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制约范文10篇

条件制约范文篇1

1制约旱农生产的因素

1.1寒。县域西北和西南部深山区，由于年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冻害严重，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影响极大，只能一年一作。

1.2旱。旱耕地集中在山丘区，农业生产仍然是“靠天吃饭”。降水集中在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70%，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而且冬春少雨雪，风大旱情重，耕地地皮处于干裂状态，春末夏初多风，严重影响着旱农生产。目前仍有13133.33hm2耕地无灌溉条件，广种薄收，靠雨养。

1.3蚀。由于山丘区地形起伏较大，加之多暴雨和大风的特点，使旱耕地土壤的水蚀极为严重，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形成跑水、跑土、跑肥“三跑田”，土层变薄，砾石增多，土壤肥力下降，旱耕地水土流失面积达10506.66hm2，占旱耕地面积的80%，年水土流失耕地跑水约8088万m3，跑土52万m3，每年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养分折合化学肥料约1.56万t。

1.4薄。土层浅薄是旱耕地土壤的一大障碍，旱耕地土壤除蚀变化，人为的耕作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土层浅薄的旱耕地面积为3888hm2，占旱耕地总面积的29.6%。

1.5板。由于旱耕地长期浅耕，有机肥施用量少，质量次，加上化肥用量日益增加，化肥品种使用单一，使旱耕地土壤有机质消耗大于积累，导致土壤理化性状恶化，土壤容重由第二次土壤普查时的1.05g/cm3，增加到1.4g/cm3，以1.25~1.3g/cm3居多。土壤孔隙度由56%下降到43%。耕作层厚度由18cm下降到11cm和8cm，低于11cm的面积占49.8%，导致作物根系密集层抬高，超过6cm的犁底层面积达77.5%，严重影响着作物根系对土壤深层水分的吸收。

1.6瘦。土壤瘠薄、养分含量低。据2008年对旱耕地土壤养分监测结果显示，突出表现为有机质含量低，土壤养分比例失调，其中土壤有机质含量均值为8.9g/kg，碱解氮为75.4mg/kg、速效磷为12.2mg/kg、速效钾含量为50mg/kg，土壤供肥能力低下已成为当前旱耕地产能的限制因素。

2对策

2.1加大旱耕地整理开发力度，防冶水土流失。旱耕地在整理开发中要运用“生物、工程、农艺、农机”相结合的综合开发改造措施，建设围山转、反坡梯田、窄带或宽带高标准梯田，小块并大块，里切外垫，围埂打埝，提高耕地平整度，并种植生态防护林，减少风、水对耕地的侵蚀。耕作上变顺坡垄种为横坡垄种，增加植被密度，减少土壤裸露面积和地表径流，改善旱耕地生态环境，达到保持水土，最大限度的减少农业自然灾害，增强旱耕地的抗耐旱能力。

2.2旱耕地实施免耕技术措施和秸秆覆盖及地膜覆盖途径，可提高土壤覆盖度，最大限度的减少地表径流、地表蒸发和土壤裸露面积。

2.3深翻改土，活化土壤。针对旱耕地耕层浅、梨底层厚、土壤容重高，空隙度低的现状，加大秋季深翻改土整地力度，活化土壤，打破犁底层，改善土壤水分和养分的循环及土壤结构，提高肥水利用效率。

2.4加大旱耕地土壤培肥力度。①增施有机肥料对提高土壤肥力有重要作用。有机肥在微生物作用下通过腐殖化和矿质化，能形成有机质和速效态养分，同时分解产生有机酸能促进土壤中难溶性无机养分的溶解，提高土壤供肥性能；②推广秸秆堆沤还田和秸秆覆盖还田；据报道亩覆盖秸秆500kg，比裸地耕作土壤有机质增加1.5g/kg，速效磷增加8mg/kg；③实行肥粮轮作和间作，对绿肥作物实行割沤、翻压和过腹还田培肥土壤；④粮豆轮作或间作，可通过豆料作物固氮和根茬还田培肥土壤。

条件制约范文篇2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术发展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15世纪时，为确定远洋航行中轮船在海洋中的位置需要测算经度，而测算经度需要一台在远洋航行期间保持精确的计时钟。为发明计时钟，西班牙、荷兰、英国都宣布给予巨额悬赏。这笔悬赏一直保持到18世纪，英国的发明家哈里森几乎耗费了半生精力才完成计时钟的研制，获得了这笔赏金。现在看来，即使哈里森未研制成功而突然患病死亡，计时钟也会被其他人发明出来，因为高额赏金始终是刺激人们进行研制活动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赏金，发明人因成果被人仿制，所获收益就会大大低于他所付出的代价，所以就不会去进行这种研制。仿制别人的发明成果具有一种“白搭车”的利益。受“白搭车”利益的刺激，人们都想等待别人发明出来之后直接进行仿制，所以社会只可能出现一些像鲁班发明锯子那样的几乎不需要什么成本的简单的或偶然性的发明创造。等到依靠“偶然性”原理能够发现和发明的“项目”都被人们了解和掌握以后，生产技术就会陷于停滞。用严格的数学术语说，预期收益“等于”预期成本是发明创造活动所能够达到的极限。考虑到任何发明创造在实际上都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以如果不是预期收益显然高于预期成本，就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古代中国和其他文明古国的生产技术长期陷于停滞，都是因为它们实际上已经发展到了成本收益原理所能够达到的最高限度。

从计时钟的发明过程看，政府悬赏显然是刺激发明的有效办法，但政府悬赏的只能是一些重大而又紧迫的项目，事事都靠政府悬赏是不现实的，于是西欧人发明了保护发明者利益的“专利制度”。专利制度保护“发明创造”活动，用国家强制力保证直接利用专利技术盈利的人把所获利益分出一部分给发明人，这就大大提高了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刺激人们去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在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环境中，许多发明创造活动的预期收益是远远低于其成本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技术停滞是必然的。

人们马上会问，近代西欧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都是专利制度保护和刺激的结果吗？如果是，那么欧洲何以出现了专利保护制度？如果不是，那么技术突破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二、市场发展与技术突破

实际上，西欧最初出现的一系列技术突破，并不是专利制度刺激的结果。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早就认识到，劳动分工具有降低发明成本的作用，欧洲经济兴起的关键环节就是制造业中出现了精细的分工，例如在手工工场中，缝衣针的制造过程被分解为十多道工序，从羊毛到制造成织品的过程被分解为几十道工序。操作过程中精细的分工使人只需要多次重复简单的动作，这就把人们天生的发明欲集中在一些有限的难题上，刺激人们考虑如何用机械代替手工，用水力、风力等自然力代替人力和畜力。发明那些从事简单操作的机械，创新成本大大降低，欧洲终于出现了一系列的技术突破和发明创造。可见，导致西欧出现技术突破的关键环节是劳动分工。

那么，为什么欧洲出现了劳动分工呢？

按照传统观点，分工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变革（尽管不是根本变革），它来自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规模扩大来自生产力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动力又归结到生产技术。这样，传统的探讨就成为：生产技术受制于分工，分工受制于生产规模，生产规模取决于生产力，生产力又取决于生产技术，陷入了典型的逻辑循环。在斯密以后的大约二百年中，没有人找到走出这一逻辑怪圈的出路。直到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思（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才在其《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文版1989年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一书中阐明，西欧生产规模的扩大，不是由于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由于市场利益的刺激，是人们利用市场兴起所造成的盈利机会的结果。市场兴起才是西欧技术突破、经济崛起的关键所在。

市场在刺激技术创新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刺激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劳动过程中精细的分工，大大降低了技术创新的成本；另一方面，广阔的市场销路又大大增加了技术创新的潜在收益。所以，如果没有市场盈利的刺激，很难设想西欧会出现具有世界意义的技术发明和创新。

那么，西欧的市场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三、地理条件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发展，直接原因是参加市场交易的人数很多，人们参加市场交易是为了获得利益，商业利益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而在古代条件下，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主要取决于自然地理条件。

西欧各地地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自然产品差异大，不同地区存在明显的“比较利益”，例如尼德兰（现今的荷兰、比利时）只有七万多平方公里，还不到河南省面积的一半，但年降水量多的地方达1500毫米，少的地方却只有600毫米。气候差异大引起产品差异较大，刺激人们相互交换产品；西欧天然运输条件好，许多河流流量稳定，一年四季都便于通航，运输费用低廉，这就使得各地的“比较利益”能够实现。利益刺激使西欧人作出了发展商品市场的“选择”。这样，西欧经济兴起的最根本的原因（条件），就是由于那里具有有利于商品市场发展的地理条件。

历史唯物主义早就指出地理环境是人们首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传统的历史理论家一直没能发现地理环境与西欧经济兴起的内在联系，一直把重视地理环境作用的学者称作“地理学派”而给予批判。现在看来，地理环境正是我们所探寻的社会历史状况的终极原因。把西欧经济兴起的原因归结为那里具有商品市场发展的天然条件，是对传统唯物史观的重要补充。

对西欧经济兴起原因和原理的探讨，也为我们认识世界其它地域包括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提供了唯一可行的参照系。简单地说，其它各地的社会长期难以走出传统社会的状态，都是由于它们不具备商品市场自发发展（相对于外来刺激发展）的地理条件。就不利于商品市场的发展来说，中国的地理条件比世界其它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因而也更便于我们论证（这当然不是说世界其它地区的地理条件比中国更有利于发展）。下面我们以中国文明本部的黄河流域为例予以说明。

黄河流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等温线、等降水量线都是东西方向。从现今陕甘交界向东一直走到山东半岛大致1500公里范围内，所经各地的气温和降水都相同，所以基本产品相同，没有交换必要；虽说南北方向气候差异较大，引起基本产品差异较大，但南北方向没有天然河道可供通航，商品交换只能通过陆路运输。现代公路运费等于水路运费的10倍。在古代只能依靠肩挑背扛毛驴驮的条件下，陆路运费至少等于水路运费的30倍，南北之间不同的产品无法实现交换。

在古代中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下，任何两地农、林、牧、渔等基本产品（低值笨重货物）生产成本的差额，都抵偿不了两地之间的运输费用。农民把产品运到有差异的地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产品，比自己直接生产它们花费的代价更高。在成本收益原理指导下，中国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来满足需求，于是社会就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不少人不同意我们关于“中国自然产品差异小”的论断，他们或许会问，“中国地大物博，气候复杂多样，自然产品无所不有”，这是小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你怎么硬说中国的“产品差异小”呢？

当然，谁也无法否认“中国自然产品几乎无所不有”的常识。但是，历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产品差异是否足以刺激人们从事商品交换，这就必须考察产品差异的地域范围，分析不同地域之间的运输成本。例如广东与黑龙江的气候截然不同，它们的产品当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由于空间距离所决定的运输费用（太高），古代条件下它们的产品不可能实现交换。所以，尽管中国的产品确实“无所不有”，但它们对历史研究并没有具体意义。我们所说的“产品差异小”是相对于运输能力而言的。在陆路运输条件下，古代基本农产品市场的辐射半径不超过10公里（实际上更小），面积往往只有几十平方公里。在这样狭小的范围内，产品很难有多大差异。

弄清中国商品市场难以发展的原因，是破解所有中国宏观历史之谜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宗族组织、专制制度、重农抑商、儒家思想等，都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篇幅所限，下面我们只对统治者何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给予简单分析。

四、抑商政策也是统治者在特定社会状况下的理性选择

历史学家早就发现，西欧的统治者和中国的专制王朝对商业的政策根本不同，西欧都实行重商主义，而中国都实行抑商政策，于是人们往往把政策的不同看成是社会发展差异的原因。这一认识其实是肤浅的，因为不是政策造成了不同的社会状况，相反，是不同的社会状况使统治者选择了不同的政策。

从成本收益原理分析，西欧实行重商主义，是由于商业盈利高，因而能够为统治者提供大量税收；中国实行抑商政策，则是由于商业利润小，国家对其征税成本很高，往往得不偿失，还不如干脆限制其发展。

如前所述，商业利润来自产品生产成本的差额，差额必须高于运费，交换才有可能实现。从经济上看，能够承受远距离运输费用的商品是有限的。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只有黄金、珠宝等贵重物品或者瓷器、丝绸、香料、茶叶等本身价值不高但产地有限的特殊物品，才能够承受远距离的运输费用。由于运输费用高，茶叶、丝绸等特殊物品到达最终消费地时也成了普通百姓消费不起的“奢侈品”，所以对市场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不大。在中国，也许只有经销百姓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盐、铁这两种商品才有利可图，但是统治者早就发现了这一道理，从春秋战国时代起就开始垄断盐铁经营，对私自经销盐铁者进行严厉制裁。由于经销普通的农林产品难以盈利，所以商人只能依靠行奸弄巧或者贩卖违禁物品发财，结果“奸商”和“私贩”几乎成了中国商人的代名词。在统治者看来，商人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还抵偿不了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商业税收不能补偿管理费用），所以从古代的封建帝王，直到新中国的领导人，都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抑商政策当然会对市场发展更为不利。但由于我们已经分析的原因，即使没有抑商政策，中国的商品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发展起来。

五、结论

条件制约范文篇3

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经济地理条件，一些地区长期保持传统农业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类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这类地区若能把握时机，处置得当，就有可能乘势而上，后来居上，否则，就会失去宝贵的发展机遇，重新拉大与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的差距。因此，适时制订对策，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摆在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面前一个十分现实而急迫的任务。

（一）

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原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局限，后发展地区工业经济成长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第一，发展速度相对领先，但基础仍然脆弱。这类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长期来国家投入不多，基础设施薄弱，工业弱小，经济整体实力处于中下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这类地区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及其影响力相对较弱，加上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穷则思变，求富心切，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起步较早，工业经济凭借市场拉力，从小到大，发展速度相对领先，以较短的时间跨过了工业化初期，进入或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但是这类地区发展基础脆弱的问题也明显存在，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人才、技术准备不足，工业经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呈放大态势，属典型的速度型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第二，加工工业比重大，但稳定性较差。这类地区资源条件较差，一般无富集资源可作依托，本地区财富集散面窄小，市场容量不大，因而产业选择大多是单位产品原材料需求量不大、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加工工业，形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区域外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原料供给、产品成本受制于上游产品供给状况及其价格的变化，企业增支因素多，消化任务重；另一方面，产品销售受区域外市场变化的影响，反应敏感，起伏较大，不利于持续、稳定发展。

第三，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但城市大工业发展滞后。长期来，这类地区几乎没有大的国有工业，仅有的一点工业，也是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兴办“五小”工业而形成的地方国营小企业，以及由小手工业发展起来的城镇集体工业，没有可能进行工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原始积累。这类地区改革开放后的初始发展资金，完全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业经济的发展来提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为工业发展积累了初始资本，还为其作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的先期培训。“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成了这类地区发展的主旋律，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镇集体工业也在传统法制外得到快速发展，农村工业化步伐大大领先于其它地区。随着城乡集体工业的发展，产业转移使家庭工业应运而生，成为城乡居民特别是广大农民致富的重要途径；与此同时，私营工业也有所发展。因此，这类地区较早地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率先在这类地区起主导作用。但城市大工业由于受资源、资金和原有基础的制约而发展缓慢，以乡镇工业为主体的县域经济成为这类地区经济布局的一大特色。

第四，中小企业成为发展的主流，但主导产业不明显。这类地区由于工业发展的初始资本来源于农业，来源于民间，必然带有量小、分散的特点；体制上也因为刚刚开始冲破传统计划经济的束缚，人们的市场经济观念和市场经济知识还比较缺乏，资本原始积累十分不足，因而中小企业成为企业组织构成的主体而优先发展。相反，由于国家投入少，全民工业薄弱，大企业、大产品的发展一直是薄弱环节，不但数量少，企业规模、素质和整体实力与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相比，也均处于劣势。正是这样的企业组织结构，造成产业离散度大，主导产业不明显，规模经济效益也不理想。

第五，块状经济特色明显，但区域中心城市功能不强。这类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主要启动点是乡镇工业和城镇集体工业，一户帮十邻、一村带一乡的扩张式发展，成为重要的发展形式，造就了一大批“一村一品”、“一乡（镇）一品”、“一县一品”的块状经济，形成了不同层次、区块式发展、多样化的特色经济格局。由于以若干特色产品为龙头发展块状经济，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必然促进特色产品专业市场的发育，而市场的繁荣，又支撑工业的快速发展，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支撑，共同发展。工业与市场的兴起，同时推进了现代中小城镇的形成和繁荣，继而进一步带动和支撑产业的发展。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建设三位一体，有机结合，推进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块状经济发展的鲜明特点。但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大工业发展相对不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第三产业发展也相应滞后，因而形不成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对区域经济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十分薄弱，经济的二元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二）

后发展地区工业经济特殊的成长背景所决定的以市场为导向的轻型经济结构，支撑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使这类地区经济规模和综合实力大为增强，产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工业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体，开放型经济也已达到一定程度。但其先天不足所造成的“低、小、散”的弱点，如果说发展初始阶段曾被强劲的发展态势所掩盖的话，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国内外市场竞争更趋激烈的今天，其消极作用就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和充分了。产品档次不高，技术含量低，缺少自己的品牌，市场竞争力弱，市场占有率连续下滑；企业组织化程度低，技术装备差，经济效益不高；区域经济产业层次低，传统工业比重大，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滞后，产业和行业结构雷同，缺乏发展后劲。因此，在近些年中，与已率先进行结构调整的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相比，又呈现差距逐渐拉大的态势。若再不抓紧调整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将陷入难以为继的境地。

调整工业经济结构，是一个涉及解决深层次矛盾，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问题。目前，围绕支柱产业，依托现有企业，组建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程度，努力抢占规模经济的制高点，增强竞争优势和发展实力，已成为工业先发性地区结构调整的主要形式和发展方向。不少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争相仿效，把它作为自己调整结构、治理“低、小、散”问题的重大举措，其结果，不但与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结构调整后的优势相比较仍相对处于“低、小、散”的境地，而且由于照搬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结构调整的方式，在调整过程中还留下了严重的隐患。一是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在新的水平上再次大量出现，不但形不成自己的优势，还造成资金和资源的巨大浪费；二是工业后发展地区产品离散度大，没有优势明显的主导产业和拳头产品，搞集团、上规模，带有很大的理想成分，容易忽视市场的导向，给企业留下可怕的“胎里疾”；三是这类地区既无大企业可依托，又无巨额资本积累，行政推动往往成为组建企业集团的主要手段，板块式的拼凑，使存量资产不能有机重组，实现优势互补，还可能放大劣势，拖垮原有的优势企业。这些调整过程中所隐藏的问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很容易同时迸发出来，造成严重的后果。因此，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的结构调整，决不能不顾条件和基础，照搬别人的成功经验，必须从自己的特殊性出发，扬长避短，注重特色，以己之长，克人之短，以“田忌赛马”之策，赢得竞争和发展的主动。

从本地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独特的结构调整之路，必须正确把握和发挥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的特殊优势。从工业经济成长的特殊进程看，这类地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局面形成较早，国民经济市场化水平相对领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方面具有一定的先发性优势；工业成长总体历史短，产业构成新，国有工业的历史包袱相对较轻，对市场变化所带来的风险和困难，承受能力相对较强，在区域经济布局和产业选择上具有一定的后发性优势；工业与流通、企业与市场结合比较紧密，市场配置资源所构筑的区域经济特色比较明显，在独特的行业和领域，具有相对的整体优势；城乡工业化进程相对领先，作为发展主体的中小企业生机旺、活力强、机制活，在工业经济从小到大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支懂管理、善经营、敢于改革创新，与中小企业发展相适应的企业家队伍、经营管理者队伍和技术开发队伍，在同类企业竞争中占有相对优势。

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的结构调整，就是要凭借上述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立足于现有企业的改组改造和资产存量优化重组，以科技进步为支撑，选择符合本地实际的调整之路。

（三）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结构调整的载体，也是区域经济多种优势的集中体现者。如何保持、发挥并进一步发展作为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发展主体的中小企业比较优势，是这类地区结构调整的关键。这也就是后发展地区工业经济特殊成长背景所决定的结构调整的特殊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在世界工业经济发展进程中集中与分散两大趋势并存，以追赶科技进步为前提的中小企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光明的发展前景。一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中，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多阶段共生共存共溶，以及后工业化地区存在的诸多发展优势，为处于开放中的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地区工业结构调整、增长方式转换以及跨阶段、跳跃式发展提供了可能；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现代加工技术的专业化、小型化日趋成熟，为以加工工业为主的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三是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育与逐步成熟，十几亿人的巨大消费需求扩张以及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扩大，对以生活消费品生产为主的中小企业发展必将产生强劲而持久的市场拉力；四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消费结构的层次性，以及城镇就业和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巨大压力的存在，为相对领先发展地区的中小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准备了转换时间和要素资源；五是跨国公司和国际大集团在我国直接投资企业的存在，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大型、特大型企业集团的形成，随着科技进步和自身发展规律的作用，必然进一步细化分工、扩大合作，这既为大、中、小企业的联合发展提供了可能，也为中小企业通过跳跃式发展上升为大企业、大集团提供了机遇。

由此可见，发挥中小企业优势既有需要也有可能，显然是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结构调整现实的明智选择。但面对众多的中小企业，切入点或启动点的确定，又成为举足轻重的一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这个结论应该由市场来下。企业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于产品市场占有率的大小。无论是适应市场，还是创造市场，最终都集中在由市场决定的产品本身，即要由产品的现实市场占有率和预期市场前景来决定。因此，产品理所当然成为结构调整的切入点或启动点，结构调整必须从优势产品的培育、发现和发展开始。

应该坦率地承认，作为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一般意义的优势产品及其竞争优势并不存在，产品一般都具有档次低、技术含量少、价位低的特点，主要是以中低收入阶层为消费对象的低档、低价赢得竞争的相对优势。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消费心理的变化，这种相对优势正在明显弱化。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只能从特殊性上做文章，即必须从众多的产品中筛选具有相对优势和特殊优势的产品。具体地说，就是要实行专一化战略和差别化战略，或主攻特殊的顾客群，或着眼于产业链、产品线的优势细分区段，或以特定地区市场为主导目标，或在同类产品中确立自己的鲜明个性，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做足产品“名特优”和市场“特殊性”的文章，形成“小商品、大市场，高科技、专业化”的具有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关联度的“小型巨人”企业和企业集团或企业群体，在产业链中起龙头作用，提高产业集中度，以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

营造“小型巨人”企业、企业集团或企业群体，要紧紧扣住具有相对优势或特殊优势的产品，抓一批基础素质好、经营机制活、竞争能力强，有希望做大的企业；抓一批处于产业关键部位，能够发挥行业龙头骨干作用的企业；抓一批产业关联度大、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要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改革促调整、求发展，通过存量重组和增量扩张，使这些企业规模合理化，形成规模经营优势；延伸产业链，形成以优势产品为中心，优势企业为龙头，直接投资和非股份安排、紧密和松散、分工与合作相结合的企业集团或群体，以增强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和整体竞争实力，再造新一轮中小企业发展的强劲优势。

在围绕优势产品进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的同时，必须同步有效地进行企业技术创新。从总体上说，中小企业一般都存在技术储备少、设施装备差的问题，其背后就是缺人才、缺资金。因此进行技术创新，首先，要解决人与钱，即技术源和资本源的问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解决这两大问题只能依靠市场机制。一方面要实施开放的人才策略，培养、引进人才，组建或壮大龙头、骨干企业的科技开发机构和队伍；实行合作攻关，维护知识产权，有偿分享成果，组织行业技术研究和开发机构；采取技术参股、有偿转让、利益共享的办法，形成企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科技研究和开发队伍，解决企业的技术源问题。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优势产品品牌效应和龙头企业的集聚作用，让有限的高质资产去吸纳、调动更多的民间资金和社会资本，解决资本源的问题。从而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引进国际先进技术、先进装备及管理，增强消化、吸收和自主开发能力，实现技术创新，保持国内的相对领先地位，并努力快速缩短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以赢得市场竞争的主动权。

（四）

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市场机制这只无形的手需要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之相辅相成。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筛选、培育“名特优”产品，营造“小型巨人”企业或企业集团，更是需要政府的政策导向、组织协调和行政推动。具体说来，可采取以下措施：

1.统一思想认识，调整发展思路。调整工业经济结构，是实现增长方式转变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结构不调整，整体素质不高、市场竞争力下降、经济效益低等日益突出的矛盾就无法解决，增长方式也不可能转变。因此，必须统一对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必要性、紧迫性、重要性的认识，进一步增强现代化意识，使结构调整真正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并用市场经济和社会化大生产的观念指导结构调整。从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的实际出发，以产品结构调整为核心，实行企业组织结构及其他方面的相应调整，使经济发展真正转到以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有效地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2.实施名牌战略，拓展国内外市场。要尊重市场法则和规律，从现有的产业、产品和企业组织构成出发，注重创新，确定一定时期的优势产品目录和合理化发展规模，实施名牌战略，增强竞争力，拓展国内外市场。在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要实行扎实有效的行政推动，如建立领导协调机构，制订扶持政策，组建科技服务和信息、咨询网络，明确政府职能部门及公用事业部门责任，组织协调重大技术攻关、工艺革新和产品开发，落实激励措施等，以保证发展战略的实施和发展目标的实现。

3.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要加快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革，使企业真正成为能够自觉接受市场导向、促进本企业产品优化、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市场竞争主体，激发企业按照市场需求变化和长远发展要求而主动调整结构的内在动力，为经济结构优化构筑坚实的微观基础；积极理顺产权关系，推进存量资产优化重组，为企业的结构调整、规模经营和技术进步提供现实条件和便捷途径；进一步改革公有资产管理体制，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的公有资产管理、监督和运营体系，不断促进公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断提高公有资产的质量，充分发挥高质量公有资产的中坚和导向作用，发展优势产品，壮大优势企业，推进整体调整；加快资本市场、技术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培育，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法制体系，强化执法力度，规范市场主体行为和市场运行秩序，并发展、完善、提高中介服务机构，为经济结构调整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和社会环境。

4.进一步增大经济开放度，扩大结构调整和发展空间。扩大经济开放度，有利于进一步引进技术、引进资金、引进管理，促进结构调整。在大产品、大企业均为弱势的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更可利用对外对内开放，拓展结构调整空间，或与跨国公司、国内外大企业紧密联合，成为这些大集团的重要成员发展自己；或进入这些大企业的产业链，占有稳固市场，壮大自己；或在大产品、大企业的真空地带，拓展自己的发展空间，从而在开放中加快结构调整的步伐，提高结构调整的质量和效率。

条件制约范文篇4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2）客观条件的制约，又给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的余地。

教学设计构思：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事理结合的方法，从事中引出道理，用道理去分析事实，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新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的模式上，采用导与学相结合，以学为主，师生共同讨论，注重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运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爱拼才会赢》这首歌里面有这样语言：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

我们面对人生中的起落、好运、歹运怎么办？（发挥主观能动性）

生：（略）

师总结：是的，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时起、有时落”，有“好运、歹运”，要有所作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而又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正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讲授新课］

正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板书）

我们先来分析为什么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所建树，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呢？

（一）为什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6页至7页的倒数第二自然段，然后教师归纳。（板书）

主观能动性的三个表现为什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一：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活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揭示事物的现象和规律，以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

第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利用规律，利用和创造条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第三：精神状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难和暂时的失败，需要坚强的意志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挥的。

（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板书）

1．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

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客观条件出发：（板书）

（1）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板书）（这是本框

的重点，是唯物论、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运用）

关于二者的关系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不尊重客观规律，否认客观规律对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夸大主观能动性；二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只看到了客观决定主观，不能理解主观能动性在受制约的同时，仍然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这都是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先看例子：

师问：1958年（）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可谓

“干劲冲天”但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呢？

教师归纳：当时我国脱离了国情，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尽管我国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效果不大，甚至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这说明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从效果的性质上来看，人们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决定着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否收到积极的效果；从效果的量上来看，人们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程度，决定着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收到积极效果的程度，有时会“事半功倍”，有时会“事倍功半”。由此可见：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

正因为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才需要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以便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

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方法论要求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反对几种错误的观点：不尊重客观规律，夸大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认为客观规律妨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放弃主观能动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3）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制约它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板书）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材料：

某贫困地区为了脱贫致富，该地区人民根据其他地区“无工不富”的经

验，建起了一些小型机械厂。但由于原材料和资金的缺乏，结果收效甚微。经过认真的分析，该地区人民认识到本地区山场面积大，适宜发展林果业和养殖业。于是因地制宜种起了果树、中药材，饲养起牛、羊、家兔等，经济情况有了改观。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办起了果品和肉类加工厂，几年就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请同学们讨论：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生：（略）

教师分析：客观条件同样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受二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与人们所掌握的规律有关，另一方面又受现实的客观条件的制约。

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与一事物相联系的周围事物，是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要认识和改造事物，就必须用一定的条件作用于该事物。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是以规律为指导，以条件为基础，认识和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这句话既表达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又表达了规律和条件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共同制约性）因此，客观条件也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

客观条件虽然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被动的，却又给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的余地。这些客观条件，既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我们应该以规律为指导，分析条件，发挥有利条件的作用，限制或抑制不利条件的影响，达到活动的最佳效果。

客观条件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方法论要求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

反对几种错误观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客观条件会妨碍发挥主观能动性，人在客观条件面前无能为力，从而放弃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小结］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我们只有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同尊重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结合起来，以客观规律为指导，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有利条件，改变不利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2．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受一系列主观因素的制约：（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10－11页结束，总结归纳：主观因素包括那些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师分析：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机能，但不等于说主观能动性是人生来就有的。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随着实践与学习的积累而不断形成的、增强的。这些不断增强的因素，就成为制约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挥的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以形成的观念、能力、方法、身心健康的程度和利益出发点等。积累的主观因素制约着“下一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下一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会增添新的主观因素，这些不同的主观因素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不同的影响。

邓小平的一生可以用“三起三落”来概括。但邓小平以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博大的胸怀、对前途的乐观和自信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他的坚强意志来源于何处？

生：（略）

师总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对祖国、对人民那种深沉的爱，支撑起邓小平的坚强意志。这说明利益出发点问题是制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主观因素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方法论要求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具体怎么做呢？）学习和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水平，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课堂小结］

下面我们来总结下这节课所学的内容。（略）

根据这节课所讲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同时还要端正主观动机，做到正确的、有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课堂练习］

1．有些菜农在蔬菜大棚中安装了自控装置，它可以根据作物的需求，自动给水，自动段水，向上进行喷灌，向下滴灌，既合理充分地利用了电源、水源，又提高了作物的产量。这说明（A）

A．人们能自觉的创造条件，改变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

B．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或创造规律

C．规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

D．客观规律始终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2．人要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所建树，就必须（C）

A．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

B．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

条件制约范文篇5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2）客观条件的制约，又给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的余地。

教学设计构思：

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事理结合的方法，从事中引出道理，用道理去分析事实，能激发学生的学习新趣，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在教学的模式上，采用导与学相结合，以学为主，师生共同讨论，注重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培养与运用。

教学过程：

［导入新课］

师：同学们，《爱拼才会赢》这首歌里面有这样语言：人生好比是海上的波浪，有时起，有时落，好运、歹运。

我们面对人生中的起落、好运、歹运怎么办？（发挥主观能动性）

生：（略）

师总结：是的，在我们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有时起、有时落”，有“好运、歹运”，要有所作为，这就需要我们充分而又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这节课我们一起来学习怎样正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讲授新课］

正确的发挥主观能动性（板书）

我们先来分析为什么要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所建树，就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呢？

（一）为什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6页至7页的倒数第二自然段，然后教师归纳。（板书）

主观能动性的三个表现为什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

第一：认识世界的能力和活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揭示事物的现象和规律，以正确地指导人们的行动

第二：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活动→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利用规律，利用和创造条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第三：精神状态→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困难和暂时的失败，需要坚强的意志

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需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发挥的。

（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板书）

1．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客观因素的制约，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

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客观条件出发：（板书）

（1）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板书）（这是本框

的重点，是唯物论、辩证法在认识论中的运用）

关于二者的关系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不尊重客观规律，否认客观规律对主观能动性的制约，夸大主观能动性；二是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只看到了客观决定主观，不能理解主观能动性在受制约的同时，仍然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这都是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这个问题。下面我们来分析二者的关系，先看例子：

师问：1958年（）我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高涨，可谓

“干劲冲天”但为什么当时的经济并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呢？

教师归纳：当时我国脱离了国情，违背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这一客观经济规律。尽管我国人民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但效果不大，甚至没有取得积极的效果，这说明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规律是客观的，人们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从效果的性质上来看，人们是否按客观规律办事决定着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能否收到积极的效果；从效果的量上来看，人们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程度，决定着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收到积极效果的程度，有时会“事半功倍”，有时会“事倍功半”。由此可见：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

正因为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才需要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以便做到按客观规律办事。

客观规律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方法论要求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尊重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

反对几种错误的观点：不尊重客观规律，夸大主观能动性的观点；认为客观规律妨碍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放弃主观能动性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3）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制约它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板书）

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材料：

某贫困地区为了脱贫致富，该地区人民根据其他地区“无工不富”的经

验，建起了一些小型机械厂。但由于原材料和资金的缺乏，结果收效甚微。经过认真的分析，该地区人民认识到本地区山场面积大，适宜发展林果业和养殖业。于是因地制宜种起了果树、中药材，饲养起牛、羊、家兔等，经济情况有了改观。在此基础上，他们又办起了果品和肉类加工厂，几年就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请同学们讨论：这段材料告诉我们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生：（略）

教师分析：客观条件同样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所能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受二个方面的制约，一方面与人们所掌握的规律有关，另一方面又受现实的客观条件的制约。

事物都处于普遍联系之中，与一事物相联系的周围事物，是该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条件。要认识和改造事物，就必须用一定的条件作用于该事物。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过程，是以规律为指导，以条件为基础，认识和改造客观对象的过程。（这句话既表达了主观能动性的作用，又表达了规律和条件对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共同制约性）因此，客观条件也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基础和前提。

客观条件虽然制约着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被动的，却又给人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的余地。这些客观条件，既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我们应该以规律为指导，分析条件，发挥有利条件的作用，限制或抑制不利条件的影响，达到活动的最佳效果。

客观条件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方法论要求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从客观条件出发。

反对几种错误观点：不顾客观条件盲目蛮干（唯心主义的观点）；认为客观条件会妨碍发挥主观能动性，人在客观条件面前无能为力，从而放弃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

［小结］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就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客观实际条件出发。我们只有把发挥主观能动性同尊重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结合起来，以客观规律为指导，发挥主观能动性，利用有利条件，改变不利条件，创造新的条件，才能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2．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还受一系列主观因素的制约：（板书）

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10－11页结束，总结归纳：主观因素包括那些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师分析：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机能，但不等于说主观能动性是人生来就有的。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随着实践与学习的积累而不断形成的、增强的。这些不断增强的因素，就成为制约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挥的主观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以形成的观念、能力、方法、身心健康的程度和利益出发点等。积累的主观因素制约着“下一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下一步”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会增添新的主观因素，这些不同的主观因素对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具有不同的影响。

邓小平的一生可以用“三起三落”来概括。但邓小平以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博大的胸怀、对前途的乐观和自信度过了自己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他的坚强意志来源于何处？

生：（略）

师总结：邓小平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正是对祖国、对人民那种深沉的爱，支撑起邓小平的坚强意志。这说明利益出发点问题是制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主观因素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其方法论要求是：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具体怎么做呢？）学习和培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坚持正确的价值取向，树立崇高的人生目标，在实践中提高认识水平，不断改造主观世界。

［课堂小结］

下面我们来总结下这节课所学的内容。（略）

根据这节课所讲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应该怎样做呢？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我们既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尊重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同时还要端正主观动机，做到正确的、有效的发挥主观能动性。

［课堂练习］

1．有些菜农在蔬菜大棚中安装了自控装置，它可以根据作物的需求，自动给水，自动段水，向上进行喷灌，向下滴灌，既合理充分地利用了电源、水源，又提高了作物的产量。这说明（A）

A．人们能自觉的创造条件，改变自然规律起作用的方式

B．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改变或创造规律

C．规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产物

D．客观规律始终制约着主观能动性的发挥

2．人要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有所建树，就必须（C）

A．创造有利的客观条件

B．积累正确的主观因素

条件制约范文篇6

一、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必须存在制约关系。

一般学者都认为，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纵向或横向的制约关系。如刘家琛主编的《新刑法条文释义》就认为：“所谓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就是指行为人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索取收受贿赂，而是凭借自己职务上的权力或职务上的地位，利用对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某种强制力或制约关系，并以此指挥、支配、制约甚至要挟这些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他们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2]我们可以称这种观点为“职务制约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97《刑法》的立法精神相悖，且不便于对斡旋受贿罪的打击。这是因为：

首先，“职务制约说”没有立法依据。97《刑法》第388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显然，该法条并没有直接规定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须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或权力上的衡平制约关系才能构成斡旋受贿；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制约关系只是构成斡旋受贿的一种表现而已。所以说“职务制约说”没有立法依据。

其次，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职务制约说”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一些客观存在的案例。一些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但行为人仍然会因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构成斡旋受贿罪。如某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王某通过该县检察院检察员任某（在反贪局工作，负责张某一案的侦察）违法办案，使该县农业局副局长受贿1万元的事实免受追究，王某从中收受张某贿赂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检察员的人选由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本案中副县长王某与检察员任某之间虽然不存在任何制约关系，但又有谁能说王某的行为不构成斡旋受贿罪呢？

第三，低职位的行为人使高职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有力的说明了“职务制约说”存在缺陷。如某县委书记的秘书方某（科员），通过该县一乡党委书记李某（正科级）未经招投标即违法将该乡政府办公大楼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贡某，方从中收受贡某贿赂15万元。本案中，方某显然是利用自己是县委书记的秘书这一职务上的便利，才使比自己职务高的乡党委书记李某违法将工程发包给贡某的。方某构成斡旋受贿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职务制约说”的观点，是不能对方某定罪的。

因而，笔者认为，“职务制约说”将打击斡旋受贿罪引入了一个误区，它大大限制了斡旋受贿罪的适用范围，司法实践表明，我们的相关职能部门对此观点都在自觉不自觉的予以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科学论断在这一问题上得到了很好的诠释。

二、亲友关系并不必然不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一般认为，依据两高《解答》第三条第二项的规定，亲友之间是以血缘、友谊、感情为纽带，与行为人职务上的权力、地位没有联系，不会因为行为人职务的升降而发生变化，行为人利用这种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不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因而不构成斡旋受贿罪。[3]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

首先，从两高《解答》进行与97《刑法》进行考量。97《刑法》没有规定具有相应职务或地位的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与其系亲友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不构成“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两高《解答》颁布在1989年，97《刑法》没有采纳这一规定是一种扬弃。

其次，两高《解答》第三条第二项规定的是“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能以受贿论处”。从这一规定不难看出，这里讲的亲友关系必须是单纯的亲友关系。何谓单纯的亲友关系，并没有具体的司法解释。笔者认为，其应包括亲戚和朋友两种关系。亲属可以从婚姻法上的直系血亲、旁系血亲和拟制血亲三个方面来理解，[4]即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须存在上述三种关系才能认定为亲属关系。而单纯的亲属关系，还要求这种亲属关系必须是融洽的，没有矛盾的。试想，兄弟之间互不往来，视若仇人，怎么可能请托办渎职的事。朋友自然是指互相肝胆相照的那种纯洁的友谊，彼此利用、尔虞我诈自然不能算是这样的朋友。因而这便成了不构成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亲友关系的佐证。笔者认为不然，一方面，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都明知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也就是说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在犯错误，试想，一个理性的国家工作人员怎么可能让自己的亲人或肝胆相照的朋友去犯错误。另一方面，对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来说，如果没有行为人相应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作保证，又怎愿因存在亲友关系而自己去故意犯错误，下面的案例清楚的说明这个问题：某县检察院检察长朱某通过该县公安局局长庞某使组织的孙某免受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刑事追究，朱某从中受贿15万元，朱某与庞某存在“亲家公”关系，显然本案中庞某既所以敢于放纵孙某的犯罪，是由于朱某检察长的特殊地位决定的，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你都开口了，又是亲家公，还有谁监督。正是由于这种利用亲友关系与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相互交织在一起，才使法制受到更大的破坏。本案显然不能以朱某与庞某存在亲家公关系而认为朱某不构成斡旋受贿罪。因而，笔者认为，亲友关系，仍然可以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且，这种关系造成的危害更大，应作为从重情节处以刑罚。如果一概以亲友关系不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论，势必会使一些工于心计的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更不利于对斡旋受贿罪的打击。

三、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刘家琛主编的《新刑法释义》就认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原职务影响收取贿赂，这种特殊形式的受贿与在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社会危害性相同，也是利用原有职权之便利条件达到受贿目的。因此认为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其法律依据为两高《解答》第三条第三项之规定。笔者对此持不同观点。

首先，两高《解答》施行于1989年11月6日，而现行《刑法》施行于1997年10月1日。众所周知，我国刑法在溯及力上采用的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但新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则要按新法处理。97《刑法》并未将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列为受贿罪打击的对象，因而其不宜构成斡旋受贿罪的主体。

其次，两高《解答》第三条第三项的规定是对我国79《刑法》和1988年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所做的扩张解释，其目的是惩治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然而97《刑法》第三条明确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由此看来，两高的这种扩张解释显然是与刑法的原则相悖。

再次，国家工作人员离退休后，自然失去了原有的职权和地位，也就无职可渎，更别说什么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至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看在行为人原有的职权和地位的情份上，违法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属典型的以情代法行为，可依法惩处或严厉打击。

最后，在探讨离退休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时要特别强调的一个问题，就是行为人在离退休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但其与请托人约定在其离退休以后再收受请托人的财物的，应认定为构成斡旋受贿罪中的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因为：一是行为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凭借的是当时本人拥有的职权或地位；二是其与请托人约定时其仍未离退休，身份上仍然符合斡旋受贿罪的主体要求；三是将这种行为列为打击对象，可以有效的打击规避法律的自作聪明者。

四、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判断标准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最终如何确定行为人是否构成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呢？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判断。

（一）从行为人的角度来才考量。

1、行为人必须具有一定的职权或地位，并且这种职权或地位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意志。但如果行为人是利用离退休之前的职务所形成的影响，则不构成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2、行为人在接受请托时是否明知必须利用自身的职权或地位的影响才能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不明知，则不存在故意，换言之，则在犯罪的主观要件上不构成斡旋受贿罪。

（二）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来考量。

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时，其是受行为人职权或地位的影响还是基于一种单纯的人际关系。只有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是考虑到行为人的职权或地位时，行为人才可能构成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反之则不然。

（三）从请托人的角度来衡量。

请托人在委托行为人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时，看中的是行为人的职权或地位，而不是单纯的利用亲友关系。

综上，斡旋受贿中对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我们不能简单的归结为单个词语的解释或说明，而应从上述几个方面来寻求实质性的判断标准。

[1]苏惠渔：《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第1次修订版，第875页。

[2]刘家琛：《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9月第2版，第1791页。

[3]张和松在《论斡旋罪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一文中就认为，亲属关系、朋友关系依据两高《解答》不构成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载于《中央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2期，第38页。

[4]直系血亲：指具有直接血缘联系的亲属。

旁系血亲：指具有间接血缘联系的亲属

条件制约范文篇7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22-06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分析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理论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影响，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哲学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社会历史规律，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科学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方法，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问题。“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7]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政治国家。”[2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时代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收稿日期：2000-06-12

【参考文献】

[1]陶德麟．当代哲学前沿问题专题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5][7][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733,745,585,532.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5.

[6][1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8,18.

[8]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08.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条件制约范文篇8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因素，又有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再如，价值决定价格的规律，并不是说价格在任何一个个别场合都与价值是一致的，而是指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来看，在总的平均数中，价格近似地符合价值。“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至于个别偏差情形则会相互抵销。”[4]

各种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不完全相同，它们之间发生的交互作用更为复杂多样，这就使得历史事件呈现出种种偶然性。但是，在这众多因素中，又存在着基本的、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它使历史事件具有必然性。

所以，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考察，范围越小，时间越短，就会发现偶然性的作用越大；相反，考察的范围越大，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观察到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上述情况给予了充分的注意。恩格斯指出：“如果您划出曲线的中轴线，您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同经济发展的轴线接近于平行。”[5]

最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是相互依存，互为补充的。纯粹的历史必然性只存在于逻辑之中，它是在各种偶然性因素之中表现出来的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它存在于偶然性之中，而偶然性则是必然性的表现和补充。所以，黑格尔说：“例外的东西证实了常例”[6]。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否定人们在现实中进行选择的主动性和可能性。在现实生活中，规律不具有直接现实性，不是既成事实，而只是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它不是独立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前或之外的某种先在之物，预成之物。恩格斯在谈到利润率和一般经济规律的实质时指出：“它们全都没有任何其他的现实性，而只是一种近似值，一种趋势，一种平均数，但不是直接的现实。其所以如此，部分地是由于它们所起的作用被其他规律同时起的作用打乱了，而部分地也由于它们作为概念的特性。”[7]列宁也指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形式或顺序上表现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8]

以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一些家认为，社会历史不存在普适性和重复性的规律，只有根据统计规律可能算出的趋势，而“规律和趋势是根本不同的两回事”[9]，而在新康德主义者李凯尔特、施塔姆列尔等人的著作中，“趋势”被描绘成完全不确定的、模糊的、主要与偶然性相联系的发展过程。把趋势和规律绝对对立起来，从而否认对社会历史作出预测的可能性，这是根本错误的。

把握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辩证关系，在认识和处理具体的历史事件时，就可以让我们充分考虑各种可能性和偶然性，抓住机遇，有效地进行主体选择。同时，又可以把握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确定自己行动的目标、方向，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二、单义决定论的线性相互作用与或然决定论的非线性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社会历史规律不是某种预成的、前定的东西，而是在人们的实践活动中生成的，是主客体相互作用、双向运动的结果，是客体条件制约与主体对客体条件超越的统一所体现出来的趋势。一方面，规律表现出客体条件对人的活动的制约，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人的创造活动不能违背条件的制约及条件自身的发展规律。另一方面，规律表现出人的历史活动的主体选择性、创造性和历史超越性。

客体条件制约着主体活动，制约着历史发展过程及其趋势。但是，这种制约不是严格的单义决定论，它给人们的活动提供的并不是通向未来的单一的、别无选择的道路，而往往是由多种可能性组成的可能性空间。在这一可能性空间中，究竟哪一种可能性得以实现，这取决于主体的自觉选择，取决于不同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为人们的活动规定出相应的可能性空间。客体条件作出的规定，既具有消极的含义，又具有积极的含义，就其消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总是限定着人的活动；就其积极含义来说，一定的客体条件提供了主体活动的条件和基础，使人们能在特定的条件下进行创造性活动。

在客体条件规定的可能性空间中，主体能进行有目的性的选择和创造活动，并不断通过创造性活动而超越已有的客体条件，创造新的客体条件，创造出历史发展的新的可能性。过去并不能完全决定现在，现在也并不能完全决定将来。因为客体条件虽然是人活动的基础，但并不严格地限制人的活动。很显然在同样的客体条件下，不同的人会从事不同的活动，在不同的客体条件下，人们也可能从事同样的活动。因此，客体条件的制约只是为人的选择和创造规定了一定的范围，超出了这个范围，就违背了客体的发展规律，人的活动就失去了基础。而在这个范围内，人则能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因而在同样或相似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集团、民族或国家所从事的历史活动，所选择的发展道路以及他们活动的结果会有差异甚至截然不同。在同一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具体特点，可能建立起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在同一性质的经济基础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又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建立起不同的政治体制，这都是主体选择的结果。可见，客体条件虽然对主体有制约作用，但并不排斥主体的选择和创造，而只是将选择和创造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内。

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都是相对的。客体条件的制约不应理解成为为主体活动设置绝对不变、不可逾越的界限，而应理解为一种条件性限制，即仅仅提供了从事活动的客观条件。如果活动离开了条件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成功，但是，没提供条件并不等于给主体活动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主体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事与之相适应的活动，但活动的结果却不仅仅是客体条件的简单再创造。相反，从总体上，人类每一次活动都要在一定的条件的基础上进行，而每一次活动又都可能创造出新的客体条件。正因为如此，主体的历史活动既受客体条件的限制，却又可能超越条件的限制。这种超越，就是主体的历史创造。

以上论述表明，承认客体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制约并不必然否定主体的选择性和创造性。既然如此，更不能以客体制约性为理由而将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选择性和创造性对立起来。因此，社会历史规律与人的活动的统一，不应理解为规律预先独立存在、人的活动只是实现规律的手段和工具，而应理解为规律本身就是在人的主体活动与客体条件的制约和超越中形成和实现的。

三、客体性与主体性的有机统一

客体的客观性是理解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一个方面。以前，我们对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的理解不仅仅只局限于从客体的客观性去理解，而且对客体的客观性的理解也是片面的，那就是只把客体看作是在主体之外独立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事实上，客体是纳入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存在物，相对于主体来说，它并不是绝对外在的。如果只是把客体理解为感性现实，理解为直观的形式，表面上看是突出了客体的客观性，但这实际上是把客体限制在直观范围内，从主体中排除了它的本质——活动，把主体能动性限定在抽象的感性领域。主体通过实践活动，否定事物的现存形式，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创造出新的劳动产品。客体正是在人的活动、人的实践中确证了自己的客观性。

人的活动的客观性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不仅在于客体的客观性，而且在于主体的客观性、对象性和现实性。马克思对此作了深刻论述：“当现实的、有形体的、站在稳固的地球上呼吸着一切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这种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而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而只要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能客观地活动。它所以能创造或设定对象，只是因为它本身是被对象所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10]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主体——人的本质中如果不包含客观性的东西，人就不能客观地活动。正因为马克思把人理解为客观的现实的自然存在物，所以，“对象性的存在物客观地活动着”。这与黑格尔把人的活动理解为抽象的精神活动是根本不同的。

要全面、准确理解，仅仅把握它的客观性是不够的，还必须从人的活动即历史过程的主体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性，这是以前被人们所忽视的一个方面。只有把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对它作出全面而深刻的理解。

社会历史，从客体方面、从外在表现来看，是社会物质条件的史，是生产方式的运动史，也是精神文化的发展史，但从主体方面、从其内在本质看，却是人的活动史，社会历史规律本质上只能是人的活动规律。但人们却往往只从客体方面、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社会历史，而忽视了社会历史的活动本质。离开了现实的人及其活动，社会历史过程就只能是一种无主体的抽象，社会历史规律当然也就成了无主体的规律。这样，人在社会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就被抹杀了。

人们在说明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时，往往将规律归属于某种过程，例如在具体阐述社会历史规律时，尤其在阐释其客观普遍性时，虽然承认历史过程有主体（指承担者），但却认为历史过程的主体不是人，而是一些客体因素，如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某些物质因素和物质关系。这一理解忽视了“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11]的观点，和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犯了同样的错误——将主体选择排除在社会历史规律之外。

我们知道，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历史决定论者，没有从“现实的人”这一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来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据，而是在社会历史之外寻找社会历史发展根据。黑格尔认为，社会历史之所以有内在规律，是因为潜藏在社会历史之中，作为社会历史发展根据的精神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12]在黑格尔看来，社会历史规律在逻辑上先于社会历史活动的主体——人而存在的，人们只要遵循这种理性和精神的要求，就能推动社会发展。这样，黑格尔就把人及其活动看作是绝对精神实现自己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导致了人与历史的分离。所以，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历史观的前提是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这种精神正在以下面这种方式发展着：人类仅仅是这种精神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承担者，即群众。因此，思辩的、奥秘的历史在经验的、明显的历史中的发生是黑格尔一手促成的。人类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因而对现实的人说来，也就是变成了人类彼岸精神的历史”[13]。黑格尔不懂得社会历史本身是人的积极的、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活动的结果，也否定了社会历史有其自身的因果性、规律性，更不能揭示人的活动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从社会历史本身中寻找社会历史规律的根据。社会历史是人的活动及其结果，而人的活动是受意识、目的和动机的支配，而动机背后还有动因。人的活动的动因，既包括客观条件，也包括主体方面的因素，是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人们活动的动因固然要受客观物质条件制约，但在同样条件下，人们却并不一定形成相应的、唯一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

社会历史规律的主体根据，即人的需要、目的和价值取向。历史是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探究历史活动规律当然就要从目的入手。作为目的动机形成根据的因素，除了客体条件以外，就是主体因素，而从根本上决定着动机和目的并使之得以实现的主体因素，显然是人的需要和能力，正是主体的需要和能力，内在地驱动着人的认识和实践，从而内在地推动着整个人类的发展。

正是从客观性和主体性两方面来理解社会历史规律，马克思唯物史观根本区别于黑格尔思辩唯心主义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只有阐明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主体性，才能理解辩证的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的统一。离开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对社会历史规律作出的说明，也无法回答历史非决定论的诘难。

四、实践基础上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

“现实的人”之所以是现实的，是因为他是从事实践活动的；而实践也就是主体和客体的双向运动过程。社会历史规律作为人的活动的规律，也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形成、展开和实现的。那么，要理解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要理解人的能动的创造性，就不能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和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理解。

第一，从共时性的主客体的双向运动来看。在同一实践活动过程中，同时发生着主体的客体化和客体的主体化、对象化和非对象化的过程，即人和环境的双向运动。一方面是主体的客体化，即对象化过程，它体现的是人的能动性、选择性、主体性和创造性。马克思指出：“正是通过对对象世界的改造，人才实际上确证自己是类的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他的能动的、类的生活。通过这种生产，界才表现为他的创造物和他的现实性。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的生活的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所发生的那样在精神上把自己化分为二，而且在实践中、在现实中把自己化分为二，并且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14]也就是说，人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充分展示了人的生命活动的特点，这种对象化的活动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性，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人对客体的强大的物质塑造力和精神塑造力的生动体现。

另一方面是客体的主体化，即非对象化，这是指客体以其客观性、对象性和社会历史性的存在限制人的活动范围和活动方式，并以客体的本质和各种形式的规定性以及本质之间的联系——客观规律制约着现实的人的活动的性质和人的本质力量的形成。客体条件本来是人的活动的对象化，但只有重新纳入人的实践活动它才作为客体条件制约人的活动（客体主体化），并在这种实践活动中再度物化为新的客体条件。

这种连绵不绝的主客体双向运动过程，从主体角度看，就是主体能力不断增强的人的发展过程；从客体角度看，则是物质条件不断改善和更新的生产方式的运动。这两个过程是在实践（现实的人的活动）的基础上统一的、同一的。

第二，从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来看。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阶段性）相统一的观点和，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选择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

一方面，历史过程是人的活动过程，历史是世世代代人们的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历史过程和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只不过是人的实践活动及其结果的产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连续性来看，历史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社会历史中的一切物质条件（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都是人的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16]“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17]人类本身作为自己历史的“剧作者”，这体现了人的能动性、主体性和创造性。

另一方面，“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18]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人们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要受到前人所创造的既定的历史条件（客体）的制约，这些历史条件预先规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活动方式。“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19]这样，就必然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相应的国家。”[20]马克思在这里说的难道不就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规律么？

对每一代人来说，他们都只能在既定的客观的前提条件下从事历史活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直接支配人们思想和行为的传统、习惯、风俗等，都不能自由地选择，而只能接受下来作为自己活动的起点。这就决定了每一代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决不是人的理性的自由创造物。也就是说，从历史的阶段性来看，人类在创造自己的历史时，又是自己写就的剧作中的“剧中人”，他们在舞台上的活动要受到自己创作的剧本的制约。

这样，社会历史的发展就表现为每一代人继承前人的活动所创造的积极成果，把作为自己历史活动的前提条件，通过自己的能动性、创造性的活动加以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下一展的新的前提条件的过程。“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21]正是这种连绵不断的创新过程，使社会历史呈现出进步、发展的趋势。如果只看到历史发展的阶段性，看不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会片面强调客观条件的制约性和规律的客观性，不懂得历史过程和规律的客观性也是前人活动的结果，看不到每一人们的实践活动可以超越客体条件，创造出更适合自己和社会历史发展的新的条件，从而陷入机械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相反，如果只看到社会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不讲阶段性，笼统地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就会看不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性，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会陷入把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看作是社会历史发展原动力的历史唯心主义。

收稿日期：2000-06-12

【】

[1]陶德麟．当代前沿问题专题[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177.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210.

[3][5][7][19][2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7,733,745,585,532.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95.

[6][12]黑格尔．历史哲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68,18.

[8]列宁．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370.

[9]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91.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7.

[11][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18,108.

[14]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1.

[15][1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585,123.

条件制约范文篇9

通过研究相关研究文献，本人总结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生产自然制约条件、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农业生产资本投入、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的市场作用、农业生产条件制约因素等密切相关。本文选取了与农业总产值(TVAO)相关性较强且能反映农业经济增长的10个指标，所选指标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TPAM)、农作物总播种面积（TSA)、受灾面积（DA)、农业就业人数（AE)、国家财政农业支出（NFAE)、化肥施用量（AQCF)、有效灌溉面积（EIA）种植业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PIR)、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APPI)以及农村中学师生比(SFR)。

在上述所选指标中，农作物播种面积、受灾面积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制约条件；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农业从业人数属于农业人力资本范畴；因为农村中学师生比的变动可间接反映农业科技进步与生产效率的变化，我们将其划为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农业经济的市场作用；而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灌溉面积属于农业生产条件制约因素。

数据源自1985至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在本文的研究中涉及大量的变量，为避免变量间可能具有的多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与分析结果的影响，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适当的相互独立的能够较好的反映原变量指标的综合信息的主成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回归，解决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然而，主成分回归方法不能够解决异常值的问题，并且也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时间序列的数据的变化特征与趋势。为弥补这个弊端与增加模型的估计精度，本文将主成分回归这一长期静态模型的误差项作为均衡误差，建立主成分回归的短期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以此来修正主成分回归模型，据此来研究影响我国农业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2实证分析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序列短期波动，更准确把握其长期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对数据结构的影响。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均使用软件R进行分析。对因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设置贡献度阈值为0.8，得到第一主成分F1、第二主成分F2的特征值分别为6.803、2.131，方差的贡献度分别为0.680、0.213，二者贡献度之和为0.893，由此前两个主成分适用于主成分分析，制约因素弹性对值和为0.376。综合长、短期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结果，影响农业总产值的第一综合因素为农业生产条件，且其弹性贡献度明显大幅高于其他因素，农业生产条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效用均低于化肥施用量及农药使用量的效用，说明在现有自然制约条件下我国农业增产长期过度依赖于化肥施用量与农药使用量。数据显示1980-2012年33年间我国化肥使用量由1269.4万吨上升至5838.8万吨，年均增长13.9%，此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4745.7千万W增长至102559千万W，年均增长21.1%，但现今农机、农业用能投入与发达国家比仍相对不足，具有较大上升空间。

第二综合因素为市场的作用，33年间农业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由0.756%减至0.524%，其每减少1%将促使农业经济长短期分别增长0.135%、0.123%，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每增加1%，仅仅刺激农业经济长短期分别增长0.14%、0.126%，这与农业生产价格指数上升造成农业部门成本增加的压力过重，利润预期的减少降低了农业从业人员进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有关。第三综合因素为自然制约条件，其中农作物总播种面积每减少1个百分点，从长期来看，我国农业经济将萎缩0.136%，短期减产0.12%；我们发现，受灾面积对农业总产值的增加起到微弱正向作用，与我们的认知相矛盾，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国家的发展，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得到较大提升，灾害的负面影响被预防灾害与抗灾的日趋完善的工作体系和能力消除所造成的。第四综合因素为农业生产资本投入，33年间国家财政农业支出由150亿元增加至12387.6亿元，年均增长250.3%，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促进我国农业经济长期上增长0.133%和短期上增长0.114%。第五综合因素为农业生产技术，33年间反映农业生产技术的农村中学师生比由0.053591增加到0.0999人，其每增长1%，长、短期上推动农业经济增长0.075%、0.057%。第六综合因素为人力资源，我国农业从业人员一个百分点的增长，仅仅使农业总产值长、短期上分别增长0.01%、0.022%，其贡献微弱与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及农业部门生产效率低下有关。

3政策启示

农业生产条件是影响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必须通过改善我国农业生产条件、加大先进农机设备研发投入、保障能源供给、合理化农业用能结构和布局、建立农业机械化公共服务体系及发展机械与水利配套基础设施、提升农机作业服务的组织化程度来实现我国农业生产现代化，并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化肥与农药的使用虽然对农业生产有着显著的短期作用和较长的持续效应，却也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持续健康发展。据此，我国农业发展必须谨慎合理的使用化肥农药,要在增加土壤肥力、提升土壤有机质的同时，最大程度的减轻对环境的污染，并通对农业环境的治理保障我国粮食生产的安全性与可持续性，加大宣传力度，使绿色生产、绿色消费观念的深入人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背景下，农业经济部门逐渐并入市场经济体系，此对农业经济增长既是挑战亦是机遇，建立健全农业生产信息的传播机制以及完善农产品市场信息系统成为必要，以此确保市场信息的及时性与易得性，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来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以及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条件制约范文篇10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显然和“应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论事。它不但需要理论指导，而且还需要有驾驭和运用各种理论的高超的能力，并通过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论来。这种研究还要吸收“应然”研究中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进行“实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的状况。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洞察力，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实虽然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但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从来就要受到观察工具的影响，而在观察工具背后则又有某些理论在支持着它。这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要想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触犯人们某种既成观念，特别是这种观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带来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人们有相当的勇气。从以上两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一步，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可能的发展状况，也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乃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要揭示现实的运行机制时，更是如此。为了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宏观层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过程经历着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且循着螺旋形的路线曲折前进的。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由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进行“实然”分析在宏观上的理论指导。但是，用宏观的理论直接地分析各种具体的现实事物还不行，因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理解，其结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例如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把哲学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统一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中的斗争和统一。于是便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斗争性，到处人为地设置对立面，用所谓的两分法去对待一切复杂的事物。其结果便造成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所谓的两分法，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定势，其危害是很深远的。它使人们在思考任何事物时都只注意两端，而忽略了更为复杂也更有意义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回顾我们多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对立统一概念引起的。这就说明，把宏观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发展的宏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缺乏一个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于一般人分析具体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寻找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

寻找适合的概念工具，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它必须符合一些必要的条件：它必须能体现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又必须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况。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已如前述，就是承认事物都是处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而事物在中、微观上存在的状态，一是表现为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形成既互为条件、相互依赖，又因利益的和意志的差异而互相作用的状况；二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在形式上的多样性和方向上的确定性；三是表现为事物相互作用中各方在地位上的不平衡性。这就是说，我们所寻找的概念工具必须符合上述的要求。我认为，当代社会科学的深入发展已经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合适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权力”。

权力这个概念过去我们理解得比较狭窄，即仅仅是指国家政权及其派生物。但是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已经把这个概念的涵义大大地扩展了，并已形成共识。那就是把权力作为一种广泛的影响力来看待。因此认为，一般地说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根据自己的目的去影响他人行为的能力。这就是说，权力是一种力量，依靠这种力量可以造成某种特定的局面或结果，即是使他人的行为符合于自己的目的性。这样就赋予这个概念以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的灵活性，因而它也就被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军事学、国际关系学等社会科学的多种领域，成为人们分析该领域内事物相互作用的普遍性工具了。在政治学领域中使用权力的概念，就应将它具体化为政治权力，以区别于其他领域中的权力。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来定义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就是某一政治主体依靠一定的政治强制力，为实现某种利益或原则而在实际政治过程中体现出的对一定政治客体的制约能力。这个定义中包含着政治权力的如下一些要素：第一，权力主体；第二，目的性（即利益）；第三，强制力（亦包括非强制力的借用）；第四，权力作用的对象（即权力客体）；第五，权力主体对客体的一定作用方向与方式；第六，权力格局；第七，权力关系的稳定程度。

由此可见，政治权力所反映的是各种政治体（群体或个体）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状况，并强调这种影响、作用和制约的方向、不平衡性和实际结果。只要我们不把各种政治体看作是孤立的和静止的，那么在其相互关系中就必然贯穿着权力现象。所以用政治权力这一概念工具去研究和分析政治现象，既符合于马克思主义宏观理论的精神，又能如实地反映事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因此，马克思主义不但不应排斥政治权力概念，而是应该把它吸收进来作为自己在中、微观层次上的基本分析工具，并以此来建立马克思主义新的政治学体系，即体现着“实然”研究方法的政治学体系。这样，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找到一个好的、有效的分析工具。

但是为了进行“实然”的研究，仅仅有政治权力这个概念工具还不够，还必须以此为基础来构造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我认为，这个基本理论框架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政治权力的主体；第二，政治权力行为；第三，政治权力关系；第四，政治权力运行机制。

政治权力主体所涉及的是政治权力能量的源泉问题。政治权力之所以能在政治过程中作用于他人，就是因为它具有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是权力主体的能动性通过其结构而转化的。因此就应该研究主体的特征和结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以及各种具体的政治权力主体的状况。

政治权力行为所涉及的是权力主体如何作用于客体以及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问题。这就要研究政治行为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研究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的关系，研究各种政治行为模式。

政治权力关系所涉及的是各种政治体之间以政治行为为中介所形成的特定格局。研究这种格局所体现的客观实在性，及其形成的现实条件，进而研究各种政治关系模式等等，就使我们能进一步认识政治权力的运动及其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

政治权力运行机制则是要研究政治权力运行的总的规律，包括政治权力运行的原理、政治权力能量形成的机制、结构与功能转化的机制、政治行为的运行机制等，从而使我们对政治权力的认识达到更深的层次。

把上面这几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所构成的政治权力的理论分析框架，就为“实然”的研究方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理论工具。并可能对我国政治学研究的新体系的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

作为新的认识工具，它应能使我们认识原来认识不到的东西，犹如显微镜和望远镜那样。

例如关于民主的问题，如果我们从权力现象的角度去观察，我们就会看到，民主主要表现为一种自下而上运行的权力。它是在政治管理系统中处于被管理地位的多数人对于处于管理地位的少数人的制约。这种制约一般地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决定由社会上的哪些人去充当管理者，这是以选举和授权形式实现的；二是影响政府的决策和政策的执行，这是人们运用政治权利采取选举之外的其他形式实现的。

民主是以政府即政治管理体系的存在为前提的，民主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权力，是在政治管理权力的框架内运行的，因而是从属于政治管理的。独立于政治管理之外的民主是没有的。但对于政治管理来说，有没有这个自下而上的权力的制约却是大不一样的。没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就是专制性的政治管理，而有这种制约的政治管理则是民主性的政治管理。我们平时所说的民主，正是这种民主性的政治管理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民主实质上是政治管理的特殊形态。因此，衡量一种民主制的发达程度，主要就是看被管理者多数人对管理者少数人的制约状况。即：制约手段和途径的多少；这些手段和途径的有效程度；人们的这种制约要求的自觉程度和强烈程度；国家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对这种制约的保障程度；在制约过程中权力运行渠道的通畅程度；社会所提供的自由、平等权利的质量，以及社会的政治文化对这种制约的适应程度，等等。只有用这些标准来衡量，才能真正看出民主发展的实际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