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范文10篇

同盟会范文篇1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同盟会范文篇2

一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同盟会范文篇3

中国同盟会产生于我国近代第三次革命高潮的前夜，是一个具有两重性质的政治组织，既是资产阶级的革命政党，又是一个包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地主阶级反满派的松懈的同盟。作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同盟会提出了一个以推翻封建专制、建立共和国和实际上只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平均地权”为内容的资产阶级政治纲领，推动了辛亥革命的发展。作为反清各派别的松懈同盟，它的成员没有在同盟会纲领的基础上真正地统一和结合起来，只是在各自保留其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以“反满革命”为纽带才联系在一起，这就埋藏着必然分化的种子。

“反满”成为同盟会内部各派暂时联结起来的共同基础，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决定的。清朝统治的最后半个多世纪，即十九世纪后半期到二十世纪初年，正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极点并向帝国主义阶段转变的时期，也是国内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和激化的时期。在国内外矛盾的猛烈冲击下，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濒临崩溃，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一天比一天深重。而这一切恰恰发生在清王朝这样一个长期坚持民族歧视政策的异族王朝统治的年代。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清政府是中国积弱贫困和一切苦难的渊薮。于是，“反满”这个曾经长期以来被汉族地主阶级反满派用以激励人们起来恢复“大明江山”的古老旗帜，被资产阶级拣来作为号召和联合一切“反满”力量的大□。资产阶级的革命家们俨然以地主阶级“未竟之业”的继承者自许，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首先是从异族手里夺回政权，即所谓“倾覆现今之恶劣政府，此造端之事业也<%汉民：《‘民报’之六大主义》%>”。一般地说，“反满”宣传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这里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排他主义和民族优越论，他们鼓吹“反满”，但很少同恢复明王朝或重建另一个汉族王朝联系起来，而是同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联系在一起。正如孙中山所说：“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孙中山选集》上卷第75页%>”。这就给“反满”这个传统口号赋予民主主义的时代内容，成为资产阶级政治纲领的重要部分。但是，“反满”的口号过于简单了，它不但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迎合其他阶级包括地主阶级中的反满派的脾胃，为他们所赞同和接受，成为同盟会这个松懈联盟的思想基础，即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赖以统一起来的重要前提。

然而，同盟会组织的两重性本身包含着深刻的矛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同盟会纲领明确地提出了当时中国革命所面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革命任务，但它并没有为所有的同盟会会员理解和接受。即使在民族革命问题上也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人抱着传统的“反满兴汉”的陈旧观念参加同盟会，他们从“夷夏之辨”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狂热地宣传“排满”，以为只要推翻了清朝，“就是中国人（指汉人）做皇帝，他们也是欢迎的”，或者认为“只要能够排满，民族主义能够达到目的，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便自然跟着做去，没有别样枝节<%同上书，下卷第795页%>”。章太炎就是这部分人的代表。在章太炎的许多言论中，常常直接从清初汉族地主反满派那里汲取思想，借用语言，认为他们要做的事业“不离吕、全、王、曾之旧域<%章太炎：《光复军志》。“吕、全、王、曾”指吕留良、全祖望、王夫之、曾静。%>”。章太炎并不那么欣尝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在他看来，所谓共和、总统之类，只能在革命动乱时起某种“调剂”作用，所以他说“共和之名不足多，专制之名不足讳，任他人与之称号耳<%《章太炎自定年谱》载《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第127页%>”，否认“共和”与“专制”之间有严格的区别。这些人是同盟会中的“一民主义”者，他们对孙中山极力倡导的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表示冷漠。在同盟会中，有更多的人是幻想在中国建立一个纯粹西方式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赞同“反满”和拥护民权革命的，但对于同盟会纲领中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生革命思想不感兴趣。宋教仁、胡汉民便是如此。宋教仁对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的社会革命学说从来不赞一辞，只说“今而后吾乃益知民族的革命与政治的革命不可不行于中国<%宋教仁：《我之历史》%>”。胡汉民因为不同意“平均地权”思想与孙中山进行过激烈的争论。他们是同盟会中的“二民主义”者。只有孙中山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如廖仲恺、朱执信等人才是同盟会三民主义纲领的真正服膺者。他们主张推翻清朝统治，不单因为它是一个满族人做皇帝的政府，而首先因为它是一个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进步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所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不仅如此，由于孙中山等人目击过西方国家里贫富悬殊和“社会革命其将不远”的现实，又初步接触到早期社会主义的思想学说，于是幻想用所谓“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使中国成为不但能够“媲迹欧美”，而且能够避免资本主义流□的理想国家。他们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真正代表者。

综上所述，可见对于同盟会的政治纲领真正能够完整地理解、接受并拥护到底的，只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急进分子，其余的绝大多数会员只是根据他们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决定弃取，对纲领中的民主主义的急进部分，或者漠然置之，或者反对。这种对于同盟会纲领的不同认识，乃是同盟会必然分化和解体的思想原因。

二

没有建立在共同的政治纲领基础上的思想一致，必然达不到组织上的统一与巩固。同盟会在准备和领导辛亥革命时期的民主革命运动中起过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它始终没有也不可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组织系统。组成同盟会的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了，可是在政治观点，活动地域以及会员成分等方面继续保留着各自的特点。兴中会是孙中山早在一八九四年创立的，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为宗旨的革命团体。随着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成熟和发展，到一九○五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组织。兴中会主要代表华侨中、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的政治要求。它的成员绝大部分是华侨中的中、小资本家，手工业者和学生青年。由于他们侨居异国，较少直接感受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痛苦，所以，一般华侨对于“反清复明之口语，亦多有不知其义者。”他们痛恨清政府腐败无能，迫切希望有一个强盛的祖国作后盾。因此，华侨资产阶级在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是比较富于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而较少单纯“反满”情绪的一部分。华兴会和光复会是黄兴、陈天华、宋教仁和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分别建立的两个革命团体。它们成立较晚，也还没有一个明确的革命纲领，如华兴会的口号是“同心扑满，当面清算<%黄一欧：《回忆先君克强先生》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609页%>”。光复会又叫“复古会”，它的组织龙华会宗旨是“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大明江山<%陶成章：《龙华会章程》%>”，都具有较浓厚的“反满”色彩。同盟会名义上主要是由上述三团体结合而成的，然而除兴中会外，光复会的绝大多数成员没有加入同盟会，所以“浙江内地多不知同盟会事，仍其旧名为光复会”。华兴会在与兴中会联合问题上意见歧异，有赞成完全联合的，有主张形式上联合而“精神上仍存吾团体”的，还有根本反对联合的，“终莫能定谁是，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宋教仁：《我之历史》%>”。正因为如此，尽管同盟会曾经详尽地拟定了一系列章程和规则，但只是停留在纸面上，从来没有能认真执行过，没有能形成自己的权威的核心领导和一体化的组织系统。

在同盟会的历史中，一九○七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这以前，同盟会全力与康梁保皇派论战，内部各派基本上是团结的。这年春天，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与黄兴等人在法属安南的河内设立秘密机关，擘画我国西南边隅的起义活动，并在随后几年中发动了多次的武装斗争，推动和鼓舞了各阶层人民的反抗运动。但是，孙中山的离开日本和武装起义的接连失败，使同盟会内部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各派别之间的矛盾和离心倾向渐趋明朗和表面化。原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等人“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荷英两属，遥戴章炳麟为会长”，甚至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冯自由：《光复会》%>”。留在东京同盟会本部的宋教仁、章太炎等人则对孙中山百般非难，无端猜疑，有人竟提出要解除孙中山的领导职务。他们对孙中山“一意规南服”，“以小故动众，劳师费财”和不重视联络会党的作法表不满，主张先储备人才物力，一旦时机成熟，则“沿江各省同时并举，先立政府然后北伐”。一九○七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和一九一一年在上海成立的中部同盟会，正是因不满于孙中山而别树一帜的表现，它说明同盟会组织在旧的裂痕之外又出现了新的裂痕。这种新的裂痕不仅反映了各派在策略思想方面的分歧，而且反映了原有政治观点分歧的加深。例如共进会就十分错误地将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标榜“以推翻清政府，光复旧物为目的<%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501页%>”，这就背弃了同盟会纲领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精华，使自己混同于一般会党。即使那个自称“奉东京（同盟会本部）为主体，认南方分会为友邦”的中部同盟会，也只声称“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见《建国月刊》三卷四期%>”，恰好抛弃了同盟会纲领中最急进的部分——民生主义。虽然共进会、中部同盟会和重新恢复活动的光复会都在会党或新军中做过比较深入的发动工作，在组织和领导长江中、下游各省的革命运动中有过积极的贡献，但它们在组织上重拉山头，另立门户，思想上夸大“反满”民族主义宣传，背离同盟会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是错误和有害的，它使得同盟会组织上的裂痕更加难以弥合，思想上的分歧更加难以泯除，因而使已经陷于涣散状态的同盟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高潮中更加软弱无力。

三

一九一一年十月，在孙中山和同盟会的推动和领导下，爆发了伟大的辛亥革命。从武昌起义开始的这场大革命，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我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这个中国历史的大变动中，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同盟会不是满腔热忱地站在斗争前列指导运动的深入发展，却随时准备同革命的敌人调和妥协。但是革命必须继续发展下去，它向革命的领导者提出一系列重大而紧迫的课题，首先是如何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和如何对待帝国主义在华利益，需要他们解答。这时，同盟会在理论上的分歧和组织上的松散的危害性就全部暴露了出来。

没有强有力的思想革命作先导，是辛亥革命的一个重大缺陷。同盟会革命党人曾经理直气壮地驳斥保皇派所谓革命必将造成内乱，召来瓜分的谬论，坚决地主张革命，热烈地讴歌革命，他们的信心只是建立在革命将会有秩序地进行并“毫不参以排外的性质”这样一种软弱者的幻想之上；他们猛烈地抨击保皇派抹杀满汉矛盾，否认民族压迫的存在进而否认民族革命的必要，而自己又错误地把中国看成只是“汉族的中国”，夸大了满汉矛盾，从一个极端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放过了两个最危险的敌人——帝国主义和汉族封建势力。正是在这种错误认识的指导下，他们把外国资产阶级当作“朋友”，企求同情和支持；把汉族官僚引为“同志”，希望同他们一起来推倒满族皇帝。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它怎么能够“毫不参以排外（即反帝）性质”呢？帝国主义列强又怎么会因为起义当局迫不及待地发表几篇声明，做出“所有清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各国之既得权利亦一体保护”<%曹亚伯：《武昌起义》%>等等保证，就“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呢？它们看透了革命党人的软弱和起义者内部的矛盾，便一面伪装“中立”，一面则全力扶植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十一月，袁世凯依仗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北洋武力，当上了清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此后，他玩弄清帝于指掌，使用反革命的两手，或停或打，或诱或压，迫使南方革命派节节退让。他下令冯国璋野蛮地焚掠汉口、猛袭汉阳，同时又两次派人潜入武昌，试探起义军对“议和”的态度，厚颜无耻地说什么：“余爱中国之民，较之共和党人主持急进者有过之无不及。故我兢兢者非为名誉权利起见，但欲为中国恢复秩序，和议有成”<%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6页%>。

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两面政策，像一帖催化剂一样加剧了起义阵营和同盟会内部的分化。那些暂时投机革命的立宪派和资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地主阶级反满派首先从起义阵营和同盟会中分离出去，投到袁世凯的怀抱。他们反对革命的深入发展，仇视任何一点民主表现，却又装扮成拥护共和的模样，高唱“革命军起，革命党销”的取消主义调子，企图从内部迫使起义者向袁世凯屈服。南北议和开始不久，立宪派头子张謇就写信给黄兴：“总之，军事非亟统一不可，而统一最要之前提，则章太炎所主张销去党名为第一。此须公与中山先生早计之，由孙先生与公正式宣布，一则可融章太炎之见，一则可示天下以公诚，一则免海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张孝若：《南通张季□先生传记》第172页%>”这是要孙中山放下革命旗帜，缴械投降。当时在上海有个名曰“共和建设讨论会”的立宪派组织，竟胡诌“各军政府、军政分府动则恃功假名，骄淫横恣，拂逆舆情，草菅民命，怨毒所积甚于晚清”<%《中国立国大方针商榷书》第11页%>。这反映了中国大资产阶级对人民革命运动的极端仇恨的阴暗心理。而、孙武之流的同盟会叛徒则被袁世凯收买利用，充当了袁氏窃国阴谋活动的走狗，对革命事业起着特殊的破坏作用。

以宋教仁、黄兴为代表的大多数同盟会革命党人，希望利用袁世凯和他拥有的北洋武力来迫使清帝退位，以便结束革命。他们对袁世凯既幻想又不安。袁世凯刚“出山”，武昌方面的党人便天真地认为“彼既是汉人，如有一线天良，决不能为满奴出力。若能夺得荫昌兵柄，与民军一致，我辈亦可利用。”<%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正编第137页%>黄兴也认为象袁世凯这样的汉族实力派，如果能满足他的欲望，他会无所顾惜地推倒清朝，否则他就会象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那样搞垮革命，那时“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失去也未可知”<%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载《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0页%>。还有人被袁世凯的其势汹汹吓昏了头，说什么“项城赞成共和则中国存，项城保持君主则中国亡，存亡中国之权悉系于项城之手”<%廖少□，《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第30页%>。在这种种错误思想影响下，武昌方面的革命党人同意了与袁世凯议和，并做出“先倾覆满清者公推为大总统”这样一种不光彩的暗示，给袁世凯一颗定心丸。随后又在汉口召开的起义各省代表会议上通过了“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的决议。这说明南方起义阵营已经做好了妥协投降的准备。虽然当时确有少数起义军将领和同盟会会员是坚决主战、反对议和的，他们曾正确地指出“袁贼借口议和，阴谋进取”，认为“和议决无可信之理，我军决不可听”<%《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六号%>。但是这些来自各地的主战呼号和袁军在山陕等地违约进攻的枪声并没有能使南方起义当局的头脑清醒起来。

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天，孙中山在美国典华获悉“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喜讯，便启程赴英，打算“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孙中山当时的兴奋和喜悦是可以理解的，他认为“近日中国之事，真是央央大国之风，从此列强必当刮目相见”，“今后之策，只有各省同德同心，协力于建设，则吾党所持民权民生之目的，指日可达矣。”十二月二十七日，孙中山怀抱着美好的愿望回到上海。这时南北议和已在进行。孙中山在对欢迎群众讲话时明确表示反对与袁世凯议和，强调“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主张“运用革命武力统一全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邵元冲：《中华民国开国史》载《建国月刊》十五卷四期%>。但是他的这些正确意见没有得到仅仅对谈判感兴趣的同盟会其他领导人的赞同。孙中山后来回忆说：“民国建元之初，予极力主张革命方略，以达革命建设目的，而吾党之士多期期以为不可。经予晓谕再三，辩论再四，□无成效，莫不以予之理想太高。而南京政府成立之后，仍继续停战重开议和也。<%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中华书局一九六○年新一版第一册第156页%>”孙中山虽然被选为南京临时政府的第一任大总统，但正如他自己的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能实行主义而徒拥虚名”的空头衔。他是靠声望，而不是靠权力，才得以继续给时局以影响。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同盟会中央由上海迁至南京，并决定“易秘密为公开”。同盟会由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改变为“公开的政党”，反映了内部各派对当时形势与前途的不同认识和估计。宋教仁等人认为现在“武力革命”已经结束，同盟会“应改为公开之政党，从事于宪法国会之运动，立于代表国民监督政府之地位，不宜复带秘密之性质”<%《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他们以为专制推倒了，“共和”成立了，同盟会应该学西方那样，从事公开的、堂堂正正的议会斗争了。少数左派党人则正确地认为：“革命之目的并未达到，让权袁氏，前途尤多危险，党中宜保存从来秘密工作而推广之，不宜倾重合法的政治竞争而公开一切”<%《胡汉民自传》，中山大学图书馆藏抄本%>。可见，在同盟会应否“公开”的问题上，存在过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和严重的斗争。同盟会终于由秘密而公开，表明右倾势力开始占据支配地位。在“同盟会公开时代之总章”列举的九项政纲中，大都是缺乏民主革命精神的抽象条文。许多立宪派和官僚政客纷纷混入党内，与革命素无关系的黎元洪也成了同盟会的“协理”之一。这时的同盟会已经蜕化成为一个丧失秘密时代的进取精神的小政团，它较之当时雨后春笋般林立着的其他党团已经毫无夺目之处了。

四

一九一二年四月，“南北议和”终于以南京临时政府和革命党人的退让妥协并交出政权而结束。清帝“逊位”了，孙中山也不得不离开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国内出现了短暂的和平局面。但是袁世凯深知这只是实现其窃国野心的第一步。他一面把自己打扮成民国的“保护人”，别有用心地对革命党人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无论何种政党，均宜蠲除成见，专趋于国利民福之一途。”<%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6页%>有人问他是否打算效拿破仑帝制自为，他假惺惺地答称：“华盛顿为历史中最有名人物，建造自由国，余何故欲为拿破仑而不为华盛顿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51页%>还故作姿态，三番五次电催孙中山、黄兴来京“商榷救国大计”。可是另一面却在积极扩充军备，伺机武力消灭南方革命势力袁世凯在暗里磨刀，宋教仁、黄兴等人却陶醉在会议竞选的胜利中，大做其“政党内阁”、“新旧合作”的美梦。宋教仁常说，现在南北统一，共和确立，因此非新旧势力“糅和”不可，无需再谈论什么“铁血的精神”，而应当“拿出政治的见解”来合法地奋斗。为了适应这种合法斗争的需要，同盟会必须“改弦□□，另谋发展，努力接近袁氏，借图进取”<%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57页%>。黄兴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希望袁世凯能够依照南京“临时约法”的规定，首先组成“责任内阁”，然后再用“化旧为新”的办法进一步组织“政党内阁”。他逢人便劝其入党，甚至劝说袁世凯来当同盟会的领袖。可是袁世凯明确表示过对“政党内阁”不感兴趣。怎么办呢？黄兴却有妙法，说他愿意在“大总统与国民党之间取调停态度，其办法即阁员之半数请大总统竭力劝其入国民党”<%马震东：《袁氏当国史》，第105—166页%>。你袁世凯不让政党组阁，那就让你的阁员加入我的党。这就是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心目中的所谓“政党内阁”！一九一二年八月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公党而组成的国民党，正是为了适应这种“政党内阁”的需要而胡乱拼凑起来的政客集团。它的主要社会基础是那些幻想在袁世凯的军阀统治下获得发展机会的中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指望在袁世凯脚下分取一杯羹的腐烂政客。这样一个“只图党势之扩张，不求主义之贯彻”的议会党，不但完全抛弃了同盟会秘密时期的民主革命精神，而且较之公开时代的同盟会也是一个倒退。绝大多数党员根本不知“革命”为何物，而是一群在官场中追名逐利的政治掮客。甚至章太炎也无限感慨，说“纯粹的革命党，现亦变成官僚派了”。只要能够捞取金钱和官职，他们可以出卖灵魂，出卖一切。“我们政治上的人，不讲做官讲什么呢？”<%邹鲁：《回顾录》第81页%>这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

诚然，孙中山当时也有过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轻信了袁世凯的许多漂亮“诺言”，以为袁既已承认共和，又有临时约法来约束他，他怎么能“反悔”，怎么会自绝于人民呢？孙中山还错误地宣称“十年不予政治”。但他对于临时约法并不满意，对宋教仁等人沉溺于议会竞选、背弃同盟会革命传统而改组国民党的错误做法，也是一贯反对的。他被人推为国民党的理事长，但“于党事则一切不问”。除孙中山外，廖仲恺、朱执仪等人也坚决反对同盟会改组，曾吁请孙中山采取坚决措施来整顿同盟会组织，清除不纯分子。

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的歹徒枪伤致死。宋教仁是当时国民党的实际领袖，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和政党内阁的狂热鼓吹者，因而被袁世凯视为最露骨最危险的政敌。宋的被杀显然是袁世凯准备进一步向“共和”制度开刀和用武力消灭南方势力的信号。但是这一严重事件竟没有引起党人应有的警觉。他们还在那里高喊所谓“法律解决”，指望张謇等人的“调停”。而宋教仁这个西方制度的盲目追求者直到临死还在默祷“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于不拔之宪法，则仁死犹生”。<%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154页%>迷恋“议会制度”的人们的悲剧正在这里，真是至死不悟。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即由日本回到上海，主张立于“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实行“武力讨袁”。但他的正确主张照例得不到支持，就连他多年的老战友也不以为然。黄兴认为现在民国成立，“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当孙中山准备去南京起兵讨袁时，黄兴又说他“不善戎伍，措置稍乖，贻祸匪浅”，极力阻拦。

袁世凯看透了南方党人的分歧和无能。五月二十四日，他气势汹汹地警告：“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我受四万万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第49—50页%>在袁世凯的战争威胁面前，孙中山再也无法组成一条统一的反袁战线了。所谓“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了。然而“宋案”和“二次革命”从反面教育了人们。孙中山更加坚定了“非去袁不可”的决心。他在给南洋侨胞的位中说：“此次失败以后，自表面观之，已觉势力全归乌有，而实则内地各处，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不啻万倍；而袁氏之种种政策尚能为国民制造革命党”。他满怀胜利信心地表示：“吾辈既以改革发展为己任，虽石烂海枯，此身尚存，此心不死。既不可以失败面灰心，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精神贯注，猛力向前，应乎世界进步之潮流，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胡去非：《总理事略》第188页%>。革命的失败也教育了那些处在动摇和彷徨中的人们，使他们得到新的觉悟，越来越怀疑袁世凯所谓“永不使君主制度再行于中国”的“诺言”，从而使孙中山领导的反袁“护国”运动获得远为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参加者。

“二次革命”中，尽管国民党表现得那样软弱无能和不堪一击，袁世凯还是嫌它有些碍手碍脚，遂于一九一三年十一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同时追缴了四百三十多名国民党笈议员的证书徽章，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停止活动。这时的国民党已经四分五裂，凌乱不堪，什么政友会，相友会，癸丑同志会、欧事研究会、超然社等小团体纷纷出现。许多人心灰意冷，隐居书斋，另一些人则甘心充当袁氏帝制阴谋的可耻帮凶。惟有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等坚定的左派党人，没有被袁世凯的得势于一时所吓倒，毅然抛弃国民党的破烂旗帜，恢复同盟会秘密时代的革命精神，重组“中华革命党”，提出“第三次革命”的响亮口号，成为反帝制运动的领导力量。

同盟会从一九○五年成立到一九一二年蜕化为国民党，只有七年历史，犹如“昙花一现”。它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出现和消失，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旧民主革命时期由上升到衰落的政治生涯。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在这次革命中，资产阶级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它的革命性发挥到了极点，但同时也是它政治上走下坡路的起点。同盟会的每一次分化，都是一次倒退，这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衰退在组织上的表现。辛亥革命后不久，民族资产阶级便逐渐丧失领导作用，让位给正大步走上历史舞台的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的历史时期。

同盟会范文篇4

一、要求学生掌握的基础知识：

1.兴中会的成立(时间、地点、意义)

2.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中心、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和思想主张)

3.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广泛建立(华兴会、光复会及领导人)

4.孙中山创立中国同盟会(成立目的、时间、地点、意义、纲领、刊物、性质)

5.三民主义及其作用。

二、要求学生从思想上认识：

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顺应了时代潮流，推动了社会发展，以此进行历史观的教育。

2.孙中山等积极开展民主革命活动是一种关心国家民族前途的爱国行为，以此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三、要求培养学生的能力：

1.培养阅读教科书，自制图表和归纳整理知识的能力。(填制同盟会简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传播简表)

2.通过探讨同盟会的政治纲领与三民主义的关系，提高学生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教学重点

1.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代表人物，主要著作)

2.同盟会的成立(时间、地点、纲领、性质)

3.三民主义

教学难点

同盟会纲领和三民主义的关系

教学方法

以谈话法为主，辅以图表、图像、阅读、讲解法

教具

①孙中山像

②兴中会、中国同盟会简表：

(二)教学过程

师：(展示孙中山像，导入课文)请看，这是谁?

生：孙中山。

师：知道他对中国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吗?

众生：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

师：孙中山领导的这场革命，具体情况如何呢?今天开始学习的16、17、18课，将会告诉我们。

第16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板书)

师：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是怎样组织、发动这场革命呢?

一、孙中山的早期革命活动(板书)

师：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少年时代，太平天国历史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在广州、香港读书时，他无论什么学科总是满分。毕业后，他开业行医，医术高明，医德高尚。后来，孙中山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重要”，开始从事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

师：1894年，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的建议，结果遭到拒绝。孙中山因此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才能救中国，于是决定建立一个革命的团体，叫什么?

生：兴中会。

师：(板书：兴中会、1894、檀香山。)(挂出兴中会简表。)

师：檀香山在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上，也叫火奴鲁鲁。

兴中会是在进步华侨的支持下成立的，因此孙中山把华侨称为“革命之母”。孙中山以后进行革命一直得到华侨的支持。

兴中会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初步形成。

师：兴中会成立后，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孙中山派兴中会会员陆皓东去广州筹划起义。由于叛徒出卖，陆皓东等人被清政府逮捕，惨遭杀害。请同学们看课本上陆皓东像，像下面有介绍，大家看看孙中山是怎样评价陆皓东的。

师：陆皓东牺牲后，清政府下令通辑孙中山，孙中山到国外发展革命组织，准备再次发动起义，成为中国最有名望的革命党人。孙中山对革命矢志不渝，一往无前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此外，还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不怕杀头，积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

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板书)

师：宣传革命的中心主要在那里?(学生看书回答：上海、东京)

1.中心(上海、东京)(板书)

师：上海“新兴工业发达”，民族资产阶级力量也比较大，开始成为政治舞台的重要力量。

大批中国留学生在东京聚居，他们接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成为民主革命思想的积极传播者。

宣传家通过一些刊物、杂志和翻译一些资产阶级革命的书籍进行宣传。课文中提到那些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宣传家?(看书回答)

2.宣传家(在黑板画表，代表人物只填姓名，其余学生填)

师：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再看看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事迹。

指出革命是“除旧布新”的良药的是谁。(众生：章炳麟)很明显，这是反立宪，反保皇，主张革命的。

邹容：自称“革命军中马前率”，号召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自由的“中华共和国。”

指出清政府是“洋人的朝廷”的是谁?(众生：陈天华)

请看课本上《猛回头》摘录，阅读后思考摘录下面问题。

师生共议：上段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及清政府的走狗本质。下段号召人民起来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政府的统治，可见宣传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师：这些思想家的著作成了宣传革命的锐利武器。清统治者恐慌异常，制造了《苏报》案。邹容备受折磨，死于狱中，年仅21岁。(请看课本上，三位宣传家的画像，注意有五角星，需识记。)但民主革命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革命思想是镇压不了的。各地纷纷建立革命团体，孙中山将这些团体联合起来。

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1905)(板书)

师：同学们看课本，孙中山联合哪些革命团体成立同盟会呢?

众生：华兴会，光复会。

1.华兴会、光复会(板书)

师：大家说说这两个革命团体的负责人、所在地、成立时间?

众生：华兴会的负责人是陈天华、黄兴、宋教仁，成立于长沙，时间是1904年2月。

光复会的负责人是蔡元培，成立于上海，时间也是1904年。

师：华兴会、光复会加上兴中会，成为中国同盟会成立的组织基础。(板书加上“兴中会”和“组织基础”。)同盟会成立的目的是什么呢?

众生：为了集中革命力量。

师：对了。由于民主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必需相互联合，集中力量，共同奋斗。于是孙中山积极奔走，着手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2.中国同盟会成立

师：请参照兴中会成立表，自己设计一个表，并填写，同时看看它与兴中会有哪些不同和新内容(学生制表)。

师：谁来说说同盟会与兴中会有哪些不同和新内容。

生：有政治纲领、机关刊物，是政党等。

师：(挂同盟会简表)看你做的表与老师做的是否一样。(比较两表)同盟会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朗读)“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鞑虏”指满清统治者。“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孙中山解释为：“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国家”，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的统治，“建立民国”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平均地权”什么意思呢?请看课文小字末两行。因为人民恨清政府，所以这个纲领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师：为什么说它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呢?

1.有统一的组织，在东京设总部;国内设有五个支部，支部下按省设分会;国外设四个支部。2.有领导机构，选举了孙中山为总理。3.有政治纲领，机关刊物《民报》等。所以中国同盟会是第一个全国规模的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

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师：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又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三大主义称为“三民主义。”

5.三民主义(板书)

师：哪三民主义?

众生：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

师：三民主义是同盟会纲领的另一种表述方式。看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利用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民族主义;“建立民国”即民权主义;“平均地权”即民生主义。三民主义和同盟会纲领一样，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它是旧民主主义时代的产物，因此，又称旧三民主义。但在当时，它是一面鲜明的民主革命旗帜，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课堂小结

今天学习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兴起，重点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要记住课文提到的三位宣传家和他们的著作)，还有中国同盟会的成立(重点记住成立时间和革命纲领》及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实际上，这也就是介绍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的组织和思想准备工作。下节课将介绍他们运用武装斗争方式反封建统治的斗争。

练习巩固

同盟会范文篇5

民国初年，政党勃兴。据台湾学者张玉法统计，当时政治性的社团有312个，而由以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党影响最大，也更具有西方政党特征。

1.国民党。国民党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为实行政党政治、对抗立宪派、限制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在宋教仁等人的积极主持下，由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4个小党派组成的，1912年8月25日正式成立。辛亥革命以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12年3月3日，同盟会在南京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决定把同盟会改组为公开政党。大会制定并通过了新的《中国同盟会总章》，选举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为总务部主任干事，张继为交际部主任干事。改组后，会务有所扩张，不到几个月时间，会员增至10万余人，支部遍于18个省区。临时政府北迁后，同盟会本部由南京迁至北京。同盟会改组后，大批旧官僚、立宪派和各种投机政客纷纷涌入，成分复杂，组织上严重不纯，革命性减弱。孙中山和黄兴虽被推举为主要领导成员，但不注重党务，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实际事务只是宋教仁一人操持。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5个党派，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宣告国民党成立。

2.共和党。共和党是立宪派为了对抗同盟会，联合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党同志会、民国公会5个小政党政团而组成的，1912年5月9日正式成立。共和党以保持全国统一，取国家主义，以国家权力扶持国民进步，应世界大势、以平和实利立国为政纲。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国家主义就是反对同盟会、支持袁世凯的同意语。由于共和党视同盟会为第一政敌，因此共和党的成立及其活动，自然得到了袁世凯的大力欢迎和支持。其两者的关系，正如同盟会的激进分子戴天仇所揭露的那样：“袁氏欲利用共和党而固其位置，共和党亦欲利用袁氏而开其升官发财之路。”

3.。是1912年10月在上海合并组成的政党。并入的有国民协会、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促进会、民国新政社、共和统一会、共和俱进会等6个政团。4.统一党。在统一党并入共和党8天后，章炳麟于5月17在北京本部召开大会公开宣布与共和党分裂，统一党复行独立，并改理事制为总理制由他自任总理。政治倾向与共和党基本一致，因此，并没有什么作用，存在时间并不长。

二、民国初年多党制政治失败原因

对民初多党制政治失败的命运进行具体考察,可以从如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缺乏实行多党政治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明末清初,中国的资本主义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新式工业逐渐增多,但仍然显得微弱和单薄,资本主义企业数量仍然很少,截至1911年,中国近代工矿企业仅有562家,资本1亿3千2百余万元。据记载,1911年中国历年创办的资本额在1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约953家,创办资本额共计20380.5万元。民初全国资产阶级约10万人,约占全国4.068亿人的0.02%。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队伍还相当弱小,而为数不多的资产阶级又分化为充当帝国主义走狗的大资产阶级和具有妥协性和软弱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因而,仅仅依靠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去实现政党政治和多党制,无疑难以逃离覆亡的厄运。

2.缺乏对政党的认识和了解。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主体上是一种与西方的公民型政治文化大相径庭的臣民政治文化,在这种文化中，竞争、平等的念几乎是不存在的，相反,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产物,要求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识、党派意识,并积极投身到政党活动当中去,这是实行政党政治和多党制的必要条件。民初政党的名目虽然繁多,但许多政党是随意组合起来的,少则几个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而知晓政党的人更是寥寥无几,孙中山说“:中国人多不明白党字之真义,就是已入政党的党员,也不能人人知道政党之作用。”就连国务总理赵秉钧也坦然承认这一点。他们入党虽然各有目的，或作为装饰品,或作为牟利的工具,但的确不知道政党的真谛。更为可笑的是跨党者不乏其人“,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最多者竟跨10余个党,实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正因为如此,在选举投票过程中,政党被操纵在少数政客手里,任凭其万般舞弊,愚弄民众,最后酿成天下政党不应有的败局。

3.缺乏必要的政治法律制度环境。政党所在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环境对政党的产生和发展产生直接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民初的中国,政党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资产阶级的力量仍然十分脆弱,除短暂的南京政府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外,其余的都是封建专制政权和军阀独裁政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制度。

同盟会范文篇6

1.知识与技能：通过本课学习，了解孙中山成立兴中会;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性质、纲领、三民主义;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利用有效的课程资源，培养观察和想象能力。通过探究活动，培养独立思考和学会搜集资料并能从有关资料中提取信息的能力。在教师的指导下，通过对三民主义的评价，培养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问题的能力。

2.过程与方法：通过对历史现象的分析、对比，掌握透过现象找出本质的学习方法。通过分析本课与前后相关内容的内在联系，掌握广泛联系的历史学习方法。

3.情感、态度、价值观：通过对本课的学习，认识到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昌起义的枪声，是辛亥革命志士不屈斗争精神的表现，从而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和不断进取的精神;三民主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较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纲领;革命派倡导的民主革命是顺应历史潮流，符合民族利益的。

本课重点

中国同盟会的建立及其纲领;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本课难点

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

教学设备

多媒体

学生课前准备

1.收集、整理有关孙中山的故事

2.编排历史课本短剧

板书设计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出示一组图片)这些图片和哪一人物有关

生：孙中山

师：据统计，全国仅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小地名就有数千处之多。孙中山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人物，被尊称为“国父”。“国父”那一定是缔造这一国家作出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哪位同学能向大家介绍一下孙中山，讲一讲有关孙中山的故事?(幻灯片显示孙中山图片)

生：讲述收集的故事。

师：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的最大功绩和主要贡献是领导了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结束了一个旧时代，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场革命就是辛亥革命。

讲授新课：

1.兴中会的成立

师：19世纪末的中国是一幅悲惨的景象，中国人民承受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华民族处于濒临灭亡的境地。一心救国图强的孙中山于1894年上书李鸿章提出变法自强的建议遭到拒绝，使他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朝封建专制制度，才能够拯救中国。同年11月，孙中山联合一些反清志士共20多人，在美国的檀香山建立了兴中会，从此开始了他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历程(幻灯片显示)。

师：兴中会把誓言“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作为革命纲领，这是中国第一次提出推翻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合众政府的主张，因此，兴中会是近代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继兴中会之后，革命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幻灯片显示表格)。

2.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师：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已经形成，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已经成为时代的必然。这时怎样做才更有利于革命的发展?

生：作答，由学生评判谁答的更确切。教师引导得出正确答案：由于革命运动的不断深入，分散的、地方性的革命团体已经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集中革命力量，有必要互相联合、共同斗争。于是，孙中山积极奔走，着手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于1905年8月联合主要革命团体的成员建立中国同盟会(显示中国同盟会成立情况)

师：(解释同盟会政治纲领的具体含义)“鞑虏”是指满族统治者，而不是指整个满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满”就是反对民族压迫，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的走狗清王朝，这也就客观上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民国”就是推翻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平均地权”就是改革土地制度。因此，同盟会的政治纲领适应当时历史的发展，符合人民的要求，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

3.三民主义

师：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简称“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对同盟会政治纲领的进一步阐述和完善，也是同盟会革命纲领的另一种表达方式，二者并无实质上的区别。在当时他就是一面鲜明的民主革命的旗帜，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显示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的关系及三民主义的具体含义)。那么我们如何评价“三民主义”呢?

生：(探究讨论，回答)

师：点拨：“三民主义”是比较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是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它表达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与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的共同愿望。但“三民主义”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以及试图在不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前提下解决土地问题，这些局限是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体现，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可能彻底的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幻灯片显示)

生：自主学习、知识提炼，用表格的形式比较兴中会与同盟会的成立情况(幻灯片显示)

4.武昌起义

师：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提出，对革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革命党人发起了一波又一波武装起义(幻灯片显示)，他们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毫不气馁。一场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革命爆发了。

师：让我们一起回眸历史，看一看，1911年10月10日晚八点，武昌新军工程八营营房里发生了什么?掌声欢迎学生上台表演。

生：(表演课本剧，重现金兆龙等新军领导人与反动军官的斗争)

师：小演员的精彩表演，使我们好像回到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让我们继续关注革命进程。(播放录像《武昌起义》)

师：为什么武昌起义又称为“辛亥革命”?

生：(回答)

师：(简单解释广义与狭义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胜利，在全国产生了连锁反应，革命形势席卷全国。(出示幻灯片《武昌起义后形势图》)

生：(看图找出独立的省名)

师：在一个多月里，共有14个省先后独立了，表明清政府的统治已陷入土崩瓦解的局面。建立全国性政府的时机成熟了。

6.中华民国的建立

生：与老师共同归纳中华民国成立的历史条件。(幻灯片显示)。

师：中华民国是一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为主体的政府，它的建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达到了高潮。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果。(幻灯片显示中华民国建立情况)

7.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

师：但辛亥革命的果实却被窃取了。

生：是袁世凯。

师：哪位同学能介绍一下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的情况

生：介绍

(幻灯片显示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的原因)。

8.辛亥革命的功绩和教训

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归纳，教师讲解)(幻灯片显示)

9.梳理本课知识脉络

(从辛亥革命的兴起、发展、高潮、结局四方面梳理)

问题探究

1.概述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初，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各种政治力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及其影响。

学生：(联系所学，互相交流得出答案)(幻灯片显示)

2.有人说：“辛亥革命有成功的一面，也有失败的一面。”你同意这种说法吗?为什么?

生：(自然分成两组，各抒已见)

师：指导学生用一分为二的分析方法去评价历史事件。指出衡量一场革命的成败，关键是看革命的根本目的和预定目标是否在大多数程度上达到，然后和学生一起归纳。

师：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这一任务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才能完成。但是，孙中山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永远闪耀着光芒。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总书记是怎样评价“辛亥革命”的。(幻灯片显示在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节选)

拓展延伸：

师：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今日之中国，到处是发展和进步的蓬勃场面，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大大提高，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昔日积贫积弱的历史旧貌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日之中国，国家统一，各民族团结，爱国统一战线不断发展壮大，香港、澳门回到了祖国怀抱。今日之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与日俱增，已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力量。今日之中国，邓小平同志领导我们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正在展现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幻灯片显示中国取得的成就)

师：(小结)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辛亥革命的成败当由历史来检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武昌起义浮雕充分说明，辛亥革命在中国发展历程中写下了重重一笔。领导这场革命的孙中山先生，他的丰功伟绩将昭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在探索富民强国之路上贡献自己的智慧与力量。我们相信，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一定能够实现。同学们，我们一起努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

同盟会范文篇7

一、梳理教育理论，寻找课程依据

随着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的发展，馆校合作有了扎实的理论支撑。博物馆学和中学历史教育学在教育理念上的转变为馆校合作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着力点：关注学习者。博物馆学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新博物馆理论（又称为批评性博物馆理论）、后博物馆学，引起教育理念的巨大转变：由对展品的关注转变为对参观者的关怀。对参观者的关怀促使博物馆不再以权威者自居，而是了解参观者的需求，在吸收建构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为参观者提供良好的学习服务。中学历史教育发展的转折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90年代。此时，新的历史教育观将着眼点放到学生这一主体上，而且为服务于学生的“学”提供了一个开放、主动的环境。[3]博物馆教育理念和中学历史教育理念的新变化都指向服务人的全面发展。这为馆校合作在高中历史校本课程开发中应用提供了一个相同的着力点。教育理念的变化也推动着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变革。从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博物馆教育方式广泛借鉴了教育学、心理学、传播学等多种领域的研究成果，涵盖博物馆教育的各个过程，如策划教育活动时有学习动机模型。开展教育活动时，有琳达•凯利的6P模型、乔治•海因的建构主义教授法等。[4]学习活动结束之后，对学习结果和教育活动进行评价则有艾琳•胡珀-格林希尔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5]在中学历史教学中，情境教学法、问题教学法、史料教学法也被广泛运用。无论是博物馆教育还是中学历史教育中的新方法，他们都是教育心理学的成果如发现学习、体验学习在不同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具体表现。于是，在操作层面，博物馆教育方法和高中历史教育方法有着共同的学术背景，这为馆校合作开发高中历史校本课程提供大量的教学方法，有助于课程顺利地实施。

二、综合多方资源，明确课程定位

博物馆教育理论、历史教育理论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观念的指引和方法的指导。综合馆校资源，确定课程目标可以更好地指导课程实践。笔者认为，馆校合作开发历史校本课程涉及多个主体，需要根据斯基尔贝克的环境分析模式，先对学校、博物馆、其他组织进行环境分析，再设定课程目标。具体到本课程各主体的分析：执信中学成立于1921年，是孙中山先生为纪念革命活动家、理论家朱执信先生而建，因此执信中学“延续着朱执信的革命和事业，弘扬和充实着朱执信的革命精神。”[6]执信中学内的校史馆、朱执信墓为校本课程的开发提供了充足的课程资源。此外，执信中学的学生对于学校的历史、朱执信先生的事迹有着极大的兴趣，但常规的历史课堂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本身的历史资源，满足学生的学习要求，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家国情怀。从博物馆的角度来看，辛亥革命纪念馆的曹霞老师为本次馆校合作提供私人收藏的文物、设计教学材料，发挥智力支撑的关键作用。执信中学邻近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该馆为学生参观博物馆提供场地资源和讲解服务。环境分析为馆校合作开发校本课程做好可行性的保证，以此为基础书写课程目标可以帮助馆校双方发挥资源系统和教学系统的最佳合作状态。结合对执信中学、辛亥革命纪念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分析，笔者确定课程总体目标：学生通过朱执信先生的事迹，以点带面了解执信中学的发展历程和中国近代史的重大历史事件，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其次，笔者根据史料实证、家国情怀这两个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和美国博物馆学家艾琳•胡珀-格林希尔提出的一般学习结果理论将总目标细化为知识和理解、技能、态度和价值、享受灵感创意、活动行为和发展这五个维度，[7]如下表所示：技能、情感，还尤其关注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乐趣的获取、灵感和创造力的激发以及行为的特点。这些内容顺应博物馆教育和中学历史教育的新趋势，有助于学生向积极学习者的身份转变。

三、巧用多种形式，实施课程内容

课程目标确定之后就需要结合环境分析的信息对馆校双方的资源进行组织和安排，最终形成有机的课程结构并实施课程内容。为了引导学生更好地感悟以朱执信先生为代表的英烈毅勇果敢的精神，《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计划讲述以下10个故事：东渡、中国同盟会、论战、马克思主义、法政学堂、会党与新军、黄花岗起义、民军与光复、中华革命党、援闽粤军，借助史料研习、实地参观、汇报这三种主要形式实施课程。文物是进行史料实证的依据，是历史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但是文物本身承载的信息量大，需要教师结合问题情境来引导学生进行探究。如在《中国同盟会》这节课上，笔者由朱执信先生是同盟会会员导入学习，设置“中国同盟会的发展历程是什么—中国同盟会的资金来自哪里—你认为中国同盟会的性质是什么—你对中国同盟会有什么认识”这条问题链，引导学生通过小组合作梳理同盟会发展的历程并分析中国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同时掌握提取文物信息的技巧。通过对文字和图片史料的分析，参与课程的同学对中国同盟会、文物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罗同学认为：“中国同盟会对当时许多具有先进思想的人影响较大；相比于其他支部的入会证书，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的入会证书印刷精良，说明广东支部经济条件好，因此发展得较好。”此外，初次接触文物也给学生的认知带去了不小的刺激。陈同学表示：“文物上的印刷、落款等细节真实地还原了当时的革命人士筹措资金的过程，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从学生的反馈中，笔者欣喜地了解到学生不仅能将具体历史事件置于时代之中进行分析，还能结合文物分享自己独特的体会，史料实证的意识在学生心中悄悄扎下了根。在“重参与、重过程、重体验”的教育理念指引下，[8]《朱执信和他的时代》这门课程除了借助文字和图片史料进行研习，在课程实施中还进行了实地参观。笔者策划参观活动时，先和校本课程开发小组的教师到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踩点，在博物馆游客服务中心进行讲解员预约，随后结合博物馆的展览和课程内容为四个学习小组设置参观思考题。“博物馆学习的目标之一是帮助人们学会观察实物，以及通过有意义的提问直接从实物中获得知识。”[9]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开展参观活动，笔者在每个思考题后附上小提示，发挥学法指导的功能；从展览的构成、博物馆选用的文物、文物的外观、功能、价值等角度，为学生提供参观博物馆、观察文物的方法，并适当引导学生结合近代广州独特的时空背景对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康梁维新运动、国民革命、抗日战争等事件进行思考。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或观察实物直接得出结论，或不同类型的史料（文字和实物）相互印证结论，在亲身实践的过程中真切体会史料实证的魅力。在实地参观之后，各小组的同学以汇报的形式对思考题进行解答。余同学从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中鸦片烟馆的复原场景切入，以个案分析的形式阐述自己对鸦片战争的理解：“鸦片烟馆内的客源上至高官富商，下至贫民百姓，可见鸦片入侵对国民的影响之大与范围之广。”刘同学认为个案分析有局限性，因此她结合博物馆的图片资料和所学的历史知识，从时间发展的纵向角度分析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的表现和原因；管同学同样借助博物馆的图片来分析广州的民众在抗日战争时期积极参与抗战救亡活动，但她们从横向的角度，展示学界、妇女界、商界、文艺界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为抗战救亡贡献力量。陈同学在汇报之后也分享自己的感想，他们表示：“我们了解到广州近代史并体会其魅力，深刻感受到广州近代史的坎坷和激荡。通过资源整理和展示，我们也收获到了分类整理学习这一学习方法。”

同盟会范文篇8

上节课，丁茜老师给我们讲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其实几句非常精炼的话就可以概括：两个“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一个“核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三个代表”(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理解真正理解起来，却不是一两本书能包涵的，这里，我谨就自己感受最深的一点来谈谈我的感想。

丁老师在课堂上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原话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意思是，是否有其他的政党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而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丁老师给我们列举了一系列中国革命历史来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能解救中国。先说农民起义，中国社会由封建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农民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变革的主力军，依然是中国社会的弱势群体。长期处于弱势群体的农民时时都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所以，生活陷入绝望的农民往往敢于铤而走险，揭竿而起，太平天国运动就是近代农民希望改变自己命运的一次生动写照。俗话说官逼民反，农民阶级从来都是受压迫的阶层，是能够博得我们同情的，也有理由起来反抗，但农民阶级不仅在现代社会具有局恨性，即使放在封建社会也是落后的阶级，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带来的是对生产力的盲目破坏。而且大都没有彻底改良现状的长远计划，成不了大事。因此，中国尽管有二千年封建史，农民起义无数，但结果最多只有两种，一是被镇压，二是当了炮灰，让地主豪强的地方武装下山摘了桃子。农民起义要成功，必须要有自己明确的纲领，而这种理论和纲领，农民是提不出来的，这就决定了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无法解救中国的。

其次说说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革命中最具影响力的莫过于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沉重了打击了帝国主义，二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对于世界人民，特别是东方各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个巨大的鼓舞。总之，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的确中国的发展趋势，铺开了一条金色的道路。但辛亥革命成功得仓促，到手的乃是不彻底的胜利。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只完成了第一项—民族主义，其他民权、民生长期挂着欠帐。而且就民族主义一项来说，完成的也仅仅是“驱除鞑虏”，各个帝国主义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袁世凯上台后,中国在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下，三民主义成了纸面上的东西，他们挂羊头卖狗肉，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就这一点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却是煮了一锅夹生饭。辛亥革命果实最终被袁世凯窃取，中国反帝反封建任务并没有完成，所以它又是失败了。

领导这次革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缺乏明确反帝纲领和具体行动，由于资产阶级历史的局限性，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帝国主义的本质的认识不清楚。从同盟会到南京临时政府，他们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他们认为建立资产阶级国家，西方是会赞成的，孙中山不仅没有辨明对帝国主义的所谓“中立”的伪装，反而在《告各友邦书》中以承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为代价，和帝国主义维持友好关系。资产阶级的如此妥协，革命实难继续下去。资产阶级把革命目标只限于反对清朝皇帝，他们认为“清帝退位”就是已除，革命就大功告成了，正因为如此，这恰恰给了那些擅于投机取巧的立宪派和旧官僚以可乘之机，后来袁世凯以清帝退位为交换条件窃取政权，破坏革命，革命派不仅没能识破袁世凯的两面手法，相反竟把袁世凯作为同盟者，这就说明革命派对反对封建主义是不彻底性。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未能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参加斗争。在同盟会的纲领中，虽然提出“平均地权”口号，但实际上并没有被全体革命党人所接受，也没能找到解决土地问题的措施，因而也未能实行“平均地权”，从而失去动员农民群众的作用，既然革命党失掉农民的支持，就把注意力转到新军和会党。正是由于脱离人民群众，革命力量才是显得十分弱小，曾指出：“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因而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勾结下，革命遭到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革命党人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有组织的革命武装，同盟会发动新军和会党举行起义，这两者毕竟不是革命党人自己建立的武装，况且新军、会党成员复杂，他们中大多数人接受立宪派和旧官僚，因此，在旧势力煽动下往往会变成破坏革命的力量，革命党人缺乏有力的武装队伍，很难应付反动势力的反扑。中国同盟会也没有建立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因而在组织上是不巩固的，同盟会内部复杂，政治信仰不一致，思想上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所以始终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这样一个思想上缺乏信仰，组织上松懈无力，内部矛盾重重的政党

总而言之，革命中出现了许多的问题，这充分地暴露出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当然，也有许多问题是在当时客观环境下必然会出现的，如封建阶级和外国势力的联合破坏，迫使革命党人将国民政府拱手让给袁世凯;当时农民受封建残余思想很深，不可能迅速接受革命思想;革命党难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军队的经济、政治和群众基础等。因此，从新中国成立的历史事实来看，确实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中国。其次，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也是当之无愧的。

同盟会范文篇9

关键词孙中山政治宣誓中华民国

政治领袖人物甚至国家公务人员在就职前举行宣誓仪式，在许多西方民主国家早已成为一种制度安排。美国宪法第2条第1款规定：“总统在就职前应作如下宣誓或郑重声明：我谨庄严宣誓，我一定忠实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竭尽全力，恪守和捍卫合众国宪法。”第6条规定：“参议员和众议员、各州议会议员以及合众国和各州一切行政和司法官员均应宣誓或郑重声明拥护本宪法；但不得以宗教信仰作为担任合众国任何官职或公职的必要资格。”

在中国，历代帝皇登基时也要举行宣誓仪式，祭拜天地、诏告天下。据传，尧、舜、禹在即帝位的时候，就举行过祭拜天地、昭告天下的宣誓仪式。孙中山一生致力于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因其长期的西方教育背景及在美国的生活经历，对美国的政治制度尤为推崇1。早在反清革命时期，孙中山就开始借用了宣誓方式，整合革命力量。民国建立后，孙中山首开总统宣誓之先河。孙中山所为一方面实行了对中国传统的宣誓制度的创造性转换，另一方面使政治宣誓制度在民国时期得到逐步确立。

一、反清革命时期借宣誓仪式使革命分子认同革命纲领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招集华侨志士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反清革命团体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民主革命纲领。成立会在当地华侨李昌（牧师）家举行，成立会结束后，举行宣誓仪式，入会者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向上高举，由李昌朗诵誓词。“总理令各会员填写入会盟书，其辞曰：‘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2

1905年1月，孙中山自美洲抵达欧洲大陆，在留学生中建立革命组织。是月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召集部分留欧学生，商讨筹组革命团体。孙中山说：“会党之宗旨本在反清复明，近日宗旨已晦，予等当然为之阐明，使复原状，且为改良其条款，俾尔辈学生亦得参加。盖会党之规章，成于明末陈近南先生（天地会的总舵主，类似《书剑恩仇录》里的人物陈家洛）。当时陈先生以士人无行，往往叛党，故以最粗最鄙之仪式及一切不通之文字为教条，俾士人见而生恶，不肯加入。”3在孙中山与留欧学生就革命当依靠会党抑或知识分子讨论数日后，大家达成共识，留学生设晚宴款待孙中山。孙中山说：“革命之方略既定，当各言建国之要。”于是各抒所见。夜深，孙中山起立而言：“讨论已三日三夜矣，今晚应作一结束。”众人敬听之，孙中山提出要举行宣誓仪式，诸人又复纷纷持异议，谓：“我们既真心革命，何用宣誓？”孙中山反复辩论宣誓之必要，同人难者愈多。孙中山见众议不决，遂问留学德国的朱和中：“子英兄，尔意如何？”朱曰：“我辈既决心革命，任何皆可牺牲，岂惮一宣誓？”孙中山喜曰：“然则尔愿意宣誓乎？”朱曰：“愿。”孙中山曰：“即从尔起。”朱曰：“可。”大家无言。留学生以纸笔进，孙中山援笔直书：

立具愿书人○○○当天立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天运年月日。某某押（指印），主誓人：孙文。

当即有30余人宣誓入盟4。

同年7月，孙中山抵达日本后，即与各省留学日本的革命分子亲密接触，筹组成立中国同盟会事宜。在30日召开的同盟会筹备会上，孙中山发表了有关革命纲领的演说，与会者无异议，孙中山即拟定盟书，与会者推黄兴和陈天华二人审定。盟书如下：

联盟人，省府县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天运乙巳年七月日，中国同盟会会员○○○。5

随后，孙中山带领大家举右手宣誓。

另据张难先回忆，当有人对此种仪式表示异议时，孙中山坚持认为宣誓手续非常重要。“非此无以表决心，且书载《泰誓》、《牧誓》，自古已然。”6

1906年4月初，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抵达新加坡，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都到码头迎接。因孙中山“五年不得入境”的限制已经到期，因此可以在新加坡逗留，张永福等便安排他在晚晴园居住。6日，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分会，以晚晴园为会所。第一次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李竹痴等。宣誓仪式在晚晴园二楼举行。张永福回忆道：“我还记得很清楚，孙先生自己亦写备了盟书，他自己先行起立，举起右手，以最庄严的态度，在我们的面前宣誓。我们心中忐忑，看着他宣读誓书毕，就是李竹痴及永福、楚楠均照孙先生仪式轮流做去。宣誓之后，他就解释那誓章上三民主义的意旨，并严重的说：我这同盟会的组织，是希望发展得很大很大的。我们的责任，当然是牺牲，但是牺牲到什么程度，我们总不能预说。设使牺牲到剩二个人存在，亦算是同盟会存在的一日。这话何等悲壮，我们听了魄战魂摇，感极欲泣！”7“新加坡同盟会分会”的誓词也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与总会的宗旨一样。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为筹组反清的革命组织，一直坚持举行宣誓仪式，此举固然带有古代会党“歃血为盟”的色彩，但这又不仅是中国传统的宣誓文化的延续，同时也借鉴了西方民主国家的宣誓文化。二、民初孙中山开政治宣誓之先河

如果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的宣誓是为了激发革命党人的斗志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那么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的宣誓，则明显是为了在中国建立现代民主国家所通行的政治宣誓制度；辛亥前是对党章宣誓，辛亥后则是对国民宣誓。

1912年1月1日晚10时孙中山在南京原两江总督衙门就任临时大总统，在总统府内举行庄严简朴的就职典礼，徐绍桢担任司仪。典礼开始时，鸣礼炮21响。17省代表公推山西代表景耀月致颂词。孙中山庄严地宣读了总统誓词，启开民国政治宣誓之先河：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8

孙中山旋即发表了《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相当于施政纲领，主要内容是强调“五个统一”，即民族、领土、军政、内治和财政之统一）和《告全国同胞书》，宣告中华民国成立。1月3日，各省代表联合会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8日黎在武昌宣誓就职。

数千年来，王侯将相，或篡权夺位，或跪拜在皇帝脚下，哪有对国民宣誓！他们总是自命为“天子”，对天父发誓。孙中山第一次把人民置于主人、自己置于公仆的地位，向国民宣誓。此举不仅开民国政府官员就职必须宣誓之先河，也极大鼓舞了数千年来处子民地位的中国人站起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

在西方民主国家，元首宣誓就职时通常要承诺遵守或捍卫国家宪法，但孙中山在就任临时大总统职时，国家的宪法尚未制定，其临时大总统的职权系依照先前“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而南京临时政府正准备起草新的约法以取而代之。所以孙中山的誓词中没有“遵守宪法”的字样。

其后的南北议和，孙中山对临时大总统的继任者袁世凯的宣誓仪式及宣誓内容十分关注，坚持要袁世凯宣誓效忠共和，遵守《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6日南京参议院作出决定，接受袁氏在京就职，并要袁氏以电文的方式向南京参议院宣誓，参议院随后复电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3月8日袁将临时大总统的誓词电告南京：

世凯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凡兹志愿，率履勿渝！俟召集国会选定第一大总统，世凯即行解职。9

9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定接受袁氏的誓词。10日袁氏在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祝词。袁氏的临时大总统就职仪式就这样在电文的多次往复中于3月8日至10日之间完成的。

袁世凯后来的所为，背弃了他就职时的誓言，但袁氏也由此付出了政治生命的代价。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宣誓的严肃性。革命志士的蔡锷对袁氏态度的转变颇为典型。3月25日，蔡锷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称其“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宋案”发生后，蔡锷即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袁世凯试图称帝的消息传开后，1915年12月22日晚，蔡锷与云南的唐继尧、等举行宣誓典礼，起兵讨袁：“拥护共和，吾辈之责。兴师起义，誓灭国贼。”护国运动由此在全国兴起。

尽管袁世凯视宣誓为儿戏，但孙中山在其后的革命生涯中始终未放弃宣誓仪式。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并规定党员入党时必须立誓约，按指印，以示忠贞不二。孙中山自订的誓约如下：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生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一、实行宗旨；二、慎施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生死。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指模)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10

《中华革命党总章》第七条即明确规定：“凡进本党者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久遵守。”这次立党“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凡入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11。要党员无条件服从个人的做法固然值得检讨，但党员必须宣誓忠于革命则是无可非议的。

1917年孙中山南下广州发起第一次护法运动，并得到了驻沪海军将士的支持，130多位国会议员亦纷纷南下。8月25日，孙中山考虑国会议员不到法定人数，乃召开非常国会，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陆海军大元帅。同日下午，举行授印仪式，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致大元帅颂词：“前临时大总统孙先生文，手创民国，内外瞻仰，允当斯任，即日赍致证书，登坛授受。”旋由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授印。孙中山致答词：

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逮之。12

1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发表就职宣言：

文谨受职，誓竭真诚执行国会非常会议所授与之任务，勉副国会代表国民之期望，并告我邦人。谨言。13

1920年8月，孙中山命援闽粤军回师广东，展开一场粤桂战争。陈炯明率部作战，驱走了盘据广州的岑春煊、莫荣新。孙中山大喜过望，决定南返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护法。次年4月，孙中山以237票当选为非常大总统，并将第一次护法运动时成立的军政府改成了正式政府，大元帅变成了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宣誓仪式较民国元年隆重而正规。是日上午8时，国会参议院议长林森赴总统府授孙中山当选大总统证书，9时30分在国会礼场由议长林森主持授印典礼，并向孙中山致词：“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共其勉旃。”14孙中山随后发表了就职宣言和《就任大总统职对外宣言》。其誓词如下：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成统一，巩固共和基础。凡我国人，幸共鉴之。15

是日，广州全市20万人执旗结彩游行，晚间举行提灯大会，热烈祝贺孙中山就任大总统。

三、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宣誓制度的建立

1930年5月27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宣誓条例》，从而使民国时期的宣誓制度走上了程序化和制度化的轨道。

《宣誓条例》计11条，分别对文官、军官、自治职员（在训政时期县下的官员称为自治职员）、教职员参加宣誓的级别、誓词、仪式等作了明确的规定。凡文官自委任职以上、军官自尉官以上、自治职员自乡长或镇长以上、教职员自小学教员以上，须宣誓后始得任职，如因特殊情形先行任事者，须于两个月内补行宣誓。

文官的誓词是：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忠心及努力于本职，余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私营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军官的誓词：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自治职员的誓词：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中央及上级机关法令，尊重地方人民公意，忠心努力于本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

教职员的誓词：

余敬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行法令，并遵守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忠心努力于本职。如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之处罚。此誓。16

对宣誓仪式的规定是：应于就职地公开举行，向国旗、党旗及孙中山像举右手宣读誓词。

此外还规定：誓词应由宣誓者签名、盖章，于宣誓后呈送上级机关备案；举行宣誓应由上级机关派员或直属长官莅场监督。

该条例分别于1942年1月9日、1943年12月30日和1947年7月16日修订三次。1930年颁布该条例时，因尚未实行宪政，故誓词中并无宣誓“遵守宪法”的内容。“制宪国大”召开后，誓词便增加了“恪遵宪法，效忠国家”之类的内容。四、民国宪法对宣誓制度确认

由孙中山开其端的政治宣誓因其生前国家尚未进入宪政时期，故法律条文上未作明确的规定。但孙中山的宣誓举动反复向国人传达了政治领袖必须宣誓效忠国家的讯息。宣誓几乎与国会、宪法一样，成为民主政治的象征。官僚政客可以无视其内容，但此种政治符号是不敢背弃的。这是国民时期政治宣誓制度得以确立的重要原因。

最早将总统宣誓载入宪法文本的是1923年10月10日曹锟操纵国会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的宪法），在宪法第七章《大总统》中规定：

大总统就职时，须为下列之宣誓：余誓以至诚遵守宪法，执行大总统之职务，谨誓！

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为因应国民要求实行宪政的诉求，于1936年5月5日颁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五五宪草》，其第五十条对总统宣誓作了明确的规定：

总统应于就职日宣誓，誓词如下：余正心诚意，向国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法严厉之制裁。谨誓。

1946年12月25日“制宪国大”正式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八条对总统宣誓的誓词作了修改，誓词如下：

总统应于就职时宣誓，誓词如左（下）：余谨以至诚，向全国人民宣誓，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谨誓。

1948年在南京召开的“行宪国大”上，与李宗仁分别当选为正副总统，5月20日，蒋、李按照《中华民国宪法》宣誓就职。是日，南京城里张灯结彩，十分隆重。与会的文武百官及各国使节均穿鲜明整齐的礼服。首任总统身穿长袍马褂，而副总统李宗仁本来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了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但就职前夕，侍从室传出的手谕说要穿军服，李宗仁到场后见到的长袍马褂才发现上当。这样，在就职典礼上李宗仁佇立在身后，看似总统的马弁。

至此，由孙中山开其端的政治宣誓得到权威的确认。此时的中华民国已进入了倒计时阶段，但由孙中山开其端的宣誓制度不应因此而失去其应有的价值。

注释：

1孙中山1904年用英文写的《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一文中明确要以美国革命为楷模。他说：“我们要仿照你们的政府而缔造我们的新政府，尤其因为你们是自由与民主的战士。”《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5页。

2冯自由：《中国革命运动二十六年组织史》，1948年版，第15-16页。

3《辛亥光复成于武汉之原因及欧洲发起同盟会之经过》，《建国月刊》，卷2，第5期。

4朱和中遗稿：《欧洲同盟会纪实》，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六集，[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第6页。

5《中国同盟会盟书及联系暗号》，《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76-277页。

6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04页。《尚书》里记载了先秦时期各国在战前举行誓师的事实，除泰誓，牧誓外，还有甘誓、秦誓等。

7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主》，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华侨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7-98页。

8《临时大总统誓词》，《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1页。

9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9页。

10《中华革命党总理誓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6-97页。

11《致陈新政及南洋同志书》，《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92页。

12《军政府公报》第1号，1917年9月17日。

13《就大元帅职宣言》，《孙中山全集》第4卷，第137页。

14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093页。

同盟会范文篇10

关键词：学校精细化管理；人的发展；当家精神

管理的本质是服务，学校精细化管理应当服务于谁？当然是人的发展。人的发展首先是精神生命的发展，进而是知识和能力的发展。怎样发挥行政管理精细化服务于人的功能，是每位校长应该思考的核心命题。成都双流区双华小学把“谋定而后动”“敢闯敢为”“生命息息，荣辱与共”作为学校“当家精神”的内涵，这是因为：如果看不到精神生命的涌动，一切精细化管理都是浅层次的；如果学校管理变革剔除了“当家精神”的能量传导，缺乏人的价值感、使命感唤醒，学校创新将很难发生，甚至会偏离管理初衷。基于这样的认识和价值诉求，我们学校将管理的规范要求与推动创新结合起来，将管理赋能与微创新结合起来，展开行政管理精细化的路径探索。

一、改革学校内部管理机构，让人以研究的姿态践行课改

一年前，我们发现学校课程改革缺乏专业管理力量。为充分发挥学校行政班子在课程改革中的专业引领作用，我校以原行政队伍为基础，建立了以“人文与语言、数学与思维、科学与技术、艺术与欣赏、健康与安全、品格与行为”六大课程处为主体的学校课程建设中心，包括以教师发展为中心的同盟会和以学生发展为中心的大队部。同盟会下设“七贤学堂”“竹篱雅舍”“竹溪会”教师发展中心研究三大平台。这一改革的初衷在于：相对区分专业性与事务性工作，集中力量研究课程改革中的症结；下移管理重心，实行中层管理人员“一岗多责”，让其工作由单纯的管理转向课程规划、专业引领；融合教学管理与研究，以课题研究促进校本研究，促进教师转变课堂教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和效率。改革管理结构，建立课程中心，我们构建了“三度六面生命体课程魔方”结构，校长、副校长、中层干部、课程处负责人、教师以及学生、家长一起卷入，促进了学校课程改革纵深前行。

二、完善精细化职能系统，让“我有位，我有为”成为自觉追求

（一）我有位：明确岗位职责，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学校德育处、教导处、总务处、安全处的职能国家早已明确规定，我校根据中层部门的性质，对接区教育局各科室工作确定职能，确保政令通畅。六大课程处职能由同盟会三个校长商议，向教师征求意见，经校长办公会研究确定，推动学校落实基础、拓展、研究三级课程，六大课程处负责人享受学校副教导职位待遇。各职能部门成员结合学校章程、发展规划，自主制定工作任务和职责标准，交校长办公会、同盟会审议通过，然后签订岗位职责承诺书。学校与各个中层干部、年级组长、学科组长、学科教师和后勤人员，一一签订岗位职责承诺书和安全责任书，做到事事有人做、时时有人做，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主人翁精神。（二）我要为：实施项目推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让行政管理从无形到有形，学校两套班子、各个部门都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标准、工作指南说明书。通过行政精细化管理探索，我校形成六大课程处、同盟会、教师发展中心、学生发展中心、课程保障中心等15个职能说明书，做到了职能岗位工作有规程、有流程。学校专项特色工作以项目制推进，实现部门成员跨部门、学科、年级、班级合作。如乡村学校少年宫建设全员卷入，家长开放日工作实行德育处和教导处协商制，艺术节、体育节、足球节等“六节”活动每个课程处都参与其中。

三、建立“统而不死，放而不乱”操作系统，传导

“成事成人”正能量“统而不死，放而不乱”是我校行政管理精细化的总体质量要求。（一）统就是统领统筹，保障组织决策正确高效校长办公会、教师代表大会、“同盟会”是不同意义的“学校大脑”，我校首先明确其职能：统领学校文化、章程，规划顶层设计，统筹制定各项工作机制、规章制度、工作规程和流程。建立工作监督反馈和考核机制：学校实施期、月、周行事历，实行日台账工作监督反馈机制，保障学校发展规划、年度计划稳定运行，并适应突发事件及时应变。建立目标任务绩效考核机制。教师在学期初，对照绩效考核标准自定目标，期末对照标准自己算绩效，经部门审定，由学校行政会通过。让部门和教师成为考核主角，各部门和教师在自我鉴定中，不仅关注最后的数字，更加注重工作的质和量，并在反思中强化了工作的前瞻性和方向性。总之，统就是学校要依法依规办学，让部门及成员做正确的事、说正确的话，明晰正确的方向，走正确的路，最大限度保障组织决策的正确高效。（二）放就是开放、放手，为职能部门“赋能”，激发活力行政管理成员持续发展的一大驱动力，是课程变革带来的成就感和社会价值，他们不仅需要激励，更要赋能。首先是精神赋能。我校在行政管理精细化工作中，倡导“做事就是学本事”的工作理念，并根植于每个行政人员的心中。我们提出“校长比行政快两拍，行政比老师快两拍”的工作要求，让行政走在课程建设、学校发展的前沿，发扬“当家精神”，落实“课改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让行政班子凝心聚力搞课程建设，一心一意谋学生成长。再次是知识赋能。依托学习型组织建立学习制度，突出组织成员以学校问题为导向的学习，以及基本流程、法律法规的学习。基于学校发展的问题，基于行政人员具体工作遇到的盲点和障点的学习研究，主要解决人的精神、知识和能力需求。我们通过开设校长专题讲座、组织成员同读一本书、参加名校长工作室等措施，落实知识赋能。第三是方法赋能。管理成员在提升认知基础上，找准学校发展的策略和方法。我校行政成员都开设了名师工作室，学校引进专家建立了“智囊团”，定期研讨学校重大决策。

四、从问题导向入手，让微创新成为一种习惯性工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