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公报范文10篇
时间：2023-03-31 19:35:06
万国公报范文篇1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万国公报范文篇2
[关键词]《万国公报》；华人编辑；贡献；基督教；思想转变
《万国公报》是美国监理会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创办并主持的一份刊物，以内容多、时间长、影响大而彰名于晚清时期。近年来，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展与深入，《万国公报》在西学东渐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以及中国近代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愈益受到中外史学界的重视。不过，一般研究《万国公报》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万国公报》的创办人与主持人林乐知身上，而很少关注甚至忽视了这份刊物不同时期“襄理笔政”的几位华人知识分子。诚然，林乐知的名字是与《万国公报》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林乐知也就没有《万国公报》。但从实际情况来看，林乐知藉《万国公报》而获得的赫赫声誉，以及《万国公报》在晚清时期产生的轰动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一批华人知识分子的默默辛劳。因此，探讨华人编辑与《万国公报》的关系，分析并评论他们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一方面有助于对《万国公报》研究的拓展，另一方面也可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考察提供有价值的借鉴：第一，西方社会福音派(或称自由派)传教士在华兴办文化事业时如何依靠华人知识分子；第二，华人知识分子在晚清西学东渐史上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三，晚清时期，一批处于“边际人”地位的华人知识分子在中西方文化交融与冲突的过程中如何重塑他们的价值理念和信仰。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1868年9月5日创刊于上海的《教会新报》。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在出满第300卷后，改名为《万国公报》。1883年7月28日，因林乐知忙于监理会在华的教会事务及创建中西书院，《万国公报》暂时休刊。1889年2月，《万国公报》作为广学会的喉舌和机关报得以复刊，直至1907年12月停刊。在《万国公报》刊行长达近三十年的时间里，一批华人知识分子曾先后应林乐知或广学会之聘，襄理《万国公报》的笔政，其中较为知名的有沈毓桂、蔡尔康、任廷旭以及范祎等人。
沈毓桂(1807—1907)，字寿康，号赘翁、匏隐氏、平江赘叟、古吴困学居士等，江苏吴江人。他“少负才名，壮年走马金台，宦游滇省”。1859年为避战乱，到了上海，起初以课授生徒、卖文卖字为生，曾在传教士办的英华书馆任教，又曾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等人翻译西书。大约在1860年，结识了刚到中国不久的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并于1867年接受林乐知的“奉币致聘”，出任林氏的“记室”，协助林乐知办理《教会新报》，自此开始了充当华人编辑的生涯，直至1894年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在长达二十余年的编辑生涯中，沈毓桂协助林乐知、陆佩、慕维廉、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共编辑《万国公报》450卷又61册，成为在《万国公报》馆任职时间最长、编辑《万国公报》卷数最多的一名华人编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办理《万国公报》已使其“心血久竭”。
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一名华人编辑，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地位前后有所变化。在自1874年9月5日《教会新报》更名为《万国公报》至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的一段时间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仅是一名普通的华人编辑，其主要职责在于处理《万国公报》的文字事务，并对林乐知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此即其所谓的“襄理报牍”时期。自1878年3月林乐知返美至1883年7月28日《万国公报》的暂时休刊，沈毓桂已由一般的编辑一变而成为《万国公报》的“主笔”，开始全面负责《万国公报》的组稿、选稿、编辑和主持评论等工作。此即其所谓的“主张《公报》”时期。1889年2月《万国公报》复刊后，由于林乐知的主要职责在于“专司拟题乞文”及“收卷、编辑”工作，故而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中的“主笔”地位仍然没有变化，直至1894年2月。此即其所谓的“仍主报务”时期。也就是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馆充当一般华人编辑的生涯只有四年多，而出任《万国公报》的“主笔”则长达十余年。由此可以概见沈毓桂在襄办《万国公报》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蔡尔康(1852－1922)，字紫绂、芝绂，号缕馨仙史、铸铁生、铸铁庵主等。上海人，出生于嘉定南翔。他自幼邃于经古词章，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然因乡试屡败，失望之余投身报界。1892年，蔡尔康经人推荐，出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的记室，佐理“译书之役”。1893年底，经李提摩太的“推毂殷拳，贻书介绍”，蔡尔康在中西书院结识了刚由美返华的林乐知。由于此时负责《万国公报》笔政的沈毓桂已届九龄，极想辞去《万国公报》的主笔之职，故而在林乐知面前极力“盛称”蔡尔康。于是，自1894年2月开始，蔡尔康入主《万国公报》馆，接替沈毓桂出任《万国公报》笔政，直至1901年底。在历时八年之久的编辑生涯中，蔡尔康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共编辑《万国公报》95册。期间，由他笔录，李提摩太、林乐知等人口述，合作译撰了大量有关中西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方面的文章，竭力宣传保清朝、抵外侮、亲英美、倡维新的主张，由此对19世纪90年代中国的维新运动产生过重大影响。
任廷旭，江苏吴江人。早年“专攻举业”，1878年“考授岁贡”，就职吏部，以训导选用。1881年应唐景星之邀，赴沪襄办轮船招商局事宜，“因得问字于特赏五品衔美国进士林君乐知”。1889年奉父命在沪创办养正学堂，“课授中英两学”。1892年因出使大臣崔国因的奏请，被“招致出洋”，但因授例请给川装，“致忤宪意”，被遣回国，回国后，他“杜门养疴，著述自娱”，后在林乐知及李提摩太的邀请下，佐理二人“译书事宜”，并于1900年进入《万国公报》馆，“得随蔡芝绂征君之后，结文字缘”。在出任《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期间，他协助林乐知等人翻译了《保华全书》、《俄国政俗通考》等书，尤其是《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一书皆出其一人之手。与此同时，他还协助林乐知等人合撰了一批“以学辅教”、“以政论教”的文章，极力宣扬“基督教为格致之源”、“基督教为国政之本”。
范棉，字子美，号丽诲，江苏吴县人。6岁就傅，13岁入学为生员，21岁在家担任塾师，于经史、哲学及诗词均有一定的修养。30岁后，他痛感国势之日陵，又对儒学的治国功效产生怀疑，从而显兴趣于西学新知。1902年，他应林乐知之邀，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欲藉《公报》尽一己之义务”，直至1907年12月，成为林乐知晚年的得力助手和后期《万国公报》的主要撰稿人。
除上述四人外，还有两位华人知识分子曾出任过《万国公报》的编辑，一为董明甫，一为袁康。
董明甫，字觉之，江苏南京人，儒生。他于1874年开始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直至1880年4月23日病逝，前后达六年之久。在此期间，其主要职责是对林乐知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董明甫生病期间，林乐知连载于《万国公报》的《环游地球略述》一文，中间有几次延期登载。
至于袁康，具体情况不详。从现有材料看，其名从复刊后《万国公报》第1册开始出现。照此加以推断，袁康是在1889年2月进入《万国公报》馆充当华人编辑的。其主要职责在于与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合作，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间或为一些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
上述六名华人编辑的国学根柢都较为深厚。沈毓桂“学究中西，覃精坟典”，被时人誉之为一代“耆儒”。蔡尔康“三岁而识字，十岁而读群经，弦诵一堂”，及至“髻年人泮”后，又“岁科十试优等”，还曾“古学两冠通群。学宪黄创立南菁书院，调考骈散体文，拟以古人范蔚宗、近人曾宾谷，取列通省超等第二名，留院肄业。学宪王按试松江，奖以‘名士风流，此才谁与抗手’，许食廪饩。学师宣考以‘倜傥有为，学问淹博’举报优行”。任廷旭也“幼习儒书”，专攻举业，1872年，“学宪江夏彭公奖以‘古调独弹’，拔置例首，补廪膳生”。范祎“幼而读书，嗜诗古文辞之学。年十七八，得宋人之所作而研究之，为性理之学。二十以后，得汉唐人及近世诸先辈说经之所作而研究之，又为考据故训之学”。总之，较为深厚的国学根基，使这批华人编辑对中国传统的典籍有相当程度的掌握和了解，而这种文化储备，又为他们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出任《万国公报》的华文笔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长久浸淫在中国传统的典籍之中，又曾在科举的道路上蹒跚十数年或数十年，这批华人编辑的文字功底也见称于时。蔡尔康作诗则“搜罗典宝，如数家珍，是令小儒咋舌”；写文则“多古体字，继令人望而不识，不敢朗诵”。沈毓桂的文章，时人誉之为“秀茂溢于行间，和粹流于简外；藉王、扬以攀屈、宋，左徐、庾而右韩、苏”。任廷旭“为文规仿八家，诗亦不名一格，骈体寝馈六朝，词曲尤得花间草堂余韻”。他之所以被“招致出洋”，就因为其“华英文理俱优”。正是他们的这种文字功底，从而使得《万国公报》上登载一些传教士署名的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而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
上述数名华人编辑不仅国学根基深厚，文字功底见称于时，而且在出任《万国公报》华文笔政之前对西学新知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掌握，有的还有过办报的经验。沈毓桂自1859年到上海后，就协助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艾约瑟、慕维廉、伟烈亚力等人翻译西书，从此涉足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的在华文化活动，历50年而不改其志。协助西方传教士翻译西书，使得沈毓桂于“泰西古今典籍、政令、风俗”，“概能洞悉源流，深明本末”。与此同时，沈毓桂还在《申报》馆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工作。蔡尔康“屡读《公报》，继复读《中西关系略论》，知先生(林乐知——引者)之代为吾华谋者至深且远，未尝不掩卷太息”。“二十岁后，出佐《申报》三年，继主《沪报》八年，继创《新闻报》五月”。任职《申报》期间，曾为傅兰雅创办的《格致汇编》写过评论。任廷旭“长耽西学”，1892年随使出洋，“得亲睹美洲新国之政俗”，“心向往之”。范讳30岁后，“激刺于国势之日陵，悔儒术之迂疏寡效，乃更取算数物理之书读焉”。而袁康之所以能协助林乐知、李提摩太等人译述各西方国家的消息，也是因为其对西方国家的情况有着一定程度的了解。董明甫在进入《万国公报》馆前，曾于1868年从事《上海新报》的编辑工作。上述经历和活动，尤其是对西学新知的接纳和认同，使得这批华人编辑在原有的传统知识之外，又具备了一定的西学素养，这种素养为他们介绍西学、西政，评议中国的政治的得失以及鼓吹变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使他们显示出了与传统文人不同的特点。
在协助林乐知办理《万国公报》的过程中，华人编辑们的地位和作用通过如下三种途径而得以体现，即贯彻执行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编辑方针，为林乐知、李提摩太等西方传教士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加以润色和笔述，最重要的则是自己在《万国公报》上撰文、选用外稿及对《万国公报》刊载的文章加以按语和评论。
作为一名寓华传教士，林乐知对西方国家报刊的功能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他说：“泰西新报之设，由来久矣。凡天文、地理、国政、民情与夫格致、贸易、教会诸大端，莫不研精竭虑，切实发挥，非但有裨于当世，且可垂训于来兹矣。”但他同时又意识到，报刊既可以益人，也可以误人，这就取决于报刊主笔的常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主笔“学必足以断事之虚实，识必足以辨事之是非，而后新报不为诬也”。而“若虚实混淆，是非颠倒，新报之贻羞也”。基于此，林乐知在改《教会新报》为《万国公报》时，多次宣称：“予作《万国公报》，予非率尔操觚，且非为牟利起见，不过尽予之心，以期有益于人，有便于人已。”“《公报》何为而作哉?选西国之新闻，登中原之实事，不假修饰，务在率真，奚事铺张，惟求核实，十八省中传遍殆尽。”在给漱六山房居士的回信中，他强调说：“本馆新报论文，措词自有定见，雅不喜以华样之新而失立言之要也。本报中间或有论及时事之处，质言之而已矣。至若翻译各国西字新报，一字一句，皆从西字中脱胎而出，不敢增损一字一句之意，亦不敢参以私意而妄腾口说也。”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林乐知对《万国公报》的编辑作了明确的规定：(一)各处寄来的稿件，“悉照原稿原意”，但必须是“时新有益世道之件”。如果稿件多虚诞荒谬之词、秽亵轻佻之事，而又用艳丽香奁体格，则“概不录收”。也就是说，稿件的作者“惟实事求是，不叩虚无而索有，不向寂寞以求音”。(二)稿件的作者应“谨慎小心，立言不朽”。与其笔墨招愆，“何如守金人之戒而缄其口耶?”换言之，“知乎国政者勿轻言而不知忌讳，关乎名节者勿妄论而有悮前程”。(三)节录他报的文章，务须注明出处。因为“泰西报馆定例，凡闻见未闻之处，可旁采他报以实篇幅，而必令注明所出自者，盖以防掠美，杜夺利也”。“大凡各报新登各国公件，无论何报皆可登录，惟须何报随后录登，应当注明此则于何报抄录，亦循西报各新闻之成例也”。(四)在处理各处寄来稿件的过程中，“事之是者录之，事之非者去之，以大公无我之心，作大公无我之报，听阅者之去取可也”。如此做的目的，“一免辜负作者之苦心，二则不致误报之凡例”。
对于林乐知为《万国公报》确定的上述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不仅深有同感，而且坚决予以贯彻执行。沈毓桂认为，“泰西新报，厥类綦多”。之所以如此，“恐民庶之见闻狭隘而不谙事理，不识学问，未免冥顽梗化，是亦贻国家之忧”。新报的广为开设，“使诸色人等各随所见以增其新闻，各就所闻以扩其所见，且得通上下之情，辨贤愚之判，悉利害之由，而耳目不致有所蒙蔽矣，事理不致有所隔阂矣，见闻可以渊博矣”。基于这一认识，在编辑《万国公报》期间，他“一以西报为准，不敢攻讦隐私，存厚道也，不敢颠倒黑白，存直道也；更不敢借之以相倾轧，以自标榜，则以其非循分之道而戒之也。其他描摹淫蝶，绘写冶情，搆楼阁于空虚，恣笔墨为游戏，暨乎放口风流之篇什，嬉笑怒骂之文章，俱列专条，同悬例禁，亦以其害道而绝之”。蔡尔康则“念月报之重于日报也，只字不敢苟下，片语不也妄发，惟是兢兢业业，孜孜砣砣。搜采瀛环一二日万乘之新政，刊削里巷数千百辈九腔十八调之委谭……费二虎九牛之力，辟六虚而衷一实，具两造而听五辞”。范讳在承乏《万国公报》的“华文记者”后，与林乐知“或用其口，或用其手”，同样是“砣砣孳孳，昕夕不遑，殚精竭虑”。
《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们不仅有此言论，而行动也是如此。1875年12月1日，浅眼道人《中土日报虽渐增未若西国获益论》一文要求刊登在《万国公报》上，但华人编辑在审读之后，认为此文因“有与别报辨驳之意”，不符<万国公报》的要求，故而未予登载。同年9月17日，山东墨县一位姓袁的作者投稿《万国公报》，论及“英国与中国之事”，而沈毓桂则认为，“本报已得天津消息，英国为马戈利被杀与中国议办已成”，故“此论亦不必登报”。1896年9月，《万国公报》馆的华人编辑曾致信香港各日报馆，对各日报馆转录《万国公报》的文章而未予注明的现象提出了批评，指出：“各贵馆地处英藩，人多西籍，既刊报纸，宜设例文。乃敝报(《万国公报》——引者)逐月行销，多蒙俯赐甄录，其为通行文件，敝报亦得自钞，胥固未便有所陈说。若夫拙著之新论，选择之新事，亦复不嫌庸俗，振笔直钞。更或未解精微，削趾适履，乃至篇未戛然而止，一若不屑道敝馆之名者，抑未知何取于敝馆之文也?”
上述数例，远非华人知识分子为贯彻执行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所做工作的全部，但足可以说明，林乐知确定的编辑方针，华人知识分子是做到了。他们既没有“偶轶报例”，也没有“稍负林君”。
由于华人编辑的身体力行，《万国公报》在当时就获得了较高的评价。有谓“《公报》立论不偏不倚，可为新报之法”。也有的说：“《万国公报》……尤《春秋》之作。……观其记事，凯切详明，褒则可褒，贬则可贬，行三代之直道。……其旌人之善，不过其实。”还有的说，《万国公报》“首登中外互有裨益之事，末译各国有关大局之新闻，事实有征，词无泛没。其考证则有典有则，殚见博闻；其策论则批隙导窍，发聩振聋，诚为当世不可无之报”。甚至还有人认为，《万国公报》“论事不嫌其质，既不使气而矜才；选词只率其真，复不争有奇而斗靡，望之平庸，接之确凿”。
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如何?梁启超对此有过评论。他曾说：“西人之旅中土者，多能操华言，至其能读书者希焉，能以华文缀文著书者益希焉。”此可概见晚清寓华传教士的中文水平。但是，检阅《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西方传教士署名的文章，却可以发现，这些文章不仅明晓畅达、浅显易懂，而且寻章摘句，颇具文采。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有一批华人知识分子为之笔述、加工以及润色。
由华人知识分子为传教士的著作进行笔述和润色早在明末利玛窦时代即已开始。“利玛窦及其耶稣会士教友和继承人始终都与文化人保持着接触，而这些文人对于传教士们著作的最终修订起过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对于那些出自传教士们的著作，口译之后似乎就要用文人整理，中国文人们在对著作的定稿和最后润色时起了关键作用。到了晚清时期，这种合作方式更为普遍。在《万国公报》中也表现得尤为明显。《万国公报》登载的由林乐知等传教士和华人知识分子共同署名的文章，林乐知等传教士署树义、述意、译意、述略、命意、造意、授意、口译以及口述等，而华人知识分子则署汇编、撰文、属文、遣词、作文、笔述、手志、手书、手录以及记言等。这种合作方式在当时被人称为“林君之口，蔡君之手”。
“林君之口，蔡君之手”的具体做法是：“将所欲译者，西人先熟览胸中而书理已明，则与华士同译，乃以西书之义，逐句读成华文，华士以笔述之；若有难言处，则与华人斟酌何法可明；若华人有不明处，则讲明之。译后，华士将稿改正，令合于中国文法。……因华士详慎郢斯，其讹则少，而文法甚精。”这一点，可从蔡尔康等人为李提摩太笔述的《诸女士献经祝暇记》中得到说明，从中可以窥见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
对于华人知识分子在中外合作方式中所起的作用，林乐知并不讳言。他对沈毓桂的编辑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余与先生相交最久，相契殊深，平时为余臂助者，盖难視举。”“前编《万国公报》，有条不紊，不为通人所诟病者，咸惟先生是赖。今重辑报章，又二载有半矣，体裁益为精审，一时几于不胫而走，而先生之心思才力于是亦耗费尽矣。”又说，他与蔡尔康的合作十分默契。“余之舌，子之笔，将如形之于影，水之于气，融华美以一冶。”两人的合作就好比“蛩蜃相生，蟹蛄相倚”，谁也离不开谁。
当然，在中外合作的方式中，传教士与《万国公报》华人编辑的地位还是有主次之分的。传教士一般居于主导地位，而华人编辑则处于从属地位。但是，《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除根据传教士口述进行撰文以外，还以如下三种方式参与《万国公报》的编辑工作。
第一，直接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其中以沈毓桂为最多，共计近300篇，而蔡尔康、任廷旭、范棉、袁康等则相对要少得多，分别为56、15、10、2篇(未包括与传教士合作的文章)，董明甫则没有一篇。这些文章的内容大致不外乎三个方面，即倡言变革、介绍西学、宣传基督教，从而与《万国公报》的宣传主旨及重点十分吻合。
第二，通过《万国公报》为中国人发表文章。复刊后非《万国公报》编辑人员的文章以王韬为最多，这些文章多从《搜园文录外编》中选登。王韬与沈毓桂关系密切。沈毓桂曾说：“紫铨广文，吴中耆宿也，与仆交最久，谊最深。”由此可以断定，是沈毓桂把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中的一部分文章重新刊登在《万国公报》上的。与此同时，由于沈毓桂曾参加过格致书院1889的秋季特课，其撰写的《圣人有四府论》、《救荒备荒目前宜如何为尽善策》及《铸银币得失说》获超等第九名，故而在其编辑复刊后的《万国公报》期间，自第26册始，直至第60册，先后登载了曾参加格致书院考课并获名次的其他人的课卷，分别为王佐才的《中国创设铁路利弊论》(第26册至第28册连载)、胡永吉的《物体凝流二质论》(第42册)、蒋超的《轮船电报两事宜如何剔弊方能持久论》(第50册)、冯徵的《黑龙江通肯河一带请开民屯议》(第56册)、杨史彬的《论采炼钢铁纺纱织布》(第59册至第60册连载)。另外，沈毓桂还在《万国公报》上刊载了其师张渊甫的(性说》一文。孙中山的《上李得相书》，也是因为王韬的关系，由沈毓桂推荐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宋怒的《上合肥傅相书》得以发表于《万国公报》，是因为他在1896年持此稿拜访蔡尔康，蔡尔康认为该书“恣肆，极文章之能事”，且“陈义之高，命意之远，尤鄙人所怀欲白之而未有路者”，故而将其登载在《万国公报》第101册上，“以质海内”。上述数例可以充分说明，《万国公报》的华人编辑有一定的选用外稿之权。
万国公报范文篇3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Morriosn）、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在中国报业的萌芽时代，有关向西方报纸学习议论国政已多次见于知识分子的论著中，如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非常赞赏英国报纸“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⑥
西去取经并付诸成功实践的先行者乃是王韬。他年轻时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13年之久。这期间他很容易和西方报业接触，并了解其新闻思想，墨海书馆是当时英国在上海所办的《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麦都思又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人。1862年后，王韬开始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先是居留香港，然后，在1867-1869年，王韬漫游西欧，此次游历后他发现西方社会的报纸媒体的自由公开对先进文明国家的形成有莫大作用，“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⑦他以为西方所长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有舆论宽松的社会环境，如此才得举国民心。因此，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王韬的《循环日报》处处模仿《泰晤士报》，编排上，最特出的每期上大多出自王韬手笔的一篇时政论文，针砭清朝政事，也是仿照《泰晤士报》的体例而来，这些政论文最后择其精华辑成《弢园文录外编》。《循环日报》与早期中国报纸有很多不同之处，除不以营利为目的外，以政论批评政府、开启民智，“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⑧使它卓尔不群，它的出现为许多民国报纸的政论开先河，提升了报纸的社会价值，改变了政府单方控制话语霸权的局面，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不依附于任何权贵任何党派势力来发表政见，所以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并非谬赞。
二、日本作为中介
除了西方，东邻日本也曾给中国早期报业予某些文人论政的启迪。和中国相仿的是，两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都来自西方列强的外来输入，中国历史上的报纸如邸报，只是充当沟通官僚机构与官吏之间的信息的简单工具，日本的瓦版，都与近代报纸相距甚远。和近代许多改革一样，日本始终充当着中国的先行者，新闻事业也不例外。日本报业对中国文人论政的有益影响只在一个时期，有趣的是，在这个不长的时期里，中国早期著名报人恰好大量在日本求学或者流亡，在历史提供的机遇前，辗转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
如邵飘萍，曾两次流亡日本。1914年春，被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东渡日本，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课，并在《朝日新闻》工作过。《朝日新闻》至今仍是日本的重要报纸，1879年创办于大阪，在日本的民权运动时期开始涉足政治，刊载言论，但在“政党报纸”后期，为了免遭停刊的厄运，以中立面目出现。邵飘萍在日期间，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为早期中国新闻学的重要著作。1919年8月，《京报》被查封，邵飘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于右任筹办《神州日报》前，曾专门赴日本考察过两大民间报纸《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宋教仁在日本住过多年，后为《民立报》主笔。《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则于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期间有过多次新闻实践，1911年初回国后任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其报业生涯。而《大公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政之亦在1907年成为留日学生。
日本新闻事业的政论时代，出现在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报纸开始出现并成为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武器，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报纸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对报纸一度也持西方的看法，1871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宣称：“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主、自由等观念已比较深入人心，但旧的封建因素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随之，日本民间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自由民权运动。19世纪70年代，由于日本“征韩”问题引发激进派和渐进派的分歧，日本报刊以此为契机走上了要求新闻自由之路，很多报纸成为“政论报纸”。主张言论自由的报纸很快和明治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政府而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修改报纸条例，加强对报业的限制；另一方面，削弱和瓦解对当局持反对态度的自由党和改进党，之后，政府开始严厉的镇压，是为日本新闻史的“黑暗恐怖”的年代。
1912年“护宪运动”胜利后，新闻界开始抨击国事。1916年，陆军元帅寺内正毅出任首相，组成寺内内阁，开始对新闻界进行打击。次年日本趁苏俄遭受西方列强干预，出兵侵占西伯利亚，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新闻界反对内阁的出兵行为，受到了内阁惩处，从而引发了日本新闻界的强烈不满，1918年，84家报刊的记者代表云集大阪，要求寺内内阁总辞职，但最后抗争失败。此后的日本新闻界，逐步转向商业。
在日本报业并不算长的政论时期，中国报人恰逢其时，通过这个西方新闻思想的中介，中国报人不仅学到了报纸经营的商业范式，更感佩于西方新闻思想中自由论政的实践模式。
三、结论
当然，除了步武东西方，中国历代士大夫悠久的清议传统也是“文人论政”的一大源头。概言之，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修身齐家治过平天下”这些儒家理念的影响下，“位卑未敢忘忧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不懈的责任感。一方面，报国与忠君，一方面，不惮为帝王师。历代的史官、言官的设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代表着在朝的论政文人，而汉代太学生、宋代的书院论政、明代的东林学院、复社等则代表了在野的声音，“言论报国”、“文章报国”为历代文人的理想所在，有时也是悲剧成因。
步入近代后，这一传统找到了报纸这一新载体，因为先天的某种相似，清议传统自然地找到了报纸为新载体，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可以为例，该奏折中他明确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建议：“《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⑩仅此一例，已足见清议传统与近代文人论政关系的密切。
综上所述，几代民国报人，秉承历代文人的风骨，接受了西方新闻思想的启蒙，效仿东邻，为国事而奔走呼吁，使文人论政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注释
①赖光临：《中国近代保人与报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15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④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
⑤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6页。
⑥[清]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⑦[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⑧[清]王韬：《韬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页。
⑨[日]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⑩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万国公报范文篇4
西方的报业起步、成熟都早于中国，它的办报理念，曾通过两个渠道影响了中国的近代报纸，一者，传教士东来传播，二者，中国人西去取经。
前者，即要联系到在中国近代史上扮演着非常复杂的角色的西方传教士，一方面，是侵略者，一方面又带来了西方先进的文明。他们到中国后，为了实现其文化侵略目的，在中国在沿海通商城市进行大量的办报活动，客观上带来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的观念，影响了一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也有着开榛辟莱之功，对民国报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据后世研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通都大邑的报纸大约有七十六种，其中教会创办的占十份之六。①传教士中办报取得成功的有马礼逊（RobertMorriosn）、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TimothyRichard）等人。
马礼逊于1815年8月在马六甲创办了第一家中文报纸《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他倡导报纸的意义在于“首在灌输智识，阐扬宗教，砥砺道德，而国家大事之足以唤醒吾人之迷惘，激发吾人之志气者，亦兼收而并蓄焉……智识科学之与宗教，本相辅而行，足以促进人类之道德，又安可忽视之哉。……中国人民之智力，受政治之束缚，而呻吟憔悴无以自拔者相沿迄今，二千余载，一旦唤起其潜伏之本能，而使之发扬蹈厉，夫其易事？惟有抉择适当之方法，奋其全力，竭其热忱，始终不懈，庶几能挽回于万一耳。”②他还曾在《论印刷自由》一文中声称，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人类有写作和印刷的自由。此文被中国新闻学界称作“出现在东方报刊上第一篇介绍西方出版自由观念及天赋人权学说的文章”，③马礼逊文中宣扬的观点，如天赋人权、言论出版自由……尤其强调的政府没有权力干涉和压制，对几千年来臣服于皇权统治下的中国人来说有着不寻常的意义。
1868年在上海创办的《万国公报》在传教士所办的诸报中影响尤大，发行量最高时达3.8万多份，创下了传教士在华报刊最高发行记录。创办人中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J.Allen）丁韪良（W.A.P.Matin），后来又分别成为《上海新报》和《字林西报》的编辑。之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对《万国公报》着手改革，李提摩太希望能通过报纸来变革这个老大帝国。同样的，林乐知也希望通过报纸传播西方文明，进而影响中国自身的内部改革——洋务运动。④这个人群，在中国传播西方理念的同时，内心固然持有殖民的意愿，但历史的结局却背离了初衷：“他们都以虔诚的宗教家心理，希望东方这个老大帝国的新生。”⑤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的许多观点、建议对中国的改良知识分子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康有为1882年第一次接触被该报就被深深吸引，在万木草堂把《万国公报》作为弟子的自学材料，进一步启迪了梁启超等弟子。可以这么认为，郑观应的《盛世危言》中的新闻观点本于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的诸多论说，梁启超的一些变法主张也能在《万国公报》中找到根源。
在中国报业的萌芽时代，有关向西方报纸学习议论国政已多次见于知识分子的论著中，如魏源，在其代表作《海国图志》中，非常赞赏英国报纸“刊印逐日新闻纸以论国政，如各官宪政事有失，许百姓议之，故人恐受责于清议也。”⑥
西去取经并付诸成功实践的先行者乃是王韬。他年轻时接受英国传教士麦都思的邀请，在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学书籍工作13年之久。这期间他很容易和西方报业接触，并了解其新闻思想，墨海书馆是当时英国在上海所办的《字林西报》的附属机构，麦都思又是中国境内早期中文期刊《遐迩贯珍》的创办人。1862年后，王韬开始了长达23年的流亡生活。先是居留香港，然后，在1867-1869年，王韬漫游西欧，此次游历后他发现西方社会的报纸媒体的自由公开对先进文明国家的形成有莫大作用，“日报之于泰西诸国，岂泛然而已哉？所载上关政事之得失，足以验国运之兴衰；下述人心之事，亦足以察风俗之厚薄。凡山川之形胜，物产之简番，地土之腴瘠，邦国之富强，莫不一览而了然，其所以见重于朝野，良有以哉！”⑦他以为西方所长不仅在于船坚炮利，还有舆论宽松的社会环境，如此才得举国民心。因此，1874年他在香港创办了著名的《循环日报》，自任主笔。王韬的《循环日报》处处模仿《泰晤士报》，编排上，最特出的每期上大多出自王韬手笔的一篇时政论文，针砭清朝政事，也是仿照《泰晤士报》的体例而来，这些政论文最后择其精华辑成《弢园文录外编》。《循环日报》与早期中国报纸有很多不同之处，除不以营利为目的外，以政论批评政府、开启民智，“国家有大事，皆视其所言以为准则，该主笔之所持衡，人心之所趋向也”⑧使它卓尔不群，它的出现为许多民国报纸的政论开先河，提升了报纸的社会价值，改变了政府单方控制话语霸权的局面，站在民间的立场上，不依附于任何权贵任何党派势力来发表政见，所以林语堂称其为“中国新闻报纸之父”并非谬赞。
二、日本作为中介
除了西方，东邻日本也曾给中国早期报业予某些文人论政的启迪。和中国相仿的是，两国的近代新闻传播事业都来自西方列强的外来输入，中国历史上的报纸如邸报，只是充当沟通官僚机构与官吏之间的信息的简单工具，日本的瓦版，都与近代报纸相距甚远。和近代许多改革一样，日本始终充当着中国的先行者，新闻事业也不例外。日本报业对中国文人论政的有益影响只在一个时期，有趣的是，在这个不长的时期里，中国早期著名报人恰好大量在日本求学或者流亡，在历史提供的机遇前，辗转接受了西方的新闻思想。
如邵飘萍，曾两次流亡日本。1914年春，被营救出狱的邵飘萍东渡日本，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在日本新闻学会听课，并在《朝日新闻》工作过。《朝日新闻》至今仍是日本的重要报纸，1879年创办于大阪，在日本的民权运动时期开始涉足政治，刊载言论，但在“政党报纸”后期，为了免遭停刊的厄运，以中立面目出现。邵飘萍在日期间，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为早期中国新闻学的重要著作。1919年8月，《京报》被查封，邵飘萍被迫再次流亡日本。于右任筹办《神州日报》前，曾专门赴日本考察过两大民间报纸《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宋教仁在日本住过多年，后为《民立报》主笔。《大公报》主编张季鸾则于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在日期间有过多次新闻实践，1911年初回国后任上海《民立报》编辑，正式开始其报业生涯。而《大公报》的另一位重要人物胡政之亦在1907年成为留日学生。
日本新闻事业的政论时代，出现在幕府末期和明治初期，报纸开始出现并成为民众争取民主权利的重要武器，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报纸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喉舌。明治政府学习西方，对报纸一度也持西方的看法，1871给报纸发行人的文件中宣称：“新闻纸应以开启人们的知识为目的。而开启人们的知识，就是要打破顽固狭隘的思想，担任文明开化的先导。”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民主、自由等观念已比较深入人心，但旧的封建因素仍影响着社会的进程。随之，日本民间出现了反对封建专制、争取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自由民权运动。19世纪70年代，由于日本“征韩”问题引发激进派和渐进派的分歧，日本报刊以此为契机走上了要求新闻自由之路，很多报纸成为“政论报纸”。主张言论自由的报纸很快和明治政府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政府而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修改报纸条例，加强对报业的限制；另一方面，削弱和瓦解对当局持反对态度的自由党和改进党，之后，政府开始严厉的镇压，是为日本新闻史的“黑暗恐怖”的年代。
1912年“护宪运动”胜利后，新闻界开始抨击国事。1916年，陆军元帅寺内正毅出任首相，组成寺内内阁，开始对新闻界进行打击。次年日本趁苏俄遭受西方列强干预，出兵侵占西伯利亚，以《朝日新闻》为首的日本新闻界反对内阁的出兵行为，受到了内阁惩处，从而引发了日本新闻界的强烈不满，1918年，84家报刊的记者代表云集大阪，要求寺内内阁总辞职，但最后抗争失败。此后的日本新闻界，逐步转向商业。
在日本报业并不算长的政论时期，中国报人恰逢其时，通过这个西方新闻思想的中介，中国报人不仅学到了报纸经营的商业范式，更感佩于西方新闻思想中自由论政的实践模式。
三、结论
当然，除了步武东西方，中国历代士大夫悠久的清议传统也是“文人论政”的一大源头。概言之，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修身齐家治过平天下”这些儒家理念的影响下，“位卑未敢忘忧国”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一直怀有不懈的责任感。一方面，报国与忠君，一方面，不惮为帝王师。历代的史官、言官的设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代表着在朝的论政文人，而汉代太学生、宋代的书院论政、明代的东林学院、复社等则代表了在野的声音，“言论报国”、“文章报国”为历代文人的理想所在，有时也是悲剧成因。
步入近代后，这一传统找到了报纸这一新载体，因为先天的某种相似，清议传统自然地找到了报纸为新载体，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可以为例，该奏折中他明确提出“纵民开设”报馆的建议：“《周官》诵方训方，皆考四方之慝。《诗》之《国风》、《小雅》，欲知民俗之情。近开报馆，名曰新闻，政俗备存，文学兼述。小之可观物价，琐之可见士风。清议时存，等于乡校。见闻日辟，可通时务。外国农业、商学、天文、地质、教会、政律、格致、武备，各有专门，以为新报，尤足以开拓心思，发越聪明，与铁路开通，实相表里。宜纵民开设，并加奖励，庶裨政教”。⑩仅此一例，已足见清议传统与近代文人论政关系的密切。
综上所述，几代民国报人，秉承历代文人的风骨，接受了西方新闻思想的启蒙，效仿东邻，为国事而奔走呼吁，使文人论政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注释
①赖光临：《中国近代保人与报业》[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15页。
②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第57页。
③方汉奇：《中国新闻传播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
④袁伟时：《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M]，深圳：海天出版社，1992年。
⑤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第26页。
⑥[清]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年。
⑦[清]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⑧[清]王韬：《韬园尺牍》[M]，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07页。
⑨[日]内川芳美，新井直之：《日本新闻事业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⑩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1898-1911）》[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万国公报范文篇5
一、大量翻译介绍西方国家的文化知识有益于中国人开阔眼界，启迪心智，促进中国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西学东渐”，首先碰到的是文化与语言的差异，其中必然会有一个同化的过程，这就是翻译。北京大学金克木教授曾就古印度最早期文献《奥义书》的翻译，谈到其困难以及翻译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意义。他说;“从原文看，翻译很难，几乎不可能，但从功能或作用看，翻译却又有意想不到的效力。若没有翻译，世界各民族各地区以至各时代的文化的交流以及矛盾冲突会合缺了文献这个层次，都不可能完全，作为整体的‘世界文化’也没有高层了。”［3］李提摩太在他的一生中用去了大部分的精力和心血投入了翻译和著作事业，其成果卓著，是同时代同类人中很少有人能与之比肩的。他涉及的面很广，有宗教的、教育的、西学的、经济的、科技的、时局的、史志的等等。他不仅将西学介绍到中国，而且还将中国的佛经和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传向西方，真正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和枢纽的作用。李提摩太最早翻译的是美国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爱德华•贝拉米(E•Bellamy)的小说。1891年12月至1892年4月的《万国公报》刊登了《回顾》(LookingBackwand)的节译，译名为《回头看纪略》，1894年广学会将其易名为《百年一觉》，以单行本出版发行。原小说1888年在美国初次发行，小说中描绘了一个波士顿的青年人，从1887年沉睡到2000年，当他醒来时，看到整个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已被消灭，由国家管理一切生产和分配，产品由全体社员共同享有，社会实现了完全平等。此书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思潮传播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国康有为的《大同学》(原名《人类公理》)和谭嗣同的《仁学》都受其影响。康有为直言不讳地承认:“美国人所著《百年一觉》是‘大同’的影子。”谭嗣同也说:“若西书《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4］李提摩太之所以选择这部作品进行翻译当然有他的目的，因为原作的核心是描述未来社会理想的经济架构，以此来影响预期接受者，这当然主要是晚清思想开明的高层官吏与思想文化界的精英。李提摩太除选择作品下一番工夫外，在翻译手法上更见他的独具匠心。1898年，他与任延旭合译了18世纪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薄柏的名诗《天伦诗》(AnEssayonMan)，为适合普通知识阶层和信仰基督教的民众的阅读水平和兴趣，他采用了浅显的语言和四言古诗形式，竭力使译文的形式和内容贴近中国文化的传统，消解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促使读者在熟悉的语境中无意识地接受译者的思想和意图。从《天伦诗》的结尾，我们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我咏天伦，作此诗歌。后人咏之，当知此诗，非由己意，乃宴汝情。以汝圣人，为我师友。我明汝道，以著我诗，非讲诗学，乃讲实学。非悦人心，乃化人心。人心如镜，不平者多。以心烛物，不得真形。天心照人，面目始真，故知万事，当效天心。人心不平，往往怨天。岂知天定，天理人欲，殊途同归，皆能益人。世人当知，当自爱者，必真爱人。理无二致，惟有德者，为能福人。人生学问，第一功夫，全在知己，万事顺天。［5］很显然，李提摩太采用如此直白的语言抒发的是他要传达给人的“因文见道，同心救世”的胸臆，并且纳入到了他的宣传基督教的文化策略之中。
李提摩太对于近代西方人文、哲学、社会科学的译介就更为重视。他1899年9月发表的由他与蔡尔康合作的《性理学列传》，介绍了从古希腊到19世纪西方主要哲学家的生平和思想，例如，他称康透(康德)是“德国大名士”，“传康氏之学者，厥有高足弟子三人，一曰费德(费希特)，一曰鲜麟(谢林)，一曰海格(黑格尔)，皆卓然有声于时，泰西各国人士，无不读其书，亦无不服其说理之精”。［6］(657)如果摒除他的神学说教之外，把这些西方哲人及其学说介绍到我国来，对于国人来说还是闻所未闻，十分新鲜的。应该说，生物进化论应用到人类社会，就彻底否定了传教士坚信的上帝的存在。但是李提摩太在蔡尔康的协助下，还是把英国社会学家、进化论者本杰明•基德(B•Kidd)的《社会进化》(SocialEvo-lution)，翻译成《大同学》介绍到中国。英文原书1894年出版，1899年2月至5月《万国公报》发表了前4章译文，后来广学会将全书10章全部校刊出版。值得一提的是该文首次在中国出现了马克思和《资本论》的介绍，当然那时的译法与我们现在通常译的不尽相同，可这是我们目前所知国内刊物上第一次提到的。他把社会主义称为“安民新学”，马克思是工人运动的领导人，称为“百工领袖著名者”，《资本论》为“主于资本者也”。文中还引述了马克思的一段话:“纠股办事之人，其权笼罩五洲，实过于君相之范围一国。吾侪若不早为之所，任其蔓延日广，诚恐总地球之财币，必将尽入其手。然万一到此时势，当即系富家权尽之时，何也?穷黎既至其时，实已计无复之，不得不出其自有之人权，用以安民而救世。”［6］(614)不难看出此段文字实际上阐述的是马克思关于垄断资本理论和资本主义发展最终会引起人民革命思想的要点。在李提摩太译作中影响最为广泛的还要数历史方面的《泰西新史揽要》。该书的原作者麦垦西(当时译为马垦西)，书名原为《十九世纪史》，1889年在伦敦出版，1894年3月至1894年9月在《万国公报》上以《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为题首次刊行，1895年由广学会出版，取名为《泰西新史揽要》，译本序和译本后序也在《万国公报》上推出。此书以国别为经，以史实为纬，详细分卷论述英法等国家的现代史。全书24卷，共8册，正文23卷，附记1卷，每卷分为若干节。出版后风行一时，官私盗印本很多。此书叙述了19世纪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而且以英法历史为最多，这对中国人了解资本主义的改革和发展历程，具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对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来说，确实起到了开阔眼界、启迪心智的作用。当然不会如译者所标榜的那种程度:“此书为暗室之孤灯，迷津之片筏，详而译之，质而言之，实救民之良药，保国之坚壁，家贫之宝玉，而中华新世界之初桄也，非精兵亿万，战舰什百，所可比而拟也。”［7］(219)不过著名学者梁启超还是做了客观评价，他在《读西学书法》中称赞该书:“述百年以来欧美各国变法自强之迹，西史中最佳之书也。”［8］恭亲王回答俄国公使提问时，也说该书“对中国来说，是一本有用的书”。尤其值得肯定的是李提摩太用19世纪的欧美和印度等国的发展史实，归纳出的近代化程度是决定竞争成败的关键，让中国人“知今日兴国之道，有断不可少者四大端:道德一也，学校二也，安民三也，养民四也。凡精于四法者，其国自出人头地，不精或不全者，不免瞠乎其后，毫不究心者则更在后矣”。［9］1895年光绪的师傅孙家鼐，用了两个月的时间给皇帝讲论了这部著作。光绪这样有兴趣，也从某个侧面说明，此书对他了解世界，参照已经见效了的其他国度的改革，对他所决心从事实现现代化的变法是有所作用的。综上所述，李提摩太作为基督教新教传教士，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宗教的目标驱使他要用基督教文化改造中国文化，他不但从事了文化传播，而且参与了中西文化融合和中国文化的改造工作，这就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意识地把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本体系引入到中国，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了中西文化的涵化过程，这对开阔中国人的眼界，启迪民智，促成中国向现代化的转变还是起到了积极的向前进的作用的。
二、为出谋划策，影响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面貌和进程
19世纪90年代中期，正好是中国处于历史的转折点上，中法安南之战和中日甲午战争失败的教训，强烈地刺激了中国人要求改变现状的迫切愿望和决心，士绅文人又从传教士那里接受西方的知识和价值标准。李提摩太也以自己不懈的努力和官场内外的改革派领导人物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良好的人际关系对尝试改革是很有效的。因为他所接触的这些人物比中国当时的任何其他社会阶级成员都更加深刻地与中国的文化密切相关，并更加能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李提摩太最早与官场内接触的人物是李鸿章，那是1875年，李鸿章到烟台准备签署中英《烟台条约》。为了治疗李鸿章的很多士兵患的热病和痢疾，李提摩太将奎宁丸和止痛药作为礼物送给这位将军。1880年9月，李鸿章在天津接见了路过的李提摩太。也是在这次会见中李鸿章说过“在全国，受过教育的阶层里没有一个基督徒”，由此使李提摩太深刻认识到对中国领导阶层施加影响的重要性。他之所以写《从史实看基督教的益处》(出版时改为《救世教益》)，决定性的因素还是李鸿章问了“基督教到底能给一个国家带来什么好处?”正是在这本书中，李提摩太和盘托出他的改革理念:“今之五洲中西大事有四要焉。一曰养民，一曰安民，一曰新民，一曰教民。”［6］(108)也正因为有如此友好的交往，所以1890年7月通过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等人推荐，李提摩太获任《时报》的主笔，从此他利用这一传媒就中国改革的许多课题发表了大量文章，1894年结集名为《时世评论》出版，李鸿章和曾纪泽还以《西学的重要性》为题作序。［1］(204)李提摩太就是这样通过结交权贵而进入了清朝权力上层的。除李鸿章外，他还与丁宝桢、曾国荃、左宗棠、张之洞、翁同龢、袁世凯、恭亲王、庆亲王等打过交道。在官场外，李提摩太给予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就更为具体和直接，甚至为他们的变革方案提供了蓝本。“1895—1896年冬天，李提摩太访问北京时，结交了康有为、梁启超(他曾短时间担任过李提摩太的秘书)和短命的强学会的其他成员，也经常在强学会的集会上发表演说”［10］这是历史学家的客观叙述。据李提摩太本人的回忆，他是1895年10月7日与康有为第一次见面，协助他在京期间工作的，除自告奋勇，表示愿为其服务的梁启超而外，尚有文廷式、谭嗣同和陈炽等。［1］(234—235)这些都说明李提摩太与改革派的关键人物的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之间的观点和思想的一致性。面对甲午战争后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等人寻觅救国之路，李提摩太的言论和著作，给他提供了值得参考和借鉴的良方。这些我们从康的“公车上书”中提出的变法纲领和李氏的言论和文章对比的相似性中可以一目了然。康有为上书中指出清廷应“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图自强”。［7］(246)李提摩太看了康有为写给皇帝的请愿书后，曾给他妻子写信时说道:“我惊奇地发现，我曾提出的各项建议几乎都揉进了请愿书中，并被浓缩在一个绝妙的小小‘指南针’中。无怪乎他来拜访我，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共同观点。”［2］(205)1895年10月12日翁同龢口头提出要他写一份“改革计划”，以便呈献给光绪帝，［11］现在我们看到的发表在《万国公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三月)上的《新政策并序》就是那份改革计划的详细内容。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证明李提摩太的说法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再有，从光绪皇帝在变法期间颁布的一系列新政诏令中，决定采取“广开言路”，“给民众一定的政治参与和言论自由”，仿效西方“兴民权”，“设议院”，［12］“除外国人加入内阁一条外，李提摩太的建议在‘百日维新’期间确实得到了实施”。［7］(243)由此也可以看出李提摩太著书立说、奔波劳碌所取得的效果。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康有为、梁启超流亡到日本，仍然写信给李提摩太，请他予以关注和帮助。梁启超在信中说:“惟东方之局日急，若贵邦与美、日两国不早为计，他日俄人羽翼既成，无复可望耳!望足下与贵邦诸君子急留意也。”康有为则请李氏:“转求贵国公使电达贵政府主持公道，保我皇上圣躬，全我皇上权力，施我大德，感且不朽”。［7］(254)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梁对李的信任程度和把保卫变法成果的希望寄托于他。综上所述，在中国风云激荡的19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那场维新变法运动，是由国内外出现的多种矛盾而造成的。李提摩太在这当中发挥了不同于他人的带有个性特征的作用，他结交官场内外的士绅文人，以人际交往独特的魅力和除旧革新的理念，影响着与他接触过的人的思想和行动。他把西方进步的强势文化引进中国来，不可否认，由于他传教士的身份，贯穿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意图，以及掺杂了为他们的国家服务的想法，这些又必然受到当时客观实际的限制。我们对其积极的方面给予的肯定，只是表明与过去形而上学猖獗之时的全盘否定相区别而已。
三、主持广学会的工作，吸引中国的知识分子登上论坛，增强他们变革现实的责任心
万国公报范文篇6
[摘要]：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风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早期外国人报纸对以后的办报理念和业务发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后来的《万国公报》等。许多外报在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开展，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本文尝试从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横向考察外报的报纸形态、宗旨定位乃至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大致思路是理出脉络，并做简单之比较。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
谈传教士报纸，自然从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谈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创办于马六甲，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其创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该报是一份宗教宣传性质报纸，办刊宗旨乃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报纸形态上看是这样一份报纸：封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右有：“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时间标识：“嘉庆丙子年全卷”。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神学色彩的同时，也颇注意中国受众的本土化语境。[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传媒分众的层面来界定刊载内容，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3]这种按受众层次区别对待的受众观在当时无疑是为了适应传教之需要的，但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然而从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来看，读书人迷于科举，而普通“老少愚达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读报的需求的。这显而易见制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的发展。事实上从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传播的途径和作用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功能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五卷概未涉及，连米怜自己也认为是一大缺陷，但将这一缺陷归诸当时条件的限制，声称并非其办刊本意。[4]然而，该报毕竟还是清楚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缺陷。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绍世界各国概括，及至月食报道等内容。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报纸内容可见，主持人对媒介的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扩展报纸之所及。
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传教士报纸的先驱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无疑是传教士报纸精神传承和转变过程的一份重要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从报纸主持人来看，其办报动机已经在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基础上进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转变了。传办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5]
这样一位报纸主持人，不难想象其传办报刊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办报传教。但是限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传教士报纸市场有限，也很难跳出传教这个圈子（尽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其所传之“教”也非单纯之“天主教”）。客观上，这份报纸由于从报纸的内容到宣传都更好的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巨大的。尤其是报纸定位，已经不是早期单纯的宣传品。《东西洋考》明确将自己归属新闻纸，辟有“新闻”专栏，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载《新闻纸略论》。[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上继承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其创刊号上印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等等。但内容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更加注重时事新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传教士报刊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的过渡，对后来的商业性报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颇为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创刊。开启了美国便士报的新时代。便士报不仅仅在其后西方新闻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还深深影响了西方新闻界的办报理念和实践。创办人本杰明•戴（BenjaminH.Day）这样表述其报纸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Bleyer,W.G.,1927,158）.”[7]对比可见，彼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受制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发展已远远落后西方社会。
这一时期（1815年-1839年）的传教士报刊主要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各国消息》等。他们在内容上基本都还是停留在传教上，这里不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50年代后香港出现的《遐迩贯珍》。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也开我国中文报刊铅印之首。虽然《遐迩贯珍》是传教士麦都思依靠马礼逊教育会、英华书院创办，但其实际上已经是一份新闻为主的刊物了。其创刊《序言》上云：“‘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8]由之可见，该报重视通内外，后来国人王韬“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郑观应“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或由之受启发。
有学者认为，《遐迩贯珍》暴露了西方‘炮舰’加‘布道’的殖民取向。[9]固然是深刻的见解，不过从其办刊形式和内容上来看的话，也的确更加侧重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遐迩贯珍》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10]纯粹从办报的角度来论的话是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报纸，即《万国公报》。该报是一份基督教报纸，林乐知（YoungJohnAllen）创办并主编。《万国公报》的评论是其区别于前述传教士报刊的一个显著特色。
《万国公报》以犀利的政论，站在西方立场上，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对报刊本身轨迹及一些报刊理论作探索。《万国公报》办报的目光、视野具有职业理念。[11]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在传教的同时，对英美报学进行研究。“泰西诸国人民率皆嗜阅新闻纸，如饮食，殆不可一日缺。”“考英美新闻纸之不同处，即英报重于论辩、义理，美报专于搜罗新闻。”对报刊史进行探索的意义或许可能更多的影响到了该报具体的办报上。
总体上说，传教士在华报刊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新时代。传教士报纸客观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其为国人带来的“通内外”之作用对早期国人办报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以后的改良派、维新派办报经历来看，无不受到传教士报刊宣传思想的影响。
商业性外报
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外报显示了另外一类报纸形态，即以商业信息流通和盈利为目的商业性报纸。
《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于上海创刊。创办人为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Shearman），字林洋行发行，该报无论从报纸主持人，发行单位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教士报纸，因而也表现出其商业性报纸的特色。报纸从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由于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机关，得到优先刊载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的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有“英国官报”（OfficialBritishOrgan）的称号。
《北华捷报》的历史意义更在于该报孕育了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脱胎于《北华捷报》的星期增刊《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该报尤其重视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还获得了独享刊登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为此，《文汇报》（J.D.Clark）还因公开转载《字林西报》刊登的路透电讯而打了场版权官司。
继这之后，《上海新报》创刊，该报是以北华捷报馆为主体的字林洋行创办出版的周刊。其编辑方针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12]该报自1870年3月24日在国内率先为每条新闻拟简明标题，是一项对后来报纸业务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举措。《上海新报》后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失败，由此亦可窥商业性报纸的商业竞争意识。
值得重点评述的是《申报》和《新闻报》。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美查（ErnestMajor）直言其办报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说前述商业性报纸与殖民主义开拓尚有关联的话，到美查的《申报》已经完全是为金钱而办。美查于1889年将所经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报纸也由外国独资变为外资控股，中外合资，其商业性运作已接近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的经营。
《新闻报》1893年3月17日创办，虽晚于《申报》，却后继勃发，一创刊就同《申报》打价格仗。很快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仅次于《申报》的第二大报。从两报的竞争可以看出彼此追求利润至上的宗旨。
《申报》的经营和管理大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期的传教士和政治性报纸的。它奠定了近代中国商业报纸的基本模式。其创刊号所登《发刊辞》、《本馆条例》、《申江新报缘起》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13]其所谓“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或可作为《申报》对新闻价值的一种认识和探索。
《申报》对战事的报道非常重视真实性原则。无论是朝鲜政变、中法战争等，无不尝试亲身采访、现场报道。同时期西方新闻界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在其报道中亦有所体现。对“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连续报道或可作为《申报》无意中的一次新闻议程设置。
此外，《申报》报道大量社会新闻，以吸引读者；号外以追求时效；连载旅行通讯以丰富内容；刊登照片以美化版面；重视言论和副刊以形成特色。这些具体的新闻业务为商业性报纸的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为我国报纸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申报馆的经营思想亦是一个值得比照的方面。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自办发行，创办了一批其他出版事业。比较突出的有各类期刊的经营，如《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申报馆还兼营书籍出版。其1888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美称。
广告成为《申报》经营的重点。在《招刊告白引》（1872年5月7日）中如此云：“尝游通都大邑，见中国一城一邑，一岁一市之中，有怀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无由遍诉者……西人之为民下者亦尝患此久矣，思夫善其术以出之。盖有新闻纸出，而民之情不至拥于上闻矣。”[14]从其中可见，申报馆的广告思想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其对“新闻纸”广告功能的认识颇具有远见。
这一时期的商业性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传播思想来讲可能不如传教士报刊明显，但是其对中国报业和社会的发展作用却是巨大的。因为商业性报刊的存在，国人充分认识到新闻纸可谋利、可广耳目、可易风俗，商业性报刊的创办也在这之后开始孕育并渐渐发展了起来。宗教性报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是有限的，商业性报刊却是刺激近代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性外报
政治性不可避免的在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性报刊中有所体现，这是由传播者的自身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外报中有这么一股力量，它们是纯粹的政党报纸，如果溯源的话，或者是西方政党报纸在中国的特殊产物。这里择其代表性报纸略述。
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AAbelhadaChina）在澳门创办，这也是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但实际上，这份报纸与中国仅仅是从地域上建立了联系。报纸的创办人是葡萄牙立宪党派人士，报纸是为了宣传立宪党派在澳门的政治主张而创办的。此后，在澳门又创办了《澳门报》（GazetadeMacao）、《澳门钞报》（AChronicadeMacao）等8份葡文报刊。
这些报刊，多报道本国事务，从受众定位上即不是面对中国受众的，因而也无关宏旨。不过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些葡文报刊一般都持中立态度，甚至有少数持亲华立场，是值得联系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
《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一译《中国文库》）是一份同中国联系紧密的政治性报纸。该报创刊于1832年5月31日，英文月刊。虽然该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创办并主编，但其政治性远大于宗教性，我们认为其更是一份政治性报刊而非宗教报刊。该报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为宗旨，其内容“多为英人在华的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15]该报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华，政治性昭然若揭。
政治性报纸对中国人的办报影响甚微。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也仅起了解外情的作用。但是政治性报纸却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殖民侵略进行了向导，对政治性报纸的媒介功能不能小觑。但同时我们也应辩证的看待这一媒介形态及其功能，正如我们历史地评价鸦片战争一样。“大众媒介是形成新型凝聚力的潜在力量，能够把同一国家、城市或地方的分散个体联合起来。……如何诠释媒介影响常常取决于一个观察者对现代社会的态度和他们的社会观中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程度。20世纪早期既是（或可能正因为是）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冲突最为显著的时代，同时也是思想进步、民主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16]将媒介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语境中考量，这对我们评价政治性外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所启发的。
三股力量的交织
孤立地看待报纸的形态是狭隘的，而不将报纸的形态做一具体的细分也不利于我们区分对待不同产生背景下的报纸和同一背景下不同语境下的报纸。我们认为在分析在华外报及其影响时不应该一概而论。本文即是对此的一个简单梳理和评述。
外国人在华报纸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的第一页。但同时它也是适应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而产生的。如果说传播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割裂，是否这种割裂又孕育了外国人在华报刊的不同形态？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论，早期在华外报的三股力量交织或许对近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意识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如西方便士报使得独立报业形成，早期商业性外报是否也在新闻活动过程中不自觉地促成了中国独立报业的形成？而早期传教士报纸的宣传策略（我们知道王韬等早期报人都有在传教士外报中工作的经历）是否亦对形成中国的政党报刊及其政论风格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中国人介入传教士外报的创办（梁发、王韬等等）而形成了传教士报刊的宣传风格？此外，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显现的？除了传教士报刊，政治性的外报对梁启超等人的办报活动是否也有所启发和影响？
无论如何，这三股力量彼此是相互联系，共生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对其彼此间这种共生和相互影响（或者一定程度的彼此隔离？）的关系的探究，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从媒介的功能和作用角度去考察，并将这种媒介功能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大的社会背景和特殊语境下。
理清这三股力量的关系或许对近代中国报业专业主义之肇启有所启迪。如果我们把对这三股力量的研究作为对在华外报传播者的研究的话，或许可以借用黄旦先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一段深刻见解：
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笔者注）建构和消解，才使得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分析西方的媒介组织，而且对如何研究我们的传播者也不无启示。[17]
[注释]
[1]《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丹尼斯•麦奎尔，清华大学出版社，第54页。
[2]《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58页。
[3]《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张之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7页。
[4]《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2页。
[5]《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5页。
[6]《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3页。
[7]转引自《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0页。
[8]《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9]《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9页。
[10]《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11]《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07页。
[12]《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页。
[13]《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0页。
[14]摘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4页。
[15]《中国报学史》，戈公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万国公报范文篇7
通过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的教学，使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的背景和方式；初步理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公车上书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要求变法的活动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进步性以及他们对维新变法运动的贡献。
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是历史进步的现象，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在民族危机严重的时刻，积极宣传变法，要求发展资本主义、救亡图强是符合历史潮流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是爱国和进步的，应该学习他们关心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爱国主义精神。
教学建议
本课地位分析
维新变法运动是在19世纪末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而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下兴起的。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法运动，从而使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一次重要尝试。
教法建议
1．导入新课：教师可以提问：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侵略的具体表现有哪些？对中国产生了什么危害？在学生回答的基础上，应使学生认识到：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旨在变法图强，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建议利用多媒体课件，使学生直观地认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同西方列强侵略以及洋务运动的关系。还要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同的。关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要讲清三点：①原因：是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②发展概况：结合书中材料讲明即可。③影响：可采取提问或讨论的形式，使学生认识到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为民族资产阶级参与政治活动提供了物质和阶级力量。
3．公车上书
这是本节课的重点，可以从介绍康有为入手，然后复习《马关条约》，引出公车上书。要讲清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和影响，特别要指出它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最后结合多媒体课件中的录像加深学生的认识。
4．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按照教材内容讲述即可，注意突出强学会、《时务报》、《国闻报》和时务学堂。最后指出维新派人士奔走呼号，积极宣传变法，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高潮的到来。
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本节课的难点是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初中学生不易理解资本主义、资产阶级等概念，对维新变法这样的政治运动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之间的关系理解起来有困难。
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维新变法运动中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酝酿已久的维新变法运动有一股社会思潮转变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这之后，全国要求变法的呼声不断高涨，推动着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开展。
本课探究活动
假设学生是一位《马关条约》签订前夕，关心时事的仁人志士，请起草一份类似“公车上书”的“上书”，内容应包括：如何应对日本人提出的条件？为什么要变法？变法的具体措施是什么？不要管措施是否得当，主要是让学生进一步认识维新变法的必要性，培养学生关心时政的意识和爱国主义精神。学生起草后，可组织讨论活动，评选出优秀“上书”。
教学设计示例
重点："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难点：维新变法运动兴起的原因。
教学思想：
本课理论性知识较多，学生不易理解，要通过师生共同参与，共同探究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认识和理解相关内容；同时采用多媒体手段实现对重点、难点的突破。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和对事物的探究精神，使学生初步认识到维新变法运动的必要性、进步性和爱国性。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概述）：
一、导入新课：
教师提问：19世纪末，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有哪些？这些侵略活动对中国的危害是什么？
学生回答：略。
教师总结指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资本主义，变法图强的爱国的政治运动。
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过程：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洋务运动的刺激和诱导下，一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开始投资新式工业，这样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了。这里要简单解释何谓新式工业，并且指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情况和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不一样的。
2．民族资本主义的艰难处境：它诞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之中，受到本国封建主义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资金少、规模小、技术弱、发展艰难。
3．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末）
原因：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中国出现了兴办工业的浪潮。
概况：略。
影响：（组织课堂小讨论）
师：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了，民族资产阶级会有什么要求？
生：他们要求扫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政府的限制更少一些。
生：他们要求掌握政权。
师：很好，可是当时的中国面临什么严峻的形势呢？
生：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师：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是怎么做的？
生：妥协、投降、卖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
师：民族资产阶级又该怎么办呢？
生：他们反对妥协、投降，要求抵抗侵略。
生：他们要求变法图强，使中国强大起来。
师：同学们说得很好。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刻，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把发展资本主义和挽救民族危亡结合起来，发动了变法图强的维新变法运动。
三、公车上书
1．背景：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中国面临瓜分危机。
2．简介康有为、梁启超。
3．公车上书的经过（概述，观看录像）
4．结果：上书失败，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维新变法由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政治运动，揭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
四、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指导学生自学）
1．强学会
师：公车上书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为了继续宣传变法，进行了哪些活动？
生：创办《万国公报》，组织强学会。（演示有关图片）
简介强学会的情况：强学会把维新派组织了起来，形成一股政治力量，《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后来，由于顽固派的破坏，强学会被清政府查封，但这不能阻止维新变法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2．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开展
师：请同学们阅读课本有关内容，简单谈谈全国维新变法运动开展的情况。
生：在教师指导下学生总结一下内容：
《时务报》上海梁启超
《国闻报》天津严复
时务学堂长沙谭嗣同
万国公报范文篇8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情况。“公车上书”是怎么回事。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中外纪闻》和组织强学会的情况。领导南北舆论界的《时务报》《国闻报》。
二、思想教育目标：
1.维新变法运动是在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情况下产生的。
2.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宣传了要求民权、发展资本主义、救国图强的思想，开阔了部分知识分子的眼界，为作了必要的准备。
三、能力培养目标：
1.在教师引导下，通过学生思考“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末产生运动?”使学生明了，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促使中国人民进一步觉醒，当时人们把发展近代工业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呼吁“设厂自救”，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这为维新变法运动的开展创造了客观条件，从而培养学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识问题的能力。
2.在教师帮助下，通过学生分析，让他们认识：康有为宣传变法，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爱国的、进步的，从而培养学生辩证地看问题的能力。
教学要点
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19世纪六七十年代)
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19世纪末)
二、“公车上书”
三、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1.强学会的成立和《中外纪闻》的创办
2.各地学会、学堂和报刊的出现
3.《时务报》和《国闻报》
教学要求和建议
一、本课重点：“公车上书”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
本课难点：中国为什么在19世纪末兴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二、导入新课：讲课前，教师先向学生说明，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才产生。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面临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经济力量的增长，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符合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权，迅速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发动和领导了一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然后，教师告诉学生，我们分两节课讲述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第13课维新变法运动的兴起和第14课。教师板书第13课课题。
三、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本目需要讲明两个问题：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2.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
关于第一个问题。初中学生对资本主义的概念不容易理解，教师不必做过多的解释，只要求教师按照教材讲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一部分商人、地主、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建立厂房、购置外国机器、购买原料)，用雇佣剥削的办法招募中国工人进厂生产就可以了。但是教师要掌握，这是中国产生民族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不具有普遍意义，切莫给学生一种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也是这样产生的印象。另外，要求学生记住1872年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创办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因为陈启沅开办的机器缫丝厂在当时比较有影响。可让学生看课本陈启沅的插图，不作要求。书中两段小字，介绍陈启沅创办继昌隆缫丝厂，自力更生、惨淡经营，遭到中国封建势力的反对和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最终倒闭，让学生自己看，不要求学生记忆。教师必须告诉学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诞生那天开始，就遭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压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民族工业的处境必然如此。
关于第二个问题。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要向学生讲清三点：1.甲午中日战争后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教师可以作如下分析：《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中国开设工厂，再没有理由限制中国人投资设厂了。而且战后赔款使清政府的财政日益拮据，中国人办厂可以增加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另外，当时一些人把发展近代工业作为救亡图存的手段，呼吁“设厂自救”，“以商战对商战”。所以，一个兴办工业的浪潮在中国出现了。2.要求学生记住甲午战争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课本所列的《甲午中日战争前30年与后3年商业企业比较表》及其说明)。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预政治活动提供了社会条件”主要是说：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经济力量增长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已经逐渐成长起来。一部分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愿望的人物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角度出发，开始了政治活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四、“公车上书”是本课的重点。维新变法做为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活动是从“公车上书”开始的。以前康梁的变法活动主要是著书立说，宣传维新思想，虽有1888年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但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教师首先说明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康梁为了救亡图存，掀起了维新变法运动。
康有为、梁启超是维新变法运动中重要的代表人物。教师要引导学生看课本的插图。然后，按照课本小字的内容简要介绍康梁公车上书前的主要事迹。要求学生记住康梁两个人，他们的事迹可不要求记忆。
“公车上书”，要求学生根据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结果和影响去记忆。教师不要再扩大教材内容，但要把会试、举人、公车等词语向学生讲清楚。北京的教师可告诉学生，康有为写好《上皇帝书》后，邀请各省举人商议上书问题的地点就在宣武门外达智桥的松筠庵。“公车上书”影响很大，主要是指它冲破了长期以来清朝黑暗统治下，政治舆论的沉闷局面，特别是在封建知识分子里，引起了震动。上海、广州等地大量刊印《公车上书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更加广泛传播。从此，康有为成了维新派的领袖人物。“公车上书”前康有为应过几次科举考试，都被顽固派大臣和考试官看作“狂生”，予以阻难。“公车上书”后，顽固派阅卷官不敢再摈斥他的考卷，康有为考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官衔。
五、强学会和维新变法运动的展开。教师讲本目时，要注意下列四个方面。1.维新派创办《万国公报》，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成立强学会把维新派组织起来，成为一种政治力量。后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实际上强学会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团体了。2.由于顽固派的告发，强学会于1896年1月被查封。但维新运动没有被禁止住，仍然继续发展。教师可让学生看课本《戊戌维新时期的主要学会》表，只要求学生知道强学会被查封以后各地学会成立的更多，维新运动得到进一步开展就行了，不要求学生记住各地学会的名称。3.课本着重介绍了《时务报》和《国闻报》，这一部分要求学生记忆。教师要讲清《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任主笔，文字通俗流畅，比较系统又详尽地宣传了维新变法的理论，受到读者的欢迎，销行量达到一万余份，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国闻报》在天津出版，由严复等创办，译载外国重要政事及名著，给悲观的人士指出希望，在维新运动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以上两报居南北舆论的领导地位。4.按照课本介绍一下时务学堂，可不再补充材料。书中小字部分不作要求。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
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地区就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但是，它们远没有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常发展道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出现，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原来的资本主义萌芽，绝大部分由于遭到外国资本主义商品的侵袭逐渐破产，极少数由手工工场发展为半近代或近代的工业。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由手工业直接转化为机器工业的道路——资本主义发展的正常道路受到阻碍，而地主、官僚和商人直接投资办近代工业的道路就成了主要的途径。在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下，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一部分商人、官僚和地主投资于新式工业，(建立厂房，购置外国机器，购买原料)用雇佣剥削的办法，招募中国工人
万国公报范文篇9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英、法，美，德、意、日、俄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因此加紧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马关条约》的签订，中国再次遭受割地、赔款，以及大量主权进、—步丧失的厄运。
如何摆脱被瓜分的民族危机和发展资本主义成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大历史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承担起这两大任务，掀起了一场维新变法运动，是先进的中国人对救国道路的又一次探索。
同学们，你知道吗?──
《马关条约》是清政府何时、与哪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一介书生康有为、梁启超为什么能发起这么一场在我国历史卜具有重要地位的变法运动?
[学习探索]
1.从康有为生活的时代来理解资产阶级维新派在变法中的软弱性。
康有为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自幼受过严格的封建教育，他所处的时代是晚清统治摇摇欲坠，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为厂给维新变法制造理论根据，康有为完成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两部书，打着孔子的名义宣传变法的思想。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变法的阻力，不失为一个好的策略。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根深蒂固，影响深刻，如果完全背离传统，变法必将得不到人们的理解与支持。
2.如何看待维新变法?
维新派的变法旨在变革封建制度，发展中国资本主义，传播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思想，在当时是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趋势的，具有进步意义。
3.光绪帝作为一个封建帝王为什么支持变法?
主要原因是：①巩固清王朝统治，希望有所作为而不当“亡国之君”。
②利用变法从慈堪手中夺回最高统治权。
4.如何理解维新变法这一概念?
广义的是指资产阶级维新振的变法运动。
狭义的是指“百日维新”，本课教材框架采用的是广义的概念。
[自我测评]
(—)基础知识达标
I.揭开维新变法运动序幕的事件是()
A.公车上书B.《万国公报》的创办
C.强学会的成立D.光绪帝了一系列变法法令
2.为变法而甘愿流血牺牲的维新志士是()
A.康有为B.梁启超C.谭酮同D.光绪帝
(二)能力提高
1.康有为主张：“我朝变法，但采鉴日本，一切足矣。”
请回答：(1)康有为主张中国的变法应当学习哪些国家的经验?这个国家成功在哪里?
(2)康有为是在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下提出变法主张的?
(3)在朝廷中，变法运动受到谁的支持，谁的反对?
2.阅读以下短文：
有一天，康有为被请到总理衙门“问话”，“问话”一开始，荣禄就气势汹汹地教训康有为说：“你老是变法呀，变法呀，可你知道不知道，祖宗之法是不能变的!”康有为回答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的领土的，今天祖宗的领土都保不住了，祖宗那套法还有什么用呢?……时代变了，祖宗之法也非变不可!”荣禄被驳斥得哑口无言。
请回答：(1)你能说出之前“祖宗领土保不住”的史实吗?
(2)“时代变了”指什么?
[资料下载]
戊戌政变
正当皇帝处境危急的时候。康有为队识到：变法要成功，非有军入支持不可;而要解救皇帝，也只有依靠袁世凯。
在康有为看来，袁世凯是个了解洋务又主张变法的新派军人，袁世凯是荣禄手下的新建陆军的首领。1898年9月18日深夜，谭嗣同单独拜访了衰世凯。谭嗣同试探着问：“你对皇上的印象怎么样?”袁世凯感慨地说;“当今皇上是从来没有过的贤明君主。”谭嗣同不再犹豫了，诚恳地说：“现在皇上大难临头，只有你能救他厂。”又说：“你如果贪图富贵，就到颐和园占向太斤什密，把我杀了。”褒世凯正颜厉色道：”你把我袁世凯当成什么人了?皇上是我们的共主，营救他是我们的共同责任呀。”他还表示杀荣禄就像杀一条狗一样!
送走了谭嗣同，袁世凯很快回到天津，把谭嗣同夜访的情况一字不漏地报告了荣禄，荣禄听得变了脸色，当天就坐专车到北京面见太后。9月21日，天刚亮，皇帝到颐和园给火后请安，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说：“你好大的胆!你四岁时，我把你立为皇帝，抚养你成人，如今你竟听小人的话，要设计害我，你好狠毒啊!”于是她宣布临朝听政，把光绪帝软禁到瀛台(今中南海)。
事变发生时，谭嗣同正和梁启超在自己的住处商谈，有人来报：“大事不好，皇上已经被软禁起来。朝廷已经下令逮捕康先生，现在正叫处抓人呢!”谭嗣同听了从容地对梁启超说：“以前我们没办法救皇上，现在我们没办法救康先生。我是不怕死的，就让他们来抓我吧!”梁启超说：“还是逃吧!”谭嗣同回答：“没有逃命的，我们的事业就会中断，你应该走。”
9月28口，清朝政府决定杀害谭嗣同和另外五个被捕的人：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被后人称为“戊戌六君子”。这天中午，他们被押到北京菜市口刑场。临刑前，谭嗣同高声对群众念了他的诗句：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谭嗣同的死，表现了爱国志士们为了国家的进步不惜生命的英雄气概，也说明了想依靠朝廷本身改革社会不过是幻想。中国人民要想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求得国家的富强，就只有推翻腐朽的清王朝。
[思维拓展]
万国公报范文篇10
关键词：清末民营出版；新式出版；教会出版；洋务出版
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新式出版有几种不同形态，民营出版业稍晚于教会出版、洋务出版，自有其原因。
一、民营出版在“新式出版”初期的滞后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而民营新式出版则迟至19世纪70年代，才逐渐登上历史舞台。这比教会出版至少要晚40年，比洋务出版要晚10多年。民办商业出版机构，作为古已有之的出版主体类型，在新的出版生产形态面前，如此长时间的缺席不与，值得后人探究。而民营出版的民营性和商业性特征，是我们应着力考察的关节点。
首先，从社会大背景来说，鸦片战争的失败，虽然彻底粉碎了国人“天朝大国”的美梦，也有极少数先觉分子在此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前，惊而醒之，开始“睁眼看世界”，但大多数人，仍然昏睡如故，继续摇头晃脑地诵读经书。国民对西学及其主要载体形式新出版物的接受，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大家都不看好并极力排斥的东西，是难以卖出去的。洋务人士办新出版，并非因为此举可以赢利，而是出于洋务运动本身的需要，甚至从很大程度上说，带有公益性质。一个公益性的事业，要求民营出版企业来承担，是一种不现实的奢望，至少，在近代初期是如此。
其次，从同业竞争的情况来看，传教士携带新技术东渐而来，虽然也算新来的出版同行，但教会出版无论是传播内容还是服务对象，都无意于挤压传统出版物市场，因而并不构成对既有坊刻的威胁。只有当1880年代外商办的石印书局大规模翻印传统图书，价格又大为便宜时，传统出版的命运才岌岌可危。民营出版的新技术改造，实从此时才开始真正起步。
第三，从印刷的装备情况来看，新出版技术所依赖的印刷器械物资等，全赖进口，在洋务运动尚未开展、近代工业化尚未起步的情况下，这些新设备并不易得到，民营出版印刷技术的改造，一时并不具备。
第四，从技改前期投入来看，新印刷设备并不价廉，向来本小家薄的传统坊刻主，即便有心尝新，恐怕也力所不逮。1880年代以后投资石印出版的，如同文书局的徐润兄弟，蜚英馆的李盛铎等人，都是家资殷实的商人或官吏，作为传统坊刻老字号的苏州扫叶山房，资本相对雄厚，所以才有了到上海设分号、利用石印技术出版图书的可能。
第五，从出版成本来看，由于初期图书普遍印数较小，兼之铅活字铸造技术和再版技术还在改进之中，铅印图书并不比传统刻印成本低，只有用来印刷不需要再版重印的报纸时，才显示出成本优势，所以近代铅印技术最先应用于新闻报馆，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图书出版。这样，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像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样资金不愁的官办出版，居然也选择传统方式印刷译作的缘故了。民营出版在商言商，对经济利益的考虑为重中之重，在出版技术上的无意革新，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民营新式出版在清末新政时期的迅速崛起
1872年是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重要年份，英国商人美查在上海创立了中国报史上最悠久的《申报》。美查为了将其家业“盘大”，利用申报馆的印刷能力，由报而刊而书，从事书刊的出版，先创办《瀛寰琐记》等刊物，后又成立点石斋书局石印书刊。其间为了扩大发行，又成立申昌书画室(后改名申昌书局)专事销售，并在北京、南京、汉口、杭州等地广设申昌分号。点石斋是第一家通过商业手段把石印出版做大做强的出版企业。它1884年5月创刊的《点石斋画报》，别开生面地采用以人工绘画再石印的方式，嫁接美术与新闻，并重时事与新知，广受读者欢迎，销行长达15年之久，堪称中国早期画报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一代名刊；它石印的《康熙字典》等图书，获利丰厚，引发了国内民间资本纷纷自设书局，开始了大规模石印图书的热潮，并由此拉开了民营新式出版的序幕。因而，从书刊出版史的角度看，《申报》的创立，同样意义不可忽视。
19世纪80年代初，又有同文书局和拜石山房的创立，成为与点石斋齐名的鼎足而三的三大石印书局。同文书局为寓沪广东人徐润兄弟创办，有石印机12部，雇工500人，规模之大，可以想见。它所石印的诸如《殿版二十四史》、《古今图书集成》、《资治通鉴》、《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巨著，都堪称为当时出版界的大手笔，而它在印刷这些大部头时所采用的股印办法，又开创了后来民国时期图书预约出版的先河，因而在近代出版史上，同文书局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有学者把同文书局列为我国近代私营出版业诞生的承先启后者之一，确有其史实上的依据。
在三家大书局带动下，石印书局由上海而全国，迅速地扩展开来，据《贩书偶记》、《中国丛书综录》、《中国通俗小说书目》等书著录，从清末到民国，全国各地采用石印技术印书者多达上百家之众。
以技术革新为特征的民营石印书局，虽然也利用石印的便利，翻印了一些西学书籍，编成诸如《西学自强丛书》、《西政丛书》、《质学丛书》、《西学大成》之类的丛书，但总的来说，出版物内容还是集中在传统读物和举业用书上。即便是西学书籍，也主要是翻印而少新刊。新瓶装旧酒，其作用更多地表现为对旧传统出版的挤压和替代，而少有新出版市场的拓展与创新。这一切到19世纪末的最后几年，情况发生了一个重大突变。
最为重要的事件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民族危机的刺激，直接引发了随后数年围绕变法维新为主题的宣传与组织活动，在这场如火如荼的运动中，维新志士以报纸、期刊、图书为宣传工具，鼓荡民气，输入西学，启蒙新知。初期尤以报纸的出版，为舆论开导的急先锋。1895年8月17日，康有为创设的《万国公报》在北京发刊。同年11月，北京强学会成立，“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1896年1月，上海强学会成立，接着《强学报》正式发刊。尤其是同年8月，以汪康年为报馆总理、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揭橥变法图存的大旗，态度鲜明，议论透彻，且文字大多清新流畅，富有激情，“数月之间，销行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间，报纸出版纷然并起，出现了国人争相办报的热潮。1896－1898年间，在上海、天津、长沙、澳门、广州、福州、温州、桂林、西安、杭州、重庆、无锡、成都、芜湖、衡阳、开封、梧州、萍乡等各地出版的报纸数量，至少在60余种以上。这些报纸有的虽不无官方背景，但基本上都属于民间办报性质。大多数办报者的初始动机，受救亡图存时代氛围的驱使，宣传的意图可能要大于商业的谋划，基本上属于政治家办报之列，但其在客观效果上，却唤醒了广大民众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关注，促进对自身传统知识结构局限性的深入思考，进而转向对西学新知的关注与吸收。这样的需求，正是以出版新书刊为主的新兴民营出版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市场基础。出版者由此出发，而翻译出版的西学书籍，而编写出版的教科图书，而著译出版的小说书刊，构成了清末时期最为主要的三大新书出版门类。这与洋务运动时期主要从器物层面输入西学，因之以出版科技图书为主打，市场相对狭窄的状况，自然不可同日而语。
翻译出版是传教士们最早涉及的领域，一直是新式出版中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出版门类。到清末最后10年，翻译出版物数量更是成倍增长。有人作过统计，从1900－1911年，中国通过日文、英文、法文共译各种西洋书籍至少1599种，超过此前90年中国译书总数的两倍。梁启超曾对当时翻译作品的盛行状况，有这样生动的描述：“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率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境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然皆所谓‘梁启超式’的输入，无组织，无选择，本末不具，派别不明，惟以多为贵，而社会亦欢迎之。盖如久处灾区之民，草根木皮，冻雀腐鼠，罔不甘之，朵颐大嚼，其能消化与否不问，能无召病与否更不问也，而亦实无卫生良品足以为代。”
在教科书出版方面，虽然早在19世纪90年代末，就有南洋公学、无锡三等学堂等编印了一些内容较新的教科书，都曾有不俗的销路，但由于事属草创，又未配套，尚未臻于完善。庚子以后，清廷改革教育，变更学制，特别是废科举兴学堂，带来了庞大的教科书市场。一些民营出版机构及时抓住机遇，在吸收了日本教科书的编辑经验，并结合本国特点的基础上，编写了适应时代需要的新教科书。如文明书局1902年开始出版的成套蒙学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04年陆续出齐的囊括小学各科的成套《最新教科书》，都因销路十分广泛，而使这两家书局雄起于出版界，商务印书馆更由此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丰厚利润的吸引，催生了1906年张骞领衔招股的中国集成公司，出版课本品种仅次于商务印书馆。1906年，清政府学部第一次审定初等小学教科书暂用书目，共计102种，其中民营出版企业出版的教科书就有85种，占教科书总数的80％以上。根据当时学部的统计，1907年各省有学堂37888所，学生1026988人，1908年学堂数达到47895所，学生数达1300739人。1909年学生数达到31626720人。应该说，因教育发展而带来的巨大教科书出版市场，为民营出版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小说出版原本就是明清时期主要坊刻图书品种之一，但真正揭开中国小说出版史新篇章的，则是在1902年梁启超提倡“小说界革命”之后。小说界革命的中心主旨是启蒙——“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那个高度政治化的年代，这一主张因与时代主题契合，而很快一呼百应。小说的地位从文学小道的边缘向“文学之最上乘”中心移动，其表征则是小说出版的蔚为壮观。时人称之为：“盖小说至今日，虽不能与西国颉颃；然就中国论，果已渐放光明，为前人所不及料者也。”根据阿英《晚清戏曲小说目》一书的统计，1898－1911年出版的小说就有1145种之多，这个数字超过了前此250余年出版的小说总数。而据陈大康的统计，在1840－1911年的72年间，共出通俗小说1653种，文言小说99种，翻译小说1003种，共计2755种，其中1903－1911年9年中就占到2377种。清末新政时期，以小说社命名的书_局至少在32家以上，同样以小说命名的刊物也至少在20种以。正如清末教科书出版的气象一新，是以学生人数大幅度增加为前提一样，小说出版的风起云涌，则是以城市市民群体的快速增长为基础。晚清通商口岸城市的相继开放，和近代工业化的逐步展开，带来了都市化进程的加剧和市民阶层的增多，而以市民读者为主要市场的小说出版，也随之繁荣，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其阅读口味的变迁，逐渐远离了它的政治意味，越来越向通俗化方向发展。
以上这些无形中为新知识、新观念、新思想的接受与传播，开辟了广阔的途径，由此展现出来的新书刊出版市场，是民营出版业得以迅速崛起的重要商业前提。当然，清末民营出版业崛起的时代因素中，出版市场的扩容，只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其他如著、译队伍的壮大，版权制度的建立，经营管理的创新，出版观念的转变，政府政策的导向，交通条件的改善等，都是出版近代化转型中的重要合力因子。本文不能展开一一论述。
三、民营新式出版业崛起的意义
对于清末究竟曾出现了多少家民营出版机构，我们如今已不能确切知道了。我们只能从时人和后人作的一些局部统计中，大致了解其概况。1987年第4期《出版史料》上刊登了一则书业公会档案，该档案乃当时上海书业公所总董席裕福的禀稿附件，附件详细罗列了辛亥(1911)五月以前上海出版业的名单。据笔者统计，共计116家。熊月之在其著作《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一书中，对1896－1911年间曾经翻译过日文的出版机构列了详表，具体统计的出版者数量达95家。陈大康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小说编年》中，对1840－1911年间出版的2755种小说进行了出版机构的统计，共有报刊205种，书局、书坊393家，另有162种作品出版者不详。需要特别交待的是，这些小说的88.78％是在清末最后9年出版的。梁长洲在其整理的《五十年(1897—1949)小学教科书概览》一文中，罗列了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藏的清末教科书出版机构名录，笔者统计了一下，共计109家。黄林在其博士论文《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业研究》中，对1902－1911年间《大公报》上曾做书业广告的书局作了统计，数量近80家。从各种渠道得来的统计数字，有多有少，有重复有交叉。既有独立商办，也有附属于学校、学会和报社的，但从名录上看，大多数是民营则是无疑的。清末民营出版的崛起，从这些数字上就能反映出来。
商务印书馆作为民营出版业的领头雁，其火箭式的发展速度，也是民营出版业崛起的个案。商务印书馆1897年成立，当初资金不过3750元，1901年添招新股，扩大规模，资本增加为5万元。1903年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吸收日资10万元，成为资本20万元合资的有限公司，两年后资本额增至100万元。1907年，商务印书馆在闸北宝山路建成占地80余亩的总厂，包括4个印刷所和编译所等。到民国元年的1911年，营业额达1676052元。民元以前出版的图书数量，据1910年《[商务印书馆]图书汇报》第1期所列书目，共收书865种，这就是说，民国元年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数量，至少不低于这个数目。《华英初阶》、《华英进阶》等各种英语读物，《帝国丛书》、《政学丛书》、《地理丛书》、《财政丛书》、《战史丛书》、《商业丛书》等各种社科翻译丛书，《文学初阶》、《最新教科书》等各级中小学课本，《林译小说》、《说部丛书》等各种小说，以及《东方杂志》、《儿童教育画》、《教育杂志》、《绣像小说》、《小说月报》、《政法杂志》、《少年杂志》、《留美学生季报》等刊物，在当时都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
以商务印书馆、文明书局等为代表的民营出版业的崛起，在出版史上的意义是巨大的。
第一，它意味着自传教士引人国门的新式出版业，再一次经历了出版主体的变更，从当初教会出版机构的独步天下，到洋务运动时期教会与官办新式出版的并辔而行，再到清末新政时期出版主体多元化格局下民营出版主导地位的正式确立，并被最终定格下来，延续到了整个民国时期。这种宏观出版格局的新一轮布局，也意味着出版生产关系的新一轮调整，出版活力借助于民间文化力量的参与和民间资本的运作，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释放。
第二，民营出版机构从商业经营的角度出发，积极利用新出版技术，提高出版生产力；密切关注市场需求动态，出版大量推动时代变革的新知识内容读物；努力扩大生产规模，全面推进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如此种种，都在不同方面加强着新式出版的新质。因其取得的巨大成绩，标志了出版业近代化转型的初步完成。
第三，民营出版唱主角，是出版业发展自然选择的结果，它适应了资本主义的生产特征，显示了强大的经济活力，出版行业由此走上产业化的发展方向，成为近代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门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