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边境范文10篇

碳税边境范文篇1

[关键词]碳税；边境税收调整；碳泄露

一、“碳泄露”和碳税政策的有效性

气候变化是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全球性环境问题，碳税一直被认为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经济手段。碳税就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为目的，对化石燃料(如煤炭、天然气、汽油和柴油等)按照其碳含量或碳排放量征收的一种税。碳税的实质就是为了维持全球气候稳定这一公共产品，而对排放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的生产过程和消费征税，使其负外部成本内部化。目前碳税的实施局限在一国范围内，然而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其外部性是全球外部性，即一国气候变化所带来的负的外部性是由其它国家承担的。一个国家或地区开征了碳税，就可能造成世界上其他地区增加那些消耗矿物燃料的课税产品的生产，从而可能导致国内生产的进口替代，结果将是世界其他地区的排放量增加，这就是所谓的“碳泄露”现象。造成碳泄露的原因是未征收碳税国家的“搭便车”行为，这些国家都希望别国努力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而自己坐享其成。“碳泄露”不仅不能带来全球环境效益，反而会使单边征税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蒙受经济损失，因为开征碳税将提高企业的生产成本，如果该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将不具备成本优势，竞争力下降，尤其是对于能源密集型产业，如钢铁、铝业、化学、玻璃和造纸业来说，其结果往往是本国企业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国际市场份额，该市场份额转而由未实施碳税或碳税税率较低的外国企业占有。同时，国内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对开征碳税的反应是减少产量供应或改变原材料结构，而那些能提供替代品或替代办法（整理）的国内企业的产品需求可能会增加，或者国内供需之间的差距将由国外供应填补。碳税对本国工业成本和竞争力的影响已经成为各国开征碳税的绊脚石，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国家开征碳税的建议都未能在立法机构通过。

二、削减碳税对竞争力影响的制度安排

北欧国家是最早开征碳税的国家，为了抵消碳税的上述负面影响，保护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它们在进行碳税制度设计时，通常采取两种措施：一是政府对能源密集型部门给予税收豁免，这种办法目前在北欧开征碳税国家中被普遍采纳。譬如，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实施的碳税方案中，能源密集型部门获得高额补贴或者税收减免(导致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有巨大的差距)。然而，免税削弱了这些部门的减排动力，从而影响了碳税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有效性。因此，为了实现既定的减排目标，政府又必须对非豁免的部门制定更高的税率，这使得减排成本增加。Bohringer和Rutherford研究发现，与税收豁免相关的损失可能是巨大的，即使豁免的部门占经济总量和碳排放量的份额都很小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一个可替代的选择是对出口和能源密集型部门给予工资补贴，这样不仅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而且付出的成本要比免税低。二是政府对能源密集型部门实行税收返还政策，即政府通过减少其它税收以及使用补贴支持环保的方式，将全部或部分的碳税收入返还给企业。譬如，丹麦将来自工业的碳税收入全部返还于工业，如将企业缴纳的碳税全部用于削减雇主的社会保障缴款和对节能投资项目进行补贴。税收返还方式让企业保留了减排的动力，无疑是优于免税方式的，但这种方式仍可能是效率低下的，并且仍然会发生企业竞争力丧失的情况。

上述两种制度安排各有其利弊，且实施范围局限于一国内，然而气候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单靠一国的努力很难达到应有的效果，有时甚至是无效的。若成立一个超国界的世界性税收组织，对各国的碳税进行征管，或者各国实行统一的碳税制度，这需要以让渡或削弱主权为代价，让渡主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不可能的，所以目前较可行的办法是对碳税进行双边或多边的国际协调，碳税的国际协调是建立在尊重各国主权以及承认国家差异性基础上的协调，是一种主权国家主动、自愿参与合作与调整的协调。目前在碳税的双边和多边国际协调中，一个既不会降低碳税的减排功效，又能维持国内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有效的解决方案是进行边境税收调整(BorderTaxAdjustment，BTA)。边境税收调整遵循目的地原则，包括对进口产品征收本国类似产品承担的相应税费，而对出口产品可以免除承担的相应税费。在实施了碳税的国家，其国内产品由于承担了较高的税负，削弱了其市场竞争力，该国当然希望对进口产品根据其碳含量征收碳税，同时对本国出口产品退还已经征收的碳税，以适当修正竞争扭曲。

碳税边境调整为解决因为征收碳税而产生的竞争力丧失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这一制度的意义在于：使本国产品在出口时不因在国内已经缴纳了碳税而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也不会使进口产品因没有在出口国缴纳碳税而处于竞争优势，从而有效避免了国内外生产者的税负不公平，使碳税对国际竞争力的影响中性化。

三、碳税边境调整在实施中面临的困境

碳税边境调整的初衷是在实现二氧化碳减排（整理）目标的基础上，确保征收碳税不会损害国内生产的竞争力。然而，某些平衡国际贸易的规则并不完全适用于为防范气候变化而征收的碳税。由于目前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气候变化认识各异，加之贸易不平衡所带来的环境影响，以及环境与贸易之间存在的冲突，使碳税边境调整在协调二氧化碳减排和贸易自由化发展方面存在种种困难。

1碳税是否适用边境税收调整。根据GATF的规定，在国民待遇的基础上，成员国是可以进行边境税收调整的，但是从GATT第2条、第3条和第6条的规定看，边境税收调整只适用于间接税。间接税是指直接或间接针对产品征收的税。直接针对产品征收的税比较容易确定，而间接针对产品征收的税则不是十分明确。1970年GATT“边境税收调整工作小组”报告认为，直接针对产品征收的税，如消费税、销售税、增值税等，可以实施边境税收调整；而并非向产品征收的税，如社会安全费以及向雇主或雇员征收的税、工资税等不能实施边境税收调整。

从环境保护角度出发，在实施边境税收调整时，进口国可能会按最终产品的碳含量征税，或者按该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物质的碳含量征税，抑或按生产过程中所消耗能源的碳含量来征税。比照WTO协定的相关规定，按最终产品的碳含量征税是直接针对产品征收的税，属于WTO允许实施边境税收调整的范围，但是其它两种方式是否合法则存在争议。(1)按生产过程中投入物质的碳含量征税。不同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物质在其最终产品中的表现各不相同，有的从最终产品中无法探寻其所使用的物质，有的则可以。实践中比较常见的是，进口国出于环境保护的目的会选择按最终产品所包含的某种物质的含量征税。这种税收只要符合WTO的非歧视要求，对进口产品提供的待遇不会比国内产品低，就不会引起争议。

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如果进口国选择按进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物质的碳含量对其征收碳税是否为WTO所允许?根据GATT1994第2条第2款a项规定“对于全部或部分制造或生产进口产品的物品所征收的”表明，按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已转移到最终产品中的物质所征收的国内税，可以被视为是对产品间接征收的国内税，可以进行边境税收调整。如美国的超级基金法案(superfund)中，美国对进口某种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污染的化学原料所生产的最终产品时要征收超级基金税。据此，按照进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物质的碳含量对进口产品征收碳税是GATT／WTO所允许的边境税收调整方式。

(2)按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的碳含量征税。这种征税方式有两种不同的意见。反对按生产过程中消耗能源的碳含量征税的专家认为，与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物质不同的是，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一般来说不会成为最终产品的物理组成部分，因此，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量是比较难以确定的。此外，按能源的碳含量征税将与绝大多数产品有关，如果允许对碳税进行边境税收调整的话，进口国将有自由对绝大多数进口产品征收边境调整税，这就很容易被贸易保护主义者所滥用。而支持这种边境税收调整方式的专家则认为，由于能源消耗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引起的环境问题是全球性的，容易引发“搭便车”行为。面对这种全球性环境问题，如果其他国家没有采取针对能源消耗的类似税收手段，一国将不会愿意采取会损害其国内生产者竞争力的国内税收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边境税收调整对避免这些问题而言是必需的。

依据WTO规则，对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进行边境税收调整的合法性是不明确的。根据GATT第2条第2款的规定，允许缔约方对进口产品和相同的国内产品的全部或部分投入物征税，而对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掉，但不构成最终产品物理成分的能源是否征税并未明确。然而，1994年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不仅允许缔约方对出口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投入物所征的税进行边境税收调整，而且对出口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并且已经合并到最终产品中的原材料、燃料，生产过程中使用的石油、催化剂等所征的税也可以进行边境税收调整。因此，WT0并不禁止进口国对进口产品按照其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进行边境税收调整。但考虑到前述反对意见，为了防止进口国滥用这种税收调整，应该限制允许进行边境税收调整的产品的数量，比如只是允许针对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消耗大量能源的能源密集型产品。当然对于能源消耗排放的二氧化碳量以及起征点的确定也会产生技术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另外一个更易于实施的，也更能照顾到发展中国家特殊利益的方法是，国际社会制定一份允许按其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能源进行边境税收调整的产品清单，可以根据诸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相关国际公约的要求来制定。

2碳税边境调整是否会引发变相的贸易壁垒。目前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悬殊，且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气候问题有不同的认识。发达国家把气候问题作为新的贸易壁垒，以“边境税收调整”为名对发展中国家开征碳关税，以此来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保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主导地位。如2009年6月底，《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获得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实质就是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

碳关税与碳税边境调整本质并不相同，碳关税是对高耗能的产品进口征收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它具有一定的非中性，一旦调节过度，就会超越环境保护的目的，扭曲自由贸易，破坏税收中性。而碳税边境调整是一种国内税，其目的是使各国的碳税税负水平趋于统一，它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中性化，不会扭曲自由贸易。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认为，发达国家的碳关税政策违反了（整理）WT0的自由贸易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WTO条款明确规定，任一缔约国的政府措施，应对来自其他缔约国的输入货品给予与本国产品相同的待遇。而碳关税则是采取关税手段限制他国产品进入本国，是以环境保护为名，实施贸易保护。碳关税违反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扰乱了国际贸易秩序，可能引发新一轮国际贸易战。但是由于WTO中关于环境保护应用于贸易谈判的具体条款表述还十分模糊，如GATI"第20条规定，一国凡为“公共秩序”或重要合法政策目的而采取的措施，可背离GATT／WTO的基本规范，这为一些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留下了根据。

3碳税边境调整的技术障碍。在碳税的边境调整过程中，有必要将能源产品(如煤、石油和天然气)和最终产品(如汽车、化工产品)区分开来。因为能源产品的碳含量比较容易确定，所以对能源产品进行边境税收调整相对比较简单。GATT／WTO规则允许对进口能源产品征收相同水平的税收，以及对出口能源产品实行间接税退税，只要对进口产品所征收的税负不高于国内相同产品，并且出口退税额不大于之前已经征收的税额，即只要在原则上不损害公平性就是允许的。然而，当进口或出口的产品不是能源产品而是最终产品时，边境税收调整就会变得复杂，因为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包含了已税能源产品的投人，确定最终产品的碳含量的技术难度很大；而且各国的资源禀赋、生产方法和技术水平存在很大的差别，即使是生产相同产品，碳排放量也会存在差异，譬如，煤炭与汽油相比，燃烧的效率更低，碳排放量更高。对于一个能源结构中以煤炭为主的国家来说，每单位产出的碳排放量比能源结构以石油为主的国家要高。因此，如果进口国要依据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量的大小(内涵碳含量)来征收边境税，对于那些资源禀赋以煤炭为主的国家(比如中国)显然是不公平的。此外，由于最终产品的加工和生产方法不同，其碳含量也会不同，进口国根据最终产品的内涵碳含量进行征税理论上可行，但是实践上是行不通的。原因在于：其一，进口国要依据产品的内涵碳含量来计算征收边境税是一个技术难题，需要出口国与进口国合作，出口商要向进口国提供该产品生产加工的详细资料。但是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很小，因为这涉及到企业秘密，再则由于生产的不断全球化，制造商要给出详细而准确的生产加工方法也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进口国在无法获得该产品的内涵碳含量的情况下，只能依据本国相同或相似产品的内涵碳含量对进口产品征税。其二，如果进口国对来自不同国家的相同产品征收了差别税收，则违背了WTO的非歧视原则。W3"O非歧视原则要求进口国对所有国家的进口产品都要征收相同水平的税收。此外，WTO规则也不允许因为产品加工和生产方法(ProcessandProductionMethods，PPMs)的不同而采用贸易措施，因为这种做法剥夺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所以，进口国只能根据本国生产相同产品的内涵碳含量对那些进口产品征收不高于本国产品的碳税，因此碳税边境调整对那些拥有低碳能源及采用新型减排技术的国家而言，增加了成本，降低了竞争力。

四、结论

碳税边境范文篇2

摘要：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应尽力避免边境调节被隐蔽的保护主义者滥用，进而成为一种贸易壁垒，事实上，在国家竞争力问题的驱使下，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显现，值得各缔约方的注意。气候变化的边境调节在管理上具有难度和复杂性，但正因为如此，它才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余地，既然气候政策已经深入到了复杂多变的贸易问题中，也不可能存在适合所有国家利益的单一规则，边境调节提供了让各国可以具体协商的空间，在未来一段时间有可能被更广泛地应用。

关键词：气候政策，温室气体，国际竞争力，碳排放，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

气候变化事关人类的生存环境和各国的繁荣发展，已成为整个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重大全球性问题。为减缓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国际社会先后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规定，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而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中国和印度等多数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义务。

一、引言

随后，美国则针对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通过了《气候安全法案》，提出了以补救性的贸易措施抵偿成本差异的边境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BCA）措施。其实，在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召开之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倡议采取边境税收调节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是借以胁迫发展中国家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的谈判中做出让步，在后京都时代的国际气候新框架中作出有法律约束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硬承诺。

二、边境税收调节的基本内涵

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BTA）是在国际贸易领域产生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税收体制，又被称为边境调节税或边境调节，是指任何全部或部分采纳目的地原则征税的财政措施，它使一国出口产品与那些在进口国国内市场销售的相似国内产品相比，能够全部或部分地免除其在出口国已经征收过的税费，同时，进口国对销售给消费者的进口产品，征收与对国内相似产品所征的税负一样的税收。例如从上海出口运往美国的钢材可以被免除在中国的钢材税，而是在纽约的税收水平下在纽约交纳钢材税；主要应用在消费税、增值税和营业税上。

在气候政策下，要求边境税收调节更注重环境目标和对减少全球排放的实质性作用；在全球性的气候协议下，通过各国具体的气候政策和环境效应的货币化，边境调节的主要目的在于减少碳泄漏问题，避免目前京都议定书框架下部分强制减排所带来的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不减反增的困境。

边境调节在实践中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根据进口产品的碳含量以及按本国生产水平所可能产生的碳排放成本来对进口产品进行征税，但这种方法在其与WTO规则的相容性问题上富有争议，并且这种排放成本该如何用货币来衡量也没有定论；另一种则是建立在排放权交易市场上的均衡税，它要求所有的进口商都必须按本国水平购买相应的排放权，而出口商可以出售他们手中的排放权，这样两者达到均衡。

三、边境税收调节与WTO规则的相容性分析

（一）在GATT体系下边境调节在调节内涵投入上的合法性

总的来说，边境税收调节在GATT体系下是合法的，只要对进口产品所征收的税额不高于本国水平，并且出口退税额不大于之前已征收的税额，即只要在原则上不损害公平性就可以得到允许。但事实上需要注意到GATT并没有要求任何国家实行双重税收管理体制，一国在对进口产品进行边境调节时并不需要对出口产品进行税收返还。

内涵能源与过程税是当前研究的热点，根据GATT的规定，边境调节的过程税是合法的。GATT允许边境调节“直接或间接”地对“相似产品”征税，从文义上可以说明产品生产过程同产品一样也是可以进行边境调节的，这一点尤其体现在“间接”一词中。

特定的边境税收调节是否符合GATT的条款还要看对条约的法律解释，并且要受到很多政治影响和管理方面的考虑，由于GATT已被WTO所代替，目前更需要在WTO框架下研究这个问题。

（二）在WTO条款和框架下评价边境税收调节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在分析一项边境调节是否符合WTO规定时通常需要分析几个方面，首先看边境调节是否与WTO的市场准入责任一致，如果是一致的，则需要考察边境调节是否符合WTO的非歧视性原则，如果不符合，则还应再看它是否满足GATT第20条环境保护例外条款。

以当前流行的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为例进行分析，该体系要求进口商按照本国市场价格购买排放权，这是当前给定政策条件下最可能的一种边境调节形式。另外，即使是通过征收碳税的形式对进口产品征收碳税，对于非歧视性条款和环保例外条款来说，与排放交易机制的分析结果也是极为相近的，当然它们之间也存在不同。

1、非歧视性原则。在将边境调节看作一种在边境实施的内部规定后，需要从非歧视原则的两个主体，即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来进行考察。

（1）国民待遇原则。GATT第3条规定，缔约一方应保证另一方的产品、服务所享有的待遇不低于本国同类产品、服务所享有的待遇；即可得出一国对待进口产品的待遇不应低于本国同类产品。然而在气候政策的边境调节下，这项看起来很简单清晰的原则在实际操作中却有很大的难度，原因在于，在国际贸易立场上的同类产品，和气候政策立场上的同类产品可能完全不同，后者着重在产品的碳密集度上进行考察。

从气候角度来看，高碳含量钢铁的确和低碳钢铁不是“相似”产品，毕竟前者导致了更大的气候变化。但总的来说，对于“相似”产品的解释不允许根据产品的制造，或者说产品的生产过程与生产方法（PPMs）不同来判定产品的不同，而只能根据产品的物理结构和性质来确定。

其实根据上述所谓GATT法律体系所规定的产品间的区别方法，对于评价边境碳税调节的合法性并不起关键作用。根据WTO判例，由生产方法和过程所确定的产品区别即便得不到GATT第3条的支持，也可以得到第20条环保免责条款的准许，这会在后文进一步讨论。如果我们认为一项边境调节的目的不是产品歧视，则外国进口商需要对单位碳排放付出和国内生产商等同的代价，即购买相应的排放权。不过问题是，在总量管制与排放交易体系下，对单位碳排放应该付多大的代价，各方可能很难达成一致。

（2）最惠国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要求一国对任意第三方国家的产品或服务的待遇必须同等地给予所有缔约方；这要求边境调节不能造成WTO各缔约方之间的歧视。一般而言，边境调节只能针对那些来自尚无有效气候政策国家的进口产品，否则会造成重复征税。

另外，即使WTO允许区别对待，判断一国的气候政策是否有效也是很困难的。以欧盟国家的总量管制与排放权交易机制为例，这个体系只覆盖了一半的欧洲国家，很多欧洲国家一边征收碳税一边又对能源密集型企业进行返还。还有些国家比如日本，则采取避开市场机制而进行指令式管理的方法。由此我们可以设想政府有可能通过调整它们的税收体制以设立某种气候壁垒，而不管这对减排有没有实质性作用。

2、第20条环保例外条款。根据我们上面对非歧视性原则的分析，一项要求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进口商购买排放权的边境调节，若只对那些所谓没有有效气候政策的国家实施，则可能违反了最惠国待遇原则；若实行以碳排放不同而区别对待“相似”产品的边境调节也可能会违反国民待遇原则。但是WTO仍给这两种情况留有余地，即如果这项边境调节满足GATT第20条并且与本条引言一致，则也能够得到准许。

（1）第20条g款。这一条的中心在于所谓的“对消耗性自然资源的保护”。对于气候政策下的边境调节，它起码要涉及到气候变化，而GATT专家组将“涉及”解释为“基本保护”，即总体来说，若WTO专家组认为一项边境调节和气候保护间具有实质性关联，并且目的在于保护消耗性自然资源，则可满足本条款的要求，但从历来的判例来看，在确认的过程中如何认定边境调节对气候保护的“有效性”和“实质关联”是非常困难的。另一方面，WTO上诉机构似乎并不过问一项边境调节政策在多大程度能保护所谓消耗性自然资源，只是笼统地判定是否“有效”。

（2）第20条引言。即使一项边境调节满足第20条9款，它还必须符合本条的引言的要求，即不能有武断性、歧视性和保护主义的倾向。第20条引言指出，各缔约方所采取的针对相同情况的国家间的措施不能是主观武断的，也不能包含有其他无理的歧视性因素，不允许以保护环境为借口而构筑贸易壁垒的行为。总体来说，引言的目的其实就是要防止对第20条的滥用，同时还起到了对于第20条和GATT的其他条款的平衡作用。

WTO上诉机构认为，对于一项措施是否违反了第20条引言，应该集中考察造成歧视的原因或原理。比如一项针对进口的碳密集产品的边境调节，它的原理是符合第20条g款的，即目的在于防止碳泄漏对国内气候政策有效性的妨害。又比如前文已分析的，一项只针对国内尚无有效气候政策的出口产品的边境调节，也具有相对合理的原因，因为对于那些已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排放的国家来说，产生的泄漏往往已经非常小了。

四、主要结论

世界气候政策关系到全人类的根本利益，又由于影响到国别利益从而成为一个贸易问题，并被进一步地政治化，加深了问题的复杂性和多变性。《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与《京都议定书》的存在说明了随着各国的发展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开始从现实层面思考环境保护的问题。由于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对于气候变化的理解和关注程度也有所不同，各国的气候政策和实施方案呈现出差别。

碳税边境范文篇3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1]。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2]。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3]。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4]。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5]。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公务员之家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6]。

碳税边境范文篇4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

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

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

三、碳关税之争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征收碳关税很难在WTO多边贸易框架下找到合法依据。从理论上讲,作为WTO成员我国可以借助WTO相关规制,向试图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国家提出抗辩,甚至诉诸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由于WTO多边贸易机制对有关环境问题处理上显得极为乏力,况且,WTO争端解决机构还没有审理过类似案件,没有先例可循。而且耗时通常很长。所以,从长远看,作为碳排放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认真分析碳关税背后的原因,不仅重视推动出口贸易,还应该把贸易和环保统筹考虑。通过采取节能减排等措施。确实在减排方面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blog/static/117765692009615101951859/?hasChannelAdminPriv=true访问日期:2009-10-7.

[2]/world/2009-07/08/content_11672554.htm:2009-9-6日.

[3]《WTO快讯》第181期(2009-11-17至2009-12-4日).

碳税边境范文篇5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1]。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2]。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3]。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4]。公务员之家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5]。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6]。

三、碳关税之争对我国的启示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征收碳关税很难在WTO多边贸易框架下找到合法依据。从理论上讲，作为WTO成员我国可以借助WTO相关规制，向试图对我国出口产品征收碳关税的国家提出抗辩，甚至诉诸于WTO争端解决机制。但是由于WTO多边贸易机制对有关环境问题处理上显得极为乏力，况且，WTO争端解决机构还没有审理过类似案件，没有先例可循。而且耗时通常很长。所以，从长远看，作为碳排放量较高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认真分析碳关税背后的原因，不仅重视推动出口贸易，还应该把贸易和环保统筹考虑。通过采取节能减排等措施。确实在减排方面发挥一个负责任大国应有作用。

参考文献

[1]/blog/static/117765692009615101951859/?hasChannelAdminPriv=true访问日期:2009-10-7.

[2]/world/2009-07/08/content_11672554.htm:2009-9-6日.

[3]《WTO快讯》第181期(2009-11-17至2009-12-4日).

碳税边境范文篇6

关键词碳关税;WTO规则;冲突;建议

一、碳关税的由来

按照《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京都议定书》规定,包括欧盟在内的附录Ⅰ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须在第一个承诺期2008年至2012年内,将温室气体排放在1990年水平基础上削减5%。其他国家不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其中包括美国等少数发达国家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没有承担强制性减排义务为由,坚持不批准《京都议定书》,从而也不承担减排义务。作为执行气候政策的先行国家,欧盟各界纷纷呼吁政府对美国和中国等没有减排义务的国家的进口产品采取边境税收调节(BorderTaxAdjustment),来避免竞争力损失,防止碳泄漏发生。其后有好多文件、草案、报告表示要对未采取减排行动国家的能源密集型进口产品征税。美国也出现类似倡议。2007年12月美国参议院气候和公共委员会通过的《气候安全法案》提出边界碳调整(BorderCarbonAdjustment)的补救性贸易保护措施,主要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出口产品设计。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议案》,该议案宣称,将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减排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的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的说法由此而来[1]。

美国,欧盟成员国大部分国家以及中国都是WTO成员,有关的贸易措施都应该遵循WTO的贸易规制,那么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有关规则呢?

二、碳关税和WTO的适应性分析

关于征收“碳关税”是否符合WTO规则的问题,需要结合WTO的相关规定具体分析。

(一)碳关税和最惠国待遇原则

GATT第1条第1款2规定了最惠国待遇原则。按照该原则规定,缔约一方现在和将来给予缔约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都不应低于其给予任何第三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在国际贸易方面,最惠国待遇一旦载入双边或多边条约,则规定缔约一方在贸易、关税、航运、公民法律地位和投资等领域给予任何另一方的优惠、特权和豁免,必须无条件地给予缔约另一方。然而,征收碳关税的呼声虽然很高,但是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征收多少并成员方并没有达成一致,而且也很难再短期内达成一致。因为,人们并没有讨论其他国家到底应该允许排放多少碳的问题。环境方科学家认为地球仅能承受有限的碳排放量,但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分配碳排放量。而碳排放量的分配恰恰是界定什么是公正的国际贸易以及在全球范围内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关键。如果不先解决碳排放量的分配问题,碳关税的征收很难符合WTO最惠国待遇要求。由于每个国家到底应该分配多少碳排放量没有一个统一的划分标准,在此基础上的碳关税在额度上必然差异很大,这将直接违背最惠国待遇原则,破坏国际贸易秩序[2]。

(二)碳关税和WTO国民待遇原则

WTO国民待遇原则规定在GATT第3条,该基本原则要求WTO的成员给予进口产品不低于国内产品给的待遇。如果征收碳关税,就需要为国内产品和进口产品制订排放标准并计算排放成本,而进口产品的排放标准或者排放成本不能高于本国成本,这是基本的要求。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同产品,即使是同类产品它的碳排放量也是千差万别的,现在所谓的碳追踪技术还远远不能达到要求。因此,为某一个产品制订专门的碳排放标准和成本是不现实的,结果只能是制订一个平均的标准,比如说对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征收碳关税,这样的结果就必然使进口国的产品受到歧视,从而违背WTO国民待遇原则原则[3]。

(三)碳关税和GATT20条的例外规定

GATT20条规定了一系列例外规定,其中(b)款是“为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所必需的措施”例外。(g)款,是“为有效保护可能用竭的自然资源的有关措施”例外。但是,若想成功适用该例外,采取措施的成员方必须证明除了“碳关税”以外,没有其他“可合理获得”的措施来达到减排的目的,而这一点是很难做到的。而在第20条一般例外中,无论是(b)款还是(g)款,在实施中都“不得构成武断的或不合理的差别待遇,或构成对国际贸易的变相限制”。如前所述,对于“碳关税”征收,目前根本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成员国一旦实施,其措施很容易被判定具有“武断性”和“不合理性”[4]。

美国曾多次试图借助以上例外,在贸易上遏制其他国家,但很少得手,比如在小虾-海龟Shrimp-Turtle案,为了保护海龟,美国禁止进口未采用海龟隔离器捕捞的虾或虾制品。后来Brazil-Tires案也采用这些例外作为抗辩理由。巴西认为禁止进口翻新轮胎是为了预防蚊子传播疾病。以上两个案例最终都被判定与WTO规定不符[5]。

(四)碳关税和WTO的边境调节税制度

在WTO中,削减关税是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各届回合谈判的努力方向,额外增加关税很难有合法性支持。事实上,“碳关税”并不会是一种关税,而只是一种类似的边界调节措施。其之所以得到如此多的支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GATT中有一个“边境调节税制度”。GATT规定,根据国民待遇原则,考虑到各国的国内税存在差别,允许对进口的“相似产品”征收一个国内税,而在出口相关产品时,也进行国内税的退税。

边境调节税制度的制定避免了由于各国税制差别对国际贸易的不利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欧洲进行增值税制改革时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具体到当前讨论的“碳关税”问题,边境调节税制度是否依然适用?从国际学术界的讨论来看,答案是否定的。

不同国家,由于生产过程和方法不同,产品生产过程的能源消耗或者温室气体的排放也不同,而这一差别不影响产品使用的性能。能否基于这一差别而进行贸易政策的区别对待,目前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争议,WTO也尚无定论。而碳税或能源税的征收,正是基于生产过程和方法。GATT唯一的关于边境调节税制度的规定,明确指出,对于类似能源税的边境调节还存在分歧。不能适用[6]。

碳税边境范文篇7

论文摘要:低碳经济对于传统法律体系的多个部门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中，基于国际经济利益争夺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国际贸易法受到的冲击尤为明显。在较为宏观地分析归纳了低碳经济时代下各国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影响和挑战的基础上，对碳关税和排放交易机制这两个热点问题进行了介绍和评述。最后，落脚于我国，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展望。

随着哥本哈根会议的黯然收场，全球都意识到，气候变化不仅仅是环境问题，它已经上升到国际政治和法律层面，进而渗透到各国和全球的经济层面。气候变化催生了低碳经济概念。低碳经济，最早正式出现于2003年英国的能源白皮书，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其涵义:在可持续发展理念下，通过相关技术革新手段，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的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一种经济发展模式，并辐射到所有产业领域。有学者认为，低碳经济有望成为继信息技术革命后的又一场新的工业革命。目前，相当一部分国家已着力于未来低碳经济的发展。例如，美国参议院在2007年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将低碳经济作为其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从全球经济角度看，低碳经济就像多米诺骨牌，一触即发。它将推倒传统经济的各领域，导致全球经济重新洗牌，并向现有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层面提出挑战。

一、各国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的影响和挑战

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对法律体系下的多个部门法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在环境法领域，低碳经济会导致环境法原则的转型和制度的发展。例如，出现协调发展原则、环境优先原则;发展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制度;创造低碳补贴制度，等等。在行政法领域，行政权将更多介人民事领域，行政许可和排污权也将盛行。在国际法领域，低碳经济的影响则更加深远，因为气候变化的应对是跨国界并需要全球合作的。因此，传统的至高无上的主权原则领域受到了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制约。相应的，国际组织法、国际投资法、国际金融法、国际贸易法、国际争端解决法都将受到挑战和影响，尤其是国际贸易法。目前，各国正在和将要施行的单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国内措施在多边的贸易环境下，必然产生摩擦和冲突，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多边贸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低碳经济背景下，各国采取的相应的国内措施对国际贸易法带来的影响和挑战。

1.以碳关税征收为代表的边境调整措施

各国为将温室气体排放成本内部化，为排放设置了相应的国内价格机制，包括温室气体排放税和排放交易制度。这些政策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并可能影响国际贸易的公平与条件。因此，国外价格机制的实施与否和程度，将导致碳价格差别各异。理论上就出现了一种解决方案，即设置以碳关税为代表的边境调整措施来平衡和降低一国为达到低碳目的而增加的成本。例如，欧盟、美国以及其他经合组织国家提出“边境碳调整”，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或碳税，被称之为“边境税调整”。在哥本哈根会议后，发达国家加快了对没有承担碳减排义务国家(主要是经济正在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例如中国、印度等)拟征碳关税的进程。世界贸易组织(WTO)与联合国环境署联合的《贸易与气候变化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则指出了实施边境措施的困难:第一，难以提供实施边境措施的明确理由，也就是说难以准确评估碳泄露和竞争力损失;第二，难以确定一个公平的价格施加在进口产品上。《报告》同时认为，关贸总协定和反补贴协定在一定情形下，允许边境税调整措施的使用，但其必须遵守WTO协议的核心贸易原则。

2.政府财政支持的经济激励手段

除了价格机制外，以政府财政支持来促进开发利用新的气候友好型技术(例如，碳捕捉与封存技术)和可再生能源，是另外一种普遍运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包括财政手段、价格支持措施和投资支持政策，等等。然而，从WTO的多边贸易体制看，这些政府的财政支持措施极有可能因为降低物品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而构成补贴。从原则上讲，在WTO多边贸易体制下，这些措施都应该遵守WTO关于补贴的规则。

3.新技术标准手段

除经济激励手段外，另一种常用的环境和气候战略手段是建立技术标准。例如，对于产品和产品的生产方法，制定强制性技术规范或自愿性标准，以达成减排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的目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不断加大对强制性规范和自愿性标准措施的利用，通过推广使用能效高的设备和电子器材，达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据估计，在过去的30年中，通过能效利用的提高，至少节约了50%的能源消耗量。据悉，能源利用率的提高还有着很大的潜力，例如在建筑、运输、农业等产业领域。但是，这些政策也应受WTO《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的约束，以保证技术法规、技术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不对国际贸易造成不必要的障碍。

二、碳关税设置的法律探讨

前文已述，碳关税是边境调整措施之一，是对来自无实质性温室气体排放义务国家的产品加征进口关税，平衡国内因减排造成的成本增加，从而达到国际贸易的公平。碳关税问题是目前国际上争议很大的问题，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极力鼓吹的缓解气候变化的有利手段。以欧盟、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基于其技术、经济领先的现状和利益需要，在该问题上的研究比较一致，并已经或正在被转化为政策和立法。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预测:如果欧盟全面实行碳关税，中国将面临平均26%的碳关税，因为中国的出口产品多为碳排放量较高的低端产品，从而导致出口量下滑21%。另一方面，欧盟则将在气候变化谈判、国际贸易谈判中占据主动权。因此，碳关税设置的法律探讨对于指导我国未来参与国际气候变化谈判、WTO等国际组织的谈判、制定与完善国内相关立法政策等具有重要意义。

1.碳关税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明确指出: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排放仍相对较低，因此应对气候变化遵循“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根据该原则，发达国家应率先采取措施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有关技术;而发展中国家在得到发达国家技术和资金支持下，采取措施减缓或适应气候变化。同时，第三条第五款明确规定:“为对付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由此可见，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发展中国家不具有强制性的减排义务，其区别于发达国家的减排义务合理合法，并非所谓的“造成了国际贸易的不公平”。因此，发达国家设计的单方面碳关税设置，意在抵消发展中国家所享有的历史补偿和过渡期保护，是公然违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

2.碳关税与WTO规则

既然碳关税的征收是处于多边的国际贸易体系之下，那么该税的征收在WTO体系下是否于法有据?根据WTO的征税规则，“产品的关税不能因为生产方法不同而区别对待”，碳关税的设置是有违WTO的基本规则的。但另一方面，《国际关贸总协定》(GATT)第二十条的一般例外条款又似乎为碳关税的征收留下了生存空间。例外条款制度是WTO的一大特色，据统计，相关例外条款的文字内容是WTO原则规定的两倍左右。这些例外条款作为调和世界各国贸易体制纷繁差异的润滑剂，起到了吸引更多国家加人的积极作用，功效类似于在国际公约中频繁出现的公共秩序保留条款。一些学者认为，第二十条一般例外条款中的(b)和(g)两项能够为碳关税征收提供法律依据，即“为保障人民、动植物生命健康所必需的措施”和“为保护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的有关措施”。笔者认为，他们直接作为法律依据还需经过论证，至少，气候是否能够作为可能用竭的天然资源就还值得探讨。

3.碳关税征收的争端解决

美国限制进口泰国等国的海虾海龟案以及巴西限制进口欧盟的废旧轮胎案都是成功援用WTO一般例外条款的经典案例，但还没有碳关税的案例发生和提交，因此，专家小组的最终裁判会走向何处还不得而知。GATT1947及到目前为止WTO体制内解决有关援引第二十条例外之争端的实践表明，第二十条的适用分为两步:首先，援引第二十条例外采取的措施应能在该有关分款下证明其合理性;其次，审查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第二十条总款的各项要求，从而防止滥用第二十条例外的行为发生。为防止对第二十条例外的滥用，有关解决争端专家小组在实践中进一步形成了援引第二十条例外而采取违反总协定义务的措施所应遵守的三条规则:①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旨在追求第二十条分款中所列目标;②所采取的措施只能在“最低限度内背离”总协定其他条款追求的目标;③因采取此等措施而造成的对总协定义务的背离程度应与采取此等措施追求的目标成比例。如果将来我国真的与发达国家产生了碳关税征收的纠纷，我们应该抓住两点:其一，《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WTO规则体系是两个不同的国际法体系，碳关税的征收违背其中之一，即违背了应遵循的国际义务;其二，WTO一般例外条款作为碳关税征收的合法依据过于牵强。

三、碳排放交易机制

作为一种环境经济手段，排放交易是在全球气候变化这一大背景下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自《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确立以来，已为国际社会广泛接受。在该机制下，首先确立排放削减目标，经分配或拍卖由削减目标所决定的排放量限额或排放权，并允许各排放源对排放限额进行相互交易，即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模式。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减排的有效手段，正逐渐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新起之秀，在未来具有巨大的潜力和市场。

欧盟为了帮助其成员国履行《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于2005年1月1日正式启动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多国和多部门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体系，EUETS在其实施的第一阶段(2005一2007年)虽然仅涉及二氧化碳，但已包括了27个成员国的10500项设施，几乎占欧盟碳排放量的45%。在实施的第二阶段(2008--2012年)及以后，它所调整的温室气体种类和产业部门类别将不断扩大。在EUETS下，各成员国以国家分配方案(NAP)确定本国的碳排放总量和分配给各个设施的排放权(EUA)，如果企业的实际排放量小于分配到的排放许可额，可以销售余额以获利;反之，它必须到市场上购买排放许可额。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成立于2003年。它是全球第一个、也是北美地区唯一一个自愿参与温室气体减排量交易，并对减排量承担法律约束力的先驱组织和市场交易平台。EUETS和CCX在排放总量和灵活度、长期管制的确定性、透明度和执行保障等市场评价方面各有千秋。

尽管EUETS和CCX有着不同的目标和政治背景，但一系列数据说明它们已经在创建有效的市场框架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功，成为了企业在新的碳市场条件下经营的实验基地。然而，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它们在有效减排、实现环境功能方面并无显著突破。碳市场繁荣的背后，《京都议定书》的减排任务是否能够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就一个在环境领域发挥有效作用的排放交易市场而言，它应该激励企业改变生产模式，以清洁能源取代传统能源。由于上述的种种缺陷，EUETS和CCX在这一点上收效甚微。为了实现环境保护的目标，各国政府应当设置充分的长期的排放限额，既能保证市场流通，又能刺激企业更多的技术创新。事实上，已有学者对《京都议定书》下的排放交易体制提出了反思。排放交易试图将市场自由主义和可持续发展论嫁接在一块，却忽略了两者之间暗含的紧张关系:市场自由以短期效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可持续发展以催生技术革新、为下代人谋利为目标。市场主体在作出技术决策的过程中往往不愿意考虑惠及竞争者和下一代，创造积极的溢出效应。因此，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无助于可持续能源发展。如何协调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来完善现有的排放交易体制，值得进一步讨论。

四、思考与展望

碳税边境范文篇8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琍，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碳税边境范文篇9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了摆脱危机,恢复经济,努力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寄希望于绿色产业,以期能够在危机后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维护经济霸权。将贸易保护和气候变化问题结合在一起可谓一箭双雕,既可以掌握未来低碳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又可以从中获得经济利益,弥补财政赤字,减少贸易逆差。

碳关税在全球减排中的特性

近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日益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成为国际共识。第一个全面控制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公约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该公约基础上又产生了《京都议定书》、《巴厘岛路线图》、《哥本哈根议定书》等具体的减排规定。但上述国际协定不具有强制效力,因此有些国家积极地承担了减排义务,也有些国家拒绝接受这项义务。承担义务多的国家,会在国内将减排权予以分配,由于减排权的限制,企业需要采用节能环保技术、工艺或设备,而这势必增加其成本。因此,一些国家认为,积极制定并履行减排承诺的国家,由于减排义务较重而使国内商品的竞争力减弱,应当进行适当修正,否则会减弱国家减排的积极性。基于这一观点,一些国家提倡采取边境税收调节,包括对进口高耗能产品征收二氧化碳排放关税、而对出口的低碳产品进行补贴以保持国际竞争力。碳关税(CarbonTariffs)是指对高耗能产品进口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碳关税的先例。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清洁能源安全法案》。依据该法案,美国将从2020年起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未实施碳减排限额国家的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碳关税。

碳关税只具有政治经济意义,对减排的实质性影响并不大,想要利用碳关税来真正解决全球气候变暖的环境问题较为困难。此外,这种碳壁垒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极不公平,发达国家在经济积累的阶段也有过高排放、高耗能的阶段,根据“污染者付费”原则,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因此应在进一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方面承担主要义务。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阶段施加此种技术贸易保护措施,将严重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碳关税只是一项以环境保护为外衣的贸易保护措施,其无法真正实现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公平贸易”,也难以减缓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

多边贸易体制下的碳关税实施分析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为目标,通过减缓全球气候变暖以逐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多边贸易体制WTO以贸易自由化为目的,以世界贸易自由化来提高经济福利。两者之间目标的不一致导致其在实践中冲突很大。

WTO规则要求对成员国实施最惠国待遇、国民待遇和普惠制原则,这意味着对成员国一律平等,对发展中成员要给予适当的优惠待遇。然而,在碳税实践中由于各国的减排要求和环境标准不同,不同国家会遇到不同的碳税征收问题,导致发展中国家享受不到降低环境标准的优惠,这违反了WTO基本规则,也违反了《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在现行多边贸易体制下,实施碳关税的问题还在于对进口产品征税与国内相同产品或其投入品征收的间接税相匹配,而且对制造产品所消耗的能源所征税(碳足迹)是否为可边境调节的这一问题尚且处于WTO的争端解决考虑之中。另外,不同的生产流程导致不同的CO2排放量,对于同一产品,不同企业间甚至同一企业内部的排放量都会有所差别,如果再考虑附属产品,现行贸易安排则无法进行额外追踪。

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时,各国借助贸易措施以增加国内受影响商品的竞争力,本身无可厚非,但此举措的合法性受到质疑。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条第五款规定:“为应对气候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包括单方面措施,不应当成为国际贸易上的任意或无理的歧视手段或者隐蔽的限制”。事实上,WTO一直努力为实施减排温室气体政策提供规则空间,从1947年GATT成立初第二十条允许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必要措施,到1993年WTO成立时将“世界资源的最适当地利用、保护和维护环境”列入其六大宗旨,直至WTO设立专门的环境和贸易委员会(CTE)以及贸易争端解决机构来对贸易与环境案件进行裁决。WTO规则逐渐放宽对于GATT第20条一般例外下的环境规则的解释,加之《SPS协定》与《TBT协定》等环境规则的具体化和标准化要求,使得WTO表现出寻求环境保护和贸易便利相平衡的态势。

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说过,“一项涵盖了所有主要温室气体排放者的多边环境协定,也是指导类似WTO的其它机构的最佳工具”。这意味着若想真正解决全球减排问题,还需要各国通力合作,任何单边的措施,如边境调节税等都只会被贸易保护主义所利用而无法实现真正的目的。

征收碳关税对我国贸易的影响

碳关税作为新型的绿色贸易壁垒,一旦付诸实施将对全球贸易自由化的危害远超出其在减排上所做的贡献。我国现今已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国,每百万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数量是美国的3倍、德国的5倍、日本的近6倍。2007年美国进口的高碳商品中,有11%来自中国,包括15%的进口钢铁、6%的进口铝制品、12%的进口纸品、19%的进口混凝土(吴玲?P,2009)。鉴于这样的比例,碳关税对我国出口和经济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打击,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我国出口额将大幅缩减。美欧等发达国家是我国主要的出口对象,碳关税一旦开征将使我国的企业受到整体上的打击。能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需要采用减排技术,投入更多的研发成本和设备,竞争力有所减弱;对无法达到国外环境技术标准的企业来说,碳关税将封闭其国外出口市场。

我国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碳关税虽直指高耗能产业,如造纸、钢铁、水泥、化肥等,但这些产业的变化将影响其上下游产业的利益,因此我国若不能找到新产业来替代原先的高耗能、高排放产业,则制造业产业链条将出现断裂,以及制造业整体将受到冲击。

我国就业率将呈下降趋势发展。我国产业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低廉的劳动力获取竞争优势。而碳关税的实施势必会改变未来国际贸易格局,我国企业将不得不被迫进行产业升级,这势必会减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影响我国就业率。

导致贸易保护主义的“多米诺”效应。碳关税很可能引起发达国家的迅速效仿。同时,碳关税很有可能引起发展中国家的报复性贸易壁垒,从而进一步助长贸易保护主义的滋生,导致国际贸易规则的失灵以及贸易格局的混乱,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健康有序发展。

我国应对碳关税的策略调整思路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主要贸易大国和制成品出口国,还是主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基于以上分析,碳关税对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考虑到未来低碳经济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碳关税征收前做好准备,从国内和国际层面进行策略调整。

碳税边境范文篇10

关键词：低碳出口；碳关税；出口贸易

哥本哈根会议后，气候问题被不约而同提上了各国的议程，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我国也积极应对气候问题，作出符合国情的减排承诺。低碳经济也成为了各国经济发展的追求。目前，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很大一部分依靠的是出口创汇，对外贸出口的依赖程度较大，因此实行低碳出口必然是我国今后出口的必然之路。尽管道路是崎岖的，但是这种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政府、企业应该在这种大趋势中努力为我国低碳出口做出自己的贡献，促进经济与社会和谐发展，同时为世界的气候问题尽自己的一份力。

一、低碳经济及低碳出口的含义

对于低碳经济的含义，目前国际上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我国环境保护部周生贤指出：“低碳经济”是以低耗能、低排放、低污染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其实质是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和创造清洁能源结构，核心是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发展观的转变。从此也可以看出，低碳出口的主要特点是出口产品能源消耗低，排放的二氧化碳强度小。

二、我国高耗能产品出口比重大，高碳经济对经济的贡献率较高

我国作为世界上的出口大国，出口商品在世界上占有很大的比例，而高耗能产品的出口一直也是居高不下，虽然对我国的GDP增长有很大的贡献，但是面对节能减排的经济趋势，形势更加严峻。如2010年1～9月份，煤炭及半焦炭出口242万吨，比2009年同比增长565.9%，钢坯及粗锻件出口13万吨，增长998.6%，钢材出口3，394万吨，增长116.1%，未锻压铝出口532，783万吨，增长217.3%，以及一直是我国第一类出口商品中的机电产品，电类产品进出口额占全商品贸易总额的53.1%。2010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4，169.7亿美元，同比增长35.9%。这些产品在出口增长、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但同时应该看到在高增长的背后是凭借电量和能源消耗增加以及污染物在国内的排放，即高耗能、高污染与高碳排放的增长为代价的。（图1、表1）（注：1=电器机械及器材产品；2=化工产品；3=金属制品；4=纺织品；5=电子产品）

三、世界各国对高耗能产品出口的限制对我国产品出口形成很大挑战

英国率先推行了“碳标签”制度，即将产品从原料、制造、储运、废弃回收全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在产品标签上用指标标示出来，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碳信息。目前，欧盟、日本、法国、瑞典、加拿大、韩国等国家和地区已经开始推广碳标签。而碳标签只是针对出口产品，既要出口创汇，又要达到一定的碳排放的限制。这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出口大国而言，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此外，欧盟、美国及其他经合组织（OECD）国家首先提出了一项措施：边境税调整，其目的在于由于某些经济体国家实施较为严格的温室气体排放政策，必然会增加其本土企业的生产成本，使其与其他经济体相比竞争力减弱，从而试图通过对来自无强制减排义务或减排力度较小的国家的产品或服务征收边境碳税，以矫正市场竞争的扭曲。意图通过边境调整税措施使中国等主要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后的全球气候体制中采取强有力的减排行动。

同样在税收方面，2009年底召开的哥本哈根会议中，部分国家提出了采取“碳关税”等手段促使发展中的大国承担量化减排指标，虽然并没有达成共识，而且碳关税也没有在国际贸易中推向实践，但对我国而言却是一个警示，必须高度重视，因为据世界资源研究所对各国各部门碳排放的统计中，中国的出口商品中所含碳排放量是最高的。尤其是到2012年，《京都议定书》到期后，碳关税可能会成为大势所趋，而碳关税主要影响的是造纸、水泥、钢铁和部分化工产品，我国出口市场中一半以上是机电、建材、化工、钢铁等高碳产业。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若碳关税全面实施，我国的制造业可能将面临26%的平均关税，出口量将可能下滑21%。

2009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根据该议案：从2020年起，对不接受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国家实行贸易制裁，具体措施将表现为对未达到碳排放标准的外国产品征收惩罚性关税。由于发达国家在低碳技术和环境保护方面具有很大优势，“碳关税”的实施将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产生不利影响。以我国为例，2010年中国对美国出口的前十大商品集中在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纺织品、钢材等，这些产品大多数属于高耗能、高二氧化碳强度的产品，“碳关税”将阻碍相关产品的出口。要是美国征收碳关税，按30美元/吨的标准征收碳关税，中国的GDP将下降0.021%，按60美元/吨，则下降0.037%。在世界经济处于低迷的时候，中国作为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国将成为碳关税的最大受害者。

在可能面临如此严峻的挑战下，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低碳出口，转变我国的经济方式变得尤为重要。实际上，即使没有欧美的碳关税，我国也要走节能减排的道路。我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大会上作出的减排承诺表明，低碳经济是中国未来必然的发展方向，而中国近年来在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方面给予的投入全世界无出其右就是最好的证明。

四、低碳出口需要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才可以完成

（一）政府方面。从2004年起，虽然国家取消了部分高耗能产品的出口退税，但是由于国际市场的需求拉动以及中国的能源价格比较低导致了企业为了提高出口额而忽视能源利用的效率以及高耗能的现象发生，所以政府要在宏观方面运用价格和财税手段，调节能源的价格，从而制约企业无所顾忌地利用高碳排放能源。出台配套的税收优惠和激励措施，鼓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尤其对影响贸易大局的机电产业实行更加积极的财政扶持政策。

政府培育国内碳交易市场，在新能源方面采取“低碳优先”原则，通过国家补贴的方式降低能源使用成本，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开展节能减排的技术革新，在外贸企业中实行环境标志产品制度和“碳标签”制度，使产品符合国际市场的需求，并且创造政策法律制度环境，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出口体系。

同时，政府要加大与国际社会的交流，通过国际合作，与发达国家交流探讨低碳技术，积极促成低碳技术的转让，同时要加大投资，增进低碳技术的消化吸收与二次创新，使低碳技术运用于出口部门，实现低碳出口。

（二）企业方面。出口企业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实施贸易出口部门的生产技术升级，要顺应低碳时代的要求，主动将节能减排的环境责任落实到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调整产品和产业结构，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最终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1、低碳技术创新。低碳出口需要企业进行低碳技术方面的创新，如煤炭热解技术、碳捕捉与碳封存等，虽然这可能会使企业投资一部分资金，但其后期回报是可观的，而且是一个有长远目光的企业顺应时展的必然选择。例如，莱钢通过实施节能减排技术改造和升级、低碳技术创新，自2001年来共获得了83亿元的经济收益，相当于其全面销售收入的10%左右，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盈利水平。

2、清洁能源的利用。企业应该推行低碳经营的理念，建立清洁生产机制与精益生产模式，调整能源结构，尽量减少对煤炭等化石燃料的消耗，发展水电、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新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