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存范文10篇

提存范文篇1

关键词：提存，提存性质，提存原因，提存标的，提存效力

提存是指在清偿期届满后，提存人（债务人）向有权受领之人（债权人）履行清偿，而有权受领之人拒绝受领或者所在不明时，乃把给付的标的物依法寄存于指定的处所以代清偿的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一样，提存制度肇端于罗马法，最初当债权人拒绝受领，债务人可抛弃给付标的而免付责任。由于该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遂规定债务人到期应清偿的债务，如遇债权人所在不明或者拒绝受领时，得将该给付标的物提存承审员处。[1]P223嗣后，提存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中均有规定。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修改了现行《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和时效法的内容，但未对提存制度进行修改，可见德国的提存立法在百余年实践中已经趋于完善，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德两国现行提存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探求提存的基本原理，以期对国内的债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提存性质之比较

提存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提存人（债务人）、提存机关和提存受领人（债权人），因而产生三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该三方当事人在提存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提存的法律性质。

德国采用公法关系说。“谓‘国家’为提存所之设备，受领提存物而保管之者，为尽公法上之义务。”[2]P835因为，提存机关在办理提存时为国家所设机关之身份，且提存须经由特定的行政手续方可成立，该手续建立的保管关系系一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公法关系，提存机关之作为系公法上之义务。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提存机关的介入，方可消灭债的关系，故提存具有公法的法律关系之因素。在立法例上具体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提存机关为“公设提存所”。[3]

我国通说认为，提存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且提存之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带有公法之烙印，提存人之所以将标的物交于提存机关提存，正是因为仰仗了公权力的支持，得为债务免除之效力。由此提存是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并存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4]P208

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提存为提存人及提存所间私法上之契约，且为含有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之一种特别契约。”[2]P835提存的外在形式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签定之合同，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亦为私法上之效果。其合同系将给付标的物交付提存机关保管，由此认为是寄存契约。而提存受领人并非提存契约的当事人，并处于受益人的地位，该契约的本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提存是“一种兼具寄托以及第三人利益之混合契约”。[5]P553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民法学说都反应了学者对该项具体制度的学理解读，其意义在于剖析其内涵，结合社会经济的背景，给立法提供参考，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理由如次：第一，公法关系着重于强调上下服从的隶属关系或者强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存人和提存机关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为隶属命令关系。提存的效力在于提存机关的公信公断力，其法律地位更多类似于民间仲裁机关；第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现行提存机关的公证处有中介化民间化的趋势，成为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更多地渗透了沟通、服务的理念。如果再强调公法意义，难以自圆其说；第三，由于提存机关的介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转变为提存机关和提存人为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因此，将提存的性质定义为“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体现了私法自治，更为合理。

二、提存原因之比较

通说认为，无合法的原因，债务人不能用提存方式消灭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受领延迟时，或者债务人因其他发生于债权人人身上的原因或因非基于过失的对债权人人身的不确定而不能或不能有把握地清偿其债务，适用提存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01条规定四种可以提存的情形：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还包括“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情况（第5条第2款）。

提存制度设立之前提，无非是清偿期届满，债权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不作受领之意思表示，不为受领标的物之行为，因此，两国立法例在规定提存之原因亦属无实质差别。相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比较笼统，即从原则上把握提存的条件。提存一经成立，债务即作消灭，如果规定过于宽泛，势必加重债权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民法文明不甚发达的中国，保护提存人的合法利益之同时，亦得限制其权利的滥用，应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可以提存的情形，而不宜作原则性规定，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便于实践操作。

三、提存标的之比较

提存的标的，系指提存人依债之规定应当交付的标的物。《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之标的物为“金钱、有价证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物品”。一般认为“给付物容积甚大，数量甚多者；有毁损灭失之虞者；提存需费过巨者等不适于提存”。[6]P698-699我国的《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设定提存的标的物为“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贵重物品；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但第15条规定“对提存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不动产或其他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公证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进行估价”，由此推定，不动产亦可为提存之标的物。

提存范文篇2

一、提存的性质

关于提存的性质，有人主张是公法上的行为，因为提存机关不是因当事人的合意而产生的，而是国家的专设机关，有收取提存费用并妥善保管提存物的义务，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公法上的权利义务。也有人主张提存是私法上的行为，认为提存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的合同，以意思表示一致及提存物的交付而成立。笔者对公法行为说不能完全认同，提存机关虽然是国家的专设机关，因其设立的目的当然负有与提存人订立合同的义务，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民事法律关系的干预，兼有寄托合同与向第三人为给付的合同性质，但其对于合同的履行并不主动加以干预，提存机关接受提存物后负有保管义务，但这种行为不属于管理行为，债务人是否提存标的物完全出于自由意志，债务人是否选择以提存的方式来消灭债务也是其自愿而为，提存还是以当事人的自愿为前提的。相比较而言，笔者赞同私法合同说，提存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在平等的地位上的合意的表现，以意思表示一致为前提，提存是债务人履行债务的行为，提存人交付提存物给提存机关，无疑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是平等的民事主体而为的民事行为，因此以私法合同说为宜。

二、提存的原因

关于提存的原因，《合同法》第101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债务人可以将标的物提存：一、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务人应现实地向债权人提出给付，这种给付的提出以书面与口头而为均可，但如若进行诉讼，为便于举证，以书面提出给付为宜，在此情况下，债权人能够并且有义务受领给付，却无正当理由不予受领，此时，债务人可将标的物提存；二、债权人下落不明。债务的履行，需要债权人在合同履行地接受债务人的履行。如果债权人下落不明、地址不清、无法找到或失踪（被宣告失踪的人有财产代管人的除外），债务人将无法履行自己的债务，在此情形下，债务人可将标的物提存，来消灭自己的债务；三、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债权人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并不必然导致债务的消灭，特别是债务人应当交付财产的合同。债权人死亡，其继承人成为合同的债权人，接受债务人履行债务。如果债权人死亡后不能确定继承人的，就会造成债务人无法履行债务的情况，对债务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在此种情况下，应当允许债务人通过提存而消灭债务。在多数情况下，债权人丧失行为能力，会使其判断正常事务的能力受到影响，为保护债权人的合法利益，应确定监护人代其受领债务人的给付。如若监护人没有确定，债务人就会无法履行自己的债务，因此应当允许债务人通过提存的方式而消灭自己的债务；四、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如《合同法》第70条规定，债权人分立、合并或者变更住所没有通知债务人，致使履行债务发生困难的，债务人可以终止履行或者将标的物提存。另外，《担保法》第49条第3款的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应当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所担保的债权或者向抵押人约定的第三人提存。《担保法》第69条、70条也有关于提存的规定。

提存物为债务人给付之物，应以适宜提存的物为限，如动产，包括金钱、物品、有价证券、其他权利证书等，合同标的物不适宜提存的或提存费用过高的，债务人可依法拍卖或变卖标的物，提存所得价款。关于不动产是否可作为提存标的物，各国看法不一致，我国法律对此没有禁止性规定。

三、提存的法律效力

提存范文篇3

关键词：提存，提存性质，提存原因，提存标的，提存效力

提存是指在清偿期届满后，提存人（债务人）向有权受领之人（债权人）履行清偿，而有权受领之人拒绝受领或者所在不明时，乃把给付的标的物依法寄存于指定的处所以代清偿的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一样，提存制度肇端于罗马法，最初当债权人拒绝受领，债务人可抛弃给付标的而免付责任。由于该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遂规定债务人到期应清偿的债务，如遇债权人所在不明或者拒绝受领时，得将该给付标的物提存承审员处。[1]P223嗣后，提存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中均有规定。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修改了现行《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和时效法的内容，但未对提存制度进行修改，可见德国的提存立法在百余年实践中已经趋于完善，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德两国现行提存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探求提存的基本原理，以期对国内的债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提存性质之比较

提存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提存人（债务人）、提存机关和提存受领人（债权人），因而产生三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该三方当事人在提存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提存的法律性质。

德国采用公法关系说。“谓‘国家’为提存所之设备，受领提存物而保管之者，为尽公法上之义务。”[2]P835因为，提存机关在办理提存时为国家所设机关之身份，且提存须经由特定的行政手续方可成立，该手续建立的保管关系系一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公法关系，提存机关之作为系公法上之义务。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提存机关的介入，方可消灭债的关系，故提存具有公法的法律关系之因素。在立法例上具体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提存机关为“公设提存所”。[3]

我国通说认为，提存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且提存之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带有公法之烙印，提存人之所以将标的物交于提存机关提存，正是因为仰仗了公权力的支持，得为债务免除之效力。由此提存是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并存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4]P208

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提存为提存人及提存所间私法上之契约，且为含有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之一种特别契约。”[2]P835提存的外在形式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签定之合同，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亦为私法上之效果。其合同系将给付标的物交付提存机关保管，由此认为是寄存契约。而提存受领人并非提存契约的当事人，并处于受益人的地位，该契约的本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提存是“一种兼具寄托以及第三人利益之混合契约”。[5]P553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民法学说都反应了学者对该项具体制度的学理解读，其意义在于剖析其内涵，结合社会经济的背景，给立法提供参考，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理由如次：第一，公法关系着重于强调上下服从的隶属关系或者强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存人和提存机关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为隶属命令关系。提存的效力在于提存机关的公信公断力，其法律地位更多类似于民间仲裁机关；第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现行提存机关的公证处有中介化民间化的趋势，成为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更多地渗透了沟通、服务的理念。如果再强调公法意义，难以自圆其说；第三，由于提存机关的介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转变为提存机关和提存人为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因此，将提存的性质定义为“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体现了私法自治，更为合理。

二、提存原因之比较

通说认为，无合法的原因，债务人不能用提存方式消灭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受领延迟时，或者债务人因其他发生于债权人人身上的原因或因非基于过失的对债权人人身的不确定而不能或不能有把握地清偿其债务，适用提存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01条规定四种可以提存的情形：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还包括“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情况（第5条第2款）。

提存制度设立之前提，无非是清偿期届满，债权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不作受领之意思表示，不为受领标的物之行为，因此，两国立法例在规定提存之原因亦属无实质差别。相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比较笼统，即从原则上把握提存的条件。提存一经成立，债务即作消灭，如果规定过于宽泛，势必加重债权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民法文明不甚发达的中国，保护提存人的合法利益之同时，亦得限制其权利的滥用，应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可以提存的情形，而不宜作原则性规定，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便于实践操作。

三、提存标的之比较

提存的标的，系指提存人依债之规定应当交付的标的物。《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之标的物为“金钱、有价证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物品”。一般认为“给付物容积甚大，数量甚多者；有毁损灭失之虞者；提存需费过巨者等不适于提存”。[6]P698-699我国的《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设定提存的标的物为“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贵重物品；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但第15条规定“对提存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不动产或其他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公证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进行估价”，由此推定，不动产亦可为提存之标的物。

提存范文篇4

内容提要：罗马法以降的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中，提存都作为一项债的消灭原因与方式的制度流传下来，显示出其存在的价值。然而我国的提存立法规定甚少，操作困难。文章以现行《合同法》第101至第104条及相关规定，与《德国民法典》第372至第386条条进行比较，剖析提存的法律性质、原因、标的和效力等基本内容，总结推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提存制度。

关键词：提存，提存性质，提存原因，提存标的，提存效力

提存是指在清偿期届满后，提存人（债务人）向有权受领之人（债权人）履行清偿，而有权受领之人拒绝受领或者所在不明时，乃把给付的标的物依法寄存于指定的处所以代清偿的制度。与其他民事制度一样，提存制度肇端于罗马法，最初当债权人拒绝受领，债务人可抛弃给付标的而免付责任。由于该做法不利于经济发展，遂规定债务人到期应清偿的债务，如遇债权人所在不明或者拒绝受领时，得将该给付标的物提存承审员处。[1]P223嗣后，提存的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在大陆法系诸国立法中均有规定。于2002年1月1日生效的《德国债法现代化法》修改了现行《德国民法典》中的债法和时效法的内容，但未对提存制度进行修改，可见德国的提存立法在百余年实践中已经趋于完善，所以本文尝试对中德两国现行提存制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探求提存的基本原理，以期对国内的债法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一、提存性质之比较

提存涉及三方当事人，即提存人（债务人）、提存机关和提存受领人（债权人），因而产生三种具体的权利义务关系，该三方当事人在提存中的地位以及相互关系决定了提存的法律性质。

德国采用公法关系说。“谓‘国家’为提存所之设备，受领提存物而保管之者，为尽公法上之义务。”[2]P835因为，提存机关在办理提存时为国家所设机关之身份，且提存须经由特定的行政手续方可成立，该手续建立的保管关系系一种依赖行政权力的公法关系，提存机关之作为系公法上之义务。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提存机关的介入，方可消灭债的关系，故提存具有公法的法律关系之因素。在立法例上具体表现为，《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提存机关为“公设提存所”。[3]

我国通说认为，提存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提存人与提存受领人之间为私法上的法律关系，且提存之目的在于消灭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提存人与提存机关、提存受领人与提存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带有公法之烙印，提存人之所以将标的物交于提存机关提存，正是因为仰仗了公权力的支持，得为债务免除之效力。由此提存是私法关系和公法关系并存的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4]P208

台湾地区有学者主张“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提存为提存人及提存所间私法上之契约，且为含有寄托及为第三人契约之一种特别契约。”[2]P835提存的外在形式是提存人与提存机关签定之合同，因双方的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亦为私法上之效果。其合同系将给付标的物交付提存机关保管，由此认为是寄存契约。而提存受领人并非提存契约的当事人，并处于受益人的地位，该契约的本旨在于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因此，提存是“一种兼具寄托以及第三人利益之混合契约”。[5]P553

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民法学说都反应了学者对该项具体制度的学理解读，其意义在于剖析其内涵，结合社会经济的背景，给立法提供参考，不存在孰对孰错的问题。相较而言，笔者更赞同“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理由如次：第一，公法关系着重于强调上下服从的隶属关系或者强制的管理关系，而提存人和提存机关之间的关系很难认定为隶属命令关系。提存的效力在于提存机关的公信公断力，其法律地位更多类似于民间仲裁机关；第二，随着我国行政体制的改革，作为现行提存机关的公证处有中介化民间化的趋势，成为市场经济下市民社会的自治组织，更多地渗透了沟通、服务的理念。如果再强调公法意义，难以自圆其说；第三，由于提存机关的介入，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已经不是简单的债权债务关系，而转变为提存机关和提存人为债权人利益而形成的一种特殊契约关系。因此，将提存的性质定义为“私法上之特别契约说”体现了私法自治，更为合理。

二、提存原因之比较

通说认为，无合法的原因，债务人不能用提存方式消灭债的关系。《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债务人在债权人受领延迟时，或者债务人因其他发生于债权人人身上的原因或因非基于过失的对债权人人身的不确定而不能或不能有把握地清偿其债务，适用提存制度。我国《合同法》第101条规定四种可以提存的情形：债权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受领；债权人下落不明；债权人死亡未确定继承人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未确定监护人；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提存公证规则》的规定还包括“债权人不在债务履行地又不能到履行地受领的”情况（第5条第2款）。

提存制度设立之前提，无非是清偿期届满，债权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不作受领之意思表示，不为受领标的物之行为，因此，两国立法例在规定提存之原因亦属无实质差别。相较而言，德国的规定比较笼统，即从原则上把握提存的条件。提存一经成立，债务即作消灭，如果规定过于宽泛，势必加重债权人的风险。笔者认为，在民法文明不甚发达的中国，保护提存人的合法利益之同时，亦得限制其权利的滥用，应通过立法具体规定可以提存的情形，而不宜作原则性规定，这样既有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又便于实践操作。

三、提存标的之比较

提存的标的，系指提存人依债之规定应当交付的标的物。《德国民法典》第372条规定之标的物为“金钱、有价证券和其他证券以及贵重物品”。一般认为“给付物容积甚大，数量甚多者；有毁损灭失之虞者；提存需费过巨者等不适于提存”。[6]P698-699我国的《提存公证规则》第7条设定提存的标的物为“货币、有价证券、票据、提单、权利证书；贵重物品；担保物（金）或其替代物；其他适宜提存的标的物。”但第15条规定“对提存的贵重物品、有价证券、不动产或其他物品的价值难以确定，公证处可以聘请专业机构或人员进行估价”，由此推定，不动产亦可为提存之标的物。

提存范文篇5

关键词：职工薪酬；会计准则；会计处理

旧的《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实施已经超过7年，对于规范企业职工薪酬的会计核算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企业向职工提供福利的形式不断的丰富，对职工薪酬的会计核算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修订新的准则迫在眉睫。旧准则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1)对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在会计政策、披露的内容上出现不一致现象；(2)缺乏对劳务派遣和购买支出的区分，企业内退人员的工资调整等；(3)对带薪缺勤、辞退福利、

一、新旧会计准则在内容上的对比

新准则加入了离职后福利和长期辞退福利的核算，对原先的短期薪酬等做了详尽的说明和补充，涵盖了除基本薪酬以外的辞退福利、利润分享计划、长期辞退福利等内容。变化对比如下：

1.充实了离职后福利的内容，新增了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

旧准则没有将离职福利进行分配，新准则将言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纳入离职后福利的核算范畴，并将离职后福利分为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完整地规范了离职后福利的会计核算。

2.充实了短期薪酬会计处理规范，将企业为职工缴纳的养老、失业保险调整至离职后福利中

新准则将带薪缺勤和利润分享计划纳入了准则的内容，并将带薪缺勤分为累计带薪缺勤和非累计带薪缺勤；将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险纳入设定提存计划的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当中；并要求企业的非货币性福利统一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除非公允价值无法取得，才使用成本模式计量，提高了准则的精确性。

3.充实了关于辞退福利的会计处理规定

旧准则对辞退福利的规定相对较为简单，只对长期辞退福利的折现率进行确定，但对其他变量造成的影响尚未进行规范。新准则区分了辞退福利和离职后福利的区别，规定辞退福利与职工提供的服务并无直接的关系，并规定在十二个月内不需要支付的辞退福利属于长期辞退福利的范畴，规范更加细致。

4.引入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完整地规范职工薪酬的会计处理

旧准则没有对长期职工福利进行规范，新准则对不符合设定提存条件的其他长期职工福利划分到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中，完整规范了职工薪酬的相关规定。

二、新旧会计准则在离职福利上的对比

离职福利是企业为职工在退休或解除劳动关系时给予的报酬或补偿，新准则将它划分非设定提存计划和设定受益计划。设定提存计划至企业每年缴纳固定的经费后，以后不再承担支付义务。在我国，此类计划主要指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设定受益计划，是指除了设定提存计划以外的离职后福利，主要指企业为退休人员支付的生活补贴等；企业为离休干部支付的各种费用等。

1.设定提存计划的会计处理

(1)会计科目设置的变化离职后的福利核算包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等。旧准则计入“应付职工薪酬-社会保险费”账户，新准则调整至“应付职工薪酬-离职后福利”账户。(2)新准则下的会计处理对于设定提存计划，企业应当根据资产负债表日为职工提供的服务缴纳的提存金，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成本。借记“生产成本”、“制造费用”等科目，贷记“应付职工薪酬-设定提存计划”科目。

2.设定受益计划的会计处理

(1)会计科目设置的变化我国常见的设定受益计划如离退休人员的医疗费等。旧准则一般通过“预计负债”科目反映；新准则规定，这部分费用在计提时应通过“长期应付职工薪酬”科目核算。它表示企业在每期末对职工未来应付福利的现值,计入当期损益或相关资产的成本。(2)新准则下的会计处理设定受益计划是企业根据职工的工作年限和工资水平确定的每期受益水平，由此算出为职工缴费的金额。例如：黄先生在55岁加入强生公司，入职前工资为40万元，入职后工资为55万元。该公司保证在黄先生60岁退休之后的10年内每年付给黄先生5万元。假设同期国债利率为5%。计算如下：(F/A,5，5%)A=(P/A,10，5%)*5A=11.38相关会计处理如下：(1)每年提存资金时：借：设定受益计划资产11.38万元贷：银行存款11.38万元(2)每年发生服务成本时：借：管理费用-离职后福利贷：长期应付职工薪酬(3)如果设定受益计划资产在投资运作中发生实际受益时：借：设定受益计划资产贷：财务费用(4)等黄先生退休后，公司每年支付的福利是：借：长期应付职工薪酬5万元贷：设定受益计划资产5万元综合来看，设定受益计划的确认比设定提存计划的会计处理相对复杂些，在我国目前只有少数公司涉及。

三、结束语

新准则相对于旧准则在分类上更加详细、范围更广，这说明规范更广泛是职工薪酬准则变化的趋势。新修订的职工薪酬会计准则，充分体现了国际会计准则趋同的理念，新准则广泛应用了折现和精算等要求，特别是离职后福利的会计处理相当复杂，因此，财政部门还需要及时出台具体的实务操作指南，也需要对相关会计人员进行培训，确保新会计准则的正确实施。

作者:葛春艳 单位: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的通知[S].财会[2014]8号,2014-01-27.

提存范文篇6

一、关于粮食收、销业务的核算

1.10月10日，合作社使用自有收获机收割入社水稻10垧，当日收获水稻装车销售，数量82吨，吨价2950.00元，粮款转入合作社账户。收获时使用燃料费5200.00元现金支付。（1）借：银行存款—信用社241900.00贷：经营收入—水稻241900.00（2）借：经营支出—水稻5200.00贷：库存现金5200.002.10月20日，合作社收获剩余的4垧地水稻存放于场院中堆放，估测吨数为30吨，暂按2900元入账核算。安排专人看管，择机销售。借：产品物资—水稻87000.00贷：经营收入--水稻87000.003.11月20日，合作社销售入库余粮32吨，3000元/吨，粮款收现后存入账户90000.00元。（1）借：库存现金96000.00贷：经营收入—水稻9000.00产品物资—水稻87000.00（2）借：银行存款--信用社90000.00贷：库存现金90000.00思考说明：在实际工作中，类似业务最多，绝大多数的粮食都是即收即售，常不通过入库的产品物资核算，大多是后期收获的少量粮食暂时入库保管，适时择机销售。如果均按《制度》中产品物资和生产成本等科目核算，上述3笔业务将更加繁琐，这对于合作社来说，增加业务量的同时还容易记乱了账目。如果不通过生产成本，而使用产品物资和经营收入二个科目，这样既能完成会计核算的业务要求，又能简化手续，提高核算效率。而且凡是收获未售的粮食，数量和单价都是不确定的，要入账结算，就必须估测数值入账，无论生产成本科目是否使用，都需要这样估测数值来完成。

二、专项应付款的核算

1.12月20日，合作社收到扶持资金150000.00元转入合作社账户。借：银行存款--信用社150000.00贷：专项应付款--省级扶持150000.002.12月25日，根据项目申报书要求，支付固定资产资金10万元，支付网站建设资金5万元。款项转账结算。（1）借：固定资产100000.00管理费用--网站50000.00贷：银行存款--信用社150000.00（2）借：专项应付款--省级扶持150000.00贷：专项基金100000.00贷：其他收入--扶持500000.00思考说明：专项应付款中未形成财产的支出，不计入专项基金，应当计入当期损益。所以建议以此分录核算非财产性支出。

三、财务报表的设置

1.农机作业支出决算表（四）大修提存和轮胎提存资金的核算。（1）12月26日，提取两项提存资金30000.00元。借：经营支出—农机—大修提存40000.00轮胎提存10000.00贷：应付款--农机提存50000.00（2）三年后，更换轮胎价款12000.00元，大修花费30000.00元，现金结算。借：应付款--农机提存42000.00贷：库存现金42000.002.决算表（四）和决算表（五）之间，突出的是“提存”和“累计折旧”的关系问题。思考说明：提存和折旧的资金属性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在不同的会计期间进行费用摊销；不同的是提存金额常小于折旧金额，因为需要提存的设备是整车的一个部分。这就显示出提存和折旧资金具有重复计提的问题，而且提存的依据尚不规范明确。实践中，需要提存的部件的确是短期内易损的大件，在整车折旧提完之前确需更换的，完全可以从折旧资金中解决。折旧资金本就是用来更新资产设备的，而且提存资金的提取额度也不可能和实际使用额度相符，这在资金核算上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混乱。建议仅保留折旧资金的提取和使用。3.2014年12月，合作社成员吴某在协议年限未到时提前一年要求退社，原账面入股拖拉机50000.00元，入社现金5000.00元，2年该资产所提折旧10000.00元，公积金余额为1450.00元。（1）借：股金—吴某55000.00贷：固定资产—拖拉机50000.00库存现金5000.00（2）借：公积金1450.00贷：库存现金1450.00（3）此时的折旧资金10000.00元应做如下处理：借：累计折旧10000.00贷：其他收入10000.00思考说明：此时的累计折旧尚未提足，提取的折旧资金仍然存于账户内，退社后，就形成了无主资产，所以需要做以上第三步的核算，才能对该笔资金进行下步使用。否则该款无论使用与否，都会形成无主资产。

提存范文篇7

在国际海上货物运输中，目的港收货人不明、收货人下落不明、收货人拒绝提货时，承运人是最大的受害者。本文首先分析调整该类案件的现行民商、海关法律规范的特点及其由此导致的法院和海关行政管理机关具体应用法律规范处理该类案件的困境,最后提出为协调法院司法和海关行政管理，解决目的港无人提货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

[案1]2004年1月，申请人根据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约定，安排M轮在印度承载铁矿到中国防城港。G公司以CFR价格条件与托运人签订买卖合同，对货物预报关后，又以货物质量差为由拒绝清关和提货。涉案货物卸在防城港四个月至今无人提取，业已产生大量的港口和仓储费用，申请人亦未收到运费。申请人留置该批货物，并为收取运费向法院申请海事请求保全。

[案2]申请人是K轮的光船租赁人，在印度装运铁矿砂到防城港。2005年5月船抵卸货港，由于托运人对外签订的买卖合同出现问题，船舶只能在港等候而无明确的收货人和卸货时间。K轮已经签订了下一期租船合同。需要尽快卸货离港。申请人向法院申请提存，并为行使留置权而保全部分货物。

（二）该类案件的成因和法律适用问题的内涵

国际贸易实践中，存在着外贸、货物买卖、货运、船舶、贸易结算等众多法律关系，涉及进出口货物管制、关税征收、通关和保税、商检等中间阶段。每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使交易受挫；同时目的港所在国法律、法规、贸易政策、检疫制度的限制或变化，也可能导致货物无法进口通关。因此，承运人根据提单或有关提单的法律规定在卸货港交付货物时，经常会出现收货人不明、收货人下落不明或收货人拒收以致货物无人接受。目的港无人提货使承运人面临诸多风险，尽管承运人控制着货物，但法律对承运人的救济尚存不足。

广义上的法律适用，是法的实施的一种基本形式，指国家司法机关和国家授权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将法律规范应用于具体的人或组织的活动。目的港无人提货案件法律适用的涵义，系在目的港无人提货时，法院将海商法和海关行政部门把海关法，应用到具体的司法或行政活动中的过程。

（三）无人提货案件法律适用的特点

1、海商法规定的模糊性

《海商法》调整无人提货的条款主要是第86条，《海商法》第87条、第88条实际上与无人提货无直接联系。第86条规定的无人提货和第87条、第88条规定的货物留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在卸港无人提取货物时，第86条对承运人提供了法律救济，即船长可以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它适当场所，由此产生的费用和风险由收货人承担。

但是，在案2的情况下，第86条的作用十分有限。船方交付货物时收货人不明或收货人下落不明，船东或船代不可能也无法取得尚在收货人或者在托运人手中的进口报关材料，如贸易合同、原产地证书、发票等，因此进口货物通常无法报关。船代和港口方一般不愿意越过海关监管而擅自安排卸货和接受未清关的货物卸进仓库。尤其是港口方担心货物可能将长期占用有限的库容，如果货物失去了价值，仓储费将无法收回；如果货物变质而污染环境，处理货物的代价非常大。

在案1中，货物卸毕，船方交付货物时收货人拒绝提货，第86条的适用也难以弥补承运人的损失。G公司购买托运人的货物采用CFR条款，与承运人没有运输合同关系。G公司根据买卖合同中的品质条款拒收货物，系合法行使拒收权。托运人未提交单据到银行议付，该批货物的所有权仍属托运人。应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和承运人垫付的包括卸货费在内的港口包干费用最终能否收回取决于货物的价值以及货物的完好状态。在收货人行使拒收权时的货物往往有质量上的缺陷，如果货物质量低劣或无价值，承运人回收上述费用的希望很渺茫。

根据《海商法》第87条，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但在无人提货的情况下，承运人自行留置存在如下困难。货物在船上承运人当然可以行使留置权，但是船舶必须在营运和流转中创造价值，承运人一般不会选择把船舶当作仓库。承运人通常会把货物卸下，让船舶尽快离港，并通过船代控制货物的交付而实现留置。但是如上所述，港口方可能会拒绝接收而无法卸货。退而言之，货物卸船进港后会无法通关，进口货物自进境起至办结海关手续止，应当接受海关监管。海关监管货物，未经海关许可，承运人不得抵押、质押、留置、转让、移作他用或者进行其他处置。所以，承运人依第87条的规定自行留置违反了《海关法》的强制性规定。

即使船长得到海关许可留置货物，此时，因船舶滞港已产生船期损失费用、费等费用，为实施留置已支付港务费、港建费、转栈费、卸货费等，这些费用能否收回取决于无人提货后处理方面的相应法律规定。但《海商法》第86条对此无规定。虽然根据《海商法》第87条，承运人留置货物自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次日起满六十日无人提取的，可以申请法院裁定拍卖，但其范围仅仅限于收货人应当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

2.《海商法》和《海关法》的法律适用冲突

已运抵我国港口但无人提领的货物属于海关监管之下的货物。《海关法》第30条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所得价款在扣除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和税款后，尚有余款的，自货物依法变卖之日起一年内，经收货人申请，予以发还；其中属于国家对进口有限制性规定，应当提交许可证件而不能提供的，不予发还。逾期无人申请或者不予发还的，上缴国库……”。对于如何处理无人提领的到港货物，《海商法》和《海关法》都有一些规定，但是未能顾及横向间的协调，且缺乏相应的配套规定。

（1）期间上的的冲突

《海商法》规定，货物在船舶抵达卸货港的次日起满六十日无人提取的，承运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拍卖。《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其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据此，当承运人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可以向法院申请裁定拍卖时，货物尚不属于海关法上的“超期未报关货物”。当法院诉讼超过三个月未终结，或当事人就超期未申报的货物提起诉讼程序，海关是否可以对不顾法院司法扣押，而处置货物？如果海关罚没后，申请人向法院提起案涉货物的诉讼，法院能否受理？

（2）司法救济和行政执法的冲突

当滞留目的港的货物同时处于海商法和海关法管辖之下，即货物的收货人自运输工具申报进境之日起超过三个月未向海关申报的，承运人面临通过海关提取变卖的途径获得行政救济和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途径获得司法救济的选择。当海关决定提取变卖时，承运人是否还有申请法院裁定拍卖的权利？《海关法》第三十条“收货人”的提法是否准确？海关可否代行法院对“收货人”的司法确认，是否可能导致海关确认的收货人与法院确认的货物所有人相异？没有确权诉讼认定货物所有人或者宣告无主财产的特别程序，海关能否把余款发还给所谓的收货人或上缴国库？

（3）权利分配的冲突

根据海关法，超期未申报的进口货物，由海关依法变卖，在分配其变卖所得时，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在分配上处于同一顺序，当前述债权分属于不同的债权人，变卖所得价款不足以满足前述债权时，如何进行分配？海关法对此没有明确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关于超期未报关进口货物、误卸或者溢卸的进境货物和放弃进口货物的处理办法》第八条，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的进口货物的所得价款，优先拨付变卖处理实际支出的费用后，再扣除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所得价款不足以支付上述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的，按比例支付。但是，《海商法》第87条规定了承运人为收取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有权收取的其他费用可以行使留置权，《合同法》赋予了保管人为收取保管费或仓储费而留置货物的权利，《担保法》赋予了债权人在运输合同和保管合同下的留置权，因此，运费、储存费、海损分摊、滞期费和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根据民商法律属于有留置权做担保的债权，当这些有担保的债权与无担保的债权(如卸货费用)同时并存时，司法拍卖中，将根据权利的属性区分其受偿顺序。海关处理，则将运输、装卸、储存等费用列为同一顺序，按比例受偿。

（四）解决目的港无人提货法律适用问题的思路

1、明确无人提货案件的权利主体和责任主体

货物交付是货物运输中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我国规范调整卸货港交付和受领环节，船、货各方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规定，寥寥数条，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人法律关系的复杂性不相适应。

虽然《海商法》规定的承运人管货义务中，只列举了装载、搬移、积载、运输、保管、照料和卸载，而没有包括交货，尤其是承运人对非集装箱货的责任期间，是货物装上船到卸下船。但是从运输合同的性质上来看，运输合同是典型的为他人利益合同，承运人收取运费并在目的港将货物完好地交付收货人，是订立运输合同的根本目的。托运人最基本的义务是支付运费，承运人最基本的义务是在目的港将货物交付于收货人或提单持有人；从提单定义的角度来看，通常承运人在收到货物以后都会签发提单，提单是承运人保证据以交付货物的单证，说明承运人承诺了对提单持有人的交货义务，承运人适当交付货物是每个运输合同的默示条款。《海商法》关于承运人的责任适用于实际承运人。故契约承运人和实际承运人在实际遭受损失时，都应该享有直接请求责任主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承运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的依据是运输合同或者提单。

当收货人难以确定时，承运人可以依赖的与货物运输有关的主体惟有合同托运人。合同托运人往往是运输货物买卖的一方，比较清楚货物的流转。《海商法》没有规定合同托运人申报“收货人”的义务，但根据《合同法》规定，如实申报收货人是托运人义务之一。《海商法》规定了目的港无人提货时，承运人可将货物留置，留置不足以补偿损失的，合同托运人是承运人追偿的对象。所以，目的港无人提货案件中合同托运人往往是责任承担者。

但在航运实务中，提单显示的合同托运人未必承担责任。被告B公司委托原告A公司办理一批货物出运和报关手续。原告按约完成了报关，并签发了自己的一套运费到付的契约承运人提单交给被告，按照被告B的要求托运人一栏注明为C公司、收货人为"ToOrder"。货物实际由某运输公司运往目的港。货物到港后，原告将货物从实际承运人处提出，但却没有收货人前来提货。原告A诉请被告B支付海运费、目的港仓储费。被告要求原告在涉案提单的托运人一栏填上第三人的名称的情况大量出现在有中间商存在的国际贸易中，中间商为避免让买方知道贸易中真正卖方的身份，通常要求卖方（被告B公司）在托运人一栏填上中间商自己的名称。这类提单经过贸易的合法流转，中间商便取得了托运人的身份。承运人根据中间商(托运人)的背书，将货物交给提单持有人，从而完成了整个海上货物运输。一旦贸易上出了问题，可能出现的一种情况是，承运人因目的港无人提货，又找不到收货人或收货人不明，只能转而起诉实际交付货物的托运人。因为实际交付货物的托运人或订舱人与承运人只能为第三方创设权利，而不能为第三方设置义务，所以承运人不能起诉提单上显示的托运人(即第三方)。

实际托运人只有在成为有权提取货物的收货人时，如因货物没有找到下一买家而持有正本提单的情况下，才会成为承运人所受损失的赔偿主体。因为实际托运人与承运人之间不存在合同关系，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不受承运人与合同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的约束，订约托运人在运输合同下附有的各项义务，并不能当然及于交货托运人。交货托运人只对于货物交付有关的事项负责，如货物包装不良，提供货物品名、标志、包数或件数、重量、体积不正确，或者提供有关运输单证不及时、不完备或者不准确等。但是，无论是哪种托运人，仅仅就货价以外部分向承运人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完善《海商法》第86条

首先应把在法律后果、责任承担、处理方式上都明显不同的迟延提货与无人提货（收货不明、收货人下落不明或收货人拒绝提货）区别开来。因为迟延提货产生的风险、费用由前来提货的收货人自行承担；而无人提货或收货人拒绝提货情形下，因此而产生的风险和费用一般应当由与承运人订立运输合同的合同托运人或有权提货的实际托运人来承担。而《海商法》第86条却将两者简单地合并规定。

其次，须使法院的介入于法有据。建议《海商法》第86条增改为“船长或者承运人可以申请法院裁定，将货物卸在仓库或者其它适当的场所”。船长和承运人并非货物的所有人，其对货物的买卖交易环节一无所知，也没有货物进关所必须的文件，其卸货流程往往受阻。因此，应通过法院裁定将货物卸下，并将裁定书送达有关口岸单位。本院在案2如是处理，法院首先做出提存和保全的裁定，送达港务局协助执行卸货并不予放行。然后同海关协调，先将货物予以卸载，然后拍卖，在拍卖时注明该批货物未交关税，并由买受人负责办理进口清关手续。由于法院的介入，使得货物在船到卸港次日起60日后得以拍卖，不会无限期占用仓容而影响港口运营，港口亦可接受，同时也不妨害海关监管。

3、提存是承运人摆脱无人提货之累的途径之一

从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提存机关是公证处，但是对于公证处是否有能力对海上运输中的专门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尚存疑问。海事法院对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有足够权威和专业的判断，不但便于债权人因异议提起诉讼，而且也有利于协调港口各方关系，是作为提存机关最理想的选择。《海商法》无提存制度的相关规定。《合同法》第316条、第101条规定可以作为承运人提存货物的法律依据。

提存的效力有二个：一是债权债务关系终止。承运人将标的物提存之后，不论收货人受领货物与否，运输合同确立的权利义务关系自提存之日起即告终止，承运人不再对债权人负有交付货物义务；二是提存后的风险和费用由收货人负担。标的物提存后，提存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随之转移至收货人，在收货人领取提存物之前，因不可归责于承运人的原因致使提存标的物毁损、灭失的，承运人不再承担责任。由于提存是基于收货人不提货的原因而发生的，而且提存使标的物有所有权转移至收货人，所以提存费用应由收货人负担。提存费用包括：提存公证费、公告费、邮电费、保管费、评估鉴定费、代管费、拍卖变卖费、保险费，以及为保管、处理、运输提存标的物所支出的其他费用。

在卸货港无人提货时，承运人向海事法院提出提存申请，申请书至少应该包括：（一）申请人的身份证明；(二)运输合同、提单等承运人据以履行义务的依据；(三)存在《合同法》第316条、第101条规定情况的有关证明材料；(五)提存标的物种类、质量、数量、价值的明细表；(六)法院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由海事法院立案审查是否符合提存的条件：（一）承运人对提存物负有清偿的义务；(二)具有合同法第316条、第101条规定的情况；(三)申请书的材料基本齐全。法院经过审核申请人提供的证据，依自由裁量作出判断。不符合提存条件的，驳回申请，卸货港发生的处理货物的相关费用由承运人承担；符合提存条件的，作出准予提存的裁定，并委托商检机关对货物状况进行检验，指定提存场所。目的港无人提货案件中，货物可能会面临长时间的提存保管，而致仓储费用过高，故更宜提存货物价款。同时，由于对提存受领人不得而知，所以法院有必要在提存前，在合理时间内向全社会公告寻找提存受领人。公告期满，可根据《合同法》第101条第2款拍卖货物后，提存价款。拍卖程序可以参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拍卖船载货物的规定执行。为使对提存物享有权利的各方知悉提存的情况，以便主张权利或领取提存款，法院应在合理时间内，再次向社会发出公告，知会收货人和其他权利人来申报权利，最后进入确权和债权分配程序；货物拍卖之后，如果货物所有权人出现，法院在扣除承运人垫付的合理费用和港口费用后，将余款交付收货人；如果货物所有权人不出现，或者法院对所谓“货物所有权人”不予确认时，货物拍卖的价款扣除用于清偿保管、拍卖货物的费用、法院费用以及应当清偿承运人的合理费用外，剩余的价款由法院提存。自提存之日起五年无人主张拍卖价款的，上缴国库；法院受理提存申请的程序，目前没有具体规定，尚需法院积极实践，本院在案2中尝试了提存的法律适用。

4、协调民商事法律与海关行政管理规定

在目前的法律体制下，海关法与海商法应当在认定目的港无人提货上标准、法律期间、分配拍卖或变卖所得顺序上都难以协调统一。

从性质上来说，海商法赋予承运人一种主动地通过民事诉讼维权的手段，而海关处理无人提领的到港货物，则是一种根据国家的行政管理法律、法规依法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承运人只能被动的通过海关实施具体行政行为获得补偿自己损失的机会。

在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两种手段中，应当采取司法救济优先的原则。因为运输合同履行中发生的问题，是民事纠纷的一种，应以民事诉讼来解决纷争；海关依法提取变卖的行为，是对进出口货物所实施的行政管理活动，其根本目的并不是解决民事争议本身，因此在处理过程中当事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不是海关关注的中心。而在实践中承运人通常也会优先选择司法救济以维护自己权益的权利。《海关法》第37条“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或者有关行政执法部门决定处理海关监管货物的，应当责令当事人办结海关手续”的规定，间接表明对于已经海关监管货物，法院裁定处置的权力无庸质疑。

船东不可能获得办理清关手续的相应文件时，法院可以裁定要求海关和港务局协助先行将货物从外轮卸入港口仓库，此时货物并无脱离海关监管，故并不违反国家海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外，根据国家机电产品进口管理办法规定，以法院拍卖卖形式进口的机电产品，应由得到拍卖物的用户申请办理进口手续；海关参照成交价格的估价原则，以拍卖物的成交总价款作为完税价格予以征税。参照此规定，在收货人不明而导致船载货物无法进口清关时，海关应该依据法院裁定先行将货物卸离船舶，继而由法院拍卖进口货物，由得到拍卖物的

当事人补办进口手续和补交税款。

目的港无人案件属于民事纠纷，分配拍卖款，应适用国家税款优先受偿，为债权人共同利益而支付的费用优先受偿，留置权担保的债权优于一般债权受偿等民法债权分配的一般法律原则。

对分配后的余款的处理是实践中容易出现问题的环节。《海关法》规定，进口货物由海关提取依法变卖处理，进行分配后，尚有余款的，经收货人申请，予以发还。该规定的关键是“收货人”的确定。例如，C公司与D公司签订大豆买卖合同，大豆从国外进口后卸至某港口，因货物质量问题，以致货物进口三个月未能报关，其货物一直在海关的监管之下。由于买方D公司未付分文货款，C公司为了防止海关变卖后D公司以收货人的名义申请余款的发还，C公司申请法院扣押了货物，并提起货物确权之诉。最后法院判决确认C公司对货物享有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允许海关在法院确权之前，根据收货人的申请，将货物变卖其余款发还给D公司，这无疑是错误的，往往容易给货物所有人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国际贸易买卖合同关系非常复杂，“收货人”并非依买卖合同、报关单等书面文件所能准确确定，往往合同上的收货人并非真正的货物所有人。如果收货人确定错误就会导致错误发还，海关也会陷于行政赔偿纠纷中。为此，海关应通过媒体向全社会发出寻找货物所有人的公告，限期主张权利。逾期无人主张权利，才能发还给申请人。如果有人在期限内主张权利，与申请人发生货权争议，海关可召集双方协商确定货物所有人，如协商无果，海关则不能依行政职权确定货物所有人，而应告知当事人提起确权之诉，由法院通过审判确权程序来确认货物的所有权人。海关再根据生效判决确定的货物所有人予以发还。

参考文献:

孔庆明主编：《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1－72页。

提存范文篇8

以担保为目的提存是指为保障一方当事人债权的实现，相对当事人将一定的货币、实物、证券等提存于公证机关，待各方约定的条件成就，由公证机构将提存物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制度。

在银行与企业签订信贷合同的同时，银行与企业另行签订一纸提存担保协议。在提存协议中，双方约定：（1）将企业的银行账户设定为一个提存账户；（2）银行将贷款划拨入该账户中；（3）企业必须按照信贷合同的约定正当使用贷款，其正当性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4）企业使用其银行账户内的其他超过一定数额的款项应当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该提存协议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之后，交由企业的开户银行备案。

要进行上述操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这种担保方式是否具有法律依据？（2）银行或者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正当性的审定是否是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3）企业的开户银行是否会协助监管？（4）银行应当委托什么人来进行监管？

第一，诚然，无论是《民法通则》、《担保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还是《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前述担保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担保方式就是无效的。担保行为是当事人在实践中选择的债权保障方法，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属于典型担保方式；法律没有规定的，属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以提存方式进行担保系由当事人自己以契约方式选择的保全债权的方式，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调整，并无无效之咎。第二，银行或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的正当性进行审定并非意味着银行可以任意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干涉。银行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监督贷款专款专用；（2）监督企业的重大交易行为。第三，对于银行之间在出现非典型担保方式时的协助义务，在《物权法》出台后，其中的浮动抵押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履行协助监管责任，金融监管当局也致力于加强信贷资金监管，那么在理性上大家很容易就协助监管问题达成一致；协助银行有贷款银行和企业的提存契约为依据，师出有名，另外协助监管也算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对协助银行不无益处。第四，由于在对企业资金流动的监管过程中，需要涉及对企业交易契约的审查，而且企业的银行账户作为提存账户在理论上由公证机关监控，所以企业委托公证机关对企业交易资金使用的正当性进行审核是适当的；另外，由于企业的交易行为涉及到财务和价格问题，所以辅之以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是必要的。银行通过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交易中属各自范围内的技术性问题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实现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监管。

不过这种监管方式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不能对抗第三人。如前所述，由于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不是担保物权，所以它不能产生物权的优先效力。如果企业还存在其他的债权人，那么其他债权人对其提存账户内的资金同样具有求偿权，而且这种求偿权与银行的求偿权是平行的。要解决这一瓶颈，我们可以求助于下面的账户抵押制度。

（二）账户抵押制度

我国目前在实务上已经存在账户抵押行为。账户之所以能够作为抵押物，是因为其中现在存有资金而且可望将来继续有资金存入，而且这些资金是可以支取的，因此在这里企业是以届时对银行账户内资金的支取权为做抵押标的物的。业界公认，我国担保法以及司法实务是认可权利抵押的，例如业已存在的摊位抵押权、公路桥梁收费抵押权就是明证，所以用账户资金支取权作为抵押物不会遇到法律上的障碍，实际上我国司法实务也认可账户抵押。账户抵押有两种形态：一是银行与企业在企业银行账户之外另行设定一个专门以担保目的的银行账户，双方约定企业的某项经营资金收益（一般为某种特许收费）划入该账户，由银行对该账户内的资金行使支配权，这实际上是一种质押，对于普通的企业来说，这一做法不可取，因为不仅将资金交由银行控制不符合企业追求资金流动增值的目的，而且在技术上也难以保证企业会将该项经营资金收入划入该账户中；另一种形态就是企业用其专属的银行账户内的全部资金的支取权向银行提供抵押，账户内的资金除双方约定需要由银行进行审核的情况外，由企业自由支配，本文论及的就是这一形态的账户抵押。

账户资金支取权显然不属于担保法第34条第（1）—（5）项规定的抵押物的范畴，而且账户资金是不确定的，所以它也不属于存款凭证的质押，那么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抵押呢？对于账户抵押这样一种抵押标的物金额随时发生变化的抵押形式，在现行的抵押类型范围内的确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归类，但是账户抵押的客观存在性和适法性却是不容置疑的。无论最终将其界定为浮动抵押还是一般权利抵押，立法部门或者司法机关最后一定会对其抵押登记问题做出规定，这是现实的需要。而无论如何被定性，它对保障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都是非常有效的。

银行在与企业签订的信贷合同的同时，签订一纸账户抵押合同，合同中约定企业以其银行账户对银行提供抵押担保，参照前述担保提存协议中的内容与企业约定监管内容和方式。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同样需要关注企业适用信贷资金的正当性并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监管。

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银行可以及时阻止企业违规适用资金，防止企业逃匿资产，在发现企业违规运作或经营状况恶化时，及时行使债权，回笼资金，减少损失。这两种监管方式适合于中小企业，也适合于市场大鳄。这表面上看加大了银行的资金监管工作量，但实际上不过是银行履行早应该去尽而没有尽到的责任而已。

由公证机关对前述资金进行监管，有着深刻的法律和经济基础。

1、根据国际立法惯例和我国法律的规定，公证机关具有服务、监督、沟通、证明的作用，所以公证机关对银行信贷资金进行监管具有职权基础。

2、公证机关是法律专业机构，而且其本身工作以“真实性、合法性”为依归，所以由其对借款企业重大交易合同的正当性进行审查具有知识基础。

提存范文篇9

关键词：生产持有材料；可变现净值；重置成本

我国已颁布的新《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存货》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应当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孰低计量。存货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应当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入当期损益。为生产而持有的材料存货，用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成本的，该材料仍然应当按照成本计量；如果材料价格的下降表明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的，则该材料应当按照可变现净值计量，而可变现净值的计量依据是其生产的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和成本的比较关系。这里存在着这样几个问题：当一种材料用于生产多种产品而持有时，其期末价值如何确定？或者材料价格没有变化，但产成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时，材料的可变现净值该如何确定呢？

例如：2007年12月31日，某公司库存材料A1初始单位成本100元，材料A2初始单位成本为80元，材料A3初始单位成本50元，材料A4初始单位成本20元。生产W1产品需要A1，A2，A3，A4四种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150元；生产W2产品只需要A1和A4材料，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为130元。则W1产品的单位成本为：100+80+50+20+150=400（元）；W2产品的单位成本为：100+20+130=250（元）。

当资产负债表日，由于市场材料价格波动，A1，A3，A4两种材料发生了降价，A1材料由100元降为60元，A3材料由50元降为35元，A4由20元降为15元；受此影响，W1、W2产品的市场价格也有所降低，W1由450元降为390元，W2由500元降为420元。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为售价的5%，根据可变现净值的定义M产品和N产品的可变现净值计算如下，W1产品可变现净值：W1估计售价-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390-19.5=370.5（元）；W2产品可变现净值：W2估计售价-估计相关销售费用和税金=270-13.5=256.5（元）。

一、生产持有材料存货可变现净值计量存在的问题

（一）用于生产两种产品以上的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按上例：由于A1材料可用于W1产品的生产，也可用于W2产品的生产。根据新会计准则，A1材料的可变现净值应根据W1或W2产品确定。按照W1产品，由于W1产品的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1材料的可变现净值：W1产品的估计售价-将A材料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W1产品的成本扣除A1材料成本的金额）-销售费用和税金=390-300-19.5=70.5元，低于其成本100元，因此A1的期末价值应为70.5元，按照每件29.5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按照W2产品，由于W2产品的可变现净值高于其成本，A1材料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那么材料A1到底需不需要计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多少?取决于W1产品还是W2产品?这就出现了同一材料期末价值不同的现象，违背了计量一致性原则。

（二）当材料市场价格未变，成品售价降低时材料的可变现净值

A2材料价格未发生变化，由于其仅用于W1产品的生产，应按照W1产品计算其可变现净值。由于W1产品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2材料的可变现净值：W1产品的估计售价-将A2材料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W1产品成本扣除A3材料成本的金额）-销售费用和税金=390-320-19.5=50.5元，低于成本80元，应按每件29.5元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当然，材料价格未变时，新会计准则并未明确要求按照可变现净值进行后续计量，但现实中材料价格未变时，成本价格随市场波动、能耗降低、技术进步等因素发生下降的情况比比皆是，从逻辑的一致性考虑，当然也应该将这些预计不能收回的成本反映在当期。但问题是，这种情况下，计提跌价准备是建立在企业继续生产成品然后出售的假设下的，而理性的企业此时完全可以直接出售材料以避免该跌价损失。

（三）存在可变现净值为负数的材料

假设生产W1产品，由于W1可变现净值低于成本，A4在资产负债日可变现净值应等于W1的估计售价-将A4加工成W1产品尚需要成本-销售费用税金=390-380-19.5=-9.5元，以此为基础计提存货跌价准备显然不符合逻辑。当然，低于0的可变现净值只有对于成本结构中比例较小的非主要材料才有可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一般会根据新会计准则《存货》的第十八条第三款，选择和其他材料合并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二、对生产持有材料存货期末价值计量的建议

对于生产持有材料存货，按照其生产的成品确定可变现净值的方法并不能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而且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不符合谨慎性原则，且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准则的可操作性。在会计准则国际准则趋同的背景下，参照《国际会计准则第2号—存货》第29条：用于生产存货的材料和其他物料，不能减记到其成本以下，如果用其生产的制成品预计可按成本或更高的价格出售的话。然而，当材料价格的下跌可以表明制成品的成本将超过可变现净值时，那么该材料就应减记到可变现净值，在这种情况下，材料的重置成本可能是其可变现净值最可行的计量基础。也就是说，对于生产持有的材料，依然按照可变现净值作为其后续计量的基础，但可变现净值直接根据材料自身的重置成本计量，而不是依赖于用其生产的产成品，这一方面压缩了根据不同产品计算可变现净值从而调节利润空间，一方面大大提高了准则的可操作性。

从表1可以看出，按照新会计准则，在W1产品售价由450元降至390元的情况下，所有的材料，无论价格是否下降，下降多少，都会提取29.5元的存货跌价准备，计提的金额为118元，基本上相当于全部材料降价金额60元的一倍。如果根据W2产品计算，A1材料和A4又不需要计提任何跌价准备，而根据重置成本，只有价格发生下降的A1材料、A3、A4需要分别按其价格下降的金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与以何种产品作为计算依据无关。显然，后者更加客观，便于操作，也更符合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当销售产品不如销售材料时，企业肯定选择后者。生产和市场需求的不同，材料的用途和目的随着企业管理者持有意图的改变而变化，生产持有材料和待售材料的具体划分在现实中没有多大意义，以重置成本作为生产持有材料存货的可变现净值，使得生产持有材料和待售材料具有相同的计量基础，可以避免企业简单地通过改变材料用途从而调节利润的做法。

【参考文献】

[1]《企业会计准则讲解》.财政部会计司.人民出版社，2007.4.

提存范文篇10

关键词：社会福利观；劳动报酬观；规定受益制；规定缴费制

养老金的会计核算与一个国家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两者的共同目标是准确合理的确认养老金的成本，保障职工退出劳动舞台后的生活来源，共同推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

一、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我国养老保险进入了改革、发展阶段。全国各地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探索，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转变。一是由企业保险转变为社会保险，二是由企业一方负担转变为国家、企业、职工共同负担，三是由现收现付向部分积累的筹资模式转变。四是由单一层次养老保险向多层次转变。经过20多年的不断努力，已建立起了一套基本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模式。

目前我国的养老保险基本框架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本养老保险，第二层次是企业年金，第三层次是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第一层次基本养老保险，它是由国家立法强制实行的政府行为，全体劳动者必须参加，保证职工退休后的基本生活需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金统筹模式。给付方式是规定受益制与规定缴费制相结合，属于混合性的保险。其中社会统筹部分属于规定受益制，而个人账户部分属于规定缴费制。第二层次是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依据国家政策和本企业经济状况建立的、旨在提高职工退休后生活水平、对国家基本养老保险进行重要补充的一种养老保险形式。给付方式是规定缴费制。第三层次完全是一种个人行为，职工个人按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投保、投保的水平和选择经办机构，为自己的退休生活而作的一种预防性储蓄安排，给付方式也是规定缴费制计划，该计划是一种个人行为，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养老金。

二、企业养老金会计处理的发展

企业对养老金的会计处理也相应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主要是在“社会福利观”或“劳动报酬观”的理念影响下进行的，是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的转换。

社会福利观认为：职工在职时领取工资，是按劳分配，退休后不再从事岗位性的劳动，但却领取养老金，这是对剩余价值的再分配，实质上隶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与此相应的养老金成本的会计核算采用的是“收付实现制”。我国传统体制下的养老金支付即是该观点的体现，养老金支付往往由国家和企业包揽。企业职工在职期间并不确认养老金成本，只是在实际支付养老金时列为“营业外支出”或“管理费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观点的弊端日渐暴露，一是养老金费用没有预提，企业无法估计未来应付养老金数额：二是成本和收益不相配比，使得企业各期的损益缺乏可比性。不利于企业间的竞争。

劳动报酬观认为：职工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是职工劳动力价值的组成部分，与职工在职时领取的工资一样属于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这种观点主张，养老金是递延的劳动报酬，属于“递延工资”的范畴。因此，在会计核算中，按照权责发生制来确认养老金成本，不论其是否实际支付，与当期收入相关的费用都应在当期确认。这样，一方面企业确认和计量在职职工的养老金费用，计入当期成本；另一方面也就负有为职工提存养老金的义务。这一观点已被世界各国会计界普遍接受。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国家的会计理念都在由“社会福利观”向“劳动报酬观”进行过渡。与此相应，养老金成本的会计核算原则也由收付实现制向权责发生制转变，我国养老金会计的发展也印证了这一轨迹。三、我国养老保险制度和企业养老金会计发展的探讨

对养老金的会计处理，国内外有两种方法。

(一)规定受益制下的养老金会计处理

在规定受益制下，企业要将未来的给付义务换算成当前的养老金费用和负债，会计核算工作非常复杂。首先，企业将来的给付义务包括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其次。将来的给付义务换算成现时的养老金费用和负债，要考虑货币的时间价值，从而涉及贴现率的选择，而贴现率的计算必须将上述不确定因素考虑进去。还由于这部分资金所组成的基金由企业负责，即基金资产的收益由企业收取，损失由企业承担。这项工作会计人员很难胜任。一般要由精算师完成，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养老金费用的确认与养老金基金的筹集分开。—般来说，养老金费用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一是当期服务成本。指由于员工在当期提供服务，公司应向员工支付的养老金福利(预付福利负债)的增加而引起的费用。精算师把服务成本计算为当年员工赚取的新福利的现值。

二是负债利息。养老金是一项递延报酬安排，它具有货币的时间价值，事实上，养老金记录的是折现值，预计福利负债与任何折现负债一样，每年都发生利息费用。

三是计划资产的实际收益。在计算发起员工养老金计划的企业净成本时，特定年度累计养老金基金资产获得的收益是相关因素。因此，每年的养老金费用应当随着累计到基金的利息和分红以及基金资产市场价值的增减而得到调整。

四是前期服务成本的摊销数。养老金计划的修订(包括开始实施)经常包括提高(很少情况是减少)员工以前年度提供服务的养老金福利的条款。因为计划是在企业预计未来期间将实现经济利益的情况下修订的，提供这些追溯过去而又涉及未来利益的前期服务成本应在未来养老金费用中分配，特别是在有关员工剩余服务年限中分配。

五是精算利得和损失。

六是当缩减或结算一项计划时，确定因此导致的利得或损失。

以上费用的确认必须依靠精算师的帮助。精算师预测员工的死亡率、离职率、利息率、投资收益率、提前退休率、未来的薪金水平及养老金计划运作中的其他因素，通过计算各种影响财务报表的养老金项目来提供帮助，这些项目包括养老金负债、年服务成本和计划修订的成本。总之，规定受益养老金会计高度依赖精算师提供的信息和计量。

(二)规定缴费制下的养老金会计处理

在规定缴费制下，企业根据各期提存的金额和基金的投资收益来确定养老金的支付额，其会计处理较为简单。企业在各期所负担的养老金义务一般就是该期应提存的金额，而企业提存的金额由计划中的计算公式确定。当企业每期实际提存时，其现行义务就得到履行。因而，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企业各期应确认的养老金费用通常就是当期应付的提存金。

如果企业各期应提存的数额与实际提存额不一致，则构成一项负债(应计费用)或是一项资产(预付费用)。

从我国现实的情况看，由于目前企业和职工对养老保险的意识还不高，认识还不足，如果让企业直接按照规定受益制来确认养老金费用，还存在诸如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精算师队伍建设欠缺等制约因素。笔者认为，这个课题不宜交由企业来承担，应交给国家社会保障系统的专家们去考虑。现在全国都在推崇专家理财的方式，养老金的计量也应采取此模式，由专家来考虑养老金的未来受益水平与当期缴存数的关系，进行专业化管理。

虽然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处于探索阶段，但近几年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逐步加大，相关的制度也逐步走向规范，其中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养老保险是基础，也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重点。目前基本养老保险的统筹基金就是受益制下的养老金，个人账户与企业年金均属于缴费制下的养老金。我国应在养老保险制度的完善过程中充分考虑受益制下养老金对当前养老金缴费的影响，确定合理的缴费比例和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