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评范文10篇

述评范文篇1

当“百年中国画展”还在余波荡漾的时候，3月27日，以“大匠之门”命名的“北京画院作品展”占据了中国美术馆的全部展厅，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这个展览的耐人寻味之处是它的历史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和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人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北京画院45年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延伸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7月10日，由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倡导，由全国政协书画室联合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举办了“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首展在北京举行，李瑞环主席就发展国画艺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国画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迄今为止，“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已展出四届，反映了当代国画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在全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当代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画事业的重视，到“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具体策划和运作，都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为此，由中国画研究院和北京画院联合举办，《人民政协报》《文艺报》《美术》杂志协办，“发展国画艺术座谈会”于12月24日在中国画研究院举行。这次“发展国画艺术座谈会”以学习、贯彻十六大的精神为宗旨，系统总结国画50年来的发展经验，研究国画发展的现实问题，适时总结“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经验。到会的画家和理论家，结合创作和理论问题，着重研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发展国画艺术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发展国画艺术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3、“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机遇。

2艺术产业和艺术市场前途不可限量

3月中旬，围绕着“多幅石鲁画作惊现河南”的新闻，关于书画打假的问题再次吸引了人们对艺术市场的关注。9月，已经是第四届的“中国艺术产业论坛”，借助于中国艺术博览会的平台，将四年前提出的内涵还不太清晰的“艺术产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预测“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显然，今天所谈到的“艺术产业”，不仅为国家的政策研究部门所关注，也为一般的公众所认同。

拍卖业作为当代中国艺术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在这一年里屡创新高。4月23日，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打破以往的记录。这一纪录仅保持了8个月不到，12月6日，就被米芾的《研山铭》手卷以2999万元人民币打破。在近现代书画方面，张大千的一幅泼彩朱荷屏风，10月28日在香港以2022万港元成交，刷新中国近代中国书画拍卖之世界纪录，亦是首幅成交逾千万元的中国近代书画作品。其他如明朝永乐《刺绣红夜摩唐卡》在香港以3087.41万港元的成交价打破中国及亚洲刺绣工艺品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一对从海外回流的康熙御用私印在北京以355万元人民币创中国皇帝用印拍卖的记录。

在艺术市场上，仅北京一地的字画古玩市场年交易额约达11亿元人民币，给人们展示了文化产业的广阔前景。可是，像书画打假越打越假等问题，也给主流性艺术产业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3双年展、三年展扎堆引发对年展问题的思考

9月28日，“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无疑，这是中国“三年展”的“首届”，但是，一个多月后，“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也于11月18在广东省美术馆开幕。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年份而且是前后仅差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搞两个“三年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因此其中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11月22日，“2002上海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也就是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年度展。显然这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一城二展更热闹”那么轻松，因为每一个展览的投资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当然其中少不了纳税人的钱，而这些展览与纳税人的关系又是怎样，而进一步谈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又是如何，都是值得深思的。

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应对当代艺术思潮，同时树立当代中国的新形象，有关部门不仅决定以政府的名义参加明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同时北京市正在积极筹办明年的北京国际双年展和中法文化年期间在巴黎举办的大型艺术展览。

4美术教育大发展，教育质量堪忧

据报道，今年全国报考艺术院校的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而报考美术院校的人数在各院校中也是直线上升，中央美院就有1万4千多考生参加了考试，仅北京考区就有5千多人，考试经济带动了学科热潮，而艺术教育已经凸现产业化的倾向。一些老牌的院校（系科）或扩大规模，或翻牌经营，另一方面是新的院校和系科不断涌现，有的美术院校扩大招生的规模使在校生人数已经逼近万人，而非美术专业的党政军民学的各个专业办美术教育正方兴未艾。

全民办美术教育，虽然带来了美术教育的表面繁荣，但实际上不仅不能有益于美术教育的发展和提高，相反却有害于美术教育。比如分散了师资，就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美术教育。全民办美术教育使美术人口急剧膨胀，也影响到这一人口的整体质量。

5达利过后雕塑界劲刮“西部风”

《狂想的旅程——大师达利互动展》4月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两个月之后，又移展北京，作为期三个月的展览。达利在中国，从小投入、小规模试探性的进入，到大投入、大规模有目的的抢滩，一个西班牙画家通过中国人的努力，给中国的文化界上了一课——艺术如何推广、如何运作、如何赚钱等反映当代文化运作的学问，对弘扬、发展、提升中国文化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从8月18日开始，中国雕塑界劲吹“西部风”，也表现了文化运作方面的突出成就。“‘中国西部风’雕塑巡回展·北京展”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幕，此后相继在西安、成都、重庆、广州、青岛、宁波、杭州巡展，最后于12月17日在上海南京路展出，共展出了100多位雕塑家的百余件作品。策展人“选择了走出展馆，走向公众”的方式，而所选择的场地因为大都是各地著名的商业街，所以每一地的参观者往往以百万计，这一众多的参观人数是雕塑展览或其它美术展览所少有的。近年来中国雕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从城市规划到房地产开发，都无例外地把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内容，而随之带来的是雕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泛滥。雕塑的泛滥则破坏了文化的原生态，形成了新的文化污染。因此，有识之士提出：当代雕塑应该有历史意识，应该有精品意识，这在目前首先要解决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6展览的多样化反映了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述评范文篇2

搞新闻，免不了要写述评，尤其是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述评写作可以说是家常便饭，一项必备的基本功。

述评写作有什么诀窍吗？细想想，诀窍还是有一些的，那就是，无论写什么内容，首先须从结构入手，把握好三段式或者说三部分，把这三部分吃透了，写好了，你这述评也就成功了。哪三部分呢？

第一部分，是什么。

第二部分，为什么。

第三部分，怎么办。

非常简单，就这三部分。再复杂再不好写的述评，用三段式一套，几乎百发百中，无一例外。

举个例子。前年秋天，笔者到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参加培训，顺便回母校复旦大学看看。校领导知道我是新闻系毕业的，说，老詹，复旦马上就要庆祝建校100周年了，这可是个大事情呀。作为复旦毕业生，又在中央媒体工作，可不可以为母校100周年写篇报道呀？我知道此事难度很大，不敢应承，转念一想，咱经济日报老总编范敬宜不是曾经说过吗，“只要找到好的角度，没有不可以写的新闻”。正因为文章不好写，才是一次难得的锻炼机会嘛。于是答应下来，经过采访，写了一篇约6000多字的长篇述评《复旦：瞄准世界一流大学》，发了一个整版，反映还算不错。

这篇述评是怎么写的呢？很简单，三部分。

第一部分，标题三个字：为什么？

当今中国，为什么一些重点高校尤其是名牌大学如北大、清华、复旦、浙大、南大等等，纷纷提出要建世界一流大学呢？这绝非偶然。因为，一个国家的核心竞争力，说到底无非是科技、人才和知识这三项。而科技、人才、知识的培育点和聚集点，就在大学。倘若一个国家没有一流大学，要建一流国家，绝不可能。美国之所以成为世界经济实力的一流强国，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拥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中国在向世界强国迈进的过程中，自然要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这就阐明了复旦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第二部分，标题也是三个字：是什么？

既然中国必须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人们自然会问，究竟什么叫世界一流大学，它有哪些标准呢？毫无疑问，一流大学，应该有一流的师资，一流的学科，还要有一流的环境（硬环境和软环境），以及一流的成果。如果没有以上四项，谈何世界一流大学？复旦的师资和学科到底怎么样？它的硬软环境和学术成果怎么样？在中国和世界的排名如何？这部分都作了详细分析。

第三部分，怎么办？

通过分析看出，复旦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不小差距。怎么办呢？一流师资从哪里来？一流学科怎么培育？一流的硬软环境怎么建立？复旦都有自己的考虑和对策。最后得出结论，只有经过长期不懈努力，复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才能实现。

6000多字的述评，写的就是以上内容。文章发表以后，校领导非常满意，在读者中也引起一定反响。

需要说及的是，三段式的排列顺序，是可以灵活穿插的。“复旦”一文，就没有把“是什么”放在第一部分，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并非事件性新闻。假如一开头就讲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读者肯定不感兴趣。反之，你先讲“为什么”，即中国为什么必须建一流大学，不建难道不可以吗？先把必要性写清楚了，接下来读者自然就会关心，一流大学有些什么标准，到底“是什么”，怎么才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应该“怎么办”。

以三段式写述评的例子，还有不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笔者曾写过一篇《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说起这篇述评，还有一个故事。当时，我正担任经济日报工交部主任，总编辑老范开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回来，要我们写一篇怎样把国有企业搞活的述评。我绞尽脑汁，成稿一篇，题目叫《怎样把企业搞死》。为什么如此着笔呢？因为，只有搞死一部分企业，才能把大部分企业搞活。文章这个立意，得到老范肯定，但他说题目肯定不行！中央才开会说怎样把企业搞活，你就来一篇怎样把企业搞死，这不是对着干吗？不过不要紧，可以改一个题目。下午，他把我叫去说，国枢，题目已经想好了，就叫《少数企业死不了，多数企业活不好》，你看如何？我一听，太棒了！文章发在次日头版头条，在读者中反响很大，因为当时还很少有人从这个角度提出问题。

这篇述评，也是三段式：

第一，是什么？主要讲我国国有企业的现状：国企建了很多，整体效益很差。

第二，为什么？为什么整体效益很差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一些本该淘汰的企业，总是淘汰不了。文章以日常现象作比喻，写道：苗圃中，种了不少小苗，本来长势不错，但到一定程度就没法再生长了，因为树苗太多，非常拥挤！阳光呀、空气呀、水分呀，都不够。怎么办呢？给它增加阳光，夜夜照明，还给它吹风，给它施肥，行不行呢？还是不行。唯一的办法，就是果断间苗！只有让少数树苗死掉，多数树苗才能成活。自然界如此，企业界不也一样吗？

第三，怎么办？怎么才能让一部分企业死去呢，标准是什么呢？死去的企业财产怎么处置、职工怎么安置呢？文章提出了企业破产和职工的保险安置等问题，这在经济报道中算是提得比较早的。

前不久，看到清华大学教授魏杰写的一篇述评《关注和应对高成本时代的到来》。文章揭示了我国当前一个很重要的经济趋势，即企业的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文章分作三部分。

第一，是什么？当今中国，企业生产成本急剧上升，利润普遍减少，企业生存压力越来越大。

第二，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呢？一是企业能源成本上升，不可逆转。二是原材料价格上升。三是运输成本上升。四是环境、土地、环保等的投入增加。五是职工工资越来越高，人力成本急剧上升。六是进口原料等价格持续上升。总之，由于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企业各方面成本急剧上升，利润减少，所以，企业高成本时代已经来临。

第三，怎么办？文章提出了一些应对办法，政府应当做些什么？企业应该怎么办？整篇文章，就三部分，写得很集中，也很精彩。

三段式写作法，听起来很简单，用起来却非常灵。一篇述评，只要认认真真把这三部分写精、写好，一定会受读者欢迎。比如，当前广大读者非常关心城市房价猛涨问题。倘若报社派出记者，认真调研采访，把全国主要城市房价的真实情况详细了解一番，写清楚“是什么”；同时，请教专家学者和政府部门及房产企业有关人士，摸清房价猛涨的真实原因，弄明白“为什么”；最后，再认真梳理解决房价猛涨的对策和思路，亦可借鉴一些国外比较成熟的经验。这样写出文章来，难道不精彩，难道没人看吗？

又如，前些时候爆发的朝核危机，人们也很关心。假如从“是什么”（朝鲜到底是不是进行核实验？具体当量如何？在哪里进行的？）“为什么”（朝鲜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冒天下之大不韪搞核试验？其用意何在？）“怎么办”（国际社会怎么办？中国怎么办？美国和西方国家怎么办？此事前景如何？）三段式入手，一定会写出一篇好文章来。

述评写作三段式是个通例，几乎没有例外。但具体到某篇文章，又并非“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样样肝脏齐全，各自平分秋色。有的文章，可以重点写“是什么”，有的重点写“为什么”，有的则重点写“怎么办”。比如，当某种现象大家还搞不清楚的时候，可以重点写“是什么”。至于“为什么”，倘若一时原因不明，做一些初步分析即可。而“怎么办”，则可以写一些解决问题的大体思路和设想。而有的时候，“是什么”大家已经知道，事实很清楚了，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想知道“怎么办”，你就不妨在后两方面多使使劲。

三段式在实践中为什么如此管用呢？仔细想想，大概是因为三段式把新闻事实的前前后后各个侧面全囊括进去了吧。从时空关系看，“是什么”主要讲的是现在，“为什么”主要讲的是过去，“怎么办”则主要讲的是将来。过去、现在、将来，时空关系，全都有了，你还有什么弄不明白的呢？

在具体写作中，三段式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是什么”重在求细——详实地占有大量事实和细节。

“为什么”重在求深——深入地探求事实背后的真象。

“怎么办”重在求实——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

述评范文篇3

当“百年中国画展”还在余波荡漾的时候，3月27日，以“大匠之门”命名的“北京画院作品展”占据了中国美术馆的全部展厅，可以说是盛况空前。这个展览的耐人寻味之处是它的历史感，反映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画和中国美术的发展脉络。人们不仅可以从中感受到北京画院45年的历史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延伸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7月10日，由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倡导，由全国政协书画室联合各省、市、自治区政协举办了“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首展在北京举行，李瑞环主席就发展国画艺术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在国画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迄今为止，“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已展出四届，反映了当代国画发展的成就与问题，在全社会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对于推动当代国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国画事业的重视，到“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具体策划和运作，都有许多值得总结的经验。为此，由中国画研究院和北京画院联合举办，《人民政协报》《文艺报》《美术》杂志协办，“发展国画艺术座谈会”于12月24日在中国画研究院举行。这次“发展国画艺术座谈会”以学习、贯彻十六大的精神为宗旨，系统总结国画50年来的发展经验，研究国画发展的现实问题，适时总结“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经验。到会的画家和理论家，结合创作和理论问题，着重研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发展国画艺术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2、发展国画艺术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3、“当代国画优秀作品展”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机遇。

2艺术产业和艺术市场前途不可限量

3月中旬，围绕着“多幅石鲁画作惊现河南”的新闻，关于书画打假的问题再次吸引了人们对艺术市场的关注。9月，已经是第四届的“中国艺术产业论坛”，借助于中国艺术博览会的平台，将四年前提出的内涵还不太清晰的“艺术产业”问题，以发展的眼光预测“将成为21世纪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显然，今天所谈到的“艺术产业”，不仅为国家的政策研究部门所关注，也为一般的公众所认同。

拍卖业作为当代中国艺术产业中的一个重要的项目，在这一年里屡创新高。4月23日，宋徽宗《写生珍禽图》以2530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打破以往的记录。这一纪录仅保持了8个月不到，12月6日，就被米芾的《研山铭》手卷以2999万元人民币打破。在近现代书画方面，张大千的一幅泼彩朱荷屏风，10月28日在香港以2022万港元成交，刷新中国近代中国书画拍卖之世界纪录，亦是首幅成交逾千万元的中国近代书画作品。其他如明朝永乐《刺绣红夜摩唐卡》在香港以3087.41万港元的成交价打破中国及亚洲刺绣工艺品最高成交价世界纪录。一对从海外回流的康熙御用私印在北京以355万元人民币创中国皇帝用印拍卖的记录。

在艺术市场上，仅北京一地的字画古玩市场年交易额约达11亿元人民币，给人们展示了文化产业的广阔前景。可是，像书画打假越打越假等问题，也给主流性艺术产业提出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

3双年展、三年展扎堆引发对年展问题的思考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9月28日，“首届中国艺术三年展”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开幕。无疑，这是中国“三年展”的“首届”，但是，一个多月后，“首届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也于11月18在广东省美术馆开幕。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年份而且是前后仅差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搞两个“三年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罕见的，因此其中的问题也是值得研究的。11月22日，“2002上海双年展”在上海美术馆开幕，也就是说，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国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年度展。显然这并不像有些评论家所说的“一城二展更热闹”那么轻松，因为每一个展览的投资都在几百万元以上，当然其中少不了纳税人的钱，而这些展览与纳税人的关系又是怎样，而进一步谈与文化建设和发展的关系又是如何，都是值得深思的。

另一方面，为了积极应对当代艺术思潮，同时树立当代中国的新形象，有关部门不仅决定以政府的名义参加明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同时北京市正在积极筹办明年的北京国际双年展和中法文化年期间在巴黎举办的大型艺术展览。

4美术教育大发展，教育质量堪忧

据报道，今年全国报考艺术院校的人数首次突破百万，而报考美术院校的人数在各院校中也是直线上升，中央美院就有1万4千多考生参加了考试，仅北京考区就有5千多人，考试经济带动了学科热潮，而艺术教育已经凸现产业化的倾向。一些老牌的院校（系科）或扩大规模，或翻牌经营，另一方面是新的院校和系科不断涌现，有的美术院校扩大招生的规模使在校生人数已经逼近万人，而非美术专业的党政军民学的各个专业办美术教育正方兴未艾。

全民办美术教育，虽然带来了美术教育的表面繁荣，但实际上不仅不能有益于美术教育的发展和提高，相反却有害于美术教育。比如分散了师资，就从另一个方面削弱了美术教育。全民办美术教育使美术人口急剧膨胀，也影响到这一人口的整体质量。

5达利过后雕塑界劲刮“西部风”

《狂想的旅程——大师达利互动展》4月底在广东美术馆展出两个月之后，又移展北京，作为期三个月的展览。达利在中国，从小投入、小规模试探性的进入，到大投入、大规模有目的的抢滩，一个西班牙画家通过中国人的努力，给中国的文化界上了一课——艺术如何推广、如何运作、如何赚钱等反映当代文化运作的学问，对弘扬、发展、提升中国文化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从8月18日开始，中国雕塑界劲吹“西部风”，也表现了文化运作方面的突出成就。“‘中国西部风’雕塑巡回展·北京展”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开幕，此后相继在西安、成都、重庆、广州、青岛、宁波、杭州巡展，最后于12月17日在上海南京路展出，共展出了100多位雕塑家的百余件作品。策展人“选择了走出展馆，走向公众”的方式，而所选择的场地因为大都是各地著名的商业街，所以每一地的参观者往往以百万计，这一众多的参观人数是雕塑展览或其它美术展览所少有的。近年来中国雕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普及，从城市规划到房地产开发，都无例外地把雕塑作为公共艺术的内容，而随之带来的是雕塑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泛滥。雕塑的泛滥则破坏了文化的原生态，形成了新的文化污染。因此，有识之士提出：当代雕塑应该有历史意识，应该有精品意识，这在目前首先要解决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6展览的多样化反映了中国美术馆事业的发展

述评范文篇4

本文作者：刘玲工作单位：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各种视阈下的教师角色类型

从教师的绝对主体到师生交互主体，从教师的外在权威到共同探究，从人性预设到生命价值创生。[10]研究型教学理论：上世纪70～80年代，英国学者劳伦斯首倡“教师作为研究者”的理论。他认为在以过程原则为基础的课程中，教师应该扮演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角色。他提倡教师在教学上采用探究的方法而不是讲授、指导的方法，教师应以学习者和研究者的身份出现，而不是经验和技术型专家。[13]人本主义理念下的教师角色观：教师即爱的实践者，激励者，促进者。[14]和谐对话视阈中的教师角色：教师应从“教”为出发点的角色定位，转向以“学”为出发点的角色定位，以此为思考视点，教师的角色是对话者、融合者和学习者。[15]在主体间性教育理论下教师角色的重塑：与学生在互为主体中平等对话，与学生在相互尊重中相互欣赏，与学生在相互理解中共同发展。[16]新课程理念下的教师角色：教师即促进者，指教师从过去仅作为知识传授者这一核心角色中解放出来，促进以学习能力为重心的学生整个个性的和谐、健康发展……教师再也不能把知识传授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和目的，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上，应该成为学生学习的激发者、辅导者、各种能力和积极个性的培养者，把教学的重心放在如何促进学生的学习上，从而真正实现教是为了不教。[17]教育全球化背景下的教师角色：教师的社会角色应围绕《德洛尔报告》中提出的“未来教育四个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来调适。在“四个支柱”的角色规范下，教师应成为学习方法的引导者、实践能力的训练者、未来生活的设计者和健全人格的塑造者。同时，还应努力将新的角色与传统的角色(如榜样角色、知识传授者和仲裁者角色)有机融合起来。[18]网络信息时代的教师角色：教师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指导者和辅导者，从教学过程的管理者转变为教学过程的参与者，从教育信息的提供者转变为信息海洋的引航者，从传统课程的实施者转变为课程的设计和开发者，从原有知识的拥有者转变为新知识和新技术的学习者。[19]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教师的角色应该是鉴赏者：作为鉴赏者的教师，是与学生接触最紧密的群体，必须要用客观的眼睛去观察学生的差异，用包容的标准去接纳学生的差异，不偏不倚的关心和关注每一位自己的学生，不因他们的性格特点、学习能力不符合自己的预设标准而不满。作为鉴赏者的教师，会怀着对学生成长感到喜悦的心情，来感受与学生的共同成长。[20]倾听者：思想学生的思想，体验学生的体验，并据此提供可能的帮助。[21]教师作为倾听者，可以激活学生已有的知识经验、促进学生有意义的学习。[11]

对研究状况的简要述评

大大丰富了教师角色类型的理论，也为我们更合理地定位教师角色提供了丰富的借鉴。然而，这些学者可能忽略了教育实践中教师角色的实然状况：教师角色超载，教师被当作“完人”看待，被当作“超人”使用，教师职业倦怠……实然与应然之间的差距让人拙舌。人民教师在纷繁复杂的角色流背后到底该作怎样的定位，到底该如何扮演自己的角色，怎样使理想与现实达到完美的统一，使教师与学生达到共赢……这些都有待学者们作进一步的探讨。

述评范文篇5

关键词：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研究范式;模型;述评

一、文献回顾

西方国家研究会计哲学始于20世纪50年代，我国会计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会计哲学，从那时起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关于会计哲学方面的专著和论文，会计哲学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会计哲学在我国已有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段历程中，会计哲学的研究现状如何，值得探究。作为一门学科的会计哲学至少要包括三个要素：会计哲学的内涵，即会计哲学的研究对象；会计哲学的学科框架，即研究内容；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梳理和研究相关文献，会计哲学的国内研究现状如下：（一）会计哲学的内涵。要研究会计哲学必然要问什么是会计哲学。会计哲学是“什么”属于会计哲学的内核部分，是会计哲学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根本所在。比较典型的观点有，王正德认为会计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会计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的具体应用科学。[1]汪平和费良成认为会计哲学是会计学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形成的一系列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或观点。[2]顾飞认为会计哲学是对会计世界的最根本的看法和最本质的观点，是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对会计活动的一般问题和方法做出的哲学概括，是介于哲学与会计学之间的边缘交叉学科。[3]杨俊亮会计哲学是关于资金运动记录和反映方法的内在联系及其规律的科学，是会计学与哲学相结合形成的边缘学科。[4]于玉林认为会计哲学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会计应用哲学；二是研究会计活动一般规律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学科。[5]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是对会计本质和规律的最高抽象，是从哲学的角度研究关于会计活动本质和规律的科学。[6]唐守朋认为会计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交叉学科，是对会计物质和精神世界的最根本的观点和看法，是运用哲学的基本方法和原理对整个会计活动做出哲学概括的学说。[7]以上学者对会计哲学内涵的表述不尽相同，多数学者把会计哲学作为了一门学科或者研究领域。但是，陈庆杰和柯大钢等人认为部分学者对会计哲学内涵的界定难以成立并提出了质疑，认为所谓的会计哲学观点在本质上都是哲学思维对实证思维的指导及实证思维对哲学思维的运用。[8]从以上观点可以看出会计哲学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学者们对会计哲学内涵“是什么”的观点不尽一致，有的甚至相互矛盾。正如张以宽教授所言，会计哲学是国内外会计理论和实务界公认的难题，还应继续研究才能取得更加广泛共识。[9]因此，只有解决了会计哲学的内涵问题并达成最大共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会计哲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二）会计哲学的学科框架。任何一门学科都必须有自己的学科框架，即学科的研究内容，这属于会计哲学的外延部分。外延的大小决定了会计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发展的前景。外延小无发展前景，外延太大无发展必要。因此，部分学者们勾勒了会计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当具有的学科内容框架。比较典型的观点有，于玉林认为会计哲学的内容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主客体论、会计系统论、资金运动论、会计时空论、会计目标论、会计关系论、会计控制论、会计信息论、会计决策论、会计发展论、会计方法论、会计职业道德论等方面。[10]顾飞将会计哲学的基本内容分为会计哲学导论、会计本体论、会计价值论、会计结构论、会计实践论、会计认识论、会计功能论和会计方法论等方面。[3]张继勋认为会计哲学至少应该包括会计哲学的形成、会计的本质、会计产生和发展的动因、规律和特点、会计的社会作用、社会对会计发展的促进与制约、会计与科技、会计中的伦理道德、会计与未来等方面。[11]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的结构体系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实践论、会计功能论、会计结构论、会计认识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几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部分。[6]李颖认为会计哲学包括会计认识论、会计实践论、会计系统论、会计时空论、会计发展论、会计关系论、会计矛盾论、会计信息论、会计控制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多个方面。[12]从以上观点可知，学者们对会计哲学包含的学科内容的表述有同亦有异。相同共识说明学者对会计哲学的学科研究内容框架基本上达成了一致。这是研究范式和科学研究共同体形成的必要条件。比如多数学者都认为会计哲学的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会计本体论、会计功能论、会计系统论和会计方法论等几个方面。学者们观点不一致的地方是学术争论的碰撞点，这也是学术研究允许的。正如库恩所言，范式的形成必然允许后续研究空间的存在，只要大家在一个共有范式下解决问题就能被接受。同一学科之下不同理论之间的碰撞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三）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一门学科需要有自己的研究方法。这里指的研究方法既包括宏观层次的研究方法论，也包括微观层次的具体研究方法。目前国内关于会计哲学方法的研究尚不多见，可供参考的文献较少。顾飞认为会计哲学方法论是哲学思维和方法论在会计工作者意识中的集中体现，是会计工作者认识会计和改造会计世界的方法模式，构成观察和思考会计现实的视野，最终固化为某种理论的思维习惯；同时认为会计哲学应该借鉴经济哲学和管理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具体研究方法构建会计哲学的研究方法体系，比如抽象法、分析法、归纳法、结构法、实验法、演绎法、控制论法和灰色理论法等。[13]刘泉军认为会计哲学方法论在会计哲学方法体系中处于最高层次，影响会计工作的结果；会计哲学方法论广义上包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研究方法等，狭义上主要是指会计研究方法。[6]张以宽认为当前国内会计哲学方法论过于偏重实证研究，忽视了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会计哲学的方法论应以中国哲学为基础和底蕴，兼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探讨和研究会计哲学。[9]刘念齐认为会计哲学研究方法分为两个层次：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是会计哲学研究方法的第一层次；一般科学研究方法是各种科学研究、认识事物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具体方法，属于第二层次。[14]于玉林认为会计方法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研究，它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会计世界应遵循的原则、方式和手段。在会计哲学的具体研究方法方面分为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一般方法有抽象法、系统法、决策法、逻辑法和控制法等；专门方法包括会计核算法、会计计划法、会计预测法、会计分析法和会计控制法等。[15]以上学者关于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的观点不尽一致。有的学者对会计哲学方法论阐述的比较详尽，甚至涉及到了具体的研究方法，但是仅停留在“是什么”的阶段。笔者认为对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的探讨要置于统一的研究范式之下，不仅要研究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是什么”，还应探讨会计哲学研究方法论“为什么”。此外，社会科学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须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才能“开花结果”，才具有真正的研究价值和意义。由于会计哲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因此笔者认为国内会计哲学方法论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根本指导，同时兼收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精髓。唯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中国会计哲学的特色。由于会计哲学的社会科学的属性，会计哲学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以采用社会科学共性的研究方法。会计哲学是会计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因其应用性、跨学科性和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创造一种“独一无二”的具体研究方法或许很困难，还要继续探究。会计哲学不仅可以拓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使用范围，而且还可以充实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大厦。

二、回到库恩———对库恩“范式”理论的解读

通过对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的描述，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内会计哲学发展的困境。会计哲学在国内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兴到衰的阶段。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会计哲学发展迅速，会计工作者对这一研究领域颇感兴趣，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但是进入新世纪后，会计哲学发展几近停滞，科研成果比较匮乏。新世纪经济哲学、管理哲学等相关学科蓬勃发展，特别是管理哲学不但成为一个学科，而且在某些大学成为一个专业，甚至有了博士点。纵观会计哲学却发展的如此缓慢，甚至学者们对会计哲学是否是个学科尚未完全达成共识。这种现象值得会计理论和实践工作者深思。通过对相关文献的归纳、整理及现状描述，会计哲学的困境主要源于尚未形成完整统一的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要探讨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非常有必要对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范式”理论进行回顾和解读。“范式”指的是科学发展中的一种公认的体系、模式或框架。库恩认为已有的科学成就已经吸引了一批坚定的追随者；同时还有一些新问题加入该领域有待研究者后续解决，凡是具备以上两个特征的成就，就可以称为范式。[16]库恩指出科学共同体形成范式就具有了选择问题的模式和标准，在该范式下那些被选择的问题多数都能够得到解答。[16]因此，范式是一个学科领域走向成熟的标志。库恩同时指出科学共同体是有层次的，科学共同体是享有同一范式的团体，科学共同体与范式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范式”概念无论在实际上还是在逻辑上都很接近于科学共同体。[16]因此，笔者认为学科的研究范式也具有层次性。库恩也指出范式必然不同于规则，科学共同体可以在同一范式下遵循不同的规则各行其是。[16]因此，规则源于范式，即使不存在规则，范式仍可以指导科学共同体的科学研究活动。要了解会计哲学在国内的发展现状，非常关键的一步是看会计哲学是否具有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式。研究范式的形成是会计哲学向纵深发展并走向成熟的标志。如果通过研究能揭示或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研究者将能更好地理解会计哲学，把握会计哲学发展的脉络，了解会计哲学的研究重心，推动会计哲学的发展。

三、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探讨

吴国盛教授在《北京大学科技哲学丛书》总序中写到，国内某些学术界对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非常关注，但是忽视了学科自身的建设，惟有通过学科自身建设，学科的发展才能后继有人，才能把热点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研究推向深入，只有形成了本学科的研究范式，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17]因此，会计哲学只有形成了自己学科的研究范式才能为广大会计工作者所接受，才能推动这个学科的发展。李树财认为学科的研究范式可以被认人为界定，每一门学科的建立都起源于对该学科范围、对象、概念和体系的人为规定或界定。[18]目前会计哲学研究主要涉及财务会计领域，而现代会计有两大分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国内对管理会计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因此会计哲学应将管理会计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笔者认为构建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非常有必要，为此，结合时代要求和会计发展趋势，本文尝试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模型框架，为后续的研究方向和研究重心提供借鉴。会计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首先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内核，即，研究对象。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乔治•瑞泽尔认为库恩的“范式”是某一科学领域内获得最广泛共识的单位和关于研究对象的基本意向，它可以用来界定什么应该被研究，什么问题应该被提出。[19]因此，只有具备自己特殊的研究对象才能区别于类似学科。作者认为，会计哲学是从哲学的角度反思和研究会计问题，但又不是实实在在的会计实务问题，而是会计人员对会计领域的一些基本看法、观点及反思，是会计的规律性的东西。因此，正如于玉林教授所言，会计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会计的一般规律。[9]喻采平也认为会计哲学研究对象是探究会计活动的一般规律。[20]唐守朋等人认为会计哲学是运用哲学原理和方法研究会计的一般规律。[7]会计本质上属于经济管理活动，会计的一般规律寓于经济管理活动中。会计的一般规律必须要置于经济管理之中进行探讨。因此，会计哲学研究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一般规律就构成了会计哲学研究的宏观范式，即一级范式。只要研究者承认这一点，就可以汇集在会计哲学这个大学科下从事科学研究，形成最大的科学共同体。现代会计有两大分支———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因此，在会计哲学这个大学科下，研究者可以从事财务会计哲学方面的研究，也可以从事管理会计哲学方面的研究。此外，任何学科都有自己的发展历史，因此研究亦可以从事会计哲学历史的研究。会计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为会计哲学的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素材”。财务会计哲学、管理会计哲学、会计哲学历史构成了中观研究范式框架，也可以称之为研究层面的范式，或叫二级范式。虽然学者们从事的研究层面不同，遵循的规则不同，甚至相互竞争，但是仍然处在宏观范式（一级范式）的控制下，各个研究层面都有研究者在各自的认知框架下进行从事科学研究。中观范式（二级范式）之下是微观范式。微观范式是会计哲学中更加具体的研究领域，或叫研究领域范式，亦称三级范式。会计是理论性和实践性很强的社会科学，会计哲学的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根据前人关于会计哲学学科框架内容的研究成果，并根据学科发展及后续研究的需要，作者将会计哲学的具体研究领域细分为会计本体论研究领域、会计主客体论研究领域、会计方法论研究领域、会计目标论研究领域、会计核算论研究领域、会计监督论研究领域、会计预算控制论研究领域、会计分析评价论研究领域、会计信息化论研究领域、会计资金运动论研究领域、会计成本管理论研究领域、会计职业道德论研究领域和其他研究领域等13个领域。之所以设置“其他研究领域”，原因在于范式是开放的，需要为研究者留下后续的研究空间。作者据此构建了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三级层次框架模型（见表1）。从表1可知，宏观范式是会计哲学研究会计在经济管理中的一般规律，处于三级层次模型的最顶层。在这个宏观范式的下面有三个研究层面，这些研究层面叫中观范式（二级范式）。这些中观范式都处于会计哲学一级范式的界限内。宏观范式（一级范式）为会计哲学划定学科界限，界定学科的研究方向；研究层面范式（二级范式）则界定这个领域内各自不同层面的基本规律和理论。中观范式之下是具体研究领域的微观范式（三级范式）。每一个研究领域都强调了会计哲学研究的不同方面，界定了各个方面的研究重心。微观范式不同于宏观范式和中观范式，虽然微观范式代表学者们具体的研究领域，但这些研究领域并不能代表一种更为广泛的世界观，因此微观范式是二级范式的分支领域。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三级层次模型框架的特点是宏观范式统御中观范式，中观范式统御微观范式，宏观范式间接统御微观范式。研究者从事的研究层面和研究领域可能不同，但是只要承认一级范式，就可以获得“认同感”，就可以在“同一面旗帜”下“并肩作战”和“通力合作”，共同促进会计哲学的发展。

四、探讨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意义

研究范式问题是我国会计哲学面临的首要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助于避免无谓的学术争论和所谓的“创新”研究。[2]范式是科学研究共同体形成的前提，它作为“模型”为科学研究者提供“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并能从研究方法角度为科学研究提供方法论支持。[21]因此，范式对于会计哲学的常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构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具有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的意义。（一）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世界观意义。会计哲学的研究范式包含了对会计哲学基本问题的特有理解，成为会计哲学研究者开展各种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会计哲学研究范式是科学研究活动能够持续快速有序并向更远目标发展的重要保障，又为会计哲学科学共同体的研究工作顺利开展提供必要的可行性依据。（二）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价值观意义。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价值观功能主要表现在它会指引会计哲学科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奋斗目标。会计哲学范式的价值观功能还在于引导和激励研究者开展卓有成效的科研活动，从而逐步建立起该范式在学科领域内的统摄地位，不断推进科学共同体的工作向专业化、正规化和细微化方向发展。（三）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意义。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方法论功能是依据一定的思维模式，以公认概念、规则、定律为基础解决会计哲学研究问题的系统方法与工具。会计哲学研究范式不仅作为世界观功能提供基本理论和信念作用外，还能将会计哲学的相关理论和实践研究具体化、细致化和形象化，在方法论层面上给予科学活动予以支持。

五、总结与审视

会计哲学在我国作为一个学科来研究已经历了近四十年的时间，然而要追溯我国会计的发展历史，时间则更长。会计哲学要以会计为基础，从哲学的角度探视会计，研究会计。会计源远流长，然而我国的会计哲学发展缓慢，究其原因在于尚未形成共识性的会计哲学研究范式。库恩的范式理论告诫我们，一个学科要想获得发展并走向成熟，不同的研究者若要想获得彼此间的“认同感”，必须要形成普遍认可的学科研究范式。相关学科诸如经济哲学、管理哲学、法哲学等学科是如何发展成熟的？它们是如何从哲学的视角研究各自领域的？这些学科形成研究范式有什么“诀窍”？这些问题值得会计理论和实务工作者深思。因为有了管理哲学，管理学才更加大放异彩；因为有了经济哲学，经济学才更加有活力；因为有了法哲学，法学才更有严谨性。会计具有很强的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而解决技术复杂性和理论抽象性的办法并不在于会计的技术形式，只有全面揭示会计理论的哲学基础，才能深刻理解会计的经济实质。会计哲学是会计理论发展的最高水平，会计哲学通过对会计学认知的深化，从而实现会计研究的最优化。[2]可以说会计哲学是会计理论的“元理论”，唯有在会计哲学上取得突破才能为会计学的发展提供强大的理论动力。基于此，本文通过对国内会计哲学研究现状的简要述评，并根据库恩的“范式”理论，作者尝试构建了一个由宏观、中观和和微观构成的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三级层次框架模型。由于范式的开放性，笔者并不希望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设定一个固定的框架，仅此为会计哲学研究范式的探讨提供一个新的视角。研究中所构建的会计哲学研究范式框架有利于研究者能更好地了解会计哲学在我国发展的现状，把握研究重心，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点，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会计哲学的发展，进而促进会计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正德.会计哲学概论［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8：1-2.

述评范文篇6

所有的文明社会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发达程度不同的政治遗产与现实政治结构，因此，无论是就历史还是现实而言，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政治发展乃是与人类的政治生活相伴随的。于是，人们对于人类自身政治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观察、分析和研究，在事实上也就是一种政治发展研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治发展问题乃是人类政治生活始终面临的基本问题，而政治发展研究也就很自然地成了政治科学永恒的主题。然而，在政治科学当中，真正有意识地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的兴趣，却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首先在美国形成的。正如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建树颇丰的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和乔治·I·多明格斯（JorgeI.Dominguez）所说的：“政治发展的研究起源于50年代，但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只是60年代的事情。”所以，在“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的词汇和概念库中还是个新来者。”（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从内容来看，“政治发展是政治关系的变革和调整”，“同时也意味着政治关系各种外延形态和表现形式的发展变化。因此，它包括政治行为性质、主体、方向、方式的变革和调整，政治体系性质、基本构成和运行方式的变革，政治文化取向、观念、情感、态度、认识、思想、理论规范的变革和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讲，发展是全部社会政治的变革和调整。”（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现代政治发展一般采取“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两种形式。（注：王浦劬主编：《政治学基础》，第3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政治革命是政治关系的根本性质变过程，是从根本上否定和彻底改变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与政治文化等等，而用一种新的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模式取而代之；政治改革则是在保持既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主体基本不变的前提下，针对现存政治关系、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的自我完善和改进，属于政治关系的量变。1978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的这种改革是一种全面而深刻的改革，也是一种整体的社会发展，是社会主

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包括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党的十四大又提出了要在我国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五大又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正在向纵深发展。就政治改革和发展而言，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任务还相当艰巨。而在充分认识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性时，首先来考察一下当代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若干见解又是不无益处的，其某些理论观点和主张对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也颇有启迪意义。

一、政治发展研究概况

从实际内容来看，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政治发展的若干主题就已经成了一部分学者的研究重点。例如，随着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殖民主义和殖民统治在世界上的绝大部分地区广为盛行，殖民统治给殖民地带来了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方面的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后果，而随着殖民地人民的觉醒和民族解放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亚、非、拉地区相继诞生了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殖民主义并没有结束，在许多地方，形式上的老殖民主义已经破产了，但实质上的新殖民主义仍然在大行其道。而当时西欧和北美及部分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对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历史与现实的各种研究和探讨，事实上就主要涉及到了政治发展的内容。但就有意识地专门从事政治发展主题研究而言，50年代以前的有关政治发展内容的研究，仅仅只是其他主题研究的一个必然的副产品。

自觉的政治发展研究热潮之所以在5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绝不是偶然的。很明显，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计划的实施，发展研究逐渐成为显学的情况下，由发展研究直接促动和引发的。正如阿尔蒙德（CabrielA·Almond）所说的：“第三世界发展研究获得了一系列成果，并使整整一代政治科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赢得了声望。”（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437.）既然政治发展研究主要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研究所推动的，那么可以肯定地说，它和发展研究共享了导致它们产生的历史和背景。这就是：首先，亚、非、拉一系列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不仅面临着发展经济、消除贫困的问题，而且还有一个政治制度的选择和建立以及政治制度的有效运作问题。西方发达国家为了继续在实际上对这些国家予以控制和施加影响，使其倾向于资本主义阵营，从而更加全面地推行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政策，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

这些新兴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上，还必须同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结构现状和现实政治需求，并尽可能地将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文化观念向这些国家输入，才有可能取得较为满意的结果。其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主义在一系列国家取得了胜利，广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发展道路都是比较独特的，并对亚、非、拉第三世界的许多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也颇有吸引力。无论是从“冷战”政策，还是就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控制和影响而言，西方发达国家在实践上都需要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状况的理论研究。由此不难看出，有意识的政治发展研究的出现与发展研究的产生，在开始都是为了适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战略与世界霸权的需要，基本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推行的对外政策的直接产物。

这样，联系到当时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学术理论背景，我们至少可以指出，下述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成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知识起源，即：第一，社会进化论和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发展理论。就社会进化论而言，是以孔德、滕尼斯（FerdinandToennies）、杜尔克姆、韦伯、帕森斯等人的学说为主线的。从发展理论来看，既有以社会进化论为理论基础的现代化理论，同时也有现代化批判理论，如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第二，就政治学本身而言，国际政治研究、比较政治学研究、政治文化研究等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直接的促进作用。

而亨廷顿和多明格斯在谈到政治发展研究之所以在60年代迅速发展时，强调了区域研究的发展和政治学的“行为主义革命”。他们说，在60年代这10年中，论述政治发展的意义、用途、顺序、危机、原因、结果、模式、范围、组成成分和理论的文章和书籍，如雨后春笋，随处可见。他们认为，“这一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股学术活动潮流汇合在一起的结果。一是40年代末和50年代区域研究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研究比较政治的学者反映当时的政治条件，把注意力几乎完全局限于西欧和北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主要大学都制定了区域研究计划，用以扩大美国的知识和了解这些国家和大陆。在各主要基金会的积极鼓励和支持下，教授们和学者们来到了先前是奇异陌生的土地，他们写出的东西很快就成了论述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和机构的巨大文库。”而同时，“促使研究政治发展的第二股潮流，来自以后称之为政治学的‘行为革命’。这就须把理论的严密性与经验研究相结合并通过系统的多国比较来考验普遍性。要求理论严密的愿望促使政治学家插足并从当代主要的心理分析学派那里吸收了诸如结构、功能、输入、输出、反馈和体系这样一些概念。这些概念给政治学家提供了可以在分析和比较不同国家的政治中运用的系统的框

架。”作为例证，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提到了在这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政治发展著作，即阿尔蒙德和科尔曼（JamesS.Coleman）及其同事的《发展中地区的政治》（ThePoliticsoftheDevelopingAreas），伦纳（DanielLerner）的《传统社会的消逝》（ThePassingofTraditionalSociety），以及多伊奇（KarlW.Deutsch）的《社会动员和政治发展》（SocialMobiliz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48—149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是政治发展的酝酿发育时期，由于受研究和发展援助实践的促动，一部分政治学家，例如戴维·伊斯顿（DavidEaston）和丹尼尔·伦纳等人，开如有意识地从事政治发展研究。但从总体上看，这期间的政治发展研究尚未成为政治科学研究的真正热点，学术活动也并不活跃。

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是政治发展研究的活跃期。这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科学中备受重视，许多学者投身其中，不少人因此而成为政治学大家，如亨廷顿、阿尔蒙德、派伊（LucianW.Pye）、宾德（LeonardBinder）、科尔曼、拉巴隆巴拉（JosephLapalombara）、维巴（SidneyVerba）、韦纳（MyronWeiner）、李普塞特（SeymourMartinLipset）、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卡特莱特（PhilipsCutright）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发展研究学者特别重视从不同的侧面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宏观的理论探讨，发表了一系列著作。而其中，“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CommitteeonComparativePoliticsoftheSocialScienceResearchCouncil,简称SSRC）对政治发展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该委员会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不仅需要有多种经济政策的结合运用，而且也需要具有动员和提高各种人力与物力资源的政治制度。”在第三世界的发展中，“政治变量与经济变量同样重要。”因为，“若没有政治的发展，也就不可能有经济的发展。”（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

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441.）因此，该委员会主持并出版了有关政治发展专题研究的系列著作，共九卷，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沃德（RobertE.Ward）和罗斯托（DankwartA.Rustow）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ModernizationinJapanandTurkey），拉巴隆巴拉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andPoliticalDevelopment），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CultureandPoliticalDevelopment），拉巴隆巴拉与韦纳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PartiesandPoliticalDevelopment），宾德、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人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该丛书的第8卷（1975年出版）是由历史学家梯利（CharlesTilly）主编的，主要处理从一种经验性的历史视角抽取出来的政治发展主题问题，第9卷是由格劳（Grew）领导十余位历史

学家共同完成的（1978年出版），主要是验证与美国和绝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历史经验相对的危机与后果假说。此外，该委员会的这项政治发展研究计划的实施也包括了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CivilCulture:PoliticalAttitudes&DemocracyinFiveNations）。（注：ibid.,pp.441—444.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有学者认为，“比较政治委员会”主持编订的这套丛书“大大地丰富了政治发展理论建构的材料来源，同时也反映出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工作达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8—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家还出版了至今仍然具有重大影响的政治发展研究专著，如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Powell,Jr.）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Politics:ADevelopmentApproach）——该书初版于1966年，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ComparativePolitics:System,ProcessandPolicy），派伊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ofPoliticalDevelopment），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Order

inChangingSocieties）等。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虽然也是多从一些重要的政治现象和实际问题入手的，但其主要特色却是倾向于较为抽象的理论探讨，寻求政治发展的一般模式建构，以期能够对第三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实践有所帮助。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步入了低迷期，没有什么大的发展。甚至有学者断言，自从“比较政治委员会”出版了一套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之后，“政治发展之理论研究工作陷入了衰竭期，后来的发展论者只能在上述丛书所建立的发展理论中做不太重要的修补工作，或重新予以解释，或运用前人的理论架构研究和印证实际的政治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这一时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已经不是去建立具有普适性的一般政治发展理论和模式了，而是强调了实证分析的重要性。“政治科学家转而寻求建立更具经验基础的相关理论，着重较低抽象层次的实际工作，其显著效果有二方面。第一，政治科学家致力于公共政策之研究。1969年，伊斯顿在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时，即曾强调政策研究的重要性。第二，在方法论上，重新强调经济学的重要性。从这种趋势的演变，一方面可以看出理性主义的理论已逐渐增加其重要性，另一方面可以看出‘发展的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ofDevelopment）已在7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出公共政策研究途径，而且政治科学家企图以经济学的‘理性选择’（rationalchoice）的实际观点取代社会学的抽象理论，此亦已成为公共政

策论者的普遍主张。”（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0—11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笔者以为，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70年代中期以后之所以进入了低迷期（或者衰竭期），是和西方发展理论和发展研究本身的理论发展变化密不可分的。因为，既然政治发展研究是在发展研究的直接促动下产生的，其兴衰荣辱便不能不或多或少与发展研究的状况相关。对此，我们不妨联系到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来略作说明。而对于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流派的划分，不同的学者见解殊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认为，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政治发展分析至少有三个重要学派。体系功能方法把体系理论要素与结构功能主义相结合。源出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分析并深受其影响”，它反映在诸如伊斯顿、阿尔蒙德、宾德等人的著作中；“社会进程方法试图通过对国家社会进行比较的定量分析，把政治行为和进程与诸如城市化、工业化和传播媒介的日益利用等社会过程联系起来。”这反映在伦纳、多伊奇、卡特莱特等人的著作中；“比较历史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代表了较为传统的方法与热切追求系统严密性的努力的结合。”这反映在李普塞特、亨廷顿、罗斯托、艾森施塔特等人的著作中。发展理论家索姆吉（A.H.Somjee）认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存在四种研究倾向，即“纯粹论”、“相互关系论”、“整体论”和“放逐论”（实际上

是指主要由第三世界国家的学者所创立的依附理论以及世界体系理论）。（注：A.H.Somjee,DevelopmentTheory:CritiquesandExplorations,MacmillanAcademicAndProfessionalLTD,1991,atChapterⅠ.）但我还是赞同英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韦伯斯特的观点，（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五章“政治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年。）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基本上是两大学派（或三大流派），即现代化理论学派和不发达理论学派（包括依附理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在这一时期的绝大部分时期，政治发展的现代化理论占据绝对优势地位，但在60年代后期，现代化理论本身却受到了不发达理论的猛烈批判，这种批判当然也在政治发展研究中有所反映，就连阿尔蒙德也承认这一点，并在一篇文章中用大量篇幅对不发达理论的政治发展研究作了分析，同时也为政治发展中的现代化理论作了有力的辩护。（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p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wnAndCompany,1987,pp.444—468.）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现代化论者一

般都认为，“政治现代化过程是同建立一个民主化的民族国家的过程相联系的”，而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当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或政治现代化的样板与目标。正如韦伯斯特所指出的，在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中，持现代化理论观点的学者很多，他举出李普塞特、艾森斯塔特和克尔作代表，并说：“他们三人都认为，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与政治结构的发展相联系的，而且实际上要求政治结构同步地走向多元化。李普塞特列举了某些历史资料，说明民主制度与工业增长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艾森斯塔特则强调职业的日益分化和人们的地理流动与社会流动对社会的影响，他认为，这种分化与流动使社会变得更复杂，更需要参与，人们在社会中更热衷于争论、批评，对政府的要求更高。艾森斯塔特说：‘越来越广泛的阶层更多地参与社会的重要事务和参与公民秩序，可被视为现代国家建设的两个基本特征，它们标志着一种新型的、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更开放的实体的建议。’克尔则认为，社会成了国家，这些国家是建立在多元化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的；所有国家的情形都是如此，包括共产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终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采用西方成熟工业国家的那种结构。工业化的技术力量将把一切意识形态分歧荡涤殆尽，各种社会将进

入‘现实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国家就是各种权力成分之间的协调者。昔日的阶级冲突不复存在；劝说、推动和示范成为日常生活的秩序；战场在走廊里，而不在街上；备忘录、警告代替了流血斗争。政体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就将这样实现，所有的国家都致力于公正的民主原则，并通过合理的科层制度来协调社会的利益。”（注：［英］安德鲁·韦伯斯特：《发展社会学》，陈一筠译，第91页、第92页，华夏出版社，1987年。）然而，政治现代化理论在实践上却没有获得它的阐释信奉者所期望的成功，在许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建设中途夭折，陷入政治动乱，并且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这种现实也削弱了现代化理论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的影响。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也指出了在政治发展研究中现代化理论的缺陷。他说，人们一般都认识到，“第一，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理论，对于多学科特质的发展问题，只做了口头服务，而且政治科学家和社会学家倾向于做非历史的研究，其忽略经济因素的影响，颇令人遗憾。第二，现代化理论不能了解及解决国际社会中‘有’（富）和‘没有’（贫）国家之间的极端不平衡的财富分配问题。换言之，现代化理论不能说明及解决进步工业国家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逐渐扩大的

贫富差距。在‘联合国第一个发展十年的国际发展策略’（TheInternationalDevelopmentStrategyfortheFirstUnitedNationsDevelopmentDecade）（196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实施的后半期，发现不能解决落后国家的贫穷问题，悲观主义随之弥漫。”（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1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

在现代化理论受到批判、影响而被削弱的同时，用来批判现代化理论的不发达理论本身却并不具有理论建构的能力，它对政治发展并没有一套具有普适性的建设性主张。于是，政治发展研究在这种尴尬的境地中在理论模式的探讨上便没有什么进展，而转向对政治现象的经验事实的解释则成为摆脱困境的基本出路。虽然从一般理论模式的建构方面看，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处于低迷期，但从它转向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选择的研究这种比较务实的情况来说，仍然是政治科学中一个比较活跃和有前途的领域，因此，似乎不能说从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发展研究已经到了“衰竭期”。

二、政治发展的内涵

那么，政治发展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由于学者们的认知兴趣、分析框架、参照系统和研究目的各不相同，因此，对于政治发展的理解是各不相同的，彼此之间的歧义颇大。派伊认为：“政治发展包括三种要素：第一，是人口发生变化，从臣属地位转变到对社会有贡献的公民。随之而来的是大众参与之扩张，对平等原则逐渐增加敏感性，及对普遍法律的接受。第二，是政治系统之能力增强，政令能贯彻深入地方层级，控制人民之间的争端，应付及满足人民之需求。第三，是政体组织结构的分化、功能愈趋专化，及各种制度和组织之间的整合。”（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5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他还认为，“一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高，且能达致平衡状态；反之，未发展的政治体系，其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程度必低，结果必会导致政治衰退。”（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5—26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尼德勒（MartinC.Needler）认为，“假如政治发展有二个面向，一是维持宪政完整，一是参与之程度，而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程度，在原则上可由宪政和参与共同所得的单一分数来代表。那末，政治发展的分数，将是宪政分数和参与分数之间的中项（middleterm）。”（注：陈鸿

瑜：《政治发展理论》，第28—2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阿尔蒙德从三个方面来看待政治发展：首先是政治文化的世俗化，这主要是指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观念的变化，即某种政治文化成为普遍化的、大众化的政治文化。其次是政治结构的分化。在分化当中，政治“角色发生变化，变得更加专门或自主化，出现了新型的专门角色，出现了或创造了新的专门化的结构和次体系。”而所谓“角色分化和结构分化，不仅仅是指新一类角色的出现和旧一类角色的变化，而且包括角色之间或结构之间相互关系上可能发生的变化。”最后是政治决策能力和贯彻政策能力的提高，即政治体系扩大其政策作为的能力的提高。（注：［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第22—2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

在《政治发展的诸方面》一书中，派伊把不同学者对政治发展的内涵的理解归纳为十个方面，即：“1.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政治前提，是适应并促成经济发展的政治条件或政治形式的生成过程。2.政治发展是工业社会典型政治形态的生成过程。工业生活使政治形态出现许多相同之处，因而不管是否实行民主政治，所有工业社会都有一套相同的政治行为模式和施政标准，这套标准就是政治发展的状态。3.政治发展是政治现代化，而这种政治现代化又是以西方的现代政治形式为参照标准的。4.政治发展是民族国家的运转和建设过程，政治发展首先是一种国家政治制度中的民族主义政治形式。5.政治发展主要是国家行政与法律方面的发展，即现代行政组织、行政秩序与法制的发展。6.政治发展是政治动员与政治参与的过程。政治参与一般是自下而上的，而政治动员则是自上而下的，但二者只要达到了一定的程度，都能达到政治发展的目的。7.政治发展即是建设民主政治。8.政治发展是一种稳定而有序的政治变迁，是一个社会能够理性而有目的地控制政治过程，引导社会变革的方向。9.政治发展是政治系统的能力的提高过程，其中主要是指政治动员和权力行使能力的提高。10.政治发展是多元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注：引自王元：《西

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0—71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

在为格林斯坦（FredI.Greensltein）和波尔斯比（NelsonW.Polsby）共同编辑的《政治学手册》（HandbookofPoliticalScience）撰写“政治发展”词条时，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指出，由于学者们对政治发展较为关切，因而也促使他们为“政治发展”下定义，于是“定义以惊人的速度涌现出来”，但在他们写作的词条中，他们对“政治发展”这一词汇“一般从四种不同的方法加以使用”。这就是：（1）地理的。“实际上这是关于发展中国家，即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较穷或者工业化较差的国家的政治的一种简化方法。从这一意义上讲，差不多对这些国家的政治某个方面的任何研究，都可冠之以对政治发展的研究，即便所使用的主题、概念和方法实际上可能与研究一个‘发达’国家的政治所使用的相似。这样，在坦桑尼亚，调查研究公民对他们政府的态度往往被称之为对政治发展的研究，而在英国使用的同样的调查表则就不是”。（2）派生的。在“这里，政治发展被认为是指更为广阔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方面和后果。”（3）目的论的。在“这里，政治发展的定义是朝向一个或更多目标或代表政治体系的状态的运动。在某些情况下，政治发展据说还涉及向若干不同的目的的运动，而任何一个目的也许只有在实现其他

目的的过程中作出某种妥协才有可能实现。这就使政治发展成了包含若干固有矛盾的概念。或者说，如果政治发展就意味着朝着一个特定方向的运动，那么这种运动（例如民主化）通常就已经有了一个完美的名字，这样，政治发展就变成了多余的标签。在各种各样目的中，被视作是与政治发展为一体的运动，有民主、稳定、合法性、参与、动员、制度化、平等、能力、变异、个性、渗透、分配、结合、合理化、官僚主义化、安全、福利、正义、自由，等等。在许多情况下，朝着这些目的的运动含蓄地或者明白地被看作是较为普遍的现代化进程的一部分。在另一些情况下，现代化与政治发展是严格区分的。后者被看作政治组织和程序的制度化，可以出现在现代社会或过渡社会，并且常常由于与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经济变化而遭到破坏，导致‘政治衰败’”。（4）功能的。在“这里，政治发展被看作是朝着现代工业社会所特有的政治的一种运动。也许人们可以争辩说，这样一种社会需要某些类型的政治进程、价值、领导和制度，或者至少可以说，如果这种社会具有比其他类型更适合的某些类型的政治，那么它就能更有效地发挥其功能。……从这一意义上讲，政治发展不是现代化的政治结果，而是一个有效发挥功能的现代社会的政治必需。

”（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1—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

由此可见，政治发展的内涵是相当丰富而难以准确加以定义的。但笔者认为，我国台湾学者陈鸿瑜在总结国外众多学者对政治发展的看法和理解的基础上，对政治发展所作的概念界定，相对而言却是比较充分、全面而准确的。他认为：“政治发展的概念可界定为一个政治系统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其结构渐趋于分化，组织渐趋于制度化，人民的动员参与支持渐趋于增强，社会愈趋于平等，政治系统的执行能力也随之加强，并能渡过转变期的危机，使政治系统之发展过程构成一种连续现象。”（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30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而我理解，在这种政治发展当中，最为核心和关键的，或者说政治发展的主要内容又可以这样来概括，即亨廷顿所主张的政治制度化程度和政治参与的水平，再加上法治（法制）的完备与发达状况。也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在对政治发展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主题也就比较明确而集中。

三、政治发展研究的主题

纵观整个政治发展研究，其所有的论著几乎都是围绕两个主题而展开的，这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无论学者们在政治发展研究中关注的具体内容如何，基本上都可以归入这两大主题之中，这其中既有对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的内涵的探讨，也有对如何走向政治民主和稳定的途径的分析设定。如果有进一步考察的话，大致说来，60年代的政治发展研究比较重视政治民主，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的政治发展研究偏向于政治稳定，而70年代中期以后的政治发展研究似乎更多地强调了二者的协调发展。

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指出的：“政治发展的讨论常常集中于讨论朝什么发展，而不是发展什么。这两个‘什么’发展曾是广泛分析的题目，它们就是政治民主和政治稳定。”“政治发展的早期分析文章往往倾向于把政治发展进程界定为朝向政治民主的进展。而民主发展反过来又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有关。”（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为许多学者相信“政治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必要前提。”（注：［美］西里尔·E·布莱克、杨豫：《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显然，把政治发展看作是向着政治民主转变的一个过程，乃是发展研究中的现代化理论的逻辑与主张在政治发展中的反映。

于是，在60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援助下，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相继进行了政治民主试验，这种试验有时被称为“民主式的民众主义”（DemocraticPopulism）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十余年中，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都采取这个战略。在大多数新兴的非洲和亚洲国家中建立了议会民主制度。在拉丁美洲，人们也很尊重民主。美国和西欧过去的殖民主义国家开始采取各种方案，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赠款或贷款，以促进它们的发展和现代化，总而言之，在鼓励他们引进民主、议会制度和市场经济，也就是资本主义经济。”（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然而其结果却令人非常失望，政治民主不仅没有真正得到实行，而且试验的结果还极大地破坏了经济状况，造成了社会动荡。首先，“在60年代，非洲的民众主义政权一个接一个地垮台了，取而代之的是无视法制的、腐化的政治机器。在60年代末，许多文官政府在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取代它们的是腐化的军人政权。”阿尔蒙德认为，“在黑非洲和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民主实验的失败，主要是由于它们没有完成首先建立民族国家和促进经济增长这一首

要任务，它们在政府没有能力的情况下就想实现人民参政，还没有生产出产品就想分配。”他以加纳为例说明：“从1960年到1966年，加纳处于恩克鲁玛统治下。在这期间，按人口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上没有增长，分配越来越不平均，政府借了大量的外债，外汇储备几乎枯竭，出现了通货膨胀和腐化现象，所有这一切导致了恩克鲁玛政权的倒台，取而代之的是军人独裁。”（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4—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其次，“在这段时期，拉丁美洲的民主实验也失败了。出现了尖锐的冲突：一方是乡村的地主阶级和城市的工业权贵，另一方是要求参政和较公平地分配利益的民众主义运动。每当这些民众主义运动威胁要夺取或者实际上已经夺取了政权的时候（如1961年的巴西，或1970年至1973年智利的阿连德统治时期），就会发生加剧的政治紧张和骚乱，就会出现通货膨胀和夺取土地的现象。这些现象导致了危机，在危机中军人推翻了政府，并中断了宪法的实施。”（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

3年。）最后，这种政治民主实验的严重后果在亚洲一些国家也未能幸免。阿尔蒙德指出：“在1966年军事政变之前，苏加诺统治下的印度尼西亚走的是左倾道路。反对党没有遭到镇压，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力量和影响得到了壮大，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企业被收归国有，然后在1966年就发生了军事政变。印度在这一时期的经验表明了民众主义发展战略的后果。从1960年到1972年，印度按人口计算的增长速度只稍高于1％。全国收入的份额从20％降到14％。印度解决不了这么多的问题。因此在英迪拉·甘地第一次任总理时，从1975年到1977年中止了宪法规定的自由，宣布了紧张状态。在这段镇压和权力集中期间，政府作出努力来增强政府效能，改善经济活动，并解决不平等问题。”（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5—3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许多政治发展的研究者之所以特别强调政治民主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都深信，政治民主与经济的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当然，其相关程度可能有所不同），即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政治民主的发展，而政治民主的进步又会促进经济的增长。阿尔蒙德就认为：“政治经济增长、发展、现代化、进步，不管如何称呼，都包含着由四个因素支配的积极和向前发展的运动，即包括四个变量：两个政治变量，两个经济变量。”这两个政治变量就是“政府能力（或权力）”与“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由于权力（Power）及参政（Participation）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P”，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P”。两个经济变量则是“经济增长（或财富）”和“分配（或福利）”由于财富（Wealth）及福利（Welfare）的英文的首字母均为“W”，故这两个变量又叫做两个“W”。他认为，“一个政治和经济都较发达的国家，其政府能力、人民参政程度、国民生产总值及其分配的平均程度，都是比较高的。”（注：［美］阿尔蒙德：《发展中的政治经济》，载［美］塞缪尔·亨廷顿等著：《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61页、第362页、第36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而派伊也坚决主张“民主政治有助

于经济发展。反对那种专制和集权体制有助于经济发展的论断。”（注：引自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第一辑），第75页，学林出版社，1989年。）李普塞特的研究表明，“民主制度的存在与高水平的经济发展之间有着高度的相互关系”，而鲁塞特、达尔、卡特莱特、麦克龙和克纳德、纽鲍尔、迈尔和杰克曼等人后来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但同时又表明，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很可能不是直线型而是曲线型的，即“在经济发展中至少存在一些界限，越过界限，拥有民主政权的社会的概率极大，同样，越过这一界限，这种概率也不会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大大增加”。甚至有人还精确地指出，“当社会通过人均收入达到1960年时的300至600美元这一过渡地区（或者说界限）时，民主也许就会出现。”（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3—15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然而，在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实验又的确失败了，这又如何解释呢？学者们认识到，关于政治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高度相关关系在“事实上只是在1830年至1930年这一百年过程中，在西欧和北欧的一些国家确立的”。这种关系并不一定与发展中

国家的现实相符合，因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现实情况既与西方发达国家刚开始工业化时不同，更与发达国家的现状相差甚远，在发展中国家普遍缺乏有力且高效率的政治组织和机构，其政策贯彻能力很差。更何况，在事实上，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之间也存在着负相关关系。（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4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因此，乐观主义的民主优先论并不是特别有道理的。

于是，一些政治学家提出，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来说，关键的前提性要素并不是政治民主，而是政治稳定，只有在稳定有序的社会安定状况下，无论是经济的还是政治的进步才有可能。因此，在60年代后期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认为，政治稳定的重要性已经超过了政治民主的重要性而居优先地位。至少在这一阶段，政治发展研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亨廷顿“已脱离了上一阶段对民主之强调，而着重于秩序”。（注：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9页，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政治稳定主要涉及到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持。正如亨廷顿和多明格斯所言：“总的来说政治稳定这一概念占主导地位的是两个因素：秩序和持续性。第一个因素意味着政治体系相对来说不存在暴力、武力、高压政治和分裂。第二个因素认为稳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关键成分相对来说不发生变化、政治发展不发生中断、社会中不存在希望政治体系来个根本改变的重要社会力量和政治运动。”当然，政治稳定“不一定意味着政治体系的所有成分都不发生变化。它指的是相对的持续性和政治体系的一些比较基本和主要的成分，如基本的政治价值、文化和政治的基本的组织（或制宪）结构，不发生变化。”（注：［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

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第155页，商务印书馆，1996年。）在60年代末以后的著作中，亨廷顿特别强调，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发展（甚至更广泛的社会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首要步骤，应当是建立起具有权威的政治结构，保证建立和维持必要的公共秩序。他在引用麦迪逊的告诫（“组织起一个由人统治人的政府，极大的困难是：首先你必须使政府能控制被统治者，然后还要迫使它控制其本身。”）后说：“在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政府连第一项职能尚不能行使，何谈第二项。首要的问题不是自由，而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公共秩序。人当然可以有秩序而无自由，但不能有自由而无秩序。必须先存在权威，而后才谈得上限制权威。在那些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恰恰缺少了权威，那里的政府不得不听任离心离德的知识分子、刚愎自用的军官和闹事的学生的摆布。”（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7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

然而，从终极意义来看，无论是权威的建立还是秩序的维持，其本身并非真正的目的，而是手段，是实现更高级的价值目标的前提。而绝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个更高价值目标，便是政治民主。因此，民主的精神不死，从事政治发展研究的政治学家即使在强调秩序和政治稳定时，也没有放弃对民主的追求与向往。正如亨廷顿所指出的，在政治发展研究中，“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这一领域的学者主要专注于民主的先决条件和民主制的发展，这里的民主几乎完全是按西方的模式定义的。60年代后期，据许多观察家指出，研究发展问题的政治学家格外注意到政治秩序与政治稳定问题。这种状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到80年代初，向民主制过渡的问题才又引起重视。”（注：［美］塞缪尔·亨廷顿：《发展的目标》，载亨廷顿等：《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第332—333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

由此可见，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确构成了国外政治发展研究的两大主题。而政治稳定之可得与政治民主之进步，又是与克服政治不稳定、政治危机与政治动荡结合在一起，或者同步行进的。派伊在其名著《政治发展的诸方面》（1966年）一书中，以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比较政治委员会”在其主持下并于1971年出版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第7卷，即《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中，都提到处于政治发展过程当中的社会，可能会遇到五个方面的问题或者说五个“发展危机”，这就是民族（或国家）认同危机（Nationalindentitycrisis）、合法性危机（Legitimacycrisis）、参与危机（Participationcrisis）、政令贯彻危机（Penetrationcrisis）和分配危机（Distributioncrisis），派伊认为这五项危机可以用整合（成一体化）危机（Integrationcrisis）来概括。（注：CabrielA.Almond,"TheDevelopmentofPoliticalDeveloment",inMyronWeinerandSamuelP.Huntington(ed.),UnderstandingPoliticalDevelopment,Little,BrounAndCompany,1987,at442—443；又可参见陈鸿瑜：《政治发展理论》，第148—149页；王元：《西方政治发展理论述评》，载夏征农主编：《西方学术思潮论丛

》（第1辑），第79—80页。）只有在克服了这些危机之后，才有可能实现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笔者以为这几项危机实际上所涉及的也不过是权威的确立、秩序的维护与民主的进步这些问题，它们本身当然也属于政治稳定与政治民主的范畴。

四、政治发展研究的启示

国外的政治发展研究在其主题方面虽然相对集中，但其实际包含的内容却是相当丰富的，其若干见解和观点对于今天我们加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具体而言：

启示之一，在进行民主政治建设时，必须首先建立、保持和维护比较稳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状态，加强对政治民主化进程的规划与指导，清除政治动荡和动乱，只有在这样一个相对安定而和平的环境之下，才有可能逐渐推进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事实上，政治民主与政治稳定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联系而不可分离的，政治稳定是实现政治民主的必要前提，获得政治稳定的过程也同时就是政治民主化过程的一个方面。而且，政治稳定不是政治停滞，而是一个动态的平衡状态，随着政治民主化的推进，它也可以随之达到更高一级层次的稳定状态。因此，真正良性的政治发展是同时包含了政治稳定和政治民主的，二者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在价值追求上，自由、民主与秩序处于同一位阶，在这里并不存在优劣高下之别。

启示之二，政治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决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而且必须同时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的统一和权威性。正如前面我们已经大量引证的，阿尔蒙德早已全面概括了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照搬西方式民主政治模式的普遍性失败。亨廷顿也坚持各国自行选择政治发展道路和模式，在谈到政治现代化（可以作为政治发展的同义语）时，他就明确指出：“政治现代化的含义还包括，民族国家享有的对外主权不受他国的干扰，中央政府享有的对内主权不被地方或区域性权力所左右。它意味着国家的完整，并将国家的权力集中或积聚在举国公认的全国性立法机关手里。”（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英国著名现代化理论家维基·兰道尔（VickyRandall）和罗宾·西奥巴尔德（RobinTheobald）认为，“亨廷顿坚持从第三世界各国存在的实情出发来看问题，比起早期的诸种现代化理论来，这是沿着现实主义道路向前迈开了一大步”。（注：转引自［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沈宗美“中译本序”第6页。）

启示之三，政治发展是与法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在前面我们引证的派伊对西方学者关于政治发展内涵的理解的十个方面中，就包含了法治的成分。亨廷顿在论及政治现代化的权威合理化时也强调，现代政治权威的有效建立“这一变化意味着，政府是人的产物而不是自然或上帝的产物，秩序井然的社会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来源于人的最高权威，对现存法律的服从优先于履行其它任何责任。”（注：［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第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罗纳德·J·奥克森指出，“政治发展，它与民主国家——有主权的政府的兴起有关，每个国家有适当的管理机构（官吏体系）、政治机构（竞争性政党和代表性议会）和法律机构（统一的法院制度）。”他并且认为，政治体制的建立是伴随着法规选择的，为此进行了详细论证。（注：罗纳德·丁·奥克森：《互惠：一种颠倒的政治发展观点》，载V·奥斯特罗姆、D·菲尼、H·皮希特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抉择》，第108及115—117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法律成为政治发展的内在要素和需求。法律对于政治发展的这种积极意义，也为与政治发展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处于同一时期的法律与发展研究运动

的学者（特别是其中的现代化理论者）所强调，他们认为“现代法律是政治发展的一个基本因素”，因为政治发展“并不仅仅意味着一个强大的中央国家的出现，而且还意味着自由民主政府的建立”，而法律便是“对独裁的国家行为的主要限制”，同时，法律自身还具有自由民主社会所珍视的价值如公平，并保卫着这些价值，“现代法律的发展也必然意味着在社会规范的形成和特殊的个人权利的保障方面更广泛地参与这些自由目标的实现。”（注：DavidM.Trubek,"TowardaSocialTheoryofLaw:AnEssayonthestudyofLawandDevelopment",inTheYaleLawJournal,Volume82,Number1,November1972,at8.）

述评范文篇7

一、活动缘起

20**年7月，换届刚结束，许多新上任的村干部纷纷燃起“头把火”，工作劲头很足，但也暴露出一些矛盾和问题，如缺乏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工作任务，有些村支部与村委一时难以磨合，工作协调难。街道党工委对症下药，围绕“制定目标要求延续性、论证项目讲究科学性、落实承诺注重实效性”的工作思路，专门组织了“新上任村干部创业承诺”和“新上任村干部就职宣誓”活动。全街道170多位村干部就经济发展、民主决策、班子和谐、联系群众、化解矛盾等八方面作了郑重承诺。承诺目标以“责任书”的形式在全体党员、村民代表会上宣读，并当场接受与会党员、群众的质询和监督。同时，规定各村（居）每月召开一次创业服务承诺进展情况汇报分析会，每季进行一次督查通报，确保承诺的有效落实。

两年来，街道党工委将创业承诺作为加强村级组织建设，推动农村工作的有效抓手，及时调整创业内容，进一步规范工作程序，坚持分类指导，注重典型引路，切实抓好承诺内容的落实。并总结出“定诺、承诺、示诺、督诺、评诺”五步工作法。即(1)定诺：个人先提申请，交党工委审核确定。(2)承诺：承诺人在村级会议上进行公开承诺。(3)示诺：将承诺书在村务公开栏进行公示。(4)督诺：街道党工委每季度组织一次督查。(5)评诺：召开述评会议，进行量化考核。

临近换届，基层组织开始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部分村班子存在“不强、不合、不廉、不公、不良”等现象，有的村干部存在“占位置、不管事、守摊子、等换届”等心态，严重制约了村级组织建设，进而影响了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街道党工委决定认真落实“评诺”，即开展“创业述评”活动，在村干部中全面树立起“共事是一种缘分”的合作意识、“工作是一种机遇”的作为意识、“村官是一种责任”的为民意识。其动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一是促使村级干部回顾创业承诺、理清发展思路的需要。“创业述评”活动的开展，是村干部“创业承诺”的一个延续，是对村（居）干部工作成效的一次全面检验，可有效地促使村干部对自己两年来的工作进行一次回顾、总结和思考，清楚自己为村里、为群众做了哪些实事，当时承诺的哪些事项尚未完成，并提出整改措施和工作思路，逐步形成“对照承诺找差距，及时整改促提高”的工作氛围。

二是促使村级干部认真履行职责、提升自身素质的需要。村干部任职以来，有些较好地履行了承诺的事项，为村里实实在在做了一些工作，得到了群众的充分肯定；但也有部分村干部上任不“上心”，缺乏应有的工作积极性和创业热情，特别是在临近换届之前，部分村（居）干部工作热情有所减弱，主动性和自觉性有所退却，工作目标不明确、履行职责不到位、“双带”作用不明显，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形象，影响了基层工作的开展。“创业述评”活动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召开“回头看、找差距、促整改、求发展”专题生活会，通过群众测评和驻片驻村干部点评，给“不作为”的村干部敲响警钟，使他们自觉接受群众监督，进一步明确自己的职责。

三是促使换届选举“风清气正”、营造和谐氛围的需要。临近换届，部分村（居）干部及村民为了下届当选，开始蠢蠢欲动、随意承诺。“创业述评”活动能有效地约束“假承诺、空承诺”现象，促使个别动机不良的人冷静思考，清醒认识到为官一任，就要造福一方；就要有事业心、责任感；就要说实话、办实事。为官一任，就要据实承诺，重在兑现；就要树立起“有作为才有地位”、“无作为就要让位”的意识。

二、主要做法

1、对照承诺，自查自省

各村（居）干部对照任职时的“八点承诺”进行自查自省，并撰写自查材料。八点承诺主要内容是：（1）坚持党的领导，夯实基层基础；（2）发展村级经济，履行岗位职责；（3）关注弱势群体，密切联系群众；（4）加强安全管理，维护社会稳定；（5）关注环境问题，重视基础设施建设；（6）提高村民素质，倡导文明新风；（7）注重廉洁自律，力促班子和谐；（8）其他需要承诺的事项。

2、公开述职，群评群议

各村（居）召开“回头看、找差距、促整改、求发展”专题生活会，邀请全村的党员、村民代表参加，督促村干部实事求是总结自己在任期内所做的工作。专题生活会先由村（居）两委成员公开述职，汇报本届所做的工作，陈述届末工作设想和计划；再由街道驻片驻村干部结合村（居）干部述职情况和调研了解情况当场点评，肯定成绩，指出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下一步努力方向；最后由党员、村民代表对村（居）两委成员在德、能、勤、绩、廉五方面进行测评打分。

3、查找差距，即知即改

专题生活会后，由驻村干部及时向村干部反馈测评结果，承诺未完全兑现的村干部，及时拟定整改方案。一是对照标准“照镜子”。要求村干部参照群众评议、驻村干部点评，认真分析自己在任期内“成绩”，促使村干部从工作态度、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等方面着手，找准问题“对症下药”。二是因人制宜“结对子”。对测评成绩排位靠后的5名村主要干部，由驻片领导实行重点帮扶；对测评成绩排位靠后的8名村两委其他成员，由驻村干部实行重点帮扶。三是分类指导“搭梯子”。承诺事项中尚未兑现、需街道帮助解决的共有6个，由驻片领导在街道党政联席会议上提出，分管领导、驻片领导协同帮助整改。四是党员群众“定尺子”。街道对群众提出的需要整改的问题，采取下发整改月报表、集中检查等形式，跟踪督查整改落实情况。各村（居）每月下旬召开一次整改进程通报会，村干部向党员、村民代表反馈落实情况，群众通过评议的方式确定整改是否取得实效。

4、兑现承诺，创新创业

对村干部整改方案实行台账式的动态管理，登记一件、整改一件、销号一件。要求各村（居）紧抓届末村干部创业承诺目标的落实，村（居）干部提出工作计划，确定创业长远思路，在“再次创业”中继续发挥表率和示范作用。

三、初步成效

据统计，街道29个村（居）的170多名两班子成员在创业述评测评环节中的平均得分是86.7分，承诺未完成、需要整改的事项共21条。活动开展以来，已有12村（居）的17条完成，“创业述评”活动充分调动了工作积极性，有力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协调发展。

1、激发了创业热情，转变了工作作风

村干部在刚上任时承诺，现在，在“创业述评”活动中述职，这种“首尾施压”法，使村干部的工作“成绩单”直接摆在群众面前，既是“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压力，更是“千方百计创新业”的动力，让“不干事、干不成事”的村官在群众监督下加强自警、自省，促使他们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中改进工作作风，转变工作态度，重塑干部形象。桐杨居的村干部在测评环节中获得了村民一致给出的高分，极大地激发了村干部的创业热情。正如该居支部书记柯桂明所说的：通过这次“创业述评”活动，村民的信赖和期望让我们进一步加快了工作步伐。又如某村委会主任，在主题生活会上面对群众的质疑，感到无话可说，在村民面前无地自容。

2、促进了班子和谐，推进了工作开展

通过宣传创业典型，发挥典型示范带动作用，引导村干部在工作中互补、在荣誉上共勉，树立起“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工作理念。“创业述评”活动开展过程中，两委成员进一步理顺了关系，进一步提升了民主意识、责任意识和团结协作意识，很好地促进了班子和谐，逐步形成了凡事讲民主、讲公开，群众服气、干部顺心的良好氛围。如村委会主任程某，在主题会上，被群众实事求是地指出工作精力不够到位，使他意识到正因为其他班子成员的大力支持，才有现在“村民友善相处、邻里团结和睦”的村风村貌。又如街道某村书记、主任在换届前是一对朋友，后来在工作中因思路、方法不同，产生不和，导致村里会议都难以召开。这次在街道干部及群众的督促下开展了“创业述评”活动，两位村主要干部都进行了深刻地自我检讨，认真剖析，终于冰释前嫌、握手言和。“创业述评”活动让村干部之间的信任感更强了，分工更明确了，齐心协力、和谐共进的氛围也更浓了。

3、强化了服务能力，密切了干群关系

“创业述评”活动把群众关心不关心，群众高兴不高兴，群众满意不满意，群众拥护不拥护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项活动的实施，纠正了过去村干部“空承诺、假承诺”的现状，真正把衡量村干部工作好坏的尺子交给了群众，让他们来当“裁判”。同时，通过述职评议有力拉近了村干部同群众之间的距离，双方相互理解、相互支持、良性互动，结起干群鱼水相连的情谊。如桐杨居治安状况复杂，居两委在任职时承诺全力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任后，班子成员坚持每夜9点到10点义务巡逻，以身作则，带动居民实现了“我为大家守一夜，大家为我守一年”的承诺，并不定期走村入户倾听群众意见，此举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一致好评。桐杨居已连续三年实现居里盗窃等案发率为零，今年还被评为“市法制示范村”。又如岙后村的村班子是全街道最年轻的干部队伍，在任职期间，他们齐心协力，花大力气进行村庄整治，被评为“区级示范村”。村民们深切感受到“洁净家园”提高了自身的生活品质，在这次活动中，期盼村干部继续努力争创“省级示范村”。

4、凸显了先进典型，激活了后备力量

“创业述评”活动要求村（居）干部述深、述实，使述职内容成为检验干部兑现承诺的“成绩报告单”，正像村民所说的：“让村干部的业绩在我们村民面前像晒谷一样‘晒一晒’，我们就知道了他们究竟干得好不好”。“创业述评”活动让一些“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村（居）干部脱颖而出，成为村级后备干部中的中坚力量，解决了村级组织后继乏人，“矮子里面拔将军”的问题。这些典型示范很好地发挥了表率作用，极大感染和鼓舞了其他两委成员，在村（居）干部中树立起“学习先进，查找差距，摆正位置，提升自我”的进取意识，在基层群众中形成了“谁创业谁光荣、谁发展谁光荣”的浓烈氛围。

四、几个问题

虽然创业述评活动的成效显著，不但干部认可、群众欢迎，同时也受到了市、区领导的高度肯定，市委书记张鸿鸣做了重要批示；区委区政府决定在全区宣传推广；**日报、**电视台都进行了报道。但是，在活动开展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不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干部意识有待增强

一是部分村干部撰写述职报告存在应付心理，认为这几年做过的事都在脑子里存着，形成文字报告只是表面文章，开会的时候临时组织一下即可。也有少数村干部因为没做出什么业绩，难为“无米之炊”，只好在网上下载然后稍做改动，形成千篇一律、只有套话，没有实质性内容的述职报告。二是个别村（居）两班子因为种种原因对“回头看、找差距、促整改、求发展”专题生活会不够重视，需要驻村干部“哄着干、扶着干、催着干”。

（二）活动程序有待完善

一是有的村对“创业述评”活动认识不深，程序不明，只有书记、主任进行了述职，其他班子成员认为工作都是配合做的，不愿意上台述职。二是述职的内容侧重于汇报本届所做的工作，对届末工作设想和计划陈述的不够深入。三是有些外出的村干部，没有寄回书面的述职材料也没有委托他人代为口头述职。

（三）整改落实有待规范

述评范文篇8

在企业激励理论研究中，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着眼于对一般职工的奖惩，而对企业家的激励，则缺乏理论探讨和实践。改革开放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委托关系下，企业家人力资本是企业发展的决定力量。而这种人力资本是巴塞尔（Barzel）所说的“主动资产”，它的所有者——企业家——完全控制着资产的开发利用。因此，当人力资本产权约束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删除时，产权的主人可以将相应的人力资产“关闭”起来，从而导致人力资本在德姆塞兹（Demsetz）意义上的“残缺”。更重要的是，这部分被限制和删除的人力资本的产权，根本无法被集中到其他主体的手里而做同样的开发和利用。人力资本产权的残缺可以使这种资产的经济利用价值顿时一落千丈。同时又由于：其一，企业家的劳动要受很多随机因素或非企业家个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复杂程度很高，很难使其程序化，其劳动成果也很不容易被客观测量；其二，由于企业家的经营行为，具有“不能观投入”的性质，他的努力程度、经营能力、决策正确性、投资倾向、风险态度等，很难用简单的指标来衡量。因此，对企业家的激励和约束，便成为现代激励理论的研究中心。在众多的激励手段中，企业家的报酬则是最主要的一种，这不仅仅是因为报酬本身的经济（金钱）作用，还因为在现代社会，报酬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成功与否、权利乃至尊严等。企业家报酬的研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

一、国内研究进展与过评

我国企业（尤其国有企业）企业家报酬实践上还存在不少问题，而在报酬的决定（包括报酬的水平、结构）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从而使得企业家报酬不能真正起到激励作用，反而导致一些企业家出现了不良行为。“59岁现象”、“措时健问题”等都在不同程度上由企业家分配不合理所导致，这种不合理的分配现象是由于人们对企业家报酬认识上的模糊、研究上的滞后、改革上的不力造成的。正如席酉民教授所说，目前普遍缺乏确定企业管理者报酬的理论基础和标准（1）。

事实上，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企业家收入问题一直处在探索阶段。1984年国务院103号文件颁布的“承包管理条例”，对国有企业厂长经理的工资收入做了最早的规定。其后十几年间，国家有关部委先后了《关于改进完善全民所有制企业家收入分配办法的意见》等一系列文件，这些文件规定都对企业家的工资收入提出了各种改革和加强管理的办法。近年来，国有企业企业家报酬的严重不合理问题直接导致了其行为“异化”和人才的流失，影响到企业的经营状况和企业竞争力。合理确定企业家报酬收入成为国有企业改革和社会分配关系调整的关键之一。《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建立和健全国有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要规范经营管理者的报酬。这充分体现了企业家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建立尤其是企业家收入分配问题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许多省市也都在积极探索企业家分配制度的改革。年薪制、企业家持股、期权制度、利润分享制度等相继出现。与此相应，理论界对企业家报酬问题的研究也成为热点：一方面积极介绍国外的一些做法，另一方面对国内的试点制度进行总结和探索。

国内对企业家的研究主要包括：①“人力资本学派”，其主要代表是关于企业所有权在人力资本（尤其是企业家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之间分配关系的论战（2）-（10）以及企业家异质型人力资本（11）经营力（12）-（15）、企业家人力资本价值（价格）（16）、企业家无形资产”（17）等概念的提出。这些研究并没有直接论及企业家报酬，但为企业家报酬研究奠定了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从而有助于对企业家报酬展开理论分析。②“激励理论学派”（18）-（25），其突出特点是根据激励理论对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包括报酬机制）提出重构思路。这也是当前研究的焦点，其代表是四项国家社科基金（18）-（21）、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基金号：79770049、79770056、79900019）数篇博士论文（11）（18）（22）和一项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这些研究共同点是只触及但并没有专门深入研究企业家报酬问题（尤其是报酬的确定）。②“分配理论学派”（26）-（29），包括近年来6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些研究大多针对当前特殊的背景对分配理论进行创新性研究，但对独特的阶层——企业家收入分配问题研究很少。④还有大量文献才管理报酬契约、年薪制、持股制、期权制度、远期报酬制度进行研究（30）-（34）。总体看，国内的研究成果呈现出两个层次，一是绝大多数的理论性研究是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和委托关系下企业家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对企业家报酬并没有直接的研究，但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相当的理论基础；二是简单的实证研究，对现有状况和问题进行分析，在不同程度上对实践操作有一定的意义，但深入系统地研究企业家报酬理论基础并不多见，仍然不足以解决我国企业家报酬问题，并且两个层次的研究显得有些脱节。

二、国外研究进展与述评

从国外来看，自经理革命开始至今，对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报酬的研究已引起经济学家、会计学家、心理学家、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和战略规划者的广泛关注，主要体现在报酬的绝对水平、企业家与所有者之间风险分担的程度、企业家报酬对企业经营成果的敏感性和报酬的决定因素等几个方面。研究线索主要包括：

（1）理论。理论在这个领域中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研究者基干最优的CEO契约应当把CEO报酬与企业业绩紧密地结合起来（因为CEO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不易观察）的假设，揭示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的敏感性，并因此有不少学者对业绩评价进行了研究。他们的技术是研究企业股票价值变动与总经理报酬变动之间的统计关系，并用前者作为对总经理生产率的衡量。这些研究发现：第一，平均而言，总经理报酬对企业业绩基本是正相关的，但并不十分敏感；第二，在不同公司中，总经理报酬的敏感性变化相当大；第三，敏感性是行业特征，但它也与企业特殊风险相关。这种研究实质上可以看作是生产率工资理论的一个应用。研究的结果显然离人们想象的结果有很大的差距，令这些著名的理论家感到失望，因而建议抛开理论的框架来研究影响企业家报酬的因素。而事实上，托斯等人通过因素分析法研究认为，企业家报酬中只有不到5％的成分可用绩效来解释，由此可见，很难推断理论能够完全解释企业家的报酬问题。这无疑也表明过去大量研究的贡献是有限的。

（2）劳动经济学家用市场的力量来解释CEO报酬的决定。即按照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企业家对企业提供的服务被视为产品的一些其他要素或投入。这种投入的价格（企业家报酬）是由产出的市场（企业家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的交点决定的。市场决定价格是个普遍的规律。但是对干企业家报酬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由此而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定义市场。当一个企业决定按照CEO市场里的现行工资率对经理付薪时，它首先必须决定在这个市场里合适的“比较者”（comparisonother），而做这种选择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政治的过程。此外，市场定价并不能解释同等企业间CEO报酬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报酬水平、报酬结构等诸多方面）。因而，仅仅用市场的力量来说明CEO报酬无疑把问题简单化。

（3）人力资源管理专家们更多地从企业家人力资本特性、企业家的职位标准和在管理阶层中的层级来说明CEO报酬的决定。这些理论观点并没有产生出实证研究的一个主要分支。在很大程度上，这归因于很难获得这些理论所主张的主要影响。此外，著名的薪酬专家HaaAssociates于1984年开发的海氏工作评价系统得到较为广泛的应用。但是，这一方法的基本前提是岗位的相对价值是可以客观地、甚至是科学地确立的，相应的假定是能够找到一套体系对岗位进行准确的描述的。不幸的是，这一假定的根据并不十分充分。

（4）组织行为学家从行为的标准来说明企业家的报酬决定，主张应当根据企业家发生的行为来决定企业家报酬。但是，我们看到行为的标准通常包括对企业家行为的主观评价。而行为的评价是复杂的、不确定的，行为的标准具有主观性质，行为标准的选择和评价中的人际关系都会对评价的结果有很大影响。这也是这一研究线路中实证研究较少的原因。

（5）有学者从企业特征和治理结构等角度对企业家报酬决定进行研究。他们认为企业所处的环境、企业的技术特征、所有权结构、董事会的构成都对企业家报酬水平和结构构成重要影响。

总体上看，这些研究除了上述分析中的问题外，还存在以下问题：①几乎每一种研究方向所得到的结论都是不统一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同时各个研究方向之间的研究结论也是不协调甚至相互矛盾的；②大多数文献集中于某种单独的因素对企业家报酬的诀定（或影响）分析，而缺乏多重变量分析，缺乏系统、全面的分析，我们认为这也是研究结论相互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③只注重经济因素，而忽视了社会因素对企业家群体的特殊作用；④原因的“单向性”。研究大多集中关注报酬作为应变量，用决定因素和预测变量作为自变量。这种“单向性”忽略了企业家报酬和决定因素之间通过报酬的制定者（所有者）有相当重要的反馈关系；⑤当前的研究大多局限于美国和英国等少数英语国家，日本、香港、丹麦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则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背景和数据多以美国为主，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适用性。并且国外的研究大多基于其完善和成熟的市场环境，因而许多国外的研究成果无法移植到我国进行实质性操作。

三、总结与展望

尽管国外对企业家报酬的研究已有70多年历史，并积累了大量文献，但这些研究并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直接导致国外很多人也对企业家报酬问题感到困惑，大公司老总的薪酬问题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以致于著名管理学家彼得·F·德鲁克指出，“毫无疑问，肯定有一种更好的确定薪水的办法。”显然，对企业家报酬决定的研究仍然很有必要，这也是国外对此问题研究方兴未艾的原因所在。

我们认为，企业家的特殊地位和管理劳动的特殊性质导致企业家报酬的特殊性，而各种分配理论之间的矛盾也注定无法对企业家报酬决定做恰当的理解。国外对企业家报酬研究结论矛盾的根本在于研究学科、标准和角度的差异和片面性。不同国度、地区和企业中，决定报酬的表现形式虽各有差异，但内在的因素是相同的。正确理解和制定企业家报酬，必须从所有者的角度出发，以企业的性质和企业家信息处理工作机理为切入点，全面并权变地考虑投入（人力资本）与产出（业绩）、市场与企业、经济与文化、法律与伦理、合约机制和监督机制的关系及它们对报酬水平、性质和结构的作用，才能揭示企业家报酬决定的本源。在此基础之上的报酬制度分析和政策建议才既具有理论渊源，又符合国情、“企情”和“人情”。因而新的研究必须从更全面的角度、从跨学科的角度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正如著名的薪酬专家Barkema和Gomez－Mejia所指出的，“将来的工作应当进一步增强理解企业业绩和其他标准（如市场、同等报酬、行为）的相对重要性，理解这些标准的界定、度量和如何影响经理的报酬，更广阔的观点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到底是什么决定了经理的报酬。”

作者：张正堂范林榜陶学禹来源：《经济管理》（2001年第11期）如何解决新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芬兰有关措施对我国的启示

2001-08-06

芬兰是较早重视中小企业发展的国家之一。在其经济发展中，中小企业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芬兰商业和工业部1997年的年度报告，该年中小企业的年产值超过了其GDP的一半，为国内提供了60％的就业机会。芬兰中小企业的成功发展，得自于政府的扶持，尤其是在资金方面的扶持。在芬兰，政府直接操作建立了世界上较早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政府采用政府援助和民间机构相结合的方式，建立了一整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融资政策，尤其是在向新创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扶持方面。

在芬兰，如果某人有了自己的经营打算而苦于没有启动资金，他可以通过三个方面获得资金：

一、中央和地方财政

在芬兰，只要你有强烈愿望建立自己的企业（中小型企业），并能提供切实可行的商业计划及可行性研究分析，便可以从政府获得以下几种资金鼓励：

1、政府象征意义的直接投资。对每一个初创小企业的投资额约为15FM（相当于18元人民币）。这一投资不需要回报，不需要偿还。实际上，这是政府给与创业者的精神鼓励。

2、政府投资。芬兰政府每年都有专项财政预算，除用于发放失业救济之外，还向新创企业提供启动资金。这种投资最多不超过企业创立资金的50％。

3、政府担保贷款。芬兰政府利用中小企业担保体系，为新创建的小企业从协作银行获得贷款提供担保，并代企业偿还一半贷款利息。如果企业在协议期限内归还贷款，政府的担保解除；如果企业在担保期限内破产，由政府向银行偿还所有欠款。

4、政府对出口贸易提供卖方信贷支持。如果一个中小企业有出口的打算和可能，但在生产或收购货物中遇到资金困难，他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政府可以马上向其提供资金便利（类似于卖方信贷）。在使用这一支持方式时，政府一般会要求该出口企业出示有关证明，来证明进口方有良好的信用，或能证明进口方有最终的支付能力，比如出示买方开立的信用证或银行保函等。

二、“商业天使”投资

这里所说的“商业天使”是指“私人投资者”。在芬兰，有这样一个阶层，他们自身具有很多富余资金，但尚未确定投资目标，或自身不愿经商并不愿承担风险，由于他们往往乐于把资金用于投资贷款，帮助那些没钱却想发财的人，所以，他们被称为“商业天使”。

一般来说，如果某中小企业的发起人能提供诱人的商业计划和完整的可行性报告，能够打动这些“商业天使”，那么，这些“天使”就会以有限责任的方式投资入股。他们的投资一般最多不会超过企业启动资金的20％。通常，投资协议规定，“天使”不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当该企业发展壮大到一定的阶段，该企业就必须根据协议偿还这部分投资和其他相关费用。这样，中小企业创建者就可以赎回被“天使”们所持有的股权；如果该企业发展不如人意，最终破产，那么“天使”就只好舍弃这部分资金。

这些“商业天使”为了保证自有资金的安全回收，一般对投资对象非常挑剔，而一旦中小企业能用商业计划的可操作性和美好的前景打动这些“天使”，“天使”们就会“慷慨解囊”。

三、投资协会

在芬兰，有一种投资协会，一般由政府、银行、保险公司、大型企业等共同出资组成。这些投资协会的经营管

理人员由投资专家或各行业的专家组成。

协会的目的在于，通过专家理财为社会上的富余资金寻找投资渠道。投资协会不仅向初创的中小企业提供资金，而且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并为其投资的中小企业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如果某中小企业的发起人有可行的经营打算，他就可以申请从这些投资协会获得贷款。这些贷款一般被规定为“可转换的贷款”。如果得到贷款的中小企业发展良好，随着利润的增长和投资规模的扩大，他就可以偿还投资协会的贷款，投资协会就可以退出。但是，如果接受投资的中小企业经营状况恶化，无力偿还投资协会的贷款，那么这些贷款就转换为该企业的股份（这类似于我国的债转股的做法）。企业的状况越糟糕，投资协会所占的股份就会越大。当投资协会的股份达到一定比例时，这些投资协会就会拥有该中小企业的控股权，对其进行必要的改造。

述评范文篇9

一、艺术家与艺术品

l2至l3世纪，欧洲甚至连专门讨论艺术的著作都寥寥无几。从14世纪始，首先在意大利，关于艺术家和艺术品记叙才逐渐增多。当时的一些著名人文主义者和编年史家，如但丁、弗朗切斯科•彼特拉克、乔万尼•薄伽丘和菲利波•维拉尼等，都开始或多或少地谈论意大利艺术家和艺术发展的状况。到了l4世纪晚期和l5世纪，职业艺术家撰写的艺术著作相继出现，有佛罗伦萨艺术家切尼尼的《艺人手册》和l5世纪佛罗伦萨雕塑家和建筑师洛伦佐•吉贝尔蒂的《回忆录》，书中吉贝尔蒂专门用一部分探讨了15世纪艺术家关心的光学问题，并把乔托以来的l5世纪艺术看成是艺术史发展的最为关键的阶段。同时代，意大利画家阿尔贝蒂也有《论绘画》名作。稍晚达•芬奇的《论绘画》也著称于世。在l4—15世纪学者和艺术家相关著述的基础上，l6世纪意大利著名画家、建筑师和艺术史家瓦萨里写成《著名画家、雕塑家、建筑家传》，记载了14世纪的契马布埃、乔托到16世纪的米开朗基罗、提香等260多位意大利艺术家的生平和作品。尤为难得的是，瓦萨里在关于这些艺术家的书写中贯穿了艺术进步的三段论理论。他常常轻蔑地提到拜占庭风格和哥特式艺术，但对15—16世纪的意大利总是描述为重大的创新。到了18世纪，瓦萨里的艺术史书写模式受到了挑战，西方艺术史编撰传统开始经历一次重要的典范转移。其中意大利的路易吉•兰齐和德国约翰•温克尔曼的贡献卓著。兰齐的《意大利绘画史》突破了瓦萨里以艺术家及其作品为中心的模式，而以不同画派为中心展开论述。而温克尔曼则在其《古代艺术史》中明确表示艺术史的目标应该是探索艺术的本质。因此，其对象应该是艺术品的形式和风格，而不是艺术家。由此，温克尔曼将西方艺术史的中心从艺术家转向了艺术品本身，并力图建立一门严谨的“科学”，意大利古典希腊一罗马艺术是他研究的重点。

19中叶至2O世纪初，随着欧美相继设立艺术史学科和专职教席，艺术史研究的范式也坚定地从艺术家转向艺术品的内在因素，如题材、风格、形式等。19世纪颇有影响的库格勒的《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的绘画史手册》和《艺术史手册》就就鲜明的体现了这一变化。库格勒的艺术研究直接影响了雅各布•布克哈特。在他的指导下，布克哈特完成了《意大利艺术品指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从而为著述《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奠定了基础。1986年布克哈特出版《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100多年来虽历经批判却能屹然不动，他有关文艺复兴的论点，至今仍基本上无所改变。确实，布克哈特的综合研究皆奠基于文艺复兴当时人的看法，奠基于彼特拉克及其追随者们，其时比瓦萨里把美术发展称为“文艺复兴”要早得多。关于这种有关古典文化准则怎样在文化和艺术方面首先得到“再生”和“复兴”的思想，沃利斯•克•弗格森在其权威著作《历史思想中的文艺复兴》中已有充分阐述。布克哈特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文学艺术上的“复兴”与“再生”的概念引伸到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以及含义最广泛的历史领域。布克哈特著作的开篇对意大利的历史作了深入的分析，用了一个标题：“作为一种艺术工作的国家”。在其他部分布克哈特的写作态度很审慎，严格遵循朱尔斯•米歇莱特的名言：文艺复兴实为“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对布克哈特来说，这意味着文艺复兴使人们采取了新的姿态，这种姿态必然会改变整个世界。人们按照文艺复兴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道德、宗教、公共生活以及文学和艺术的创作原则。这种观点首先在意大利，然后传播到其他地方，揭开了现代世界的序幕。当然，随着研究的展进，人们对布克哈特所持立场开始存有异议，大致分为两派：一派认为14、15世纪在意大利发轫的文艺复兴仅是欧洲文化演变的无数相应的事件之一。因此，“文艺复兴”这个词，应当具有更广泛的含义，它可适用于后代任何恢复和模仿古典文化的活动；另一派的意见完全相反，认为在意大利并未发生过任何值得特殊重视的现象，所谓的文艺复兴只不过是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延伸和近代文化的导演。第一种批评意见更深刻，也更富有建设性。由于这些学者们致力于对加洛林王朝的文艺复兴和对12世纪的文艺复兴的研究，中古史学得到了极大的丰富。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撰写了一本关于《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的令人钦佩的著作。

他描写当时的情况是：罗马式艺术的鼎盛、哥特式艺术的萌芽、通俗诗的普及、拉丁古籍的再现和大学的诞生等等。另一派认为文艺保护主义在当时并不那么发达，仅有少数人支持。欧文•潘诺夫斯基对布克哈特进行了脆弱的批评。他在西方艺术中区别“文艺复兴”和“文艺复古”的概念。潘诺夫斯基在艺术分析中使用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文化和文学领域。确实有古代的文章、思想和动机引起过少数知识界人士注意的复古时期，但这是所谓的昙花一现的时期。它对于16世纪意大利发生的文化变革，以及随后形成的，几乎至今仍是对西方文化价值处于统治地位的变革来说，并无任何历史渊源和重要意义，也无持续与深刻的社会影响。他们认为，按照布克哈特的说法从文艺复兴开始的现代社会实际上是浸透了中世纪的精神的。事实上，意大利从未存在过文艺复兴。文艺复兴非爆炸式的，而是中世纪与近代世界之间的过渡演进，由许许多多复杂的力量——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相互作用所造成的。“复兴”的第一缕阳光出现在12世纪，从那时起，宗教与世俗的不断摩擦与平衡，日益增长的意大利贸易缓慢地刺激着意大利艺术的肌肤，15世纪终于出现古典文化和艺术的再生，知识的苏醒，人类才真正意识到自身的伟大。这种崭新的生活观念带来视觉艺术的盛兴。文艺评论家道格拉斯•布什和埃•麦•蒂利亚德也持这种观点。与此并行的还有一种更早的论调，即认为在13世纪意大利基督教文化中就已经有了“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了。据此，索德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社会演变的关键人物是著名基督徒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尽管布克哈特呼吁意大利文化研究要把“纯”历史和文化史结合起来，但笔者感到按此方向前进学者为数寥寥，唯一能够提及的杰出的代表就是汉斯•巴伦，无论是在他战前的作品里还是在《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危机》一书中都是这样，而后者中的观点更加明确。他在此提出一个论点，即正是由于在政治上对佛罗伦萨的自由所构成的威胁，首要是来自维斯孔蒂的威胁，才促使这个位于阿尔诺河旁的城市统治阶级接受实质上的共和政体，并接受从古典著作中寻求启示的新文艺风格。风格分析在12—15世纪意大利艺术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到了布克哈特的弟子海因里希•沃尔夫林那里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的著作继承风格学的衣钵，代表作有：《古典艺术：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导论》《艺术风格学》和《文艺复兴与巴洛克》。同一时期，另一位艺术史家沃林格尔运用风格分析对l3—14世纪的哥特式艺术进行阐释，其著作《抽象与移情》《哥特形式论》在欧洲知识界也曾引起强烈反响。

二、心理学和图像学

20世纪初，12—15世纪意大利艺术史研究出现了新的突破，其中以心理学和图像学的介入最为突出。弗洛伊德大胆运用心理分析的方法研究15世纪意大利的两位巨擘——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达•芬奇画传：一个对童年的记忆》和《米开朗基罗的摩西》一出版，其新颖独特的研究方法立刻激起艺术史界广泛关注。在后续心理学家荣格和阿恩海姆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成为2O世纪最主要的研究学派之一。此外，德国阿比•瓦尔堡开创的图像学研究方法被认为是研究12—15世纪意大利艺术史最具革命性也是最为合适的路径。瓦尔堡认为，“艺术品是象征，艺术家应关注象征图像的起源、含义和传播，而要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必须将其置于各种语境中”。在他那里，文艺复兴艺术成为他揭示古典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事实上，瓦尔堡的图像学方法已经将文艺复兴艺术研究转化成宏大的文化史研究的一部分，为西方艺术史的文化研究揭开了序幕和注入了活力。关于图像学，比亚洛斯托基在他一篇著名的图像学研究综述《图像志》一文中明确区分出图像志的两个方面一一意图性图像志和解释性图像志(图像学)并框定他们的研究范围：图像志『Iconography]一词源于希腊语sLK(1)1J。在现代用法中，图像志指对艺术作品内容的描述的阐释。……“意图性的(或暗示性的)图像志”『Theintended(orimplied)iconography]和“解释性的图像志”【interpretativeiconography1。前者指艺术家、赞助人或同一时代的观看者对视觉符号和图像的功能和意义所持的态度，它有时在下述著述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合同史料、作品方案、图像志专论、艺术家的言论、赞助人的言论等等。有时，我们只能通过历史的方法，引证当时流行的哲学观念、神学观念和文学观念，才能对他进行重建。“解释性图像志”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艺术的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分支，它旨在对艺术再现进行鉴定和描述，对艺术作品的内容进行阐释(后一种功能现在被更合适地称为“图像学”)“解释性图像志”是艺术研究中的一门历史学科，而“意图性的或暗示性的图像志”则是某个时期的总体概观和关学态度的一个成分。人们研究艺术内容的自觉程度随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改变。J4解释性图像学的起源由16世纪意大利佩鲁贾艺术史家切萨雷•里帕完成，他在1593年出版了《图像学》说明如何再现无实体概念的手册，后来配上插图重版成为最流行、最有影响的艺术书籍之一。法国埃米尔•马勒在它的指导下译解成百的绘画和雕刻作品的寓意陈述而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图像学研究中坚。特兰托公会议宣布新的宗教艺术规则组成了一种新的宗教图像志体系支配着整个17世纪宗教艺术的题材和象征寓意，它与文艺复兴引入的人文主义并肩存在。而在另外一方面，比亚洛斯托基《图像志》将“解释性图像志”的起源追溯到古典文献中描述艺术作品的“艺格敷辞”(ekphrasiso这一方法主要来自20世纪由阿比•瓦尔堡创立的国际艺术史研究的新方向。它由弗里茨寸L克斯尔大肆弘扬，在欧文•潘诺夫斯基手中成为2O世纪最有影响的图像志阐释理论。他最具代表性著作《图像学研究》是将这一方法的娴熟运用和同样绝妙的例证结合起来的典范。十分巧合的是，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为潘氏的图像学提供了一个精致的哲学附加背景。潘诺夫斯基认为，对艺术品的解释应落在三个层次上，即“前图像志描述”、“图像志分析”和“图像学分析”。在第一层，解释的对象是第一性的或自然的题材；在第二层次上，图像志分析的对象是“第二性的或约定俗成的题材”，这些题材组成了图像、故事和寓意的世界；第三层，解释的功能称为“更深层意义上的图像志分析”。它的对象是艺术作品的“内在含义或内容”。在潘诺夫斯基之后，12一l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研究一位不容忽视的艺术史家E．H．贡布里希承继图像学、心理学的研究路径，但又很难把他归为这一流派。他不但决不为某家某派的理论方法所囿，而且他尤其反对标宗立派。他在研究文艺复兴的《文艺复兴——西方艺术的伟大时代》中说：“那些声称解释了整个人类行为和历史的理论，例如种族主义、心理分析、结构主义等等，其许诺必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所寻求的解释和我们所采用的方法永远视我们自己的兴趣和我们所希望解决的问题而定”。

三、艺术社会学

2O世纪60年代，法国丹纳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大因素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写成《艺术哲学》，说明文艺复兴艺术只能在特殊的社会气候中产生，从而指出艺术家必须适应社会环境，满足社会要求。但是丹纳的分析只限于思想情感，道德宗教，政治法律，风俗人情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并没有接触到社会的基础。20世纪中期，随着社会学的兴起，运用社会学方法研究12—15世纪的意大利艺术对原来的风格学、心理学和图像学方法产生强烈冲击。并由此而生一种社会学新的分支一一艺术社会学。许多学者采用实证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这一时期的艺术，力图将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和它的外部环境结合起来。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的学生阿尔弗雷德•冯•马丁的《文艺复兴的社会学解释》就是典型例子，他综合了马克思的理论和布克哈特的思想，将文艺复兴理解为市民阶级击败贵族和教士的革命。但由于该著作精微的实证功夫欠佳，被后学诟病。艺术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经典之作要数瑞士马丁•沃克内格尔的《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艺术家的世界》。在他看来，文艺复兴的产生与它的外部社会环境密切相关。他通过分析艺术家的社会生存背景指出，佛罗伦萨艺术是市民社会要求的反映，也是佛罗伦萨的统治阶级合作与宽容的产物：前者为艺术家提供了大量的工作机会，后者则鼓励了艺术创新。他在该书中详细探讨了文艺复兴H,-J~的佛罗伦萨的艺术作坊、雇主、艺术市场和艺术家的社会地位。此书出版后，其研究方法不但在当时鲜见，就连今天也没有越出它的范围。沃克内格尔精深翔实的艺术社会学研究直接影响到了英国的安东尼•布伦特。他的《意大利艺术理论：1450—1600年》和两位匈牙利学者弗雷德里克•安塔尔和诺尔德•豪泽成功地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文艺复兴的意大利艺术。安塔尔《14世纪的哥特式研究》《论l4和15世纪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绘画的发展》和《佛罗伦萨绘画及其社会背景》就是这方面努力的体现。他指出，佛罗伦萨的制造业和国际贸易造就了一个强大的市民阶级，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正是这个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反映，而这一阶段的兴衰决定了艺术风格的演变。豪泽的《艺术社会史》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风格和题材就反映了佛罗伦萨市民社会或市民阶级要求如实表现客观世界的愿望，或者，艺术家的出身和迎合顾主需要的愿望影响了艺术的发展。2O世纪60、70年代以来，西方艺术史研究领域从社会学角度研究意大利艺术的方法日趋流行。意大利埃劳迪出版社从1979年陆续推出l7卷本《意大利艺术史》充分体现了这一研究趋势。反映这一变化的还有狄亚娜•诺尔曼：《锡耶纳、佛罗伦萨和帕多瓦：1280—1400年间的艺术、社会和宗教》；埃芙林•魏尔希《意大利的艺术与社会：1350—1500》；约翰•帕奥雷蒂，加里•拉德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E．H．贡布里希：《作为艺术赞助人的早期梅迪奇家族》；麦克尔•巴克森德尔：《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与经历》；阿纳贝尔•托马斯：《文艺复兴时期托斯卡纳地区画家的实践》；安德鲁•拉迪斯：《艺术手工业：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作坊的独创性与工业》；米歇尔•马莱：《艺术业：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合同与委托制作过程》；马丁•沃恩克：《宫廷艺术家：论近代艺术家的起源》埃里森•科尔：《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宫廷艺术》；弗朗西斯•阿美斯•刘易斯：《文艺复兴早期艺术家的知识生活》；马丽•罗杰斯：《文艺复兴艺术中的身份塑造》；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P．Q．克里斯泰勒：《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艺术》。

述评范文篇10

关键词：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影响因素

一、前言

小额信贷作为一种新型金融扶贫手段，对增加农户有效收入、缓解贫困态势、农村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优化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目前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供给总量增长缓慢且结构不合理，农村小额信贷总供给量显著低于总需求量，资金缺口大，但对正规金融机构的有效需求却显不足，无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求。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我国农村信贷市场供求失衡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推动信贷市场供需总量均衡的理想体系构建，充分发挥小额信贷的扶贫功能，最大限度满足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和农村中小型企业的资金需求，助力乡村振兴。本文的研究思路如下：首先参照国内外学者的观点界定小额信贷的概念，其次从我国农村经济主体、农村社会特性与农业生产特点、农村金融体制三个角度对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的研究文献进行述评，最后针对既有研究的缺陷与不足，提出以后研究的方向与展望。

二、小额信贷概念的提出

小额信贷于1960年产生，一经出现，便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小额信贷以其门槛低、无抵押、贷款程序简易等特点在农村金融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最终发展成为广大农户以及中小企业喜闻乐见的信贷形式。世界各国在不断探索的过程中，结合自身国情，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小额信贷模式，为我们系统研究小额信贷积累了宝贵的素材。小额信贷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丰富，以下则为几种具有代表性的概念界定：Morduch（1997）认为小额信贷是新型金融扶贫手段，专门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利率高、无抵押的信贷资金，同时能够实现较高的贷款偿还率。Bennet（1998）认为小额信贷是低收入群体的福音，能够带给他们大量生活生产所需资金。他认为小额信贷作为一种金融模式，能够通过商业化运作产生持续不断的经济效益，实现良性发展。同时，小额信贷使得低收入群体拥有改善生活困境的资本，为他们创造出美好的生活。Mark（1999）表示，农村中低收入群体凭借所获得的小额贷款能够充分享受医疗健康、教育、保险等服务，并进行生产、消费，实现较高质量的生活水平。Jeffrey（2000）指出小额信贷具有金融属性和社会属性双重属性，更加侧重社会效益，旨在向低收入群体提供信贷资金等金融服务，并将使该群体利益最大化视为发展目标。Robin（2004）认为小额信贷有其特定的目标客户，即广大农村地区低收入群体，该群体较难从正规金融机构获取信贷服务。吴宝国（1998）指出小额信贷是造福于中低收入阶层的金融模式，遵循商业化的运作规律。刘大耕（2000）表示小额信贷本质上属于金融模式的创新与运作流程的更迭，是一种新型化的信贷模式。程恩江和刘西川（2002）指出小额信贷专门向城乡贫困群体提供存款与贷款服务，是金融模式的创造性变革。李兴平（2003）指出，小额信贷凭借金融中介向特定群体提供信贷资金，且该群体具备一定的负债能力。杜晓山（2004）指出，小额信贷是一种综合性的信贷服务活动，包括储蓄、贷款、汇款、保险等，主要服务对象是中低收入阶层。何广文和李莉莉（2005）从不断变化着的角度分析小额信贷，认为其是由扶贫小额信贷模式发展而来的特殊信贷模式。焦瑾璞和杨骏（2006）指出小额信贷采用异于正规金融组织的风险管控手段，为无法提供抵押品的客户进行小额度金融服务。

三、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原因研究

本文通过梳理和总结既有研究文献，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三个角度对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失衡原因进行探讨。1.基于农村经济主体视角的研究。高帆（2003）指出，农村小额信贷市场之所以会出现供求不均衡，不仅仅归因于正规金融部门的资金供给有限，农户有效需求的不足也难辞其咎。周振海（2007）指出小额信贷供给方之间的激烈竞争能提高放贷效率，促进供给增加，引导供给方根据产品服务的成本与风险对金融产品科学合理定价。张乐柱和于卉兰（2008）认为我国现阶段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侧重于各个部门的利益调整，忽视了农村经济主体的实际资金需求。建立农村社会普惠金融体系应综合考虑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继而实现二者的无缝衔接。李洋等（2009）实地调查了我国十个省市的小额信贷供需现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村信贷市场运营极不规范，农户与小额信贷机构相互排斥，农户排斥正规金融机构小额信贷的根源在于自身的贷款偏好、较高的贷款成本和繁琐的申贷程序，而金融机构不积极主动发放贷款在于农户征信体系不健全和负担高额成本。刘雪莲（2009）利用静态博弈方法探究了我国农村信贷市场的经济主体，结果显示当前我国农村信贷市场需求巨大，但也面临着供给不充分的严峻形势。熊顺聪（2010）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小额信贷供不应求的局面本质上源于供需双方自身利益的角逐。金融组织面对狭小的小额信贷盈利空间与不健全的信用等级体系丧失了贷款积极主动性，广大农户受较高的申贷成本的影响消极申贷，最终产生供需不平衡的困境。史新荣（2014）实地调研了河南省各村镇的信贷供求情况，认为河南农村金融市场存在供不应求的现象。随着本地金融组织商业化程度的加深，发放贷款的条件愈加苛刻，最终出贫者越贫、富者越富的两极分化局面。同时，提出农村信贷市场发展金融产品时应遵循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原则。樊帆（2016）认为我国农村低收入群体十分渴求信贷资金，主要用于医疗健康消费，但受限于自身较低的信用等级与担保物品的匮乏，不容易获取较多信贷资金。廖媚媚等（2016）实地调研了江西省河口镇的信贷需求现状，着重探察该地区低收入群体的信贷需求满足程度，结果发现农户有着强烈的信贷需求，但对正规金融机构有效需求不足，大多数农户表示向金融机构申贷程序繁琐、审批时期长，挫伤了农户申贷积极性。余婷婷和张羽帆（2017）实地走访了藤县和平镇当地金融机构，并对当地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金融机构严格筛选借贷对象，将一大部分农户排除在外，难以满足借贷主体的多样性资金需求。2.基于农村社会特性和农业生产特点角度的研究。郭明奇（2002）指出我国各地农村受区域自然禀赋、产业结构、资本积累的不同影响，信贷供求状况千差万别，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引导不同信贷机构间的资金互融互通，促使信贷资金横向流通。徐珺（2003）指出农业收入受“天灾”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一经遭遇，便无法按时偿还借款，农户无法再从信用社筹集贷款，小额信贷丧失了应有的功能，同时农信社借出的贷款一时演变为呆死账，挫伤了其放贷的积极主动性。徐娟娟（2011）探究了我国农村现阶段信贷供求现状，指出农业生产天然弱质性影响信贷资金的供给，同时阐明了小额信贷所面对的各种类型风险以及风险管控措施，从健全农户信用等级体系、农业巨灾风险证券化、建立金融产品担保体系等角度提出刺激信贷供给的举措。刘立民等（2014）认为我国农村金融市场融资途径单一，很难借助有价证券如债权、股权、信托资本融通资金，加剧小额信贷资金供求矛盾。郭志仪和吴桢（2015）实地调研了甘肃省950家贫困农户，横向比较分析了农业发达区与传统农业区的小额信贷供求状况，结果显示农业发展水平显著影响农村小额信贷供需关系，但均表现为供给不充分的供求失衡。传统农业区的失衡表现在贷款周期短、放贷金额少；农业发达区的失衡则表现为贷款高门槛与借贷结构明显不合理。他们提出创新信贷产品形式、引导非正规金融组织向正规化演变、优化信贷宏观环境等政策，以期解决信贷供求失衡矛盾。夏蓓和蒋乃华（2017）对江苏省苏北区285个农户进行调研分析，利用比较分析法与频次分析法研究了当地农户的需求状况和当地金融机构的供给状况，结果表明，当前政府对小额信贷供给机构财政补贴力度小、奖励门槛较高、农户可抵押物品少、农村信用体系不健全，导致信贷资金供给缺乏，产生供求失衡现象。3.基于农村金融体制角度的研究。应宜逊等（2005）提出现阶段我国小额信贷体制明显表现出“转轨”时期的特征，具体表现为供给机构数量较少、市场垄断性较强、小额信贷深入贫困人群程度不足。李瑞红（2009）指出现行农村信贷机制缺陷直接导致我国农村信贷资金供求失衡，并且给出了缓解供求失衡紧张局面的对策建议，如拓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数量、优化农村信贷市场环境治理。杨伟坤等（2009）对湖南省若干村镇的农户实施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湖南省农户普遍存在借贷行为，有着强烈的借贷需求，但是金融机构存在的金融产品单一、金融服务水平低等问题阻碍农户需求的满足。宋平和罗剑朝（2009）表示，当下农村信贷市场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结构性失衡，而信贷资金供给不足只是问题的表象，提出处理供需矛盾的关键在于多层次金融体系的构建。康晓红（2013）梳理了小额信贷机构存在的若干问题，尤以内部体制缺陷突出，认为该缺陷限制了信贷规模的进一步扩大，指出当务之急是不断健全完善金融体制，从而使农户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赵安红（2015）指出我国农村现阶段信用体系的缺陷抑制了信贷资金的充分供给，加深了供求矛盾。窦俊贤和潘海英（2016）利用博弈模型分析金融机构与贫困农户之间的供求关系，结论表明金融体制不健全会诱发信用风险继而抑制金融供给。因此强调加强农村信贷体系与信用等级体系的完善、设立各种形式的信贷资金担保组织，不断降低信贷供应风险。李晓峰和刘小华（2017）在他们的硏究中总结了农村金融供需存在矛盾的特点，找到了供需存在矛盾的原因，提出了构建立体化农村金融体系、优化网点布局、推出大额担保信贷等政策建议。

四、结论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