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件制约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西欧走出中世纪的关键是市场发展。中国季风气候使得东西方向产品差异小，没有交换必要；西高东低的地形使得河流均为由西向东，南北方向有差异的产品不能通过水路运输，陆路运费太高，商品交换不能实现。农民的合理选择只能是调整产品结构以满足需求，导致社会长期维持自给自足状态。缺乏市场刺激致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不能刺激劳动分工，无法降低发明创新的成本并提高收益创新，生产技术陷于停滞。经济人在特定地理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制约古代中国不可能走出传统社会。

关键词：产品雷同，交换无利，技术停滞，社会缓慢

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是一个逐渐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但是，在春秋战国以后的两千多年中，中国社会却一直维持着小农经济的古老状态。有人早就注意到，比中国更早进入文明社会的埃及、印度、巴比伦等文明古国（所在的地域），也都没有自发发展起来，没有产生近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些情况促使人们考虑，社会形态演进的规律是否普遍适用呢？

一、不可逾越的技术发展界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生产力发展的原因在于生产技术的积累引起的生产工具的改进和提高。根据这一原理，文明古国之所以都维持着古老状态，就可以归结为他们生产技术的停滞。由于除西欧以外世界各地的生产技术普遍出现停滞，于是人们很自然地想到，这些社会的生产技术是否具有一个不可超越的发展界限呢？

现代经济学认为，人的行为都是为了满足需要，满足需要必须付出代价，这就出现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人们经常面临一个成本收益的比较问题，也就是要进行“权衡取舍”。技术发明和创新活动当然也适用这一原理：只有那些预期收益高于预期成本的发明项目，才会有人花费时间和精力去进行研制。如果一项发明创造对整个社会收益很高，但发明者的私人收益却不敷成本，就不会有人破费私人财产去进行研制，人类发明计时钟的过程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原理。

平山县地处石家庄西部山区，属典型的山区农业大县，国土面积2648km2，其中耕地面积30133.33hm2，在耕地中旱耕地面积13133.33km2，占耕地总面积的43.58%。随着旱作新技术的推广应用，旱耕地生产条件得到了不断改善。但是“寒、旱、蚀、薄、板、瘦”仍是制约旱农生产的主要因素。因此，有针对性的提出应对措施，对提高旱耕地农作物产能，促进农民增收，意义重大。

1制约旱农生产的因素

1.1寒。县域西北和西南部深山区，由于年均气温低，无霜期短，冻害严重，对农作物生长发育影响极大，只能一年一作。

1.2旱。旱耕地集中在山丘区，农业生产仍然是“靠天吃饭”。降水集中在夏季，占全年降水量的60%~70%，蒸发量大于降水量，而且冬春少雨雪，风大旱情重，耕地地皮处于干裂状态，春末夏初多风，严重影响着旱农生产。目前仍有13133.33hm2耕地无灌溉条件，广种薄收，靠雨养。

1.3蚀。由于山丘区地形起伏较大，加之多暴雨和大风的特点，使旱耕地土壤的水蚀极为严重，造成大量水土流失，形成跑水、跑土、跑肥“三跑田”，土层变薄，砾石增多，土壤肥力下降，旱耕地水土流失面积达10506.66hm2，占旱耕地面积的80%，年水土流失耕地跑水约8088万m3，跑土52万m3，每年因水土流失而损失的养分折合化学肥料约1.56万t。

1.4薄。土层浅薄是旱耕地土壤的一大障碍，旱耕地土壤除蚀变化，人为的耕作也是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土层浅薄的旱耕地面积为3888hm2，占旱耕地总面积的29.6%。

【正文】

由于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和经济地理条件，一些地区长期保持传统农业占主导的经济发展格局。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工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类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又一次面临严峻的考验。这类地区若能把握时机，处置得当，就有可能乘势而上，后来居上，否则，就会失去宝贵的发展机遇，重新拉大与工业经济先发性地区的差距。因此，适时制订对策，调整工业经济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是摆在工业经济后发展地区面前一个十分现实而急迫的任务。

（一）

由于经济地理条件的制约和原有经济发展基础的局限，后发展地区工业经济成长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和特点。

第一，发展速度相对领先，但基础仍然脆弱。这类地区以传统农业为主，长期来国家投入不多，基础设施薄弱，工业弱小，经济整体实力处于中下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这类地区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及其影响力相对较弱，加上经济发展滞后，人们穷则思变，求富心切，敢于实践，勇于创新，因此市场取向的改革起步较早，工业经济凭借市场拉力，从小到大，发展速度相对领先，以较短的时间跨过了工业化初期，进入或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但是这类地区发展基础脆弱的问题也明显存在，基础设施发展滞后，人才、技术准备不足，工业经济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呈放大态势，属典型的速度型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第二，加工工业比重大，但稳定性较差。这类地区资源条件较差，一般无富集资源可作依托，本地区财富集散面窄小，市场容量不大，因而产业选择大多是单位产品原材料需求量不大、以生活消费品为主的加工工业，形成原材料和产品市场两头在区域外的发展格局。一方面，原料供给、产品成本受制于上游产品供给状况及其价格的变化，企业增支因素多，消化任务重；另一方面，产品销售受区域外市场变化的影响，反应敏感，起伏较大，不利于持续、稳定发展。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教学目标：

通过教学，使学生理解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必须发挥主观能动性。懂得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要受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以及主观因素的制约，而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以及正确的主观因素的积累，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广阔的余地。着重培养学生的辩证思维能力，初步进行树立正确的价值观的教育。

教学重点：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其所受的客观规律制约之间的关系。

教学难点：

（1）客观规律的制约恰恰要求人们积极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努力去认识规律和利用规律。

间接受贿又称斡旋受贿，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1]其法源最早见于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以下简称两高《解答》）第三条第二项的部分规定。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97《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将这种行为从一般受贿罪中分离出来，单独作出具体的规定。该条虽未明确给出独立的罪名，但理论界对此条界定为斡旋受贿罪已达成共识。此罪，日本刑法于1958年即予增设。在该罪的构成要件中“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极为重要的内容。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对此争议比较大，笔者在此就司法实践中时常遇到的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发表自己的管见。

一、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是否必须存在制约关系。

一般学者都认为，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存在着纵向或横向的制约关系。如刘家琛主编的《新刑法条文释义》就认为：“所谓利用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就是指行为人不是直接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索取收受贿赂，而是凭借自己职务上的权力或职务上的地位，利用对有关的国家工作人员的某种强制力或制约关系，并以此指挥、支配、制约甚至要挟这些国家工作人员通过他们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利益。[2]我们可以称这种观点为“职务制约说”。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与97《刑法》的立法精神相悖，且不便于对斡旋受贿罪的打击。这是因为：

首先，“职务制约说”没有立法依据。97《刑法》第388条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显然，该法条并没有直接规定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必须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或权力上的衡平制约关系才能构成斡旋受贿；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制约关系只是构成斡旋受贿的一种表现而已。所以说“职务制约说”没有立法依据。

其次，长期的司法实践表明，“职务制约说”根本无法解释现实生活中一些客观存在的案例。一些行为人与渎职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并不具有职务上的制约关系，但行为人仍然会因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构成斡旋受贿罪。如某县分管农业的副县长王某通过该县检察院检察员任某（在反贪局工作，负责张某一案的侦察）违法办案，使该县农业局副局长受贿1万元的事实免受追究，王某从中收受张某贿赂3万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检察员的人选由其所在的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本案中副县长王某与检察员任某之间虽然不存在任何制约关系，但又有谁能说王某的行为不构成斡旋受贿罪呢？

第三，低职位的行为人使高职位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渎职，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也有力的说明了“职务制约说”存在缺陷。如某县委书记的秘书方某（科员），通过该县一乡党委书记李某（正科级）未经招投标即违法将该乡政府办公大楼发包给没有资质的包工头贡某，方从中收受贡某贿赂15万元。本案中，方某显然是利用自己是县委书记的秘书这一职务上的便利，才使比自己职务高的乡党委书记李某违法将工程发包给贡某的。方某构成斡旋受贿应是不争的事实，但按“职务制约说”的观点，是不能对方某定罪的。

马克思主义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历史，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因素，又有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恩格斯的“合力论”思想就包含着这种理解。“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个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3]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是由许多不同的主体按照各自的需要、利益和价值取向去改造历史客体的活动汇合而成的。每个主体的需要、动机、目的和施展出来的力量都融入了“合力”之中，这种合力对于每个主体来说似乎是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合力作用的结果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必然趋势。在合力论中，最终的结果表现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它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轨迹；而许多追求自己目的的单个人的活动则表现为历史发展的偶然性，它们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得丰富多彩，纷繁复杂。

其次，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必须对历史事件作较长时间的、足够充分的历时性考察，或对较多同类历史事件作共时性比较。社会历史规律的实现往往要经过很长的时间。它表现为一种趋势，一种最终的必然性。仅仅和考察一个历史事件或仅仅局限于某一短暂的历史时期，往往无法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即历史必然性，甚至还会被假象所迷惑。这也是许多家否认社会历史规律的原因之一。例如，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是一种最终的要求，而不是每时每刻的现实。必须适应是在长时间的不适应之后实现的。如果在考察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联系时，局限于某一短暂历史时期，往往会更多地注意到上层建筑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进入世界历史之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还受到国际环境的巨大，在既定生产力基础上可能建立的生产关系具有相当大的幅度。只有考察的时间足够长、范围足够广，经过比较、分析，我们才能发现上层建筑的正作用和负作用、国际环境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在原则上是可以相互抵消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

1指标选取与模型方法

通过研究相关研究文献，本人总结出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生产自然制约条件、农业人力资本投入、农业生产资本投入、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济的市场作用、农业生产条件制约因素等密切相关。本文选取了与农业总产值(TVAO)相关性较强且能反映农业经济增长的10个指标，所选指标包括农业机械总动力(TPAM)、农作物总播种面积（TSA)、受灾面积（DA)、农业就业人数（AE)、国家财政农业支出（NFAE)、化肥施用量（AQCF)、有效灌溉面积（EIA）种植业占农林牧渔业的比重(PIR)、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APPI)以及农村中学师生比(SFR)。

在上述所选指标中，农作物播种面积、受灾面积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自然制约条件；国家财政农业支出反映了农业生产的资本投入；农业从业人数属于农业人力资本范畴；因为农村中学师生比的变动可间接反映农业科技进步与生产效率的变化，我们将其划为农业生产技术；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是农业经济的市场作用；而机械总动力、化肥施用量、灌溉面积属于农业生产条件制约因素。

数据源自1985至2012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在本文的研究中涉及大量的变量，为避免变量间可能具有的多重共线性对参数估计与分析结果的影响，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选取适当的相互独立的能够较好的反映原变量指标的综合信息的主成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主成分回归，解决多元回归分析中的多重共线性问题。然而，主成分回归方法不能够解决异常值的问题，并且也不能及时、准确地反映时间序列的数据的变化特征与趋势。为弥补这个弊端与增加模型的估计精度，本文将主成分回归这一长期静态模型的误差项作为均衡误差，建立主成分回归的短期动态的误差修正模型，以此来修正主成分回归模型，据此来研究影响我国农业长期经济增长与短期经济增长的因素。。

2实证分析

本文对变量进行了自然对数化处理以降低序列短期波动，更准确把握其长期变化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数据标准化以消除量纲对数据结构的影响。本文所采用的计量方法均使用软件R进行分析。对因变量进行主成分分析并设置贡献度阈值为0.8，得到第一主成分F1、第二主成分F2的特征值分别为6.803、2.131，方差的贡献度分别为0.680、0.213，二者贡献度之和为0.893，由此前两个主成分适用于主成分分析，制约因素弹性对值和为0.376。综合长、短期影响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结果，影响农业总产值的第一综合因素为农业生产条件，且其弹性贡献度明显大幅高于其他因素，农业生产条件中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用电量、有效灌溉面积效用均低于化肥施用量及农药使用量的效用，说明在现有自然制约条件下我国农业增产长期过度依赖于化肥施用量与农药使用量。数据显示1980-2012年33年间我国化肥使用量由1269.4万吨上升至5838.8万吨，年均增长13.9%，此造成的生态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不利于我国农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农业机械总动力由14745.7千万W增长至102559千万W，年均增长21.1%，但现今农机、农业用能投入与发达国家比仍相对不足，具有较大上升空间。

【正文】

中图分类号：B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4074(2001)02-0022-06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历史宿命论。恰恰相反，它是以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实践活动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的决定论。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规律，在时空分布上具有“统计”性质，在作用形式上具有“合力”性质，在实践过程中具有“趋向”性质。[1]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正是为了为历史主体的选择活动开辟广阔的天地，使历史主体的本质力量和能动作用发挥得更充分、更有效，使人们能够更自由、更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辩证性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在论证社会历史的发展有确定不移的规律和趋势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偶然性的作用。相反，它对偶然性的历史作用高度重视并进行了深入研究。马克思指出，如果偶然性不起作用的话，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社会历史“发展的加速或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2]。

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认为，研究和探讨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首先要承认任何一个历史事件都是由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既有生产力，又有生产关系；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文化因素；既有客体方面的因素，又有主体方面的因素。各种因素相互交叉、制衡，使得社会历史表现出种种难以预料的随机性、偶然性，而历史必然性作为一种总的趋势就在这些随机性、偶然性中跳跃、闪现。正是这种必然性与偶然性的有机统一，使得社会历史呈现出丰富多彩、绚丽多姿的面貌。

长期以来在我们的理论研究中充斥着“应然”的方法。人们在研究某方面的问题时，先是怀着某种愿望，然后从某些原则出发去推论出为了实现愿望应该如何如何的一系列结论，并以为这样就达到了研究的目的，而不管实际上情况如何。但是实际的情况往往是按照“不应该”的方向发展的，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理论与实践的严重矛盾。面对这种矛盾，从应然出发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把应该如何如何的结论变成空洞的说教，表面上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但对实际问题根本不起作用；一种是就问题解决问题，而把应该如何的结论丢在一边不管。显然，这两种办法都不能解决“应然”的方法所造成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形成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的结果。这就极大地败坏了理论的名声。我这里不想分析人们之所以陷入这种教条主义研究方法的原因，我想，原因可能是很复杂的、多方面的，分析这些不是我这篇文章的任务。在这里只要提出问题就可以了。总之，这种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或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拿来几条原则，加以推论和演绎，得出某些结论，指出在某个问题上应该如何如何；或者从西方某些学说中搬来几条原则，加以推理和演绎，得出另一些结论，指出应该如何如何，等等。例如关于民主问题的研究就是如此。人们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搬来关于民主的阶级性原则和关于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原则，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结论。由于我国也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以我国所实行的民主也是优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最高类型的民主。由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中引申出多数人对少数人统治的概念，从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因此可以进一步推论出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结论。因此，一切权力应该属于人民，人民的代表机构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因此各级领导者都应该是人民的公仆。为了使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社会主义民主就应该制度化、法律化；就应该建立各种参政制度和监督制度；领导干部就应该树立民主的作风。为了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水平，就应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素质，等等。所有这些应该如何如何，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也不同程度地反映了一定的规律。但是如何去实现这些“应该”，特别是如何解决在现实中发生的与之相反的一系列“不应该”的情况，这种研究方法就无能为力了。

“应然”的方法在对西方民主的研究中也存在着同样的缺陷。他们也是从西方政治思想中搬出一些原则来推论出一系列的应该如何如何，而对于西方民主的发展中，究竟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推动着这一历史进程的发展并造成当今西方国家民主发展的现状的，“应然”的研究方法也是无能为力的。

为了推动和预见社会领域和政治领域的实际发展，我认为应该提倡和强调“实然”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要求：1.首先要弄清所要研究的问题的各方面的现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2.探讨这种现实的状况是怎样造成的？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因素有哪些？在造成目前状况的过程中每一种因素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这些因素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其相互作用的过程是怎样的？3.再进一步就是要研究这些因素是怎样产生的？它们产生的各种具体的条件和背景如何？4.在实践的进一步发展中，这些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又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可以和应该如何影响这些因素的状况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状况，并通过这种影响来达到人们的某种目的？5.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综合，概括出一些理论上的结论，揭示出一些规律来。

这样一种研究方法显然和“应然”的研究方法不同。但它并非就事论事。它不但需要理论指导，而且还需要有驾驭和运用各种理论的高超的能力，并通过研究而概括出一些真正的理论来。这种研究还要吸收“应然”研究中的某些积极的成果，以使研究能和实现人们的一定目标结合起来。

进行“实然”的研究，第一步就是要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的状况。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是很难的。它不仅要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洞察力，而且还要有很大的勇气。现实虽然是每个人都生活在其中，因而每个人都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但是人们对现实事物的观察从来就要受到观察工具的影响，而在观察工具背后则又有某些理论在支持着它。这方面在社会科学中尤其如此。因此，若没有一定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要想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对现实的描述往往又可能触犯人们某种既成观念，特别是这种观念背后的利益，因而带来政治风险。这就需要人们有相当的勇气。从以上两方面即可看出，要想如实地描述现实的状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了这一步，我们就为“实然”的研究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再进一步分析各种影响因素和这些因素可能的发展状况，也就比较容易了。

所以，如实地、正确地描述现实乃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当我们要揭示现实的运行机制时，更是如此。为了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关键是要有一个适宜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的宏观层次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早已为我们准备好了的，这就是唯物辩证法。它的最基本、最核心的观点就是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之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过程经历着从量的变化到质的变化，而且循着螺旋形的路线曲折前进的。这种发展的轨迹是由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合力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动力是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进行“实然”分析在宏观上的理论指导。但是，用宏观的理论直接地分析各种具体的现实事物还不行，因为它太抽象。由于太抽象，在分析具体问题时每个人都会有不同于别人的个人的理解，其结果往往陷入片面的和错误的认识。例如长期以来，人们把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把哲学上的矛盾的斗争和矛盾的统一简单地等同于现实生活中具体事物中的斗争和统一。于是便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斗争性，到处人为地设置对立面，用所谓的两分法去对待一切复杂的事物。其结果便造成长期的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对社会发展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特别是所谓的两分法，已成为人们思维的定势，其危害是很深远的。它使人们在思考任何事物时都只注意两端，而忽略了更为复杂也更有意义的中间地带和中间环节。回顾我们多年在政治领域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发生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滥用对立统一概念引起的。这就说明，把宏观理论直接用于分析具体事物的不可行性。所以我们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世界发展的宏观理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它缺乏一个中观和微观层次的、具有普遍意义的、适合于一般人分析具体事物的分析工具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理论框架。这就需要寻找适合于这个要求的分析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中、微观层次的理论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