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理范文10篇

说理范文篇1

依业内一般看法，司法判决说理部分写作的总的要求是：明辩是否，分清责任，分析事理，有理有据。②笔者身在基层，比较了解基层法院制作判决的水平与能力，目前司法判决的说理部分的确不够理想，精品不多，主要表现在不会说理，说理不到位、不独特、不精华，不突出焦点和疑点难点，不照应案件事实和判决主文，缺乏可读性、欣赏性和征服性，的确需要狠下功夫方能有所提高。笔者认为，要克服上列问题，至少应在以下几个方面增强说理：

一、借助法律说理

法律是我们与世界沟通的基本语言。①法律是人民法院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武器，也是司法审判的根本准绳，更是裁判说理的首选方法。在法治进步的今天，审判活动早已告别无法可依的时代，任何一个判决都需要引用一个或几个法律规定，这给我们借助法律说理提供了契机。比如，（*）奉法民初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说理部分开篇引用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描写真人真事的文字作品，对特定人进行侮辱、诽谤或披露隐私损害其名誉的，或者虽未写明真实姓名和住址，但事实是以特定人为描写对象，文中有侮辱、诽谤或者披露隐私的内容，致其名誉权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法官据此对照《奉节的解放》一书中多处描写原告母亲王XX参与江南土匪大暴乱的组织和策划，写道﹕＂该书两次写为何XX夫妇，一次写为何之妻王XX，一次写为何之妻。这种以特定人作为描写对象的手法，点明了王XX与何XX的特定关系，确定了王XX在土匪暴乱中的身份和作用，使人一看便知王XX作为江南土匪暴力的组织者和策划者之一，属暴动骨干分子＂。这种运用法律说理的方法，使被告不得不承认“书中所指的确为王XX”。②

二、引证规则说理

依《辞海》解释，规则通规范，也通规章制度，如《城市交通规则》。笔者所讲规则，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所形成并遵守的自律性行为准则、规矩和守则，如买卖不被租赁规则，明示其一即排除其他规则，诚实守信规则等。法官在裁判理由部分恰当运用此类规则，往往增强说理的力度，能促进当事人对生活常理的理解与接受，减弱或消除对判决的抵触情绪。比如，一个党员的某种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如果已有组织结论，则刑事追究一般应与组织结论保持一致，即党员政治问题党内组织结论优先规则。有一法官运用这一规则在判决书中写道：“涉及一个公民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政治性质，任何人无权作出评价，必须由法定的专门机关依照法定的程序确定。本院的两次刑事审判均未认定XXX参加土匪暴动，且这两个判决又被以后平反复查的判决撤销，组织人事部门已为XXX平反落实政策，恢复党籍和公职，按离体干部对待。因此，《奉节的解放》一书对XXX的论述，与现有组织结论相违背”。①又比如，有位法官办理一触电损伤案件中，经走访专家，了解到汽车整体触电状态下车内人员并无损伤时，在判决书中写到：“根据电力学原理分析，当汽车顶部挂到10KV高压线时，整体汽车均已带电，但由于轮胎的绝缘作用，车上人员均与导线处于等电位，故没有触电的不适表现。在原告打开驾驶台车门一脚触地的瞬间，10KV高压电经人体单相入地，强大的接地电流将原告灼伤。因此，原告本身并无过错，不应对本案承担责任”。①由于判决的说服力强，被告方表示服判，并主动履行了赔偿义务。

三、运用道德说理

中华民族是一个崇高道德的民族，传统美德构成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和精神支柱。就国家的法律讲，不但不排除道德因素，往往尊崇并吸纳先进的道德思想及良好的风俗习惯。因此，人民法院的判决，宣扬先进的道德思想和文化，颂扬真善美，鞭苔假恶丑，是司法判决正义性和权威性的必然要求。而且，从道德入手阐述判决理由，最容易被老百姓接受和认同。有一个死者遗骨存放纠纷，在公婆与儿媳间发生冲突，法官写下一段运用道德理论的精采判词：“老来丧子、青年丧夫，实为人间悲剧。双方又为逝者遗骨之存放对簿公堂，致使痛者更痛，雪上加霜。人生一世，弹指瞬间，每念及膝下承欢之乐，举案齐眉之情，思念之深，难以忘怀。故对逝世的亲人表示哀思，亦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世间万物，孰无归宿？人去灯灭，终为灰土。故人遗骨终非家常之物，如何安置？应以不影响正常生活，又便于表达哀思为宜。将遗骨置于儿媳家中并设灵堂，使未亡之人睹物思情，陷于痛苦而不能自拨？如逝者在天有知，目睹此情此景怎能瞑目？愿老人与儿媳化干戈为玉帛，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让逝者的遗骨早日入土为安，也希望双方节哀顺变，早日走出失去亲人的阴影，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逝者的告慰。”②。有一赡养案件的主审法官，只用了60个字，写下一段精彩的判词：“父母倾注多少心血将被告XXX抚养成人，如今被告XXX却置老人冷暖于不顾。忠孝乃中华民族美德，今为人子，明为人父，换位思考，难道不应自责？”这些语言，往往能打动人心，唤醒良知。

四、联系情感说理

司法判决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法官唤醒良知，启发教育当事人的十分有效的说理方法，也是法官高人一着之处。法官的心血之作，往往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有一法官在办理陆某与陈某解除同居关系案件时，针对男女双方都不愿抚养残疾女儿的情况，在判决理由中写到：“每一个孩子都有在父母呵护下享受幸福童年的权利。孩子是无辜的，既然给予了她们生命，无论如何困难，都应将他们抚养成人……对于这样一个一出生就面临如此家境的孩子，殷切地希望她的父亲能继续对孩子悉心照料和治疗，让她健康成长，也希望母亲尽最大力量给他以母爱和应尽的义务。”陈某在接到判决书后寄来一封感谢信，信中写到：“看了法官的判语，我感触很深，我对婚姻的草率才造成这样的被动局面。孩子是我的亲身骨肉，不与孩子共同生活实在是无能为力，只好忍痛割爱，今后如条件改善，愿意负更多的责任，付出更多的母爱，倾注更多的亲情，尽到一个母亲应尽的责任”。①

五、通过对比说理

对比是写作中评人、叙事、壮景的通常手法。其实，司法判决的说理中同样可以运用，而且用之恰当，能够产生好的效果。据报载：周某之夫黄某因车祸死亡，其单位给付周补偿款8.1万元，给付死者父母吴某和黄某9000元。公婆诉至法院，要求儿媳周某返还部分补偿款，原审法官未支持其诉讼请求，二审的法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改判周某再给公婆1万元。二审法官在判决理由部分写道：“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少年丧父，实为人间悲剧。本案当事人所遭遇的处境令人同情，但为分割黄某的死亡补助金而引发纠纷，使亲属间的感情受到伤害，甚为遗憾。吴某、黄某涉讼求自身权利，并以寄托对儿子黄某的哀思，心情可以理解；但对同样遭受不幸的儿媳周某和孙子今后所面临的生活艰难缺乏应有的同情与体谅。法律虽然可以公正地处理当事人之间的财产纠纷，但金钱毕竟无法替代亲情。摈弃前嫌，真诚以待，敬老爱幼，相互帮助，重修亲情，是本案当事人乃至吴某、黄某的其他子女今后应深思的问题，也是需共同努力的目标”。儿媳周某在看完二审判决书后十分感动，来到二审法院对法官的良苦用心表示理解和感谢，并主动将判决确定的其应给付公婆吴某、黄某的钱款悉数交纳。①

六、分析责任说理

1997年7月19日，被告人陈某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路经一检查站时，发现有武警执勤，因害怕扣车即强行通过检查站时闯死武警战士。福建泉州市中级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罪名为以驾车的危险方法致人伤亡罪。福建高院撤销原判，以交通肇事罪判处陈某有期徒刑七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抗诉，认为福建高院定罪不当量刑过轻。最高法院判决维持福建高院的判决，其判决理由写道：驾驶员从发现需要停车的情况后，到制动停车一般需要1.25秒，即发现前方有目标反映到大脑需0.5秒，从大脑反映到手、脚并采取制动措施需0.75秒，这只是个参数，还要受技术熟炼程度、反映能力快慢等因素影响，如果喝过酒，反映能力相对迟钝。该收费站每个机动车道口宽6.8米，撞击点位于东边道口中间，武警战士从西边车道越过西边车道到东边车道的中间最小距离10.2米，按正常人跑步速度，武警战士跑完这段距离所需时间2秒，如果按收费站工作人员喊停车时为起点，当武警战士跑到被撞点时，司机距此仅有1.5秒的行驶路程，在此情况下，即使司机发现武警战士之后采取制动措施，相撞也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再考虑司机因喝酒反映能力减弱，则司机的制动反映距离就更短，相撞更不可避免。因此，无法认定司机撞人具有主观故意。①此判决振动中国司法界，被称为判决说理的巅峰之作。

七、紧扣焦点说理

2007年奉节县人民法院受理一起民事抗诉再审案。②再审判决书在裁判理由部分表述为：“本院认为，抗诉机关以原审判决尹XX对黄X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属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提起抗诉，即认为原判混淆了不同的法律关系，使非法销售鞭炮本该承担行政责任的尹XX判决承担了民事赔偿责任。该抗诉理由不充分，不予采纳。理由在于：其一，抗诉机关认为原判适用法律错误，但却没有提供原判适用法律错误的法律规定。现今有效的法律法规中，尚无侵权行为人只应承担行政责任而不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故抗诉理由缺乏法律根据。依《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对承担民事责任的公民、法人需要追究行政责任的，应当追究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这说明，侵权行为人承担了民事责任，并不当然免除其他责任。同理，侵权行为人承担了行政责任，同样不能免除其应承担的其他责任。更何况本案没有证据证明尹XX已经承担了行政责任；其二，本案原审被告尹XX的行为，在法律理论上属责任竟合，即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竟合。从我国各地的审判实践看，从来承认受害人在行为人责任竟合情况下，具有选择民事起诉的权利。这样既体现了侵权法的利益平衡功能，又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原判符合我国的立法宗旨和司法为民的要求，不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其三，就因果关系而言，本案属多因一果，即各被告的行为无共同过错但其行为间接结合导致同一损害结果发生。在多因一果的情形下，以行为人之间无意思联络和各行为的结合方式彰显其特质，其中某些行为或者原因只是为了另一个行为或者原因直接或者必然导致损害结果发生创造了条件，而其本身并不会也不可能直接或者必然引发损害结果。就本案而言，尽管受害人黄X是在捡得鞭炮后剥离装瓶引爆所致，但其前提条件却因为该处存在未清除的鞭炮，而未清除之鞭炮又以尹XX等人非法销售假冒伪劣鞭炮为原因条件。因此，尹XX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联系，即多因一果的关系。原判运用多因一果理论，按照各行为人的过失程度和原因力比例的大小确定按份赔偿责任，合情合理合法。据此，本院判决：维护原审判决。”这一份判决，始终围绕原判是否适用法律错误的抗诉焦点，逐层展开说理，说理透彻，逻辑严密，以致抗诉机关不再抗诉，该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说理范文篇2

写作议论文时，怎样运用形象思维，进行形象化的议论呢？

一、描绘画面

描绘画面，就是在议论文中进行说理时，不是单从理念出发去进行抽象议论，而是着力描绘一个画面，让读者从具体形象、生动活泼的画面中去理解并接受文章的观点，得出正确的结论。举一个例子来说吧。

在《庄暴见孟子》这篇议论文中，孟子为了论证“与民同乐，则王矣”的观点，没有从道理上去进行推论，而是精雕细刻地为读者描绘了两幅图画，从这两幅截然不同的画面（政治形式）中去归纳出文章的主题思想。

第一幅画面描绘了由于国君追求享乐，不惜劳民伤财，致使百姓生活艰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引起百姓怨声载道的情景。

第二幅画面是“黎庶安乐”图。它写出国君在享乐时应考虑到民生疾苦。百姓们如果能够活下去，能够保住身家性命，他们就会祝愿国君的康健。

这两幅画面虽然只是形象描绘，但从本质上说还是在说明道理。因为看完画面，一定要追究其原因：为什么人们怨声载道？为什么“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答案只有一个：是否“与民同乐”。这个答案点出了苛政的弊害，得出了本文的结论：“今王与民同乐，则王矣。”两幅形象描绘的画面，却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有力地论证了观点，使齐王欣然接受。

类似这样的说理方法在先秦诸子散文中屡见不鲜，后代学者也经常运用，如贾谊的《过秦论》与《论积贮疏》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

二、勾画形象

在议论文中，为了阐述抽象事理，或是批驳某一谬论，有时也可以通过某一形象的精心勾画来帮助说理。这样做不仅幽默风趣，而且可以使行文多变，增强文章的生动性和说服力。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用了这种手法来勾画旧社会里小资产阶级中一部分人的形象：

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对赵公元帅礼拜最勤，虽不妄想发大财，却总想爬上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们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

在上面这段文字中，边议论边勾画“这种人”，“看见那些受人尊敬的小财东，往往垂着一尺长的涎水”的形象，使文章叙议结合，浑然一体，充分揭示了“这种人发财观念极重”的嘴脸。

论说文中的勾画形象，有时和生动的比喻结合进行。读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的人，大都不会忘记鲁迅笔下的叭儿狗的形象：

……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

寥寥几笔，惟妙惟肖地把这些资产阶级走狗丑恶的嘴脸揭露了出来。“是狗”，说其本质；“像猫”，揭其伪装。怎样的一副猫脸呢：“折中，公允，调和，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唯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因为用“猫脸”掩盖了其“狗性”，所以这种叭儿狗更具有迷惑性、欺骗性。由于叭儿狗的虚伪性、欺骗性，必然得到历代反动统治阶级的宠爱，因而也就一直得以流传。作者就是这样，三言两语就狗的比喻作了形象的描绘，阐明了叭儿狗必须痛打的道理。

三、妙用比喻

议论文中，利用比喻手段来进行说理是极其常见的。这种方式是通过揭示事物之间具有同类性质或相同特点来进行说理论证，使人们对抽象事物获得具体形象的感受。例如：《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一文为了论证“四个现代化需要的是真心实意、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需要的是勤奋努力、虚怀若谷、老老实实的好作风”这个中心论点，以南郭先生为喻，通过南郭先生“混”的行为，“装”的伎俩，“溜”的下场的事实，使“不懂装懂、弄虚作假”的现象、实质与危害昭然若揭，给读者带来深刻的启示。

《劝学》一文更是通篇运用比喻，使人对所说道理理解得具体生动，全面深刻，而又不觉得重复腻烦。文中有正面设喻，如“青出于蓝”、“冰寒于水”、“金就砺则利”等，从正面阐明学习的重要性；有正反设喻，如蚓和蟹、骐骥和驽马、“锲而舍之”和“锲而不舍”等，把所要说明的道理说得更具体、明白；有反复设喻，如“qì＠①而望”、“登高而招”、“顺风而呼”、“假舆马”、“假舟楫”，说明一个共同的道理：学习的重要作用。

在运用比喻时，有的单说比喻而将道理隐含其中，留给读者思考。如“青出于蓝”、“冰寒于水”等。有的先设比喻，再引出道理，如“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等。有的设了比喻，引出道理后，再用另外的比喻进一步论证，如课文第三段先用“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比喻，引出“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的道理，再用“不积跬步”、“不积水流”作进一步论证。

全文极少抽象说理，所引比喻多是生活中常见事物，形象具体，所以读了以后使人感到津津有味，从有味中受到启发和教育。

四、讲述故事

为了说理，有时可以选择一个典型故事进行叙述，然后针对这个故事加以评述，画龙点睛地揭示道理。这在古代论说文中颇为常见。韩非的《五矗》就是一例。

韩非为了阐明“不期修古”的论点，除了举例和分析进行论证外，还说了“守株待兔”的故事，然后进行评述，一句话将故事扣住了论题：“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反对因循守旧，反对固步自封的道理本来十分抽象，可作者以一个故事，尤其是故事中的“笑”字，与论题有机联系起来：一个是为新圣所“笑”字，一个“身为宋国笑”，深刻地揭示出“法先王”观点的幼稚可笑。

论说文中讲故事，有时为了需要可以连用。吕叔湘先生的《谈谈虚和实的关系》一文就是这样。他在论文中用“有眼与无眼”的故事来说明“光是观察也不容易”；用禅宗和尚的故事来形象地论证：前人的理论是我们的财富，但只是一种参考，要用自己的观点来验证。此外，作者还用了达尔文的事例，门捷列夫的事例，叶斯丕森的事例等。这样，不但使论述的问题通俗易懂，深入浅出，而且可以使文章变得到娓娓动听，避免议论文容易出现的干瘪枯燥的毛病。

以上介绍的是几种形象说理的方法。这几种方法可单独使用，但结合起来使用，效果会更好。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形象说理中的“形象”与文学作品中的“形象”，概念内涵有所不同。前者可塑造，通过场面和情节详尽地描述出来，后者则是使抽象道理形象化，深奥道理通俗化的一种议论形式。我们写作议论文时一定要区分清楚，这样才能写出形象生动、说服有力的议论文章来。

说理范文篇3

近年来，高考试卷中，说理题是一种题型较新、综合性较强、难度较大的能力型题．此类试题，从考生的答题来看，错误率和失分率极高．

说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具备学习物理的各种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和实验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反映对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程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作业不能准确有效地反映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清晰程度，如选择题只要求写出答案，但反映这一结果的思维过程却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学生只知埋头于“题海”，存在轻视基础，不重视课本中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的各种表述，不善于去思考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解题不规范．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套试卷，以说理为主的四种题型：选择说明题、设计性实验题、辨析题、证明题，（见附录）．通过测试来调查研究高三学生在完成高考第一轮复习后，对基础知识及基本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数学方法）掌握到何种程度．

调查对象为普通中学高三理科四个班的学生，共计206名．调查时间定在高三复习第一轮结束．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分析学生答题情况，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对物理概念不能正确地表达或表达不清楚、不确切，（2）推理分析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3）论证过程不严密，存在着较多的疏漏，（4）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差，（5）归纳综合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不尽人意．

物理说理水平是学生学习物理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从学生回答选择说明题这一题型，发现一个突出问题，他们能选出正确的选项，但不能说出选择的理由．

选择题第1题主要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该题属于较难题，正确选项为D，选项正确率为36％．该题涉及到物理概念很多，如电场、电势能、电势差等，只有23％的学生能正确理解这些概念，能把这些概念贯穿起来，借助图示作定性描述，通过分析，得出正确选项D．56％的学生由于概念模糊，不能确定电性和电势能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确定A、B两点电势高低．其余的学生根本不知如何下手，只是在试卷上零星写上几个字．可见若没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既便有相应的文字表达能力，也不能体现其物理说理水平．

选择题第2题主要考查学生的推理能力．该题属容易题，正确选项为B，选项正确率为73％．其中31％的学生知道如何得出结论，但不知如何运用文字进行表达，写出的仅仅是几个公式，还有部分学生推理过程缺少论据、逻辑混乱．这表明学生文字表达能力较差，这样就难以体现其推理能力，必降低其物理说理水平．

设计性实验题要求学生在现有的条件下构建出单摆这一物理模型，利用手表、小钢卷尺测得单摆的周期和摆长，根据单摆的周期公式求出所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再以海平面的重力加速度为已知值，利用万有引力定律进行比较得出结果．有36％达标，而53％的学生知道实验原理，但在叙述实验方法上明显存在缺陷：有的仅写式子，没有文字；有的叙述罗嗦，没有重点等．还有部分学生无法确定实验原理．上述事实说明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较差．由此可知，若学生实验能力没有得到培养，其物理说理水平就不可能高．

辨析题作为一种新颖的题型，处理问题所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学生是学过的．它要求学生通过分析和综合，能独立的、灵活地对相关的见解和结论进行评价．13％的学生只写出正确或者错误，但没有下文；41％的学生能运用万有引力定律得出：在行星表面有GM／R2行＝g行、在卫星表面有Gm／R2卫＝g卫，再将二式相比求得g卫＝0．16g行，但不能指出GMm／r2＝mg卫．这一式中g卫的物理意义，在该式g卫并不是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而是卫星绕行星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只有7％的学生能够点出．这正是学生分析综合能力差导致物理说理水平低的原因．

证明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该题要求学生能正确地运用几何图形进行表述、分析和处理物理问题．只有32％的学生其证明过程符合要求．这么低的物理说理水平，正是由于学生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欠佳所导致的．

三、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学生的物理说理水平离教学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充分暴露了教与学中的薄弱环节，即传授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严重脱节，应引起师生的足够重视．

说理范文篇4

近年来，高考试卷中，说理题是一种题型较新、综合性较强、难度较大的能力型题．此类试题，从考生的答题来看，错误率和失分率极高．

说理水平的高低，取决于具备学习物理的各种能力（理解能力、推理能力、分析综合能力、运用数学处理物理问题能力和实验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反映对物理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程度．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一方面作业不能准确有效地反映学生对基础知识和基本方法掌握的清晰程度，如选择题只要求写出答案，但反映这一结果的思维过程却不得而知；另一方面学生只知埋头于“题海”，存在轻视基础，不重视课本中物理学的基本概念与原理的各种表述，不善于去思考处理问题的基本方法，解题不规范．基于上述两种原因，我们精心设计了一套试卷，以说理为主的四种题型：选择说明题、设计性实验题、辨析题、证明题，（见附录）．通过测试来调查研究高三学生在完成高考第一轮复习后，对基础知识及基本方法（思维方法、研究方法、数学方法）掌握到何种程度．

调查对象为普通中学高三理科四个班的学生，共计206名．调查时间定在高三复习第一轮结束．

二、调查结果与分析

分析学生答题情况，归纳起来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对物理概念不能正确地表达或表达不清楚、不确切，（2）推理分析过程中，存在严重的逻辑混乱，（3）论证过程不严密，存在着较多的疏漏，（4）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差，（5）归纳综合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不尽人意．

物理说理水平是学生学习物理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体现．从学生回答选择说明题这一题型，发现一个突出问题，他们能选出正确的选项，但不能说出选择的理由．

选择题第1题主要考查学生的理解能力．该题属于较难题，正确选项为D，选项正确率为36％．该题涉及到物理概念很多，如电场、电势能、电势差等，只有23％的学生能正确理解这些概念，能把这些概念贯穿起来，借助图示作定性描述，通过分析，得出正确选项D．56％的学生由于概念模糊，不能确定电性和电势能变化之间的关系，从而无法确定A、B两点电势高低．其余的学生根本不知如何下手，只是在试卷上零星写上几个字．可见若没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既便有相应的文字表达能力，也不能体现其物理说理水平．

选择题第2题主要考查学生的推理能力．该题属容易题，正确选项为B，选项正确率为73％．其中31％的学生知道如何得出结论，但不知如何运用文字进行表达，写出的仅仅是几个公式，还有部分学生推理过程缺少论据、逻辑混乱．这表明学生文字表达能力较差，这样就难以体现其推理能力，必降低其物理说理水平．

设计性实验题要求学生在现有的条件下构建出单摆这一物理模型，利用手表、小钢卷尺测得单摆的周期和摆长，根据单摆的周期公式求出所处位置的重力加速度，再以海平面的重力加速度为已知值，利用万有引力定律进行比较得出结果．有36％达标，而53％的学生知道实验原理，但在叙述实验方法上明显存在缺陷：有的仅写式子，没有文字；有的叙述罗嗦，没有重点等．还有部分学生无法确定实验原理．上述事实说明学生独立设计和完成实验的能力较差．由此可知，若学生实验能力没有得到培养，其物理说理水平就不可能高．

辨析题作为一种新颖的题型，处理问题所需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规律学生是学过的．它要求学生通过分析和综合，能独立的、灵活地对相关的见解和结论进行评价．13％的学生只写出正确或者错误，但没有下文；41％的学生能运用万有引力定律得出：在行星表面有GM／R2行＝g行、在卫星表面有Gm／R2卫＝g卫，再将二式相比求得g卫＝0．16g行，但不能指出GMm／r2＝mg卫．这一式中g卫的物理意义，在该式g卫并不是卫星表面的重力加速度，而是卫星绕行星做匀速圆周运动的向心加速度，只有7％的学生能够点出．这正是学生分析综合能力差导致物理说理水平低的原因．

证明题主要考查学生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该题要求学生能正确地运用几何图形进行表述、分析和处理物理问题．只有32％的学生其证明过程符合要求．这么低的物理说理水平，正是由于学生运用数学工具处理物理问题的能力欠佳所导致的．

三、结论与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不难看出，学生的物理说理水平离教学目标还有一定的差距，充分暴露了教与学中的薄弱环节，即传授知识与能力的培养严重脱节，应引起师生的足够重视．

说理范文篇5

美国卡多佐大法官说过：“当司法过程是创造性的，而非纯粹静态或宣示性的时候，每一个司法判决都是对问题的反映，也是对问题的解答”。［1］裁判说理是法官在判决的生成和外化阶段，针对案件的事理、法理、情理和文理等方面围绕当事人及律师所提出的主张向案件当事人、法律职业共同体及社会公众展现的以表达裁判理由为目的的裁判活动。在案件的裁判说理过程中，说理的内容不应是千篇一律，法官应在案件的裁判说理过程中发挥主观能动性。判决结果被双方当事人、社会公众普遍接受是实现裁判文书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有机统一的关键，判决中的裁判说理质量更是决定人民法院判决结果正当与否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裁判文书的说理质量还比较低，远远不能满足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对裁判说理的强烈需求，人民群众迫切期待在裁判说理中能够随时感受到人民司法的公平与正义。但就目前的裁判说理现状而言，我国裁判说理仍存在许多困境。（一）无视案件程序说理。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只有程序上达到了公正，实体正义才能获得前提条件和基础保证。当前，我国裁判文书针对案件的程序性事项记载还不够详尽，仅从裁判说理的外化阶段来看①，程序内容上的裁判说理还有待提高。总体上讲，我国裁判文书中原告的起诉时间、上诉人的上诉时间、当事人是否发生主体变更等对案件审理起重要影响的程序性事项都未能在判决中有所体现，这些细节部分的忽略对于准确把握案件基本事实将产生重大影响。与此同时，当事人是否提出案件财产保全或者证据保全，当事人诉讼请求是否发生过变更以及案件当事人是否提出对方当事人不是适格诉讼主体、没有诉讼实施权、案件是否存在第三人，应不应当追加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等问题，裁判文书也往往没有给予回应。［2］在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当事人在行使程序性诉讼权利时，即便当事人未主张程序性诉讼权利，法院也应该就相应的程序性事实进行认定、说理。法官在进行裁判说理时，必须针对与案件有重大关系的程序问题进行说理，以便当事人及社会公众能够了解案件审理的程序是否完备、公正、合法。就目前我国裁判说理整体情况而言，程序事项说理显然还需要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程序事项说理将是我国裁判说理不断精进的重点。（二）忽视法律事实说理。从一定意义上说，个案事实认定上的差异、对立，将直接导致个案在法律适用上的差异与对立。也就是说，解决事实认定问题是正确进行法律适用的基础。只有对案件法律事实予以准确认定，法律适用才能正常展开。［3］事实认定是裁判案件的基础，法官只有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法律适用并作出正确的司法判决。从某种意义上讲，案件的裁判结果是否体现公平正义取决于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因此，法官寻求裁判的正当性，对作为裁判基础的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就必须恰当、准确。案件法律规范和法律事实是不可分割的：一方面，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过程需要实体法的构成要件予以指引；另一方面，应该在程序法和证据规则的规范下对案件法律事实予以认定。［4］我国法官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往往忽视对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不能全面准确地确定案件的争议焦点，部分法官分不清案件事实与案件法律事实，对于与案件审判完全无关的事实也常常大费周折地加以认定，而真正需要查清的案件法律事实却时常缺乏有利证据作为支撑。部分法官认为，对案件事实进行准确认定，即是对“事理”予以准确阐明，也就完成了案件法律事实说理。但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待商榷。事实认定在阐明事理中确实占据重要地位，但其仅仅是阐明事理的一部分，“四理”中的阐明事理绝非是事实认定那么简单。认定案件事实着重点在于无限还原案件发生的真实过程。而阐明事理除了需要依据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外，着重点是法官“说理”。这种“说理”是一个在已认定的案件事实基础上某种与具体案件事实相匹配的生活固有常理经文字以判决的形式再现的过程，这种生活固有“常理”的再现过程既需要一定的理性思考，更需要感性经验。当前，除了对法律事实说理存在一定偏差外，一些法官还不能充分展示心证过程，判决书时常存在“法官突袭”，很多时候用“上述事实，有证据在案”或者是“上述事实，证据确凿”来敷衍了事。对于双方当事人争议较大的证据采信等问题，法官常常不能自圆其说，详细论述，更谈不上展示心证认定过程。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对该证据（不）予以认定”等“修辞性技巧”来规避风险、逃避说理责任。［5］论证简单化、说理形式化的释法说理方式在部分法院仍然存在。法官在案件法律事实认定、举证认证过程中也存在越来越不注重对案件法律事实的认定，在质证过程中更是很少对全案进行综合衡量，过分依赖直接证据和证明责任进行裁判。（三）轻视法律适用说理。法官需要对判决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详细说理，法律适用中的说理在整个裁判说理过程中具有核心地位，是整个裁判说理的核心所在。然而，我国法官在法律适用时，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缺少法律适用上的论证性说理（未将相关的证据和事实进行结合，很少对行为作出精准定性和说理论证）以及逻辑性说理（在事实、证据、法律三个方面均缺乏叙述和梳理）的问题。［6］在大陆法系中，法律适用通常采用逻辑三段论的方式进行，即法律直接规定大前提，案件事实作为小前提，经“涵摄”将案件事实归于法定的构成要件之下，然后推导出相应的法律结果。逻辑三段论的分析方法实际是相互联系的三个步骤：⑴认定案件事实；⑵法律构成要件的解释分析与确定；⑶涵摄与归入并得出结论。除去前文所述的案件事实认定外，法律适用说理所需完成的工作实质就是凭借法律构成要件的解释分析与确定以及案件的涵摄与归入来论证演绎推理过程的正当性及判决结果的可接受性。法律发现是涵摄归入法律构成要件的前提条件，只有寻找到合适的法律依据，法官才能进行案件的涵摄归入，最终得出裁判结果。只有法律适用具有可接受性，法官所作的判决才能同时兼具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而作为律师，应在法官确定裁判说理内容的过程中积极主动地发挥作用，为法官的裁判说理提供充足的说理来源，丰富说理内涵。律师作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是法官与诉讼当事人之间的沟通桥梁。作为现代法治国家重要的制度组成部分，律师制度在国家法治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就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律师在裁判说理中的作用还没有被完全发挥出来，法官“职权主义”思想还依然存在，这使得律师在裁判说理中的地位被轻视，意见中的说理部分也很难在裁判文书中予以采用、应答。这就使得法官在法律适用说理时说理材料过分单一，不能做到“兼听则明”的目标追求。由此，导致法律适用说理常常成了简单的三段论式输出与输入的机械运转。法律具有指引和教育的功能，判决书也具有相同的作用。好的判决书不仅可以对个案定纷止争，而且判决中所包含的裁判说理内容，依托互联网公开的方式，也能起到教化大众的作用。但当前我国仍有部分法官针对当事人所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任意取舍，而且面对当事人围绕法律进行争执时，基本做不到全面、准确、及时回应，而是有意选择暂时回避，对裁判说理所适用的法律缺乏及时性、规范性、论证性说理，使人常常深感不知所云，高深莫测。［7］判决中出现遗漏、肢解或歪曲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反驳理由和反诉请求等现象还不时存在。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种判决很难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可接受性更是无从谈起。

二、裁判说理面临困境的原因

部分法官在裁判的过程中不会说理、不愿说理、不敢说理、说理内容不具有针对性和逻辑性等问题早已成为我国裁判说理的诟病。我国裁判说理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抽象模糊”。法官在裁判说理时，虽然能够严格遵守三段论的推理过程，列出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继而确定出作为小前提的“法律事实”，而后法官依据“法律事实”及“法律规范”直接将“裁判结果”轻松展现在“观众”眼前。我国法官判决理由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官的自我感觉，而不是依据规范做出的解释，因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成了我国裁判说理的标志。（一）法官的主观因素。法官裁判案件能力的缺欠和个人职业道德素养的缺失是导致法官在具体案件中无视程序事项、忽视事实认定、轻视法律适用的主观因素。近年来，我国法官的业务素质正在逐步提高，处于不断上升的阶段。但从整体来看，我国部分法官的业务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审判工作的需要，在遇到较为复杂的案件或需要法官充分进行说理时，部分法官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法官不能运用裁判说理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角度进行详细、透彻的分析。法官正确裁判案件的能力是裁判说理的基础，只有在正确的判决基础上，裁判说理才能更有底气、更有说服力。法官业务能力上的短缺，容易导致裁判说理成为“水中月、镜中花”。当前，我国部分法官尤其是基层法官还存在法理基础不扎实、法律适用能力不强、法律语言表达不严谨、审判实践经验不丰富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其在裁判说理过程中即不愿说理，也不会说理，更不敢说理。于是法官就采取折中办法，采用“抽象模糊”的说理方式，以此既达到裁判说理的要求，又能起到自我保护的效果。与此同时，就法官个人职业道德素养来看，还有少数法官政治素质不过硬，法律职业道德修养有待提高，存在难以抵抗诱惑，偶发性“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的情形。这部分法官的判决奉行“宁简勿繁”“含糊其辞”的原则，裁判语言概念化、抽象化，生怕说多了被人抓住把柄。［8］目前，法官进行裁判说理时的首要顾虑是如何保护自己，掩饰说理中的“硬伤”，以应对当事人、同行以及社会公众的“打假”。判决中的裁判说理本质上仅是起到辅助作用，是一种手段。说服当事人接受司法公正裁判，从而实现案结事了、定分止争才是判决的核心目的。［9］法官的案件裁判水平和个人职业道德素养是制约裁判说理质量的主观因素。通过培训来加强法官的职业素质能力，提高法官裁判案件水平，增强法官职业道德意识，对于摆脱中国裁判说理的困境确实能起到积极作用，但这些举措的实施都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且未必能达到预期效果。笔者以为，为解决目前我国裁判说理的困境，除了通过内部“自救”方式，不断提高法官裁判说理能力外，还应该在外部建立一种“外援”评价监督机制，以此来提升法官裁判说理能力。（二）制度的客观因素。法律是不会说话的法官，而法官却应该是会说话的法律。只有法官与法律融为一体，才是司法的最高境界，才会使司法成为社会的最终依赖和最后信心。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所作的判决虽然在司法活动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并不是法律的正式渊源。我国法官不具有法之续造的权利，这就使得法官在审理案件时，那些具有特殊性的案件法律事实与具有普遍性的法律规范很难完美准确契合。法律的僵化性与滞后性常常使得个案判决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处境，这就出现了所谓的“法律漏洞”。填补法律漏洞的最好办法是及时进行立法，弥补法律空白。然而，社会关系的瞬息万变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立法往往顾此失彼，难以及时跟进。再加之立法资源的稀缺性，成本与效果的非对价性等诸多现实原因，使得短时间内填补法律漏洞的工作只能依靠法官的一己之力。因此，法官需要一座连接案件法律事实与法律适用之间的桥梁———法官法律解释权。虽然在实然层面我国法官无时不在进行法律解释的工作，但我国法律并未明确授权法官享有“法官法律解释权”，这使得法官所作的解释工作完全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实际上也是一种“越位”行为，由此造成我国法官对法律的释法说理，仅仅是“解释法律”而不是“法律解释”。法官在具体案件的法律适用中缺乏法律解释权是我国裁判说理处于困境的制度层面上的原因。判决书是审判活动的最终产物，是用来理清案件法律事实，对法律适用予以具体解释，将各方面的信息传递给案件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并使其根据法院的解释来调整自己的行为，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具有合法性，从而起到树立司法威严的一种综合性法律文书。法官在中立的立场上公正的解释法律是法官最重要的社会责任，也是体现法官对法律负责的崇高精神。［10］因此，解决法官轻视法律适用说理，发挥法官对法律的解释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但到目前为止，我国法官还不具有法律解释权，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法官法律解释权的缺失，让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在法官的裁判说理过程中被迫边缘化，法官无权针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进行详细充分的解释说理论证，无法对具体法律问题发表个人观点。在现有制度下，法官一旦触碰法律解释的红线就可能因“越位”而被红牌罚下①，这在制度层面上大大降低了法官裁判说理内容的质量，使得裁判说理形式有余而实质不足，导致的法官无视程序事项、忽视案件法律事实认定、轻视法律适用也就具有了存在的依据。在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中，法官需要在社会中承担更多责任，从某种程度上讲，将法官看作正义导向，将司法活动看作是一个缓冲地带，这种缓冲地带被用作处理政治权力与一般公众矛盾，此时的法官成为了公平、正义的化身，他是在具体问题解决上的法律和社会公理的宣告者、平衡者，拥有权威意义上的理解和解释法律的权利。［11］法官法律解释权的缺失让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既要对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进行详细的解释说明，又要面对行使法律解释权时“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显然成为我国裁判文书不断增强裁判说理厚度的桎梏所在。（三）社会转型期的特殊阶段。我国正处在由积极的法民关系向消极的法民关系过渡的阶段。法官的裁判说理对象正在从案件当事人向当事人、律师及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法官自我防卫意识、当事人诉求至上的诉讼目的以及判前沟通的特别程序随之孕育而生。法官在裁判说理时面对的对象不再仅仅是原来不甚了解法律的当事人，而是增加了能够准确运用法律的律师以及其他法律职业共同体，这就使得法官在裁判说理时更加谨小慎微。在这种境遇下，与冒说理之险相比，法官只能首选自身安危，追求明哲保身。同时，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当事人把判决结果放在首位，更加注重自己的利益保护，当裁判结果未能达到其心理预期，判决结果再正确，当事人也会全然无视裁判说理的实然价值。此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审前沟通环节成了衔接裁判结果与裁判说理的润滑剂，起到了降低法官在裁判过程中的说理必要性的作用。虽然社会公众对裁判说理的呼声越来越高，但由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情，大众“特权文化”心理、司法体制泛行政化的权力结构等诸多矛盾无法一时化解，裁判说理落实到具体案件中，程序事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被虚化也就成了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无奈现实。如上诉述，我国裁判文书中的程序事项、事实认定以及法律论证可以称得上是裁判说理的“重灾区”。判决书中的“经审理查明”和“本院认为”部分，往往机械套路，缺乏实质性的说理内容，造成裁判说理内容往往空洞无感。在社会转型期的特殊节点上，法官在针对具体案件进行裁判说理内容的确定时，部分法官还没有完全掌握应该如何围绕案件的事理、法理、情理、文理等方面，坚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避免说理僵化被动。基于社会转型期的特殊国情，我国法官在裁判说理中的案件程序事项、事实认定、法律适用这三个环节上还需要下功夫，要让裁判说理的内容有理有据、充满温情。

三、化解裁判说理困境的路径

说理范文篇6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说理艺术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独立又集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科学，它是研究并根据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施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在长期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笔者认为通过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如正反面的教育、课堂授课、演讲报告、个别谈心、回忆对比，参观访问、文字和形象化教育等等。但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说理，即给人讲道理。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在于说理，这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目的和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启迪人们的思想，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因而只能贯彻疏导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的原则，采取以理服人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就是讲道理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解决人们思想问题和实际的过程。因此，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基本手段和本质所在。

思想政治工作是说理的科学。它不仅要求“理”本身的正确性，而且要求说理方法的科学性，即讲求说理的艺术。之所以强调说理是一种艺术，首先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都不应是一般的言谈。它不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性，还要有一种感染力和情趣；它需要饱含一种意蕴和哲理，以引起听者的思索，启迪听者的聪慧。同时，也因为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思维去“显示真理”。那种形式的照本宣科你说我听的方式令人乏味，那种居高临下动辄训人，靠“假、大、空”话唬人的手段，断然称不上艺术，也是不会成功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中社会像个大舞台，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他们的角色也在不断转变。这就要求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应该有更高更强烈的艺术性，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探讨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意在把大道理讲实，把小道理升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入耳入脑，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舟”顺利抵达人们思想的“彼岸”，以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二、说理艺术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一种有效的手段，有其一套固有的科学方法，即符合人们思想和行为规律的方法。对这些方法深谙于心，运用自如。笔者通过继承先辈的财富，借鉴别人的成果，总结自己的经验，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别对象，因人而异。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说理，应该区别对象，因人而异，这是符合矛盾特殊性的规律的。区别对象，首先要熟悉对象。一个说理者不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就失去了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纵有好的愿望，也难以成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必须要深入基层，多调查，多研究，与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人多接触，多交谈，掌握第一手资料。

熟悉对象，区别对象，作为说理者，关键是要研究和掌握不同对象的心理特点。特别从个人兴趣、能力、气质、性格等方面入手掌握情况，其中性格是个性的核心。个人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社会经历不同，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不同，所受的教育和兴趣爱好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特点。这直接影响、制约着说理的难度和效果。

研究和掌握不同对象的个性特点，目的在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使说理取得最好的效果。如对性格开朗，思想基础较好的人，说理或批评宜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对个性内向、心地不宽、自尊心很强的人，讲道理要多用启发式、递进式，对有过失宜个别提醒，且讲究言词，不要给其造成太大的压力，对生活阅历浅、盲目性大、易受感化的人，说理宜用参照式，即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烘托出要讲的内容，使其在与别人的对比中感到某种压力，促其自省和奋进；对思想敏锐、上进心强，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同志，可以通过共同探讨某一个问题，启发自我教育达到说理或批评的目的；对日常比较谨慎踏实、自责心理重的人，出了问题，只要间接侧面的提醒一下，就足以使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痛改前非；对平时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或犯了错误又不肯轻易承认的人，则可进行态度严肃、措词尖锐的触动式批评，猛击一掌，促其回心转意。总之，只要我们做有心人，熟知不同对象的性格特点，就能在这个奥妙无穷的思想工作王国里自由驰骋，使说理呈现出很强的针对性和艺术性。

（二）寓情于理，情理交融。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感情艺术。情通则理达，感情相悖，即使金玉良言，人家也未必听得下去。俗话说的好，一句话能把人说的笑起来，一句话也能把人说的跳起来。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讲道理，有的人讲，群众就爱听；有的人讲，群众就不爱听，甚至很反感。同时一个人犯了错误，有的领导去批评，尽管言词很尖锐，态度很严厉，他都乐于接受；有的领导即使只是拐弯抹角地点上几句，他也会一触即跳，闹个不可开交。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后者和群众没有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群众不信服他。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者之情，应该比母爱更细腻，比父爱更广博，比情爱更质朴，比其它一发亲情之爱更纯洁、更高尚。

建立同志间的纯洁感情，重要的是始于平时、发自内心。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领导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都很敏感。如果平时在群众面前总端个架子，盛气凌人，不关心大家的痛痒，到找人谈话时再临时卖弄，就是“技术”再高超，也无济于事。同时，关心帮助同志，寻求建立感情和信任，必须有一颗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这样在谈话说理的时候，真情实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才能做到情深意长，情真意切。当然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仅仅依靠“以情感化”是绝对难做到的。要澄清思想上的糊涂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主要还是要靠真理的力量，靠“以理教化”。它辩证地告诉我们，说理不能停留在“动之以情”，也不要局限于“晓之以理”，而应将情与理有机“化合”，做到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理交融，以理为主，使说理更富有摄取人心的艺术感染力。（三）实事求是，就事论理。摆事实、讲道理，既要以理服人，又要靠事实说话。不搞空洞无物的说教，不落就事论事的俗套，真正做到就事论理，事理合一，把事办好，把理讲透。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说理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强大威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事论理，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首先是对事实本身，要客观、准确的掌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怀有偏见。然后再作具体分析，全面、发展、辩证地看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该讲什么道理就去讲什么道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的。同志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含义时指出，“实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即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讲的就事论理的道理。那种既不认真学习理论，又不去做艰苦的调查和深入地研究，而仅仅靠“习惯”办事，照“本本”说题，肯定是不能取得好效果的。

实事求是，就事论理，还要善小中见大，“借题发挥”，从“小事情”中引出“大道理”来。这就要求说理者要有职业的敏感性和洞幽烛微的观察力，从司空见惯的平凡现象入手，透过最本质的一点，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启人深入思考，令人回味无穷。通过处理一件事，使大家明白一层理，以收到片言以居要，一目能传神的奇效。

（四）设身处地，理利相济。重视物质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可见，忽视物质利益的说理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只强调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作用，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

重视物质利益，就要关心群众生活。思想政治工作者给人讲道理，就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而很多思想问题，是由实际问题引出来的。所谓实际问题，主要是指显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本人难以处理的实际矛盾。如家庭经济、住房困难、就业、子女上学入托困难、工作中遭到误解而关系紧张、离婚失恋感情受到创伤等等。我们在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时，就要注意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能仅仅是表示同情，还要尽心尽力帮他一把。

重视物质利益，提倡理利相济，并不意味着对个人主义的纵容，对“越轨”现象迁就；并不意味着以“利”去换取廉价的欢愉和贪心的满足。思想政治工作重在说理，思想工作者所言的“利”，应该是连通心灵的桥梁，使人受“理”的催化剂。以“利”催化，则以“情”感化一样，绝不能代替以“理”教化。（五）真诚相待，能言善导。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工作对象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诚挚的同志友谊，并善于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这是说理艺术获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条件，也是一种态度、方法、艺术。

首先，要坦率真诚，广交朋友。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诲人”，必须善“交友”。没有可信赖的友谊，说理就很难奏效。交友，一要以诚相交，肝胆相照；二要平等相待，平易近人；三要多多益善，既交“益友”，又交“损友”。只有这样，才能把正确的道理渗透到各个层次中去使思想政治工作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带领大家共同进步。同时，要注意把理讲实，不“训”、不“哄”。人若诚，心必直，言必实。能不能说实话，讲真理，直接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和说理的效果。

此外，还要讲究一点语言表达技巧，理靠“说”而达于心。从实际效果来看，直说、干说，有时不如巧说、趣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是找一个人谈心，有的人可以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有的则话难投机，一谈就崩。若找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与语言表达技巧有关。思想工作者要做到交友诲人，能言善导，就要使自己的说理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运用生动的事例，鲜明的对比，恰当的譬喻，精到的典故，通过周密严谨的逻辑力量和隽永凝练的语言，去启迪人们的思想，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使大家听之有趣，学之有识，思之有理，行之有据，情通意达。

三、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功。要掌握和运用好这门艺术，必须从加强自身修养入手，努力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

（一）要加强政治、理论修养。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党性很强的工作。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信仰，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政治工作又是重在说“理”的工作。说理就要有“理”，这个“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化解群众的思想问题，使自己成为一个既懂“理”知“理”又会用“理”讲“理”的说理者，这是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功。

说理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李贽；文学批评；童心说；化工说

李贽是明代一位以狂放著称的思想家，公开以“异端”自居，反对“存天理、灭人欲”的虚伪道学，注重个体生命之解脱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位置。在文学批评理论方面，李贽重视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强调情感之真诚无伪与表达之流畅通顺。于是他提出著名的“童心说”和“化工说”。

一、李贽的“童心说”理论

李贽的“童心说”是其文学理论批评的思想基础。就“童心说”来看，李贽围绕着“自然无伪”这个核心展开论述的。“童心”一词的本义是指人心之本然状态，即童稚之心，李贽认为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心之初也”。突出强调“真”，即人类童年的一种心理状态，它没有受到后天教化的影响。但李贽更看重的是表现思想情感之真诚无欺，这是与虚假伪饰相对立的层面。故日：“童心既障，于是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底；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即所言要发乎心，不要掩盖自我真实想法，要自然无伪的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情感。这是针对盛行一时的假道学所提出来的，李贽推崇做真人、说真话、做真事、写真文。“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苟童心常存，则道理不行，闻见不立，无时不文，无人不文，无一样创制体格文字而非文者。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降而为六朝，变而为近体，又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为今之举子业，大贤言圣人之道皆古今至文，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故吾因是而有感于童心者之白文也，更说什么《六经》，更说什么《语》、《孟》乎?”由此可以看出，决定作品价值的是“童心”，作者只有将“真心”融入创作中，表现自己的真情实感，才有可能创作出来好的作品，这着重强调了创作过程中作家的主体作用。李贽更注重人格，他认为读古人诗文须注重作者其中的品格境界，真正能与古人心灵相通，方能有所收获。

但伟大的人格不是创作好作品的唯一条件，若想创作出不朽的文章还必须有才、有胆、有识。李贽本人狂放狷洁在明代可谓一流，论独立精神亦可谓一意孤行。他写文章随心所欲，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却只能被视为杰出的文学思想家而非伟大作家。可见一位伟大的作家不仅要人格崇高，还应具备才、胆、识。以上条件具备以后，作者于临笔挥毫之际还需有“绝假纯真”之“童心”，只有如此，方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来。“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这个“童心”成了衡量作品好坏的标准，于是《西厢记》、《水浒传》与《六经》、《语》、《孟》并列成为天下至文。这样，李贽在批判复古主义思潮的氛围里肯定了戏曲小说的文学地位，对后来的戏曲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二、李贽的“化工说”理论

李贽还提出“化工说”，他认为艺术造诣有“化工…画工”之分，“画工”是一种人为的极工尽巧，它虽能夺自然造化之细腻工巧，却无法与真自然相比，故李贽认为高明的《琵琶记》没有能深入表现人物真实自然的爱恋之情，而是极尽工巧地去刻画人物之全忠全孝，结果失去了感人的力量。所以真正的作品应如自然界的万物，有其自身的生存规律。李贽显然侧重表现作品人物之真实自然。故其“化工”乃指对客观对象的描述要达到逼真生动的程度，“画工”则指违背自然真实的人为加工。李贽所追求的“化工”即自然之美，它不囿于形迹法度，不在于字句、结构、对偶之间，也不在于道理、法度。李贽认为“且夫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他们是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垒块；诉心中之不平，感数奇于千载”，是一种真情实感的流露，是真性情的表现。

李贽关于化工与画工的理论无疑来源于绘画艺术，而且很有可能直接受到苏轼的影响。东坡论诗画肯定“天工”而否定“画工”，李贽将这一理论应用于戏曲小说批评领域时，在保持其原有含义的同时，又拓展了其所含意蕴。如李贽评《水浒传》十三回日：“《水浒传》文字形容既妙，转换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画周谨、杨志、索超处，已胜太史公一筹；至其转换到刘唐处来，真有出神入化手段，此岂人力可到?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后天地终也，不妄不妄。”此言化工乃取其自然不露雕琢痕迹的意思。小说叙刘唐至晁盖处送生辰纲消息，并不直叙，反远远由雷横巡乡入笔，化直接叙述为情节描写，在人物冲突中自然引出欲传消息，显得过接自然而无痕迹，所以称其为化工文字。又七十六回评日：“若欲借此阵法封侯拜将，待河之清也。”指其专注于细致描绘各种阵法，却毫无自然真实之感，是画工之作。这一用法与绘画中所用意义大体上是相同的。

李贽还为此理论注入新的内涵，使之更适用于新的艺术领域。首先，从自然真实之内涵出发，强调作者在描绘人物时须合乎其本色如身份、口吻、性格等。《水浒传》四十四回杨林对石秀日：“四海之内，皆是兄弟，怎如此说?”李贽批日：“太文雅些。”(同回夹批)此言杨、石二人均为粗汉，如此说话不合他们的性格、身份。此种对人物本色的强调对于戏曲小说批评而言意义重大，这是因为只有将批评重点转向人物塑造成功与否，才算真正进入戏曲小说批评领域。李贽还认为小说欲达到“化工”效果，必须依据描写对象之情理，不允许作者率意而为。

其次，“化工说”又包含着传神的理论。李贽认为传神欲达到化工境界须具备以下两点：一是须真正将人物写活，达到只见其声音笑貌语言声口而完全忘记叙述之语言媒介。

卓吾评《琵琶记》二十三出日：“曲与白竟至此乎!我不知其曲与白也，但见蔡公在床，五娘在侧，啼啼哭哭而已。神哉!技至此乎!”由此评论可知化工传神是李贽相当高的艺术要求。二是化工传神非但要准确描绘人物外在的语言行动，还需要重视人物内心世界之开掘。李贽评《水浒传》二十一回日：“此回文字逼真，化工肖物。摩写宋江、阎婆惜并阎婆处，不惟能画眼前，且画心上；不惟能画心上，且并画意外。顾虎头、吴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转换关目，恐施、罗二公亦不自料到此。余谓断有鬼神助之也”。此处透辟地论述了逼真、化工、传神三者间的关系，逼真即化工肖物，亦即如自然本身那般真实而无人工斧凿痕，且惟其如此方可称为传神。

说理范文篇8

遵循说理艺术的原则

要以说理艺术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首先要遵循说理艺术的一些基本原则。

一是要讲真实的道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所说的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理，是思想之理，是邓小平理论之理，是“三个代表”思想之理，是符合客观实际、能解释和说明当代大学生的实际问题和现实思想、并起指导作用的道理。

二是要因人施“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针对不同大学生的特点和不同的思想问题，因人施“理”。如，对外向型性格的大学生，语言可直截了当，对内向型性格的大学生，则要点到为止；对抑郁气质的大学生，不能给予强烈的刺激，所以在个别说理教育时，常常要用暗示的方法。而胆汁质类型的大学生，脾气急躁，容易冲动，对其进行说理教育时，也要用暗示的方法。对刚进校的大学生，由于其思想单纯、上进心强，对周围的事物有较强的好奇心和新鲜感，对其教育宜采取正面宣传和引导的方式，以较朴素、通俗的语言阐明道理，鼓励他们追求进步；对即将毕业的大学生，由于其思想趋于成熟，知识面较广，对其施“理”要以亲切和蔼的态度、平易近人的语言，通过有力的事例和深刻的道理，使他们口服心服。

三是理要说得泾渭分明。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泾渭分明，不模棱两可，敢于在是非面前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态度。

四是理要说得循序渐进。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根据人的认识过程是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规律，把理说得由浅入深，由表及里，分层次进行。比如，在对大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首先应从道德的最低层——社会公德说起，再讲道德的中层——职业道德，在此基础上再讲到以“五爱”为内容的社会主义道德，然后再引申到道德的最高境界——共产主义道德，这样大学生就比较容易理解道德观念，自觉地接受道德教育了。

五是说理要有耐心。当大学生思想行为出现反复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不怕麻烦，不怕反复，不急于求成，要有足够的耐心进行反复的说理，并且做到每一次都有不同层次的明确的要求。不能企图通过一次工作或一句道理就彻底解决思想问题。

六是说理要有针对性。即要实事求是地从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年龄特点、个性差异及心理状态的实际出发进行说理教育。既不“放空炮”，不“唱高调”，也不搞模式化。

七是说理要有感染力。即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要善于以自己充沛的热情和坚定的信念去唤起大学生情感上的共鸣，激起大学生思想上的波澜，从而转化为其内心的信念。要使说理具有感染性，关键还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所讲的内容应有深刻的体会和理解，对大学生真诚关心和爱护。

八是说理要靠科学。当代大学生具有尊重实际、相信科学的特点，凭借科学进行说理教育，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讲美时谈点美学，讲人生观时讲点伦理学，讲人生价值时讲点哲学，讲改革价值体系时讲点政治经济学。事实证明，讲点科学道理，说理内容丰富了，大学生也就容易接受了。

掌握说理艺术的技巧

一是要寓理于真情之中。在进行说理教育之前，不急于说理，要极力表现真诚的心意，这样可创造出融洽的说理教育气氛，增强大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信任感。高校思政工作者要从大学生的需求入手、从大学生感兴趣的事物入手，主动联“情”。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心情越舒畅，态度越和蔼，交谈越亲切，大学生对其所讲的道理就越乐意接受，越听得进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之前，遇到心情苦恼烦闷时，就要努力调节转移自己的情感，力求做到心情舒畅，待人亲切，做到和颜悦色，防止冷淡的脸色。

二是寓理于事例之中。就是把要阐述的抽象的大道理同具体而又有说服力的事例结合起来，使之具体化、通俗化、形象化，从而收到使枯燥的概念活跃起来的效果。对于一些抽象的道理，大学生往往很难理解，但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能从某些具体、实在的事例谈起，使所选的事例与要说的大道理和说理的角度有内在的联系，将抽象的道理具体化，将理性的东西感性化，把要说明的道理寓于历史、寓言或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例之中，大学生就容易理解了。寓理于事例之中是一种有效的艺术形式，但运用好这种艺术形式还必须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事例要新，要有时代特色，为当前大学生所未见或少见。二是事例要近，所举事例最好在地理上或心理上与教育对象比较接近，这样的事例看得见，想得到，摸得着，可望可及，能给人现实感、亲近感。三是事例要精，事例有大有小，有古有今，有中有外，但不管是何种事例，都应有代表性，有代表性的事例才有说服力。

说理范文篇9

一、裁判文书说理不足

自最高法院推行裁判文书改革以来，裁判文书的质量有了明显提高，但是裁判文书说理性不足的问题仍然比较明显。因为民事、刑事、行政诉讼中存在多种裁定书、判决书，为增强本文的针对性，笔者在本部分选择了以最常见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为例，分析其说理性不足的问题。现行民事判决的格式大致如下：当事人基本情况；“原告ⅩⅩ（原告姓名）与被告ⅩⅩ（被告姓名）ⅩⅩ纠纷（纠纷种类）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当事人参诉情况，“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诉称……”。“被告辩称……”。“经审理查明……”。“上述事实，有……为证（列举认定事实的证据）。”“本院认为……（法院是否支持原告诉讼请求，并简要陈述理由）。综上，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判决如下：……。”笔者对基层法院的一审民事判决书进行了抽样分析，基本都存在如下问题：

1、证据取舍神秘，事实结论突然

证据是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基础，证据的采信与否直接影响着案件事实的认定。案件审理过程中，当事人会分别提供证据用以证明自己的主张，并反驳对方的证据，审判者在此基础上居中裁判。但是，裁判文书中往往缺乏对举证、质证的描述，而只有法院的事实结论，关于证据仅以一句“上述事实，有……为证”带过。我们无法知道当事人都提供了哪些证据，当时人的证明目的和质证意见如何，证据被采信或不采信的理由是什么，该证据能证明什么样的事实，证据链条能否完整地证明当事人的主张。按照《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的要求，对证据的表述不仅要列举证据，而且要对主要证据进行分析论证。目前的裁判文书难以见到对双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的必要阐述，尤其对法院为何采纳这些证据而不采纳另一些证据的查证分析过程没有得到反映，使裁判文书成了法官的一言堂。我国审判方式改革经过长期的探索，基本上形成以公开审判、当庭举证、质证、认证、对席辩论未主要内容的庭审模式，遗憾的是，这些内容在现有的裁判文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因此，作为事实结论的“法院经审理查明”就显得突如其来，证据和这个事实结论之间的关系更是不得而知，裁判文书缺乏法官对事实认定过程和依据的论证，事实结论缺乏说服性。

2、引用法条含糊不清，法理分析欠缺

（1）裁判文书在判决前引用发条时表述为“依照ⅩⅩ法第ⅩⅩ条的规定”，而不写法条的具体内容，可想而知，当事人如果想知道判决所引用法条的内容，必须另想办法去查找。这无疑增加了当事人的负担，而添加法条内容对法官来讲是轻而易举的。

（2）当事人有时会在庭审中提出其认为应当适用的法律，而判决书并未适用该法条并且未说明理由。当事人就会提出质疑，为什么适用这个法律而不适用那个法律，适用这个条文而不适用那个条文，对当事人而言，适用不同法条得出的结论可能是完全相反的。法官拒绝解释原因，就会影响判决结果的说服力。

（3）引用法律条文不全面、不充分，判决书中常有“依法应予支持”“依据法律规定”等模糊性语言。

（4）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层出不穷，当法律缺位时，法官尤其应当阐明做出判决的依据，说明法律缺位的情况、适用法律原则、相关政策、法学理论的缘由，但是目前这种说理非常薄弱。

3、案件流程不能反映在判决书中

我们看到，有些判决书中载明了立案时间，有些则没有载明。立案后的流程情况更是难以在判决书中找到。判决书是公开、公正地反映案件情况的权威文书，不仅应当载明实体问题，也应当说明立案时间、证据交换时间、法院调查取证的时间、开庭时间等主要事实，以增强司法的透明性，增强当事人的信任感。

二、裁判文书说理的主要障碍

1、案件数量的激增

近几年，案件数量迅速增长，而法官人数并没有成比例地增加。加上法院内部专业化分工制度不完善，综合部门、后勤部门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具有审判资格的人员，但他们并不从事审判工作。据笔者所知，北京基层法院的法官们都承受着极大的办案压力。如果要求法官在判决书中全面地分析证据、事实和法律，详尽地阐述判决理由，无疑就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使法官按期结案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2、法官素质的影响

裁判文书由法官制作，法官队伍素质的高低决定着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法学素养、较强的综合分析能力和独立判断能力，以及过硬的文字功底。几年来，高素质的人才不断充实进了法官队伍，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法官的专业素养。但是，目前的法官队伍中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法官队伍中仍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法学教育，专业功底薄弱，论证说理能力欠缺。写作一份逻辑缜密、论证详尽的裁判文书对他们而言存在一定难度。

3、传统思维的制约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种观念在审判领域的表现就是部分法官认为言多必失，于是在判决书尽量写作地简明扼要，避免被当事人抓到“把柄”。殊不知，判决书没有充足的理由，唐突的结论更容易引起当事人的猜疑。

我国历史上的司法裁判者与地方行政长官是“二合一”的，司法裁判的任务断明是非，司法裁判者是高高在上的“青天大老爷”。传统的裁判文书往往只得出结论或以当事人招供为基础得出结论，无需详细佐证裁判结论的正确性。近代我国从其他国家借鉴经验，建立了独立的司法体系，近年来司法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的崇高理想，司法工作让人民满意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但是，一部分法官对司法审判的定位仍不准确，仍以高高在上的裁判者自居，对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认识不足。

但是，上述障碍的存在都不足以成为裁判文书不说理的理由。首先，案件数量激增确实是法官更加注重结案效率，裁判文书的写作无疑要求法官付出更多的时间。但是，法官作出裁判的过程中，应当已经把根据证据得出的事实及据以作出裁判的法律成竹于胸，将心中本该已有的东西书写出来不应该耗费太多的时间。如果对进行说理感到困难，只能说得出的裁判结论是依据不足的，其合法性是有瑕疵的。从另一方面来讲，裁判的说理使当事人心服口服，自然不会去上诉、申诉、上访，这也就节约了法院以及其他部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裁判说理更符合效率原则。其次，在司法改革的过程，法官自身素质和传统思维的制约一直是一个瓶颈。我们不能以此为借口放弃进步，而应该让法官们跟上改革的步伐，通过法官自身的学习和接受系统的培训，增强法官说理的意识和能力。

三、裁判文书说理的必要性

1、利于服判息诉，节约诉讼资源

裁判文书说理不足，使败诉的当事人往往对法官的公正性产生不良的揣测。实践中，常常出现这样的现象，如果当事人赢了，他有可能相信法官是公正的，如果输了，他就往往认为法官是偏私的。败诉的一方难以心服口服，于是频繁地上诉甚至申诉。目前上诉、申诉和信访案件居高不下，莫不与裁判文书不说理或说理不充分有关。无休止的上诉、申诉，不仅浪费了有限的诉讼资源，而且难以达到“案结事了”的目标，不能有效发挥司法工作促进社会和谐的功能。美国法学家麦克尔．D．贝勒斯曾经指出：“即使判决并没有准确地判定过去发生的事实真相，争端双方只要确信他们受到了公正的对待，他们也会自愿接受法院的裁判结果。”

2、铺平执行道路，解决执行难问题

裁判文书的不说理或说理不足，使其公正性受到质疑，败诉的一方不服判决，自然就不会自觉执行判决书确定的义务。败诉方千方百计地逃避执行，与判决书的公信力不足有很大关系。我们看到调解协议往往能够得到迅速执行，甚至可以在调解当场执结，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调解协议充分尊重了双方当事人的意见，双方都心服口服，而裁判文书则不然，被强制要求履行义务的一方有着较大的抵触情绪。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使当事人充分相信自己的意见得到了足够的尊重，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护，法院的裁判完全是公正合法的，有利于改善执行难的现状。

3、杜绝“暗箱操作”，避免司法擅断

法官判案，如果只需告诉当事人判决结果，而不讲如何通过对证据进行分析采信从而认定事实，如何结合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理由阐述清楚，就容易导致法官断案的随意性，使司法腐败有可乘之机，造成法官恣意，导致司法擅断。约束法官行为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强化裁判文书的说理，将证据分析、事实认定到法律适用的全过程呈现于裁判文书之中，使法官的审判活动真实地展现在每一个监督主体面前，真正做到“阳光审判”，事项司法公正。

4、树立法律信仰，促进社会法治

审判追求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互和谐。说理充分的裁判文书，可以使人们学习到法律知识，为行为选择作出指引。上乘的裁判文书，可以展现法官渊博的法学思想，关注社会各阶层的人文思想，深谙风俗伦理的社会学思想以及评判是非的高尚人格，令人肃然起敬，通过法官的人格魅力和裁判文书的公信力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使人们乐于遵循法律，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四、增强裁判文书说理性的应注意的几个主要问题

公正的前提必须是公开，英国上议院休尼特大法官曾经说过：“公正的实现本身是不够的，公正必须是公开的，在毫无疑问地被人们能够看见的情况下实现”“没有公开就没有正义……公开是正义的灵魂。”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不止是审判过程和裁判结果的书面反映，更重要的是表明法官在审理该案件时审判权运用得是否公正。这种公正性主要表现在：一是实体裁判的公正，二是裁判程序的公正。一份说理清楚的裁判文书应当充分的展示这两个方面的公正性。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事实

认定事实的基础在于对证据的认定，事实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对证据的分析认定是否正确及根据证据链条进行的推理是否适当。

首先，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当事人所举证据、对方的质证意见、法院调查取得的证据，以及对法院对证据的分析过程。对证据的分析应当紧紧围绕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进行。当然，对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不宜直接公开的内容，可以采用附件等形式予以表述。附件只送达当事人，对外不得公开。

其次，对事实的认定应当紧紧围绕争议焦点进行。可以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答辩请求以及当事人对争议焦点的认识为基础，总结出法庭认为的争议焦点，并说明理由。在总结争议焦点后逐一以证据分析，并写明证据的主要内容和对证据力的分析，应将每一证据写地明确、具体，最后就整个事实得出结论。即“争议焦点—证据分析—事实认定”的模式。运用证据证明事实时，不仅要详细说明单个证据的内容和其所能证明的事实，而且要将所有证据综合进行分析，各证据之间要相互印证，形成一个有机的证据系统，以证明整个案件事实。当然，关于证据在裁判文书中的写法不好强求千篇一律，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灵活掌握。

最后，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时，应当说明举证责任的分担以及举证不能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2、法律

裁判文书应当适用正确的法律。引用法律条文，应当注意准确、具体、防止片面性，且要列出条文内容。

首先，要处理好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凡是特别法有具体规定的，无须援引普通法。其次，要处理好同一法中基本原则与具体规定的关系，凡是有具体规定的，应当援引具体规定，无须援引基本原则中的规定。再次，援引法律条款应当按照条、款、项、目的顺序予以具体说明。最后，在法条缺位时，应当说明得出结论的法理依据。例如，按照刑法的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应当宣告被告人无罪。按照民法的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守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应当遵守国家政策，此外，民事活动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3、程序

裁判文书应突破首部的现有格式，增加公布有关审判程序的内容，让程序有较强的透明度，既使当事人通过了解程序是否公正，从而增加对裁判结果的信任度，又使法官强化依法高效审判的意识，真正摒弃“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观念，有效发挥程序法对实体法的保障作用。

一是有关起诉时间、立案时间、庭审时间要公开。起诉时间，是一个重要的法律要素，直接关系到原告的起诉是否超过诉讼时效，进而影响到当事人的胜诉权能否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而法院的立案时间则涉及到审限问题。缺乏有关起诉时间、立案时间等内容，有时会导致当事人对诉讼时效何时中断等重要法律事实方面与法院产生不同的认识，并进而怀疑法院的公正性。因此，除了在立案时应注意收集关于起诉时间的相关证据外，还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起诉和立案时间。

二是有关诉前、诉讼财产保全以及证据保全情况要公开。目前，关于采取诉前或诉讼财产保全在裁判文书中基本没有公开，而实践中这又是一个比较容易引起当事人不满和投诉的重要原因。一般而言，如果法院根据当事人申请采取了诉前或诉讼保全措施，当事人可通过相应的民事裁定书了解有关情况，但如果法院未批准当事人的申请，当事人通常是无法得知法院不批准的具体理由的，因为法律和司法解释未要求此等情形下法院应作出裁定或书面告知当事人。此外，法院采取财产保全措施时，提出申请的当事人提供担保的具体情况，通常对方当事人是难以知悉的，实践中往往容易引起当事人对审判人员是否吃请受贿的嫌疑。因此，在裁判文书中公开诉前或诉讼保全的情况，是十分必要的。

三是有关公告时间、公告方式、公告张贴地点等情况要公开。法院何时送达受理案件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以及举证通知书，在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有关诉讼证据的司法解释后，其法律意义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签收举证通知书的时间，直接判断当事人是否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提出增加或变更诉讼请求或提出反诉、申请证人到庭作证、申请委托鉴定等，进而决定是否接受证据或申请。在许多案件中，当事人完全就因为法院对于以上几个因素作出不同决定，极有可能导致案件的胜诉或败诉。因而，在裁判文书中公开以上内容，对说明判决结果也是必要的。

四是有关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情况、简易程序变更为普通程序审理的情况及原因要公开。当事人的追加和变更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能否得到支持，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的转化不能恣意而为，增加上述有关表述，就使判决书首部对案件审理的主要过程有一个客观、全面的反映，为判决的合法性提供程序支持。

4、逻辑和语言

裁判文书的逻辑推理应当缜密，语言表述应当通俗易懂。

两大法系的裁判文书在逻辑和语言方面的风格差别甚大。以法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判决整体上有一定的威权色彩，语言较为抽象化和概念化，法律推理偏重从权威前提出发的逻辑演绎模式如三段论推理；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的民事判决整体上偏向论证和对话色彩，语言较为普通化，法律推理采用对话和理性选择模式。之所以会存在这两种不同风格的司法判决，其原因与两大法系的司法传统和法律文化有关。大陆法系奉行相对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带有一定的职权主义色彩），故决定了民事判决有一定的威权色彩。而且因原则上否定“法官造法”，因而视判决为认知、确定和适用现行法律规范的过程，法官只是机械的法律适用者，在法律推理过程中只能以现行法律规范为大前提，以个案事实作为小前提，采用演绎推理的逻辑方法得出判决结果。而对话色彩的民事判决是由英美法系绝对当事人主义为特征的对抗制诉讼模式所决定的。一名英国法官在判决中须进行四项对话：与律师，与同事，与“已死的”（先前判例）以及与后代（即须考虑当前判决书的结果）之间的对话。法官最终得出的判决结果是通过充分听取控辩双方的意见及论点后做出的选择。我国的诉讼模式职权注意色彩严重，在民事判决说理方面基本上呈现的仍是威权色彩，很少有对话色彩，这也是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仅从古代法官与当事人的称谓——“大人”、“老爷”与“小人”“小民”——的强烈对比就可略窥一二。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之下，公民素质显著提高，法院应当尊重双方当事人的发言权，并力求给出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在判决书的写作中应尽量采用对话方式，在逻辑上，仍以传统的三段论为主。语言的风格上，可以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而定，主要是针对败诉方的情况。判决中应当使用规范的法律术语，但可以进行适当的解释。

5、繁简

裁判文书的写作应注意繁简的把握。

对双方当事人无争议的事实可以采取归纳法，即对无争议的事实，按照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终止进行叙述，并写明当事人在庭审中对此无争议，予以认定。对于一些人尽皆知的道理，如借钱还债、打人赔偿等也不必长篇大论。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或争议不大的案件，法官就不必耗费精力去论证。这在许多国家的司法实践中都得到了体现。从一些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有的一审民事判决书也非常简单，美国有些初审法院对大量案情重复的案件，还发展到判决书的标准化、格式化，制作判决书类似于填写表格。又如日本法院按照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判决书上记载的事实和理由，只要表明请求之目的及原因要点、有无该原因及驳回请求的抗辩理由要点。

在一个具体的裁判文书中，应当把说理重点放在案件的争议焦点上。对双方当事人有争议的事项可以采用逐项分析认定法，即应逐项写清当事人对该事项的主张，双方举证、质证意见、法院依职权查证的情况。当事人的诉辩请求及其理由应当反映在判决书上，当然对于内容重复、层次不清的，可以适当整理和归纳，但不应改变当事人的原意，更不可断章取义、避重就轻。对于法庭调查的事实也要详细说明，并在详细分析有分歧的证据、主张的基础上得出法庭的结论。

注释：

1、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4页。

2、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498页。

3、宋冰编《美国与德国的司法制度与司法程序》，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6—457页。

说理范文篇10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努力探索新方式、新方法，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有针对性的解决不同社会群体的思想问题。既要鼓励先进又要照顾多数；既要统一思想，又要尊重差异；既要解决思想问题，又要解决实际问题。”笔者长期从事基层思想政治工作，对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说理艺术有一些粗浅的认识。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独立又集多种学科知识的综合科学，它是研究并根据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发展变化的规律，用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实施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在长期的基层思想政治工作过程中，笔者认为通过正确的理论和科学灵活的说理艺术在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中有较强的实践性和操作性。

一、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具有多样性，如正反面的教育、课堂授课、演讲报告、个别谈心、回忆对比，参观访问、文字和形象化教育等等。但就其本质而言，就在于说理，即给人讲道理。

思想政治工作的本质在于说理，这是实现思想政治工作根本目的和任务的必然要求。通过思想政治工作，启迪人们的思想，启发人们的觉悟，提高人们认识能力，因而只能贯彻疏导的方针，坚持说服教育的原则，采取以理服人的方法。从一定意义上讲，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就是讲道理的过程，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解决人们思想问题和实际的过程。因此，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的最大特点，是它的基本手段和本质所在。

思想政治工作是说理的科学。它不仅要求“理”本身的正确性，而且要求说理方法的科学性，即讲求说理的艺术。之所以强调说理是一种艺术，首先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无论是登台演讲，还是促膝谈心，都不应是一般的言谈。它不但要有一定的思想性，还要有一种感染力和情趣；它需要饱含一种意蕴和哲理，以引起听者的思索，启迪听者的聪慧。同时，也因为说理不仅需要依赖于抽象的逻辑思维来“证明真理”，而且离不开具体的形象思维去“显示真理”。那种形式的照本宣科你说我听的方式令人乏味，那种居高临下动辄训人，靠“假、大、空”话唬人的手段，断然称不上艺术，也是不会成功的。社会实践的意识形态中社会像个大舞台，舞台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角色，随着社会发展，他们的角色也在不断转变。这就要求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应该有更高更强烈的艺术性，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志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我们探讨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意在把大道理讲实，把小道理升华，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入耳入脑，深入人心，使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舟”顺利抵达人们思想的“彼岸”，以焕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和敬业精神，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二、说理艺术作为思想政治工作一种有效的手段，有其一套固有的科学方法，即符合人们思想和行为规律的方法。对这些方法深谙于心，运用自如。笔者通过继承先辈的财富，借鉴别人的成果，总结自己的经验，将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概括出以下几个方面：

（一）区别对象，因人而异。思想政治工作者的说理，应该区别对象，因人而异，这是符合矛盾特殊性的规律的。区别对象，首先要熟悉对象。一个说理者不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就失去了做好工作的基本前提，纵有好的愿望，也难以成功。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熟悉自己的工作对象，必须要深入基层，多调查，多研究，与自己工作范围内的人多接触，多交谈，掌握第一手资料。

熟悉对象，区别对象，作为说理者，关键是要研究和掌握不同对象的心理特点。特别从个人兴趣、能力、气质、性格等方面入手掌握情况，其中性格是个性的核心。个人是各不相同的，这是因为每个人的社会经历不同，所处的政治地位和经济条件不同，所受的教育和兴趣爱好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特点。这直接影响、制约着说理的难度和效果。

研究和掌握不同对象的个性特点，目的在于因人而异，对症下药，使说理取得最好的效果。如对性格开朗，思想基础较好的人，说理或批评宜开门见山，一针见血；对个性内向、心地不宽、自尊心很强的人，讲道理要多用启发式、递进式，对有过失宜个别提醒，且讲究言词，不要给其造成太大的压力，对生活阅历浅、盲目性大、易受感化的人，说理宜用参照式，即借鉴别人的经验教训，烘托出要讲的内容，使其在与别人的对比中感到某种压力，促其自省和奋进；对思想敏锐、上进心强，有一定理论基础的同志，可以通过共同探讨某一个问题，启发自我教育达到说理或批评的目的；对日常比较谨慎踏实、自责心理重的人，出了问题，只要间接侧面的提醒一下，就足以使其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痛改前非；对平时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或犯了错误又不肯轻易承认的人，则可进行态度严肃、措词尖锐的触动式批评，猛击一掌，促其回心转意。总之，只要我们做有心人，熟知不同对象的性格特点，就能在这个奥妙无穷的思想工作王国里自由驰骋，使说理呈现出很强的针对性和艺术性。

（二）寓情于理，情理交融。思想政治工作的说理艺术，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种感情艺术。情通则理达，感情相悖，即使金玉良言，人家也未必听得下去。俗话说的好，一句话能把人说的笑起来，一句话也能把人说的跳起来。现实生活中，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样是讲道理，有的人讲，群众就爱听；有的人讲，群众就不爱听，甚至很反感。同时一个人犯了错误，有的领导去批评，尽管言词很尖锐，态度很严厉，他都乐于接受；有的领导即使只是拐弯抹角地点上几句，他也会一触即跳，闹个不可开交。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后者和群众没有建立起深厚的感情，群众不信服他。当然，思想政治工作者之情，应该比母爱更细腻，比父爱更广博，比情爱更质朴，比其它一发亲情之爱更纯洁、更高尚。

建立同志间的纯洁感情，重要的是始于平时、发自内心。在平时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领导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群众都很注意，都很敏感。如果平时在群众面前总端个架子，盛气凌人，不关心大家的痛痒，到找人谈话时再临时卖弄，就是“技术”再高超，也无济于事。同时，关心帮助同志，寻求建立感情和信任，必须有一颗与人为善的赤诚之心，这样在谈话说理的时候，真情实感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才能做到情深意长，情真意切。当然思想政治工作的任务，仅仅依靠“以情感化”是绝对难做到的。要澄清思想上的糊涂观念，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主要还是要靠真理的力量，靠“以理教化”。

它辩证地告诉我们，说理不能停留在“动之以情”，也不要局限于“晓之以理”，而应将情与理有机“化合”，做到情中有理，理中含情，情理交融，以理为主，使说理更富有摄取人心的艺术感染力。

（三）实事求是，就事论理。摆事实、讲道理，既要以理服人，又要靠事实说话。不搞空洞无物的说教，不落就事论事的俗套，真正做到就事论理，事理合一，把事办好，把理讲透。这是思想政治工作者说理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强大威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事论理，关键是要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这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首先是对事实本身，要客观、准确的掌握，既不夸大，也不缩小，更不怀有偏见。然后再作具体分析，全面、发展、辩证地看问题。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该讲什么道理就去讲什么道理。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的。同志阐述了实事求是的含义时指出，“实事”，是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即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讲的就事论理的道理。那种既不认真学习理论，又不去做艰苦的调查和深入地研究，而仅仅靠“习惯”办事，照“本本”说题，肯定是不能取得好效果的。

实事求是，就事论理，还要善小中见大，“借题发挥”，从“小事情”中引出“大道理”来。这就要求说理者要有职业的敏感性和洞幽烛微的观察力，从司空见惯的平凡现象入手，透过最本质的一点，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启人深入思考，令人回味无穷。通过处理一件事，使大家明白一层理，以收到片言以居要，一目能传神的奇效。

（四）设身处地，理利相济。重视物质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理论问题。邓小平曾经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可见，忽视物质利益的说理者，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样，只强调物质利益，忽视精神作用，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的。

重视物质利益，就要关心群众生活。思想政治工作者给人讲道理，就是要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而很多思想问题，是由实际问题引出来的。所谓实际问题，主要是指显示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和本人难以处理的实际矛盾。如家庭经济、住房困难、就业、子女上学入托困难、工作中遭到误解而关系紧张、离婚失恋感情受到创伤等等。我们在做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时，就要注意同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不能仅仅是表示同情，还要尽心尽力帮他一把。

重视物质利益，提倡理利相济，并不意味着对个人主义的纵容，对“越轨”现象迁就；并不意味着以“利”去换取廉价的欢愉和贪心的满足。思想政治工作重在说理，思想工作者所言的“利”，应该是连通心灵的桥梁，使人受“理”的催化剂。以“利”催化，则以“情”感化一样，绝不能代替以“理”教化。

（五）真诚相待，能言善导。思想政治工作者和工作对象之间，应该建立起一种诚挚的同志友谊，并善于进行思想上的交流，这是说理艺术获得良好效果的重要条件，也是一种态度、方法、艺术。

首先，要坦率真诚，广交朋友。思想政治工作者要“诲人”，必须善“交友”。没有可信赖的友谊，说理就很难奏效。交友，一要以诚相交，肝胆相照；二要平等相待，平易近人；三要多多益善，既交“益友”，又交“损友”。只有这样，才能把正确的道理渗透到各个层次中去使思想政治工作全方位地发挥作用，带领大家共同进步。同时，要注意把理讲实，不“训”、不“哄”。人若诚，心必直，言必实。能不能说实话，讲真理，直接关系思想政治工作的威信和说理的效果。

此外，还要讲究一点语言表达技巧，理靠“说”而达于心。从实际效果来看，直说、干说，有时不如巧说、趣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同是找一个人谈心，有的人可以春风化雨，点滴入土，有的则话难投机，一谈就崩。若找原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与语言表达技巧有关。思想工作者要做到交友诲人，能言善导，就要使自己的说理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运用生动的事例，鲜明的对比，恰当的譬喻，精到的典故，通过周密严谨的逻辑力量和隽永凝练的语言，去启迪人们的思想，循循善诱，深入浅出，把抽象的概念具体化，把深奥的理论通俗化。使大家听之有趣，学之有识，思之有理，行之有据，情通意达。

三、说理，是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功。要掌握和运用好这门艺术，必须从加强自身修养入手，努力提高自身的全面素质。

（一）要加强政治、理论修养。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项党性很强的工作。作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具有远大的共产主义信仰，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思想政治工作又是重在说“理”的工作。说理就要有“理”，这个“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原理，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化解群众的思想问题，使自己成为一个既懂“理”知“理”又会用“理”讲“理”的说理者，这是合格的思想政治工作者的基本功。

（二）要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思想政治工作的力量。一半以上是人格的力量。事实在在各种者的说理，是引导别人走正确的路，激发别人对真和善的渴望，使别人的本质得以提高和发展，而他自己就应当首先实践和完臻这些优秀品质。正人务先正己，人师当须楷模，打铁先得本身硬。只要思想政治工作者自觉做到自尊、自爱、自重、自强，就能在群众中树立起可亲、可敬、可信、可学的良好印象，使说理更具有令人颔首的说服力。

（三）要加强知识、语言修养。说理的艺术，实际上就是艺术去说理。因此，思想政治工作者，既要精通思想政治工作这门科学，又要钻研与此相邻毗接的其他学科。要在某种程度上了解自然、历史、文学、艺术和科技；要在一定深度上熟知心理学、逻辑学、伦理学、行为学和语言学等。此外，还要努力去做语言的富翁，深刻的思想必须靠闪光的语言来表现。作为一个说理者，语言的积累要丰富，要善于向书本学习，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借以充实自己；语言的使用，要精炼、生动、含蓄、多彩，浓淡相宜，喜怒皆文章。当然，这绝非一日之功，但也不是可望不可及的。

参考文献：

1.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