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教育范文10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与传统的权利相比，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新型的公民权利，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积极的受益权，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具体性权利，从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属，从自由权和社会权并列在一起的角度来看，公民受教育权实质上是社会权，公民受教育权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这几个方面对公民受教育权进行讲述。其中包括：自由权、平等权等公民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即被确认的权利，属于传统权利，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基本上认为权利有公民权利、政治权利、经济权利、文化权利和社会权利几种，

政治权利包含有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即是政治利益。政治权利是各项政治与自由的通称，宪法和法律中规定的一些传统权利如选举权、言论自由权等即是政治权利。公民通过行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参加国家、社会、企业事业等组织机构的民主决策和管理的权利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一、与传统的权利相比，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新型的公民权利。

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宪法做出不同的划分，如根据宪法产生的时间，可以分为近代宪法与现代宪法。为了对公民的各项权利予以深入的认识，也可以将权利分为传统权利和新型权利。自由权、平等权等公民权利，是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即被确认的权利，属于传统权利，而受教育权则是在宪法由近代向现代演变的历史大背景下产生的，它的历史较短，正式入宪是在1919年。同时，自由权等传统权利只规定公民享有此项权利而无义务，受教育权则在赋予公民权利的同时又设置了必要的义务，它的内容较新。不管是从时间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受教育权具有新型性的特点是较为明显的。

二、公民受教育权是一项积极的受益权。

我国台湾地区有许多学者认为，有一种权利可称之为受益权。受益权又可分为消极的受益权和积极的受益权。刘庆瑞认为：“受益权系人民站在积极的地位，为自己之利益，而向国家要求一定行为之权利。以前，各国宪法多注重于保护人民的自由权，关于受益权，甚少规定。其有规定者，亦仅以保护自由权之受益权为限，例如司法上的受益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宪法渐趋向于经济上的平等主义，对经济上的弱者，采取种种保护办法。于是教育上的受益权和经济上的受益权，遂规定于宪法之中。他认为，受益权可分为司法上的受益权，行政上的受益权和教育上的受益权等。”[8]林纪东认为：“受益权，谓人民为其一己之利益，请求国家为某种行为之权利。”他将受益权分为消极性之受益权和积极性之受益权。救济权即为消极性之受益权。“积极性之受益权，亦有多种，如生存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9]笔者认为，台湾学者的分析颇有道理，公民要想享有受教育权，须依赖于国家创造必要的条件，提供基本的设施，实质上即要求国家履行必要的积极义务。

一、受教育权的概念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来考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阶段和基本阶段应如此。”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

受教育权实质上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人民在受教育方面，得请求国家给予适当之教育环境与机会，以享受获得知识、发展人格之权利。”我国大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6条对受教育权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本文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保障公民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而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社会权利。

二、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主要受下列因素制约

尽管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初见轮廓，但事实上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达到法制健全的要求，即尚未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依法治国背景下教育事业发展要求的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现阶段还显示出很多问题：

1.公权力领域忽视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

摘要: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对于这一条款,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通过对此条款提出法理的质疑，旨在引发对于宪法制定的思考。

关键词:受教育权;权利;义务;宪法

“人们为理解社会而受教育，他们为创造或再创造社会而受教育。”著名教育家埃弗雷·赖默的这句名言足以显现出教育的重要性。如今各个国家更是将受教育的权利列入法律之中予以保护，有数据显示，在142个成文宪法国家的宪法中,51.4%的宪法规定了受教育权利和实施义务教育,22.5%的宪法规定了参加文化生活,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23.9%的宪法规定了教育自由和学术自由的权利。

当然，我国也不例外。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机会。”；等，这一系列的法律规定都凸显出我国对于受教育权

的保护及重视。但其中所引发的种种思考也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受教育权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规定不合理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市的开放性也不断提高，为了更好的生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进城打工。而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及城市对农村儿童上学的“不公平”对待，大部分人选择将子女留在家中让其生活，于是，“留守儿童”产生了，并且越来越普遍。再加上青少年对于祖国未来的重要性、关键性，使得做好留守儿童的有关工作显得尤为重要。采用网上查找资料、实地调研、问卷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对山西省A小镇的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现状展开调查，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留守儿童；受教育权；现状分析；对策

1留守儿童产生的背景及原因

1.1产生背景。一方面经济不断发展，社会不断进步，城市的开放性也越来越强，为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另一方面部分农村改革相对较慢，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无法为家庭的良好发展提供充足的机会等。1.2产生原因。留守儿童的现象产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农村经济落后，就业机会少甚至没有，迫于经济压力农村的大部分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而又由于农民本身的阶级性、受教育程度等造成其收入并不高，且受城市消费高、经济压力大等的客观因素的影响，无法支撑一个家庭的开销；另一方面是当今社会的制度问题，社会对农民工的不公平待遇，如受户籍影响无法在城市读书等。

2受教育权的涵义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由宪法确认和保障的公民受教育的权利。为了充分保障公民享有这一权利，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一套适合国情的教育制度，包括：①学龄前教育；②全日制各级各类学校教育；③职工教育；④特种教育；⑤电视广播、函授教育等。此外，还实行高等学校的自学考试办法，从而使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又获得进一步保证。

农村建设的根本——教育

一．实践参加者:默澜,xxx。

二．实践主题:农村人口受教育状况。

三．时间:20*年02月18日。

四.地点:*省*市*村。

现将此次实践活动的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长效机制，不仅是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目标要求，而且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一项重要举措。党的先进性既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不可能通过一次集中教育解决所有问题。适当的集中教育，主要是针对某一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或党员队伍中存在的较为普遍的问题而展开的教育，解决的是党在一定的时期里，面临的形势、所承担的历史任务中保持先进性的问题；而长效机制要解决的是党的先进性建设日常化、制度化、机制化的问题，使保持党的先进性能够成为制度化的工作，运用到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中，长期坚持下去，并形成科学的制度规范。只有短期集中教育和长效机制建设有机结合、优势互补，党的先进性建设才能得到强有力的保障。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健全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长效机制尤显必要和重要。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的工作实践中，我们有以下几点粗浅的体会：

一、学习教育是基础。加强党员的学习教育是确保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基础。只有坚持学习，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素质，才能不断提高宗旨意识，才能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当前，在一些班子和部分领导成员中，仍然存在忽视理论学习的倾向，把学习视为“软任务”、“额外负担”，重事务、轻学习的现象比较突出，因此，建立健全长效性机制首先要健全加强党员学习教育方面的制度，认真解决好党员的学习理念、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动力等方面问题。我们认真总结完善了先进性教育活动学习动员阶段领导带头领学、集中办班送学、先进典型导学、学习交流互学等做法，及时运用到基层党组织的日常学习培训中，同时建立党员学习学时累计制度、党员干部考学制度等，进一步确保了党员学习教育的落实。

二、制度建设是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制度好，坏人很难为恶；制度不好，好人极难从善。制度建设是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重要保障。一是要正确处理好建立健全制度与贯彻执行制度的关系。制度的建立健全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不折不扣地执行制度。要通过学习和引导，明确党的制度就是党的纪律和法规，违的制度，就是违的纪律，从而使大家树立按制度办事，按制度工作的观念，自觉执行党的各项制度，同时要加强对法规制度执行情况的督促检查，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章不循的行为，维护法规制度的严肃性，强化对制度落实的督查，定期检查、讲评、通报各支部执行制度的情况，并把它列为年终工作考核的一个重要内容。二是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传统与改革创新的关系。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继承，这是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必须遵循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长期实践中，我们形成和发展了一整套规章制度，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也是我们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又要坚持与时俱进，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在坚持的基础上发展，在已有的基础上完善，使所建立的长效机制富有时代特色，体现时代要求。比如我们建立了沟通协调制度，即定期召开由农业系统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务虚会议”，进一步强化全局意识，统一思想，增强部门工作的整体合力。建立民情收集制度，及时收集分析和反映民情民意，健全有效渠道和机制。三是要正确处理好着眼长远与立足当前的关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是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任务，则必须着眼长远，从机制、体制、制度层面上考虑、谋划“永葆先进性”所应当解决的重大问题。但是，加快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工作又是一项紧迫的任务，必须立足当前，紧密联系党的建设的日常工作，特别是紧密结合当前正在开展的先进性教育、加强机关干部队伍管理等活动，都要努力完成县委的统一部署，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三、载体设置是关键。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效载体，同时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实现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目标也要有合身的载体。一要结合实际设置载体。面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机关党的建设过去的一些传统思维方式、领导方式、工作方式已远远不能适应时代要求。这就要求我们本着“在继承中创新、在改革中发展”的理念，下沉精力到基层单位、到实际工作中去，搞好调查研究工作，积极探索和创新机关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办法、新途径，力求从县委的全局工作中找准党建工作的位置，从实施构筑现代化瓷都的战略部署中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自去年以来，我们与林业系统党委联合开展“支农战线党旗红”活动，确定“支农论坛、项目带动、科技兴农、市场开拓、优质服务”等37个紧密联系本部门工作实际的支农重点项目，进一步深化和巩固“一师一项目”活动所取得的成果，创新机关党建工作新思路、新形式、新机制，从服务“三农”中找准党建工作的切入点和落脚点,提高了机关党建工作成效。二要科学谋划用活载体。我们开展“支农战线党旗红”活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要长期地坚持下去，用好用活，就要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①建立支农项目“滚动式”管理新办法，不断充实新的支农项目，形成支农项目的滚动循环。②采用县、乡、村“三级共建”示范基地新方式，做到县、乡、村、户“四体联动”，确保支农项目有效落实。三要绩效挂钩紧贴载体。将支农项目的落实情况与本人的评先评优、年度考核、职称评聘挂钩起来，有效激励了党员干部的创业热情。通过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健全，使农业系统广大党员积极主动地服务“三农”，深刻体会到“教育活动虽有时限，‘支农’实践永无时限”，真正实现了“党员受教育，群众得实惠”的目标。

四、服务群众是目的。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最终要落实到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来，党员“长期受教育，永葆先进性”的最终目的也是更好地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因此，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员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从扩大联系范围、改进联系方式、丰富联系内容、增强联系实效等方面入手，同时注意总结先进性教育活动中采取的征求群众意见，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等有效方法，以及领导干部联系点、党政机关群众接待日等制度，把这些有效的做法和制度变为长效机制，使它们在联系群众、造福群众方面长期起作用。在这方面我们系统做了一些有效的尝试。如要求各单位进一步强化机关效能建设制度，全面执行首问责任制、一次性告知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办事预约、上门服务等制度，水利局建立的党员挂钩重点水利工程制度，农业局建立的农技人员挂钩乡镇开展技术指导制度，农办完善下乡调研制度等等。

摘要：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特点应从五个方面考虑：一是该项权利所必须的；二是主要的；三是该项权利自身的特点；四是该项权利特点的独特性不能绝对化；五是这些特点是有机联系的。鉴于此，该项权利的特点有六个：一是新型的权利；二是积极的受益权；三是具体性权利；四是文化权利；五是社会权；六是既为权利又为义务。

关键词：新型的，积极的受益权，具体性权利，文化权利，社会权

所谓基本的是指根本的、主要的；所谓特点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另一事物的标志。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认为对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特点的界定应考虑几个方面：（1）所指出的特点必须是该项权利所必需具有的，而不是可有可无的；（2）所指出的特点必须是主要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3）所指出的特点应能使人们正确、全面的把握该项权利，是属于该项权利的特点，而不是其他权利均具有的；（4）该项权利的特点的独特性，不能绝对化；（5）所指出的特点应是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共同展示公民受教育权。

早些年，人们对公民受教育权较少系统的、专门的研究，对于该项权利性质特点的探讨多是附带性的。

如龚祥瑞教授认为，从西方各国宪法文本来看，权利主要有三类：①消极的基本权利，即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等各项个人自由，该类权利可以说是国家对于个人的消极义务。②积极的基本权利即公民的受益权，该类权利，是国家所必须积极履行的义务，公民受教育权即属于积极的公民权利。③参政权。[1]

何华辉教授认为，在现代国家中，人有三种属性：即政治生活的人、社会生活的人和私人生活方面的人，和这三种属性相联系相适应的公民基本权利也应该有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个人生活三类基本权利。受教育权属于公民社会生活方面的权利。[2]

一、受教育权的概念

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国际人权来考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中确立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6条规定，“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教育应当免费，至少在初级阶段和基本阶段应如此。”1966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再次重申了《世界人权宣言》中关于受教育权的规定。

受教育权实质上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宪法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国台湾学者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人民在受教育方面，得请求国家给予适当之教育环境与机会，以享受获得知识、发展人格之权利。”我国大陆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享有在各类学校、各种教育机构或通过其他途径学得文化科学知识，提高自己的科学文化业务水平的权利。”我国《宪法》第46条对受教育权的规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本文认为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保障公民个体的生存与发展，而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积极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社会权利。

二、我国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主要受下列因素制约

尽管我国教育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初见轮廓，但事实上我国现有的相关法律、法规并未达到法制健全的要求，即尚未形成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别是依法治国背景下教育事业发展要求的一套完善的法律体系。现阶段还显示出很多问题：

1.公权力领域忽视公民个体权利的实现

在战后日本宪法学界以及司法实践中，教育权与受教育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教育权是指受教育者的保护者（包括亲权者和监护人）或教育担当者决定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内容的权能，主要涉及市民社会中教育自由的问题，有所谓“父母的教育权”、“教师的教育权”、“居民的教育权”以及“国民的教育权”、“国家的教育权”等说法，它与传统的学术自由或大学自治等概念紧密相关，属于自由权的范畴；受教育权是指为了使所有国民不分贫富均能接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教育，国家在立法及行政上有责任采取各种必要的措施。受教育权包括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等内容，与其相提并论的是生存权、劳动权、劳动基本权等概念，属于社会权的范畴。[1]本文将基于这种认识，分别就战后日本教育权中涉及的教育的政治中立、教育自由或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国民的教育权”和“国家的教育权”等问题以及受教育权中涉及的教育的机会均等、义务教育的无偿性等问题，结合相关案例，进行扼要考察和论述。

1、教育的政治中立

有关教育的政治中立，日本《教育基本法》第6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教员服务于国民全体，必须自觉自身的使命，努力实现其职责。”同法第8条第2款规定：“法律规定的学校，不准从事支持或反对特定政党的政治教育及其他政治活动。”同法第10条第1款也规定：“教育不应服从不当的支配，应该对国民全体直接负责。”从立法过程和立法意图来看，本条关注的主要是“教育权的独立”问题，其中包括①教育应该免受政治的或官僚的支配，独立对国民负责；②学术自由必须在教育上得到尊重；③教育行政必须在前两项条件下为实现教育的目的进行必要的各种条件的整备。[2]为了确保义务教育的政治中立，根据《教育基本法》的精神，还制定有《关于确保义务教育诸学校教育政治中立的临时措施法》，规定禁止教唆或煽动支持特定政党等的教育，对违反者科以相应的刑罚，目的在于使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免受党派势力的不当影响和支配。因此，以所谓国家民族的名义，强行灌输一党一派的片面错误的观点，在国民主权的市民社会里是不能允许的行为。这里强调的是受教育者自由权的侧面，即提供和实施教育的一方在教育过程中不能有企图“支配”受教育者的意图或行为。这是日本战后自由主义教育观在教育法制方面的具体体现，是对战前单方面灌输“忠君爱国”观念的军国主义教育观的彻底否定。除此之外，教育机能的独立性也要求教育免受行政权及政治上的不当干涉。

2、教育自由与学术自由

教育自由是指教育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从享有教育自由的主体来看，通常包括父母家庭教育及选择学校的自由、教师教育的自由、受教育者学习的自由、国民执笔教科书及出版的自由、国民设立私立学校的自由、私立学校教育的自由等。虽然作为社会权之一的受教育权的实现需要国家履行相应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有权介入教育的所有方面，如决定教育的内容等。关于宪法上教师的教育自由的根据，虽然存在不同见解，但主要依据的是宪法第13条、第23条和第26条。《日本国宪法》第13条规定：“所有国民作为个人受到尊重。有关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之国民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与其他国策上，有必要予以最大的尊重。”尽管《日本国宪法》中没有关于“教育自由”的明文规定，但作为“一般的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一部分”，教育自由与个人隐私权等一样，得到宪法上的广泛保障。此外，将教育自由的根据求之于《日本国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规定，是建立在对“学术自由仅限于大学的教授自由（Lehrfreiheit）”这种一般见解的批判基础之上的，认为小学教师和大学教师一样，也享有学术自由。下级教育机关被限制“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只能从作为受教育者的儿童学生的学习权得到说明，就是说作为下级教育机关的教师，不能不考虑教育对象的智力水平，灌输学生不能判断和接受的教学内容。而大学层面上的教育自由则直接表现为学术自由，与思想。良心的自由、信教自由、表达自由同样属于精神自由的范畴，是指个人的学术研究活动及其成果的发表免受公权力的干涉。大学自治作为学术自由的制度保障，除了教师。校长在人事上、设施管理上以及学生管理上的自治，还包括在实现研究教育作用上的自治、预算管理上的自治等。自治的主体通常以教授会为中心，至于学生是否应该作为自治主体参加大学的管理运营，则应该由各大学自主决定。[3]另外，也有观点不承认“教育自由”是“学术自由”的延伸，强调必须区分“教授自由（Lehrfreiheit）”和“教育自由”的概念，认为教育自由是为了满足宪法第26条规定的“受教育权”（学习权）的要求而存在，与作为绝对自由的“学术自由”不同，需要考虑其“自由”的妥当性。[4]

与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相关的典型案例有“东京大学人民剧团事件”（最高法院昭和38年5月22日大法庭判决）。本案涉及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学生集会的正当性问题。本案判决认为日本宪法第23条有关“学术自由”的条款包括“学术研究的自由与其研究成果发表的自由”，“为了保障大学的学术自由，传统上承认大学的自治”，“因为大学作为学术中心，以深入探究真理，教授研究专门的学问和技艺为本质，直接意味着教授及其他研究者的研究、成果的发表、教授研究成果的自由以及使这些得以保障的自治……。”在本案中，日本最高法院认为“学生的集会不是真的为了学术研究或其成果的发表，其行为相当于实际社会中的政治的、社会的活动时，不享有大学保有的特别的学术自由和自治。”但是，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如何判断“政治的、社会的活动”与“学术的研究、发表”的区别是困难的，如果这种判断不是由大学自身行使，而是由警察行使，势必造成警察权的滥用，从而侵害大学的自治。[5]

摘要：女性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是影响女性人力资源开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目前青海女性受教育程度不容乐观，存在很多问题。在对其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对策。

关键词：青海;女性;受教育;

1青海女性受教育程度的现状

所谓受教育程度，是根据人们受教育时间的长短和反映出的知识文化水平来认定的，不同群体的人均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构成了群体规模的不等的教育存量。

随着青海经济的发展和基础教育投入的不断增加，女性接受教育的条件不断改善。小学适龄儿童和女童入学率分别由2000年的94.23%和93.09%提高到2006年的97.05%和96.7%；初、高中阶段女生毛入学率分别由2000年的78.35%和3.76%提高到88%和55.22%；青壮年女性识字率由2000年的72.1%提高到78.57%。新增女性劳动力和在职女职工能够普遍接受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广大妇女逐步接受终身受教育观念提高。

与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相比，女性受教育程度也有所改观，每万名女性人口中各种受教育程度的人数明显提升；文盲人口有所下降；女性人均受教育年限与男性相比逐渐缩减；女性受教育人口的数量随着年龄的减小而不断增多。如此情况为我省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也有力地促进了劳动人口素质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推动全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