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范文10篇

外逃范文篇1

（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二）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三）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1)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2)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3)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4)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1)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2)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3)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四）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2一木、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三）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3、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RobertCumby,1986)。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等）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二）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提前付款、延期支付等）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三）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四）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

外逃范文篇2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3)规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完善，不能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印花税较重、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管机制不健全、财务造假和庄家效应严重损害了广大散户的投资利益，挫伤了投资积极性，加重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和高风险性，从而使国内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也面对较大的资本市场风险。

(4)享受外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吸收外商投资最快的国家。在此情况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与宏观经济环境是相悖的，其原因是与我国实行的内外资待遇不同有关。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源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而制定的一系列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在流转和所得税方面、进出口经营权方面、外汇管理方面都享有不同于内资企业的特殊和优惠政策。内资为了也能享受外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面目回流，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三资”企业。国外研究表明，从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的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十分活跃，在香港和美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很大一部分又回流到中国成立“假三资”企业。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的25%属于回流资本。

(5)无风险套利。国内资金投资领域有限与国外实际利率较高造成国际国内资本相对价格差异，由此产生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我国自1996年以来几度降息，目前又实行征收20%的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在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引起资本外逃。

(6)不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转移“灰色收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资本外逃，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的制度性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谋取“灰色收入”。更有甚者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

(7)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合法获得的私人资本。这部分资本外逃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在产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私人产权的法律与制度安排也没有配套，一部分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和居民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激发了资本外逃的本能反应，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2.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1)非法“洗钱”。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加速了“黑金”的外逃。“黑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非法资金：一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出售国企、国际采购回扣等非法手段获取的非法资金；二是高收入的电影、电视、传媒等方面的明星偷漏税等获得的非法巨额资金。三是某些利益集团通过走私、贩私、诈骗获得的非法巨额财富。行政官员和企业高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负案出逃引发的资本外逃，成为近年来主要的外逃资本。“洗黑钱”涉及的黑金外逃数额越来越大，出逃的人数、资金额度、级别、手段都在不断攀升，“洗钱”手法愈加高明，起初是案发后仓促出逃，现在却是精心准备。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实现化公为私，让家属管理国外的“家产”，自己随时准备潜逃。目前，外逃资金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分非法所得正在通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手段和方法实行外逃，即使案发了，能够追回的资金也相当有限。

(2)合法的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虽然不法资产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来源，但还有一部分合法财产因担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合法的私人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出于担心资产和人身安全，于是抽逃资本投资移民以寻求保护（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

(3)利用境外公司合法的或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外逃。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通过境外子公司采取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向国内投资时将进口设备和技术价格高报从而压低国内出资的实际价值；在进出口时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将资本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又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的形式分批汇至境外等方式实现资本外逃。国有企业则通过伪造贸易单据和进出口发票骗取外汇并汇往境外，或者在进出口时采取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所获取的外汇直接转移到国外；或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通过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直接留在国外；或利用对进口付汇中非贸易项下售付汇管理中的漏洞，通过提供假合同、假文件、假清单等形式骗取外汇汇出而外逃。

(4)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利用外汇汇款外逃。以境内居民汇款名义，将国内资本分批多次汇出境外进行资本转移。

(5)利用职务外逃。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对外投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以个人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

(6)过渡性外逃。为化解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双重风险，本国资本外逃后，以外资身份流入并享受超国民的外商直接投资待遇。据分析，从香港流入的外资中有2/3是本国资本外逃后重新流入国内。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的回流，主要是为了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还有一些是为了获取外资优惠政策带来的利益，外逃后又回流到当事人最熟悉的国内经营环境，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

(7)通过海外教育外逃。按中国46万名留学生的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还有部分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隐性消费，其“资本外逃”数量也越来越大。

(8)逐利性外逃。目前，我国银行储蓄余额已经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近期股市的低迷，又加剧了资本市场资金向银行回流。有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远大于投资，资本相对过剩（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的过剩，投资机会不足或者投资环境欠佳的根本原因则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内需不足，对内开放力度较小，大量行政性垄断行业没有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本效率降低。同时，行政力量对企业正常投资和运营干预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和融资渠道过窄、投资领域和产业领域不宽等现实问题，不得不采取贿赂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加了资本的运作成本和风险，又加大了官员的腐败机会，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沉重的“原罪”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挤压着民间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就出现“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的悖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对权力腐败不认同的民间资本也会愤而外流，逃离腐败权力的打击。

(9)通过“分业经营”的方式对外投资外逃。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其资金来源和输出渠道很难界定合法性。但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因此，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法的。这些投资海外的非法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的方式中饱私囊、谋取暴利，即在海外设立国有投资主体的公司，同时也设立自己的私人公司，甚至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

(10)通过海外直接回扣或非法国际贸易外逃。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通过暗箱操作获取巨额的回扣，并由美方直接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别墅豪宅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则是不沾钱，直接让对方安排子女留学美国，子女在国外还拥有对方提供的豪宅和“大奔”。还有一些企业则是通过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通过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数额可观的回扣返还，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脏；或者钻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空子，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换取国家退税，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外逃。

(11)通过“地下钱庄”转款。不能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则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所得资金汇往境外。但中间环节很多，代价十分高昂。

(12)通过“老鼠搬家”外逃。这是一种最简单实用又很难查处的外逃方式，即按国家规定的最高限额分多次直接携带出境，如同“老鼠搬家”，成本和风险很小，对那些外逃能力不强的人很适合。

(13)通过免检直通车外逃。从深圳到香港有免检直通车，通过这条通道外逃的资金无法估算统计。由于资金从香港进入美国很容易，甚至有的外逃者只把香港当成跳板进入美国等其他国家。

三、对策建议

1.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2002年9月召开的“十六大”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一步凸现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外国媒体一致认为中国经过三代领导人的艰苦努力，目前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防范资本外逃至关重要。要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加强法制建设，既可以为吸引资本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又可以弱化乃至消除经济转轨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强各项金融法规的立法工作，通过健全的法规体制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以保障国内日益增多的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所取得的合法财产，避免他们出于安全考虑向国外转移资产。

2.逐步淡化内外资待遇不对称的矛盾，加快引进外资流量，积极盘活内资存量。完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政策从单纯依靠优惠措施和“超国民待遇”发展到依靠完善的投资环境上来，实现引进外资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注重整体市场的发育和增长潜力的培育，提高投资质量，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通过制度创新改变资本外逃的制度缺陷，消除内外资不平等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外资流量，盘活国有及民间资本存量。

3.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激活资本市场。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资产重组；实施双向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办法引导资本合理流进和流出；以开放的手段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境外上市；改进外债和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把境内外资银行的贷款从外债中剔除；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居民向B股投资，不提倡居民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但又不过多限制；主管部门加大对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并实行预交一定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激活市场，让开放的资本市场自发地“储蓄”资本。

4.加强金融、外汇市场制度改革和监管。监管不力滋生了资本外逃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监管法规不健全，与金融创新和资本多样化的现实滞后或脱节；二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资金流动方式和渠道日益多样化；监管机制、监管手段、监管能力与现实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或“真空”现象。例如：外汇管理以往只重视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的管理，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监管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和体系，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目下的管理难度和成本加大，且监管过程中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三是银行过分考虑其商业性与盈利性，监管职能与利益发生冲突，导致监管职能失偏。特别是在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和进出口核销中问题尤为突出，存在单证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等问题；四是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各职能部门间沟通和协调不够，打击不力，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监管难度比较大。结合我国外汇制度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带来的问题：

(1)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调整利用外资新战略，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加大查处力度，加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经常项目外逃。

(3)加强学习和总结，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跟踪并掌握前沿的国际金融工具，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监管水平。

(4)密切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整合资源，加大打击力度。

(5)盘活银行不良资产，抑制通货膨胀，合理引导居民减少对汇率的风险预期，构建新型的适应WTO规则的金融预警机制。

(6)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抓紧研究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的外汇管理办法，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正确引导宣传汇率政策，简化外汇管理手续。正确引导居民客观对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市场预期，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考虑到资本外逃中包含一些对资本正常流动的合理需求，实行疏堵并举，通过简化手续改进服务的方法，使合法外汇资金快捷而有序流动。

7.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有效的公司经理激励和委托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从机制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加大对侵吞国有资产、资本隐蔽外逃的督查和惩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明晰产权，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约束机制，积极利用外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8.加大反腐败和打击走私的力度。加强对经营项目、资本项目交易管理，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杜绝“灰色收入”的源头，严厉打击腐败和走私，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防止非法资本外逃。尽快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追捕境外案犯，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

9.加强国际贸易监督和管理。加强国际贸易出口招标制度和严格收付汇纪律的管理，严格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加大清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不规范的境外账户的力度；加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建设，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全面监管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建立国际贸易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管；稳定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10.加强产业开放和私营企业产业进入政策。对不同所有者的经济主体实现平等待遇，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疑虑，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非理性动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开放产业投资领域，打破内外资区别的界限，逐步实行内外资在各项政策上统一的国民待遇，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权利，杜绝民间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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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范文篇3

曾记得，在2000年岁末，为了参加“亚太工业发展论坛——上海2000”大会开幕式而匆匆来沪的龙永图着重指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将逐步放宽对外资进入的条件，扩大外资进入的领域，并逐步改善我国法律体制的‘软环境’。”但他认为进入中国的外资增加，并不是以进入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外资减少为条件的。

2001年11月10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第四届部长级会议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法律文件，它标志着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我国终于成为世贸组织新成员，我国对外开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自由化进程带来了大量的外资流入，然而同时发生的是一部分资本又重新流出中国，形成了资本外逃。1997年以后，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引起不必要的外债增加、国内税基的减少甚至会引起生产性资源的净流出，因此它已引起了我国政府的高度重视。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前所长秦池江分析认为，如此巨大金额的外汇“不知去向”，其中有一些正常的因素，如和泰国、印尼等国贷款用汇、部分出口贸易对象国延缓付汇等。此外，也有一些不正常因素，如逃、骗汇及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暗流涌动

何谓资本外逃？相对于资本的合法流出而言，在资本流动中有一部分属于资本非法流出，即国家货币管理当局明文禁止的资本流出活动。这种资本流动采取不合法或不公开的方式，通过非正常渠道或混入正常渠道进行。

理论界对于资本外逃的描述是：一国资本由于惊恐和疑虑而不正常的外流，它发生在“资产所有者与政府两者的目标发生了冲突”的情况下，并由于面临“财产被征收、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等风险而加速。正常的资本外流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进口贸易付汇及为实现资产多样化而进行的海外证券投资。

资本外逃与资本外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更强调出于惊恐和疑虑而将资本转移到本国政府的管辖之外，它不包括正常的资本外流。而资本外流则不仅包括正常的资本外流，还包括资本外逃。

被媒体称为最前沿、最权威的政经杂志《南风窗》2000年第9期以《3年流失外汇988亿美元》的题日报道说：“北京大学近期的一份长达156页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从1997年到1999年外汇流失估计达988亿美元。其中，1997年约为374亿美元，1998年为386亿美元，1999年为238亿美元。而官方估计的数字是：1997年169.5亿美元，1998年165亿美元，1999年的数字则还未宣布。如果这份报告的估价是准确的，中国的资金外流可能比许多经济学家所预计的要多出一倍。”

报道说：另据伦敦《金融时报》报道，1998年海外直接投资加中国贸易顺差为890亿美元，但中国的外汇储备仅增长了51亿美元。1999年，直接投资加贸易顺差为760亿美元，外汇储备只增长了97.2亿美元。

中国最近进行的货币改革正在逐步允许人民币对更多的外汇汇率浮动，为最终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创造条件。报告认为，如果不解决管理的混乱和巨额外汇流失问题，很可能造成中国放宽外汇管制和人民币自由兑换计划受挫。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其经济发展早已走出了自我发展、自给自足的封闭循环，4700多亿美元的年进出口总额（2000年统计）、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2001年10月统计）、吸引外商投资金额连续8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一系列的数字和成绩都证明，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和世界经济有着难以分割且越来越密切的联系。而加入WTO之后，将使这样的联系进一步延伸到制度和法制的层面，中国经济将与世界经济在同样的规则下运行，形成共赢、共荣的共同发展。

经济日报最近报道说：中国资本外逃的现状到底如何始终是一个谜，有人估计1997年至1999年外逃规模达1000亿美元，但权威分析人士则认为是530亿美元。在我国，资本外逃是指未经批准的、违法违规的资本外流，是超出政府实际控制范围的资本流出。资本外逃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也存在于发达国家。资本外逃也不仅仅是为了逃避外汇管制，还有的是为了规避国内政治和经济风险，逃避税收征管，或是为了洗钱和转移资产。

资本外逃形形色色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教授陶湘分析指出，当前我国资本外逃主要目的是为了谋得集团甚至是个人的私利。比如，与一些外商勾结，以外商逃债、毁约等形式，应收的外汇不收回来而是分成后转移到个人账户上；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从而将外汇差额转移至境外；以从事进口业务为名，伪造进口合同和海关文件从银行骗买外汇或以出国旅行为由从银行进行频繁的小额骗汇后将资金转移出境等等，还有部分出口企业违反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规定截留外汇。有人推测，其中小部分可能流入了沿海一些城市的外汇黑市，甚至可能有相当部分被存入离岸银行账户而未汇进国内。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吴晓灵曾表示，近一、二年非法套取外汇资金达近百亿美元，而民间将人民币兑成外汇的也有几十亿美元。

目前，造成我国资本外逃的漏洞主要有二：一是到1994年底，我国在海外共建立了将近1000家企业，对这些企业，只注意了其与境外其他企业的资本交易，而没有注意到它们与国内母公司之间的资金往来，使之可以采用开低价和高价发票、资产互换、现金和实际流动等手段来实行资本外逃。二是由于我国很多地区为了引进外资制订了优惠政策，为享受这些优惠，相当多的企业将国内资本先外逃，然后再流回国内冒充外资。

与一些国家发生金融危机后致使外资抽逃相比，我国目前的资本外逃具有“中国特色”，即国内资本的出逃唱主角。有专家分析指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

一是受国际国内大的环境影响。近几年亚洲金融危机加剧，引起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强烈预期；央行自1996年来七度降息，接着又出台征收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

二是制度的渗漏。我国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仍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三是国内高昂的交易资本。中国的金融市场起步很晚（国债始于1990年，股票始于1989年），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很高，且高于国际交易。改革开放以来，货币化进程不断深化，居民掌握的金融资产迅速膨胀。在国内交易成本过高的情况下，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四是经济的不确定性。在经济增长率逐节下滑的过程中，以往被高增长所掩盖的许多问题开始暴露出来：产业结构不合理；供给与需求的不对称造成相对过剩；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导致普遍居民消费能力不强，内需不振；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有实质性进展。工人下岗，更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原本较为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而显得特别严峻，出口需求大幅度萎缩。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中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1998年7月，公安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海关总署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部门联合开展全国外汇检查，严厉打击逃汇、骗汇和其他非法买卖外汇活动。通过检查，掌握了大量的涉嫌骗汇案件及人员。他们采取伪造、变造，买卖、盗窃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或者使用虚假、无效的商业单据和凭证的形式从外汇指定银行套购外汇，用于支付走私款、骗取出口退税或非法转移国有资产。而且，骗购外汇行为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它既严重危害了国际收支平衡，直接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又扰乱了生产经营秩序，助长了腐败，污染了市场环境。

有专家分析指出：资本外逃现象如不能得到有效遏制，严重时将会危及国家经济、金融安全。但是，对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也应客观评价、冷静分析。我国迄今尚未出现象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国家那样的恐慌性的、集中性的大规模资本抽逃，因此，资本外逃还难以成为我国发生金融危机的根源。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之所以违规流出，主要是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这本身不具有太大的经济危害性。此外，有些外逃的资本是为了获取利益，而国内是当事人最熟悉的经营环境，因此有相当大比例的外逃资本又会回流，减轻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专家建议，最近几年要继续执行限制非法资本流出的政策，密切关注外汇市场供求情况，利用中央银行外汇买卖操作的手段，维持人民币汇率的基本稳定。由于国际市场存在人民币贬值的预期，央行应密切关注外汇市场供求形势。

我国自1993年以来，对资本的管理不断加强，在全力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金融业有利地顶住了国际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的严重压力。从日元的大幅贬值、香港股市遭受冲击、俄罗斯金融市场动荡及亚洲金融危机影响的深化，加深了人们对人民币贬值的心理预期，使有些人萌发贪财作案的想法。骗汇、逃汇、套汇等活动一度十分猖獗，严重影响着我国金融的安全运行。为此，央行及时对外汇资金流动管理采取开源、节流、堵漏三管其下的原则，完善了有关外汇管理法规，加大对骗汇、逃汇、套汇行为的打击力度，对不法逃、套汇者出重拳，捍卫了金融安全，维护了国际收支平衡，有利人民币汇率的稳定。

整治资本外逃，稳固市场信心

纵观世界经济史，从本世纪30年代金融崩溃引起的经济大萧条，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到今天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大都不难发现，这都是过度金融投机的“幽灵”在作孽。这一次次金融危机昭示世人，金融安全问题日益凸现，维护世界金融安全已是当务之急。

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实施《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在刑法中增加了对骗汇行为的刑事处罚条款。另外，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监察部、外经贸部等部门相继了有关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行为的行政处分规定，从而形成了对骗购外汇行为综合治理的局面。

为有效打击骗购外汇行为，有关部门还积极改进监管手段，引进先进的管理技术以保证监管效果。1999年1月1日起，海关、银行、外汇局之间的进出口报关单联网核查系统正式启用，遏制了货到付款项下的骗汇活动，同时缩短了核查时间，便利了企业经营。

我们还记得，在1999年8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对四起骗购外汇案件的审理结果，17名涉案人员和两家企业受到法律惩处。这次集中宣判是我国对骗汇案件的首次判例，将有助于推动对其他重大骗汇案件的审理进程，显示了我国依法严厉打击骗购外汇行为的决心。

据有关方面报道，中国人民银行于去年底调入公安部经济犯罪侦察局部分官员，成立了金融监察局，并由公安部方面的反经济犯罪专家担任负责人，以加强对犯罪的打击。这是继证监会与公安部合作成立稽查二局以后，人民银行系统首次调入公安部的官员，以加强对金融系统犯罪的遏制力度。随着外资金融机构的增加，外资金融机构的违规和违法活动也会出现。因此，金监局将特别成立一个境外金融机构监管处，以加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和规范。这是国家为了加入WTO而采取的防范境内外经济犯罪的系列措施之一。

加入WTO之后，金融业将向境外金融机构更加开放，中国人民银行已决定大大放宽外资银行在华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批准了美国多家大银行的代表处升格为分行，批准多家外国银行的深圳分行经营人民币业务。在保险业，新允许四家外国保险公司设立分公司或设立合资企业。根据协议，WTO之后，将在2005年之前允许外商独资银行经营银行零售业等全方位服务业务，并允许外国银行在2005年之前开办人民币业务，允许外国保险公司拥有直至50%的股权，并增加设立外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的城市数。这可称之为"1-2-5"规则：即中国加入世贸组织1年以后，外资银行可以向当地的企业和个人提供外币业务；在包括广州在内的6个地方，人民币借贷业务可以在外资银行和外资企业之间展开；两年之后，外资银行可以在4个左右的地方向当地企业提供本币业务；5年以后，针对外资银行在地域和服务对象的限制将取消。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融合度将大大提高。WTO有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就是“逐步自由化”，要求成员国逐步开放市场，包括金融市场，这也就意味着对外汇管制的逐步放松。

外逃范文篇4

关键词：外逃职务犯罪人国际合作民事诉讼

开辟打击职务犯罪的“第二战场”,缉拿惩处外逃职务犯罪人,是探讨职务犯罪的重要课题。笔者认为扫除职务犯罪人最后一根“稻草”,摧毁职务犯罪人在国外的“天堂”,彻底打击职务犯罪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协调联动,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多部门协同作战。目前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是单兵作战方式。职务犯罪人外逃案发后,通常是以一部门为主,其他部门配合,临时组合,没有正式的联合打击模式。由于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涉及多部门,单个部门能力有限,孤军奋战,造成打击效果不佳,效率不高,致使一些职务犯罪人得不到及时打击惩罚,社会影响不好。为了更好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笔者建议,国家尽快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其主要思路和内容如下:一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可以参照防范职务犯罪人外逃联合机制的成功做法,在其基础上继续建立打击职务犯罪人追逃联合机制,整合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二是联合机制以两级联合制为主,三级联合制为辅。即联合机制层级主要为国家和省级两级。一般是建立中央和省级联合机制,在需要的情况下可以建立三级联合机制,加上地市级。三是联合机制部门主要由最高人民检察院、外交部、公安部、中央纪委等部门组成。四是联合机制管辖是属地管辖和中央管辖相结合。即案发后,由外逃职务犯罪人犯罪地的省级部门管辖,部级机关指挥领导,省级联合部门中具体管辖职务犯罪人的部门承办。通过建立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联合机制,形成规范稳定的专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机构主体。

二、创新打击手段,主动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

保持高压的打击态势,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最直接、最重要手段。我国有关部门采取了多种方法和途径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常规手段是引渡,同时创新使用了规劝和异地诉讼。在我国追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引渡作为主要途径,成功引渡回一批职务犯罪人,使其受到了法律制裁。规劝职务犯罪人回国是当前我国运用较多的方法。如2004年原中行广东开平支行行长余振东、2007年云南省交通厅原副厅长胡星等在有关部门劝返下先后回国自首等。异地诉讼在美国开了成功先河。2009年5月6日美国联邦内华达地区法院在拉斯维加斯,分别判处侵吞巨额公款潜逃美国的中国银行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许国俊二十五年和二十二年有期徒刑。这些方法和措施使部分职务犯罪人即使上了“天堂”也逃脱不了惩罚,同样要下地狱。笔者建议在当前形势下,我国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方法和路径上要不断创新,不拘一格,灵活机动,针对不同案件,不同国家和地区,寻求更多更有效的手段,及时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满足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时代需求。

三、运用民事诉讼的手段,追缴外逃资金

职务犯罪人外逃一般都同时携带大量赃款,如何在缉捕外逃职务犯罪人过程中,追缴其在境外赃款、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的经济基础,挽回国家损失,是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重要内容之一。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追缴外逃资金是重中之重。笔者赞成先用民法诉讼追缴外逃职务犯罪人的犯罪所得,再用刑事程序引渡外逃职务犯罪人,以最大限度减少外逃职务犯罪人给国家造成损失的主张。笔者同时主张,在利用刑事诉讼的遇到困难和阻力时,充分发挥民事诉讼的优势,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等国际条约框架内运用民事诉讼手段,追缴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

具体做法有两种模式:一是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国内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依据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被告人缺席情况下,作出判决,然后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七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的规定,请求职务犯罪人所在的缔约国协作,将职务犯罪人的非法财产返还我国。二是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三条(直接追回财产的措施)第一款第一项“采取必要的措施,允许另一缔约国在本国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确立对通过实施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而获得的财产的产权或者所有权;”的规定,我国受害个人、单位或者人民检察院作为原告在职务犯罪人外逃所在的缔约国间接提起民事诉讼,追回赃款。

四、灵活、稳妥对待死刑,破解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瓶颈

在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上,有一个突出的难点是死刑冲突问题。外逃职务犯罪人外逃国外一般都犯了我国的重罪,绝大部分是贪污罪、受贿罪等,依据我国刑法可能要判处死刑。而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或者变相废除了死刑,主张死刑犯不引渡。我国强调国家主权,主张死刑犯也引渡。双方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问题上产生了矛盾,很大程度上了影响了我国与西方发达国家打击职务犯罪人的合作。

外逃职务犯罪人主要集中在主张死刑不引渡的国家,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主战区和堡垒,死刑是攻破这个堡垒的一个重要障碍。为了解决这一制约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的瓶颈问题,消除死刑障碍,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加以化解:一是个案承诺不适用死刑制。为了及时打击重大外逃职务犯罪人,国家可以在个案上采取灵活措施,承诺不适用死刑。二是引渡条约相对死刑放弃制。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可在签署引渡条约中放弃死刑犯也引渡的规定,相对承认“死刑犯不引渡”原则,以破解我国同西方发达国家签署引渡条约的难题。

五、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对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打击职务犯罪人外逃重要国际合作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我国已批准加入该公约,2005年12月14日正式生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我国反腐败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武器。也是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利器,而要更好的使用这一武器,就必须建立缺席审判制度。

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五十四条(通过没收事宜的国际合作追回资产的机制)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和第五十七条(条资产的返还和处分)第三款第一、二项的规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确立了缺席审判制度,对于该公约所涵盖的任何犯罪的所得,请求国欲向被请求国主张返还逃到该国的贪官携带去的巨额赃款,请求国必须提供生效判决的文书,被请求国才能根据该生效判决,没收职务犯罪人带到其境内的赃款,并将所没收的财产返还请求国。当然,被请求国也可以放弃对生效判决的要求,如果被请求国坚持要求请求国提供法院的生效判决,请求国则必须提供,否则就无法实现合作,追回有关财产。

我国目前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中有缺席审判制度,在刑事诉讼中没有缺席审判制度。由于现行刑诉法没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无法向被请求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难通过《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规定的资产追回机制实现追赃的目的。为了能够向职务犯罪人逃往国提供生效判决文书,追回有关赃款,有效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维护国家利益,笔者建议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增设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以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接,追回职务犯罪人的外逃资金,摧毁职务犯罪人资金链,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以维护国家利益。

六、加强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了解世界,加强国际间的理论交流和司法实践合作。

1.加强司法实务合作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的国际合作。先后与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内政、警察部门以及20多个国际组织建立了业务交流、合作关系,与40多个国家签订了56个司法协助、引渡和移管被判人条约。2003年8月27日和2005年10月27日全国人大先后批准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8年,我国与法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的引渡条约相继生效,外逃人员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这些举措为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奠定了基础,并取得了良好成效。但是,我国打击职务犯罪的国际合作仍不适应时展的变化,需任重道远。我国与美国、加拿大等外逃职务犯罪人集中的国家,还没有签署引渡条约,这些国家成了外逃职务犯罪人的“避风港。一些职务犯罪人利用国际法中“死刑犯不引渡”等原则,借口自己可能被判死刑,以规避引渡,逍遥国外。为了走出没有引渡条约的困境,我国最高司法机关应与各国的高层司法机关以及透明国际等非官方国际组织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对职务犯罪人的引渡等方面的细节问题,积极开展外交磋商,争取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使更多的外逃职务犯罪人得到惩罚。

2.加强立法接轨,优化法制环境。我国在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中的主要障碍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和我国法律同国际规则的脱轨,妨碍了打击职务犯罪国际合作的有效开展。因此,我国在维护国家主权的情况下,积极根据国际惯例完善和修改相应的法律,加强法治建设,尽力与世界接轨,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优化法制环境,创造必要的法律条件。

3.加强预防职务犯罪理论与经验的交流,发展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理论。国外不少国家对职务犯罪理论研究比我国更早、更深入,有很多共性的研究成果值得我国移植、吸收、借鉴。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需要完善的理论支持,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我国应加强与国际社会交流职务犯罪理论和经验,通过积极参加会议、互访等多种形式,比较、吸收国外先进的职务犯罪打击、预防理论和经验,“洋为中用”,充实发展我国职务犯罪理论,为我国打击外逃职务犯罪人提供更有效的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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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范文篇5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3)规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完善，不能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印花税较重、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管机制不健全、财务造假和庄家效应严重损害了广大散户的投资利益，挫伤了投资积极性，加重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和高风险性，从而使国内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也面对较大的资本市场风险。

(4)享受外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吸收外商投资最快的国家。在此情况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与宏观经济环境是相悖的，其原因是与我国实行的内外资待遇不同有关。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源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而制定的一系列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在流转和所得税方面、进出口经营权方面、外汇管理方面都享有不同于内资企业的特殊和优惠政策。内资为了也能享受外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面目回流，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三资”企业。国外研究表明，从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的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十分活跃，在香港和美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很大一部分又回流到中国成立“假三资”企业。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的25%属于回流资本。

(5)无风险套利。国内资金投资领域有限与国外实际利率较高造成国际国内资本相对价格差异，由此产生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我国自1996年以来几度降息，目前又实行征收20%的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在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引起资本外逃。

(6)不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转移“灰色收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资本外逃，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的制度性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谋取“灰色收入”。更有甚者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

(7)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合法获得的私人资本。这部分资本外逃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在产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私人产权的法律与制度安排也没有配套，一部分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和居民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激发了资本外逃的本能反应，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2.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1)非法“洗钱”。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加速了“黑金”的外逃。“黑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非法资金：一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出售国企、国际采购回扣等非法手段获取的非法资金；二是高收入的电影、电视、传媒等方面的明星偷漏税等获得的非法巨额资金。三是某些利益集团通过走私、贩私、诈骗获得的非法巨额财富。行政官员和企业高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负案出逃引发的资本外逃，成为近年来主要的外逃资本。“洗黑钱”涉及的黑金外逃数额越来越大，出逃的人数、资金额度、级别、手段都在不断攀升，“洗钱”手法愈加高明，起初是案发后仓促出逃，现在却是精心准备。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实现化公为私，让家属管理国外的“家产”，自己随时准备潜逃。目前，外逃资金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分非法所得正在通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手段和方法实行外逃，即使案发了，能够追回的资金也相当有限。

(2)合法的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虽然不法资产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来源，但还有一部分合法财产因担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合法的私人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出于担心资产和人身安全，于是抽逃资本投资移民以寻求保护（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

(3)利用境外公司合法的或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外逃。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通过境外子公司采取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向国内投资时将进口设备和技术价格高报从而压低国内出资的实际价值；在进出口时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将资本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又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的形式分批汇至境外等方式实现资本外逃。国有企业则通过伪造贸易单据和进出口发票骗取外汇并汇往境外，或者在进出口时采取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所获取的外汇直接转移到国外；或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通过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直接留在国外；或利用对进口付汇中非贸易项下售付汇管理中的漏洞，通过提供假合同、假文件、假清单等形式骗取外汇汇出而外逃。

(4)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利用外汇汇款外逃。以境内居民汇款名义，将国内资本分批多次汇出境外进行资本转移。

(5)利用职务外逃。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对外投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以个人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

(6)过渡性外逃。为化解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双重风险，本国资本外逃后，以外资身份流入并享受超国民的外商直接投资待遇。据分析，从香港流入的外资中有2/3是本国资本外逃后重新流入国内。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的回流，主要是为了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还有一些是为了获取外资优惠政策带来的利益，外逃后又回流到当事人最熟悉的国内经营环境，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

(7)通过海外教育外逃。按中国46万名留学生的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还有部分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隐性消费，其“资本外逃”数量也越来越大。

(8)逐利性外逃。目前，我国银行储蓄余额已经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近期股市的低迷，又加剧了资本市场资金向银行回流。有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远大于投资，资本相对过剩（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的过剩，投资机会不足或者投资环境欠佳的根本原因则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内需不足，对内开放力度较小，大量行政性垄断行业没有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本效率降低。同时，行政力量对企业正常投资和运营干预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和融资渠道过窄、投资领域和产业领域不宽等现实问题，不得不采取贿赂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加了资本的运作成本和风险，又加大了官员的腐败机会，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沉重的“原罪”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挤压着民间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就出现“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的悖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对权力腐败不认同的民间资本也会愤而外流，逃离腐败权力的打击。

(9)通过“分业经营”的方式对外投资外逃。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其资金来源和输出渠道很难界定合法性。但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因此，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法的。这些投资海外的非法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的方式中饱私囊、谋取暴利，即在海外设立国有投资主体的公司，同时也设立自己的私人公司，甚至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

(10)通过海外直接回扣或非法国际贸易外逃。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通过暗箱操作获取巨额的回扣，并由美方直接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别墅豪宅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则是不沾钱，直接让对方安排子女留学美国，子女在国外还拥有对方提供的豪宅和“大奔”。还有一些企业则是通过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通过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数额可观的回扣返还，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脏；或者钻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空子，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换取国家退税，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外逃。

(11)通过“地下钱庄”转款。不能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则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所得资金汇往境外。但中间环节很多，代价十分高昂。

(12)通过“老鼠搬家”外逃。这是一种最简单实用又很难查处的外逃方式，即按国家规定的最高限额分多次直接携带出境，如同“老鼠搬家”，成本和风险很小，对那些外逃能力不强的人很适合。

(13)通过免检直通车外逃。从深圳到香港有免检直通车，通过这条通道外逃的资金无法估算统计。由于资金从香港进入美国很容易，甚至有的外逃者只把香港当成跳板进入美国等其他国家。

三、对策建议

1.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2002年9月召开的“十六大”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一步凸现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外国媒体一致认为中国经过三代领导人的艰苦努力，目前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防范资本外逃至关重要。要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加强法制建设，既可以为吸引资本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又可以弱化乃至消除经济转轨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强各项金融法规的立法工作，通过健全的法规体制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以保障国内日益增多的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所取得的合法财产，避免他们出于安全考虑向国外转移资产。

2.逐步淡化内外资待遇不对称的矛盾，加快引进外资流量，积极盘活内资存量。完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政策从单纯依靠优惠措施和“超国民待遇”发展到依靠完善的投资环境上来，实现引进外资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注重整体市场的发育和增长潜力的培育，提高投资质量，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通过制度创新改变资本外逃的制度缺陷，消除内外资不平等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外资流量，盘活国有及民间资本存量。

3.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激活资本市场。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资产重组；实施双向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办法引导资本合理流进和流出；以开放的手段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境外上市；改进外债和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把境内外资银行的贷款从外债中剔除；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居民向B股投资，不提倡居民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但又不过多限制；主管部门加大对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并实行预交一定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激活市场，让开放的资本市场自发地“储蓄”资本。

4.加强金融、外汇市场制度改革和监管。监管不力滋生了资本外逃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监管法规不健全，与金融创新和资本多样化的现实滞后或脱节；二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资金流动方式和渠道日益多样化；监管机制、监管手段、监管能力与现实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或“真空”现象。例如：外汇管理以往只重视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的管理，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监管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和体系，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目下的管理难度和成本加大，且监管过程中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三是银行过分考虑其商业性与盈利性，监管职能与利益发生冲突，导致监管职能失偏。特别是在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和进出口核销中问题尤为突出，存在单证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等问题；四是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各职能部门间沟通和协调不够，打击不力，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监管难度比较大。结合我国外汇制度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带来的问题：

(1)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调整利用外资新战略，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加大查处力度，加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经常项目外逃。

(3)加强学习和总结，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跟踪并掌握前沿的国际金融工具，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监管水平。

(4)密切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整合资源，加大打击力度。

(5)盘活银行不良资产，抑制通货膨胀，合理引导居民减少对汇率的风险预期，构建新型的适应WTO规则的金融预警机制。

(6)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抓紧研究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的外汇管理办法，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正确引导宣传汇率政策，简化外汇管理手续。正确引导居民客观对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市场预期，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考虑到资本外逃中包含一些对资本正常流动的合理需求，实行疏堵并举，通过简化手续改进服务的方法，使合法外汇资金快捷而有序流动。

7.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有效的公司经理激励和委托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从机制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加大对侵吞国有资产、资本隐蔽外逃的督查和惩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明晰产权，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约束机制，积极利用外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8.加大反腐败和打击走私的力度。加强对经营项目、资本项目交易管理，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杜绝“灰色收入”的源头，严厉打击腐败和走私，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防止非法资本外逃。尽快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追捕境外案犯，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

9.加强国际贸易监督和管理。加强国际贸易出口招标制度和严格收付汇纪律的管理，严格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加大清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不规范的境外账户的力度；加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建设，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全面监管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建立国际贸易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管；稳定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10.加强产业开放和私营企业产业进入政策。对不同所有者的经济主体实现平等待遇，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疑虑，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非理性动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开放产业投资领域，打破内外资区别的界限，逐步实行内外资在各项政策上统一的国民待遇，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权利，杜绝民间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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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范文篇6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安全动机、避税动机、投机动机或者其他动机以各种非法的或表面合法化的方式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现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不遗余力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可能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批准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调查，估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平均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分析认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超过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量也相当大，按中国目前46万名留学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学生产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事实上，还有很大部分资金是通过境外旅游和消费外流的，2000年中国公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下降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采取各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形式，我国共利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发展中国家首位。2001年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伴随着国内资本的大规模流出。截至2001年底，中国投向海外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原因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安全的考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李扬，1998；宋文兵，1999）。按照卡廷顿法、世界银行法等不同的统计口径和方法，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不同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势。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或者灰色经济，在以前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产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本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产生较大影响，一是不必要地加大中国融资成本，甚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机会的减少。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制定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方式分析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规避外汇风险。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进口导向的贸易发展战略，汇率长期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实际汇率高估造成外汇风险增大，使国内居民产生保值的动机，从而采取行动利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国外，规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我国实行的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供给，由于缺乏可以自由出入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进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风险，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就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灵活性，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足，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定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规避外汇风险，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国外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逃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居民与非居民资本具有风险不对称性。在发展中国家，居民与非居民资本面临的风险具有不对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现，居民要承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而非居民只承受拒付的风险，由于拒付风险很容易通过一定方法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风险小得多。而在我国目前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改革成本需要财政和社会负担，居民会由此产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能力有限时，居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行为来化解双重风险。这种风险的不对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3)规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的交易成本和风险。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完善，不能有效地控制金融风险，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金融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规范、印花税较重、信息披露机制和监管机制不健全、财务造假和庄家效应严重损害了广大散户的投资利益，挫伤了投资积极性，加重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和高风险性，从而使国内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也面对较大的资本市场风险。

(4)享受外资的超国民优惠待遇。近年来，我国国民经济保持持续增长势头，投资环境日益改善，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开放不断增强，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和吸收外商投资最快的国家。在此情况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现象与宏观经济环境是相悖的，其原因是与我国实行的内外资待遇不同有关。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源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而制定的一系列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在流转和所得税方面、进出口经营权方面、外汇管理方面都享有不同于内资企业的特殊和优惠政策。内资为了也能享受外资待遇，有的企业便设法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的面目回流，套取各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三资”企业。国外研究表明，从内地流向香港、美国等的资本，不仅数额巨大，而且十分活跃，在香港和美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很大一部分又回流到中国成立“假三资”企业。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的25%属于回流资本。

(5)无风险套利。国内资金投资领域有限与国外实际利率较高造成国际国内资本相对价格差异，由此产生无风险套利的机会，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灵活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风险套利。我国自1996年以来几度降息，目前又实行征收20%的利息税、实行储蓄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降低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在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资本追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引起资本外逃。

(6)不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转移“灰色收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是性质最为恶劣的资本外逃，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重视。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利用我国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构和内部约束机制的制度性缺陷，大肆侵吞国有资产，谋取“灰色收入”。更有甚者通过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攫取了大量“灰色收入”，为“安全”起见，他们只有千方百计地转移到境外。

(7)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合法获得的私人资本。这部分资本外逃所占的比重比较小。在产权保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安排，保障私人产权的法律与制度安排也没有配套，一部分通过合法手段先富起来的私营业主和居民由于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激发了资本外逃的本能反应，采取抽逃资本或购买“绿卡”到国外的办法，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2.资本外逃的主要方式

(1)非法“洗钱”。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加速了“黑金”的外逃。“黑金”主要包括三方面的非法资金：一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人员通过贪污、受贿、出售国企、国际采购回扣等非法手段获取的非法资金；二是高收入的电影、电视、传媒等方面的明星偷漏税等获得的非法巨额资金。三是某些利益集团通过走私、贩私、诈骗获得的非法巨额财富。行政官员和企业高管人员侵吞国有资产负案出逃引发的资本外逃，成为近年来主要的外逃资本。“洗黑钱”涉及的黑金外逃数额越来越大，出逃的人数、资金额度、级别、手段都在不断攀升，“洗钱”手法愈加高明，起初是案发后仓促出逃，现在却是精心准备。更有聪明者，利用关系在国外开设办事处或分公司实现化公为私，让家属管理国外的“家产”，自己随时准备潜逃。目前，外逃资金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分非法所得正在通过各种各样层出不穷的手段和方法实行外逃，即使案发了，能够追回的资金也相当有限。

(2)合法的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虽然不法资产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来源，但还有一部分合法财产因担心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外逃。目前，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还不太健全，合法的私人财产被无理侵占的现象仍时有发生，一部分私营企业主出于担心资产和人身安全，于是抽逃资本投资移民以寻求保护（民间把这种现象称为“开天窗”）。

(3)利用境外公司合法的或非法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资本外逃。外商投资企业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如通过境外子公司采取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向国内投资时将进口设备和技术价格高报从而压低国内出资的实际价值；在进出口时通过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利润转移到国外；将资本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又以预付进口货款或者投资收益的形式分批汇至境外等方式实现资本外逃。国有企业则通过伪造贸易单据和进出口发票骗取外汇并汇往境外，或者在进出口时采取高报进口、低报出口将所获取的外汇直接转移到国外；或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通过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方式将利润直接留在国外；或利用对进口付汇中非贸易项下售付汇管理中的漏洞，通过提供假合同、假文件、假清单等形式骗取外汇汇出而外逃。

(4)采用“蚂蚁搬家”的形式，利用外汇汇款外逃。以境内居民汇款名义，将国内资本分批多次汇出境外进行资本转移。

(5)利用职务外逃。政府官员和企业领导人利用职务之便，假借对外投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以个人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

(6)过渡性外逃。为化解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双重风险，本国资本外逃后，以外资身份流入并享受超国民的外商直接投资待遇。据分析，从香港流入的外资中有2/3是本国资本外逃后重新流入国内。即使在未经批准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经营目的的回流，主要是为了躲避繁杂的审批程序或者是为了降低其他交易费用，还有一些是为了获取外资优惠政策带来的利益，外逃后又回流到当事人最熟悉的国内经营环境，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

(7)通过海外教育外逃。按中国46万名留学生的消费推算，其民间教育资本的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还有部分自费留学生在国外的隐性消费，其“资本外逃”数量也越来越大。

(8)逐利性外逃。目前，我国银行储蓄余额已经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近期股市的低迷，又加剧了资本市场资金向银行回流。有经济学家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储蓄远大于投资，资本相对过剩（相对于投资机会而言的过剩，投资机会不足或者投资环境欠佳的根本原因则是对内开放严重不足），内需不足，对内开放力度较小，大量行政性垄断行业没有打破垄断，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形成过度竞争，导致资本效率降低。同时，行政力量对企业正常投资和运营干预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和融资渠道过窄、投资领域和产业领域不宽等现实问题，不得不采取贿赂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加了资本的运作成本和风险，又加大了官员的腐败机会，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沉重的“原罪”问题；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挤压着民间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就出现“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的悖论。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些对权力腐败不认同的民间资本也会愤而外流，逃离腐败权力的打击。

(9)通过“分业经营”的方式对外投资外逃。近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目前在海外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发展较快。20世纪80年代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其资金来源和输出渠道很难界定合法性。但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目前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因此，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不合法的。这些投资海外的非法资本，往往采取“分业经营”的方式中饱私囊、谋取暴利，即在海外设立国有投资主体的公司，同时也设立自己的私人公司，甚至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成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

(10)通过海外直接回扣或非法国际贸易外逃。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从国外进行采购时，要职领导通过暗箱操作获取巨额的回扣，并由美方直接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别墅豪宅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法则是不沾钱，直接让对方安排子女留学美国，子女在国外还拥有对方提供的豪宅和“大奔”。还有一些企业则是通过外贸渠道进行资本外逃，通过与外商串通，在进口设备和原材料时，高报进口价格，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形式支付给境外进口商，再从其手中拿数额可观的回扣返还，将非法所得留存国外；或者与国内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相互勾结，让其代为购买设备，然后低价作高，共同分脏；或者钻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空子，趁机大肆压低出口商品价格，或者采取合同发票金额低于实际交易额的做法，使应收外汇资金减少，换取国家退税，将多余部分留存境外而外逃。

(11)通过“地下钱庄”转款。不能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则可以通过“地下钱庄”将非法所得资金汇往境外。但中间环节很多，代价十分高昂。

(12)通过“老鼠搬家”外逃。这是一种最简单实用又很难查处的外逃方式，即按国家规定的最高限额分多次直接携带出境，如同“老鼠搬家”，成本和风险很小，对那些外逃能力不强的人很适合。

(13)通过免检直通车外逃。从深圳到香港有免检直通车，通过这条通道外逃的资金无法估算统计。由于资金从香港进入美国很容易，甚至有的外逃者只把香港当成跳板进入美国等其他国家。

三、对策建议

1.继续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繁荣。2002年9月召开的“十六大”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进一步凸现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外国媒体一致认为中国经过三代领导人的艰苦努力，目前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定。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对防范资本外逃至关重要。要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定，保持政策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加强法制建设，既可以为吸引资本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法律环境，又可以弱化乃至消除经济转轨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定因素。进一步加强各项金融法规的立法工作，通过健全的法规体制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犯的法律，以保障国内日益增多的那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所取得的合法财产，避免他们出于安全考虑向国外转移资产。

2.逐步淡化内外资待遇不对称的矛盾，加快引进外资流量，积极盘活内资存量。完善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政策从单纯依靠优惠措施和“超国民待遇”发展到依靠完善的投资环境上来，实现引进外资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转变，注重整体市场的发育和增长潜力的培育，提高投资质量，依靠改善投资的“软环境”和“硬环境”、提高办事效率和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通过制度创新改变资本外逃的制度缺陷，消除内外资不平等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外资流量，盘活国有及民间资本存量。

3.采取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激活资本市场。鼓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资产重组；实施双向的“合格机构投资者”办法引导资本合理流进和流出；以开放的手段促进国内债券市场发展；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境外上市；改进外债和对外担保管理方式，把境内外资银行的贷款从外债中剔除；鼓励外商直接投资和非居民向B股投资，不提倡居民到海外进行直接投资但又不过多限制；主管部门加大对境外投资的风险审查，并实行预交一定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激活市场，让开放的资本市场自发地“储蓄”资本。

4.加强金融、外汇市场制度改革和监管。监管不力滋生了资本外逃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监管法规不健全，与金融创新和资本多样化的现实滞后或脱节；二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断发展，资金流动方式和渠道日益多样化；监管机制、监管手段、监管能力与现实都存在一定的差距，存在着严重的漏洞或“真空”现象。例如：外汇管理以往只重视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的管理，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监管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和体系，经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目下的管理难度和成本加大，且监管过程中新情况和新问题层出不穷；三是银行过分考虑其商业性与盈利性，监管职能与利益发生冲突，导致监管职能失偏。特别是在银行办理结售汇业务和进出口核销中问题尤为突出，存在单证审核不严、违规操作等问题；四是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各职能部门间沟通和协调不够，打击不力，使得一些不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监管难度比较大。结合我国外汇制度改革和金融制度改革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制度性缺陷带来的问题：

(1)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调整利用外资新战略，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加大查处力度，加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经常项目外逃。

(3)加强学习和总结，及时发现新情况、新问题，跟踪并掌握前沿的国际金融工具，提高监管人员的素质和监管水平。

(4)密切各职能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整合资源，加大打击力度。

(5)盘活银行不良资产，抑制通货膨胀，合理引导居民减少对汇率的风险预期，构建新型的适应WTO规则的金融预警机制。

(6)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用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加大力度严厉打击“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抓紧研究并制定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相配套的外汇管理办法，继续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正确引导宣传汇率政策，简化外汇管理手续。正确引导居民客观对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市场预期，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考虑到资本外逃中包含一些对资本正常流动的合理需求，实行疏堵并举，通过简化手续改进服务的方法，使合法外汇资金快捷而有序流动。

7.加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建立有效的公司经理激励和委托机制，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从机制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加大对侵吞国有资产、资本隐蔽外逃的督查和惩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明晰产权，健全和完善企业内部经营约束机制，积极利用外资，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企业效益。

8.加大反腐败和打击走私的力度。加强对经营项目、资本项目交易管理，大力推行反腐败措施，杜绝“灰色收入”的源头，严厉打击腐败和走私，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防止非法资本外逃。尽快与国际法律制度接轨，加强国际合作，联合追捕境外案犯，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严格规范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

9.加强国际贸易监督和管理。加强国际贸易出口招标制度和严格收付汇纪律的管理，严格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加大清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不规范的境外账户的力度；加强服务贸易外汇管理法规建设，大力规范和整顿服务贸易外汇收支活动；全面监管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建立国际贸易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额外汇收付和无交易背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管；稳定国际贸易环境，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10.加强产业开放和私营企业产业进入政策。对不同所有者的经济主体实现平等待遇，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权，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疑虑，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非理性动机。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开放产业投资领域，打破内外资区别的界限，逐步实行内外资在各项政策上统一的国民待遇，从制度上和法律上保护私人财产的合法权利，杜绝民间资本外逃。

【参考文献】

1.田晓霞：《中国资本外逃的经济分析：1982-1999》[B]，北京大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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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晓明：《俄罗斯资本外逃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软科学》2001(10)；

5.杨海珍、陈金贤：《腐败、腐败治理与资本外逃关系的博弈分析》[J]，《管理工程学报》2002.1；

6.杨海珍、陈金贤：《中国资本外逃：估计与国际比较》[J]，《世界经济》2000.1；

7.宋文兵：《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研究：1987～1997》[J]，《经济研究》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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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蒋兰陵、赵斯秋：《中国资本外逃的实证分析》[J]，《决策借鉴》2002.3；

外逃范文篇7

摘要:自中国加入WTO以来,资本外逃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本文运用举例论证的方法对资本外逃引发的现实问题进行研究,报告了当前正处在转型期的中国的现状。

关键词:资本外逃定义影响因素监管

一、中国资本外逃现状

从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到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东南亚金融危机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其显示出的是资本外逃问题的日趋严重,而对于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直被誉为“对全球资金最具吸引力”的目的地——中国,引起得现实问题受到了愈来愈多的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和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期,再到21世纪金融体制全面改革、深化并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正一步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金融体制框架并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金融业逐渐由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演变。

在这一过程里,市场经济不断的引导和优化社会资源配置,并因此影响着国家经济发展,由此便产生了一系列的资本外逃问题。

由于近几年来大量资本流入而导致了人民币的不断增值,信贷和投资增长导致的资本外逃,根据资料可以看出人民币近几年接连升值,对我国外贸、利率、物价、房地产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给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考验。受管制的经济金融环境,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的储蓄利率,使人们产生了转移资产的想法,认为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在高利率国家赚得更高的利息;由于我国政策对外资的鼓励,使得国内一些企业将外汇资金转移境外后又作为外资流回国内,以享受如税收减免、土地无偿划拨、并由政府提供便利服务,享受着各种各样的“超国民待遇”,这也被称之为“过渡性”的资本外逃;转型期间的中国所存在的腐败官员通过现金转移与地下结算系统,把大量的不法资金转移到国外,为了逃避制裁,一些人会选择把资金转移到出国子女的账户上或者运用手机银行,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钱庄转移出境的资金约有2000亿美元左右。特别在我国沿海的一些地区,“手机银行”掮客不但几乎成为半公开的经纪人,并建立了“良好的信誉”。

二、资本外逃对中国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的潜力

资本外逃减少了国内资本的形成,阻碍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从长期看,资本外逃会增加我国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削弱经济增长的潜力,动摇投资者的信心。根据“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国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

本国资金的外逃意味着国内资源的减少,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政府的税收基础。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由于这部分企业利用了在国外改头换面的国内资金并利用国内的外资优惠政策,而导致了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了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

过渡性的资本外逃,使得国内不但不能对资本进行直接利用而且增加了国家的投资成本,一方面降低了资金使用效率,另一方面削弱了国家的偿债能力。

(4)形成紧缩效果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国家的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虽然目前中国已经超过日本达到2.2726万亿美元跃居外汇储备第一大国,但是如果长期的资本外逃情况持续存在,那么对外汇储备必然会形成威胁。

(5)恶化收入分配状况

如果资本外逃后国家发生了金融波动,那些还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就可能承受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国际融资成本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三、面对资本外逃的策略

(1)改善宏观基本面

加快我国外汇市场的建设和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行为的一致性,为个人和企业提供保留一定比例外汇收入,完善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加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规模等规避风险的有效措施,为广大企业和居民提供规避外汇风险的必要手段和工具。

(2)继续推行利率市场化改革

中国拥有大量的民间资本但是却缺乏调动这些资本的有效机制,使之无法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况,没有高效的激励机制,使大部分的居民资产无法转变成有效投资为国家创造税收。把国家同商业银行的关系以法律形式确定。

(3)完善监管体系,规范检查制度

调整利用新战略,及时发现情况,强化对经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管,及时查处并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管力度,防止资本外逃。

(4)建立更新机制与体系

建立以中央银行利率为基础,以货币市场利率为中介,根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提高中央银行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能力。

(5)严处“外汇黑市”和“地下钱庄”。

各地区配合国家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大环境,严厉打击“地下钱庄”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遏制资本外逃。

(6)取消金融抑制,深化市场改革

取消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和金融抑制政策是改变政府与金融中介关系的办法,拓宽和深化金融市场,增加股票和债券等直接融资方式在融资中的比重。加强金融体系的资本基础并对国有银行进行股份化改造。增强居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

参考文献:

[1]杨海珍,《资本外逃——国际趋势与中国问题》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版.

外逃范文篇8

1.我国资本外逃的现状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又称为资本逃避，资本非法转移等，是资金跨国界的一种异常流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有分析显示，我国曾经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4大资本外逃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我国已成为全球资本输出大国，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一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均属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由于资本外逃具有违规性与隐蔽性的特点，因此其规模很难被准确衡量。最近的研究成果显示，我国资本外逃额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围绕着100亿美元总体呈上升趋势，分别在1992年、1994-1995年、1997-1998年形成三个峰顶，于1998年达到最大值，当年超过了400亿美元；15年间，我国资本外逃累计达到1531亿美元，年均102亿美元。

（1）通过经常项目的资本外逃

经常项目包括货物和服务、收益和经常性转移。货物项是资本外逃的重要渠道。当事人一方面低报贸易外汇收入，违反国家规定将外汇擅自自存境外，或者干脆隐瞒贸易活动中的外汇收入；另一方面，高报贸易外汇支出，向国家外汇指定银行骗购外汇汇往国外。类似子这样的“进出口谎报”（mis-invoicing）还有其它形式。值得注意的是，“进出口谎报”中的某些内容如伪造单据所造成的虚假进口货值会反映在“错误与遗漏”项目中，但假报货值包括进口高报、出口低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并未在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得到反映。

服务类项目包括运输、旅游、通讯、建筑、保险、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专有权使用费和特许费、各种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娱乐服务以及政府服务。单位和个人都可通过服务项目外逃资本，如单位以各种对外支付的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以实现资本外逃，个人也可因私出境购汇。对频繁出入境的人员来说，多次合法携带或违规超额携带现钞累计起来也是较大的数目。

收益项目包括职工报酬和投资收益两部分，其中投资收益存在较大的资本外逃空间，当事人一般通过低报对外投资收益、高报对外商投资支付的投资收益实现外逃资金的目的。经常性转移也是个人外逃资金的通道。由于我国有关政策的松动，个人向国外汇款的限额已由2000美元扩大到20000美元，因此通过这一途径外逃的资本将会迅速增加。

（2）通过资本与金融项目的资本外逃

资本与金融项目包括资本项目和金融项目，其中金融项目是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金融项目包括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和其它投资。直接投资的两个小项目“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和“我国在外直接投资”经常被资本外逃操纵者利用。证券投资项目的资产类值得关注，资产类的借贷方分别反映我国持有的非居民证券资产的增加和减少。这一项目自1997年后迅速增加，逆差逐年扩大，表明国内资本通过证券投资流出迅速上升（见表2）。其它投资项目记录了除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以外的所有金融交易，是近期资本与金融账户变化最大的项目，已成为我国资本外逃的重要通道之一。

（3）通过地下银行系统的资本外逃

地下银行作为一个转移资金的非正式途径，正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使用，特别是被用于一些国际性的违法犯罪活动。我国江浙地区，有不少地下钱庄，它们有固定

的地点、固定的客户和稳定的资金来源，近年来，我国通过地下钱庄这一渠道流出的资金数目惊人。据报道，我国每年通过地下银行转移出去的资金高达2000亿人民币（约合244亿美元），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的2％，相当于255亿美元的全年对外贸易顺差。地下银行由于其高保密、无记录及匿名性的特点，常被走私、腐败、犯罪分子作为洗钱的最重要途径。

2.我国资本外逃的特点

（1）资本外逃具有“过渡性”

资本外逃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真实性资本外逃与过渡性资本外逃。真实性资本外逃是因恐惧、怀疑或是为了逃避某国的异常风险或管制而导致资本从一国单向转移到另一国的资本外逃；过渡性资本外逃则是为了逃避各种管制，获取较高的相对收益所引起的资本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而后者再以投资身份返回资本流出国的资本外逃。

王国林、杨海珍（2001）等人证实了我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说明我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之间差别的政策待遇引起的，并非是由于投资环境恶化所致（注：王国林、杨海珍：《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4.）。李晓峰（2000）指出，“不对称风险”因素即国内外投资者所获得的信息不对称，或所面临的经济政治风险不对称，会导致大量的外资流入与不断增加的资本外逃并存（注：李晓峰：《中国资本外逃的理论与现实》，《管理世界》，2000.4.）。这一点，可以从我国外商投资的来源结构中得到证实。田晓霞（2000）认为，在刺激中国资本外逃发生的国内风险因素当中，我国政府对内外资实行的差别待遇政策所形成的“可套利空间”是重要因素之一。

（2）跨国洗钱是资金外逃的重要内容

随着我国经济的增长，贪污腐败分子及犯罪、走私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使“黑钱”数目迅速上升。为逃避打击，近年来国内大量“黑钱”流出境外呈愈演愈烈之势。一批贪污腐败公职人员、走私犯罪人员通过各种途径给非法黑钱披上合法外衣后，不仅可以公开挥霍这些非法所得，还可用来投资和进行再增值。我国的洗钱多通过地下钱庄跨国境进行。据估算，在我国内地每年通过地下钱庄洗出境的2000亿元黑钱中，走私收入洗钱约为700亿元人民币，官员腐败收入洗钱超过300亿元人民币。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影响

1.资本外逃对我国国内经济的影响

（1）影响资本形成

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名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断言，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是净投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递增到10％以上，而净投资的增长必须以社会资本的积累为条件。在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g=s/k的公式中，当产出率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因此，资本外逃会削弱一国经济发展的后劲。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从总体上看尚处于投资推动阶段，大量资本外逃无疑将减缓经济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税基

规模较大的资本外逃必然侵蚀一国税收的基础。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巨额资金外逃，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逃出去的资本以“外资”身份返回享受税收优惠，一方面使国家应征收的税收流失，减少了财政收入；另一方面又制造了一批假外资企业，形成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3）导致财富流失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的资本外逃有相当一部分是单向流向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2001年1月新华社的一则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4000多名贪污贿赂嫌疑人携公款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外逃的贪官大多将非法所得的巨款在境外大肆挥霍，造成国内财富的大量流失。

2.资本外逃对我国开放经济的影响

（1）影响国际信用等级

资本外逃会加剧我国对外资的依赖，而外资、外债的大量增加无疑对我国的国际清偿力提出了挑战。尽管我国拥有较多的外汇储备，但资本外逃若持续地、大规模地发生，必然影响到债务清偿率，导致国际社会对我国信用评价降低。同时，资本外逃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内外投资者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前景信心不足，阻碍了我国政府申请追加国外贷款，影响在国际上等资。在资本外逃严重的时期，两大国际风险评估机构穆迪投资人服务公司和标准普尔公司，对我国的信用评级分别是bbb[+]和bbb.因此，规模庞大的资本外逃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小视。

（2）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一国的国际收支平衡主要依靠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的平衡来实现。随着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资本项目比重会不断上升，而经常项目比重会下降。从短期看，大规模的特别是突发性的资本外逃将使我国资本项目恶化，外汇储备下降，这将进一步加剧国际收支失衡并引发更大规模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也将对我国的经常项目产生不利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我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长期的持续大量的资金外逃最终将破坏我国的国际收支平衡，恶化我国的对外经济环境。

（3）影响人民币汇率稳定

就外汇市场而言，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汇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汇的需求。在浮动汇率制下，本币汇率会迅速下跌。而实行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汇率的国家，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故会迅速减少国家外汇储备。因此，资本外逃是冲击我国外汇市场、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的重要因素。

3.资本外逃对我国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的影响

（1）加剧国有资产流失

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的“所有者缺位”现象，使国有企业经营者获得相当大的支配国有资产的权利。在缺少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很容易发生行政权力经济化。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是国有资产在缺乏有效监管下不断流失的一种重要形式。

（2）助长各类洗钱犯罪

资本外逃特别是跨国洗钱如果能够得逞，各类违法犯罪分子的经济实力得以增加，其进一步犯罪的欲望将受到刺激，其进一步犯罪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这样将形成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在此背景下，走私、交易、黑社会等各类犯罪分子的气焰将更为嚣张，洗钱犯罪进一步扩大，这将严重败坏社会风气，影响社会稳定。

（3）损害执政基础

由于我国外逃的资金有不少是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的非法所得，而外逃正是为了逃避打击。因此，一旦资本外逃行为得逞，其腐败行为将难以查证，使之逃脱处罚，这将在社会上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党和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长此下去必将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三、标本兼治，有效遏制我国的资本外逃

1.从源头上遏制资本外逃

（1）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形势，以有利的投资环境留住国内外资本

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既是我国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也是我国吸引外资的首要条件，同时还是我国从源头上防止资金外逃的第一要务。国家相关部门要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保持货币流通与币值的稳定，要为国内外资本创造安全可靠的投资环境。国家既要加大对能源、交通、通讯、市政公用设施的投资力度，同时各级政府也要积极完善非物质形态领域的条件，如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健全法制，简化手段，减少干预等。

（2）统一内外资的不同待遇，消除内外资之间的“级差地租”与“政策落差”

我国外逃资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属“过渡性”资本外逃，其主要目的是通过资本外逃实现资本身份的转换，即由内资变成为外资，从而可以享受我国政府提供的税收等多方面的政策优势。这种“政策落差”及“级差地租”的存在，无疑助长了我国的资本外逃。国际经验表明，税收优惠对注重全球利益和执行长期投资战略的跨国公司来说并没有特殊的吸引力。如美国对外资并没有税收优惠等“超国民待遇”，但其一直是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因此，我国应取消外资在企业所得税、关税、工商税、外汇管理、产业政策乃至市场准入方面享有的“超国民待遇”，代之以有吸引力的市场、高效健全的管理机制以及优越的投资环境，使内外资在平等的待遇下公平竞争。这样基本上可消除“迂回投资”现象。

（3）保护私人产权，实现不同所有制经济形式之间的平等待遇

首先，要大力宣传《宪法》对私人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使私人合法财产与公有财产一样受到法律保护。其次，在实践中要提高对私人产权的保障力度，强调保护私有财产的连续性与一贯性，打消少数富人“怕露富”、到国外寻求“避风港”的疑虑心理。第三，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实现平等待遇，保障私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平等竞争，在市场机制的引导下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

（4）推进国有企业改革，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

国资委的成立，为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及国有资产管理奠定了坚实基础。国资委应从以下方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消除国有企业的资本外逃。其一，切实履行出资人职责，当好国有企业的“东家”，彻底消除“所有者缺位”现象；其二，设立独立董事，充实董事会，加强董事会对总经理的内部约束；其三，通过严格的法律法规和公正的审计、会计等社会中介机构，提高国有企业经营的合法性与透明度，加强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外部约束；其四，推进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实现产权形式多样化，引进社会个人股东，调动不同所有者对国有控股企业经营者监督的积极性；其五，培养国有企业经理市场，便于国有企业经理层的优胜劣汰。

2.从路径上堵塞资本外逃

外逃范文篇9

资本外逃(CapitalFlight)是指由于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等因素引发的投资者出于清静动机、避税动机、谋利动机大概其他动机以种种非法的或外貌正当化的要领将本国资本流出国境的征象。资本外逃的异常情况与我国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是一个博弈悖论，一方面我国政府全力以赴地吸引外资，另一方面国内又有大量资本外逃。经济相助与生长构造(OECD)的一份研究陈诉指出：从1989年到1995年中国资本外逃的总额大概凌驾1000亿美元，其中约有500亿美元是未经政府答应外流的。国家外汇管理局也做了一项专题视察，预计1997年至1999年累计资本外逃530多亿美元，匀称每年177亿美元。经济学家樊纲教授阐发以为，2000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已达480亿美元，凌驾了当年外商对华投资的407亿美元。其中，民间资本外逃数目也相当大，按中国现在46万名留门生的正常学费、杂费斲丧推算，其民间教诲资本的流失也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但留门生孕育发生的民间资本外逃远远不止这些，真相上，还有很大部门资金是议决境外旅游和斲丧外流的，2000年中国黎民出境总人数为1047.26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13.43%。其中，因公出境人数为484.18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降落2.51%，占出境总人数的46.23%；因私出境人数为563.09万人次，比1999年同期增长31.99%，占出境总人数的53.77%。进入20世纪90年月以来，我国接纳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国资本大量流入，“九五”时期，议决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和企业借用外债、国内企业到境外股票市场筹资等多种情势，我国共使用外资2900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金额达2135亿美元，是“八五”时期的1.87倍。从1993年起，我国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已连续八年居生长中国家首位。2001年现实使用外商直接投资468亿元，比2000年增长14.9%。同时也陪同着国内资本的大范围流出。制止2001年末，中国投向外洋的直接投资总额约为150亿美元，高于墨西哥的120亿美元和俄罗斯的140亿美元。我国资本外逃的缘故原由之一是由于国有资产大量化公为私，许多非法资产拥有者出于清静的思量将资产转移至外洋（李扬，1998；宋文兵，1999）。凭据卡廷顿法、天下银行法等差异的统计口径和要领，我国资本外逃范围有差异的结论，但都呈上升趋向。资本外逃作为一种地下大概灰色经济，在曩昔并没有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孕育发生太大影响，但若资本外逃的情况愈演愈烈，对资本原来就相对短缺的中国经济将孕育发生较大影响，一是不须要地加大中国融资资本，乃至还会造成中国就业时机的淘汰。二是弱化了我国为引进外资举借外债而拟订的政策绩效，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成为我国经济配置和社会稳固的重大隐患。

二、我国资本外逃的动因和要领阐发

1.资本外逃的主要动因

(1)躲避外汇危害。我国的汇率政策一开始是为了配合入口导向的商业生长战略，汇率恒久被高估，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外币以及本币现实汇率高估造成外汇危害增大，使国内住民孕育发生保值的动机，从而接纳举措使用资本外逃将资产转移到外洋，躲避人民币汇率下跌造成的丧失。另一方面，我国实验的数目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是为了保证外汇的提供，由于缺乏可以自由收支的即期和远期外汇市场，使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不能举行套期保值等活动以抵补汇率危害，反而刺激了资本外逃，这即是所谓的“老鼠夹子效应”(MouseTrapEffect)，即为了不丧失用汇的机动性，住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同时，一些投资者对国内金融体系信心不够，在预期上缺乏对政府稳固人民币汇率的信心。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为了躲避外汇危害，不少企业和机构将其在外洋收入的外汇留在了境外，造成资本躲避外汇管制而外逃。

(2)住民与非住民资本具有危害分歧错误称性。在生长中国家，住民与非住民资本面临的危害具有分歧错误称性。西方学者Edwards和Cuddington研究发明，住民要负担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危害，而非住民只遭受拒付的危害，由于拒付危害很容易议决肯定要领加以控制，因而比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危害小得多。而在我国现在的经济转轨时期，由于巨大的革新资本须要财政和社会包袱，住民会由此孕育发生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预期。在资本项目尚未开放和人们转移资本本事有限时，住民只好选择资本外逃的套利举动来化解双重危害。这种危害的分歧错误称性导致了资本外逃。

(3)躲避国内资本市场较高的交易资本和危害。我国资本市场起步较晚，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不完满，不能有用地控制金融危害，使投资者面临较大的金融危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证券市场不范例、印花税较重、信息表露机制和监禁机制不健全、财政造假和庄家效应紧张侵害了宽大散户的投资优点，挫伤了投资积极性，加重了资本市场的非理性和高危害性，从而使国内交易资本高于国际交易资本，也面临较大的资本市场危害。

(4)享受外资的超黎民优惠人为。连年来，我国黎民经济连结连续增长势头，投资情况日益革新，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对外开放不停增强，宏观经济运行良好，已经成为天下经济增长最快和吸取外商投资最快的国家。在此情况下，大范围的资本外逃征象与宏观经济情况是相悖的，其缘故原由是与我国实验的内外资人为差异有关。内外资的差异人为源于我国的革新开放以来，为吸引外资而拟订的一系列外资超黎民人为的优惠政策，外资企业在流转和所得税方面、收支口谋划权方面、外汇管理方面都享有差异于内资企业的特别和优惠政策。内资为了也能享受外资人为，有的企业便想法将资金转移到外洋，然后以“外资”的面目回流，套取种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形成了许多“假三资”企业。外洋研究评释，从要地本地流向香港、美国等的资本，不光数额巨大，而且非常生动，在香港和美国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且很大一部门又回流到中国建立“假三资”企业。凭据天下银行的资料，20世纪90年月中期曩昔，在大陆投资的香港资本中的25%属于回流资本。

(5)无危害套利。国内资金投资领域有限与外洋现实利率较高造成国际国内资真相对价钱差异，由此孕育发生无危害套利的时机，特别是在汇率机制缺乏机动性的情况下，会引发短期资本在国际间的无危害套利。我国自1996年以来几度降息，现在又实验征收20%的利息税、实验储备存款实名制等金融政策，从而低落了本币资产（存款与债券）的收益率。在存在利差、汇差、收益差的情况下，资本寻求收益最大化的本性引起资本外逃。

(6)非法分子转移“灰色收入”。转移“灰色收入”所导致的资本外逃是性子最为恶劣的资本外逃，有着深刻的制度配景，已经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高度珍视。一些国有企业管理者使用我国今世企业制度创建和完满历程中的法人治理结构、产权结谈判内部束缚机制的制度性缺陷，放肆侵陵国有资产，谋取“灰色收入”。更有甚者议决权钱交易、贪污、行贿受贿、寻租、走私、贩私、诈骗、偷漏税等非法途径掠夺了大量“灰色收入”，为“清静”起见，他们只有久有存心地转移到境外。

(7)一些私营企业主转移正当得到的私人资本。这部门资本外逃所占的比重比力小。在产权掩护方面缺乏相应的制度部署，保障私人产权的执法与制度部署也没有配套，一部门议决正当手段先富起来的私业务主和住民由于担心私人正当资本被侵陵，引发了资本外逃的本能应声，接纳抽逃资本或购置“绿卡”到外洋的措施，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2.资本外逃的主要要领

(1)非法“洗钱”。中国政府反腐力度的加大，加速了“黑金”的外逃。“黑金”主要包罗三方面的非法资金：一是政府官员或企业高管职员议决贪污、受贿、出售国企、国际采购后手等非法手段获取的非法资金；二是高收入的影戏、电视、传媒等方面的明星偷漏税等得到的非法巨额资金。三是某些优点团体议决走私、贩私、诈骗得到的非法巨额财产。行政官员和企业高管职员侵陵国有资产负案出逃引发的资本外逃，成为连年来主要的外逃资本。“洗陋规”涉及的黑金外逃数额越来越大，出逃的人数、资金额度、级别、手段都在不停攀升，“洗钱”伎俩愈加高明，早先是案发后急忙出逃，如今却是全心准备。更有聪明者，使用关连在外洋开设服务处或分公司实现化公为私，让眷属管理外洋的“产业”，自己随时准备叛逃。现在，外逃资金只是冰山一角，还有相当一部门非法所得正在议决种种千般屡见不鲜的手段和要领实验外逃，纵然案发了，能够追回的资金也相当有限。

(2)正当的私人资本“开天窗”外逃。虽然非法资产是资本外逃的主要源头，但还有一部门正当财产因担心得不到有用掩护而选择外逃。现在，我国现有执法制度还不太健全，正当的私人财产被无理侵陵的征象仍时有孕育发生，一部门私营企业主出于担心资产和人身清静，于是抽逃资本投资移民以寻求掩护（民间把这种征象称为“开天窗”）。

(3)使用境外公司正当的或非法的生产谋划活动举行资本外逃。外商投资企业议决种种非法手段，如议决境良人公司接纳转移定价要领转移资本；向国内投资时将入口配置和技能价钱高报从而压低国内出资的现实价钱；在收支口时议决高报入口、低报出口将利润转移到外洋；将资本汇入境内完成验资以后又以预支入口货款大概投资收益的情势分批汇至境外等要领实现资本外逃。国有企业则议决伪造商业票据和收支口发票骗取外汇并汇往境外，大概在收支口时接纳高报入口、低报出口将所获取的外汇直接转移到外洋；或在境外设立子公司或议决关联企业以转移定价要领将利润直接留在外洋；或使用对入口付汇中非商业项下售付汇管理中的毛病，议决提供假条约、假文件、假清单等情势骗取外汇汇出而外逃。

(4)接纳“蚂蚁搬迁”的情势，使用外汇汇款外逃。以境内住民汇款名义，将国内资天职批多次汇出境外举行资本转移。

(5)使用职务外逃。政府官员和企业向导人使用职务之便，假借对外投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并以小我私家名义注册，将国有资产变为私有财产。

(6)过渡性外逃。为化解通货膨胀和汇率贬值的双重危害，本国资本外逃后，以外资身份流入并享受超黎民的外商直接投资人为。据阐发，从香港流入的外资中有2/3是本国资本外逃后重新流入国内。纵然在未经答应的违规流出中，也有一些用于正常投资和谋划目的的回流，主要是为了躲避繁杂的审批步伐大概是为了低落其他交易用度，还有一些是为了获取外资优惠政策带来的优点，外逃后又回流到当事人最熟习的国内谋划情况，形成过渡性资本外逃。

(7)议决外洋教诲外逃。按中国46万名留门生的斲丧推算，其民间教诲资本的流失至少突破了100亿元人民币。还有部门自费留门生在外洋的隐性斲丧，其“资本外逃”数目也越来越大。

(8)逐利性外逃。现在，我国银行储备余额已经突破8万亿元人民币，近期股市的低迷，又加剧了资本市场资金向银行回流。有经济学家以为，20世纪90年月以来中国的储备宏大于投资，资真相对过剩（相搪塞投资时机而言的过剩，投资时机不够大概投资情况欠佳的基础缘故原由则是对内开放紧张不够），内需不够，对内开放力度较小，大量行政性使用行业没有突破使用，使民间资本在已经开放的领域形成太甚竞争，导致资本屈从低落。同时，行政气力对企业正常投资和运营过问过多过滥，民间资本迫于生存压力和融资渠道过窄、投资领域和财产领域不宽等现实题目，不得不接受行贿官员、偷税漏税等手段，既增长了资本的运作资本和危害，又加大了官员的糜烂时机，还使一些民间资本面临綦重繁重的“原罪”题目；另一方面，大量的外资优惠政策挤压着民间资本，在多种因素作用下，自然就出现“外资在引进，内资在睡觉（或外流）”的悖论。在这个历程中，还有一些对权利糜烂不认同的民间资本也会愤而外流，逃离糜烂权利的打击。

(9)议决“分业谋划”的要领对外投资外逃。连年来，我国企业掀起了一股对外投资的热潮。据统计，现在在外洋投资的企业有近万家，对外直接投资生长较快。20世纪80年月以来，仅从大陆流往香港的资本就在500亿美元以上，其资金源头和输出渠道很难界定正当性。但从官方统计的数字来看，到现在为止，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总和还不到100亿美元，因此，可以肯定其中有相当一部门是分歧法的。这些投资外洋的非法资本，通常接纳“分业谋划”的要领中饱私囊、谋取暴利，即在外洋设立国有投资主体的公司，同时也设立自己的私人公司，乃至某些国有企业的外洋分支机构已经演酿成为国内糜烂团伙的“洗钱”中心。

(10)议决外洋直接后手或非法国际商业外逃。有些地方政府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从外洋举行采购时，要职向导议决暗箱使用获取巨额的后手，并由美方直接存入美国银行，或转换成别墅豪宅等不动产。更聪明的做规则是不沾钱，直接让对方部署子女留学美国，子女在外洋还拥有对方提供的豪宅和“大奔”。还有一些企业则是议决外贸渠道举行资本外逃，议决与外商勾通，在入口配置和原质料时，高报入口价钱，以高比例佣金、折扣等情势支付给境外入口商，再从其手中拿数额可观的后手返还，将非法所得生存外洋；大概与国内企业的外洋分支机构相互勾通，让其代为购置配置，然后低价作高，配合分脏；大概钻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空子，乘隙放肆压低出口商品价钱，大概接纳条约发票金额低于现实交易额的做法，使应收外汇资金淘汰，调换国家退税，将多余部门生存境外而外逃。

(11)议决“地下银号”转款。不能与外商直接打交道的，则可以议决“地下银号”将非法所得资金汇往境外。但中心要害许多，价钱非常高昂。

(12)议决“老鼠搬迁”外逃。这是一种最简略实用又很难查处的外逃要领，即按国家划定的最高限额分多次直接携带出境，宛如“老鼠搬迁”，资本和危害很小，对那些外逃本事不强的人很适当。

(13)议决免检直通车外逃。从深圳到香港有免检直通车，议决这条通道外逃的资金无法估算统计。由于资金从香港进入美国很容易，乃至有的外逃者只把香港当成跳板进入美国等其他国家。

三、对策提倡

1.连续连结政治稳固和经济繁荣。2002年9月召开的“十六大”引起了天下的关注，进一步凸现了我国的国际声望。外国媒体同等以为中国经过三代向导人的费力开心，现在出现了空前的繁荣和稳固。稳固的政治情况和开放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警备资本外逃至关紧张。要进一步维护政治稳固，连结政策的同等性和连贯性，增强法制配置，既可以为吸引资本创造良好的社会和执法情况，又可以弱化乃至消除经济转轨时期政治和经济的不稳固因素。进一步增强各项金融规则的立法事情，议决健全的规则体制保障私人财产不受侵占的执法，以保障国内日益增多的那部门先富起来的人所取得的正当财产，制止他们出于清静思量向外洋转移资产。

2.渐渐淡化内外资人为分歧错误称的抵牾，加速引进外资流量，积极盘活内资存量。完满外资政策，将吸引外资政策从单纯寄托优惠步伐和“超黎民人为”生长到寄托完满的投资情况上来，实现引进外资从“优惠政策导向”向“市场导向”变化，看重团体市场的发育和增长潜力的作育，前进投资质量，寄托革新投资的“软情况”和“硬情况”、前进服务屈从和淘汰交易资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议决制度创新转变资本外逃的制度缺陷，消除内外资不屈等竞争，吸引跨国公司外资流量，盘活国有及民间资本存量。

3.接纳统统行之有用的步伐激活资本市场。勉励外商参与国内企业的资产重组；实验双向的“及格机构投资者”措施引导资本公正流进和流出；以开放的手段促进国内债券市场生长；支持国内企业“走出去”到境外上市；革新外债和对外保证管理要领，把境内外资银行的贷款从外债中剔除；勉励外商直接投资和非住民向B股投资，不提倡住民到外洋举行直接投资但又不外多限定；主管部门加大对境外投资的危害检察，并实验预交肯定的汇回利润保证金制度。接纳种种有针对性的步伐激活市场，让开放的资本市场自觉地“储备”资本。

4.增强金融、外汇市场制度革新和监禁。监禁不力繁殖了资本外逃的制度性缺陷：一是监禁规则不健全，与金融创新和资本多样化的现实滞后或开脱；二是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不停生长，资金活动要领和渠道日益多样化；监禁机制、监禁手段、监禁本事与现实都存在肯定的差距，存在着紧张的毛病或“真空”征象。比喻：外汇管理以往只珍视对金融机构外汇业务市场准入的管理，而对金融机构业务运作监禁尚未形成健全的机制和体系，通常项目实现可自由兑换后，对资本项眼前目今的管理难度和资本加大，且监禁历程中新情况和新题目屡见不鲜；三是银行太甚思量其商业性与盈余性，监禁职能与优点孕育发生辩说，导致监禁职能失偏。特别是在银行管理结售汇业务和收支口核销中题目尤为突出，存在单证考核不严、违规使用等题目；四是海关、公安、工商、银行、外管局、外经委等各职能部门间相同和和谐不够，打击不力，使得一些非法分子容易钻空子，监禁难度比力大。团结我外洋汇制度革新和金融制度革新进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管理这些制度性缺陷带来的题目：

(1)加速我外洋汇市场的配置和外汇管理体制的革新，和谐钱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连结宏观经济政策举动的同等性，为小我私家和企业提供生存肯定比破例汇收入，完满人民币利率和汇率机制，引进期货、期权等新的交易品种，增长外汇市场的交易主体和交易范围等躲避危害的有用步伐，为宽大企业和住民提供躲避外汇危害的须要手段和工具。

(2)完满监禁体系，范例检查制度，调解使用外资新战略，强化对通常项目的管理和资本项目的监禁，加大对外汇指定银行和外贸企业的业务监禁力度，加大查处力度，增强结售汇管理，严防资本混入通常项目外逃。

(3)增强学习和总结，实时发明新情况、新题目，跟踪并掌握前沿的国际金融工具，前进监禁职员的素质和监禁水平。

(4)亲昵各职能部门间的和谐相助，整合资源，加大打击力度。

(5)盘活银行不良资产，克制通货膨胀，公正引导住民淘汰对汇率的危害预期，构建新型的顺应WTO规矩的金融预警机制。

(6)创建以中心银行利率为基础，以钱币市场利率为中介，凭据市场资金供求决定存贷款利率水平的利率形成机制和体系，简化汇率管制，前进中心银行使用利率调控宏观经济运行的本事。

5.加大肆度严酷打击“外汇黑市”和“地下银号”。配合国家整理和范例市场经济秩序的大情况，抓紧研究并拟订与并购重组、证券投资、投资基金等使用外资新要领相配套的外汇管理措施，连续严酷打击“地下银号”等外汇非法交易，维护正常的外汇市场秩序，制止资本外逃。

6.准确引导宣传汇率政策，简化外汇管理手续。准确引导住民客观对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的市场预期，增强住民对人民币的持币信心，思量到资本外逃中包罗一些对资本正常活动的公正需求，实验疏堵并举，议决简化手续革新服务的要领，使正当外汇资金快捷而有序活动。

7.增强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创建有用的公司司理勉励和委托署理机制，强化勉励束缚机制，从机制上杜绝国有资产流失；加大对侵陵国有资产、资本潜伏外逃的督查和惩治；加速创建今世企业制度进程，明了产权，健全和完满企业内部谋划束缚机制，积极使用外资，调解经济结构，促进财产优化升级，增强对国有企业谋划职员的教诲和管理，前进企业效益。

8.加大反糜烂和打击走私的力度。增强对谋划项目、资本项目交易管理，大肆推行反糜烂步伐，杜绝“灰色收入”的源头，严酷打击糜烂和走私，杜绝国有资产的流失，警备非法资本外逃。尽快与国际执法制度接轨，增强国际相助，团结追捕境外案犯，封堵贪官外逃之门。加大对贪污受贿、侵陵国有资产举动的督察和惩治，严酷范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购并中的资产评估和财政管理。

9.增强国际商业监视和管理。增强国际商业出口招标制度和严酷收付汇规律的管理，严酷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加大整理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不范例的境外账户的力度；增强服务商业外汇管理规则配置，大肆范例和整理服务商业外汇收支活动；全面监禁银行结售汇和跨境收付汇，创建国际商业大额资金转移监测制度，加大对大特别汇收付和无交易配景的大额人民币支付的监禁；稳固国际商业情况，增强对国际资本的吸引力。

10.增强财产开放和私营企业财产进入政策。对差异全部者的经济主体实现同等人为，掩护黎民正当财产权，取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厘革的疑虑，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非理性动机。范例市场经济秩序，开放财产投资领域，突破内外资区另外界限，渐渐实验内外资在各项政策上统一的黎民人为，从制度上和执法上掩护私人财产的正当权利，杜绝民间资本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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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逃范文篇10

2.逃避管制。比较突出的是规避投资管理和外汇管理。如对境外投资实行严格的审批制，一些企业或个人将资金未经批准转移或截留境外，企图投资获益；实施数量控制型的外汇管制意味着居民会丧失用汇的灵活性，使居民不愿将外汇汇回或留在国内；国内金融资产的交易成本高于国际交易成本，居民有强烈的动机将资产转移到国外。

3.非法收入、灰色收入和私人资本安全转移的需要。(1)转移从事走私、贩毒、诈骗、偷漏税等非法所得，或贪污、受贿、寻租形成的“灰色收入”。(2)实现化公为私。一些处于体制转轨时期的国家，国有企业约束和内部监控机制不健全，企业和个人通过各种方式将国有资产转移到境外的私人账户。(3)转移个人财产。出于安全性和保密性，拥有巨额财产者为避免引起社会的非议，一些私营企业主担心私人合法资本被侵占，将资本转向所谓“避风港”国家。

（二）从宏观经济角度考察。

从宏观角度看，资本外逃主要表现为不同经济变量之间相互作用以及宏观政策与微观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

1.宏观经济的失衡。80年代资本外逃严重的拉美国家普遍存在严重的宏观失衡，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导致的严重经济衰退、汇率高估、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并存，使国内投资风险加大，形成资本外逃、举昔外债、宏观失衡的互相刺激和不断强化的恶性循不。转轨时期的俄罗斯也是陷入“全面的综合危机”之中，经济严重衰退，在财政巨额赤字、债台高筑、通胀严重的情况下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外逃。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些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自然也会影响到资本外逃的规模和方向。

2.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制度不完善；硬性的外汇管制和不合理的税收制度；对财产权利的法律保障不健全，个人所得税较高，有产者对其资金无安全感；政府部门贪污腐败。现象严重，法人走私盛行，外贸企业与有关单位、个人违法乱纪现象严重；海关、银行与央行外汇管理上各自存在着薄弱环节，各涉外管理机构之间未能有效协调合作等。

3.不对称风险。莱沙德和威廉逊(D.R.LessardandJ.Williamson,1987)通过实证分析，对“不对称风险理论”进行了发展，他们强调除了一国宏观经济基本因素之外，发展中国家某些歧视性的宏观经济和管理政策，如对居民与非居民征收的差别税收（显性和稳性的）、实施的差别担保、不同的利率上限规定等，都可能造成居民和非居民面临不对称的风险。这种风险收益状况使许多居民先将资本采取种种渠道外逃出去，然后再以非居民的身份流回国内，享受政府对非居民资本流入的优惠待遇。这种“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实际上是一种制度套利行为。

4.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存在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互相制约的恶性循环。主要表现为：政府过度控制金融操作，对利率和汇率实行硬性控制而使其失去杠杆作用，人为压低利率或使本币高估；金融体系发展不完善，资本分配效率低，使国内投资风险远远大于国外投资；高利贷、外汇黑市等地下金融交易十分活跃。由于汇率偏离市场水平，而且金融市场不发达，为了避免外汇风险和市场风险，容易产生资本外逃。

5.政治和经济的不确定性。政治危机和政治风险的发生，经济衰退或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失误，以及产业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大、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增加了人们对于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本国经济的不确定性和欧美国家的繁荣诱使一批资本从该国转移至欧美国家。

二、关于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一）通过贸易渠道。

主要方式有：

1.伪造贸易凭证，制作货到付款、信用证及托收项下的假合同和假进出口单据，以进口付汇、出口收汇的名义进行骗汇套汇，或伪造贸易凭证骗取国家退税资金，致使资本外逃。

2.虚报进出口商品价格。伪造进出口商品的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表现为高报进口，低报出口。或将高价进口、低价出口的差价以佣金、折扣的形式留存于境外。

3.提前或推迟贸易结算时间。本国出口商将交易结算时间推后，而进口商将结算时间提前，把资金滞留于境外，导致实际的资本外逃。

4.跨国公司或关联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资本，或将境外投资收益直接留存境外，实现资本转移。

（二）通过非贸易渠道。

如以支付佣金或国外旅游费用的名义，或以支付特权使用费、投标保证金、运费、国际邮政费、电信业务费、咨询费等名义向银行购汇或从其外汇账户中支出。

（三）通过投资和融资渠道。

1.融资渠道：(1)以外商投资或对外借款的名义，实际外资不进入，以支付收益或偿还利息和本金的形式汇出资金，或将验资后的投资款或资本金以外的资金作为“外债”登记，使下一步资本流出成为合法。(2)与外商串通，高报外方技术和实物投资价值，或本国方替外方垫付投资资金，通过虚报外商直接投资形成事实上的外逃。(3)货币互换。境内企业直接在境内为境外企业提供人民币进行各种支付，境外企业在境外以约定的汇率折成外币偿还。或通过高估外商投资的进口设备和技术的价值，低估中方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形成资本外逃。(4)在向境外筹资过程中改变借款或证券认购与包销条件，将部分资金留在境外。

2.投资渠道：(1)以对外投资的名义，将资本转移到境外，以个人名义注册，化公为私；或低估对外投资资产的价值，将差额转移到个人账户。在买壳上市、国际企业收购和兼并的投资活动中，大量国有资产向境外流失。(2)隐瞒、截留境外投资收益和镒价收入，用于再投资。(3)通过内部价格转移，抬高从国外公司进口的设备、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价值，而压低国内出口产品的价格。

（四）通过其他渠道进行的资本转移。

1.金融机构和外汇管理部门内部违法违规操作形成的资本外逃。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外汇管理部门为客户违规划汇资金，或者内部个别工作人员与不法分子串通，乱放外汇贷款，滥开信用证等，为资本非法转移提供方便。

2.通过多次违规超限额携钞出境，或将应用作境外个人消费资金转成资本，形成资本外逃，或者通过“地下钱庄“和“手机银行“等境内外串通交割方式进行非法资本转移。

三、关于资本外逃对一国经济的影响

（一）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1.破坏资本的正常形成，降低经济增长速度。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外汇储备，由于外汇约束效应，政府减少公共投资或抑制进口等拉动经济的活动，使经济衰退或引发信心危机；另一方面，国内资本流向国外，将国内储蓄分流，由于储蓄约束效应，要保持资本供求平衡，则必须扩大出口产生经常项目的盈余弥补储蓄缺口，或减少国内的投资，或抑制国内需求、减少产出。后两种情况将减少国内投资，“哈罗德－多马”模型中G=S/K的公式说明，当产出率K一定时，资本积累率S就成为决定一国经济增长率G的唯一因素。资本外逃削弱该国经济的发展后劲，减缓其经济的发展速度。

2.削弱政府的税基，减少政府的财政收入。资本外逃到国内，势必会减少政府的税收收入，侵蚀税收的基础。尤其是在“过渡性”资本外逃中，“过渡性”外逃资本也以“外资”的身份享受税收优惠，使国家的税收大量流失。

3.降低外逃国利用外资的效果，加重债务负担。尤其是过渡性资本外逃，本应在国内直接利用的资本却要通过外逃后再内流被间接利用，增加了一国的投资成本。在资本外逃恶化时，一方面政府的对外借款成本提高，另一方面，借入的外汇资金可能又以资本外逃的形式流出，降低资金使用效率，削弱一国的偿债能力。

4.恶化收入分配状况。如果资本外逃后一国发生金融波动，那些没有转移出去的资产则可能承担巨大的风险，甚至遭受损失。境内的贫困人口需要为外逃资本承担外汇管制加强、国际融资成本提高等支付成本，从而会加大贫富差距。另外，在资本外逃后，政府会转而向流动性低、或者没有流动性的资产（如土地、劳动力）转移税收负担，从而会拉大收入差距，降低国内消费和就业水平。

5.危害国家经济安全。作为实现国有资产化公为私的重要途径，资本外逃增加了国内的腐败程度。由于资本外逃伴随着国有资产流失和其他违法犯罪活动，在特定条件下必然会危及国家经济安全。

（二）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

1.直接影响资本项目的平衡。短期内，大规模突发性的资本外逃使本国资本项目突然恶化，使本币汇率过度下跌。政府将动用外汇储备以维持现有汇率，外汇储备的大幅下降将影响该国的偿债能力和筹资能力，进一步加剧了资本项目的失衡和资本外逃。长期内，资本外逃将引起通货膨胀和本币贬值，使实际投资收益率下降、投资风险增大，导致外国对该国的长期直接投资呈下降趋势。资本外逃也对本国的长期债务产生不利影响，本币贬值使长期债务还本付息额远高于贬值之前，偿债负担加剧。

2.经常项目受到影响。从贸易收支看，资本外逃使本币汇率贬值，根据“J曲线”效应，该国贸易收支先有逆差，后有顺差。从非贸易收支来看，可能出现持续逆差。因为由于通货膨胀和投资环境的恶化，人们将本币兑换成外币汇往国外，而外资企业将利息甚至本金加快返回母国，单方面转移账户出现大量赤字。从总体来看，资本外逃在短期内导致经常项目下的大幅逆差，而过了一段时间，如果本币贬值符合马歇尔—勒纳条件，贸易收支状况将有所改善，而非贸易项目逆差不会改变，故最终的经常项目收支状况要看两者相对变化程度。

（三）对金融体系和财经政策的影响

资本外逃一方面减少了外币的供给，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对外币的需求。在浮动汇率下，会使本币汇率下跌；在固定汇率或管理浮动制下，央行将动用外汇储备维持一定的汇率水平，使外汇储备迅速减少，投资者产生本币进一步贬值的预期，加速了资本外逃，反过来又加剧了汇率下浮，造成了汇率水平的超调。资本流出的突然增大必然会对国内的金融市场形成冲击，利率上升和汇率贬值的压力增大，持续的资本外逃，将导致一国国际收支失衡，造成汇率持续下跌，给外逃国造成了潜在的金融风险，甚至可能酿成金融危机。

持续大量的资本外逃造成资本和金融账户的逆差，使该国外汇储备减少，并导致国内货币供应量减少，形成紧缩效果。同时，资本外逃使国内的货币总量、利率、汇率等不稳定，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大为削弱。同时，资本外逃使货币政策受外国当局政策的影响和连动作用增强。资本外逃对财政政策的影响表现在国债发行上，当国外资产的收益率对本国居民形成强大吸引力时，会削弱对国债的需求，导致政府的财政融资目标难以实现。

四、关于预防和治理资本外逃的政策建议

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现象，资本外逃有其自身发生作用的规律，我们要掌握规律并改变其发生作用的条件来治理资本外逃，而不是无视规律并企图运用政策去改变规律。拉美国家和俄罗斯治理资本外逃的国际经验表明，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内经济政策扭曲和制度缺陷的反映，政府能够干预和控制资本外逃的回旋余地是不大的(RobertCumby,1986)。应从体制和政策环境等深层次上采取措施，从根本上防治资本外逃。

（一）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力度

1.推进国内金融改革的深化。一是减少在利率管理、市场准入、投资限制等方面的直接管制和行政干预，深化外汇市场改革，逐步放松外汇需求管理，逐步采用市场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汇率和利率；二是将利率和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维持稳定而合理的实际汇率和实际利率；三是有效地化解银行不良资产，推出套期保值、规避风险的金融工具，减少居民的风险预期。

2.尽量缩短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待遇的差距。俄罗斯的教训表明，试图在不对经济体系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条件下通过对外资提供优惠政策（如税收优惠、投资及汇率保证等等）来抵消资本外逃可能带来的冲击，实际上是难以取得预期的效果的。应适时改善投资环境，给予内外资企业公平待遇，依靠改善投资环境、减少交易成本来增强投资的吸引力。

（二）从各种制度与法规入手，大力调整经济利益和法律关系，监督和防范资本外逃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加强对国有资产运营状况的监督，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机制上解决化公为私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规范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买壳上市以及国际并购中的资产评估和财务管理；加强对金融机构及境外国有资产存量运营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贪污受贿、侵吞国有资产行为的督察和惩处力度。

2.强化对涉外投资行为的监管力度，截堵资本外逃中通过贸易和资本项目的转移渠道，制订严格的收付汇纪律，实行严格审批手续，加强对进出口重点部门、重点种类（提前付款、延期支付等）交易行为的管理。

3.建立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大力宣传贯彻法律对私人合法财产保护的有关规定，打消私营企业对政策变化的担心，消除私人资本外逃的动因。

4.推进税制改革。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会影响到该国金融市场的投资收益水平。资本外逃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逃避税收，因此要完善本国的税制。

（三）以渐进的原则逐步取消资本控制。

国际经验表明，尽管外汇管制在短期内可能会取得一定的效果，但是外汇管制会引起黑市、腐败现象，降低经济运行效率，也会抑制外逃资本的回流，总体上是不利于国际收支的长期平衡的。从资本外逃国的中、长期改革方向看，资本控制和外汇管制应当取消。鉴于一些管制措施对抑制资本外逃存在一定的作用，如果突然取消这些管制措施，可能会对汇价和银行体系形成一定的冲击力量。因此应当采取渐进的方式取消资本管制。

1.对各种外汇管制条例进行全面清理和归类整理，在现有制度框架下尽可能提高运转效率。首先放松那些管制程序过于繁琐、最易产生腐败机会的领域，采用市场手段对资本流动进行弹性管理。

2.在放松资本控制的进程中，同时强化相应的银行体系和企业的配套改革，改善宏观运行环境。

（四）加强资本管制的国际协调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化国家正积极探索国际协调的金融监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