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经范文10篇

途经范文篇1

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发展和完善，使得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然而，其带来的巨大思想冲击，给学生群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中职学生由于其整体素质较普通高中的学生更差，在社会认知和价值判断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为避免其在思想道德方面出现严重偏差，在价值观的形成上存在极大危险，就应当通过德育教育的方式对其进行有效引导和指导，使其懂得善恶对错，并能够拥有正确的理想和未来规划。同时，中职学生作为我国社会发展建设的储备军，能够为我国提供大量职业型和技能型的劳动人才，必须保证其在学校期间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使得其综合素质得到有效提高。因此，必须充分重视并加强中职学生德育教育，以保证学生未来的良好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提供重要保障。

二、当前中职院校德育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德育老师综合素质不高

德育老师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学生德育教育水平。然而，目前的中职院校德育教师普遍存在着综合素质不高、教学效果不佳的问题。一些德育教师由其它课程教师，不仅专业水平不高，专业知识不扎实，在教学态度上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和不足。教师普遍认为德育教育不重要，对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没有直接帮助。在教学过程中，其行为举止和言语态度均对学生起到负面的影响。教师综合素质不高，是中职德育教育问题中的突出问题。

2.德育教育与实际相脱节

中职德育教育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往往过于政治化和理想化，没有从学生的实际情况出发，无法解决学生实际的思想道德问题。中职院校在开展德育教育时，只重视教学形式，做足表面工作，实质上却脱离学生本体，对于其心理程度和接受能力一概忽略，导致学生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大大降低，及时完成了学习过程，也学不到实质的知识，对于其现实生活和学习没有帮助作用。同时，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教学方法仍一成不变，无法起到实际作用。

3.德育教育内容选取不当

各中职院校在进行德育教学内容的选取时，往往只借用国家现有的教材和教学内容，并不能结合自身院校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德育教育内容的选取。使用的教学内容脱离学生实际，与学生存在一定距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无法满足自身德育发展的要求，且因教学内容过于空泛和枯燥而导致学习兴趣下降。德育教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指向性，对于学生思想政治意识的培养和价值体系的形成没有实际的指导作用，导致教学效果较差，无法体现德育教育的重要作用。

4.德育教育管理不够到位

德育教育应当渗透到中职教学的每个环节当中，通过教师的有效引导，实现对学生价值观的指导和纠正，避免学生形成错误的价值观念和道德标准体系。而目前的中职德育教育主要通过开展专门的教育课程，让专门的德育教师进行德育教育。然而，德育教育课程往往是应教育要求而开设的，并没有针对性的教育目标。教学过程死板生硬，对于与学生专业相匹配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意识的培养上存在严重不足。院校对于德育教育管理不到位，造成教学效果不佳。

三、中职院校德育教育问题的主要成因

1.社会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

分析中职院校德育教育问题的主要成因，首先即社会大环境对于学生意识和德育教育产生的巨大负面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负面思想严重影响着中职学生的价值判断和思想道德观念的形成。社会矛盾突出、贫富差距加大，导致学生在对社会的认知上存在很大的误读，使得其行为习惯和价值取向存在巨大的问题。在严重的负面影响下，一些学生错误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不断发展壮大，使得其对于形式化的德育教育产生反感和抵抗情绪。

2.学校教育模式不够完善

中职院校德育教育存在严重的问题，学校教育模式的落后和不足是其中的重要成因。为扩大招生，提高院校的就业率，许多中职院校将教育模式功利化，片面追求高就业率和院校的声誉，而不去关注学生综合素质的实质性提高。同时，一些中职院校没有意识到德育教育的重要性，认为其对于学生职业技能水平的提高和未来就业能力的提高没有直接促进作用。此外，许多中职学校忽略校园德育教育的重要性，片面认为学生的德育应有学生家长和社会承担。

3.学生家庭教育存在问题

家庭教育对于中职学生的德育成长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学生家长作为学生启蒙教育的老师，对于学生价值观念的形成和思想道德体系的建立有着极大的影响。一些家长对于学生的期望过高或过低，都会造成学生巨大的心理压力，使其在价值观念的形成和个人生活追求上产生极大的波动。同时，一些学生家长由于自身素质水平较低，不懂得如何进行孩子的教育和引导，自身错误的观念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孩子的言行和思想，造成其严峻的德育问题。

4.学生对于德育发展认识不足

中职学生由于其文化基础水平不高，在思想道德方面和心理健康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和不足，使得其在对事物的认知和对价值的判断上存在巨大的问题。中职学生往往存在着严重的消极心理，认为自己被家长和社会所抛弃，未来的前途和发展一片茫然。学生对于学校教育采取敷衍、应付甚至抵抗的情绪，对于德育教育的认识也不够准确，将其看作是教育体系中的副课，是走形式和走过场的课程。认识上的不足也就导致其在学习过程中的消极心态。

四、改善中职院校德育教育的有效途径

1.完善德育教育机制

为改善中职院校德育教育情况，首先，应当建立并完善德育教育机制，在完善的教育机制下，实现教育过程的科学性、严谨性和有效性，实现教学效果的提升。首先，应当完善德育教育领导机制，将德育教育责任落实到个人，确保德育教育较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建立专门的德育教育队伍，通过专业的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实现德育教育水平的有效提高。最后，应确保德育教育的经费投入，使得德育教育拥有充足的资金支持。

2.提高德育教师综合素质

教师在德育教育工作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应当提高德育教师的综合素质，以实现教育水平的提高。首先，应确保德育教师较高的德育教育专业水平，确保其良好的教学效果。同时，应加强教师的师风和师德建设，使教师的职业素养和道德观念得到有效提高，以规范自身的行为，为学生提供良好榜样。还能够确保教师进行自我学习和自我提高，以潜移默化地感染学生进行自我提高。此外，教师应注重教育观念和革新，运用现代教育观进行德育教育。

3.构建立体的德育教育环境

中职学生的德育教育仅靠中职院校是远远不够的，需要依靠社会、家庭和学生自身的共同努力，实现立体化德育教育环境的构建，确保学生能够获得立体化的德育教育。首先，应当加强对网络环境的净化和监督，确保学生拥有干净的网络学习环境。其次，通过政府加强德育教育的宣传，使社会重视中职学生的德育教育问题并采取有效的办法和措施。此外，学校应与学生家庭有效合作，让家长建立良好的德育氛围，以正面影响学生的思想和言行。

4.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只有保证学生在德育教育中的积极态度，并落实到自身言行和思想品德的规范发展上，才能确保学生德育教育的有效性。中职院校应当通过与社会和家庭的有效配合，让学生充分认识到德育教育的重要性，并掌握自我德育教育的科学方法，通过学习和生活中的言行规范和思想道德规范，实现自身德育水平的提高。

五、结语

途经范文篇2

关键词：建筑；工程管理；途径；研究

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化步伐加快都使建筑行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建筑业的迅速发展导致了目前在建筑施工上很多问题出现，如建筑质量不合格，建筑安全问题，建筑技术水平有待提高等等，这些问题都急需良好的工程管理来进行解决。建筑工程管理涵盖建筑工程的所有方面，本文主要从质量管理、安全管理、造价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对加强建筑工程管理的有效路径进行研究。

1建筑工程管理的特征

通常，各个城市都会通过特有的建筑物来体现当地的特色，因而建筑工程数目众多、形态巨大，且拥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和经济价值。所以，建筑工程管理在施工时占据着非常高的位置。建筑工程管理具备以下特征：（1）由于建筑工程的数量大、形态大的特征导致参与工程建筑的人员比较多，建筑周期长，其工程造价也相对较高，建筑地环境对其影响较大，故工程管理相对复杂。（2）随着工程建筑的建设，影响其进度的因素也在逐渐增加，如建筑材料的供应及价格、规格的变化、国家政策的变化等。（3）当前工程多采取化整为零，多项目分别进行责任承包的管理方式。

2建筑工程管理质量管理

工程建筑的质量是工程管理的重心，建筑工程质量的好坏直接和施工单位的经济效益、发展，甚至是生命财产有密切的关联。因此施工单位必须加强工程建筑质量管理，提高企业竞争力。加强企业质量管理，重点是以下几方式：（1）提升一线工作人员的素质管理。一线工作人员是建筑工程部门对建筑物进行施工的实施人，这些人员的施工技术、质量意识、协调能力、组织配合能力以及职业道德会直接关系到工程建筑的质量优劣。因此，要对一线作业人员进行严格筛选和监督。（2）建立完善的建筑原材料检测程序和工作标准。建筑原材料的规格和优劣也会直接影响到工程建筑的质量，在选材上要尽量在节省成本的前提下选择有国家许可和质量管理认证的原材料。（3）建立完整的各项目的事后验收体制，完善施工管理。工程建筑多分为不同建筑队同时进行施工、建设，建设过程中，需要一个专门的部门进行整体的施工项目管理，协调施工单位，同时对竣工建筑进行严格验收，确保工程的质量。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在工程建筑施工前要提前做好建筑原材料、施工设备、建筑工地勘察等预检，从开始就对工程建筑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施工期间要对照设计图纸严格把控施工的各个细节；建设完成后要做好工程建筑的整体结构、质量的检验，做好事前、事中、事后每一步，严格把控工程建筑的质量管理。

3建筑工程的安全管理

建筑工地的安全生产一直是施工单位和国家都非常重视的问题，工程建筑的安全管理也是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1）建立完善的安全管理制度。在建筑施工前针对建筑工地的特殊性，从工程建筑的施工、材料和设备的质量、消防和事故处理等方面建立严格的、完善的、健全的安全管理体系，确保施工现场一线工作人员的安全。（2）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一线作业人员在工程建筑的建设中是风险最大的职业，稍有差池就会对一线人员的生命安全产生威胁。所以提升一线人员的安全意识，加强所有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一环。（3）实行施工现场的安全责任到人制。施工现场环境复杂，影响施工安全的因素也比较多，实行施工安全责任制可以最大程度的调动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关乎自己利益的前提下，注意周围同伴的安全，从而保障整个工程建筑的安全性。（4）加大投入，尤其是安全设备。安全设备技术的提高，也有利于提高施工现场的安全性，企业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提高施工现场设备的安全性。（5）加大施工现场的安全措施检查。施工现场各项准备工作完成后，要再次进行所有设备的安全检查，并在施工现场设立安全检查制度，要求安全检查的工作人员认真、仔细的执行。

4建筑工程的造价管理

由于工程建筑设计资金量大，所以一般会提前根据设计图纸和工程方对建筑质量的要求，进行项目资金预算；用以在确保工程质量的条件下，降低建筑成本和建设过程中的资金运转。（1）建立健全的市场价格管理制度。这里的市场价格主要包括原材料的价格体系、工程造价计量体系等，严格的市场价格管理可以为招标方提供造价预算的同时，也为工程建筑的质量管理打下了一定的基础。（2）建立科学的工程造价计量。合理的工程造价，不仅可以让承包方节省成本，也可以让招标方有更好的工程预算，所以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引进新的造价预算技术和理念，完善工程造价管理体系也是十分必要。

5建筑工程的项目管理

建筑工程管理包含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涉及到建筑工程的各个环节，其中包括进度管理、合同管理、成本管理、安全管理和质量管理等。项目管理主要是在有限的条件下，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对项目整体进行管理。包括协调各部门间的配合、原材料的入口把控、施工结束后的验收等。同时在工程建筑质量得到保障的条件下，降低企业成本、加快施工进度。结合造价、质量和安全管理的有效管理措施，得出项目管理和工程管理的有效方式有：加强质量和成本管理；加强施工安全管理；优化人员配置，加强人员管理；建立健全的竞争和工程监督制度。

6结束语

建筑工程管理涉及到工程建设中的方方面面，利用科学的工程管理办法可以在保障建筑工程进度及安全的前提下，保证建筑工程的质量，既可以有效的保障企业的经济利益，也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因此需要不断引进新的管理制度，加强管理，完善工程管理手段，推动企业施工管理手段和经济效益。

作者:郑越 单位:吉林省华唐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

参考文献：

[1]朱慧清.建筑工程管理模式创新探究[J].工程技术研究,2017,(4):139-140.

途经范文篇3

[关键词]教师；自我关怀；生存生活；职业生涯；生命价值；自我发展

当今社会对教育寄予了越来越高的期望，而这种期望“都会直接或间接地转嫁于教师”。[1]P54《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说：“我们无论怎样强调教学质量亦即教师质量的重要性都不会过分。”[2]P139因为教育成了“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2]P1所以这种期望是社会发展对教育和教师提出来的，因此是合理的、正当的，但不能不说这是造成目前教师比较沉重的生存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于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教师的生存状况，“教师压力”、“教师职业倦怠感”、“教师心理问题”等成为出现频率相当高的词汇。同时，学者们开始追问教师的“生命意义”、追寻教师的“幸福”、呼唤对教师的“人文关怀”。这也反映了教师研究视角的变化——从单纯关注教师的社会价值转向对“教师职业的内在尊严与欢乐”[3]P4的追求。我认为，在这种研究视角下，无论是“教师生命意义的澄明”、还是教师“幸福”的追寻、抑或是对教师“人文关怀”的诉求，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促使教师的发展以及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这就是对教师的“关怀”。然而我们在希望外界对教师关怀的同时，却普遍忽略了教师对自我的关怀，而这恰恰是促成教师自我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

“关怀”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关心”。在宗教中，关怀意指对人生命的关怀，如基督教追求生命的永生、佛教讲求佛法的解脱道。而在哲学和伦理学中，“关怀”主要指对人的伦理道德的关注。《伦理百科辞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对“关怀”的解释为：“关心的同义词。标志人们之间的一种道德关系，指人们基于对社会道德关系的理解而表现出对他人、对集体的关切、爱护、同情之心。”美国教育家诺丁斯（NelNoddings）提出关怀的两种基本含义：其一，关怀与责任感相似，如果一个人操心某事或感到自己应该为之做点什么，她就是在关怀这件事；其二，如果一个人对某人有期望或关注，她就是在关怀这个人。因而关怀意味着对某事或某人负责，保护其利益、促进其发展。[4]因而在哲学和伦理学的意义上，“自我关怀”意味着对自身德性伦理的关注，关心人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我们还可以从法国思想家福柯（M.Foucault）的生存美学中得到启发，因为“福柯要揭示人在现代性进程中作为大我(理性主体)的工具性地位，确立自我关怀的小我(身体经验)的审美生存形象”。[5]在福柯看来，人的自我关怀包含着四大要素：认识自身、反思自身、精神修炼、拯救自身。[6]

综合上面对关怀和自我关怀的各种理解，本文把教师的自我关怀定义为：教师对自身的关爱、关注与关心，包括对自己作为“人”的关爱、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的关注以及对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关心，简言之就是要重视自己，并为自己负责。

可以认为，教师对个体自我的关怀有以下三大要素：生存生活关爱、职业生涯关注、生命价值关心。

1.生存生活关爱。教师是“人”，是“谋求个体生命生存的人”。[7]因此，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8]P32所以，教师自我关怀，必然包含关爱自己的生存和生活状况。教师合理合法地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物质条件是每个教师的基本权力；同样，教师也有权力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合理合法地改善自己的生活、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别让自己像崔允漷教授常说的“只有‘生’（指职业、工作），没有‘活’（指生活质量、闲暇）”。有些人总以为教师不该追求物质享受，教师就应该讲奉献、应该清贫。曾经有一段时间许多人对教师课外辅导寄托儿童的现象大肆挞伐，称之为“有偿家教”，以为离经叛道。对此，马少华刊文指出“校外教学无伤教师伦理”，[9]因此追求生活质量也无关教师职业道德。当然，教师对自己生存与生活的关爱并非唯生存生活关爱，更非为物质利益不择手段。

2.职业生涯关注。教师进入职场，无论是怀着美好的理想，还是在父母老师的要求下，甚至是不明不白的，他都将开始可能长达三十年左右的职业生涯。在这个过程中，每个教师都可能时而激情飞扬、时而迷茫无助，时而积极进取、时而萎靡退缩……这本是正常的，我们每个教师都无法保证让自己始终如一地当好教师。然而如果一个教师不能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保持必要的关注，是谈不上自我关怀的。“我为什么要当教师？”“教师到底是什么样的职业？”“在整个职业生涯的每个阶段，我将如何度过？”“我的职业生涯有没有规划，怎样合理规划？”等等，构成了教师职业生涯关注的内容。

3.生命价值关心。正如前文所说，教师自我关怀并非唯生存生活关爱，追求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实现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教师对自我生命价值的关心，意味着自我精神的完善、德性的追求、使命的践行。教师在这种自我关怀中，自我价值得以实现，生命得以升华，因此能够得到自足与享受。刘铁芳教授根据马克斯•韦伯的有关理论，把教师的职业道德选择分为两种模式：“为”教育而生存与“靠”教育而生存，其中“为教育而生存，教育事业成为教师人生的基本内涵”，[10]这样的教师，教育成了他人生的追求，教育事业与他的生命意义融为一体,因而他在获得自足的同时，也为社会作出了贡献。

二

教师自我关怀的本意是教师要重视自己，并对自己负责，因而教师自我关怀的主要目的是促使作为“人”的教师健康、快乐地发展。教师自我发展固然需要多种因素：需要社会各方的支持和关怀、需要制度的规训、需要有效的培训、需要良好的成长环境（如家庭影响、个人经历和教育程度等），还需要自我目标的制定和实践、自身的努力、个人的体验、理性地反思和主动地创造等等。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两类，而只有内部因素才是教师变“要我发展”为“我要发展”的根本动力，这种根本动力正源自教师的自我关怀。因为在职业生涯关注中教师主动思考教师职业对自己的意义、学会了职业生涯的合理规划；在生命价值关心中教师开始重视自我精神的完善、德性的追求、使命的践行，这就为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了源动力；不仅如此，在生存生活关爱中教师还将懂得更加美好地生活，使自己健康快乐地发展。

孟子云：“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显然，教师对自身生存生活关爱的目的并非是为了让自己安逸地度过一生，而是为了自己的尊严和幸福；教师应该追求幸福，但幸福的含义也并非是安逸地度过一生，而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作为一名教师，关心自身的生命价值，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也许不只通过教师这一职业，但显然这是比较现实的途径。因而教师有必要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与其被动地缠身于无休止的教学事务中、被动地接受无止境的考核评审培训中、被动地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颠簸起伏，不如主动地审视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认真对待自己的每一项工作，并从中实现生命的价值。所以，教师自我关怀的三个要素之间是紧密相联的，最终将完成自我关怀的终极功能——自我发展。而且这也是教师关爱自己的生存生活、关注自己的职业生涯、关心自己的生命价值的共同目的。

然而目前，我国教师（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我关怀意识较弱，自我关怀能力不强。前文提及的那些不切实际地认为教师追求物质享受就是有违教师职业道德的人大多数还是教师，他们自认为教师作为“灵魂的工程师”就得安贫乐道、乐于奉献，以至于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也只会忍气吞声。这就是不懂自我关怀的表现。从较深的层面上讲，教师自我关怀的现状着重体现在教师自我意识不够强。教师在教育教学问题上很少有主见，在实践中依赖现成的模式和方法，在学校中唯领导是听、在教育改革中唯专家是听、在课堂上唯教材和教参是听，亦步亦趋，顺从附和。有几个流传甚广的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如果离开了《教学参考书》,至少有80%教师写不好教案上不好课；离开了《课堂同步练习》,至少有85%的教师出不好练习题；离开了《标准化试题》,至少有90%的教师命不好试题；要是离开了统编教材,至少有95%的教师不知道怎样给学生上课。”[11]P113再加上教师普遍工作繁忙、压力偏大，常常照顾不到自己，真的把自己的生活全部都“奉献”出来了。

概而言之，教师自我关怀的功能或意义在于：使自己从被动而繁重的生存生活状态中摆脱出来，并逐渐使自己对教师职业从一个“知之者”变为一个“好之者”，并进而成为“乐之者”，从而使自己的专业得以自主发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自我关怀是教师自我发展的路径之一，而自我发展也是教师自我关怀的最终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师可以作以下努力：

1.正确认识自我。包括对作为“人”的自我和作为“教师”的自我的认识。“我是谁？”“作为教师，我又是谁？”“教师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教师职业适合我吗？我能胜任教师职业吗？”“我是教师吗？我要成为怎样的教师？我怎样成为这样的教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教师认真思考的。正确认识自我又可以包括如何正确地自我定位和如何正确评价自我。我在与一些中小学教师的访谈中发现不少教师仍然把自己当作知识的代言人而不是学生学习的指导者，仍在维护着自己作为知道拥有者的权威。为了维护那几乎并不存在的权威，教师在学生面前总是显得一板一眼、一本正经，在效果并不好的同时又活得很累。自我关怀正是提倡真诚、真实，正视自己是“人”不是“神”，也就是正确地自我定位。正确认识自我的另一方面就是正确评价自我。俗话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这应该是一个完全不带功利色彩的过程，与教师每学期每学年写“自我鉴定”不同。虽然客观真实地评价自己是非常困难的，但这个过程教师无需拔高自己，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也是教师自我关怀的实质之一。

2.提高专业自觉意识。简单地说，教师的专业自觉意识就是在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觉、自主的自我意识。而事实上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经常是不太自觉的，是被动的。比如教师接受当下的各种培训，往往只是出于行政的或学历上种种外在要求，而缺乏一种内在的主动需求和发展愿望。我国实行的教师资格制度、教师职务制度等，对于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必要的，但那也是外在的，如果不能内化为教师的自觉追求，这种专业发展也只是被的。再往细微处看，在教研活动中，教研组在讨论问题时最终几乎全是组长说了算；评课时往往只是应景式地说几句好话。这些表现也说明教研活动并没有成为教师的自觉行为。王建军博士认为教师在专业发展中缺乏专业自觉意识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教师缺少评价和衡量自己专业活动（过程）的清晰的标准或参考维度，从而使教师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二是学校环境容易形成教师的某些“习惯做法”，因而使某些专业行为成为“理所当然”的，不再成为教师审慎思考的对象。[1]P159－160教师缺乏专业自觉意识，就意味着教师不能自觉、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因而也就无法做到自我关怀。

3.追求健康和快乐。首先，教师要追求身心的健康和快乐。无需赘言健康和快乐的身心对教师有多么重要，也经常看到一些关于教师的身心健康不佳的报道。每个教师几乎都知道锻炼身体、调整心理的重要性，然而忙碌的工作和惰性心理的影响，往往使大多教师觉得没有时间。但是懂得自我关怀的教师是不能不顾自己的身心健康的。曾经看过一名教师长期带病工作最后倒在讲台上的事迹，但让人在崇敬之余也颇感沉重：连生命都贡献出来了，还怎么再作贡献？如此贡献固然高尚，但能提倡广大教师都去做这样的贡献吗？其次是追求健康和快乐的生活方式。都说教师的生活是忙碌的单调的，但不应该是没有色彩的；健康快乐的生活跟物质条件也无太大的关系，引用哲人的话：好生活就是好好生活。当然，快乐与否是个人的心理体验，有的教师以忘我的工作为乐，我想只要不危及健康也未尝不可。总之，健康和快乐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这也为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支持。

途经范文篇4

人文精神，是指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强调学生自己去思考、感受和发现，自己体会人生哲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鼓励学生自己求知、自己探索、自己去澄清、判断价值，从探索和澄清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关怀。在人本主义教育内涵中，不仅强调自我意识的完善，并且倡导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培养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有效交流、和谐共处。

现代课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2.在美术教育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不断发现自己、不断发展自己。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寻求一种“个体的真实性”，以达到美术学习与个性培养并行和谐的发展。使学生认识生存的意义，珍视生命，热爱生活。

3.通过营造宽松、民主，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与学习氛围，形成尊重、关心、友善、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追求，促进个性的完善与身心和谐发展。

二、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美术课程标准关于课程性质的一段表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美术课程定性为“人文性质”。

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物，人文科学则更关心人。所谓人文性涉及人的生存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知、情、意、人格都是其中的内涵。人文性更多地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

美术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文特征都内蕴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中。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美术知识、技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人类的变化、个性、生存状态等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美术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念”更是从人文教育出发，从不同侧面，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1.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为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学生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2.发挥美术特有魅力，使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情意和认知特征，使课程内容呈现方式和教学方式活泼多样，丰富多彩，并强调美术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美术兴趣。

3.扩展学生美术文化视野，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

4.保护学生独特的个性，并给予学生发挥个性的空间，开发学生创造潜能，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培养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从而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进行评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课程带给美术教学最根本的变化将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美术学习方式的变化，从而使美术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丰富多彩、活泼多样；使美术学习密切联系个人成长环境，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使美术学习吸收人类历史文化营养，紧密联系人类生活、人类情感、人类变化…三、美术教学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1.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体验生活的乐趣

美术课程是以学生的生活经验为线索来组织学生学习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学生通过观察生活来感受生活，体验来自生活的情感和乐趣。如引导学生观察周围生活、自然环境、自然景观等，并用点、线、面、色彩、空间、明暗、质感等绘画要素，进行对比、和谐、节奏、韵律、均衡、黑白、排列、堆积、组合等构成因素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引导学生发现身边的美，把自己的生活经验和美感相联系，将自己对生活和自然的感受、体验与艺术家对它们的表达联系起来。一、人文精神的内涵与价值人文精神，是指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关注人存在的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关注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等。

人文精神是人本教育的核心。人本教育是“以人为本”的教育，视人格完善为教育的终极目标。突出人文科学的价值，将人文教育贯穿于教育的全部过程中，使整个教育人性化、人格化、个性化。强调学生自己去思考、感受和发现，自己体会人生哲理和文化价值；强调人的自由、尊严和人格，重视学习者的自发性和主动性及发展潜能。鼓励学生自己求知、自己探索、自己去澄清、判断价值，从探索和澄清中获得知识和成就感。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相互尊重、相互接纳、相互关怀。在人本主义教育内涵中，不仅强调自我意识的完善，并且倡导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关心自然，培养学生能够与他人合作，有效交流、和谐共处。

现代课程倡导“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在淡化知识、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学生的生活态度，对人和事物的情感意向和价值取向，以及宽容乐观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人文精神是由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的精神品格，其教育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通过各种美术实践活动，使学生的美术经验不断得到丰富和升华，从而获得感受美、创造美、鉴赏美的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

2.在美术教育实践活动中，引导学生不断发现自己、不断发展自己。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成为他自己，寻求一种“个体的真实性”，以达到美术学习与个性培养并行和谐的发展。使学生认识生存的意义，珍视生命，热爱生活。

3.通过营造宽松、民主，有利于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与学习氛围，形成尊重、关心、友善、合作、分享等人文素养。丰富学生的情感和精神追求，促进个性的完善与身心和谐发展。

二、人文精神在美术课程中的体现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是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必修的艺术课程，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美术课程标准关于课程性质的一段表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将美术课程定性为“人文性质”。

如果说自然科学更关心物，人文科学则更关心人。所谓人文性涉及人的生存意义、尊严、价值、道德、文化传统，知、情、意、人格都是其中的内涵。人文性更多地是由哲学、宗教、历史、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所体现出来的。

美术作为人文科学的核心之一，凝聚着浓郁的人文精神，人的理想、愿望、情感、意志、价值、道德、尊严、个性、教养、生存状态、智慧、美、爱、自由等人文特征都内蕴于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艺术家所创造的美术作品中。因此、引导学生关注美术知识、技能与人的情感、价值观、人类的变化、个性、生存状态等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同时，美术课程所阐述的“基本理念”更是从人文教育出发，从不同侧面，体现出鲜明的人文精神。

1.面向全体学生，以学生发展为本，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和审美能力，为促进学生健全人格的形成，促进他们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使学生形成基本的美术素养。

2.发挥美术特有魅力，使课程内容适应不同学生的情意和认知特征，使课程内容呈现方式和教学方式活泼多样，丰富多彩，并强调美术与生活的联系—激发学生学习美术兴趣。

3.扩展学生美术文化视野，增强爱国主义情怀，树立平等的多元文化价值观—在广泛的文化情境中认识美术。

4.保护学生独特的个性，并给予学生发挥个性的空间，开发学生创造潜能，发展综合实践能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培养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5.帮助学生学会自我反思、自我评价，从而形成健康向上的心理—为促进学生发展而进行评价。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新课程带给美术教学最根本的变化将是体现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美术学习方式的变化，从而使美术学习变得更加轻松、更加丰富多彩、活泼多样；使美术学习密切联系个人成长环境，联系学生生活经验；使美术学习吸收人类历史文化营养，紧密联系人类生活、人类情感、人类变化…

三、美术教学与人文精神的培养

途经范文篇5

关键词：中小学；名师；教师发展

基础教育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奠基工程，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才培养的生命线，而这根生命线的给养质量与生命力又取决于是否具有一大批中小学名师(以下简称“名师”)。因此，在教育逐步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呼唤教育，教育呼唤名师，学生渴望名师。

一、新时期名师的主要内涵

“名师”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概念，其含义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深化。传统意义上认为，名师是指在教育界影响广泛并拥有知名度和追随者的杰出教师。通俗地说就是学生最喜爱、家长最放心、同行最佩服、社会最敬重的教师。他们是师德的表率、育人的模范、教学的楷模、科研的能手。但是，随着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教育走向现代化的新时期，社会希望名师具有与时俱进的素养，诸如成为教育理论的建设者、教育事业的探索者、教育实践的改革者和教师发展的引领者等。本文认为新时期名师有五种共性特质、五种个性特质及四个成长特点。

五种共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把握不同经济文化背景下教育本质的能力；二是以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为基本内涵的丰富知识；三是对教育原理进行实践解读与应用的能力；四是把文化判断力与信息整合力相结合的教育能力；五是跨越“高原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种个性特质主要包括：一是区域风貌(经济、文化、自然风景)与教育教学的结合能力；二是对不同学生群体的个性化认知与亲和能力；三是对教材等教学资源的个性化解读与应用能力；四是掌控课堂教学的个性化组织与交流能力；五是用独特的人格气质感染并影响学生的能力。

四个成长特点主要有：一是时空性，即名师个体素养的成长具有时间的延续性，既是“现在时”，也是“过去时”，还是“将来时”，其影响范围具有空间的扩张性；二是竞争性，即在一定的时空领域，同一个层次和不同层次的名师是以一种竞争的状态存在的，这种竞争性，既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常态，也是名师成长与发展的动因；三是递进性，即不论是不同层级的名师，还是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在其成长与发展的历程中，都是以递进的方式生长的；四是差异性，即在名师的精神力量、专业素养和教育艺术方面，不仅同一层次的名师群体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性，而且同学科、同层次名师之间的个性风格也有明显差异，并使名师的成长与发展具有不断完善的空间。

“名师”的素养是多元动态的，以上十种特质特别是个性特质不一定都具备，其发展状态和水平也不一定平衡。而且各种特质不是孤立割裂的，其发展层级处于动态变化之中。

二、新时期名师的重要品质

名师的品质众说纷纭，涵盖甚广。本文经过研究与实践认为，名师的主要品质有以下六种。

一是崇高的精神力量。它是基于对教育事业的社会历史价值的深刻体会与认同，基于对教育事业的钟情挚爱，基于在教育事业中个人成长及价值创造的幸福追求，并从这些方面生成、建构的一种生存情怀与灵魂振奋。名师的精神力量主要包括向“上”的力量、向“善”的力量、向“真”的力量、向‘“美”的力量。这种精神力量是名师所共有的人格特征，比教师职业道德更深地渗透、融通于教师的所有职业生活乃至生命历程之中。

二是精深的专业知识，包括广博深厚的文化知识、全面准确的教育知识、系统精深的专业知识。新时期名师尤其要具有组织化、系统化的专业知识体系，对专业知识的学科架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发展趋势，能做到了然于胸、稔熟于口。广博而精深的知识体系是名师的坚强支撑。

三是扎实的教学功底，包括教师必备的技能性因素(可称“硬功”，比如教学语言、操作技能等)和非技能性教学因素(可称“软功”，比如教育机智、课堂的调控能力等)。“软”“硬”之功是名师成长的核心依托和重要基石。新时期名师的闪光点尤其表现于“软功”，它是展现名师超群的教学艺术、创造性的教学能力、独树一帜的教学风格的汇聚点。

四是精湛的研究水平。教学与研究是成就名师的“双翼”。“教”而不“研”则浅，“研”而不“教”则浮。教学是研究不竭的源头活水，研究是教学富有生命与活力的有力保障。新时期名师要具有较高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才能把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科学地转换为科研任务，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五是较强的引领能力。新时期名师要善于挖掘潜力、磨砺自身，通过带教、带学、带研等方式来传播先进的教学理念，传授精良的教学经验，指导其他教师不断地提高教育、科研水平，使自己真正成为教师群体发展的“辐射源”和引领者。

六是强烈的合作意识。名师在博采众长之中成长，应该不断地汲取同行、专家的教育教学智慧，是为“合”。同时，名师所关注的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本学科的教育功能，还要重视多学科教育功能的整合，需要与其他学科同行协作，共同关注学生的综合素养与全面发展。

三、新时期名师的成长途径

教师的成长途径是指以教师个人为能动主体，以不断强化主观进取心为目的，有意识设计的、促进自身素养和能力不断提升的学习与实践的路径、方向。笔者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初步总结出新时期名师成长的六条途径。

(一)专业规划——设计自我发展道路

教师的专业发展规划，是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各方面、各阶段及其步骤的设想与规划，是教师对自己专业成长进行研究、定位和推进的过程，是一种理性的向往和成功的期许。例如，重庆市巴蜀幼儿园以“制定适宜的专业成长计划”为突破口，帮助名师培养对象分析自己的专业优势和不足，找准专业成长的定位，并用《名师成长手册》具体呈现专业成长计划，以“发展愿景与规划”“专业学习与发展”“教育设计与实践”“教育研究与总结”“自我总结与反思”等具体项目，规范教师的行动步骤，记录教师的成长足迹，调控名师培养对象的发展方向。此外，由于名师成长的专业规划往往凸显于一道道“关隘”的攻坚，特别是在创新学习、主题归纳、思想提炼、风格塑造等方面，因此还需要拟定并执行更为详尽的计划。

(二)专业学习——修炼深厚教育功底

新时期名师的专业学习主要包括“练功”、读书和“阅人”三种方式。

其一是“练功”，包括“四练”，即练心、练脑、练口、练笔。“练心”，就是不断锤炼对教育教学的情感体验，保持责任心与幸福感，克服随时会产生的倦怠之心；“练脑”，就是锤炼教育教学的创新型智慧，提升教育教学机智，使课堂交流更迅捷、更有针对性；“练口”，就是锤炼自己的教育教学语言，使语言风格多样化、蕴含丰富化；“练笔”，就是锤炼自己教育教学策划设计、反思总结、提炼归纳的动笔能力，让“动口”水平与“动笔”水平和谐发展。

其二是读书。阅读经典，与教育大家对话，是名师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基础。例如，重庆市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为了提高教师研读名著的实践效益，提出并践行了“对话名师读出思想点、读懂文本找出设计点、量身订做找准参与点、课后比较引出反思点、厚积薄发提炼创新点，从而再造‘我的课堂”’的研读名著新要求，促使名师培养对象逐步形成自己的教学特色。

其三是“阅人”，包括学习同行经验和学习专家思维。学习同行经验，指通过拜师、听课、研讨等形式，在思想的交流与碰撞中学习他人的经验，汲取他人的教训，做到博采众长，扬长避短。学习专家思维，指学习和领悟专家的教育思想、研究方法、治学态度等。例如，重庆市北碚区朝阳小学充分利用西南大学专家导师团队的力量，通过“聆听专家讲座，领悟专家思想；参与专家课题，学会反思研究；实践专家思维，现场诊断课堂”等措施，引领名师培养对象的教育思想向纵深发展。该校的名师培养对象陈维礼、张晓等就是在这样的“阅人”过程中，分别成长为重庆名师、特级教师的。古人言：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阅人”则更进一步：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

(三)教育实践——磨砺教育实践智慧

教育实践是名师生存与发展的沃土。名师教育观念的树立、教育精神的养成、教学方法的创立、教学风格的形成、教学个性的张扬、教学业绩的彰显等，都是在教育实践中，尤其是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在与教师团队的协作中完成的。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构建了“三人六步”磨课法，即由同学科的三位名师培养对象担任主角，通过六个步骤：一研——深入钻研课标教材，设计教案；二议——分学科组集体评议教案的科学性、实效性；三试一由三人之一的主讲教师在精心准备的基础上上课；四评——学科组评先行课的实效性和针对性；五比——由另两名教师分别再上课，在比较中进步；六献——在反复修改、完善的基础上，主讲教师给全校或全组成员献汇报课。“三人六步”磨课法师法“三人行必有我师”的古训，秉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的智慧，立足课堂教学这一教育实践的主阵地，体现了“理念共生、智慧共享、协作共赢”的团队合作文化。

(四)教育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开展教育研究是名师强劲的“腿脚”。苏霍姆林斯基曾经指出：教师的工作就其本身的逻辑、哲学基础和创造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可能不带有研究因素。小学名师的教育研究主要包括课题或问题研究、典型案例研究、自我叙事研究。例如，重庆市巴川中学立足课堂教学，以学期为研究周期，开展微型课题研究，并通过优秀课题的评选、交流、推广，凝练名师培养对象的经验，促使其在研究中成长。近两年来该校名师培养对象在公开刊物上19篇，论文获部级奖项38人次，硕果累累。该校的郭洪老师正是在这样的校本研究土壤中，一步步成长为重庆市特级教师的。实践表明，没有教育研究，名师必然半途“夭折”或者昙花一现。

(五)总结反思——提高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度

自我总结与反思是一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是研究的自我与教学的自我在进行对话，是理想的自我与现实的自我的心灵沟通。总结反思的内容和视角一般包括总结经验、反思教训并前瞻设想，特别是提升经验和修正教训的前瞻设想，要善于吸取同行观点，目的步骤明确，内容措施具体。例如，重庆名师、特级教师刘云生，从偏远区县村小教师到出任主城区教委副主任，始终将学习之根、研究之根、反思之根和总结之根伸向孩子们的课堂、生活及心灵，坚持总结反思自己课堂的“教”、学生课堂的“学”和教学研究的针对性及深度和广度，使他的学习和研究领域逐渐扩展。先后推出了语文教学、学校管理、教育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成长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名师。正是总结反思这种螺旋上升的过程，优秀教师才会拾级而上，抵达名师之巅。公务员之家:

途经范文篇6

关键词：石油消耗节能

一、油田企业节能工作目前所取得的成绩

中国油田企业在新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引导下，坚持走新型的工业化道路，努力形成“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节约型增长方式，在经过多年的治理发展后，在节能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果。

1、重视节能管理工作，普及节能知识

油田行业尤其是开采油田企业是耗能最多的，同时也是最具有节能潜力的企业。目前国内三大石油公司及其下属各企业都重视节能管理工作，以中石油为例，在2006年全面启动“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的资源节约型企业创建活动，以建设资源节约型企业为目标，积极参与创建节约型社会的各项活动和工作，并将建设节约型企业列入全公司所属企业业绩考核的重要指标之一。努力实现到2010年率先建成资源节约型企业。同时为了更好的推进节能工作，增强节能意识，总公司与各油田企业坚持采取通过网络、书刊以及节能减排有奖知识竞赛活动等方式普及节能知识。

2、逐步淘汰落后耗能设备

石油装备落后是产品单耗高、能源利用效率低的重要原因，以前由于资金投入的不足，许多严重老化的设备或者远远超过报废期的机器还在使用，造成自有能源巨大的浪费。目前，各个油田都已经开始了装备更新，通过投入巨大的投资，在生产方面通过“关、停、并、转、减”的方式对装备进行优化。

3、鼓励节能新技术新工艺的发明与应用

加强了石油天然气工业在勘探、开发、生产、建设中的节能科技和节能理论、方法的研究，推广抽油机系统优化设计和优化匹配技术。降低油气处理过程中的能耗，简化油气处理的工艺流程等等。使节约能源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全面实施“用油替代、降低油气损耗、伴生气回收利用、水资源节约和能量系统优化”等十大节能工程，在此基础上加快科技进步的步伐，从而成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突破口。

二、油田企业节能工作所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大部分油田企业所面对的是渗透率低、区块复杂的油田，因此勘探开发的难度较大，高出国外常规油田平均生产能耗的2～3倍。目前国内石油开采技术与国外先进技术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产量的增加还是以投入更多人力，物资为基础的。油田企业九成以上的耗能集中在集输、注水、机采、电力等生产系统，相应配套技术的瓶颈使得节能工作开展颇为艰难。

尽管油田企业在不断的进行装备升级，但由于历史留下的问题较多，设备的老化逐步达到高峰，从而使得投资力度和配套速度不能满足油田快速发展的需要。例如石油开采的主要设备抽油机老化严重，多年来从未对抽油机更新改造过，有些抽油机净值早已折旧没了，新度系数极低，而在一个中型油田企业抽油机每年的折旧就达上亿元,仅凭产能新增抽油机根本不能改善抽油机整体技术状况差、新度系数低的现状，并且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逐年有计划的进行更新或技术改造。资金的匮缺使得在技术装备节能方面增加了极大的难度。

节能在长期角度看来是优化结构、成本降低的途径，从而使企业获得有利的竞争地位。然而短时期里，国内现在更需要的是保证石油的供应，支撑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油田企业在战略管理与资本运营上面临着巨大的难题，即如何确保有效的完成国家的任务，又保证企业通过节能工作获得长期的低成本优势。转

三、探讨加强油田企业节能工作途径

1、培养职工的自觉节能意识

节能工作不只是停留在口号上，而更需要企业所有员工参与进来，从节约每一度电、一滴油做起，把节能工作做到实处。员工一旦养成良好的节能意识，就会对企业节能多了一份责任心，从而企业的节能目标落实到行动中。在石油开采中，减少机器的空运转，一但到了休息时间，允许停机的要及时关停。油田注水时，同样要本着节省每一滴水，每一度电的态度，实现企业成本降低。在每步程序和工作后，职工都可以问问自己，今天节省了多少能源，还有什么可以进一步做出努力的。就这样，日复一日，每个油田企业的几万甚至十几万员工在每个工作环节中所节省出来能源的将会成为巨大的财富。

2、对现行老化设备进行更新投资倾斜，以装备为节能作贡献

企业的资源是有限的，目前很多油田为了增加短期的经济收入，不断投资目前收益尚好的副业。这极大的影响了老装备的升级改造。我们通过各方面的影响考虑，应该对现行的老化设备进行投资倾斜。首先，是我们在已经保证原油生产量的情况下必须彻底执行中央节能政策，正如发改委马凯主任在讲话中指出：“不走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路，中华民族没有出路!”在这一历史的关口中，企业与国家需要补偿“增长的代价”，从而走上了持续发展的道路。其次，某些油田企业管理层对老化设备的更新的重要性和经济效益未能充分的认识。老化设备的更新不仅使得浪费减少，仅仅在这方面企业就得到了巨大的效益，而且能够提供新的生产方式，使效率得到大幅提高，生产产量上新台阶。在我国最大的油田企业大庆油田最近五年来投资20多亿元，对供电厂余热供暖、热电联产集中供热工程改造和燃煤集中供热锅炉房改造，逐步形成了以热电联供为主，燃煤、型煤为辅的科学供热格局。从而使得大庆局主要工作量能源单耗指标、企业增加值和工业总产值单位能耗、水耗指标逐年下降，污染物排放总量逐年降低，COD排放量下降11.13%，二氧化硫排放量下降9.06%。

3、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

如何节能，从根本上来说，需要以新技术，新工艺来减少能源的浪费。但是，从目前来看，我国节能大行动已经全面的展开，相应的法律政策要求也已经出台，对企业的要求与节能标准提得更高。而很多新技术，新工艺正处于研发阶段，等到真正出成果并具有实用价值尚需要时间，因此，我们更需注重利用现有的技术条件，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在油田企业中，开采的时候可以合理利用地层压力和设备能力、利用油田伴生的天然气资源、尽量采用多功能合一的高效节能处理设备、建设油田联合处理站以及从热泵中回收油田采出水的低温热量等等方式。从而降低油气处理过程的损耗，提高现有资源的利用效率，达到节能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赵家荣.《十一五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实施意见》读本.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7

途经范文篇7

文化美学是把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审美对象的学科，这是宏观的美学。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观照，这是理性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文化美学的内容的积累有着漫长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建构，则是很晚近的事，西方自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有文化美学（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的建构热潮，而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建构文化美学的。从广义来讲，对社会、历史、精神、艺术、人自身的系统性审美观照都属于文化美学，柏拉图的理想国、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康德的精神体系、维柯的诗性世界、卡西尔的符号学等均是文化美学的前身；狭义来看，文化美学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和重构。它是带有点超人视角、非功利色彩、类意识情怀的宏大叙事的美学，同时又是冲淡平和宽容多元的。虽然美学的理想向度不可避免地使文化美学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时显露其批判文化现实的锐利思想锋芒。

文化美学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广泛交流的产物，是生态文明建构阶段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矛盾充分暴露阶段的产物，也是高科技时代人类绝对优势和人类文明的空前风险高调碰撞的结果。文化美学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废墟的精神空场中出现，对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其前提，在文化比较中以他者的眼光观照自身是其重要方法，对文化体系包含的价值系统的透彻分析是其逻辑基础，文艺学的扩张和美学自身转型形成其主干内容，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及日常生活审美的泛化构成其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审美视野——文化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

审美是要把对象作为整体来清晰把握的，排斥任何混乱、无序、碎裂、恶无限和不可思议的混沌的东西（超出人的感官和理性可承受的范围），文化作为审美对象的前提是被人意识到，而不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存在。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人类的不同的生存方式成为考察和认识对象，研究者把他者的生存方式作为对象，而研究成果以理论模型和田野调查中的实证案例描绘了人类文化形成的不同形态和各种可能的发育模式与方向，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人类学家在对原始部落的考察中理清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人类学向民族学发展、向文化学过渡的过程中，对不同生存方式的作了宏观的整体性的考察，从他者的目光上升到超人类的视角，对人类文化的源流脉络规律走向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学术描述和科学解析，这为审美地把握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文化旅游在民间盛行之际，对异域异族异质异向文化的这种审美性总体把握已成时尚，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也便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关键词而广泛流行。

美国学者克罗伯和克拉克洪在《文化，概念和定义的批判回顾》中列举了欧美对文化的一百六十多种定义。据英国文化史学者威廉斯（RaymondWilliams）考证，从18世纪末开始，西方语言中的“culture”一词的词义与用法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自然成长”到“心灵习惯”，再到“知识状态”、“艺术总体”，到19世纪末，文化开始意指“一种物质上、知识上和精神上的整体生活方式”。文化指特定民族的生活方式而言，这一概念得到广泛共识。

著名人类学学者泰勒（EdwardBurnettTylor）在《原始文化》“关于文化的科学”一章中，这样给文化下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讲，是一复合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习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这个定义强调了文化的整体性，笔者认为这正是对人类生存方式及其成果进行总体观照的产物，可作为文化美学中的文化范畴前身。

文化美学中的文化概念可定义为：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化。对文化的审美事实上是人类文明进入自觉阶段的标志，包含着在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危机中的反思和重新抉择中的全新创造。按照美的规律生产和生活，应是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一种表达形式。

文化人类学视野中对文化的研究，从整体性把握到对民族性和地域性文化的细化比较，逐步厘清了人类文明的不同模式、不同命运的相互消长的历史进程。在民族学和文化进化论的背景中，文化强势导致的文化偏见将文化序列排成一个纵向的单线奋进的文化进步路线图，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判然分明，文化竞争的单一标准或为宗教、或为政治、或为经济，不时改变人类文明版图，一些曾经辉煌的文化衰落湮灭，一些曾经粗蛮的文化兴盛光大，文化的武力征服与和平传播，均在改变人文世界的格局。在文化传播论的横向渗透播撒中，不同文化圈、文化丛、文化群落在相互影响彼此制约中发展，文化的中心和重心也随之不断迁移，从北方到南方，从东部到西部，从平原到山川，从内陆到海岸，从宗教圣地到政治要津，从经济中心到文化重镇，从交通枢纽到信息源头，等等，在这不断迁移的文化景观图中，文化万花筒中的风云变幻与不同族群的兴衰悲欢，构成人类历史的悲喜剧，在地球这个大舞台上演出，直到二十世纪人类文化逐步从进化、竞争到自觉建构（如可持续发展论、科学发展观）后才忽然被意识到。文化进化论的单线奋进和塔式等级图解与文化传播论的多中心扩散播撒，既有一定实证基础，也都带有一定的想象色彩。

民族学的研究既有文化猎奇性质也有功利性质，而功利性质的研究往往更易形成规模并引发大众兴趣和文化热潮。如初期掠夺性的寻宝热促进了对古老神秘的亚文化研究，而后在战争中对敌对国的国民性的描述中深化，这类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和文化偏见，不仅表现在探宝探险的游记的夸张性描述，也表现在宗主国对殖民地文化的贬抑性介绍，也表现在敌对国相互的妖魔化的文化漫画像中，还表现在后殖民主义的扭曲性叙事和奴化心理下的无意识去势的文化行为中。因此文化人类学从描述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有不少闪烁天才想象力的漫画式成就，流布甚广而学术价值有限，可做学术随笔和文化散文品读。

文化学的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流派的研究（英国为代表）则更接近原理性探索，在关于文化体系、要素、结构、演进、传播、模式、规律、动力、思维方式、价值系统、知识体系、行为方式、制度组织、仪礼节庆、风俗习惯、器物及艺术活动等方面，逐步深入细致，人类丰富多彩的生存方式在学术视野中被理性地分析和审视。而文化学的社会学研究（法国为代表）和历史主义研究（美国为代表）则在文化共同体的内部一致性和外部差异性的研究方面各有千秋。二战以后，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独立和崛起，文化人类学的跨文化视野和与具体学科的结合中分化、比较中整合的趋势越来越明确，从科学化重归人文化，从中心论走向多元论，从比较中揭示局限性，人类对自我生存方式的认知越来越趋于理性和客观，也更具类意识和类情怀的开放与宽容。文化作为审美对象，必要的“审美距离”应逐步拉开，这给文化美学的诞生提供了前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的审美是需要超越性视野和眼光的。

对于文化美学学科形成来讲，文化人类学的重要贡献在于提供了一个整体、宏观、系统的文化观，人类文化——人类的生存方式的系统化——以其全貌进入文化反思和文化审美视域，人类从自发生存进入自觉生存状态，并有意识地选择、改造、创建自己新的生存方式，文化模式成为类似群体行为艺术的观照对象，“倘若人们着眼于文化的整体，那么其内在的一致性和奥妙就如任何一项艺术品一样，将为未来的探索者提供同样的美学上的满足”。（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给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所作的序言，参见[美]鲁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第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文化人类学与符号学美学、阐释学美学、经验美学等构成了交叉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后，文化比较研究、文化传播研究、文化现代化研究、文化冲突与文化战略研究、世界性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的发展研究、文化软实力研究、大众文化消费与文化审美研究、文化霸权和文化殖民的研究等不断把文化研究推向学术、政治和精神文化的中心位置。文化研究在西方发达国家一度成为热点，并在紧张思索和探索发展出路的欠发达地区迅速传播并得到广泛响应或强烈震动。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全面反思人类现代文明的弊端，并对人文文化与科技文化的矛盾透彻解析；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理论凸显现代文化的特质，并对阶层文化和审美意识形态实质进行了揭示；当代生活美学、世界文化体系和消费文化研究的热潮，将人类多样的生存方式展示在全球化的文化舞台上，也在奠定文化美学的基础。世纪交替之际，文化研究已成显学。

中国的“文化”观念早期强调“文治教化”，强调典章制度、伦理风俗的渗透性影响，是与武力征服、严刑峻法等对立的“柔道”，与宗教、伦理、政治、文艺等密切相关（如南齐王融在《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写道：“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道。”）。儒释道三家均有其文化之道。现代文化研究是在民族文化的危机中催生的，20世纪20年代的文化争论热潮是以探讨中国文化的现代出路为主题，无论是谋求出路的西化派、新儒家学派、本土文化派、唯物史观派，还是顽固守旧的东方文化派、复古派、国粹派等，都是在关注中华文化文化的命运前提下的思考，即使是结论相反的派别，在思维方式和论证方式上也共同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强大惯性。其中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中西印）说，朱谦之的《文化哲学》的四中心（宗教、哲学、科学、艺术）论，已在“整齐好玩“（胡适语）的形式和借助想象把握超宏观对象的规律探索中，透露出文化美学研究的气息。而鲁迅的国民劣根性批判与林语堂、周作人等的中国文化审美性解读，构成试图超越本族性视野局限的文化美学的批判性锋芒和陶然忘我的生活意境把握的两个极端。

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再度提出中国现代文化的出路和现代化发展模式问题，从文化表征到思维方式比较，从理论移植到现实批判，从思想启蒙到艺术实践，从精英反叛到大众附和，与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相伴随的文化现代化进程迅猛席卷全国。90年代文化研究进入冷静的文化哲学建构阶段，文化发展模式的选择不仅是学界热点也是政府重任，文化较量成为信息文明阶段的竞争焦点，同时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热潮在大众文化层面蔓延，文化观光旅游活动本身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景观之一，文化美学的理论与实践基础同时具备。费孝通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美学设想，和美学领域中审美文化人类学、艺术人类学、中国美学体系研究、民族美学研究、东方美学等的架构，以及审美文化、文化产业、文化消费、文化市场等研究，都在这条路径上。

二、文化模式、生存方式成为审美分析对象——文化哲学对文化美学的意义

从西方学科分类来讲，美学是哲学的二级学科，当哲学的目光聚焦点从自然界转向认知论、实践论，而后转向价值观时，哲学体系发生了新的转化，哲学学科的覆盖范围、致思方式、表述方式、学科发展方向等随之变化。当哲学以自然哲学为核心基础时，美学也重在探寻美的根源、本质、客观基础和形式规律；当哲学把认识论作为核心问题时，美学的重心转向美感分析，当哲学以实践论为核心时，生存哲学成为主流，美学以审美心理和艺术实践为重要对象；当哲学以价值论为核心，因价值观是文化体系的核心，文化哲学成为当代哲学的主要表达形式，在美学中审美文化研究、日常生活分析、文化生产与消费、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等成为研究重点，文化美学研究成为当代美学的典型形式。

文化哲学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不同，它把文化表征和现象只作为入思的引子而非主要研究对象，把精力集中于探索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的深层本质与共性规律，或揭示和解构已成的文化定式和符号系统的“客观”景象背后的人类主观逻辑架构，或在文明冲突文化融合的背景中把握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和终极命运，体现出一种理性基础上的“超人类”的视角（当然更能超越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地域的制度的界限）和超越感性局限的冷静与客观。文化哲学把人文世界作为其主要对象，而超越了文化人类学的现象描绘和文化社会学的行为解释，进入一种哲学的总体性、反思性、批判性、解析与建构并举的思维真空，逼显具体性的复杂现象中的抽象规律，揭示简明的抽象图示中所涵括的丰富的具体。

文化哲学也可看作哲学从抽象思辨转向具体化的学科分化方向上的的产物，如与自然哲学相对应的文化哲学，是以人文世界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人文世界可分为人类创造的物质世界、人类社会的组织制度世界、人类的明晰系统的精神文化世界和复杂混沌的观念心理世界等，相应的也可产生文化科学、文化政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哲学、文化心理学等学科。人的生存可以是个体的或群体的生存方式，在其现实性上又可分为人生哲学和社会哲学；社会按其结构又可分经济、政治、文化观念几个层次，相对应也可产生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和文化哲学（狭义的）。

狭义的文化哲学主要是一种精神哲学，以人类的主观世界及其精神产物为对象，而这一分化方向又在发展中与古典哲学的崇高意趣在更高层面上不期而遇。学科分化与思维整合都可通往文化哲学的殿堂。

广义的文化哲学是人类生存哲学，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美学，作为文化哲学中孵化的文化美学，更明确地指向人类理想生存方式。

文化美学指向人类精神系统的更人性化的、更形式化的层面，在人类精神的知性、情感、意志的三个向度中，更偏向情感方向，在其表现形式上，更亲和艺术，在其反思层面上也靠近文化批评和艺术品评，这些特征使文化美学既与传统美学相区别，又比传统美学更明确地体现出美学的独特情趣，从容量上看，文化美学是扩充了的美学，从品质上看，文化美学是锐化了的美学。

寻求人文世界的自然基础，探索主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始终是文化哲学的主题。尤其在以自然哲学、自然科学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体系中，人文世界始终是有规则的宇宙世界中的一个环节，人类文化是自然世界的神经末梢，无论是在神话世界、宗教世界还是自然科学世界或生态世界的背景中，人类文明都是与宇宙万物血脉相连的一部分，有着不以任何个人或阶级或种族、民族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对自然敬畏的心理根基，既在人类弱势的时代产生了宗教泛化的文化体系，也在人类强势的时代产生了科学泛化的文化体系，而宗教和科学都基于对超越人类力量的客观力量（造物主或自然）的尊重，抑制了了人类妄自尊大，拓展了因人类认知能力局限和专断而形成的逼仄而封闭的精神空间。从亚里斯多德的学科体系构建，到康德、黑格尔的精神哲学系统，都是把自然与人文贯通一体的并强调人文服从自然原则的宏大系统，与东方哲学中强调天人合一而以人为中心，在实际思维中往往以主观替代客观，以天去合人的倾向有所区别。古典哲学解体后，无论是维柯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科学，还是孔德的社会物理学，亦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自然辩证法，舍勒的宇宙论的人类学，哈特曼的主体精神等，20世纪的社会科学体系和人文科学体系架构，均体现出探寻人文世界客观规律的科学精神，即使是现象学的本质还原和符号学的抽象演绎，以及20世纪愈演愈烈的“价值哲学”（文德尔班、李凯尔特）价值科学、卡西尔的人类文化哲学（国内影响较大的译本是其《人论》）、走向生态伦理学的“文化哲学”（施韦泽），也往往力求体现出一种超越性的淡定公允，而非宗教精神、伦理精神或艺术精神的常有的热烈与偏颇。这与东方思维的人本惯性有明显的文化差异。

文化哲学通过对不同文化模式的理想与现实的张力系统的解析，对不同种族、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不同制度文化的文化逻辑进行揭示，包括现实主义的现代性启蒙逻辑、现代主义多元形式不断变幻的反逻辑表征、后现代的文化矛盾和文化貌似无逻辑状态（按詹姆逊的说法，后现代主义就是后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对彻底改变人类生存方式，使人类从依赖自然的被动生存到依赖科技的“主动”生存（从农耕文明到工商文明）、从具体的物理生存到抽象虚拟的生存（从工商文明到信息文明）、从为己的人本的生存到负责的共存生存（从高科技文明到生态文明）的整个现代化历程的文化变迁轨迹和文化内在机制转化的动力、原因、趋向等层层揭示，对日渐庞杂的人类文明进行理性梳理和清醒反思，即使在现代科技理性的无限切割、精英文化的迷茫落寞和后现代大众文化的狂欢喧嚣中，文化哲学的总体性视野、批判性锋芒和冷静解析的洞察力仍然保持下来，并成为时代精神的前锋。

文化哲学是现代性精神的集中体现形式，从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人格主义到超越人类中心主义；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民主民族革命风暴、乌托邦冲动与反思、现代性建构与批判，到后工业文明消费时代的叛逆与虚无；从文化人类学、文化社会学、文化心理学、文化哲学、文化美学的一路演进；从人类学的热潮、民族学的兴盛、哲学与文艺学联盟、文化批判与文化分析在学院和大众传媒中走红，到弗洛伊德主义进入影视文化和大众话语，法兰克福学派对科技理性统治的全方位冲击被低科技的第三世界思想界广泛接受，伯明翰文化研究学派对普通大众文化的研究导引了消费时尚，一直到2002年6月27日伯明翰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关闭（标志学院派文化研究逊位），文化精神却走向和渗透民间直到底层。目前文化理论对边缘文化、亚文化、少数民族文化、新兴部落（群体、社区、地域、年龄层）文化、性别文化、殖民文化、工人文化、第三世界文化、底层文化、灭绝中文化、残存文化、文化遗产等的研究日渐深入，在文化生态危机中，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同质化的大潮中，文化哲学构成中流砥柱，在解析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沙文主义、文化中心主义、文化殖民主义、文化取消主义的过程中，把主流与支流、中心与边缘、上层与下层、雅与俗、精英与大众、强势与弱势、传统与现代、学术与商业、艺术与生活、科学理性与人文情怀等等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壁垒一一攻破，文化研究的“无间道”使它成为精神沟通的立交桥。

在信息文明时代高等教育普及，文化研究一度成为最广泛的第二选修专业，在培养工具性人才的职业教育体制下，人的全面发展、自由发展的生存理想从未泯灭过，文化哲学探索理想生存方式，反思现实生存方式、批判异化生存方式，追求更加人性化的自然而美好的生存方式——无论是诗意生存的陶醉还是自由生存的奋斗，这是人类文化发展内在的动力和真实的需求，因而文化哲学的生命力是旺盛而久长的。

在中国，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的现代性再度启蒙，到90年代迅速进入人的哲学（人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的建构期，哲学的具体化、文化学的理论升华、社会发展的理性探索、文艺学的去意识形态化、经济政治的全球化，都在推涌一个新学科的出现，文化哲学应势而生。从功利性的纵向的文化比较，到审美性的横向的文化鉴赏，文化哲学从20世纪早期的文化出路探寻中对本族传统文化的沉痛反思和无情批判、对异族文化的警惕排斥或热烈推崇的情绪化泥潭中挣脱出来，理性的分析和审美的平和使文化从凹凸镜下逸出，去神圣化、去理想化、去妖魔化、去偏见化，文化的真实面目袒露，文化不再是民族偏见的有色眼镜下的政治漫画、也不是艺术夸张下的异域风情展览，而切实变成了科学的对象、哲学的对象，也在理性的基础上，成为审美的对象。

中国的文化哲学研究重点多放在文化模式和方向的梳理分析（朱谦之《文化哲学》1935、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探索文化现代化道路（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文化发展模式选择、文化比较分析（《求是学刊》“文化哲学研究”专栏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文化问题（许苏民《文化哲学》）、文化学的哲学提升等方面，与中国文化实践探索密切相关，集中在文化的社会制度层面，现实性功利性较强，而从人类类意识出发、从个体文化心理角度的深入下去的研究不多，对高科技时代的文化困境和变异、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冲突和杂交、消费时代的文化传播和流变等问题，思考多追随西方学者，在一轮轮的文化热潮中，现实问题的理论总结居多，真正学理性的学科建构和科学探讨不多，这对文化美学的发育的直接促进作用有限。衣俊卿的《文化哲学》点明主旨是作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之交汇处的日常生活进行批判分析，邹广文的《文化哲学的当代视野》（1994）涉及审美文化与审美人生，杨善民、韩锋的《文化哲学》（2002）把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文化哲学，对文化发生、形态、系统、主体、价值、流动、冲突、传统、未来等问题进行宏观描述，赵汀阳的富有个性的文化哲学思考，与文化美学需要的理论基础和旨趣也比较接近。

三、传统精神符号系统的解析与现代艺术符号系统的重构——文艺美学的拓展与升华

一些中国学者认为文艺美学是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世界美学领域的富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之一。（参见曾繁仁《回顾与反思——文艺美学30年》，《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7/5）的确，文艺美学是近30年来中国文化界一个相当活跃的理论生长点，胡经之、杜书瀛、周来祥、曾繁仁等的文艺美学教程在众多大学作为教材使用。童庆炳、陶东风、金元浦、王岳川、王一川、凌继尧、姚文放等学者关于文艺美学向文化研究、文化美学过渡的论述也引人注目。

文艺美学在美学的具体化、文学研究的拓展化、艺术学研究的升华的方向上交汇而生，但它并不是横空出世的新学科，西方传统诗学研究的是不同艺术形式背后共同的艺术规律，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不仅研究史诗，也研究悲剧、喜剧，并且西方惯于将语言艺术与建筑、绘画、雕刻艺术并论，进行对比研究，这应该是典型的文艺美学。中国的艺术品评系统如文论、诗论、词论、画论、书论等也是文艺美学的重要理论资源。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大陆突出文艺美学的位置主要是强调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创美规律，以挣脱意识形态的严密控制，突出文艺的相对独立性，打开其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文艺美学学科建构、发展，直至进入学科体系，成为目前不少大学的硕士点、博士点，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绩，并带动了人文学科整体的活跃。

文艺美学的“重生”是对美学的哲学化（抽象化）、社会学化（政治化）、心理学化（科学化）、文本细读和语言分析化（细碎化）、大众文化研究（通俗化）等发展方向的一种反拨，既是一种从宏大叙事的高空降落，也是一种从感性体验和技术性环节的升华，保持了宏观视角，又贴近文艺实践，是极具生命力和发展前景的方向。文艺美学走向文化美学，是强有力的扩张，文艺美学走向部门艺术美学，是内行看门道的深化，文艺美学在美学(艺术哲学)、文艺学、艺术学的旋涡中积聚能量扩展论域，势必与文化美学不期而遇。

从文化美学的角度看，文艺美学中文化研究是基于艺术文本的，这是精神文化系统的次生物和衍生物，同时，也是在文化资源、思想原材料、艺术原创产品基础上的精神深加工过程，文艺美学对于提升文化理解力、文化鉴赏力、文艺创造力等方面有重要功能，也是沟通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重要桥梁，还是突破显性意识形态控制、揭示隐形意识形态实质的锐利思想武器。文艺美学是介于文化批判和艺术批评之间的理论形式，目前文化美学主要有三个发展向度，即文化生态学（哲学美学方向）、文艺美学（艺术哲学方向）、生活美学（实用美学方向），文艺美学是其中的与传统美学和精英文化及大众品位都息息相通的中间环节，是文化美学中极具张力和潜力的环节。

传统文艺美学与哲学美学区别，突出其艺术特性，注重情感（内容）和形式（技巧）方面的普遍规律研究；现代文艺美学与生活美学拉开距离，突出其精神性质、人文情怀、精英理念和艺术个性，与受工业化和商业化生产消费模式影响的大众生活审美化潮流谨慎交流，保持独立性，因而体现出身居时尚中心而心向超越之境的美学追求。一方面，文艺美学从哲学美学的理论宝库中吸取方法，成为文化美学中生动活泼的分支；另一方面，文艺美学擅长以成熟艺术理论模式研究新生文化现象，给物质世界赋予意义光环、把生存方式纳入行为艺术，把工业生产引向艺术设计，把文化消费引向审美创意，把艺术创作引入日常生活，进一步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不是通过放低文艺姿态，为工农兵服务，实现艺术下乡；而是通过提升生活、美化生活、普及美学、拓展艺术来促进诗意生存。

文艺美学在对艺术产品系统的整理整合的过程中，保存了语言艺术辉煌时代最精致的精神成就的深度精华，并在新视听时代的音像艺术、数字艺术的发展中提供强有力的精神支持，今天的物质世界的文化化、大众文化的精致化、传统艺术的现代化、现代艺术的生活化，都与文艺学、文艺美学的发展相辅相成。

文艺美学的兴盛也是文学和艺术发展进入高度自觉阶段的标识。大规模的艺术社会化、机械化、产业化生产，与艺术产品大规模的商业化、市场化、大众化的流通和传播，或者文化工业与文化消费，均需要系统的理论基础和成熟的技术支撑，以及广泛的群众共识基础，这是在发达工商文明和信息文明基础上奠定的精神生产方式和精神生活方式，按照美的规律生产、以艺术化方式生存，成为大众文化目标。文艺美学应时代之需扩容和转型看来势不可挡。

这是一个生活美学普及的消费时代，不再是特权阶层和精英阶层才有生活美化的愿望和能力，才有引领时尚代表时代的资格，而是各阶层、各民族的文化理想和生活方式都可能在美学趣味和文化品位中占据一席，这种生活美学理想，与柏拉图的政治美学理想，各大宗教的宗教美学理想、儒家的伦理美学理想，乌托邦的社会美学理想、高科技时代的生态美学理想等，应该说是等值的文化美学理想。

这是个艺术走向日常生活的时代，都市中心的剧场舞台展馆萎缩，家庭中心的银屏、展台、网络兴盛，掌中手机信息传递替代纸媒，艺术品作为生活用品进入视界，作为消费品满足精神需求，艺术的神圣性神秘性消失，生活本身成为演出，节奏性、色彩感、诗情画意、戏剧性、银幕形象、叙事技巧、创意设计、广告效果等在日常生活、工作中成为生存技能和形式，每个人的生活都成为一次次出场，人人在努力成功扮演角色，社会搭台，个人唱戏，时代脚本都市舞台时尚套路明星示范，与好莱坞梦工厂的制作有类似性。艺术复制品在客厅卧室甚至厨房卫生间摆设，与人们零距离接触，美学规律不再是秘而不宣的高深学问，而成为技术流程和生活常识，生活艺术化的浪潮使脱离生活的艺术成为博物馆艺术，接受美学成为当代美学的主流形式，艺术不再为生活导航而致力于为生活服务，这改变了文艺学的中心和原则，使文艺美学的精英标准与大众文化产业和市场的时尚标准成为日渐分化的两极。

从文艺美学的发展来看，有三方面的探索对文化美学有重要意义：文学史写作中审美标准的变化、审美现代性探索、审美意识形态研究。

文学史和艺术发展史的写作是对精神生产状况的反思和整理，并对以后的精神发展方向有重要影响。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中逐步淡化政治标准，突出审美标准，是精神走向自由的一段艰辛历程。而审美现代性的研究则与中国开放进程中在精神上与国际接轨的愿望相通，与文艺学领域的人文精神相辅相成。审美意识形态则是一个进退自如的范畴，在西方当代美学中揭示大众文化中隐蔽的意识形态控制性是先锋思想，在中国语境中强调审美在意识形态系统中的特殊性，模糊阵线以求得生存，为精英文化和通俗文化在主流文化控制之外的生存发展挤出空间，则成为学术策略。事实上，德国浪漫主义、英国新批评派、俄国形式主义、中国的美学超越等，都是在严密而精致的保守文化系统中的突围之举，以退为进，远交近攻，从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劳动者服务，到文艺为市场服务，传达中产阶层趣味，其实不过是扩展而非对立对抗，文艺美学的自由追求是在散漫中顺流而下而实现，缺乏崇高的人文承当，但从文艺美学到文化美学的拓展依然卓有成效。

还应该注意的是，中国传统美学中，艺术与生活、文艺与社会、文艺与文化的关系本来是一体的，文人与文艺的作为伦理和政治的工具性功能始终是主流意识形态极力强调的，这种语境下，文艺的相对独立性的建构一直比较困难，文艺美学的疏离就是一种消极对抗，这与西方独立精神系统与社会现实力量抗衡的传统大相径庭，因此西方文化批判和文化研究的回归生活关注现实服务大众的倾向，在当代西方文化中是现代性后现代性十足的文化革命，而对于中国文化系统而言，思想的纯粹理论空间的开辟、文艺的独立性地位的奠定，审美价值的强调，审美意识形态特殊性的厘清，精英品位与大众情趣的各趋其极的自由发展，新媒体艺术对传统文化疏离等，也具有强烈的文化革命意味。文艺美学在中国的发展，固然得益于因翻译发达而几乎同步的全球化时代的当代文化研究，对中国文化系统稀缺而现代化进程必需的西方古典美学、近现代美学资源的开发利用，也是必不可少的。

对图像艺术、声音艺术、广告艺术、文化产业和市场的研究，在文艺美学的的发展中越来越成为新兴热点，在文学、绘画、书法、园林、音乐、舞蹈、建筑、雕刻、服饰、美食、养生中发展起来的传统美学范畴系统，在经济美学、社会美学、生态美学的大背景中不断拓展。中国文艺美学在文字语言艺术优势渐失的新视听时代进入集大成的总结提升期，在精英文化趣味被通俗文化冲击渐衰的后现代主义盛行的时代进入理论上逻辑建构的黄金期，有点类似清末学术的回光返照式的辉煌，有点“最后的贵族”的无奈和悲哀意味。

在中国，文艺美学发端于文学美学，兴盛于艺术美学，滥觞于生活美学（实践美学植根于生产实践和生活实践，对应于社会美学、经济美学、科学美学与日常生活美学）。文学美学的优势地位突出，这是语言文字时代的烙印，前文字时代的符号系统是混沌一体的，身体语言、声音语言、图像语言、物化语言发达，文字时代则大大强化了语言的抽象性、概括性、逻辑性、运算性，使思维有了飞跃性发展，后文学时代的符号系统再度混沌，统觉性语言、多媒体媒介、网络化传播、文化系统杂交成为时代标志，全球化时代文化符号交流的重心在表象语言而不在贴近心灵和精神复杂现象的文字语言，绘画、音乐、建筑、雕塑之类直观的无国界语言更具交流融合优势，文字的逻辑性、理性与数字技术结合成为文化的内在结构，可构成信息文明时代人们的思维背景。文艺美学在精神系统与大众生存方式之间架构了桥梁，在历来重视文艺教化百姓、引领社会变革功能的中国文化系统中，文艺美学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艺美学在文化美学的发展中，总处于前锋的位置上。四、从艺术哲学到文化美学——美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

梳理这部分资料时，我注意到了这篇文章：斯洛文尼亚科学艺术研究院教授，哲学研究所所长，第14届国际美学协会主席，原世界美学学会会主席，阿列西·埃尔耶维奇(1951-)的《美学：艺术哲学，还是文化哲学？》（席格译，《郑州大学学报》2003/2），应该说这是一篇有中国人惯见的宏大叙事风格的、同步梳理显现当代西方的一些重要美学主张的文章，在他看来，美学作为艺术哲学在黑格尔的理论体系中已达到高峰，“黑格尔的美学与艺术哲学的一致性和以艺术代替自然作为审美反映基本目标的观点，标志着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因为它不仅把美学当做艺术哲学，而且通过减少它的主体——艺术——的历史重要性，揭示出哲学理念与感性形式关联性的终结。”（这一终结也预示着“艺术的终结”，当然是传统艺术在高科技时代的终结。笔者注）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立场的文化批判阻滞了对大众消费文化的正面理解和客观分析，欧洲文化研究倾向于把文化看作不同阶层的意识形态冲突的表达（社会政治性质的，笔者注），直到鲍德里亚才从中立观点研究文化现象（经济科技性质的，笔者注）。而被中国人认为是后现代主义代表的詹姆逊，阿列西·埃尔耶维奇指出其具有“令人惊异的传统性”和“黑格尔主义的背景”，并且在精英性质的现代主义艺术和大众性质的后现代艺术之间陷入理论困境。“对詹姆逊而言，这应该是一个理论的失败，而利奥塔则是一个成功者，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里准确而清晰地讲出了后现代主义艺术的主要特征。”需要公认的现代艺术家被只需自认的后现代艺术家挤出文化市场，高雅艺术被大众文化替代、批判性精神让位于肯定性消费文化，“也许艺术已经失去了它批判性的、揭示存在本质的功能，但即便如此，这种‘艺术终结’的事实也不得不被关注、被阐释，并以哲学的方式做出回应。”“由于文化形式的丰富多样性，各种文化哲学（更多地作为一种理论上的自我省察而不是科学性的文化研究）必定会得到发展，而且像本文所展示的，它已经在发展着。但值得谨记的是，真正的哲学总是一方面保持着它与自身历史和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也保持着它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的本质。只要在这一脉络中继续努力，我们就有充分的理由期待一个‘文化哲学’王国的出现。”

用这么大篇幅来介绍这篇文章，是因为这是一篇全球化时代东西方学术视野融合的作品，本身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它的解释力和阐释空间超过了作者的民族文化背景。这正是文化美学的情趣和品格所在。

西方美学在中文翻译视野中（翻译资料的选择和异质文化的传播总是不可避免带有他者的需求、想象、误读、裁剪、改造的痕迹）呈现出一个重心不断迁移的发展序列：从美的本质论（哲学美学、神学美学）、美的认知论（哲学美学、科学美学）、审美体验论（心理学美学）、审美实践论（社会学美学，伦理美学、政治美学）、到审美经验论（生活美学）、审美价值论（文化美学）、审美传播论（接受美学）。研究重心从艺术形式、理念形式向实践形式、生活形式、意义形式过渡，分析重点从艺术作品、艺术家、艺术创作向艺术欣赏、艺术受众、艺术产业、艺术市场过渡，艺术泛化、美学开放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作为一个学科，从鲍姆嘉通创立的感性学、康德的对应情感领域的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均把美学作为精神体系的底座；现象学美学试图探索探索主观世界的客观规律，形式主义美学、科学美学、分析美学等也走在利用科学方法研究人文艺术的路径上；符号学美学则拓展了艺术领域，把所有精神形式一体化，开辟了当代美学新视野，解释学美学、经验美学、接受美学、生活美学、文化美学、传播美学等才可能在“艺术终结”、“美学终结”的黑暗背景中走向前台。看得出来，当代西方美学自创立以来正从感性美学发端、走向理性美学极致，又走向超理性的新感性美学的境地；美学从精神系统中分离出来，不断裂变拓展，经由分析美学的峡谷，走向文化美学的开阔地。

文化美学作为美学的的新形态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与全球化时代、高科技思维、后现代主义、新视听文化、网络传播媒介等息息相关，古典时期的靠悠久时间打磨的精致艺术衰亡了，现代时期的靠理性构建的精神摩天大厦坍塌了，在时空浓缩的后现代时期，科技创新与文化寻根的双向反向拉伸，使文化迅速平面化、世俗化、物质化、机械化、生活化、商品化、一体化，精神深度高度的丧失，与精神广度的扩张以及大众精神发展普遍水准提升（信息文明时代高等教育普及）是同时进行的。物质生产和流通在引入美的规律（如设计与广告的普遍应用），物质生活形式化和意义化（日常生活审美化），精神生产和传播则丧失个体创造的整体性和情真意切，走向批量生产、集体流程作业的的冷静规范，精神生活也失去个体心灵的隐秘和集体信仰的崇高而走向取悦感官的通俗化娱乐化。

事实上，人类的物质生存与经济科技挂钩，变动迅速（超前性），往往生存方式已改变而意义解释姗姗来迟，体现出“文化无意识”的特征，革命者、时尚风往往来自基层。而精神生存与社会机制文化传统联动，有相当的稳定性（滞后性），在后工业社会，精神领域中体现的恰是工业化、商业化时代的典型特征。后现代文化的“反文化”特征是显而易见的，但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贝尔的新宗教、哈贝马斯的新理性、利奥塔的新话语、詹姆逊的新美学逻辑等可能的拯救设想也在被所向披靡的后现代文化蚀解消解中。

在解构风潮造就的精神空场中，20世纪80年代英美文化界流行的新历史主义则一反语言学转向的冷漠、形式主义分析的琐屑、解构主义的虚无，重现社会政治批评的锋芒、历史文化语境的温度、思想意义的整体性系统性，在一片嘻哈游戏风中体现出久违的可贵可敬的建构性，又不同于旧历史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的简单、独断论的专制、乌托邦的虚幻，而是发展出一种利于反抗美学技术化（文本中心、语义操作），重现美学人文性（主体自觉自主、破除隐性意识形态控制）的“新历史诗学”。其中格林布拉特（1943-，美国柏克莱大学教授）的“文化诗学”（代表作《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从心灵史中看自我意识塑造和人性发展，在历史语境中探索文学解码和心灵对话，将文学的文化研究内化（中国文艺学领域一般认为文化研究是文学的外部研究）；海登-怀特的《元历史：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1973）对历史文本的诗意深层结构、预想形式及表达形式的研究，打破了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的界限，真正实现文化思维的综合性和系统性。可以说，“历史文化诗学”是文化美学的一种重要形态，而新历史主义的艺术批评是文化批评（文化美学的实践形式）的重要范式。

在文化美学的建构中的精神版图中，后殖民主义（第三世界文化、东方文化）、女性主义（第二性文化）、青年文化（新生文化）、新媒体文化（视觉听觉文化、网络文化）等都是在文化民主主义浪潮中新获独立的生机勃勃的精神部落，是挑战中心文化的边缘力量，是反抗精神统治权力系统的革命先锋，其美学主张和审美趣味带有明显的反主流、反精英、反本质、去中心的颠覆性质，与从西方发达社会精英文化中生发的以反思和重写现代性为主旨的后现代主义殊途同归、心心相印，这真是历史的反讽、文化的喜剧、精神的悖论，巨有审美意味。

中国美学的发展深受西方美学的影响和导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美学作为改造国民性和促进新文艺的武器引入，崇尚文治传统的文化背景使美学功能放大；五十年代美学大讨论中，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体制建构中的活跃多变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争取存在权利，美的主观论、客观论、主客观统一论、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论等论点带有那个时代的哲学话题话语的鲜明印记，而美学的超越性、自由性和潜在反叛因子也注定其格外引人注目。20世纪80年代美学成为中国大陆现代性二度启蒙的先锋，美学热既带动着西方精神文化的全面输入，也引领着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精神走向。朱光潜、宗白华、李泽厚、蔡仪、王朝闻、蒋孔阳、吕荧、高尔泰等当时有学术明星之态，一如今日之易中天、于丹。李泽厚的实践美学影响至今犹存，所谓新实践论美学、反实践论美学、后实践美学等均以继承或批判其为理论起点。

在关于美学史的基础性系统研究工程中，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奠定了研究基础，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影响深远，汝信主编的四卷本的《西方美学史》（2005-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集老中青三代学者8年之力，代表了目前中国学者对西方美学的了解和研究水平；在中国美学史的研究方面，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人气够高，李泽厚、刘纲纪的《中国美学史》和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成了报考美学专业研究生的必读本，而叶朗主编的《中国历代美学文库》（19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出版）初步梳理集合驳杂浩繁的中国美学资源，对以后的深入研究有益。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石”（方法）尽可以取之各方，“玉”（观念）一般还是出于本土的，尤其从文化美学的观点看，美就是一种文化趣味，知识系统可通行，情趣心态却难致，中国学者在世界美学大会讲西方美学，多半像大山（加拿大人马克·罗斯韦尔(MarkRowswell)的中文名字）在春节晚会说相声，虽然笑声喝彩声不断，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即便语言完全不成问题，如海外汉学家、唐人街的香蕉人，北京胡同里的中国通，要想在理性层面和感性层面、有意识的部分和无意识的部分把异质文化融通，那也是相当困难的，文化杂交新种诞生需要时间和环境的长期作用，还得有那能活命的内在生机贯通。中国美学家的成就可能还是在有中国特色的美学思想建构中。如王国维的意境美学开山，宗白华的《美学散步》《艺境》等辟路，钱钟书的《管锥篇》、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等颇得中国美学神韵。近30年来，中国美学家的构建美学体系的勇气和热情一直高涨，如美学讨论四大派之后，李泽厚的实践论美学、情感本体论，张立文的和合美学、周来祥的和谐美学等有一定影响，另外，以出版专著自觉命名为标志，方东美、潘知常等对生命美学的论述，朱立元、朱志荣等对实践存在论美学的建设，刘悦笛对生活美学的探讨，徐恒醇、袁鼎生等在生态美学方面的研究，以及邱紫华的东方美学史框架，杜书瀛的《价值美学》的分析等，都体现出中国美学发展的潜力。在全球化时代美学转向“多元文化对话”、“文化间性”的背景下，这些有民族文化特质的美学思考可能会成为中国文化美学的有机构成成分。

五、全球化背景中的社会现代化与消费时代的生活审美化——文化美学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门人文学科的生成有其学理基础，但不是精神魔方游戏组合的产物，而是在现实土壤中逐渐壮大的精神生命的瓜熟蒂落，有其现实需求、现实内涵、现实形态。

20世纪70年代后，人类文明进入高科技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的支撑下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知识经济、电子政务、网络文化改变了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组织、精神交流的方式，精神世界的客观化、物质世界的意义化、科学艺术的实用化、日常生活的形式化、宗教哲学的娱乐化、地域民族制度文化界限的淡化，虚拟世界的影响实在化，人类抽象生存的重要性超过了具体生存，精神本体的决定作用使人遗忘了自然本体，人类文化在高速发展的同时进入全面失衡的危机，高度自觉下的高度风险更显触目惊心，文化的反思和重构成为必需。现代文化的理性批判、后现代文化的情绪性反抗均源于此。

同时，全球化浪潮席卷了地球上大多数国家民族，经济一体化、政治国际化、文化世界化，人类的类意识、类情怀觉醒，新新人类在网络世界成为国际公民，网络文化影响现实世界的力量对比，现代化进程中并不同步的历时态文化共时态并存，激烈地竞争生存空间和时间。西方现代文化的危机，和东方文化在信息文明阶段的可能优势，模糊了文化进步的线性图景，文化中心论、文化霸权意识、文化优越论、文化劣根性等文化成见勾画的精神版图在不断变幻、不断否定和突破的过程中，人们更习惯于用审美的眼光对不同的文化进行观光猎奇欣赏游历，发现不同生存方式中的不同文化旨趣的独特价值。

随着基础生存问题的解决，人类社会由生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人类在生产中不自觉地形成的工具意识被消费中的主体意识替代，购买商品成为组合资源重建生活方式的富有创造性的活动。衣食住行游戏交往发展到高级阶段均趋于形式化、艺术化，生存成为表演，社会成为舞台、精神文化成为娱乐资源。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行为艺术家，艺术成为商品，艺术家成为服务者，美学成为生活常识。艺术已消融于生活，美学也无法继续执着于精神世界的提炼提升，而直接转向生存审美。这一转向的初级阶段是感官娱乐，但不会总停留于此。

文化是人类生存方式的系统化，当人类生存方式发生如此彻底的质变：物质生存、社会生存、精神生存都改变了其基本样态和原则，人类的价值观、文化观必然随之变化，而人们的审美情趣、标准、方式、成果发生改变也顺理成章。

文化美学是信息文明时代的产物。科技理性对审美的深层统辖，视觉文化对精神世界的全面颠覆，新媒介对传统文化的隔离和萃取，虚拟世界对原生态自然的戏仿和重构，青少年文化对成人世界的批判和消解，等等，迅速拉开了传统文化与新生代文化的距离，新生存方式带来的新美学观，在酝酿新型的极具速度感、穿越空间、打通文化屏障的新艺术，并通过网络迅速流布。一些“亚艺术”形态在世界各个角落流行，如时装、饮食文化、通俗歌曲、街头舞蹈、广告、美容、环境设计、涂鸦作品、卡通形象、城市建筑雕塑、影视大片、游戏方式、娱乐节目、文化旅游等，消失了文字靠近心灵的深度，也避开了难以翻译的精神韵味，直接震撼感官、俘虏情绪、裹挟思维，在大众狂欢中实现精神帝国的扩张。

文化美学是生态文明时代的产物。人类文化系统与自然系统的矛盾全面爆发，自然系统难以支撑现代文明发展模式，人类在消灭了所有天敌后成为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最大的难题。自然生态平衡观念扩展到社会生态平衡、文化生态平衡的概念，文化的多样性差异性的保留成为异质文化相互制衡中降低风险的制胜法宝。对不同文化系统、模式、类型、性质、层次的文化进行审美观照，成为当代人精神素养的标尺。

文化美学是超理性的，呈现出感性风貌，却带有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的凌厉。

文化美学是超历史的，呈现出历史情怀，却带有指向未来的决绝和冷静。

文化美学是超民主的，呈现出平等意识，却贯彻适者生存的精神生态界的铁律。

文化美学是超自然的，呈现出回归渴望，却坚定不移人文世界建构、人本理念外化的方向。

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仍在进行时，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的文化景观并呈，文化遗产要保护、文化现代化要加速、文化发展规划要科学合理，新旧混杂，中外交织、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分化的引力斥力相当，文化矛盾格外复杂。这是一个很难拉开审美距离来考察文化的时机，又是一个必须以尊重文化差异性为前提，同时必须以先进文化替代落后文化的发展契机。文化审美的标准是在核心价值观主导下形成的，后现代式的去中心等量观，会消解现代化的精神动力，而现代性的功利原则，又会不可逆地破坏难以再生的文化资源。这是文化美学的两难境地，也是文化美学被迫切需要的发展机遇。

中国目前快速现代化进程中伴随着城市化浪潮，城市规划、都市美学、设计艺术、商业景观等，迅速涤荡田园梦、农业景观、自然审美情趣、慢节奏生活韵律和配套的古典艺术境界，因后发型现代化浓缩了两次现代化的自然进程，工业化和信息化并建，往往现代审美情趣尚未立稳就被后现代风潮扫荡，工业文明景观尚未被审美消化就在城市改建中消失，结果形成前现代的乡野情趣与后现代的雅痞风格直接对接，而崇高的现代性的理性大厦则无处容身，形成文化转型期特有的精神犬儒现象。

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巨变中解体，2009年城市人口已超过农业人口，生产结构的变化带来社会建构、文化结构、心理结构的变化，对艺术和美学的发展影响甚深。文艺领域中精英品位往往带有农耕时代的文人情趣士人情结，而都市文化表达又偏于物质审美、身体反叛、情绪抗争的浅俗平庸，精神贫血致使真正具有现代性（而非简单模仿现代手法）的文学艺术作品很难出现，文艺批评的过度阐释也无济于事，文化美学发展在社会文化现代化的瓶颈阶段也遭遇瓶颈。

文化美学是大众文化和消费文化高度发达的产物，而伴随国家实力增长，百姓生活水平整体提升，中国民众的文化消费正在迅猛增长。但目前文化消费高度集中于文化教育（投资未来）、文化娱乐（即时享受）领域，使文化功利性盖过文化的超越性，低端的文化消费替代了高端文化提升，文化审美情趣粗糙，不利文化的健康全面发展。

其实，由于历史原因，国学传承一度断绝、西学传播一度受阻，我们这几代人的文化修养和文化情趣显然低迷，即使是文化人也难免偏狭（受教育国际化之惠，90后的年轻一代的文化营养较合理平衡）。而中国传统的生活艺术和文艺品位曾经发展到了相当的高深和精致的水平，自成系统，可称为诗意生存的范本。如《闲情偶寄》中体现的生活美学成熟观念，文艺品评中的精致品味，林语堂的《吾国吾民》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标明中国文化美学有丰厚的民族文化资源可供开发利用。

目前，中国文化体制的改革、文化产业的建设、文化市场的完善、文化商品的流通、文化政策的调整、文化管理方式和文化运营机制的变化，均在为文化美学积蓄精神资源和动力。而渗透到百姓生活中的“日常生活审美化风潮”为文化美学的应用传播，打开了广阔空间。这是中国文化美学可以在社会现代化和生活审美化的双重推动下走向辉煌的内在动力。中国的文化美学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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途经范文篇8

【关键词】：宪政体制权力统合权力制衡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被认为中国的立国之本。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者对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讳莫如深。特别在上个世纪的改革开放初期，“三权分立”作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被彻底批判。权力制衡一直被视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体制，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三权分立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真的是洪水猛兽吗？分权制衡真的不适合社会主义国家吗？也许我们对三权分立有太多的误解和成见。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否定过“三权分立”，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三权分立”，而且始终认为只有经过分权制衡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才能走向社会主义。恩格斯甚至认为，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现成的政治形式。[1]其实抛开政治意识形态，分权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它使西方宪政体制充满勃勃生机，它完全可以为我所用，而不应拒之于干里之外。

一、权力制衡是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

中国封建时代有些皇帝也搞过“分权制衡”。西汉初年，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大体上有一个分工，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首脑，皇宫相府各司其职。[2]隋朝创立的“三省六部”制中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分权”。因为，虽然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掌而治，但行政权（相权）仍嫌过重，有威慑君权之虞。[3]因此，历史上中国的不少皇帝都极力对相权进行分解和限制。到了宋朝，中书省职权扩大，同枢密院分掌文武大权，门下、尚书省遂废。另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管行政，设三司使管财政。分散中央各职能部门的权力，互相牵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约政府滥用权力，从秦朝开始设立了监察机关，到明代运用到了极致。监察制度是中国贡献给世界政治文明的宝贵遗产，其体现了以权制权的政治理念。尽管那只是皇权对臣权的制约，预防臣权危及皇权，其分权的目的是极权，但作为一种制度形式其价值不可低估。

作为一种政治实践，三权分立起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城邦国家的市民政治，商品经济的发展、贸易往来的频仍，形成了各种经济群体和利益阶层，要求政治多元及分立。当然，在古代地中海地区政治组织形态多为小公国，规模不大且较为分散，即使最为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没有形成东方一样的政治官僚体制。因此，很难产生长期稳定的中央集权政治。作为一种理论思潮，西方分权思想溯源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他把政府权力分为讨论、执行、司法三要素。至罗马时代，波利比奥斯倡导“混合政府论”，认为罗马政体应为代表君主的执政官、代表贵族的元老院及代表民众的人民代表会议互相牵制和均衡（从这个意义上，将分权制衡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也不恰当）。分权制衡原则作为一种学说，最先由英国思想家洛克提出。洛克提出了立法权和执行权（行政权）的分立，并指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孟德斯鸠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洛克的分权学说，主张必须建立三权分立的政体，按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组成国家。他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当立法权和行政权集中在同一机关之手，自由便不复存在了，因为人们将要害怕这个国王或议会制定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这些法律。”后来的资产者及其国家法的其他大哲学家们以极其虔诚的心情把这种分权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4]这一原则已经为很多国家的政治实践所普遍奉行。国家权力分立，在各个宪政国家已经成为普遍特征和共同的趋势。当然，三权分立不是僵死的，总会因时而变。可以说，时至今日，资本主义国家传统意义上的三权分立格局已经不复存在，行政权的强势打破了三权均衡。但不变的是精神：控权与平衡。[5]无论如何，分权制衡的历史意义与现实作用不能否定。凯尔森在谈及分权时指出，分权原则的历史意义在于：它与其说致力于赞成分权，倒不如说是反对集权。[6]

人类从专制走向民主，实现多数人的统治，强调人民的主权。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观点，人民将权利授予国家，国家即是公益的体现，因此，人民权利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可分的。卢梭的理论并不是要保护不可剥夺的个人权利，而是在一种主权性的集体“公意”的至高无上性中探寻社会生活的终极规范。他并未主张三权分立，而认为立法权高于行政权、司法权，它属于全体人民，而不属于像议会那样的代表机构。卢梭的理论极易走向专制民主制即托克维尔所谓的“多数人的专制”。[7]这一国家主权不可分的理论已经被很多晚近国家的宪政实践所摒弃。但社会主义国家议行合一的政治体制恰恰是在国家主权不可分的政治理念的主导下设立的，而卢梭理论所蕴含的专制危险性却果然不幸被社会主义国家所证实。前苏联斯大林的专制统治，以苏维埃的名义实施的暴政，在世界人民面前给社会主义国家树立一个极权的恶劣典范。前苏联法学家从血的教训中觉悟，要建设法治国家必须具有符合宪法属性的一些前提条件：宪法明确规定权力分立原则，依据这一原则，行政权不得僭越立法权，而独立于政府的司法权能够自主地解决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冲突。[8]对于斯大林的极权和暴政，曾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虽然意识到了，但可惜类似的事件在中国却未能幸免。中国的不正是政治极权的结果吗？

近几年，我们才不能不接受一个现实：曾经被视为资本主义国家才有的东西，我们现在也采纳了，典型的如公司法人治理机制、企业破产机制等等。从排斥到接受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艰辛历程。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思想解放是从经济到政治的逐渐开放，政治上的逐渐开化却是一个十分痛苦甚至是付出巨大代价的过程。清末洋务运动尊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只是向西方学一些“奇技淫巧”，无伤国体，无涉祖制，因此可以为当权者容忍和接受。在政治上对祖制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引起满清皇族的恐慌，但思想上仍以儒学为本，对西方宪政采用“制度移植、思想抵抗”的政策，因此，面临亡国灭种深重危机的清王朝也只能支持百日维新。但一旦危及到其切身根本利益时，当权者仍不免痛下杀手。激进的辛亥革命，政治体制上实现全面西化，但思想上似乎仍未打破传统思想的禁锢，国民党一党之治[9]是儒家一教独尊思想在现代政治生活中的反映，这其实还是继承了中国长期封建主义政治专制的衣钵。后来的国民政府虽然颁布宪法性文件确立五权宪法政治体制，但从未真正实行过西方式的“分权”。[10]“五权宪法”可谓中西合璧，将西方的三权与中国传统政治精华监察、考试两权熔于一炉。这一独创显现了孙中山不照搬西方宪政体制的创新精神。但“五权宪法”设计处于东方与西方、古代和现代的思想交汇和制度冲突中，其是对传统的借鉴，还是向传统的妥协？其是否破坏了三权分立的合理架构？[11]新中国的宪政体制因受前苏联的影响，既不是三权分立，更不是五权宪法，而是议行合一。[12]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本质就是议行合一，这是马克思在巴黎公社工人起义时提出来的，后来被苏联演变成了苏维埃政体，到中国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这一制度假定国家的权力是统一的，国家权力为了实际的需要形成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但这只是“分工”，而不是“分立”。这一体制强调国家机关权力之间的合作性、统一性、协调性，而不是对立性、牵制性。

人们曾经甚至现在仍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产生于西方的制度文化土壤，中国长期的专制传统不适合搞制衡型宪政体制。但与中国同样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日本、韩国分权制衡却比较成功。日、韩两国的政治实践特别是日本首相频繁更迭与韩国前总统卢武铉弹劾案，最有力地批驳了分权制衡学说不适用于有着专制主义文化传统的东方国家的论调。与法人治理结构一样，分权制衡作为国家政治治理模式，可以极大地克服个人专断。因此，权力制衡体制也具有普适性。如果权力制衡在中国的适用也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这也不是权力制衡体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我国现有体制对其浸淫或排异的结果。因此，认为分权制衡体制不适合中国的观点是否经过深入的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僵化思想的思维定势或政治立场的对外宣称？正像过去虽否定公司制，但中国已经出台了公司法，普遍设立了公司法人治理模式。这是否预示着权力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命运呢？

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表明中国经济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建构将是中国政治领域的一次重大思想解放。因为，与市场经济一样，分权制衡既不姓资也不姓社，其是人类政治实践不断试错的最终结论，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共同财富。就像市场经济只是经济资源配置的手段一样，权力制衡不过是政治资源配置的手段以及一个国家政治治理的工具。权力制衡设计初衷是通过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保障公民权利，具有自由民主价值，完全适应任何民主共和政体。即使以阶级分析和政治意识形态的标准来判断，权力制衡既适合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也适合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二、市场经济呼唤制衡型宪政体制

统合型宪政体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前苏联的政治体制其实都是“议行合一”。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体制还有存在的合理性吗？俄罗斯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易帜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体制随即进行了实质变革，纷纷转而选用制衡型宪政模式。似乎说明，一种经济形式对特定政治体制的对应关系，而不在于这个国家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人为政治标签。

计划经济体制对应统合型宪政体制。因为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在“一大二公”纯而又纯的公有制中，并不存在利益多元并可能引发的利益冲突。此时，国家机制内部不需要有代表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进行政治博弈。不但议会内部不需要，国家机关之间也不需要。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契合了这一经济形式的要求。计划经济体制凸显的效率价值，因为平均分配，国家主要精力不是如何公平合理地分蛋糕，而是把蛋糕做大。从经济计划的制定、审批到执行，需要各国家机关密切配合，而不是相互监督。然而，计划经济追求的是效益，牺牲的也是效益。或者说，其可能得到短期的或局部的效益，但却失去了长远的或整体的效益。在后农业时代，计划经济只是治乱之道，适合于一国初创或战乱之时，需要调整国家机器的全部动能来推动一国经济的振兴和医治一国的战争创伤。

市场经济对应的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因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是财产私有和利益多元，单一的公有制体制被打破（或者说市场经济不承认所有制只承认所有权）。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需要在政治上寻求代言人，这就为制衡型宪政体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美国的市场经济形式的利益多元化造就了其政治多元主义（politicalpluralism），不同党派、不同国家机关代表不同利益群体。在宪政体制中，多党制、议会的两院制、三权分立、职权分离、司法审查无不与市场经济利益多元有关。应当说，市场经济才是工业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通常的经济形式，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在市场失灵或社会分配不公时，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进行调适、纠偏。

中国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但仍然固守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这一宪政体制似乎越来越不能适应现实经济发展的要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在国民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甚至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产值是非公有制经济创造的。计划经济的利益格局完全被冲破，多种所有制并存、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利益的多元结构已经形成。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政治上的声音越来越强劲，需要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机制，公平行使各自的话语权。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似乎更容易产生一个主义、一致意见、一种声音，多元利益的诉求被掩埋。中国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构成似乎考虑到代表的多元性、普遍性，但由于党与人大的关系还没有理顺，使得人大代表虽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但仍然没能使人大成为不同利益群体博弈的平台。每次“团结”的人大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胜利”的闭幕说明，人大不能至少现在仍不能成为不同利益群体表达诉求的政治舞台。当然，近几年，中国人大会议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的不同的声音，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但这一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本应是常态的政治形式，仍受到现行体制极大的压制。

经济的发展从来都是政治变革最深刻的原因，这不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也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验证。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关口，市场经济推动着经济的迅猛发展，经济的发展呼唤政治体制的转变。虽然，党政分开是权力分离的有益探索，但作为体制内的调整，其对中国政治体制的完善起到了的作用仍很有限。解放生产力，全面启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其中最重要的政治变革，就是变革统合型的宪政体制。

人们普遍认为，制衡型宪政体制也并非尽善尽美，它肯定也存在一定的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权力分立、互相制衡，会造成权力的不统一，内耗太大，效率低下；而统合型的宪政体制虽然缺乏权力制约，但能够协调各个国家机关合力共进，效率会很高。其实，不妨比较一下厂长负责制与公司治理结构。厂长负责制实际上是首长个人负责制，在国有企业，厂长负全责、负总责，一人决断，可以省却了很多钳制（国有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和工会不能决定厂长的选任，也不能罢免厂长，厂长不对其负责，因此其不可能对厂长形成有效制约），办事效果当然会高。但由于缺乏监督和制约，厂长决策失误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厂长掏空企业导致国有资产巨额流失的案件屡见不鲜，一个个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巨额财产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流失就是明证。如果没有监控，厂长负责制的高效率完全变成了高效率地掏空、吞蚀国有资产。这样的高效率是多么危险！法人治理模式通过分化权力，使在企业内部没有任何个人可以独断专行。股东会决策、董事会执行、监事会监督，使得公司内部进入一种良性运行的轨道。在此过程中，公司制可能比厂长负责制的运营成本更高，但运营成本与可能避免的损失相比则九牛一毛。正因为如此，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纷纷进行公司化改造、进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厂长负责制与法人治理结构的效率关系，正是统合型宪政体制与制衡型宪政体制效率关系的一个真实写照。表面上看，统合型的宪政体制很有效率，但这一决策的高效率往往包藏着巨大的危险。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各机关相互掣肘，运行成本比个人决断要高，但在相互制约的过程中可能避免的专断和腐败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会是多大？难以数计。总之，从成本效益角度分析，统合型宪政体制不比制衡型宪政体制更有效率，恰恰相反。

三、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法治的根本保障

制衡型宪政体制与法治建立在相同的伦理基础和道德假设之上。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道德假设，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将政府想象成好人政府。由于对人的善良预期及对政府的道德仰赖，国人不相信或不情愿相信他们的父母官会滥用权力。因此，对政府不是监督而是依赖。如果说，对政府有约束的话，主要还是政府自身内在的道德自律。然而这一道德约束是如此的脆弱，即使长期经受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道德观念熏陶的人在权力的诱惑下也不能自持、晚节不保。建国以后特别是近年来腐败案件频频涌现，似乎表明：在遏制权力上，道德自律是多么绵软无力。而权力制衡与法治的道德假设则都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由于人是恶的，政府又是由人组成的，因此，人的恶性必然折射到政府身上。根据这一理念，人们对握有权力的人怀着极大的戒心，并相信：在权力意志的支配下，没有任何人是靠得住的。为此，为了防范其滥权，只能进行控制。此时，对权力的约束不是道德的软约束，而是诉诸法律的硬约束，不企望官员内心的道德自律，而是外在的法律强制。在权力制衡的宪政体制下，国家当权者因为滥权而被罢免甚至弹劾从而使其他当权者心存忌惮甚至如履薄冰。由此表明，在权力约束上，外在强制比内心自律更有效。

分权制衡是法治的结构性制度基础，是法治刚性的必要条件，属于法治题中应有之义。因为法律约束权力不能自动实现，它最根本的途径就是通过权力之间的分离和制约。[13]法治作为国家治理模式，需要确立宪法、法律的最高权威，将国家的任何政治权力纳入法律控制的范围，实现法律主治。不能人亡政息、更不能因言废法。法治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必须诉诸一定运行机制，而分权制衡模式无疑是实现法治的最不坏选择。分权制衡体制强调国家权力的分划，禁绝任何两种及两种以上权力的结合，这样才能防范国家权力的专断，从而保障国家合理的法律秩序。在这一体制下，极大地降低了形成个人极权的可能，削弱了个人对政治生活的影响力，使得任何政治权威身陷法律囹圄无法解脱。有人说，美国总统在三权分立的体制下，权力很大，实际上是民主国家的皇帝。但美国总统小布什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在形容自己的处境时，小布什曾发表过一段精彩的演讲：人类千百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学技术，不是大师们浩瀚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14]从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到克林顿的拉链门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在分权制衡的体制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受到应有尊重，任何武断的权力都不免受到法律追究。立法武断可诉诸宪法诉讼，行政武断可寻求司法审查。在武断的权力与代表法律的权力对峙时，法律的威严往往能够占得上风。

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会形成对法治的巨大阻碍，因为该体制中监督的单向性和权力的金字塔架构促成的只能是一个部门最终是一个人的权威，形成人治而非法治的局面。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最大的问题是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却权力虚置，法院作为司法机关，却不独立。这样对武断权力最有效的监督手段失灵了，防线垮塌了。在这一体制下，司法机关的地位相当尴尬，其不具有独立性，却要求其司法公正。因此，这注定了当下中国司法的险恶处境。而统合型宪政体制不可能使司法独立，制衡型宪政体制却能，这已经被国内外的司法实践所证明。当然，统合型宪政体制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推行法治，中国近些年法治的进步就是明证。但这一发展不可能是可持续的，也没有根本保障。中国的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法治发展值得肯定，但目前已经处于瓶颈阶段。中国法治的进步，更重要的不是立法数量的增加，而在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以及对政治特权的法律监控。而在这一过程中，法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当下中国的法治进步最关键因素即是确立司法独立和司法权威。而确立司法独立的前提则是制衡型宪政体制在中国的确立。

四、制衡型宪政体制是治理腐败的必然选择

中国目前最大的政治问题就是腐败，腐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而面对腐败问题，统合型宪政体制无能为力，而制衡型宪政体制却可从容应对。

多年来，中国政府意识到了治理腐败的紧迫性，并对腐败形成了高压态势，对腐败官员屡出重拳，很多官员甚至包括高级别的政府官员纷纷锒铛入狱。可以说，中国政府惩治腐败的决心不能说不够坚定，力度不能说不大。然而，让人忧虑的是，腐败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反而“前腐后继”，愈演愈烈。个中缘由比较复杂，但人们几乎都认识到其中重要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没有根本性的变革。为此，中国政府也进行了一些立法上的完善（如监督法）、体制上的改革，但收效甚微。这是为什么呢？在笔者看来，中国对腐败的治理一直没有触及到法律制度的根本——宪政体制。可以说，不改革中国统合型宪政体制，任何表层的、局部的体制改革对整治腐败都无异于隔靴搔痒。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与中国相比，西方国家甚至中国周边国家、地区廉政指数高得多。是这些国家、地区的官员更有职业操守更注重道德自律吗？其实不是，在笔者看来，最根本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存在制度上的外在约束。在制衡型宪政体制的基础上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对官员行使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如最近发生的泰国总理沙马案件。[15]因为在这些国家的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体制中，任何权力都得到了有效的监督，权力制约不是空喊的政治口号和法律原则，而是深入政治实践的行为准则。在这一体制中，没有至上的政治权威或者说没有不受法律约束的政治特权。在这一体制中，所有的监督都是双向互动的。这一政治游戏规则意味着，你监督别人，就必须同时受别人监督。由于国家武断的权力在相互控制、对抗中被消融，孕育腐败的温床就不存在，这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国家专断权力可能产生的腐败。

统合型宪政体制的问题恰恰在于：这一体制注重体系内的协调一致，而不是相互制约。如果说有监督，即人大及其常委会对一府两院的监督，那只是单向的监督。在这一监督模式下，总存在着监督别人而不受别人监督的特权。众所周知，任何公权力没有监督和制约，都可能被滥用，并可能产生腐败。在中国统合型的宪政体制下，党组织监督人大，人大监督一府两院，但反向监督几乎不存在。其中，党的监督强而有力，人大的监督则相对疲软。尽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着现实的异化，但理论上的金字塔式的权力架构使得握有重权的最需要得到监督的权力却高高在上，人们只能仰望。有人说，对权力的监督最基本的是权利监督权力，而不是权力监督权力，这正是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色和优势。但这一理论上的设想恐怕只是一厢情愿的推论。由于中国公民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的缺失，作为纳税人，公民对理应得到的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却感恩戴德，千方百计地施以各种利益回馈。中国民众一方面对腐败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为腐败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当然，中国政府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实际上并非民选，而是党组织考核，上级任命的。既然官职的得失全凭上级领导决断，因此，政府只能对上级领导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这极大地削弱了权利制约权力的可能性和合理预期。作为权力制约制度，还应包括各种社会组织的介入，如行业协会、社会团体、基层自治组织等。但目前社会组织发育不甚成熟，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市民社会对政治国家较强的依附性，社会组织对国家公权的制约作用还相当有限。

五、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探索

近年来，中国已经意识到了权力制约的重要性，并在体制内进行了谨慎的试探与温柔的改良。司法机关内部已经进行了“三权分立”有益尝试。1999年以来，全国各级法院全面实行以“三个分立”，即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为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将审判权、执行权、监督权进行了适当分割，形成了权力行使上的相互监督和制约关系，从体制上防止了权力行使的无序、失调及缺乏监督。中国的法律实践引发学者们对分权制衡全新认识，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探讨分权制衡基本理论。[16]甚至有人用分权制衡的原理来分析政府采购制度、税务稽查制度、业主代表大会制度。近年来，中国进行的大部门制改革，探索政府机关内部的“三权制约”，即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三权制约”借鉴了“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念，表明中国政治体制对西方的三权分立的理念从完全排斥到有限借鉴，这是观念上的重大进步。但“三权制约”与三权分立具有本质的不同。首先，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是指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种国家权力的制约平衡；而“三权制约”既适用于整个国家公权力的结构和运作机制，也适用于政府部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既涉及权力运行的横向关系，也涉及权力行使的纵向关系。其次，西方国家实行的“三权分立”主要注重权力制约权力，而我国的“三权制约”更注重权利制约权力，这里的“监督权”不是仅指司法权，更多的是指人民监督、舆论监督。[17]由于“三权制约”是在中国现行宪政体制的框架内局部改进，其宗旨或基点仍为三权之间的统合，是在统合基础上的制约。因此，这一改进的效果还有待于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其运行机制的设计和现实可行性仍缺乏实证说服力。更重要的是，这一改良措施不可能克服原来体制中固有的根本性缺陷，不能真正地实现权力制约，也不能完全适应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更不能解决反腐败难题。但这尝试体现出来的对权力制衡体制从绝对排斥转向有限接纳，是中国从部门内权力制衡到部门间权力制衡迈出的坚实一步。其实，制衡体制在民间也曾有过个性实践。不仅如此，自治团体与群众性自治组织也在管理模式上进行过创新性改革。贵州省锦屏县平秋镇圭叶村把审核财务的一枚印章分成五瓣，分别由5名村民代表各管一瓣，经他们审核同意后把梨木合起来盖上，村里花出去的钱才能报销。该举措隐含的权力分立、权力制衡的宪政理念。[18]

然而，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是否要完全效仿西方某个国家三权分立的模式呢？当然不是，同样是权力分立，西方国家的体制各有不同，也许制衡体制没有唯一的标准或者统一的模式。美国的模式注重国家权力平衡；英国模式的特点是议会主权；法国模式则特别注重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分离，以至于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与司法权区分开来。制衡型宪政体制完全可以在中国的原有体制上进行改造，而不是将中国原来的宪政体制推倒重建、另起炉灶。

首先，在中国建构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意味着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与多党制完全对应，西方民主制度的本质也是“一党执政下的三权分立制”。因为“政党轮替”仅仅是挑可以执政的政党，选举获胜后，政府的运行还是要靠一个政党来操控的；当然也有联合执政的情况，但是联合执政也是只有在联合者做出一致决定的时候，其执政意图才能实现。[19]虽然制衡型宪政体制更适合多党制，甚至多党制是制衡型宪政体制的源头活水。但不能因此否定在非多党制的国家搞制衡型的宪政体制的可能。在一党独大的国家，制衡型宪政模式并非个例。尽管一党制在相当程度上会抑制制衡型宪政体制的生长，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存在着现实的合理性。因为，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的根本保障，中国也没有实行多党制的社会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分立型的宪政体制只能在这一前提下实现。

其次，制衡型宪政体制也不意味着否定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其实，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不是仅仅简单地把国家权力进行切割划分，即将国家权力一分为三、相互平起平坐。有的国家突出了代议制功能，如英国的议会主权；有的国家强调司法独立，如美国的司法优位。中国实行制衡型宪政体制并不应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应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进行扬弃，即肯定基础上的否定。既然中国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在形式上的制度架构已然具备，将来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在此基础上的改造。也就是，肯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代议制的组织形式，肯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制度机制，肯定在国家宪政体制中，人民代表大会相对于“一府两院”的优越地位。但否定的是人民代表大会“议行合一”的体制，否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过度的协作缺乏制约的模式，否定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单向监督关系。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转化为分权制衡原则。[20]完善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方式，严格要求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改善党对国家机关实现体制外监督的状况。

当然，未来中国制衡型宪政体制需要进行精心设计，在创新机制中，设立相应的权力制约程序是非常必要的。权力制约程序既包括国家公权力的相互制约，也包括不同公权力行为的相互制约，还包括同一公权力行为不同过程、步骤间的相互制约。但显然这并不是现实的任务。因为，目前关键的问题是思想的解放、理念的转变。思想不解放、理念不转变，制度设计无论多少精妙，都是徒劳。也许，这一转变将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这一趋势不可逆转。

注释：

[1]崔文华：《马克思否定“三权分立”的原则吗？》，天益网，2006-6-14.[2、3]易中天：《帝国的终结》，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第88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第224页。

[5]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6][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12页，转引自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9页。

[7][美]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1页。

[8][苏联]斯·弗·鲍鲍托夫、德·伊·瓦西里耶夫：《法国模式的法治国家》，《法学译丛》1991年第1期。转引自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9]1936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又称《五五宪草》，第一次把中国国体定性为三民主义。这无异于把一人一党的信念强加于一国，开创了利用宪法实行“党治”的先河。引自张千帆：《宪法学导论》，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132页。

[10]姜明安：《中国行政法治发展进程回顾——教训与经验》，《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11]按照几何学，三点确定一个平面，三点是确定平面的最低要求，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三角能够稳定立体结构。三权制衡在制度设计上能更大限度地降低政治体制的运行成本。五点不是确定一个平面最经济的形式，五权宪法比三权宪法会造成运行成本的增加。而且五个机构之间相互关系比较散乱，制衡的效果也令人质疑。其实，“五权宪法”对中国的宪政实践的影响很小。即使在台湾，这一体制当下其实也已经名存实亡了。

[12]宪法学者童之伟教授曾因为“议行合一”存在弊病，呼吁“议行合一不要再提”。但作为中国宪政体制的渊源，又不能不提。

[13]陈贵民：《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14]胡锦光主编：《宪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页。

[15]泰国总理沙马因为在任期内在电视上从事商业活动被宪法法院判为违宪而被解除总理职务。

[16]如李蓉：《刑事诉讼分权制衡基本理论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7]黄庆畅：《姜明安接受人民日报采访谈“三权制约”与“便衣警察”》，《人民日报》2007年10月31日。

[18]岳建国：《从“五合章”看“分权与制衡”》，红网2007年12月4日。

[19]《三权分立制度真的不适合中国国情吗？——与黄启元先生商榷，/5931682.html，2007-12-31（网上博客论文未标明姓名）。

途经范文篇9

关键词：城市林业误区出路

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重要分支,1967年第九次国际林业大会上首次公布了城市林业这一概念。当前,城市林业已经逐步形成了一个涉及多领域的综合学科，并且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承认和接受。我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也开始了对城市林业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和成效,如长春的“森林城”、上海现代城市森林发展规划与实施、长沙启动城市林业生态圈建设等，都为城市林业建设的发展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发展城市林业建设的意义

城市林业是由林业和园林融合而成的,是建设、经营和利用城市森林的事业。城市森林是指城市范围内与城市关系密切的，以树木为主体，包括野生动物、微生物在内的生物群落及其中的建筑设施。城市林业不仅是林业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城市建设的必要内容，发展城市林业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1.1发展城市林业有利于推动林业的整体发展，城市林业是林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包括城区、近郊区和远郊区的林业建设，其同山区的林业建设息息相关，且各自的发展相互促进又带动整个林业的进步。此外，城市林业建设对林业的重要功能即生态功能和经济功能的充分发挥，有利于引导林业的全面发展。

1.2发展城市林业有利于林业立法的发展，各地方在发展城市林业的探索进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同时对立法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急需一些配套的法律法规出台为城市林业建设的发展提供法律基础，而且在实践中摸索出的一些经验也可以为立法所参考，增加立法的科学性和时代性。

1.3发展城市林业有利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解决城市问题。城市林业建设和经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林业不仅能直接带来经济利益，还能利用其生态功能解决许多城市问题，美化城市，增强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促进城市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

2.城市林业建设中的误区

尽管发展城市林业对于林业和城市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制度、管理、思路上等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城市林业建设道路上出现了一些误区。

2.1将城市林业建设和经济建设割裂开来。

城市林业建设和城市经济建设都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林业不仅是林业的一个子系统，同时还是城市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结构和功能可以影响城市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表现在：⑴生态功能，森林作为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具有保持水土、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减噪降噪等功能，可以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和温室效应，保障人们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进行生产建设，创造出更多的社会财富；⑵美化功能，森林自身的美与城市建筑融合在一起构筑成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为居民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也是发挥其经济功能的基础之一；⑶经济功能，森林不仅可以直接向人类提供多种林产品，还能带来经济利益。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不满足于温饱问题的解决而是有了更高层次的追求，希望生活在健康美好的环境之中，于是环境消费成为热点，房地产开发商都把小区的绿化作为一大卖点。此外森林的美观和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能还能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自1992年以来，旅游业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行业，每年向各国政府上缴的利税在6650亿美元以上，我国的环境“十佳”城市无一不是旅游的热点。⑷保健和医疗功能，森林能够有效的吸收和固定现代化工业生产中释放出来的大量有毒有害气体，还能减轻噪声和电磁波的污染，维护人类的身体健康，此外许多林产品都具有重要的药用价值，对于医学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总之，城市林业的健康发展能够带动城市经济建设的有序和稳定；反之，若城市林业不太发达，城市建设中的环境成本则会增加，从而阻碍城市经济的顺利开展。

2.2把“绿化”和城市林业建设相混淆

人们一般把城市绿化误以为就是城市林业建设，这和我国的立法现状有关。1994年4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规划法》规定，城市总体规划应该包括绿地系统，随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其他一些城市，根据《森林法》和《城市规划法》相继制定了适用于本地区的城市园林绿化条例而非城市林业建设的法律规定，将绿化尤其是园林绿化当作城市林业建设来进行规范。

城市林业如前所述是由林业和园林融合而成的，园林绿化被包含在其中，城市林业不仅要在园林中实现绿化，更为重要的是和城市建设相统一，将林业建设与城市建设融为一体。道路、建筑物两旁无法建设园林的地方，却可以实现林业建设；园林绿化多为种植草坪、灌木，而城市林业注重乔木的培育种植；园林绿化建立的是一个人工系统，需要人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管理成本较高，而城市林业建立的是一个自然系统，管理成本较低。国际上一直认可的城市林业建设是森林化，是生态层面的城市建设，而绿化的层次较低，不能与国际接轨

2.3城市绿地系统单调

目前，不管大中小城市都热衷于建设人工绿地，这和政府对城市林业建设的误解有关。由于盲目强调大面积的草坪、广场，城市不断引进国外的植物及其新品种，导致城市绿地系统单调，缺乏自然特性，且生态效益低下，根本无法和城市林业的功能相提并论。此外，我们学习的应该是国外的先进经验而不是非要把国外的植物品种移植到中国来，这必须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和市情、环境和气候条件的差异、成本回报等问题，否则可能适得其反。广东的中山市每年园林绿化养护费高达3000万元，而3万多公顷的林地财政一年的投入费用不过300多万元。经济利益孰高孰低，一目了然。

2.4没有将城市林业和山区林业相区别

城市林业虽然属于林业，要适用《森林法》的有关规定，但其和山区林业建设存在着许多差异，这是由于二者的功能、目的侧重点不同造成的，山区林业重在用益，发挥其经济功能，而城市林业重在发挥其生态功能，兼及经济功能；山区林业多是成片林，且林种较多，而城市林业中成片林较少，林种也较少；山区森林生长环境要优于城市森林，而城市的环境污染造成林木成活不易。因此，对于城市林业应该有更加严格的保护和管理措施，如在采伐的许可、流转条件上要严格限制，且应更加注重树木的病虫害防治问题。

2.5植物的选择上没有贯彻因地制宜的原则

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条件下适合不同的植物生长，在发展城市林业时必须考虑到这一问题，同时由于城市环境恶劣，土壤透水性差，应该选择那些生命力比较顽强、抗病虫害能力强的植物来种植，不能只注重美观或是盲目的抄袭其他地方的做法。北京一到春天就漫天的杨絮，简直和下雪一样，使得大气能见度降低，给人们行走、行车和城市清洁工作都带来困难，说明这一树种就不适合在城市种植。此外，植物的选择还应该符合本地区、民族的特色，树立起一个城市的绿色形象。最重要的一点是植物是依水存活的，离开了水，植物难以自行生长。有人作过一项调查，每年植树造林的成活率太低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缺水，人们只管种不管养，一是因为没有法律上规定的义务，再就是因为离水源远，管理成本高，因此城市林业的发展应该和城市给水系统相贯通。

.6政府对城市林业的重视不够，资金、科研投入不够

一些地方政府一心发展城市的经济建设，认为林业建设无所谓甚至限制了经济的发展。如前所述，这一观点是错误的，林业建设的发展不仅可以带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还能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由于得不到足够的重视，用于城市林业建设的资金和科研投入都不到位，这方面的专门人才也很紧缺，导致城市林业建设的发展缓慢。

3.城市林业建设发展的出路

鉴于目前城市林业建设存在着种种误区，要建设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林业，必须寻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出路，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3.1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林业规划

根据国家的政策法规，借鉴国内外典型城市的发展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城市的市情以及发展趋势，中国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研究确定了我国城市林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按照保障城市生态安全、建设生态文明城市为战略要求和“城在林中、路在绿中、房在园中、人在景中”的布局要求，建设以林木为主体，总量适宜、分布合理、植物多样、景观优美的城市森林生态网络体系，实现城区、近郊、远郊协调配置的绿色生态圈，形成城区公园及园林绿地、河流、道路宽带林网、森林公园及自然保护区等相结合的城市森林，使全国70%的城市林木覆盖率在2050年达到45%以上，使城市的人居环境有显著的改进，使城乡绿地实现一体化。

按照这一战略，在编制城市总体规划时，应根据城市建设的规模、性质、布局、气候特征等规划出城市林业建设的布局、规模和数量，要按照现代城市的要求，编制城市林业规划，在城市林业规划中应该包括林种的选择、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单位范围内的绿地、道路旁的绿化等内容，建设完整、结构合理的城市林业体系。

3.2依照规划进行城市林业建设

在进行城市建设时必须依照城市林业建设规划，建成以花草林木构筑的景观多样性、生态系统多样性和生物物种多样性为特征，以林木为主体，森林与其他植被有机结合的绿色生态圈，形成城区、近郊、远郊及自然保护区的林业之间协调配合的城市森林生态网络体系。

在进行城市建设时还要将林业建设和其他方面的建设结合起来，建设中的各个项目从投资到验收，绿化不达标的不能批，也不能验收，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科学的城市建设。

3.3行政部门之间需要协调配合

城市林业建设虽然主要由林业主管部门负责，但是需要很多部门的协同配合才能搞好，并且只有实行行政领导目标责任制，才能将林业建设顺利的开展下去。如党政主要领导应承担第一责任，分管领导具体抓落实；财政部门负责资金的协调和安排到位；林业绿化部门负责公益林建设；交通、水利、电力、通讯和市场建设部门分别负责园林外的道路、给排水、供电、通讯设施建设，不因人设岗，政策具有连续性，并且对各个部门在推进城市林业建设中的活动进行严格考核，作为判定城市政府是否履行环境综合整治职责的标准。

3.4大力开展公众参与

城市林业的发展直接关系到环境质量，而环境质量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质量，人们享有在良好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可以依法参与环境管理、监督污染破坏环境的行为。林业建设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一项举动，只有全体市民共同参与，抵制毁占林地、绿地的行为，支持绿化建设，城市林业建设才能长足发展下去。

政府还也可以把公众组织起来，成立民间的护林组织，或是支持市民自发形成的保护森林的团体，开展林业发展的学术交流、科技成果推广、监督政府的依法行政，发挥公众参与的积极作用。

此外在涉及林业建设的重大调整，可能对市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的建设项目的立项和开工，应当召集市民参加听证会，并且听证会的笔录必须在最后决定中有所反映，以免流于形式并在将来引起不必要的纠纷和损失。

3.5林网化与水网化结合

这是上海在发展城市林业建设中首次提出来的，其内容是：基于城市特点，全面整合林地、林网、散生木等多种模式，有效增加城市林木数量；恢复城市水体，改善水质，使森林与各种级别的河流、沟渠、塘坝、水库等连为一体；建立以核心林地为森林生态基地，以贯通性主干森林廊道为生态连接，以各种林带、林网为生态脉络，实现在整体上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活力的林水一体化城市森林生态系统。在城市范围内建立起一个能够最大限度地改善城市环境的森林生态网络体系，以期在发挥森林净化水体作用的同时，较好地利用城市水体改善森林生长环境。这一经验很值得其他城市学习借鉴。

3.6拓宽资金筹集渠道，加大林业科研投入

城市林业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入，但这是不够的，可以充分利用森林的经济功能来筹集资金。如上海规定凡是在《上海绿化系统规划》范围内从事大型成林建设，且经过规划批准的，可适度进行低密度生态住宅、体育、休闲和生态观光旅游等项目的开发建设，鼓励社会资金参与林业建设。还可以利用林地发展经济林、苗圃、花草基地等林业产业。城市林业中的生态效益补偿基金一般也大多来自财政拨款，还有企业和个人捐款，可以考虑采用发行环境的方式筹集资金。基金重点用于扶持防护林、水源涵养林、大型生态林、环城林等生态公益建设及公路两侧林带、河道防护林、森林公园的建设和管护。

另外，为了保持城市森林的健康发展，相关技术的开发必须也同步进行，例如开发新的植物健康监测及信息交流方法以促进植物健康综合管理，了解树木生物学特征及预先采用维护植株健康的方法可降低植株栽培成本，以及研究生态恢复技术，预测在各种资源管理状态下，植物群落将来的生长及发育。林业科技不仅能够促进城市林业的进步还能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3.7强调法制要求

城市林业的有序发展需要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城市林业的发展已经对立法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急待立法的完善,加快城市林业立法的步伐，规范城市林业建设的健康有序进行。此外强化法律责任可以让人们增强保护森林的意识，同时还需要有严格的执法队伍，将法律贯彻实施下去。

4.结语

一直以来，人们对城市林业的作用认识不足，多侧重于采用污水治理、废气控制等方法解决城市问题，导致解决城市问题的方法偏废。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城市问题越来越多，城市林业在解决城市问题中的作用日益显现，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接受，在欧美等发达国家，许多城市都是建设在森林之中，城中有林，林中是城。中国在加入WTO后，全球化的进程加剧，城市环境优势日益占据重要地位，将环境优势转为经济优势才是未来发展的优势，在新世纪中，城市林业建设必将蓬勃发展，我国应该大力建设新世纪的生态化城市，不断提高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参考资料:

王木林《城市林业的研究与发展》载于《林业科学》,1995,(5)

蒋有绪《新世纪的城市林业方向世纪之约：深圳市生态风景林建设文集》魏小琴主编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年出版

韩强《绿色城市》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

途经范文篇10

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城乡文化建设的差距日益拉大，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及其文化服务虽然在各级政府和文化部门的艰苦努力下有所改变，但尚未从根本上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全面协调发展，乡村文化建设在整体上滞后于农村经济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一些地区在推进城乡一体化或城乡统筹发展过程中，也因考量指标的影响而忽视乡村文化的建设，有的地方甚至只字不提乡村文化与城乡一体化的内在联系。我认为，没有文化全面渗透、全面支撑的城乡一体化是片面的、蹩脚的一体化。不能从思想文化上关心农民的精神需求，关注农民知识文化素质的提高，关切农民的文化承传与创造，是难以从农民的心性发展上表达社会的文化关怀和文化责任的。一方面，社会文化成果享有的不平等，必然进一步扩大城乡差别，造成乡村新的知识贫困、科技贫困、智力贫困；另一方面，乡村所蕴含的巨大而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资源将会被忽略而失去文化魅力。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不是集中在城市(城市是现代文明的典型代表)，而是体现在乡村。现代城市加速扩张的危机日益明显，“城市病”日趋严重，向自然回归、远离都市、重返乡村，已成为当今世界城市发展的一个趋势。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加速发展乡村文化不仅是解决城乡矛盾的路径之一，而且是保证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致泯灭的战略举措。

怎样发展乡村文化?完全依靠政府加大投入，像城市文化建设那样修建图书馆、群艺馆、大剧院、电影院等，在现阶段是很难做到的。最近，我们在成都一些乡镇调查发现，为精简机构裁员，不少乡镇文化站被合并，文化站工作人员也被裁了，公共文化事业设施不够健全，有的镇电影院成了危房。我们相信，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在完善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的同时，国家将会加大农村文化建设的投入，彻底改善和提高农民的文化生活质量。但在目前国家对农村文化建设投入较少的情况下，我认为，绝不能“等靠要”，而应抓住国家加速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机遇，积极推动乡村文化走上产业化道路，利用乡村文化资源优势，改变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把丰富多彩的乡村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资本。乡村文化产业化将会改变传统第一产业(种植业、畜牧业等)的经营观念和产业格局，扩展农民职业内涵，农民不仅可以耕田种地，而且可以从事文化旅游、文化服务、民间工艺加工、民俗风情演展等第三产业，使农民的社会身份发生深刻变化。这不仅可以丰富乡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劳动素质，调整和优化乡村产业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增强乡村市场竞争力，而且将会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文化产业在乡村的发展和壮大，是富有超前战略意识的举措。中国乡村文化资源异常丰富，从总体上审视，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承载千百年历史文化积淀的乡村文化，显示出无比诱人的文化韵味。它与现代城市文化形成了强烈反差和对比。这正是乡村文化吸引城市市民和异地游人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地域性、个别性、差别化方面整合乡村文化资源，予以优化配置，就能形成市场竞争力和文化竞争力，打造出独特文化品牌。

中国乡村的历史变迁、历史人物、神话传统、民间故事、民间艺术、民间工艺、能工巧匠、竞技游艺、民俗风情、村寨文化、园林艺术、民居艺术、古镇风貌、祠堂庙宇、乡村教育、风味餐饮、生活智慧等等，保存着中国农业文明的文化因子，展现出极具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文化价值和文化魅力。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首先应对这些资源进行盘点梳理，摸清家底，做到资源清楚，然后按照优先发展原则，对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资源进行产业转化；对一般性的具有生长可能性的文化资源维持伏，不宜匆忙开发；而对那些非转化资源予以有力保护，绝不能破坏性开发，以确保乡村人文生态的平衡。对这三种资源分门别类和科学开发，有利于乡村文化事业的建设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有利于乡村文化产业持续健康推进，有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和发扬。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现代传媒信息、现代生活方式不断进入乡村，农村和小城镇民风的民俗正在逐渐消逝。这一方面，让农民享受到了现代物质文明成果，是全社会整体进步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乡村特色文化也会因民俗风情的失落失传而失去独有的文化意味。因此，我们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应有意识地对富有地域文化特色的民俗风情进行现代性改造，吸收传统民俗文化中科学有益的养料，培育村民们的文承传意识，开展民俗风情演艺，吸引社会公众前来参与体验。在这一过程中，绝不能把农村落后现状等同于原生态文化，把原汁原味当作文化底蕴而不按照现代人的心性需求和审美观念来加以改良改革。因此，乡村文化产业发展不是和盘托出某种文化资源，而是按照现代产业生产要求和规律，根据文化消费市场的变化，精心呵护乡村文化，精心打造乡村文化，精心发展和丰富乡村文化。

乡村文化产业要立足市场、走进消费，面临着多样化的路径选择。一是可以通过特色乡村文化旅游来推出文化产品(这与交通状况密切相关)，吸引城市和外地游客前来感受独有的淳朴的乡村生活风味；二是可以通过体验经济来多样化展现乡村文化的参与互动魅力，将乡村生产、生活、民俗、农舍、休闲、养生、田野等系统链接，打造乡村文化产业链条；三是开发乡村石器、木器、竹器、藤器、草编、剪纸、泥塑、砖雕等土特名优工艺品，组织农民进行特色文化产品加工生产和经营；四是组织乡村歌舞、乡村竞技、乡村风情、乡村婚俗、乡村观光、乡村耕织、乡村喂养等表演和竞赛活动，提供具有浓郁乡土气息的文化服务；五是开展乡村休闲娱乐、地方风味餐饮、感受乡村生活等活动，为城市老年人、为国外旅游者提供居家式服务和自助式生活服务；六是开展乡村文化历史文化展览，生动系统地反映农耕文化、游牧文化、渔猎文化的特色和历史，开辟针对中小学学生的乡村文化教育基地，等等。这些经营方式，仅是乡村文化产业的基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应鼓励和支持乡村文化产业运营创新。因此，我们的创意、策划、咨询机构和文化艺术专家应重视乡村的建设，走进田野，走进村寨，提供智力支持，帮助和扶持乡村文化产业的项目定位、产业布局、经营管理和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站在城乡统筹发展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科学发展乡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