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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落范文10篇

时间：2023-03-16 19:06:52

衰落范文篇1

关键词：社区艺术、创新设计、公共空间

社区艺术是传统公共艺术从城市街区转移到社区的过程中，由于其创作空间和主体的转变催生出的一种新类型公共艺术。首先提出“社区艺术”概念的是美国艺术家苏珊·雷西，她认为“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称为‘新类型公共艺术’，形式与意图上有别于一般所谓的‘公共艺术’——那些过去二十五年来放置在公共场所里的雕塑或装置。不同于多数被称为公共艺术的作品，新类型公共艺术使用传统及非传统媒介的视觉艺术，且与公众互动，讨论直接与他们生命有关的议题。它是以‘入世’作为基础想法”[1]。社区艺术注重空间设计营造为社区带来生活上的改变，其艺术形式除了传统的雕塑和装置，还涉及艺术文化设施以及非传统媒介的视觉艺术等，强调艺术家身体力行地介入社会具体实践中的构建作用，突出艺术具有链接人际交往、修复断裂的社会纽带的社会功能。底特律作为北美后工业化城市衰落的典型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艺术家和建筑师的关注，他们对这座以人口流失、投资减少和衰败为特征的材料、空间、文化和社会状况产生研究兴趣，并设计建造了各种各样的社区艺术空间，展现了他们对“社区”“场地”“社会关系”“协作”和“公众”的艺术回应。这不仅反映了社区艺术本身的复杂性及其丰富内涵，而且也意味着底特律社区艺术研究是一个需要新视角的课题。本文在梳理底特律后工业衰落背景下城市转型与社区艺术发展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从底特律具有代表性的社区艺术实践项目出发，聚焦底特律衰落背景下艺术实践的运作机制、社会效应、公众参与等，以探析社区艺术对激发社区活力、重振底特律的重要作用。

一、底特律的后工业衰落与社区艺术发展的内在联系

20世纪70年代，去工业化和郊区蔓延的双重危机打击了美国很多工业城市，底特律也经历了后工业的结构性衰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底特律的人口从200万下降到现在仅剩70万，全市约360平方公里的土地中，三分之一的土地空旷闲置，还有超过10万处的废弃建筑遍布整个城市。[2]底特律的城市废墟，几乎成了它的民间明信片。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历届市长都声称城市的废弃建筑是对公共安全的威胁，是非法和犯罪活动的场所，是经济发展的障碍，也是不美观的城市形式，他们都试图通过清除破败的建筑残迹和建造新建筑来应对底特律的衰落景象。(图1)拆迁计划反映出政府无力应对城市的衰退现象。首先，拆迁处理的是衰退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拆除废弃建筑对造成底特律衰退的结构性力量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为该市市民应对衰退提供新的可能性。其次，市政府从来没能实现其预先计划的拆除目标。[3]从20世纪末期开始，底特律市政府还一直尝试通过发展文化经济重整衰败的城市。比如修建大型体育场、大型、剧院、艺术研究院和博物馆等。显然，2013年底特律的破产宣告了这些大型文化发展政策和计划的失败。在市政府无力监管或规范社区用地的情况下，一些底特律市领导者视为要抹掉的废弃地成为了未经批准而占用的场所——他们既合法又非法、既隐藏又暴露、既是文化创新又是经济上的幸存。结果，失去了经济价值的财产又获得了其他价值：文化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例如泰里·盖顿(TyreeGuyton)的海德堡项目。[4]由于受到盖顿的启发和引导，出现了越来越多自下而上的民间机构和组织。美国学者理查德·佛罗里达提出“创意阶层”，他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变底特律的社区空间和城市面貌。创意阶层是后工业都市里崛起的一个新生社会阶层，他们是艺术家、建筑师以及高科技、法律、健康等知识密集产业的从业人员。[5]创意阶层的兴起和集聚意味着创新创意活动的发生。佛罗里达进一步指出：“今天的创意阶层必须认识到，他们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其成为21世纪社会当之无愧的领导者，事实上也是唯一的领导者。”[6]艺术家们以社区作为载体，通过积极的创作态度和新颖的表达方式与衰落的城市进行互动。这些艺术活动所涉及的废弃或贬值房地产不只是艺术家们负担得起的生活或工作空间，还是他们艺术探索的场所和主题。

二、能量屋项目的运作机制

能量屋项目(PowerHouse)是社区艺术在促进底特律经济转型和社区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底特律市政府由于破产导致无法正常运转的情况下，不能忽略街道、小巷里与日俱增的危险犯罪行为——更多行凶抢劫、破门盗窃或开车扫射的情形。这是孤独、空虚的心灵在缺乏光明的生存环境中引发的症状，同时也是由于缺乏更好的生活空间及更多有益的事情可做。[7]艺术家夫妻米奇·柯普（MitchCope）和吉娜·赖克特（GinaReichert）居住的社区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自2008年以来，一直在哈姆特拉米克(Hamtramck)北部一个主要由孟加拉移民构成的社区，开展以艺术家为主导的社区艺术振兴计划。两人购买和修缮了社区中的5栋房屋，并设计建造了1个公园，试图将其改造成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艺术文化社区。（图2、图3）社区内涵盖不同功能主题的空间：戏剧屋（PlayHouse）0901.底特律同一社区在1949年和2003年的鸟瞰对比图（来源：MargaretDewar；JuneManningThomas.TheCityafterAbandonment，2012：46）2.米奇·柯普和吉娜·赖克特设计的5个房屋和1个公园的位置图（来源：MargaretDewar；JuneManningThomas.TheCityafterAbandonment，2012：80）3.能量屋（来源：MargaretDewar；JuneManningThomas.TheCityafterAbandonment，2012：81）是一个表演艺术中心；声音屋（SoundHouse）是一个公共录音棚；壁球屋（SquashHouse）拥有一块壁球场地；罐子屋（JarHouse）则为访客和当地居民提供了一个相互交流与合作的空间；雕塑公园（SculpturePark）既是青少年玩滑板的活动场地，也是社区居民欣赏雕塑作品的户外空间。能量屋是这个项目的核心，“能量”一词描述了它的两个功能：首先，房屋是电力的创造者，它利用太阳能和风能产生电力，目的是为自己和另一栋相邻房屋供电，从而建立了一个局部电网。其次，该术语意味着通过教育、交流和增加社区活动的多样性，成为自力更生、可持续发展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典范。在该项目中，首先，作为管理者的柯普夫妇通过创新的设计、资金的投入和基本规则的制定，决定了社区艺术的项目宗旨和服务人群，主导着社区艺术活动的发展方向。柯普夫妇认为，能量屋是一个“社区艺术项目”，旨在成为“社区成员之间进行交流的平台。”他们用“满足社区生活基本需要的想法、知识和专长，如园艺和房屋修缮等”来描述这种交流的内容。[8]项目通过低成本的运作、高效率的工作、恰当的方式为社区提供艺术设施和服务，在促进社区居民交流、反映居民意愿、维护居民利益、提升社区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的民间性、非营利性和自主性。底特律政府由于组织机构庞大以及各种复杂的规章、制度和程序流程的制约，影响了政府对于社会需求、社会问题的敏感度和反应速度。底特律的多任市长为了迅速复兴底特律，倾向于紧抓形象工程，例如备受指责的20世纪70年代的文艺复兴中心和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政府的政策是涓滴效应，由于涉及众多部门的配合，并且大型项目的投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太高，建设速度太慢，一般都很难达到预期的经济效益，所以无法惠及大众。[9]其次，作为操作者的柯普夫妇是社区艺术创作的主要执行者，他们不仅参与和组织了社区艺术的各项活动，也决定了艺术作品的具体内容、表达形式和功能品质。底特律的许多机构和组织都承担了社区建设和知识共享的工作，但能量屋项目的与众不同之处是将这些工作视为艺术创作。同时，两人还把能量屋作为教学案例，向社区的居民讲授新颖和可持续的建筑修缮方法。他们对房屋进行的修缮工作采用的是艺术和技术相结合的手法，所以具体施工方法与常见的建筑装修、改造方法截然不同。这样做是出于两个原因：首先，由于缺少资金，所以他们尝试利用当代的新技术和新手段进行修缮，例如廉价的可再生能源等。其次，他们想证明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较低的成本修缮底特律的老房子，而且要比从一家大型商店购买所有原材料，聘请专业工作人员来设计施工获得更高的质量、效率、功能以及美观的设计。[10]柯普夫妇以艺术作为社区改善与发展的动力，打破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拓展了社区居民参与艺术的形式和途径。他们通过创新设计，不断地将可持续发展理念融入社区发展中，建造和修缮了不同艺术形式的社区建筑。相对于政府而言，他们更有可能为社区居民提供贴近需求的、人性化的、及时的解决办法或服务，为社区保有多样性、丰富性的空间与活力发挥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的作用。最后，柯普夫妇还是社区艺术的受益者，是社区艺术活动所发生作用的对象以及目标人群。随着大量中产阶级白人向底特律郊区逃离，城市中留守的多数是非洲裔美国人和社会底层阶级。大型项目的建设拆迁加剧了底特律城市与郊区之间、社会不同收入阶层之间在经济与居住上的隔离与不平等。也就是说，底特律大型项目的建设很多时候是以失去社会平等、公正和包容性为代价的。[11]能量屋项目的宗旨是通过艺术创作实现社区不同种族和文化融合、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随着能量屋项目的发展，它对于社区居民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通过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社区艺术设施的建设和活动，加强了不同种族、社区、邻里之间的沟通，化解不同阶级、利益相关群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二是随着整个社区环境焕然一新，参与者得到成就感，体会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价值与愉悦，加强他们对社区的认同与自豪感。三是项目的成功引起了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吸引越来越多的创意阶层在此发展，不仅带动社区房地产的开发与升值，也让社区居民获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四是社区居民体会到环境与空间的改善确实为大家带来了更好的生活，进而了解社区公共事务的意义与重要性，从冷漠转为关注，增进了他们对维护社区安全和营造良好居住环境的认识。

三、构建安全、平等、多元的艺术社区是激发底特律活力的重要载体

柯普夫妇在规划设计能够保障社区安全和激发社区活力的能量屋项目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了改进和提升：首先，强调艺术设施创新以服务社区居民为根本，让住宅与住宅，以及住宅与活动中心之间更好地结合。由于艺术家的创新设计，在社区艺术领域打造的独栋住宅和公园，打破了建筑艺术和风景园林艺术固有概念的约束，更加强调居民的参与和协作，反映社区的共同愿景和活力，在提升了社区的品质的同时，也为社会资本的引入找到了通道。丹·皮特拉是底特律梅西大学的底特律协同设计中心主任，他将这一从市场经济底部贬值了的房地产运动，引入其他的价值结构：“残迹本身，比如‘缺口’、空置、废弃物，已经变成了社会、文化和环境行动的空间、互动空间和反应空间。被看作文化空动的东西，在实际的文化意义上是丰富的。”[12]可以发现，社区艺术坐标意义参照下的创新建筑是艺术和文化生产与居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的产物，具有一定的文化与经济价值，可以成为反映人们对城市的理解与回忆的地标性符号，能够为城市的全面发展注入长远的生机与活力，是对社区艺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发掘城市价值潜力的绝佳注释。[13]其次，通过创造性的艺术形态让社区可看和可做的事情丰富多彩。能量屋项目是将其所在的社区以及更广阔的底特律作为艺术和经济的改造空间。这种改造的一部分是针对废弃的建筑，它以能量屋作为建筑修缮的典范。同时，能量屋项目通过物理空间的物质形态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路径与场景，通过物化的精神场和一种动态的精神意象，引导人们重新看待自己的城市和生活。能量屋在视觉形态上是静态的，但公众的参与使得它具有“现在进行时”的动态特征，公众的参与使得能量屋具备了真正意义的“完整”。艺术—公共空间—公众的“时空完形”构成了能量屋的美学场域意义。对于公众来说，能量屋项目起到了直接交往、领会社区变化、参与和感受社会意识的重要媒介作用。社区艺术通过打造美好的居住环境，推动了生活艺术化的进程，为公众提供了多元的艺术体验和生活感知，通过潜移默化的艺术方式提升了公众的审美和修养，改善了社区的行为环境。社会心理学家马斯洛(AbrahamMaslow)认为，人在自我实现的创造性过程中会产生一种“高峰体验”的情感，在这种时刻人会处于最完美、和谐的状态，因此当人们从破旧凋敝的环境转变到美丽宜居的环境中时，就会呈现出更富有生气的状态。社区艺术对于公众的意义之一就在于提供物质形式的转变，并在根本上产生了“激活”城市、社区和公众生命力的效果。最后，营造出让所有人和谐共处，并能够可持续发展的社区。从底特律的艺术实践活动来看，在政府早期试图通过兴建大型项目振兴城市的一系列举措失败之后，艺术家们越来越关注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社区艺术空间的建设。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主席罗科·兰德斯曼认为：“当您将艺术家带入一个城镇时，它会改变城镇特征，吸引经济发展，使得居住在这里变得更具吸引力，并让这个城镇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艺术家有多种方法可以激发其他人的参与。”[14]柯普夫妇根据社区自身的实际需求，例如追求社区安全、平等、种族融合的环境等，采用新技术、新能源和当地廉价的材料，建设了具有特色鲜明、类型各异的艺术文化设施，用艺术的形式引发公众对社区环境的关注，是社区艺术生活化目标的具体实现。这些艺术文化设施普遍具有投入小、收益高、见效快的特点，对底特律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具有深刻的影响。综上所述，能量屋项目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效果：首先，柯普夫妇通过创造一种社区物质空间的整体秩序和艺术形象，改善了底特律由于后工业化衰落而失去的安全、和谐和优美的社区生活环境；其次，他们以低廉的价格购买、设计房屋及改造社区环境，吸引更多的创意阶层来此居住、创业，然后通过租赁或出售这些房屋，逐步提升了社区及其周边的房价；最后，柯普夫妇在艺术活动中强调艺术民主和公众参与，在艺术形式上主张多元并存、不拘一格，吸引了越来越多艺术家的关注与参与。[15]当然，如果想继续发展并在底特律进行全面推广，单靠个人或者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是很难做到的。底特律在转型的过程中，有许多自下而上的努力在改变社会面貌，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可以抛弃政府，恰恰是因为自下而上的这些努力都太小太分散，而没有在根本上迅速复苏底特律的经济。目前，在底特律城市振兴的过程中，既有非政府组织的牵引，又有商业资本的推进，唯一缺失的就是政治领导力。所以只有当政府、商业力量和非政府组织持有相同的社区艺术文化发展理念时，一个城市才能获得真正的健康增长。

结语

衰落范文篇2

(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科学思想的发展,既有连续性,又显示出阶段的特点.我国古代社会从五帝、夏、商、周、春秋战国直至清末,一直绵延不断,既不曾发生过像罗马帝国那样中断无继的历史悲剧,也不曾经历西欧中世纪的黑暗时代.这就使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得以世代相传、连续积累,并在这个基础上走向自己的巅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春秋战国、两汉(尤其是东汉)与宋元(尤其是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基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外因素又都显示出阶段性的高潮.

(二)官办为主.几千年来,天象记录、历法编制都是连续不断,代代相传,和它相关的大型天文仪器的研制,大规模的天体测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治水理论的探讨,地理志的编纂,一些大型药典的修撰等方面都是在"士"的积极参与下由统治者组织庞大人力、物力来完成的.另外,技术的绝大多数精华也都掌握在官办企业及其人员手中.《考工记》、《武备志》、《营造法式》等技术著作也都是在官办情况下编纂完成.对各门科学技术有重要贡献的著名科学家或技术专家多数人又均出身于官僚世家,而本人也都是现任的高官.

(三)以满足封建自然经济和统治阶级生活等需要为目的的实用科学技术得到发展.从总体上、从主导方面来看,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基本上属于经验科学.重视经验而忽视理论抽象的传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古代科技向高级形态的发展,这一缺点在中国古代实用科学体系终于走到了经验科学形态的尽头之后便暴露出来,它使中国古代科学迟迟难以过渡到近代科学形态.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更多地具有实用性的色彩.实用科学特别注重生产实践和直接经验,注重工艺过程、工艺方法和实际操作的效益,具有实际经验的工匠、文人、医生对实用科学作出了巨大贡献.实用科学把研究的最后落脚点放在应用上,如把天文学的研究建立在观测的基础上,以便更好地为修订历法服务.

二、中国近代科技发展滞后的原因

(一)从地理上来看,地理因素对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特色、人们的思维模式等都是有影响的.我国处于东亚,地势相对闭塞,东西文化交流不易,中世纪时基本未吸收古希腊文化,也未能吸收古埃及、古巴比伦等国的文明.传统文化一直在本土发展,虽然保证了它的延续性,但无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刺激,就很难更新文化模式.于是,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到成熟阶段后,就很难再有突破,渐趋衰落.在经济基础方面,中国这个农业大国自古以农耕经济为主,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农民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生产规模狭小,分工不发达,男耕女织即可安居乐业,似乎并无扩大生产规模,积累更多财富的迫切需要.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统治阶级一直采取的政策就是"重农抑商",严重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和手工业的大规模生产,这就使中国没有催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土壤.

因此,改写了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四大发明对中国的贡献远不如对西方;各个行业的许多个人独创,祖传秘方不仅难以形成大的生产规模,得以不断创新,甚至根本得不到推广,有的还几乎失传.

(二)在意识形态方面,先从政治上来看,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上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利于科技进步.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重道轻器"思想一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观念上,上自统治阶级,下到黎民百姓,都不重视科技发展,不重视科技人员.技术被视作"末技",技工社会地位也极低下.在制度上,封建专制国家一方面垄断全国的各种资源,控制各行各业的生产,独占天下之利并独占一切获利之途;另一方面又通过选举制度和科举制度操纵天下人的荣辱沉浮,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那些与国家命运、国家政务无关的学科极难生存;即使是比较发达的农、医、天、算、地等学科也都在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科技不过是国家政治的附庸.由此也造成了中国未能形成探索大自然奥秘的独立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

(三)从文化因素来看,中国古代社会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体制造就了其教育特点和文化心理.封建国家的官办学校都致力于培养政治奴仆,以儒家经典为教育内容,科学技术或被排斥,或受到忽视,教育对象为贵族子弟,不重视培养创造性人才,更不重视培养科技人才.民间办学也多重于经书理学,希望学子能藉此走上仕途.可以说科技在正式的教育中得不到滋养,科技人才在正式的教育中也找不到成长的土壤.在民族文化心理方面,农耕经济决定了先民的务实观念,农民重视的在于农业、历法、水利、建筑、医疗等与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知识,而对物理、化学、光学、声学等理论性知识缺乏兴趣.农业型社会造就了中国古代人民的保守性,安定的生活和生存模式使他们易于满足,缺乏趋新求变和积极开拓精神.

衰落范文篇3

论文关键词：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建筑风格特征

1前言

房屋的建造是人类最早的生产活动之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建造房屋的目的更加复杂，其类型更加丰富，建筑技术、建筑形象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我国建筑理论中，一般认为建筑由功能、物质技术条件、建筑形象等要素确定。同时建筑具有物质与精神双层特性，涉及的学科很多，诸如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绘画、雕塑、音乐、电影和文学等各种艺术领域。此外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使建筑不断发展；社会思想意识民族文化特征对建筑产生影响；地区自然条件对建筑产生影响等。

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建筑风格，从近现代建筑的风格来看，后现代主义建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建筑风格。因为建筑与社会及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针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况，了解后现代主义建筑的发展史，对于我国的建筑行业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后现代主义建筑是在现代主义建筑的基础上产生的，因此，我们首先有必要了解现代主义建筑的产生及消落的原因。

2现代主义建筑的产生及消落的原因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的房屋毁于战火，大战结束以后，各国都面临着严重的住房缺乏问题，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恢复并出现某些高涨，现代社会的经济、人口大变化，建筑技术、建筑材料有很大的发展并得以推广，在这样的基础上产生了现代主义建筑。

现代主义建筑的特点是：①功能主义特征；②形式上提倡非装饰的简单几何造型(六面结构)；③具体设计上重视空间考虑；④重视设计对象的费用和开支(标准化、批量化、拼装式的低造价)。

现代主义建筑在很大的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成功地利用了新的建筑技术和新的建筑材料，并且对建筑服务的对象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为现代的发展做出了不朽的贡献，但其以简单中性的方式来应付复杂的设计要求，有的建筑形式上简单到了极点而无以复加，因而忽略了个人的要求和审美价值，忽略了传统的影响，过分强调设计专家的能力，随着社会的复杂化，已无法满足新的需求。

3后现代主义建筑产生的背景

20世纪的70年代，西方社会普遍进入“丰裕社会”阶段，享受着长期的和平、繁荣。艺术、文学，建筑都逐步转向娱乐性、享受性，国际主义设计千篇一律的风格已成为新生代厌烦的目标，他们希望设计风格更富于变化，后现代主义以色彩绚丽、装饰华贵、材料奢华的方式引起广泛的注意。

4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的发展

现代建筑讲究材料和结构的单纯性、准确性、功能性，而到70年代以后，为多元的、无统一目标的建筑理论取代，建筑的意义被各种不同的建筑家、理论家从政治角度、美学一角度、语言学角度、伦理学角度、现象学角度等来讨论。建筑仅仅受到功能、形式、经济这三个主要方面的约束时代已经结束了，建筑—理论的多学科时代到来了。

后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在后结构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改变对主体、对象的研究，而重视建筑的规范、过程，不再就建筑论建筑，认为建筑应该是与社会环境、与各种复杂的因素密切相关的。

4．1与历史文化的联系

菲利普·约翰逊(PhilipConetyouJohnson)认为：建筑设计应与城市、人民联系起来，并且具有更多的文脉性，即和旧建筑具有联系。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奠基人罗伯特·斯特恩(Robe~Stern)认为：建筑代表时代精神，建筑只是放在特定的时代中才具有意义，脱离时代和文脉的建筑是毫无意义的。哲学家佩雷兹一戈麦兹(Perez-Gomez)认为：建筑的居住性、建筑赋予的文化象征性、历史感具有更高的意义。建筑只有通过与文化、社会关系的接触而表现出意义来。

4．2与现象学的联系

居住是人类思想中需要和平、清静的需求的结果。挪威哲学家克里斯提安·诺伯格一舒尔兹(ChristianNorberg—SchuIz)指出：居住是决定性的，建筑是支持性的。现象学要求注意事物是如何形成的，建筑原来仅仅关切空间、体积、墙面处理、顶棚、布局等，现象学要求建筑还应该高度重视与人的感觉相关的内容，从而造成的感觉意义。

4．3与建筑理论的研究方法的联系

部分理论家提出在建筑上利用异化的方式，通过重新审视在社会主义时期被压抑的因素：建筑的历史特征因素、装饰因素、不可思议、莫名其妙、荒诞的手法以及世俗的、民俗的、幽默的因素，来达到新的审美体系的建立，这些因素构成了丰富未来发展的因素。后现代主义建筑基于与以上学科的联系以及其理论的研究，得到了发展。

5后现代主义建筑的表现方式、类型及特征

5．1方式

后现代主义在使用历史因素的时候采用两个方式①单调使用某个特别的西方历史阶段的建筑特征。②采用折衷的方式处理，混合使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建筑因素。两者均无视建筑与所在场所的周围的文脉、地点等大环境因素的关系。

5．2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类型

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类型有：(1)戏噱的古典主义：使用部分的古典主义建筑的形式或符号，而表现手法具有折衷的、戏噱的、嘲讽的特点。(2)比喻性的古典主义：采用传统风格作为构思，一半现代，一半传统，无戏噱、嘲讽的特点。(3)基本古典主义：强调用古典主义的城市布局为中心，采用古典的比例达到现代与传统的和谐统一。(4)复古主义：基本上是简单的复古作品，在形式上、功能上甚至结构上都没有突破传统的模式。(5)现代传统主义：一方面更加讲究细节的装饰主义，设计内容更丰富、奢华、艳俗；另一方面集中于现代建筑项目上，为现代主义基本构造加传统的装饰点缀。

5．3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特征

后现代主义建筑的特征为：(1)历史主义和装饰主义(2)历史动机的折衷主义立场(3)娱乐性和处理装饰细节上的含糊性。

6后现代主义建筑的本质

建筑有三个基本因素：类型(风格style)、功能(function)、构造(Tectionics)。三个因素应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认为风格通过使用与功能结合，通过结构和构造结合。它讲究装饰、含糊、折衷复杂，不交代结构、有立面装饰主义嫌疑，主张以装饰手法达到视觉上的丰富，提倡满足心理要求。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在意义传达的问题上，最大的出入在于现代主义认为形式至关重要，构造和功能本身具有形式的能力，会形成一种综合的现代主义文化；而后现代主义认为意义必须通过刻意设计的形式来传达，形式本身是建筑最本质的东西，它其实是新形式主义，讲究形式的象征性和形象的“美观”，追求形式的历史内涵。

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全面否定了现代主义建筑的内容和形式，采用装饰主义、和豪华材料，但从建筑构造的本身来看，它在很大的程度上继承和借用了现代主义建筑的构造功能，仅仅在形式上进行了刻意强调，甚至夸张运用而已。两者依然具有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是发展性的，不是对抗性的。

7衰落的原因

衰落范文篇4

关键词体育报纸业;衰落;原因分析;中国

1我国体育报纸业不容乐观的现状

我国体育报纸业在上世纪90年代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尤其伴随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很多以足球为主要报道的体育报纸更是风靡一时。体育报纸是国内传媒开放程度最高、市场化运作最早、竞争最为激烈的媒介领域，但近5年来，中国的体育报纸正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潮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行业普遍不景气，一大批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体育报纸已被残酷的市场无情吞噬，如卿报》、《南方体育》、《体育参考》、}}21世纪体育》、《体坛导报》、《体育天地》、《体育生活报》、《体育时报》、《体育快报》、《足球11人》、《体育生活报》等;在市场上艰难支撑的有《体育晨报》、卿迷》、《体育周报》、《羊城体育报》等;蓄势待

发的有《东方体育报》、《篮球先锋报》;新生力量的有《扬了体育报》;在有限的市场上《体坛周报》和《足球》两强独大，其它体育报纸则瓜分剩余的一小部分市场。同一类报纸在短时问内的相继停办不能视为偶然，体育报纸的命运和现状一定包含着某种逻辑和因素。

2体育报纸业不景气的成因我国体育报纸业不景气的客观因素体育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

因素

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体育已成为民众关注焦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媒体高度关注体育，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报纸基本都有相对固定的体育版面，各地蓬勃兴起的都市报、综合性日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把体育新闻版面作为争取读者的重要窗口之一。同时电视、网络媒体在我国的高速发展，对我国体育报纸业的生存更是严重的挑战，因为电视、网络媒体的时效性、受众覆盖面等优势是体育报纸无法相比的，更易被受众和广告商青睐。处于电视、网络、都市报、综合性日报等媒体全面围攻和夹击下，专业化体育报纸的市场发展空问日

趋狭小，生存艰难。回顾体育报纸曾经的辉煌，不难发现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体育信息的了解渠道没有今天通畅便捷，综合性主流报纸、电视媒体对体育报道并不十分重视，网络传媒还没有真正崛起，这是体育报纸当时得以辉煌的良好外部环境。伴随各地都市报的兴起、各地电视体育频道的开播、尤其是1998年之后以新浪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截止2006年7月我国网络用户已达1.23亿)，极大地丰富了体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体育报纸不再是读者获取体育新闻的主渠道，其受众市场不断缩小，广告

的流失是必然的，而发行量和广告是体育报纸生存的关键，由于市场萎缩，最终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衰落。

2.1.2体育报纸业内恶性竞争

违背市场规律的恶性竞争也是体育报纸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体育报纸把大量的人力、财力耗费在同行问恶性竞争上。儿年前与米卢零距离接触的女记者李响以200万元的天价从《足球》报社“转会”到《体坛周报》，给中国新闻界以很大震动，《南方体育》所走过的5年，仅骨干就有50多名被挖走。某些体育报纸为了挤压同行竞然买断新闻采访源，以2002年世界杯为例，某报用高价让国脚接受独家专访。恶性竞争让体育假新闻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问，有些体育报纸为了抢夺市场，胡编假新闻来吸引读者眼球，2002年世界杯期问，体育报纸就报道了很多轰动性假新闻，如央视禁播米卢广告、米卢在国脚里选女婿、执法意大利和韩国的厄瓜多尔主裁判被枪杀等。恶性竞争的结果使得企业员工人心涣散，攀比之风难以遏制，体育报纸的运作成本增加，假新闻的存在使得体育报纸的公信力下降，已消亡的《球报》、}}21世纪体育》等很大程度上就败在同行问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内耗上。《足球》总编辑刘晓新坦言“真正根本的理由，是我们一直都高烧发热，不是去理性地开发资源。

过度竞争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过度开发。体育报纸问是一个杀伤力很强的竞争。”

2.1.3民众体育消费观念的移位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赋予中国人更多的时问和物质消费资源。在体育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民众把对体育的关注点转移到健身、健美上来，把体育与自己的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紧密联系起来，把健身消费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投资，花钱买健康已成为一种时尚，体育锻炼的意义将愈益突出，这对多年来热衷于体育信息消费而冷漠于锻炼的体育消费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各地健身娱乐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这种变

化的必然结果。

2.2我国体育报纸业不景气的主观因素

2.2.1观念和认识问题

体育报纸要争取读者扩大社会影响树立权威地位的报道领域是体育报道，不切实际地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拓进并树立新闻权威意识来增加媒体对大众化广告的吸引力作为办体育报纸的宗n是不可取的。体育报纸发行的对象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对体育感兴趣的特殊群体，小众化的受众和广告是体育报纸的劣势之一，要正确认识体育报纸的这些特征和规律，否则会为此付出代价。由于观念和对自身认识不足，《南方体育》在经营、扩张、品牌发展等方面频频犯错，体刊是必然的，如他们采用大众化办报的经营思路来和其它传媒拼资讯、拼广告和发行量，放大了体育专业报纸的劣势—小众化的受众和广告，这一经营思路的结果直接导致2002世界杯年万损1000多万元。

2.2.2管理人才缺乏，办报体制僵化

办报体制僵化，缺乏对体育媒体特性认识以及对报纸宏观发展战略把握的管理人才也是体育报纸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方体育》在体刊后其总编感言，由于自己缺乏管理经验，一直没有形成一支很有执行力的团队去打品牌，开拓市场，致使《南方体育》多次错失发展壮大的机会。有过多年辉煌的《球报》领导频频更换从另一层面说明其管理人才的缺乏。体育报纸行业内“文人办报”现象比较普遍，体制使一些体育外行当上了体育记者甚至领导岗位，一些已有一定名气的体育专业记者只能拿比正式员工低很多的工资，《北京足球报》、

《体育参考》的失败就是这种僵化体制的恶果。

3体育专业报纸生存与发展的对策

3.1科学定位

评估者、被评单位以及相关机关部门，使教学始终处于不断建设、不断发展和不断提高的状态之中，实现提高授课质量的目的。

2.5建立基于校园网的评估形式

衰落范文篇5

论文摘要:近代军工业的兴办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工业化尝试,其由盛及衰的过程折射了近代工业化所面临的困境与局限。探讨近代军工衰落的原因,清朝中央政府的消极政策则是关键因素。本文从舆论环境、经费保障、人才储备等方面入手,检视清政府的军工业政策。正是由于政府主导作用的缺失,近代军工业的大好开局终成昙花一现。

梳理以往学界在“洋务运动”领域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多数学者将近代军工业衰落的原因主要归结为企业的官营模式①,认为与封建政府同质的企业管理模式滋生了腐败、低效等问题,蠹蚀了企业肌理。笔者认为,军工企业背后的官方角色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范畴,不同的利益集团对军工企业的认知亦存在较大差异,其中尤以地方督抚与中央政府的对立最为焦灼,二者力量的消长对近代军工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镇压太平天国以后,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军工集团的崛起削弱了中央集权,如此造成的后果是,一方面,督抚成为地方的实权派,形成了军工业得以开展的政治基础,另一方面,地方督抚虽然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决策权仍然掌握在守旧的满族贵族手中。与地方督抚的积极态度不同的是,保守的清廷权贵既没有严密筹划,又缺乏贯彻的决心,把军工业仅仅看做是维护自身统治的权宜之计。可见,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既有地方督抚的殚精竭虑,又有中央政府的消极掣肘,不宜以“官营”之说笼统概括。

纵观世界近代工业发展的历程可知,对于后发展国家,尤其是奉行农本经济的封建国家来说,能否顺利走上工业化道路,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是关键因素,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心是重要保证,日本明治维新即是很好的例证。反观清朝中央政府,在军工企业的资本筹集和人才储备上始终未能发挥出应有的效力,甚至连正面的舆论环境也很难维系,军工企业的衰落也就在所难免了。

一

近代军工业初兴时期,地方督抚积极奔走,总理衙门又与之遥相呼应,进展比较顺利,国家颇有些振奋的迹象。但随着工业化向纵深挺进,清廷的急躁情绪日益凸显,尤其是随着每年数百万库银的投入,更急于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移植西方工业体系毕竟是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清廷对此显然缺乏深刻认识。

每当消极的朝议作祟,清廷的信心就会动摇。如福州船政局在1866至1871年的五年中,支出经费超过500万两,大学士宋晋上书指摘船政局靡费无功,请奏裁撤船政局[1](第五册,P105-106)。宋晋在经费上大做文章,击中清廷的“软肋”。针对宋晋的弹劾,清廷谕令各省督抚“通盘筹划”。在军机处发给各省督抚的上谕里称:“如果制造适宜,可以御辱,自不应惜小费而堕远谋。若如宋晋所奏,是徒费帑金,未操胜算,即应迅筹变通。”[1](第五册,P106)但同时又说:“暂时停止,固节省帑金之一道。”[1](第五册,P109)态度模棱两可,然而倾向也很明显,“廷旨虽下其议,而语意在于裁撤”[2](P156)。西太后的态度也与顽固派的立场暗合,对船政颇多疑虑。李鸿章曾向沈葆桢透露西太后对船政事务“其义不甚以为然”,“微露诿阻之辞”[3](卷13,P2)。恭亲王奕讠斤虽然支持船政,但迫于“京朝士夫不顾念中外大局,讼言船政之非”的压力,“心知其理,而怵于成效之难,亦遂淟涊依违”[3](卷13,P2)。若非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封疆大吏纷纷挺身力保,刚刚起步的船政事业险些就被断送。主持军工业的洋务派深受清廷的摇摆之苦。特别是当企业遇到困难,保守派的鼓噪愈发猖獗之时,清廷非但不能澄清舆论,为军工业的发展破冰护航,反而态度游移,动辄发动“通盘筹划”,使得地方督抚不胜其烦地说服清廷以坚定决心,在经营企业之外,更增添不必要的负担。李鸿章在给曾国藩的信件中曾表示出对前景的忧虑:比之东洋的明治维新,君臣一心,后来居上,反观本国“则一二外臣主之,朝议夕更,早做晚辍,固不敢量其终极也”[4](《遵议轮船未可裁撤仍应妥筹善后经久事宜折》,第251号,P386)。无奈之情溢于言表。

二

由于生产方式的特殊性,只有在大量的资金投入下,现代化的军工企业才能正常运转。同时又因为生产性质的特殊性,军工企业是国家安危所系,必须优先发展。特别是处于转型时期的后发展国家,工业基础薄弱,国防压力巨大,尤其要对军工业倾注心血,坚持长期稳定的财政倾斜。

清朝在军工上的经费支出,起初还颇有决心,尤其是对江南制造总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支持尤为卖力,这也是两局在短短几年内就初见成效的主要原因。但是清廷把在军工业上的支出始终看做是沉重的负担。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之间短暂的二三十年和平,使清廷放松了警惕,对军工制造态度日趋敷衍,出现了压缩经费挪为他用的现象。而且用于军工的经费多出自所在省份的海关关税和厘金,与地方经济挂钩,来源不稳定。例如在1878年,由于福建水患频繁,省财政收入剧减,殃及福州船政局,出现了“月款支绌、悬釜待炊”的局面,为了渡过难关,船政大臣吴赞诚不得不裁撤一批工匠,生产规模压到了最低限度。

经费短缺几乎成了每个军工企业最为头疼的难题。1876至1879年吴赞诚担任船政大臣的三年间,共上报奏折和公函67件,其中要求解决经费的就达31件之多,奏报造船情况的只有10件[5](P497)。由于经费无法保障,福州船政局技术进取的速度大幅收缩,技术更新方面不但远远落后于西方列强,甚至被后来居上的日本甩在身后。福州船政局在1890年前与日本海军省的横须贺、吴和佐世保三大船厂相比略占优势,在造船数量和吨位上远远超过日本三大船厂的总和,在技术移植的水平上也高出一筹[5](P550)。但在1890年以后,由于造船经费被随意缩减,船政局经常陷入“等米下锅”的窘境,先进的造船技术无用武之地。而此时的日本军舰制造水平却在迅猛提升,福州船政局则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江南制造总局也同病相怜。在甲午战争爆发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对江南制造总局的生产情况不无忧虑:“近因经费支绌,各局制造军火,均已分别减停。兵事一兴深恐后难为继。”“沪、宁两机器局,限于经费,规模未能扩充,所出军火无多,难期源源接济,不得不取资外洋。”[6](P319)

固然清末国运已成烂疴之势,国库竭蹶,财政入不敷出,缩减军工经费似有情可原,事实上清廷并未竭尽全力。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上半期,清廷对先后创办的34个军工企业总投入5700万两,其中江南制造总局投入1400多万两,福州船政局1300多万两[7](第二卷,P1256)。而以奕劻为首的颟顸之辈,为讨好西太后,每年“由海军经费内腾挪三十万两”[1](第三册,P141)修建颐和园。据统计,从1891年到1894年,前后被挪用的海军经费竟达300万两之巨,“一艘一艘的铁甲舰化作颐和园里的山水花木,中国水师欲不逊一筹,得乎?”[8](P153)正是清廷的短视和摇摆,使近代军工业错过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甲午战争后付出了2亿5000万两白银赔款的高昂代价,这无异于自断手足去养肥敌人。

三

洋务运动的兴起与地方督抚的崛起休戚相关,围绕地方督抚形成的洋务派成了近代军工业的中坚力量。遗憾的是,清廷并未围绕军工业的统筹管理进行人才储备,为军工业的优先发展营造一个“软环境”。当近代军工业的肇造者退出历史舞台后,其发展便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尴尬局面。以福州船政局为例,自沈葆桢离任之后,船政大臣一职人事变动频繁。据统计,从1874年创办到清末停办,船政局先后有22人主事,任期大多只有两三年。主事者刚刚熟悉船厂情况,协调好各方关系,准备有所作为之时,就被调任他职。1875年沈葆桢调任两江总督,本来钦定丁日昌继任船政大臣。作为兴办近代海防的重要人物,丁日昌对船政的认识深刻,未到任即对船政局的后续发展有了详细的设想,其中不乏真知灼见[4](《议船政事宜》,第391号,P626)。无奈未等实行就被调任福建巡抚,他虽再三请辞,皆被清廷所拒,只好抱憾而去。船政创建初期,船政大臣颇受重视,政治待遇优厚,如沈葆桢以一品衔署理船政大臣,朝野威望很高。然而自1884年之后,船政大臣基本上由闽浙总督或福州将军兼理,已非专职专用。船政大臣在初期还享有“专奏请旨”的权力,不受地方官的牵制,但随着船政事务的停滞和衰落,继任者的权限不断被削减,其资历和威望也大不如前。频繁的人事变动使企业的发展失去政策的延续性,不利于企业的良性发展。而组织者权限的逐渐削弱也使军工企业的发言权越来越小。尤其在福州船政局后期,大部分船政主事者对洋务一知半解,既不能高瞻远瞩,也不具备专业素养,在经营上敷衍了事,加剧了船政的衰落。

由于近代军工业的官营性质,企业的机构设置与封建政府属于同一体系。两者在人事上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企业的领导者往往脱身于旧官僚,技术人员在人事安排上很少获得合理晋升,导致外行领导内行。即便是采用技术人员,也不得其所,不尽其才,被囫囵吞枣地纳入官僚体系。如在军工业兴盛时期,为了掌握西方先进技术和文化,清廷先后选派了八批官费留学生赶赴欧美,累计人数为209人,但在专业比例上,专攻工业技术的留学生只有23个,散落在矿冶、机器、工艺技术等领域。即便是这23个留学生,在归国后被硬性指派到军政机构中充任各种差使的有14名,只有9名回到企业从事技术性工作[9]。

清廷对军工企业的管理始终未摆脱旧衙门形式,不但无意识在管理和技术层积蓄人力资本,反而使人才不尽其用,大量流失。难怪李鸿章抱怨偌大的清朝,不管是有“贝”之财,还是无“贝”之才,不但远不如西洋,甚至还不如后来居上的东洋,对洋务事业的前途忧心忡忡。由此可见,近代军工业是一代政治家的心血之作,可当他们退出历史的舞台时却后继无人,筚路蓝缕之功逐渐坍毁。正如美国史学家芮玛丽所说:“同光时期是一幕悲剧,在胜利的时刻已经预示了崇高希望和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该时代的伟大人物在长长的阴影中目睹了胜利,而这便是他们所谓的中兴。”[10](P4)如果真的有所谓的“中兴”,那也不过是一代人的中兴罢了。

清末军工业的现代化开近代工业化之先河,其成败对近代历史的重大意义毋庸赘言。平心而论,破除近代军工业发展的障碍并非朝夕可至,其最终命运也难以摆脱深刻的社会根源。政府在主观上缺乏动力和诚意,加速了近代军工业的破产。

在落后国家迈向近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必须起到主导作用,扮演“火车头”的角色。这时候,政府的政权性质、人力和财力就成了决定国家能否成功转型的关键条件。清廷在这些方面的条件尚不成熟,军工企业的发展没有得到可靠的制度保证,导致中国近代军工业在发展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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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樊百川.清季的洋务新政[M].上海:上海书店,2003.

[8]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衰落范文篇6

摘要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日前的体育报纸业现状进行分析，从社会学视角对我国体育报纸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指出要改变我国体育报纸业现状，必须要对体育报纸科学定位，优化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加强体育报纸内容的网络传播。关键词体育报纸业;衰落;原因分析;中国1我国体育报纸业不容乐观的现状我国体育报纸业在上世纪90年代走过一段辉煌的历程，尤其伴随1994年开始的足球职业化改革，很多以足球为主要报道的体育报纸更是风靡一时。体育报纸是国内传媒开放程度最高、市场化运作最早、竞争最为激烈的媒介领域，但近5年来，中国的体育报纸正随着市场经济带来的潮流而发生深刻的变化，行业普遍不景气，一大批在市场上有影响力的体育报纸已被残酷的市场无情吞噬，如卿报》、《南方体育》、《体育参考》、}}21世纪体育》、《体坛导报》、《体育天地》、《体育生活报》、《体育时报》、《体育快报》、《足球11人》、《体育生活报》等;在市场上艰难支撑的有《体育晨报》、卿迷》、《体育周报》、《羊城体育报》等;蓄势待发的有《东方体育报》、《篮球先锋报》;新生力量的有《扬了体育报》;在有限的市场上《体坛周报》和《足球》两强独大，其它体育报纸则瓜分剩余的一小部分市场。同一类报纸在短时问内的相继停办不能视为偶然，体育报纸的命运和现状一定包含着某种逻辑和因素。2体育报纸业不景气的成因我国体育报纸业不景气的客观因素体育信息传播途径的多元化因素随着我国体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体育已成为民众关注焦点之一，越来越多的媒体高度关注体育，从中央到地方的主流报纸基本都有相对固定的体育版面，各地蓬勃兴起的都市报、综合性日报更是不遗余力地把体育新闻版面作为争取读者的重要窗口之一。同时电视、网络媒体在我国的高速发展，对我国体育报纸业的生存更是严重的挑战，因为电视、网络媒体的时效性、受众覆盖面等优势是体育报纸无法相比的，更易被受众和广告商青睐。处于电视、网络、都市报、综合性日报等媒体全面围攻和夹击下，专业化体育报纸的市场发展空问日趋狭小，生存艰难。回顾体育报纸曾经的辉煌，不难发现这是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上世纪九十年代，人们对体育信息的了解渠道没有今天通畅便捷，综合性主流报纸、电视媒体对体育报道并不十分重视，网络传媒还没有真正崛起，这是体育报纸当时得以辉煌的良好外部环境。伴随各地都市报的兴起、各地电视体育频道的开播、尤其是1998年之后以新浪为代表的网络媒体的迅速崛起(截止2006年7月我国网络用户已达1.23亿)，极大地丰富了体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体育报纸不再是读者获取体育新闻的主渠道，其受众市场不断缩小，广告的流失是必然的，而发行量和广告是体育报纸生存的关键，由于市场萎缩，最终导致了整个行业的衰落。2.1.2体育报纸业内恶性竞争违背市场规律的恶性竞争也是体育报纸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许多体育报纸把大量的人力、财力耗费在同行问恶性竞争上。儿年前与米卢零距离接触的女记者李响以200万元的天价从《足球》报社“转会”到《体坛周报》，给中国新闻界以很大震动，《南方体育》所走过的5年，仅骨干就有50多名被挖走。某些体育报纸为了挤压同行竞然买断新闻采访源，以2002年世界杯为例，某报用高价让国脚接受独家专访。恶性竞争让体育假新闻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问，有些体育报纸为了抢夺市场，胡编假新闻来吸引读者眼球，2002年世界杯期问，体育报纸就报道了很多轰动性假新闻，如央视禁播米卢广告、米卢在国脚里选女婿、执法意大利和韩国的厄瓜多尔主裁判被枪杀等。恶性竞争的结果使得企业员工人心涣散，攀比之风难以遏制，体育报纸的运作成本增加，假新闻的存在使得体育报纸的公信力下降，已消亡的《球报》、}}21世纪体育》等很大程度上就败在同行问恶性竞争所造成的内耗上。《足球》总编辑刘晓新坦言“真正根本的理由，是我们一直都高烧发热，不是去理性地开发资源。过度竞争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资源的过度开发。体育报纸问是一个杀伤力很强的竞争。”2.1.3民众体育消费观念的移位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现代化程度越来越高，社会赋予中国人更多的时问和物质消费资源。在体育消费领域越来越多的民众把对体育的关注点转移到健身、健美上来，把体育与自己的生活质量、生命价值紧密联系起来，把健身消费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来投资，花钱买健康已成为一种时尚，体育锻炼的意义将愈益突出，这对多年来热衷于体育信息消费而冷漠于锻炼的体育消费市场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各地健身娱乐业的兴起和蓬勃发展是这种变[page_break]化的必然结果。2.2我国体育报纸业不景气的主观因素2.2.1观念和认识问题体育报纸要争取读者扩大社会影响树立权威地位的报道领域是体育报道，不切实际地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拓进并树立新闻权威意识来增加媒体对大众化广告的吸引力作为办体育报纸的宗n是不可取的。体育报纸发行的对象不是普通大众而是对体育感兴趣的特殊群体，小众化的受众和广告是体育报纸的劣势之一，要正确认识体育报纸的这些特征和规律，否则会为此付出代价。由于观念和对自身认识不足，《南方体育》在经营、扩张、品牌发展等方面频频犯错，体刊是必然的，如他们采用大众化办报的经营思路来和其它传媒拼资讯、拼广告和发行量，放大了体育专业报纸的劣势—小众化的受众和广告，这一经营思路的结果直接导致2002世界杯年万损1000多万元。2.2.2管理人才缺乏，办报体制僵化办报体制僵化，缺乏对体育媒体特性认识以及对报纸宏观发展战略把握的管理人才也是体育报纸业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南方体育》在体刊后其总编感言，由于自己缺乏管理经验，一直没有形成一支很有执行力的团队去打品牌，开拓市场，致使《南方体育》多次错失发展壮大的机会。有过多年辉煌的《球报》领导频频更换从另一层面说明其管理人才的缺乏。体育报纸行业内“文人办报”现象比较普遍，体制使一些体育外行当上了体育记者甚至领导岗位，一些已有一定名气的体育专业记者只能拿比正式员工低很多的工资，《北京足球报》、《体育参考》的失败就是这种僵化体制的恶果。3体育专业报纸生存与发展的对策3.1科学定位评估者、被评单位以及相关机关部门，使教学始终处于不断建设、不断发展和不断提高的状态之中，实现提高授课质量的目的。2.5建立基于校园网的评估形式军事体育授课质量评估，传统的做法是采用填卡或填表的形式，由于是手工操作，既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问，又容易采集到足够多的样本。任职教育的授课质量评估，主体更加多元化，内容更为复杂化，要提高评估工作的质量和效益，必须以院校的校园网为依托研发授课质量评估网络系统，利用军队院校的互通性，实现承Ull单位和部队用人单位的共同评估。基于校园网的授课质量评估体系，具有“全天候”、“全方位”的特点，可以使评估过程不受地理位置和时空的限制，能把评估工作融入到院校、部队的各个主体，融入到教学的全过程，实时获取和收集授课质量评估信息。利用及时的反馈信息来指导、调控教员的授课活动。与传统的评估形式相比，基于校园网的评估形式，还具有参加评估的人员和单位覆盖率更高、规模更大的特点，同时又减少了评估主体和客体的直接接触，避免了人为因素造成的人情评估，使得评估数据更加全面、准确、及时，评估的结果更加客观、真实。

衰落范文篇7

一

中国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衰落是整体性的。百年来不断扩展、深入的社会文化变革，以及对“原始生态环境”日甚一日的改造，深重地瓦解了民间美术古风承传的基础，以致今日的衰落现象，难以和历史上不断经历的“变异”相提并论。本世纪的现代化革命，有别以往那种改朝换代式的变革，它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世界观彻底改变的基础上。其势所及，前工业时代所构筑的价值体系，莫不呈现紊乱甚至分崩离析。

就实质而论，贯穿中国百年社会文化变革运动的现代化主题，远非古代自然时间观中的星移斗转。它被现代线性时间观纳入到直线式单向发展轨道，内蕴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逻辑规定性。西方世界所策动的工业革命，以其征服自然的强大力量，向整个现代世界提出了这个史无前例的主题。因此，包括西方人所特有的阐释方式在内，现代化主题的逻辑规定性显示为对工业生产方式和科学世界观的普遍认同。工业化、城市化和科学化等西方文明色彩的阐释方式，相应地构成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般演绎趋势。就人类的生存理想而言，现代化发展模式是否真能够实现它对美好未来的承诺，依然悬而未决，甚至眼下也并非不容置疑。但是，它从一开始就被视若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意味着“文明”与“进步”，以致广泛持久地激励着满天下怀抱幸福理想的芸芸众生。在它的缀满五彩花环的旗帜下，现代人义无返顾，蜂拥向前，势不可挡。

随着中国大众对现代化运动从痛苦无奈的被动承受到满怀理想的主动参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创造者便逐渐离它而去。就民间美术的衰势而言，创造主体的丧失显然不同于一品一物的毁弃，它是内在的决定因素。这里着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精神世界的裂变，来考察民间美术创造主体的丧失。

鸦片战争以及结束这场战争的《南京条约》，是古老中国开始其现代化历程的蒙辱的前奏和标志。为自强和富国，清廷曾兴办“洋务”，力图建立官僚资本的现代工业。辛亥革命后，中国兴起资本主义工业热潮。尤其欧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在口岸城市和一些交通便利的城市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初奠了中国的现代工业基础。本世纪下半叶，政府高度强调工业的主导地位，努力发展科学化、集约化、机械化的现代工业生产，使之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值逐渐超过农业。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通过引入外资和市场调节机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特别是乡镇社队工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繁荣。

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零趋整的现代工业，使中国经济由单纯农业发展为农工并举。经济结构的二元化，意味着工业生产方式及其文化因素，由基础层面进入中国社会生活，成为推动现代化的强大现实力量。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裂，便是其作用的使然。早在起步阶段，工业生产即凭机器制造的优势和颖异的造物观念，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手工产业，使之在实用品生产领域迅速退却。这不仅意味着那些与传统织造、印染、锻铸、烧造或髹饰相关的民间实用美术势呈失落；更意味着赖之谋生的农民或小手工业者，不得不离开他们世代生活的土地和家园。

像所有卷入现代化浪潮的其它国家一样，城市与乡村的离异和聚落的城市化趋势，也是本世纪中国社会的时代特征。中国曾有过世界最大的城市，却和现代意义的城市相去甚远。它既不是商品流通中心，也不是吸引社会精英和一般人的去处；它不具有独立于乡村的自立性质，彼此有着难以割舍的社会经济联系，市民和乡民、商人与士绅保持文化共通的一致性。口岸城市的出现，改变了中国社会聚落的空间格局和形式，与四周大海般的乡村社会形成鲜明反差。以现代城市为中心，工业生产构筑起向外辐射的商品经济网络，在其势力范围，农民或小手工业者的生产与消费越来越依赖于远方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经不住打击，被迫涌向城市，靠出卖廉价劳动力谋生，逐渐汇集成一个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新型市民群体。

相对中国社会的传统格局，这个在农村人口城市化过程中迅速崛起的社会群体，体现了社会结构的裂变。作为二元结构的一端，他们疏远了乡村社会的家族文化，转而介入到更强调个人主义和横向关系的城市社会秩序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文明氛围，使他们日益在职业技能、社会地位、生活行为、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审美意识方面，与依然生活在土地上的农民拉开距离。他们也因此成为农民羡慕和仿效的对象。

百年来，现代市民的崛起和有增无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势头，对作为二元结构另一端的农民群体的影响，已不止于数量上的削弱。出于对工业文明的身心认同，成分复杂的市民群体在整体上构成推动现代化进程的主力军。他们的社会地位因此获得提升，逐渐是他们而不再是数量依然庞大的农民，主导着这个时代的风尚。社会主导力量的历史性转移，造成农民社会地位的相对低落。他们身处现时代的性质和状态，被一言蔽之为“土”，而这个“土”字的现代底蕴便是“落后”。这种史无前例的变化，动摇了农民在“以农为本”千年国策中树立的“天大地大，农夫为大”的自信心。现代传媒或其它现代运作方式，让越来越多的农民意识到城乡间的天壤之别，一种相形见绌的自卑心理不断滋生和蔓延。他们开始向往城市，向往进工厂或坐机关，与日俱增地渴望摘掉“乡巴佬”的帽子。支撑传统价值的心理基础，因此受到难以估量的削弱。原先那些习以为常或者引以为豪的东西，如今他们已自觉“土得掉渣”而羞于示人。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主体，由于自身社会心理的变化而日趋萎缩。

当然，单纯的自卑感并不足以深刻地改变农民的精神世界，而且由于地理或空间距离所造成的天然障碍，使得很大一部分农民在相对封闭的氛围中，坦然自若地过着与往常一样的生活。在那些交通不便的边地僻壤，这种情况实际维持了大半个世纪，甚至不乏持续至今者。在那里，人们依然虔诚地供奉着“天地君亲师”的神圣牌位，祭祈迎拜的习俗活动依然构成乡间里闾的人文景观，诸如慎终追远、尊神事鬼、重义轻利等传统观念依然影响着众人对宇宙人生的态度和看法。

不过，这一切在本世纪下半叶得到了极大的改变。从早先由中央政府强力推行的政治与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小学教育的大范围普及，以及通达社队一级的公路网、有线广播网和邮政体系的建设，到近20年来广泛实施的农村改革和半导体收音机、电视机落户农家，还包括“”的“上山下乡”和目前的“民工潮”两次大规模人口迁移，都对乡村社会构成前所未有的、持续强劲的冲击。它所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当代社会主导的观念系统和价值体系日趋社会化。

不难理喻，百年来的一系列变革都是围绕中国的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前后掌握国家政权的政治力量，尽管在意识形态和实践方式上各有差别，但在追求工业文明的现代化这个根本价值取向上却无二致。诉诸国家政权和社会精英集团的这种价值选择，构成纵贯和俯瞰整个20世纪的社会主导价值。而寄蕴其中的要质，则是整个现代世界概莫能外的唯科学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用科学技术装备的西方工业文明，以其咄咄逼人的物质优势激起中国人对科学的崇信。由此，一种认为世界的所有方面都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认识和把握的唯科学主义，首先在思想界和社会上层崛起。进而，通过包括政治、经济、教育、通讯在内的一整套控制和传递机制以及无所不在的工业产品，它日益广泛、深入地向社会基层传播渗透。在唯科学主义视野中，现代自然科学创立的基础原则和方法具有综合宇宙观和人生观的一元性。西方中心主义仗恃工业文明的物质优势所营造的文化不平等，使现代中国人普遍怀有一种文化自卑心理，它和唯科学主义特有的批判意识，汇成社会主导价值中持续震荡中华文明传统的反叛思潮。潮涌之下，传统架构被从整体上和根本上视为一种非科学的体系。许多传统文化因素或形态，被渴望国富民强的现代中国人当作迷信、愚昧或落后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毁弃。唯科学主义极力倡导和尊崇的科学的世界观，大范围地占领了精神世界的制高点，并对有悖社会主导价值的一切构成俯射之势。

在一个世纪的历史跨度中，由国家政权强力推动的社会改造和移风易俗、市场经济的竞争压力、新式教育的科学知识灌输、工业技术的巨大生产效益、现代生活方式和消费品的物质诱惑，都在不断促使庶民百姓接受唯科学主义的价值取向。无论自觉不自觉，情愿不情愿，他们愈来愈深地沉浸到科学世界观的“西洋景”中。在这里，人们不再崇仰超自然的“神性”，宇宙生命一体化的信念仿佛被现代航天器抛向外太空；人们不再相信时间是循环运动的，在拉直的时间中祖灵的庇护力量日益远去于在生之灵；人们不再拘泥古代圣贤的道德训诫，重义轻利的价值原则在愈演愈烈的市场竞争中犹如被淘汰的商品；人们不再顺从长辈老者的意志，“老人们传下来的东西”已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劳什子；人们不再执著自己的心声心志，浪漫绮丽的“土地梦”被客观规律碾得粉碎……科学一元论、物质决定论、数学式思维和工业进步观等唯科学主义思想，已经或正在成为农民尤其青年农民的思想。尽管他们在理解上难免肤浅、简单甚至混乱，但这一点却越来越深入人心：科学而非神灵才是福祉之源。

农民精神世界的“科学化”，如同釜底抽薪，使民间美术原生形态不可挽回地丧失着它的创造主体。虽然事态尚未发展到“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程度，但是还能承传几分古风、保持些许纯粹的传人，已是凤毛麟角。一个曾经具有主导地位的庞大创作主体群，如今正在边缘化、老龄化、孤独化趋势中，走向暮色的深处，至于那些与他们的精神信仰、价值观念、社会习俗、生产和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东西，诸如祭祀、起居、穿戴、器用、装饰、游艺的一系列品物，自然要随人自身的脱胎换骨式的变化，而渐渐失去以其原有意义和形式继续存在的支点。

二

百年中国民间美术的另一番景观，却不乏生机。这种景观由一系列蜕变形态构成，它们或许依然带有原生形态的某些形貌或风味，却顺应现代化主题下的社会需要，经历了一系列的适应性变化。

诸如诉诸集约化生产的所谓传统民间美术品或手工艺品，以现代社会生活为主题的新年画，纯粹用于陈设或把玩的彩扎塑作，仅为节庆娱乐甚或兼容广告意图的龙舞灯会，还有且作“中国迪斯科”或“健身操”的街头秧歌，以至取用任意的装饰化纹样等等，人们都可从中领略到蜕变形态的时下之味。与原生形态的衰势适成对比，它们在城市或深受城市风影响的乡镇地区，方兴未艾地发展着。本世纪初或更早的时候，当那些经不起工业文明冲击的农民沦为城市街头的游方艺人，或者不得不在村落里为遥远的消费者出卖手艺时，民间美术的蜕变过程便已启动。随后，社会革命、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和商业运作的需要，曾经从不同角度促进了这一过程。如今这种蜕变形态，在比以往更加强烈的现代化氛围中，已形成相当的规模和吸引力，并可望成为现代商品经济和大众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潜力丰厚的增长点。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大量的民俗材料表明，以往民间美术的创造，包括某种造型活动的开展或某种造型样式的推出，其动机总关联着比审美要求远为宽泛、复杂的社会生活意义。即便作为一种审美现象来看待，也必须结合特定的社会活动背景才能证实它的审美价值，领略它的特殊审美意蕴。譬如，灯彩的扎制迎送，在中国南北地区多出于“祈子”“祈雨”社会要求和动机，并按约定俗成的方式进行。它于何时何地开展，它的每个程序环节、各种造型处理，以至活动中人们的具体反应方式，都紧扣着“祈子”“祈雨”中心意向，并以稳定持久的风俗形式固定下来。一方人士莫不遵循俗制，适时适地、合规合范地从事制作，开展活动。在活动过程中，凡参与者也按家喻户晓的程序定式和“说头”，渐入心满意足的审美佳境。对中国老百姓来说，那些在与有神有灵的天地打交道的漫长岁月中形成的祭祀、祝祷、纪念、祈禳、敬仰、迎送习俗，都与一定的节气、时令、气候、水土和人事紧密关联，遵守如同法律的俗规是达到特定目的的前提。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通常是民俗活动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不具有游离其外的生态独立性。它排斥一切脱离习俗的或个人主义的创作动机。

然而，在持续变革的现代氛围中，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日益脱出传统俗套，成就它的动机变得来源广泛，不拘常规。一项政令法规的传播宣教，一个公司的促销考虑或者张三李四一时的兴致，都可能成为推出一项活动或制作一件作品的动机。动机的实施者，可以根据自身的目的和主题，自由地安排活动开展的时间、地点、规模和程序，也同样自由地选择某个门类样式，把握每个造型细节。出于脱俗的创作动机，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实已孑然一身，原先与之交融一体的风俗完全被背景化，如同一张可以随意更换、远近任调、色淡形虚的“背景纸”。举目所及，诸多原本习俗规定性很强的品物与样式，如“拴娃娃”、“扫睛娘”、“送老花”、“春公鸡”、“傩面具”、“百衲衣”和“龙灯”、“狮舞”等等，都获得很大程度的解放。这无疑增进了它们的适应性，以至可以不受时空条件限制地汇入现代生活潮流。

2.功能审美化

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始终保持着“实用——审美”的综合价值结构，具有很强的功利性。这种功利性不仅直接地表现为它的物质实用功能，还渗透到它的审美机制，表现为诉诸视觉形式的，对现实需要的替代的满足。后者显示了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有别于纯粹审美形式的特殊性质，即它的精神功利性。它通过理想化视觉形象的塑造和观照，使主体在审美想象的心理状态中，抒发被现实所压抑的功利意愿，从而有效地消除有碍社会实践的心理紧张和焦虑。

在与科学世界观和工业文明的遭遇中，民间美术千古承传的“实用——审美”价值结构迅呈瓦解之势。无论是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关联的物质功利性，还是和传统信仰相关联的精神功利性，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功效。工业文明带来的物质实惠，使原先多靠“替代性满足”来对付“匮乏”的百姓，欣喜地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强有力的物质生存手段。民间美术的相应变化，通过功能的审美化表现出来。民间美术蜕变形态多实现了这种价值转型，并因此获得继续发展的生机。然而，随着功利价值的萎缩和消失，它也丧失了许多与之相关的重要美学品质。

在功能审美化的趋势中，一些审美倾向原来较强，或其功利性侧重精神意愿而非物质功能的原生形态，其价值转型显得更为自然流畅，也更为现代人所钟情。这方面以年画、剪纸、刺绣、蜡染、挑花、编结、雕塑、玩具、灯彩等，表现得最为突出。它们原来显强的装饰性和审美娱乐性，在当代被极大地强化和纯化。它们作为富有历史感和民族色彩的审美价值形态，构成艺术商品的特有魅力。它们与日俱增的商品价值，不仅激活了一些个体作坊，还启动了许多集约化的专业生产。

3.结构零散化

在前工业时代，影响和支配民间美术活动的观念是集体意识和个体意识的统一。作为传统势力的集体意识，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作用于主体。它不仅在现实情境中通过主体向客体渗透，使当下的心理投射包含历史和集体的成分，而且还在长期社会实践中通过主体历史地向客体渗透。许多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物，因此被赋予了包括情感、意愿、知识、评价和理想在内的丰厚的精神因素，并以风俗为主要载体相对固定并延续下来。这些符号化了的精神因素和相应的符号形式，汇成一个社会化意义系统，构成一种家喻户晓的“集体的契约”。在此基础上进行的民间美术创作，实际操用着一套共用艺术语汇。虽然每个人遣词造句的风格差异造成作品文采的变化，但其语义结构的深处却贯穿一条亘古至今的文脉。社会化意义系统的精神之链，把社会个体的丰富的创造和这些创造的各个组成部分，维系成一个浸透集体意识的有机整体。俗称为“说头”的意蕴的统一性，内在地规范了民间美术形象构成的一般定式，同时也为人们的阅读和评价提供了普遍依据。

作为社会文化变革的体现，移风易俗之势在本世纪愈演愈烈。如此形势下，原有的社会化意义系统随载体的失落而不断分化瓦解，其维系力量已难以为继。现代意识所鼓励的个人主义乘虚而入，把非集体意识的个人观点注入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的语义结构的深处，从基础层面解散了统一形式元素的精神之链。由此引发的蜕变，通过造型结构的零散化显示出来。与民间美术原生形态由“说头”链结的有机整体相比，蜕变形态的造型结构是肢解状、拼凑状的，缺乏一以贯之的连续感和驭一统万的完整感。人们从供奉造型中挪出糖塑面花，从营造天地里卸下雕饰构件，从社火傩戏上摘走面具脸谱，从穿戴款式中截取花样绣片；或者把诸多从原有整体上剥离的零件断片，驴唇马嘴地错接、杂拼，强扭为一，使之脱离功利性的统一体而单纯向审美方向发展。

现代商品经济尤其刺激了这种肢解性、分裂性的蜕变，使碎片式民艺商品的开发在近20年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显而易见，这种繁荣并不意味着原生形态的民间美术的复苏或重振，它只是容易造成这种错觉的假象。其更大程度的实际情况是，现代商品经济通过利用甚至鼓动民间美术的价值转型来追求自身的实利目标。它调动起各种方式甚至工业化方式，批量地复制传统民间美术的碎片，并把它修补、放大成一个似有古风之美的完整的类像。市场经济的复制能力是巨大的、超出一切其它努力的，以致某些一度销声匿迹的民俗事象和相关民间美术品物，仿佛在一夜间奇迹般地“复苏”。一些号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灯会、庙会，就是十分典型的例子。生龙活虎的游艺舞具、奇光异彩的电光花灯、五色斑斓的缀挂把玩，以热烈的声色刺激吸引着四方来客，他们在愉悦中给主办者留下可观的票房价值和产品订单。

新风从现代城市兴起，蜕变的乡土艺术构筑起一道别致的风景线。被现代潮流推着前奔的城市中人，是这一切的建设者。摆不脱的中国文化情怀，使他们努力寻求一种既无俗套限制又有旧日温馨，既不失现代功效又和现代样式适成反差的审美方式。蜕变的民间美术，显然很合乎这种口味。人们可以坐在舒适的沙发上悠闲地欣赏已失“连年有余”苦涩意义的剪纸花样，也可以纵情于龙灯滚舞的审美狂欢而不必计虑“祈雨”、“兴农”的神圣使命，一切都止于审美，一切只在艺术形式的层面运作，“实用”的苦难背景和严峻内涵已经消散。因此，一种放弃民俗深度追寻的浅表感，一种注重物质实效的笃实感，一种热衷声色气氛的浮艳感以及一种突出自我价值的个性感，可谓民间美术蜕变形态表现于现阶段的一些品格特征。

三

或衰落或蜕变，中国民间美术以命运迥然不同的两种态势，明确地提示了现代社会文化的大变动。对中国民间美术难以磨灭的美好情怀，无疑会使人们集结到保护与承传的社会实践主题下，为它思寻通往新世纪的生命之扉。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的遭遇，并不等于文化价值判断的终结。所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一切，仅仅表明人类文明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阶段性状态。但无论如何，可以理解为一种价值运动的中国民间美术，它的针对性已随文明背景和社会主导价值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不能以培养菌种似的封闭方式，来呵护它的某种原始风貌。这种意义上的保护与承传，无疑已把民间美术视同毫无生命力和现实价值的历史文物。当然，看护好一种文物，譬如各种样式的民间美术文物，是迫切需要的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这种需要和意义，多属于我们看待历史文物的那种需要和意义。

应该认真思考的是作为社会实践主题的保护与承传，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主涉合理性文化结构建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我相信，诉诸广大有识之士以至大众的相关思考和体行，将在新的文明条件下，通过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使中国民间美术的基本文化功能发扬光大。在此意义上，中国民间美术势必作为一种相对社会主导价值的边缘性、补偿性价值运动，显示它在健全现代人格构成，促进身心和谐发展，复归人类生存的完整性和丰富性等方面所具有的潜在文化价值。不同于一般文物价值，这种文化价值是切实地参与并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持续的作用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民间美术曾经含有这样一种基本文化功能：即当庶民百姓面对一时无法靠物质实践来扼制或改变的消极现实状况时，它帮助人们转到另一个角度或自我方面，以可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追求某种替代的满足和切实的心理调节，使心灵世界不至于被严峻的现实压力所摧垮。民间美术实际是昔日文明条件下，由农民为主体的大众所创造所把握的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功能或机制，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参与和改善现代社会生活的生命潜力，也是它足以跨时空承传延续的精神财富和伟大传统。

诚如其衰落之势所表明的，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我们，已不能也不必直取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来“超越现实”。因为它所针对的“现实”，是物质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其价值立点取决于大众的物质性功利要求，即便它的审美价值也因此深含精神功利性。而事实上，今日工业技术的强大力量已帮助现代人空前地“超越”了物质性匮乏意义上的“现实”，人们已发现或现实地掌握了一种能够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生存手段。这是工业文明最值得骄傲的成就。它注定我们只能在现代化的既定发展模式中，探索和确立包括民间美术现代形态在内的文化建设的针对性。

提出问题的契机，恰恰出自与工业文明成就并存互动的负面。也就是说，新文明同样令其属民有“匮乏”之虞，它的巨大物质财富并不能掩饰或改变其精神生存条件相对匮乏的现实。体现科学世界观和技术理性精神的现代文化结构，日益趋向理性化，以致“神性”、“感性”不断被驱逐，不断被压抑。这种偏执的结构，使工业文明现实暴露出工业生产方式难以自赎的严重缺陷。它同样是一个有待人们转到另一角度或自我方面，以主动把握的精神方式加以“超越”的匮乏性“现实”。民间美术也由此获得新生的可能。

显而易见，现代工业技术以全新方式开发世界。它把自然物质和人类自身存储的能量抽取出来，转换成可以另行存储的非感性形式，使之可以按人的意志重新分配和使用。往日具体可感的能量形式——“手工”，如今已被“电能”、“核能”或“程序”等抽象无形又实在有力的能量形式所取代。现代人曾满心欢喜地以为这一切能无条件地受控于人类的自由意志，而不曾想到实际情况会出现异样。随着工业文明的深入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一种寄蕴在科学世界观或技术理性中的非人格化意志，不仅以客观规律的姿态“创立”世界向世界“挑战”，还“创立”人向人“挑战”。对人和世界的整体性而言，这种非人格化意志的价值目标是“分裂”。它把人类从自然界中孤立出来，又将之投入现代技术的奴隶庄园。作为现代技术理性的主机，工业机器代手而起，成为现代人类的“所有器官的器官”。它所规定的内涵和效益目标，使分裂性因素向主体全面渗透，以致现代人像奴仆那样，在单一方面为现代技术的意志实现作出贡献，为单纯追求物质和经济效益的机器化、自动化生产服务。取代手而成为人类创造器官的延伸形式的工业机器，迫使人们必须预先按数学方式描述的机器法则来思考，必须把个人的意志“数字化”为“计算机语言”，然后输入机器，最终转换成产品。在这一系列的转换过程中，人的丰富性被滤失了，只剩下一个合乎技术理性“网眼规格”，和机制产品一样标准化、模数化、统一化的“人”。不难理喻，现代人正在失去支配自身能力的自由，正在失去形成和表达自我意志的可能。现代技术在极大地提高人类物质生存能力的同时，日益转化为一种超越人类控制的外在力量。它成功地从物质世界和人那里抽取了征服自然的巨大能量，同时也通过对手工生产方式的排斥，冷酷地将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从现代文明中抽空。人们由失望进而惊惧地看到：现代技术愈强有力地控制自然，人离异于自然和身心的现象就愈明显；物的价值愈增值，人的价值就愈贬值。

现代文明的这种二律背反，暴露了现代文化结构的重大缺陷——偏执异化色彩甚重的技术理性，而大大失落了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然情感。感应于现实的心理反应，如失落感、孤独感、烦躁感、冷漠感、茫然感等，以及出于心理障碍的强迫症、焦虑症、恐惧症、忧郁症和性心理变态等，已成为现代社会生活中大为流行的一种“时髦”。这一切很大程度上导源于技术理性一统天下的精神性“匮乏”——情感、幻想、激情、希望和梦想等丰富的感性因素，不断地被逐出理性的现实，沦为“下意识”。幸福的现代人，未必享有充足的幸福感。他们生活得并不完整，人的丰富性表现得并不充分。

诚因如此，随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一股文化反省势力也以披靡全球之势发展起来。对于既定价值标准和生活模式，现代人不乏批判的态度，并试图以各种方式来改变现状。然而，这种努力毕竟不可能颠覆现实。生活在这个时代，人们不得不承认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方式在解决人类基本生存问题上的必要性和主导性，甚至还应该承认它业已深深地规定了现代人的生存方式。显而易见，像“电”、“程序”一类的现代技术产物，已是主控当今社会秩序和经济运作的君主，失去它们的世界图景简直不堪设想。

似乎难以逆转的命运，使现代文化反省势力只能将改造现实的希望寄托于人自身的主动调整和把握，诉诸自我的感性体验。以感性体验超越理性现实的社会需要，日甚一日地呼唤相应的价值形态，要求创造和把握一种使之足以实现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民间美术原生形态曾经具有的基本文化功能，恰好与这种社会需要保持同构。这正是民间美术有可能作为一种相应价值形态，参与现代生活和文化建设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力的显发，有赖实践针对性的调整和价值立点的转移。应该予以充分估量的是，工业文明愈益明显的负面，已经提示出有待人们作出相应努力的实践目标和价值立点。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支持现代文明理性大厦的巨大工业生产效率，是以否定“拖泥带水”的手工生产方式为前提的，它禁止人们“抽袋儿烟”、“估摸着做”或“独运匠心”；不允许“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缘心感物”、“以象制器”；也容不得“质则人身，文象阴阳”、“错彩镂金”、“气象万千”。而这一切，莫不紧密关联着人的丰富感性和自由意志的表达，体现着人类手脑协调运动的和谐生存状态。通过手和手工，人的包括理性和感性的完整而丰富的心灵，人的所有社会和文化的经验，自然流畅地抵达物品的表层和深层，构成体现人类价值全面实现要求的“文化”品。复苏手和手工的现代活力，在要求维护理性与感性平衡发展的社会呼声中，迅速转化成文化建设问题。它事关现代文化结构合情合理的调整。它重新出场的意义，已超出一种物质生产力的利用或开发，而意味着一种有可能向大众提供广泛精神关怀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的确立。后者可谓“手工文化”建设的中心内容。

出自手的创造，极富手工人文魅力和技艺资源的中国民间美术，具有针对这个社会实践目标的“天然”优势。弥补工业文明缺陷的迫切需要，势必促使中国民间美术在蜕变中实现其针对性的调整。事实上，在世纪末的今天，如此趋势已有潮起之征。

有必要指出并强调的是，在调整的社会实践目标即“手工文化”的建设中，“手”和“手工”的性质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它们将从混合功利价值的生产器官和生产力，转变成着重纯粹审美价值的创造器官和创造力。在大众的主动把握中，它们势必与工业机器生产的理性倾向，保持一种互逆的关系，充分地表达人类的自由意志和丰富情感，把审美的阳光和感性的温馨到工业文明的暗区。在浪漫美学或文化哲学的案头，审美与宗教、美学与神学、艺术与上帝，几乎被放在同等意义加以思考。定论暂且没有，但在“诸神”隐遁以至死亡的时代，审美的艺术被赋予“神性”而扶摇直上，却是现代世界的事实。中国民间美术将借此机遇，在蜕变中实现其价值立点的转移，即全面地审美化。

目前中国社会上方兴未艾的一些文化生活热潮，诸如旅游热、气功热、游艺热、足球热、收藏热、节庆热、家庭装饰热等等，表明人们已自觉不自觉地通过某种生活形式或艺术形式，寻求积极的心理调节，缓解生活和心理节律。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改善生活质量、追求高情感的自发要求，将会不断汇聚成一种共识性的战略眼光，把“手工文化”建设提升为跨向新世纪的重大社会实践主题。这预示了“手工文化”性质的新型“民间美术”的光辉前景。实际上，中国民间美术百年间发生的衰落和蜕变，应该视为趋向这一前景的运动状态，视为社会文化变革过程中的一种形态学意义上的捩转。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大众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切实而朴素方式的丧失，更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超越现实”的文化调节和补偿机制在新文明环境中的失落。

衰落范文篇8

一

二

整体地来看，民间美术的蜕变形态呈现着三个主要特征或变化趋势。

1.生态脱俗化

2.功能审美化

3.结构零散化

三

质言之，这个实践目标便是“手工文化”建设。

衰落范文篇9

持续扩大的城乡差距使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个人都惴惴不安。邓小平曾就农村问题多次讲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要解决农村问题。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②]“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们没有摆脱贫困。”[③]“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是不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的贫困的基础上。”[④]现在，许多人都意识到必须在三农之外来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就是要减少农民，要迅速城市化，要把农民转化为市民。但社会的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那种突飞猛进的社会跳跃所带来的恐惧感早已嵌入我们民族的仍时时隐痛着的记忆里了。城市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被称为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白皮书”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认为，未来50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要从现在的37%提高到75%，每年需要大约有一千万到一千两百万人口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即便如此，届时仍有几亿人口生活在乡村。在如此长的时间段内如何缩小城乡差距，给那些远离城市的人们以不算匮乏的生活和平衡的心态是我们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建国前，作为无产阶级最可靠同盟军的农民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建国后我国长期推行二元经济结构模式，通过牺牲农村，限制农民流动来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推动了城市工业化，使城市成为一个人口集中，文教发达的社区，而广大农村则仍长期停留在传统的、封闭的落后状态。直到几年前为连绵不绝的通货紧缩寻找对策的时候，才发觉其主要原因是农民的收入太低，70％的农民消费只占到全社会消费总量的30％多一些；一个叫李昌平的乡党委书记终于向国家总理说了实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三农问题由此被抬到了一个从未达到过的认识高度。经过几十年的建设，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一套门类比较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整体经济实力也大为增强。现在，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从实际的经济建设和政治发展的需要上都已经到了工业返哺农业，城市关怀农村的时候了。我们认为开展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可据以振兴农村的具体途径。

在这里，农村社区建设的含义是，在逐步改善外部宏观环境的同时，以输入一定的资源为契机，推动农民充分参与，自主，自为，以期最终建设起一个环境优美、人文和谐、可持续内源发展的农村社区。

以下就乡村社区建设的实质、内容与形式分述如下：

一、融入社会

农村社区是指以农业生产为主要活动内容而聚集起来的人们生活的共同体，其社会结构简单，封闭程度较高，日常生活通过其特定地域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在我国主要包括：单村或联村社区，村镇和集镇社区，其他因历史等因素形成的特殊社区。

农村社区建设并不是要为农民构筑起一个个世外桃源，相反，它的实质是使一个个孤立的农村社区融入整个社会。

二元化社会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具有的特征，但是中国的二元化尤其典型。城乡隔离政策的施行导致了城市化远滞后于工业化。城市化的滞后带来的损失是双重的，一是制约了城市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人口的自然增殖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地的矛盾，农业无法产生规模效益。更重要的是，它所带来的社会伤害；农民首先不是一种职业，而成了一种社会或政治身份。打破户籍屏障是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的外部条件。

只要我们到农村去走一走，就会发现有许多新建的房子根本没有人住，那些在城市经商或务工的农民一方面不得不每月缴着房租，另一方面自己的房子长年闲置，这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财富的浪费。当然制约农民移居城市的障碍不仅是户籍制和其他一些各具特色的歧视政策，还有一个因素是农村土地制度。由于人的禀赋和资源占有的不同，那些热爱城市生活并已经在城市中有着稳定收入的人是有能力成为一个地道的市民的。但是，模糊不清的土地所有权使他们仍然对土地保持着一种微妙的牵挂。深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既有利于解决那些进城务工经商和以非农产业收入为主的农民的后顾之忧，同时也方便了城市工商企业投资于农村。如果说户籍制度改革为城乡一体化打开了一扇单向流动的门，那么对农村土地制度变革的探索就有可能为城乡一体化打开一扇双向流动的大门。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优化配置资源，而当前的农村土地制度恰好阻碍了对这种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要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体系，土地制度的深化改革是绕不过去的。无论是鼓励农民进入大中城市，还是就地发展小城镇，都和土地制度的变革有着紧密关联。政府应鼓励各地在具体的乡村建设中探索各具特色的有利于土地流转的制度创新。

在许多人的调查中，对农民的善分不善合有着诸多的描述和埋怨。可谓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了。分田承包之后，每家每户都是一个微型的生产企业，每家每户都购置相同或类似的生产工具，采取相同或类似的生产方式，户与户之间基本上不发生生产联系，而提供生产资料和收购农产品的部门都是和农民无干的国家垄断企业。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精辟地论述了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上的社会组织的特征，“小农人数众多，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同，但是彼此间并没有发生多种多样的关系。他们的生产方式不是使他们互相交往，而是使他们互相隔离。”[⑤]现代的农民经济仍然是自然经济，只不过改善了生产工具，实现了地租和赋税的货币化而已。只要这种农业仍然是生计农业，仍然是建基于一块块土地被分割开来的农业，农村的这种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改观。

农民的这种不合作不止导致社区生活的死气沉沉，更要紧的是他们作为一个个孤立的个体已经被深深地卷入了市场，而不是作为一种有机的联系以在市场经济中进行有效的合作。以前，他们每个人都被限制在一个木盆里，没有扩大活动的余地，现在他们还是在木盆里，但是这个木盆连同木盆里的人已经被抛进了市场经济的湍流。

分散的、同构的生产模式同时也造成了大量的资财的闲置，在中部地区的农村调查中，特别是旱作区，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家庭都备有整套的农业机械，而这些机械能够发挥作用的时间在一年里也就是二十天左右。加之种子、化肥等生产资料价格的攀升以及苛捐杂税的沉重，狭小的土地已无法承负日渐增加的成本，一些农民已经抛荒而逃，“耕者乐田”的乡村图景渐行渐远。

农业产业化是解决分散的农户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矛盾的一个发展方向。目前农业产业化的组织形式主要有“公司+农户”、“专业协会+农户”、“股份合作”、“合作社”等。在以“公司+农户”为代表的农企合作过程中，分散的农户往往处于不利的地位，而合作社能使分散的农户联合起来，改变弱势团体的谈判地位。合作社扎根于社区，实行“一人一票、民主管理”，主要目的是为社员提供服务而不是象企业那样仅以赢利为目的，所以不会轻易变更运营方向和地点，有利于促进社区的就业和福利，是具有一定社会功能的特殊经济组织。合作社是处于农户、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中介组织，它的存在有利于市场的发育，有利于社区融入更为广阔的社会联系中去。但目前，合作社在产业化经营组织中所占比重很小，其他各种农民合作组织也很少，这是由政府的治理方式以及农民的自组织能力所决定的。

在生产日益社会化的今天，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培育农民自己的服务组织极为迫切。产前，产后乃至产中的服务可以依据产品的不同组成不同的专业协会。基于农民自身利益之上的专业协会是城乡市场的中介，是经济上融入社会的桥梁。应该允许农民经营目前还有利可图的生产资料供应和农产品储运加工销售，使初级产品增值的利润回归到农村社区居民手中。也应该允许农民成立自己的金融互助组织。只有农民才最了解农民的需求，而且他们的运作在成本上也是极具优势的。欧洲最大的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起初就是由农业信贷合作社发展起来的。把积极构建农业生产服务体系作为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乡村建设的持续和深入开展。

有农民面而无农民社会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非赢利组织的缺乏。应该鼓励农民成立一些社区内或跨社区的民间组织，诸如老年协会、公益协会、生产技术协会等等，这样，既丰富了农村生活，又和整个社会沟通了起来。马克思说，"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⑥]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培养农民合作精神与合作技能的过程。

中共十六大提出了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要求，而推行农村社区建设正是对这一要求的实践。全国县级行政区划2861个，除去市辖区共计2073个，国土面积900多万平方千米，占全国国土面积的94%，县域内人口数9.4多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73%，县域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县域是城乡经济的结合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对于繁荣农村，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实现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至为关键。和大多数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双二元社会，不仅存在着城乡差异，还存在着国有和非国有的差异。在计划经济时期，县域是薄弱环节，很少有国家投资的大中型企业，而民营经济却长期受到禁止和歧视，未能发挥应有的建设性作用，县域经济遭遇着双重困境。从这个角度来说，发展县域经济就是发展民营经济。改革开放之后，那些政府转变了观念、职能和经济体制的地区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比如浙江，2000年，全省县级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10亿元，占全省的71％；该省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十多年居全国第一，这正是他们大力发展县域民营经济的结果。和大城市里民营经济主要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不同，在县域范围内民营经济的投资项目大多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调动和保护民营经济的积极性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和繁荣农村经济的一条重要途径。农民经济实质上也是民营经济，只不过它比民营经济的待遇更为恶劣而已。能否在广阔的乡村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是推动县域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最大变数。至于在县域范围内，是就地工业化还是发展小城镇或者发展县城等中心城镇，只要存在一个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的开放的市场，市场的主体自己会做出最经济的决定。如果说改革开放为农民提供了一个外部创业的宏观环境，那么乡村社区建设就是在为农民内部创业提供契机。让农民成为发展县域经济的主体和最大受益者。

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部分地造成了地方政府向农民乱集资乱摊派，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施行分税制之后，中央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而地方财政，特别是县乡财政却日趋窘迫，现在国家应调整宏观政策，真正把加快发展县域经济作为国民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以乡村社区建设为主要组织形式，大力投资农村生产生活设施。包括通讯、电力、广播电视、文教以及乡村道路、人畜饮水、农村沼气、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的完善，是农村融入社会的物质基础。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不仅是改善农民生产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基础工作，也是推动乡村社区变革的契机和初始力量。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扶持重点产业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为解决这一问题，韩国政府自1970年开始发起了“新乡村运动”，并设计实施了一系列的开发项目。政府为新村运动的顺利进行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到1980年4月的十年间，政府投资总额达到了27571亿韩元，兴建了大量的农村基础设施，包括农田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农村市场体系、能源设施等，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取得了超出预期目标的效果，实现了一个发展中国家跨越式、超常规发展的模式。[⑦]

我们在借鉴韩国经验的同时，可赋予它更为丰富的内容。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并不是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部，甚至远远不是，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永续的创新过程，它不断为本地居民提供重新评估和规划自己生活的机会，不断唤醒被惯常的生存伦理所催眠的创造力。但是首先由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仍然是一个可由之展开的具体的切入点。对农村的公共工程投资以社区生产生活为中心，以吸收地方劳动力为主。在专业机构的帮助下，社区居民调查分析社区的资源和自身需要，自主提出革新计划与合作方式，自主参与项目的决策、实施、监督和评估，这样就为社区与人共同发展提供了可能。

运作模式可因地而宜。比如在县一级，可以成立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非赢利组织（NPO）、社区代表以及社会知名人士等组成的乡村建设委员会，它从政府预算中获得资金，但是不在政府编制序列之内。该机构按照现代NGO模式运作，施行透明管理，每一财政年度，由政府审计局和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交叉审计。

任何一个村都可以与专业组织或研究机构联合申请社区建设项目。项目申请书必须是社区居民充分参与下的结果，它既包括实体工程的计划，也要有未来全村的发展设计，它必须体现出村民合作的清晰脉络。乡村建设委员会根据提交上来的项目申请，实地考察，评估村民参与决策和管理的质量以及后续的自我发展能力，决定是否投资。如果予以否决，必须给出详细的理由和改进的建议。

关于人才。县乡财政负责中小学教育实质上就是农村为大中城市培养人才，即便是由国家为农村教育买单，在城乡差距持续扩大的情况下，培养出来的人才也还是要留在城市。这样的单向流动必然使农村智力资源得不到相应的增长，从而进一步造成农村的衰落。现在，有许多人在谋得了安稳的生活之后，愿意为农村提供一些服务，包括许多在城市中长大的人也有这种愿望。农村社区建设要为这些真诚的想为农民作点事的人提供一个有序参与的组织化平台。追逐着利益的城乡互动是一种常态，是必需的、是基本的；基于关爱的奉献是弥足珍贵的，这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一种方式。

把各种行有余力的人都引入到能够增加农民福祉的具体的建设行动中去，在农村社区内发现新的增长点（物质的和文化的），培植它，发展它。由于参与的力量来自不同地区和不同的行业，他们带着不同的信息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去和农村社区的居民交流，在比较中发掘社区的特色和优势，并在持续的交往中建立起城乡之间的诸多网络。

农村社区建设同时也是基层政府转变职能革新自身以适应农村现代化的过程。

居于城市之外的农民虽然没有尝到多少现代化的物质果实，却在传媒发达的今天日益被现代的文化食粮所滋养着。传统的“生存原则”被现代性解构之后，农民对民主，平等，权利的意识逐渐清晰了起来，甚至非常敏感。农民的法制意识也随之上升了，行政权威以及政治动员权威的效果下降了，靠传统的方式已经很难再动员整合已经分化了的社会。从近年不断增多的农民的各种表达符号中似乎也隐含着一条寻求基层组织制度重构的逻辑线索。

这是一个利益分化的时代，利益愈是分化，就愈是要求一种整合。政治发展就是一个不断适应和平衡各种利益关系的过程。但现在，有些地区的基层政府已经失去了利益整合与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功能。在计划生育情况好转之后，臃肿的基层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钱。要钱难就再增人，再增人就需要更多的钱，甚至动用黑社会的力量。日益紧张的干群矛盾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使党的权威损失殆尽。正如总理在谈及农村税费改革时所强调的那样，“要改革农村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最重要的是要精简人员”，他在回答记者问时还引用了古代《大学》里面的一句话，“生财有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

农民的负担不只来自直接的税费。费改税之后，政府为弥补缺口，加紧了对集镇商贸和游走于乡间的小商小贩的盘剥。须知，盘剥商业就是盘利农民。正是这些商贩为农民提供了市场信息，把他们的产品运送到一个价格更高的地方去。销售日常用品的商贩受到盘剥之后不得不抬高价格，最终还是转移到了农民的头上，而且这些商贩本身就是兼业的农民。另外还有一些有了点资金、积蓄了点创业冲动的农民因这种不良的市场环境而不敢轻举妄动，脆弱的草根经济生态不得不在权力的寒霜冷雨中一次次遭受摧残，什么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统统落花流水而去。即便从这么狭小的范围来看，三农问题也的确不是在三农之内所能解决的。农民负担只是表面现象，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乡村治理结构不合理。[⑧]转变政府职能乃至改革基层政府的组织架构都是十分迫切的，基层政府不能成为阻碍农民融入社会的障碍。建立一个公平、开放、打破城乡分割和免除行政干预的全国统一市场是农村社区融入社会的基本要求。“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农村需要休养生息，它已经不能再提供经济乃至政治的资源了。

其实，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城市放开，农村放手。

二、差异化发展

正如贫穷的具体原因各各不同一样，发展的具体道路也是多种多样的。农村的每个社区都大致相似，但每个又都独一无二。现代化不是一种僵硬的发展模式。任何一种成功了的现代化都是结合了本地的特殊性并把这种特殊性转化为现代化资源的过程。农村社区建设就是这么一个鲜活生动的农村现代化过程。

乡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新的资源组合过程，在它的初始阶段并不需要一个固定的可操作化的主张，它倡导的是一种探索，是当地民众充分参与下的充分发挥了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探索

乡村社区建设并不要求立即全面展开。首先是在条件具备的地方尝试，然后根据积累的经验，选择那些能够提供由全体居民充分参与下制定出完善的社区发展计划的村进行投资。这样的示范作用会带动起临近村子居民参与本村发展规划的热情，所有村民行动起来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掀起建设自己家园的热潮或许能由此颇为壮观的形成起来。

差异化发展的其中一个层面是，每个社区都有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区建设的切入点。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亟需首先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社区居民共同利益所在，也是他们能够积极参与的起点。

差异化发展的另一层面意思是，虽然社区居民在公共资源的占有上是平等的，但社区的机制决不限制个人的独具风格的发展；因为每个人的禀赋和个人资源的拥有是有差异的。在公平规则下的其中一部分人的快速发展并不会减少其他人的福利，反而会为他人创造更大的空间，这也是人类文明能够持续进步而不是停留在低水平零和博弈上的原因之一。农民内部的分化也是真实的现状，那些逃离了“把生存作为首要目的”[⑨]之困境的农民如果得着了一个好的环境，他们是有条件转变为一个面向未来发展之熊彼特式企业家的。这些以收益最大化为目的的转变了的农民一方面退出农业经营从而减轻农业内部的压力，另一方面又其他农民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其实，这种变迁就是在削弱农业内卷化的机制。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涌现了许多这样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家”，虽然他们的前面还要加上农民两个字（当然，这些企业家的数量比起庞大的农村人口的基数是微不足道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农村社区建设就是在营造一种创业氛围——一种鼓励个人创新发展的氛围。“农民”是被赋予的，它既是国家的定义又是历史演绎和社会结构的界定。“农民”，作为内化了的历史与社会现实结构，同时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和经济伦理；在城乡整合以及乡村社区内部革新过程中这些沉淀了的惯习势必要被创新的潮流所冲刷并反过来促进农村社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关于乡村生活的形式、意义或从文化的角度来看。虽然乡村建设所欲达到的其中一个目的是使农村社区居民过上一种在价值上和城市生活“相等或差不多的”的乡村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理性就是社区建设的指导思想。倾向于并能够清楚地计算出自己的生产和生活成本仍然是人类主流文明的主要行为标准,目的理性仍然要贯穿到人的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人不是为了文化而存在，恰好相反，文化是为了人而存在。狭义的文化是一套行为系统，其核心是由一组传统观念，特别是由价值系统所构成。乡村文化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大本营，它是适应农耕生产制度的产物，它已经深入到了人格系统，使知足、拒变、守旧成为主流，同时也养成了人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传统作风。一百多年来的西风东渐不只在器物和制度层面上而且也在文化上侵入了“停滞的乡村生活”，特别是上个世纪的几次历史巨变早已使乡村文化支离破碎了。旧的没有去除，新的尚未建立，尴尬的文化生态使人们无所适从，社会失序与失范乃至道德滑坡在农村几成普遍现象。渗透进来的商业精神既找不到立脚的坚实的经济基础，又无时不在权力的威压下缩头缩脚，破碎了的传统文化也不能提供自我麻痹的保护，这真是一种痛楚的过程。安身立命的文化重建远急迫于寻求“亚洲的意义”或“中国的意义”，虽然后者在文明的层面上或更为宏大，但是，就从来就没有从容过的中国现代化和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进程来说却颇多奢侈的味道。破碎的乡村生活中仍然残留着逝去的朝代的基因，不管它们会发出什么样的新芽，只要是在各个具体的社区建设中获得了自然的发育机会，而非某种思想运动的催生，它就具有了成长的内在的合理性。千差万别的社区的实际状况在具体的建设中生发出多样性的社区文化或可预期。乡村社区建设就是为这些有差异的也因而丰富多彩的文化重生提供机会，但它极力避免统一的思想指导，它不寻求那种最高抽象的文化结果。

中国是一个大国，无论是自然环境还是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各地都差异巨大，试图用一个方案来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最起码在方法上是不合适的。但是，我们却从来都没有真正的走出过这么一个怪圈。

农村社区建设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始终开放着自身的变迁过程，是一个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它的基本原则是，以人为本，效益优先，权益平衡，多元一体。

农村社区建设是一个探索过程。一个极其严肃的，建基于满足民众不虞匮乏和获得自尊为目的的过程。它不是一种理想主义下的狂躁的运动，而是一种脚踏实地的一个个具体的充满着艰辛和创造幸福的生产与生活实践。

三、政府及各界的作为

农村社区建设试图从困扰整个中国健康稳定发展的三农问题上打开一个缺口，以期迈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可以看做是一个实现农村现代化的再动员。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是一个需要许多人，许多机构共同参与才能做好的工程。但是，乡村建设的主体是农民，这一点是其成败得失的关键。

政府。政府是乡村社区建设最有力的推动者。但对政府的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不是要它从预算中拿出一大笔钱来，更不是额外增加了它的工作，而是角色的转换。政府要从一个支配者、控制者转变为一个合作者，一个在社区建设中和各参与者平等的角色。当然在当前的政经格局下如果没有一群具有宽阔胸襟和革新观念的官员作坚强后盾，推动乡村变革也是困难的。

研究机构及知识分子。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时期的梁漱溟认为中国当时最为迫切的问题是个人权力和生命财产的稳定和保障，中国民族的富强和中华文化的复兴关键在于全体国民生命意识的甦醒。只有生命意识的甦醒才能使“人的个性伸展”成为可能，他在《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中指出：“个性不立绝不是健全的社会组织，个人在社会中地位的尊重，毕竟是永恒的真理”，个性的伸展以及社会对个性的尊重和保护从而使民族获得勃勃生机。解决中国问题的主体是农民，但愚昧、贫困的农民却缺乏这样一种自我意识，梁漱溟认为，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命运。我们现在提倡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到乡村社区建设中去，并不是要他们去促进农民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个任务已由上个世纪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特别是七十年代末开始的市场经济变革所基本完成了，虽然对自我意识的满足仍有极大差距。当下知识分子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和协调，是传送知识和信息（在客观上也起着弥合社会裂隙的作用）——传送适应现代生产方式的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等管理知识以及生产技术知识和相关信息等。

城市社区。繁华都市与偏远乡村的差距很大，这同时也意味着前者可以在许多方面帮助农村的发展，提倡城乡两种社区可以结对建设。当然不是那种流于形式的捐钱捐物，而是一种有专业机构参与了评估和建议的长久的互动的平等的伙伴关系。这种合作有助于开阔视野和心胸，有助于消除社会隔膜。

衰落范文篇10

关键词：个体户；政策环境；市场环境

个体户作为中国社会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对中国市场的培育、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然而，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到现在，个体户正在逐步地走向衰落。历史和现实的情况证明，政府和市场是影响中国个体户兴盛与衰落的关键性因素。因此，对个体户发展变迁的分析和研究也必须沿着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两条主线进行下去，这样才能把握住研究的核心。为了弥补社会学界对个体户经验研究的不足，本文以湘中县为例，通过个案分析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个体户近二十年的发展变迁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试图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角度出发来对县个体户的变迁进行研究分析，以了解影响个体户经营的深层次原因。

一、政府权力经营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经济发展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心和核心任务，各级政府开始把经济发展作为核心工作目标，其中，GDP的增加则成为考核地方政府部门、官员业绩的核心标准。这种体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束缚了政府的手脚，暗中转移了政府的部分工作职能，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政府职能范围的不恰当，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1．政府部门的尴尬处境与权力经营由于财政计划过高、“分税制”分红和税种、费用种类过多等财政体制方面的一些问题，县政府不断地在公益部门和营利部门的尴尬处境中矛盾着，但为了部门利益又不得不想法设法地积极寻找“税源”以完成财政计划，政府的工作职能也因此而悄然地发生着变化。迫于政绩考核的需要，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虚报的GDP值增长→财政任务加重→地方税收任务加重→第二年虚报GDP值继续攀高→财政任务更为繁重→地方税收任务更为加剧→第三年虚报GDP值再攀高→……在县政府下达的必须完成年度财政计划的行政命令的压力下，各部门深知完成任务并非易事。但任务是“死”的，各职能部门既不能偷、也不能抢，就只能是各施其法、各显神通了。作为政府部门，也许缺钱、缺人，但唯一不缺的就是“权力”，有权好办事。只要能“经营”权力，就能利用权力生财，维持部门生存，保障部门利益。

比如，2003年《新交通法》的颁布本意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交通安全，严惩违法、违章行为，从而达到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目的。由于超载是引发交通事故的重要因素，且超载行为屡禁不止，因此《新交通法》加大了对超载行为的惩罚力度，目的是希望以此来对超载行为有所约束。然而，在县，对超载的严惩却成了交警部门抓收入、抓效益的良方。他们运用对超载的处罚权来增加部门收入、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财政计划。这样一来，处罚超载以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被扭曲。被访谈的6名司机向笔者反映，他们因超载被罚款后从未被强制原地卸货，而是可以载着超载的货物继续行使。并且据他们讲，凭着罚款单通常可以“安全”超载1个月，在这1个月内只要出示本月已经被罚过的罚款单，便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被再罚。事实上，超载处罚单在县已成为车主花钱买的“包月免罪金牌”。只是能否真正包月还得看运气，如果哪天碰上“严打”或者“运动”等“倒霉事”了，就算带上“免罪金牌”也照样被罚。实际上，目前县对超载的处罚并未起到预想中的维护公共安全的作用，而在更大程度上是交警部门创利、创收的手段。对超载的处罚除了让县个体车主损失钱财、给职能部门创收外，难以起到教育与监督的作用，反而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仅误导个体车主，而且使干群矛盾激化。

政府部门“经营”权力也使得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担加重。在访谈中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尤其在最近几年，税费每年的增长幅度较大，在年营业额中的比例持续攀升，让他们不堪重负，有些老板因此不得不退出汽车修理行业。并且，在调查中笔者了解到，有时候县政府在完不成年度财政任务的情况下，个体户还必须缴纳“预收税”（即今年缴纳明年上半年的税，先支付后开店）以填补政府的财政空缺。过重的税费与不合理的收费给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营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他们的经营积极性，而且还阻碍了他们扩大再投资的行为。

2．政府官员的权力经营政府官员作为掌控权力的主体，完全有能力将权力资源变形为市场竞争者所亟需的社会网络资源，只要准确地掌握了权力信息，竞争者便拥有了重要的社会资本。对县的调查了解到，政府某些官员为了获得私利，也在运用权力资源进行官商勾结，从中获得私有财产。

一是中饱私囊。政府职能部门的不少基层执法人员存在着收费、罚款不开票的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权力在基层执法人员手中的灵活度太大，如他们可以决定收费和罚款的具体金额的多少，只要不超出核定范围即可。由于我国核定的收费和罚款的范围跨度太大，有些项目甚至有几十元到几千元的跨度，这样一来，就给基层执法人员提供了权力经营的方便，收费与罚款的主观性与不规范性的可能性加大。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积极有效的监督机制。这就是说基层执法人员到底收费、罚款与否，开票与否，收费、罚款的具体金额究竟是多少等问题很难查证，人为操作的可能性太大，没有积极有效的制度和规范来约束与监督。这样一来，个体户的钱被收上去了，但钱是否能全部进入县财政却是无法保障的。

收费与罚款的金额进入了公共账目还是中饱私囊了，无从查证。这样的运行体制很难保证官员的公正不阿、秉公执法，反而会滋长腐败之风。

二是将权力变形为社会网络资源。

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县的个体汽车修理行如雨后春笋遍地开花，彼此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1992年，为了更好地规范个体汽车修理行市场，国家有关部门将修理行划分为一类维修企业、二类维修企业与三类维修企业，划分标准是根据修理行规模大小、技工人数的多少、检验人员的数量等指标进行归类。县也根据此标准将该县的个体维修企业进行了划分。由于该县的生产力欠发达，该县并没有一类维修企业，只有二、三类的个体维修企业，但并没有完全符合标准的二类维修企业。这样，在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一旦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就意味着可以享受某些特殊资源与特殊利益。为了能被评上二类维修企业，县个体汽车修理行想方设法地“找关系”、“拉关系”，通过亲戚、朋友、老乡等关系去与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建立网络关系”和“维持网络关系”。许多政府部门官员则利用他们拥有的权力资源，并将其转化为个人的私有财产。因为只要他们开开金口、打个招呼，就能给个体汽车修理行解决许多头疼的事情，而官员也会因此得到回报，如礼金、回扣、礼品、名牌烟酒等。就这样，县某些官员玩弄着权力经营的游戏，乐此不疲。

二、市场环境的影响县经济的整体衰退和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供大于求所引起的市场竞争加剧是县恶化市场环境的两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他们的存在导致了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的向下流动和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处境。

1．市场环境恶化导致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向下流动改革开放初期至80年代末，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阶层曾经是风光无限，但90年代以后生意愈作愈艰难，利润空间不断缩小。恶劣的市场环境导致县个体汽车修理行的从业者向下流动，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行业优势消失殆尽，经济地位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之间的比例在不断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C谈到：现在一个月能搞2、3个大修就很不错了，而且因为开的店多了，大修本来是要收700、800元的，但是大家都把价格压的很低，400元就给修。90年代中期以前，1年总是能存个1万块钱，现在根本存不到钱。同时，相比较而言，其他行业的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在不断上升，甚至是那些在技术要求、劳动投入、资金投入等方面比修理行业要求低的行业，其经济收益与劳动付出的比值也逐渐与修理行业持平甚至更高一些。

第二，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社会地位下降，生活水平降低。调查发现，县个体汽车修理行从业者不仅经济地位下降，社会地位也在下降。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D谈到：以前还说修理工还有门技术，能赚钱，别人还瞧得起。现在修理工是最下贱、最让人瞧不起的职业，可能就比挖煤的好一些。并且，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外人”），都对汽车修理目前的职业地位的评价较低，而且双方有一个共同点便是他们对汽车修理行业过去的社会地位评价较高。可以看出，汽车修理行业的社会地位是下降的。不仅如此，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评价也甚低。尽管事实并非如此，但从中还是可以看出他们有极大的不满与失落情绪，这种落差让他们难以接受。

第三，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逐渐弱化。在改革开放初期到90年代初，县个体汽车修理行颇具行业优势，想学徒的人趋之若鹜，还得想方设法地托亲戚关系、朋友关系才有机会进入。由于个体汽车修理行需要的徒弟数量较多，吸收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也是比较强大的。然而，近年来，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普遍反映现在徒弟难招，数量少，劳动力的缺乏成为他们在经营中遇到的困难之一。这主要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第一，个体户的行业优势丧失，利润空间越来越小。第二，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实是学徒人数减少的重要因素之一。第三，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从而给社会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多样的就职选择，许多青壮年劳力被输出到广东、北京等大城市打工，月净收入不比一般的县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低。可以看出，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化，中国市场的职业种类呈多样化趋势，人们的就业选择面也不断拓宽，汽车修理在县失去了以往的行业、利润与声望优势，成为了冷门职业，个体汽车修理行吸收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功能不断弱化。

2．个体车主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同一市场环境下生存的个体车主也面临着类似的境况。上世纪80年代，正是县个体车主从零散的个体发展到社会群体的一个起点时期。那时候的个体车主虽然表面上看来是“开车的”，但实则是“拥有社会稀缺资源的”、“富裕的”、“令人羡慕的”职业。由于当时社会物质缺乏、物流不便捷、交通运输落后，拥有汽车的个体车主们甚至有与政府部门进行互换资源的可能性。然而，时过境迁，个体车主已失去了以往的行业优势，收入逐年下降，职业地位逐步向下流动。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以往支持个体车主形成与发展的外在结构性因素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像两块巨大的夹板将个体车主夹在夹缝之中。

第一，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个体车主左右为难。

2003年10月审议通过的《新交通法》，主要是突出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以保护交通参与者人身安全和切身利益为出发点，同时也明确了政府各部门的职责。然而，县的个体车主却为《新交通法》的实施而伤透脑筋，尤其是新法规中对超载惩罚力度的加大，让县个体车主难以承受。但他们又迫于市场竞争的压力而不得不违反法律、法规，冒着生命危险与被罚款的风险，开着超过荷载量100％、甚至1000％的货车早出晚归，企图逃离制度的网络。制度的压力与市场的压力让县个体车主在夹缝中喘不过气来，遵守制度还是维持生存的两难选择让个体车主处于矛盾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矛盾之一：超载还是不超？按《新交通法》的规定，超载是违法的，然而，现实却是市场给出的运输价格仅够成本（油费、汽车维修费、养路费、税费等）开支，几乎无利可图。在笔者的调查中，无论是个体汽车修理行老板还是个体车主均反映：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就算超载了，一般的个体车主一月也只有净利1000元左右。这个净利是冒着生命危险所赚来的。任何一个车主都明白超载会引发安全事故，他们因超载而丧命的朋友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为了生存而铤而走险。在第一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超载。

矛盾之二：买报废车、组装车还是二手车、新车？报废车、组装车带来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严重威胁车主的生命安全，引发交通安全事故。为了维护公共安全，近年来政府着力打击报废车、组装车市场，而且对于非法贩卖报废车的违法个人和组织采取非常严厉的惩罚措施，轻者罚款、重则坐牢。然而，报废车却屡禁不止，根本原因在于市场刚性需求的存在。对于大部分不富裕的县个体车主来说，尽管开报废车、组装车是很不安全的，但是很合算。第一，报废车便宜，对于手头上只能拿出1、2万元的车主来说，这是比较合适的；第二，买报废车易于收回成本，因为开货车本来就得冒较大的风险，花4－8万元去买辆二手车是否能收回成本是很难预料的，尤其是在县经济萎靡与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第三，报废车万一被政府没收了，如果积极疏通关系，一般还是能把车要回来。因此，对报废车的刚性需求和部分政府官员的以权谋私导致了根除“黑车”的可能性比较渺茫。在第二个矛盾中，个体车主选择了违规购买报废车与组装车。

矛盾之二：按规定对汽车进行安全检查还是浑水摸鱼？为了保障交通安全，《新交通法》规定汽车每个季度都必须在二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检修，检修合格后方能拿到由二类维修企业出具的二保单，4张二保单决定了汽车是否有参加年检的资格。然而，在县，由于交通部门对二保单的管理存有纰漏，这便为个体车主提供了浑水摸鱼的可乘之机。

实则，二保单作为汽车检修的合格证应该是由公共部门来统一颁发，而不能由营利性的维修企业来提供。就如同企业的营业执照、合格证书一样应该由政府职能部门进行审核后颁发，否则，就会像县的二保单一样成为市场流通的交换物，非但没有起到应有的价值，反而会搅乱公共秩序、阻碍职能部门的管理。正是由于二保单的市场可流通性，县个体车主抓住这个漏洞，尽量地节省成本，部分具有安全意识的个体车主会坚持每个季度在三类维修企业作一次二保，然后在二类维修企业购买二保单，还有部分个体车主干脆省去了检修的步骤，直接购买二保单以应付检查。在第三个矛盾中，他们选择了浑水摸鱼。

第二，个体车主在市场与制度的矛盾中寻求平衡。在对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选择上，个体车主只能服从市场，求得生存，然而，制度规章的存在对他们的结构性约束是不容忽视的。如何在这一对矛盾中寻求一个平衡点是他们极力追求的目标。

在具体做法上，县个体车主每天在政府部门上班前、下班后的时间段内工作，也就是早上6点之前，晚上8点以后。笔者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白天货车一般都是在修理店修车、补胎或是停放在自家门前，个体车主则在玩牌、睡觉、喝酒。一到晚上，大家便乘着夜色开车出门装货，直到深夜，早上如果起得够早，在清晨4点钟左右，你就可以看到呼啸而过的超载大货车在马路上疾驰。个体车主们就是这样在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的矛盾中寻求平衡点的。他们既不可能完全不顾及规章制度的约束，白天也出门运输赚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规章制度办事，那样他们就难以生存，他们试图逃离出制度的天罗地网，寻求制度网络所覆盖不到的时空地带与空白点，顽强“抵抗”日趋严峻的市场压力与制度压力。

然而，作为政府也不可能完全地对县个体车主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他们每个月会偶尔在非正常上班时间段内（早6点前、晚8点后）在某条私人车经常路过的街道堵车。

由于时间是不确定的，不少个体车主也因此落入了法网。但李莉＞＞＞政府与市场：个体户兴衰的生存影响因素46是一旦有个体车主得知了内部消息，马上就会向其他个体车主奔走相告，让他们当天不要出去装货，有“险情”。尽管个体车主们迫于市场压力彼此间的竞争比较剧烈，然而，在对“外”方面他们却是异常团结的。他们就像是抗战时期的游击队，左打一枪、右放一炮，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个体车主们面对市场竞争与政府制度的双重压力“在排斥中团结、在团结中排斥”。

三、结论与讨论

第一，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的合力对县个体车主、个体汽车修理行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巨大的。政府的权力经营导致他们的税费加重、罚款过多，加上不定期的“关系费用”支出使他们的经营成本不断“攀升”，不堪重负；而市场环境的恶化则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经营，造成了利润空间的缩小。政府权力经营和恶劣市场环境合力下的个体户面临着成本不断上升、市场竞争不断升级的境况，利润在下滑，他们在遭遇改革开放以来最严峻的困境。

第二，越是贫困的地区，个体户的发展就越艰难。一方面，越是贫穷落后的地区，政府财政收入就越多地依赖于税收、费收，政府压给经营者的税费负担就越重，经营者无法承受压力自然落荒而逃，这反过来不利于该地区的脱贫。另一方面，越是贫苦地区，市场就越缺乏活力，如何调动市场活力在中国主要是依靠政府，当政府把精力大部分投入到如何加税的心思中，就鲜有精力去思考如何搞活经济、搞活市场了，贫困地区便更难摘掉贫困的帽子。县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县工业一垮，政府的财政收入就开始告急，如何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是政府日思夜想的问题，要收入就只能找个体户要，但个体户财力有限，那就只能多设置费用、多罚款来进行创收。然而，政府创收了，个体户就垮了，个体户作为私营企业的过渡阶段发展不起来，县私营企业队伍自然难以壮大，继而会反过来影响县经济的发展。而与此同时，与县同属一个地级市的Y县，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以商业为主，Y县政府采取着截然不同的做法――积极减免个体户、私营企业的税费，鼓励经营、鼓励投资，Y县个体户发展蓬勃，形势一片大好。这便提出了一些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贫困地区的政府该如何摆脱对税费的依赖，真正将搞活市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政府应该如何真正给个体户创造发展的空间和环境，让他们的创业活力来带动市场和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个体户的衰退是市场竞争的必然还是人为地“监管过严”，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是前者，这意味着个体户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现阶段个体户“缩水”现象便是他们走向消亡的过渡阶段；但如果是后者，那就意味着政府对个体户的“监管”不但没有起到积极有效的作用，反而阻碍了个体户的发展，逆市场潮流而行。本文认为，县个体户的衰落是市场竞争和政府“监管过严”共同作用的结果。很明显，某些行业的个体户由于资本少、投资小、技术含量低，没有能力加入到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来，易遭市场淘汰，随着市场转型的深入，不少行业的个体户被市场的洪流所湮没。但是，大部分集中在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却依然为市场所需，其中有些甚至还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得更为紧俏。事实上，在中国尚未完全开发的西部地区，个体户有着广袤的发展空间，因此，个体户的“缩水”只能部分归因于市场，还有相当部分原因则应归咎到政府的“监管过严”。“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沉重的税费负担、缺位的创业服务等，是抑制创业活力的关键因素，势必会影响个体户的发展壮大，因此政府对个体户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王石川，2006）。

新的历史时刻给个体户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制度和市场要求。弱小无助、主要由来自社会底层人群构成、并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积极扶持和良好市场环境才能生存的个体户能否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政府应该对个体户放任自流还是重新扶持？个体户将来的路在何方？他们能否度过这艰难的时刻？这一切也许需要时间来回答，让我们拭目以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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