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政体范文10篇

威权政体范文篇1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2，东亚国家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基本上属于强制型稳定政权。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由于长期饱受贫困之苦，东亚人民有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在自由与发展之间，他们宁愿牺牲部分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明显地倾向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改变落后，只有稳定才能促进发展。因此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威权政治。威权领导人出于巩固权力需要，又强化了威权体制。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做法。

3，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相当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或依附于某些权势者，或依附于某种势力，根本不能独立自主的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们身后没有背景，那么就很难在生意场上生存。这一具有东方特点的发展取向与威权政治相结合以后，又被进一步强化。

在世界民主化潮流影响下，东亚各国先后不同程度的走入了民主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韩国、泰国、新加坡等许多威权主义国家和台湾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开始确立，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转变；多党政治迅速发展；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统主动让权或由选民直选；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准，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从目前东亚转型过程看，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转型，即按正常的选择渠道逐步实现的；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最先来自民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后领导人由被动转为主动，采取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渐变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是有限的合法性政权。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是决定这一政权存亡和是否拥有权威的关键。人民之所以能容忍甚至要求建立集权政府，目的无非是指望这样的强有力政府能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此，人民宁肯暂时让出部分民主权利。然而，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人民便理所当然地要收回他们暂时转让出去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和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政权除非转向民主政治，以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其政治统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冒被民众推翻的危险。二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市民社会基本形成，政治民主化的主体作用得到锻炼。从而为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这突出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销蚀着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总之，东亚威权政治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三是国际民主形势发展的影响。威权政治发展必将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环境。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民主化、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所有国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军人政权、一党独大与个人专权对一切合法性资源的绝对垄断已经做不到了。受西方老牌民主制国家的影响和新兴国际民主势力发展的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滚雪球”理论效应，东亚的威权政体也渐次向民主政治迈进。东亚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具有不平衡性、渐进性和初级性。转型后的民主政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过程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对政治体制做出适时合理的调整，使其逐步达到自我发展和完善。转型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要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思想的颠覆，防止民主回潮强权专制的影响，还要应对偶然的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突变，东亚威权国家需要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并保持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几点启示

在当代民主化浪潮冲击下，政府要积极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的成长，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

首先，强政府是现代化有力的推进者，肩负着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为社会制定发展目标，提供法律保障、纠正企业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急功近利行为的多重使命。不仅如此，政府还承担建设基础设施的任务，他们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足够的权力，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有系统的组织与人才队伍，其护航作用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他们要求财产权利得到保障，政治权利不断得到加强，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如果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基本需要，人民就会对政权产生怀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就会有逐渐削弱的危险。因此，现阶段，应该努力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党的执政能力。政府要时刻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过去的人为性质强，计划经济、指令性、命令性强、政府包办代替，转变到逐步放权，以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为主导推动力的方面上来，逐渐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转变到为经济发展、企业壮大服务的角色上来，转变到协调各阶层矛盾、统筹规划、再分配资源、创设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上来，并做到抑制腐败，清政廉洁。我们知道，经济领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政府对其干预过度，一但经济遭遇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突发事件，政府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调整不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加。执政党也要逐步转变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来，逐步扩大人民民主权力，真正做到还政于民。

威权政体范文篇2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2，东亚国家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基本上属于强制型稳定政权。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由于长期饱受贫困之苦，东亚人民有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在自由与发展之间，他们宁愿牺牲部分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明显地倾向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改变落后，只有稳定才能促进发展。因此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威权政治。威权领导人出于巩固权力需要，又强化了威权体制。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做法。

3，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相当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或依附于某些权势者，或依附于某种势力，根本不能独立自主的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们身后没有背景，那么就很难在生意场上生存。这一具有东方特点的发展取向与威权政治相结合以后，又被进一步强化。

在世界民主化潮流影响下，东亚各国先后不同程度的走入了民主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韩国、泰国、新加坡等许多威权主义国家和台湾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开始确立，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转变；多党政治迅速发展；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统主动让权或由选民直选；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准，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从目前东亚转型过程看，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转型，即按正常的选择渠道逐步实现的；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最先来自民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后领导人由被动转为主动，采取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渐变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是有限的合法性政权。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是决定这一政权存亡和是否拥有权威的关键。人民之所以能容忍甚至要求建立集权政府，目的无非是指望这样的强有力政府能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此，人民宁肯暂时让出部分民主权利。然而，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人民便理所当然地要收回他们暂时转让出去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和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政权除非转向民主政治，以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其政治统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冒被民众推翻的危险。

二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市民社会基本形成，政治民主化的主体作用得到锻炼。从而为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这突出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销蚀着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总之，东亚威权政治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三是国际民主形势发展的影响。威权政治发展必将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环境。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民主化、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所有国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军人政权、一党独大与个人专权对一切合法性资源的绝对垄断已经做不到了。受西方老牌民主制国家的影响和新兴国际民主势力发展的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滚雪球”理论效应，东亚的威权政体也渐次向民主政治迈进。

东亚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具有不平衡性、渐进性和初级性。转型后的民主政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过程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对政治体制做出适时合理的调整，使其逐步达到自我发展和完善。转型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要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思想的颠覆，防止民主回潮强权专制的影响，还要应对偶然的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突变，东亚威权国家需要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并保持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几点启示

在当代民主化浪潮冲击下，政府要积极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的成长，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

首先，强政府是现代化有力的推进者，肩负着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为社会制定发展目标，提供法律保障、纠正企业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急功近利行为的多重使命。不仅如此，政府还承担建设基础设施的任务，他们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足够的权力，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有系统的组织与人才队伍，其护航作用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他们要求财产权利得到保障，政治权利不断得到加强，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如果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基本需要，人民就会对政权产生怀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就会有逐渐削弱的危险。因此，现阶段，应该努力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党的执政能力。政府要时刻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过去的人为性质强，计划经济、指令性、命令性强、政府包办代替，转变到逐步放权，以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为主导推动力的方面上来，逐渐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转变到为经济发展、企业壮大服务的角色上来，转变到协调各阶层矛盾、统筹规划、再分配资源、创设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上来，并做到抑制腐败，清政廉洁。我们知道，经济领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政府对其干预过度，一但经济遭遇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突发事件，政府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调整不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加。执政党也要逐步转变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来，逐步扩大人民民主权力，真正做到还政于民。

其次，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是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实质就是要引导人们进入政治过程和了解政治意图。”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政治，参与政治。随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人们将关注的视角越来越多的移向政治领域，人们越来越关心政府行政是否有效，政党执政是否科学，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否廉洁，政治体制结构是否合理，本国的政治地位在国际社会是否有所提高，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自己的经济文化社会权益是否得到保障，越来越重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重视自身的监督权利等。市民社会的民主、平等意识增强，人权和法治观念得到提升。市民社会与政府机构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影响越来越深远，从而使政治社会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有种观点认为市民社会的发展不利于政治稳定，尤其在社会转型期更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威。的确，市民社会一定的政治冷漠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政权稳定，但政权的稳定并不代表社会矛盾的消除。相反，让民众积极合法的表达自己合理的愿望和要求，争取自身利益在社会矛盾中不受侵害，这本身有助于消解社会在转型期产生的各种矛盾和冲突，政府应该积极面对矛盾、问题的产生，寻求解决路径，而不是消极逃避或者进行强制性封锁镇压。此外，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市民社会健康的政治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在威权政治的合法性衰退和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生成后，威权体制国家必然要面对向民主化转型的压力。既然民主化进程已经开始，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各国能够探索出一条既符合本国历史传统与特点，又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大方向的现代化道路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各国自当上下而求索。

摘要：东亚“威权政治加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东亚威权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在东亚国家内部威权的合法性逐渐削弱，经济发展和市民社会壮大的内在民主化动力和外在国际民主化趋势的影响下，东亚威权政体向现代民主政治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推动经济与政治的适当分离，推动市民社会健康发展，政治社会化以及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孙代尧：《威权政体及其转型：理论模型和研究途径》，《文史哲》2003年第5期

陈奉林、李荣才：《对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的思考》，《外交评论》2005年8月总第83期

张鑫：《当代东亚威权主义模式体制性疲劳分析》，《国际观察》2003年第1期

姚礼明：《在东西方的结合点上》，第181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

张锡镇：《东亚：通向政治稳定之路》，《国际政治研究》，1996年2月。

威权政体范文篇3

关键词：威权政体政治社会化民主政治

一、对东亚威权政体的分析。

对“威权主义”这一概念，中外学者有过不少论述。美国学者珀尔马特将其称之为“现代威权主义”，阿根廷学者奥唐奈尔称其为“官僚威权主义”。中国学者有的称是“精英威权主义”，有的称为“过渡性威权主义”，还有的称之为“新威权主义”。根据亨廷顿的解释，威权主义是“几乎没有政治争论和竞争，但政府对社会中其他群众经济的控制是有限的”。中国著名学者罗荣渠教授认为，所谓威权主义政权是指二次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的军人政权或由非军人统治（一般是一党执政）的具有高度压制性的政权。按现代政治学的说法，威权主义是指统治者将他们的意愿强加给社会成员并不顾及后者意愿的一种权威，是超出有效法律规则之上和人们法定权力之上的权威，包括专制主义（个人能够不受限制地进行专制统治）和官僚权威主义（政治领导的自由裁量权）。“威权主义”是对传统专制主义的扬弃，其所以在当前中国有较大的市场，原因之一是东亚道路的诱惑，特别是威权主义者对东亚道路的理解，甚至是曲解，使得给人一种感觉，认为东亚道路对中国来说是一条现实可行的现代化道路，事实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下面是对东亚威权政体的简单分析：

1，威权加发展的政体形式。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具有旧传统极权政治体制的特征，如权力高度集中、一党政治、军人干政，又实行一系列具有适应现代化要求的新型政权的某些政策，如议会民主政权形式、专家治国、重视法治、反对腐败等。因此，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既不同于封建传统的专制极权和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也不同于西方议会民主制，而是有其自身独立的特征。这种政体实际上是一种过渡政治形式，是一种威权加发展的模式。它由一个集权的行政机构强加在政治之上，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取向和发展取向，因此也有人称其为发展型专制。在东亚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这些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吸收西方工业文明和自由经济的某些合理因素，全力发展民族经济，不断改善国家的汲取能力和再分配能力；另一方面又从各自文化传统中摄取凝聚国家的力量，在保留原有的政治建制和文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了晚工业化的过程。这种既不放弃自己的传统体制，又不排斥现代工业文明的社会发展模式，意味着威权政治与市场经济的相互结合。在政治上模仿现代文明建立新型政治权威，以对付各种形式的外部干扰；在经济上则采取有限的自由经济的方式，确保国家资本大于民间资本的前提下，建构市场体制，并逐渐步入大众参与和社会福利普及的环境。

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威权加发展”模式反应了东亚国家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愿望，在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推动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异常显著。另一方面，由于政府过多地介入经济发展过程，因而造成亦官亦商、官商勾结、贪污受贿、“金权政治”等恶劣现象，其消极后果是非常明显的。通过威权政治和政府的干预，驾驭市场，加速经济发展，虽可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效果，但始终存在一些干预过度的风险和放松某些方面监管的问题。政府干预一旦过度，极易滑向专制统治的误区，尤其在当代民主形式影响下，这种过度干预极易使人们产生反感。

2，东亚国家对政权采取强制型稳定。这些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军人集权政府，半军事集权政府，还是文人集权政府，基本上属于强制型稳定政权。正是这种强制型稳定才保持了东亚的政局相对稳定。由于长期饱受贫困之苦，东亚人民有要求发展的强烈愿望，在自由与发展之间，他们宁愿牺牲部分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而明显地倾向于发展。只有发展才能改变落后，只有稳定才能促进发展。因此在政治体制的选择上他们自然而然地选择了威权政治。威权领导人出于巩固权力需要，又强化了威权体制。然而政治稳定并不意味着社会矛盾和对抗的消除，只要对抗和矛盾没有突破政治秩序和法律制度的范围，或者政府对对抗和矛盾采取果断措施，转危为安，使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能够有秩序地进行，均可称政局稳定。这种强制性稳定，“具有一定的暂时性、不可靠性、甚至极大的危险性”，但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做法。

3，东亚的大多数国家没有形成像西方那样力量强大的中产阶级，民间的力量也十分有限，因此在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只有政府才能发挥组织者与推动者的作用。政府的作用相当强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东方国家中的中产阶级是一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他们或依附于某些权势者，或依附于某种势力，根本不能独立自主的发挥作用，甚至可以说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能力。如果他们身后没有背景，那么就很难在生意场上生存。这一具有东方特点的发展取向与威权政治相结合以后，又被进一步强化。

在世界民主化潮流影响下，东亚各国先后不同程度的走入了民主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

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菲律宾、韩国、泰国、新加坡等许多威权主义国家和台湾地区先后不同程度地开始了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多元民主宪政体制开始确立，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转变；多党政治迅速发展；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总统主动让权或由选民直选；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空前活跃，成为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向政治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标准，但它的最后定型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发展、巩固、完善过程。从目前东亚转型过程看，其特点主要有：一是基本上以和平的非暴力方式实现转型，即按正常的选择渠道逐步实现的；二是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最先来自民间与社会力量的推动，而后领导人由被动转为主动，采取缓和矛盾的变革措施，因而形成具有“渐变性和自然性”的特征。

东亚威权政治转型的主要原因有：一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权是有限的合法性政权。一个政权是否拥有合法性，是决定这一政权存亡和是否拥有权威的关键。人民之所以能容忍甚至要求建立集权政府，目的无非是指望这样的强有力政府能发展经济，满足他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为此，人民宁肯暂时让出部分民主权利。然而，一旦这个目标达到，人民便理所当然地要收回他们暂时转让出去的民主权利，而且，随着大众教育和觉悟水平的提高，这种政治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因此，政府没有理由永远垄断和剥夺他们的这一权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国和地区的威权主义政权除非转向民主政治，以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否则其政治统治将付出高昂的代价，甚至要冒被民众推翻的危险。

二是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民主化进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东亚在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后，现代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市民社会基本形成，政治民主化的主体作用得到锻炼。从而为实现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内在动力，这突出体现在中产阶级队伍的成长和壮大。中产阶级队伍的壮大，日益销蚀着威权政治的社会基础，政治民主化却因而获得了有力的推动。中产阶级的政治意识、思维观念是与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体现为民主、自由、平等和法律意识。总之，东亚威权政治的转型，存在着内在的不可逆转的历史必然性。

三是国际民主形势发展的影响。威权政治发展必将受整个国际环境的影响与制约，离不开总的国际环境。战后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是：民主化、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冲击着世界所有国家，民主观念深入人心，军人政权、一党独大与个人专权对一切合法性资源的绝对垄断已经做不到了。受西方老牌民主制国家的影响和新兴国际民主势力发展的影响，根据亨廷顿的“滚雪球”理论效应，东亚的威权政体也渐次向民主政治迈进。东亚实行威权主义的国家和地区向民主政体的转型，具有不平衡性、渐进性和初级性。转型后的民主政体尚处于初级阶段，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化过程用了上百年的时间，而东亚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才刚刚开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在转型过程中对政治体制做出适时合理的调整，使其逐步达到自我发展和完善。转型过程机遇与挑战并存，要防止西方“和平演变”思想的颠覆，防止民主回潮强权专制的影响，还要应对偶然的不确定性国际局势的突变，东亚威权国家需要在艰难曲折中探索并保持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三、几点启示

在当代民主化浪潮冲击下，政府要积极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市民社会健康的成长，民主的政治文化氛围的形成。

首先，强政府是现代化有力的推进者，肩负着创造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大环境，为社会制定发展目标，提供法律保障、纠正企业偏离现代化发展方向的急功近利行为的多重使命。不仅如此，政府还承担建设基础设施的任务，他们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与足够的权力，有明确的现代化目标，有系统的组织与人才队伍，其护航作用在现代化的初始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民要求民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政府越来越感觉到来自市民社会的压力，他们要求财产权利得到保障，政治权利不断得到加强，文化生活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如果政府在现代化过程中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基本需要，人民就会对政权产生怀疑，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就会有逐渐削弱的危险。因此，现阶段，应该努力转变政府职能，转变政党的执政能力。政府要时刻防止对经济的过度干预，从过去的人为性质强，计划经济、指令性、命令性强、政府包办代替，转变到逐步放权，以市场经济自身发展为主导推动力的方面上来，逐渐推动政治与经济的适当分离。转变到为经济发展、企业壮大服务的角色上来，转变到协调各阶层矛盾、统筹规划、再分配资源、创设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上来，并做到抑制腐败，清政廉洁。我们知道，经济领域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如果政府对其干预过度，一但经济遭遇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突发事件，政府将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调整不好，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感就会增加。执政党也要逐步转变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上来，逐步扩大人民民主权力，真正做到还政于民。

威权政体范文篇4

关键词：韩国概论波士顿环球报纽约时报韩国政治变迁

1987年6月29日，当时韩国执政的民主正义党代表委员卢泰愚，为突破内外交困局面，扭转政治危机，发表了著名的八点民主化宣言。该宣言的核心是承诺修改总统选举法，变间接选举总统制为直接选举总统制。"六o二九"民主化宣言是韩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韩国政治实现重大突破，从此开辟了结束威权体制，创建和巩固民主政治体制的新阶段。

表面看来，韩国的这次政治变迁是威权政府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顺应民主化潮流，主动与反对派合作，实行政治改革的结果。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变革，即由执政的政治精英领导改革实现民主；2、置换，在反对派团体的领导下实现民主，，同时威权政府垮台或被推翻；3、移转，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民主化。⑴韩国的转型模式可归属于第三种--"移转"，本文将主要着眼于韩国市民社会兴起的历史背景来探析这次政治变迁的原因。

一、现代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进程

二战以后，美国扶植李承晚在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大韩民国,也即历史上的第一共和国。第一共和国可以说在各方面都深受美国影响，总统李承晚本人甚至曾长年在美国学习生活，接受过美式民主的熏陶，但是美式的民主宪政体制移植到韩国却难获成功。形式上的三权分立遏制不了行政权力的日益膨胀，宪政体制的稳定性极度缺乏，而李承晚为了谋求连任甚至还两次推动修宪。最终，第一共和国走回了权威主义的老路。

1960年的"4.19"学生运动推翻了李承晚独裁政权，继任的张勉第二共和国政府在向民主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力度很大，然而政局却更加混乱和无序，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一方面执政党派系分裂、争权夺利，另一方面政府权能相对于民众间爆发的政治能量和参与要求较为虚弱。据统计，从"4.19"学生运动到1961年5月期间共发生了1836次示威，有96万人参加，大学生甚至一度冲进并占领国会。刑事案件案发率也居高不下，"4.19"后的4个月期间，发生了抢劫、盗窃案件8500多起。⑵

从合法性角度看,以上事实表明张勉政府的民主化努力取向是使政权获得程序合法性，但是对社会秩序、大众福利等公共物品供应不足，政府绩效不佳，反而失去了社会的支持。民主政治失败的后果必然是威权政治卷土重来。1961年5月16日，少壮派军官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接管政权。朴正熙任总统的第三、第四共和国（"维新体制"）时代，韩国政治的实质是以军人专政和个人独裁为特征的威权政治，不过政治上的反动并没有阻碍经济起飞，威权体制实现了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而朴正熙时代也是政府主导型的现代化建设取得后来享誉世界的"汉江奇迹"的开始。

1979年10月朴正熙遇刺身亡之后，政治气氛较为宽松，主张民主化的各派政治势力又活跃起来，一时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然而当年12月12日军方强硬派却再一次干预并扼杀了短暂的民主复兴进程，1981年2月全斗焕将军在此前操纵修改宪法之后登上总统宝座，标志着韩国进入独裁专制的第五共和国时代，"五共"通常又称为"新维新体制"。韩国人民并没有屈服于威权统治，抗议、示威、罢工等反对运动风起云涌，1980年5月的全国性抗议运动引发政府颁布"非常戒严令"，随后又制造了死伤达数千人的"光州惨案"，这一事件在之后相当长时间里使全斗焕、卢泰愚政权和及其本人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1987年6月百万市民在汉城广场上举行的"改宪运动"使斗争进一步达到高潮，威权政府欲行镇压时却发现时过境迁、力有不逮。在明知政治改革是大势所趋，而就此失去政权又心有不甘的情况下，为了在民主化改革中争得主动，在修宪后的大选中保住执政地位，民正党终于作出重大让步，由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民主改革承诺的"六o二九"宣言。

由上观之，韩国的民主化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中前进的过程。亨廷顿把这种威权-民主政权变迁的模式称作"二次尝试型"（second-trypatern）。此外，他还认为，"一个实行威权主义体制的国家向民主体制转移。这种民主体制的失败要么因为该国缺少民主的社会基础，要么是新民主体制的领袖们追求极端的政策，这种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或是某种大动荡瓦解了该政权。于是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便在一段或长或短的时期内掌权。不过，最终，人们会作出第二次和更成功的努力来重新引入民主，而且成功的机会之所以有可能增加，至少部分是因为民主领袖们从以前不成功的民主经验中吸取了教训。⑶亨廷顿作出的以上归纳是一般性的，适用于众多他认为属于"二次尝试型"国家的政权变迁模式，而作为个案的韩国政治转型，仍然有一些自身的特殊性。

要进一步探究韩国政治变迁的原因，就必须探讨这样几个问题：韩国建国之初的宪政体制为何会蜕变为威权体制？威权体制在先天程序合法性不足条件下之下何以能岿然不动？促成韩国政治转型的因素有哪些？

二市民社会的兴起与韩国政治变迁

社会的经济发展是政治变迁的基础，二者存在高度相关性。威权政府既有可能因为经济绩效部分抵消了政治绩效的不足而获得社会支持；也有可能因为经济恶化导致多种矛盾并发，迅速垮台。而经济发展达到一定阶段以后，市民社会必然进一步提出政治变革的要求。此外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与政府控制社会的能力也息息相关。

李承晚政权统治的第一共和国时期，韩国是当时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由于陷入内战的深渊，国家满目创痍，人民苦不堪言。到1962年，韩国的GDP为23.2亿美元，人均GDP仅有87美元。教育水平亦相当低，停战初期，韩国的文盲率曾达到78%。经济水平低下限制了独立于政府的民间财富和新的权力来源生长，而教育落后则阻碍了知识精英成长和大众权利意识觉醒与政治参与能力的提高，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的缺乏的现实使发展经济与教育理所当然成为第一要务，而政治改革的要求则相对靠后。此外韩国政治文化中重秩序、重等级、和要求绝对服从的家长制等传统，这些都是有利威权政府生存的社会土壤。基于类似原因，李承晚政权垮台之后，张勉总理西方民主政治取向的改革也夭折了。

朴正熙和全斗焕两届军人政府的战略考量是"经济发展第一"，回避政治改革和民主化要求，并以经济绩效换取社会对威权体制的认可。韩国经济从朴正熙时代开始起飞，全斗焕时代保持持续快速发展势头，经过近30年的发展，终于取得了誉为"汉江奇迹"的辉煌成就，昂首步入新兴工业国行列。GNP从起步时的23.2亿美元激增为1985年的897亿美元，居世界第18位；同期的人均GNP也由87美元增长到2194美元。⑷教育在韩国社会一直受到相当的重视，韩国是世界上少数教育发展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的国家，教育经费支出是政府的第二大经济支出项目，而且仍然按GDP0.1%的比例逐年增加。经过多年努力，韩国教育水平取得长足进步，全民族文化素质显著提高。

耐人寻味的是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威权政治体制，社会对政府促进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改善的公共政策较为满意，威权政府以经济绩效换取合法性的战略设想大体取得了成功。具体可以把这一时期经济社会因素对政治

体制的影响归结如下：

首先，韩国的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使大企业、大财团攫取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成果，从而有利于官商合作，联手统驭社会。"它选择了以国家统驭社会，以政府主导私营部门全力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政府在这一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⑸政府在推行发展战略、贯彻经济政策时借助于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国家力量与市场力量高度融合使政府职能和国家控制社会能力显著加强。从社会结构角度看，政府大力扶持的大企业、大财团在国民经济中占据垄断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社会创造的财富也迅速集中到它们手中。1983年十大财团的附加价值生产额占国内总产值的13%，⑹这个比例以后仍然逐年提高。由于国民财富分配的此消彼长关系，大财团的强势地位必然阻碍中产阶级的成长，前者成为威权政治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其次，经济发展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具有两面性。一方面，经济发展促进民间财富增长，社会结构分化，催生了一批具有现代民主理念的中产阶级，他们将提出政治参与和民主化诉求并为之实现而斗争。另一方面，经济绩效也维护了威权政府的合法性。普通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减弱了他们对独裁政治的不满。中产阶级也是政府经济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秩序的受益者，他们希望引导斗争在一定的规模和限度以内，而往往不赞成激进的暴力革命和斗争。

再次，传统政治文化和宗教因素也对政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韩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强调社会关系的层级结构，其价值目标是维护现存政治秩序，价值倾向是古典的权威主义。这样的政治文化天然地维护威权政治体制。

然而威权政治的合法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韩国政府虽然在经济绩效方面非常成功，但在保障人权、言论自由、缩小贫富差距等政治绩效方面记录不佳。而作为合法性的两个维度，二者对于政治合法化不可或缺。从这个角度看，威权政府拒斥民主，无疑是缺乏合法性的，所以国民关注的重心也日渐转移到政治改革上来。有的学者认为，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上限和下限。下限是政府的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上限是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完成了使命而不再是不可缺少的。⑺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后来和人民群众如火如荼的争取民主的斗争几乎是同步的。全斗焕执政后期，中产阶级和激进的学生结盟，把民主化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

在政治文化方面，随着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西方社会思潮的输入，韩国的政治文化也受到了很大影响。韩国学者李相沃认为，韩国"无论政治制度或政治思想，几乎是照搬美国的政治制度或思想。这样就产生了韩国人民价值观念的混乱及互相矛盾。此种矛盾现象，从政治和社会领域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全面地对韩国人民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⑻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莫过于基督教对韩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独特作用。

战后基督教在韩国发展迅猛，全国现有4万多座教堂，政治转型之前，教徒总数已达到全国人口的25%，主要包括城市青年、市民和中产阶级。在民主化斗争中韩国教会坚定地站在广大人民一边。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鼓励经济奋斗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天然地起到促进民主政治的作用。而历来保守的天主教战后也在政治取向上发生重大变化，转而支持民众的正义斗争。基督教的传播在政治文化上弥补了儒家精神反抗压迫信念的不足。教会甚至主动承担起维护人权、促进民主的使命，为反对派提供活动空间和庇护场所，促进抗议活动的制度化。例如汉城的敏东大教堂就是当时著名的异议人士聚会场所，金友焕主教等宗教界领袖在1987年改宪斗争的关键时刻，站出来支持反对派直选总统的要求。而反对派领袖金泳三、金大中等人本身就是教徒。威权政府在处理教会问题上往往感到棘手，因为基督教的跨国性质，使得教会问题远远超出了一国内部事务，处理不当会造成国际影响。关于基督教的作用，一位韩国民主人士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和总结性，他认为基督教"意义重大，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教会和教堂活动为人权和正义的活动提供了制度的基础，以及为分享反对意见和信念提供了公共的空间……"⑼总而言之，教会由于其相对独立的特性和在精神领域的特殊影响，在韩国政治转型进程中发挥了任何其他社团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是市民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精英的成熟以及面对危局所作的正确战略选择。李承晚时期经济、文化精英势微，政治精英轻而易举地实现对社会的控制，而到了80年代，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也日趋成熟，站在政府对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精英联合，通过斗争迫使当局作出让步。卢泰愚"民主化宣言"发表不久，朝野两方在推动政治转型方面通过谈判选择了稳妥的、移转型改革路径，最终取得成功。

三韩国政治变迁中外部因素的介入

有学者归纳促进韩国政治转型的主导因素是市民社会的兴起和政治精英们明智的战略选择。⑽除了以上这些内部因素以外，外部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韩国政治变迁的历史背景是两极格局和美苏关系。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桥头堡，一旦美苏关系恶化，韩国的威权政府就容易获得美国支持，而80年代中后期美苏走向缓和之后，美国就不时地对韩国当局施加民主化改革的压力。美国的作用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却也非常重要，每每在关键时刻能对当局起到一定牵制作用。例如，1960年"五·一六"政变之后，美国曾对朴正熙政权施压，要求其结束军政，举行民主选举。韩国学者认为，在美国压力下部分恢复了自由主义传统的"三共"就比"四共"（维新体制）要民主一些；⑾1987年民众反对政府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当局曾经想动用军队镇压，但遭到美国发出的明确警告；卢泰愚发表改革讲话之前，美国副国务卿曾到访与执政党进行过磋商，其后美国方面又迅速表示支持"六·二九宣言"，以上这些举措都在不同程度上支持了韩国人民的正义斗争。

朝鲜半岛南北对峙问题也是韩国的政治变迁的外环境之一。长期以来，韩国的威权政府一直过分渲染来自北方的威胁，并以提供安全保障作为换取国内支持的条件，这也是军方时常在韩国政坛扮演关键角色的根源。而外部安全环境发生有利于韩国的转变之后，当局就无法再以安全为由换取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国内市民社会与威权政府的矛盾迅速凸显、不断激化。

亨廷顿认为韩国的政治转型是1974年肇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所谓的第三波从葡萄牙开始，席卷欧洲、拉美，波及非洲、东亚，波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韩国的政治转型而言，既是难以逆转的历史潮流，又是影响深远的外部政治环境。由于地缘相近、情境相似，菲律宾人民的英勇斗争和1986年马科斯独裁政权的垮台对韩国直接产生了示范效应；菲律宾天主教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使韩国教会也意识到自身发挥作用的潜能，政治领袖们也深受科·阿基诺胜利的鼓舞，坚定了斗争的信心，金大中曾说："在亚洲，有许多独裁政权，但是只有在南韩和菲律宾才有人民积极地追求民主。他们在菲律宾成功了，也许我们在这里也会成功……我们对此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把握。"⑿

威权政体范文篇5

一、公共选择原理的基本视角

由詹姆斯·布坎南（J.M.Buchanan）和戈登·图洛克（GordonTullock）创立的公共选择学派开辟了“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理性视野，他们将经济学的若干分析范式应用于政治科学、尤其是政治决策方面，提出三条评价政府公共决策水平的原则：（1）选举机制失灵原则：没有一种理想的机制能够将所有的个人偏好综合为社会选择；（2）政府失灵原则：政府干预不能提高经济效率或导致相对公平的收入再分配；（3）财政正义原则：正义的财政制度应该是使从个人偏好推导出来的“效率”标准和从外部来源（外部价值尺度）推导出来的“平等”标准想结合的制度，即对个人来说“有效率的财政制度也是公平的，或公平的财政制度也是有效率的”[1].本文首先从政府失灵原则视角考察制度因素对我国现行财政政策和财政风险的影响；其次从财政正义视角分析当前基层财政体制的缺陷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非正义现象；最后，从选举机制失灵的视角探讨我国财政制度的演进思路和方向，得出的结论是：我国的财政制度应该遵循由“威权型财政体制”向“公共财政体制”进而“民主财政体制”的制度演进方向，其中，选举机制失灵原则对财政制度演进的分析具有总揽的意义。

二、政府失灵视角下的财政政策与财政风险

政府失灵本质上是制度缺失、不均衡和不完善造成的。当前财政政策运用失当和财政风险的不断聚积则是由现行财政制度的不合理安排造成的。具体地讲，由于财政分权、财政预算、收支与担保、转移支付等制度的缺失、不均衡或不完善，不但造成政府财政决策过程中的随意性、片面性以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政策运用失当，而且也加剧了财政风险的聚积。

（一）、财政政策运用失当的制度性因素

当前，关于财政政策运用失当的讨论中，“积极财政政策”应否“淡出”成了一个热点。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过度（金人庆，2004；高培勇，2004；吕炜，2003，2004），不仅未能打通储蓄———投资（民间投资）的主渠道，而且使财政支出不断扩张内生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必要条件，积极财政政策短期内难以真正淡出，同时也影响到了经济自主增长能力的有效恢复。表面上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过度是中央政府的事，但地方财政的积极响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运用导致的最大隐患并非表现在可测度的国债负担率、国债依存度以及国债偿债率等显性指标上，而主要表现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扩张性冲动后造成的隐性负债、隐性担保和有负债等难以测度的指标上，根据2002年国家审计署对中西部十个省、市的49个县（市）的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发现截至2001年底，49个县（市）中有37个累计瞒报赤字10.6亿元，为当年决算反映赤字的7.2亿元的147%，累计债务达到163亿元，相当于当年可用财力的2.1倍[2].如果说，积极财政政策运用过度是政府失灵的一个表现，那么，该现象主要是由财政分权制度在制度内的非均衡性以及制度间的非兼容性造成的。财政分权制度在制度内的非均衡性导致：（1）政府与市场的权力边界模糊，使得财政政策的出台或者带有政府越位、错位和缺位的特征，或者带有长官意志的特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延续性和政策施用的范围和限度难免要打折扣；（2）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边界模糊，导致下级政府热衷于各种扩张性的“准财政活动”，而由此导致的“或有负债”风险却抛给了上级政府，最后风险将倒逼回中央政府；（3）地方政府与相应的立法、司法机构的权力边界模糊[3]，使得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财政预算、支出尤其是预算外收入支出的监督流于形式，缺乏权力制衡和监督制度保障，使得地方政策执行者忽视统筹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维，不关心公共支出的方向、数量和效率，造成了大量的无效投入和浪费，地方财政也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财政分权制度在制度间的非兼容性表现在现行的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官员选拔、任用、绩效考核制度与财政分权制度不配套甚至相冲突，使得财政分权仅仅表现为财政资源和利益的再分配，而没有从制度上改变地方官员的决策、考核和监督方式，也就难以避免地方的扩张性政策冲动造成的政府失灵。

（二）财政风险积聚的制度性因素

中国的财政风险主要表现为隐性风险。造成隐性风险积聚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1）政府———国企在委托环节上的产权制度配置模糊，导致财政对国企亏损承担“兜底”的作用；（2）财政预算外收支制度缺失，“准财政”活动泛滥而无约束，导致地方政府债台高筑；（3）政府融资及担保制度的缺失，主要以政府对国有商业银行、国有政策性银行、资产管理公司、其他金融机构、国有企业和社保基金的隐性担保为主要形式[4]，由于可能出现的道德风险（moralhazard）问题，这些隐性担保最终会部分或全部的以显性债务的形式转嫁给担保方———各级政府；（4）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5）财政风险预警、规避、评估、监控和准备金制度[5]的缺失；（6）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尤其对中西部县乡财政的转移支付没有形成制度，使得自主经营的中西部县乡财政难以为继；（7）国债发行的规模控制（比如建立相应的规模控制模型）及期限（短期、中期、长期）配置制度不完善；（8）财政支出长期决策机制不完善；（9）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等。总的看来，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制度供给滞后，导致现阶段的财政风险具有隐性和制度外的基本特征，因此，国内外众多专家对当前中国财政风险的量化估计还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马栓友（2001）运用财政风险矩阵对我国公共部门债务进行估算，指出单国内债务负担率1999年合计以经达72.4%，财政潜在风险已经很大[6]；刘尚希、赵全厚（2002）的估计是2000年中国政府总债务规模占到当年GDP的130.6%，其中或有债务占GDP的比重为65.6%[7]；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PieterButtellier（2001a）估计2000年中国国家总债务规模为125%———183%（未包括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8]；据赵晓估计，中国的“国家综合负债率”至少在70%，已经超过亚洲许多国家和欧盟（60%）、美国（60%）的水平[9]，尽管存在评估的差异，但中国的隐性财政风险已经积聚到很高的水平却是不争的事实，需要政府高度警惕财政风险的积聚，尽早地从制度建设、供给和完善的角度来防范和化解风险，做到未雨绸缪。

三、财政政正义视角下的基层财政体制缺陷分析

基层财政体制的非正义性是通过基层政府行为表现出来的。如今的基层政府对上具有信息优势，对下具有权力优势。他们既不是“民选”政府，也不完全是中央政府在基层的人，其行为只可能服务于他们特殊的集团利益、部门利益乃至个人利益，再加上地方人大对同级政府的监督不力，失去约束的基层政府难免会运用手中的行政、财政和暴力权能大肆“与民争利”，攫取垄断租金，形成对“纳税人”的实质性“掠夺”，这就毁灭了财政正义原则，至于现实中的某些村、乡、镇干部欺上压下、横征暴敛、鱼肉百姓乃至草菅人命的严酷画面，正如《中国农民调查》的两位作者描述的那样，已经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原先存留在我们印象中的那一幅幅乡间风俗画，不过是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或者说，是过惯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现实中生活中的农村并非如此，或者说，农民眼中的农村并非如此，他们没有

这样的闲情逸致，他们活得很累、很沉重。……我们看到了你想像不到的贫穷，想像不到的罪恶，想像不到的苦难，想像不到的无奈，想像不到的抗争，想像不到的沉默，想像不到的感动，想像不到的悲壮……”[10]

财政正义原则应当是一个历史范畴。尽管近年来出现了李昌平这样为民鼓与呼的基层干部，但正如周梅森先生所说的那样，中国的问题是不能寄希望于包打天下的“清官”的，唯有制度建设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靠人与靠制度，孰重孰轻，这里不言自明。当前，亟须通过恰当的财政制度安排来实现公民（纳税人）的自由，承载公民的平等，保障公民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财政正义原则的要旨是实现从个人偏好推导出来的“效率”标准和从外部“来源”（即外部价值尺度）推导出来的“平等”标准相融合，但正如布坎南本人所说的那样“效率和平等不仅代表不同的、常常相互冲突的目标，而且他们在哲学上也是不同的，最终是从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准则中推导出来的”[11]，因此，财政“效率”与“平等”二重标准融合的实现只能依赖于独立于各利益集团、具有普适性质的制度设计之上，换言之，基层财政要实现正义原则，必然要设计出满足所在地公民（纳税人）的集体选择意愿的财政制度，鉴于我国尚不具备“直选式”民主政治制度基础[12]，因此，设计出纳税人———基层立法机构（基层人大）———基层政府的委托式的公共财政体制就是比较现实、可行的选择了。

四、选举机制失灵视角下的财政制度演进方向：确立民主财政制度的最高目标

选举机制失灵原则是公共选择学派的理论基点。选举机制失灵的原因在于“公共服务的目的在于为集体的所有成员提供‘普遍’的利益，而将这些利益中的个体化份额分离出来是很困难的”[13]，换言之，由于每个人的目标函数存在着差异性，公共利益从来都不是完全统一的，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也告诉我们社会福利函数的均衡点是不可能扩展到社会福利曲线的边缘最大值处的。更进一步，如果按照布坎南对公共选择过程中的铁三角划分[14]：代表利益集团的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与代表立法者联盟的上级政府和代表行政机构的地方政府之间在公共利益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再加上“搭便车”行为的大量存在和获取有关可选择对象的预期效果的信息是一个费用昂贵的过程[15]，必然难以找到一种使地区福利达到最大化的公共决策机制，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能因为找不到一种最优的综合个人偏好的社会选择机制而排斥适用于绝大多数人、并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商品和服务，这正如完全竞争市场中，尽管众人皆知存在市场失灵，但大多数人还是自觉接受由这种并非尽善尽美机制所决定的价格一样，因此，现阶段主要任务不是排斥或接受的问题，当务之急是寻求次优的财政制度供给。

（一）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的紧迫性

传统的“威权型财政制度”使得政府高度集权，其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同时，由于干部选拔、晋升、考核的评价体系和指标相对单一，使得地方官员的财政决策往往内生于干部任用制度，表现在热衷于搞政绩工程、升级达标工程，而忽略科学、统筹和可持续的发展策略。历史的经验一再表明：“威权型财政体制”不仅难以提供次优的公共商品和服务，甚至还可能造成极大的负效用，譬如河南省灵宝市豫灵镇1994年提出“大借债，大开发”，大建高档宾馆及城镇配套设施，结果欠下一个亿的“政绩债”，该镇人口6万，人均债务1600多元，按目前的还款速度，至少需要100年，又比如河南省卢氏县是部级贫困县，耗巨资搞夜景工程、绿色工程、隔离带工程等，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可该县领导一时间被称为“政绩非凡”[16].根据制度变迁的基本原理“维持一种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和国家不能采取行动来消除制度不均衡，这二者都属于政策失败”[17]，谋求新的财政制度安排的任务已显得非常紧迫。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当前宜建立起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而把财政制度向民主财政制度的演进作为最高目标。公共财政体制的本质要求是要实现“公共产品与私人产品生产的边际转换率，与居民消费这两种产品时得到的福利边际替代率相等，使福利达到最大化”[18]，如前所述，福利最大化的实现是有困难的，但根据中国制度变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设计规律，以及降低制度供给过程的交易费用的基本思路，现阶段建立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是最合适、最有针对性也是最具可操作性的，因为它强调从政府的角度来配置公共资源，只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微观主体），中央和地方，行政部门与立法、司法机构的权力分配和边界问题，公共财政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在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中建立起来，至于公共财政制度难以真正实现福利最大化的原因，不外乎是由制度设计过程中统治者的偏好和有界理性、意识形态刚性、官僚政治、集团利益冲突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局限性造成的，但只要该制度变迁能满足基层大多数群众对公共产品的需求，且能够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和赎买，公共财政体制就会受到基层群众的衷心拥护，中央政府在基层的合法性基础就会更加巩固。

（二）确立民主财政制度的远期目标

“权利永远不能超越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文化发展”[19].意味着旨在实现政治平等、经济平等、人格平等、机会平等、权利和义务平等的民主财政制度只宜作为财政制度演进的远期目标，不能寄希望通过短期内毕其功于一役地制度设计来实现上述若干平等，历史上人为的制度设计归于失败的经验教训（如巴黎公社的失败）值得总结。“生产方式的制度性供给和实现，从根本上讲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平等的最终实现是以社会方式发展、变革为基础的漫长历史进程”[20]，民主财政制度本身是内生于自下而上的选举、决策和监督运行机制的，超越历史发展阶段过早地安排这一制度会与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鉴于其可能带来的风险，因此，将其作为制度演进的远期目标是最合适的。

[注释]

[1][11][13][15]布坎南，民主财政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2][5]刘尚希，中国财政风险的制度特征：“风险大锅饭”[J].管理世界，2004（5）。

[3]王玮，我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现状分析与战略选择[J].人文杂志，2003（6）。

[4]卢文鹏，尹晨，隐性担保、补偿替代与政府债务[J].财贸经济，2004（1）。

[6]马栓友，中国公共部门债务和赤字的可持续性分析[J].经济研究，2001（8）。

[7]刘尚希、赵全厚，政府债务：风险状况的初步分析[J].管理世界，2002（5）。

[8]Pieter，Bottellier，ImplicationsofWTOMembershipforChina‘sState-OwnedBanksandtheManagementofPublicFinances：IssuesandStrategies.WorkingPaper，2001

[9]叶汉生，林桢，防范潜在财政风险适度控制国债规模[J].人大复印资料（财政与税务），2004（4）。

[10]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12]祝志勇，吴垠。县乡财政解困的制度重构方案[J].社会科学战线，2004（4）。

[14]李军杰，钟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2004（4）。

[16]孙亚菲。“政绩观”之变。南方周末，2003-10-30.

[17]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M].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8]沈玉平，建立地方财政的自我约束机制[J].新华文摘，2004（13）。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

[20]郑慧，何谓平等[J].社会科学战线，2004（1）。

[参考文献]

①金人庆，关于200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及200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2004年3月6日在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N].人民日报，2004-03-18.

②高培勇，由“积极”转向“中性”：财政政策经历艰难选择[J].财贸经济，2004（8）。

威权政体范文篇6

一、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自结束、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谁也无法否认，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了。如果用现代化理论和社会进化理论来考察中国社会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从传统社会转向现代社会、从封闭社会转向开放社会、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准确地说是宪政民主政治）。笔者试从经济、社会、文化、政治这四维角度，来分析社会转型时期的一些特点。

经济上的三大趋势：非国有化、市场化、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方面最突出的变化首推非国有化。改革之初，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占77.6％，其余部分均为准公有的集体工业，基本上不存在个体或私营工业。而到了1996年，工业产值里国有工业仅占28.8％，集体工业占40.4％，个体、私营及合资、外资等工业则占30.8％。显然，非国有经济的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有经济。1996年，全国注册的个体工商户达2，700多万户，私营企业81万多户；个体、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达5，900多亿元；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达6，100多万人；个体、私营经济的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0％以上；它们向国家交纳的税金占全国工商税收的7％左右。这些数据从侧面反映出经济非国有化的趋势。

另一变化是市场化趋势，它出现于八十年代、在九十年代明显加快成形。目前在商品市场上，90％以上的生产资料和95％以上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由市场决定；资金、劳动力等要素市场已开始出现；技术、产权、房地产、期货等市场交易也都陆续形成了规模。可以说，中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已经市场化了。改革前国有企业95％的经济活动是依据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的，现在这一比例已降到5％以下；今天，国有企业主要是面向市场组织其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经济活动的，再也不是完成国家计划的“机器”了。而那些在计划体制之外生长起来的非国有企业，则一向是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的，随着市场化趋势的出现，它们的活力也越来越强。

再次是国际化。1978年中国的进出口总额仅占GDP的10％左右，而1996年这一比例已上升到36％，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正在大幅度提高。至1997年中国吸收的外资已超过3，2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近2，000亿美元。这些都表明，中国的经济愈来愈国际化、与世界经济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社会的五大变化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也发生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化。首先是两层型社会结构转化为三层型结构。改革前中国的社会呈现典型的“国家──个人”两层型结构，国家通过单位（工厂、公社、机关、学校等）制度直接统治个人。改革以来的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在国家直接控制的组织之外，出现了一个民间社会，如民营企业、民间社团、各类中介组织、民办媒体、民办学校、城镇社区组织等。结果原来的两层型结构转化为“国家、民间社会、个人”三层型结构。这样的结构变化相对地减弱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而个人的选择机会则日益多样化、对行政机构及其衍生物的依赖性大为降低；同时，也形成了广阔的公共生活空间及个人生活空间，也因此大大地激活了人的潜能与活力。

其次是出现了中产阶层。改革前的中国只存在着官僚特权阶层和工人、农民、城市平民等下层社会，根本没有中产阶层。改革以来，随着非国有经济的迅猛发展和民间财富的迅速积累，一个收入丰裕、生活富足、资产殷实的中产阶层正在形成。据保守的估计，全国个人金融资产超过100万元的人数远远超过100万，而资产超过千万元和上亿元的也大有人在。如将他们的家属计算在内，这个阶层已有相当可观的人数。尽管他们目前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还不大，但由于他们掌握着大量财富、主导着市场的发展趋向、控制着广泛的社会资源、并且日益积极地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因此，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必将对社会产生愈来愈大的影响。

第三，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逐渐增强。以前视知识分子为附着在国家机器这张“皮”上的“毛”，既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而从整体上看，改革前知识分子根本没有任何独立性，只能被动地听凭对他们的“改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大批知识分子脱离了旧体制的羁困，既在经济上自立，也在观念上日趋独立。即使仍留在国有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观念也都保有一定的自由领地。这种变化既有助于知识阶层整体智识水平的提高，也使得知识阶层有可能作为社会进步的思想前导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第四，社会中贫富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社会中的富有或中产阶层的人数正在逐步增加；但另一方面，贫困化的人口仍为数巨大，城市里的下岗、失业人数还在不断上升。据官方数字，1996年全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为6，000万人，城镇里生活水平低于贫困线的人口为1，176万人。到1997年1季度末，全国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中停减发工资的职工人数为1，096万人，停减发离退休金的离退休人员227万，下岗职工已达900多万，仅此三项合计就已超过2，000万人，达历年来的最高点。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经济和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复关入贸进程的加快，下岗待业的职工人数还会进一步增加。就业压力已构成当今中国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此外，还有为数巨大的进城流民（一些城市居民称之为“盲流”），他们构成了社会的底层，生活十分艰苦，其权益基本得不到保护。

第五，城市化现象。中国的建制市至1996年底已达666个，比十年前翻了一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2％，建制市的城镇居民达为两亿人。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城市生活方式的迅速传播，使愈来愈多的农村人口受到城市文化生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模式和社会心理的影响，向城市迁移，从而使得城市人口不断膨胀。早在九十年代初，由农村流入城市、设法定居的人口即已超过五千万人。

文化变迁的三个特点

随着改革开放中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体现社会民族风貌的文化也有剧烈的变化。首先，社会观念与正统意识形态日渐疏离。结束以来，革命年代制造的政治神话一一破灭了，正统意识形态（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个人崇拜、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等）逐步走向衰败。无论是精英文化、还是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都显现出与正统意识形态疏离的趋向。继社会中普遍出现的信仰危机、信念危机后，开始了社会观念的更新，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也同时出现了道德失范、拜金主义等观念畸形演变。

其次是“西化”思潮日益扩散。作为先行的现代化范式的西方社会近年来对中国的影响已波及到文化的各个层面。在思想文化如哲学、宗教、艺术、文学、政治等方面，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基督教宗教哲学、权力哲学、实证主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各种理论都被介绍到了中国；文学艺术作品也受到了这些思潮的影响；而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的影响则更是广泛深远。在工具文化如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经济科学、管理科学以及广告文化、营销文化、服饰文化等方面，西方的影响也十分深入。例如，在大众文化方面，如电影、电视剧、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社交礼仪中，西方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以美国之音、英国BBC、法国广播电台的中文广播为代表的西方传媒的影响，也在逐步扩大。

第三是多元化的趋向。由于正统意识形态的控制能力削弱了，改革开放中经济的多元化和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多元化。虽然社会主义文化仍在坚守自己日益紧缩的阵地，但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大思潮正在异军突起。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道教以及儒家思想在中国都有复兴之势。各民族、各地域、各种人群的亚文化更是层出不穷、形式繁多。可以说，多元化是中国社会转型期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政治层面的三个转变

在转型期政治诸多变化中，首要的变化是政治制度从极权主义转变成威权主义。所谓的极权主义是指政权对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包括人们的思维）实行无所不在的严密控制的政治制度。所谓的威权主义或一般意义上的“专制主义”，指的是虽然不民主、但当局在未遇到社会的公开挑战的情况下往往不采用全面严厉管制手段的政治制度，即民间所称的“无民主、有自由”的政治状态。在威权主义体制中，尽管自由是有限度的，但比起极权主义时代来，社会氛围要宽松许多；在极权体制中人们不敢做、不敢说、甚至不敢想的事，在威权主义时代都变得可以做、可以说、可以想了，社会生产力也因之得以启动、获得活力。当然，威权主义政治制度仍然存在着诸多弊端和矛盾，笔者将在下文中进一步分析。

政治上的另一个变化是革命家的统治转变成技术官僚的统治。时代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统治的时代；邓小平时代是老革命家与行政官僚、技术官僚混合统治的时代；而时代则是典型的技术官僚统治的时代。现在，从中共的政治局委员到省市一级的主要负责人，几乎是清一色的理工科高等院校学历背景、同时又具备多年的从政经历。这些人虽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承袭性，但大多较为务实，较具功利主义色彩，较重视操作技术、策略、权谋、手腕，较善于处理人际关系和实际问题，较具有灵活性。正是由于技术官僚执掌政权，才使得费边式的渐进改革道路成为可能，但也使转型期的中国政治显现出缺乏人文主义底蕴的局限。

政治上的第三个变化是逐渐地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改革开始以来，立法机关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它们覆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外交各个领域，奠定了依法治国的法规基础。同时，民众的法治意识也显著增强，遵守法律、不做违法的事已成为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用法律维护人权、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越来越成为人们的自觉选择，民告官的事例屡见不鲜；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现。执政党也开始强调“依法治国”，并在党章中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要“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当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距离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很远的路程。

在本文中对转型时期诸项特征的概要描述是循着先经济、再社会、文化、最后涉及政治的顺序，这绝非随意的排列，而是反映了社会发展演变的实际进程。中国的改革始于经济领域，然后又逐步放射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当改革使得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之后，则政治改革就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到来，这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不因人们对它的好恶而改变。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只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才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果制度化，以保证经济、社会、文化在良性轨道上持续进步。其实不独中国如此，先行的现代化国家如欧美诸国也是如此，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和地区如东亚“四小龙”、前苏联、东欧各国亦莫不如此。认识这一普遍现象，对于理解政治改革的动因、条件、时机、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二、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与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

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

虽然改革开放改变了经济体制、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促成社会的现代化转型，但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也存在着许多突出矛盾和消极现象。曾在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作了题为“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谈到了中共高层时下最为注重的十二大关系，其行文的风格酷似的“论十大关系”，只是显得更为空疏。其实，这十二大关系完全可以被解读为中国社会中现存的十二项矛盾，它们确实令当政者左右为难、进退维谷。但是，这些矛盾都还不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主要矛盾。笔者认为，中国在转型期中面临着两对主要矛盾：一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二是发展中的经济、社会、文化与落后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可以说，转型期的所有其他的矛盾或问题无不与这两对主要矛盾有关，并受到这两对主要矛盾的影响和制约。

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一方面应当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另一方面也要相应地推动政治体制改革，逐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政治架构──宪政民主体制。中共领导层囿于一党之私，只愿承认前一对主要矛盾，而刻意回避后一对主要矛盾。实际上，这两对矛盾紧密相关的，如果只实行经济改革，不推行政治改革、不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就不可能建立公正、高效、公平竞争、充分保障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市场经济体系，也不可能杜绝现行体制产生的一系列弊端。

就人民最为痛恨的腐败现象而言，执政党年年高喊“反腐败”，然而腐败现象不但屡禁不止、反倒愈演愈烈，这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连。腐败现象涉及公职人员出于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各种行为，如贪污、索贿受贿、弄权勒索、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挥霍浪费公共财产等。通俗地讲，腐败就是“以权谋私”，它也被称为“政治之癌”。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曾用“寻租”理论来描述腐败现象。在该理论中，“租金”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既然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行贿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通俗地讲，“寻租”就是“权钱交易”，即权力与货币的交换。腐败现象蔓延扩散的制度根源在于，现存的政治经济体制为持续广泛的滥用权力谋取私利行为创造了机会。十九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说过一句十分精辟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这句话点出了腐败现象的要害，问题虽然出自权力，而根源则出自“绝对的权力”，即对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如果掌握权力的人不受监督和制约，就无法保证权力不被滥用，无法制止以权谋私，腐败焉能不滋生蔓延？

同样地，社会不公正、尤其是民众反映强烈的司法不公正现象的普遍存在，也与现行政治体制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在现行体制下，各级党政机关、司法机关掌握着各种生杀予夺的权力，这些权力原本来自人民，但现在人民却无权过问权力的使用。于是，在许多场合，权力异化为统治人民、鱼肉百姓的工具，而体制内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机制（如党纪、政纪、法制）却相当薄弱，体制外的监督和制约形式（如大众传媒、政党、社团）更是基本被禁止。这样的制度环境遂使官官相护、徇私舞弊、贪赃枉法甚至草菅人命的恶行得以横行无忌；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即令敢言也无处言、言之而无官理，切身权利受到侵犯却得不到保护、也不敢声张。各级党政官员、司法官员既握有权力、享有种种特权，又不受实质性的制约，焉能保证其不滥用职权？大量社会不公正、司法不公正甚至执法犯法的现象即由此而生。

再如，国有企业普遍陷入严重困境的局面更是与现行政治体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国家机关本应是履行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不应直接管理企业。但各级国家机关时至今日仍在管理着数以百万计的国有企业，干预这些企业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干部任免乃至于技术改造。在国有企业内，厂长、经理还要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大多数企业的厂长、经理与党委、书记之间关系紧张，这种现象严重地干扰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而下岗与失业工人的社会救济、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就业机会、进行再就业职业培训等工作，本应由政府承担起管理职责，现在政府部门却经常将这些责任推给企业，使得许多现实困难难以有效地解决。因为，很明显，抓企业、抓经济、抓物质建设，就有油水、有实惠、有利益，也容易出政绩；而组织下岗职工培训之类的事，是吃力而又没“油水”的，所以各级官员就兴趣索然了。这种政企不分、党企不分、以政代企、以党代企、政府职能严重错位的现象，正是现行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需要的集中表现。过去二十年来，虽然政府数度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始终未见成效，其根本原因是只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作文章”，而不触动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现在，多数人都看得很清楚了，如果再不从根本上改革现行政治体制和政府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是不可能真正走出困境的。

至于其它方面，诸如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教育与科技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开发、人事干部管理与公务员制度、所有制问题、分配问题、财政问题、新闻媒体问题等，无不与政治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笔者不在此逐一论述，读者尽可举一反三而思之。

中国政治制度的历史回顾

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可上溯到两千多年前的秦王朝。秦朝首次实行郡县制，将全国划分为36郡（相当于今之省），建立了庞大的官僚机构，实行高度集权的君主专制统治；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等各种权力都操于皇帝一人之手，“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又实行严刑峻法，任何对皇帝和专制统治的不满和非议，都会遭到残酷的镇压；且“焚书坑儒”，毁灭文化，大批消灭知识分子，取消学校，以强制力量和铁血手段垄断意识形态。秦以后的历朝历代之统治形式虽不断变化，但秦朝创立的大一统式君主专制政体却一脉相传，至清朝可以说臻于完备。1911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政体的统治，但由于军阀割据、战乱不已，中国一直未能建立现代民主政体。孙中山先生虽有此志向，倡导民族、民权、民生之“三民主义”，惜不幸英年早逝，壮志未酬。此后，率北伐军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一再宣称要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经由军政、训政、最终实现宪政，建立民主政体。但相继爆发的国共战争、抗日战争加之国民党统治的腐败，使得国民党政权很快土崩瓦解。

和中共正是抓住了国民党统治的专制、腐败与忽视底层民众利益的弊端，发动了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农民革命，采取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并最终把国民党统治者赶出大陆，建立了植根底层、植根乡村的中共政权。令人遗憾的是，和中共领导人也未能摆脱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传统，毛本人即以超越“秦皇汉武”自诩，又以明朝正统继承人自居。在时代，中国实行的仍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统治。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其所著的《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评论道：“中国的当代史可以简明的条例：国民党和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现今领导人物继承者的任务则是在上下之间敷设法制性的联系，使整个系统发挥功效”。这段评论颇具史家之慧眼与洞见。

政治发展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在政治上至少要具备四个基本条件：第一，这个国家必须是统一的；第二，这个国家必须是真正独立的，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挟制；第三，这个国家必须克服个人独裁专制，不能由一个人决定国家的一切；第四，这个国家应该逐步建立起一整套适合经济发展的法制体系和政治架构。若不具备这几个基本条件，则一国即使实现了工业化，或依赖丰富的自然资源使国民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仍只能算作“畸型现代化”，发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意、日就曾是这种“畸型现代化”的范本。也因此，“二战”后德、意、日都重新制订了宪法，采行了宪政民主政体。

中共夺取政权后，应该说在中国大陆上述之一、二项条件即初步具备，若能在三、四项条件上努力一番，则中国大陆的经济起飞、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政治发展的进程早已发端，中国的现代化绝不会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今日之中国断不至于落后如此许多。实行改革以来，虽发生了从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在法制建设方面也有了一些进步、社会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禁锢之后亦日趋开放，但从总体上来看，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日益显露，政治改革严重滞后已构成了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的障碍。

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端剖析

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甚多，呈现出一种并发性的病理状态。下面仅择其要者剖析之。首先是权力的软约束机制。中共建政后受斯大林主义的苏联模式影响，经济上实行计划体制、政治上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逐步顺应时代潮流，放弃计划体制、肯定市场经济；但在前苏联东欧各国均已放弃一党制的大趋势面前，仍力拒权力制衡原则。权力本身并无所谓好坏，关键在于它被用来做什么样的事；健全的政治体制应具有一整套对权力的硬约束机制，以保证权力被用来做好事、防止权力被用来做坏事；即使出现滥用权力的情形，也能及时发现和揭露、并尽快纠正。而现行政治体制则恰恰与此相反，在权力集中于党政机关和官员的环境中，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却十分软弱。

在体制内，监督与制约机制相当薄弱，司法系统弊端丛生，在多数地方行政监察部门形同虚设、作用甚微，党的纪律检查机构对同级党委基本起不到监督作用。轰动全国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贪污腐败一案，早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间，民众就有强烈反映，却一直拖延至1997年才处理。与之类同的现象还不知有多少，违法者迄今仍逍遥法外，继续恣意妄为。对权力的软约束机制导致种种决策失误，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现象也比比皆是。而体制外的监督和制约形式，如政党监督、社团监督等，基本被禁止了；被中共称为参政党的所谓“派”，由执政党控制、向执政党领取经费，故而对执政党根本构不成任何制约；新闻传媒（实际被纳入体制内）受到严格控制和检查，不允许体制外出现任何大众传媒。因此，除了阿谀之词和忠顺的建议之外，很难公开发表其他的不同声音，民众及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参与管道十分狭小。

其次，人治、权治大于法治。法治是现代社会的标志，而人治则是传统社会的特征。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中，人治重于法治。法律还远未具备至高无上的地位，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权威都很成问题，违宪现象时有发生，却从未有过违宪审判的案例；在司法方面，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司法不公的现象普遍存在；民众的法制观念、法治意识也不够强，例如，企业或个人的逃税、漏税行为既相当普遍而又被视为平常之事；各级党政官员办事时优先考虑的往往是人际关系而非法律规制，讲人情、凭关系的习惯仍根深蒂固，就连中央和省部级的高层官员也都普遍崇尚行政权力，而忽视法制的作用。因此，若问到现实生活中究竟是权大还是法大这一问题时，多数人会回答权比法大。这种人治重于法治的现状使得社会经济秩序紊乱、交易成本高昂、人际关系复杂化，十分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及良性发展。

再次，出现了体制性腐败这一社会痼疾，贪污受贿、权钱交易已成为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组成部分。只要舍得花钱，什么违法的事情均可畅通无阻；连王朝末年的卖官鬻爵这样的丑恶现象也已屡见不鲜；不少部门、单位的领导者俨然就是当地的土皇帝、土霸王；虽然上千万工人下岗失业、数千万农民生活困难，但各级官员们仍然一掷万金、花天酒地。对此，执政党的解释是，干部受到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个别”党员干部意志薄弱、经受不住考验云云；似乎只要加强教育、严肃党纪，就可消除腐败现象了。其实，整党整风已历数遭，腐败现象反呈愈演愈烈之势，以致于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发出感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

唯有从现行制度中寻找原因，才能明白为何会出现如此大范围的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目前中国养着一支庞大的官员队伍，1995年底全国的党政工团管理人员超过3，600万，占职工总数的32％，全年支付他们的工资奖金为4，700亿元；若再加上农村的690万吃皇粮的人，养各级干部的花费在1996年即已达11，000亿元，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0％。尽管国家所费甚巨，但因官员数量过大，他们名义上的人均工资收入并不多。例如，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官员的月工资收入就不足1000元，还不及大饭店的服务员。在这种情况下，手中掌握许多权力的官员们面对的又是对权力的软约束机制，结果就出现了腐败现象的大面积蔓延。如果能强化对干部的社会监督，或者能裁撤冗余的官员以适当提高在位官员的薪资，都有助于遏制腐败。可是，这些一目了然的措施却被长期排拒，导致腐败的体制则得以延续。由此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广泛的腐败之实质性原因是制度安排不合理，中国目前的腐败可被称为“体制性腐败”。邓小平曾明白地说过：“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要真想遏制腐败，就必须改革现行的制度，仅强调教育干部和党纪，实际上是治标不治本，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四，现行政治制度只要求民众服从政府，却不尊重关怀人权与人的自由这些基本价值。虽然现行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这些自由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并不存在，人民若想履行这些宪法规定的自由，将受到宪法和法律中其他条款的惩处。又如，宪法虽然明文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但法律体系中并无具体的保障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的制度。所以，即使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人格尊严每每受到侵犯，他们也无可奈何。特别是当政府部门与公民发生利益冲突时，公民总是处在弱势和被侵害的地位，几乎所有的现行制度和法律都基本上是有利于政府及其官员、而压制普通公民权益的。这样的体制当然不利于调动人民的工作积极性、创造性和社会责任感，也容易使公民产生与政府的疏离感、对立情绪，造成社会价值取向的偏移。

第五，民主化程度偏低。民主化是政治现代化的主要标准，主要包括公正选举制度的推广、大众参与政治程度的提高、政党和政府机关决策程序的民主化、实行代议制、政治多元化等。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特点是，权力高度集中、以政党控制社会、以领袖控制政党，若发展到极端就是一个人说了算（与君主专制一样），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去甚远，决策过程中也基本上没有制约机制和纠错机制。正因为如此，中国才出现了反右派、反右倾、公社化、、“四清”直到史无前例的“”，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和几千亿元的国民财产损失，连国家主席都保不住自己的性命。1978年以来，虽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却一直裹足不前；邓小平说过要实行政改、却未能实行；、两位想推动政改的党的总书记都被赶下了台；此后，当局在政改方面仍然犹豫不前，在意识形态领域还有倒退。近几年来，虽然在人代会制度以及村民自治方面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变化，但都未触及政治体制的根本，中国的民主化程度仍然是相当低的。

三、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以上的两章实际上已论证了为什么在推进经济改革的同时也应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是改革不民主、不公正的政治体制，建立民主、公正的政治体制。下面进一步探讨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与基本原则。

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关于政治体制的比较研究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亚里士多德。亚氏一生悉心研究过150多个希腊国家的政制，并著有《雅典政制》一书。他在其鸿篇巨著《政治学》中，把当时的政体归纳为三种基本类型、而每一类型又有一个变态政体：其一是以一人为统治者的“王制（君主）政体”，其变态为僭主政体、以一人的利益为依归；其二是指以少数人为统治者的“贵族（贤能）政体”，其变态为寡头政体、以富人的利益为依归；其三是以多数人为统治者的“共和（民主）政体”，其变态为平民政体、以穷人的利益为依归。亚氏本人在政治哲学上主张中庸之道（这与我国古代圣人孔子相合），因此既不赞成一人之统治、也不赞成富人或穷人的统治；而是主张实行由中产阶级执政的“温和的民主制”。他认为，中产阶级就是那些“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的人；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于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觊觎他人；更重要的是，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个阶层就能平衡富有阶层和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国家“少受党争之祸”；“惟有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才能组成最好的政体，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它阶级都较为稳定”。后世关于政体分类之理论盖出自亚氏，今人倡导中产阶级之作用其源头亦不言自明。

参照亚氏的理论，笔者把当今世界现存的政治体制也分为三种类型：其一为专制政体，指政权掌握在一人或一党一派手中、不容许其他人或党派参与的政治体制；其二为民主政体，系指政权通过选举制和代议制掌握在公民手中的政治体制；其三为介于专制政体和民主政体之间的各种中间形态的政治体制，如转型过程中的过渡性政治体制、双轨制的政治体制、半威权主义的政治体制、实行强党政治的政治体制等。本文上一章对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的剖析，亦可视为对专制政体的病理分析。正因为专制政体存在着妨碍国家发展、社会进步的一系列弊端，世界上愈来愈多的国家和地区纷纷废除专制政体、建立了民主政体。美国当代政治学家亨廷顿在《第三波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一书中指出，自十九世纪初迄今的人类历史中出现了三波民主化浪潮。第一次民主化长波从1828年至1926年，其间有近3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政体；第二次民主化浪潮从1943年至1962年，有10多个国家相继建立了民主政体；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始自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少壮派军官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卡埃塔诺的独裁统治，一直到今天仍在持续不断地进行之中，又有一大批国家陆续建立了民主政体。由此可见，民主化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潮流。

民主政体起源于古希腊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它是商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新兴工商业主和城市平民与氏族贵族斗争及妥协的产物。其最著名的代表即雅典民主制，具有以下四个特征。第一，主权在民。由全体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为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政事裁决于大多数人的意志，大多数人的意志就是正义”。就象伯里克利在著名的“丧礼上的演说词”中说的，“我们的政治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国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第二，权力制约。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是议事会，它是具有立法、行政、司法职能的权力机构，但要受到公民大会的制约；同时，公民大会也受议事会的制约，公民大会不能通过未经议事会准备和未经主席团事先以书面公布的任何法案；议事会还要受法院的制约，法院对官吏和法律进行监督和控制。

第三，法律至上。雅典人视宪法为最高法律，神圣不可侵犯。从梭伦开始的每次改革无不以修宪为起点，随后便以执行和捍卫宪法为基本职责。享有很大权力的法院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审查某项法律是否违宪。公民大会通过的决议若有违宪，法院可宣布撤消该项决议。官吏必须秉公执法、不图私利、不徇私情，一旦触犯法律，便要受到惩处。

第四，公民意识。由于任用官职不再受财产和门第的限制，人人皆可为政，贵族和平民的对立状态随之消失。统一的公民集体得以形成。对雅典人来说，公民和公民权是至关重要的；关心雅典、参与政治、轮番理政，是雅典人心目中神圣的事情；城邦至上、政治为本，成为雅典人的共识。尽管从那时起到今天已有两千多年时间，民主政体的理论和实践也有了很大发展，但现今的关于民主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原则都奠立在那个时期。

对于人民来说，民主的政治体制当然要比专制的政治体制好得多。然而，民主的政治体制也不是完美无缺的。有的西方学者指出，由于民主风气的盛行，强调平等和个人的权利，导致了政府权威的削弱；个人与社会集团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多，而且总认为政府有责任满足这些要求，使政府背上了“过重的负荷”；民主社会一方面要协调各种利益、以建立共同目标，但公民大众意愿的充分表达往往使目标分散化，如此等等。总之，“过分的民主意味着统治能力的匮乏，统治能力的疲软表明民主的不完善”。尤其应该说明的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被阐释为“多数人的统治”、视多数人的意志为正义，这就容易忽视少数人的意见和利益；而真理往往是由少数人发现的，如果一概按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压制少数人的意见，势必会阻碍思想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甚至导致多数人的专制与暴政，历史上不乏此例。

因此，人类经过近代几百年来的探索与实践，修正、改进和完善了传统的民主政体，将宪政与民主、共和结合起来，创立了一种高级形态的政体──宪政民主政体。根据欧美宪法学家的阐述，宪政民主制度主要有九项特征：第一，政府权力应由宪法加以限制；第二，实行分权制衡；第三，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第四，建立宪法审查制度；第五，司法独立；第六，警察应受控制；第七，文官控制军队；第八，保障个人权利；第九，发生紧急状态时坚持实施宪法。笔者则将这九项特征归纳为四项基本原则：第一，以宪法和法律为最高权威；第二，以人权和人的自由为本位；第三，以宪法和法制约束权力为重心；第四，以司法审查为保障。宪政与民主、共和的结合，弥补了民主与共和的根本缺陷，为民主与共和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的实现手段。在现代代议制民主之下，政治权力的基础仍在于人民，而且这种权力是通过成文宪法表达出来的；宪法成为政治权力的最根本的法律来源，成文宪法划定政府及其不同部门之间的界限，规定了官员由人民直接或间接选举的方式产生，并确保这些制度安排各自的独立和完整。宪政已经成为法治和民主的代名词，它意味着依据宪法来治理国家的民主政治。

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存在着权力的软约束、体制性腐败、权大于法、不尊重人权、民主化程度低等弊病。而宪政民主体制的主要特点就在于，它能有效地限制权力（限政）、抑制腐败、奉行法治、保障人权、维护民主。同时，实行宪政民主改革也是世界性的历史潮流，借用孙中山先生的话就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所以，中国政治改革的总体目标应该确定为建立宪政民主体制。

在中国宪政并不是新鲜事物。1905年清政府就曾派出五大臣前往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并于1906年9月1日“仿行立宪”上谕，1908年8月27日颁布“宪法大纲”。其目的并非是真要实行宪政，而是企图在确保皇权专制的前提下，实行君主立宪政治。结果，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及其对待宪政改革的消极态度，许多立宪派人士转向革命。推翻清王朝的民主主义运动的杰出领袖孙中山，是一贯主张建立宪政民主体制的。他创立的同盟会制定了“革命方略”，将革命程序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三个阶段。后来孙中山又将这三个阶段概括为军政、训政、宪政，即先以军事力量扫除一切障碍、奠定民国基础，再以文明法理训导国民、建设地方自治，待条件具备后即实行宪政。惜乎中山先生早逝，加之军阀混战，其政治理想未能实现。三、四十年代，国民党政府也曾一度倡导过立宪运动，但因日本的入侵导致民族危机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致使国家的政治长期停滞在军政和训政阶段，未能向前推进。一直到1988年，在台湾各阶层民众的推动下，蒋经国在台湾宣布开放党禁、报禁，进行民主改革，才使得台湾地区的宪政运动取得实质性进展，宪政民主体制得以建立。

中共执政之前也曾主张过宪政。1940年2月，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之演说中就提出，“中国需要的民主政治，既非旧式的民主，又远非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合乎现在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目前准备实行的宪政，应该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到，1944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参加宪政运动，要求共产党员在宪政运动中，团结一切民主分子，达到战胜日本侵略、建立民主国家的目的”。但那时中共其实是把宪政当作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的手段而非真正的目的。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就立即仿照苏联模式、建立了的政治体制，再也不提宪政了。也因此今天中国大陆的民众普遍对宪政一词十分陌生，倒反而是经历过国统区生活的老知识分子还记得这一概念。

中国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金和索乌坦在他们的新著《新宪政论：为美好的社会设计政治制度》中，提出了设计新型政治制度所应把握的三个要点：第一，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第二，能够很好地解决社会问题；第三，有助于形成公民的性格。笔者认为，他们的观点对当代的宪政民主理论有所发展和创新，对我们研究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原则很有启发。

当代的宪政理论发源于古典的宪政思想，其核心是限政与控权，即限制政治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权与公民权、维护市场秩序与经济自由。但是，政治制度还有两项其他的用途：第一，它们是执行决策的手段，或更广泛地说，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第二，政治制度具有教育性与引导性，会影响其公民的价值观、性格和道德理念。因此，新宪政论必须考虑到，设计政治制度时不仅要注意控制掌权者、使其不能滥用职权，而且要关注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和公民性格的形成。宪政民主政体不单是要防止权力被滥用，还要能保证权力被有效地利用来制定政策，以改进公民福利、培养公民意识。

基于上述理论和观点，笔者提出了以下几项政治改革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应有利于保障人权和增进人民福利。宪政民主国家的主权属于全体人民，因此，它的政治体制必须力求作到以人为本、以民为本。我国古代虽有“民为邦本”的说法，但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却将人民当作可任意宰治的“草民”。今后的政治改革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统治人民的体制，通过宪政、民主、共和、法治等制度，将政治体制的基点转移到人民主权之上，使新建构起来的政治体制成为保障人权和增进人民福利的最有效的工具。

第二，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繁荣。经济发展和繁荣是人民幸福、社会进步的基础。因此，政治改革要想取得成功、得到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就必须把促进经济发展和繁荣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上。新的政治体制必须保障公民的财产权利和市场秩序、有助于克服阻碍经济发展的种种弊端、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合理配置资源、增加社会财富。

第三，有利于社会发展与社会公正。单纯强调经济发展是不能保证人民的福利的，还要实现社会发展和社会公正。政治改革应充分考虑到一系列社会制度的变革和建设，以便能逐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建立公平的社会分配制度和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建设各种适合人民需要的社会文化设施，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体育、医疗卫生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

第四，有利于政治发展与政治稳定。经济、社会、文化与政治之间是互动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会带动政治的发展，政治的进步也会促进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对一个健全的社会来说，保持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而没有适宜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的保障，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长治久安，其经济亦不可能持续健康地发展，其文化也难以兴盛。因此，在筹划政治改革时必须着眼于促进政治发展、并尽可能保持政治稳定。需要指出的是，任何形式的政治变革都可能伴随着一定程度的政治摩擦甚至冲突，这也正是那些反对或害怕政治改革的人抵制政改的主要口实。但是，若因此而拖延政治改革则会付出更大的、惊人的代价，甚至导致国家和社会的巨大灾难。此决非危言耸听，我国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一再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既要积极主动地进行政治改革，消除现行政治体制的弊病，建立宪政民主体制；又要大力培养公民意识、公民性格和法治观念；还要运用政治智慧来降低可能发生的政治动荡的震幅，尽量减少政治发展的代价，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全体国民的利益。

笔者以为，以上四条（当然不限于此）是合乎中国实际的明智的选择，似可作为中国政治改革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我们坚信：

只有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中国才能真正建成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只有实行宪政民主体制，中国才能走上长治久安的轨道。

威权政体范文篇7

一、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特征及生成路径分析

迄今为止，东南亚宪政主义成功发展的国家或地区都开始有了自由民主的某些特点，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基本上都有了政治自由和竞争性的选举，以及广泛的公民权；公民的私生活一般不受政府的干涉和监督；新闻传媒也相对比较自由；多党竞争型政治体制初步形成；利益集团和压力集团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民社会开始发育成长。比较东南亚宪政主义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特征，可以看到它具有的某些鲜明特质，而这些特质，又是与东南亚宪政主义生成路径有莫大的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空的短暂与窘迫

近现代宪政是西方文明的产物。300年前，整个地球上几乎都是君主制国家，西方宪政主义的兴起和普及，则打破并改变了这一政治格局。和西方古典宪政模式耗时200多年的发展史相比，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历程都比较短暂，除了菲律宾在战后成功移植美国的宪政制度并发展出形式上的宪政民主体制外，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改革历时都比较短暂。

总体观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缺乏自然缓慢的演变过程，不够均衡和不易稳定。例如泰国的宪政改革经历了民主抗争的喋血街头、血雨腥风政治动荡不定的过程，而菲律宾的民主转型虽然相对和平、成本不高，但仍然十分稚嫩，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虽然实现了民主化进程的回归，但由于西方民主并没有在菲律宾政治土壤里茁壮成长，相反，由于长期以来的封建因素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国内政治动荡不定，未来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迄今为止，在东南亚形式上完成了民主化转型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其社会运行机制的深处和现实政治生活中，都还存在着一些盘根错节的裙带关系、法团主义、既得利益集团联盟，传统的崇尚权力、官尊民卑等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仍有一定市场，使得宪政改革为适应社会变化而进行的调整步履维艰，似乎不依赖政治强人或右倾就难以实现裂变。

(二)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相对分离。

经济自由对政治集权有一个从依赖到扬弃的过程。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政治和经济的演化是不同步的，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自由和政治民主相对分离，经济发展先于自由民主发展的特点非常突出。按照西方宪政标准来看，长期以来，东南亚人民所享有的政治自由远远不能和他们所享有的经济自由相提并论，政治自由严重滞后于经济自由的发展。经验表明，在东南亚经济起飞的初期通常由一个强有力的集权政府来推行经济市场化，主权在民仅仅是宪法表面的承诺，并无实际的体制和机制来兑现，政治上宪政化程度很低或几乎不具宪政色彩。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是依托于强势政府的领导。而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也处于威权统治的阴影之下。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在民主转型的前夜都曾经长期处与威权主义体制的统治之下。这种威权主义政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有三:一是市场经济取向；二是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三是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1](P54)东南亚的威权主义体制能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把“经济自由”和政治集权比较和谐的连接在一起。但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结果也证明:威权主义体制既是宪政转型的必要中介，也是宪政转型的破解对象。当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国内统一市场形成、知识阶层和企业家阶层成长后，报禁、党禁逐渐放开，原有的威权主义体制渐渐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社会条件，于是民主转型、宪政改革就应运而生。菲律宾的民主化进程、泰国的宪政改革都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宪政主义发展路径并无一定之规，经济自由化的起点和政治自由化、民主化、宪政化的终点之间，存在多元的宪政发展道路。

(三)宪政文化的缺失与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与西方的历史、民族、文化、经济以及宗教密不可分，源于自身内发的、稳固的法治历史和政治传统、成熟的公民文化、繁荣的自由经济秩序等条件。若追根溯源，上述条件又是从一千多年前的西欧就已经开始出现的社会多元主义、市民社会、对契约以及法治的崇尚、代议制、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坚持等要素演化发展而来，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东南亚宪政国家能找到相似的一个，但是作为一个有机整体他们仅存在于西方论文的宪政之中，因而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一开始就面临宪政传统的先天不足、宪政实践基础十分薄弱的问题。例如法治的重要性在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过程中就远不如西方古典宪政那么凸显。有学者指出“几十年来，亚洲经济一直靠非正式规则而繁荣发展。对于绝大多数亚洲国家而言，正式法律只是作为一套底线规则而存在，决定行为的不是正式法律，而是基于关系的合同、网络和族群团体的社会规范。”[2](P10)如果剖析西方古典自由民主宪政的成长经验，其宪政生长及其维持不但曲折，而且艰辛，那么，与之相比，传统和基础更为薄弱的东南亚宪政发展之成果，其得来本属不易，其巩固则更加艰难。东南亚宪政能否健康稳定地发展下去，还有待时间的考验。

(四)国家至上、强化政府能力的理念比较突出，限制国家权力的理念并不鲜明

限制政府权力是西方宪政民主最为核心的内容，正如麦克尔文所说:“真正的立宪主义的本质中最固定和最持久的东西仍然与其肇端时几乎一模一样，即通过法律限制政府权力。”[3](P5)有限政府、限政几乎是西方宪政民主的代名词。但东南亚宪政主义的经验对传统的最小政府理论提出了挑战，强大的政府能力、庞大的官僚政府与自由经济似乎能一起共舞。这里有两个可能的解释，一是后发国家在现代化起飞阶段对政治稳定和强国家能力的需求有历史和时代的必然性；二是东南亚文化传统中被统治者们习惯于服从威权和忍受等级的文化因子一方面有助于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使得威权主义体制的存续易于获得自身的继承基础。因此，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往往强调国家权威的重要性，市民社会的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挤压，不利于未来民主的巩固。

(五)宪政的动力来源以外源型为主，国际环境因素持续作用于国内政治的变迁

西方古典宪政模式的动力来源是内发型的，宪政生成和发展呈现出自发的、自上而下的、缓慢的渐进变革和渐进积累的过程，是文化积累、思想启蒙和社会、经济共同推进的结果。在那个国家间竞争尚不激烈、各国经济、政治、文化和人员交流并不频繁的时代，国际环境的影响力并不明显，文明转型的示范效应尚不突出。而东南亚国家都有过被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过程(泰国除外)，其宪政主义的发展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社会受外力的冲击，引起思想、政治、经济领域的巨大变革，最终导致宪政改革和民主转型。菲律宾战后依照美国的模式建立了民主制度，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变革都有十分明显的国际环境影响背景，其外部因素的影响将持续作用与未来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

二、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模式与进程探讨

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制度生成过程是一个集民族独立与民主建设于一体的过程，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东南亚国家的立宪过程不可能如同西方那样有一个自然成长的过程，而其选择的宪政发展模式也有其独特性。东南亚国家以立宪为核心的制度现代化过程是在西方冲击下开始的，其宪政转型普遍经历了两个主要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制向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二阶段是从威权主义政治体制向民主体制的调整与过渡。第一阶段从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至80年代基本结束，在这一阶段，东南亚主要国家普遍放弃了效仿的西方议会民主，建立起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政府权力高度集中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第二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至今尚在进行中，其显著标志是政治体制向适合新形势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方向调整和过渡，政党制度获得完善和发展，选举由具有较少竞争或没有竞争开始过渡到具有较多的竞争；立法机构的作用得到加强，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民众和利益集团的政治参与开始活跃。

(一)从民族独立走向威权主义

东南亚国家民族独立后建立的政府处于贫困化的状态之中，政府的贫困化意味着国家无法解决经济发展的停滞、维持社会生活安全、维护民族国家独立。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刻困境为寡头独裁提供了政治舞台。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与时代紧迫感的鼓动下，国家利用政治杠杆改组行政机构，通过威权政治来加速经济增长和推行强制性的工业化战略。[4](P188~189)东南亚国家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面对外部压力和内部变革的挑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外抗列强，内治割据、凝聚民心的政府迅速振兴民族经济。对于它们而言，不论是军人执政还是文官政府，不管是采取专制形式或是宪政形式，只要能够发展经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老百姓都能够接受它。而脱胎于传统集权体制的威权体制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得以盛行，与这种社会的经济需求和民众接受有关。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曾经针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动荡不安，提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5](P41)但这个辩解把历史发展的客观效果与威权主义体制的主观愿望混为一谈了，威权主义成为宪政破解的对象基本上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东南亚的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实践就很好的证明了这一点。由于东南亚国家人民渴望实现现代化，改善社会生活质量，捍卫国家的独立与完整，为威权主义的存在提供了合理性存在空间。而且威权主义国家确实在一定的历史纬度内推进了现代化进程。

(二)从威权向政治民主化转型

威权政治的过渡性注定了其政治结构的脆弱性和政治功能的先天不足。威权政治曾经在东南亚国家造就了“亚洲式民主”的神话和“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奇迹，但是国家内部政治与经济、个人与国家、自由与秩序等诸领域的冲突和矛盾只是被暂时压制了，尔后，在亚洲金融危机这样一次突发事件的冲击下，其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的脆弱性即刻便暴露无遗。并引发政治动荡、经济危机和社会秩序的混乱。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冲击下，以菲律宾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开始了政治转型。东南亚国家的宪政民主的发展方向已经开始出现。国家政治权力结构明显向制度化方向发展。国家权力的限制和公民权利的维护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注重平衡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国家与社会、个人与政府、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张力。[6](P12)东南亚国家要避免经济和政治动荡，就得向宪政民主国家转换，从而厘清经济与政治、政府与利益集团、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正如斯蒂芬·海格尔德(StephanHaggard)所说，“没有任何理论上的理由认为，在解决与发展相联系的集体行动层面，威权主义国家有独特的能力。威权主义国家这种能力的缺乏，使人们开始希望，新兴民主化国家将会发展出既有益于政治自由又有益于经济增长的制度”。[7](P110~117)比较成功地实现民主转型和宪政改革的东南亚国家，尽管他们转型和改革的社会成本高低不一，社会成员言论自由和政治参与的自由度大小不同，但是这些国家的执政者能够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改革开放意识，尊重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实行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战略和政策。同时，成功地改造了传统经济关系，重视在市场机制条件下的经济自由，注重培育市场和扶持企业，重视对民间资本进行合理扶持和利用。始终坚持国家稳定和社会有序的价值取向优于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价值取向。尊重和保留过去的传统，并将其作为现代化起飞的现实起点，在维持传统文化因子和引进西方现代政治文明之间寻求合适的平衡。

东南亚宪政主义发展的过程并不足以证明其宪政模式是一种成熟和稳定的宪政成长模式。因为，威权主义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是无条件的，更不是普遍有效的。事实上，如果放眼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是集权强势政府，但并没有出现超常规增长的经济奇迹，相反，战后绝大多数实行集权或威权体制的国家的经济缺乏生机、停滞不前，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从根本上说，集权体制不具备使现代经济增长的内在稳定机制，因为它以垄断为基础，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育；它动辄不顾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和现存的法律制度，强制推行其攫取财富的各种计划和政策，压制其他经济成分的生产积极性，防碍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造成经济的低效和浪费；由于缺乏监督和制衡机制，大权独揽的统治者和官僚阶层往往置国家利益和广大民众的生活于不顾，巧取豪夺，贪污腐化，昏庸低效，以至于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经济秩序一片混乱，集权体制压制民主，堵塞言路，践踏人权。菲律宾的马科斯政府就是如此。总之，威权主义体制在现实政治发展中的表现说明它只是通向民主政治的一个过渡阶段。随着全球化的深入，社会转型的加速进行，威权主义将最终被民主政治所取代。东南亚宪政主义的发展，终究是该地区的人民发现、比较和选择的结果。东南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通过反思才慢慢步入民主转型和宪政发展的道路。公务员之家

三、东南亚民主巩固:前景与展望

自90年代以来，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军政权和家族集团等权威主义统治纷纷垮台，同时建立起了自由选举、多党角逐的多元民主体制。此后他们都面临着民主体制的巩固问题。政治转型绝不意味着民主化就此完成，相反，一个更为艰辛的持久的巩固民主的进程刚刚开始。对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而言，转型后民主政权经历磨难，风雨飘摇，在与各种不安定势力的斗争中摇摇晃晃地向前发展，其原因主要与各国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社会阶层发育的程度以及历史文化背景的差异有关。因此，民主巩固的具体路径与结果也就存在明显差异。未来东南亚地区国家的民主巩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比较平稳型。属于这一类型的国家和地区在发生政治转型时一般来说政治转型的基本条件已经比较成熟。这主要包括:国内已经建立起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水平达到了较高的程度，出现了一个堪为中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发育也较为成熟。这种类型的政治转型较为成功，转型后民主政体可以继续维持，民主政治可以不断的深入社会生活，并促进了社会政治秩序的一体化进程。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是马来西亚。

第二种类型是在民主的巩固阶段充满了坎坷，社会危机深重，民主政权经常受到严峻的挑战。这一类型的国家在发生政治转型时的情况一般是社会经济和市场化已经有所发展，但市场经济未纳入有序的制度化轨道，还不够成熟；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势力并存，新旧势力的角逐还未分出胜负。但人民对旧的威权主义政权的高压政策的不满已经压抑不住，政治转型势在必行。政治转型是在人民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或抗议基础上由反对党通过选举或强行夺权完成的。因此转型后，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政治参与的不断扩大，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变革和不稳定的过程中。政府面临着一大堆经济和社会难题，如通货膨胀恶化贫困与失业问题严重等，人民对民主体制改善经济状况的期望落空，对新政府的信任减弱，此时旧势力就会进行反扑，甚至威权主义体制的复归也有可能。这一类型的典型情况是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

因此，对于东南亚国家而言，各国虽然普遍建立了民主宪政框架，政府也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产生，但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制度还远未得以稳定和巩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突显了东南亚各国政治体制问题。在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地区各国政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一些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有些国家如印度尼西亚在威权统治被推翻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尽管民主化的进程没有因此中断，但是政治和社会基础受到很大的冲击。另一些国家如泰国、菲律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政权的顺利交接，但后来的社会秩序仍然动荡不定，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因此，对于处于转型时期的东南亚国家来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但随着军人退出政治权力中心，实现从军人政府向文官政府的转变；立法机构的作用加强，由突出行政集权向分权制衡的方向发展；反对党的力量日益增长，由一党独大向竞争性多党政治发展；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减弱，利益集团和民众的政治参与变得活跃这四个方面趋势的出现，昭示着东南亚民主巩固进程进入了新的阶段。

全球化把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制度建构与发展纳入了世界轨道，使得东南亚国家内部的政治变迁与国际化压力处于互动之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宪政发展模式，是东南亚国家政治民主化发展的关键，由于国情和政治发展水平的差异，各国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并非是千篇一律的，也不可能套用某种固定的模式。东南亚国家的宪政发展实践证明，一味地迷信西方民主思想，机械地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并不能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只能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而探索本国政治改革之路才是正确选择。

威权政体范文篇8

关键词: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公民社会/脆弱性

在近年来的民主化研究文献中，公民社会受到的关注不亚于对政治竞争、民主选举、多党体制等民主化策略的分析，研究者被公民社会作为民主化的推动力及其在转型后民主发展中的作用所吸引。人们理所当然地想象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主要是因为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东欧、拉美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社会运动、、公民组织以及其他各种非政府组织在推动威权政权解体、支持竞争性选举、展开民主实践等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许多研究者看来，强大的公民社会是创造一个从独裁到民主的通道的前提，公民社会的存在和运行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条件。然而，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关系的这一假设存在明显的缺陷。本文从理论和现实的角度分别剖析公民社会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以揭示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的真正联系。

一、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理论的假设

关于公民社会对民主发展的贡献的观点，建立在人们对公民社会某种特定理解的基础上，即将公民社会看作是一种独立于国家之外积极的、健康向上的、充满活力且内部民主气氛浓厚的自治领域。这一理解来源于民主思想中对公民社会的理想描绘，与托克维尔、帕特南等民主思想家对公民社会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

在谈到公民社会时，人们往往联想到西欧历史上城市生活中的沙龙、咖啡馆、报纸、广场、集会等公共领域。体现在公民社会概念中的是一种有利于异于国家的社会空间发展的组织原则，正如波齐指出的，“特定的社会集团——主要是资产阶级，有时也混进了贵族和下层教士——有利地将自己推进到一个有资格对国家活动进行批评的听众的地位。他们阐述了关于国家事务的公共舆论，并使它对国家机构的活动产生影响。他们试图利用由超越了个人利益的公民社会成员所形成的“公共领域”来补充自上而下建立的政府部门。”[1]82公民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人们之间一种自愿结成的、自我支持的、由一套合法的秩序和共同价值所凝结在一起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2]221具体地讲，公民社会是一个公民共同体，其中人们聚集和联合在一个既不同于个2010年第2期陈尧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人、家庭和朋友圈子，也不同于国家和市场的公共领域，这一领域通常是由正式建立的、法律保护的、自主管理的、公民自愿加入的中间团体、组织和协会所组成。

最早将公民社会与民主联系在一起的是托克维尔。托克维尔对美国人在追求自己利益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结社能力大为惊讶。在发现公民结社中“心灵习性”的结合效应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文明性后，托克维尔认为，高度的结社以及社团动员公民参加公共活动的能力，有效地支持了民主政体稳定发挥作用，大量的公民结社是美国能够进行前所未有的民主实践的关键原因。[3]213-221当代新托克维尔思想的代表帕特南进一步分析了结社行为对民主的意义，认为公民社会内部所形成的社会资本而非社会经济发展是民主发展的关键解释变量。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一书中，帕特南认为，公民内部结成的共同体主要作用在于促进公民的参与。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公共事业的投入是公民美德的关键标志，能够形成公共精神和共同利益；推动政治平等。公民共同体内部的联结纽带是互惠和合作的横向关系，要求所有人拥有平等的权利和承担平等的义务；促进团结、信任和宽容。公民社团有助于维护民主政府的效率和稳定，不仅因为它们培养了其成员合作和团结的习惯，培养了公共精神，而且因为大量社团组成的密集网络增进了利益表达和利益集结，也是有效自治的一个前提条件。[4]100-104卡列尔·穆勒进一步从规范的角度归纳了公民社会对于民主政治的四种积极功能，包括：(1)防御性功能。公民社会防御性功能的主要价值在于其超越政治的和独立于国家权力的性质，以及它有能力维持这种独立，抵抗来自国家权力的扩张；(2)合法性功能。其作用在于，通过公民社会的独立和自主，能够创造出政治权力的社会来源，赋予国家及其政府以合法性；(3)参与性功能。公民参与体现的是多边的分权化，公民不受限制地接近政府，进入政治决策过程；(4)整合性功能。人们对公民社会的重要期望是，在公民社会内部形成归属感和忠诚关系，并有助于产生一种对整个社会的归属感和对政治体系的认同。[5]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学者所认可公民社会的民主化效应包括几个方面：首先，民主依赖于人们的民主能力，而公民社会有助于人们发展出个人的民主能力，提供信息、教育公民，形成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培养协商能力，培育公民优点如宽容、信任、尊重他人和互助；其次，民主依赖一个强大的公共领域，因为集体决策及其活动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们理解和接受这些政策。公民社会作为公共领域中的社会基础设施，在公民中间沟通信息，控制政治精英，组织公共商谈，形成公共舆论；第三，公民社会可以发挥制度性的功能，不仅在国家内部而且在其他机制内部，提供了代议活动和表达利益的渠道。它们可以提供反对政治精英的机制，提供替代性的治理渠道，解决政治冲突，协调跨部门、跨边界的政策，有利于维护政治合法性。

公民社会这些规范的民主效应在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运动中进一步被研究者用于解释民主化进程。一方面，由于现代化理论中关于社会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的观点在解释民主化进程时几乎遭到破产；另一方面，拉美的社会运动、东欧的公民组织在这些地区的自由化、民主化进程中的颠覆性活动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20世纪70年代的拉美地区，威权政权的压制活动与经济危机共同催生了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草根社会组织在动摇威权体制中也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在80年代末共产主义世界的大动荡中，成百上千个反对派组织涌现于政治舞台并异常活跃，例如波兰的团结工会、东德的“新论坛”、捷克斯洛伐克的“七七宪章”和公民论坛等。这些组织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如波兰的团结工会就提出了“建立公民社会”的口号。在韩国，压制性国家与反对派、公民社会组织之间长期对立、冲突构成了民主转型的重要特点。即使在较迟发起民主运动的非洲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在民主化进程中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例如展开关于新政治发展方向的争论、不同意见和开展多元政治、召开关于民族主权的大会和选举大会、为竞争性选举以及为选举产生的政府作好准备等。

民主化运动中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使人们相信，强大的公民社会是民主化的前提，也是民主制度健康运作不可或缺的因素。一些学者甚至还大胆地预测，民主化的发展趋势就是在全球范围内公民社会的兴起。

二、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现实的分析

然而，20世纪末期全球民主化现实并非如理论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想当然的那样，拉美、东欧、非洲等地区民主运动的现状表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作用被不恰当地夸大了。尽管在东欧、南美等一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在非洲、亚洲等地区的国家中，公民社会不是没有建立，就是软弱无力。即使是许多在民主转型时期非常重要的公民组织，在转型后的民主政治生活中却难以找到。

许多研究者推崇公民社会的民主功能，一方面坚信公民社会本身具备民主的结构和机制，认为公民社会的民主性可以向社会政治领域溢出，以公民社会的民主带动政治生活的民主；另一方面将公民社会看作是民主体系的运行要素之一，发挥着参与、影响、平衡政治生活的功能。但是，当我们进一步考察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现实时，可以发现，在全球民主化进程中公民社会难以承担民主深化发展的重任，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公民社会自身发育不成熟所导致的脆弱性。

首先，大多数民主化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处于成长阶段，尚未形成一个有效的、强大的公民社会。许多研究者想象中独立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在大多数政治转型前国家中并不存在。公民社会诞生于近代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市场是公民社会的内在构成部分，是公民社会不可或缺的、文明化的中介形式，没有市场，公民社会便不可想象。欧洲的公民社会从中世纪末期的商业繁荣和城市复兴中萌芽，在市场经济塑造的一个个自由、平等的个体联合中奠定基础，在争取独立、自治的过程中逐渐发育成为与国家相对应的自主活动领域。也正是在公民社会的发展、成熟的基础上，现代民主才获得了有力的支持和运行的环境。相比之下，20世纪后期各国民主化运动中兴起的公民社会，大多数缺乏成熟市场经济体系的支撑，也缺乏民主文化的传统，明显发育不良，在推动本国的民主化进程中作用有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公民组织介于现代的利益集团和传统的建立在亲属、部族、地域、宗教基础上的归属性团体之间，介于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的建立在家长制和庇护关系基础上的组织之间，介于接受政治现状的团体与通过颠覆政权以改变现状的团体之间。怀特海德指出，公民社会的脆弱性和各种非公民性的表现在新兴民主国家中尤为明显，个人主义的反社会形式试图破坏甚至颠覆公民结社主义的形式。[6]96在拉美，民主化进程中最重要的角色并不是什么公民组织或协会，而是组织较为松散的、很难讲具有多少民主性质的社会运动。这些社会运动主要包括三类：城市恐怖主义、破坏运动和武装的政治宣传运动；城市市民、学生、工人及广泛的民众阶层展开的斗争运动；各种类型的罢工运动。[7]452在非洲，很少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公民社会，除了大量的传统组织以外，有限的所谓公民社会组织主要包括大大小小的农场主组织、独立的商人和追求那些属于中产阶级利益的协会、小商人或白领组成的协会等。因为大多数经济活动依赖于国家——国家合同、国家授予许可证、国家税费、农业市场委员会、国有及准国有企业等——相比其他地区，非洲公民社会更多地与政府相联系而独立性不足。[8]335

其次，民主化国家中的公民社会内部缺乏民主、整合的特征。托克维尔、帕特南等倡导者眼中的公民社会，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文明的、民主的公民社会，这一公民社会改变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限制国家的活动范围，联结国家与公民，通过其内在的民主机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创制、规范、制衡等作用。

显然，这种理想化的公民社会即使是在当代民主水平较高的国家中也是不多见的。因为公民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其内部存在着大量独立自主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这些组织基本上可分为三类：一是经济性组织，如产业联合会、商会、工会或企业主协会；二是政治性组织，如压力集团、利益集团、大众传媒等；三是民间自愿组织，如私立学校、沙龙(或俱乐部)、公民自发性联合体等。这些不同性质、不同目的的公民团体的组织原则、运行机制或紧密或松散、或规范或散漫，不一定体现出协商、合作、参与、妥协等契约观念、制度观念、秩序观念等民主特征。对非洲公民社会组织的许多研究表明，这些组织主要是精英主导的组织，很少与基层民众相联系，组织内部很少体现出民主的特点。而如果这些组织内部缺乏民主，很难期望它们能够有效地推动民主发展。正如鲍迪指出，在缺乏强大的私人经济部门的非洲，公民社会的软弱是内生的——结社组织主要是由传统的、地域性的和亲缘关系的团体如宗派、语言团体、部族组织、宗教组织等构成。这些传统或新传统团体的特点是前自由或非自由的，具有等级化、家长制色彩以及其他非民主的价值，对民主态度冷漠，不感兴趣。这些传统的、非世俗的团体具有内在的排他性、沙文主义的特点，不愿意与新的、现代的团体联合，是非洲公民社会脆弱性的一个重要成因。[9]在非洲的塞内加尔、肯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民主所遇到的困难不仅与制度设计有关，而且也与公民社会的无效和分裂有关。由于压力团体和反对派组织的分裂，由于公民社会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领导人所把持，这些团体未能对国家构成有效的、一致的挑战，因此难以在民主化进程中发挥人们所期望的作用。[10]布希等人对中美洲一些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实证研究后指出，公民社会组织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推动制度民主发展的结果，反而导致了大量的公民冲突。[11]与政治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一样，公民社会内部同样存在着不平等和统治关系，其内部不同部分之间的均衡格局主要通过权力竞争达成。不少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内在地体现了民主的微观机制，是一个全国性民主制度的基础构成的观念，仅仅是将公民社会理想化的做法。在现实中，不同公民社会组织内部的民主参与范围、程度、水平变化极大，对于宏观层面上能否推动、巩固民主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微观机制中公民组织的不同结构，以及它们所受到的物质的、法律的约束。

第三，公民社会的脆弱性还表现为其公民社会组织的调整、适应能力低弱。许多政治转型前十分活跃的公民社会组织，在转型之后却陷入了发展危机，不少组织无法实现角色的转换而陷入窘境，甚至不得不解散。在东欧，对于公民社会在民主化进程中的角色，人们开始时表现出极大的期望，公民社会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前政权的解体。但是，一旦民主选举开始后，这些国家的公民社会不是走向消亡，就是处于衰落中。相比于早期民主国家，甚至与拉美国家相比，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的公民社会组织成员明显减少，人们对公民组织和政治制度的信任明显偏低。不少公民组织甚至发展出反公民性的一面，带有一定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色彩。例如，有学者在研究捷克时指出，政治转型后的捷克诞生了大量西方意义上的职业团体，从利益集团到环境主义组织再到权利组织，这些组织在政治生活中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如参与某个领域的政策评论。但是，它们与草根组织的联系却日益减少，对国际资助的依赖日益加深，使得它们在民主发展中的持续性作用遇到了严重的问题。[12]诚然，在民主化初期，公民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推动变革的功能，但民主转型后的公民组织必需学会如何与政府合作，处理一些现实的或意识形态上的难题，将民主化之前的主要功能如动员转变为如何在新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下联系民众和获得民众支持。但近年来在民主化国家中，公民社会的脆弱性、不成熟使其在转型后的民主巩固进程中难堪重任。

三、民主化进程中的公民社会：理论的反思

公民社会发育不足而导致的脆弱性使得公民社会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作用有限，公民社会所发挥的功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乐观，特别是在民主转型后的民主巩固、民主建设时期并未发挥多少作用，甚至一度阻碍了民主发展的进程。即使在民主转型阶段，公民社会所发挥的作用也需要仔细区分。当人们被民主化运动中公民社会蓬勃发展的表象所吸引的同时，很少有学者深入分析公民社会与民主化之间的真正联系。

米歇尔·戈德哈特曾经归纳过公民社会在现实中的两种主要功能模式：(1)反威权主义模式。该模式将公民社会描述为反威权政权的，其成员致力于文明、宽容、开放、人权等民主原则。这一模式的本质，就是反对镇压性统治的普遍的、侵入性的制度，通过使公民免于这些制度的压制而更新政治，反政治就是公民社会的信条；(2)新托克维尔模式。这一模式强调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团体生活所体现的民主功能及其效应，认为公民社会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一个独立空间。这一模式的本质认为社会内部解决阶层之间的主要冲突、联接不同阶层的结社行为对民主治理将产生一种妥协的精神，公民社会通过在一个法治的背景下动员独立的政治行为者和保护公民权利，来推动公开、参与的价值以及国家的责任。[13]许多学者将公民社会在推翻威权政权过程中的作用归结为公民社会的重要民主功能之一，并将反威权政权看作是公民社会在民主转型中的主要角色。但是，在传统的公民社会理论那里，反威权主义模式并不是公民社会的主要功能，因为公民社会被强调的只是作为独立于国家的一个公共领域，并没有被赋予推翻政府的职责。当然，威权政权对政治参与的限制一旦威胁到公民社会组织的生存及其活动时，公民社会的反抗就具有内在的需求。但公民社会这种自发的反抗性，与其他非公民社会组织遭受压制时的反应并无二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传统的教会在民主转型中的角色变化可以看到。亨廷顿指出，如果不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变革以及由此导致的教会针对威权主义而采取的行动，第三波过渡到民主的国家就会少得多，而且许多国家的民主化浪潮会出现得更晚。[14]97

当我们进一步剖析公民社会的内在构成时，可以发现，公民社会概念一直遭到误用。在许多民主化研究者眼中，公民社会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体，只要是国家与个人之外的领域均属于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包括各种各样的组织、群体甚至社会运动。这一滥用对于民主化研究而言是无益的，因为公民社会并不是一种传统的公共空间，而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组织化、结社化现象，公民社会的核心特征在于其“公民性”或“文明性”(civil)的特点，公民社会应当是公民的共同体。

其次，公民社会组织能否发挥民主功能，要视具体情况而定。它取决于公民社会内部成员是否具有平等地位和权利，取决于公民社会组织内部存在什么样的组织机制，取决于公民社会组织的目的。应当根据这些因素来区分不同的公民社会组织，分析它们与民主的关系，而不是所有的公民社会组织均能够发挥对民主政治的积极效应。例如，伯曼就十分怀疑公民社会与民主之间的关系，通过对魏玛共和国中公民社会的分析，他指出，与一般的研究相反，德国社会不是整合而是分裂的，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不是那些将人们吸引在一起的公民社会组织，而是高度分裂的各种组织如民主社会主义者、天主教徒、清教徒等，这一分裂特性被纳粹主义者所利用并导致了民主体制的解体。[15]

在较早时候的民主化研究中，有学者注意到公民社会的非民主性一面。林茨在其著作中，曾经警告过强大的公民社会将使政权不稳定，特别是工会和工人阶级团体在政策过程中影响太大。[16]奥唐奈尔在研究官僚威权主义时也认为，大众社会的动员、社会群体组织的发展向精英利益施加了压力，推动了军事集团和镇压性政权在南美的兴起。[17]41-83关于公民社会的悲观看法在最近的民主化理论中也时有反映。根据瓦伦苏拉的研究，由于公民社会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往往使得民主体制的领导人无法正常地行使他们法定的职责，法治和宪政遭到了破坏，公民社会组织的活动甚至使得个别国家回到了威权体制。历史表明，在缺乏强大的国家时，公民社会的活跃将导致社会的不和谐。[18]伯曼也批评认为，公民社会往往制造分裂性的结果，创造了颠覆性的、激进的、不满的、革命性的组织。在一些情况下，甚至煽动起一个分裂社会内部的互相争斗。[15]这一点警告那些新托克维尔主义者，不要将公民社会看作是民主的万能良药。

由此可见，并不是所有的公民社会均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公民社会产生民主效应是有条件的。达蒙德认为，公民社会要发挥建构民主的功能，必须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公民社会中如果不存在利益最大化的、不愿意妥协的利益集团或反民主的组织，稳定的民主发展机会就会提高。尽管这些组织不属于公民社会，但它们有可能推动国家压制、削弱社会内部的民主因素并使之激进化。其次，强大公民社会的一个特征是组织制度化的高水平，尤其是在经济利益集团中。当利益以稳定的、结构化的、讨价还价的方式得到组织时，合作网络的发展才能得到推进。第三，通过内部的决策活动、领导人的选择等负责任的、透明的过程，公民社会组织逐渐地获得民主的特征。[19]228-229可见，公民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组成对于我们理解公民社会是否具有民主功能是关键的。那些具有非民主目标、内部威权结构的组织所组成的公民社会不可能推动民主发展。当然，公民社会要成为政治自由化、民主化的推动者，还必须具备客观的条件，诸如国家无法实现它的承诺和承担自己的功能、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文化上的较大差异、经济发展的调整和经济自由化产生一定的政治影响、存在着许多能够并愿意动员人们实现特殊目标的社会行为者，等等。当国家无力或不愿意提供社会基本的功能和公共服务如社会保障时，人们往往寻求在政治上自我组织，寻求结合、表达和参与的替代方式。通过作为一种替代性的沟通方式和信息来源，公民社会挑战了国家的权威和合法性，侵蚀了国家统治和控制社会的能力。正是国家的衰落创造了公民社会出现的客观条件，这就是拉美公民社会组织和东欧工会、反对派组织等产生的深层原因。

四、公民社会：民主发展的希望

20世纪后期全球掀起民主化浪潮以来，在许多国家的民主变革中，公民组织、学生运动、宗教组织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转型。在转型结束后的民主巩固进程中，人们对公民社会的期望仍然很高。不幸的是，由于现实中公民社会的发育不足及其脆弱性的特点，在大多数国家中公民社会难以成为民主的重要依靠。

历史上，具有强大公民社会的国家往往具有更高水平的政治代议机制，各种团体有能力抵制不受欢迎的国家政策，当国家活动发生错误时有能力向国家施加压力。公民社会内部的协会组织往往被看作是一种重要的替代性治理工具。但是，学者们在关于公民社会能否提高民主质量的问题上存在着不小的分歧。伯米欧等人认为，19世纪欧洲公民社会的繁荣并未有效提升民主的质量，因为公民社会内部的许多结构未促进民主政治文化。[20]塔罗也指出公民社会本身并不能促进更好的治理，强国家制度比公民社会能够更好地进行有效的治理。[21]关于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的实证研究中，人们更多地谈论的是公民社会在推翻威权政权、推动政治自由化方面的作用，在确立民主体制和巩固民主体制的运行、塑造民主政治文化方面则鲜有涉及。公民社会发育的不足、公民社会结构的内在缺陷、公民社会内部的差异和分裂，以及背景性因素如威权政权的镇压、国家合作主义、政治动员影响了公民社会的自主活动，限制了公民社会对民主化运动的贡献。当全球民主化运动开始转入民主巩固、稳定的阶段，公民社会是否有能力协助民主治理、防止民主的回溯，仍然存在着诸多疑问。

首先，在转型后的民主巩固中，公民社会面临着更为复杂的选择与困境。民主转型之前的公民社会发挥的是一种颠覆性的、动员性的功能，承担的是一种“反威权主义”的角色，这种角色在转型后便宣告终结，取而代之的应当是“新托克维尔”角色。很难想象那些习惯了罢工、游行、示威、集会甚至武力斗争的社会运动、工人组织、学生团体能够以一种和平的、稳定的、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利益表达或活动。例如，拉美的草根社会运动在民主转型后面临着新的民主政治的挑战。在选举活动中，社会运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成为政党获得支持的重要来源和基础。但是，由于活动方式的局限，草根运动无法在新的民主环境中生存，特别是在一些“通过交易而发生转型”的国家中，传统的精英在国家内部保留了重要影响，政党占据了政治社会的核心地位，政治和制度上的连续性决定了社会运动无法在新的政策议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同时，国家通过恢复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满足了社会运动的要求。在此情况下，社会运动失去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其政治能量不断衰竭。[22]

其次，不管多么有活力和强大的公民社会，仍然不能取代转型后民主巩固的其他条件，包括政治制度化。公民社会在民主巩固进程中的角色之所以被夸大，在于我们误解了公民社会影响民主巩固的方式。许多人特别是帕特南将强大的公民社会对民主的作用集中于公民社会生产社会资本的能力，即在公民中间产生信任的能力。这一点有助于消除国家和社会内部的威权主义倾向，有助于产生使民主运作的社会合作气氛。但是，公民社会所具有的大多数优点，只能在一种积极生产社会资本(也包括跨阶级之间的合作、公民中间形成一种普遍的信任感、公民社会与政治体系之间的互相依赖)的政治体系中发挥作用。这就要求政治体系必须具备相当的民主水平。因此，在民主巩固中发挥关键作用的，不是公民社会组织的强大和活力，而是围绕公民社会组织所建立起来的民主的、参与的制度、框架。正如有学者指出，公民社会在政治上是中立的，既不好也不坏，公民社会的功能取决于它对广泛的政治环境的影响。人们忽视了政治体系在产生社会资本方面的重要作用，将关于民主质量和表现的假设主要寄托于公民社会的结构，不仅导致不正确的结论，而且也是误导的。[23]

威权政体范文篇9

新加坡的成功并不在于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的权威体制，而在于它充满着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发愤图强的精神，特别是人民行动党在民主制的框架下，全心全意为民服务，以争取人民支持的结果。

人民行动党不是一个以劳动者为基础的政党，而是一个精英分子政党，早期有些普通劳动者入党后被请出了人民行动党。它是个以共产党为对手、主要与共产党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政党。它是一个议会制政党，而不是一个革命党。它是通过多党竞选上台的，并且必须赢得五年一次的国会选举才能执政，政府官员必须通过像西方议员一样的竞选过程。

尽管反对党非常弱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无法挑战人民行动党，尽管执政党可以利用行政、司法和媒体各种手段打压反对党。但是，反对党对人民行动党仍然有很大的压力，人民行动党对待选举的认真态度，与西方多党制国家政党竞选有相同之处。由于人民行动党最早是靠议会民主制上台的，尽管长期由它一党执政，它可以利用各种民主的手段保证自己的地位，但它不能废除民主制形式。它虽然有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但它一直保持着党内民主、党内的开放思想和不同观点。另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执政党是通过议会和政府等政权的形式执政，而不是通过党直接执政。竞选国会议员，国会议员在联系人民群众与政府方面起着支撑整个政权的作用，这点与西方民主的国家没有区别。

所以，由上述而判断，新加坡基本是个民主政体，但实行权威统治。人民行动党以“为民服务”为宗旨，通过议会选举途径和国会议员大量、深入、细致地做选民工作，争取选民支持而取得执政，使“为民服务”通过议会制度和国会议员的活动，落实在行动上。

如果只讲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权威统治一面，不讲它时刻为民办事，为争取人民支持和选票的民主基础，只讲严刑峻法的管理，不讲它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和娴熟的法治水平，就是对新加坡经验的极大误解。

人民行动党通过全心投入为选区服务，多种方式联系选民，定期接待选民，听取民意，把脉民生，为民众排忧解难。它是通过点点滴滴的为民办事，才争来了执政地位。

社区服务组织都掌握在人民行动党的基层领导手里。这个领导就是选区国会议员。国会议员既是选区党组织的支部主席，又是社区基金会的主席，也是人民协会的顾问。就是说，所有“为民服务”的好事都由党的国会议员包揽。在这里，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党的服务。

威权政体范文篇10

众所周知，自从1997年夏天的泰铢暴跌，一连串的金融危机终于导致亚洲许多国家的权力结构发生分化、解体和改组，各国威权主义体制的信誉都纷纷贬值乃至宣告破产。尽管有些国家（例如印度尼西亚）在独裁者下台之后出现了社会秩序崩溃和民族分裂的征兆，增加了政治改革的难度和复杂性，但民主化的进程并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另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地区（例如台湾），通过改宪、制宪以及选举程序比较顺利地实现了一轮乃至多轮的和平移交政权的目标，逐步确立起了新的多党制反复游戏的规则，民主主义的政治框架虽然还不很完善，但却正在逐步走向稳定和成熟。这种新的格局对中国目前进一步加强政治控制的状况构成了极其严峻的挑战。

的确，在中国从来没有人公开反对过民主主义，但在反驳各种批判性政见之际，强调推行政治改革的制度成本、条件欠缺以及渐进过程、强调政治本土特色的还是不乏其人，特别是在1990年代俄罗斯以及东欧各国发生巨变之后，「亚洲价值」和「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也一度被歪曲，成为抵制政治改革诉求的借口。然而，当亚洲多数国家也都先后采取国际公认的民主程序时，这样一些威权指向的话语和借口就变得难以使人信服了。环视周边大大小小、或贫或富的国家和地区的选举运动都开展得那么如火如荼，人们不禁要扪心自问，中国政治改革的停滞究竟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还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一个继续称孤道寡的国家怎么能够在二十一世纪的亚洲新格局中维持其传统上和道义上的感召力？一群没有经历过竞选运动洗礼的政要们，在全球化和民主化的条件下何以正确地把握本国的基本政策在境外的社会效果，又何以展开有效的民间外交？虽然国际关系中的地缘政治、实力外交等因素有可能在某个时期、某些条件下掩盖乃至缓和这种挑战，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民主化方面的「先进」与「后进」之间的鸿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深，最终势必导致中国在境内境外都陷入领导权的合法性危机。

两年前，我曾经以东欧各国的「宪法革命」以及西欧社会批判理论的宗师哈贝马斯（JürgenHabermas）转向维护「民主的法治国家」、提倡「宪法爱国主义」（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立场变化为引子，探讨了在中国推动宪政主义的必要性和出发点。现在，本文根据亚洲邻邦立宪行宪的经验，进一步考察中国政治改革的现实条件以及迫切性。

二、宪政如何防止「多数派专制」和「多数人无能」

民主的本意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按照平等的原则，由人民来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第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由人民通过公共选择来作出政治决定。但对于这种民主体制一直存在着各种疑虑，其中最重要的是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提出的关于「多数派专制」的问题，以及沃拉斯（GrahamWallas）和黎普曼（WalterLippman）先后提出的在群体思考和舆论的非合理性这一层面所反映出来的「多数人无能」的问题。

托克维尔是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经验为背景而提出「多数派专制」问题的，他的思路，对于亲身经历了在「」中揪出「一小撮」的群众专政以及否定个人自由的「大民主」的中国人来说，是不难理解的。目前中国的安定话语之所以有相当程度的说服力，其实就与「」期间全民从政的集体记忆有关。但是，如果因而推论一让人民参与政治就会导致天下大乱，那纯粹是对民主主义的无知或者诬蔑，也是对托克维尔问题的极大曲解。本期杂志发表的尹大奎（Dae-KyuYoon）和阿南（AnanChantara-opakorn）的文章就分别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无论在韩国还是在泰国，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恰恰是独裁而不是宪政。此外还应该指出，现代的民主制度通过根据自由和人权的法理对权力（无论权力的主体是谁）进行制度性约束的方式，基本上已经克服了多数派专制的弊端。特别是在法院的违宪审查制度普及之后，以限制权力为宗旨的法官统治（governmentofthejudges）与以分享权力为宗旨的人民统治（governmentofthepeople）之间的微妙区别和均衡就变得更明显并且具有实质性了，其结果，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与宪政结合在一起的民主程序已成为最有效的社会安定装置。

关于政治改革在中国应该缓行的主张中，除了社会安定之外，有一条论据也很重要，这就是由于教育水准和生活水准太低，老百姓既缺乏参政的兴趣也缺乏参政的能力。但是请问：难道今天的中国人民的素质还不如200年前的美国人民吗？就算有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的不同，那么与近在咫尺的蒙古的民主化现状对比一下如何？总不能说在东亚，那些「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游牧者比安土重迁的中国人更关心社区和国家的公共利益、更容易进行有组织性的投票活动吧？当然，可以辩解道中国的农村也都在搞基层「海选」，但政治浓密度更高的城镇如何？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又如何？难道市民在参政议政能力和体谅全局方面反而不如农民了吗？

在这里，我倒不想就这些不言而喻的细节问题多费口舌，而宁愿承认前面所述及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它的确与沃拉斯和黎普曼提出的如何防止「多数人无能」或者说「众愚政治」的问题之间或多或少有着相通之处。

从现代各国推行民主主义的经验来看，在解决所谓「多数人无能」问题方面，职业政治家的指导作用具有关键意义。熊彼特（JosephA.Schumpeter）在其代表作之一《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以及民主主义》中对民主政治的定义是：通过职业政治家个人之间竞争人民投票的方式取得政治决定权的制度性装置。该定义至今仍然被奉为经典，是因为它摈弃了全民执政的直接民主主义的空想，把民主程序与强有力的权威性统治的实体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了。按照这一程序性的设计，在民主制的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参政但不可以都执政，支配权只能由赢得了多数选民支持的有专长、有卓识的领袖集团来掌握，这不仅符合现代国家中以复数政党之间的政策比赛和选举斗争为基础的议会政治的现实，还可以满足社会对合理选择和英明领袖的需要。正是由于熊彼特所表述的竞争性议会政治模式把民主主义与专家治国结合在一起，把平等的选择权（全民投票）与合理的选择权（议会决策）结合在一起，基本上能够克服「众愚政治」的流弊，所以我们有理由说议会制民主主义是迄今为止人类发现的统治形态当中最好的一种。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议会政治完美无缺。唯其容忍批判，所以更容易遭受批判──这本是民主主义的宿命，对于议会民主制的批判当然也不一而足。例如：马克思（KarlMarx）早就指责议会具有「清谈馆」的性质，但也有人持相反的观点，认为实际上议会还「清谈」得太不够。英国议会在1880年代初期导入中止发言的「断头台」（guillotine）程序和讨论终结制（Closure）之后，许多人指责这种无视少数意见而强行通过决议的做法意味着民主政治中的多数表决原理开始蜕化变质。施米特（CarlSchmitt）甚至认为早在1920年代前后议会当中的公开讨论就已经名存实亡。米赫尔斯（RobertMichels）则揭露在议会政治中的政党并非光说不练、缺乏实行能力，恰恰相反，党内的集权化是如此势不可挡，以致可以在支撑着议会政治的各个政党内部中发现一种「寡头制化的铁则」，如此等等。

三、也从市场的逻辑来比较民主化的成本与效益

尽管议会政治的批判者们在立场上、在论述上大相径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对熊彼特所表述的民主竞争机制的正当性以及怎样才能更好地处理人民与职业政治家之间的关系都感到困惑和不满。例如麦克弗森（CrawfordB.Macpherson）对熊彼特模式的指责就很有典型性。他认为在那里其实存在着一个政治商品的卖方市场──人数有限的议员们不仅可以决定交易价格和供求关系，甚至还有本事创造出顾客需要来，因此，难以形成真正的竞争机制。换言之，一种卡特尔结构罩住了选举和院外活动，使政治资金的价码不断攀升。而克鲁格曼（PaulKrugman）则认为导致议会民主政体发生功能障碍的主要原因与其说是「卖方市场」，毋宁说是「免费搭车」。在他看来，之所以需要一个拥有强制力的政府，目的是要解决人们既想得到财产权保障又不愿意照章纳税之类的「免费搭车」问题，民主程序正是决定应该如何行使强制力的唯一适当的政治方式；但这种民主政体本身却也受到了「免费搭车」问题的严重污染。例如，许多选民不愿意承担了解和评价议员候选人的代价，指望利用回避政治活动的时间去获取更多的私人利益，尔后再坐收别人选出「好政府」之后的公共财利益。其结果，那些专门在各种政策或法案的「购买」和「倒卖」之中从事一本万利的交易的压力集团就有了可趁之机。据我所知，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这种「免费搭车」的行为还表现为在实现民主化之后需要大批新型政治家的时候，年青的优秀人才却纷纷弃政从商，大有「无问穷达、独善其身」的架式。

无论是「卖方市场」还是「免费搭车」，似乎都在印证中国流行的「民主政治是昂贵的奢侈品」、「十三亿人搞选举的制度成本太高」的说法。其实不然。麦克弗森和克鲁格曼决不认为议会主义是得不偿失，更不认为买票行为是无可救药。何况在考虑制度成本时，还应该把专制政体下权力被滥用的代价（包括所谓「学费」、国有资产的流失、冤狱赔偿、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受到的无以估计权益侵害、社会发展的停滞、民族创造力的压抑等等）加以计算和比较。另外，有必要强调的是在现阶段，「信息技术革命」已经使降低投票成本、提高选民兴趣的反馈机制的形成和发展变得更有希望了。例如，电子信函、互联网的出现，必然会大大改善职业政治家与人民之间的思想沟通，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导入了全民投票的电子系统设备，可以省略开票、监票以及统计选举结果的中间环节。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考察民主政治，除了制度成本的忧虑之外，还有两个涉及效益的问题对于中国似乎具有特别的意义。一个是当下的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孰先孰后的问题，另一个是长远来看民主程序与国家机关的效率能否协调的问题。

关于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的处理，迄今为止在中国似乎已经形成了三点共识：第一、在经济发展的层面，不管手段如何先把馅饼做大一些，然后再来考虑馅饼的公平分配问题。用汪康懋的话来说，就是敛财型（raisefinancialresource）改革无疑应该优先于分财型（allocatefinancialresource）改革。第二、在权力结构的层面，由于采取社会主义体制的各国面临着既要经济改革又要政治改革的双重任务，孰先孰后的决定就显得尤其重要；为了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打破既存的利益分配格局，国家必须拥有极强的决断力，而政治改革应该往后推。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把这个观点表述得很简洁明确，他说：「威权政府可能比民主政府能够更好地推行经济改革。它们可能会更有能力抵制住公众的压力和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反对。」第三、在意识形态的层面，强调市场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自然而然地导致理想的社会秩序。其具体表现是：哈耶克（FriedrichA.vonHayek）的脱离政治的自由理论在中国理论界备受注目，而阿伦特（HannahArendt）的侧重自由与政治相结合的理论则近乎默默无闻；目前中国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学者都认为，新的政治游戏规则都可以从讨价还价、利益妥协的过程中形成。

我完全理解上述思想倾向的时代背景及其特定的实践意义，但是，不得不指出：在19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缺乏公平竞争和公平分配的制度条件，在「敛财型」改革中出现了有权有势的极少数人横征暴敛、中产阶层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权力的现象，结果形成了暴发集团与下岗职工、破产农户之间的两极分化，以及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新的既得利益者几乎垄断了所有资源，其能量之大使得触及他们切身利益的任何重大改革措施都难以付诸实施。在这种状况下，如果再不及时推行政治改革，那么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就会分崩离析，社会转型就会功亏一篑。至于对市场能自动提出并解决政治改革的期盼，更是一种历史浪漫主义的表现。因为市场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调整机制，所以就认为市场的普遍化会导致对权力的限制──这种推论的最大误区在于忽视了经济性权力的存在和作用。何况市场虽然可以创造财富并进行资源分配，但却无从实现再分配以节制贫富分化；发挥再分配功能的是国家，如果在这个方面出现了功能失调，那么政治改革就在所难免。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另一个问题，即怎样理解民主与政府效率的关系。的确，「一言堂」在作出决定方面比「群言堂」更为快捷，而按照民主程序来协调不同利益集团的要求、争取多数同意，需要经过辩论、审议、妥协和表决等法定步骤，有时是会贻误机遇的。但是，在一般情形下，以长远的眼光来看，民主政治在增强效率方面至少有四大优点：（1）经过民主程序的决定与当权者的专断相比失误的可能性较小，即使有失误也不会一错到底，比较容易得到纠正。显然，失误的减少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决策效率的相对提高；（2）效率的基础在于公共事务的具体承担者的积极性和创意，而民主程序为职员个人的主体性参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更大的余地；（3）民主程序的开放性使得决策机关变成「智能的竞技场」，使得政府以及政党必须而且也能够不断从民间吸收最优秀的人才和最新颖的建议。在美国，这种容许政府与民间自由沟通、出出进进的「旋转门」（revolvingdoor）就是它发扬国力的凯旋门；（4）作为民主程序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监督机制，特别是司法审查制度以及大众传媒的大胆揭露和批评也不断地刺激政府的进取心，不断地改善决策的透明度和质量。可见，关于民主会妨碍效率的命题只在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才有意义。

四、从孔多塞定理看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关系

在考虑民主与效率问题时，不是采取边沁（JeremyBentham）式的功利主义的民主观，把个人效用总量的最大化作为投票和正义的标准，而是应用孔多塞（MarquisdeCondorcet）定理，从正确选择的概率的角度来分析民主、自由以及法治的正当性的一些新近研究成果也值得给予充分注意。按照孔多塞定理，假设某一集体的成员在两个方案中进行正确选择的概率平均高于二分之一，且各个成员独立进行投票，那么该集体通过表决实现正确选择的概率随人数增加而增加，无限趋近于一。但是，假设成员进行正确选择的概率平均低于二分之一，那么随着人数的增加，该集体进行正确选择的概率将趋近于零。这表明：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投票表决、多数通过的问题，为了保障投票结果合乎理性，需要向人民提供充分的信息和审议机会，需要尽量减少和防止政党及其它结社组织扭曲投票在反映选民个人意志方面的功能；对专业知识和技术的依赖程度较高的问题（例如人体组织的克隆、专利权的认可）不宜采取投票表决的方式进行决定；在难以进行个人效用计算的价值问题（例如宗教信仰的是非、国家的统一与分裂）适用民主程序也应追加一些限制性措施，等等。

重温一下孔多塞定理是有好处的。它提醒我们注意民主主义投票表决程序的局限性──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断定「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无知和偏见所造成的选民判断能力低下的负面效果甚至会与选民人数成正比；它还告诉我们进行合理的公共选择的基本条件包括充分的信息、个人选择的自主性以及少数者权利保障机制。从这样的观点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民主化决不会像亨廷顿所理解的通过计算选票产生统治者那么容易，更不会像甘阳曾经推论的那样「大国民主更易」，当然也不会是某朝一日突然发生的全民直接选举的「一窝蜂」。我们所说的政治改革，归根结柢，是要通过限制权力来逐步形成、维持以及调整民主与自由之间的适当的均衡关系，即：建立和健全一种也能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少数者权利的民主制度。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首先推行法治以及宪政。在这里，所谓法治，指以普遍性、确定性的规则来束缚国家权力以及个人越轨；所谓宪政，指为主权设计一套分权制衡的架构，为人权提供制度性保障和司法救济；这两者密切关联但又有些微妙的不同。

亚洲各国的经验表明，把违法的权力之争转变成依法的程序之争，把一纸具文的宪法转变成名实相副的宪法，是民主化得以成功的关键。例如在韩国，这种复杂的转变过程有两个步骤至关重要：第一、在朴正熙被暗杀后建立的全斗焕政权为了获得合法性而作出让步，规定了较短的总统任期以及通过改宪延长任期的决议不得适用于在职总统本人。后者是一项完全程序性的规定，与著名的平分蛋糕──让切割蛋糕的人最后领取蛋糕以免出现分配不均──的设例很相似，即宪法承认总统有权根据政治需要按照一定程序改变任期规定，但他本人却无法从中直接获得个人利益。其结果，宪法的效力得到加强，韩国在1987年第一次实现了政权的和平转移。第二、在经过各种曲折之后在1987年改宪建立了独立的宪法法院，重点审查和处理法律条文内容是否违宪的问题，以防止执政党利用多数席位推行议会专制，歪曲法治主义。正是由于司法审查制度真正发挥了积极作用，宪法才在实际上具备了最高效力，政治生态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在泰国的政治发展中，同样也可以发现两个起了关键作用的因素：一个因素是炳（PremTinsulanonda）将军在连任两届总理之后急流勇退，为泰国过渡到文人执政和多党体制以及城市中产阶层的抬头创造了前提条件，使政局从1995年起逐步趋于安定；另一个因素通过1995年改宪在普通法院系统之外建立了独立的宪法审判委员会和行政法院双重结构的司法审查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由国会议员投票选举出宪法起草委员会制订1997年新宪法，大幅度刷新了选举制度并建立廉政机构。另外，还有必要指出一点，以上这些根本性的改革措施是在民众抗议活动的压力之下被迫采取的。

近年来，中国在建构法治秩序、通过改革审判方式来保障个人权利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但是1999年改宪只停留在财产权结构的层面上，无论是国家权力转移的程序还是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机制都在原地踏步，更不用说建立独立的司法审查制度或者宪法法院。在有的方面，一些新的举措甚至还导致了宪政主义的倒退。例如1999年下半年突然大张旗鼓推广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乃至具体的审判活动进行所谓「个案监督」的做法，与东欧和亚洲各国的政治改革的取向正好相反。于是乎许多人不禁扼腕长叹：在中国推行自由、民主、法治似乎太缺乏「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而在这三者当中，接受自由比接受民主、接受司法审查制度比接受议会至上的原则似乎还更困难得多。换言之，许多中国人可以欣赏卢梭式的社会契约论，但却不能欣赏或者难以领悟孔多塞定理。为甚么？

在这里不可能联系传统的政治文化以及现实的社会条件对造成上述事态的原因进行较具体的分析，我仅仅想指出一点，这就是两百多年来中国的失落和屈辱所造成的对自由主义体制的逆反心理，它使得中国不少最优秀的知识精英即使在最有希望进行国家体制改革的时候也采取一种最不配合的态度──到今天大致还是如此。

五、走出历史的阴影

中国在亚洲维持了大约两千年的文化霸权，从大约两百年前开始失坠，该过程的起点标志是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拉弗尔斯（SirThomasS.Raffles）在十九世纪初占领新加坡之后提出并付诸实施的一个野心勃勃的自由贸易帝国计划。但是，这样的自由贸易主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对中国人意味着工业产品的廉价倾销、鸦片走私和侵略──以坚船利炮开路，以新加坡、香港、上海为据点的全面侵略。这种痛苦的历史记忆使得许多中国人尽管懂得「师夷之长技」的道理，也还是对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主义体制抱有深深的戒备乃至潜意识的反感。其结果，自由的道理不得不服从自卫的道理，民主主义的问题常常被扭曲成民族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