也存在相应扩大的可能性。

毫无疑问，现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组织并不是这种小团体。当组织达到一定规模后，在人们之间形成一致意见并在实施过程中实现上述的相互监督就成为不可能，个人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对应关系模糊甚至丧失，此时每个成员从个人理性出发，就有可能出现所谓的"搭便车"现象，从而减少甚至中止集体行动的产生，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减少、甚至无法形成，即组织效率的下降、集体理性的缺失。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管理者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对成员进行激励与控制，即根据组织成员的不同表现，也就是对组织目标达成的贡献程度，有选择地对其进行激励或行使强制性措施，以实现内协调，保证通过集体行动的形成，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与服务。现代社会中的大多数组织都面临这种情况，无论是私人组织的管理，如私营企业，还是各种公共组织的管理，如军队、国立大学等，甚或是政府对整个社会的管理，都面临着如何通过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来影响行为者对"成本与收益"的计算，从而实现集体理性的任务。

二、资源获取与激励、控制的制度选择

关于激励，从马斯洛、麦克利兰、赫茨伯格到弗鲁姆再到亚当斯已经给我们讲述了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原则和方法。然而，有一点却为他们所共同忽略，即在遵循各种原则、采用各种方法对组织成员进行激励之前，首先必须获取或创造一定的激励资源（包括物质的、权力的、精神的）。这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组织要发展，管理者要激励成员都必须以拥有一定的激励资源为前提。我们看到，现代国家的建立与发展恰恰是与财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相辅相成的，社会抽取能力是国家实现其他能力的基础，它为国家这一高级形态的政治组织进行激励与控制提供了物质基础。恩格斯早在考察国家起源时就已经指出，为了维持国家的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缴纳费用--捐税"，"随着文明时代的向前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4。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除包括财政资源的抽取外，还包括人力资源的抽取，如兵役、公务人员的选拔等，以获取公众的支持。此外，抽象地从社会价值观中创造性地提取精神性的资源，如荣誉等价值符号，也是国家抽取激励资源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的社会抽取能力对于国家激励与控制整个社会的意义在今天几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我国在90年代进行的包括税制改革、反腐败、国有企业改革在内的一系列措施都是强化社会抽取能力的努力。国家如此，一般的组织也是如此。曼瑟尔·奥尔森在其《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也曾鲜明地论及这个问题，认为当集团达到一定规模以后，除非它拥有"选择性的激励手段"，否则它不会提供"公共物品"（或者说不能实现组织目标），它们包括"行使强制性措施的权威和能力"，"向潜在集团中的个人提供积极诱导"5。奥尔森的论述也说明了获取、创造激励资源的基础性地位。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尤为体现了公共管理的独特性。如果说从宏观上而言，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其追求的目标--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与本组织利益最大化、外部环境--垄断与竞争、及权力基础--国家强制力与经济诱导力等方面，那么从微观的管理者进行管理实践的角度而言，二者一个重要的区别则在于公共组织中的管理者所拥有的激励资源相对来说要少得多。大多数公共组织，尤其是公共行政组织不能合法地保留其获取的收入--无论获取的途径如何--并根据自己的喜好决定每位成员从中获取的份额，即没有对"物质资源"控制和分配的权力；同时，随着公务员制度在世界各国的建立与推行，公共组织在确保用人规范性的同时，也使组织中的管理者又失去了一项重要的激励资源--对组织成员的处置权。这些都使公共组织中的管理者经常处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希望属下努力工作，另一方面又往往缺乏促使他们这样做的实质性的手段。因此，如何"艺术地"创造激励资源成为公共管理者的一项重要工作。这种"艺术地创造"即包括通过"寻租"为本部门获取非法定的资源，也包括充分运用领导艺术，去创造诸如"尊重"、"社交"、"自我实现"等精神性资源。与此同时，如何充分利用有限的激励资源，即如何科学地设计、安排激励结构也是其重要工作之一。这一点也正是下面分析的重点。

在既定的"激励资源"下如何设计安排一种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以最好地实现"激励相容"6？这是组织中的管理者必须面对的第二个问题。这首先包括明确界定各方的权力与义务，其次包括确定各组织成员分享由财富、权力、名望和机会等资源共同构成的价值资源的制度结构，从而使组织成员的行为、分享的机会与比例及组织的目标三者具高度的相关性，即实现"激励相容"。因为我们知道，最终影响行为者行动的决定因素有两个：一是行为者的意愿；二是行为者的能力。因此引导、改变其行为的途径也有两个：一是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提高其行为能力；二是通过改变其对特定行为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来改变其行为的意愿，而组织内部的制度与规则恰恰是影响特定行为成本与收益的最重要的因素。例如，根据新制度学派的观点，国家在抽取一定的资源之后，一个首要的职能就在于界定并实施的有效率的产权，同时通过建立一种制度化的激励结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引导社会不同集团的行为以获取各种社会价值。并且这种激励结构最终将影响一国的经济发展。这正如伊斯顿所说政治体系的功能就在于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7。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们普遍把一国的经济发展看作该国政府行为的函数。值得一提的是，在设计、安排制度化的"激励结构"时，时刻提醒自己遵循一些激励理论提出的原则是有益的。包括：针对人的未满足的需要进行激励；设置多重的激励目标以满足人的多样化的需求；保持激励目标的相对稳定性；实现激励相容等。此外，考虑到资源的相对稀缺性，保持"满足"的相对稀缺性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者来说尤其如此，否则管理者很快就会陷入激励资源枯竭的境地，而无法运用"选择性的激励手段"。

管理中的控制职能主要从事对处于"制度化的激励结构"中的组织成员业绩的进行衡量与校正，从而在为激励提供依据的同时确保组织的目标得以实现。可见激励与控制是不可分的。完整的激励结构必须通过有效的监督与控制才能得以实现，当监督成本过大时，换句话说，当设计的激励结构实施成本过大时，激励结构便形同虚设。林毅夫在分析我国历史上的农业合作社作为一种制度(激励结构)何以失败时，也提到这一问题。"监督成为保持劳动激励和合作社生产率水平的关键"8，因此1961年在生产队作为生产管理与核算单位、收入分配方式(激励结构)恢复到高级社阶段的工分制以后，尽管从理论上来说，这一激励结构根据社员对公社贡献程度的代表--工分的多少，决定社员的收入分配，从而是完整有效的，但是由于农业生产中监督的困难，工分并不能真正代表社员贡献的大小，从而使农业生产率并没有大的变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其关键在于在家庭责任制下，集体还原为个体，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消解了。从而使监督问题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可见，监督成本问题反过来又成为设计"激励结构"时必须加以重视的一个问题。一般而言，监督成本的大小与工作的分散程度、周期长短，工作过程的可观察性、结果的可比性等因素有关，管理者应针对本组织的特点来调整作为控制标的的"行为"指标，提高其可观察性与可评价性，降低监督的成本。例如，对于那些其工作人员的"付出"可以观察而"结果"却不可观察的"程序型"组织来说，如学校（教师）、机关（公务员）等往往以"主要的行为是否遵循正确的规程"来作为控制的标的；而对于那些其工作人员的"付出"不可观察，"结果"可以观察的"工艺型"组织来说，如巡警、工程设计人员，则往往以"目标"为控制标的。其次，在确定控制标准上还须保证标准与组织目标的高度相关性，谨防发生"目标置换"现象。第三，要使控制客观有效就必须保证控制主体有获得有关控制客体行为业绩信息的渠道，以及实质性的纠正权力和手段。这一点在公共行政的控制中尤其重要。例如，目前中国已建立了完整系统的监督与控制网络，但实际的运行效果并不甚理想，关键就在于大量的控制主体，如社会组织、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甚至是审计、监察部门要么缺乏获得信息的渠道，要么缺乏实质性的纠正权力和手段。

三、小结

上文中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均具相对意义，即"个人理性"中的"个人"不仅指"自然人"，也指大集团中的"小团体"，而"集体理性"中的"集体"在相对于更大的集团时，则转化为"个人"。这样，通过从"个人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角度对管理核心问题的分析，可以搭起一座沟通微观与宏观、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的桥梁；同时也是行为研究与制度分析方法相结合这样一种社会科学研究中新的趋向在管理学尤其是公共行政分析中的尝试。

通过这样一种尝试性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如下：

1、个人理性并不是集体理性的充分条件，如何协调二者的矛盾与背离构成了各种组织管理中的关键所在。

2、在小型组织中，往往可以从个人理性自动实现集体理性；而在大中型组织中，则需要管理者运用激励与控制手段引导组织成员的行为，实现从个人理性走向集体理性，以3、创造与获取一定的激励资源是进行激励与控制的前提条件。这也构成了对公共管理者的挑战之一。

相容范文篇5

当今世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国际投资活动中，外国投资者通过兼并或收购东道国的经济实体，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获得在东道国的市场地位，比在东道国新设一个企业在时间长短、手续的繁简、资金与商誉的利用上都更具优势。对东道国而言，外国投资者对国内企业的并购会给东道国带来更多的国际资金与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技术，起到盘活存量资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外资并购也会对东道国的国民经济整体和国内其他经济实体产生一些不良影响，特别是在“横向并购”的情况下，则有可能导致外资对某些行业的垄断。譬如我国的某些行业(如饮料、洗涤剂、化妆品等行业)已经或正在形成被外资垄断的情况。对企业并购中的垄断问题进行规制一直是西方国家对并购实施监管的核心内容。

“市场经济是竞争的经济，随着市场竞争的开展，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经济的集中。”为了防止经济力量的过度集中，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一般通过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反垄断法是一个由公平、自由和社会整体效益等多种价值构成的法律系统。而我国的外资并购是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而产生的，相关规范和制度制定较晚，也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外资并购的反垄断体系。随着我国的入世，在外资并购中暴露出的问题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反垄断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二、并购浪潮中的我国反垄断立法相关问题探讨

（一）我国是否有必要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的控制

早在1987年8月,国务院法制局就成立了“反垄断法”起草小组。1988年就有《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暂行条例草案》提出。但是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却未能同时亮相。反垄断立法搁浅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立法者和学术界对彼时制定反垄断法是否恰当产生了争议，而争议的焦点就是反垄断法对企业并购的控制问题。当时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中国还处于市场经济的初始阶段，企业平均规模过小，企业间的联合刚刚开始发展，企业集团的组建还在初期，如果将有关限制企业并购的条文规定在反垄断法中，势必会不利于国家产业政策的执行。故认为中国应当鼓励企业集中，而不是反垄断。本文认为，从我国当前所处的企业并购浪潮的时代背景来看，有必要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中规定控制企业并购的条款。

1．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的制度，是增加我国吸引外资力度的重要举措。在当前的国际经济形势中，企业并购已成为国际经济直接投资的重要形式。虽然过去8年来中国一直是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但近3年来利用外资速度放慢，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利用其不断改善的投资环境和成熟的市场经济制度同中国争抢国际资本。相比之下，我国利用外资形式比较单调，并购市场并未全面开放，并购法律制度也不完善。《反垄断法》是企业并购的支柱性法律,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同时，完善的《反垄断法》的颁布也可以使外国公司在做出并购决策时有规可循、有法可依，减少其在华并购的不确定因素，其结果无疑可以增加外资并购数量,更多地吸引外资。

2.在反垄断法中规定对企业并购进行控制的制度是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防御需要。随着国内与国际市场连为一体，我国经济不但要面对本国企业垄断的威胁，更要遭受外国企业对我国市场的控制，随着外资进入我国市场的深度和广度的进一步发展，制定反垄断法有利于限制外国企业对本国市场的社会。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的核心问题是垄断倾向，而垄断会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社会福利的损失和社会效率的降低。这种垄断还容易压制我国发展不成熟的民族工业，破坏我国的市场竞争秩序。反垄断法被称为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宪法”，我国可以在反垄断法里规定对外资并购的控制制度，以克服跨国并购的负面影响。

（二）我国反垄断法规制外资并购的应对措施

1．可以通过立法确立外资并购待遇标准。西方各国一般都赋予外国投资者以国民待遇。从长远来看，我国外资待遇标准的发展趋势是逐步采用国民待遇标准。西方发达国家一般要根据本国实际情况及社会经济发展目标，赋予外资国民待遇一个限制(通常称为国民待遇的例外)。我国即使赋予外资国民待遇，也有必要规定较多的限制。这种限制主要应在以下几方面：（1）行业限制。国民经济要害部门、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国防、新闻等部门，必须严格限制或禁止外资以并购方式进入。（2）目标企业限制。在行业中处于举足轻重地位的企业，或者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重点保护的传统技术的企业,应当严格限制外资兼并收购，或者规定较严格的审批程序和标准。（3）并购规模的限制。对于交易金额达到相当规模的外资并购项目，应当予以限制。（4）支付方式与支付时间的限制。外资并购一般应由作为并购方的外国投资者以可自由兑换的货币支付，而且应当在并购协议生效时即支付全部价款。（5）享受有关优惠政策的限制。企业并购中的一些特殊优惠政策和财政补贴，不适用于外资并购。

2．立法规范外资并购审批制度。在我国，由于跨国公司并购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我国还未建立一套专门的跨国公司并购审批制度。仅有的规定也太过原则，相当零乱，无法操作，而且存在审批权限过于下放、审批权行使混乱、审批环节过多、程序繁琐、效率低下等弊端。在未来的反垄断法中，可尝试规定以下内容：（1）在外资并购的审批范围上，除了对“购买”股权或资产的外资并购方式进行审批外，也应将不按现有持股比例的股份认购、股份消除、认购配股及转配股等致使外商取得企业一定控制权的行业的外资并购纳入审批范围。（2）设立专门的外资并购的审批机构，外资收购我国上市公司的，还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审批，并应遵守有关信息披露的规定。（3）在外资并购的审批程序上，外资并购项目在立项时就应先进行产权界定和资产评估，并由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出具文件予以确认。

（三）对某些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的豁免

对某些外资并购中的垄断行为的豁免竞争虽然是配置资源的最佳方式，但在有些市场或经济部门由于特殊的条件，优化资源配置只能在限制竞争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因此，综观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情况，为保护国内相关产业的发展，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即使一个行为被认定为符合垄断的标准，但是如果这种行为符合国家的经济政策或其给市场或消费者带来的利益超过了它的消极影响，则对这些行为也可以不按照垄断来处理或给予其一段时间的宽展期，在此期间内，对其行为不按照垄断予以制裁。但是，反垄断法适用例外的行业能得到反垄断法某些条款的豁免而不是全面的豁免，尤其不能得到反垄断法中“滥用监督”的豁免。因此，确定反垄断法适用例外的范围至关重要。一般而言，反垄断法适用除外的范围包括：（1）具有一定自然垄断性质的公用公益事业。我国大多数的基础设施行业、公用事业都被认为属于自然垄断，如水、电、煤气等。（2）知识产权领域，该产权本身就具有独占性和垄断性，除非知识产权人滥用权利限制竞争，否则一般不适用反垄断法。在现阶段，知识产权还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领域，短时间内还不可能明确规定在反垄断法中，但是，随着我国的入世与知识产权法的完善，融入国际潮流是必然的趋势。（3）特定时期和特定情况下的垄断行为和联合行动，主要指在经济不景气时期为调整产业结构的合并、兼并以及发生严重灾害及战争情况下的垄断行为。（4）反垄断法对企业间为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而实行的协作，对中小企业的联合行为，发展对外贸易中的国内企业之间的协调行为等一般也予以豁免。

相容范文篇6

不相容职务是组织设计和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不相容职务设置是组织机构设置的基础，在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处于比较核心的地位。一般文章谈及不相容职务仅仅进行一些描述，或举几个例子，或仅仅说明内部控制要设置不相容职务，所以导致对于一些核心的问题就语焉不详，很少有人对不相容职务特点、性质、及设置不相容职务应遵守的原则等问题作深入探讨。本文谈谈与不相容职务有关的几个问题。

一、不相容职务的由来

不相容职务的设置缘于内部牵制，所谓不相容职务是指那些如果由一个人担任，既可能发生错误和舞弊行为，又可能掩盖其错误和弊端行为的职务。不相容职务分离的核心是“内部牵制”，它要求每项经济业务都要经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部门或人员的处理，使得单个人或部门的工作必须与其他人或部门的工作相一致或相联系，并受其监督和制约。最早对不相容职务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不相容职务进行论述，目前国际上对于内部控制和不相容职务论述的源头来自于COSO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1992年，COSO委员会提出报告《内部控制——整体框架》，1994年进行了增补。COSO委员会提出，内部控制是由企业董事会、经理阶层和其他员工实施的，为营运的效率效果、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相关法令的遵循性等目标的达成而提供合理保证的过程。它提出5个控制要素：控制环境、风险评估、控制活动、信息和沟通、监督，不相容职务就在控制活动之中。事实上，只要存在委托授权——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就存在牵制，存在不相容职务。

二、不相容职务的分类

本文初步把不相容职务分为五类：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多环节不相容职务和少环节不相容职务；平行不相容职务和交叉不相容职务；均衡不相容职务和非均衡不相容职务。

1．强不相容职务和弱不相容职务。仓库保管与财务记录之间的不相容程度是大于总账与明细账之间的不相容程度的。完全不能由一人来处理相关业务的不相容职务我们可以称之为强不相容职务；部分相容我们可以称之为弱不相容，弱不相容职务可以由一人来处理。完整的业务可以分解为许多环节，间隔愈相近不相容的程度愈强；与实物、现金有关的涉及财产安全的业务属于强不相容；一项业务流程的上、下环节中和本企业外部相联系，该职务与其他职务强不相容。

2．平行不相容职务不同业务循环的职务之间，职务是完全不兼任的是平行不相容职务。交叉不相容是指不同循环之间的某些职务由相同的人兼任或交叉担任，例如购货与收款循环的授权执行记录验货审核付款保管与销售与收款循环的授权执行收款审核发货记录。平行不相容职务之间同类业务是兼任的，例如，这两个循环中的记账、收付款都可以是一个人，但是两个循环中的某两个相邻的不相容职务不能在两个循环中互为上下位关系，这样会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的失效。

3．多环节不相容职务，我们把有专职的五个以上的环节的不相容职务体系化为多环节不相容职务。

少环节不相容职务，一般我们提及一个单位的会计人员最少有两个，即出纳和会计，我们往往忽视审批环节这个隐性的会计职务。不相容职务最少有三个环节。

4．均衡不相容职务是指不相容职务之间地位平等，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样的设置可以起到制衡的作用。非均衡不相容职务是指职务之间有从属关系，下为属于上位领导，或某一环节控制其它环节。均衡的不相容职务往往比不均衡不相容职务更能起到制横作用，但是串通的风险在增大。

此外，不相容职务还有动态与静态之分。

三、业务循环中职务的不相容性分析

一般情况下，单位的经济业务活动通常可以划分为授权、签发、核准、执行和记录五个步骤。如果上述每一步都有相对独立的人员或部门分别实施或执行，就能够保证不相容职务的分离，从而便于内部控制作用的初步发挥。

业务的处理有一个流程，这个流程由一系列环节组成，这些环节种不同的职务之间不相容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经济业务完全不能由一个人来担任，这些职务之间属于强不相容职务，强不相容职务之间不能安排一个人来担任。部分相容即弱不相容职务可以由一人来处理（辅之以其他的控制措施）。然而，确定哪些职务完全不相容？哪些职务部分相容？我们以购货与付款循环来说明。如图1示。

从图1中我们可以看出一项购货与付款业务涉及授权批准、执行购买、验货、财务记录（总账、明细账）、审核、付款、保管等环节，在这些环节中，财务记录岗位涉及许多业务循环，无疑是核心的岗位，它和其它的岗位都不相容；执行和验货都是连接企业内、外部的职务，这两个职务寻租和舞弊的机会较多，属于强不相容职务。验货与保管共同涉及实物入库，且有前置控制和后续控制（财产清查），验货与保管之间属于弱不相容，两个职务可以由一人兼任。

此外，一个业务循环中的不相容职务设置应该是开口的循环，一个人不应该兼该业务的两个和两个以上的不相邻环节的职务。正确的做法是：授权批准——执行——记录——审核——验货——付款——保管，而不能出现，授权批准——执行——记录——审核（授权批准兼），或授权批准——执行——记录——审核——验货（执行兼）的情况。

对于一些财务制度和机构很发达的企业而言，以上列举的岗位都可以有不同的人来担任，但是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控制收益会大于控制成本的支出，内部控制是保证各项业务发展的，而不是妨碍其发展的。在操作性目标中，经营的“效果”是根据实际产出与预期计划的产出比较而言的；经营的“效率”是根据实际产出与实际投入比较而言的。所以，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必须考虑它的经济效益。

四、不相容职务失效和优化

不相容职务对于解决舞弊的作用是有限的，可以说，任何内部控制制度都是有漏洞的，不存在完美的内部控制制度，不相容职务也是如此。不相容职务起源与牵制，本质是对于人性的弱点的担忧，如果担任职务的人是可以信赖的，不相容职务对他而言没有也是可以的。如果担任职务的人是完全不可以信赖的，不相容职务对他（们）而言是不够的。可能导致不相容职务失效的原因有：

1．不同的业务循环中的不相容职务交叉而导致不相容职务的失效。例如：甲在销货业务中担任审核同时在投资业务中担任授权，乙在销货业务中担任授权同时在投资业务中担任审核。甲乙可以相互交换权力使本来在单一业务循环中有效的相互牵制设计失效。特别的是在两个业务循环中两个人担任的职务正好处于上、下位对调，这种情况下作弊的可能性极大。

2．不相容职务设置本身存在漏洞。一个人在一个业务循环中控制两个重要环节，例如在购货与付款业务同时担任审核和授权批准两个职务，就可以把价格或性能不合适的设备买进来，导致企业利益受到损失。

3．不相容职务的僵化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的失效。不相容职务在设置的初期是有效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制度逐步适应，制度的威慑力会逐渐衰减而失去效用。如果不对制度本身或执行制度的人进行调整，就会产生舞弊现象。有许多时候企业出问题并不是原来制度不好，而是因为制度是有“寿命”的。

4．总体的内部控制制度的不足导致不相容职务设置失效。我们说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只是整个内部控制体系的一部分，其他的内部控制还有实物控制制度、文件管理制度、信息传递制度、强制休假制度等等，这些制度需要相互配合，形成一种良好的制度生态群。如果其他制度没有起到作用，单纯的不相容制度难以起作用，一种制度单兵推进是不会有长期生命的。

现代的职务犯罪呈现集团化的倾向，例如，不相容职务的设置对于串通作弊的“窝案”是不起作用的，“升级版”的不相容职务应该包括职务轮换、突然休假制度。商业银行较早认识这个问题，对于如同城票据交换、外汇交易等一些重要岗位除不相容职务设置外，常采取强制休假来防止舞弊。如图1所示，不相容职务设置应该和定期、不定期的内部审计制度等结合起来。

随着电算化的普及、虚拟公司的出现，不相容职务也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例如在计算机会计系统中，新的不相容职务有：系统开发、发展的职务与系统操作的职务；数据维护管理职务与电算化审核职务；数据录入职务与审核记账职务；系统操作的职务与系统档案管理的职务等，与传统的不相容职务相比，这些不相容职务之间出现地位不平等的问题，整个单位对最上一级管理员往往难以进行实时有效的控制，这种情况下往往需要借助最原始的手段进行管理。

作为内控的一部分，不相容职务设置意味着向管理目标的某一终点努力，但不是终点本身；它的成效受人的影响，而不只是华丽的政策、精细的守则或表格；不相容职务分离只能为公司管理层提供合理的保证，而不是绝对的保证。

参考文献：

1．黄速建．现代企业管理．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27．

2．（美）斯科特•拉什．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331．

相容范文篇7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别说明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不是公有制本质特征的表现，社会分工不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的理论依据并不是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以论证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公有制私有制商品经济相容性

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所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论证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如何解释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在当时被认为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因为在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中，社会分工和私有制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资本主义经济被认为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社会主义经济则被认为是非商品经济性质的。也就是说，公有制被认为是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在重新认识商品经济的过程中，解决所谓传统理论与现实之间这一矛盾（笔者认为这一矛盾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基本思路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思路是将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解释为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而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既可以表现在不同的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不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同一公有范围内部。另一种思路是认为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就是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从表面看，这两种思路似乎都可以解决生产资料公有制或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商品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难题，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从而可以在此基础之上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当初，这种新的商品经济理论也确实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两种所谓新思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间的相容性问题，因为这里有两个深层次的关键性问题被掩盖了：一是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与公有制的本质特征是否相一致；二是社会分工是否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另外，上述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的新理论或新观点最具有说服力的依据是所谓事实证明或实践检验，即以当代社会主义的现实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说明其正确性。而这又涉及到两个有待解决的更为重要的深层次问题：一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是否能够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否只有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这一大前提之下才能加以解释或说明。

笔者认为，生产资料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不相容的，而这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在逻辑上并不矛盾。本文拟对上述的四个深层次问题逐一进行分析，分别得出否定性结论，以最终说明自己的观点。

一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经济利益的存在，使得他们之间只有通过等价交换才能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从而使社会经济具有商品性，这种说法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这种所谓新观点既不是什么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也不能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马克思认为，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者之间互通有无的需要之所以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得以实现，就是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性。所谓商品交换关系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的。”我国现阶段公有制实体之间以及公有制实体内部劳动者集体或个人之间所存在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他们在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所存在的差别所决定的，人们对此也没有异议。但是，这种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导致的人们在经济利益上的差别的存在，并不是公有制本质属性或基本特征的表现，而是我国现阶段公有制经济必然包含私有制因素的表现。‚

在公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平等的，这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或使用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凭借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在私有制条件下，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关系表现为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就是说，有人可以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获得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之间是否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区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国现阶段两种公有制形式之间和集体所有制内部各经济实体之间是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这是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将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看成是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相容的一个重要依据，则是一种误解。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平等关系，或人们之间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只可能体现在一个有效的公有范围之内，而不可能体现在其之外。超出一个具体的公有范围，人们之间就是一种不同所有者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也就必然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这种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与各个所有者自身的所有制性质毫无关系。也就是说，不管各个所有者本身的所有制性质如何，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所表现出的只能是私有制的特征——人们之间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而不可能是公有制的特征。

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所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的性质又如何解释呢？国有企业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并没有所有权，改革开放之后，各个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笔者认为，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的这种由于其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上的差别所导致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也是其自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的一种表现。

私有制的因素，即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虽然不可能存在于抽象的或理论上的公有制内部，但完全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于具体的或现实的公有制实体内部。在现实生活中，具体的经济实体的所有制性质，并非要么是百分之百的公有制，要么就是百分之百的私有制。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果在一个具体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的范围之内，劳动者个人或集体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由于生产资料的使用或占用的不同而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是否意味着人们在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平等，即：是否意味着这种公有制本身包含着私有制因素。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因为，生产资料占有关系必然表现为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否则所谓占有就毫无意义。单纯的生产资料使用权（如奴隶使用奴隶主的生产资料），不能给其使用者带来任何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反之，如果个人或集体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事实上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特殊或直接的经济利益，那么，无论他们在形式上、名义上或法律上是否占有这些生产资料，他们对于这些生产资料所拥有的就不仅仅是单纯的使用权或占用权，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实际占有了这些生产资料，也就是说，这种公有制事实上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人们经常说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本身还不成熟，所谓生产资料公有制还不成熟本来就应理解为其本身还带有私有制的痕迹或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所以，我国现阶段全民所有制内部或国有企业之间仍存在的商品交换关系就是由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本身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而不是由于它们所具有的公有制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同样道理，在实行承包、租赁等经营方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内部的劳动者集体（如实行内部独立核算的车间、班组之间）或个人之间（如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户之间）在一定程度上所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其根本原因也在于这些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即现实的公有制实体本身包含着私有制的因素。

总之，无论是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还是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公有制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均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在一定范围内和程度上客观存在的私有制因素，而不是公有制本身的基本属性或本质特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虽然既可以表现在私有者之间又可以表现在公有者之间及私有者和公有者之间，还可以表现在不完全的公有者内部，但其在实质上所反映的都是私有制的特征而不是公有制的特征。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最初的商品交换关系发生在原始部落或氏族公社之间（即不同的公有者之间），后来又逐渐渗透到部落或公社内部（即同一公有者内部），但马克思并没有因此而将商品经济的产生或存在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而是将商品交换关系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或萌芽联系在一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将商品经济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是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并不存在什么失误或过时的问题。而我们仅以现实的公有制实体之间及其内部依然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这一事实为依据，就认定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则只看到的问题的表面现象。

二

一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谈到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时往往强调社会分工仅仅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前提条件或必要条件，在此前提下，商品经济是否存在则取决于是否存在着私有制（过去的说法）或生产者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现在的说法），似乎有可能出现一种虽然存在着社会分工但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就可以认为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这种状况至今为止尚未出现过。在原始社会末期，当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时，在畜牧部落与农业部落之间产生了最早的商品交换活动。这种简单的或偶然的商品交换活动的产生是因为两个部落之间存在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尽管最初两个部落内部由于生产资料公有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正如前面的分析所说，在两个部落之间所体现的却是私有制的特征，即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是不一致的。后来，这种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逐渐由原始公社或部落外部渗透到其内部，商品交换关系也就逐渐在原始公社或部落内部产生。从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它与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或人们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的产生和发展进程是同步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就是指社会上不同的人专门从事某一种劳动，而这种从事不同性质的社会劳动的人们之间必然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因此，在他的理论中，社会分工的出现与私有制的产生是密切相关的，而社会分工的消亡也是与私有制的消亡联系在一起的。所谓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必要条件、私有制是商品经济存在的充分条件之说，将两者完全分离开并非马克思的本意，而是我们对其商品经济理论的一种误解。

有人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称之为旧的社会分工，认为社会分工本身并不会消亡，旧的社会分工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之后将出现新的社会分工。这里的问题是：所谓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或人们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之间是否存在着相关关系。显然，我们不能定义旧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而新的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完全无关，因为，既然所谓新的社会分工被认为产生于私有制和旧的社会分工消亡之后，就不能说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而只能说它与生产资料私有制不相容而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容。如果将旧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不一致的；将新的社会分工定义为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社会分工，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一致的，在逻辑上是可以成立的。但是，在此前提下，所谓新的社会分工的存在却不能解释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因为，既然分工各方在经济利益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之间就没有必要通过等价交换来实现互通有无的需要。

所以，只要承认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密切相关，就不可能从社会分工的角度论证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

有人认为决定商品经济存在的唯一条件是社会分工，而这种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所以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毫无关系。因此，只要存在着社会分工，商品经济当然既可以与私有制相容又可以与公有制相容。在此前提下，如果认定社会主义社会依然存在着社会分工，就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认定社会分工将永远存在，则可以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然而，这种完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不相干的社会分工为什么能够成为商品经济存在的条件或原因呢？假定在这种社会分工存在的条件下，生产者之间并不存在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或使用上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或者说，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那么，他们之间互相取得对方产品为什么还要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实现呢？如果人类社会已进入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在“各取所需”的按需分配的条件下，商品交换关系难道还有存在的余地吗？相反，只要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不管我们如何定义社会分工，他们之间要取得对方的产品就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实现。所以，即使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的存在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种定义是否科学或合理这一问题与本文没有直接关系故不在此涉及），也不可能由此而认定商品经济的存在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无关，进而说明商品经济与公有制是相容的。

如果认定社会分工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有关，而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情况又会怎样呢？有人认为商品经济之所以永远存在，其原因就在于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社会分工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不一致是否有可能永远存在，这一问题没有必要在此进行讨论。这里需要解决的问题是：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否有可能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这个问题不是仅靠自我定义就可以解决的。如果两个生产者之间存在着经济利益上的差别，从而导致他们之间必须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来取得对方的产品，那么，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就不可能与他们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无关。因为，如果他们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没有特殊的经济利益关系，即可以在他们之间无偿调拨生产资料，那么，他们之间通过等价交换的方式取得对方产品的必要性也就不存在了。改革开放之后，正是由于否定了国有企业之间生产资料的无偿调拨，承认了各个企业对其实际所使用或占用的生产资料具有特殊的经济利益，才使得国有企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得以确立。所以，生产者之间对其产品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讲是由于他们之间对其生产资料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所决定的，即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既然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而社会分工又与生产者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相关，那么社会分工也就必然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相关。

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是否会永远存在，这个问题当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是，有人认为，通过论证生产者之间相对独立的经济利益将永远存在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这种看法却是不准确的。前面已经说到，马克思正是将商品经济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性联系在一起，才提出社会分工和私有制是商品经济的存在条件。他所说的社会分工是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密切相关的，而生产者之间在经济利益关系上的不一致则是生产资料私有制本质属性的必然表现。只是他认为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不是永恒的，它最终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替代，因而生产者之间由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利益上的差别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除，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的不一致密切相关的社会分工也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所以，马克思认为商品经济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既不是从来就有的也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可见，从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的角度论证商品经济存在原因并不能认为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真正可以称得上对马克思理论有所突破的是认定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不一致将永远存在，进而得出商品经济万岁论的结论。而这种突破如其说是对马克思商品经济理论的突破，不如说是对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或人类社会发展总趋势理论的突破。对于每一个彻底的商品经济万岁论者来说，都必然面对这样一个必须解释的问题：商品经济与按需分配是否相容，即，在各取所需已经实现的条件下等价交换是否还有存在的余地，或者说，在等价交换关系依然存在的条件下各取所需是否还有可能实现。

总之，尽管我们可以定义社会分工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但仍然不可能由此证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无关，进而得出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结论。

三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似乎无懈可击的说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充分证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不错，我国现阶段确实存在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状况，但是，两种经济现象的并存并等于它们之间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并存了几千年，难道我们可以说实践证明商品经济在本质上与自然经济是相容的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这种检验是有针对性的，即作为检验标准的实践和作为检验对象的理论在逻辑上必须保持一致。例如，不少人在论证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不存在商品经济时，都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样一段话：“一旦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消亡。”并声称实践证明他的预见不符合现实。恩格斯的这段话确实是在其《反杜林论》的“社会主义”篇中说的，但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社会主义一词是共产主义的同义词。因此，他们所说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指的是我们所说的共产主义；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指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第一或低级阶段；而我们正在建设或所经历的社会主义则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这一论断是否正确，与“社会主义”一词具体含义密切相关：如果按照马、恩的习惯社会主义社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那么，我们起码现在还不能说实践证明这一论断是错误的，因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实践。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实现过“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哪怕是强行实现的，我们凭什么说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设想不符合实际呢？

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否能够证明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的相容性，关键在于我国现阶段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否完全成熟的公有制，或者说，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现状到底是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自身的本质属性或特征所决定的，还是由于我国现阶段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不成熟性即其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所决定的。当我们作出“生产资料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的这一判断时，所谓公有制应当是指完全成熟的公有制，而所谓相容也应当是指二者在本质上是不矛盾或不排斥的。因此，要以实践来检验或证明这一判断正确与否，实践中的公有制就必须是完全成熟的即不包含私有制因素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时指出：“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他所说的在经济方面的“旧社会的痕迹”，包括私有制的痕迹、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的痕迹和商品经济的痕迹等。我们不能因为新社会的萌芽产生于旧社会就认定这些新社会的萌芽在本质上与旧社会是相容的，如，我们不能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末期就认定它与封建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相容的。同样道理，我们也不能因为旧社会的痕迹存在于新社会就认定这些旧社会的痕迹在本质上与新社会是相容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正在建设或经历的社会主义还不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或第一阶段（即我们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或低级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而它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是直接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而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所带着的“旧社会的痕迹”，不仅有资本主义社会的痕迹，而且有封建社会及自然经济的痕迹。这就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与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间最根本的区别。然而，这一根本区别却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了。例如，有人对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的论断提出异议，认为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其基本逻辑是：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目前不仅存在着商品经济而且还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既然商品经济在资本主义之后还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因此，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也是无懈可击。但是，问题在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已充分发展的基础之上，商品经济不发达正是我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必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并不等于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必然要发展商品经济。资本主义是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这个理论问题完全可以讨论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断言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恐怕还为时过早。只有当我国进入一般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之后或当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之后，确实仍有必要发展商品经济，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说实践证明社会主义才是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阶段。

同样道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也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本文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我国现阶段，从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不同所有者之间所体现的私有制特征，即不同所有者之间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关系；从现实公有制形式或实体自身的不成熟性看，商品交换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则在于现实的公有制形式或实体所包含的私有制因素，即在一具体的公有范围内劳动者集体或个人对其所使用的或占用的公有生产资料事实上仍具有特殊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

因此，我国现阶段不完全和不成熟的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不仅不能证明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而且为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事实依据，从而进一步说明马、恩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正确的。除非真正实现了“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之后商品经济依然存在，我们才能说实践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关于商品经济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之间关系的论断是错误的或已经过时。

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实践检验或事实证明作用只能是单向的而不能是双向的，即：当我们以实践中某一客观存在的现象对相应理论观点的正确性进行检验时，不能同时又将被检验的对象作为说明或解释实践中这一客观现象存在原因的理论依据。例如，一方面以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并存的事实来说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这一理论观点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又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是可以相容的这一理论观点来说明我国现阶段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并存的原因。这在逻辑上叫做循环论证。

四

有人认为，只有彻底否定或转变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传统观念，才能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而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观点，并非就无法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要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关键在于必须从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抽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发。中共十五大强调：“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果从“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的实际”出发，就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事实：我国现阶段并不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而是不成熟的公有制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并存。这就是说，我们需要说明的并不是马克思所预见的、建立在商品经济已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将继续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还需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而是我们正在实践中的、建立在尚未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阶段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存在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否定马、恩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论断并没有什么现实意义（当然这作为一个理论问题进行探讨可能还是有意义的），因为我国现阶段的实践并没有提出这一要求。相反，在我国现阶段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并将其运用于说明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进而说明坚持改革开放的必要性，才是真正具有现实意义的。

改革开放前，“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观点确实曾被当作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理论依据。但是，当时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在资本主义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从而将马克思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进而将马、恩有关理论或观点当作教条照搬。正如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所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出现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提出的一些任务和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显然，只有在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这一大前提之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将消亡”等理论观点才有可能成为消灭商品经济、强化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据。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建立在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基础之上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曾经对于推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种作用是极其有限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一理论自身的缺陷及其对于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阻碍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充分。我们发展商品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发展生产力，如果公有制在本质上与商品经济是相容的，我们就没有必要打破公有制形式的“一统天下”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没有必要放弃“一大二公”的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必要打破国有企业的“大锅”将其改造为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经营者,……；如果我国现阶段并存的是完全成熟的公有制与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或者说，我国现阶段的商品经济是比资本主义更发达的商品经济，我们也没有必要重新提出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早已完成的历史任务，没有必要屈尊去与什么国际惯例接轨，没有必要主动要求加入WTO去受落后者制订的规则的制约，……。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表明，真正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的，并不是以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为基础的所谓新的商品经济理论，而是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与我国现阶段实际的结合。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由生产力发展状况所决定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现实公有制自身的不成熟性，以及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分工（或旧的社会分工）依然存在，而不是“社会占有了全部生产资料”和旧的社会分工已经消亡；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根本原因则在于我国没有经历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这就是结合我国现阶段实际对马克思的商品经济理论的运用和发展。

事实上，我们真正应当彻底抛弃的传统观念就是那种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误认为是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思维方式。改革开放前这种思维方式的表现是将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当作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因而对马、恩的相关理论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改革开放后这种思维方式则表现为将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当作马、恩所设想的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因而轻率地以我国现阶段的具体特点为依据否定马、恩关于未来社会基本特征和社会发展总趋势的论断，如前面所提到的那些所谓“实践证明”。正因为这种脱离我国现阶段实际的传统观念及其影响依然存在，中共十五大强调：“面对改革攻坚和开创新局面的艰巨任务，我们解决种种矛盾，澄清种种疑惑，认识为什么必须实行现在这样的路线和政策而不能实行别样的路线和政策，关键还在于对所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要统一认识和准确把握。”

对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性问题的认识，关键也正在于对我国现在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的认识和把握。

总而言之，从理论推导看，马克思关于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是符合逻辑的；从实践检验看，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理论与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现实是不矛盾的；从现实意义看，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不相容的论断对于正确说明我国现阶段商品经济存在的必然性和发展商品经济的必要性是有重要意义的，从而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相反，如果继续坚持公有制与商品经济相容的观点，不仅在理论上说不通而且也越来越与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相脱离，并将阻碍我国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

2.见拙文：《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再认识》，《武汉交通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期。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页。

5.《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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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有模式:激励不相容——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之间的权衡与替代

(一)委托理论中的激励相容

“委托”的概念来自于法律,委托关系本来是指“委托人”授权“人”代表前者从事某种活动时的关系。但在经济学中,委托关系的范围要宽泛得多。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将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定义为“任何一种涉及非对称信息的交易”,并称“交易中有信息优势的一方称为人,另一方称为委托人”。

经济学中讨论的委托关系问题通常是指人问题,即由于人的目标函数与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不一致,加上存在不确定性和信息不对称,人的行为有可能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而委托人又难以观察到这种偏离,无法进行有效监督和约束,从而出现人损害委托人利益的现象。

在存在人问题的情况下,委托人必须解决的是如何根据能够观测到的不完全信息来奖惩人,以激励其选择对委托人最有利的行动。此时,委托人面临着人的两个约束,一是参与约束(ParticipationConstraint),又称个人理性约束(IndividualRationalityConstraint),即人接受合同得到的效用大于他不接收合同得到的效用时,他才可能接受合同。也就是说,只有人“做”的期望效用大于“不做”的期望效用,才能使人“做”。二是激励相容约束(IncentiveCompatibilityConstraint),即给定委托人不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在任何激励合同下,人总是选择使自己的期望效用最大化的行动,因此,任何委托人希望人所采取的行动,都只能通过使人的效用实现最大化的方式来实现,也就是说,只有人“这么做”的期望效用要大于“不这么做”的期望效用,才能使人“这么做”。因此,委托人在设计合同或制定规则的时候,必须尽量满足以上两个约束条件,才能使人自觉地按照委托人的目标行动。现实生活中,参与约束通常能够得到满足,必须解决的是激励约束问题,否则将付出巨大的监督成本。

在我国现行银行管理模式中,各级机构有很大的经营自主权,上级行一般不控制下级行的具体业务和管理,所以上级行与下级行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和目标函数的不一致,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委托关系。基于这一点,“激励相容”这一理念也应在银行内部的管理中得到体现,只有激励相容的风险管理制度才有效果和效率。

(二)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管理制度分析

1.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产生激励不相容问题的根源

目前我国银行实行总分行制,普遍采用金字塔形的组织结构,通过“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支行”的委托链条层层授权和转授权。上级对下级的控制方式主要包括下发重大管理制度和指导意见、负责人的任免、经营管理指标的下达和考核、重大事项的审批等,偏向于通过任务下达和考核进行管理,而对下级的具体业务和内部管理的控制和协助都很少,因而这种控制笼统而且力度较小,而经营自主权则较大,对经营管理负全部责任。

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严密控制,作为人的下级机构具有很大的经营自主权,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目标函数,比如追求本机构负责人的经济利益、职位的升迁、本机构工作人员的收入和福利等等,并且常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和不确定性优势,与作为委托人的上级机构在利益上讨价还价,从而偏离银行整体的目标函数,追求自身目标。加上在我国特有的制度环境中,各级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严重,使得各级分支机构的行为偏离银行整体的目标函数的问题更为严重。这种分支机构目标函数与银行整体目标函数的差异以及各级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激励不相容问题的产生成为可能。

2.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考核方式引发了风险控制中的激励不相容问题

到目前为止,我国大多数银行还没有设置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也没有专职的风险经理,各级机构兼具业务拓展和风险控制职能,在业务上和行政上均向本级负责人报告,风险评估、授信审批、风险监测职能受本级负责人制约,独立性较小。由于对各级机构的考核既包括业务量指标,又包括风险控制指标,所以负责人必须在两者间进行平衡,致使业务拓展与风险控制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替换关系,因而从风险控制的角度来看是激励不相容的。

3.现行授信风险管理方式加剧了激励不相容问题

中资银行授信风险管理采用层层分级授权,集体评审与层层审批的方式。授信审批权的授权以各级机构而不是个人为对象,层层分级授权。授信申报中采用集体审批方式,一般由市场营销部门负责进行授信调查并撰写调查报告,信贷管理部门和专门的贷款审查委员会对授信项目的风险进行评审,有权审批人在授权权限内审批。超过本级审批权限的项目经过集体评审和行长签字后上报上级机构。每级的评审人员和签字人各负其责。

采用这种机制的初衷一方面是依靠“众人的智慧”,另一方面是形成约束和制衡。然而,从实际效果来看,却形成了明显的集体审批,集体负责,而事实上最后无人负责的情况。由于违规不追究到个人,不由个人承担全部成本,却能获得额外收益,个人有动机违背银行目标,因而这种制度也是激励不相容的,并产生了严重的道德风险。

4.监督制衡机制不健全无法遏制激励不相容问题

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有助于控制委托问题的不利影响,因而在商业银行治理结构中应被置于极其重要的位置。在许多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中,除了监事会与董事会的监管以外,还有独立于各个业务部门的具有信贷审批权的个人行使的监督以及不同业务领域的直线监管,独立的风险管理部门的设立也可对银行高层管理部门及各业务部门的活动进行监督。而在我国商业银行中,对分支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督由稽核部门完成,但稽核部门独立性的不足使稽核监督的力度远远不够,甚至流于形式,因而无力控制激励不相容问题的不利影响。

总而言之,我国现行的银行组织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银行整体,在银行内部形成了很长的委托链条,各级分支机构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有较大的经营自主权和相对独立的目标函数,上下级行之问形成了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上考核目标的多元化——业务拓展和风险控制并存,扭曲了各层次分支机构的行为方式,造成了目前我国银行内部风险控制中突出的激励不相容问题。过长的委托链条、过于独立的分支机构、非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监督制衡机制的不完善、考核目标的不合理,使我国的银行内部的风险控制机制作用大大降低。

(三)激励不相容问题对银行的影响

(1)这种激励不相容,会使银行内部自上而下的统一管理失效。激励不相容的管理和考核,由于不可能体现下级行的利益,常常得不到下级行的配合,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下级行常常会以有意识地绕开上级的管理和考核来对上级机构的管理做出反应,使相关制度政策流于形式。

(2)激励不相容的管理在各层次机构内部造成了巨大的管理服从成本。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监督措施和激励手段,上级行无法确保下级行会自觉严格遵守相关规定,为了使下级行的经营不偏离银行整体目标,一方面不得不要求下级行随时上报各种经营数据,给下级行增加了相当大的额外工作负担。另一方面甚至可能通过过严的、宁缺毋滥的业务控制,采用风险回避方式来控制风险,使银行失去盈利机会。

二、外资银行风险管理制度借鉴

相比较而言,外资银行从制度上保证了内部风险管理的激励相容。

第一,外资银行在组织结构上,基本上以部门为基础,采用纵向管理模式,呈现出“大总行、大部门、小分行”的特点。“大总行”通过“大部门”来体现,总行通过各职能部门内部的垂直领导来对分支机构进行管理和控制,甚至对下级机构的人力资源、财务等内部管理职能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分行在业务上都是向上级机构的相关部门报告。基层营业机构(分行)经营自主权较小,主要执行市场营销、客户服务、信息报告等职能。在每个层次上,业务拓展部门和管理部门之间相互独立,在分行层次上基本不存在业务扩展与风险控制的替换关系。

第二,在授信管理方式上,大多将授信审批权限授予个人,而不是向部门或分支机构授权,有权审批人的权限大小依据其资格、能力、经验而定,与授信品种、授信风险评级和授信期限挂钩,并根据信贷检查和审计结果动态调整权限。有权审批人分散在各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但独立于业务部门和分支机构。

授信申报时,一般由专业的信贷分析员根据全行统一的分析方法和标准,对授信风险做出独立分析。

信贷分析员专职负责信贷风险分析,而不受业务指标完成与否的影响,因此能够保持相对独立性。信贷审批权限授予个人,但实行“双签”制度。部分外资银行对大额授信实行集体审批制度,由多名有权审批人组成审批委员会进行集体讨论并签字审批。大额授信需要逐级上报,甚至可能需要总行信贷委员会集体审批,但不存在层层评审、层层负责的问题。信贷审批人员实行垂直管理,只对所审批项目的风险负责,而不会受到来自本级机构业务发展指标的压力。

第三,将风险管理从业务领域中独立出来。为确保银行风险管理的有效运行,以及各部门目标的单一化(以使部门行为与考核目标保持一致,避免多目标替代形成的激励不相容),外资银行将风险管理从业务领域中独立出来,作为控制或监督职能而存在。

第四,建立至上而下的风险管理程序,提高风险管理在系统内的地位。风险管理在外资银行内得到了最高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各银行均成立了风险委员会,由董事会成员或高级管理层组成,全面管理银行风险,确立风险管理的基本原则、政策。为风险控制的顺利实施提供了制度保障。

第五,实行集中化风险管理模式,即同时设定风险管理委员会与具体业务风险管理部门。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制定宏观风险政策,进行总体风险汇总、监控与报告,并且负责风险管理方法与构架的决策;具体业务风险管理部门则进行具体类型的风险管理,实施风险管理委员会制定的风险政策与管理程序,应用风险模型测试与监控风险等。集中化管理模式能够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较好地把握、管理银行风险。

通过合理的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设计,外资银行实现了内部的合理分工,部门目标的明晰与单一,强化了控制,保证了部门行为与设定目标相一致,实现了管理的激励相容。

三、结论和建议

我国商业银行现行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存在突出的激励不相容问题,严重影响了风险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其主要原因在于过长的委托链条、过于独立的分支机构、非独立的风险控制部门、监督制衡机制的不完善、考核目标的不合理。我国银行必须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银行管理经验,重构组织结构,改革考核激励机制,解决行长负责制度下总行及分支机构管理层所面临的经营指标与风险控制的利益冲突问题;加强信贷审批、风险监测和内部监察职能的独立性;加快建设统一高效的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对分支机构的控制能力,从技术上杜绝超权限、超限额、逆程序等违规现象。只有建立起合理、高效的风险管理制度才谈得上引进先进的风险衡量、控制、管理技术,全面提高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能力。

参考文献:

[1]田玲.德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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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会计（HumanResourceManagementAccounting，HRMA）并不是一个新名词。它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我国的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1980年，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著名会计学家潘序伦先生的文章，提出我国必须开展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到80年代中后期，我国会计界出现了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热潮。90年代后期，与世界经济环境相适应，我国会计界再度掀起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的热潮。1997年以来，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受到各种学术刊物的关注，许多刊物都相继刊登这方面论文，其中涉及较多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一般概念和实施的必要性、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目标、基本假设以及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确认、计量、计价模式和报告等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专著问世。但从总体上看，对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研究依然局限于“就会计论会计”。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拓宽会计学研究视野，对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展开讨论，以期构建一个与知识经济时代相适应，以人力资本为主导并与非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

一、在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重新认识现行会计学科的内在缺陷

（一）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企业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就必需具备人力资源、财务资源和物质资源等三种基本资源。其中最基本的生产要素或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财务资源是“死”的、“被动”的，人力资源是“活”的、“主动”的，只有依靠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能动性和智力性才能最终实现企业价值的最大化。因此，企业必须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人类社会即将从工业经济时代迈向知识经济时代，由此，全球范围内的竞争也将由原来的自然资源和财务资源的竞争转向人力资源的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管理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会计要反映一个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决不能忽视人力资源这个要素。知识经济时代呼唤人力资源管理会计。

（二）以知识经济时代为背景重新认识现行会计学科的内在缺陷与工业经济时代相适应，近代企业组织和企业制度主要是按照“资本基本主义”原则构建的。所谓“资本基本主义”原则是指社会的基本组织和经济权力是以财务资本为中心构建的。财务资本是社会经济权力的中心，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财务资本雇佣劳动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以财务资本为中心即财务资本提供者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现行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在会计学科发展的早期，与独资或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相适应，所有权观念（ProprietaryConcept）主宰着财务会计。其会计方程式“资产－负债＝业主权益”鲜明地体现了“资本基本主义”原则。尽管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和企业组织形式的变革，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后来者居上，使财务会计基本观念也发生相应的变革，从原来的所有权观念转变为主体观念（EntityConcept）。其会计方程式“资产＝负债+业主权益”，虽然将债权人考虑在内，扩大了财务资本内涵，依然体现了“资本基本主义”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对知识型企业（Knowledge-basedCompany）而言，最重要的资本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财务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或智力资本（IntellectualCapital）①。对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在增强和维持企业竞争力方面，财务资本相对而言将不如人力资本重要。这时，人力资本拓展了传统的资本概念，将企业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整合在一起。人力资本概念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它揭示了“一种以员工及其知识为基础的资产”，即人力资产。进一步分析，在工业经济时代，财务资本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衡量财务资本的重要手段自然就是以货币为计量尺度的会计复式簿记系统。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许多公司，尤其是像微软公司和英特尔公司这样的高新技术企业在股票上市后，其市场价值往往比其账面价值高许多倍。这些现象说明现行会计的复式簿记系统已不再充分反映公司价值。其原因就是人力资本没有进入会计学的研究视野。这正是以复式簿记为核心的现行会计学科的内在缺陷。

二、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一个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的理论框架

如果拓宽研究视野，就会计学本身而言，我们认为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并没有什么重大的难题。然而，如果我们站在更高的层面上看，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已经超越了会计学科本身。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能够实现企业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在会计学科的完美结合，那么，人力资源管理会计将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基本框架可由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组成。人力资源成本会计拓展了会计信息的经济内涵，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则将经济学的人力资本概念引入会计领域。

（一）现代企业所有权安排：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的基础纵观国内外企业发展史，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两大支柱。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本市场和经理人市场的支持。然而，在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共同推动企业发展的同时，却始终存在是资本雇佣劳动还是劳动雇佣资本的冲突和论争。客观地说，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决定了企业内部各缔约方谁拥有所有权以及拥有的份额。在工业经济时代，财务资本比人力资本更为稀缺，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在签订契约之前就已经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企业的合约自然偏向财务资本。由此，“资本雇佣劳动”便成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博弈的初始均衡状态。企业的所有权完全归属于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企业所有权分散地对称分布于不同的所有权主体。每个所有权主体所拥有的产权份额是所有者之间讨价还价的结果，谈判能力的大小与他们的资产专用性程度及在企业中的相对重要性变化和信息显示机制有关。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之间博弈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人力资本比财务资本更为稀缺、更为重要。人力资本也应该享有企业所有权。

然而，我们并不赞同由此得出知识经济时代“劳动雇佣资本”的结论。应该看到，在企业组织中，财务资本本身并不可能创造价值，而单独的人力资本同样也不能创造价值。只有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才能创造价值。企业价值创造过程就是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有机组合的过程。因此，企业所有权既不能全部由人力资本所有者独享也不能全部由财务资本所有者独享，应由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所有者共享。我们提倡“资本与劳动”相融合。实际上，市场里的企业本身就是一个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非合作讨价还价重复博弈的合约均衡。

现代企业是一个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构成的特别合约。在这个特别合约中，各要素所有者都是平等的产权主体，都有权分享企业的所有权。企业最终所有权安排取决于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所有者的谈判能力。因此，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现代企业所有权安排将是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的基础。也只有奠基于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共同分享企业所有权的现代企业所有权安排，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的研究才有价值。

（二）构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现行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以财务资本为中心，强调“物尽其用”。为了应对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突破了会计学只研究“物尽其用”的局限，将研究视野拓展和延伸到如何使企业“人尽其才，事得其人，人事相宜”的领域，把“物尽其用”置于“人尽其才”的基础上，全方位地为企业经营管理提供人力资源创造价值能力的信息。对人力资本的动态价值评估是从工业经济时代向知识经济时代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将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引入人力资本不仅拓展了资本概念的内涵，还将引起会计学科的理论基础和概念结构等方面的重大革命，拓展会计理论的研究视野。从会计学科发展的角度看，人力资源管理会计研究对于重构一个适应于知识经济时代的、以人力资本为主导并与非人力资本相结合的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是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享。从会计学科角度看，应该将人力资源视为企业的资产。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参与企业剩余收益的分享，更为重要的是要与财务资本一起参与分享企业所有权。由此建立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具有均等的机会和权力分享企业所有权的一种会计体系。人力资源管理会计正是以此为突破口，把人力资源与财务资源、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以广义会计观念特有的视角，向有关各方提供企业人力资源创造价值能力的信息，同时，也为企业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分享企业所有权奠定基础。具体来看，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可拓展会计信息的经济内涵，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可在按劳分配的基础上，区分劳动的层次性或复杂性，通过确认人力资本权益将人力资本显现出来。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对于诸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管理咨询公司和软件开发公司等典型的知识型企业来说，更具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知识型企业最主要的资产就是人力资产，最主要的投资就是人力资本投资。人力资源管理会计不仅可以为这些企业按人力资本要素分享企业所有权提供相关信息，而且可以为设计这些企业的内部管理制度（包括会计制度）提供基本的思路。同时，人力资源管理会计还有助于企业尤其是知识型企业，建立完善而有效的激励机制。

（三）转变传统的“资本”观念，重新认识企业资本的保障功能

1.要转变传统的“资本”观念。

传统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由于财务资本与其所有者在自然形态上可以分离，再加上注册资本制度，财务资本具有很强的抵押性功能。因此，财务资本一旦投入企业，便成为一种抵押品，财务资本所有者难以任意退出企业，即存在所谓“跑了和尚跑不了庙”的现象。财务资本是天然的风险承担者。而人力资本则因其与所有者不可分离，使得人力资本可以随意退出企业，从而逃避风险。在这种理论影响下，财务资本独享企业所有权。

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发达的今天，财务资本的抵押性功能因财务资本表现形式的多样化和金融市场的高度发展，不同类型财务资本可以相互转换而削弱。财务资本所有者——股东可以在企业经营不佳时转让其所有权或将资本分散投资以便降低风险。同时我们应该充分意识到，人力资本由于其专用性和群体性，使其抵押性功能不断增强。人力资本的专用性指人力资本一旦投入企业，人力资本所有者便会对该企业产生依赖性和长远效益预期，使人力资本只有在该企业时才能发挥自身价值，从而具有了较强的承担风险的自觉性和主动性。长期固定在一个企业工作的人力资本所有者由于其资产具有很强的专用性，一旦退出该企业则要损失许多只有在该企业才被承认的独特资源，而且人力资本还难以通过“分散劳动”来降低这种风险。人力资本的群体性则是指人力资本所有者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共同协作形成的集体力量。一旦人力资本退出该企业，集体力量将减弱乃至消失。因此人力资本所有者不到万不得已，不会退出该企业。人力资本的这种专用性和群体性的共同作用使人力资本具有了抵押性功能，并使人力资本所有者成为企业风险的真正承担者。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比财务资本承担更大的风险。在发达金融市场环境下，财务资本的退出机制要比人力资本强。“股东主权”或“股东至上逻辑”已经不是现代企业组织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企业合约中，财务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已经处于相互独立、平等的谈判地位。

2.要重新认识企业资本的保障功能。

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形成企业整体，但人力资本的载体——人本身并不直接构成企业法人财产权。这便产生这样的问题：如果企业经营得好，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共享企业经营利润；如果企业经营不理想，出现破产清算，那么，人力资本所有者投入企业的人力资本已经彻底贬值，由于人力资本与人本身不可分离，人不可能被占有和随意处置，因此财务资本将成为对外履行民事法律责任的财务基础，财务资本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资本全部付之东流。似乎财务资本对企业破产清算承担更多的风险。有鉴于此，有学者认为，财务资本投入企业之后，其营运结果主要取决于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应该根据企业收益情况不同确定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分配方式，对企业经营亏损和破产清算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应承担不同责任②。但我们认为，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地位应该是平等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过双方的博弈，一旦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相结合，构成企业的一个特别合约。在博弈过程中，人力资本所有者与财务资本所有者之间相互理解、相互认同、相互信赖，对“特别合约”的后果（包括破产清算各自承担的风险）达成共识，否则，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的特别合约不可能订立。这个“特别合约”的订立便意味着人力资本与财务资本地位平等。由此我们认为，需要重新认识企业资本的保障功能。

对于一个企业而言，投入资本（注册资本）相当重要。一般认为，资本保证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足够的物质基础，起码具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同时，资本也为债权人提供必要的保障。然而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企业投入资本（注册资本）的这种保障功能其实未必有效。我们知道，企业实际承担民事责任的财务基础是所有者权益而不是投入资本（注册资本）。也就是说，企业只有持续的盈利，至少保本经营，才能真正具备承担民事责任的财务基础。否则，即使企业投入资本（注册资本）再大，也会由于经营亏损，导致蚀本而无法实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由于企业经营不善，在企业破产清算时，即使是财务资本所有者投入企业的财务资本也未必存在。因此，企业投入资本（注册资本）的保障功能是有限的。只有企业持续盈利才是企业实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坚实基础③。在企业经营不善而导致破产清算的情况下，财务资本与人力资本都无法完整地履行其民事法律责任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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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文化同公务员激励机制的交互作用

（一）行政文化的功能类同于公务员激励机制

1.行政文化对行政人员存在导向作用

公务员激励机制实施目的是为了激发行政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同样，行政文化对公务员也有异曲同工之妙。行政行为模式可以诱导行政人员并激励其达成组织目标。行政价值观能够在具体的公务员激励过程中对行政人员的行为产生一定的理性导向作用，在此基础上形成公务员的行政道德，产生对该行政机构的认知、情感上的归属倾向，从而树立一定的行政理想。

2.行政文化对行政人员存在聚合作用

良好的行政文化会产生凝聚力，使行政人员对组织有归属感。同时，当新成员加入进来时，通过耳濡目染，就会自觉地接受行政组织的宗旨和信念，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所同化，从而自然而然地融合到行政组织中。

3.行政文化对行政人员存在约束作用

行政文化一方面通过将共同价值观向行政人员个人价值观内化，使行政组织在理念上确定一种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行为标准，规范、指导、约束着行政人员的行为。另一方面，受强有力行政文化影响的行政人员，能够自觉地约束个人行为，与行政组织保持相同的取向。

（二）行政文化激励功能借助公务员激励机制表达

隶属于行政文化内容之一的行政道德，控制范围要大于行政法规，是公务员行使公共权力、从事公务活动过程中，通过内化的信念和善恶标准，理性地调节个人与个人、个人与集体和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规范。

行政道德对行政人员的这种激励作用主要体现在行政主体的道德修养和道德行为上，体现在行政人员在行政活动中对职业道德、对基本道德范畴，如义务、良心、荣誉、幸福的认识、观念和态度上。作为激励行政人员奋发向上的强大精神动力，它以道德义务和道德责任促使行政人员提高工作效率；以政治道德规范保证行政人员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一系列考核、晋升、工资、奖惩的公务员制度之中，公务员考核内容同行政道德之中的职业道德也是相互交叉的，它无疑为行政道德，实现对行政行为内化控制与激励提供了制度化工具。考核激励功能的实现，主要通过把考核结果与其实际的、切身的利益紧密挂钩，从而使得考核制度成为公务员制度激励机制中最有效的激励手段。

二、行政文化在公务员激励机制中的融合路径选择

制度、法则等外在规则由于缺乏内在心理认同的支持，其效能也大为降低。因此在人们心理上尽快建构一套与外在制度规范相契合的内在文化价值规范系统，使外在的激励、凝聚、约束机制通过内在的心理因素而发挥作用，是当前文化心理建设的主要任务。有必要努力塑造行政文化，以期更好配合公务员激励机制，激励行政人员提高行政效率达成行政目标。

（一）促进公务员激励机制实施——借鉴传统行政文化中优秀思想

我国当前的行政文化是在传统行政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由于传统行政文化之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对于传统行政文化，要进行批判性继承和选择性吸收。例如，应重点清除残存于现代行政文化中的封建宗法思想、特权思想、思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史条件下的奴化买办思想以及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同时，要积极吸收借鉴中外历史上优秀的行政思想，如中国古代行政思想中的经世致用、自强不息、天下为公的思想。

（二）强化公务员激励机制效果——培养积极的行政心理

转型期我国行政人员的行政心理是稳定与剧变同在，正面效应与负面效应共存。目前行政人员普遍存在着这样一些消极心理因素：首先是由于公务员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行政人员长期以来在物质利益分配中的优越地位被打破，同时伴随行政透明化呼声逐步高涨，隐性收入获取可能性也越来越困难，由此引起公务员失落心理。其次由于受行政组织中不同职务职级间对应薪酬差距明显扩大的事实，及成员间隐性攀比心理、失衡心理的影响，普通公务员尤其处于基层非领导职位的公务员极易产生强烈相对剥夺感。

为了消除这些不健康的行政心理因素，强化公务员激励机制实施的效果，这就需要首先，加强思想教育工作，端正行政动机，逐渐引导公务员以工作本身吸引力、责任感和人格尊严为其内部动力。其次，加强行政心理调适，对行政人员进行心理辅导，以现代化行政管理的要求树立稳定、健康、和谐的行政心理。同时，加强宣传舆论的正确导向，引导行政人员自觉由“官本位”向“民本位”、由“金钱本位”向“能力本位”思想转变，确立正确的行政价值取向。再次，为积极行政心理提供外在支撑，改变已有等级森严和命令控制的管理方式，代之以行政成员间公平竞争、平等相待的管理方式，以培养其对行政组织的深厚感情，建立真诚、乐观的行政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