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范文10篇

无产阶级范文篇1

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

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

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

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

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1.官僚主义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

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而列宁在1918年则宣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后一种叙述中的主要思想后来发展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公正的。官僚国家的集团利益和等级制使官僚机构独立于社会并发挥职能。官僚国家只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代表人类解放，却并未触动社会不平等。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极目标方面官僚主义国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现得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积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官僚主义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官僚主义的结构。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

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专政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会消亡。

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官僚主义的。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家，那么它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

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公社，由选举的或雇佣的公务员体现和执行公社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实际权力。他们已不再是官僚！对于马克思来说，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无产阶级专政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

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包含镇压手段，但专政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通过由无产阶级直接控制镇压工具来预防政府“僭取”权力，因此，马克思才建议采用非官僚主义的、国民军的形式。

第二，镇压不是常规状态。马克思预言公社一旦在全国规模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奴隶主们的零星暴动”引起的“灾难”，“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镇压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抗时”才成为“专政的”，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进程”。

五、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

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1.缩短工作日；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3.增加社会消费；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作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尽管马克思期待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能够实现劳动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声称，“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这些引文表明，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使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处于无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那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两个权力领域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分隔。而且，与官僚主义的前苏东国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是非官僚机构化的。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通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官僚主义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

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官僚主义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范文篇2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1．官僚主义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而列宁在1918年则宣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后一种叙述中的主要思想后来发展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公正的。官僚国家的集团利益和等级制使官僚机构独立于社会并发挥职能。官僚国家只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代表人类解放，却并未触动社会不平等。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极目标方面官僚主义国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现得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积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官僚主义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官僚主义的结构。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专政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会消亡。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官僚主义的。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家，那么它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公社，由选举的或雇佣的公务员体现和执行公社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实际权力。他们已不再是官僚！对于马克思来说，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无产阶级专政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包含镇压手段，但专政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通过由无产阶级直接控制镇压工具来预防政府“僭取”权力，因此，马克思才建议采用非官僚主义的、国民军的形式。

第二，镇压不是常规状态。马克思预言公社一旦在全国规模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奴隶主们的零星暴动”引起的“灾难”，“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镇压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抗时”才成为“专政的”，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进程”。

五、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1．缩短工作日；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3．增加社会消费；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作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尽管马克思期待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能够实现劳动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声称，“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这些引文表明，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使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处于无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那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两个权力领域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分隔。而且，与官僚主义的前苏东国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是非官僚机构化的。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官僚主义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

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官僚主义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范文篇3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1．官僚主义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而列宁在1918年则宣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后一种叙述中的主要思想后来发展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公正的。官僚国家的集团利益和等级制使官僚机构独立于社会并发挥职能。官僚国家只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代表人类解放，却并未触动社会不平等。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极目标方面官僚主义国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现得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积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官僚主义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官僚主义的结构。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专政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会消亡。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官僚主义的。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家，那么它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公社，由选举的或雇佣的公务员体现和执行公社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实际权力。他们已不再是官僚！对于马克思来说，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无产阶级专政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包含镇压手段，但专政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通过由无产阶级直接控制镇压工具来预防政府“僭取”权力，因此，马克思才建议采用非官僚主义的、国民军的形式。

第二，镇压不是常规状态。马克思预言公社一旦在全国规模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奴隶主们的零星暴动”引起的“灾难”，“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镇压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抗时”才成为“专政的”，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进程”。

五、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1．缩短工作日；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3．增加社会消费；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作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尽管马克思期待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能够实现劳动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声称，“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这些引文表明，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使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处于无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那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两个权力领域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分隔。而且，与官僚主义的前苏东国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是非官僚机构化的。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官僚主义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

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官僚主义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范文篇4

从组织性质上看，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相同，但前者是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和群众组织，后者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队伍。“在阶级反对阶级的政治斗争中，组织是最重要的武器。”[1]工会作为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力量，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重视。19世纪四十年代，当所有的资产阶级政治学家和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在唯一的一点即否定工会运动这一点意见上一致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考察工会的历史入手，论述了工会产生的原因，肯定了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根据实践，对工会的任务和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工会是工人反抗资本家、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标志着工人阶级联合的扩大和发展，是工人们“联合”的形式，因此工会斗争的依靠力量是工人阶级；从工会斗争目标上看，工会不但应该竭力遏制资本的剥削扩大，而且应将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其斗争的根本目标。因此，工会斗争的依靠力量和斗争目标都充分体现了工会的阶级属性。同时，工会作为工人阶级“联合”的形式，工会“有义务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工人吸引到自己的队伍中来。”[2]因此工会必须成为尽可能广泛的群众组织。而作为无产阶级的另一个重要组织——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为世界上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制定党纲时，就明确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3]从而明确阐明了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进而通过阐述共产党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区别，阐明了他们所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表现和先进作用。“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4]由此可见，尽管工会和无产阶级政党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会强调了其组织的阶级性和群众广泛性，而对党鲜明地提出了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要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任务相同，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和历史使命，只有工人运动在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和理论斗争三个方面全面展开、协同配合、互相联系才能实现。工会斗争是以经济斗争为主的工人运动形式，引导工会斗争从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和理论领域发展并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不懈的工作。在研究工会问题的一开始，马克思就指明了工会斗争不能局限于经济斗争，而应着眼于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如果工会斗争不以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而局限于工资要求，则必将遭到失败。19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致力于资本论的研究，运用剩余价值理论对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利润关系进行了科学论证，揭示了工会经济斗争的性质及其局限性，“它在这种日常斗争中只是在反对结果，而不是在反对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只是在阻挠这种下降的趋势，而不是改变这一趋势的方向；只是在用止痛剂，而不是在除病根。”[5]它不能根本解决工人阶级的贫困和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工会斗争应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由改善经济状况斗争转向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马克思在指导第一国际工人运动开始，就向各国代表指出：“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当参与支持这方面的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6]“工会应当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7]至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了工会的根本任务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实现整个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从党的政治任务规定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复阐明：党的最近目的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最高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推翻资产阶级统治是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共同的政治任务，两者应为共同的政治目标而努力。但是，两者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在他们看来，党组织由于其理论和实践的先进性，在革命中应起到领导核心的作用。而工会的作用，则在于：一是保护作用。马克思在揭示工会产生的原因及其历史必然性的同时，就指出了工会“最初目的只是为了维护工资”，[8]“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问题。”[9]这些论断生动地说明了工会的保护作用。二是组织作用。工会产生之前，工人反抗资本家的斗争分散而无力，工会产生以后，“它使工人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10]工人的力量由分散变为集中，联合起来的工人力量不断强大，通过斗争，把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欲望限制在了一定的范围之内，为工人争得了工资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三是教育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依靠工会和资本进行经常的斗争，使无产阶级受到了训练，尤其对工会组织的罢工训练作用给予了较高评价。恩格斯曾说，“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11]这里“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即指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由此可以看出，这种训练，既包括工人阶级组织性、阶级性、团结性的认同，还包括对工会斗争目标的深化认识，即由争取直接物质利益向工人阶级的解放发展。19世纪70年代末，德国成为世界工人运动的中心，恩格斯在分析德国工人运动取得较大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了工会在德国工人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工会组织产生的直接利益，吸引着许多平时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参加政治运动。”[12]工会从斗争实践中教育了广大工人阶级团结联合，并从关注经济斗争转向关注政治斗争。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尽管工会与党的政治任务相同，并同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阶级组织，但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党是革命的领导核心，而工会的作用则是保护工人阶级当前利益、组织工人联合反抗资本家，以及通过和资本家的经常的斗争，教育和训练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和斗争水平。

二、紧密合作是处理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基本原则

工会与党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共同承担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政治任务，但两者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和革命作用是不同的，因此处理好两者的关系是推动工人运动发展的重要问题。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关系理论，并对如何实现两者的紧密合作进行了探讨。

（一）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原因与必要性

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应紧密合作，才能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工人阶级从组织工会到建立政党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会使工人阶级组织起张春花：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思想来，并不知不觉成为工人的组织中心，但是这个组织中心由于缺乏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对政治斗争的关注不够，使其经济斗争的成果稍纵即逝，不能根本解决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问题。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特别强调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利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团结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会组织紧密合作，共同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19世纪7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指导第一国际工人运动时指出：“工人阶级在它反对有产阶级联合权力的斗争中，只有组织成为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13]由此可见，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对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工会组织作为工人运动的群众性组织，只有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才能最终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工会运动区别于其他工会运动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的目的不仅仅停留在工人阶级群众的现实利益和眼前利益的争取上，而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但由于工会是工人阶级最广泛的群众组织，其组成既有产业性、部门性，又有地区性；其成员既包括先进部分，也包括中间和后进各个部分。因而他们的利益要求势必具有分散性和局限性，他们的革命行动势必具有动摇性和自发性。这也是西欧工会运动工联主义盛行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60年代开始就大力推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将无产者的联合由工会的自发性、群众性向无产阶级政党的自觉性、先进性推进，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是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的产物，在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下，能够把握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定工人阶级解放的纲领和路线，引导工会运动走上自觉斗争的正确道路。恩格斯以当时世界工人运动的核心——德国工人运动实践分析，也证明了这一点。恩格斯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工人运动形势，认为英国工人运动虽然组织完备，但漠视理论指导和忽视政治斗争，进展缓慢；法国和比利时等国由于受蒲鲁东主义的影响发生混乱；而德国的工人运动在理论、政治和经济三个方面同时展开，并且“德国运动的一大优点，就是工会组织同政治组织齐心协力地工作。”[14])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工会与党的基础理论和当时的工人运动实践出发，确立了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基本原则。

（二）实现工会与无产阶级政党紧密合作的途径与方法

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是党和工会团结协作推翻资本主义统治的思想基础，只有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才能实现工会与党紧密合作。工人阶级既是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的阶级基础，又是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工会与党的团结就是工人阶级的团结，所以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必要条件，就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工会与党的革命实践，将分散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实现工会同党紧密合作，共同为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但在西欧，大多数工会产生于无产阶级政党之前，都经历了一个没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独立开展自己活动的过程，因而这些工会在组织上具有相当强的“独立性”，这些工会处于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下，不可避免地深受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无产阶级政党产生之时，这些工会已被部分工会贵族和工会官僚把持，并执行与资产阶级妥协的机会主义工联主义的路线，无产阶级政党以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和领导工会的努力收效甚微。在这样的历史前提下，工会深陷工联主义“泥潭”，反对和忽视政治斗争，阻碍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其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加强党对工人阶级群众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促进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因为“工人们所具备的一个成功因素就是人数众多；但是只有当群众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时，人数众多才能起决定胜负的作用。”[15]这里的“知识”显然是指能够指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此可见，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工人阶级及其工会组织发挥革命作用的决定性因素。而无产阶级政党“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即掌握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因此，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目标下，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教育和争取工人群众掌握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党和工会共同的政治目标。无产阶级政党应在工会组织中建立党支部，并应成为工会组织的中心和核心。1848年，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党纲的制定者，并在党内承担重要的指导工作，他们力图使工人运动走向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同年，欧洲爆发了广泛的革命运动，这场运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但领导者和革命性质却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利用工人运动赢得了自身的胜利，却牺牲了工人阶级的利益。革命后，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革命教训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时指出：“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阶级政党组织，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16]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分析工人阶级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而导致革命失败的实践分析，明确说明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以及在工会中建立党支部、并使其成为工会组织的中心和核心的思想，通过这种组织安排，使工人运动摆脱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用和影响，推动工人的革命运动朝着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方向发展。

（三）工会与党的紧密合作，并不要求工会放弃独立活动

无产阶级范文篇5

马克思、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他们根据社会客观规律及时展要求,创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学说,描绘了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为无产阶级和整个人类提出了真正科学、现实的社会和谐思想。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和谐思想”之观点的批判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多年来有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他们个人的头脑里面并没有和谐思想,而认为他们的思想完全是“斗争思想”。这一观点主要出现在国外。在国外,由于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因此,不少学者明确指出马克思不但不会有和谐思想,而且恰恰相反,他的思想是一种斗争思想。比如美国社会学家艾尔·巴比在《社会学研究方法基础》中就直接把马克思的理论归于一种冲突范式[1]。而另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A·科瑟在《社会学思想名家》中也同样指出:“他(马克思)认为斗争而非和平的发展是进步的动力,斗争是万物之父,社会冲突是历史进步的核心”。[2]而在国内,由于历史等多方面原因,一直以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斗争哲学”、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主义”的偏激论调,也不乏其人。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到底是“斗争思想”还是“和谐思想”呢?

其实,不管对这个问题作出是“斗争”还是“和谐”的选择,都是不全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思想本质的。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既有关于“斗争”的论述,也有关于“和谐”的论述。而且这两个方面的论述都同样引人注目、振聋发聩。

关于“斗争”的论述。下面这两句话用来表述马克思主义关于“斗争”的思想,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仅仅是社会阶级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3]“把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比起把历史单纯归结为生存斗争的一些没有多大差异的阶段,要更加富有内容和更加深刻得多。”[4]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这方面的论述恐怕是最多的。这也许是某些人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斗争主义”的直接理由了。其实,这只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面”,甚至说连”一面”都还没有看到。因为马克思主义并不只是关于”斗争”与”和谐”的主义,而是关于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既然是整个无产阶级解放的学说,又岂能只有”斗争”与”和谐”思想呢?

关于”和谐”的论述。人们对这方面的内容以前关注得比较少。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不但不少,而且也非常鲜明的。比如,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著作“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的对立。”[5]这里,马克思恩格斯对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但充分肯定,而且认为是“积极的主张”,是“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又如,1842年德国早期工人运动活动家、空想共产主义者魏特林发表了《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该书抨击了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空想共产主义计划,认为理想的社会是和谐与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人从事劳动,产品平均分配。这本书在当时的工人运动中有一定的影响,并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认为(德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哲学家和科学家没有一部论述资产阶级解放(政治解放)的著作能和魏特林的《和谐与自由的保证》一书媲美。并将其比喻成一双“无产阶级巨人的童鞋”和“灰姑娘”,指出她“将来必然长成一个大力士。”[6]

由上可知,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是非常明了的。任何怀疑与反对只能是别有用心的表现,也必然是徒劳无功的宣嚣。

二、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不但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就其内容而言还相当丰富的。其主要内容表现在三个方面:

1.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

一是指出社会和谐的本质内涵及特点。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社会和谐就是社会矛盾主要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矛盾处于同一状态。或者说,社会和谐指的就是社会矛盾体系中的诸方面诸要素之间处于一种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相互贯通、彼此共生的稳定状态,它是矛盾同一性在人类社会中的最高表现形态。这种社会和谐不是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同时,社会和谐作为社会发展运动中的一种状态和过程,决不是对社会差别、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人为否定和消除,单一的、完全同质化的社会无所谓和谐,也不可能存在。社会和谐是以承认社会内部的差别、矛盾和冲突为前提的。这就是为什么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把工厂办成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和谐村“持批判态度。

二是论述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的高度和谐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社会和谐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发展依赖于社会的最佳结合方式,依赖于和谐社会的建构;否则,社会的对抗和排斥只能使人的发展受阻。另一方面,社会高度和谐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尽管社会高度和谐并不等于就是共产主义,但它无疑是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实现社会由不和谐到基本和谐、由基本和谐到高度和谐的过程,就是累积共产主义因素的过程。

三是提出社会和谐的实现途径。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要实现社会由不和谐到和谐,或者要达到更高要求的和谐,在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就必须进行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或者说,由资本主义变为和谐的社会主义,必须进行生产关系上的革命。首先,针对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态势,马克思恩格斯明确主张并始终强调“阶级斗争”,认为放弃阶级斗争,社会和谐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激化的时候,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阶级对立的阶级社会,只有用革命的斗争实践反对现存的一切,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的和谐社会。再次,要坚持集体主义原则。自由是和谐的重要条件,社会和谐是培植自由的心意状态的必要条件。真实的集体是个人获得自由和发展的前提和条件。而“在真实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由”。当然,实现社会和谐还有其他一些方法与途径。例如在《反杜林论》这部著作中,与“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张相联系,恩格斯还分析了股份公司和国家所有制这些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新形式。认为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也就是说,这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合作。

四是指明社会和谐的依靠力量。无产者是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和谐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的主要依靠力量。

2.关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

(1)自然界是人类立足的依据。马克思指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的生活。”

(2)人与自然的关系客观上要求人们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人类驾驭利用自然的能力是人类自身发展水平的指示器,同时人类又不能超越自然的承受力。以为人对自然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不尊重自然界本身存在和发展的权利,那么这种对自然界的“人化”,就会产生自然界的“异化”,反过来加倍地报复人类。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实现人自身的革命、转变价值观念和相关的行为方式,用理性和道德的眼光同等地看待自然和人,实现从“不顾自然”,转变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3)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基于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和谐,而不是消极和谐。在马克思所设想的人与自然的和谐中,人是主动的、积极的一方,而并不是象动物那样消极地顺应自然。一方面,人需要依靠界才能维持其生命的存在,另一方面,人又处处将自己与自然界相区别,将自然界作为自己思维的对象和改造的对象。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人与自然关系恶化的社会根源。在他们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受社会形态制约的,相对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所有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对待自然的态度是最为片面、最为短视、最为冷酷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对自然的先进的占有。而且,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这种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尖锐地对立,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危机。

3.共产主义是社会、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

马克思思格斯认为,只有变更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克服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分离与对立,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他们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这里人们从必然的王国跃进到自由的王国,跃进到美的王国,人也真正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一句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在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真正的和谐。

三、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特征及其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坚持辩证地、历史地、科学地分析和谐,坚持从最根本的角度出发去分析构成和谐诸要素之间的关系。二是立足于劳动实践的角度阐述社会和谐。马克思理论视野中的劳动生产实践是一种二重化的活动:人类通过劳动实践一方面改造、创造着客观世界,人化着自然;另一方面创造着人类自身,创造着人类思维、意志、审美及人的各种感觉能力。毫无疑问,把握了劳动的这种二重性,也就把握了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去考察和谐问题,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而不是空想的根据。三是坚持对非无产阶级的各种和谐理论的革命批判。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肯定了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关于“社会和谐”的思想,认为是“积极的主张”,是“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同时也对他们越来越明显的消极的甚至是反动的意义作了严厉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在当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就其现实意义而言,它是指导21世纪中国共产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高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理论指南,是树立与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基础,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精神武器。就其对于学术研究而言,开展对马克思恩格斯和谐思想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主题从“斗争哲学”到“和谐思想”的一种新转换,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的深入。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都是在一种“斗争哲学”、革命理论的范式下进行。而如今要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就应该彻底走出“斗争哲学”、革命理论的前视域,真正实现研究主题的根本性转换。这种“转换”必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工程提供新的思路和视角。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的和谐思想”,既是实践中提出的重大课题,也是理论上应该深入探讨的问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提高学术界与实际工作部门对和谐社会的理论认识,增强执政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有较高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美][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2.

[2]刘易斯·A·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美][M].石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4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334.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373.

无产阶级范文篇6

一、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马克思没有公开称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在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导言中第一次明确称巴黎公社为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在1852年3月5日致约·魏德曼的信中和1875年《哥达纲领批判》中都说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过渡时期，是过渡的政治工具。马克思同样认为公社是一种过渡现象。这一点将有助于认识到公社与无产阶级专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马克思说：“公社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意味着公社还必须实现从未被解放的劳动形式向劳动的解放、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在消除“阶级差别”的条件下政治制度才会终结。公社并未达到这种条件。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

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

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

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

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1.官僚主义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

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而列宁在1918年则宣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后一种叙述中的主要思想后来发展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公正的。官僚国家的集团利益和等级制使官僚机构独立于社会并发挥职能。官僚国家只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代表人类解放，却并未触动社会不平等。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极目标方面官僚主义国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现得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积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官僚主义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官僚主义的结构。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

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专政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会消亡。

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官僚主义的。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家，那么它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

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

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公社，由选举的或雇佣的公务员体现和执行公社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实际权力。他们已不再是官僚！对于马克思来说，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无产阶级专政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包含镇压手段，但专政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通过由无产阶级直接控制镇压工具来预防政府“僭取”权力，因此，马克思才建议采用非官僚主义的、国民军的形式。

第二，镇压不是常规状态。马克思预言公社一旦在全国规模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奴隶主们的零星暴动”引起的“灾难”，“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镇压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抗时”才成为“专政的”，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进程”。

五、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

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1.缩短工作日；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3.增加社会消费；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作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尽管马克思期待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能够实现劳动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声称，“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这些引文表明，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使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处于无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那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两个权力领域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分隔。而且，与官僚主义的前苏东国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是非官僚机构化的。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通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官僚主义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

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官僚主义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

无产阶级范文篇7

一

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革命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于，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和先进阶级，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于，无产阶级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方式。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的先进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共产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规定了：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变革旧的经济制度，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革旧的上层建筑，使之成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不同的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说，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是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革命。由此规定了，无产阶级改变旧经济制度的斗争，首先必然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政治革命本质上隶属于社会革命，是社会革命首要和基本的标志，在整个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制度，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成社会更替的历史使命。同时，正因为首先夺取政权是为了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即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夺取政权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必然就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所以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要是因为中国只有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可能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逐步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我们是在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限制，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先进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善的。先进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我们虽然已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我们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在体制改革中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便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远没有达到可以消灭阶级存在的程度，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所以，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规定了，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到合格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这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

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坚决纠正‘’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1]

二

建设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而切不可脱离或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由于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切不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只有始终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高度，我们才可能确保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及时而有效地克服“左”和右的错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设置，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本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斗争工具和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一方面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坚决镇压敌对势力必然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反抗和颠覆活动。另一方面，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更加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超越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和建设的革命作用，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才可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相对于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或者说，就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之所以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在资本主义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对我们不断挤压的条件下，我们进行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艰巨和困难，因而势必更加凸显出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不断提高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能力。为此，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而且，根据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还必须要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建设的职能，更好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比如，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主义也需要发展市场，社会主义却从来不能没有计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就是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有蜕变成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异己的统治力量。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国家机器之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切实防止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政权所可能造成的腐蚀，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关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思想政治路线；大力推进以广大人民当家做主为基本取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不需要采取夺取政权时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但仍然需要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进行坚决而严肃的政治斗争。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和平演变的覆辙。

总之，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就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则是能否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能否彻底战胜资产阶级，能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其本质必然就是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进行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才可能自觉地做到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地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力量，更加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三

早在1978年10月1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邓小平就已经明确地把将要进行的改革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发展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邓小平关于改革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的思想，显然是对有关思想的继承发展。在建国后主要抓的几件大事与后来邓小平所要抓的改革大业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抓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是第一人。的主要贡献是：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初步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所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之相关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956年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即如何为了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而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从这一命题出发，提出了像防止和平演变等极其重要的、富有远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巩固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根本。这也正是邓小平对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所在。

列宁认为，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包括流血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第三，旧一代资产者被消灭了，新一代资产者还会产生，剥削者总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资本主义的复活是随时可能的。第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反抗外来的侵略、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是改造小生产者，也不仅是要战胜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更艰巨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第五，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邓小平不忘老祖宗，始终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思想，所以，他才可能把改革正确地定性为“这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因此，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下也就简单而明确地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同时，因为社会主义改革是继建国初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必须进行的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邓小平又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

无产阶级范文篇8

一

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革命性。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在于，无产阶级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力量和先进阶级，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在于，无产阶级要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英勇奋斗，就必须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进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表现形式，也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了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必须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方式。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共产党的先进性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共产党必须保持先进性，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实现无产阶级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用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共产党必须依靠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坚持将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直到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就必须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规定了：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则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保持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革命性，其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这一客观的必然规律。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变革旧的经济制度，消灭过时的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新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为了消灭旧的生产关系，建立和发展新的生产关系，就必须改革旧的上层建筑，使之成为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新的上层建筑。与以往的社会革命是以一种私有制取代另一种私有制不同的是，对于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革命来说，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是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经济。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必然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革命。由此规定了，无产阶级改变旧经济制度的斗争，首先必然集中地表现为革命的政治斗争，即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政治革命本质上隶属于社会革命，是社会革命首要和基本的标志，在整个社会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无产阶级只有首先夺取国家政权，才可能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的制度，建立和发展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完成社会更替的历史使命。同时，正因为首先夺取政权是为了运用政权的力量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发展新的社会制度，即彻底废除私有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建立统一的公有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夺取政权，只是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夺取政权以后，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改造旧经济，建设新经济必然就是更为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在执政的条件下，共产党要始终保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先进性，就必须始终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国称为人民民主专政），建设社会主义必然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之所以符合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主要是因为中国只有凭借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才可能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尽快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逐步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正是由于我们是在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我们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由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限制，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是先进的，但同时又是不完善的。先进而不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社会生产构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表明，我们虽然已经通过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但是，我们生产力水平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我们必须在体制改革中改变单一的公有制的经济结构，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结构，以便逐步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因为我国目前的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也远没有达到可以消灭阶级存在的程度，因此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现阶段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必须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不能超越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经的阶段。所以，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并不是共产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而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即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由此规定了，从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到合格的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必须经历一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过程。这个特殊的长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自然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

诚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的：“我们坚决纠正‘’中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口号的错误。这绝对不是说革命的任务已经完成，不需要坚决继续进行各方面的革命斗争。社会主义不但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而且要大大发展社会生产力，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逐步消灭一切主要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足而造成的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直到共产主义的实现。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我们现在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进行的斗争，正是这个伟大革命的一个阶段。这种革命和剥削制度被推翻以前的革命不同，不是通过激烈的阶级对抗和冲突来实现，而是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有领导、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这个转入和平发展时期的革命比过去的革命更深刻，更艰巨，不但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完成，而且仍然需要许多代人坚持不懈、严守纪律的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在这个和平发展的历史时期中，革命的道路决不会是风平浪静的，仍然有公开的和暗藏的敌人以及其他破坏分子在伺机捣乱，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提高革命警惕，随时准备挺身而出，捍卫革命利益。我们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一定要继续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把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到底。”[1]

二

建设社会主义，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必须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为了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动摇，而切不可脱离或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时，由于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是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以在改革的过程中切不可脱离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只有始终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高度，我们才可能确保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正确发展方向，及时而有效地克服“左”和右的错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设置，无产阶级专政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和本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归根到底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无产阶级专政是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主要斗争工具和根本途径。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就是在无产阶级革命首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一方面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坚决镇压敌对势力必然进行的多种形式的反抗和颠覆活动。另一方面，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力量更加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快超越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只有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镇压和建设的革命作用，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我们才可能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建设合格的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相对于夺取资产阶级政权的社会主义革命而言，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或者说，就是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之所以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还必须进行改革，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主要是由于我们在经济相对落后基础上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必须经历一个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在资本主义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占据主导地位并对我们不断挤压的条件下，我们进行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加艰巨和困难，因而势必更加凸显出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即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的极端重要性和必要性。

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不断提高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能力。为此，我们不仅要继续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职能，而且，根据经济建设这一中心任务，还必须要进一步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建设的职能，更好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比如，当前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大力加强宏观调控。社会主义也需要发展市场，社会主义却从来不能没有计划。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加强宏观调控就是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的基本方式和手段。

坚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简单地掌握国家机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有蜕变成凌驾于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之上的异己的统治力量。共产党取得政权，掌握国家机器之后最大的危险就是脱离广大人民群众，所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切实防止国家机器对无产阶级政权所可能造成的腐蚀，共产党必须始终保持与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关系，始终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根本的思想政治路线；大力推进以广大人民当家做主为基本取向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不需要采取夺取政权时期那种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阶级斗争，但仍然需要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与腐败分子进行坚决而严肃的政治斗争。否则，我们就会重蹈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脱离人民群众而和平演变的覆辙。

总之，夺取政权只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主要就是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能否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作用，则是能否建成合格的社会主义，能否彻底战胜资产阶级，能否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关键；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乃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为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所进行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其本质必然就是坚持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在进行长期而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只有充分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才可能自觉地做到通过改革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地运用无产阶级政权的革命力量，更加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社会生产，实现生产力的极大发展。

三

早在19**年10月11日中国工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致词时，邓小平就已经明确地把将要进行的改革表述为：“这是一场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发展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的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邓小平关于改革是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的思想，显然是对有关思想的继承发展。在建国后主要抓的几件大事与后来邓小平所要抓的改革大业有着直接而深刻的联系。

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抓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在探索适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上，是第一人。的主要贡献是：他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创者，确立了四个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发展道路，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初步确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即我们所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之相关的第二件大事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1956年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是根据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政权以后，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执政地位，即如何为了发展经济，建设社会主义而充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作用。从这一命题出发，提出了像防止和平演变等极其重要的、富有远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思想。给予我们的重要启示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继续坚持社会主义革命，就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巩固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根本，即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立国之根本。这也正是邓小平对上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之所在。

列宁认为，第一，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第二，无产阶级专政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而是在新形式下的继续。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形式是多方面的，包括流血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第三，旧一代资产者被消灭了，新一代资产者还会产生，剥削者总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变为复辟资本主义的行动，资本主义的复活是随时可能的。第四，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不仅是反抗外来的侵略、剥夺剥夺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也不仅是改造小生产者，也不仅是要战胜新产生的资产阶级，战胜世界资产阶级，更艰巨和更重要的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第五，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仅仅承认阶级斗争，而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即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检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

正因为邓小平不忘老祖宗，始终忠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关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加强和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的思想，所以，他才可能把改革正确地定性为“这是一场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因此，邓小平在其他场合下也就简单而明确地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同时，因为社会主义改革是继建国初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所必须进行的更为深刻而艰巨的社会主义革命，所以，邓小平又深刻而明确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4]

无产阶级范文篇9

【正文】

我们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战斗旗帜，而马克思主义旗帜究竟包括哪些根本内容，理论界对此尚未进行过深入探讨，只是习惯于从理论形式上把其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但问题就在于，马克思本人既没有仅仅从这种表性划分上阐述自己的学说与资产阶级学说的区别和对立，也没有仅仅从这种理论形式上概括自己学说的精髓和实质。他主要是从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实践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革命目标和时代主题等角度，阐释自己的新发现和新贡献。1852年3月马克思在致魏德迈的信中指出：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①这段精彩的论述讲明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主要内容和根本之点，同时还指明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必然趋势和时代主题。由此看来作为旗帜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指引革命前进的航标和灯塔，必然代表着革命的方向和形象，必然浓缩着革命的任务和目标，必是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人民的思想纲领、政治纲领和社会纲领。因此，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根本内容应从其实践形式、革命目标和时代主题上将其概括为思想旗帜、政治旗帜和社会旗帜。

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醒世篇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但作为代表这个学说的方向和形象的思想旗帜，统领其全部理论和学说的思想灵魂，只能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对这条思想路线，恩格斯是这样概括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哲学的根本不同之点，是它决心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入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理解；他们决意毫不吝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向）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②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适用于不同的斗争时代和革命任务，会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和时代特征，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③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下，辩证唯物主义是这个旗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马克思多次讲过：在黑格尔看来，思想过程是现实的创造主，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性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东西而已。恩格斯在阐明这个哲学时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艰巨的发展来证明的……④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凡是断定精神先于自然界，从而归根到底承认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⑤马克思不但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当时特别流行的休谟观点和康德观点，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让步。

唯物辩证法是这面旗帜的基本方法。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由一成不变的事物构成的，而是许多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深入了一般人的意识。在辩证哲学看来，不存在任何一成不变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都带有必然灭亡的迹象；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任何东西都站不住脚的。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把辩证法看作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其本身包括现时所谓的认识论。

历史唯物主义是这面旗帜的主杆。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因此确信必须把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序言中，对运用到人类社会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周密说明：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⑥马克思主义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一切矛盾趋向的总和，并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确切判明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条件，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趋向的根源。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是对唯物史观的运用和证明。马克思说：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列宁评价说，社会学中这种唯物主义思想本身已经是天才的思想。当然，这在那时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现在，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原理，在没有另一种想科学地说明某种社会形态（正是社会形态，而不是什么国家或民族甚至阶级等等的生活习惯）的活动和发展的尝试以前，在没有另一种想象唯物主义一样把“有关事实”排列得秩序井然，把某种社会形态生动地描绘出来并给以极科学的解释的尝试以前，唯物主义历史观始终是社会科学的别名。⑦

阶级斗争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成果形式，体现了这面旗帜在思想路线方面的革命性和战斗性。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他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揭示了阶级斗争的两重性：任何阶级斗争都必然采取政治的形式；任何阶级斗争都归根结底为着经济的利益进行。

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使无产阶级认识了自己，也认识了社会，由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马克思主义思想旗帜的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的第一个新贡献：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是马克思的两个历史发现的等值表述形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阶段上，斗争的焦点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第一个新贡献展开的。因此，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承认阶级的存在，同时承认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旗帜——创世篇

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斗争的政治目标，是广大革命人民建设新社会的历史起点，因而它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旗帜。在这面旗帜下，主要有三个基本内容：阶级斗争是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途径；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基础。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目标是消灭一切阶级，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不平等现象，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然而，无产阶级要达到这一目标，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首先使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但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么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

马克思通过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得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一贯坚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直接动力和巨大杠杆。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必然要从自发走向自觉，最后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马克思一再强调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一般规律。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的暴力革命的光辉思想，他们指出：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后来的实践都说明，暴力革命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是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般规律。

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所在，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保证。无产阶级革命要获得胜利，就必须有能够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核心力量——无产阶级政党组织。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达到如下两个目标：第一步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第二步就是要不断革命，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这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这革命和不断革命的全过程中，首先的任务是掌握领导权，掌握领导权的中心是取得农民、小资产阶级等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支持，这也是党的领导的实质。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剥削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发现的一个真理。而无产阶级争得自己的解放，需要有很多条件，其中组织政党并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伟大的使命是最首要的条件之一。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掌握领导权。这是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实行领导的第一位的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反复地阐述这个问题，在他们全部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如一地坚持和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权问题。党是核心是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提出来的。只有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才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才能称得起革命的司令部。马克思曾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同盟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也着重指出：本协会设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中心。⑧

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并进而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单靠本阶级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它必须联合一切革命的阶级和阶层，首先是联合农民，结成巩固的工农联盟，去战胜强大而凶恶的敌人。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在革命进程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⑨1856年，马克思在谈到农民对德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时又指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⑩巴黎公社之所以是最终遭到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没有争得巴黎公社外的全国广大小资产阶级，尤其是农民的支持，没有能够建立起巩固的工农联盟。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经验教训时，精辟地阐明了农民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极端重要性。

总之，承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工人运动地革命目的；承认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核心；承认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主要道路；承认工农联盟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重要保障等，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旗帜的基本点，它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的第二个新贡献：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旗帜使无产阶级走上了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由被压迫阶级变成了统治阶级。在这一历史时代，工人运动的直接目标，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这一历史时代斗争的焦点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第二个新贡献展开的。因此，在这一历史时期，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旗帜——治世篇

马克思主义社会旗帜的实质和精髓是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以此，那就必然承认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历史合理性；承认国家的消亡和政治权力的回归是社会主义的必然趋势；承认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

马克思主义社会旗帜的第一个重要内容是承认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历史合理性。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把生产力和生产资料收归社会所有，变私有制为社会所有制，这是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历史要求。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猛烈增长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它们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这种抵抗，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也不得不在资本主义关系的一切可能的范围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来看待。现代国家，无论其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资本家的机器。它愈是把生产力更多的掌握于自己手中，它就愈是成为集体的资本家，愈益剥削更多的公民。在这里资本主义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达到了顶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只是一种社会所有的过渡形式。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迫使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日益转变为国家财产，因此它自己指出了完成这一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的财产。可是因此，它也就消灭了自己作为无产阶级的那种性质，这样也就消灭了所有的阶级区别和阶级对立，跟着这些也就消灭了作为国家的那种国家。国家作为社会的真正代表而作的第一次行动——将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同时也将是国家之所以为国家的最后一次独立行动。

最后，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也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基础条件。

生产资料归为社会所有，不但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生产品的直接浪费和破坏，此外，生产资料归为社会所有，还由于消灭了现在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因而为社会节约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品。通过社会化生产，不仅可能保证社会一切成员的丰足的并且日益富裕的物质生活条件，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开始充分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有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那些社会原因，才将以极大的和日益增加的程度，给予他们以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于自由的王国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社会旗帜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国家的消亡和政治权力的回归。它的基本理论和精神实质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首先，国家消亡和政治权力回归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题中应有之义。

《共产党宣言》曾明确声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认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它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

其次，国家消亡和政治权力回归，以砸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先决条件；而无产阶级专政一旦实现，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就开始消亡。

无产阶级革命的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资产阶级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但在这里实行镇压的机关已经是居民中的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镇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

最后，国家的消亡和政治权力的回归是以人类的全部历史成就和资本主义社会文化成果为其社会基础的。

列宁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消亡理论时指出：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人、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填表、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行使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工人的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残余铲除干净。

马克思主义社会旗帜的第三个重要内容是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马列主义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并不仅仅是指德、智、体三个方面，而是指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社会的统治和管理中所应具备的生产能力、管理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全面提高；人的全面解放则具体表现为政治解放、思想解放和经济解放。

首先，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

社会革命在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消灭一切剥削和一切压迫；二是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人间的一切不平等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都离不开三个方面：——人的解放的经济基础、政治前提和社会条件。社会主义为了实现消灭一切阶级压迫、阶级剥削和人间一切不平等现象，为了实现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必须创造它的坚实的经济基础，这个经济基础就表现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所有制。社会所有制实际上就是劳动者的所有制。社会所有的经济形式，这是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的经济基础。

其次，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才能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无产阶级只有广泛参加各类社会实践才能全面提高自己的素质，争取在思想领域、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全面解放。在当家作主的社会实践中，广大人民群众不仅在经济领域掌握管理权、参与权和劳动的权力，并且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成为真正的主人，实现人民对整个社会的管理和统治，彻底摆脱被管理、被奴役的地位，使国家机器由管理人民的机器变成人民管理的工具，使高高在上的上层建筑机构重返社会基层——公民社会。

最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就表现为人对自身本质的重新占有和人性的全面复归，表现为从被自然界所奴役的原始状态，通过人被社会所奴役的黑暗时代，而进入到人的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新时代。显然，人的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是人类最后脱离动物界的历史界碑。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旗帜使无产阶级获得全面发展和彻底解放，从而完成由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社会旗帜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的第三个新贡献：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之后的历史时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的焦点就是围绕着马克思的第三个新贡献展开的。在这个历史阶段上，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只是一种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四、结论：迎接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时代

综上所述，按照马克思的三个新贡献，把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根本内容归结为三面旗帜，摈弃从外在形式上把马克思主义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陈旧作法，拒绝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内容和主要之点归结为“两个历史发现”的传统认识，一是提供了全新阐发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新主线、新视角、新方法，二是按照马克思的本意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感、逻辑性、时代感和系统性，三是便于我们完整准确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和文化底蕴，克服理论上的难点和实践中的困惑。如此，则马克思主义将不再仅仅作为一种逻辑和方法，而是作为战斗的旗帜和行动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也不再仅仅作为一种对社会结构的科学分析，而且也作为对新时代的呼唤和对人性复归的向往；马克思的三个新贡献所蕴涵的唯物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将得到最系统、最深刻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将作为醒世、创世和治世的纲领体系，给探索中的工人阶级提供最为锐利的思想武器。

把马克思主义旗帜的三个构成部分看成是一个综合的体系，当成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有机体，不仅可以使我们获得理论上的重大突破，而且可以在实践上提供一条指导性的线索，用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开拓未来的事业。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发展阶段上，它们都分别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大体说来，在马克思主义的创建时期，主要是在逻辑上论证“阶级的存在仅仅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而机会主义路线则表现为对这一历史观的否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夺取政权的阶段后，党内路线斗争的焦点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新贡献的第二条上，在这个时代，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理论上论证无产阶级专政的必然性和现实性，一切机会主义则极力否定、放弃和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后，党内路线斗争的焦点则集中表现在马克思新贡献的第三条上。在这一历史时期，时代的主题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使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而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要害是僵化无产阶级专政，他们把历史的必然当成历史的永远，把专政当成革命的最终目的，把社会主义拖进自我毁灭的深渊。这是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为重大、最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的“三个代表”理论，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把马克思所强调的“过渡”二字，创造性地具体化系统化了。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三个代表”的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点和主要点上所进行的重大创新和发展；“三个代表”的理论是我党的时代旗帜。

【参考文献】

①②⑤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547页、242页、224页、548页。

③《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3版，第418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83页。

⑥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第2版，第33页、610页。

无产阶级范文篇10

当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规定“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手里”时，他想到的是一种类似公社的机构，尽管这一机构的机制或形式在他获得公社的经验之前还不清晰。控制被集中的“全部生产工具”的国家只不过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因此，1848年马克思对“集中”的理解有很浓的民主意味，与1871年他对公社的描述并无不同。马克思断言革命会使无产阶级赢得“民主的战斗”。

二、马克思未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成一种国家形式，公社与国家是对立的一些承认公社对马克思而言代表一种无产阶级专政形式的理论家，包括列宁在内，将无产阶级专政设想为一种国家形式。他们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出现的。但公社肯定不是中央集权国家。他们的看法会起很大的误导作用，特别是因为，如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国家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工具。当然，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仍需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加以废除”。但这并不意味着保存中央政府本身，因为马克思解释说，这些“职能”是要“通过消灭国家政权加以实现”的。公社要实行的不是任何一种政治、经济或社会的过渡，而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那么，一个官僚集权国家模式如何能监督这种过渡呢？上述理论家的观点主要依据的是专政的消极（或负面）要素即镇压要素。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包含镇压要素，但这些要素不应使向社会主义的进步转变成官僚主义。用组织起来的阶级权力镇压反革命不能证明官僚主义—斯大林主义式的国家是合理的，因为这类国家形式在理论上和结构上与共产主义的构成是不相容的。对马克思来说，公社是作为“集权化的、组织起来的、窃据社会主人地位而不是为社会做公仆的政府权力的”国家的完全的对立面。马克思认为在公社之前的所有革命和反动导致的是对工人阶级的压迫，因为国家机构、压迫工具只不过是“从压迫者的这一集团转到另一集团”。而公社的特点是“这次革命的对象不是哪一种国家政权形式———正统的、立宪的、共和的或帝制的”，而是“国家本身。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的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和法院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句话应该与马克思上述反对国家的论述联系起来理解，但是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把这段话错误地解释成马克思期望工人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来对抗资产阶级的国家，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证明苏维埃模式的国家的合理性。

马克思并未要求成立无产阶级的国家，而是要求彻底消灭国家。这是因为国家是奴役工人的“政治工具”，“不能作为工人解放的政治工具”。公社才能使他们解放，因为公社“是社会把国家政权重新收回，把它从统治社会、压制社会的力量变成社会本身的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871年以后出版的《共产党宣言》的惟一补充是无产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对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观点在巴黎公社的经验之后有所改变，马克思早在1852年写作《雾月十八日》时就认为要打碎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公社经验之后，马克思在1871年致库格曼的信中写道：“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是只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在他以后的生命中也没有放弃这一观点。1875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重复了他早期的反中央集权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

三、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国家既然被打碎了，那么消亡的将是什么呢？既然无产阶级专政从打碎官僚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开始，那么消亡的将是无产阶级专政本身。无产阶级专政将一直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除”。这意味着在社会主义革命期间，国家虽然被打碎，但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仍旧存在，后来才被摧毁，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对马克思来说，在无产阶级专政消亡的过程发生之前必须废除官僚主义的国家机器，这有两个原因：1．官僚主义是与人类的彻底解放不相容的，特别是因为官僚化会使工人阶级四分五裂和非政治化；2．官吏会成为一种自主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并且抗拒消亡。列宁在1917年断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它和官场中的官僚机械主义根本不能相容；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列宁全集》第2版第33卷第53页）而列宁在1918年则宣称：“正是为了社会主义，却要求群众无条件服从劳动过程的领导者的统一意志。”（《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501页）后一种叙述中的主要思想后来发展成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解释为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国家的理论，这是不公正的。官僚国家的集团利益和等级制使官僚机构独立于社会并发挥职能。官僚国家只是在一种抽象意义上代表人类解放，却并未触动社会不平等。在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消极目标方面官僚主义国家是有效的，但它在制度上表现得不适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人类解放的积极目标。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认识到并在体制上制度上保证他自身的权力是社会权力，而不再把这种社会权力作为一种政治权力从自身分离出去”的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官僚国家使社会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分离永久化。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像公社所做的那样竭力反对这种分离。公社的最正面的特点是使政治权力非制度化，从而使社会重新政治化。对马克思来说，官僚主义的国家是起异化作用的，因为它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自由间的中间阶段”，还因为它造成“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因此，人类彻底解放这一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不能在官僚制度下实现。

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是官僚制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国家官僚机构一旦建立就会变成一种利益集团，其成员享有经济上的和与权力有关的特权。官僚不仅抗拒消亡，而且利用它的权力以各种手段使自己处于牢固地位。况且，在任何形式的经济制度中，作为寄生赘瘤的官僚机构都会为自身的存在找到各种理由和支持。由于这个原因，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不一定能使官僚机构消失。

与马克思不同，列宁一直坚持国家必须依赖一个单独的社会经济阶级。因此，列宁断定，随着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会“自行”消亡。这一理论失误使列宁主张把苏维埃（公社）改造成“国家组织形式”。这一政策使工人阶级组织成了服从于官僚主义的官僚机构。1921年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任务，他的解决办法是“从下面提拔工人”到领导岗位，却没有废除官僚主义的结构。列宁的建议没有抓住无产阶级专政的至关重要的方面。如果假定提拔工人到政府职位能消除官僚主义，就必须假定作为个体的工人生来就是非官僚的。有的理论家认为马克思也是这样主张的。当年巴枯宁就是根据这种看法批评马克思的。巴枯宁认为，过去的工人一旦成为人民的代表或统治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而且他们将开始轻视普通工人；他们将代表的不是人民而是他们自己并且声称有权统治人民。但这是对马克思的曲解。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记述可以看出，他认为防止选出的或雇佣的官员成为腐化的统治者的不是工人的善良天性，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结构。作为官僚机构的形式的国家和作为国家的物质内容的官僚机构会相互自我实现和相互保护。因此，官僚国家本质上抵制消亡。另一方面，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使无产阶级成为实际权力以及专政的物质内容。这样，无产阶级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的”。这是官僚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本质不同，所以官僚国家不会消亡，而无产阶级专政会消亡。官僚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保存，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其自身的消灭。官僚是其自身的目的，无产阶级是其自身的否定，因为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工人阶级不能保存自身的被征服地位。因此官僚不会让政治机构即其生存的源泉自行消亡，而无产阶级却必须让政治机构消亡。这样，为了避免官僚主义自我实现的困境，无产阶级专政既是一种非国家，又是反官僚主义的。

四、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形式和作用

如果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国家，那么它应采取何种政治形式？公社的经验给了马克思阐述无产阶级专政手段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从未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与民主对立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除了罗莎·卢森堡，都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仅仅为镇压反抗的目的而设计的一种特殊的政府形式。列宁把这概括为：“专政的科学概念无非是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不受任何法律或规章约束而直接依靠暴力的政权。”（《列宁全集》第2版第12卷第289页）而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一种非国家的、公社的形式。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个由工人阶级统治的公社，由选举的或雇佣的公务员体现和执行公社的法律和规章，他们没有凌驾于公民之上的实际权力。他们已不再是官僚！对于马克思来说，认为没有中央集权制国家，就无法行使社会职能，是荒谬的；认为行政和管理是神秘的事情，是高不可攀的职务，只能委托给一个受过训练的特殊阶层，即国家寄生虫、俸高禄厚的势利小人和闲职人员，是荒谬的。

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国家机器并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加以摧毁。但争取彻底解放的斗争并不以此告终。公社只是“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不是“工人阶级的社会运动，从而也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而只是有组织的行动手段”。因此，公社“并不取消阶级斗争”。工人阶级“致力于消灭一切阶级”。工人阶级组织，如工会、联合会和政党，不是被改造成如列宁所建议的那种由国家控制的组织，恰恰相反，是被改造成无产阶级制度的基础材料。无产阶级专政在人类解放中的作用是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公社“开始劳动的解放———它的伟大目标：取缔国家寄生虫的非生产性活动和胡作非为……”

无产阶级专政所采用的压制和防御工具也必须是性质合适的。马克思对宣布建立“保卫公民的”国民军的3月22日中央委员会公告的补充是：“人民只要在全国规模内组织这种国民军”。但我们不应把在“全国规模”组织的概念与少数官僚和技术专家治国论者掌握的中央集权国家机构相混淆。组织国民军足以根除常备军“这一个一直存在着的阶级统治”僭取政府权力的危险。显然，马克思担心政府“僭取阶级统治”，想用国民军的形式保持镇压权力。但他不是想准确地规定无产阶级统治的镇压手段的形式，而只是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直接控制这些手段。必须明确两个方面。第一，无产阶级专政包含镇压手段，但专政的制度设计应该是通过由无产阶级直接控制镇压工具来预防政府“僭取”权力，因此，马克思才建议采用非官僚主义的、国民军的形式。

第二，镇压不是常规状态。马克思预言公社一旦在全国规模内牢固地建立起来，它还“可能”要经受“奴隶主们的零星暴动”引起的“灾难”，“这些暴动尽管暂时会阻挠和平进步的事业，但只会增强社会革命力量，从而加速运动的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只是在“镇压资产阶级对革命的反抗时”才成为“专政的”，在这个意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专政”方面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它是正常的“和平的发展进程”。

五、无产阶级专政在监督经济向共产主义过渡时的政治职能没有一部马克思的著作是不涉及人类解放的，任何一种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不应不涉及这一问题。资产阶级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消灭不会自动导致人类的解放，认识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一直坚持劳动过程和劳动组织有可能在体力上和脑力上对人类生活条件和人类自由有害。劳动机制和劳动组织在劳动奴役中也能独立发挥作用。在资本主义范围内的这些发明也能被其他制度运用，如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所证明的那样。无产阶级专政应优先考虑纠正这种情况。首先使工作成为可以忍受的，然后是令人愉快的，最后是有人性的。

从《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中可以归纳出一些能逐渐达到人类解放的经济手段：1．缩短工作日；2．有计划地满足“社会需求”；3．增加社会消费；4．同时减少行政开支；5．同工同酬。这些手段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最终目标，它们在资本主义下也有可能实现。关键在于，在无产阶级统治下这些手段是连续的，并且它们以总目标作为参照点，而在资本主义下它们只是作为偶然的、被迫作出的反应出现。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目标，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又明确说到了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按照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的说法，工人一旦获得公社形式的政治权力，“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只能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步完成”。能使劳动获得自由的经济改造不仅需要“改变分配，而且需要一种新的生产组织”。“这一革新的事业将不断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和阶级自私心理的抗拒，因而被延缓、被阻挠”。“目前‘资本和地产的自然规律的自发作用’只有经过新条件的漫长发展过程才能被‘自由的、联合的劳动的社会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所代替”。马克思所想像的社会向共产主义的改造与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转变非常相似。无产阶级专政“并不取消阶级斗争”，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政府———公社不用剥夺资产阶级来消灭阶级。公社只是成为社会改造的监督者。正如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与议会制不是统治阶级的真正生命……只是旧秩序在政治上的保障、形式和表现”，所以公社成为新秩序的政治保障，而不是“全人类复兴的运动”。尽管马克思期待在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和“阶级斗争的几个不同阶段”之后能够实现劳动的完全解放，但是他声称，“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可以立即向前大步迈进”。这些引文表明，无产阶级专政通过“公社的政治组织形式”使政治和经济这两个领域都处于无产阶级直接统治之下。那时，与资本主义截然不同，在这两个权力领域之间没有结构上的分隔。而且，与官僚主义的前苏东国家不同，被融合在一起的这两个领域在无产阶级制度下是非官僚机构化的。

六、结论

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政治组织，不是社会解放的“普遍运动”。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不是消灭阶级，而是在政治上“保证”从资本主义社会向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对马克思来说，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是中央集权专制国家机器的完全的“反题”。官僚机构的自我实现和无产阶级的自我实现是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前者要求自我肯定，后者要求自我否定，所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具有官僚主义的性质。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在制度上与无产阶级的总目标相协调。只维持有效的镇压手段以保护革命成果是不够的。镇压手段必须从属于由建设共产主义的目标推动的积极的、建设性的手段和职能。这一事实限定无产阶级专政可能采取的形式应该是工人阶级的非官僚主义的、直接的政治组织。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以巴黎公社的普遍形式和原则为模式。

在经济方面无产阶级制度的目标是使社会从“必然”王国过渡到“自由”王国。对马克思来说，“自由”王国不只是在于满足物质需求。人使其内在自我在外部世界客观化的能力和利用其意识控制世界的能力也是同样需要的。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最终消除劳动异化的条件。必须建立个体在一个非官僚主义的、非异化的环境中自由发展的条件。对马克思而言，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事业包含着消灭所有生活领域的资本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