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危机范文10篇

水危机范文篇1

（2）我个人的推算。

根据我国水资源总量2．8万亿m3，这是一个多年平均水量，在确定最大可开发利用量要考虑很多因素，首先是自然因素，包括生态环境的约束，其次才是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包括技术、经济水平等，三是要保证水资源能永续供给。目前专家们估计最大可开发利用量为1．2万亿m3，21世纪中叶开采利用量控制在8000亿m3左右，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为29％，来推算我国工农业城市生活用水量的增长趋势。

从表12的预测来看：

一是人口考虑到2030年以后达到稳定状况，但据世界银行预测中国人口达到稳定的理想规模为18．9亿人，如果按此推算，人均用水定额限制在500m3水平，那么全国用水量将达到9450亿m3，接近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极限值，如果要按目前高收入人均用水1000m3水平，那么用水量翻一番达1．9万亿m3，很显然是不可能的。

二是工业总产值的增长率按前面有关部门的预测，2050年仅工业用水量将接近1万亿m3，农业用水控制在3000亿m3，如果总水资源量控制在8000亿m3，则城镇生活用水就会出现，4800多亿m3的赤字，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表12从2000～2050年工业分别采用9％、8％、7％、6％、5％和4％的增长率，工业用水量到2050年最高达到4000亿m3，农业用水控制在3000亿m3，生活用水控制在1000亿m3，看起来工业用水量仍然偏大，如果农业用水4000亿m3，工业用水3000亿m3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三是从用水结构来看，我国目前农业用水量比重约为73％，工业及生活用水占22％，城镇及其他用水占5％，据世界资源研究所1990年的研究报告（见表13）推算，中国如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用水结构水平，即农业占69％，工业占18％，家庭占13％，人均用水453m3测算，全国总人口16．2亿的总用水量为7339亿m3，按69∶18∶13的比例，则农业用水为5064亿m3，工业用水为1321亿m3，家庭用水为954亿m3。上述推算结果表明，从我国水资源可开发利用量出发，我国工业用水量21世纪一直保持相应的高度增长速度，农业考虑节水措施后灌溉水量是逐步下降趋势，而城乡生活及其他用水初期增长不大，后期将随着人口的下降也将下降，这里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工业的高速增长速度对水的需求增长很快。要满足城乡生活用水，必须控制工业用水的需求，有人预测20世纪末城市生活缺水就达200亿m3，所以21世纪水的供需平衡是一个大问题，从现在起应作为一个重点研究的课题。

由于未来用水预测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所以预测起来困难很多，比如国民经济的年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中国发展速度超过了两位数，21世纪的发展速度如何，能否保持在7％～9％的高速度增长，再如，20世纪50～90年代，我国总用水量增加了4000亿m3，21世纪50年与前50年相同的增长速度也只达到9000亿m3，可后50年增长4000亿m3，比前50年的难度要大得多。因为20世纪50～90年代，全国兴修了8万多座水库蓄水库库容才4750亿m3，如果21世纪的50年新增4000亿m3供水能力由蓄水工程解决，那么，按蓄水与库容1∶3的比例，就要兴修6000亿m3的库容，很显然是不太可能的，它不光是投入问题，而且涉及是否有那么多适宜的工程坝址问题，即使跨流域调水，按东、中、西线三条调水工程全部建成，其调水规模只在500亿m3范围以内，因此未来水的供需矛盾十分尖锐。

在这里我附上表14、表15，一张是世界50个经济增长率最快的国家和地区的预测表，另一张是有位专家根据《水与和平》一书对世界今后100年主要用水部门的利用量按30年一个时段转化为增长速度的一张表，供大家对比研究和分析。

3．21世纪供水能力展望

表12的用水预测推算表明，在考虑到可能开采利用水量的前提下，21世纪的50年全国总用水量将从5600亿m3增加到8000亿m3，这个利用率已经超过了美国发达国家的水平。与2000年相比，需新增水量2400亿m3，水从何来，据计划司的“九五”项目表推算，“九五”建设项目，包括南水北调调水150亿m3，实际上包括了2010年前才能受益的项目在内预计可新增600亿m3水量，而本世纪末需增700～800亿m3，所以“九五”期末的用水量肯定不能满足需求，进入21世纪供水工程更加艰难，把南水北调东线调水量140亿m3和西线调水量150亿m3加进去也只有900多亿m3，再加新建引额济乌，引松济长，引江济淮等一批蓄水引水工程，充其量也只能达到1000多亿m3，全国总供水能力有可能从5600亿m3增加到6600亿m3。

4．21世纪水的供需矛盾将十分尖锐

中国是一个人均淡水资源严重短缺的国家，我国水资源总量号称2．8万亿m3，但可利用量只有30％～40％，过去有些专家估算为1．2万亿m3，近年来也有专家估算为1万亿m3。不管你怎么估算，都表明一个观点，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有限的。

中国目前人均拥有的水资源量只有2300m3，在世界上已排在第121位，并被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列。

中国的水资源状况清楚地表明：

一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水量对水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对水的需求将会快速增长；

二是中国水资源的开发利用又受到经济水平的制约，特别是在水资源可利用量是有限的情况下，经济发展受制于水资源的条件；

三是从目前有关部门对21世纪人口和经济增长预测来看，我国水资源可能的供水条件并未引起有关专家的重视，中国的供水能力并不能等同于经济增长而同步增加。

上述三点归结起来就是中国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会摆脱水资源危机的现实。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未来的水危机与过去水资源的严重短缺的形势是很不一样的，因为过去主要是靠开源增加供水量，但有些国家和地区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已经很高，甚至接近开发利用的极限值。即使还有可开发的资源，但开发难度十分艰巨，所需的费用将十分昂贵。因此，单纯靠兴修水利工程来增加水的供应将日趋艰难，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考虑采取节水措施来提高水的利用率，应当发动一场“蓝色革命”作为21世纪解决水危机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因此，中国21世纪水危机与节水核心是节水，开源是有限的，节水是无限的，节水本身就是开源的一种措施。中国目前农业用水浪费严重，工业用水与城镇生活用水也浪费严重，工业城市废污水排放，水污染越来越严重，治理很不得力。全国现有降水的有效利用率只有10％左右，远低于日本30％，以色列70％～80％的水平，农业渠系水利用系数平均才40％，工业用水循环利用率也在40％左右。著名的黄淮海地区，黄河去年断流122天，淮河的水质污染不能饮用，海河入海水量微乎其微，中国水危机问题尽管人们呼声很高，但公众的意识仍然很弱。中国农业用水量的比重一直在80％左右，从国外经验来看，一个国家的人均用水量已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达水平的指标，一个国家的用水结构已成为一个国家工业化程度和生活水平的指标，一个国家单方水效益则是衡量一个国家技术水平的尺度。因此，面临严重的缺水危机，中国有必要研究对水资源的重新分配问题，而不是只靠增加供水能力去考虑问题。总之，没有水生存条件都受到威胁，还谈什么持续稳定的增长和发展，去年世界银行向全世界发出呼吁，用水无节制和浪费可能使全世界严重缺水，现在世界人口的40％，大约80个国家面临缺水局面。世界卫生组织说，由于缺少安全的水面引起的疾病，在发展中国家占全部疾病的75％，占婴儿死亡率的80％。联合国指出，在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亚洲可以利用的水是非洲的两倍，可是人均数量却只有人均数量的一半。全球缺水，亚洲缺水更为严重。因此，中国经济和社会要保证持续稳定发展，从现在起应把节水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节水也是开源的一条重要措施；要像抓人口、粮食那样抓节水。把节水作为国民经济和发展的一条永恒的主旋律，把中国真正建成一个节水型农业，节水型工业、节水型社会，这是惟一的出路，也是一条根本出路。

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建议提出的坚持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强调把节约放在首位。对各个领域，要求各行各业在制定节约和综合利用资源目标与措施时，把节水排在节地、节能、节林、节粮的前面，位于资源节约的首位。并把水利排在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优先发展，其目的都在于此。

5．节水的巨大潜力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份报告估计，现在水资源的浪费十分严重，农业灌溉损失率达60％，城市供水有1／3未到用户前就损失掉，总的来说，全球水资源利用过程中，损失率有时高达50％。我国目前农业用水浪费情况，大体上符合上述估计。农业用水量近4000亿m3，每亩平均虽然只有530m3，但有些地区亩均用水量高达800～1000m3；全国工业用水的重复利用率平均达到40％～45％，但不少仍低于40％的水平；城市人均生活用水总的水平不算高，目前平均每人每日生活用水大约100L左右，但高的达到了400L，用水的浪费也很普遍。面对多数国家的缺水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各国均把节水作为本国经济建设的一项重要政策，农业大力发展各种节水灌溉技术（见图5略），研究节水灌溉制度，重视农田灌溉水的管理；降低单位面积用水量（见图5略）；工业用水，制定合理的用水定额，推广节水工艺，降低水耗，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降低工业产品单位产量或产值的用水量。因此，农业用水如果将现有渠系水的利用字数提高10个百分点，至少有300亿m3的水量，工业用水如果水的重复利用率提高30个百分点，就可以节约上百亿m3的水，还有一项很大的水量就是全国废污水有385亿m3，目前只处理了15％～20％，即60亿～80亿m3，如果处理率提高30个百分点，也可以增加上百亿m3的水。这三项加起来就可开发出500亿m3的水量。

6．农业节水是节水的战略重点

目前我国农业用水量仍占全国总用水量的80％左右，因此，农业节水在节水中就成为战略重点。我国节水灌溉早在五六十年代，水利部就开展了节水灌溉技术研究，到70年代初，某些技术已大面积在生产中推广应用。70年代中到80年代初，在丘陵山区、土壤透水性强、水源奇缺以及实行抗旱灌溉的北方地区和南方经济作物区，推广喷滴灌等先进灌水技术。80年代到90年代初，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低压管道输水灌溉技术。从90年代开始，进一步将节水灌溉工程技术、农业技术和管理技术有机组合，形成配套技术，并大面积推广田间灌溉科学用水技术，如小麦优化灌溉、水稻浅湿、膜上灌、北方旱地坐水种等，使我国的节水灌溉技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据水利部最近按统一标准普查结果，到1992年底，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约1．8亿亩，田间灌溉科学用水面积约6800万亩。在节水灌溉工程面积中，渠道防渗约1．4亿亩、低压管道输水灌溉约3100万亩，喷灌约1200万亩，滴灌约60万亩。

实践表明，凡是采用节水灌溉措施的，节水增产效果都十分显著。据水利部农田灌溉研究所从1991年起承担总理基金课题“华北地区节水农业技术体系的研究与示范”，通过3年的努力，在河南、山西、河北建成3个节水农业示范区，实施节水灌溉综合技术措施后，分别取得了亩增产39．7％、71．5％和104％；节水30．4％、45．5％和55％；提高水分生产率63．3％、30％和96．5％的显著效益。在节水灌溉装备上，我国已能生产大部分设备，有的已大批投产，基本上能满足我国大规模发展节水灌溉的需要。在节水灌溉技术培训和推广上，水利部已组织过多层次的技术培训，形成了一支宏大的技术推广队伍，并通过为数众多的乡水利站，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技术推广网络。

我国节水灌溉通过几十年的发展，根据各大区的自然条件，按适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在全国范围内已形成几大节水灌溉片。东北片重点发展渠道防渗、水稻节水灌溉和坐水种；华北片主要发展低压管道输水灌溉、喷灌和微灌；西北片重点发展渠道防渗、喷灌和微灌；南方片主要发展渠道防渗、水稻节水灌溉和经济作物的喷灌、微灌。

当前，发展节水高效农业已成为我国农业生产的一项重要国策，因此，加快研究和推广节水灌溉技术，实施“农业节水工程”不但是关系到我国农业发展，也是关系到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件大事。为了加快节水灌溉的发展，我们建议，迅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蓝色革命”，实施“农业节水工程”。为此，中央已经决定“九五”建设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水利部党组明确要求从现在起到2000年，重点抓好300个节水增产重点县和面上节水灌溉技术的普及，达到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5000万亩、新增田间节水灌溉面积5000万亩，具体效益测算如下：

（1）300个重点县每县发展节水灌溉面积10万亩。

平均节水120m3／亩——可节水36亿m3

节地2％——节地60万亩

增产粮食60kg／亩——增产粮食18亿kg

（2）面上5000万亩节水灌溉面积。

平均节水100m3／亩——可节水50亿m3

节地2％——节地100万亩

增产粮食50kg／亩——增产粮食25亿kg

两项可增加粮食产量43亿kg，可节水86亿m3，如果其中一半用于发展灌溉面积，以节水灌溉标准300m3／亩计，可发展灌溉面积1430万亩，新发展的灌溉面积增产粮食250kg／亩，可增产粮食36亿kg。

两项可节地160万亩，节省的土地生产粮食按750kg／亩计算，可增加粮食产量12亿kg。

以上总共可增产粮食91亿kg。

7．全球气候变暖对我国水资源的影响

由于影响地球变暖的因素非常复杂，因此，科学家们众说纷纭。但对工业化国家向大气层排放气体产生的温室效应，大家看法是一致的。联合国地球首脑会议文件指出，由于气候变暖将造成今后40年中地球气温提高3℃，有的研究报告预测21世纪将上升7℃，也有的预测上升不到2℃，这将改变海洋的水平线，降雨周期，农业节气和沙漠地带。世界观察研究所的研究报告甚至认为，防止气候变暖，现在已为时过晚。由于形成温室效应的气体已经释放到大气中，因此，21世纪气温看来必然要升高1℃，并认为哪怕气温略微升高也会使许多物种和生态系统不能适应。也有科学家认为，气温上升不到2℃，这样小的变化，将难以与自然的气候波动区分。但是据1996年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发表的最新报告；1995年是本世纪以来全球最热的一年，在半个世纪内全球的平均气温上升了0．6℃，气温最高的4年是在近10年内。专家们预测21世纪地球将可能升温1～5℃，海平面将升高15～95cm。报告警告说，地球气候变暖，将导致农作物种植面积减少，部分森林消失，荒漠化加速，洪灾泛滥和疾病流行，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身心健康。

全球气候变暖变干，必然导致天气系统被打乱，改变降水在地区的时空上的分布，温带冬季降雨可能增多，高纬度地带全年降雨可能都会加大。有的研究报告表明，美国和加拿大的降雨量自1891年以来平均增加了7．6％，在巴伐利亚，自1960年以来，甚至增加了40％；孟加拉国年降雨量增加了18％。降雨量增多，并不意味着降雨次数的增加，倒是降雨强度加强了。雨量强度加大意味着洪涝灾害加重；雨量减少意味着河湖泉水减少，甚至干涸。总之，全球气候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都将会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总的来看，全球气候变暖已成为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我国气候变化呈现何种趋势呢？我国气象专家曾对历史上4500年的文献资料研究分析表明，历史上发生过200年内年平均气温度变化2．6℃，80年内温度变化1．5℃的宾变记录。在13世纪暖期，气候亦较潮湿，农牧交错带的北界向北移动30～80km。从历史分析可以看出，农业年成丰歉与降水量变化很有关系。冷暖与旱涝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冷的时期旱涝较多，冷向暖或暖向冷转变过程中，旱涝灾害最为频繁。目前正处于增暖过程中，旱涝灾害，特别是旱灾将会增多，在我国中纬度地区干旱波动会加剧。据我国气象科学家对我国近40年气候变化的分析表明，我国气候变化的趋势与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基本一致，但有自身特点。1980年以来我国气候变化的基本特征：

一是80年代是我国近40年中最暖时期。从全国来看，近40年来我国气候存在着变暖的总趋势，80年代是我国近40年中最暖的时期。根据全国160个站的资料统计，80年代的我国年平均气温值（12．55℃）比前30年（1951～1980年）的平均气温值高0．21℃，比70年代的年平均气温值高0．16℃，比60年代的年平均气温值高0．22℃，比50年代的年平均气温值高0．25℃。

二是我国气候明显变暖的地区主要是北方。80年代气候明显变暖的地区主要是东北（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华北（含山东）、西北西部（主要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西藏。80年代的年平均气温与前30年平均气温相比，东北高出0．7℃，华北高出0．44℃，西北西部高出0．11℃。

华南地区、西北东部增暖不明显，而淮河、秦岭以南，南岭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西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并未变暖，其80年代的平均气温和前30年的平均值持平或略低，其中四川盆地，自50年代以来一直变冷。

三是我国气候明显变暖的季节主要是冬季。我国80年代的气候变暖以冬季增温最显著。80年代的冬季全国平均气温比前30年的冬季平均气温高出约0．5℃，虽然夏季气温从70年代初开始回升，但80年代的夏季全国平均气温仍比前30年的夏季平均气温略低。分地区而言，我国冬季仅西南地区（西藏除外）变冷，其余地区（包括从全年看并未增暖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均呈变暖趋势，东北、华北、西北西部和西藏等从全年看呈增暖趋势的地区，冬季增暖更加明显。夏季只有华南地区增温，其余地区都呈降温趋势。

四是我国的气候变暖主要是由夜间温度明显上升所致。对我国不同地区，18个站的年及各月平均最高气温和平均最低气温的分析结果表明：位于东北、华北和西北西部等气候明显变暖地区的长春、西丰、银川、若羌、哈密、阿勒泰、达日、那曲、惠民、腾冲等地近40年的平均最低气温呈上升趋势，平均最低气温上升最明显的时期是5～12月，而全年各月的平均气温均未见有上升趋势。这一分析和国内外其他一些研究所得的结论一样，即许多地方气候变暖主要是夜间温度上升造成的。

五是近40年来我国气候存在着变干的总趋势。总的来看，近40年来我国气候存在着变干的总趋势。除西北与川鄂交界的部分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降水减少，特别是华北、西南、长江下游、东北和西北大部地区。根据全国160个站的统计，80年代的全国平均年降水量比50年代减少约30mm，与60年代、70年代大体相当。一年四季之中，80年代的秋季降水量比50年代略有增加，但80年代的夏季降水量比50年代明显减少。从河北近40年降水变化来看，50年代降水为600mm，到80年代减少到497mm，减少了17％；入海水量从160亿m3减少到10亿m3，减少了16倍；地下水超采导致降水与蒸发的差值由正变负；白洋淀连续5年变干。气候变化的影响，南方虽然不像北方变暖变干，但大气污染形成的酸雨同样给人类带来影响，如两广地区，广东省的酸雨频率在50％左右，即平均每两场就有一场酸雨。

综上所述，从全国来看，近40年来我国气候在变暖的同时，也在变干。北方半干旱半湿润地带变干趋势最盛。分地区看，华北（含山东）、东北、西北的西部（主要是新疆）等地区变暖、变干，华北降水减少24％，山东减少16．8％，内蒙减少14．7％，河北减少17．2％；西北的东部一些地区变冷、变湿；西南（西藏除外）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略微有些变冷、变干；华南略变暖、变干。气候变暖对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影响是深远而复杂的，据1978～1989年资料分析，旱灾在自然灾害中影响比重占60％，涝灾占23％，两者80％以上，其中干旱影响尤为突出。再从90年代来看，除1993年外，我国冬旱面积几乎成倍增长，春旱、夏旱面积也是上升趋势。从北京来看，已有10年暖冬，今年暖冬是最高的一年，降水比历年同期减少70％，气候变暖变干，加上大风沙暴更加剧了干旱。其直接影响不光是对农林牧渔业，而且对工业城市生活都会带来严重影响，并加剧我国的水危机。

据国家科委社会发展科技司《中国的全球气候变化对策研究》报告认为，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7％的耕地面积上承载着世界22％的人口；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且沿海为人口和工业密集发达地区；水资源短缺且分布不均；地理位置处于中纬度生态脆弱地区。因此，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将对中国的农业、林业、水资源和沿海地区构成严重的威胁。

全球气候变化将对中国丰水、枯水出现的周期性和频率以及洪旱灾害产生明显的影响。现有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全球变暖将使夏季风加强。中国气候主要受季风影响，因此气候变暖将使降水分布发生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像华北海滦河流域，由于蒸发量的增大，持续性干旱可能更明显，而南方湿润地区洪水发生的频率也可能增加。

中国内地海岸线长18000多km，沿海地势低洼，人口稠密，经济发达，城市与工业基地大都集中在此带。一些沿海城市或码头的海拔高度一般在1．5～4．0m左右，最低者尚不到1．0m。海平面上升将使很多城市、港口、油田、盐场以及农田有被淹没的危险，而且也会造成海蚀陆地，农田盐碱化，并使风暴潮灾害加剧。

水分条件的动态变化是影响中国农业生产的关键因素。如果气候变化将导致全球范围的温度升高，中国可能会出现中纬度（在我国占有相当大的面积）降水减少、低纬度部分地区降水增加的局面；温度和降水的变率可能会增大，从而导致歉收的可能性增加，影响稳产水平。

8．主要对策

总而言之，本讲座的命题：中国21世纪水危机与节水问题，我认为核心是节水，但节水涉及各行各业和方方面面，不仅需要很大投入，而且涉及很多政策问题。作为水行业主管部门：

一是在增强水的忧患意识时，既要有心腹之患的威胁感，又要有生存威胁的危机感。从眼前看，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春季，华北北部、西北大部、东北南部以及长江以南地区降水偏少。夏季长江流域、汉水流域、西南东部、华北北部、西北南部等地区降水偏少，其中川东、江南北部、内蒙中部、新疆北部地区偏少2～3成，川东、江南北部盛夏将有伏旱。从长远看，21世纪全球，特别是中国将面临严重的水危机，因此，要提高全社会水危机的意识，引起有关领导和综合部门对水危机的关注。

二是坚决贯彻五中全会精神，做好两个第一的文章，即把水利放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首位，把节水放在资源节约的首位，从战略高度认识水利的地位，从战略高度认识节水的深远意义。

三是深化水利改革，转变观念，实现两个转变，即体制上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在经济增长方式上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粗放经营是在长期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形成的，重速度不重效益，重外延不重内涵，重增量不重存量，单纯靠扩大外延，粗放管理，消耗资源，低效率，低效益；现在向集约经营转变，走内涵式扩大再生产之路，优化资源配置，坚持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就是要从速度效益型向效益型、科技型、节约型经济转变，这个转变也是发展壮大水利经济的一个核心问题。

四是加强水利发展战略研究，加强水行业主管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制定中长期的水的供求计划，我国水资源对人口、经济的支持能力及它的极限值如何，这是制定中长期供水计划的前提。加强对水需求的控制管理，研究区域内水资源的再分配，优化水资源配置，过去和今后工业、生活用水增长率都比较快，50年代到80年代全国总用水量增长了4．4倍，但工业增长了16倍，城市生活是10倍，农业只2．9倍。农业用水量大，在水资源利用有限的情况下，用水结构的调整大头在农业用水比重。

五是加快水源工程建设。40多年，我国兴修了大量水源工程，在供水组成上，大中型水库占29％，小型塘坝占25％，提引水占46％。我国河川径流的调节程度不高，供水保证程度就低。因此，要大力提高河川径流的控制能力；同时对已有的水源工程要通过除险加固、科学管理和调度来提高蓄水工程的调蓄能力，尽快实施南水北调工程、地下水资源丰富的地区，通过打井增加供水能力。

六是加强经营管理，依靠科技大力推广普及各种行之有效的节水技术，加强废污水的处理，从城市到乡村，在全国动员全社会依靠亿万群众掀起一场“蓝色革命”，关心水、保护水、爱惜水，要依靠全社会建立一个水资源永续利用的节水型社会。

七是通过行政、经济、法律等手段制定有关的节水政策和法规，特别是要加快水费改革，通过提高效率和价格经济杠杆来达到保护现有的水的供应的最佳经济效益。在美国、英国和以色列，水费提高10％，对水的需求量可下降7％。

八是依法治水，依法管水，充分发挥水行政主管部门的作用，加强水资源的集中统一管理，并逐步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为导向的水资源的管理体系。

九是依靠科教兴水。今年是科教兴水年，我们更要加强对水危机的宣传和对策研究，加强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影响的研究。为了保证我国水资源的有效供给和永续利用，我们必须尽快建立供水、需水和水质三位一体的管理体系（见图6略）。

水危机范文篇2

今天，北方的持续旱情正使水危机从预言变成报刊的头条新闻，而南方很多城市和乡村则陷入守着河湖没水喝的境地，水污染对公共健康的巨大危害开始显现，人们渐渐意识到，水资源短缺将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之一。但仅仅认识到水危机的威胁是不够的，要应对这样的威胁，要避免陷入危机，必须认识其根源，进而有针对性地改革现有的水资源和环境管理体系。

一、七大流域面对三大难题

当今中国的水问题可以归纳为洪水、缺水和水污染三大问题。两千年来，洪水泛滥的威胁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患，防洪是治水的主要动力，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的大水再次凸现了这一主题。但实际上，缺水矛盾自70年代起在中国多个地区蔓延发展，并在世纪之交爆发出来。继1999和2000年发生严重旱灾后，2001年再次发生特大干旱，旱情波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区。此时人们才猛然意识到，缺水已经上升为中国水资源的首要矛盾。目前在全国城市缺水严重，六百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四百个，日缺水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00亿元。1990年起，缺水每年造成农业减产1，000万吨到5，000万吨，至今尚有2，3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

与此同时，水污染问题也伴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每年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达630亿吨，理论上足以污染全国所有的地表水源。北方的海河、淮河和辽河变黑发臭，几乎成了超级排污沟，而南方的太湖、巢湖和滇池由于接纳了大量有机污染物，造成严重富营养化，时常因藻类爆发而失去使用价值。今天，水污染依然在恶化，并且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向海洋蔓延发展。水污染和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一方面缺水造成污染物难以被稀释，另一方面水污染又破坏了有限的水资源，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

从全国的七大流域来看，水资源状况都不容乐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形象早已成为民族进取精神的寄托，可能再没有甚么比黄河断流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国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局面了。1972年黄河首次断流，到1997年黄河断流期长达226天，近700公里河床干涸，给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如今保证黄河不断流已成为政治任务，为此黄河常年维持小流量状态。但这样的流量无法把十亿吨泥沙带到河口，大量泥沙淤积在水库和下游河道，造成严重的洪水隐患。水污染和黄河的断流也有关系，它实际上涉及水资源的使用效率。由于污水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和循环使用，由于黄河上中下游各个城市厂矿一味争夺开采有限的清水资源，黄河的水资源短缺变得更加严峻。

长江是中国数亿人赖以生活的基础，它的洪水问题依然非常严重，而流域内旱灾的发生也有加重的趋势。干流水量虽还未有明显变化，但许多支流径流量不断减少，从5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的二十多条河流平均萎缩了37.1%。长江污染问题突出，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达220亿吨，占全国总排污量的三分之一。几乎每个沿江城市下游，都可以看到长长的黑色污染带，总长近600公里。随着三峡水坝的建成，库区流速减缓，自净能力大大下降，污染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西北地区降水稀少，相对稀疏的河流湖泊，支撑着广大地区的生态平衡。如今河流萎缩，湖泊水位下降，甚至干涸，失去这些支点，一块块沙漠都开始了扩张。90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3，436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五十亿吨，沙尘暴频繁发生，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四亿人。

东北地区的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水资源情况也在恶化。松花江枯水季节偏枯，造成严重旱灾，而洪水季节则容易形成水灾。辽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污染极其严重。

华北地区的海河流域，大小三百条支流，几乎是无河不臭，无水不干。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超过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漏斗区，造成地表沉降和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严重，进一步加剧危机。河北一些城市地下水资源将在十年内采空，如果不采取应急措施，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成为促成南水北调的重要因素。淮河流域生态破坏严重，水旱频仍，加之上游乡镇企业的恶性排污，使得人口密集的下游城市常常陷入有水不能用的窘境，而没有替代水源的农村地区出现了若干「癌症村」，环境灾难开始造成公共健康危机。

东南地区降水丰富，河流众多，但普遍面临水质型缺水，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严重。长江三角洲平均每300米就有一条河流，但许多城市有水而不能用，不得不大量超采地下水，造成地表沉降，恶化了洪水危害。珠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国13%的径流量，但各大城市污水泛滥，饮用水水质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近海海水水质严重恶化，很多海区赤潮泛滥，甚至面临变成「蓝色沙漠」的危险。

西南地区的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也是危机四伏。中国的高速发展刺激了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由于中国石油天然气储量先天不足，发展水电被当作解决能源短缺的重要出路，而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江大河成为了水电开发的主要战场，无序的建坝热潮正在破坏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水环境，威胁到当地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资源，最为严重的是将在高山深谷的边陲地区制造百万移民，使得该地区在未来二十年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工程平衡能否替代生态平衡？

要应对中国面临的水资源危机，首先要破解危机的成因。水利界普遍认为，中国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限的水资源时空分布极其不均：从时间上看，降水高度集中于夏秋，而年际变化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历史上多次出现连续枯水年。从空间上看，南方耕地少，矿产资源匮乏，却拥有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北方耕地多，是中国的能源和重化工业基地，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特别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重化工业基地的黄淮海平原，人口占全国的34.8%，耕地占全国的39.1%，水资源仅占全国的7.7%。

根据这一判断，过去五十年我们在全国主要江河上大规模建设水库和引水渠道，希望用水利工程来平衡水资源分配。全国建设了多达86，000座水坝，其中包括22，000座大坝，意在通过人工调节，解决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随着80年代水资源短缺日益恶化，三分之二的主要城市陷入缺水困境，我们修建了以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黄入晋为代表的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试图实现水资源的人工调度，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过去五十年我们在水利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我们何以在今天却一步步滑向水危机的边缘呢？我认为一方面在于我们在治水对策中忽略了水资源分配不均背后的人为因素，没能消除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这一根源；另一方面工程水利又刺激我们的经济社会在扩张型的发展道路上愈走愈远，加剧了对水资源的低效和不合理利用。

中国水危机看起来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实际上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却大大加剧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恶化了水旱灾害。以黄河流域为例，黄土地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是因为那里曾经温暖湿润，草木繁茂，土地肥沃，利于耕种。然而，黄土土质疏松，一旦失去地表植被保护，极易发生水土流失。秦汉、唐宋和明清三次屯垦移民对黄土地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泥沙涌入黄河，造成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亲河终于成了「中华之忧患」。

再看长江，长江本非害河，自古有河患而无江患，因为长江源头有巨大的高山冰川，上游山地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下游平原地带湖泊湿地广布，雨季吸纳洪水，旱季释放清流。清朝初年起围湖造田，其后湖区灾民大量涌入山区，刀耕火种，严重破坏了水源林。过去五十年我们更加肆意破坏长江生态，有组织地把那片最宝贵的水源涵养林砍伐了。虽然如此，据估计当地残存森林的含蓄量还有一千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修起来也不过三百多亿的库容。上游砍树，中下游地区又有组织地对湖泊进行围垦，长江中下游五十年间共失去湖泊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1998年洪水水量未创纪录而水位屡创新高，正是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结果。

黄河和长江的例子说明，洪水和缺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态退化。洪水与缺水既对立又统一，而二者矛盾的调和依赖于良好的植被。中国面临世界最大大洋，背靠世界最大大陆，季风气候显著，降水月季和年季分配极其不均衡。在植被覆盖良好的情况下，降水得以涵养，进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得到缓慢的释放，这样就平衡了自然的不平衡。土壤同样具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被称为黄色水库。中国山地丘陵面积广阔，一旦失去植被保护，极易造成土壤大量随水流失，不但进一步降低了涵养能力，而且使得植被无立足生长之本，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破坏，进而使环境长期陷于洪水和缺水的恶性循环中。当我们破坏了与涵养水源密切相关的森林、草原、湖泊、湿地，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

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本应该去恢复这些天然调节器，但我们却一味指望通过工程方式去征服江河，改造江河。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在全国七大流域的江河上筑起了八万多座水坝，很多江河几乎是无峡不坝了。然而在我们认为已驯服了江河，正可尽收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诸方之利的时候，黄河断流了，辽河断流了，海河断流了，黑河断流了，塔里木河也断流了，给流域内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水污染的问题更是直接由人类不适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它其实也是一种公地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的体现：在有限的公共牧场上，每个家庭都希望增加放牧量，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受益的只是自己，而超载放牧造成的草场退化却由整个社区分担。污染问题颠倒过来，它不是从公地中获取，而是向公地中排放，我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称之为上游心理，即每个社区都把自己当作上游，把污水一排了之，把危害转嫁到下游社区。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地悲剧可以通过有效的环境管理来防治。中国庞大的环保系统之所以不起作用，原因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中国的环保局表面上接受国家环保局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实际上在官员任免、工资福利、退休待遇等方面完全仰仗地方政府。而作为执法对象的污染大户，恰恰又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也可以说是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地方环保局向本地污染企业开刀呢？在西方国家，环保部门不作为可能面临公民诉讼，而在中国，环境诉讼困难重重，主管水污染治理的部门根本感觉不到这样的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缺陷，中国深陷水污染的泥潭而难以自拔。2000年中国工业污水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达630亿吨，其中7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经对十一万公里河道进行评价，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河段达到41%，其中很多河道失去了使用价值。大量废水、污水不但严重破坏了环境，甚至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水污染的蔓延恶化，又促使人们加大对尚未破坏的水资源的开发力度，进而进一步恶化了生态平衡。

三、增加供给临近极限

1998年洪水之后，中国改变以往一味依赖水利工程的防洪策略，实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措施。这些都是数百年来有识之士想做但无力去做的治本之策。在更加难缠的水资源短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反思几十年来一味强调增加供水的策略，转而从需求管理上寻找出路。

过去五十年我们在开源上可谓不遗余力，修建了大量的蓄水、引水、提水工程，但在许多地区我们的用水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承载力。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条河流的取水最高不应超过40%，而中国北方的黄河、淮河和辽河早超过了这个标准，海河更是高达95%。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枯竭，甚至沙尘暴和水污染，都和过度取水有着紧密联系。

今天，当许多城市水源枯竭，面临供水危机的时候，一个全国性的调水时代正在到来。除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黄入晋外，陕西西安的黑河调水，新疆的引额（额尔齐斯河）济乌（乌鲁木齐），吉林的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辽宁的引英（英那河）入连（大连），河北的引岳（岳城水库）济淀（白洋淀），宁夏的沙坡头等调水工程都在建设中。调水不仅仅限于北方，南方许多地区也加入其中，比如江苏的引江（长江）济太（太湖）和云南的滇中调水工程。这两项工程的共同特点是希望通过引入大量洁净水源，稀释本地污染物，达到拯救太湖和滇池等水体的目的。

中国调水工程中最为雄心勃勃的当属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分东、中、西三条线，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分别将水调往黄淮海平原和山东半岛。如今这项工程的东线和中线已经在北方水危机的刺激下开工了，而西线也在积极筹备中。整个工程预计要到2050年完工，耗资4，860亿元。国人多把中国水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南水北调，但实际上它只能部分缓解北方主要城市和部分重点工业企业的用水紧缺，对解决北方广大农村的缺水问题则无能为力。大型调水工程往往给环境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南水北调也不例外，仅丹江口水库扩容一项就将涉及移民三十万人。

南水北调是五十年前不合理规划的产物，现在不得已加以实施，是为避免一些城市十年后发生无水可用的社会灾难。我们首先应该怀着对自然的愧疚，反思几十年来不合理的用水方式，而绝不应该为创造了又一项水利工程的世界纪录而沾沾自喜。不改变现行的供水体制和用水方式，大调水只能带来大浪费、大污染，只会刺激干旱地区用水需求的进一步上升，为发生更大水荒埋下隐患，甚至有可能把调出水地区拖入水危机。

过去五十年北京的发展过程，清楚地显示了工程治水是如何刺激我们加剧对水资源的低效利用，最终使得我们陷入供水危机之中。历史上北京受水资源总量的限制，城区的人口一直到解放时也不过百万。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走上大建水库的道路。五十年来，国家在北京的水利设施建设中投下了巨资，建成了大中小水库八十多座，农用机井四万多眼，加上城市自来水和大型工矿企业提取地下水的设施，构成了年均四十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比1949年增加近五十倍。但工程的引发了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的，进而引发了用水的。70年代北京发生供水危机，靠到处打井才勉强度过。过量开采地下水的结果，导致北京五十年来地下水位下降五十米，很多地区已经打到了基岩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1981年北京再次陷入供水危机，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只能抽取死库容维持。当时中央决策，两大水库只保北京供水，不再为天津、河北供水。北京暂时度过了危机，却把周边地区拖入了危机中。

今天城区人口已近千万，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当北京陷入连续第五个干旱年，密云水库无力满足城市用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实施应急方案，开采后备地下水水源，同时向饱受干旱之苦的河北、山西要水，2006年从太行山调水，2007年从黄河调水，直至2010年长江水流进北京。如果我们不改变用水方式，大调水会不会导致新的大浪费和大污染呢？北京低效扩张型的用水方式已经把华北周边地区拖入危机边缘，南水北调的实施，会不会导致汉江流域甚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用水危机呢？丹江口的水用光了，北京再到哪里去找水呢？我们应该记取以往的教训，努力推进节约用水、循环用水。

中国节约用水是有潜力的。由于长期轻视节水，造成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一立方米的水平均产粮一公斤，而发达国家一般为两公斤。中国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为91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五至十倍。发达国家炼一吨钢用水三到五吨，中国要七十吨以上；国外炼油厂每吨油耗水0.5吨，而中国平均为2.43吨。很多城市缺水严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浪费巨大，恰恰说明节水潜力巨大。

变调水为节水带来的好处远不只节省了供水投资。一般说来，每多用一吨水就意味着多排放至少0.7吨的污水，而这些污水可以污染几十倍于自身的净水。达标排放治理费用高昂，为了完成2010年水污染防治目标，全国需要建设二千座污水处理厂，仅此一项费用就高达四千亿元。末端治理必然消耗大量的财力和能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短缺、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有必要在减少污水排放上下足工夫。

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谈环境问题为时过早，中国只有等到人均GDP达到若干千美元后再提环境。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首先中国的悠久历史，既是灿烂的文明史，也是惨痛的生态环境破坏史，后者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多有描述；其次新中国前三十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空前的程度，但却没有积累起多少财富。因此中国在真正进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只剩下少得可怜的资源和几乎经不起更多破坏的残山剩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一种和欧美日情况完全不同的现实，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别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而必须背负起历史的包袱，在现代化起步的阶段就同步地治理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推进民主管理，引入公益诉讼

今天，节约用水、循环用水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投入却少得可怜，而环境社会影响巨大的调水工程，却动辄获得数十亿元的投资。这种不合理的选择，和我们的决策机制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常常说要做到科学决策，但实际上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有民主决策。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利益巨大，而当前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只有政府官员、投资公司和专家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完整的。暗箱操作、关门决策的结果，政府官员、开发商代表和非独立的专家常常很容易达成妥协，决策效率奇高，结果某些团体和个人在投资建设过程中轻易获利，在运营中也可能获利，而环境和社会危害造成的巨额成本统统被外部化，让移民去承受，让社会去承受，让国家财政去承受，让生态环境去承受。正因为如此，中国水利部门在决策中很少去认真研究通过节水和循环用水进行需求管理的替代方案，而是一味倾向于建设大型工程。

要避免这些问题，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合理的水权水价机制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有限的资源在产业间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动。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协调的管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也是必要的。这些措施现在已经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没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不从外部引入监督制衡力量，私营水产业和公有水产业一样会出现问题，流域统一管理甚至会进一步恶化不公平、不合理的水资源分配。

必须建立一个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把各类水利工程的利弊和利益都放到阳光下，让各个利益相关方看清楚。应该放松对媒体报导的重重束缚，让它们可以充分施展监督职能，揭露问题，分析每个决策对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影响，这既有利于防止腐败，又可以充分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让他们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参与到决策程序中。要切实保障公众参与，还应该鼓励、支持发展民间环保组织，让它们起到联系公众、制约权力机构的作用。

水危机范文篇3

当今中国的水问题可以归纳为洪水、缺水和水污染三大问题。两千年来，洪水泛滥的威胁一直被视为心腹之患，防洪是治水的主要动力，1998年长江和松花江的大水再次凸现了这一主题。但实际上，缺水矛盾自70年代起在中国多个地区蔓延发展，并在世纪之交爆发出来。继1999和2000年发生严重旱灾后，2001年再次发生特大干旱，旱情波及全国二十三个省区。此时人们才猛然意识到，缺水已经上升为中国水资源的首要矛盾。目前在全国城市缺水严重，六百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四百个，日缺水1,600万吨，每年因缺水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300亿元。1990年起，缺水每年造成农业减产1,000万吨到5,000万吨，至今尚有2,300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

与此同时，水污染问题也伴随工业化的高速推进而急剧恶化，每年工业和城市污水排放量达630亿吨，理论上足以污染全国所有的地表水源。北方的海河、淮河和辽河变黑发臭，几乎成了超级排污沟，而南方的太湖、巢湖和滇池由于接纳了大量有机污染物，造成严重富营养化，时常因藻类爆发而失去使用价值。今天，水污染依然在恶化，并且从支流向干流、从城市向农村、从地表向地下、从陆地向海洋蔓延发展。水污染和水短缺在很大程度上互为因果：一方面缺水造成污染物难以被稀释，另一方面水污染又破坏了有限的水资源，极大地恶化了缺水问题。

从全国的七大流域来看，水资源状况都不容乐观。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其「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壮丽形象早已成为民族进取精神的寄托，可能再没有甚么比黄河断流更能深刻地反映中国水资源短缺的严峻局面了。1972年黄河首次断流，到1997年黄河断流期长达226天，近700公里河床干涸，给黄河下游两岸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造成严重困难。如今保证黄河不断流已成为政治任务，为此黄河常年维持小流量状态。但这样的流量无法把十亿吨泥沙带到河口，大量泥沙淤积在水库和下游河道，造成严重的洪水隐患。水污染和黄河的断流也有关系，它实际上涉及水资源的使用效率。由于污水不能得到有效处理和循环使用，由于黄河上中下游各个城市厂矿一味争夺开采有限的清水资源，黄河的水资源短缺变得更加严峻。

长江是中国数亿人赖以生活的基础，它的洪水问题依然非常严重，而流域内旱灾的发生也有加重的趋势。干流水量虽还未有明显变化，但许多支流径流量不断减少，从50年代以来，长江上游的二十多条河流平均萎缩了37.1%。长江污染问题突出，每年排入长江的污水达220亿吨，占全国总排污量的三分之一。几乎每个沿江城市下游，都可以看到长长的黑色污染带，总长近600公里。随着三峡水坝的建成，库区流速减缓，自净能力大大下降，污染问题变得更为棘手。

西北地区降水稀少，相对稀疏的河流湖泊，支撑着广大地区的生态平衡。如今河流萎缩，湖泊水位下降，甚至干涸，失去这些支点，一块块沙漠都开始了扩张。90年代末土地沙化速度上升到每年3,436平方公里，每年流失土壤五十亿吨，沙尘暴频繁发生，受沙漠化影响的人口达四亿人。

东北地区的松花江和辽河流域的水资源情况也在恶化。松花江枯水季节偏枯，造成严重旱灾，而洪水季节则容易形成水灾。辽河流域水资源短缺，污染极其严重。

华北地区的海河流域，大小三百条支流，几乎是无河不臭，无水不干。地下水严重超采，形成超过七万平方公里的世界最大地下水漏斗区，造成地表沉降和海水入侵。地下水污染严重，进一步加剧危机。河北一些城市地下水资源将在十年内采空，如果不采取应急措施，可能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这成为促成南水北调的重要因素。淮河流域生态破坏严重，水旱频仍，加之上游乡镇企业的恶性排污，使得人口密集的下游城市常常陷入有水不能用的窘境，而没有替代水源的农村地区出现了若干「癌症村」，环境灾难开始造成公共健康危机。

东南地区降水丰富，河流众多，但普遍面临水质型缺水，其中尤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地区最为严重。长江三角洲平均每300米就有一条河流，但许多城市有水而不能用，不得不大量超采地下水，造成地表沉降，恶化了洪水危害。珠江三角洲集中了全国13%的径流量，但各大城市污水泛滥，饮用水水质堪忧。与此同时，中国近海海水水质严重恶化，很多海区赤潮泛滥，甚至面临变成「蓝色沙漠」的危险。

西南地区的水资源总量丰富，但也是危机四伏。中国的高速发展刺激了能源需求的高速增长，由于中国石油天然气储量先天不足，发展水电被当作解决能源短缺的重要出路，而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江大河成为了水电开发的主要战场，无序的建坝热潮正在破坏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的水环境，威胁到当地宝贵的生物多样性和景观资源，最为严重的是将在高山深谷的边陲地区制造百万移民，使得该地区在未来二十年中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工程平衡能否替代生态平衡？

要应对中国面临的水资源危机，首先要破解危机的成因。水利界普遍认为，中国水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有限的水资源时空分布极其不均：从时间上看，降水高度集中于夏秋，而年际变化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北方地区，历史上多次出现连续枯水年。从空间上看，南方耕地少，矿产资源匮乏，却拥有全国水资源总量的81%；北方耕地多，是中国的能源和重化工业基地，但水资源仅占全国的19%。特别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区和重化工业基地的黄淮海平原，人口占全国的34.8%，耕地占全国的39.1%，水资源仅占全国的7.7%。

根据这一判断，过去五十年我们在全国主要江河上大规模建设水库和引水渠道，希望用水利工程来平衡水资源分配。全国建设了多达86,000座水坝，其中包括22,000座大坝，意在通过人工调节，解决水资源在时间上的分布不均。随着80年代水资源短缺日益恶化，三分之二的主要城市陷入缺水困境，我们修建了以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黄入晋为代表的一批跨流域调水工程，试图实现水资源的人工调度，解决空间分布不均的问题。

过去五十年我们在水利建设上可谓不遗余力，但我们何以在今天却一步步滑向水危机的边缘呢？我认为一方面在于我们在治水对策中忽略了水资源分配不均背后的人为因素，没能消除生态退化和环境污染这一根源；另一方面工程水利又刺激我们的经济社会在扩张型的发展道路上愈走愈远，加剧了对水资源的低效和不合理利用。

中国水危机看起来是自然因素造成的，但实际上人类活动带来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却大大加剧了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恶化了水旱灾害。以黄河流域为例，黄土地之所以成为华夏文明的摇篮，是因为那里曾经温暖湿润，草木繁茂，土地肥沃，利于耕种。然而，黄土土质疏松，一旦失去地表植被保护，极易发生水土流失。秦汉、唐宋和明清三次屯垦移民对黄土地植被造成严重破坏，大量泥沙涌入黄河，造成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次大改道」，母亲河终于成了「中华之忧患」。

再看长江，长江本非害河，自古有河患而无江患，因为长江源头有巨大的高山冰川，上游山地到处是茂密的原始森林，中下游平原地带湖泊湿地广布，雨季吸纳洪水，旱季释放清流。清朝初年起围湖造田，其后湖区灾民大量涌入山区，刀耕火种，严重破坏了水源林。过去五十年我们更加肆意破坏长江生态，有组织地把那片最宝贵的水源涵养林砍伐了。虽然如此，据估计当地残存森林的含蓄量还有一千亿立方米，而三峡水库修起来也不过三百多亿的库容。上游砍树，中下游地区又有组织地对湖泊进行围垦，长江中下游五十年间共失去湖泊面积12,000平方公里，超过目前五大淡水湖面积的总和。1998年洪水水量未创纪录而水位屡创新高，正是长江流域生态恶化的结果。

黄河和长江的例子说明，洪水和缺水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生态退化。洪水与缺水既对立又统一，而二者矛盾的调和依赖于良好的植被。中国面临世界最大大洋，背靠世界最大大陆，季风气候显著，降水月季和年季分配极其不均衡。在植被覆盖良好的情况下，降水得以涵养，进而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得到缓慢的释放，这样就平衡了自然的不平衡。土壤同样具有涵养水分的作用，被称为黄色水库。中国山地丘陵面积广阔，一旦失去植被保护，极易造成土壤大量随水流失，不但进一步降低了涵养能力，而且使得植被无立足生长之本，造成难以逆转的生态破坏，进而使环境长期陷于洪水和缺水的恶性循环中。当我们破坏了与涵养水源密切相关的森林、草原、湖泊、湿地，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的情况就变得更加严重。

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本应该去恢复这些天然调节器，但我们却一味指望通过工程方式去征服江河，改造江河。过去五十年来，我们在全国七大流域的江河上筑起了八万多座水坝，很多江河几乎是无峡不坝了。然而在我们认为已驯服了江河，正可尽收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诸方之利的时候，黄河断流了，辽河断流了，海河断流了，黑河断流了，塔里木河也断流了，给流域内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水污染的问题更是直接由人类不适当的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它其实也是一种公地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的体现：在有限的公共牧场上，每个家庭都希望增加放牧量，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受益的只是自己，而超载放牧造成的草场退化却由整个社区分担。污染问题颠倒过来，它不是从公地中获取，而是向公地中排放，我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称之为上游心理，即每个社区都把自己当作上游，把污水一排了之，把危害转嫁到下游社区。

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公地悲剧可以通过有效的环境管理来防治。中国庞大的环保系统之所以不起作用，原因在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中国的环保局表面上接受国家环保局和地方政府的双重领导，实际上在官员任免、工资福利、退休待遇等方面完全仰仗地方政府。而作为执法对象的污染大户，恰恰又是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也可以说是环保部门的衣食父母。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指望地方环保局向本地污染企业开刀呢？在西方国家，环保部门不作为可能面临公民诉讼，而在中国，环境诉讼困难重重，主管水污染治理的部门根本感觉不到这样的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缺陷，中国深陷水污染的泥潭而难以自拔。2000年中国工业污水和城市生活废水排放总量达630亿吨，其中70%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江河湖库。经对十一万公里河道进行评价，受到不同程度污染的河段达到41%，其中很多河道失去了使用价值。大量废水、污水不但严重破坏了环境，甚至直接威胁到人民的健康和生命。水污染的蔓延恶化，又促使人们加大对尚未破坏的水资源的开发力度，进而进一步恶化了生态平衡。

三增加供给临近极限

1998年洪水之后，中国改变以往一味依赖水利工程的防洪策略，实施了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退田还湖等生态措施。这些都是数百年来有识之士想做但无力去做的治本之策。在更加难缠的水资源短缺上升为主要矛盾的今天，我们也必须反思几十年来一味强调增加供水的策略，转而从需求管理上寻找出路。

过去五十年我们在开源上可谓不遗余力，修建了大量的蓄水、引水、提水工程，但在许多地区我们的用水量已经大大超过了自然承载力。国际上通常认为一条河流的取水最高不应超过40%，而中国北方的黄河、淮河和辽河早超过了这个标准，海河更是高达95%。河流断流、湖泊干涸、地下水枯竭，甚至沙尘暴和水污染，都和过度取水有着紧密联系。

今天，当许多城市水源枯竭，面临供水危机的时候，一个全国性的调水时代正在到来。除引滦入津、引黄济青、引黄入晋外，陕西西安的黑河调水，新疆的引额（额尔齐斯河）济乌（乌鲁木齐），吉林的引松（松花江）入长（长春），辽宁的引英（英那河）入连（大连），河北的引岳（岳城水库）济淀（白洋淀），宁夏的沙坡头等调水工程都在建设中。调水不仅仅限于北方，南方许多地区也加入其中，比如江苏的引江（长江）济太（太湖）和云南的滇中调水工程。这两项工程的共同特点是希望通过引入大量洁净水源，稀释本地污染物，达到拯救太湖和滇池等水体的目的。

中国调水工程中最为雄心勃勃的当属南水北调工程，计划分东、中、西三条线，从长江的上中下游分别将水调往黄淮海平原和山东半岛。如今这项工程的东线和中线已经在北方水危机的刺激下开工了，而西线也在积极筹备中。整个工程预计要到2050年完工，耗资4,860亿元。国人多把中国水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南水北调，但实际上它只能部分缓解北方主要城市和部分重点工业企业的用水紧缺，对解决北方广大农村的缺水问题则无能为力。大型调水工程往往给环境和社会带来负面影响，南水北调也不例外，仅丹江口水库扩容一项就将涉及移民三十万人。

南水北调是五十年前不合理规划的产物，现在不得已加以实施，是为避免一些城市十年后发生无水可用的社会灾难。我们首先应该怀着对自然的愧疚，反思几十年来不合理的用水方式，而绝不应该为创造了又一项水利工程的世界纪录而沾沾自喜。不改变现行的供水体制和用水方式，大调水只能带来大浪费、大污染，只会刺激干旱地区用水需求的进一步上升，为发生更大水荒埋下隐患，甚至有可能把调出水地区拖入水危机。

过去五十年北京的发展过程，清楚地显示了工程治水是如何刺激我们加剧对水资源的低效利用，最终使得我们陷入供水危机之中。历史上北京受水资源总量的限制，城区的人口一直到解放时也不过百万。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开始走上大建水库的道路。五十年来，国家在北京的水利设施建设中投下了巨资，建成了大中小水库八十多座，农用机井四万多眼，加上城市自来水和大型工矿企业提取地下水的设施，构成了年均四十亿立方米的供水能力，比1949年增加近五十倍。但工程的引发了工业规模和城市人口的，进而引发了用水的。70年代北京发生供水危机，靠到处打井才勉强度过。过量开采地下水的结果，导致北京五十年来地下水位下降五十米，很多地区已经打到了基岩上。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张，1981年北京再次陷入供水危机，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只能抽取死库容维持。当时中央决策，两大水库只保北京供水，不再为天津、河北供水。北京暂时度过了危机，却把周边地区拖入了危机中。

今天城区人口已近千万，而且还在快速增长。当北京陷入连续第五个干旱年，密云水库无力满足城市用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实施应急方案，开采后备地下水水源，同时向饱受干旱之苦的河北、山西要水，2006年从太行山调水，2007年从黄河调水，直至2010年长江水流进北京。如果我们不改变用水方式，大调水会不会导致新的大浪费和大污染呢？北京低效扩张型的用水方式已经把华北周边地区拖入危机边缘，南水北调的实施，会不会导致汉江流域甚至整个长江流域的用水危机呢？丹江口的水用光了，北京再到哪里去找水呢？我们应该记取以往的教训，努力推进节约用水、循环用水。

中国节约用水是有潜力的。由于长期轻视节水，造成工业、农业和生活用水效率低下，浪费严重。一立方米的水平均产粮一公斤，而发达国家一般为两公斤。中国工业万元产值取水量为91立方米，是发达国家的五至十倍。发达国家炼一吨钢用水三到五吨，中国要七十吨以上；国外炼油厂每吨油耗水0.5吨，而中国平均为2.43吨。很多城市缺水严重，但市政生活用水浪费现象比比皆是。浪费巨大，恰恰说明节水潜力巨大。

变调水为节水带来的好处远不只节省了供水投资。一般说来，每多用一吨水就意味着多排放至少0.7吨的污水，而这些污水可以污染几十倍于自身的净水。达标排放治理费用高昂，为了完成2010年水污染防治目标，全国需要建设二千座污水处理厂，仅此一项费用就高达四千亿元。末端治理必然消耗大量的财力和能源，对于我们这样一个能源短缺、资金匮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更有必要在减少污水排放上下足工夫。

很多人认为中国现在谈环境问题为时过早，中国只有等到人均GDP达到若干千美元后再提环境。我不赞同这种观点，首先中国的悠久历史，既是灿烂的文明史，也是惨痛的生态环境破坏史，后者在《中国水危机》一书中多有描述；其次新中国前三十年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达到空前的程度，但却没有积累起多少财富。因此中国在真正进入到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时候，只剩下少得可怜的资源和几乎经不起更多破坏的残山剩水。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一种和欧美日情况完全不同的现实，它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别人先污染后治理的老套路，而必须背负起历史的包袱，在现代化起步的阶段就同步地治理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四推进民主管理，引入公益诉讼

今天，节约用水、循环用水的口号虽然喊得很响，投入却少得可怜，而环境社会影响巨大的调水工程，却动辄获得数十亿元的投资。这种不合理的选择，和我们的决策机制是有关系的。现在我们常常说要做到科学决策，但实际上要做到科学决策，就必须有民主决策。水利工程投资巨大，利益巨大，而当前的决策过程中往往只有政府官员、投资公司和专家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完整的。暗箱操作、关门决策的结果，政府官员、开发商代表和非独立的专家常常很容易达成妥协，决策效率奇高，结果某些团体和个人在投资建设过程中轻易获利，在运营中也可能获利，而环境和社会危害造成的巨额成本统统被外部化，让移民去承受，让社会去承受，让国家财政去承受，让生态环境去承受。正因为如此，中国水利部门在决策中很少去认真研究通过节水和循环用水进行需求管理的替代方案，而是一味倾向于建设大型工程。

要避免这些问题，建立一个产权明晰、价格合理的水权水价机制是必要的，因为我们必须利用市场手段，促进水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有限的资源在产业间更加公平、合理的流动。加强流域观念，实现水环境和水生态在流域内的统一、协调的管理和水资源的统一调度也是必要的。这些措施现在已经得到了高度重视，但仅有这些措施是不够的，没有各个利益相关方的广泛参与，不从外部引入监督制衡力量，私营水产业和公有水产业一样会出现问题，流域统一管理甚至会进一步恶化不公平、不合理的水资源分配。

水危机范文篇4

一、治水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大禹以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治水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性质，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已经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王朝运祚。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利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利于水利建设及其成就。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受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降雨的时空变异性甚大，大部分地区最大四个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70%，造成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的19%。河川径流的年际、年内分配极不均衡。年际之间最大与最小年径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达到10倍以上。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比重，在华北平原等地区的部分河流达80%以上。水资源年际变化之大、年内分配之集中，以及丰、枯水年变异之无常，使中国水资源自然条件之复杂，为世界罕有，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害灾害几乎每年发生。

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历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水旱灾害。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从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灾、洪涝灾、地震和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灾害发生频数的90%，其中旱灾和洪涝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全部灾害死亡人数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应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难以估算。为抵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古代社会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别是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国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堤防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发展的灌溉工程远远多于西方国家。1400年和182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大约占耕地面积的30%，而1850年的印度这一比例只有3.5%。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水运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水运之中，以联结中国南北交通的漕运作为重要。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钱塘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是我国北方始终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条生命线。漕运历史绵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随着陆上交通和海运的发展，漕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之后，抵御水旱灾害仍然是治水的主体内容。对1949－2000年水旱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还是成灾率，从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趋势，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建国之后平均每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3亿亩，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约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总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发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灾1.1亿亩，粮食减产约占总减产量的27.6%，经济损失上百亿至数百亿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社会冲击。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大兴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8万多座，堤防20万多公里，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用水需求。黄河更是岁岁安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0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53851万公顷，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从18.5%增长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为29.5%，美国11.4%，俄罗斯仅4%。"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时代管子的这句古训至今仍然适用。

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涵盖了越来越多的方面。除了防洪和灌溉，还包含了水利发电、除涝治碱、水土保持、城镇供水、人畜饮水等内容，特别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发展，缺水问题更加突出，城镇供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目前每年排放的有机水污染物是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总和。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并直接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水污染治理成为新的治水内容，与洪涝灾害和干旱缺水的治理同等重要。21世纪初期，部分流域水生态环境修复的工作逐步提到议事日程，目前塔里木河、黑河和黄河已经开展了为生态目的的水资源调度工作，海河流域的水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已经启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历代统治者虽然有治水的政治意愿，但受制于技术经济条件和治理能力，都没有能够实现水问题的"大治"。根据笔者的统计，唐朝贞观之治23年，黄河有8个年份决溢；清代康乾之治134年，黄河有47个年份决溢，说明即使在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抗御黄河洪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有效遏制了水旱灾害的威胁，成功保障了黄河的洪水安全，而且以占全球6%的可更新水资源，支撑了占全球22%人口的温饱和经济发展。在取得前所未有成绩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水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新问题。与历代王朝相比，新时期的治水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转型期中国水危机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与此同时，在急剧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造成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空前尖锐，产生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危机"和"生态赤字"。在此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水问题日趋突出，水资源整体态势异常严峻和复杂，表现为多重相互交织的危机和挑战。

洪涝灾害的威胁依然长期存在。经过50余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国的主要江河初步形成了堤防、水库和蓄滞洪区等工程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一些洪涝灾害频繁的中小河流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常遇洪水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目前多数江河防洪工程体系标准不高，大江大河的防洪标准仅能抵御20－50年一遇的洪水，抗御较大洪水的能力依然不足。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之后，国家对防洪投入的力度非常大，防洪设施整体上的改善很，但由于经济密度的增加及洪泛区缺乏有效的综合管理等原因，洪水造成的损失也在同步加大，平均每年损失在100亿美元以上。

水资源短缺日趋突出。中国目前人均水资源量仅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只是美国的1/5、俄国的1/7，加拿大的1/50。目前我国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的标准，其中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低于1000立方米的最低限。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350－75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地区，并由于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使情况更为恶化。目前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农业年缺水量达300亿立方米，近9亿农民中大多缺少水卫生设施。干旱缺水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水体污染危害严重。全国有近50%的河段、90%的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北方河流有水皆污，南方河流由于污染守着河流无水喝的情形频频发生。近海海域局部污染加重，赤潮发生面积逐年增加。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已经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已经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全国目前有3亿多人无法获取安全饮用水。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2004年的沱江污染事故，2005年接连不断发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广东北江污染事件、湖南资江污染事件等，表明水环境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总体看来，水环境恶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增加的速度，污染负荷早已超过水环境容量。据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的绿色GDP核算成果，保守估计2004年因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损失达2862.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7％。

水土流失形势严峻。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需治理的面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区。水土流失治理赶不上破坏，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扩大。目前，中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其中尤以长江上游、黄河中游、东北黑土地和珠江流域石漠化地区危害最为严重。导致水土流失既有自然的原因，更是人类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开发建设导致的植被破坏。

水生态迅速恶化。我国西北、华北和中部广大地区因水资源短缺造成水生态失衡，引发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导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华北地区因地下水超采而形成了约3万～5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国际公认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率警戒线为30％～40％，而我国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利用率均已经超过该警戒线，如淮河为60％、辽河65％、黄河62％、海河高达90％。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目前都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河流系统在众多的水利工程的雕刻下，不断渠道化、破碎化，造成洪水调蓄能力、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的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众多珍稀的水生生物数量锐减，如长江流域的白鱀豚、江豚、鲥鱼、胭脂鱼、银鱼等。城镇水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多数城镇因工业、生活污水排放和农业面污染超过了当地水系生态自我修复的临界点，不仅引发了大量水生物种的消失，而且导致蓝藻爆发使水质不断恶化。城镇水系的生态一旦步入恶性循环之后，要恢复昔日的水生态的代价就十分高昂。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面临的水问题，相对于以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已经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且每一个问题均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大规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洪涝灾害，水问题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转型。美国兰德公司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因素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0-2.0%，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正在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同时使我们面临着历史上非常严峻的水危机，不仅对当代的人民健康和生活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不安全、水环境不安全和水生态不安全还会越来越来越突出，有可能演化为未来几十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本世纪上半叶，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使水资源短缺的基本矛盾更加突出。到2030年左右，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从目前的2200立方米下降到1700立方米左右，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国民经济需水总量还将增加1400亿立方米，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增长；废污水排放量也将相应大幅增加，从1997年的584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850亿－1060亿吨。缺水将导致生产、生活用水更多挤占生态用水，加之污水排放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使本来脆弱的水生态环境趋向更加恶化。

可以预见，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及未来几十年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水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资源瓶颈，同时水问题将对中国的人类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水危机将始终是国家安全的心腹之患。如何保障水安全，特别是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

三、当代中国的治水转型

水危机表面看似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水的有效分配和利用，需要一个健全的管理体系，这需要国家为之付出很高的管理成本，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提高了这一成本。由于转型期国家难以持续大规模供给有效的管理制度，管理成本付出严重不足，也就是实践中大范围的"制度缺位"，由此导致水的开发利用在很多情况下缺少制度约束，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导致诸如上下游水冲突、生态水超采、水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等结果，这些后果的累积和叠加就是所谓的"水危机"。因此，水危机的根源是治水体制长期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条件，观念因袭陈旧，政策调整缓慢，制度建设滞后，治理能力低下，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治水环境。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水资源的治道变革，必须寻求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治水模式，水治理模式必须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寻求复杂水问题的解决对策的过程中，特别是长江洪水、黄河断流、南水北调实施方案的酝酿等治水实践的推动之下，政府部门有意识加快了水治理变革，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在继续做好防洪抗旱、防灾减灾的同时，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重要的地位，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新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水资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权和水市场。

第一，治水理念的转变。在反思传统治水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治水理念：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治水中要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防止水对人的侵害的同时，特别注意防止人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的同时，要特别强调对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重视生态与水的密切关系，把生态用水提到重要议程，防止水资源枯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转变为在重视工程建设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非工程措施，并强调科学管理；从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按水资源状况确定国民经济发展布局和规划。

第二，管理体制的探索。新的治水思路深刻认识到：水以流域为单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水量与水质相互依存，水的开发利用，包括防洪、治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等各环节紧密联系，要科学合理配置水资源，必须对各个环节统筹兼顾、综合治理。传统水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多龙治水"，新的治水思路提出，要坚持推进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积极探索城乡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流域的统一管理和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

第三，治水手段的创新。新的治水思路认为：水是商品，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拉动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推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新的治水思路还非常重视法律手段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要完善水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水，重视水利信息化建设，以水利信息化带动和促进水利现代化。

新的治水思路在治水实践中不断丰富，并用于指导新的治水实践，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以下几例是治水新思路指导下的最新治水实践，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水治道变革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

第一，构筑江河防洪体系。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促使防洪思路的转变，从无序、无节制的人与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的人与洪水和谐。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累计投资数百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江综合防洪体系建设，退田还江还湖就近移民242万人，恢复水面2900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这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以来第一次从围湖造地、人水争地，转变为主动地大规模退田还湖，给洪水以出路。2002年，长江流域中游及洞庭湖区发生较大洪水，江湖安澜无恙。

第二，缓解黄河断流。黄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年断流，最严重的1997年断流时间长达226天。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实施了全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统一调度。黄河水利委员会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强化了水量统一调度管理，有效落实了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黄河分水方案，实现了流域各省区有序引水和规范用水。迄今已连续七年黄河在来水偏枯情况下不断流，不仅保障了沿黄城乡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而且使下游河道和河口的生态得到初步改善。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南水北调工程是促进中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战略举措。按照"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中国政府对工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科学的论证，形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为了保证工程发挥预期的效益，规划引入了"水权、水价和水市场"的新机制，工程将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公司市场运作、用水户参与管理"的新体制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已正式开工建设。

第四，颁行新水法。从2002年10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新水法吸收了治水的新经验和新理念，将近年来探索提出的治水方针、思路和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水法与原水法相比有以下特点：（1）按照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改革水管理体制，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2）把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放在突出位置，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管理；（3）加强水资源的宏观管理，明确了水资源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定了一系列加强水资源配置管理的法律制度；（4）重视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重视了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五，建设节水型社会。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将"建立节水型社会"正式作为国策。为了探索节水型社会的实践经验，2002年水利部选择甘肃张掖、辽宁大连、四川绵阳等地区进行节水型社会试点，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张掖市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区域性综合节水示范项目，通过明晰水权、调整产业结构，在连续数年大幅度削减用水量完成黑河分水任务的情况下，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使黑河的下游生态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水利部开始将节水型社会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新近完成的《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确立了未来十五年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国家目标。建设节水型社会已经成为政府的优先行动和全社会的共识。

第六，维护河流生命健康。面对困扰中国河流的诸多生态问题，水利部、流域机构、研究团体、民间人士提出了将河流健康作为实现水资源和流域管理的目标。2005年，首届"长江论坛"通过了《保护与发展--长江宣言》，第二届"黄河国际论坛"发表了题为《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宣言，这两个宣言均强调河流是有生命的，人与河流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呼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5年，"重建江湖联系、恢复生命之网"长江项目已经使天鹅洲长江故道、武汉涨渡湖、洪湖、安庆白荡湖等阻隔湖泊试行季节性开闸通江，探索了为确保长江的健康恢复阻隔湖泊与长江的季节性生态与水文联系。应对新一轮的水电开发热潮，水利部及时提出在水利建设中将继续高度重视生态问题，把改善和修复生态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任务，保护河流的健康生命，认真对待和科学处理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问题。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互的新治水理念。

上述理论探索和治水实践表明，中国的治水已经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它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从计划转向市场条件下的治水转型，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治水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革命。这场变革是对中国新的水问题挑战的响应，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思路为指导，积极引入水权、水市场等新的治水手段，逐步建立流域统一管理和地域统一管理的新的水管理体制。

四、构建新时期中国治水新模式

水危机是治水变革的契机。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必须看到，严峻的水危机态势、独特的国情条件、以及转型经济背景，决定了中国治水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治水的转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

长远来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确处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三者鼎足而立和有机结合的水治理结构（见图1）。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转型期的水治理结构中，政府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社会参与是政府调控下的有限参与，并在政府引导之下逐渐扩大参与范围，逐渐形成广泛参与的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迅速扩大市场在水资源配置和管理中的作用，但市场要在政府调控之下发挥作用。

政府在转型期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由于健全的水管理体系需要国家为之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在国家之外的力量（包括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家的作用之前，应对水危机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国家大幅度增加管理成本支出，解决实践中严重的"制度缺位"问题，支付维持水管理体系必需的制度成本。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途径，是由国家主导开展大规模的制度建设，从工程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为中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管理，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从直接调配水资源转向实施水权管理调控水资源配置，从直接投资办水利转向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包括民间资本和外资）办水利，从直接办水厂和污水处理厂转向制定标准和强化监管保障水安全，从全方位提供水利产品转向专注于提供贫困人口吃水、生态用水、灌区节水改造等公共物品。政府在水管理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解除水务市场的垄断管制，促进各类水市场的发育，包括取水权市场、供水市场、废水处理市场和污水回用市场，特别是要全面开放供水市场和污水处理市场，政府从直接行政管制转向宏观调控，做好水市场的裁判员、服务员和信息员。我国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下，主要制约因素是水权模糊和水价长期偏低。促进水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战略选择，一是根据水权管理的思路明晰水权，二是根据"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三是打破垄断、全面开放水务市场。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水管理，还要求重新审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要在水资源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引入民主管理和广泛参与。鼓励各种用水者协会的建立，使其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组织桥梁，国家与社会达成共识的制度渠道。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度和信息透明度，建立水相关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制度化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建立水价听证会制度，形成水价管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建立地方之间分水和用水的民主协商制度，水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制度。充分发挥科技界在水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扩大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决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准确和全面向全社会各种用水信息。

水危机范文篇5

一、治水在中国的特殊地位

中国是一个治水大国，治水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传说中的大禹以来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长期与水旱灾害斗争的历史。治水在中国有大规模的性质，对于中国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早在春秋时代的管子已经提出，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治水是立国之本，治水的好坏，直接关系王朝运祚。我国历史上出现的一些"盛世"局面，无不得利于统治者对水利的重视，得利于水利建设及其成就。水利兴而天下定，天下定而民心稳，人心稳即有生产积极性，社会有粮则百业兴，整个社会必然繁荣昌盛，外敌不敢入侵，天下太平。相反，忽视水利，工程长期荒废，严重的水旱灾害之后，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灾逼民反，揭竿而起，即使没有外敌入侵，也酿成天下大乱，以至改朝换代。除水害，兴水利，历来是兴国安邦的大事。

治水在中国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受地形和季风气候的影响，中国降雨的时空变异性甚大，大部分地区最大四个月的降雨量约占全年降雨总量的70%，造成水资源的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北方水资源贫乏，长江以北水系流域面积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64%，水资源量却只占全国的19%。河川径流的年际、年内分配极不均衡。年际之间最大与最小年径流的比值，北方河流可达到10倍以上。年内分配主要集中在汛期，汛期径流量占年径流量的比重，在华北平原等地区的部分河流达80%以上。水资源年际变化之大、年内分配之集中，以及丰、枯水年变异之无常，使中国水资源自然条件之复杂，为世界罕有，决定了中国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据史书记载，公元前206－1949年的2155年间，中国发生较大洪水灾害1092次，较大的旱灾1056次，水害灾害几乎每年发生。

中国古代的治水，大体有三件事情最为重要：防洪、农业灌溉和漕运。历史上，治水的首要任务是抵御水旱灾害。中国素有"三岁一饥、六岁一衰、十二岁一荒"之说，历史上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居世界首位，其中水旱灾害最为突出。从公元前180年至1949年，旱灾、洪涝灾、地震和海洋灾害的发生频率占同期全部自然灾害发生频数的90%，其中旱灾和洪涝灾造成的死亡人数是全部灾害死亡人数的51%，平均每年死亡14210人和1863人，相应造成的经济损失十分巨大，难以估算。为抵御水旱灾害的水利工程建设，在中国具有大规模和经常的性质。古代社会为保障大江大河的防洪安全，特别是黄河下游堤防的安全，国家要投入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堤防的建设和维护。为了减轻干旱的侵袭，中国的农业高度依赖引水灌溉，发展的灌溉工程远远多于西方国家。1400年和1820年中国的灌溉面积大约占耕地面积的30%，而1850年的印度这一比例只有3.5%。可以说，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投入大量的资金和动员大量的劳动力进行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建设。水运在古代治水史上也占据重要地位。水运之中，以联结中国南北交通的漕运作为重要。隋唐时期开凿的京杭大运河工程，从钱塘江连接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国历史上沟通南北的一条大动脉，是我国北方始终能保持政治文化中心的一条生命线。漕运历史绵延近千年，直到清朝末期，随着陆上交通和海运的发展，漕运才最终退出历史舞台。

建国之后，抵御水旱灾害仍然是治水的主体内容。对1949－2000年水旱灾害的统计表明，无论是受灾面积、成灾面积还是成灾率，从50年代到90年代均呈上升趋势，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巨大，建国之后平均每年全国农田受旱面积3亿亩，减产粮食数百亿公斤，约占气象灾害造成的粮食减产总量的50%；七大江河流域平均3年发生一次洪水，每年平均受灾1.1亿亩，粮食减产约占总减产量的27.6%，经济损失上百亿至数百亿元。1991年的淮河大水和1998年的三江大水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和强烈的社会冲击。为了抵御洪涝灾害，计划经济时代通过群众运动方式大兴水利，以很低的成本整治了大江大河，修建水库8万多座，堤防20万多公里，保障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用水需求。黄河更是岁岁安澜，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治水成就。灌溉事业也得到空前发展，灌溉面积从1952年的19960万公顷增长到2000年的53851万公顷，灌溉面积占总耕地面积比重从18.5%增长到51.8%（1995年），而同期印度为29.5%，美国11.4%，俄罗斯仅4%。"善为国者必先除水旱之害"，春秋时代管子的这句古训至今仍然适用。

当代中国的治水包含的内容已经非常丰富，涵盖了越来越多的方面。除了防洪和灌溉，还包含了水利发电、除涝治碱、水土保持、城镇供水、人畜饮水等内容，特别是随着人口增加和城镇化发展，缺水问题更加突出，城镇供水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污水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目前每年排放的有机水污染物是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总和。水体污染日益严重，加剧了水资源短缺，并直接威胁人民身体健康，水污染治理成为新的治水内容，与洪涝灾害和干旱缺水的治理同等重要。21世纪初期，部分流域水生态环境修复的工作逐步提到议事日程，目前塔里木河、黑河和黄河已经开展了为生态目的的水资源调度工作，海河流域的水生态环境恢复工作已经启动。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历代统治者虽然有治水的政治意愿，但受制于技术经济条件和治理能力，都没有能够实现水问题的"大治"。根据笔者的统计，唐朝贞观之治23年，黄河有8个年份决溢；清代康乾之治134年，黄河有47个年份决溢，说明即使在古代最为繁荣的时期，仍然没有足够的能力抗御黄河洪水。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但有效遏制了水旱灾害的威胁，成功保障了黄河的洪水安全，而且以占全球6%的可更新水资源，支撑了占全球22%人口的温饱和经济发展。在取得前所未有成绩的同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治水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出现了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等新问题。与历代王朝相比，新时期的治水已经被赋予了全新的含义，对国家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转型期中国水危机的挑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综合国力迅速提升，人民生活大为改善，总体上开始进入小康。与此同时，在急剧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造成人口与资源矛盾的空前尖锐，产生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资源危机"和"生态赤字"。在此发展背景下，中国的水问题日趋突出，水资源整体态势异常严峻和复杂，表现为多重相互交织的危机和挑战。

洪涝灾害的威胁依然长期存在。经过50余年大规模的水利建设，中国的主要江河初步形成了堤防、水库和蓄滞洪区等工程组成的防洪工程体系，一些洪涝灾害频繁的中小河流也得到不同程度的治理，常遇洪水已初步得到控制。但目前多数江河防洪工程体系标准不高，大江大河的防洪标准仅能抵御20－50年一遇的洪水，抗御较大洪水的能力依然不足。1998年长江流域特大洪水之后，国家对防洪投入的力度非常大，防洪设施整体上的改善很，但由于经济密度的增加及洪泛区缺乏有效的综合管理等原因，洪水造成的损失也在同步加大，平均每年损失在100亿美元以上。

水资源短缺日趋突出。中国目前人均水资源量仅2200立方米，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只是美国的1/5、俄国的1/7，加拿大的1/50。目前我国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量低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审议的人均占有水资源量2000立方米的标准，其中有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低于1000立方米的最低限。海河、淮河和黄河流域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有350－750立方米，属严重缺水地区，并由于水污染和水土流失使情况更为恶化。目前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110座严重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农业年缺水量达300亿立方米，近9亿农民中大多缺少水卫生设施。干旱缺水成为中国尤其是北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

水体污染危害严重。全国有近50%的河段、90%的城市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北方河流有水皆污，南方河流由于污染守着河流无水喝的情形频频发生。近海海域局部污染加重，赤潮发生面积逐年增加。地下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90%城市地下水不同程度地遭受有机和无机有毒有害污染物的污染，目前已经呈现由点向面的扩展趋势。资源型缺水与水质型缺水并存，已经危及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产生活，全国目前有3亿多人无法获取安全饮用水。水污染事故频繁发生，2004年的沱江污染事故，2005年接连不断发生松花江污染事件、广东北江污染事件、湖南资江污染事件等，表明水环境危机已经敲响了警钟。总体看来，水环境恶化趋势仍在继续发展，治理污染的速度赶不上污染增加的速度，污染负荷早已超过水环境容量。据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统计局的绿色GDP核算成果，保守估计2004年因水污染导致的环境损失达2862.8亿元，相当于当年GDP的1.7％。

水土流失形势严峻。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共有水土流失面积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需治理的面积有200多万平方公里区。水土流失治理赶不上破坏，局部有改善，总体在扩大。目前，中国约有1/3的耕地受到水土流失的危害，其中尤以长江上游、黄河中游、东北黑土地和珠江流域石漠化地区危害最为严重。导致水土流失既有自然的原因，更是人类不合理的耕作方式和开发建设导致的植被破坏。

水生态迅速恶化。我国西北、华北和中部广大地区因水资源短缺造成水生态失衡，引发江河断流、湖泊萎缩、湿地干涸、地面沉降、海水入侵、土壤沙化、森林草原退化导致土地荒漠化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华北地区因地下水超采而形成了约3万～5万平方公里的漏斗区。国际公认的流域水资源利用率警戒线为30％～40％，而我国大部分河流的水资源利用率均已经超过该警戒线，如淮河为60％、辽河65％、黄河62％、海河高达90％。黄河、淮河、海河三大流域目前都已处于"不堪重负"的状态。河流系统在众多的水利工程的雕刻下，不断渠道化、破碎化，造成洪水调蓄能力、污染物净化能力、水生生物的生产能力等不断下降。水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使众多珍稀的水生生物数量锐减，如长江流域的白鱀豚、江豚、鲥鱼、胭脂鱼、银鱼等。城镇水生态系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大多数城镇因工业、生活污水排放和农业面污染超过了当地水系生态自我修复的临界点，不仅引发了大量水生物种的消失，而且导致蓝藻爆发使水质不断恶化。城镇水系的生态一旦步入恶性循环之后，要恢复昔日的水生态的代价就十分高昂。

总的来看，当代中国面临的水问题，相对于以前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已经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为流域性和全局性问题，已经从单一问题演变成为复合性问题，且每一个问题均呈现高度的复杂性。特别是大规模的水短缺、水污染和水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十分突出的问题，其严重性已经不亚于洪涝灾害，水问题已经随着社会的变迁而转型。美国兰德公司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因素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0-2.0%，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可以说，中国正在以最稀缺的水资源和最脆弱的水生态环境，支撑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负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类活动，同时使我们面临着历史上非常严峻的水危机，不仅对当代的人民健康和生活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条件。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不安全、水环境不安全和水生态不安全还会越来越来越突出，有可能演化为未来几十年中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危机之一。本世纪上半叶，持续增长的人口压力和庞大的人口规模，将使水资源短缺的基本矛盾更加突出。到2030年左右，我国人均水资源量将从目前的2200立方米下降到1700立方米左右，接近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而国民经济需水总量还将增加1400亿立方米，主要是工业用水和城市生活用水的增长；废污水排放量也将相应大幅增加，从1997年的584亿吨，增加到2030年的850亿－1060亿吨。缺水将导致生产、生活用水更多挤占生态用水，加之污水排放量的进一步增长，将使本来脆弱的水生态环境趋向更加恶化。

可以预见，中国在未来十几年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以及未来几十年迈向中等收入国家的道路上，水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大资源瓶颈，同时水问题将对中国的人类发展构成了重大挑战，水危机将始终是国家安全的心腹之患。如何保障水安全，特别是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治理问题之一。

三、当代中国的治水转型

水危机表面看似资源危机，实质是治理危机，是治水体制长期滞后于治水需求的累积结果。水的有效分配和利用，需要一个健全的管理体系，这需要国家为之付出很高的管理成本，市场经济改革进一步提高了这一成本。由于转型期国家难以持续大规模供给有效的管理制度，管理成本付出严重不足，也就是实践中大范围的"制度缺位"，由此导致水的开发利用在很多情况下缺少制度约束，处于自由放任状态，导致诸如上下游水冲突、生态水超采、水浪费和低效率利用等结果，这些后果的累积和叠加就是所谓的"水危机"。因此，水危机的根源是治水体制长期不能适应变化的社会条件，观念因袭陈旧，政策调整缓慢，制度建设滞后，治理能力低下，难以适应日益复杂的治水环境。水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水资源的治道变革，必须寻求市场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条件下的新型治水模式，水治理模式必须转型。

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寻求复杂水问题的解决对策的过程中，特别是长江洪水、黄河断流、南水北调实施方案的酝酿等治水实践的推动之下，政府部门有意识加快了水治理变革，提出了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从传统水利向现代水利、可持续发展水利转变，在继续做好防洪抗旱、防灾减灾的同时，把解决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放到重要的地位，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一新的治水思路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1）新的治水理念：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新的管理体制：统一管理水资源；（3）新的治水手段：水权和水市场。

第一，治水理念的转变。在反思传统治水思路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治水理念：水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环境的控制性要素，在治水中要坚持按自然规律办事，从人类向大自然无节制地索取转变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防止水对人的侵害的同时，特别注意防止人对水的侵害；从重点对水资源进行开发、利用、治理转变为在对水资源开发、利用和治理的同时，要特别强调对水资源的配置、节约和保护；重视生态与水的密切关系，把生态用水提到重要议程，防止水资源枯竭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从重视水利工程建设转变为在重视工程建设的同时，要特别重视非工程措施，并强调科学管理；从以需定供转变为以供定需，按水资源状况确定国民经济发展布局和规划。

第二，管理体制的探索。新的治水思路深刻认识到：水以流域为单元，地表水和地下水相互转化，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之间的开发利用相互影响，水量与水质相互依存，水的开发利用，包括防洪、治涝、蓄水、供水、用水、节水、排水、污水处理及中水回用等各环节紧密联系，要科学合理配置水资源，必须对各个环节统筹兼顾、综合治理。传统水管理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多龙治水"，新的治水思路提出，要坚持推进流域水资源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积极探索城乡地表水与地下水、水量与水质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流域的统一管理和区域水务一体化管理。

第三，治水手段的创新。新的治水思路认为：水是商品，是战略性的经济资源，在新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坚持按经济规律办事，实行政府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拉动作用，积极探索建立水权制度和水权交易市场，推进水利投融资体制改革和水价机制改革，促进水资源的节约利用、优化配置和有效保护。新的治水思路还非常重视法律手段和技术进步的作用，提出要完善水法规体系、坚持依法治水，重视水利信息化建设，以水利信息化带动和促进水利现代化。

新的治水思路在治水实践中不断丰富，并用于指导新的治水实践，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以下几例是治水新思路指导下的最新治水实践，这些事件标志着中国的水治道变革已经从理论走向现实。

第一，构筑江河防洪体系。1998年的长江大洪水促使防洪思路的转变，从无序、无节制的人与水争地，转变为有序、可持续的人与洪水和谐。从1998年开始，中国政府累计投资数百亿元开展了大规模的长江综合防洪体系建设，退田还江还湖就近移民242万人，恢复水面2900平方公里，增加蓄洪容积130亿立方米。这是中国历史上千百年以来第一次从围湖造地、人水争地，转变为主动地大规模退田还湖，给洪水以出路。2002年，长江流域中游及洞庭湖区发生较大洪水，江湖安澜无恙。

第二，缓解黄河断流。黄河在上个世纪90年代连年断流，最严重的1997年断流时间长达226天。从1999年开始，国务院授权黄河水利委员会对黄河实施了全流域水资源合理配置和统一调度。黄河水利委员会综合运用了多种手段，强化了水量统一调度管理，有效落实了1987年国务院颁布的黄河分水方案，实现了流域各省区有序引水和规范用水。迄今已连续七年黄河在来水偏枯情况下不断流，不仅保障了沿黄城乡居民的生活和生产用水，而且使下游河道和河口的生态得到初步改善。

第三，南水北调工程的规划。南水北调工程是促进中国水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缓解北方水资源短缺和生态环境恶化的战略举措。按照"先节水后调水，先治污后通水，先环保后用水"的原则，中国政府对工程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科学的论证，形成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为了保证工程发挥预期的效益，规划引入了"水权、水价和水市场"的新机制，工程将按照"国家宏观调控、公司市场运作、用水户参与管理"的新体制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目前，南水北调工程已正式开工建设。

第四，颁行新水法。从2002年10月1日起，中国开始施行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新水法吸收了治水的新经验和新理念，将近年来探索提出的治水方针、思路和目标通过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新水法与原水法相比有以下特点：（1）按照流域管理与行政区域管理相结合的原则改革水管理体制，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确立了流域管理机构的法律地位；（2）把节约用水、提高用水效率放在突出位置，按照总量控制与定额管理相结合的原则，以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水资源有偿使用制度为重点加强用水管理；（3）加强水资源的宏观管理，明确了水资源规划的法律地位，规定了一系列加强水资源配置管理的法律制度；（4）重视水资源与人口、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关系协调，重视了在水资源开发、利用中对生态环境的保护。

第五，建设节水型社会。2000年，"十五"计划纲要将"建立节水型社会"正式作为国策。为了探索节水型社会的实践经验，2002年水利部选择甘肃张掖、辽宁大连、四川绵阳等地区进行节水型社会试点，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其中张掖市是我国首次开展的区域性综合节水示范项目，通过明晰水权、调整产业结构，在连续数年大幅度削减用水量完成黑河分水任务的情况下，促进了当地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并使黑河的下游生态得到明显改善。2004年，水利部开始将节水型社会试点经验向全国推广。新近完成的《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规划纲要》，确立了未来十五年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国家目标。建设节水型社会已经成为政府的优先行动和全社会的共识。

第六，维护河流生命健康。面对困扰中国河流的诸多生态问题，水利部、流域机构、研究团体、民间人士提出了将河流健康作为实现水资源和流域管理的目标。2005年，首届"长江论坛"通过了《保护与发展--长江宣言》，第二届"黄河国际论坛"发表了题为《维持河流健康生命》的宣言，这两个宣言均强调河流是有生命的，人与河流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呼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2005年，"重建江湖联系、恢复生命之网"长江项目已经使天鹅洲长江故道、武汉涨渡湖、洪湖、安庆白荡湖等阻隔湖泊试行季节性开闸通江，探索了为确保长江的健康恢复阻隔湖泊与长江的季节性生态与水文联系。应对新一轮的水电开发热潮，水利部及时提出在水利建设中将继续高度重视生态问题，把改善和修复生态作为水利工作的重要任务，保护河流的健康生命，认真对待和科学处理水利工程对生态的影响问题。2006年"十一五"规划纲要中首次提出"在保护生态基础上有序开发水电"，凸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互的新治水理念。

上述理论探索和治水实践表明，中国的治水已经启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变革，它不仅是几十年来中国从计划转向市场条件下的治水转型，也是几千年来中国治水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深刻革命。这场变革是对中国新的水问题挑战的响应，是以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优化水资源配置、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为目标，以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思路为指导，积极引入水权、水市场等新的治水手段，逐步建立流域统一管理和地域统一管理的新的水管理体制。

四、构建新时期中国治水新模式

水危机是治水变革的契机。中国的治水变革已经取得了可喜进展，但是必须看到，严峻的水危机态势、独特的国情条件、以及转型经济背景，决定了中国治水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中国治水的转型核心是治理模式的转型，要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为理念，以建设节水防污型社会为目标，从以"控制"为主的传统治理模式转向以"良治"（goodgovernance）为导向的现代治理模式，建立新型的水治理结构和治理体制。

长远来看，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水治理模式，根本上是要正确处理水管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建立三者鼎足而立和有机结合的水治理结构（见图1）。中国的国情决定了，在转型期的水治理结构中，政府仍然要发挥主导作用和基础性作用；社会参与是政府调控下的有限参与，并在政府引导之下逐渐扩大参与范围，逐渐形成广泛参与的格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迅速扩大市场在水资源配置和管理中的作用，但市场要在政府调控之下发挥作用。

政府在转型期需要发挥主导作用。由于健全的水管理体系需要国家为之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在国家之外的力量（包括民间和市场的力量）成长起来，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家的作用之前，应对水危机挑战的根本出路，是国家大幅度增加管理成本支出，解决实践中严重的"制度缺位"问题，支付维持水管理体系必需的制度成本。这一策略的具体实施途径，是由国家主导开展大规模的制度建设，从工程建设为中心转向制度建设为中心。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水管理，要求重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要从直接调配水资源转向实施水权管理调控水资源配置，从直接投资办水利转向大规模利用社会资本（包括民间资本和外资）办水利，从直接办水厂和污水处理厂转向制定标准和强化监管保障水安全，从全方位提供水利产品转向专注于提供贫困人口吃水、生态用水、灌区节水改造等公共物品。政府在水管理中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解除水务市场的垄断管制，促进各类水市场的发育，包括取水权市场、供水市场、废水处理市场和污水回用市场，特别是要全面开放供水市场和污水处理市场，政府从直接行政管制转向宏观调控，做好水市场的裁判员、服务员和信息员。我国水资源配置的市场化程度非常低下，主要制约因素是水权模糊和水价长期偏低。促进水资源配置市场化的战略选择，一是根据水权管理的思路明晰水权，二是根据"补偿成本、合理收益、优质优价、公平负担"的原则建立合理的水价形成机制，三是打破垄断、全面开放水务市场。

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水管理，还要求重新审视国家和社会的关系。要在水资源管理的各个层面和各个环节引入民主管理和广泛参与。鼓励各种用水者协会的建立，使其成为连接政府与公众的组织桥梁，国家与社会达成共识的制度渠道。提高政策制定过程的开放度和信息透明度，建立水相关利益团体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制度化表达机制和参与机制。建立水价听证会制度，形成水价管理的公共决策机制。建立地方之间分水和用水的民主协商制度，水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制度。充分发挥科技界在水管理中的技术支撑作用，扩大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社会科学家在决策制定中的发言权和参与权。建立强制性的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准确和全面向全社会各种用水信息。

水危机范文篇6

谈到中东，很多人会想起在那里“油比水还便宜”。的确，中东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石油资源，储量占全世界储量的65％以上，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极度缺乏水资源的地区，在全球20个最缺水的国家中，就有11个属于中东。

中东地区气候炎热干燥，降水少而蒸发多，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所覆盖，其水资源主要来自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约旦河三大水系。在这些河流的孕育下，中东曾经出现了古埃及、古巴比伦这样灿烂、伟大的文明。但随着中东进入现代，人口急剧增长，工农业迅猛发展，这些河流的承载能力变得岌岌可危。

据统计，中东阿拉伯各国目前可资利用水资源共计1720亿立方米，但需求量近3040亿立方米，每年缺水1320亿立方米，占总需求量的44％。

为了缓解水危机，中东各国采取了一系列开发和保护水资源的综合性战略措施：努力实现灌溉设施现代化、节约灌溉用水、减少耗水量大的粮食作物的种植、开展节水活动、通过海水淡化缓解居民用水困难、污水再循环利用等。

大力普及滴灌、喷灌和微喷等节水灌溉技术、提高灌溉效率是众多节水技术中的杰作，这一技术在中东地区得到了大力普及。滴灌技术可以使水直接输送到农作物根部，比喷灌节水20％，而且在坡度较大的耕地应用滴灌不会加剧水土流失。化肥制造商也千方百计开发可溶于水的产品，施肥可与滴灌同时作业。埃及就采用滴灌技术将处理过的废水用于植树造林。埃及目前有7个废水灌溉林场，中埃青年友谊林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范。公务员之家，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在增加水资源方面，中东各国一直在加大对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工程的投入。以色列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制定了增加水资源长期规划，包括兴建一座年产淡水4亿吨的海水淡化处理厂和年产5亿吨净化水的污水处理厂，并计划未来农业灌溉全部采用污水再处理后的循环水。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这样的河上游国家，除靠规律降雨补充水系储量外，还注重开发地下淡水蓄水层和暗河，寻找新的水资源。

水危机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黄河水资源节水管理治污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黄河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用水80%以上靠的是黄河水。因此，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强化节约用水与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认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水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实践证明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水资源量计量，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以上”。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水资源日益短缺、节水意识淡薄、节水法制法规滞后、节水措施不到位、设施落后和水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亟待解决。

二、黄河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节水意识不强

节水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区域性的工作，搞好节水工作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特别是要通过节水来缓解黄河下游断流这类区域性缺水和水环境问题，更需要全区域（或全流域）社会成员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共同努力才可能见成效。而我国人民群众对节水的认识普遍不高，节水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目前在农业生产中的水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群众节水意识淡薄，在灌溉中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大水漫田之后，尾水或流到乡间路上，造成满路污水横流，或流入坑塘，造成坑塘满灌，宝贵的水资源被浪费和闲置起来。

（二）引黄水费偏低黄河水浪费严重

水价形成机制存在问题。水价是影响供水企业水费收入的直接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水价普遍偏低，水价并未真实反映水的使用价值，因此，水费收入和供水企业正常运营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当前，引黄供水虽然改变了过去公益性服务、无偿式用水的管理模式，但水费低也是造成水浪费的重要原因。农业灌溉水费标准太低，实际水费标准不足供水成本费的30%；目前，黄河渠首农业供水水资源费仅为0.01元/每立方米，150立方米黄河水不足一瓶矿泉水的价值，离供水管理实际成本相差甚远；非农业供水为0.085元/立方米，也就仅仅只够成本，而不够弥补农业供水的成本差额和基础设施的维修与养护费用。对黄河供水事业的发展和引水工程建设的维护十分不利。也就说没有资金投入于供水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合理的水价应包括引黄供水工程的投资、折旧费、维修费，正常运行的经费，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工程老化维修费、以及合法、正当的利润。在水费征收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水费不能全额征收，影响了引黄工程、灌溉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三）水资源费征收难度大

水费征收难度大。如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拖欠水费，不能实现全额征收，造成资金周转紧张；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难度大。供水设施维修养护需要大量资金，如何筹措到足够的建设资金，也是摆在黄河管理部门的一项难题；

（四）节水机制不到位

当前节水工作还没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水价太低是主要原因，许多节水工程直接经济效益有限，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上，而国家又缺乏优惠发展政策。这些原因的存在，致使许多用水大户节水积极性不高，节水并没有真正变成企业、农户的自发行动，节水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强化节水机制建设，必须在资金的投入、政策的优惠与扶持等诸多方面入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通过运用行政、市场、法律、制度等手段来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调度、合理开发与利用，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有效运行。

（五）节水立法不到位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节水也是如此，需要坚强的法制保障和全面的统一管理。而在我国节水意识和节水法制都很薄弱。目前节水管理尚处于各自为战、条块分割状况，定额标准混乱，节水型社会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有关全面节水的法规，节水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管理，不可能从水资源供需平衡的高度解决好“节水”的问题。因此，强化全面节水法规建设，通过法律保障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治理水资源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我认为节水法规建设，应当本着既符合宪法、水法等国家基本法的要求，又要注重民生，尊重民意，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既要考虑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配置、合理开发和合理利用，又要尽量满足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正常用水所需。真正使节水法规、制度建设服务于民，用之于民。真正使节约用水成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觉行动。同时，节约用水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必须由政府和市场联动，在法律法规的有效制约下才能真正奏效；才可能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发挥实效。

三、优化黄河水资源管理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节水型社会是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同时应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节约用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个机关、组织、单位、团体、厂矿企业和每个人，必须加强宣传教育，正面引导，发动全社会每个公民、每个团体起来节约每一滴水。充分利用“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做好宣传发动，采用各种不同的宣传形式，如制作展版、张贴宣传标语、在闹市区设立咨询站、借助新闻媒体发表电视讲话、组成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深入农村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水宣传活动。让全民清楚目前我国的水资源状况，让全社会了解当前水资源所面临的严竣形势和存在的危机，让每个人都认识到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水的需求增加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水资源总量是不会增加的，从而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最终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包括少年儿童意识到保护水、节约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有一些人认为，水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下生出来的；黄河水不用白不用，不用也得流入大海而白白浪费；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认识都是极端错误的。这就需要在今后一段时期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必要性，达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用水方式和用水习惯，形成全社会自觉节水的良好风尚。

（二）农业节水潜力巨大

农业用水占我国总用水量的80%，但农业用水中的浪费现象也最严重。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量的70%，灌溉过程中半数以上在中途渗漏，采用漫灌又要浪费30～35%，实际能够真正用于灌溉农田的水量也不过30%，有约70%的水被浪费掉了。因此，今后应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技术。进一步对灌区和下游引黄灌区进行工程配套和防渗改造，增强渗漏防护措施；对灌溉农业区，节水灌溉技术应以改进地面灌溉为主，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面灌溉节水技术(如整平土地、沟渠配套、沟灌、间歇灌、滴灌、喷灌等)。对旱地农业区，应按照水旱互补的方针，充分利用雨水集蓄节灌等现代旱地农业技术，充分利用夏季多雨季节，集蓄雨水用于旱田灌溉；并通过各种措施，降低无效蒸发，提高土壤有机质，建设土壤水库，增加贮水。同时，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特征和当地水资源条件，调整作物布局，优化种植结构，选育优良品种，努力发展抗旱作物种植，确保在节约用水的情况下农业不减产。

逐步实施以水定产的运行模式，根据水权总量，依据现状和未来水资源承载力，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与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实行以水定产业、以水定结构、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灌溉面积。同时，实行严格的定额管理。依据水权总量，核定单位工业产品、人口、灌溉面积的用水定额和基本水价。以定额核总量、总量不足调结构，定额内用水执行基本水价，超定额用水加价收费。

（三）工业和城市生活节水不容忽视

工业生产也是用水大户。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5～10倍，压缩工业用水量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降低工业用水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改革生产用水工艺，争取少用水。如我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若用氧气转炉代替老式平炉，不但可提高钢的产量，而且可降低用水量86～90%。(2)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国外先进工业企业的用水重复利用率高达90%以上，而我国工业企业的用水绝大部分都在一次利用后作为废水排放。虽然我国一些缺水大城市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较高，但地区差别很大，进一步挖潜可节约大量水资源。(3)探讨利用海水、微咸水的技术。由于淡水资源的缺乏，沿海城市可利用海水做工业冷却水和生活冲厕水，华北和西北地区可开发微咸水资源。城市生活用水是水资源消耗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水污染的又一重要来源。据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的资料表明，我国城市生活用水的1/3由于水资源供给和使用过程中跑、冒、滴、漏现象而白白损失了。由于许多城市自来水管道老化和质量低劣，每年我国由于管道漏损的水量就占自来水管网供水的20%以上，达到60亿立方米。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城市应提高节水技术，开发推广节水器具，宣传并鼓励节水，创建节水型城市。逐步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水质，实行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

（五）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

除了在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中节水外，开发、引进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再利用率也是节水的一个重要途径。面对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首先应从战略上变“末端治理”为“源头控制”。积极开发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城市污水的处理深度，将城市污水开辟为“第二水源”。这种再生水可用作城市用水、工业冷却水、环境用水、地面冲洗水和农田灌溉水。这是保护供水水质和改善水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

（六）合理提高水价，促进节约用水

黄河流域水价严重偏低，导致用户对水的价格不敏感，节水观念淡薄，用水浪费，同时低水价导致人们对水资源短缺缺乏足够认识，对水资源保护也存在不足，以致在浪费水资源的同时，还不断向水中大量排放污染物。合理提高水价有利于鼓励人们节约用水，同时也可以筹集资金，改善供水设施，减少供水环节的渗漏浪费，改善环境，保护水资源等。

（七）实施“两水分供”提高供水效益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使黄河水量维持一定基流，建立起公平、规范的用水秩序，能够基本满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有效缓解用水紧张局面。但是，随着沿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黄河水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水资源供需矛盾仍旧突出，加之地下水缺乏统一管理，以及水污染形势严峻等，对黄河下游地区来说，黄河水仍处于缺乏的状态。面对有限的水资源和工农业生产生活日趋增加的用水需求，只有进一步调整供用水管理和运行模式，使农业灌溉避免大漫灌，工业生产避免浪费，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才能使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得到优化。为此，应实施“两水分供”和“两水分计”（即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分别供应和计量）的措施，由于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的价格悬殊较大，通过实施“两水分供”和“两水分计”，就能有效利用水价格这一杠杆调节水资源的供需关系，促使用水户树立水商品意识，既能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提升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

（八）合理配置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我国北方水少而南方水多，且时间上波动很大。这种空间分布与时间分配的极不均匀性，决定了采用区域水资源调配办法改善这种不均匀性的必要性。但是确定是否需要调水，又必须具体地分析北方受水各地区缺水的性质，并根据区域经济与社会近期与远期的需求进行周密的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以确定调水的合理规模，并充分论证工程技术的可行性。南水北调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项具有实践意义的措施，它可以使调入区的调水量规模最小而效益最大。调水对于调入区来说是一种重要开源，但开源又必须在节流的前提下进行，在节流的基础上开源是水资源调配的基本原则。调水应是对当地水源的补充。只有实现了地区节流，充分挖掘当地水资源的潜力后，实施调水才是最经济、最合理的。

（九）实施取水许可制度，进一步优化水资源管理

一是逐步完善各项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进一步量化、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促进黄河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二是解决流域机构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赋予流域机构及下属管理机构行政处罚权，明确其执法主体地位。三是理顺黄河内部各部门在黄河水资源管理中的关系，形成一个责权明确、关系协调、运行有力的黄河水资源管理机制。

水危机范文篇8

关键词：黄河水资源节水管理治污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黄河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用水80%以上靠的是黄河水。因此，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强化节约用水与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认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水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实践证明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水资源量计量，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以上”。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水资源日益短缺、节水意识淡薄、节水法制法规滞后、节水措施不到位、设施落后和水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亟待解决。

二、黄河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节水意识不强

节水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区域性的工作，搞好节水工作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特别是要通过节水来缓解黄河下游断流这类区域性缺水和水环境问题，更需要全区域（或全流域）社会成员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共同努力才可能见成效。而我国人民群众对节水的认识普遍不高，节水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目前在农业生产中的水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群众节水意识淡薄，在灌溉中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大水漫田之后，尾水或流到乡间路上，造成满路污水横流，或流入坑塘，造成坑塘满灌，宝贵的水资源被浪费和闲置起来。

（二）引黄水费偏低黄河水浪费严重

水价形成机制存在问题。水价是影响供水企业水费收入的直接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水价普遍偏低，水价并未真实反映水的使用价值，因此，水费收入和供水企业正常运营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当前，引黄供水虽然改变了过去公益性服务、无偿式用水的管理模式，但水费低也是造成水浪费的重要原因。农业灌溉水费标准太低，实际水费标准不足供水成本费的30%；目前，黄河渠首农业供水水资源费仅为0.01元/每立方米，150立方米黄河水不足一瓶矿泉水的价值，离供水管理实际成本相差甚远；非农业供水为0.085元/立方米，也就仅仅只够成本，而不够弥补农业供水的成本差额和基础设施的维修与养护费用。对黄河供水事业的发展和引水工程建设的维护十分不利。也就说没有资金投入于供水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合理的水价应包括引黄供水工程的投资、折旧费、维修费，正常运行的经费，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工程老化维修费、以及合法、正当的利润。在水费征收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水费不能全额征收，影响了引黄工程、灌溉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三）水资源费征收难度大

水费征收难度大。如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拖欠水费，不能实现全额征收，造成资金周转紧张；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难度大。供水设施维修养护需要大量资金，如何筹措到足够的建设资金，也是摆在黄河管理部门的一项难题。

（四）节水机制不到位

当前节水工作还没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水价太低是主要原因，许多节水工程直接经济效益有限，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上，而国家又缺乏优惠发展政策。这些原因的存在，致使许多用水大户节水积极性不高，节水并没有真正变成企业、农户的自发行动，节水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强化节水机制建设，必须在资金的投入、政策的优惠与扶持等诸多方面入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通过运用行政、市场、法律、制度等手段来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调度、合理开发与利用，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有效运行。

（五）节水立法不到位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节水也是如此，需要坚强的法制保障和全面的统一管理。而在我国节水意识和节水法制都很薄弱。目前节水管理尚处于各自为战、条块分割状况，定额标准混乱，节水型社会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有关全面节水的法规，节水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管理，不可能从水资源供需平衡的高度解决好“节水”的问题。因此，强化全面节水法规建设，通过法律保障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治理水资源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我认为节水法规建设，应当本着既符合宪法、水法等国家基本法的要求，又要注重民生，尊重民意，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既要考虑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配置、合理开发和合理利用，又要尽量满足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正常用水所需。真正使节水法规、制度建设服务于民，用之于民。真正使节约用水成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觉行动。同时，节约用水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必须由政府和市场联动，在法律法规的有效制约下才能真正奏效；才可能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发挥实效。

三、优化黄河水资源管理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节水型社会是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同时应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节约用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个机关、组织、单位、团体、厂矿企业和每个人，必须加强宣传教育，正面引导，发动全社会每个公民、每个团体起来节约每一滴水。充分利用“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做好宣传发动，采用各种不同的宣传形式，如制作展版、张贴宣传标语、在闹市区设立咨询站、借助新闻媒体发表电视讲话、组成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深入农村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水宣传活动。让全民清楚目前我国的水资源状况，让全社会了解当前水资源所面临的严竣形势和存在的危机，让每个人都认识到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水的需求增加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水资源总量是不会增加的，从而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最终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包括少年儿童意识到保护水、节约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有一些人认为，水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下生出来的；黄河水不用白不用，不用也得流入大海而白白浪费；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认识都是极端错误的。这就需要在今后一段时期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必要性，达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用水方式和用水习惯，形成全社会自觉节水的良好风尚。

（二）农业节水潜力巨大

农业用水占我国总用水量的80%，但农业用水中的浪费现象也最严重。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量的70%，灌溉过程中半数以上在中途渗漏，采用漫灌又要浪费30～35%，实际能够真正用于灌溉农田的水量也不过30%，有约70%的水被浪费掉了。因此，今后应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技术。进一步对灌区和下游引黄灌区进行工程配套和防渗改造，增强渗漏防护措施；对灌溉农业区，节水灌溉技术应以改进地面灌溉为主，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面灌溉节水技术(如整平土地、沟渠配套、沟灌、间歇灌、滴灌、喷灌等)。对旱地农业区，应按照水旱互补的方针，充分利用雨水集蓄节灌等现代旱地农业技术，充分利用夏季多雨季节，集蓄雨水用于旱田灌溉；并通过各种措施，降低无效蒸发，提高土壤有机质，建设土壤水库，增加贮水。同时，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特征和当地水资源条件，调整作物布局，优化种植结构，选育优良品种，努力发展抗旱作物种植，确保在节约用水的情况下农业不减产。

逐步实施以水定产的运行模式，根据水权总量，依据现状和未来水资源承载力，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与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实行以水定产业、以水定结构、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灌溉面积。同时，实行严格的定额管理。依据水权总量，核定单位工业产品、人口、灌溉面积的用水定额和基本水价。以定额核总量、总量不足调结构，定额内用水执行基本水价，超定额用水加价收费。

（三）工业和城市生活节水不容忽视

工业生产也是用水大户。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5～10倍，压缩工业用水量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降低工业用水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改革生产用水工艺，争取少用水。如我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若用氧气转炉代替老式平炉，不但可提高钢的产量，而且可降低用水量86～90%。(2)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国外先进工业企业的用水重复利用率高达90%以上，而我国工业企业的用水绝大部分都在一次利用后作为废水排放。虽然我国一些缺水大城市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较高，但地区差别很大，进一步挖潜可节约大量水资源。(3)探讨利用海水、微咸水的技术。由于淡水资源的缺乏，沿海城市可利用海水做工业冷却水和生活冲厕水，华北和西北地区可开发微咸水资源。城市生活用水是水资源消耗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水污染的又一重要来源。据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的资料表明，我国城市生活用水的1/3由于水资源供给和使用过程中跑、冒、滴、漏现象而白白损失了。由于许多城市自来水管道老化和质量低劣，每年我国由于管道漏损的水量就占自来水管网供水的20%以上，达到60亿立方米。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城市应提高节水技术，开发推广节水器具，宣传并鼓励节水，创建节水型城市。逐步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水质，实行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

（五）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

除了在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中节水外，开发、引进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再利用率也是节水的一个重要途径。面对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首先应从战略上变“末端治理”为“源头控制”。积极开发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城市污水的处理深度，将城市污水开辟为“第二水源”。这种再生水可用作城市用水、工业冷却水、环境用水、地面冲洗水和农田灌溉水。这是保护供水水质和改善水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

（六）合理提高水价，促进节约用水

黄河流域水价严重偏低，导致用户对水的价格不敏感，节水观念淡薄，用水浪费，同时低水价导致人们对水资源短缺缺乏足够认识，对水资源保护也存在不足，以致在浪费水资源的同时，还不断向水中大量排放污染物。合理提高水价有利于鼓励人们节约用水，同时也可以筹集资金，改善供水设施，减少供水环节的渗漏浪费，改善环境，保护水资源等。

（七）实施“两水分供”提高供水效益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使黄河水量维持一定基流，建立起公平、规范的用水秩序，能够基本满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有效缓解用水紧张局面。但是，随着沿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黄河水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水资源供需矛盾仍旧突出，加之地下水缺乏统一管理，以及水污染形势严峻等，对黄河下游地区来说，黄河水仍处于缺乏的状态。面对有限的水资源和工农业生产生活日趋增加的用水需求，只有进一步调整供用水管理和运行模式，使农业灌溉避免大漫灌，工业生产避免浪费，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才能使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得到优化。为此，应实施“两水分供”和“两水分计”（即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分别供应和计量）的措施，由于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的价格悬殊较大，通过实施“两水分供”和“两水分计”，就能有效利用水价格这一杠杆调节水资源的供需关系，促使用水户树立水商品意识，既能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提升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

（八）合理配置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我国北方水少而南方水多，且时间上波动很大。这种空间分布与时间分配的极不均匀性，决定了采用区域水资源调配办法改善这种不均匀性的必要性。但是确定是否需要调水，又必须具体地分析北方受水各地区缺水的性质，并根据区域经济与社会近期与远期的需求进行周密的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以确定调水的合理规模，并充分论证工程技术的可行性。南水北调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项具有实践意义的措施，它可以使调入区的调水量规模最小而效益最大。调水对于调入区来说是一种重要开源，但开源又必须在节流的前提下进行，在节流的基础上开源是水资源调配的基本原则。调水应是对当地水源的补充。只有实现了地区节流，充分挖掘当地水资源的潜力后，实施调水才是最经济、最合理的。

（九）实施取水许可制度，进一步优化水资源管理

一是逐步完善各项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进一步量化、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促进黄河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二是解决流域机构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赋予流域机构及下属管理机构行政处罚权，明确其执法主体地位。三是理顺黄河内部各部门在黄河水资源管理中的关系，形成一个责权明确、关系协调、运行有力的黄河水资源管理机制。

为了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必须强化水资源管理，制定全国水资源规划，水资源中长期供求规划。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必须进行科学论证。在地下水超采区，应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在制定水资源开发、利用规划和调度水资源时，应当维持湖泊、水库以及地下水的合理水位，维护水体的自然净化能力。公务员之家

水危机范文篇9

论文关键词：黄河水资源节水管理治污

水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不可缺少、不可代替的特殊资源。没有水就没有生命，就没有文明的进步、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世界上的水资源是有限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与水的供应相适应，不能无限制地采水用水，不能超越水资源的承载能力。黄河水资源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之一，特别是黄河流域地区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及生态用水80%以上靠的是黄河水。因此，加强黄河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开发与有效利用；强化节约用水与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因此，笔者认为：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治理水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我们共同的责任和使命。

一、水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实践证明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长期以来受“水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传统价值观念影响，水资源被长期无偿利用，导致人们的节水意识低下，造成了巨大的水资源浪费和水资源非持续开发利用。据资料显示：“我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六位，按人均水资源量计量，人均占有量不足2400立方米，为世界人均水量的1/4，世界排名第110位，被联合国列为13个贫水国家之一。全国668座城市中，有400多座城市缺水，年缺水量60亿立方米以上”。加强水资源统一管理、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已成为当务之急；水资源日益短缺、节水意识淡薄、节水法制法规滞后、节水措施不到位、设施落后和水污染严重等诸多因素，亟待解决。

二、黄河水资源管理和节水型社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节水意识不强

节水是一项具有广泛社会性和区域性的工作，搞好节水工作需要社会的理解和支持，需要社会成员的广泛参与和共同努力。特别是要通过节水来缓解黄河下游断流这类区域性缺水和水环境问题，更需要全区域（或全流域）社会成员和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的共同努力才可能见成效。而我国人民群众对节水的认识普遍不高，节水往往只停留在口头上。目前在农业生产中的水资源浪费现象非常严重，群众节水意识淡薄，在灌溉中大部分地区还是采用传统的大水漫灌的浇灌方式，大水漫田之后，尾水或流到乡间路上，造成满路污水横流，或流入坑塘，造成坑塘满灌，宝贵的水资源被浪费和闲置起来。

（二）引黄水费偏低黄河水浪费严重

水价形成机制存在问题。水价是影响供水企业水费收入的直接因素，由于历史原因，我国水价普遍偏低，水价并未真实反映水的使用价值，因此，水费收入和供水企业正常运营以及扩大再生产所需资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矛盾。当前，引黄供水虽然改变了过去公益性服务、无偿式用水的管理模式，但水费低也是造成水浪费的重要原因。农业灌溉水费标准太低，实际水费标准不足供水成本费的30%；目前，黄河渠首农业供水水资源费仅为0.01元/每立方米，150立方米黄河水不足一瓶矿泉水的价值，离供水管理实际成本相差甚远；非农业供水为0.085元/立方米，也就仅仅只够成本，而不够弥补农业供水的成本差额和基础设施的维修与养护费用。对黄河供水事业的发展和引水工程建设的维护十分不利。也就说没有资金投入于供水基础设施的维护与管理。合理的水价应包括引黄供水工程的投资、折旧费、维修费，正常运行的经费，包括工作人员工资、工程老化维修费、以及合法、正当的利润。在水费征收过程中，一些地区的水费不能全额征收，影响了引黄工程、灌溉工程效益的充分发挥。

（三）水资源费征收难度大

水费征收难度大。如有的地方政府和企业拖欠水费，不能实现全额征收，造成资金周转紧张；二是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筹措难度大。供水设施维修养护需要大量资金，如何筹措到足够的建设资金，也是摆在黄河管理部门的一项难题；

（四）节水机制不到位

当前节水工作还没有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模式。水价太低是主要原因，许多节水工程直接经济效益有限，更多地体现在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上，而国家又缺乏优惠发展政策。这些原因的存在，致使许多用水大户节水积极性不高，节水并没有真正变成企业、农户的自发行动，节水工作处于被动状态。因此，强化节水机制建设，必须在资金的投入、政策的优惠与扶持等诸多方面入手，建立起一套比较完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机制，通过运用行政、市场、法律、制度等手段来强化水资源的统一管理与调度、合理开发与利用，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良好有效运行。

（五）节水立法不到位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节水也是如此，需要坚强的法制保障和全面的统一管理。而在我国节水意识和节水法制都很薄弱。目前节水管理尚处于各自为战、条块分割状况，定额标准混乱，节水型社会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目前，国家还没有一部有关全面节水的法规，节水工作缺乏法律依据，更谈不上有效监督管理，不可能从水资源供需平衡的高度解决好“节水”的问题。因此，强化全面节水法规建设，通过法律保障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治理水资源污染，已成为当务之急。在此，我认为节水法规建设，应当本着既符合宪法、水法等国家基本法的要求，又要注重民生，尊重民意，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既要考虑水资源的统一管理、合理配置、合理开发和合理利用，又要尽量满足工农业生产、居民生活和生态环境的正常用水所需。真正使节水法规、制度建设服务于民，用之于民。真正使节约用水成为社会每一个成员的自觉行动。同时，节约用水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必须由政府和市场联动，在法律法规的有效制约下才能真正奏效；才可能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发挥实效。

三、优化黄河水资源管理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措施

（一）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全民节水意识

节水型社会是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节水型社会建设，是水利部门的一项基本任务，同时应作为各级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节约用水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关系到每个机关、组织、单位、团体、厂矿企业和每个人，必须加强宣传教育，正面引导，发动全社会每个公民、每个团体起来节约每一滴水。充分利用“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做好宣传发动，采用各种不同的宣传形式，如制作展版、张贴宣传标语、在闹市区设立咨询站、借助新闻媒体发表电视讲话、组成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深入农村等开展丰富多彩的节水宣传活动。让全民清楚目前我国的水资源状况，让全社会了解当前水资源所面临的严竣形势和存在的危机，让每个人都认识到随着人口的增长，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对水的需求增加了，但是我们所拥有的水资源总量是不会增加的，从而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最终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目前，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民群众包括少年儿童意识到保护水、节约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仍然有一些人认为，水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地下生出来的；黄河水不用白不用，不用也得流入大海而白白浪费；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些认识都是极端错误的。这就需要在今后一段时期加大宣传力度，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实行计划用水节约用水的必要性，达到人人皆知、家喻户晓的程度。真正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用水方式和用水习惯，形成全社会自觉节水的良好风尚。

（二）农业节水潜力巨大

农业用水占我国总用水量的80%，但农业用水中的浪费现象也最严重。灌溉用水占农业用水量的70%，灌溉过程中半数以上在中途渗漏，采用漫灌又要浪费30～35%，实际能够真正用于灌溉农田的水量也不过30%，有约70%的水被浪费掉了。因此，今后应大力发展节水灌溉技术。进一步对灌区和下游引黄灌区进行工程配套和防渗改造，增强渗漏防护措施；对灌溉农业区，节水灌溉技术应以改进地面灌溉为主，推广适合我国国情的地面灌溉节水技术(如整平土地、沟渠配套、沟灌、间歇灌、滴灌、喷灌等)。对旱地农业区，应按照水旱互补的方针，充分利用雨水集蓄节灌等现代旱地农业技术，充分利用夏季多雨季节，集蓄雨水用于旱田灌溉；并通过各种措施，降低无效蒸发，提高土壤有机质，建设土壤水库，增加贮水。同时，根据不同作物的需水特征和当地水资源条件，调整作物布局，优化种植结构，选育优良品种，努力发展抗旱作物种植，确保在节约用水的情况下农业不减产。

逐步实施以水定产的运行模式，根据水权总量，依据现状和未来水资源承载力，科学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建立与水资源承载力相适应的经济结构，实行以水定产业、以水定结构、以水定规模、以水定灌溉面积。同时，实行严格的定额管理。依据水权总量，核定单位工业产品、人口、灌溉面积的用水定额和基本水价。以定额核总量、总量不足调结构，定额内用水执行基本水价，超定额用水加价收费。

（三）工业和城市生活节水不容忽视

工业生产也是用水大户。目前我国工业万元产值用水量是发达国家5～10倍，压缩工业用水量还有很大的潜力可挖。降低工业用水量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1)改革生产用水工艺，争取少用水。如我国炼钢等生产过程的单位耗水量比国外先进水平高几倍甚至几十倍，若用氧气转炉代替老式平炉，不但可提高钢的产量，而且可降低用水量86～90%。(2)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国外先进工业企业的用水重复利用率高达90%以上，而我国工业企业的用水绝大部分都在一次利用后作为废水排放。虽然我国一些缺水大城市的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较高，但地区差别很大，进一步挖潜可节约大量水资源。(3)探讨利用海水、微咸水的技术。由于淡水资源的缺乏，沿海城市可利用海水做工业冷却水和生活冲厕水，华北和西北地区可开发微咸水资源。

城市生活用水是水资源消耗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水污染的又一重要来源。据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的资料表明，我国城市生活用水的1/3由于水资源供给和使用过程中跑、冒、滴、漏现象而白白损失了。由于许多城市自来水管道老化和质量低劣，每年我国由于管道漏损的水量就占自来水管网供水的20%以上，达到60亿立方米。面对这种情况，我国城市应提高节水技术，开发推广节水器具，宣传并鼓励节水，创建节水型城市。逐步走城乡一体化道路。由水行政主管部门对水资源实行统一规划，统一调度，统一发放取水许可证，统一征收水资源费，统一管理水量水质，实行城乡水资源统一管理。

（五）治理水污染势在必行

除了在农业、工业和生活用水中节水外，开发、引进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污水处理率和再利用率也是节水的一个重要途径。面对水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的问题，首先应从战略上变“末端治理”为“源头控制”。积极开发和引进吸收国外先进的治污技术，提高城市污水的处理深度，将城市污水开辟为“第二水源”。这种再生水可用作城市用水、工业冷却水、环境用水、地面冲洗水和农田灌溉水。这是保护供水水质和改善水环境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城市水资源与水环境协调发展的根本出路。

（六）合理提高水价，促进节约用水

黄河流域水价严重偏低，导致用户对水的价格不敏感，节水观念淡薄，用水浪费，同时低水价导致人们对水资源短缺缺乏足够认识，对水资源保护也存在不足，以致在浪费水资源的同时，还不断向水中大量排放污染物。合理提高水价有利于鼓励人们节约用水，同时也可以筹集资金，改善供水设施，减少供水环节的渗漏浪费，改善环境，保护水资源等。

（七）实施“两水分供”提高供水效益

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通过综合运用各种手段，使黄河水量维持一定基流，建立起公平、规范的用水秩序，能够基本满足流域及相关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用水，有效缓解用水紧张局面。但是，随着沿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黄河水资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水资源供需矛盾仍旧突出，加之地下水缺乏统一管理，以及水污染形势严峻等，对黄河下游地区来说，黄河水仍处于缺乏的状态。面对有限的水资源和工农业生产生活日趋增加的用水需求，只有进一步调整供用水管理和运行模式，使农业灌溉避免大漫灌，工业生产避免浪费，提高水的重复利用率，才能使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得到优化。为此，应实施“两水分供”和“两水分计”（即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分别供应和计量）的措施，由于农业用水和非农业用水的价格悬殊较大，通过实施“两水分供”和“两水分计”，就能有效利用水价格这一杠杆调节水资源的供需关系，促使用水户树立水商品意识，既能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提升黄河水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

（八）合理配置水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

我国北方水少而南方水多，且时间上波动很大。这种空间分布与时间分配的极不均匀性，决定了采用区域水资源调配办法改善这种不均匀性的必要性。但是确定是否需要调水，又必须具体地分析北方受水各地区缺水的性质，并根据区域经济与社会近期与远期的需求进行周密的区域水资源供需平衡分析，以确定调水的合理规模，并充分论证工程技术的可行性。南水北调是我国经济发展中一项具有实践意义的措施，它可以使调入区的调水量规模最小而效益最大。调水对于调入区来说是一种重要开源，但开源又必须在节流的前提下进行，在节流的基础上开源是水资源调配的基本原则。调水应是对当地水源的补充。只有实现了地区节流，充分挖掘当地水资源的潜力后，实施调水才是最经济、最合理的。

（九）实施取水许可制度，进一步优化水资源管理

一是逐步完善各项取水许可监督管理制度，进一步量化、细化、增强其可操作性，促进黄河水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二是解决流域机构的行政执法主体资格，赋予流域机构及下属管理机构行政处罚权，明确其执法主体地位。三是理顺黄河内部各部门在黄河水资源管理中的关系，形成一个责权明确、关系协调、运行有力的黄河水资源管理机制。

水危机范文篇10

这些基本内容中的每一项既包含显性知识又包含隐性知识，而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具有不同的特点。

显性知识表达明确，易于传播，可以通过印刷品、电脑等保存，广泛准确传播而不“变形”，反复复制而不失真，可以实现短时间、大规模、低成本传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只要在媒体上公布，不论哪级党员干部都可以在短时间内获得相同的原汁原味的信息。显性知识表达的是具有普遍性的事实和原理，有些还是公理、原则、规律——人们必须遵循，如马列主义、思想、党章、法律、规范等等，如有违背，肯定不会成功。但要解决复杂多变的现实问题，必须将显性知识和自己的经验、认识（包括他人对类似问题解决的正反经验）等隐性知识相结合，所谓“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隐性知识则有着完全不同的特点。隐性知识往往可把握、难表述，如厨师的“火候”、群众工作中“度”，因此就难以比较不同个体之间所掌握的隐性知识是否完全相同，也不便对所掌握的程度作定量分析。它的传播依赖于人际间的直接交流、不断模仿和体验。且在传播过程中往往因个体价值观、洞察力、感悟性、经验、心理情况的不同，而使隐性知识在传播中不断“变形”。相对于显性知识，它的传播速度慢，传播中易失真，传播成本较高。但在当前显性知识非常容易获得的时代，隐性知识往往是解决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体现了人的能力，是人的创造力的源泉。

在我们的干部培训中，显性知识已有长期的积累和较完整的教材体系，并因其有表达明确、易于传播的特点，当今文化素质普遍较高的干部既可经由培训也可通过印刷品、广播电视及网络等途径学习和掌握。而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身处当前社会转型的发展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随时需要应对新情况、新问题甚至各类突发性公共危机和群体性事件，目前广大干部更需要获得能指导“怎么看”“怎么选”“怎么干”的知识，其中就包括隐性知识，希望能通过培训切实提升执政理念、加强执政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