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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范文10篇

时间：2023-04-01 03:01:27

死缓范文篇1

关键词:死缓;适用标准;刑事司法理念;宽严相济

死缓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种死刑执行制度,它既具有死刑特有的威慑力,又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刑罚的教育功能和改造功能,对贯彻执行“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缩小死刑立即执行的范围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不可否认,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尤其是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过程中,死缓的适用①还存在着司法适用标准不一,随意性大,不当扩张等问题。笔者作为一名与死刑案件零距离接触的刑事法官,得以直观地研究死缓的适用,在此试就死缓适用存在的问题与对策进行探讨。

一、死缓适用中存在问题和缺陷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死缓适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死缓的适用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尽一致。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司法实践中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随着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法官在死刑裁量时会更加慎重,但哪些情况下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各个法官,甚至同一法官不同时期的观点都不一致。三级法院所掌握的死缓刑标准有一定差异,其中,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掌握的标准较一致,而与中级法院分歧较大。由于死缓适用条件的不明确性,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异化为司法人员操弄的司法工具,为司法腐败创造可乘之机。

(二)死缓适用的范围不当扩张。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死刑控制力度加大,死缓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2007年全国判处死缓的人数,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这不仅是我国慎用死刑的体现,也说明死刑复核权上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死刑数量的跌涨作为是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的硬指标,为追求死刑数量的减少而对一些罪大恶极,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判处死缓;二是把死缓作为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种,为了严惩犯罪分子,或为了迫使其在二审中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对具有法定从宽事由且阻却死刑适用的被告人判处死缓刑。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实践中尤其是死刑适用日趋严格、慎重的背景下,死缓的具体适用却偏离了最初的设置目的,被当作仅次于死刑的最严厉的刑罚而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并使得刑罚裁量的不平衡更为突出。”

(三)死缓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司法实践中有一些证据存在瑕疵的疑罪案件,由于法院退查权废除,公安、检察机关迫于外界的压力,最终把这类案件都移送到法院解决。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会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宣告无罪,就会招致社会各界的质疑,也可能会引发被害方的私力复仇、缠诉上访等社会矛盾;如果草率判处死刑,法院、法官就会独自承受错案追究甚至被刑事追究的压力。法院既没有信心判处死刑,也没有勇气作出无罪判决,只好将案件降格处理,判处死缓刑。“在这种态度指导下,某些死缓判决已经脱离了刑法规定的原意而变成一种含混不清的折衷式判决”。事实证明,这种折衷式判决往往会造成冤错案件,如近年来发生的李化伟冤错案,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就发现该案有十大疑点,二审法院也认为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但还是“勉强”判处了李化伟死缓刑,直到警方在侦破另一起案件时抓获真凶,李化伟才从屈蹲了14年的大狱中被释放。

(四)死缓沦为维护社会效果的工具。司法实践中有这样一类案件,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本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但由于受到来自地方党委和政府、社会舆论和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压力,法院往往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难以取舍: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者死缓,毫无疑问可以抚慰民情公愤,消解被害人的冤恨,但却有违法律规定及刑事政策;如果依法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心里落差将会很大,由此可能导致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无奈之下,一审法院往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死缓,将“皮球”踢给上级法院解决。笔者就亲历了这样一个案件:被告人明某系在校大学生,因恋爱纠纷,在被害人激怒之下实施杀人行为,随后投案自首。经法医鉴定,明某在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多个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由于地方党委的干涉和被害人亲属的不断施压,一审法院判处明某死刑,二审法院在重重压力下改判明某死缓。判决宣告后,被害人亲属仍不罢休,四处上访,并不断纠缠承办法官。可见,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下,死缓有时并非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裁判的结果,而是成为了息诉的手段,维护司法的社会效果的工具。出于种种原因,“在实践运作当中,死缓制度的原初面目日渐模糊,宛如普洛透斯的脸,时而表现对被告人的生命及人权的尊重,时而又成了彰显严厉打击犯罪的利器,时而是阻却或削减死刑适用的有效工具,时而又成为安抚被害方的便利手段”。

二、导致死缓适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死缓适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的缺陷,司法人员主观上的因素,也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死缓适用条件不甚明确。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首先,“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其本身表述比较抽象,并且相当程度上具有重行为人的客观危害,轻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裁判导向,对死刑的限制适用难以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其次,“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采用否定式、不周延的立法技术加以规定,不仅抽象、模糊,而且实际操作性不强,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各地司法机关在适用时各行其是,甚至导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再次,对犯罪情节的把握实践中存在困惑。诸如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婚姻家庭纠纷的存在范围和表现形式;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的,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判处死缓,哪些情况下不能从轻,都是实践中有待明确的问题。此外,我国《刑法》对一些影响量刑尤其是影响判处死刑的重要情节没有法定化,如严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的过错、犯罪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中的“犯罪引诱”等,由于缺乏刚性的规定,司法人员对死刑和死缓的界限难以分清。

(二)刑事司法理念陈旧落后。“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现代司法理念虽然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得到确立,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重刑主义、“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和落后的司法观念仍严重地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这在死缓的适用上表现为两个方面。

1.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对中级法院死刑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对于只要有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院一般都考虑判处死刑,强调打击犯罪的一面,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情节则较少考虑,一般未予从轻处罚。特别是在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命案中,因关注于严惩罪犯而忽视了对自首、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认定。可见在部分司法人员中已形成了重刑主义的思维定式和办案模式,他们推崇刑罚的威慑功能,寄予了刑罚尤其是重刑预防犯罪过高的期望值。“在重刑主义者看来,犯罪增加的原因,要么是刑罚还不够严厉,要么是杀的还不够多。因此,在犯罪控制实践中十分重视重刑和死刑的运用,希望能收到‘以杀止杀’的效果”。司法者自身的重刑思想与社会中的死刑报应情感一结合,因顾及“民愤”和外在形势需要,对于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的非死刑案件“该宽不宽”,结果不当扩张了死缓的适用。

2.“有罪推定”观念尚未根除。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2条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但为何少数法院在审理涉及人命关天的重大疑案时,明明知道证据不足或者疑窦重重,仍然会“留有余地”地对被告人判处死缓呢?除了制度的弊端和外界的压力等客观因素影响外,司法人员“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是主观因素。正是由于少数司法人员内心确信被告人有罪,担心“疑罪从无”会放纵犯罪,还会遭到有关部门的责难,对本应宣告无罪的案件作出“留有余地”的死缓判决,从而酿成错案。

(三)对刑事政策的错误解读。近年来,死缓适用的不当扩张,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少数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的误读。他们简单地认为宽严相济是对“严打”的否定,是刑罚轻缓化的代名词;而把“少杀、慎杀”政策理解为必然导致死刑人数削减,一些司法机关甚至把死刑数量的跌涨作为是否贯彻“少杀、慎杀”的硬指标,这些片面的观念和做法,直接导致了死缓的过度适用,放纵了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四)外界不当的压力和影响。我国目前法制还不够完备,公民法治素养普遍不高,杀人偿命等复仇、报应思想还十分强烈。“‘复仇’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社会人伦道德与法律内在精神和外在标榜一系列纠缠不清的社会问题”。加上主张少杀慎杀的人还仅限于法学界和部分司法人员,多数百姓和地方官员还是主张重刑,藉此来保一方平安,导致大量本应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的案件被适用死缓。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案件,由于被害方的态度而影响死刑裁判的案件,并不是个别现象”。在办理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倍受关注的命案时,司法机关往往会受到各界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或来自于被害人亲属、单位,或来自于媒体舆论,或来自于地方领导。在“从速、从重法办凶手”的社会呼声下,在“民愤极大”的影响下,在有关部门或地方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审判机关对于一些存疑案件和有影响的案件往往不能、不敢、不愿做出无罪判决,往往矛盾上交,依赖地方党委协调。即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不敢宣告无罪,而是降格判处死缓,以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难。

三、解决死缓适用问题的路径探析

要解决死缓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要从立法入手,明确死缓的适用条件;也要从司法者入手,不断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司法能力。

(一)立法规范死缓适用条件。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不少学者建议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具体化,以便于实践统一适用,防止各地执法不一。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提出“必须立即执行”的标准不明确,对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死刑必须立即执行应当作具体规定,以减少执法的随意性,但是,立法机关基于“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指导思想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未作细化修改。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死缓适用定位不准、随意性大、不均衡、不统一的现象较为突出,有学者提出应对我国死缓制度进行变革,通过明示的列举式因而是限定式规定死刑“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尽可能使死刑的执行成为例外,而使死缓成为通例。有的学者提出应当重新构建死缓制度,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在立法上加以限制,仅仅局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和严重侵害人身的暴力犯罪。此外,还有较多的学者主张,刑法应明确规定将死缓作为所有判处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这些见解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并非易事,何况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后能否对死缓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也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现阶段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规范死缓的适用条件。

1.明确规定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情形。在现有法律框架下,由立法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或者最高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尽量列举若干"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的情形,并采用兜底条款的方式予以规定,以利于统一死缓适用条件和控制法官的不合理裁量权。通过对司法实践中上级法院改判死刑为死缓的理由进行归纳总结,对下列情形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第一,被害人在案件起因上或者对矛盾激化负有一定责任,同时被告人认罪态度好,具有悔罪表现等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第二,案件因婚姻、恋爱、家庭纠纷引起,同时具有其他酌情从轻处罚情节的;第三,犯罪是由于同村近邻等人民内部矛盾所引起,加上有关部门处理不当,从而激化矛盾,导致犯罪行为发生的;第四,犯罪分子出于义愤杀死多人的;第五,被告人有自首或者立功情节;第六,被告人或其近亲属能够积极赔偿,取得被害人近亲属谅解的;第七,共同犯罪有多名主犯,其中的首要分子或者罪行最严重的主犯已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其他主犯不具有最严重罪行的;第八,犯罪分子又聋又哑或者智力发育不全的;第九,根据我国少数民族、宗教、华侨政策,不宜对犯罪分子判处死刑的。

2.明确规定对经济犯罪一般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对经济犯罪应当明确以适用死缓为通例,适用死刑为特例。因为经济犯罪属非暴力犯罪,“非暴力犯罪不仅在犯罪基本构成特征中不包含暴力因素,而且不以他人人身为犯罪对象,其社会危害性显然有别于故意杀人罪等暴力犯罪,尚不能被认为罪行极其严重”[15]。如果对非暴力犯罪判处死刑,就会有违刑法公平正义的立场,从而破坏各死刑罪名之间在把握“罪行极其严重”上的横向平衡。除了制定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还可以通过制定规范性文件、召开会议统一司法政策,编发典型案例等方式,规范和统一死缓的适用。

(二)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司法理念直接影响着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控制人们的头脑,支配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

1.强化和谐司法理念。强化以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为核心内容的和谐司法理念,走出重刑主义误区,是正确适用死缓的认识基础。要理性地认识死刑的威慑功能,切实增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自觉性。“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这是贝卡里亚在200多年前就给人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在贝卡里亚看来,“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列宁也认为:“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这说明,刑罚的及时性、确定性比刑罚的严酷性更加重要。而司法实践和现代犯罪学研究结论也已经充分证明,增加死刑的适用率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解决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和抑制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寄希望于死刑等刑罚方法。因此,注重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追求刑罚适用的公正性,才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价值所在。

2.牢固树立“无罪推定”和“疑罪从无”的司法理念。“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是法律的理性选择,也是司法昌明的必然要求。由于案件的复杂性,侦查手段的有限性,被害人或证人指认错误等情况都有可能使无辜的公民陷入刑事诉讼中。因此,任何人在未经证实和宣判有罪之前,应视其无罪;如审判中不能证明其有罪,应推定其无罪。司法人员不能将眼前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视为罪犯;也不能围绕其有罪而展开侦查和审判。对那些有一定社会影响,外界压力大,干扰多的案件尤其应当如此。司法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当证据证明到相当的程度,会出现犯罪嫌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没有作案、大于无罪的情况,这就要求法官仔细甄别,只有在证据达到确实、充分,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的情况下才能下判;否则,必须本着“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现代司法理念,勇敢地作出公正的法律判断,而不能“留有余地”地作出死缓判决,把责任和代价转嫁到被告人身上。这种做法从个案上讲,有可能放纵了罪犯,但从整体司法环境看,则体现了法治对人权的高度尊重。公务员之家: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及具体司法实践提供宏观的、指导性的方针、原则和导向。“刑法之制定与运用,罪刑之确定与执行,都应由刑事政策的观点出发,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要求为指向,不合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是不良的立法,离开刑事政策的判决与执行,也必定是不良的判决与执行”。死缓是刑罚适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正确适用死缓,必须将其放眼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视野之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两极化的发展倾向:即“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方向、并行不悖地发展,又叫做“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应当依法适用死刑,不能为了削减死刑数量而“当严不严”,判处死缓,从而放纵罪犯;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国严格控制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政策以及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报应与功利相统一的刑罚目的,对行为的客观危害相对较轻,或者行为的客观危害很重,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的情形,均宜判处死刑缓期执行。正如马克昌先生所说:“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从宽情节的,依法不适用死刑是对该政策的贯彻落实,依法适用死刑亦同理。”

此外,要注意划清“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和“不得适用死刑”的界限。凡是犯罪分子具有“不得适用死刑”的情形,不属“罪行极其严重的”,就不能适用死刑(包括死缓),而不能仅仅把这一情形作为适用死缓的量刑因素来考虑,否则就是曲解了立法原意。

(四)正确抵制外界不当干扰

尽管在现实条件下,司法者在死刑控制方面所承受的社会压力仍然较大,但忠诚于法律和事实,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对犯罪人的权利予以应有的关注和保障,是司法者不能也不应该推卸的天职。司法机关要自觉服从党委的领导,接受舆论监督,高度重视社情民意,维护好社会和谐稳定,但更要认识并承担起法律赋予的职责,敢于和善于坚持依法独立办案。不要轻易对案件中的事实、证据认定问题以及实体适用法律问题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为了严惩犯罪分子、安抚被害人、或者促使被告人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损失等原因,对本不符合“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死缓适用前提条件的被告人判处死缓,将矛盾“踢”给上级法院。

司法者应理性对待民意,不应一味地去迎合、满足民众出自本能、情绪性的报应要求而增加死缓的适用,而应通过理性和文明的执法活动正确地引导涉案群众。同时,司法者在严格执法的前提下,也应充分认识到犯罪给被害人一方所造成的巨大身心伤害和物质利益的损失,并在现行法律、政策和相关制度容许的范围内,积极地予以安抚和补偿,化解犯罪方和被害方之间的敌意,使其切身感受到法律的公平和社会的宽容。

注释:

①在刑事法一体化的视野中,死缓的适用不仅包括事实体适用,而且包括刑事程序适用。限于篇幅,文仅对刑事实体适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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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范文篇2

关键词:死缓;适用标准;刑事司法理念;宽严相济

一、死缓适用中存在问题和缺陷

近年来,随着司法实践中对死刑适用的严格控制,死缓适用的范围逐步扩大,死缓的适用也暴露出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尽一致

死缓刑的适用标准不统一,是司法实践中反映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随着宽严相济和“少杀慎杀”刑事政策的贯彻实施,法官在死刑裁量时会更加慎重,但哪些情况下为“不是必须立即执行死刑”,各级法院,各地法院,各个法官,甚至同一法官不同时期的观点都不一致。三级法院所掌握的死缓刑标准有一定差异,其中,高级法院与最高法院掌握的标准较一致,而与中级法院分歧较大。由于死缓适用条件的不明确性,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异化为司法人员操弄的司法工具,为司法腐败创造可乘之机。

(二)死缓适用的范围不当扩张

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落实,死刑控制力度加大,死缓的适用范围也不断扩大。2007年全国判处死缓的人数,多年来第一次超过了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数[1]。这不仅是我国慎用死刑的体现,也说明死刑复核权上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在审判实践中,也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把死刑数量的跌涨作为是否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的硬指标,为追求死刑数量的减少而对一些罪大恶极,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被告人判处死缓;二是把死缓作为介于死刑和无期徒刑之间的刑种,为了严惩犯罪分子,或为了迫使其在二审中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的损失,对具有法定从宽事由且阻却死刑适用的被告人判处死缓刑。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在实践中尤其是死刑适用日趋严格、慎重的背景下,死缓的具体适用却偏离了最初的设置目的,被当作仅次于死刑的最严厉的刑罚而得到了广泛的适用,并使得刑罚裁量的不平衡更为突出。”[2]

(三)死缓成为瑕疵案件的折衷刑

司法实践中有一些证据存在瑕疵的疑罪案件,由于法院退查权废除,公安、检察机关迫于外界的压力,最终把这类案件都移送到法院解决。法院在处理这类案件时往往会陷于两难境地:如果宣告无罪,就会招致社会各界的质疑,也可能会引发被害方的私力复仇、缠诉上访等社会矛盾;如果草率判处死刑,法院、法官就会独自承受错案追究甚至被刑事追究的压力。法院既没有信心判处死刑,也没有勇气作出无罪判决,只好将案件降格处理,判处死缓刑。“在这种态度指导下,某些死缓判决已经脱离了刑法规定的原意而变成一种含混不清的折衷式判决”[3]。事实证明,这种折衷式判决往往会造成冤错案件,如近年来发生的李化伟冤错案,一审法院在审理时就发现该案有十大疑点,二审法院也认为不能排除其他人作案的可能,但还是“勉强”判处了李化伟死缓刑,直到警方在侦破另一起案件时抓获真凶,李化伟才从屈蹲了14年的大狱中被释放[4]。

(四)死缓沦为维护社会效果的工具

司法实践中有这样一类案件,根据被告人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本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但由于受到来自地方党委和政府、社会舆论和被害人及其亲属的压力,法院往往在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难以取舍: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者死缓,毫无疑问可以抚慰民情公愤,消解被害人的冤恨,但却有违法律规定及刑事政策;如果依法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被害人及其近亲属的心里落差将会很大,由此可能导致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无奈之下,一审法院往往对被告人判处死刑或死缓,将“皮球”踢给上级法院解决。笔者就亲历了这样一个案件:被告人明某系在校大学生,因恋爱纠纷,在被害人激怒之下实施杀人行为,随后投案自首。经法医鉴定,明某在作案时具有限定刑事责任能力。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多个法定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案件,由于地方党委的干涉和被害人亲属的不断施压,一审法院判处明某死刑,二审法院在重重压力下改判明某死缓。判决宣告后,被害人亲属仍不罢休,四处上访,并不断纠缠承办法官。可见,在现有的司法环境下,死缓有时并非是基于罪刑均衡原则裁判的结果,而是成为了息诉的手段,维护司法的社会效果的工具。

出于种种原因,“在实践运作当中,死缓制度的原初面目日渐模糊,宛如普洛透斯的脸,时而表现对被告人的生命及人权的尊重,时而又成了彰显严厉打击犯罪的利器,时而是阻却或削减死刑适用的有效工具,时而又成为安抚被害方的便利手段”[5]。

二、导致死缓适用问题的原因分析

导致死缓适用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立法的缺陷,司法人员主观上的因素,也有不可避免的客观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死缓适用条件不甚明确

我国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两年执行。”首先,“罪行极其严重”这一死缓适用的前提条件,其本身表述比较抽象,并且相当程度上具有重行为人的客观危害,轻行为人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的裁判导向,对死刑的限制适用难以发挥强有力的引导作用[6]。其次,“不是必须立即执行”这一适用死缓的实质条件,采用否定式、不周延的立法技术加以规定,不仅抽象、模糊,而且实际操作性不强,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使得各地司法机关在适用时各行其是,甚至导致同一案件由不同法官审理出现截然不同的判决。再次,对犯罪情节的把握实践中存在困惑。诸如应当如何认识和把握婚姻家庭纠纷的存在范围和表现形式;被告人有自首情节的,在哪些情况下可以判处死缓,哪些情况下不能从轻,都是实践中有待明确的问题。此外,我国《刑法》对一些影响量刑尤其是影响判处死刑的重要情节没有法定化,如严重暴力犯罪中的被害人的过错、犯罪和其他有组织犯罪中的“犯罪引诱”等,由于缺乏刚性的规定,司法人员对死刑和死缓的界限难以分清。

(二)刑事司法理念陈旧落后

“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等现代司法理念虽然在我国相关法律中得到确立,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重刑主义、“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等传统习惯思维方式和落后的司法观念仍严重地影响司法人员的办案。这在死缓的适用上表现为两个方面。

1.重刑主义思想根深蒂固。在对中级法院死刑案件审理情况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对于只要有被害人死亡的案件,中院一般都考虑判处死刑,强调打击犯罪的一面,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情节则较少考虑,一般未予从轻处罚。特别是在一些有重大影响的命案中,因关注于严惩罪犯而忽视了对自首、正当防卫等情节的认定。可见在部分司法人员中已形成了重刑主义的思维定式和办案模式,他们推崇刑罚的威慑功能,寄予了刑罚尤其是重刑预防犯罪过高的期望值。“在重刑主义者看来,犯罪增加的原因,要么是刑罚还不够严厉,要么是杀的还不够多。因此,在犯罪控制实践中十分重视重刑和死刑的运用,希望能收到‘以杀止杀’的效果”[7]。司法者自身的重刑思想与社会中的死刑报应情感一结合,因顾及“民愤”和外在形势需要,对于应当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的非死刑案件“该宽不宽”,结果不当扩张了死缓的适用。

(三)对刑事政策的错误解读

近年来,死缓适用的不当扩张,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少数司法人员对刑事政策的误读。他们简单地认为宽严相济是对“严打”的否定,是刑罚轻缓化的代名词;而把“少杀、慎杀”政策理解为必然导致死刑人数削减,一些司法机关甚至把死刑数量的跌涨作为是否贯彻“少杀、慎杀”的硬指标,这些片面的观念和做法,直接导致了死缓的过度适用,放纵了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

(四)外界不当的压力和影响

我国目前法制还不够完备,公民法治素养普遍不高,杀人偿命等复仇、报应思想还十分强烈。“‘复仇’在中国传统法律中,已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关乎社会人伦道德与法律内在精神和外在标榜一系列纠缠不清的社会问题”[8]。加上主张少杀慎杀的人还仅限于法学界和部分司法人员,多数百姓和地方官员还是主张重刑,藉此来保一方平安,导致大量本应在无期徒刑以下量刑的案件被适用死缓。诚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可以判处死刑,也可以不判处死刑的案件,由于被害方的态度而影响死刑裁判的案件,并不是个别现象”[9]。

在办理一些重大案件,尤其是倍受关注的命案时,司法机关往往会受到各界的巨大压力。这些压力或来自于被害人亲属、单位,或来自于媒体舆论,或来自于地方领导。在“从速、从重法办凶手”的社会呼声下,在“民愤极大”的影响下,在有关部门或地方领导的高度关注下,审判机关对于一些存疑案件和有影响的案件往往不能、不敢、不愿做出无罪判决,往往矛盾上交,依赖地方党委协调。即使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也不敢宣告无罪,而是降格判处死缓,以免承担打击不力的责难。

三、解决死缓适用问题的路径探析

要解决死缓适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仅要从立法入手,明确死缓的适用条件;也要从司法者入手,不断更新司法理念,提高司法能力。

(一)立法规范死缓适用条件

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不少学者建议将“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具体化,以便于实践统一适用,防止各地执法不一[10]。全国人大常委会部分委员提出“必须立即执行”的标准不明确,对在什么情况下适用死刑必须立即执行应当作具体规定,以减少执法的随意性,但是,立法机关基于“注意保持法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指导思想最后还是原封不动地未作细化修改[11]。由于当前司法实践中死缓适用定位不准、随意性大、不均衡、不统一的现象较为突出,有学者提出应对我国死缓制度进行变革,通过明示的列举式因而是限定式规定死刑“必须立即执行”的情形,尽可能使死刑的执行成为例外,而使死缓成为通例[12]。有的学者提出应当重新构建死缓制度,将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范围在立法上加以限制,仅仅局限于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暴力犯罪、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暴力犯罪和严重侵害人身的暴力犯罪[13]。此外,还有较多的学者主张,刑法应明确规定将死缓作为所有判处死刑案件的必经程序[14]。这些见解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并非易事,何况启动法律修改程序后能否对死缓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也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现阶段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规范死缓的适用条件。

(二)树立现代刑事司法理念

思想是行动的指南,司法理念直接影响着对具体案件的处理。因为“观念一旦形成,就会顽固地控制人们的头脑,支配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16].

1.强化和谐司法理念。强化以人权保障和司法公正为核心内容的和谐司法理念,走出重刑主义误区,是正确适用死缓的认识基础。要理性地认识死刑的威慑功能,切实增强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自觉性。“在一个组织优良的社会里,死刑是否真的有益和公正”[17],这是贝卡里亚在200多年前就给人们提出的问题,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在贝卡里亚看来,“对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列宁也认为:“惩罚的警戒作用决不是惩罚的严厉与否,而是看有没有人漏网。重要的不是严惩罪行,而是使所有的罪案都真相大白。”[18]这说明,刑罚的及时性、确定性比刑罚的严酷性更加重要。而司法实践和现代犯罪学研究结论也已经充分证明,增加死刑的适用率并不足以抑制高犯罪率,也不足以遏制重大暴力恶性犯罪案件的上升。解决犯罪问题的关键在于消除和抑制产生犯罪的社会原因,而不是寄希望于死刑等刑罚方法。因此,注重打击犯罪和人权保障之间的动态平衡,最大限度地追求刑罚适用的公正性,才是现代刑事司法理念的核心价值所在。公务员之家:

(三)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在刑事司法中,刑事政策对刑事立法及具体司法实践提供宏观的、指导性的方针、原则和导向。“刑法之制定与运用,罪刑之确定与执行,都应由刑事政策的观点出发,以是否合于刑事政策的要求为指向,不合于刑事政策的刑事立法,是不良的立法,离开刑事政策的判决与执行,也必定是不良的判决与执行”[19].死缓是刑罚适用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一项刑罚执行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要正确适用死缓,必须将其放眼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少杀慎杀”死刑政策的视野之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刑罚两极化的发展倾向:即“宽松的刑事政策”和“严厉的刑事政策”两个不同方向、并行不悖地发展,又叫做“轻轻重重”的两极化刑事政策[20].在司法实践中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一方面,对罪行极其严重,性质极其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刑事犯罪分子,应当依法适用死刑,不能为了削减死刑数量而“当严不严”,判处死缓,从而放纵罪犯;另一方面,立足于我国严格控制死刑尤其是死刑立即执行的刑事政策以及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比较认同的报应与功利相统一的刑罚目的,对行为的客观危害相对较轻,或者行为的客观危害很重,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相对较小的情形,均宜判处死刑缓期执行[21]。正如马克昌先生所说:“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对罪当判处死刑但具有从宽情节的,依法不适用死刑是对该政策的贯彻落实,依法适用死刑亦同理。”[22]

(四)正确抵制外界不当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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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范文篇3

关键词：死缓制度改革；《刑法修正案（八）》；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限制死刑

立即执行《刑法修正案》（八）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该制度大幅缩小了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之间的差异，加大了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的差异。值得研究的是，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价值到底如何定位？是着重在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还是着重在于加大对犯罪的惩处力度，笔者拟在厘清上述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具体适用。

一某省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统计资料分析

因为死刑案件的某些数据涉及保密问题，笔者所搜集的数据①，只有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统计数据与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的司法统计数据，没有关于死刑立即执行的数据，因而也就没有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比例的数据，从而也就无法探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诞生以后死刑与死缓适用比例的变化。（一）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总数与适用理由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人民法院对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非常重视，《刑法修正案》（八）生效后当年对死缓限制减刑还有些拿捏不准，适用总数不高，但2012、2013年的适用总数大幅度提高，说明人民法院已经形成了一套成体系的适用标准；（2）人民法院掌握的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主要考虑坦白与认罪、自首、赔偿谅解、情感纠纷、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被害人过错，其中最重视坦白、自首、赔偿谅解三种情节；（3）其他量刑情节，是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灵活掌握的标准，是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尽量做到公平正义并尽可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综合情节。（二）二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案件总数与适用理由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刚刚生效，高级法院尚未形成死缓限制减刑的明确适用标准，因此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的案件数为零；（2）从2012年开始，高级法院逐渐形成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并且能够勇于将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缓限制减刑，体现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3）高级法院掌握的死缓限制减刑适用标准，最为重视坦白认罪与赔偿谅解。（三）某省法院某刑庭死缓限制减刑适用罪名及适用理由②从上表可以作出如下分析：（1）人民法院坚持了严格限制死刑政策，死刑适用基本上限制在故意杀人罪与贩卖罪，抢劫罪适用死刑是因为中国的刑事立法将抢劫过程中的故意杀人通常仅定抢劫罪一罪；（2）人民法院能够尽快领会刑事立法的精神，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掌握了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只要被告人有一点可以怜悯、宽容的情节，人民法院都尽可能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综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人民法院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的标准，与普通死缓的标准并无实质差异，几乎完全相同。笔者曾对中级人民法院、高级人民法院部分刑事法官访谈，均感觉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标准与死缓适用标准之间的差异不明显，更多是审判委员会委员在讨论时依据法感情、法直觉得出的盖然性结论。遗憾的是，笔者不能得到死刑立即执行、普通死缓、死缓限制减刑的全部司法统计数据，否则将对司法实践的把握更加充分，研究也就更加具有实证基础。

二《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死缓制度改革的学术方案评析

《刑法修正案》（八）通过之前大约七八年，就有学者提出改革死缓的减刑制度，增加死缓的实际服刑期限。卢建平教授提出，建议修改现行刑法第五十条中将“故意犯罪”作为唯一决定执行死刑的条件的规定，根据法定刑大致将“故意犯罪”分为三档：应当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的严重故意犯罪；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比较严重的故意犯罪；应当判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较轻的故意犯罪。如果犯罪人在死缓期间犯有前两档故意犯罪，原则上考虑对其执行死刑；如果犯罪人犯有第三档故意犯罪，一般不对其执行死刑，而在缓刑期满时改判无期徒刑或者25年或30年有期徒刑（为此需要加长有期徒刑的刑期）［1］101。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刑罚结构的完善和协调问题。不少学者提出，废除死刑，代之以最长30年的有期徒刑，典型的代表是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张军博士。2005年1月，在“当代刑法与人权保障”全国杰出青年刑法学家论坛上，邱兴隆博士提出我国应当尽快全面废除死刑的观点。对此观点，张军博士认为，在实践层面全面废止死刑在中国现阶段难以做到，也并不现实，中国的刑法要考虑到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加可行的办法是改革中国的刑罚制度，增设20年、30年的长期刑；他介绍，司法部最近对刑罚执行效果进行了统计，发现很多判处无期徒刑的严重暴力犯罪，大多都只关押十五六年就释放出去了；为此，他建议，今后涉及人身权利的犯罪，法院判处无期徒刑的，至少应当关押25年以上，因为当罪犯55岁左右释放出来后，犯罪激情就没有了；设立长期刑后，死刑在审判机关自然就会减少适用，今后在修改刑法时，立法机关也会考虑逐步减少死刑罪名③。这种观点此后在学界流传开来，得到不少学者包括陈兴良教授的认同，似乎也成为了限制死刑的替代措施。一直以来，学界都对中国刑罚的梯度设置存在疑问，不少学者认为死刑、死缓、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之间的衔接不到位，由于死缓实际上很少被执行死刑，而多数都被改判为无期徒刑，通过减刑、假释，一般十多年就可以出狱。于是，学者认为对此应当提高有期徒刑的上限，使得死缓减为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达到20甚至30年。对上述建议，笔者表达了不同的看法。1．提升监禁刑的刑期，容易导致非常严重的恶果。（1）监禁刑本身并非没有缺陷。对自由的长期剥夺，尤其是关押罪犯几十年，将导致罪犯彻底丧失对未来生活的希望。本质上讲，这是一种抛弃的策略，与死刑的实质并无差别。这不仅对罪犯来说同样是一种极其严重的不人道（借用死刑批评者的思维），而且将导致监狱的安全压力急剧上升，监狱暴力事件必然大幅度上升。（2）我国监狱人口必然大量增加，而且由于对这些犯人的安全级别必须提到最高程度，为此监狱的财政支出必然大幅上升，成为社会的严重负担。同时，把犯罪人关押到“55岁左右”，必然导致监狱出现大量老年人口，更进一步加剧这种状况。（3）这些老年罪犯在丧失犯罪能力的同时，也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很难想象，那些曾经杀人放火的老年罪犯，出狱后受到社会群众的敌视、憎恨，自身又无劳动能力，如何生存？完全依靠社会救助生活，更将导致一系列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2．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大幅度提高监禁刑的刑期，可能会产生制度设计者意料不到的反面效果。本来，论者的意思是要降低我国刑罚总的严厉程度。但是，死刑这个问题在美国已经被证明是一个社会大众严重关切的社会问题，在中国民众报应思想如此浓烈的情况下，笔者担心：监禁刑的刑期设置提升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死刑却可能并不会因此大规模减少，如此一来，整个刑罚量反而加重，殊为不妥。更为重要的是，这将为日后逐步废除死刑设置障碍———死刑保留论者将以此为论据辩论死刑存在的最低限度合理性。

三《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制度的改革方案

2011年3月，《刑法修正案》（八）正式通过，并且对刑罚结构做了重大调整。（1）提升了数罪并罚有期徒刑的刑期，从20年提高到25年；（2）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被限制减刑的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5年，减为有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不能少于20年；（3）将无期徒刑减刑后实际执行的最低刑期提高到13年；（4）被判处无期徒刑后假释的，执行原判刑期不能少于13年。研读立法，可知立法者实际上较大幅度地提升了死刑以外的重罪犯的监禁刑期。《刑法修正案》（八）采取了比较折中的立场，仅对重罪犯延长了刑期，而对于轻罪犯则保持原有规定，这也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同时，重罪犯的刑期虽然延长，但是延长的幅度并不太大。值得深思的是：为什么立法要严格死缓、无期徒刑的实际执行刑期，甚至规定了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黄太云对此进行了解释：“由于法律规定的无期徒刑的最低服刑期限过低，导致实践中无期徒刑和死缓没有切实发挥应有的严厉性，造成刑罚结构的动态性缺陷。死缓犯、无期徒刑罪犯实际服刑时间过短就返回社会，不符合罪刑相适应的原则，还会对社会治安构成威胁，也会引起人民群众的严重不满和不安。”［2］从黄太云的解读来看，上述修正主要是将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缓拉开差距，严格对严重罪犯刑罚的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要求实际执行刑期不低于25年（死缓减为无期徒刑的情况下）或者20年（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情况下），加上二年的考验期，再加上判决执行前的先行羁押期限不能折抵，基本上被限制减刑的死缓犯将被剥夺自由30年以上。这意味着一个罪犯如果25岁被判处死缓，出监狱的时候都55岁了，这个时候的人生危险性大大降低。

四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应当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

死缓限制减刑制度诞生以后，可以从两种完全不同的立场去理解它。一方面，将它作为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制度。原来被适用死缓的罪犯，不得被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原来被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尽可能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这样就可以较大幅度地削减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同时又通过死缓限制减刑，有效避免公众的情绪性过激反应。另一方面，将它单纯作为强化惩罚力度的制度，即将原本判处死缓的部分案件改为死缓限制减刑。《刑法修正案》（八）从整体上说，提升了无期徒刑、死缓的实际执行期限。如果确实存在一以贯之的立法态度，根据黄太云的解读，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目的主要是提升死缓的惩罚强度，缩小“生刑”与“死刑”之间的差距。笔者认为，应当旗帜鲜明地支持第一种观点而反对第二种观点，即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应当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一）限制死刑的大背景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虽然同属于死刑，但死缓变更为死刑立即执行的比例，根据对部分监狱的调研结果，大致在2％以内，可以认为死缓实际上是比无期徒刑更长的自由刑。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务界，近乎一致地认为，死刑应当受到尽可能的限制。但是，限制死刑虽然合乎道德理性，却常常受到公众的质疑和反对，药家鑫案就是典型的例子［3］。死缓限制减刑制度，通过提升死缓的实际执行刑期④，可以在尽可能满足公众报应情感的基础上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获得社会多元价值的协调与认同。如果将死缓限制减刑定位于强化对死缓的惩罚力度，不仅不能实现限制死刑的最终目的，反而给社会公众增加误导，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反而可能因为扛不住各种社会舆论的压力而无端加大对传统死缓犯的惩罚。在英美法系中，陪审团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民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冲突［4］，但在中国现代司法体系中，人民司法有时候会因群体性事件、上访、缠访、闹访等异化为民粹司法，法治过分让位于以被害人为核心的利益诉求，进而导致死缓限制减刑制度可能出现与限制死刑立场不符的司法异化。（二）监狱职能的定位我国监狱的传统职能，是惩罚与改造，而且是以改造为主。死缓限制减刑如果不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出发去定位，将对监狱职能造成重大冲击。一个30岁左右心智成熟的罪犯，如果要在监狱中度过将近30年，除非该罪犯深感罪有应得，他必然产生绝望的监狱服刑心理。对于监狱来说，改造的职能将不复存在：改造既不可能，绝望的服刑心理将导致改造不可能；改造也没必要，出狱时都是老年人了，几乎丧失了人身危险性。对于监狱来说，惩罚的职能也将受到重大冲击：绝望的罪犯很难服从管教。最终，死缓限制减刑的罪犯在监狱中唯一可能的就是静悄悄的度过余生，监狱的职能注定将从惩罚与改造变成福利设施：丧失自由的养老院或者社会收容所。同时，监狱的安全压力将大大增加：绝望的罪犯很可能铤而走险。要确保监狱的服刑管理秩序，就必须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定位于那些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只有这样，罪犯从内心里才会产生出侥幸活着的感激之情，才不会产生对抗、对立情绪，才有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改造，实现监狱的改造目的。

五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司法适用

刑法只是笼统的规定：对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犯罪分子，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对其限制减刑。对这一规定，还有如下问题值得研究。

（一）适用对象

1．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是罪名还是行为有人认为，“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应当是指行为而非罪名，其根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02年7月24日《关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承担刑事责任范围问题的答复意见》。该答复意见认为：“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8种犯罪，是指具体犯罪行为而不是具体罪名。”［5］笔者不同意上述意见，理由有下述几个方面。（1）全国人大法工委的答复，是针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实施了所谓8种犯罪但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而存在是否定罪的困惑这个问题，而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中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未满18周岁的人不得适用死刑，包括死缓。（2）死缓限制减刑定位于限制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将上述8种罪名扩大理解为犯罪行为，实际上将使得死缓过多地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将对监狱造成巨大的压力，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监狱需要很高的成本投入，关押绝望罪犯的成本则更高，必须从刑事一体化的立场来理解死缓限制减刑制度。（3）有的学者举例认为，被告人在拐卖妇女儿童的过程中，奸淫被拐卖妇女的，或者以出卖为目的绑架妇女儿童的，构成拐卖妇女儿童罪，不能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制度，以此证明扩大解释的必要性［6］。我们认为上述例证并不妥当：如果奸淫被拐卖的妇女没有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没必要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如果杀害被拐卖的妇女，直接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即可。何况，犯罪人的目的是拐卖，一般并不存在强奸罪、绑架罪中所谓杀人或撕票的情形。2．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关于如何理解“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1）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主义组织、邪教组织犯罪”以及“恶势力团伙实施的暴力性犯罪”［7］。（2）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黑社会性质组织、恐怖活动组织和邪教组织之成员实施除了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之外的其他暴力性犯罪，比如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以暴力方式劫持航空器、非法拐卖妇女等”［5］。（3）将“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理解为“首要分子组织他人实施的必要共同犯罪形式，就是有组织犯罪”。我们认为，上述三种观点都存在疑问。首先，应当把“有组织犯罪”与“有组织的犯罪”区别开来。什么叫“有组织犯罪”呢？《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第2条（a）规定：“有组织犯罪集团系指由三人或多人所组成的、在一定时期内存在的、为了实施一项或多项严重犯罪或根据本公约确立的犯罪以直接或间接获得金钱或其他物质利益而一致行动的有组织结构的集团。广义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狭义的有组织犯罪，就是指黑社会组织犯罪。”“有组织的犯罪”则不同，是指经过严密组织、精心准备而实施的犯罪。从外延来看，“有组织的犯罪”比“有组织犯罪”宽；从内涵上看，“有组织的犯罪”泛指一切经过严密组织而实施的犯罪，而“有组织犯罪”是指犯罪组织（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其次，对“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做字面解释还是限制解释呢？如果站在提升对死缓犯惩罚强度的立场，应当做字面解释，即“有组织的犯罪”泛指一切经过严密组织而实施的犯罪，包括但不限于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如果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则应当做限制解释，将“有组织的犯罪”解释为“有组织犯罪”，即限于犯罪集团所实施的犯罪。我们认为，应当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对“有组织的犯罪”进行限制解释，避免将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界定为《刑法修正案》（八）之前的死缓犯。

（二）实质条件

死缓限制减刑的实质条件，刑法规定十分简单，即“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死刑缓期执行限制减刑案件审理程序若干问题的规定》稍微细化，确定为“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人身危险性等情况”，相比之下，增加了“人身危险性”的标准。理解死缓限制减刑的实质条件，应当首先确定对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定位。目前人们提出的意见，均沿袭以往探讨死刑适用标准、死刑立即执行适用标准的老路，即所谓犯罪的主客观情况，如犯罪动机、犯罪目的、犯罪手段、被害对象、自首坦白立功等量刑情节。在死缓与死刑立即执行、死缓与无期徒刑之间的量刑标准仍然比较模糊的情况下，在模糊的基础上继续探讨模糊的标准，无助于建构相对明确的死缓限制减刑制度的适用标准。

1．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

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立场，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而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本应判处死缓的对象。有的法官认为，下列对象可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论罪应当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具有自首、立功、坦白主要罪行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被告人一人犯数罪或者多次实施同种罪行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仅次于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主犯，且主观恶性深、人身危险性大的；因民间矛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人等案件，犯罪情节恶劣，后果特别严重，限制减刑有利于化解矛盾的；留有余地判处死缓的；等等［7］。本来，该法官也同意死缓限制减刑的对象，应当是针对原来本可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对象，但在探讨具体适用时，却不自觉地走到了原来的死缓适用对象的老路上去。在笔者看来，刑罚的基本价值取向乃在于正义与人道。基于正义价值观，死刑是国家理性地、冷静地对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罪犯判处的剥夺其生命的刑罚。因此，基于等量报应原则，只有被害人无过错（法律上的过错而非仅仅是道德意义上的过错），罪犯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罪，适用死刑才符合绝对的等量报应原则。基于人道价值观，死刑乃是对罪犯人格的彻底否定，只有当罪犯不具有任何一丝儿值得怜悯、同情、宽容之处，对罪犯适用死刑才是人道的。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适用的立场上看，死缓限制减刑制度是人道价值的体现，是对以往过分严苛的正义观的修正、浸润、软化。基于此，在我们看来，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应该是基于正义观本该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基于人道价值还没达到对罪犯人格彻底否定的程度［8］。

2．死缓限制减刑的具体适用标准

（1）单纯基于正义观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但基于人道价值观具有值得怜悯、同情、宽容的情节而适用死缓限制减刑。如果犯罪人是有预谋的在实施故意杀人、抢劫、强奸、绑架、放火、投放危险物质、爆炸罪的过程中或者在实施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的过程中，杀害毫无过错的被害人，则应当对罪犯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这里就有三个要求：有预谋的犯罪、被害人毫无过错、刑法规定的7种罪名和一种犯罪类型。因此，由于被害人有过错，或者因为邻里纠纷等酿发血案的，不符合上述标准，对于此类犯罪，不应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自然就更不应适用死缓限制减刑。（2）对于有自首情节的罪犯，原则上不符合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标准，自然也不应该适用死缓限制减刑。（送）犯罪分子自首的动机比较复杂，但是其目的无非有二：要么出于悔罪，表示认罪服法；要么仅仅是出于功利目的，希望得到“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一般来说，自首应当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理由在于：犯罪分子犯罪（尤其是所谓的死罪）以后，如果不选择自首，而是选择继续犯罪、逃避侦查，公安机关有可能长期难以破案，犯罪分子有可能继续严重危害社会。因此，犯罪分子选择自首的道路，一般来说阻断了社会危害行为的继续，无论其出于什么目的，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衡量，都应当通过给予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积极鼓励犯罪分子自首。但是，犯罪行为千差万别，犯罪分子自首的动机也十分复杂。如果有些犯罪分子恶意利用自首条款，在实施重大恐怖犯罪活动以后自首，如果对此也一律给予“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则可能成为犯罪分子的避风港，也令犯罪分子认为社会正义全部都可以退让。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自己坚持的原则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不能对犯罪行为有任何退让。这个底线是什么呢？笔者认为：除非给予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否则，一律应当给予自首的犯罪分子“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也即：对于自首的犯罪分子，除非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应当一律在无期徒刑或者以下刑种量刑，而不能判处死缓。但是，在和平时期，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时期，一个犯罪人再强大，也很难因为一个人的犯罪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因此，最终的结论就是：凡是犯罪后自首的，一律不适用死刑，包括死缓。可能出现的例外情形只有：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以及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即使上述两种犯罪，如果犯罪人主动选择自首，终止其犯罪生涯，也可以考虑死缓的适用，而非必须适用死刑立即执行。（3）犯罪人具有立功情节的，原则上不符合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因此一般也不应适用死缓限制减刑。犯罪人具有立功情节与具有自首情节相似，都是犯罪后的表现。之所以给予立功的犯罪人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仅是因为“戴罪立功”的刑罚传统，更是因为犯罪分子通过自己的立功表现来抵消了自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从社会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虽然不会因立功表现而减少，但是从价值衡量的角度观察，立功表现增进了社会福利，因而犯罪人的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应可以抵消。但是，社会应当有自己的道德和原则底线，在这个底线范围内，必须坚持纯粹的正义观———任何社会都应当有自己不能用于交换的原则。不能因为一个作恶多端、泯灭人性、对社会造成极其严重的伤害的残忍的罪犯揭发了一个犯罪行为、有突出的发明创造，就绝对地免除其死刑的执行。如果这样，那些天才的科学家、神奇的侦探高手岂不是预先就获得了一份“杀人的合法执照”？虽然学界经常将自首与立功相提并论，司法实践中甚至出现重视立功、轻视自首的现象，但是笔者坚持认为：自首与立功存在显著差异，两者的人身危险性也有明显不同，自首的量刑情节的效用应当明显大于立功表现的效用。理由在于：自首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犯罪人主动放弃犯罪生涯、犯罪历程，表明犯罪人不再选择与社会公开对抗的道路；立功表现则并非如此，其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此，立功表现应当与确有悔改表现结合起来使用，才能表明犯罪人的人身危险性降低。因此，同犯罪分子具有自首情节类似，如果犯罪分子犯罪以后具有立功表现，除非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诱发新的严重犯罪，法律应当在无期徒刑或者以下刑种量刑，而不能判处死缓。当然，在和平时期，一个犯罪人的力量还不足以能够与整个国家、社会相对抗，因此除非是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只要犯罪人具有立功表现，都不应适用死刑，包括死缓。这里还必须研究一个问题，由于立功表现的从轻效用主要是基于社会福利的考量，因此还必须考察立功表现是否足以抵消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例如，连续杀害3名被害人的犯罪人，揭发了一件杀人案的犯罪人，该杀人案中只有1名被害人被杀，此时基于等量正义观的考量，立功表现尚不足以抵消死刑的适用，则此时对犯罪人适用死刑仍然符合等量正义观。总之，对立功表现的“可以从轻”，必须严格考察，严格贯彻等量正义观、等价正义观。综上所述，不论是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还是站在提升死缓犯惩罚强度的立场，对于理解死缓限制减刑适用对象、适用条件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站在限制死刑立即执行的立场，死缓限制减刑的适用对象应当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原本应当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而不是《刑法修正案》（八）生效之前原本就应当适用死缓的罪犯。基于此，具有被害人有过错的犯罪，不宜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应适用普通的死缓或者无期徒刑；犯罪人有自首、立功情形的，原则上不宜适用死缓限制减刑，而应适用无期徒刑，除非是极其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和作案手段极其残忍的杀人狂。

作者:甘露何显兵单位:四川师范大学西南科技大学

注释：

①由于死刑本身的特殊性，其数据多属于保密性质，因此，本文不便明确标引数据出处，但笔者保证数据属亲力搜集，真实可靠。

②本表所统计数据包括二审死刑立即执行改判死刑缓期执行的数据。同时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每个庭分工的差异，该庭在2013年以前不办理贩毒案件。

③《司法部考虑逐步减少死刑张军副部长表示：增设20年或30年的长期刑更为可行》，青岛新闻网，2005年1月18日。

④判决生效前羁押期限不能折抵死缓的执行刑期、加上缓期执行2年的考验期，死缓最长实际执行刑期可以达到30年左右，比原来增加了一倍。

参考文献：

［1］卢建平．死缓制度的刑事政策意义及其扩张［C］／／赵秉志．死刑制度之现实考察与完善建言．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

［2］黄太云．《刑法修正案（八）》解读（一）［J］．人民检察，2011，（6）．

［3］何显兵．再论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标准———以药家鑫案与李昌奎案为例［J］．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6）．

［4］张志伟．刑事陪审制度价值的再思考［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

［5］姜涛．诠释与完善刑法修正案（八）的限制减刑规定［J］．人民司法，2012，（11）．

［6］刘德法．论我国刑法中的限制减刑［J］．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2，（1）．

死缓范文篇4

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死刑立法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79年刑法典颁布时始至1981年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之前。1979年刑法将死刑作为一个独立的刑种规定在刑法典之中，但是，规定了许多限制其适用的条件。体现在：（1）死刑适用罪种上，规定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2）死刑适用对象上，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使用死刑。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3）死刑适用程序上，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4）规定了死缓制度，它的设立可以说是1979年刑法的最大贡献。

用今天的眼光来考察，1979年刑法对待死刑的态度比较适中，规定了比较全的死刑限制条件。但是，还有某些地方不够理想。主要表现在：（1）对未成年人适用死刑的问题上规定有矛盾之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也是死刑的一种，对未成年人不使用死刑即包括不使用死缓的刑种。（2）死刑适用的具体章数和罪名相对较多。1979年刑法分则总共就有8章，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就有4章，占总章数的50％；1979年刑法的罪名总共只有114个左右（1979年刑法采用的是暗示式的罪名立法方法，因此其罪名数量的统计难以有一个精确的数字），判处死刑的有28个，占罪名总数的25％。一部有一半分则章节极25％的罪名的刑法典，这个比例应该说是惊人的高。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死刑立法思路自始初现端倪。

第二阶段是从1981年第一部单行刑法颁布时至1997年刑法出台之前。自从1981年颁布了我国第一部单行刑法——《关于惩治军人违反职责罪暂行条例》之后，截止刑法修订以前，立法机关总共颁布了23个单行刑法，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已达46种，从1981年到1991年十年间，平均每年增加4.2个死罪，这23个单行刑法使我国的死刑立法朝着更严厉的方向进一步发展。主要表现在：（1）死刑适用程序放宽。198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死刑案件核准问题的决定》和1983年《人民法院组织法》对死刑核准权作了重大修改，将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下放到高级人民法院。（2）出现了以死刑作为绝对确定刑的法定死刑条款。如1991年《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一条规定的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条规定的绑架妇女、儿童罪，绑架勒索罪等罪的死刑。（3）适用死刑的章数和罪名明显增多。随着23个单行刑法的陆续颁布，适用死刑的章数由1979年刑法的4章扩大到6章，增加了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单行刑法对46个罪名规定可以适用死刑，从而这一时期刑法规定的死刑罪名数达到74个，占罪名总数的26％。总之，这一阶段的死刑立法急剧膨胀，死刑的适用普遍增加。1979年刑法体现的刑罚重重刑，重刑重死刑的立法思路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都出现了一股泛死刑化的危险趋势。

第三阶段是1997年刑法出台至今。1997年刑法对旧刑法中的有关死刑犯罪的规定作了一些修改。（1）修改了适用死刑犯罪的规定，将1997年刑法规定的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2）修改了死刑适用对象的规定，删除了1997年刑法中“已满16岁不满18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规定。（3）修改了死缓变更条件。1997年刑法将死缓减刑条件由1979年刑法规定的死缓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修改为没有故意犯罪，将死缓期满立即执行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4）修改了分则罪名适用死刑的条件，一是提升死刑适用条件，如故意伤害罪、贪污罪、受贿罪；二是明确了死刑适用的标准，如盗窃罪、强奸罪、抢劫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和信用卡诈骗罪。（5）死刑罪名比例发生变化。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是68个，与以前的74个相比，在量上似乎有所下降。但是，这种变化纯属形式上的变化，并不是死刑罪名的实际减少。总体来说，1997年刑法的实质死刑罪名数与旧刑法基本一致，纯粹量的减少是立法技术的变化所致，在实质上并无大的变化。

仔细研究1997刑法关于死刑立法的修改变化，充分体现出其主导方向是限制死刑：（1）对死刑适用对象的修改，彻底实现了对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的国际社会上的通行做法。（2）对死缓变更条件的修改，大大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与确有悔改或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刑条件相比，1997年刑法规定的没有故意犯罪的死缓减刑条件无疑宽松的多。（3）对分则罪名适用条件的修改，也缩小了死刑的实际适用范围。如故意伤害罪和盗窃罪两种常见多发犯罪，以往他们判处死刑的条件较松，因而其在整个死刑案件中占相当高的比例，多数中级法院审理的因盗窃几辆摩托车、几辆汽车而判处死刑的案件比比皆是。1997年刑法虽未能废除它们的死刑，但是通过严格限制这两种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大幅度的减少了死刑适用范围。强奸罪、抢劫罪亦然。（4）摒弃了死刑化与犯罪化同步进行的既往做法。虽然1997年刑法的死刑罪名数在实质上并没有减少，但是，1997年刑法比1979年刑法新增了100多个罪名的情况下，已经很不容易了。没有增加死刑罪名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充分表明了1997年刑法限制死刑的态度，并彻底扭转了死刑立法的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2、《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我国死刑制度的影响

1998年10月5日，我国签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权公约：《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该公约的签署，充分说明了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一道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就人权这个敏感的话题开展合作与对话，为促进人权事业的发展而不断努力。

《公约》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人的生命权”。第2款规定：“本条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公约》并没有明文规定其所有的缔约国现阶段必须一律废除死刑，但是，纵观第6条的规定，无不蕴含了限制死刑并逐步废除死刑的目标，而不仅仅是在保留死刑的情况下限制其适用。

我国1997年刑法在总则和分则方面对死刑作了比1979年刑法更严格的限制，如进一步明确了死刑的条件，放宽了死缓减刑的条件、明确了一些分则条文适用死刑的标准，这是我国刑法在限制死刑方面作出的重要改革。通过对1997年刑法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与《公约》对待死刑的基本立场是相一致的，《公约》设定的绝大多数死刑国际准则我国都得到了遵行。《公约》所要求的是一条渐进式的死刑废止道路，即各保留死刑的缔约国都应在其原有死刑立法的基础上进一步抑制死刑，通过一步步的限制，最终消灭死刑。我国死刑立法的大方向也是朝着限制并逐步消灭死刑的目标前进而不是相反。

但是，在《公约》严格的监督机制之下来看我国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我们还不能太乐观具体分析现行刑法的死刑立法，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一）死刑核准权问题突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死刑核准权应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在中国历史上，死刑历来是由最高司法当局掌握的。封建统治者深知滥施刑罚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因而鼓吹“恤刑慎杀”，并且采取各种措施，如“三复奏”、“五复奏”，“三司推事”、“九卿会审”、“朝审”、“秋审”，力避死刑案件出现差错。从世界上其他的国家对死刑适用的情况来看，各国对死刑的适用都十分重视，死刑案件的最终确认权一般都是归属于最高法院。⑴第二，死刑核准权存在矛盾和冲突。1983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将《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修改为：“死刑案件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最高人民法院在必要的时候，得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随后，最高人民法院将杀人、强奸、抢劫、爆炸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高级人民法院和解放军军事法院行使，后来又将犯罪判处死刑的案件的核准权，授予犯罪严重的几个省高级人民法院行使。上述《人民法院组织法》第12条的规定，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的，而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后者的效力应高于前者；《人民法院组织法》修改在前，新刑法和新刑事诉讼法的公布在后，新法应当优于旧法。第三，死缓执行的规定还有待完善。1997年刑法规定，死缓的执行“可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核准”。死缓是死刑的一种执行方式，不是一个独立的刑种，而刑法已经规定死刑的核准权属最高人民法院，死缓的执行似乎不应例外。因而，为了更好的履行《公约》规定的死刑适用的国际准则，我们应该及时修改相关规定，将死刑核准权统一收归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二）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罪名过多。在1997年刑法修改之前，不少学者即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是否应该设置死刑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不少学者主张废除这类犯罪的死刑，广泛适用罚金刑、财产刑等刑种。⑵学者们进一步指出，现阶段如果不能做到废除死刑，至少应该减少经济和财产犯罪的死刑。⑶然而，令人遗憾的是，1997年刑法中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不但未能做到减少死刑，死刑罪名反而增加。这可以说是我国死刑设置上的一个最需检讨之处。以经济犯罪为例，1997年刑法只有一个死刑罪名即贪污罪，随后的单行刑法中增加到14个（它们分别是走私罪，投机倒把罪，贩毒罪，盗运珍贵文物出口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伪造货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或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受贿罪，贪污罪。），1997年刑法更是增加到19个（它们是走私武器、弹药罪，走私核材料罪，走私假币罪，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伪造货币罪，票据诈骗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有毒食品罪，集资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用于骗取出口推税、折扣税款发票罪，走私、运输、制造罪，受贿罪，贪污罪）。在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中设置过多的死刑罪名，有悖于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和死刑的适用条件。对经济犯罪和财产犯罪适用死刑虽然能取得有限的预防、威慑效果，但社会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允许国家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将为社会树立国家为了经济利益可以合法的杀人的坏榜样，贬低人的生命价值，瓦解人的生命尊严至高无上的观念；同时也会窒息宽松、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削弱市场活动主体的积极性，制约市场经济的发展。⑷这种无形的社会代价和有形的经济代价，将远远超过适用死刑可能产生的一时的、有限的预防、威慑作用。

（三）新刑法关于死刑绝对法定刑的规定有欠妥之处。第一，刑法总则部分关于死刑适用对象的限制和刑法分则部分绝对法定死刑有矛盾。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121条规定：（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如果不满18周岁的人或者怀孕的妇女实施了刑法第121条、第239条所规定的必须判处死刑的行为，法官又该如何审判？第二，绝对法定刑的设置有悖于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大千世界，各类案件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同一罪名的案件又有这样那样的情形，在处理案件中应该具体案件具体分析，方能实现刑法的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受严重破坏的”，和“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的行为固然可恨，但不论具体情节就规定如此重的法定刑——死刑，缺少一定程度的缓冲，生死之界限，理应慎重。

（四）没有规定死刑犯的赦免权。《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可见，要求赦免或减刑，是《公约》规定的死刑犯的基本人权。为尽快和国际社会接轨，减少国际上对中国人权问题过多的责难，刑法应将要求赦免或减刑规定为执行死刑前的最后一个程序。我国规定了死刑减刑制度，即死缓制度，这是有中国特色的死刑执行制度，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赏。但是，我国刑法没有规定死刑赦免制度。

增加死刑赦免制度，不仅是因为《公约》规定了死刑犯无条件要求赦免权，而且还有以下好处：第一，可以增设一道防止错杀的防线。我国法律规定的死刑复核制度，与古代的“三复奏”、“五复奏”相比，仍有不及。增设死刑赦免制度，能进一步贯彻我国“慎刑”政策。第二，我国审判制度与大多数国家一样，采用合议制进行评议，而且是采用多数票决定的方法，对没能全票通过处以死刑的案件规定死刑犯赦免请求权，可以留有余地，保留纠错的可能性。死刑赦免制度的具体规定，可以在现行刑法特赦的基础上加以补充、完善。

3、对死刑制度的评价

剥夺生命和心理威慑，是死刑所固有的两大主要功能。前者意味着用简单、最经济的办法，从肉体上消灭犯罪人，彻底铲除重新犯罪条件；后者则意味着用执行死刑所产生的恐怖效应，阻止欲犯罪者走上犯罪之路。自从意大利刑法学家贝卡利亚提出废除死刑的主张以来，对于死刑的评价已经争论了200多年。人们大多是围绕人的生命价值、死刑是否具有威慑力、是否违宪、是否人道、是否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是否助长人们的残忍心理、是否符合刑罚目的、是否容易错判、是否容易改正、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等方面评价死刑的。其中一部分人得出应当保留死刑的结论，一部分人得出应当废除死刑的结论。⑸

可以肯定的是，废除死刑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社会的发展决定了刑罚的惩罚性由重到轻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保留死刑与废除死刑之争，实际上是应当何时废除死刑之争。我国新旧刑法都规定了死刑，刑法理论也赞成现在保留死刑、暂时不废除死刑。因为在现阶段，手段极为残忍、方法极为野蛮、后果极为严重的犯罪还大量存在，一些犯罪分子气焰相当嚣张、屡教不改，只有保留死刑，才有利于抑止这些极为严重的犯罪，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民法益；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形势明显好转，但社会治安状况没有根本好转，不安定因素还大量存在，保留死刑有利于警戒社会上的某些不稳定分子以身试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人们传统的生命价值观念、法律观念要求保留死刑，符合社会心理的需要。国外确实有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但离开中国的国情盲目照搬国外废除死刑的做法，并不可取。对死刑的评价不能离开本国国情。我们既不能立足中国的国情指责他国废除死刑，也没有必要因为有人立足他国国情或假借人权之名指责我国保留死刑，便对保留死刑产生抵触感或不安感。

但是，保留死刑决不意味着可以滥杀、错杀。坚持少杀、防止错杀同样既是国家一贯的死刑政策，也是人们的共识。因为我国对犯罪人一贯采取惩罚与教育改造相结合的方针，大量适用死刑违背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我国刑罚的目的是预防犯罪以至最后消灭犯罪，而不是简单的从肉体上消灭犯罪；死刑的大量适用，不利于尊重人的生命、人权保障等价值观念的形成和增强；犯罪现象错综复杂，犯罪原因多种多样，大量适用死刑并不能充分抑止各种犯罪；死刑存在消极作用，过多的适用死刑会引起恶性案件的增加。孟德斯鸠讲过：“在俄罗斯抢劫和杀人的刑罚是一样的，所以抢劫者经常杀人。他们说：死人是什么也不说的。”孟氏的话虽不是醒世警语，但也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如果对具有从宽处罚情节的故意杀人犯一律判处死刑，那么某个人基于某些特殊原因故意杀人后，他便成为“自由人”，因而往往连续杀人。另外，由于死刑是剥夺人的生命的刑罚，生命一经剥夺便不可能恢复，故必须杜绝错杀，而少杀、慎杀也有利于防止错杀。

从废除死刑的道路上来说，一般是先减少死刑条款，减少死刑的执行，最后从法律上与实际执行上完全废除死刑。现阶段，废除死刑虽不可能，但是改进死刑立法，严格死刑适用各项条件，减少死刑罪名，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则是我们应当而且能够做到的。

内容摘要：中国的死刑问题，历来就是一个敏感而复杂的问题，死刑的多寡与存废、野蛮与文明、残酷与人道，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个法律问题，更不单纯是个刑法问题。死刑政策、死刑制度、死刑观念、死刑的理论与实践，蕴含着一个国家深刻的文化背景，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生命价值的认知态度。本文试图对我国的死刑问题作一深层次的反思和探讨。以期国人能对死刑问题有一全面的、深刻的、正确的认识。

关键词：死刑立法存废

死刑是剥夺人生命的刑罚方法，包括立即执行与缓期二年执行两种情况。由于死刑的内容是剥夺犯罪人的生命，而生命具有最宝贵的、剥夺后不可能恢复的价值，死刑即成为刑罚体系中最为严厉的刑罚方法，故被称为极刑。

注释：

⑴参见朱建华：《论死刑核准权规定的法律冲突》，《现代法学》1999年第1期

⑵参见梁根林、张文：《对经济犯罪适用死刑的理性思考》，《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赵秉志等：《中国刑法修改若干问题研究》，《法学研究》1996年第5期

⑶储槐植：《刑罚现代化：刑法修改的价值定向》，《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

死缓范文篇5

一、新刑法对假释作了限制性规定后，累犯和暴力性重刑犯，消极抗改思想抬头

新刑法第81条规定了对累犯以及因杀人、爆炸、抢劫、强奸、绑架等暴力性犯罪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累犯、暴力犯对此反应突出。他们认为减刑不如假释出狱快，取消假释就失去了与其他犯人公平竞争的机会。溧阳监狱去年以来新投改罪犯中有15％是二次以上改造的惯累犯，这部分罪犯改造情绪颓丧。同时新刑法扩大了累犯成立的条件，将前后两次犯罪的间隔期由3年改为5年。一些累犯认为在监狱改造受“歧视”，回到社会同样遭“冷落”，感到前途暗淡。徐州监狱今年新收押犯中，判刑10年以上的暴力犯占74％，这些罪犯特别是农村籍犯，因刑期长，加上家庭、恋爱、婚姻等问题，思想包袱沉重，取消假释规定后，其悲观失望心理更加突出，有的甚至一入监就消极对抗，违规违纪。目前，监内还有一些投改时间较长、表现较好的暴力刑罪犯，因假释无望而心理不服，思想波动较大。

二、认为新刑法对罪犯改造要求趋严，思想包楸加重

不少罪犯感到新刑法比原刑法更严厉。不仅增加了犯罪的种类，各种罪名更加具体、细化，而且刑罚打击手段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对新增加的第315条“破坏监管秩序罪”，是对他们改造的“收缩”和限制。镇江监狱一罪犯说：“过去有些违规违纪行为，现在要定罪；过去是一般行政处分，至多关镣铐，现在弄不好就加刑，犯人改造日子更难过了。”据调查，徐州监狱去年“严打”以来人监的新犯中，有60％认为新刑法给他们增加了压力，同时对他们最关心的减刑、假释问题，感到要求提高，程序严格，难度更大了。特别是一些死缓、无期徒刑犯悲观情绪加大。他们认为现在刑法条款作了限制，改造表现再好，死缓一般只能减为无期，无期至少要服刑10年，刑期漫漫。这些长刑期犯普遍思想包袱较重，已成为监管教育上的一个难点。

三、与新刑法条款“对号入座”，不认罪思想抬头

死缓范文篇6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一，在死刑适用的对象上删除了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死缓的规定。1979年刑法第44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又规定“已满16岁不满18周岁的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叛处死缓二年执行。”这一规定，不仅从逻辑上前后矛盾，而且也与我国应承担的有关国际义务相悖。因为，作为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签署国，我国应当遵守该公约第37条关于“对未满18岁人所犯罪不得叛处死刑或者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的规定。这一删除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无疑是一大进步。

第二、“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变更为“故意犯罪”。根据1979年刑法第46条规定，宣告“死缓”的人将面临三种不同的法律后果：一是“确有悔改“的减为无期徒刑；二是”确有悔改并有立功表现的“，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三是”抗拒改造，情节恶劣的“执行死刑。作为三种法律后果的法定条件，“悔改、”“立功”、“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其含义很不明确，尤其是死缓变更为执行死刑的法定条件，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因没有详细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而显得很不确定，完全由司法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随意解释。新刑法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作了以下修改：“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在故意犯罪的，二年欺瞒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欺瞒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后，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这一修改，不仅增强了司法操作性，而且也与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想一致，比1979年刑法有一定的进步性。

第三，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原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这在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后来鉴于社会形式的严峻和刑事犯罪情况的恶化，为了及时打击现行严重犯罪，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发出《通知》，将除反革命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余刑事犯罪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部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起到了暂时性的救济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造成死刑适用上的随意性，使死刑核准程序形同虚设、了死刑案件的质量，甚至导致错杀的严重后果。新刑法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外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护了死刑适用的严肃性。

第四，死刑条文比以前有所减少，有一定的轻刑化趋向。据笔者统计，我国1979年刑法共规定了28个死刑条款，特别刑法中有46个，合计共有74个，而新刑法通过删除、合并等立法技术，使死刑罪种有一定缩减，共有67个，特别是对普通盗窃罪死刑的废除，更是一大进步，因为用人的生命折抵财产损失的做法早已被世界大多数国家所屏弃。

二、在死刑制度上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重刑化倾向明显

新刑法在控制死刑方面，虽然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但总的看来，仍然带有较强的重刑化倾向，大的方面说，规定的死刑过多，在实际执法中执行死刑过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适用死刑的条件虽有一定的调整，但并未有重大突破。为了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1979年刑法第43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但到底什么是“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及其严重”，这一修改从表面看，规范了用语，与分则中“情节特别严重”等适用死刑的条件相一致，似乎有“量”的规定，便于司法操作，但如仔细探究，其实与原来的“罪大恶极”并无实质性区别，甚至还不如原来的明确化和通俗化。因为“罪行及其严重”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是客观危害极其严重，而忽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不仅起不到限制死刑的作用，很可能还会导致死刑的滥用，所以，必须对此从主客观两方面加以明确的解释。另外，上面已经提到，在死缓转为执行死刑的适用条件上，新刑法作了一定的修改，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改为“故意犯罪”，虽然增强了司法可操作性，但它在限制死刑上并无多大帮助，恰恰相反，却是放宽了死缓执行死刑的条件，因为“故意犯罪”有程度轻重只分，对故意犯罪不分轻重凡是在死缓期间故意犯罪一律执行死刑，显然要过去“抗拒改造、情节恶劣”还要严厉，所以在控制死刑适用方面，死刑的适用条件并未有重大突破。

第二、死刑罪种虽有一定调整，但并没有大幅度削减，与过去大体持平。上文已谈过新刑法在死刑条文上，较过去有了一定的减少，由74个减为67个但减少幅度太过微小，（与世界范围内废除死刑的趋势不相协调）总量上大体持平。减少的死刑罪种共有7个，其中主要是反革命罪，如阴谋颠覆政府罪、组织利用反动会道门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利用封建迷信进行反革命活动罪，反革命破坏罪、反革命杀人罪、反革命伤人罪，另外还有拐卖人口罪，绑架妇女儿童罪，流氓罪等。有些要么是在司法实践中法案率很低，要么被归并到其他罪中，所以实际适用死刑的并无减少，大多属形式上的减少。

第三绝对确定的死刑规定有增无减。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对法定刑的规定上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绝对确定的法定刑，二是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三是相对确定的法定刑。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是法律明确规定对某种犯罪行为，法官只能适用某种确定的刑罚，不得自由裁量，这种法定形模式因其过于机械死板，缺乏应有的灵活性而逐渐被淘汰，绝对不确定的法定刑，也由于归于笼统，随意性过大也逐渐被弃，而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因其既有原则性又有一定灵活性，被目前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普遍推崇。我国1979年刑法在法定刑上也采取了相对确定的法定刑，彻底屏弃了在我国50年代曾经使用过的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这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大1979年以后的一些单行刑法中为了所谓的“形式需要”却又出现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而且还是最为严厉的刑种——死刑。如《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关于严惩的决定》第1条规定，组织他人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这些规定，凡是拐卖妇女儿童，组织或强迫他人，达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法官只能判他死刑，而没有任何其他可供选择的刑种，这种规定都希望在修订后的刑法中予以废除，大实际情况却是不仅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航空器遭到严重破坏的，处死刑，第239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人质……“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3条“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第286条受贿罪因此比照283条贪污罪处罚，所以也是“受贿数额在十万远以上……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这种法定形模式的再现，不仅是重型化倾向的一个突出表现，也是立法技术上的后退。

第四分则条文中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与旧刑法基本一致，且量刑幅度过大，造成死刑在实际中被滥用。1979年刑法和特别刑法对适用死刑的具体条件的规定，一般都比较概括和原则，不便于司法。例如：大多数罪可判死刑的条件都为“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数额特别巨大”、“对国家和人民危害特别严重”等，由于规定的过于笼统，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修订后的刑法在这方面并无多大改进，只有少数犯罪如故意伤害罪、强奸罪、奸淫幼妇女、绑架勒索罪、抢劫罪、盗窃罪等规定的比以前具体、明确，这种规定不仅都数量幅度规定的过宽，造成执法的随意性和死刑的被滥用。在我国刑法分则中，常见的量刑幅度都表述为“处**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多的能达到同时有四五个形种并同。如“传授犯罪方法罪”的量刑幅度，更是从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直至判处死刑。这种对死刑不加严格限制的方法，实际上就等于把判处死刑的裁量权，完全交给了法官，造成各地盘处死刑的标准不一致，甚至导致死刑被滥用。据报载，最近在河南省平顶山市某区法院，以抢劫罪判处一罪犯死缓，其罪行行为：在一年内抢劫五次，共枪得五元现今，9斤粉条，一篮子鸡蛋等物，本案的法官可能是根据刑法第263条第（四）项“多次抢劫“这一项规定判的刑，适用法律上并无错，但在情理上则很难说的通。造成这种滥用死刑的局面归根到底还在于立法的不完善。

（二）死刑配置上还存在着轻重失当，显示公正的情况。刑法对某些犯罪死刑的规定

往往轻重失当，如：刑法264条规定“盗窃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而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的起点则为十万元。官员的生命比百姓生命要贵重几倍，显属不公。另外，刑法对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共规定了12个死刑罪种，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很严重的渎职罪，则没有一个死刑，据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对三起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分别使国家减少税收数10万元）核准了死刑，而某法院的刑厅厅长，利用职权私放8名罪犯（其中有被判刑12年，被其私放后在去做案，又被公安机关抓回）。因现行刑法对私放罪犯罪规定的最高形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该私放罪犯的法官无论如何不会被判处死刑。还有犯一般盗窃罪的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向他人传授盗窃和偷盗方法的则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在法理上也与罪行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

三、刑法中死刑过多的危害性

（一）与世界范围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在的国际中，削减死刑，逐步取消死刑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到1995年9月底，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实践中不执行死刑。其中全面废除死刑的有54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有16个，法律上虽规定了死刑但10年以上未执行死刑的有30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只有94个，而且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立法上一般只对叛国罪、谋杀罪等少数犯罪保留死刑而且在司法上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与我国的死刑立法，司法状况形成了悬殊的对比。这种与世界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的不相协调，非常我国的国际形象，易给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以不讲人权的口实和把柄，不利于我国融入国际的大家庭，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

（一）不利于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

刑罚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所说的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国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预防他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那么死刑是否真的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呢？给犯罪人执行死刑，将他从社会上予以彻底淘汰，的确能够预防他再次犯罪，但是，这决不符合我们立法者的初衷。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是想办法将犯罪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充分利用他的人身价值为社会服务，既“化腐朽为神奇“，即使不宜放回社会，也应让其在狱里强迫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将其一棍子大死了事。从一般预防方面来看，适用死刑真能起到威慑作用，降低杀人犯罪率吗？对此，我们尚未发现有谁通过调查找到了死刑具有威慑力或具有最大威慑力的根据，既然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那我们凭什么就得出死刑一定具有最大威慑力，使杀人率下降的结论呢？当然，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好死不如赖活者“是一般人的常识，但具体到每一个犯罪者，死刑对其所产生的威慑力的是不同的，会因人、因罪、因时不同而不同，对有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自信犯罪后不致被发觉者以及遇事冲动者，还有基于政治信仰而犯罪者，意志坚定，蔑视死刑者，死刑对其不起任何威慑作用，相反将其判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将会比死刑更有效。总之，笔者认为死刑和其他刑种一样，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切不可片面夸大，把预防犯罪的目标寄托在扩大死刑适用上，是很危险的也是非理性的。

（三）死刑有较大的副作用

任何刑罚都有其副作用，死刑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死刑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凶残，更无节制的实施犯罪。这是因为，死刑的威吓后果将犯罪人逼上了绝境，使其丧失了生的希望，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极端行为。如实践中常见的，有的犯罪分子实施了强奸之后为灭口而又杀人，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支配下，无节制的杀人等等。其二，为青少年造成错误的心理暗示。说“死刑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教唆犯”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青少年要遵纪守法，不能杀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在大量地合法地杀人，使青少年头脑中形成“人还是可以杀的”这样的误导，其实是在起坏榜样的作用。其三，对死刑犯家属也产生负面影响。对罪犯适用死刑，他本人倒是一死了之，而给他的家人则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子女，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歧视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要么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要么仇视社会，自我封闭，严重的还可能重蹈其父（母）覆辙，走上犯罪道路。

（四）适用死刑还会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理由之一是，适用死刑不可能保证永不错杀，而一旦错杀，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后果，因生命对于一个人来讲只有一次，其不可逆转性使其显得无比珍贵，一旦被剥夺，将是用多少金钱也无法弥补的。而且司法机关错杀人命也会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理由二，处死罪犯有可能消灭了活证据，无异“杀人灭口”，不利于打击和惩处严重犯罪。

四、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

死刑过多不是件好事，我想这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但在已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刑法中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死刑条款呢？我认为导致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几千年封建重刑思想的影响

纵观几千年的刑罚发展史，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严刑峻法奉为立法，执法的圭臬，重刑主义始终是中华法律文体的主流。《尚书•吕刑》中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明确记载，在次后的历代王朝法典中，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做法，恫吓报复主义一直左右着立法者得头脑。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不靠杀人来进行统治。表明了我们的死刑政策，但在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重型主义“仍像一个影子在时刻跟随着我们，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六七十年代时期的“滥杀无辜”，八十年代的“严打”，九十年代新刑法对死刑的大面积规定，仍使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上提倡减少和控制死刑，但在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放弃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从内心深处对死刑仍抱有较高的期望植，惟恐一旦大幅度削减死刑社会将会天下大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经济大局。所以，在限制死刑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二）传统价值观和刑罚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总的趋势都是以一个整体向前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正是靠国家整体的力量打败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念：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当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必须要选择其一时，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舍弃自我保护国家。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刑罚上，就产生了这样的刑罚观，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都应当受到刑罚惩罚。这并没有错，关键是又导出了以下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小不同，因而同样的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刑罚轻重也就不同，当国家利益需要判你死刑时，就得判你死刑，而国家利益不需要时，就可以不判你死刑。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左右我们行为的标准和尺度。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上曾说：“每个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也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哪儿被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是对上述权利的维护而不是损害。”上述两段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国家，没有个体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权利，只有重视并保护个人的利益，才能谈到对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东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外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他们的合理之处，适当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呢？以人为本，重视人权、刑罚轻缓，综合治理，是否也同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造成死刑居高不下的两个主观原因，下面想谈一下客观原因。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

刑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属于一国的上层建筑，而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层建筑归根结底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一般来说物质经济条件好坏与犯罪率是成正比的，经济越不发达，犯罪率就越高，暴力型犯罪所占比例也就越大，我国刑法中的死刑大多分布在严重暴力犯罪上，就说明了这一点。另外，还受到我国单轨制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国外有许多国家，在刑法之外还有大量的罪行条款，日本规定在其他法律中的罪行条款多达2000多个，而刑法典中只有200余条，而我国则都归在一个法典中，尽管新刑法较过去已作了大幅度“增容”，但仍旧才300余条（仅指罪刑条款），这就造成“法网过小，网结过密”的状况，也就是说打击面过窄，而打击力度过重。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扩大刑法罪行容量，减轻刑罚力度，尽量缩小死刑的条款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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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矛彭年•《吕刑今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死缓范文篇7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三，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原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这在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后来鉴于社会形式的严峻和刑事犯罪情况的恶化，为了及时打击现行严重犯罪，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发出《通知》，将除反革命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余刑事犯罪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部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起到了暂时性的救济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造成死刑适用上的随意性，使死刑核准程序形同虚设、影响了死刑案件的质量，甚至导致错杀的严重后果。新刑法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外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护了死刑适用的严肃性。

二、在死刑制度上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重刑化倾向明显

（二）死刑配置上还存在着轻重失当，显示公正的情况。刑法对某些犯罪死刑的规定

往往轻重失当，如：刑法264条规定“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的，可以判处死刑，”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个人盗窃公私财物价值人民币三万元以上的，为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而贪污罪、受贿罪判处死刑的起点则为十万元。官员的生命比百姓生命要贵重几倍，显属不公。另外，刑法对破坏经济秩序犯罪共规定了12个死刑罪种，而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很严重的渎职罪，则没有一个死刑，据报载：最高人民法院对三起私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案件（分别使国家减少税收数10万元）核准了死刑，而某法院的刑厅厅长，利用职权私放8名罪犯（其中有被判刑12年，被其私放后在去做案，又被公安机关抓回）。因现行刑法对私放罪犯罪规定的最高形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因而该私放罪犯的法官无论如何不会被判处死刑。还有犯一般盗窃罪的最高只能判处无期徒刑，而向他人传授盗窃和偷盗方法的则有可能会被判处死刑，这在法理上也与罪行相适应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悖。

三、刑法中死刑过多的危害性

（一）与世界范围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削减死刑，逐步取消死刑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到1995年9月底，世界上已有一半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实践中不执行死刑。其中全面废除死刑的有54个国家，对普通犯罪废除死刑的有16个，法律上虽规定了死刑但10年以上未执行死刑的有30个，还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只有94个，而且在保留死刑的国家中，立法上一般只对叛国罪、谋杀罪等少数犯罪保留死刑而且在司法上又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这与我国的死刑立法，司法状况形成了悬殊的对比。这种与世界刑事立法发展趋势的不相协调，非常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易给一些不怀好意的西方国家以不讲人权的口实和把柄，不利于我国融入国际政治经济的大家庭，影响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

（一）不利于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

刑罚作为国家的一种强制方法，它本身并无任何目的，这里所说的刑罚目的是指国家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所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国刑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就是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预防他本人再次犯罪，一般预防则是通过对犯罪人适用刑罚，防止社会上其他人犯罪。那么死刑是否真的就能达到上述目的呢？给犯罪人执行死刑，将他从社会上予以彻底淘汰，的确能够预防他再次犯罪，但是，这决不符合我们立法者的初衷。刑罚特殊预防的目的，是想办法将犯罪人改造成对社会有用的人，充分利用他的人身价值为社会服务，既“化腐朽为神奇“，即使不宜放回社会，也应让其在狱里强迫劳动，为社会创造价值，而不是将其一棍子大死了事。从一般预防方面来看，适用死刑真能起到威慑作用，降低杀人犯罪率吗？对此，我们尚未发现有谁通过调查找到了死刑具有威慑力或具有最大威慑力的根据，既然没有可靠的事实根据，那我们凭什么就得出死刑一定具有最大威慑力，使杀人率下降的结论呢？当然，趋利避害，趋乐避苦，”好死不如赖活者“是一般人的常识，但具体到每一个犯罪者，死刑对其所产生的威慑力的是不同的，会因人、因罪、因时不同而不同，对有些胆大妄为的亡命之徒，自信犯罪后不致被发觉者以及遇事冲动者，还有基于政治信仰而犯罪者，意志坚定，蔑视死刑者，死刑对其不起任何威慑作用，相反将其判处有期徒刑或终身监禁，将会比死刑更有效。总之，笔者认为死刑和其他刑种一样，都有一定的威慑作用，但切不可片面夸大，把预防犯罪的目标寄托在扩大死刑适用上，是很危险的也是非理性的。

（三）死刑有较大的副作用

任何刑罚都有其副作用，死刑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死刑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凶残，更无节制的实施犯罪。这是因为，死刑的威吓后果将犯罪人逼上了绝境，使其丧失了生的希望，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极端行为。如实践中常见的，有的犯罪分子实施了强奸之后为灭口而又杀人，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支配下，无节制的杀人等等。其二，为青少年造成错误的心理暗示。说“死刑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教唆犯”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教育青少年要遵纪守法，不能杀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在大量地合法地杀人，使青少年头脑中形成“人还是可以杀的”这样的误导，其实是在起坏榜样的作用。其三，对死刑犯家属也产生负面影响。对罪犯适用死刑，他本人倒是一死了之，而给他的家人则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子女，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歧视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要么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要么仇视社会，自我封闭，严重的还可能重蹈其父（母）覆辙，走上犯罪道路。

（四）适用死刑还会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死刑过多不是件好事，我想这已被大多数现代人所接受。但在历史已进入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刑法中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死刑条款呢？我认为导致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几千年封建重刑思想的影响

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刑罚发展史，历代统治者无不把严刑峻法奉为立法，执法的圭臬，重刑主义始终是中华法律文体的主流。《尚书•吕刑》中就有“刑罚世轻世重”的明确记载，在次后的历代王朝法典中，都基本沿袭了这种做法，恫吓报复主义一直左右着立法者得头脑。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以、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向世界发出庄严宣告：坚持少杀，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不靠杀人来进行统治。表明了我们的死刑政策，但在我们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重型主义“仍像一个影子在时刻跟随着我们，建国初期五、六十年代的“三反”“五反”，六七十年代时期的“滥杀无辜”，八十年代的“严打”，九十年代新刑法对死刑的大面积规定，仍使人们以这样的印象：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提倡减少和控制死刑，但在实际上却始终没有放弃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从内心深处对死刑仍抱有较高的期望植，惟恐一旦大幅度削减死刑社会将会天下大乱，不利于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稳定的经济大局。所以，在限制死刑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二）传统价值观和刑罚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总的趋势都是以一个整体向前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正是靠国家整体的力量打败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念：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当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必须要选择其一时，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舍弃自我保护国家。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刑罚上，就产生了这样的刑罚观，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都应当受到刑罚惩罚。这并没有错，关键是又导出了以下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小不同，因而同样的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刑罚轻重也就不同，当国家利益需要判你死刑时，就得判你死刑，而国家利益不需要时，就可以不判你死刑。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左右我们行为的标准和尺度。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上曾说：“每个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也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哪儿被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是对上述权利的维护而不是损害。”上述两段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国家，没有个体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权利，只有重视并保护个人的利益，才能谈到对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东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外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他们的合理之处，适当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呢？以人为本，重视人权、刑罚轻缓，综合治理，是否也同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造成死刑居高不下的两个主观原因，下面想谈一下客观原因。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

参考文献：

（1）矛彭年•《吕刑今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死缓范文篇8

关键词：死刑，重刑主义思考

一、我国死刑制度较过去有了一定程度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

我国新刑法在死刑问题上，从以下几方面体现了它的进步性：

第三，死刑的核准权收回到最高人民法院。死刑核准权，原本就在最高人民法院，这在1979年刑法第43条第2款中有明确规定。但是后来鉴于社会形式的严峻和刑事犯罪情况的恶化，为了及时打击现行严重犯罪，1983年9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决定》，发出《通知》，将除反革命和严重经济犯罪以外的其余刑事犯罪死刑核准权下放到了高级人民法院。实践证明，部分死刑核准权的下放，起到了暂时性的救济作用，但也带来了很大的问题，造成死刑适用上的随意性，使死刑核准程序形同虚设、影响了死刑案件的质量，甚至导致错杀的严重后果。新刑法在第48条第2款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外都应当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维护了死刑适用的严肃性。

二、在死刑制度上仍存在着严重的缺陷

（一）重刑化倾向明显

（二）死刑配置上还存在着轻重失当，显示公正的情况。刑法对某些犯罪死刑的规定

三、刑法中死刑过多的危害性

（一）与世界范围内轻刑化趋势不相符合

（一）不利于我国刑法目的的实现

（三）死刑有较大的副作用

任何刑罚都有其副作用，死刑当然也不例外。笔者认为，死刑的副作用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会鼓励犯罪分子更凶残，更无节制的实施犯罪。这是因为，死刑的威吓后果将犯罪人逼上了绝境，使其丧失了生的希望，从而采取孤注一掷的极端行为。如实践中常见的，有的犯罪分子实施了强奸之后为灭口而又杀人，在“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的心理支配下，无节制的杀人等等。其二，为青少年造成错误的心理暗示。说“死刑是对青少年暴力犯罪的教唆犯”不无道理。一方面，我们教育青少年要遵纪守法，不能杀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又在大量地合法地杀人，使青少年头脑中形成“人还是可以杀的”这样的误导，其实是在起坏榜样的作用。其三，对死刑犯家属也产生负面影响。对罪犯适用死刑，他本人倒是一死了之，而给他的家人则留下了无尽的伤痛，尤其是对死刑犯的子女，由于失去亲人的痛苦，经济上的困难，社会上的歧视会使他们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要么悲观失望，自暴自弃，要么仇视社会，自我封闭，严重的还可能重蹈其父（母）覆辙，走上犯罪道路。

（四）适用死刑还会在刑事诉讼上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四、我国死刑居高不下的原因分析

（二）传统价值观和刑罚的影响

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团结互助的大家庭。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在个别历史阶段也有过短暂的分裂、割据，但总的趋势都是以一个整体向前发展的。中华民族也正是靠国家整体的力量打败了外国列强的入侵，建立了新中国。这样的历史造就了我们这样的价值观念：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私人利益要服从公共利益，当国家整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冲突，必须要选择其一时，我们从小就教育孩子要舍弃自我保护国家。这种价值观念体现在刑罚上，就产生了这样的刑罚观，犯罪都是危害社会的行为，所以都应当受到刑罚惩罚。这并没有错，关键是又导出了以下结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随社会条件的变化而大小不同，因而同样的犯罪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受到的刑罚轻重也就不同，当国家利益需要判你死刑时，就得判你死刑，而国家利益不需要时，就可以不判你死刑。一切以国家利益作为左右我们行为的标准和尺度。1789年法国的《人和公民的权利宣言》上曾说：“每个政治体制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的自然的和不可侵犯的权利”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上也说：“……所有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哪儿被赋予了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命权、自由权及追求幸福的权利，……而任何形式的政府，都应当是对上述权利的维护而不是损害。”上述两段给我们以这样的启示：人是社会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因素，没有个体的人就没有国家，没有个体的权利就没有国家的权利，只有重视并保护个人的利益，才能谈到对国家对社会利益的保护。这正是东西方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国外的都是好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吸取他们的合理之处，适当调整一下我们的思路呢？以人为本，重视人权、刑罚轻缓，综合治理，是否也同样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呢？

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是造成死刑居高不下的两个主观原因，下面想谈一下客观原因。

（三）现阶段中国经济不发达，社会治安状况严峻和刑事立法体制的制约

参考文献：

（1）矛彭年•《吕刑今释》（M）北京；群众出版社，1984

死缓范文篇9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联合国大会于1966年通过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二款规定：“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判处死刑只能是作为对最严重的罪行的惩罚。”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于1984年公布的《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一条规定：“在没有废除死刑的国家，只有最严重的罪行可判处死刑，应理解为死刑的范围只限于对蓄意而结果为害命或其他极端严重后果的罪行。”我国《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这些规定都是我们限制死刑的国际法和国内法的依据。因此，要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必须根据有关国际公约和刑法的规定，从实体上研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首先，要正确理解“罪行极其严重”，其包含三层意思：一是犯罪性质特别严重；二是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三是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特别严重。因此，无论在立法上确定某一罪名是否应当设定死刑，还是在某一具体案件中是否应当适用死刑，都必须考虑到这些含义。其次，还必须从犯罪主体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中国人民大学高铭暄教授建议，为了更进一步减少死刑的实际适用，立法上应考虑对下列二种人排除死刑的适用：一是七十周岁以上的老人，因为这一类人由于生理和心理因素的影响，其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能力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对社会的危险性相对较小，对其适用死刑难以达到刑罚的目的；二是哺乳期的妇女，这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要求，体现对婴儿和妇女的特殊保护。

国家法官学院张泗汉教授从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提出了减少死刑适用的对策。他认为，立法上应明确用列举那些情形应当适用死缓的表述，改变现行死缓适用中“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模糊规定；同时，还应当从犯罪种类和犯罪主体上扩大死缓的适用；对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也应当严格限制，将其改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犯应当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减少和限制死刑的适用，还必须从程序上着手，其一是改革现行的死刑复核程序，1983和1997年最高法院两次将部份死刑的复核权下放到省一级法院，形成了现行的“二元制度复核体制”，这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法制的统一，极易造成死刑复核程序的虚置；其二是要完善有关死刑的证据制度，使得所有死刑案件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诉讼证明过程，适用严格的证据标准。

中国人民大学赵秉志教授认为，在中国，死刑复核程序是坚持少杀，防止错杀，严格限制死刑的重要制度，体现了“慎用死刑”的基本理念。但是，现行死刑复核制度存在相当多的问题，使得这一制度具有的“慎用死刑”、限制死刑的功能大打折扣。因此，死刑复核制度改革的核心问题，就是改变现行死刑二元复核体制，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死刑复核权。3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向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报告工作时表示，要“完善死刑复核程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程序的改革必将启动。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夏勇教授从诉讼证明和证据标准等证据法的角度上提出了限制死刑的路径。他认为，现行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比较模糊，实践中难以操作，必须确立和严格执行“排除合理怀疑”的死刑定罪标准，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

与会的一些学者还提出，我国刑法中应规定将普通刑事犯纳入赦免对象范围，并赋予被判处死刑者的赦免申请权，规定死刑赦免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阴建峰博士认为，《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权要求赦免或者减刑。对于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者减刑。”这里蕴涵着国家具有对一切判处死刑的案件给予赦免或者减刑之义务，也是为防止死刑的滥用和错用而在死刑犯被执行死刑前所筑起的最后一道防线。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精神必须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贯彻执行，才能体现法律的价值。从中国当前死刑适用的实际情况出发，限制死刑的路径有两条：一是立法路径，即通过刑事立法来限制、减少设置死刑之犯罪；二是司法路径，即在司法活动中严格适用死刑，将死刑实际适用的比率大幅度降下来，“可杀可不杀的，坚决不杀”。

与会的专家学者对于运用司法的路径中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给予了高度关注。认为在司法中要实现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首先有赖于司法者树立“慎用死刑”的观念，其次，司法者在对具体的案件中，必须对事实与证据严格把关，综合案件事实和被告人的人身危险性以及其他与案件相关能影响案件处理的客观事实，全面考虑。

来自司法实务界的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华杰认为，审判人员在审查和认定死刑案件应特别注意把握好如下几个方面：死刑案件的犯罪事实必须属于“罪行极其严重”；案件事实必须定型、同一；案件事实必须是经庭审认定的法律事实；案件事实要全面细致；案件事实要靠证据来证明；在证据存疑时要根据不同的情况确定不同的标准，如主要证据存疑时，应当作出无罪处理，如主要证据确凿，个别影响罪责承担的证据存疑，应当不择重而择轻判处，如主要证据可以认定，但离“铁证”、“铁案”的要求仍有差距，在量刑上应留有余地，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等等；正确发挥审判委员会对案件事实的审核把关作用。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限制、废除死刑已成为当今世界潮流，1957年至2004年，废除死刑的国家从19个增加至85个，另外至少有39个国家已经有10年或更久的时间没有再执行过死刑。但是，各国基于不同的国情、政治经济状况和文化传统，限制和废除死刑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许多国家走过一个缓慢的历程，一些国家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所借鉴。

来自英国牛冿大学的罗吉尔。胡德教授介绍了英国废除死刑的经验，英国从1861年起废除了除谋杀罪和针对国家的犯罪以外所有犯罪的死刑，但直到1998年才全面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所有曾出席1949－1953年皇家委员会作证的法官都支持保留死刑，但现在任何一个高级法院的法官都不会持有此种观点，同时，再度引入死刑的提议在国会和新闻媒体支持者寥寥，过去频频从谋杀受害者家庭发出的重新适用死刑的呼吁也日渐稀落。胡德认为，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仅可以适用于最严重的应受惩罚的杀人罪（谋杀罪），但是，对这类犯罪的死刑适用也不能成为保留死刑的正当理由。

死缓范文篇10

实体限制：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标准

程序限制：改革复核制度与完善证据适用

司法限制：减少死刑适用的有效路径

域外经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死缓范文10篇

死缓范文篇1

死缓范文篇2

死缓范文篇3

死缓范文篇4

死缓范文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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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缓范文篇7

死缓范文篇8

死缓范文篇9

死缓范文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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