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罪范文10篇

受贿罪范文篇1

一、受贿罪主体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从条文规定可以看出，受贿罪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根据刑法第93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具体包括：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对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这一概括式的规定究竟包括哪些人，这是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棘手的难题。笔者认为，无论是国家工作人员还是准国家工作人员，其共同特点是“从事公务”，从事公务是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关于从事公务存在不同的理解，有人认为，“从事公务”就是“依法履行职责的职务行为以及其他办理国家事务的行为”[1]有的认为是“依法所进行的管理国家、社会或集体事务的职能活动”[2]还有的进一步指出，所谓从事公务，是指“在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单位中履行组织、领导、监督、管理等职责。”[3]

笔者认为，上述几种对于“从事公务的理解”，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时显得不易把握。“从事公务”实际上是刑法中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在司法实践中不能简单笼统地理解“从事公务”，而应当结合刑法分则及国家工作人员犯罪来认识所谓“从事公务”。在刑法分则中，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主要有三类，即以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作为犯罪主体的犯罪；以国有公司、企业人员为犯罪主体的犯罪。在涉及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中可以看出，他们所侵犯的客体都是国家的管理职能，即他们破坏了国家的管理职能。之所以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的犯罪破坏了国家管理职能，主要只因为这类犯罪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和其所具有的职务性相互关系所造成的。所谓职务，在一般意义上，是指“职位所规定应担任的工作”[4]而在法律意义上，职务则意味着获得一定的法定身份，代表国家、集体或者社会团体执行一定的具有管理性质的事务。职务的范围比较广泛，而公务的范围却有一定的限制。它不仅如职务一样需要一定的法定权利和身份，而且这种行为还必须是一种国家管理行为或者由国家管理行为所派生出来的行为，所以该钟行为中的一些非正常现象（如渎职、主体廉洁性遭破坏等），就会破坏国家的管理职能。所以，公务带有国家管理的性质，而职务则包含有社会管理的性质，公务的范围要比职务狭窄。

综上，笔者认为，刑法第93条中所称的“从事公务”应当是指代表国家对公共事务所进行的管理、组织、领导、监督的活动，具有管理性、国家代表性的特点。只有把握这两方面的特点，我们才能在实践中准确认定那些行为属于从事公务的行为。

理解刑法第93条中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时，也应抓住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从事公务活动集中反映出立法者将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一般人员加以区分的原因。根据以上的思路，只要某些人员通过从事特定的公务活动体现了国家管理职能，并且其非正常的公务活动会破坏到国家管理职能，这些人员一般就要视为“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至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成员是否国家工作人员，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看待，而应当具体分析，因为根据我国宪法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并非我国的一级行政机关，而是基层群众性自治性组织，而其职责除了管理一个村、一个居民点的集体利益外，还经常协助行政机关传达、贯彻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代行一些行政管理事务，所以不能简单地从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成员这一外在身份来判断是否为国家工作人员，而应当从该委员会成员是否依法从事公务这一国家工作人员的本质特征出发来判断。详言之，如果其从事的仅是集体中的事务，如管理村中的集体财产，就不能以国家工作人员论，但如果其受行政机关的委托，代替行政机关从事一定的行政管理事务（如管理计划生育、发放救灾、救济款物等），在这种情况下，其实际上是依法受委托在从事公务，对其应视为刑法第93条规定的“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根据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刑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的解释中规定：村（居）民委员会组成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时也应以国家工作人员论，这些行政管理行为包括：（一）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的管理；（二）社会捐助公益事业款物的管理；（三）国有土地经营和管理；（四）土地征用补偿费用的管理；（五）、代缴税款；（六）有关计划生育、户籍、征兵工作；（七）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二、受贿罪的客体问题

我国刑法学界对受贿罪客体看法不统一，主要有“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及“选择性客体”说三种观点。

（一）关于“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说

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这种理论观点，即是我国刑法理论上的传统观念，也基本上是当前刑法学界的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在解释受贿罪客体时指出：“所谓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指实现国家基本职能的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力。”[5]由此可见，这种观点的基本含义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贿赂和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必然会损害行为人职务所及的那一部分国家机关的管理职能，破坏了国家有关方面的政策法律的实施。所以，任何受贿行为，都会破坏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从宏观上正确地指出了受贿罪和其他渎职犯罪一样，都会从总体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从刑法客体理论与司法实际相结合的角度来分析，上述观点却有着三个值得商榷的问题。其一，这种观点没有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任何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渎职犯罪，都会侵害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把渎职犯罪“侵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这个同类客体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则不能具体地、直接地把受贿罪的特殊性揭示出来，无助于探讨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其二，这种观点不能全面地反映受贿罪的社会危害性。古今中外的受贿犯罪，都有贪贪赃枉法与贪赃不枉法之分，或者说是有违背职务与不违背职务之分。贪赃不枉法的，受贿与不受贿在执行职务上没有区别，这就不存在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问题。对这种贪赃不枉法的案件，司法实践中都是按受贿罪定罪量刑的。但是这种行为在实际上并未破坏国家机关对内对外的职能活动。如果我们在理论上坚持以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为前提的话，就会把这类行为排斥在应受惩罚之外。其三，这种观点不能概括受贿者没有为他人谋利的行为。有的受贿人利用职务之便索取、收受贿赂后，主观上并不想去为他人谋利益，客观上也确实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利益的行为；有的受贿人索取、收受他人贿赂时，对能否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持放任态度，或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化、不可能实现为他人谋利益的承诺。这两种情况的受贿案件，受贿人的受贿行为实际上都不可能对国家机关的正常职能活动造成危害。但其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如果把受贿罪客体界定为“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话，对这种不侵犯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行为予以定罪就会产生矛盾。

（二）关于“复杂客体”说

自从1982年，中央颁布的《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规定》中把受贿罪列为经济犯罪以来，便有人提出受贿既是渎职犯罪又是经济犯罪的主张，从而产生了受贿罪是“复杂客体”的理论。“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该说认为，从我国几十年来刑事立法实践看，都是把受贿罪看成是一种经济犯罪的，因此，只把受贿罪的客体理解为“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是不全面的，复杂客体才能全面地反映该种犯罪的犯罪性质。

笔者认为，“复杂客体”这种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在理论上是难以成立的。其一，受贿行为不符合复杂客体的构成要件。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复杂客体中所侵犯的两个直接客体，虽然有主要客体与次要客体之分，但两个直接客体与犯罪行为之间，则必须具有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而且两个直接客体都是构成犯罪的必备要件。受贿罪是否“既侵犯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关系”呢？回答是否定的。受贿行为虽然表现为索取、收受行贿人的财物，但并未侵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受贿具有“钱与权”交易的性质，故不存在受贿人侵犯给付财物一方财产所有权的问题。其二，混淆了受贿罪客体与受贿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界限。有些受贿人受贿后纵容走私、投机倒把、偷税抗税、假冒商标、伪造有价证券等犯罪活动，确实可以造成对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破坏，严重危害国计民生，干扰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但犯罪造成的后果与犯罪客体截然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受贿后造成严重后果的，只是量刑情节问题，并不是决定犯罪性质的犯罪客体。

（三）关于“选择性客体”说

有些同志鉴于当前受贿犯罪情况复杂，危害领域较广，试图另辟蹊径解决受贿罪直接客体问题，提出了“选择性客体”的主张。持该观点的学者指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据此，我们也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选择性客体。只要侵犯上述某种客体，并符合受贿罪其他构成要件的，就可以认定为受贿罪”。[6]笔者认为，“选择性客体说”也难以成立。选择性客体，在我国刑法理论上研究甚少。参照中外学者的观点，它的基本含义是：某种犯罪行为除必然要侵犯某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之外，还可能有侵犯其他某种社会关系的情况。前者是该种犯罪的直接客体，决定犯罪的性质；后者是该种犯罪的选择客体，即不是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也不决定犯罪的性质，只是犯罪危害程度的一种反映，对量刑有重要意义。而前述作者所主张的“选择性客体”的含义，与此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基本内容，并不能说明受贿罪是“选择性客体”，而是说的受贿罪客体的不确定性。即是说，受贿罪侵犯的是什么直接客体，要按某个具体受贿行为的具体情况而定。刑法理论上研究直接客体。目的在于揭示犯罪行为的性质，便于正确定罪处罚，如果一种罪的直接客体是综合性的，选择性的，那么，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这也就失去了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违反我国刑法的客体理论。

那么，什么是受贿罪的客体呢？笔者主张主张受贿罪的客体是“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廉洁制度”。

根据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必须揭示犯罪本质的要求，根据立法机关的立法本意，根据司法实践中关于认定受贿犯罪的实践经验，并借鉴中外刑法学者研究受贿罪客体的丰硕成果，笔者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制度。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国家工作人员违背了其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制度。

“廉洁”一词，按照《辞海》的解释，其基本含义是清白、不贪。近年来，各级国家机关在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党和国家机关必须保持廉洁的通知》中，纷纷制订了有关如《关于工作人员为政清廉的具体规定》之类文件，其规定的廉洁内容是多方面的，但中心内容都是要求公务人员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准以权谋利，索贿受贿，贪赃枉法，做到廉洁从政，为政清廉。由此可见，受贿犯罪的核心是公务人员违背了国家公务人员应遵守的廉洁义务，侵犯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破坏了廉洁奉公这个为政之本。

受贿罪客体问题在国外也争议颇多，各国学者认识分歧。日本刑法学教授大冢仁在《刑法要义（各论）》一书中，把各国学者研究受贿罪法意的观点归纳为四种：“（1）公务人员职务行为不可收买性。（2）职务行为公正性。（3）兼含前面两种观点，即职务行为的公正性和不可收买性。（4）公务人员对廉洁义务的违反”[7].这些观点，对于我们研究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受贿罪客体理论，是有借鉴意义的。

把公务人员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的直接客体，较前述三种观点，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1）能准确揭示受贿罪的本质属性。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担负着依法行使国家对内对外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管理职能的重任，要能正确地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义务，就必须严守法纪，秉公尽责，不以权谋私，不贪赃枉法。所以，廉洁奉公是一切公务人员的为政之本。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公务人员违反廉政建设法规，利用手中权力去进行“以权换利”的肮脏交易，从而严重地侵蚀着国家的肌体，吞噬着改革开放的成果，极大损害了国家和政府的威信，挫伤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我们把受贿罪的客体界定为“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目的就在于通过严惩破坏廉洁制度的行为，教育广大公务人员严格遵守廉洁制度，以保证政治清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所以，这种观点既能准确地揭示受贿罪“以权换利”的本质属性，又符合我国刑法设立受贿罪的立法意图。

（2）能高度抽象概括反映各种受贿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受贿与行贿是一种对合共犯，客观活动极为复杂。我们无论是用“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说、“复杂客体”说、或者是用“选择性客体”说来作为受贿罪客体，都难以将受贿活动中的各种情节的社会危害性的共同属性概括出来。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就恰如其分抽象概括出了各种受贿活动情节的共同属性。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有受贿的故意，客观上又实施了受贿行为，无论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无论财物是否过手，无论是为他人谋取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无论是造成严重后果与否，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义务的违反，都是对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破坏，均符合受贿罪的客体要求。

（3）能如实体现受贿人的主观心理特征。在行贿与受贿之间的“权与钱”交易中，行贿人是为了“以钱买权”来自己谋取某种利益，受贿人是为了“以权卖钱”来满足自己贪婪的私欲，这其中“权”是交换条件，获得财物是受贿人的犯罪目的。当我们把“侵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实际上是要求受贿人主观上具有两种故意、两种目的，即既有索取、收受贿赂的故意，又有通过为行贿人谋利益来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故意；既有收受财物的目的，也有破坏国家机关正常活动的目的，这是不符合实际的。犯罪目的，是通过实施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受贿人在为行贿人谋利益时，虽然客观上可能造成对国家机关职能的破坏，但这却是受贿人以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为代价，达到获取财物的目的的一种手段，两者只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而不是两种故意、两个目的。当我们把“侵犯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作为受贿罪客体时，只要受贿人主观上明知索取、收受贿赂会违反公务人员廉洁义务，而又故意利用职务之便去索取、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利益时，便沾污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破坏了公务人员的廉洁制度，符合了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至于财物是否到手，所谋取的利益是否合法，是否破坏了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并不影响犯罪的成立，只是个量刑情节的问题。

三、受贿罪的客观要件问题

关于如何理解“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最早见于1989年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该解答将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解释为包括“利用职权”和“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在内，即把“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视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目前，在刑法学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受贿，包括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以及利用本人的职务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第三者的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而从中受贿；[8]另一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行为人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方便条件，即利用自己职务上主管、经管、经手的便利条件，而不是指熟悉工作环境的条件，也不是指利用他人职务的方便或影响等条件；[9]第三种观点认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不仅包括利用自己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且包括利用职务的影响而利用第三人的职务之便，甚至包括自己本身没有任何职务而纯粹利用第三者的职务之便。[10]对此，笔者认为，受贿罪是一种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腐败犯罪，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其他利益只有与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具有因果联系，才可以称之为腐败犯罪，否则，如果收受财物的行为和职务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何谈对职务行为的廉洁义务的背离呢？因此，既不能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作无限扩大的解释，也不能作过于狭隘的解释。基于此，笔者主张，在刑法修订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专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而不是指利用他人担负的职务的便利条件。就此而言，第二种观点较为合适。在笔者看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就是指利用本人职权，它不包括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所谓利用本人职权，是指行为人直接利用本人职务、职权范围内主管、管理、经办钱物或者其他公共事务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这是权钱、权物、权利与利益交易的赤裸裸的最为典型的表现，具有权钱、权物交易的直接性。至于1989年“两高”的解答，笔者认为，这是在我国刑法未有间接受贿行为之规定而司法实践又迫切需要惩治这种受贿犯罪的情况下作出的，实为权宜之计。严格地讲，这是超越司法权限的解释。而现行的修订刑法除在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而构成的（直接）受贿罪之外，又在第三百八十八条另外规定了“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构成的（间接）受贿罪。所以，修订刑法施行后，在理解受贿罪客观要件时，不应再将“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包括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之内了，这两者只不过是并列的“利用职务便利”形式而已。如果仍将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中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按照“两高”《解答》的规定来理解，则势必与刑法的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在逻辑上产生矛盾。

如何理解“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刑法界存在着“客观要件说”与“主观要件说”之对立。前者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指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某种非法的或合法的利益，这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的一个交换条件，因此将其作为受贿罪的客观要件；[11]后者则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相交换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说是答应。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主观要件的范畴。[12]对此如何认识与评价？笔者认为，首先，从性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中的“利益”，既可以是合法的利益，也可以是非法的利益；既可以是正当的利益，也可以是不正当的利益；既可以是物质性利益，也可以是非物质性利益。因为刑法对“利益”的性质未作界定；其次，从作用上讲，为他人谋取利益仅仅限定着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而不限定索取他人财物的受贿行为，索取他人财物的行为不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法定要件。再次，从其在受贿罪中的地位讲，“为他人谋取利益”既不可以作纯主观要件的理解，更不可以作纯客观要件的理解，而应当从主客观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予以理解。也就是说，不管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思，还是客观上实施了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都属于“为他人谋取利益”。而在具体案件中，有的可能侧重于客观要件即主要是以客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虽然没有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实际已着手为他人谋利益的情况；有的则侧重于主观要件即主要是以主观要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承诺为他人谋利益但最终由于其他原因没有为行贿人谋取到利益的情况。[13]具体而言，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法定要件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予以认定：

其一，有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在收受财物前承诺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可以认定为受贿行为。对此，笔者将在以后的论述中进一步阐释。

其二，尽管没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曾作出过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承诺，但有证据证明行为人在事实上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其为相对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即接受财物是因，为他人谋取利益是果，即可以认定行为人受贿。

四、受贿罪的既遂和未遂

与大多数故意犯罪一样，受贿罪也有既遂与未遂之分。就受贿罪而言，收受贿赂和索取贿赂两种情形的既遂与未遂区分又有所不同。

（一）收受贿赂的未遂问题

收受贿赂罪的既遂与未遂，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受贿人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无论是否已经收受贿赂，均应视为既遂。第二种观点认为，只要受贿人为他人谋取了利益，无论是否已经收受贿赂，均应视为受贿罪的既遂。第三种意见认为，只要受贿人收受了贿赂，无论其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应视为既遂。[14]上述三种关于受贿罪既遂与未遂标准的三种观点，实际上是提出了三种行为，即一种是承诺行为，一种是谋利行为，另一种是收受行为。笔者认为，以是否已经实际收受了财物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较为妥当。

收受行为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有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从法律条文上看，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的财物的，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才构成受贿罪。立法者将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作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是以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前提的。因此，将收受行为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是有法律依据的。

在司法实践中，受贿的形式可以分为两种：一是事前受贿，二是事后受贿。事前受贿，以是否收受了贿赂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这比较容易理解。问题在于，在事后受贿的情况下，以此作为区分受贿罪的既遂和未遂的标准，会不会失之过宽，放纵犯罪分子呢？我国刑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罪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事后受贿的未遂犯是否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还应根据具体案情决定。因此，贿赂未到手而已经为他人谋利益的，认定为未遂，也不会放纵犯罪分子。

（二）索取贿赂的未遂问题

索取贿赂是受贿罪的一种形式，在索取贿赂的情况下是否发生未遂问题，理论界也存在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索取贿赂不以接受贿赂为必要条件，国家工作人员索取贿赂行为实施完毕，就是犯罪既遂，这种观点视索取贿赂为行为犯。另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索取贿赂与收受贿赂齐备，才能认定既遂。[15]笔者认为，索取贿赂应以是否收受贿赂作为区分既遂和未遂的标准，这是因为，犯罪的既遂是指某一犯罪具备了法律所规定的全部构成要件，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构成要件未能完全具备是犯罪的未遂。索取贿赂遭到拒绝而未得到贿赂，就是没有完全具备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

索取贿赂是受贿罪的表现形式之一，仅从字面上看，索取贿赂之“取”就包含了收取的含义。我国刑法并未将索贿单独列为一个罪名，在国外的立法例中，一般也都把索取贿赂作为受贿罪的从重情节，或称之为加重受贿。总之，在索取贿赂的情况下也存在犯罪未遂，并应以是否收受贿赂作为认定其既遂和未遂的标准。

五、受贿罪的共同犯罪问题

（一）、受贿罪是否存在混合主体。

所谓混合主体犯罪是指有特定身份者与无特定身份者的共同犯罪。受贿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行为人除具备犯罪主体的基本要件以外，还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特定的法律身份。国家工作人员特殊身份的要求是受贿罪犯罪构成的必备要件，属于犯罪构成的身份限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由于不具备这种特定的法律身份，不能成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在单独的受贿罪中，这一原则是非常明确的。在受贿罪共同犯罪中，涉及到特殊主体与非特殊主体、不同的特殊主体之间能否构成共同受贿犯罪的问题。根据我国刑法中犯罪构成理论，共同犯罪的构成不同于单独犯罪的构成，为使共犯承担刑事责任，需要对单独犯罪的构成加以修正。共同受贿犯罪属于修正的犯罪构成，由于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实行行为的必要组成部分，非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单独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也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实施受贿罪的实行行为，但可以实施受贿罪的组织行为、教唆行为和帮助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共犯，按照其在受贿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处罚。这是现代各国刑法和刑法理论较为一致的主张，中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也一直持这一观点，并以此指导立法和司法实践，[16]且这样理解与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及总则指导分则的原则也相一致。修订后刑法总则对于共同犯罪问题作出专门规定，刑法分则不需要再对内外勾结伙同受贿涉及的共同犯罪构成和法律适用问题予以规定，以保持刑法总则与分则协调一致的原则。对于受贿罪共同犯罪问题，应当按照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有关规定定罪处罚。虽然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与前两款所列人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贪污论。”而在受贿罪的刑法条文中无此条款，但不能据此推断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一起构成受贿罪，因贪污罪共犯问题具有特殊性，不能依照刑法总则的有关规定直接适用，所以刑法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中确立的按照有身份者行为定罪的法律适用原则作了类似的保留规定。

从司法实务方面看，有关刑事判例表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例如张得元受贿案、成克杰受贿案、肖作新受贿案等。

（二）非国家工作人员如何才能被认定为受贿罪共犯。

受贿罪中共同犯罪行为是指二人以上在共同受贿犯罪故意支配下，共同实施的具有内在联系的受贿犯罪行为。这种内在联系表现为，各共同犯罪人以国家工作人员的特定身份为核心，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共同实施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形成一个互相配合、互为条件的受贿犯罪活动整体。不管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表现形式如何，无论是实行行为，还是教唆行为、帮助行为，都是受贿罪共同犯罪行为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犯罪结果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因果关系。

在司法实践中，“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比较典型。笔者拟从“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的角度进行分析，以总结受贿共同犯罪规律。现列举以下几种情形，从犯罪构成、立法意图、司法实践等角度分别予以阐述：

1.家属明知是贿赂而共享的行为。实践当中有不少国家工作人员接受他人钱财，利用职务之便为请托人谋利或出面主动索取他人财物，事后将事情告诉家属。此时家属对钱物的来源及性质主观上是明知的，并在日常生活中将这些钱物用于生活开支或家庭消费，那么这种家属明知是贿赂物而共享的行为能否构成受贿罪呢？笔者认为不能。例如，一盗窃犯或抢劫犯的家属明知其财物是配偶犯罪所得仍与之共享，难道对其全家均以盗窃罪或抢劫罪进行处罚吗？显然不能。这种家属知情不举、享用亲属犯罪所得的行为显然一般不能以犯罪论处（但在少数情况下家属的行为可能构成窝藏赃物罪）。因为家属的行为不符合共同犯罪的主客观特征。

2.家属明知是贿赂而收受的行为

生活中，有时行贿人将钱物送到国家工作人员家中，由于本人不在，家属代为收下物品。有的行贿人直接讲明了送钱意图和请托事项；有的只是笼统的称感谢领导关心，希望多多关照等等，此时家属对行贿人送钱的具体意图并不明确，事后家属将行贿人送钱的事情或请托事项告诉了国家工作人员，之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完成了为请托人谋利的行为。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形不能简单地将家属收受贿赂并告知配偶的行为以受贿罪论处。理由是：（1）主观方面，家属并无与配偶勾结，共同占有他人贿赂物的故意。具体来讲，双方事前既无通谋，事后也未达成共识。（2）客观方面，家属收受贿赂的行为大部分事出偶然。例如配偶不在家，自己代为收下。这种行为既不属于按事前明确分工而如约收钱，也不是主动出面索取贿赂，有一定的随机性、被动性。（3）从受贿罪的立法本意上看，设立此罪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具有特定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行为，而不在于惩罚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特殊关系的家属偶然的、被动的收受贿赂的行为。如果对这种大量存在的家属明知是贿赂而收受的行为科以刑罚，有悖立法本意。

3.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配偶的职务身份，收受或索取财物的行为。通常情况下，家属收受了行贿人送给配偶（国家工作人员）的贿赂都会如实转告，但也不能排除个别情况。少数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利欲熏心，甚至利用配偶的特殊身份，主动向请托人索取贿赂，事后因不敢或不愿意将收受行贿人钱物的事告诉配偶，而国家工作人员出于公心或偶然等因素，恰好也替请托人办好了有关事宜，此时对主观上并不知情的国家工作人员显然不能以受贿罪论处，而利用配偶的职务便利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的家属应如何处理呢？笔者认为以诈骗罪论处较为合理。因为此时家属或虚构了能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为请托人办事的事实，或隐瞒了并未将请托人送钱的事情、请托事项告知国家工作人员的真相，利用行贿人有求于人的心理从中非法占有了他人的钱财，符合诈骗罪的特征。

4.家属勾结、伙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行为

（1）家属唆使、逼迫国家工作人员索贿、受贿

有的国家工作人员主观上并无收受他人贿赂的故意或正处于意志不坚定之时，其家属出于利益驱动，故意开导、劝说、怂恿、请求甚至胁迫，从而引起了或坚定了国家工作人员的犯意，并实施了具体的受贿行为。依据共同犯罪中教唆犯的理论，教唆人（家属）的行为构成教唆受贿罪，应根据其在共同受贿中的作用处罚，即家属此时可能成为共同受贿罪的主犯或从犯。

（2）家属主动出面索取财物，例如：某县公安局局长孙某以惧内闻名远近，其家属钟某贪欲很强，经常打着丈夫的旗号在外主动索取有求于孙某的人的钱财，钟某在收受钱物后唆使甚至命令丈夫为请托人谋利。钟某与丈夫最终被司法机关以共同受贿罪判处刑罚。根据共同受贿的刑法理论，司法机关的判决是正确的，理由不再赘述。

（3）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商议、策划受贿

这种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开夫妻店的情形主要表现为：家属与国家工作人员或通过事前共谋、明确分工，一人收钱，一人办事，或家属积极为配偶如何替请托人办事出谋划策，并直接参与收钱，其行为构成了共同受贿罪中的帮助犯，可以从犯论处。

（4）家属在事后转移赃款、毁灭罪证、威胁证人等

实践中，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贿赂后告诉家属，其家属不但知情不举，而且积极地将财物存入银行，或隐匿家中，或转移至秘密场所，并将有关受贿的单据、发票等证据予以毁弃，或对行贿人、其他知情人言语威胁、打击报复等等。此时，家属的行为有可能构成受贿罪共犯，也可能构成窝藏赃物罪、包庇罪或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等。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受贿罪作为侵犯国家工作人员（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犯罪，刑法打击的重点是破坏了公务人员廉洁制度的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实施了教唆、帮助性质等行为，且情节严重，符合共同犯罪的特征，才能认定为受贿罪的共犯。

六、关于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如何定性的问题

刑法没有明文规定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根据刑法的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许多人从字面上将受贿罪的客观要件理解为：一是索取或收受了他人的财物；二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如果行为人在收受他人财物后，没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构成受贿罪。笔者认为，上述观点过于片面，为此笔者对事前受贿与事后受贿的性质做进一步剖析。

（一）关于事前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

行为人在事前收受他人财物并在收受他人财物后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了利益，且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与其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这是典型的受贿行为。但在许多情况下，行为人收受了他人财物，直到案发，还没有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这种情形下，能否认定为受贿罪，就要看双方有无“事先约定”以及“约定”的内容，据此来分析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如果国家工作人员在收受他人财物时，应他人的请求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那么这种请求和许诺之间在客观上就形成了一种以权换利的约定。这种约定的本身就使职务行为的纯洁性不可收买性受到了侵犯，具备了受贿罪的最本质的犯罪特征。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许诺本身是一种行为，不要求有谋取利益的实际行为与结果。也就是说，只要行为人在收取他人财物时，与请托人之间达成了事后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事先约定”，行为人的行为应按受贿处理，不管以后是否实施实际的谋利行为或是否出现谋利结果。

（二）关于事后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

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在事后收受他人财物，是比较典型的受贿犯罪形式，一般情况下，无需考察事先有无明确约定，因为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主观上具有受贿的故意，应认定为受贿。但是也有几种特殊的情况，需要对“事先约定”情况进行考察，从而决定是否按受贿处理。

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职期间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在离（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对此，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物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处罚。”从这个规定可以看出，在这种情形下，事先有约定的，按受贿罪定罪处罚，事先没有约定，则不能按受贿罪处理。

另一种情况是行为人在职期间为他人谋取利益，离职后收受他人财物，这种情况司法实践中也不少见。这种情况如何处理，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无明确规定，实践中认识也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应该按受贿罪处理；有一种意见认为应区分处理，如果事先有约定，则按受贿罪处理，如果事先没有约定，则不宜按受贿罪处理。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因为国家工作人员在位时为他人谋取了利益，离退休后收受他人财物与离任后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性质的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收受财物时已离开了为他人谋利时所处的职务，因此，二者都须要求有事先约定才能认定为受贿。之所以作这样的条件限制，是因为离任后对在任时职务行为所引起的后果无法控制和影响，更无法控制和影响对方当事人事后的主观心态和行为。只有事先约定在离任后收受财物，才能清楚地表明其受贿的主观故意，才能将其事后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与其在任时的职务行为联系在一起；如果事先没有约定，则就割裂了其事后收受财物与利用职务便利的关系，则不具备受贿罪所特有的破坏职务行为纯洁性、不可收买性这种本质特征。

参考文献：

[1]张穹主编《修订刑法条文适用概说》，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115页。

[2]刘家琛主编《新刑法条文释义》，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658～1662页[3]赵秉志主编《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77～782页。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16页。

[5]高铭暄著《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85～590页。

[6]《全国刑法硕士论文荟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787～789页。

[7]大冢仁著《刑法要义（各论）》成文堂昭和62年版，第49～52页。

[8]蒋无清著《。利用第三人职务便利收受财物的行为定性问题探讨》。人民检察，1989，（4）。

[9]高铭暄著《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版，第58～60页。

[10]周其华著《严重经济犯罪与严重刑事犯罪的认定与处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版，第40—42页。

[11]高铭暄著《中国刑法学》，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2～604页。

[12]王作富，陈兴良著《受贿罪若干要件之研讨》载杨敦先，等。廉政建设与刑法功能。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136页。

[13]一般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包括四种情况：其一，已经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但尚未实际进行；其二，正在实施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尚未取得结果；其三，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尚未完全实现；其四，为他人谋取利益，已经全部实现了他人的要求。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能仅限于为他人谋取到了利益，只要许诺为他人谋取利益即可。至于这种许诺是明示的还是暗示的，可以不问。详见高铭暄，马克昌著《刑法学》（下编），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第1139—1140页。

受贿罪范文篇2

一、受贿案件的证据

被告人周某系某国有银行支行负责人，周某被公诉机关指控犯受贿罪，一审法院认定：1995年9月至1996年5月，该支行先后11次向某企业发放贷款共计1亿元，并同意降息。周向该企业经理刘某提出：对有功人员能否表示一下？刘同意。1998年初，周想开办一个家私市场，于是，周向刘提出要30万元，周以劳务费的名义开具发票四张，总金额30万元，周将此四张发票交给该企业，经刘某同意后，该企业将30万元的汇票背书转让给周。周控制并使用该笔款项。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有刘某等人的证言、银行贷款和企业支付30万元的会计资料以及被告人周某在侦查阶段的供认等。二审法院以证据不足发回重审。重审中，周某在庭审中供述，其在侦查阶段的供认不属实（称有刑讯逼供现象），这30万元系刘某在家私市场项目上的投资，结合其他证据，重审判决认为，不能排除这30万元系他人投资的可能，指控周受贿30万元不成立。

本案事实的认定，几份判决书大相径庭，盖因受贿案件的证据具有区别于一般刑事案件的一些显著特点，体现在：一是证据相对匮乏。受贿犯罪绝大部分是在受贿人和行贿人之间单独进行，很少有第三者参与，没有犯罪现场可供勘查、检验，也不象贪污等经济犯罪留有书证。二是证据形式单一，以言词证据为主。受贿犯罪事实的认定，直接证据主要是行贿人的证词和受贿人的口供，物证、书证较少，且往往是以间接证据的形式出现。三是对口供的依赖性大。被告人一旦翻供往往就导致事实认定上的困惑，认定受贿事实目前尚无法摆脱对口供的过分依赖。四是证据的稳定性差，可变性大。受贿案件的证据多为言词证据，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相比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易反复，易更改，可变性大。五是证明标准不确定。由于“证据确实、充分”是一个十分笼统、抽象的证明标准，不同的办案机关以及不同的办案人员有不同理解和尺度，因而受贿案件的证明要求往往也因案而异、因人而异，尤其是在出现受贿人不供、翻供，行贿人不证、翻证的情况下，证据的采信标准及证明要求随意性更大。

我国《刑事诉讼法》将被告人的口供作为证据种类的一种，并对口供适用的原则作了规定，即“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从口供被奉为“证据之王”到不依口供可以定案，这是诉讼制度民主化的结果和体现，表明了人类对于人自身尊严的关注与正视。但在受贿案件中，仍然存在口供直接决定行为性质的现象。如前述案例可能可以说明很多问题。

1、翻供时，对庭审外口供的采用

在无罪推定原则的理念之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主体而非客体，他们的主体性应当得到尊重。被告人向司法机关陈述案情（包括翻供），是被告人的“说话”权，这种说话权是自然权利（而非法定权利）。尽管我国法律规定被告人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表明被告人没有说谎的法律权利，也不得否认、歪曲事实真相-但是，由于翻供是被告人“说话”的另一种方式，翻供权是说话权、自然权利，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任何人都无力阻止司法活动中翻供这种自然现象的发生。这是我们对待受贿案件中时常发生的翻供现象时应有的一种超然认识。

被告人在审判法庭上作出的口供，具有公开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其可采性取决于口供的真实性。因而，对于审判上的口供审查的重点在于真实性，即认罪供述有无其它证据证实；被告人在侦查或起诉阶段供认后，到审判阶段却在法官面前翻供，且往往声称之前的认罪供述是受办案人员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而在违背真实意志的情形下所为的虚假述供。前述案例就是这种情形。对于这种庭审外的口供可否采为证据，除了供述内容的真实性外，还取决于获取口供的程序的合法性。实践中，讯问受贿犯罪嫌疑人，一般是采用笔录的方式予以记录，尔后交由犯罪嫌疑人审阅后签名、按指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翻供，公诉人就以讯问笔录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签名、按印为由驳斥其翻供事由。我们总感觉这种驳斥有些单薄。

对于庭审外口供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两种证明方法：

第一、审讯过程实行同步录音、录像。英国在这方面的一些做法颇值借鉴。根据英国内政部颁布的《录音实施法》，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必须同时制作两盘录音带。在开始录音时，要求说明被讯问人的姓名、讯问人和在场人的姓名与身份等。讯问结束后，当即将一盘录音磁带封存，标签上要注明录音的时间和地点，并由被讯问人签名；另一盘则供以后在诉讼中使用。如果后来在法庭审理时，当事人对警察提供的录音带所记录的内容提出异议，则由法官主持，将封存的那一盘录音磁带调出，当众拆封播放，同警察提供的录音磁带进行核对。“自从实行这一制度后，人们很少对录音和录像的真实性产生疑问，使警察的讯问笔录被法庭采纳的概率大大提高。”[1]

第二，建立侦查证人制度。面对受贿案件被告人翻供、证人翻证现象突出，从而使取证合法性倍受争议乃至被质疑的情形之下，在我国建立侦查证人制度，显得十分必要。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一是有利于贯彻直接、言词的刑事审判原则。二是有利于澄清事实，揭露被告人虚假、不实之词，维护侦查机关、侦查部门的形象。实践表明，大部分的受贿案件被告人庭上翻供纯系无理而没被采纳，但其翻供的事由几乎无一例反地声称是侦查人员逼供、诱供、套供、骗供所致，公诉人尽管也予以驳斥，但唯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才真正具有证明力和说服力。

2、贿赂推定法则

所谓贿赂推定，是指公务人员收受与其有公务联系的人的财物或其他报酬；抑或与公务人员有公务联系的人给予公务人员财物或其他报酬，他们收受或给予报酬的行为，除非被告人提供反证，否则就推定该报酬为贿赂。目前，已有英国、新加坡、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规定了贿赂推定。[2]

当前，不少受贿案件中以合法形式进行受贿，主要情形有：一是借贷。不少行贿人以“先放你这里”、“先拿去用”、“先借你用”达到行贿目的，受贿人则心安理得地予以收受，一旦案发则辩称钱财是借来的，有的甚至拿出借据以示清白。实际上，只要不被发现，就不想归还。二是礼尚往来。行贿人利用婚丧嫁娶或节假日等名目以“送礼”为名送钱送物，受贿人则觉得“名正言顺”坦然接受，有的受贿人间或也以“礼”回赠，案发后，受贿人辩解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不是受贿。三是用于公务开支。受贿人收受财物后，辩称作为单位的小金库用于公务应酬等开支，否认占为己有的主观故意。四如前述案例中的委托投资。

被告人对于其收受的财物，一旦辩称是借的而不是送的，是朋友间的礼尚往来而不是贿赂，或者将收受的款项用于公务开支、委托投资，等等，往往将直接影响受贿罪的认定。究其原因，是如何判定被告人辩解的真实性问题。从实务上看，被告人的这类辩解，往往是既难肯定也难以完全否定，处于一种似是而非的状态，由于我国法律、司法解释并未明确贿赂推定法则，这类案件常以证据不足（不能排除合理怀疑），宣告无罪。

二、受贿罪的主观构成要件

被告人杨某系三峡农行东山支行信贷中心经理，1997年9月至2000年11月，经杨某签字农行为某企业发放贷款8500万元，1999年6月杨某找该企业经理刘某要求借款炒股，刘同意，杨在该企业现金支票存根联签名并出具借条两张，先后两次从该企业获得资金共计50万元，2000年初，刘安排企业职工郑某催还该款，杨称股票被套。刘授意郑通知杨先将股票卖掉还钱，亏损部分由公司来操作。2000年2月至3月，杨先后三次还款共36万元。之后，杨约刘见面，杨称炒股亏了10余万元，刘明确表示只要杨还40万元，10万元由企业处理，杨当时未置可否，在二人分手时，杨说了句：那钱还是要还的。至2003年案发，杨未归还余款。

本案企业行贿10万元的故意是明确的，但被告人杨某是否有受贿10万元的故意呢？这涉及对犯罪主观构成要件的认识。受贿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不法行为，而仍然决意为之。刑法理论认为，犯罪的故意包含两项内容：一是行为人明知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这种“明知”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所讲的认识方面的因素，亦称意识方面的因素；二是行为人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的发生，这种“希望”或“放任”的心理属于心理学上的意志方面的因素。实施危害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故意而构成故意犯罪。受贿罪也不例外。从认识因素上看，受贿犯罪行为人主观上应对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有具体的认识：（1）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的明知，即明知索取或收受贿赂是利用其职务之便实施的，是以自己所担任的职务为条件的；（2）对财物性质的明知，即明知所索取或收受的财物是依法不能收的；（3）对“权钱交易”关系的明知，即明知其职务行为与所得财物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和对价性，他人给予财物是因其为之谋取利益或是期望通过其职务行为而从中获取利益；（4）对其行为的不法性质和社会危害性的明知。从受贿犯罪故意的意志因素来看，表现为行为人为了获取贿赂，在上述认识因素的基础上，仍然决意为之。在这种犯罪决意的支配下，实施了索取或收受财物的行为。认识因素是意志因素的基础，犯罪故意的决意就是在认识因素的基础上，行为人不顾必然或可能引起危害后果的现实而仍然决定去实施达到其犯罪目的所必须实施的行为。[3]

现行刑法规定受贿罪以取得财物所有权的金额达一定标准作为构成要件，未规定获得其它利益（如资金使用收益、性贿赂等）构成受贿罪。前述案例中，杨某期待获得借款50万元资金的使用利益，并不构成受贿罪，那么杨某是否有收受未偿还的10万元的故意呢？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的犯罪故意是由其犯罪行为表现出来的，被告人杨某认行使的职责相对于该企业的需要而言是有价值的，因此杨某客观上具有职务上的便利，杨某对于该企业有求于他应是明知的-这是认识因素，即对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权钱交易关系都是明知的；在此情况下，杨某向企业借款，开始时虽不能认为杨某在主观上就具有以借款为名行索贿之实的故意，但在该企业经理刘某明确告知杨某余下的10万元无需再还了，他会想办法帮助处理掉（事实上已在该企业的财务账上处理），虽然杨某口头表示“那钱还是要还的”，但在两年多的时间内无任何还款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原有的所谓借贷关系已不复存在，-这是意志因素。同时具备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杨某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企业钱财的故意就显而易见了。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杨某与该企业经理刘某商谈处理借款时，是刘某说出10万元不用还了，而分手时杨某丢下一句“那钱还是要还的”，使得杨某主观上的意志因素处于还与不还两者之间，按利益归于被告原则，以证据不足，对该笔指控不予认定（起诉书指控杨某犯受贿罪不止这一笔）。（此案仍在审理中）。

2003年司法考试第二卷第38题：“下列关于受贿罪的说法哪些是不正确的？A、甲系地税局长，1993年向王某借钱3万元。1994年王某所办企业希望免税，得到甲的批准，王当时就对甲说：”上次借给你的钱就不用还了，算我给你的感谢费“。但甲始终不置可否。2003年5月甲因其他罪被抓获时，主动交待了借钱不还的事实。甲不构成受贿罪.B、……”。司法部的标准答案：A不正确。[4]此题与前述案例有相似之处。

三、共同犯罪

被告人黄振华系职业律师，被告人黄宜红系某信用社主任。1995年12月，某公司经理陈某因资金困难找黄振华帮忙，通过黄宜红在信用社贷款50万元，事后，陈某送给黄振华2万元。如此，至1996年初，陈某的公司从信用社贷款共计4750万元，黄振华收受陈某贿赂款94万元。黄振华将其中的10万元给黄宜红，并告知是陈某所给好处费的一部分，另购买轿车一辆供黄宜红使用、为自己和黄宜红建房一栋。

此案蕴含受贿罪共同犯罪的如下问题。

（一）、黄振华作为自由职业者的律师，即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黄宜红一起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二条第三款是注意规定，而非特别规定，不能因该条的规定而推导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结论来。

（二）、共同受贿犯罪的实行行为具有多样性。受贿罪是复行为犯，由利用职务便利的行为（如本案被告人黄宜红的行为）和收受、索取财物的行为（如本案被告人黄振华的行为）共同构成该罪的实行行为。由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在事实上实施作为受贿罪复合行为之一的收受、索取财物的行为，因而其可以与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受贿罪的共同实行犯。

（三）、受贿罪共同犯罪故意是二人以上通过主观联络，在对共同受贿行为具有同一认识的基础上，对危害结果所抱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共同受贿故意不同于单独受贿故意，具有内在的主观联络，这种主观联络表现为共同犯罪人以国家工作人员受贿行为为核心的双重认识和双重意志。在认识因素方面，共同犯罪人明知本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以及自己和他人共同实施受贿犯罪。在意志因素方面，共同犯罪人在认识本人行为和他人行为的基础上，对于本人行为和他人行为会造成危害结果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心理态度。共同受贿行为在共同受贿人的主观心理态度支配下得以实施，反映出共同受贿人的主观恶性和社会危害性。对共同受贿故意的认定，既不能仅凭其口供而认定，也不能因其不供述而不予认定，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上述案件中，黄宜红利用职务之变，非法向他人发放贷款，由黄振华收取好处费，黄宜红获取其中的10万元现金（且明知是陈某所送）及其他利益，二被告人共同犯罪的故意明确。

（四）、对于共同受贿犯罪，不能以个人实际分得的数额对犯罪人进行处罚，仍然要坚持共同犯罪共同负责的原则。对刑法规定的“个人受贿数额”应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是以单个人实施犯罪达到既遂为标准模式的，受贿罪处罚条款中“个人数额”也是个人犯罪的处罚原则，而非共同犯罪的处罚原则；刑法总则关于共同犯罪的规定适用于刑法分则规定的所有故意犯罪。坚持共同受贿犯罪人对共同受贿数额负责，并不意味着对每一个共犯都要处以相同的刑罚。

参考文献：

[1]参见：中国政法大学刑事法律研究中心：《英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新发展-赴英考察报告》，载陈光中、江伟主编：《诉讼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23页。

[2]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法研究起草小组编：《惩腐反贪各国政府关注的焦点-中外反贪法分解比较》，经济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受贿罪范文篇3

关键词：受贿罪犯罪构成共同犯罪

一、受贿罪的涵义

我国《刑法》第385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是受贿罪。”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第388条规定的行为，在理论上被称为“间接受贿”或“居间受贿”。受贿罪是我国当前发案率高、群众反映强烈一种职务犯罪，它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廉洁形象，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不信任心理，人民群众要求铲除腐败严惩贪官的呼声日益高涨。我国司法机关虽对此犯罪加大了打击力度，但由于立法本身的不尽科学合理，造成对不少案件查处难度大，或者无法定罪量刑。现就此罪若干问题加以分析，以便对受贿犯罪本质的认识提供一些思路。

二、受贿罪的主体

我国刑法中的受贿罪的主体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具有特殊身份的自然人，一是全民所有制法人单位。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自然人主体只能是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一切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以及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三、关于受贿罪构成要件之“为他人谋取利益”

《刑法》规定受贿罪的一个构成要件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否则不构成受贿罪。司法实践中，大致有以下类型：

1、作为、不作为型。作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帮助行贿人取得利益，而不作为则是指国家工作人员为帮助行贿人取得利益故意放弃职守，如海关人员不进行海关检查。

2、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型。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表现为时间和空间上的分立，如有的先收受他人财物，或许诺、或默认为他人谋取利益。

3、承诺谋利型。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赤裸裸地权钱交易，如承包方贿赂发包方的工程负责人后取得项目承包权。

4、当场兑现型。国家工作人员在接受贿赂的当时即为行赂人谋取利益，如在同意调动工作的表格上盖章。

5、已达目的、未达目的型。已达目的是指行贿人的利益已通过受贿人的职务行为取得，如被告人已被司法人员从轻处理；而未达目的型则是指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行贿人没有取得所希望的结果，但不管目的是否达到，只要受贿人有相关作为或不作为，即应认定为行贿人谋取利益。

6、集体职务行为型。受贿人的个人行为虽然不能为行贿人取得利益，但只要受贿人在集体职务行为（例如会议研究决定）中为受贿人争取利益或者没有支持不利于受贿人的意见等，就应认为受贿人仍然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

如何认定“为他人谋取利益”，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1、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这种情形一般是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答应的事中，通常在办事过程中或事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至于承诺的方式有明示和暗示；有模棱两可的含糊话；但不论何种方式，只要没有拒绝请托，没有拒收贿赂人的财物，应认为是对“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一种承诺。

2、接受“感情投资”也应该认为是对不确定事由的承诺。如今许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受一些大款的金钱、贵重物品、房产甚至美色，而这些人并不急着办事，只是想长期经营产生感情后，将这些权力官员牢牢控制在手中，以期在未来为其谋取利益。

3、受贿人实施了为行贿人谋利益的行为。例如受贿人收受贿赂后，利用职务之便，向其他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打招呼。

4、行贿人通过受贿人的职务等便利条件获取了利益（正当利益和不正当利益）。有时候，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发挥作用或者发挥作用不大，笔者认为这时关键看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有没有参与行贿人谋利的过程中，如果参与了，就应该认定其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

5、行贿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我国刑法规定，只要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明白受贿人的意图但仍然接受贿赂的，就应该认为默许利用职务为行贿人谋取利益。如行贿人当面陈述、托人转告、打电话或捎字条表明意图后，受贿人仍然收受贿赂。

受贿罪范文篇4

摘要：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本文就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几个基本问题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探讨。

受贿罪既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犯罪,又是一种最具多发性的犯罪。说它多发是因为它在贪污贿赂犯罪中,发案率最高。说它古老,是因为它在古代社会就有的犯罪。这种犯罪不但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而且党和政府制定的刑事政策学也非常重视对其的打击和预防,有时甚至将受贿现象进行专项治理。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行,对于这种犯罪的手段越来越狡猾,但我国的刑法和相应的司法解释对于其规定的又比较少,这就为司法、执法造成了很大的难度。在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中,其主观要件一直是一个受到忽视的方面。作为受贿罪构成要件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观要件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值得的深入研究的价值。受贿罪的主观要件,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取得贿赂的主观心理态度,是追求行为人刑事责任的主观基础,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形形色色,手段不断变化的受贿犯罪面前,正确的区分罪与非最,并根据主观恶性程度处以程度不同的刑罚,以保证定性准确、量刑适当。

一、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

受贿罪的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违法的,却故意而为之。受贿罪的主观方面为直接故意,不管在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过程中,已经达成共识。按照学界的通说,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就认识因素而言,主要值的是受贿人认识到自己的锁收受或者索取的财务为贿赂财务,并且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不当的利益属于违法范畴。就意识因素而言,主要指的是受贿人能够控制自己的行为,且有实施职务行为回报的犯意。例如受贿人仅仅收取财物,而没有实施职务行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则不够成受贿罪,但可以构成其他的犯罪。相反,受贿人虽有实施职务行为以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故意,但并没有无索取或着收受他人贿赂的意图,也不能构成受贿罪的故意,因此受贿罪的直接故意包括两个方面,缺一不可。

二、有关受贿罪主观方面的争议

(一)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界定

我国1979年刑法并未对“为他人谋取利益”作出具体的规定,同时也没有立法和司法机关也未出台有关的司法解释,为司法实务工作带来极大的不便。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补充规定》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至此,“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在法律上有了依据。同时,1997年刑法第385条也规定了“为他人谋取利益”为受贿罪的评价条件。对于“为他人谋取利益”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客观要件,则一直是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具体的观点:(1)客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罪的客观要件,即行为人必须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2)主观要件说。认为“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货币与权力互相交换达成的一种默契。就行贿人来说,是对受贿人的一种要求;就受贿人来说,是对行贿人的一种许诺或曰答应。”①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只是受贿人的一种心理态度,属于受贿罪的主观要件。笔者同意主观要件说,理由如下:

1.从受贿与行贿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分析,行贿人之所以向国家工作人员行我贿,其期望和追求的结果是达到受贿人为其谋取利益的目的;而受贿人之所以能收受到行贿人财物,其主观上十分清楚是由自己职权所产生的诱惑,而且将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代价,这里,行贿人对受贿人表现出一种期望和追求,受贿人对行贿人则表现出一种许诺。②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完全是此类犯罪过程中双方各有所图的心理活动,所以,应属于受贿罪主观要件的范畴。

2.犯罪构成理论分析,受贿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其故意内容,一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接受贿赂的意思,即具有将对方提供的财务作为自己的所有物的意思。二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索取、收受的是职务行为的不正当报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会侵害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三是行为人对上述结果持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③如果主观上没有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意图或表示,仅有收受他人财物与职务无关,同样不具备受贿罪的构成特征,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实施收受他人财物行为过程中,主观上必然产生的一种报偿意图。因此,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受贿人实施收受他人财物行为过程中,主观上必然产生的一种答谢、报偿意图。正如原司法解释中所规定的:为他人谋取利益是否正当,是否实现,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这进一步说明,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是一种必须实施或实现的客观行为,而是刑事法律对受贿主观上的一种要求和确认,只要有这种意图即符合"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法律规定。

(二)将收受的财物用于单位活动是否具有受贿的故意

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接受他人财物后未据为已有,而是用于单位的日常开支、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它活动,是否是受贿的故意,是否构成受贿罪。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受贿人接受贿赂后,将贿赂用于本单位的日常支出或相关活动,不能以受贿罪论处;第二种观点认为,受贿人接受贿赂后,已经构成了受贿罪的既遂,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④笔者认为将收受的贿赂用于单位活动,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如果对以上两种观点一致的赞同或者否定都是不全面的。

肯定说和否定说从法理的角度和从实践的角度看都有一点道理。但是全部的赞成他们的观点,就显得有点过激。所以要具体情况区别对待:其一,从受贿角度考察。如果主动索要或者事先约定贿赂,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因为行为人(下转第57页)(上接第43页)主观上有收受贿赂的故意,客观上有收受贿赂的行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已经受到了侵犯,犯罪已经完成,将所收受的财务用于单位活动,只涉及赃物去向,不能改变整个行为的性质。其二、如果被动的接受财务或受贿意思不明显,事后及时主动将所收受财务用于单位活动,并说明来源性质的是否构成犯罪,应该根据行为人在接受财物后的具体表现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收受的故意以及收受行为的成立。当然,行为人从接受财物到上交财物时间跨度不能太长,太长了就很难说明行为人没有收受的故意。其三、因得知被举报或者被有关部门调查而将财物交给单位或用于单位活动的,不管是否讲清财物的来源,均已受贿罪论处。由于这两种情形的行为人是由于想逃避法律的制裁而退还,实务中包括案发前听到被举报风声而上交和案发后害怕被查处上交两种情形,行为人事被迫退还其实内心不想上交,在度过查处期间时还有可能取回的一种心理状况。因此对这两种情形不能阻却受贿故意的成立,因而认定为受贿罪的继遂。

(三)关于受贿罪是否存在事后故意的问题

事后受贿是指行为人在现实地为他人谋利后受贿。事后受贿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指受贿人和行贿人约定在为行贿人谋利益后收受他人贿赂;第二种是指行为人先为他人办事,当时没有约定受贿,事后收受他人财物。前种情形,理论界没有争议,以受贿罪的既遂处理。第二种情况,有一种观点认为“收受他人财物的故意”必须先于“为他人谋取利益之故意”,前者为因,后者为果,具有因果性。⑤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理由主要是,受贿往往表现为一个人从办事到收受财物或者从收受财物到办事的过程,这个过程中,行为人在主观上总是会把办事和收受财物联系起来,构成其故意内容的。至于是先产生受贿的故意再为他人办事,或者是先为他人办事之后才产生接受他人对自己职务行为的酬谢的故意,从实现权钱交易方面看,并无本质区别,只是情节不同而已,所以事后受贿,也是属于受贿罪的一个方面。

三、研究受贿罪主观方面的总结

文章通过对受贿罪主观方面的基本理论知识的概述,受贿罪的主观方面的内容只能是直接故意,这在理论上已经没有争议。但是有关受贿罪主观方面的界定上有很多的争议,比如,关于事后故意的有关争议、关于转化型受贿故意、关于受贿罪是否存在事后故意的问题、对受贿罪中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界定、将收受的财物用于单位活动是否具有受贿的故意、等有关问题与争议,而这些对于受贿罪的定罪,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犯罪的构成理论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的行为是否是犯罪,不仅仅是看的客观方面,还要看的主观方面,对于受贿罪也不例外。但是这些问题在立法中并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并且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所以这就为法官处理该罪时,留下了很大的自由裁量权,这就为枉法和冤案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土壤。所以建议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尽早出台,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以及遵循刑法的基本原则,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林亚刚.贪污贿赂罪.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董文华.受贿罪的构造.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3]杨兴国.贪污贿赂罪法律与司法解释应用问题解疑.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

受贿罪范文篇5

论文摘要：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分析了中外刑法关于受贿罪罪名设置、贿赂的范围及其法定刑配置的立法的差异，进而提出完善中国受贿罪的刑事立法的建议。

受贿罪是一种危害性较为严重的腐败性渎职犯罪，各国刑事法律都十分重视对此类犯罪的惩治。但各国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体系的设置、受贿标的范围的界定以及刑罚的适用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本文拟对中外刑法中受贿罪的立法进行比较性研究，以期对我国受贿罪的立法的完善有所裨益。

一、中外刑法关于受贿罪立法概要之比较

在受贿罪的立法上，中外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贿赂的内容及法定刑的配置上着较大差异，评介如下：

（一）受贿罪罪名设置之比较

在受贿罪罪名的设置上，中国刑法仅规定了受贿罪（第385条）和单位受贿罪（第387条）两种类型的受贿罪，而未作进一步地细化、分类，这就使得司法实践中一些受贿行为（如事后受贿行为等）因法无明文规定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难免有放纵犯罪之嫌。而其他国家或地区刑法对受贿罪则采用罪名多元化的立法模式，如日本刑法对受贿罪罪名的种类有：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者提供贿赂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等；韩国刑法在受贿罪的罪名设置上有：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人提供贿赂罪、事后受贿罪等；台湾地区刑法把受贿罪分为四种类型，即不违背职务之受贿罪（亦称普通受贿罪）、违背职务之受贿罪、受贿而违背职务罪、准受贿罪（亦称事前受贿罪）。

（二）受贿标的范围之比较

受贿的标的，即通常所谓的贿赂。一般而言，贿赂首先是一种利益，即必须是能够满足人的欲望或者需要的东西；否则，也就不能称为贿赂。但是，贿赂的范围如何，各国刑法规定不尽一致。

根据我国刑法第385条、第386条的规定，贿赂的标的仅限于“财物”，即具有实物形式的金钱和物品，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不属受贿的标的范围。据此，只有在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的情况下，方能以受贿罪定罪处刑；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谋取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的，因“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不得追究其刑事责任。对此，有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将贿赂的标的仅限为“财物”，无疑是对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行为的宽容和放纵，因而不利于全面地惩治贿赂犯罪。鉴于此，有学者建议将贿赂的范围予以扩大，至于扩大到何种程度，主要有两种见解：一是扩大至“财产性利益，即贿赂的内容不仅包括财物，财物以外的其他能够用金钱计算的财产性利益，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提供劳务或者担保、降低利息贷款，提供住房使用权等，都可以成为贿赂。[1］173二是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贿赂”既包括财物和可以用货币计算的财产性利益，以及其他非财产性的不正当利益，这些非财产性的不正当利益包括诸如提供招干指标，安置亲属就业、升学，提升职务，迁移户口，以及与异性性交的利益等。[2］1750

至于贿赂的范围，其他国家或地区刑法大多没有作任何限定，即凡能满足人的欲望和需要的一切利益，都是贿赂。如日本、韩国刑法均规定为“贿赂”；意大利刑法规定为“金钱和其他利益”；德国刑法规定为“利益”；澳门地区刑法规定为财产利益或非财产利益。

（三）受贿罪法定刑之比较

在受贿罪的法定刑上，各国刑法亦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刑法对受贿罪配置了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和没收财产等刑种。日本刑法对受贿罪适用的刑罚是有期惩役、没收贿赂、追征；德国刑法对受贿罪配置了自由刑或罚金刑；法国刑法对受贿罪配置的刑罚为监禁并科罚金；意大利刑法对受贿罪配置的刑罚是有期徒刑和剥夺公职；韩国刑法对受贿罪适用的刑罚种类是劳役或停止资格；台湾地区刑法对受贿罪的刑罚种类有有期徒刑和资格刑。

由上可见，中外刑法在受贿罪的刑罚适用上主要存在着以下差别：其一，刑之轻重不同。中国刑法在受贿罪的刑罚配置上最为严厉，体现在死刑和无期徒刑的适用上，这在其他国家或地区刑法中较为罕见。其二，在财产刑的选择上，对受贿罪适用罚金刑，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这对有效地挫伤受贿犯罪分子的贪财图利的动机、预防其再犯，可以起到十分重要地作用；但这一点未能在中国刑法中得以体现，无疑是受贿罪立法的疏漏之处。其三，资格刑的适用与否。一些国家或地区刑法针对受贿罪的渎职性的本质而配置了资格刑，从而可以剥夺受贿犯罪人的再犯的政治资本，因而较为可取，如意大利规定为剥夺公职、韩国规定为停止资格、台湾规定为剥夺公权；而中国刑法对受贿罪并未设置资格刑，不能不说是中国刑事立法的不足。

二、完善我国受贿罪立法的具体建议

基于以上对中外刑法中的受贿罪的比较分析，笔者以为，在受贿罪的立法上可以从以下几方面予以完善：

（一）完善受贿罪罪名体系，实行罪名多元化

司法实践中，受贿犯罪行为表现出复杂多样的特点，立法应将受贿中可能出现的多种情形尽量加以列举，增加受贿罪的具体罪名，实行罪名的多元化，此举意义甚是重大：一方面可将各种各样的受贿犯罪行为纳入到刑法追踪的视野，严密刑事法网，以便惩治形形色色的受贿犯罪；另一方面，具体、明确的刑法规范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不仅有利于法官正确定罪量刑，而且能更好地实现罪刑法定主义的要求。因此，我们不妨借鉴日本刑事立法的经验将受贿罪的罪名规定为：普通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等。

（二）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

由于中国刑法将贿赂的范围限定为财物，这就将谋取财物以外的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排斥在刑法追踪视野之外，势必有放纵犯罪之嫌。笔者以为，在立法上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尤显必要。理由如下：

首先，是司法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贿赂的方式较以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往昔纯粹、显性的权钱交易发展到时下复杂隐性的“利权”交易，贿赂的内容由过去的金钱或实物等有形的财物发展到现在的财物以外的无形的财产性利益或非财产性利益，如设定债权、免除债务、提供出国机会、提供晋升机会、安置亲属就业、上学乃至提供色情服务，等等，而其中的色情贿赂尤为突出，且愈演愈烈，往往在物资贿赂难以奏效时，其却特别灵验，有学者因之感叹到：“在经济生活中，没有性服务，合同订不成；名烟名酒紧俏物资，别的门路走不通，性交换立竿见影。”[3］131这种以色情为典型的非财产性利益贿赂行为不仅损害了国家公务员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而且严重污染社会空气，腐蚀人们的心灵，其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较之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形势下，如果我们仍只惩治财物的贿赂行为，而对“权利”、权色交易放任不管，无疑不利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进行。其次，与以权谋私的受贿犯罪本质相一致。受贿罪的本质在于以权谋私，即国家公务员将其权力、职务作为交易的筹码获取不正当利益，这与国家公务员为政清廉的要求是相悖的，不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的是财物还是其他不正当利益，均不影响贿赂交易本身的非法性，都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其实质来看，都是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的亵渎和破坏，其间有别的只是贿赂的形式不同而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财物以外的其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亦应成立受贿罪。

最后，将贿赂的范围扩大到一切不正当利益亦符合世界刑事立法趋势。如前所述，在贿赂的范围上，其他国家或地区刑法并未作任何限定，而笼统地规定为“贿赂”、“利益”等，此即表明：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凡能满足人的欲望的各种有用的东西诸如金钱、物品、设定债权、免除债务、提升职位、安排子女就业留学、提供服务等均属贿赂之范围。基于此，笔者以为，为了应合国际刑事立法趋势，更有力地惩治形形色色的受贿犯罪行为，促进廉政建设，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至一切不正当利益，并用“贿赂”一词取代“财物”，较为妥当。

（三）受贿罪的刑罚适用之完善

1.废除受贿罪的死刑

纵观世界各国刑法典，在受贿罪的法定刑配置上适用死刑的实属罕见；但中国现行刑法对受贿罪仍配置了死刑，这无论是从刑罚设置的正当性还是从死刑适用的世界发展趋势来看，均有认真反思和检讨的必要。

首先，对受贿罪适用死刑有悖于罪刑等价原则。立足于罪刑等价这一现代刑法的基本精神，刑罚配置的正当性不仅要求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而且还要求刑罚所剥夺的法益与犯罪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大致相当。“刑罚是从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是从理性和善恶的本源中产生出来的。一个公民应该处死，是因为他侵犯他人的安全使人丧失生命的程度。侵犯财产的安全虽然也可以有理由处以极刑，但对危害财产安全的犯罪以丧失财产作为刑罚不但好些，而且也较适合于犯罪的性质，犯罪的刑罚应依犯罪的性质而定。”[4］191由此，以剥夺生命为内容的死刑，只有配置与之相等价的以他人生命法益为内容的犯罪，才具有合理性和正当性。由于受贿罪属以权谋私的犯罪，侵害的直接法益只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和不可收买性，其价值与人的生命法益显然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对受贿罪适用死刑，既是对人的生命价值的漠视，又有悖于刑罚等价的原则，自然难谓正当、合理。

其次，对受贿罪适用死刑并不符合世界死刑立法的发展趋势。随着世界范围内人权运动的日益高涨、刑罚渐次走向宽和、人道，死刑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已是江河日下并趋于消亡乃是不容争辩的事实。迄今为止，在世界上有统计的195个国家中已经有134个国家已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可被视为事实上废除了死刑，只有61个国家仍然保留了死刑，废除死刑的国家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大多数。[5］362-363即使是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也仅仅适用于极其严重的犯罪诸如国事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和军事犯罪，而在受贿犯罪的刑罚设置上，国际上鲜有规定适用死刑的立法例。反观中国，在受贿犯罪的刑罚立法上却仍有死刑之规定，此种立法例与目前世界各国在受贿罪的立法上通行做法是相悖的，不仅不利于我国开展反贿赂的国际刑事合作和打击外逃海外的贪贿官员，而且也有损于我国作为人权大国、法治大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

在受贿罪的法定刑配置上，国际上鲜有适用死刑的立法例，而中国刑法在受贿罪的法定刑的配置上却仍有死刑之条款，此种立法例与目前世界各国在受贿罪的立法上通行做法是不相符合的。

最后，从受贿犯罪发生的机理来看，受贿犯罪的发生不仅与行为人对非法利益的贪婪追求有关，而且与社会监督机制的缺乏以及刑事法网的粗疏等有着紧密的关联。因此，预防和遏制受贿罪的有效措施不在于重罚，而在于严管，在于严密刑事法网和完善社会监督机制。

2.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对受贿罪增设剥夺公职

对于受贿罪，意大利、韩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刑法均对其配置了资格刑，笔者认为，这是比较可取的。因为受贿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其发生的前提是一定职务资格的存在。没有一定的职务资格，也就无所谓受贿罪的成立。因此，对受贿罪配置资格刑，首先可以剥夺受贿犯罪分子再犯的政治资本，以发挥资格刑的独特防卫功能，达到特殊预防的目的。其次，对受贿犯罪分子适用资格刑，可以警戒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去以身试法，充分发挥刑罚的一般预防之功效。最后，受贿罪的本质在于国家公务员将其权力、职务作为交易的筹码获取不正当利益，它不仅会给国家和人民利益造成损失，而且会严重损害国家的威信以及国家公职人员的形象。因此，对受贿犯罪分子适用资格刑可以起到维护国家威信，纯洁国家公职人员队伍的作用。

笔者以为，在受贿罪的法定刑配置上，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立法例，把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纳入到资格刑的范围之内，使其适用于包括受贿罪在内的各种职务性犯罪，以遏制贿赂犯罪等职务犯罪的滋生蔓延。

3.重视罚金刑的适用

如前所述，对受贿罪适用罚金刑是当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但中国刑法除了对单位犯受贿罪配置罚金刑外，并未对自然人犯受贿罪规定罚金刑，无疑是受贿罪法定刑的配置的不完善之处。笔者以为，由于受贿罪是一种典型的贪利犯罪，犯罪分子追求的主要是财物或其他不法利益，因此对这类犯罪单科罚金刑或并科罚金刑，可以破其所图、灭其所欲，使其在经济上占不到任何便宜，从而发挥刑罚的特殊预防的功效。同时，对社会上存在的企图以权谋私的国家公职人员以警戒，权衡得失，从而抑制受贿犯罪动机的产生，罚金刑的一般预防功能也由此得以充分发挥。

综上，笔者以为，借鉴国外惩治受贿犯罪的有益经验，对于受贿罪的死刑予以废止的同时采取以下措施，完善受贿罪的刑事处罚体系：（1）针对受贿犯罪人的贪利性动机，对受贿罪增设罚金刑，以充分发挥财产刑在遏制经济性犯罪中的作用。（2）完善资格刑的内容，对受贿罪配置剥夺公职的资格刑。至于罚金刑和资格刑的具体设置，既可以考虑单独适用（对情节较轻的受贿罪），也可以采取附加适用的方式（对情节严重的受贿罪）。

参考文献：

［1］肖扬.贿赂犯罪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2］王作富.刑法分则实务研究（下）［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1999.

［3］杨敦先.廉政建设和刑法功能［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1.

受贿罪范文篇6

此举扩充了受贿犯罪的立法体系，契合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填补了刑法真空，可以说意义重大{2}还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这为依法、有效地防范新型受贿犯罪、保证国家公权力公正、公平地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3}。从这些学者观点中，不难看出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即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严密了刑事法网，也是立法上的一个创举。这些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面临的理论困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该罪名的进一步思考。

一、受贿罪相关基本理论解读

（一）受贿罪的特征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种交易的本质是行为人以为他人谋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利益{4}。从理论上来说，受贿罪包括广义上的受贿罪和狭义上的受贿罪，广义上的受贿罪是指行为人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即可构成受贿罪，权力不限于国家的公权力，还包括非国有单位管理权力、受人委托办理某项事务的权力以及某种专业性的职责权力。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现实生活中，受贿罪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管理领域，即发生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中的受贿罪；二是一般经济领域，即发生在非国有工商业企业中的受贿罪；三是一般社会领域，如各种体育、文艺竞赛，各种大奖赛的受贿罪；四是其他专门领域，即各种职业活动中的受贿罪，如律师、教师、医生等的受贿罪{5}。而狭义上的受贿罪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进行的“权钱交易”行为。

我国的受贿罪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法定概念，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与金钱交易的行为，从此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受贿罪是狭义上的概念，下文所述的受贿罪亦指狭义上的概念。按照我国的刑法体系，目前，以受贿罪冠名的罪名主要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单位受贿罪（《刑法》第387条）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第388条之一）。[2]在这些罪名中，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都是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只是主体上存在差异，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是国有单位，二者都能纳入到我国的受贿罪体系之中自不必论。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主要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主体上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指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或者诸如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次，从利用的权力性质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是主管、经营或者参与非国有公司、企业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便利主要是指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前者利用的私权力，即非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的职权，其违背的是忠实义务，后者利用的是国家的公权力。第三，从刑法的结构及侵犯的客体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位于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而受贿罪规定在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3]可见，二者不仅仅是主体不同，更重要的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利用的权力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并非所有的“权钱交易”行为都能纳入到受贿罪的范畴，而且，带有受贿罪之名的罪名并非都是受贿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同理，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不能划入到受贿罪的范畴，具体分析详见后文。

（二）受贿罪的客体

关于受贿罪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看法不一。主要包括简单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客体说三种观点{6}。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7}。选择客体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8}。简单客体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但是客体的内容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认为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9}；有的观点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10}；有的观点认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或者廉洁制度{11}；有的观点认为是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3}20；有的观点认为是职务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和职务行为的信赖等{12}。

针对复杂客体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受贿罪并没有既侵犯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又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因为行贿和受贿都是犯罪行为，当行贿人自愿把财产拿去行贿时，合法的财产就变成了非法的贿赂物，应视为自动丧失财物的所有权，不存在受贿罪侵犯行贿罪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该说还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11}14。因此复杂客体说在理论上难以成立。针对选择客体说，有学者认为，如果一种罪的客体是选择性的，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就失去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是违反我国刑法上的客体理论的{11}。目前，简单客体说成为通说，当然在简单客体说中，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以及对职务行为的信赖等观点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倾向于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大多数人的观点，具体理由不再赘述。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误读和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误读

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属于受贿罪

因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冠有受贿罪之名，实践中很容易理解为就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如前所述，我国法律语境下，受贿罪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法定概念，通常意义上的受贿罪就是特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的渎职类犯罪，[4]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冠有受贿罪之名的犯罪并非都属于受贿罪的范畴，像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即为明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基本特征不符，理论上难以自洽。

2．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

目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受贿罪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密切关系人等五类主体。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是建立在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受贿罪的前提之下的，如前所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身并不属于受贿罪的范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并不是受贿罪的主体，因此，此种说法不攻自破。其实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出台之前，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及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非国家工作人员完全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虽然非国家工作人员无职无权，没有进行权钱交易的前提，难以单独构成受贿罪，但是根据共犯理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伙同受贿的，能够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在我国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能否成立共犯以及如何确定共犯性质就存在较大争议。在此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分别就贪污罪、受贿罪的共犯做了明确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然而，1997年《刑法》中只保留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贪污罪的共犯规定，却删除了关于受贿罪的共犯的表述（见《刑法》第382条第3款）。于是乎，有不少司法实务者和学者认为，修订后的刑法已取消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修订后的刑法施行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不能以受贿罪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13}。针对这个问题，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张明楷指出，《刑法》第382条第3款只是注意规定，不是拟制规定。他指出了1997年《刑法》在贪污罪中保留注意规定，而删除受贿罪中的注意规定原因是：因为贪污罪包含了利用职务之便的盗窃、骗取、侵占等行为，而一般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时，一般主体的行为也符合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注意规定，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将贪污共犯认定为盗窃、诈骗、侵占等罪。刑法就受贿罪取消注意规定，是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将受贿共犯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问题，因此，刑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更不应当随处设立注意规定，只有当立法者担心司法机关可能存在误解或者容易疏忽的情况下，才作出注意规定。由于教唆或者帮助受贿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不会引起误会，故立法者删除了原有的注意规定{14}。目前，张明楷的这一观点已经为大多数学者和司法实务界所接受，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已经不存在较大争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5]该司法解释的基本理念是，受贿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得到了利益，直接或者间接收受了利益，因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给予特定关系人财物与给国家工作人员无异，但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只有当二者共同占有财物才能视为共同受贿。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违背了共犯的刑法基础理论。共同犯罪是指共同故意犯罪，即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各共犯人相互利用、补充对方的行为，从而使数人的行为形成一个整体。而本条第二款中规定，第三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必须以共同占有财物为条件方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不妥，只要双方通谋，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并且具有共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即可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至于贿赂由谁来收取，由谁占有不应是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的必要条件，此条规定显然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应当作废。此外，特定关系人的规定亦属多余，应当包括任何第三人。因为若国家工作人员没有直接收受贿赂，但是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第三人，该第三人必定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某种亲密关系，要么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报答第三者或者需要满足第三者的需求，要么第三者在接受财物后将所接受的财物私下转交给国家工作人员，要么第三者会采取其他方式报答国家工作人员{14}38。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明示还是默示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第三人，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对贿赂的一种处分，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承诺收取该贿赂，理应构成受贿罪。

综上，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出台之前，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非国家工作人员当然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误读的原因

在我国民众的习惯性思维中，只要收取了其他人的贿赂就构成受贿罪，而不会去考虑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的渎职类犯罪，国家法律当然也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民众的认同感，从而也将《刑法》第388条之一命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正是因为此罪名的后面冠以受贿罪，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达成该罪就应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普遍共识，于是便有了受贿罪主体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这五类主体的说法。此外，我国民众对腐败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认为腐败就是贪污受贿，而对公约中利用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不甚了解，更不知道利用影响力交易也是腐败。

（三）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纳入到受贿罪中的理论困境

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害的客体不同于受贿罪

如前所述，受贿罪侵犯的客体的通说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侵犯的并不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为直接利用职务行为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过程中主观上是不知情的，并没有和密切关系人[6]有共同受贿的故意，而且其也没有受贿的行为，即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密切关系人的影响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至于密切关系人是否从中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是放任，也可能是过失的心理，这在证据上如何证明确有困难。不管何种情况，只要不能证明二者有默契，就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密切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密切关系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间接影响表现为：密切关系人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后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15}。二是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的影响力交易关系。该种法律关系，即行为人利用影响力交换请托人的财物。请托人获得的不正当利益虽然最终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获取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并没有因此而被玷污。可能会有人认为，密切关系人间接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并利用这种职务便利换取财物，破坏了职务行为廉洁性。笔者并不认同，从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其实质是一种渎职类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自身不能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谋私利，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具有专属性，密切关系人本身无职无权，其利用的是自身的影响力而不是权力，不能因为密切关系人间接利用了国家的公权力，就认为密切关系人构成渎职类犯罪，这是与受贿罪本质的最大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影响力的不可收买性和不可滥用性，而不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受贿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存在的理论争议

从受贿罪一般概念来看，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客观方面的表现之一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上的便利能否与该国家工作人员人身分离？即是不是一定要以利用自身的职务上的便利为条件。从司法实践来看，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该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着制约和隶属关系，此时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相当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二是该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存在制约和隶属关系，只是影响关系，此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能认为就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第一种情况，虽然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但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相当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工具，其实质上还是利用了自身的职务上的便利，仍然属于受贿罪的范畴。第二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不是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直接谋取的，此时请托人的财物交换的是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此时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职务上的便利就出现了分离，对此，能否构成受贿罪呢？法律其实给了我们答案。

《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7]对于该条款，规定的是不是受贿罪，学界有不同看法。[8]笔者认为，该条规定的不是受贿罪，因为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9]而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其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10]本条规定以受贿论处的意思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便利条件，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身不能构成受贿罪，只是按照受贿来处理，否则就不应当单列一条。而且此条中还规定了必须是谋取不正当利益，与受贿罪谋取利益相区别。至于为何以受贿论处，主要是此种情况的主体以及主体收受的贿赂毕竟与职务有关，一定程度上也利用了国家的公权力。

综上，从我国现行法律对受贿罪规定的精神来看，国家工作人员与职务上的便利二者不能分开，即行为人必须利用的是自身职务上的便利方能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恰恰是行为人和职务上的便利出现了分离，理论上难以自洽，若照此推理，具有影响力的任何人只要间接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就能构成受贿罪，那么刑法修正案（七）又为何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限定在五类主体呢，如此一来，势必会大大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打击面。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理论困境破解

（一）公约的启示和借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规定的是贿赂本国公职人员，其具体规定为：“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11]可见该条第一项规定的即为行贿罪，该条第二项就是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其内容为：“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二）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12]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公约中，受贿罪和影响力交易罪，不仅规定在不同的条文中，而且罪名也不相同，受贿罪范围非常明确，即公职人员利用其自身的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只要利用其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他人从行政机关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就构成影响力交易罪。影响力交易罪和受贿罪都属于腐败的形式之一，但是本质不同，受贿罪是“权钱交易”，影响力交易罪是“影响力和钱的交易”，二者最终都会侵害到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但是程度有所不同，受贿罪是直接的侵害，程度较重，而影响力交易罪是通过行为人具有的影响力间接侵害公权力，程度较轻。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正确定位

受贿罪范文篇7

此举扩充了受贿犯罪的立法体系，契合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要，填补了刑法真空，可以说意义重大{2}还有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将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这为依法、有效地防范新型受贿犯罪、保证国家公权力公正、公平地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3}。从这些学者观点中，不难看出有一个共同的声音，即受贿罪的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严密了刑事法网，也是立法上的一个创举。这些学者的观点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对此，笔者不敢苟同。本文拟从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入手，分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面临的理论困境，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该罪名的进一步思考。

一、受贿罪相关基本理论解读

（一）受贿罪的特征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这种交易的本质是行为人以为他人谋利益的方式“出卖”手中的权力，将权力作为商品换取他人的利益{4}。从理论上来说，受贿罪包括广义上的受贿罪和狭义上的受贿罪，广义上的受贿罪是指行为人只要利用手中的权力与请托人进行“权钱交易”即可构成受贿罪，权力不限于国家的公权力，还包括非国有单位管理权力、受人委托办理某项事务的权力以及某种专业性的职责权力。从此种意义上来说，现实生活中，受贿罪涉及的领域较为广泛，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国家管理领域，即发生在国家机关和国有单位中的受贿罪；二是一般经济领域，即发生在非国有工商业企业中的受贿罪；三是一般社会领域，如各种体育、文艺竞赛，各种大奖赛的受贿罪；四是其他专门领域，即各种职业活动中的受贿罪，如律师、教师、医生等的受贿罪{5}。而狭义上的受贿罪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进行的“权钱交易”行为。

我国的受贿罪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一个法定概念，仅指利用国家公权力与金钱交易的行为，从此意义上来说，我国的受贿罪是狭义上的概念，下文所述的受贿罪亦指狭义上的概念。按照我国的刑法体系，目前，以受贿罪冠名的罪名主要有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163条）、受贿罪（《刑法》第385条）、单位受贿罪（《刑法》第387条）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刑法》第388条之一）。[2]在这些罪名中，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都是利用国家的公权力，只是主体上存在差异，前者是国家工作人员，后者是国有单位，二者都能纳入到我国的受贿罪体系之中自不必论。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与受贿罪却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主要的区别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从主体上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非国家工作人员一般是指具有组织、领导、监督、管理职责的人员，或者诸如医生、教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国家工作人员，是指一切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其次，从利用的权力性质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是职务上的便利，是主管、经营或者参与非国有公司、企业某项工作的便利条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便利主要是指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前者利用的私权力，即非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的职权，其违背的是忠实义务，后者利用的是国家的公权力。第三，从刑法的结构及侵犯的客体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位于第三章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其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正常经营管理活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交易秩序，而受贿罪规定在刑法的第八章贪污贿赂罪中，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机关和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工作秩序和国家的廉政建设制度。[3]可见，二者不仅仅是主体不同，更重要的是侵犯的客体不同，利用的权力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因此，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并非所有的“权钱交易”行为都能纳入到受贿罪的范畴，而且，带有受贿罪之名的罪名并非都是受贿罪的特殊表现形式。同理，笔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也不能划入到受贿罪的范畴，具体分析详见后文。

（二）受贿罪的客体

关于受贿罪的客体问题，我国刑法学界看法不一。主要包括简单客体说、复杂客体说和选择客体说三种观点{6}。复杂客体说的基本含义是指受贿罪既是一种渎职犯罪，同时又是一种严重的经济犯罪，既侵犯了正常的公务活动，又侵犯了公私财产所有权以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7}。选择客体说认为，受贿罪所侵犯的客体是多方面的，除包括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活动外，还可能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及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发展。据此，我们可以把受贿罪的客体称为综合性客体。但是，就具体受贿行为而言，对上述客体的侵犯又是有选择的{8}。简单客体说认为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是单一客体，但是客体的内容却有不同的观点。有的观点认为是国家机关的正常活动{9}；有的观点认为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10}；有的观点认为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或者廉洁制度{11}；有的观点认为是对职务行为公正性的信赖{3}20；有的观点认为是职务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和职务行为的信赖等{12}。

针对复杂客体说，有的学者认为，所谓复杂客体，是指一个犯罪行为同时侵犯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社会关系，受贿罪并没有既侵犯国家机关的管理活动，又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因为行贿和受贿都是犯罪行为，当行贿人自愿把财产拿去行贿时，合法的财产就变成了非法的贿赂物，应视为自动丧失财物的所有权，不存在受贿罪侵犯行贿罪财产所有权的问题。该说还混淆了犯罪客体与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之间的关系{11}14。因此复杂客体说在理论上难以成立。针对选择客体说，有学者认为，如果一种罪的客体是选择性的，这种犯罪行为的性质和特征便是不确定的，就失去研究客体的意义，就会造成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上的混乱，显然是违反我国刑法上的客体理论的{11}。目前，简单客体说成为通说，当然在简单客体说中，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以及对职务行为的信赖等观点都占有一定的比例，笔者认为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也倾向于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这一大多数人的观点，具体理由不再赘述。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误读和面临的理论困境

（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误读

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属于受贿罪

因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冠有受贿罪之名，实践中很容易理解为就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这其实是一种误读，如前所述，我国法律语境下，受贿罪既是一个理论上的概念，也是法定概念，通常意义上的受贿罪就是特指利用国家公权力进行权钱交易的渎职类犯罪，[4]因此，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冠有受贿罪之名的犯罪并非都属于受贿罪的范畴，像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即为明证。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受贿罪的基本特征不符，理论上难以自洽。

2．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受贿罪的主体扩大到了非国家工作人员

目前，学界多数学者认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将受贿罪主体由原来的国家工作人员扩大到国家工作人员近亲属、密切关系人等五类主体。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读，这种误读是建立在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为受贿罪的前提之下的，如前所述，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本身并不属于受贿罪的范畴，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并不是受贿罪的主体，因此，此种说法不攻自破。其实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出台之前，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及相关的法律和司法解释，非国家工作人员完全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虽然非国家工作人员无职无权，没有进行权钱交易的前提，难以单独构成受贿罪，但是根据共犯理论，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相互勾结，伙同受贿的，能够成立受贿罪的共犯。

在我国早期的司法实践中，关于一般主体与特殊主体共同故意实施以特殊身份为要件的犯罪时，能否成立共犯以及如何确定共犯性质就存在较大争议。在此种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88年1月21日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分别就贪污罪、受贿罪的共犯做了明确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经手管理公共财物的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然而，1997年《刑法》中只保留了《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关于贪污罪的共犯规定，却删除了关于受贿罪的共犯的表述（见《刑法》第382条第3款）。于是乎，有不少司法实务者和学者认为，修订后的刑法已取消内外勾结的受贿罪共犯，修订后的刑法施行后，对非国家工作人员勾结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受贿的，不能以受贿罪共犯追究其刑事责任{13}。针对这个问题，我国著名的刑法学家张明楷指出，《刑法》第382条第3款只是注意规定，不是拟制规定。他指出了1997年《刑法》在贪污罪中保留注意规定，而删除受贿罪中的注意规定原因是：因为贪污罪包含了利用职务之便的盗窃、骗取、侵占等行为，而一般主体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贪污时，一般主体的行为也符合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382条第3款的注意规定，是为了防止司法机关将贪污共犯认定为盗窃、诈骗、侵占等罪。刑法就受贿罪取消注意规定，是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将受贿共犯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问题，因此，刑法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更不应当随处设立注意规定，只有当立法者担心司法机关可能存在误解或者容易疏忽的情况下，才作出注意规定。由于教唆或者帮助受贿的行为不可能构成其他犯罪，不会引起误会，故立法者删除了原有的注意规定{14}。目前，张明楷的这一观点已经为大多数学者和司法实务界所接受，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够构成受贿罪的共犯已经不存在较大争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出台的《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授意请托人以本意见所列形式，将有关财物给予特定关系人的，以受贿论处。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5]该司法解释的基本理念是，受贿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得到了利益，直接或者间接收受了利益，因为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共同的利益关系，给予特定关系人财物与给国家工作人员无异，但是，特定关系人以外的第三人因为与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只有当二者共同占有财物才能视为共同受贿。笔者认为，该司法解释违背了共犯的刑法基础理论。共同犯罪是指共同故意犯罪，即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各共犯人相互利用、补充对方的行为，从而使数人的行为形成一个整体。而本条第二款中规定，第三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共谋的，必须以共同占有财物为条件方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不妥，只要双方通谋，有共同的受贿故意，并且具有共同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即可构成受贿罪的共同犯罪，至于贿赂由谁来收取，由谁占有不应是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的必要条件，此条规定显然不符合刑法的基本理论，应当作废。此外，特定关系人的规定亦属多余，应当包括任何第三人。因为若国家工作人员没有直接收受贿赂，但是授意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第三人，该第三人必定与国家工作人员有着某种亲密关系，要么国家工作人员需要报答第三者或者需要满足第三者的需求，要么第三者在接受财物后将所接受的财物私下转交给国家工作人员，要么第三者会采取其他方式报答国家工作人员{14}38。国家工作人员不论是明示还是默示请托人将财物给予第三人，实际上是国家工作人员对贿赂的一种处分，该国家工作人员已经承诺收取该贿赂，理应构成受贿罪。

综上，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出台之前，根据我国现行的法律，非国家工作人员当然能够成为受贿罪的主体。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被误读的原因

在我国民众的习惯性思维中，只要收取了其他人的贿赂就构成受贿罪，而不会去考虑受贿罪的本质特征是“权钱交易”的渎职类犯罪，国家法律当然也不能脱离社会现实和民众的认同感，从而也将《刑法》第388条之一命名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正是因为此罪名的后面冠以受贿罪，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达成该罪就应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形式的普遍共识，于是便有了受贿罪主体扩大到非国家工作人员这五类主体的说法。此外，我国民众对腐败的认识还不够深刻，认为腐败就是贪污受贿，而对公约中利用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不甚了解，更不知道利用影响力交易也是腐败。

（三）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纳入到受贿罪中的理论困境

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害的客体不同于受贿罪

如前所述，受贿罪侵犯的客体的通说为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的客体来看，其侵犯的并不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因为直接利用职务行为的人是国家工作人员，国家工作人员在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过程中主观上是不知情的，并没有和密切关系人[6]有共同受贿的故意，而且其也没有受贿的行为，即国家工作人员基于密切关系人的影响而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至于密切关系人是否从中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是放任，也可能是过失的心理，这在证据上如何证明确有困难。不管何种情况，只要不能证明二者有默契，就不能认定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存在两种法律关系：一种是密切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这种影响包括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其他密切关系人、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影响该国家工作人员，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间接影响表现为：密切关系人先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影响国家工作人员，后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再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15}。二是行为人与请托人之间的影响力交易关系。该种法律关系，即行为人利用影响力交换请托人的财物。请托人获得的不正当利益虽然最终是通过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获取的，但是在此过程中并没有“权钱交易”，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廉洁性并没有因此而被玷污。可能会有人认为，密切关系人间接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并利用这种职务便利换取财物，破坏了职务行为廉洁性。笔者并不认同，从受贿罪的本质来看，其实质是一种渎职类犯罪，即国家工作人员自身不能利用国家赋予的公权力谋私利，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具有专属性，密切关系人本身无职无权，其利用的是自身的影响力而不是权力，不能因为密切关系人间接利用了国家的公权力，就认为密切关系人构成渎职类犯罪，这是与受贿罪本质的最大区别。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侵犯的客体应当是影响力的不可收买性和不可滥用性，而不是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2．受贿罪的客观表现形式存在的理论争议

从受贿罪一般概念来看，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其客观方面的表现之一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的职务上的便利能否与该国家工作人员人身分离？即是不是一定要以利用自身的职务上的便利为条件。从司法实践来看，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的情况有两种：一是该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存在着制约和隶属关系，此时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相当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二是该国家工作人员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不存在制约和隶属关系，只是影响关系，此种情况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行为不能认为就是该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第一种情况，虽然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但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相当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的工具，其实质上还是利用了自身的职务上的便利，仍然属于受贿罪的范畴。第二种情况是其他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其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了利益，不是该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自身的职务便利直接谋取的，此时请托人的财物交换的是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此时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与职务上的便利就出现了分离，对此，能否构成受贿罪呢？法律其实给了我们答案。

《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7]对于该条款，规定的是不是受贿罪，学界有不同看法。[8]笔者认为，该条规定的不是受贿罪，因为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本人职务上主管、负责、承办某项公共事务的职权，也包括利用职务上有隶属、制约关系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权，[9]而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与其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没有隶属、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和一定的工作联系，如单位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下级单位没有职务上隶属、制约关系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有工作联系的不同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等。[10]本条规定以受贿论处的意思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便利条件，再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本身不能构成受贿罪，只是按照受贿来处理，否则就不应当单列一条。而且此条中还规定了必须是谋取不正当利益，与受贿罪谋取利益相区别。至于为何以受贿论处，主要是此种情况的主体以及主体收受的贿赂毕竟与职务有关，一定程度上也利用了国家的公权力。

综上，从我国现行法律对受贿罪规定的精神来看，国家工作人员与职务上的便利二者不能分开，即行为人必须利用的是自身职务上的便利方能构成受贿罪。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恰恰是行为人和职务上的便利出现了分离，理论上难以自洽，若照此推理，具有影响力的任何人只要间接利用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就能构成受贿罪，那么刑法修正案（七）又为何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主体限定在五类主体呢，如此一来，势必会大大扩大受贿罪的主体范围，扩大打击面。

三、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理论困境破解

（一）公约的启示和借鉴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5条规定的是贿赂本国公职人员，其具体规定为：“各缔约国均应当采取必要的立法措施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该公职人员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不正当好处，以使该公职人员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二）公职人员为其本人或者其他人员或实体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不正当好处，以作为其在执行公务时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条件。”[11]可见该条第一项规定的即为行贿罪，该条第二项就是受贿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18条规定了影响力交易罪，其内容为：“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采取必要的立法和其他措施，将下列故意实施的行为规定为犯罪：（一）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许诺给予、提议给予或者实际给予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使其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该行为的造意人或者其他任何人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二）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员为其本人或者他人直接或间接索取或者收受任何不正当好处，以作为该公职人员或者该其他人员滥用本人的实际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从缔约国的行政部门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任何不正当好处的条件。”[12]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公约中，受贿罪和影响力交易罪，不仅规定在不同的条文中，而且罪名也不相同，受贿罪范围非常明确，即公职人员利用其自身的职权索取或收受贿赂。公职人员或者其他任何人只要利用其影响力或者被认为具有的影响力，为他人从行政机关或者公共机关获得不正当好处，就构成影响力交易罪。影响力交易罪和受贿罪都属于腐败的形式之一，但是本质不同，受贿罪是“权钱交易”，影响力交易罪是“影响力和钱的交易”，二者最终都会侵害到国家公权力行使的公正性，但是程度有所不同，受贿罪是直接的侵害，程度较重，而影响力交易罪是通过行为人具有的影响力间接侵害公权力，程度较轻。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正确定位

受贿罪范文篇8

关键词:受贿罪;实证分析;立法缺陷

受贿罪是一种对国家和社会具有紧迫危害性的犯罪。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正处于飞速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中，对公权力具有很强的依赖性，导致贪腐行为高发。尽管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现行的刑事立法抑或是相关立法解释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对受贿犯罪这一块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是，因为受贿犯罪的复杂性、特殊性、重要性，目前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受贿罪的认定和处理也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本文希望通过对案件的分析和研究，对受贿罪及相关问题进行探析。

一、受贿犯罪的总体情况

《刑法修正案（九）》于2015年11月1日起实行，对《刑法》的许多条文进行了修改和完善，其中第383条将贪污贿赂罪系列的条文进行了完善，细化了量刑的标准。为了准确适用新条文，2017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了《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此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了贪污贿赂罪的量刑数额，将情节分为三档，3万至20万为数额较大的标准，20万到300万为数额巨大的标准，至于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则是300万以上。截止今日，贪污受贿罪的判决书共有38029份，其中一审程序结案的共有33705份，二审程序4076份，再审程序222件，其中刑罚变更2件，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5件，其他15件。（中国裁判文书网是本文收集样本的来源）

二、受贿罪的犯罪主体

在我国，受贿罪属于真正身份犯，即国家工作人员，这规定在《刑法典》第93条，但是在实务中，特别是在公诉机关的起诉以及审判机关认定的过程中，对于其主体的认定上出现了分歧，因此，这就和理论界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理解产生了明显的对比。在我国，最高法、最高检颁布的司法解释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定义不同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解释对于“国家工作人员”、“从事公务”做出的规定，例如，立法解释将国家工作人员解释为包括了受委托的人员，而在司法解释中解释为受推荐、批准、提名、任命的人员。为了更直观反映在实践中，接下来我将结合50份裁判文书做出分析。从表1可以看出，在50份判决文书中，大部分都被检察院认定为受贿罪而起诉。

三、受贿犯罪量刑问题的实证分析

（一）受贿罪量刑概况。在此次收集的裁判文书中受贿罪被告共有27名（不包括同时犯贪污罪、受贿罪的被告人，也不包括同时犯其他罪的被告人），都为二审或再审案件。笔者对这27人的量刑情况进行了统计和汇总。其中1人被判处无期徒刑，8人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7人被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9人被判处5年以下实刑，2人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并适用了缓刑。此次收集的50份裁判文书无一人被判处死刑，说明国家也在有意识的对受贿犯罪少适用死刑，那么笔者不禁想到，针对受贿犯罪，我们是否能够取消死刑呢？（二）受贿罪数额的认定。受贿罪的数额应当如何计算？具体问题应该具体分析。1．国家工作人员不明知财物的具体价值而索取后者收受的，按照事后鉴定的财物计算。国家工作人员误以为是数额较大的财物才收受的（即如果当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则拒绝收受），即使事后鉴定财物价值数额巨大或特别巨大，只能适用较大的法定刑。收受等违禁品的，可不计算数额，按照情节轻重选择法定刑。2．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产性利益的，应当按照获得财产性利益时的价值计算，而不应按行为人实际支出的成本计算。3．如果国家工作人员“退换”财物后再索取或者收受的，根据案情，可能要累计计算数额。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财物后所获得的孳息，不应当计入受贿数额。（三）法定情节对受贿罪量刑的影响。自首与立功在我国都是法定从宽处罚情节。从案例分析统计数据看，21人被认定为自首，其中11人被减轻处罚，10人被从轻处罚。可见被告人若有自首情节，一般都可减轻或从轻处理，自首对受贿罪量刑影响极为明显。

四、受贿罪的立法缺陷

经过之前的统计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受贿罪的规定仍然有不足之处：1．我国现行的司法文件对受贿罪的主体确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但这些规定却一直存在着定义不清晰的问题。关于怎样判断和区分其他的公务人员，仍然含有争议。2．前文说到“依照刑”的模式不太科学，这种模式是1997年刑法所确定的，一直沿用至今，即将对受贿罪的处罚规定依照贪污罪的规定处罚（参见《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本来贪污罪和受贿罪属于不同性质而犯罪，侵犯的不同的法益，不应该设置为相同的法定刑。尽管我们知道，依照刑是为了节约司法资源，但是罪责刑相适应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3．受贿犯罪不是一个暴力性犯罪，相较于其他暴力性犯罪而言，社会危害性较低，但仍然能够适用死刑，死刑对于受贿罪而言，并无益处，严厉的刑罚不是打击犯罪最有效的手段。我们应该遵循罪责行相适应原则，让罪犯受罚所带来的痛苦大于其犯罪时所得到的快乐，起到惩戒和警示作用，而不应该残酷的剥夺其生命。4．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客观要件，增加了司法实践中的负担，行贿受贿是一项私密的活动，是面对面的单方意思表示，怎样才能取证证明公职人员允诺为他人谋利益呢？

五、关于完善受贿罪定罪量刑的建议

（一）受贿罪量刑标准的细化及完善。应当合理确定受贿罪数额的具体标准。当前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提高论”，该观点认为，受贿罪起刑点为5000，这是由于当时的经济情况而决定的，当时是1997年，5000元在当时的购买力与现在不可同日而语，要想保证惩罚意义等同于当时，应当提高入罪数额。第二种是“降低论”，有的学者认为受贿罪的数额应当与诈骗罪相协调。最后一种是“取消论”，认为受贿罪侵犯的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应当对此零容忍，量刑起点不该设置数额。笔者认为，我们应该维持5000元的法定刑，首先，5000元的起刑点已经规定了18年，早已经深入人心，贸然降低起刑点，有损法律预期，徒增法律实施成本，没有必要。其次，刑法修正案（九）对受贿罪定罪量刑采用数额和清洁的“双重标准”的情况下，5000元起刑点能够有效地区分一般受贿罪和受贿的界限。最后，取消起刑点显然更不合适，如果不计数额都能入罪，那么司法成本太过高昂，可能一年到头司法人员都在奔波的路上。所以，显然维持5000元较为合理，使人民具有期待可能性，具有可操作性。（二）立法模式应更加科学。受贿罪与贪污罪属于性质不同的犯罪，使用相同量刑标准不太科学。贪污罪所侵犯的主要法益还是财产权，而受贿罪所侵犯的并非他人的财产法益，而是不能够被收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受贿罪与贪污罪使用同样的处罚标准与实务不相适应。贪污腐败案件的高峰期为上个世纪末，因为我国经历了国企改制。为了打击在此过程中的腐败扩张的趋势，现代刑法着重打击贪污罪。但是随着现代企业的建立，贪污案件与贿赂案件之间的比例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在职务犯罪中，受贿罪独占鳌头。因此，现行刑法在关于受贿罪方面的处罚规定，已然不能反映出司法实践的真实情形，也与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不相适应。（三）取消“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结合前面所述，笔者认为此要件在实际操作起来意义不大，如何证明行为人已经承诺“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个隐秘的意思表示，将会加重司法人员的负担。受贿的行为构成了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廉洁性的侵犯，无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或承诺、答应为他人谋取利益，只要收受了财务，就是对手上公权力的玷污，如果仅因为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不能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有违立法初衷，笔者愚见，应当删除此构成要件。

参考文献：

[1]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和发展完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房慧颖、李舒俊．反腐败视野中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模式的问题与出路——基于《刑法修正案（九）》的分析．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学报．2016(1)．

受贿罪范文篇9

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形式

1、符合犯罪基本情形但未达到立案标准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罪论处,这在一定程度上厘清了受贿罪的真实内涵.定义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基本受贿罪一样,其基本罪状情形中未达到"数额较大"或者是"情节较重"的,不能按照本罪进行处理和定罪,"情节较重"和"数额较大"按照司法解释来说,是指受贿数额低于犯罪数额的80%,且没有因为受贿行为而导致国家或者集体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或造成恶劣的影响,这就直接表明了利用影响受贿罪的罪责定义基础,对于未达到这一标准的受贿行为不能确定为影响力收受贿赂的行为,不能定其为此罪.

2、多重环节收取贿赂行为修正法草案中规定说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程序体现在利用权力索取多余财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或是通过一方国家人员影响到另外一方工作人员的职务工作行为,而获得额外的利益代价行为.

鉴于此,影响力受贿罪本罪的犯罪构成应该是在三方或者是四方的行为人中,这其中包括行为人、委托人、二次委托人及具有实质影响力人,在这个一连串的人员行为影响中,可能是其中一个环节或者多个环节出现主体方对委托人或是二级委托人谋求非法利益和接受贿赂的行为,这个环节中出现的受贿行为不能一概而论为影响力收受贿赂,而应该将主要罪责定位在发生问题的主要工作人员上,而不能做扩大处理,将罪责肆意加在工作人员自身.

3、受托客体无意识顾及贿赂行为的产生在行为人不知道、不能意识到为委托人谋取的利益是不正当利益,或者委托人采取欺骗、隐瞒等方式使行为人不知道或者不能意识到为其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或者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或者应当意识到为委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本罪是故意犯罪,需要求行为人明知为委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而继续进行,因此,对于行为人不知道或者不能意识到的,不能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实际生活中,委托人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故意让行为人涉及不到获取不正当利益的过程,而导致受贿结果的发生,从这一方面来说,不构成本罪,而对于委托人来说,可根据实际情形来判刑和定罪.

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其他犯罪区别认定

1、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欺诈、敲诈罪的区别认定从字面上来看,主体行为人以欺诈和敲诈等行为所要他人财物、贿赂的,在司法解释上虽同属于受贿罪,但与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实质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整个实现过程都大相径庭.

一方面来说,新为人诈骗、敲诈勒索而完成的受贿行为,存在一定的恐吓行为,是以恐吓手段来实现受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公务人员执行职务的时候,采取这样的手段,就会构成恐吓罪,其主管观念与受贿罪不谋而合;而与欺诈罪手段相比,这又比较缓和,因为欺诈手段收受贿赂,构成了欺诈贿赂罪,也与影响力受贿罪观念苟同.与国外的理论相比来说,我国刑法界普遍认为,如果公务人员在欺诈和勒索的主观上没有真正想从委托人那里索取贿赂的时候,仅以此为借口或托词,则行为人不成立贿赂罪或构成诈骗罪和勒索罪.

正是因为如此,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与敲诈勒索罪区别较为明显,但当行为人既有欺诈、勒索的主观意图的情形,又具有利用影响力而为委托人谋求不正当利益收取贿赂的时候,这样的复杂情况一起出现就应该另加定性来论.

在司法认定过程中,一定要准确量刑,不能简单的以择重罪来定罪,一定要分清在罪责的施行中,获取贿赂的过程中,敲诈、勒索的不正当手段产生是不是因为完全为了贿赂,其原因为何应该追求清楚.如呆行为人主观上就是利用职务之便或者是利用影响力作为行为的对等互换,欺诈、勒索只是为了促使委托人将贿赂行为完全发生,则重心应该放在影响力犯罪的定罪上,应将其定为本罪;反之,就要定其为欺诈罪或是敲诈罪.换个角度来说,对于委托人来说,要根据他交付贿赂的意图是怎样的,如果委托人是为了获取对于自身来说不正当利益,则应该将重心落在取得不正当利益的受贿上,如果委托人是内心基于压力而相信行为人有能力为其谋取不正当利益,则重心应该放在欺诈或是恐吓方面,确定为欺诈罪或是敲诈勒索罪.

2、利用影响力受贿与共同受贿的区别认定利用影响力犯罪的过程中,但是人会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有所联系,他们对整个受贿过程可能成为一个联合体,其中可以区分本罪和共同犯罪,如果是行为人与实质影响人积极策划、共同实施,则毫无疑问是归于后者,而如果行为人向实质影响力人提及事情缘由以及获得委托人财务的愿望实现,影响力人直接向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联络的,则行为人单独成立本罪名.

早在20世纪90年代,在刑法理论界就普遍存在一种争议,就是对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与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的人共同受贿是否可以列为受贿罪的共同犯罪,2O世纪80年代,我国人大常委会曾经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在随后的几次刑法修正案中,都未对此进行过精确地修正和完善,未给出详细地规定和论断,但是理论界和司法实践届仍然坚持向正规化论断地诠释.在2003年,有关这项罪责诠释上有了最终结论,两高联合出台司法解释进一步论述此问题:"特定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实施前款行为的,对特定关系人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特定关系人以外的其他人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同年,高法在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重新细化了相关规定,将有无共同受贿的故意和行为、有无通谋、收受请托人财物后双方是否共同占有作为是否认定构成共同受贿犯罪的标准.

受贿罪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在我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而构成受贿罪是腐败行为的一个重要方面，国家法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因此，对我国受贿罪立法的有关问题进行了论述。

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从上述规定看，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最严重和最多发的犯罪之一。尤其在当前我国正处在改革开放和体制交替之时，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旧的社会监督控制机制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之需，而新的监控机制又尚未完全形成，于是在新旧管理、防范机制交互作用和衔接的过程中，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如官员腐败问题。而官员腐败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受贿。党和政府基于这一因素，对受贿行为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可以说，不论是行政方面，还是刑事方面，对受贿罪的打击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一、受贿罪主体的立法完善

依据现行法律的规定，受贿罪的主体为特殊主体，只能由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国家工作人员的范围根据《7法》第九十三条之规定，具体包括以下四类：(1)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2)在机关之外的其他国有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即在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3)国家机关以外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单位公务的人员，主要是指在国有控股或者参股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国负有资产有监督、管理等职责的人员；(4)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主要又有下列四种：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人大代表；依法履行职责的各级政协委员：依法履行审判职责的陪审员；协助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农村村民委员会、城镇居民委员为等农村和城镇基层组织人员。

另外，在司法实践中，值得探讨的是，某些特殊的人员，如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为受贿罪的犯罪主体?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能否成为本罪的主体?

就我国的具体国情而言，离退休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一般的行为方式为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在岗期间利用职权为请托人谋利，双方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财物，即事后受贿。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行为人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以及受贿意图的形成是否是其在职在岗期间。如果是，则不论何时收受贿赂都构成受贿罪。2000年6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离退休后收受财务行为如何处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的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13条规定“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后增加一条作为第三百八十八条之～：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由此看来，立法对此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如果能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与其关系密切的人作进一步的界定，则可以更方便的指导具体的司法实践工作。

二、对单位受贿罪的进一步完善

刑法第387条用两款叙明罪状的形式规定了本罪，根据刑法条文，构成单位受贿罪应为：(1)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2)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

有论者认为，只有特定的单位——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才能成为本罪的主体。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制度，由于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等的性质和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决定了这些单位违背自己的职责，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或者帐外暗中收受回扣、手续费，并利用国家给予的权力为他人谋取利益，就会严重损害国家法律的尊严，破坏社会主义经济秩序，并使国家机关正常的职能活动受到严重侵犯，败坏了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等的声誉，并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严重损失，因此，必须追究其刑事责任。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依据我国当前的具体国情，许多非国有单位受国有单位的委托，也在从事某些国有单位的职责，如对其网开一面，则既有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法原则，也破坏了刑法适用的统一性。单位受贿犯罪就是利用单位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利，从得利人那里索取或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而不论单位是属于国有还是非国有。

从深层次看，现有的单位犯罪规定，使单位犯罪的主体不好确定。公司、企业的并列规定，在市场主体公司化的今天，其现实适应性还能维持多久值得怀疑。公司、企业和分支机构、内设机构何以成为单位犯罪主体只能靠司法机关的越权解释或许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如何认定，直接影响到司法实践。所有这些，都要靠未来单位犯罪概念法定化去解决。

三、受贿罪刑罚的进一步完善

1．应单独给受贿罪设定刑罚

我国刑法对于受贿罪的处罚是参照贪污罪的法定刑条款处罚的，本身并未设立独立的法定刑条款。这固然体现了法条简洁的要求，但也值得商榷。

第一．两罪的犯罪性质并不完全等同。贪污罪不仅是一种渎职犯罪，而且还是一种侵犯财产权的犯罪。贪污、受贿除了在渎职上有共性之外，在另外方面如是否侵犯财产方面存在明显区别。并且从两罪的主体也可以看出，前者的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受国有单位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而后者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对于侵犯不同客体和犯罪主体有一定差别的贪污、受贿犯罪采用相同的法定刑条款是难以区分两罪的犯罪性质的。

第二，两罪采用的犯罪手段和主观意图并不相同。贪污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取了侵吞、窃取、骗取及其他非法手段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意图。而受贿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是一种权钱交易行为。贪污罪往往是主动实施的，行为人在单独犯罪的情况下，无法采用消极手段来达到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目的。而受贿罪除了可以采用索贿这种主动行为方式之外，司法实践中更多地表现为受贿人是在行贿人的主动要求下被动收受财物。贪污罪行为方式较为复杂，既可以采用侵吞、窃取、骗取手段，也可以采用其他非法手段；贪污罪在采用窃取、骗取等手段时与一般的盗窃、诈骗行为并无较大区别，具有自然犯的特征，对社会的危害是显性的。而受贿罪行为方式较为简单，除了索贿外，就是收受贿赂的方式；受贿罪的本质因为是权钱交易，对于社会的危害是隐性的，并且更多地体现智能型犯罪的特征。犯罪手段和表现形态的不同，决定了两罪法定刑理应不同。

第三，两罪体现社会危害性大小的因素并不相同。贪污罪因为具有财产犯罪的特性，因此，体现其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主要因素是数额大小，其他情节则是次要因素；而受贿罪因为不具有财产犯罪的特性，所以，体现其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主要因素除包括数额外，还应包括犯罪手段、造成后果等。公务员之家:

2．对受贿罪增设罚金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