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域范文10篇

视域范文篇1

[关键词]传播学;翻译;统计分析;综述

一、引言

任何信息的交换和传递都是一种传播行为,所以信息的沟通过程就是一个传播过程,这种利用一定的媒介和途径在两个互相独立的系统间有目的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活动就叫作传播。把一种语言信息转换成另一种相同意思表达的语言,这种转换行为就叫翻译。而在进行翻译的时候,需要充分地理解源语言所表达的信息,再运用多种方法将理解到的信息转换成另一种语言信息,并且可以采用这种新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实际上,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这种传播活动涉及不同的地域文化和语言系统,这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传播活动。德国的威尔斯和美国的奈达都认为翻译是信息传播的一种特殊的形式,强调在翻译研究中必须充分重视其传播的性质,他们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的代表学者。国内相关研究的先驱者是吕俊教授和廖七一教授:吕俊教授于1997年首次提出了翻译传播学的理论,廖七一教授于同年从信息论角度对翻译进行了深入研究。之后,翻译的传播学理论逐渐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为了使研究者进一步了解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发展情况,笔者对迄今为止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上刊载的相关论文以及从超新图书和其他购书网站上搜索到的相关专著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它们进行统计分析,完成了此次文献综述。希望对今后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计量法、理论分析法,以及比较研究法,选择了11种外语类核心期刊文章作为研究对象。笔者通过分别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和维普中文期刊服务平台选择以上期刊后,分别在两个数据库中选取关键词和主题词“翻译”与“传播学”对每种期刊进行一一检索,搜索出所有相关论文,将论文汇总后,采取逐一分析法,共得到相关论文10篇,形成了本文主要研究对象。同时,通过对超新数字图书馆和当当网购书网站的搜索,共检索到两部相关专著,一并作为本研究对象。笔者将这10篇论文和2部专著下载构成本研究的资料库,然后再依据文献发表(或者出版)的年份、研究对象、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来进行整理统计和归纳分析。

三、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论文和著作介绍

笔者通过上述检索方法,共发现相关论文10篇和专著2部,下面按照发表和出版的时间顺序,将这些论文和专著的内容简介如下。吕俊在《外国语(上海外国语大学学报)》1997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翻译学———传播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并从中外学者围绕翻译性质的普遍争论为出发点,认为翻译是传播学的重要分支,其本质就是传播,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一种信息交换和交流活动。接着作者从两个方面分析了为什么要把翻译学纳入传播学的研究范围,并从传播学的角度指出翻译具有实用性、开放性、动态性、综合性和整体性等五个特点。廖七一在《外国语文》1997年第3期上发表了论文“翻译与信息理论”,并以信息论理论为出发点,认为翻译过程实际是信息交流过程的简略形式,翻译的传输形式划分为两级:第一级为理解过程,第二级为生成目的语并且传达给广大读者。而且,在编码的过程中,译者必须要考虑到信息容道、噪音和冗余以及传输负载等因素。吕俊和侯向群在1998年《外国语》第5期上发表了题为“元翻译学的思考与翻译的多元性研究”的文章。该论文从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和学科建立中的困惑出发,对元翻译学进行思考,指出翻译的本质就是传播或交际,翻译学的研究必须是多元性而不是一元性的。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不仅要使动态机体结构与静态分类结构研究保持统一性,也要使翻译保持其独立学科的地位。唐卫华在《外语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了论文“论翻译过程的传播本质”,并以传播学为出发点,认为翻译的本质即是传播,翻译过程本质就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进而作者提出翻译过程是以某特定目的为指导,在克服噪音干扰的前提下,尽量不失真地利用反馈作用来传播信息,进而实现了翻译的目的。孙建成和李昕亚在2009年《中国科技翻译》第3期上发表了题为“传播学视角下的网页汉英翻译———兼评故宫博物院英语网页”的文章。该文章首先从大众传播理论出发分析了传播者与受传者的关系以及译者和读者的关系,认为英语译者身兼受传者和传播者双重身份,应以英语读者为中心,积极发挥“过滤者”的身份。接着,文章结合网页汉英翻译的特点,对故宫博物院英语网页的翻译进行了评析。段红萍在《外国语文》2011年第1期上发表了论文“社会传播学视角下的武术翻译”,并以武术翻译具有的重要地位为出发点,认可了武术翻译也是社会信息的传递过程,也具有传播学的基本性质,并且指出译者需要着重考虑四个方面的内容,即语言特点、社会运作、策略运作,以及标准运作。麻争旗的学术专著《译学与跨文化传播对翻译的根本反思》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于2011年9月进行了出版,主要是以跨文化传播的角度通过语言学、传播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研究方法与基本理论的相互结合来阐述了理论并分析了案例。比如说,关于译制的三章案例分析与“译事”“译传”和“译品”这三章理论阐释是相互对应的,补充和验证了对理论的认识。最后,作者提出了“媒介翻译学”的全新概念。”刘安洪与谢柯的学术专著《传播学视域下的旅游翻译研究》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于2014年7月进行了出版,主要运用了传播学的相关理论对旅游翻译的本质、过程、噪音、主体、内容、媒介、受众、效果,以及旅游翻译的策略和方法等内容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同时,著者认为传播学视域下的旅游翻译不仅有利于旅游品牌的塑造和推广,还有利于旅游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且能助力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汪庆华在《外语教学》2015年第3期上发表了论文“传播学视域下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选择———以《红楼梦》英译为例”,以传播学为出发点来分析了中国文化走出去与翻译策略的关系,并以杨宪益和霍克斯两个不同的在西方传播的《红楼梦》译本为例,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既要满足专业读者的需求,更要满足普通读者大众的需要,那么国内译者选择的翻译策略就要偏向异化,而国外汉学家选择的翻译策略则要偏向归化。谢柯与廖雪汝在《上海翻译》2016年第1期发表了论文“翻译传播学的名与实”,从合理性、有效性和科学性来论证了“翻译传播学”之名,接着又从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来论证了“翻译传播学”之实,最后该文章认为“翻译传播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胡庆洪与文军在《上海翻译》2016年第2期发表了论文“从传播学视角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以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为例”,认为传播学视域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基本原则是效果为先原则和目标受众中心原则,接着文章分析了目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存在的目标受众感兴趣和需求的核心信息不突显和文化专有项英译不当这两个主要问题,并结合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的例子,该文章提出了对应的改正方法。周楠和谢柯在2018年《外语研究》第6期上发表了题为“从传播学视角看《天演论》的译介及其对文化传播的启示”的文章。该文章主要是站在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了《天演论》的译介,严复成功翻译本文的原因主要是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遵守了传播规律,运用了传播学的思想。该文章从充分发挥了翻译传播主体的主体性、“自己人”效应、契合“两级传播”理论以及特殊受众的积极反馈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最后文章指出中国文化外译的译者应该既要重视翻译过程又不可忽视传播过程,从传播学理论中吸取合理的思想,提高传播效果。

四、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统计分析

(一)历年刊文和专著总体分析

作者对历年来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论文和专著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统计,论文数量:1997年2篇,1998年1篇,1999-2010年2篇,2011年1篇,2015年1篇,2016年2篇,2018年1篇;专著数量:2011年1部,2014年1部。可以看出,国内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数量较少,且呈曲折发展的态势。自1997年至2018年,22年间总共只有10篇论文见刊,平均每年0．46篇,专著也只有2部。1997有2篇论文出现,1998年又有1篇。但是1999-2010年10年间国内相关研究几乎停滞,只有2篇文章见刊。2011年学者们又开始重视从传播学角度进行翻译研究,这一年有1篇,还有1部专著出版。2012-2014年没有论文见刊,但是2014年有1部专著问世。2015-2016年有3篇文章见刊,2017年没有相关论文或专著,然后到2018年又有1篇文章出现。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21年来,虽然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的历程颇为曲折,但是也在逐渐吸引着诸多学者的关注。

(二)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方法

廖传风认为应用研究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所谓宏观研究指的是在某个实践领域中应用某种理论具有其必要性;而所谓微观研究是指在某个实践领域中应用某种理论的实际操作方法。笔者对历年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方法进行统计,宏观研究的论文:1997年2篇,1998年1篇,1999-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4年1篇,2016年1篇;微观研究的论文:1999-2010年1篇,2011年1篇,2015年1篇,2016年1篇,2018年1篇。由于2部专著一部是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进行根本性的反思,一部是从传播学角度对旅游翻译的可行性研究分析,因此笔者把这2部专著都归为宏观研究大类。可以看出,历年来的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论文各5篇,各占论文数的50%。但是有2部专著从宏观角度对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进行了宏观研究,总体而言,宏观研究多于微观研究。

(三)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内容

通过对历年刊文和专著的统计分析,1997年至2018年间,国内传播学视域下的翻译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翻译性质(1997年2篇论文,1998年1篇论文,1999-2010年1篇论文,2011年1部专著,2016年1篇论文)、文化传播(2016年1篇论文,2018年1篇论文)、旅游翻译(2014年1部专著)、武术翻译(2011年1篇论文)、网页翻译(1999-2010年1篇论文)和翻译策略(2015年1篇论文)等方面。可以看出,从传播学角度研究翻译性质的论文共5篇,居第一位,占论文总数的50%,同时2011年还有一部专著进行相关方面的研究,表明了国内从传播学角度对翻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性质的重新理解和界定。文化传播方面的论文有2篇,排在第二位,并且占论文总数的20%;同时从传播学角度对旅游翻译的研究也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旅游翻译的学术专著在2014年也出版了一部。而武术翻译、网页翻译和翻译策略方面的论文分别都是1篇,各占论文总数的10%。

五、结语

视域范文篇2

萧乾在《关于外国文学》一文中提出：“搞翻译要结合研究，不然就成了翻译匠了。”［1］（p．461）何谓“翻译匠”？杨苡认为是那些只把翻译看作技术活，以为懂得外文就能搞翻译的人。［2］（p．127）杨武能说，若不把文学翻译当作艺术再创造，仅剩下技能和技巧的翻译“充其量只可称作一项技艺活动”，译家也就变成译匠，可以被机器取代了。［2］（p．166）陈原把外语学得很好，工作态度认真，却不精通自己的母语，译不出原作神韵的人也称为翻译匠。［2］（p．210）几位前辈译家对翻译匠的阐释虽来自不同角度，但都表明文学翻译并非两种语言间的机械的技术转化；神韵的传递是文学翻译的灵魂———翻译匠恰恰丢失了这一点———无论是没有领会原作的神韵，还是未能译出原作的神韵。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翻译工作者来说，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如影相随，相辅相成。本文拟从诠释学角度论证文学研究之于文学翻译的必要性，进而从翻译的理解和表达两个方面论述研究的具体内容和形式。

二、文学研究是文学翻译的基础：诠释学视角

诠释学作为一门聚焦理解和解释的学科，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文本特征和理解者特征的不同认识而形成了传统的客观诠释学派和以哲学诠释学、接受美学为代表的主观诠释学派。［3］他们就文本本意、作者本意以及理解者的理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不同的思考。客观派如施雷尔马赫、狄尔泰强调对作者本意的回归和再现；［4］赫施在认同这一理想的同时，也指出作者本意可以无限趋近，但无法对此达到确切理解。［5］主观诠释学派如伽达默尔认为文本的真实意义并不完全依赖于作者所表现的偶然性，文本的意义超越作者本意，具有不确定性，理解者可以而且必须比作者理解得更多些。［6］（p．382－383）从翻译的角度来讲，我们认同客观派对文本本意和作者本意的尊重以及文本／作者本意确定论。伽达默尔所说的文本意义超越作者本意着眼于历史，强调理解者在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但译者主体性的发挥并非漫无边际。哈贝马斯说：“语言游戏的语法……既规定符号之间的结合方式，也规定着如何按照行动和表达对语言符号进行解释。”［7］由符号组成的文本和译者的责任决定了译者参与意义生成过程中的有限作用。文本的意义不管在译者的理解过程中发生了怎样的折射，作者本意始终是译者无法舍弃的一个蓝本。从历史性出发，伽达默尔认为由作者创作的文本带有作者的“视域”，理解者在理解文本之前也带有历史所赋予的“前理解”，或称“前见”，为理解者提供了特殊的“视域”。两个视域之间存在着差距。由于前见是一个理解者无法也不必彻底抛弃的客观存在，理解的过程就变成了理解者的视域同文本的视域———在本文中也即原作者的视域———相融合的过程。［6］（p．343－397）伍凌在伽氏“视域融合”理论的基础上从理解个体的角度提出“视域叠合”的概念，更好地反映了理解者的前见同文本意义之间的对比关系。她把理解个体的前见具体为理解个体在理解前的知识储备，指出好的翻译必然需要译者的前见同原作者的前见达到理想的叠合状态。［7］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分析造成“前见”的具体因素。在艾柯诠释学中，前见被具体为理解者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社会政治和个人经验”等等。

我们认为，既然作者和理解者都是“一种具有历史事件性和自身特殊性的存在”，［4］那么带来前见的因素可被分成社会历史背景因素和个体因素两大方面。译者的个体因素中有些很难通过后天努力而改变，比如译者的脾气禀赋和生活经历：若同作者相近，于理解作品则事倍功半；若同作者相反，于理解作品则难上加难。为了避免陷入后者的尴尬境地，译者在翻译之前可以选择同自己在性情和经历方面具有相似性的作者。之后，译者就面临着修补自己和作者在其他方面的差距，即带来前见的其他因素，包括种族文化背景、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大环境和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和其他同文本内容相关的知识。文学研究是补充这些知识的有效途径。种族文化背景、历史背景和社会政治等因素相对于个人因素而言，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地域范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即生活在同一个时代或地区的人更有可能具有某些共同的前见。如果译者翻译的是同时代同地域的作家作品，不论表达，至少在理解方面具备优势。但是多数情况下，译者不可能据此为界，因为翻译的本质就是异质语言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转换。译者在翻译外国作品和本国古典作品时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社会历史环境的差异，由此而生的译者和文本作者的前见也必不同。如果译者在这一方面的知识储备不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肯定是不足的———理论上可以而且必须利用各种资源去弥补。同样，个体的知识结构，如语言能力、教育背景、文学艺术修养方面也需要从文学研究中汲取养分，而且，这些方面同翻译表达的关系更为密切。为了证明研究之于理解的促进作用，我们以译者的语言能力为例进行进一步分析。伽达默尔给出两种区分真假前见的途径，其中之一是“凝目直接注意事情本身”，并注明“这在语文学家那里就是充满意义的文本，而文本本身则又涉及事情。”［6］（p．345）面对“事情本身”，即“充满意义的文本”，海德格尔描述的一般的理解过程是“谁想理解某个文本，谁总是在完成一种筹划。一当某个最初的意义在文本中出现了，那么解释者就为整个文本筹划了某种意义……作出这样一种预先的筹划———这当然不断地根据继续进入意义而出现的东西被修改———就是对这里存在的东西的理解。”［6］（p．345）那么，译者在阅读文本前作出最初的预先筹划后，是凭借什么一步一步地进行筹划和修改筹划的循环？是凭借他对于文本中借以描述某事物的语言，换言之，就是当时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如果作者使用的是译者的本族语，那么译者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就是“某个与我讲同样语言的人，是在我所熟悉的意义上使用语词的。”［6］（p．346）如果该文本的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对译者来说是外语，那么译者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就是“我们认为我们具有这种语言的正常知识，并且在我们理解某个文本中假定了这种正常用法。”［6］（p．346）如果译者对语言的掌握，特别是外来语言的掌握同作者的差别过大，那么在理解过程中，译者就无法保证做出预先筹划的前提，没有预先筹划，修改筹划也无从谈起，理解就无法进行。所以，当译者决定翻译某位作家之前，如果没有达到该作家对这种语言的应用程度，就必须通过后天的努力进行弥补，这是理解得以产生并继续下去的前提。更进一步地说，倘若译者不但对该外来语言运用自如，更能够在研究中熟悉该作家的语言风格———因为译者需要从文本使用的语言的角度去理解该文本，那么译者“对本文感到不满”，［6］（p．346）并不得不停下考虑用语差别的时候就会减少，即筹划和修改筹划的循环相应减少，译者便更容易完成对该文本的理解。这一点当然也同样适用于翻译的表达步骤。

三、源语世界的文学研究：深刻理解原作

早在选择翻译作品之前，文学研究的序幕就已经拉开。视弥补国内某译作领域的空白为第一要务的译者，首先要对源语世界的文学作品和这些作品在目的语国家的译介情况有相当广泛的了解，进而决定选择哪些作品翻译；以满足个人喜好为第一要务的译者也要先对该作家有所了解，或先对作品有品读经验，才能决定自己是否契合该作品的翻译。例如，王央乐曾总结外国文学的编辑和译者的责任就是“把最需要介绍的外国文学作品尽可能好的译本提供给广大读者。”这就要做到对外国文学、国内需要以及自己所翻译的作品有“足够的了解和足够的研究”，还要对本国语“驾驭自如”。［9］（p．28－29）不管基于何种情况，在决定了翻译作品之后，译者对作品的研究都必不可少。他需要分析自己的前见同作者的前见有哪些叠合之处，又有哪些差异亟待弥补，这是理解得以顺利进行的保障。文学研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确定了文学研究对于翻译的必要性，译者还需要确定翻译背景下的文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福克纳研究学者和翻译家李文俊曾大体区别了两种文学研究方式：一种是“为翻译这一目的所做的准备、辅助工作”，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理解作品，以便准确而传神地译出一部作品。”它需要译者有较高的“语言感悟力”；第二种研究方式是“独立的研究”。它需要译者有一种“思辨能力”，要“有创见，甚至得力排众议，标新立异”。

李文俊以自己为例，说明作为译者的他读了福克纳很多传记和回忆录，但并不总是关注哪个学派的哪个批评家有何论点，这充分说明了译者和批评家研究文学作品的不同角度。当然，从广义上来说，一切文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都有助于译者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但译者不同于专门的研究者———后者可以从各个角度，甚至把文本作为一个自足的个体进行阐释，但我们认为作者的本意即便不能完全再现，也应当得到译者的充分尊重。忠实于原作在任何时代都是译者的天职，是文学翻译的常态。译者追求同作者的相似性，即尽可能大的视域叠合，就是以忠实为翻译的根本准则。所以，我们在利用各种文学研究方式去理解作品时，不能将作者本意搁置一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只强调文本内容而忽略文本形式。形式和内容相结合，才是作者本意的体现。概言之，译者需要知道在翻译视域下如何进行有效的文学研究。我们现以《文学批评方法手册》中所列举的主要理论和方法为例，对研究内容进行审视。作为一名译者，在确定翻译作品后，首先需要参阅作家的生平、艺术观点和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等有助于理解该作品的基本信息。这些是作者前见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理应通过各种途径补充相关背景知识。它们在《手册》中被作为传统批评方法的一部分，并且被认为是较其他批评方法来说最为基础的信息。［10］对于希望尽可能向作者本意靠近的译者来说，研究作者的经历、文学观念、写作风格、当时的时代背景和诗学倾向为理解作品提供了历史的眼光和证据，弥补了译者同作者的时空差距，为译者解读作品中的难点提供了可能性。诗歌翻译家江枫以译诗为例说明了对原作者求本溯源式研究的重要性。他说：“译者译诗首先应该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诗人，了解他的思想，了解他的审美价值观。雪莱学识渊博而爱作玄思冥想，译他的诗还常有必要到诗外下大功夫补课。”［2］（p．122－123）例如，若要体会诗人在《日落》这首诗中表现的沉痛感，就需要了解他在伊顿公学的不幸经历。其次，译者需要借助相关文艺理论，对作品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读。在这一方面可以参阅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修辞学、语言学和文体学等文本分析方法，从语言、意象等角度掌握作品的风格。日本文学翻译家李芒在实践中深感翻译之前对所译作品进行多方面深入研究的必要性。他以松尾芭蕉的一首著名的俳句翻译为例，说明若要求得成功的“再创作”，译者必须研究俳句的艺术特点，“在内容构思、结构安排、形象塑造和语言运用等方面……尽力尊重和再现原作”。［2］（p．26－30）刘宓庆综合中西文论，探讨了风格的可知性和可译性。他用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将风格具体化，并区分了风格意义的三个层次，带给译者“雾散天晴之感”。［11］（p．609）前文已经指出，在运用这一类理论，关注文本本身的同时，译者还需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作者的艺术观、作品的思想及其所反映的人生。若不能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仅把作品当作自足个体来对待，就无法深刻领悟作品的内涵和神韵。最后，为加深对作品的理解或弥补理解之不足，译者应当根据作品的不同特点，有选择地运用文艺理论对作品进行深层次解读。比如，翻译D•H•劳伦斯的作品，可以从精神分析批评中获得启示；翻译印第安文学可以借助文化学派相关理论；翻译乔治•艾略特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等女性作家作品，女权主义批评可以为译者带来新的阅读体验。这一类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属于李文俊所说的“独立的文学研究”，虽然不以翻译为唯一目标，但对于译者理解文本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例如，当译者了然哈姆雷特在原型批评中被阐释为替罪羊的形象时，［10］（p．171－175）便更能体会主人公的悲剧色彩。当然，面对纷繁复杂的文学评论不可能全盘接受，对译者来说取舍的标准就是原作。作为翻译过程中的理解环节，对作品的任何阐释都要以尊重作者本意为前提。我们认为这也是为翻译而进行的文学研究和独立的文学研究之间的最大差别。

四、译语世界的文学研究：传神地表达原作

对原作的分析和理解只是翻译的第一步，如何用目标语进行恰切的表达是翻译能否成功的关键。所谓“知己知彼”，“彼”是原作，重理解；“己”是自己，重表达。萧乾认为，对翻译来说，理解力占四成，而表达力占六成。

林纾译作在中国翻译史上的独特地位，除归功于他译介外国作品的先驱者身份，更要归功于他的中文修养。如何传神地表达原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者的目标语修养和文学修养。这里需要讨论一个观点，即译者是否最好也从事创作：译小说者也写小说，译诗者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翻译家中，特别是上世纪30年代的译家，如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等，均为一身兼两任者，他们都是“中国语文的巨匠”，［2］（p．210）具备理想的翻译家的条件。他们不仅有优秀的双语，甚至多语基础，深厚的文学修养，本人还是卓有成就的创作家。他们在翻译契合自己风格的作家作品时，相对别的译者来说，更能挥洒自如。诗人郭沫若在《雪莱诗选》小序中有段名言：“译雪莱的诗，是要使我成为雪莱，是要使雪莱成为我自己……我爱雪莱，我能感听得他的心声，我能和他共鸣，我和他结婚了。———我和他合而为一了。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的诗。我译他的诗，便如像我自己在创作一样。”［13］（p．405）诗人译诗，创译并举在郭沫若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然而，能达到这样理想状态的译家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不具备创作经验的译者又将何去何从？在这个问题上，江枫和杨武能两位翻译家都提到了译者应有的文学和语言素养。江枫虽基本赞同诗人才能译诗的观点，但同时也认为，最关键的是“作为译者和诗人的语言艺术修养”。［2］（p．114）杨武能坚持认为一位既是学者又是作家的译者才能做好文学翻译，但他着重强调的是译者的素养问题，即译者并非一定要或从事创作，但他需要具备“学者和作家的素养和能力”。

这种文学和语言素养是针对双语而言，而且对于翻译表达的影响更为巨大。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位没有创作经验的译者更需要熟悉和研究译语世界的文学作品，提升自己的译语表达能力。当然，这里所说的研究与为了翻译一部作品而进行的研究不同，后者有很强的目标性，而前者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浸润———于译语文学作品的熏陶之中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从整体上提升自己的文学和语言素养需要译者的长期积累，是贯穿其翻译生涯的必修课。尚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译者在泛览译语世界的文学作品的基础上，能否精选出某些作品以裨益自己的某次具体翻译实践？文学翻译家文洁若曾写过一篇题为《不妨临时抱抱佛脚》的文章讨论了这个问题。她认为译者当然要靠坚持不懈的阅读来提高文学修养，但在翻译某部作品之前，也可以多阅读一些具有类似文体风格的译语文学作品。例如，日本近代小说家幸田露伴的《五重塔》适宜译成半文半白的文字，她便重读了“三言二拍”等明代小说；为求得用典雅的语言表达芥川龙之介作品中的机智幽默，她认真读了郁达夫、沈从文等作家的小说；有吉佐和子的文章刻画人物精细，优美淡雅，她选择诵读李清照的词和冰心早年的散文。［9］（p．84－85）另一位文学翻译家施康强把阅读相类似的译语作品称为“定定调子”，［2］（p．17）在翻译《都兰趣话》之前也读了大量中国文学史上与之相近的俳谐文。两位翻译家以实践证明了译语文学作品对翻译表达的促进作用。当然，这样做需要译者有深厚的文学修养和文学鉴赏力。只有了然原作的风格，并且广泛涉猎译语世界作品，才能做出恰切的选择和搭配。搭配得当则为译文增彩，否则牵强难免。选择的标准就是本文开始所讨论的神韵二字，也可理解为作品的风格。如果译者能够固定一位自己喜欢的作家进行系统的翻译，那么，他就可以比较有目标地从译语作品中汲取养分，这对于神韵的传递有莫大的作用。

视域范文篇3

关键词:宪政政府建设

宪政是国家依据一部充分体现现代文明的宪法进行治理,以实现一系列民主原则与制度为主要内容,以实行法治为基本保证,以充分实现最广泛的人权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制度。其中民主是宪政的基础,法治是它的重要条件,人权保障则是宪政的目的。在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中,立法权具有人民性、抽象性和间接性,司法权具有程序性和被动性,行政权具有主动性和直接性。因此,作为行政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宪政的关系也就成为焦点,它在许多重要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宪政的实现。宪政视域下,政府在权力、职能和规模上受到严格的宪法和法律约束、限制,政府建设只有在宪政的基础和平台上进行才能得到民众的理解和认同,才具有合法性。

1宪政视域下的政府结构:精神、实体和程序要件“三位一体”

宪政视域下,价值要件,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三者互为存在条件,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构成一个政府的宏观结构。

首先,精神要件是政府建设的基础。精神要件是政府的价值基础和导向,政府要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导向理念、公平公正的价值理念和法治理念。在宪政制度下,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政府是人民为了一定的目的而从基本人权中派生出的一种权力。政府的权力产生于人民的授权,政府受人民委托行使权力。而人民之所以设立政府并授予权力。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公平公正”是政府的观念柱石和灵魂,政府应承认社会的所有公民具有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这些权利和机会不因为个人的出身、天赋、种族性别、财富等的差别而受到损害,不能被特权和权力所剥夺,也不能拿来于其他人的经济利益交换。政府应奉行法治之上的理念,其一切行为活动都应限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以外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所以它构成了对政府机构的一切力的限制,这当然也包括对立法机构的权力的限制。”[1]

事实上.宪政视野下政府建设是对政府价值的重新定位。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政府的治理理念是一种管制型的理念。政府以管理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对公民进行管理和制约。在管制型政府之下,政府以强制手段进行管理.公民只能处于被动服从的地位。在这种理念的支配下.政府与公民的主次、轻重关系被颠倒了。当前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建设的目标和努力方向,它以公民本位、社会本位理念为基础,是颠倒的政府和公民关系的重新归位。

其次,实体要件是政府建设的核心。政府的实体要件是政府权力来源、内涵、运行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它具有实质性、规范性和结构性。政府实体要件表现在:第一,政府的一切权力都来源于法律,并且最终都受制于法律,没有法律授权的政府权力不得行使。而公民只履行法律以内的义务,任何对公民施加的法律以外的义务,公民都有权拒绝。第二,切实规定人权的基本内容,明晰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细化和完善部门法中的公民权利保护条款,形成法治体系化的权利保障网络。其中,特别强调保护公民自由、财产、生存、安全等基本人权,重点突出为公民提供教育、社会保障、低息住房等全方位公共福利措施。第三,界定政府的职能空间,明确哪些领域由政府管,哪些领域由市场管,哪些采取管制模式,哪些采取服务模式。第三,加强对公民权利的落实与救济,建设完善的权利实现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构建政府权力运行的责任机制。在宪政学看来,“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法治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有责任的规定为前提,否则,这种权力必然是非法的。凡是没有责任的权力必然是权力的放任和腐败,因而行使这种权力的政府也就没有资格称之为法治政府。”[2]责任机制能够有效地督促政府自律,从而政府权力按法定的轨迹运行。

再次,程序要件是政府建设的关键。政府的程序要件是关于政府权力的运行的形式,步骤,顺序和空间的问题。宪政视域下,所有公民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权利,公平公正也应是政府的价值诉求,而公平公正首先必须体现在程序规则中。程序具有预定性,它的基本功能在于限制和取消当事人为实现目的而选择手段的自由,将实现目的的手段规范化和标准化。程序可以限制程序义务人的主观随意性,当程序所预先确定的要件成立时,程序义务人,必须按照程序的规定做出既定的行为,而无法利用手段选择的自由随意加速或者阻挠程序目标的实现[3]。宪政府的程序化建设影响到如何体现政府的价值导向,实现形式和内容的结合,权力和责任的互相制约。如果不遵从法定的正当程序,如需要向当事人告知的没有告知,应该备案的不备案,必须允许当事人申辩或昕证的而不给予或剥夺这种机会,那么,这种政府即使有良好的动机和效果,也不能视为合理合法,而应该视为违法。

2宪政视域下的政府角色定位:经济社会的服务者和合作者

宪政的精髓在于政府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在于建设一个有限政府,从而保障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个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实现政府与公民、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良性互动,促进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转。纵观历史的发展,宪政经历了从消极宪政到积极宪政再到适度积极的转变,政府管理经历了从统治行政、管制行政、服务行政三个阶段,政府的角色也经历了从守夜人到全能者再到服务者的角色。

宪政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在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之后,政府职能被局限于保护财产权利和生命等最基本权利和为经济发展服务的范围内,政府奉行消极的“守夜人”的角色。从政府和公民的关系来看,公民处在“自我照顾”的地位。19世纪朱20世纪初开始,政府管理的缺位导致社会、经济等问题层出不穷,西方国家的经济、财政和信任危机使人们重新审视市场机制和国家的作用,政府干预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职能和经济职能空前扩大,社会和家庭组织的经济功能全面萎缩,“福利国家”形成。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全面管制,政府扮演着“全能政府”角色,公民处在“团体照顾”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出现“滞胀”,官僚主义倾向泛滥,政府的角色重新被审视。西方政府改革再次举起限制政府职能的大旗,引起行政改革的浪潮。这一时期,在宪政价值反思的基础上,人们重新认识宪政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价值,政府的角色由积极走向适度积极。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推行公共福利政策改革,缩减政府的社会职能,实行政府公共服务的市场化和放松对经济的直接管制,扩大社会,市场参与公共管理的空间。在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政府扮演着经济社会的服务者和合作者角色,公民处在“政治照顾”的地位。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公民社会的不断壮大,政府的行政职能也应由管理转向服务,由政府单中心的治理转向多元多中心的共同治理并走向善治。然而在实然层面上,尽管市场和社会在公共事务管理中发挥了某些功能优势,但由于政府还处在强势状态,处在强有力的掌控者或者是主导者地位。为了其本身的利益,政府依据国家强权按政府的意志强力整合调控社会公共资源。政府权力的触须有意无意地延伸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垄断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忽视市场和非政府组织的作用空间。政府应从全能政府中走出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角色定位,承担起公共服务者和社会的合作者的角色。

3宪政视域下的政府运行机制:科学规范、公平公正

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亘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遇到有限制的地方才休止”。[4]政府权力的运行需要建立一整套科学的机制,没有科学规范、公平公正的运行机制,政府权力就可能偏离其“公共属性”,民主就无法得到保证,人权就不能真正落实,服务行政也就会异化。政府政策制度必须具有合法性基础,政府施政目标的制定必须首先征得服务对象即民众的同意,让公民参与到决策的过程中,增强政府对公民的回应性,由民众和政府通过双向的交流互动达成一致来决定。政府制度设计必须科学,公共政策执行具有平等性,承认个体生存环境的差异性。当前,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过程中,应着力制定推进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实施细则,完善社会公众参与决策的制度,建立重大决策事项的合法性、合理性专家咨询论证和成本效益分析制度。加强电子政务建设,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完善政府重大决策事项、投资项目、承诺事项、招投标等公告、公示制度。另外,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对政府的行政部门和机构进行权能划分,使它们分别掌握行政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

参考文献

[1][2]沈荣华.地方政府法治化是建设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突破口[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0,(6).

视域范文篇4

关键词：文化背景；畲族民歌；民间艺术

畲族民歌内容极其丰富，喜爱歌唱一直是畲族人的民俗。无论是在田间，还是茶余饭后的小憩，无论是谈情说爱的浪漫中，还是婚丧喜庆时，畲族人民都会用唱歌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希望、爱恨情仇。这些表达地思想情感内容，都可以在现如今传唱的歌曲中感受到。伴随着时代的发展，畲族民歌发展面临危机。

一、畲族民歌发展的文化背景

（一）民族的起源与图腾。畲族以广东潮州凤凰山作为民族发祥地，据说畲族的祖先就葬在这里。正因为如此，也就成为了民族的起源，也是畲族人民的精神支柱。至于民族的图腾，我们很容易在服饰、舞蹈、音乐等方面看到。例如：姑娘们的头饰，是以凤凰的花样形式，结婚的时候，身穿凤凰公主服饰，这些都是为了纪念祖先。（二）传统习俗。畲族拥有丰富多彩的传统习俗，从一出生百天的过关仪式到16岁成人礼，以及婚礼、葬礼、祭祀等仪式和逢年过节，都伴随畲族民歌。例如：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除了纪念先祖外，大家聚在一起歌艺交流，培养感情。当然在畲族的婚俗中，民歌更是不能缺少的一部分，男方去迎亲的路上唱《度亲歌》，女方在路上唱《拦路歌》。（三）生态环境与生产劳动。畲族主要生活在浙江、江西、安徽等广大山区，在这里气候比较湿润，生态环境比较不错，可以种植水稻，同时这里生产茶叶以及名贵药材。畲族人生活艰苦，非常勤劳，大多数人生活在半山腰。当然在畲族人民在劳动中也离不开民歌，好多民歌产生于辛苦劳作中，歌词中饱含辛勤劳动的优良传统。例如：在《做田歌》都深情地表达了畲族人民种田劳动地喜悦之情。（四）语言文化。畲族拥有自己民族的语言，民歌就是在民族语言的基础上进行升华，是畲族人民智慧的彰显。畲族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音乐文化的完整性和多样性。目前畲族民歌现存“小说歌”的手抄本就有130本。（五）社会教育。畲族的社会教育中包含很多，这里简单说一下家庭教育。在家庭教育中，父母是主导者，是孩子们学习生活劳动知识的传授者。畲族民歌就是教育的最基本教材。孩子们主要是通过唱本，通过学习歌曲、练习歌曲、会歌的一系列过程来逐步习文识字。畲族民歌包括历史传说歌、生活歌、劳动歌等内容。例如：在《祖宗歌》讲述了畲族的历史。

二、民间艺术视域下的畲族民歌内容

畲族有悠久的历史。“畲”字，意为“刀耕火种”，用作民族名称始于南宋末年。元代以来，“畲民”作为畲族的专有名称，普遍出现在汉文史籍。最迟在7世纪，畲族就已经定居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地区。畲族有本民族自己的习俗和语言，唱山歌是畲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种主要活动形式。山歌是畲族民众传授历史、文化、生产、生活等各种社会知识和进行文化娱乐活动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唱山歌成为畲族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不论男女老少大都善歌，并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民族歌俗歌会。（一）儿歌。儿歌又被称为是细崽歌，主要是讲述童年生活乐趣，一般畲族小孩从学话就开始接触儿歌，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唱一些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儿歌。（二）历史传说歌。历史传说歌顾名思义就是记载着畲族地起源以及发展，记录每个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令后人永远记住自己的祖先，并且对于在历史长河中英雄人物进行学习。例如：流传最广泛地唯属《高皇歌》，全歌四五百行。（三）情歌。在众多畲族民歌中，情歌是数量最多、流传最广、最普遍的民歌。情歌一般都是通过事物作为衬托来表达男女之间的情爱。如《同心歌》深情表达男女之间的相互思念，希望一起相守一生的美好期待。（四）婚俗歌。婚俗歌又称作嫁女歌，也就是作为举行婚礼中必唱的歌曲。婚俗歌曲有近2000首。婚俗歌是由娶方赤郎、行郎、嫁方女歌手进行对歌。对歌贯穿酒宴前、酒宴中、酒宴后。（五）劳动歌。辛勤劳动一直是人民的优良传统，畲族人民通过歌曲的形式表达生产知识的重要性，并且渴望丰收。例如：《二十四节气歌》就是告诉人们要按照节气进行耕种，勤耕细作，争取大丰收。在《种田歌》讲述男女一起勤耕细作，一起共同劳动地和谐美好。

三、畲族民歌的传承思考

畲族民歌是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多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主要是通过民歌活动，文本媒介等进行流传。现如今由于民族语言被破坏以及传承过程断裂，畲族民歌出现了严重地传承危机。作为中华民族文化，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保护和传承，并且创造出符合新时代的畬族民歌，我们可以从传承主体、形态，文化环境三个方面进行继承。

四、结语

畲族民歌作为文化遗产，我们应该进行继承。畲族民歌充分体现了民族的起源、生态环境、传统习俗、社会教育等文化背景，通过这几方面的展开，使我们更加清晰地了解畲族民歌。本文我们了解到民间艺术视域下的畲族民歌内容，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多开展针对畲族民歌的活动，建立畲族民歌音乐档案资料库，使后人们有机会去了解畲族民歌，从而达到继承流传的效果。

作者:温淑萍 单位:九江学院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浙江省民族事务委员会.浙江省少数民族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

[2]马骧.畲族民间歌曲集[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98:14.

[3]王文章.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视域范文篇5

目前,刑法改革已经在悄然酝酿。作为我国刑法规则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金融刑法,其改革方向和路径受到较多关注。本文拟从金融刑法视域的实证分析和变革要求出发,对金融刑法改革问题进行探讨。

一、国民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的基本表现

国民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所依托的金融体系往往是一种单一主体的金融体系,即国有金融机构占绝对主导地位的金融体系。这种市场态势使得金融刑法在金融犯罪主体的立法上表现出片面性。片面性之一:我国金融刑法存在明显的保护金融机构主义色彩。本来,金融刑法以规制金融犯罪为己任,而金融犯罪的主要危害在于破坏金融秩序,无论是金融机构的客户还是金融机构自身及其从业人员,都可能出于追逐利益而实施破坏金融秩序的行为,这些行为完全可能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严重程度。作为金融秩序保护神的金融刑法,理应坚持保护金融秩序的根本宗旨,对任何达到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程度的犯罪行为都一视同仁地加以惩罚。但现实情况却是,金融刑法只关心金融客户因侵害金融机构利益而破坏金融秩序的犯罪,而对金融机构侵害金融客户利益从而破坏金融秩序的严重违法行为却不注意予以犯罪化立法。我们早在几年前就指出了这一立法缺陷[1]。我们注意到,后来有的学者也提到这一问题。论者称之为国家金融机构中心主义客体观,也认为我国金融诈骗罪的立法倾向过于重视保护国家金融机构,而忽视了对金融机构诈骗客户的惩治,这种刑法思维基于陈旧的银行中心主义、银行本位金融理论,而现代金融理论奉行的银行、客户双中心主义,甚至是客户本位主义要求金融刑法对金融交易双方平等保护和平等规制,甚至是对金融客户进行重点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进行严格规制[2]。我们认为这一论述与我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实际上,所谓中心主义已经是从较积极的方面看问题了,而保护金融机构主义可能更切中时弊。其一,金融犯罪侵犯目标的单向性。最为典型的是在对金融欺诈行为的立法中,只重视对金融客户欺诈金融机构行为的规制,而对金融机构欺诈客户的行为视而不见。以保险领域为例,保险诈骗罪仅规定惩治从保险公司诈骗保险金的行为,而没有专门规定保险公司及其人诈骗保险客户保险费的犯罪。从理论上看,保险机构及其当事人完全可能构成保险欺诈犯罪。例如在保险业务中隐瞒与保险合同有关的重要情况,诱骗客户投保的行为;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故意编造未曾发生的保险事故进行虚假理赔的行为等均属于保险公司的欺诈行为。金融刑法过于放任金融机构的行为,不利于从根本上防止金融欺诈行为的发生;而且刑法对金融机构的过多保护,易使金融机构产生优越感,将犯罪原因一推了之[2]。其二,金融犯罪行为主体的片面性。这主要表现为对金融中介机构犯罪缺乏刑事规制。目前,金融中介机构已经成为中外金融犯罪的一个新的增长点。例如近年来,美国金融市场屡次爆发的假账丑闻,都是由于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缺乏应有的独立性结构,收受客户的高额咨询费用,疏于对客户的财务状况进行审慎的审查,或是由于中介机构与客户相互勾结,帮助客户伪造账目所致。而在我国,根据一项统计表明:国家审计署对16家具有上市公司年度会计报表审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的年度审计报告进行审查,发现有14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23份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造成财产会计信息虚报71.43亿元,共涉及41名注册会计师。近年来,爆发的一些金融大案如银广夏、琼民源、亿安科技、郑百文等也均是由于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恶意包装、蓄意炒作所致[3]。而且较之金融机构的犯罪,中介机构犯罪有着更强的隐蔽性、诱导性和危害性。但是我国的金融刑法还未对这一新的主体给予足够重视。例如在保险领域,对保险人、经纪人隐瞒保险事实,欺骗保险人和投保人、被保险人的行为;对非法从事保险或经纪业务的行为均缺乏刑法的规制;又如在证券领域,刑法第181条对诱骗投资者买卖证券、期货合约罪的主体界定中,只规定了传统的金融交易主体,而对证券登记结算机构、证券交易服务机构等中介机构没有进行相应规定。片面性之二:我国金融刑法存在对国外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规制缺位现象。我国目前的金融刑法无法对外国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进行基本的规制,这已经成为我国刑法规制的一大盲点。虽然学界和金融界的学者专家一再呼吁,应该及时填补立法上的这一盲点,但是我们发现目前的立法还未对此引起足够的关注,如正在审议的5刑法修正案(六)6虽然设置和修改了许多金融犯罪罪名,却无一款涉及增设外国犯罪主体问题。在注重国民经济发展的时代,国外金融机构及交易人员的金融活动无论是在范围上还是在影响上都存在着很大的限制性,因而上述行为无法进入立法者的视野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我国加入WTO五年中,可以看出,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将逐步降低,大量国外金融机构纷纷抢滩国内金融市场,在这种情形下,不再关注这一立法盲点,必将后患无穷。其一,在我国加入WTO的初期,许多金融市场的新型业务都是国外金融机构的强势所在,同时也是新型金融犯罪的高发区,而我国司法机关由于欠缺相关经验,往往对此一筹莫展,在有些利用远程技术进行金融犯罪的领域,司法机关甚至对此无动于衷。长此以往,只会使上述立法盲点进一步扩大。其二,这一盲点的存在违背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对国外金融机构金融行为缺乏必要的约束,无疑会进一步压制原本在投资技巧和理念上就落后于国外的大多数国内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在这种内外交困情形下,国内金融机构或是通过联合、兼并、参股等形式,联合国外机构共同进行违规操作,或是采用金蝉脱壳之计。如离岸公司,改头换面为外国金融机构进行违规操作。而现行的金融刑法对这类换汤不换药的国内主体犯罪无法同一般意义上的金融犯罪进行平等规制。其三,由于国际游资的大量存在和各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使得资金在全球资本市场上跨越国界大量快速流动,这为国际金融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与可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国际金融犯罪往往更需要各国加强防范措施,加强合作,进行联合规制,而我国立法的上述盲点导致我国无法对国际金融犯罪进行主动、直接、有效地规制,这无疑会影响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乃至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声誉。

二、金融发展呼唤全球经济视域的金融刑法

金融发展逐步深入的过程也是金融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的过程。从国际环境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2世纪7年代初固定汇率制度瓦解为标志的资本流动的全球化;二是以全球性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建立为标志的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三是以全球性银行业合并和兼并浪潮兴起为标志的金融机构的全球化;四是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协调机构建立全球统一金融监管标准形成为标志的金融协调和监管的全球化;五是以牙买加体系成立为标志的货币体系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使得实质经济在全球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最优化的资源配置与风险分散而发展成为可能[4]。金融全球化潮流的快速推进,同时也表明当代国际上金融力量对于打破国界、穿越国界的金融市场全球扩张产生了巨大的要求,显示出处于先进和优势地位的发达国家的金融势力在新的市场激烈竞争中,对于国际化与全球化运作的迫切需要。从国内环境看,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也强烈冲击着我国固有的封闭的金融体系,特别是我国加入WTO以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根据我国与WTO组织签订的入世协议,我国已相继对外开放了证券、保险市场,银行市场,外资正在并将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涌入中国市场。据有关资料统计,仅25年一年,进入中国银行业市场的外资,几乎就是此前1年的总和。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金融市场中由装点式的角色一跃升级为市场的真正参与者、竞争者。不仅仅是请进来,在外资银行步履匆匆地踏入中国之际,国内银行也暗自铺开了海外布局。建行在香港成功上市,增加了国际投资者对建行的了解和信任,这也为建行海外业务发展带来了新契机。近年来,建行海外业务盈利猛增。24年末,建行的境外机构资产达42.8亿美元。25年上半年,其海外业务税前利润总额达1.58亿元人民币;24年,全年税前利润数据为4189.78万美元(按当时汇率计,约3.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59.8%。虽然国有商业银行的老大中国工商银行的海外机构发展较晚,然而其海外触角却伸展迅速。25年底,工行透露了其雄心勃勃的境外扩张战略。在亚洲,工行将积极尝试通过兼并重组、股权互换等方式扩大市场规模,并依托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结合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特别是在1+1、1+3的合作框架下,进一步加大开拓东亚、东南亚市场的力度。据了解,目前工行的境外机构网络布局已初具规模,境外资产持续增长,经营效益稳步提高,跨国经营战略已显成效。截至25年9月末,工行已拥有16家境外机构,其中分行8家、全资子银行3家、控股公司2家、代表处3家,境外分支机构总数已达1家;境外机构资产总额已达到229亿美元,占到工行全部外汇资产的32.8%。金融全球化是世界金融的一种运动过程,其不仅表现为在金融国际化的基础上实现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而且还体现为金融活动规则及价值理念在全球范围内逐步趋于统一或被要求趋于统一。金融刑法同样如此。有学者指出,入世以后,外资证券经营机构逐步进入国内市场,将其价值体系和投资理念带入国内证券市场,证券市场运行规则将发生全方位的新变化。例如代客理财、过桥贷款、融资融券等高风险的证券经纪业务都为我国目前法律所禁止。但是,在证券市场转型前,由于对证券违规和犯罪更多是依靠行政命令式统一管理模式进行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证券市场中违规犯罪与刑事法律之间固有的矛盾,而在证券市场转型过程中,证券市场内部结构产生失调,破坏了原有证券市场整体结构之间的平衡,使得原有各种市场矛盾逐渐开始暴露,加剧了证券市场秩序结构在某种程度上的动态失衡,加之市场调控的新规则尚处建立之中,就会出现一些证券市场控制的盲点,并在特定的环境下有可能引发证券市场危机[5]。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活动规则及价值理念不一致尚不会对金融发展构成实质性影响,但是在我国金融市场即将全面开放的背景下,上述的不一致所带来的只会是金融市场的结构性混乱和金融失范行为的层出不穷、防不胜防,进而使国内金融市场逐步沦落为世界弱势市场。所以,在国际强势金融市场和国内弱势金融市场进行的跨世纪对话中,立足于全球经济的视野,立足于寻找和构建全球金融市场共同的法律语言和惩治金融犯罪的普遍性规则将是一个必然的选择。

视域范文篇6

一、争议中发展

一是政治得胜。乾隆年间地方戏的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和扬州两大中心。尤其是北京，它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各地造诣较高的剧种争先恐后在北京演出，“花部”的地方戏自然也从全国范围内的周旋，转为集中在北京与昆曲争奇斗胜。乾隆十六年(1751)皇太后60岁寿辰时，“自西华中门至西直门外高梁桥，每数十步间一戏台”，“南腔北调，备四方之乐”，赵翼《檐曝杂记》这样子记录。这是花部传播过程中极为显著的一例。在封建王朝统治期间，贵族的崇尚会带动平民的喜好趋势，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花部”取得了政治地位，封建皇权的喜好代表了官方的认可，如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皇庭，封建贵族崇尚观看古典主义戏剧，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政治上代表了官方的推崇喜好。从此来看，“花部”得到皇太后的喜爱，自此迈出了政治地位上庇护的第一步。二是市场得胜。《中国京剧史（1790—1949）》中第一章中，花部陆续进京，与雅部进行较量。首先是技艺高超的弋阳腔与昆曲争胜，弋阳腔在北京的分支京腔取得优势，甚至压倒昆曲，出现“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的局面，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进入宫廷，很快演化成御用声腔，昆曲则失去刚健清新的特色，逐渐因雅化而衰落下去。乾隆四十四年（1779）秦腔表演艺术大师魏长生进京，与昆、京二腔争胜，轰动京师，大有压倒后者的势头，占取上风，以致“闻歌昆曲，辄哄然散去”（徐孝常《梦中缘传奇序》）。清廷出面，屡贴告示，禁止演出，魏长生被迫离京南下。到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弘历皇帝八十大寿，高朗亭率徽班来京演出，以安庆花部，合京、秦二腔，组成三庆班，接着又有四喜班、春台班、和春班，即著名的四大徽班进京，把二簧调带入北京，与京、秦、昆合演，形成南腔北调汇集一城的奇特景观。统治者想再以行政手段干涉和禁演，但花部已成气候，无法阻止其在京城的发展壮大，最终取得了绝对优势，雅部逐渐消歇。北京花、雅之争，是花部剧种遍地开花、战胜昆曲的一个缩影。在传播视域下，要想扩大事件的影响力，可以通过对原有声誉大或者地位高的人物或者剧种进行挑战，能够吸引群众的眼球和目光。所以可以说，当时地位较低的“花部”对于政治地位高且影响力大的“雅部”的挑战，打响并扩大了其知名度。

二、京剧的规范

在传播学当中，如果要获得持续不断的关注，必须拿出高质量的作品，才能吸引观众取得良好的口碑，通过口耳相传的效果能够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且这种影响力是更为深远且持久的。在《中国京剧史（1790—1949）》中详细阐述了京剧剧目的丰富与变革。仅初步统计，清代同、光、宣年间京剧舞台所见剧目，就有七八百部之多。就剧本故事而言，以演《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和《水浒传》故事的居多，其次为《东周列国志》《说岳全传》《杨家将演义》《西游记》。取材于《彭公案》《施公案》的剧目为数也不少。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四进士》《打登州》《五人义》《打渔杀家》；有反抗民族侵略，宣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杨家将》《岳母刺字》《苏武牧羊》《木兰从军》;有直接反映平民生活的小戏，如《打砂锅》《小放牛》《绒花记》等，都是观众喜闻乐见、久演不衰的剧目。从这些剧本的风格样式来看，既有诙谐幽默、情趣盎然的喜剧，也有寓意深刻、催人泪下的悲剧；既有正面描写政治斗争的文戏，也有表现古代战争的武戏;既有反映帝王将相宫廷斗争的长剧，也有表现民间生活的短剧。总之，此时的京剧剧目，其题材之广泛，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均是以往时代的戏曲剧本所难以与之相比的。此时期，京剧演出剧目仍以来自徽、汉、梆、昆等的传统剧目为主，但在演出中演员们根据舞台表演的需要大多经过整理、加工，使之与京剧表演的结合更为紧密。本时期的代表人物谭鑫培主要演出的剧目，大多经过了他的加工整理。例如，《空城计》按过去老演法，在“观图”场有大段西皮三眼，使全剧显得松散、拖沓。谭的演唱将此段删去，而把大段演唱集中在城楼上。这样，“观图”以后戏的节奏突然加紧，接着“三报”，戏剧冲突急剧激化，舞台气氛紧张热烈；当诸葛亮在城楼上唱念表演时，内紧外松，唱腔舒展流利。前后对比，极富表现力地刻画了孔明大智大勇的性格特征。全剧腔调的优美，韵味的醇厚，使得这出戏成为近百年来久演不衰的剧目。京剧优秀的剧目精湛的表演，使得其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同时京剧也完善其培养模式，使得京剧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才成为京剧后续传播的力量，其中就有梅兰芳。

三、走向世界传播的京剧

真正让京剧获得国际地位的是梅兰芳的海外演出，在《中国京剧史（1790—1949）》中记录，1919年，正值国内新旧文化论争高潮，梅兰芳首次出国赴日，相较《御碑亭》《虹霓关》等传统剧目，舆论重点推介的是《天女散花》《黛玉葬花》等新编古装剧，先行宣传和大众媒体评论的主流也是“支那式加西洋舞”融会于一身的、“与正在进步的时代和世界趋势相适应”的“东西合璧”。对于当今的京剧界来说，梅兰芳访日演出的重要性在于：第一，在海外传播了京剧使得这门艺术广为人知；第二，以他的表演为载体，形成很多戏剧爱好者的艺术交流与探讨，加强了中日之间的交流；第三，在日本撒播了京剧艺术，使得日本有一批热爱京剧的人士。以上观点得到京剧专业从事者的认可。同时在日本演出的大获成功也为梅兰芳向下一次赴美演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梅兰芳1930年访美演出，代表中国传统艺术第一次被西方主流观众大规模地审视与讨论，也代表梅兰芳和他的京剧艺术开始走上世界舞台，走进中西戏剧交流、碰撞与建构的视野中。谢柏梁曾说，“真正使中国戏剧连贯而全面地推向世界，并使比较戏剧研究与演出实践相遇合的大家，还得要数梅兰芳博士”。从横向的跨文化传播、交流来看，梅兰芳1930年访美跨越了以地域为基础的空间界限、以种族为基础的文化界限，把舞台变为中西戏剧与文化碰撞、汇聚的场所，是中华文化跨文化传播的一次经典案例。梅兰芳成功访美，不仅让京剧艺术在世界艺术版图中开始占据一席之地，更使中国传统艺术与文化开始在世界舞台上焕发光彩；西方主流社会也开始关注并了解、接触中国艺术与文化。

四、结语

视域范文篇7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但是，这个例子喻示了一个重要事实的浮现：电子技术成为一系列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催生婆，这些传播媒介形成的冲击波正在打开生活的种种传统界限，重新书写一批著名范畴的涵义，诸如自然与文化，虚构与现实，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科学与神话，生与死，远与近，进步与落后，权力与民主，财富与贫穷，如此等等。一批传统界限的消失产生了一系列亦真亦幻的恍惚之感。对于亲眼目睹电子传播媒介历史演变的人说来，技术与自然之间的分界依然清晰可辩；可是，如果下一代人心目之中的电话机或者电视机如同窗外树木一样"自然"，与生俱来，那么，二者不都是他们所置身的"现实"吗？

迄今为止，电子传播媒介已经积累了一大批意味深长的问题：电影给人们的视觉开启了什么？电影工业昭示了文化生产方式的哪些根本改变？城市人口每日耗费几个小时的观看电视节目？电视与教育、书籍以及儿童成长之间如何产生联系？中等发达国家的电话普及率是多少？移动电话改变了哪些生活观念？计算机联网为金融活动带来了什么？网络精英是哪一代人的偶象？如何利用互联网从事政治竞选和商业信息？详尽地搜集种种统计数据之后，人们惊讶地发现，电子传播媒介已经进驻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形成一个巨大的网络。这个网络正在对社会的经济、文化和行政组织产生深刻的改造。种种传统仪式--例如，政治或者宗教聚会，师生授受的教育形式以及活跃在一个个村落的社戏--正在被电波、电缆、芯片和集成电路所摧毁。技术的力量正在清除这些文化仪式拥有的象征符号。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类身体的延伸；如果人类的身体因为媒介的配置而发生变异，如果人与机器的结合体正在形成某种新型的单元，那么，这种身体与机器组织的社会必将放大和引申上述的种种变异。新技术的内化与文化的转型同时发生。一些理论家甚至主张按照生物学的原则理解机械，某些机械正在跨越生命与非生命之间的界限。马克·波斯特认为："人类对于身体的机器复制过程已经到达这一时刻：人类正在以电脑和一般意义上的电子媒介交流系统对人脑进行一点一点的复制。一种智能性的机械身体如今已成为工业、科技和大学圈内许多人士梦寐以求之物。"这时，机械、电子技术与主体建构之间复杂的联系必须得到正视。（1）电子传播媒介对于主体的形成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这个意义上，正面提出和阐述"电子文化"这个概念已经时机成熟。相对于印刷文化和纸张的社会，电子传播媒介是否诞生了另一种文明？如果说，种种历史湮久的遗址和古老的典籍还如此引人注目，那么，无论如何，人们没有理由对于即将进入的另一种文明视若无睹。

在大多数人那里，电子传播媒介的崛起通常被视为一种进步的标志。这不仅因为电影、广播、电视或者互联网相继为大众的日常现实制造了巨大的快乐；更为重要的是，新型传播媒介的问世往往是与进一步的民主和开放联系在一起的。历史证明，媒介的垄断时常导致符号的垄断；反之，符号的解放必然吁求媒介的解放。相对于报纸，电视显然提供了一个远为广泛的公共空间。不同的性别、年龄、文化阶层都可能围绕电视形成种种共同体。电视分别被视为称职的安慰者、孤独者的伴侣、新闻中心或者良师益友。尽管如此，许多人仍然抱怨电视是一种单向的发射。电视仍然垄断了信息的收集、组织、编辑、诠释和。因此，计算机互联网的出现再度激动了人们。许多人看到，计算机互联网正在将这些权力归还大众。互联网是无中心、无权威的。互联网不仅最大限度地敞开了门户，而且，互联网的特征是大众与传播媒介的互动。

所以，人们对于解放之中所包含的另一些新型的隐蔽枷锁不易察觉。人们往往忽略了，电子传播媒介的强大功能之中存在强大的控制。的确，电视是一扇观察世界的窗口，这扇窗口正在向人们展示无边无际的经验，人们仿佛从这个窗口跃入一个不同寻常的天地；然而，如果人们察觉到，如此之多的人面对的是同一扇窗口之中的相同景象，那么，人们就会意识到这个窗口隐藏的另一种威力。无论是呼吁、召唤、劝诫还是发号施令，电视的符号体系和传播范围都是无可匹敌的。如果说电视发射台的部分权威来自机械的力量，那么，互联网的无中心网络结构--互联网的进出路径是分散的--同样得到了强大的技术支持，网络似乎是一个自由出入的空间。海关、边防线、国界、辽阔的海域和崇山峻岭--这些传统的空间栅栏对于互联网已经失效。民族国家赖以划定的地理界限正在被漫不经心地跨越。然而，令人意外的是，技术知识和语种突然显示了比地理位置远为重要的意义。没有一定软件知识和技术的人无法在网络之中自如地驰骋，计算机程序的编写者已经事先指定了人们所能驰骋的范围；另一方面，英语是网络空间的通行语种--不谙英语的人进入网络之后常常空手而归。换言之，只有受过良好教育和通晓英语的人才能更多地享有网络所提供的种种优惠。人们无法想象，一个文盲可以利用网络制造不凡的机遇。这个意义上，网络提供的自由是以享有某些社会条件为前提。这即是另一种新型的限制。因此，在我看来，必须在双重视域之中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电子传播媒介的诞生既带来了一种解放，又制造了一种控制；既预示了一种潜在的民主，又剥夺了某些自由；既展开了一个新的地平线，又限定了新的活动区域--双重视域的意义在于，人们的考察既包含了肯定，又提出了批判；既充当伯明翰学派的子弟，又扮演法兰克福学派的传人。也许，人们没有必要急于确定一个结论，一个肯定或者否定电子传播媒介的评价。人们需要的是分析和展开，从而看到哪些方面呈现为一种解放，哪些方面又呈现为一种控制。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考察的双重视域几乎同时开启。如同人们意识到的那样，多数电子传播媒介不是逐渐从民主转向保守，从开放转向封闭，或者将局部的微型解放纳入总体性的权威体系；在我看来，二者之间基本不存在某种辩证的转换。电子传播媒介的解放和控制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解放和控制均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技术特征联系在一起。电视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如果电视台没有如此强大的发射功率，电视又怎么能得到如此之多?壑诘挠荡鳎苛硪环矫妫绻缡犹ㄔ诵械姆延貌皇侨绱酥撸愀嫔逃衷趺茨苋绱斯婺5匕课幕Γ枚ǖ缡咏谀康娜の叮踔脸涞蔽ㄒ坏牟镁觯?BR>这提示人们充分地关注电子传播媒介的性质。这时，人们迅速地想到了麦克卢汉的著名论点：媒介即信息。媒介传播什么内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媒介的性质所传送的信息。机械的意义不在于机械本身，而在于机械如何为人类所使用。麦克卢汉在这个意义上反复地阐述了印刷术与电子传播媒介的意义，例如，"电力时代生活中的新结构和新形貌，越来越多地与机械时代陈旧、线性和切割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相冲突。"电子传播媒介甚至改变了传统的扩张式社会组织模式而产生了彼此纠缠和相互拥挤的内向性"爆炸"。（2）所以，技术程序的意义是决定性的，不同的传播媒介将会改变既有的信息。鲍德里拉形象地阐释了麦克卢汉的观点："铁路带来的’信息’，并非它运送的煤炭或旅客，而是一种世界观、一种新的结合状态，等等。电视带来的’信息’，并非它传送的画面，而是它造成的新的关系和感知模式、家庭和集团传统结构的改变。"（3）

虽然麦克卢汉的论点曾经遭受异议，但是，媒介的性质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人们至少必须意识到电子传播媒介与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之间的关系。所以，J·希利斯·米勒在麦克卢汉论点之上进一步说："媒体的变化将改变信息。换个方式说，’媒体就是意识形态’。"J·希利斯·米勒认为，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包括了出版、无线电和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新的电传技术现在生产出用以取代所有这些的新形式。这些新媒体--电影、电视、因特网--并不仅仅是以未被改变的形式传播意识形态或真实内容的被改动的母体。它们构成它们所’输送’的内容，并任意把那个’内容’改造成该媒体本身所强加的信息的表达。"（4）J·希利斯·米勒察觉到，电子传播媒介不仅决定性地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肌理，而且大规模侵入政治生活、社区生活和社会生活。"对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抵制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霸权的各种手段、意识形态、大学、性别、种族和阶级等所有那些问题都由于我的这样一个信念而曲折地表达出来，即新传媒技术是所有这些领域的决定性因素。"

J·希利斯·米勒解释说，衡量电子技术的巨大突破决非仅仅局限于科学范畴。尽管发明者并没有蓄意地制造某种社会变革，或者预见这些发明的后果，但是，这些发明还是制造了一次深刻的文化断裂。J·希利斯·米勒赞同地引述了德里达的观点：电子传播媒介终结了传统的文学、哲学、精神分析学甚至爱情信件。他们认为，上述学科均是与印刷文明乃至民族国家观念、言论自由的权利结合在一起的。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刷新这一切。德里达甚至断言，政治制度退居第二位。民族国家的地位没落了。电子传播媒介侵入家庭和民族，混淆了种种内与外的界限。个体、自我、隐私、家庭、工作地点、大学等等无不随之改观。更为严重的是，"它们也威胁到我们的这样一个假定，即政治行动基于某一特定的地域，具有明确边界、种族和文化统一性的一个特定民族国家。"J·希利斯·米勒总结说，"民族国家自治性的衰落或削弱，新的电子社区在电脑空间中的发展，具有新的人类感性的一代人的可能产生--这是新的电传制度产生的三个结果。"有趣的是，J·希利斯·米勒并未像许多思想家那样对于电子技术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期望电子传播媒介的开放性可能产生新的革命性联合--因为"新电传技术可能是资本主义创造的，但这种技术超越了创造者而具备了自己的力量和生命。"相对于印刷文明，某些权威可能因为电子传播媒介的启用而得到了千百倍的扩大；但是，这不等于说接受主体的能动性完全消失。人们无宁说，这是一个未确定的因而也充满了创造可能的新型空间--只有意识到这一点，人们才会充分意识到隐藏于大众之间的潜力。

传播媒介与文化类型之间的历史呼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麦克卢汉认为，石头是穿越纵向时间、粘合许多时代的媒介，纸张却倾向于联结横向的空间，建立政治帝国或者娱乐帝国。（5）的确，新旧石器时代与青铜器时代的文化风格不得不追溯至传播媒介的性质与构造。结绳纪事不可能产生微积分，长篇小说不会铭写于甲骨或者竹简之上，机械复制技术的成熟彻底涤除了艺术周围神秘的崇拜气氛，互联网络对于传统的作者与版权等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谷腾堡发明的印刷术如何彻底地撼动了宗教、政治、科学和文学，印刷文明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哪些联系，法律、规章制度和特定的民族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印刷机器得到不断强化，这是许多人倍感兴趣的题目。巍峨的皇宫、朝廷奏议、烽火传讯、旌旗猎猎--这些历史景象与电视机里的竞选政治、电子信息组织的立体战争分别属于不同的文明。如果说，寓所之中的家庭是一个传统的社会空间，那么，这个社会空间正在遭受电子传播媒介--从电话、电视到计算机网络--的彻底改造。从信息的攫取、购物形式到身体的快乐，一系列变异或显或隐地陆续发生。一切都在证实，传播媒介不仅是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的工具，同时，传播媒介还决定了?幕睦嘈汀⒎绺褚约白饔糜谏缁嵯质档姆绞胶头段А?BR>如同历史揭示的那样，早期的统治阶级控制传播媒介的主要目的在于垄断文化和知识，生产维护主导权威的意识形态，并且造就一支加固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的文化卫士--巫师、史官、僧侣以及一大批骚人墨客无不程度不同地从属于这一支庞大的队伍。近现代社会，尤其是大众传播媒介崛起之后，商业与市场经济愈来愈多地介入传播媒介的争夺战。从报纸、平装书到电视、计算机互联网，文化的生产能力、生产规模和传播范围日益强大，文化的成分与功能也日益复杂。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之间形成的地形图之中，文化是被决定的；文化如同经济活动以及政治活动的副现象。但是，电子传播媒介的运行至少表明，文化的"反作用"--文化对于社会的组织和控制--功能急剧地增强。全球化时代的形成可以部分地视为电子传播媒介的杰作。许多时候，电子技术的胜利怎么估价都不过分。当然，这并非主张文化决定论或者技术至上，但是，人们不得不看到，印刷文明所形成的"文化"、"经济""政治"等一系列传统范畴正在遭到瓦解和重组。电子传播媒介时代，文化与经济之间的边界开始消失，文化生产本身正在成为最为强盛的经济产业之一。电视的影像生产产生了巨额的利润，众多网站竞相涌向股市，这一切无不暗示了电子传播媒介、文化生产与经济的共谋关系。电子传播媒介所传播的内容是一种"文化"，电子传播媒介的运作方式是一种相当典型的经济活动。许多时候，电子传播媒介充分证实了阿多诺对于文化工业的阐述："文化工业的全部实践就在于把赤裸裸的赢利动机投放到各种文化形式上。甚至自从这些文化形式一开始作为商品为它们的作者在市场上谋生存的时候起，它们就或多或少已经拥有了这种性质。但是，在那时，它们对利润的追求只是间接的，仍不失它们的自治本质。文化工业带来的新东西是在它的最典型的产品中直截了当地、毋庸乔装地把对于效用的精确的和彻底的算计放在首位。"（6）虽然文化、商品、经济利润、意识形态各个环节的并非一脉相承，但是，人们不得不承认，文化与经济正在前所未有地交织为一体，共存共荣；文化对于物欲的抗拒意义正在缩减乃至丧失。电子传播媒介的符号体系、机械性能、运行费用、传播效果无一不在为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合作推波助澜。对于电子传播媒介说来，需要一门政治经济文化学。所以，电子传播媒介对于现实的影响、支配以至于重塑是多维度的。从个体的身份归属、种族文化的面貌、意识形态的建构到国民经济总产值，电子传播媒介正在形成某种核心。这个意义上，出现鲍德里拉式的断言并不奇怪--现实正在变成符号的模仿。无论是反抗还是顺从，这一切乃是人们深陷其中的历史环境。

大众传播媒介--尤其是电子传播媒介--是文化研究的重要区域。尽管"文化研究"的内涵仍然众说纷纭，但是，文化研究已经时髦地成为显学。或许，"文化研究"的概念模糊不定即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这表明了文化研究游离于传统学科的程度--人们无法援引传统学科的范畴予以界定。理查德·约翰生认为，文化研究"必须是跨学科的（有时是反学科的）。"相近的意义上，詹姆逊将文化研究称之为"后学科"。（6）许多时候可以说，文化研究的考察不是以某一学科的疆界为活动半径。这时，人们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两个方面：第一，文化研究之所以成为显学，至少证明了文化研究的兴盛恰逢其时。无论如何命名这个时代，人们都可以发现，现今所遇到的问题是综合性的。例如，电子传播媒介的考察必须联合文学、符号学、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如此等等。换言之，传统的学科地图已经无法分配和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文化研究是一种以问题为中心的描述与分析。尽管跨学科的分析也将产生另一些后继的疑问，但是，至少在目前，文化研究显示了突破学科疆域之后的巨大活力。从考察的对象到考察问题的方式，许多文化研究因为抛开了陈陈相因的程式?挥诳葱浴F浯危幕芯砍晌匝е蟮囊桓鑫O帐潜恢匦绿逯苹H嗣强赡苤匦律枇⒛承┪幕芯康墓嬲潞湍J剑枰远ㄐ停佣笱Щ蛘哐芯炕乖俣仍鎏硪桓鲂碌难Э啤1砻嫔希Э铺峁┝四持掷砺劭蚣苡胙豕娣叮蝗欢庖磺惺侵渡⒎掷唷⒄加杏敕峙渌纬傻暮蠊K裕Э剖背S幸獾爻氏至耸裁矗劢沽耸裁矗蛘咭亓耸裁矗诟橇耸裁?-学科的所声称的"普遍真理"并非如此地普遍。在我看来，跨学科的意义不在于设立一个超级大型学科，跨学科的意义在于解除既有学科的遮蔽，开启传统学科框架背后的盲区。对于文化研究说来，拒绝体制化--拒绝重新演变为一个固定学科--的动力源于日常现实的启示。日常现实的压力时常使学科的框架摇摇欲坠。文化研究抛开了精英主义、经院主义的习气，文化研究不再依据某个学科的传统版图--例如，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指定一个超凡的独立舞台，这包含了回归日常现实的企图。考察电子传播媒介的时候，我所搜集的许多材料来自《参考消息》、《南方周末》等日常读物。它们的确不是经典，但是，它们是一个有力的说明--说明电子传播媒介已经多大程度地演变为日常现实的组成部分。当然，回归日常现实决不是撤消理论分析的另一种说法。犀利的理论分析往往是学科给予的不可放弃的遗产。文化研究必须保持日常现实与理论分析之间的强大张力。从历史性演变的描述到有线电视频道某一个黄金时段的娱乐节目，从符号学的阐述到计算机网络虚拟生存的经验，大理论与日常现实的结合无疑是文化研究引人入胜的风格之一。

注释：

（1）参见马克-波斯特《第二媒介时代》，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2、192、23、24页

（2）《麦克卢汉精粹》，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48，259页

（3）波德里亚《消费社会》，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132页

（4）J·希利斯·米勒《现代性、后现代性与新技术制度》，《文艺研究》2000年5期，以下J·希利斯·米勒的引文均出于此文

（5）同（2）

视域范文篇8

关键词：互联网+；“智慧消防”；创新；产业链

一、“智慧消防”发展新机遇

（一）“智慧消防”建设需求

“智慧消防”是利用现代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汇集各部门力量，通过资源共享、信息交互和数据交换，实现智能化消防。其主要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技术，在消防领域实现单位自我管理、政府执法监督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的有机融合，是信息技术和消防工作结合的科学“答卷”。

（二）“智慧城市”为“智慧消防”搭建平台

消防安全是城市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天津市社会消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明确表明将“智慧消防”融入“智慧城市”建设，嵌入消防安全管理模块，建立全新技术服务信息系统。“智慧消防”立足于“智慧城市”的建设发展，创新了管理模式与技术手段。

（三）试点成果为“智慧消防”创新创造条件

“智慧消防”的发展与建立不是一蹴而就的，首先提出理论成果，之后再在试点城市开展实践。如：四川省成都市将全程可视化灭火救援辅助企业决策系统、群控服务社会系统组合建设为“智慧消防”设施，更好地实现了精准定位。“智慧消防”的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果并为“智慧消防”的创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依据。

二、“智慧消防”存在的问题

（一）“智慧消防”云平台监管不完善

“智慧消防”基于云平台的一体化智能指挥调度系统通过先进的互联网技术传递到各级“智“互联网+”视域下“智慧消防”创新研究◎许晓健1，2，余惠平3，顾佳丽3，张馨臆1，黄冰1（1.中化舟山危化品应急救援基地有限公司浙江舟山316022；2.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中化舟山队浙江舟山316022；3.金陵科技学院商学院江苏南京211169）摘要：互联网的出现及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发展，为“智慧消防”建设创造了良好条件，但在推进“智慧消防”建设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本文提出针对性的建议，以促进“智慧消防”在互联网领域下更好地发展。

（二）数据资源共享困难

各级城市虽然都建立了“智慧消防”系统，但缺乏统一的规划，导致资源无法进行共享。此外，当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时，短时间内大量研究数据信息进行传输，如何在短时间内快速识别并筛选出最有效的数据，是数据信息资源处理面临的重大问题。

（三）缺乏“智慧消防”创新人才

当前地方各级消防有关部门在推进智慧型消防系统创新理论研究实践方面尚处于初步发展阶段，且专业化、信息化人才储备数量严重短缺，人才结构严重失衡的状况比较普遍。

（四）城市消防基础设施智能化程度比较低

城市公共消防机构在远程可视化监管技术方面发展十分有限，大量的无用视频、图像数据分析、信息的远程传输采集和存储只会造成资源信息的浪费，其中有用的信息难以被提取出来。

三、互联网技术开辟“智慧消防”发展路径

（一）建设新型监管云平台

监管云平台是“智慧消防”建设的核心内容，先进的技术支撑是云平台建设的重要依托。根据《“十四五”国家消防工作规划》，各地“智慧消防”云平台监管主要以信用监管、领域监管、数据资源共享为主，云平台应当采用目前最先进的互联网技术，将信息通过互联网技术传递到各个信息平台进行数据的分类整合与分析。

（二）加强数据资源共享融合

数据资源的集成使得“智慧消防”信息具有有序性和规划性。现阶段各级消防部门应当着力推进各类公共数据资源间的优化、整合研究与综合应用，通过现代通信技术，获取大数据实时路况、互联网传感、三维地图等海量数据信息资源，促进“智慧消防”健全发展。

（三）重视互联网“智慧消防”创新人才培养

“智慧消防”建设要重视人才队伍培养。首先，各级消防部门应当聘请“智慧消防”相关专家开展各类相关培训，加强信息化人才库建设。其次，消防部门在招聘时适度关注相应的专业人员，并在日常工作中鼓励职员学习互联网课程，并挑选优秀者组建“智慧消防”创新人才团队。

（四）政策引领统筹性战略产业链布局

部分高新技术企业，应加强在整个产业链体系的发展布局，进一步利用最新的高科技、信息技术等，与现代消防治理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现代化、智慧化消防管理工作注入创新力。

结论

互联网的发展能够更好地促进“智慧消防”建设，但我国“智慧消防”建设中仍存在一定问题，需要持续改进提高。未来“智慧消防”应重视将大数据应用技术和消防工作融合，加大人力资源投入，积极利用最新互联网技术，构建信息交流大数据分析平台，提高城市消防安全工作水平。

参考文献：

[1]上海公安学院智慧公安研究课题组.智慧消防建设的背景、体系架构与路径[J].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8,28(05):22-32.

[2]吴艳敏,靳豆豆.我国智慧消防标准规范分析及完善[J].武警学院学报,2021,37(04):40-44.

[3]刘纪达,安实,麦强.消防救援机构与社会单位在消防监管中的演化博弈分析[J].安全与环境工程,2020,27(05):128-133+146.

[4]申秉银.基于大数据的智慧消防系统建设及对策研究[J].消防界(电子版),2021,7(09):115-116.

视域范文篇9

【关键词】文化养老；养老观念；公共文化服务建设

近年来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随着老年人口的不断增长，养老已经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人们往往注重给老人外在物质的满足和享受，却忽视了老人内在精神需求和文化诉求。我们应当看到养老出现的各种问题，多关注老人精神层面的需求，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上为文化养老做出努力。

一、问题与现状

随着我国逐步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十七大就确定了“老有所养”的国家战略规划，但是目前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是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以满足老年人养老服务需求、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为目标，面向所有老年人，提供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慰藉、紧急救援和社会参与等设施、组织、人才和技术要素形成的网络，以及配套的服务标准、运行机制和监管制度。而随着社会的迅速发展，社区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在不断加强社区养老工作同时，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文化需求将成为养老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即文化养老。目前，老年人的温饱和社会保障方面基本得到满足，但是由于子女多不在身边，即便是同城生活也摆脱不了“孤寡现象”。个别社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老年文化活动，但是普及性不强，政府也积极开展文化进社区活动，但是涉及范围不广泛，老年人参与性有限，活动开展的常态性不足，从而引发老年人过多关注个人健康、私人财产问题，极其容易造成一些老年人的社会问题，对构建和谐社区，促进社会稳定和家庭问题产生了不同层面的隐患。

二、转变养老观念

文化养老是一种新的养老理念，文化养老就是在保证老年人物质基础的前提下，满足老年人的精神需求。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是人类的基本需求，两者缺一不可。人类步入老年之后也需要不断汲取文化的营养，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必需品，文化也是老年人老有所乐、老有所安的精神必需品。文化养老以沟通感情、培养兴趣为基本形式，以丰富的文化生活为内容，以达到身心健康、精神愉悦为目的的养老方式，其具有广泛性、互动性等特点。随着社会老龄化的日趋严重，养老问题备受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历来就有着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的思想观念根深蒂固。但是，大多数人孝敬父母的方式往往是给予极大的物质满足，而缺少了人文关怀，忽略了他们精神和情感的需求。加之快节奏的社会工作、生活已经让人们应接不暇，赡养老人的责任就更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子女和父母转变固有的“养儿防老”观念，尤其是老年人更要改变认为自己是家庭的累赘、社会的负担的观念，应当让他们认识到老年人也是社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重要的社会资源，以“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积极的心态安度老年时光。因此，改变养老观念至关重要。鼓励老年人积极参加社会事务，为他们提供更完善的文化公共服务设施，以及更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和老年人展示风采的平台。

三、多措并举实施文化养老

目前，相关部门和机构在养老方式上进行了多方面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比如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但是，老年人内心孤独、空虚、缺乏存在感等心理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还要多措并举在文化养老上下功夫。

（一）增加文化活动场所

文化活动场所是文化养老的前提条件。文化养老需要有一定的活动场所，因此应当建设更多适用于文化养老的场所。很多老年人在退休之后选择上老年大学，这是一种很好的文化养老方式。老年大学面向社会所有老年人开放，学费低廉，但由于数量少、名额少，有的老年大学甚至出现报名摇号的火爆场面。老年大学名难报，一方面说明老年人对文化生活的渴望，另一方面说明社会提供给老年人的文化活动场所数量太少。为了解决这个供需的不平衡，政府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在各个街道、社区建设老年活动中心、老年图书馆等。另外，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还要在每个新社区建设中将老年人文化服务设施纳入地产开发的硬性条件。将文化活动场所无空白、无死角、全覆盖，打破时间、空间的限制，让老年活动场所成网状分布在老年人身边，解决文化养老“最后一公里”的问题。

（二）举办丰富多彩的老年活动

丰富的文化活动是文化养老的生动载体。举办文化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形式灵活多样。可以有计划、有规划的开展老年活动赛事，增强老年人文化活动的参与度，比如歌唱比赛、绘画比赛、书法比赛、象棋比赛、广场舞比赛等。也可以鼓励社区常态化开展关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知识讲座，缩小老年人和子女关于家庭以外社会发展上的思想差异。还可以鼓励社区开展多元化适合老年人培养兴趣爱好的技能培训，提升老年人的的精神生活和文化品味。这些活动既可以展示“最美夕阳红”老年人的风采，也可以让他们的老年生活更充实、自信。

（三）纳入精神文明建设

文化养老可以提升老年群体的整体素质、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实质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将文化养老事业纳入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规划，纳入社区精神文明考核内容，从政府层面加强老年人的文化养老工作。

（四）鼓励社会团体走进基层

鼓励社会志愿团体或志愿者多关注、关爱老年群体，与老年人互动交流，和他们谈谈心，为他们表演节目，送去欢乐。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开展关爱老人、敬老助老的系列活动。让老年人有强烈的社会融入感，同时也能使更多的人传承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增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张梅，林超英，王艳．文化养老视域下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研究[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7(15):33-34.

[2]贺晓玲．“文化养老”中公共文化服务的积极作用研究[J]．科研．2016(8):18.

视域范文篇10

关键词：文化；翻译；文化翻译理论；文化意识

一、引言

作为文化传递的载体，翻译活动在人类走过的几个世纪中可谓影响深远。I·A·理查兹曾于1953年提出，翻译很可能是世界史上最为复杂的一种活动。翻译是两种语言沟通的桥梁，主要任务是在目的语(TargetText)中再现源语(OriginalText)的思想内容，也就是文化信息在传递中的解码和重新编码的活动，以达到跨文化的社会交际、传递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是一种跨语言、跨社会的特殊文化活动，“翻译从来就不是在真空中产生的”。当今世界科技、经济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文化的多元一体化态势渐趋明晰，翻译的文化功用日益彰显，语际翻译必然是文化翻译。翻译研究需要“客观地考察译文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中形成的动因，分析研究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对翻译策略和方法的制约，以及译著对接受文化产生的影响”。

二、文化的范畴

在我们试图探讨翻译和文化这一主题之前，首先我们来定义一下文化这个概念。文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有着丰富的内容。文化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在他的《原始文化》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种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人们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一切能力和习惯”。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文化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根据《辞海》的解释，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它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每一社会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萨莫瓦(Samovar)也认为，文化是-个民族知识、经验、信仰、价值、态度、等级、宗教以及时空观念的总合。文化具有一贯性、持久性，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如风俗习惯、服饰礼仪、婚丧庆典、节日禁忌等等。据说文化影响已深埋于人的新大脑皮层之下，成为集体潜意识。我们从生到死，甚至死后的葬礼也摆脱不了文化的制约。

那么翻译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呢?南开大学的王秉钦教授曾引用了美国著名汉学家约翰·J．迪尼的话对此予以说明：“每一种语言都从文化中获得生命和营养，所以我们不能只注意如何将一种语言的内容译成另一种语言，还必须力求表达两种文化在思维方式和表达情感方面的习惯。”由此看来，翻译虽然在基本形式上是一种语言转换的活动，但是还涉及到许多的文化因素。

三、文化翻译理论的发展

翻译实践的这种文化特质逐渐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如何在翻译活动中，全方位、多层次、多侧面地考虑并考察文化内涵，寻求语言文化中的翻译问题和翻译中的语言文化问题的统一呢?

20世纪70年代，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Even—Zohar)在后期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坦屉亚诺(Tynjanov)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多系统论(polysystem)。坦尼亚诺认为文学作品不是简单的素材和写作技巧的堆积，而是由不同成分所构成的系统。所谓的文学作品、文学类型、文学时代、文学或文学本身，实际上是若干特征的聚合，这些特征的价值取决于它们与网络系统中其他因素的相互关系。因此，文学研究必须置于共时和历时两个维度之下来进行。从共时研究的角度观察，文学似乎是一个和谐、平衡和静态的系统；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文学内部充满了冲突和变异。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在于系统内部持续不断的、陌生取代熟悉、创新取代传统的运动。而佐哈尔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认为文学以及文化等社会符号现象都是一个开放式的多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抽象与具体的现象之间存在着各种关系，这些关系可以归为三类相互矛盾与对立的概念：中心与边缘(centerVS．periphery)，经典化与非经典化(canonizedVS．noncanonized)，来源与目的(sourcevs．targei)。这些矛盾着的现象相互斗争，保持着此消彼长的状态共处于一个系统之中，维持着系统的现状，推动着系统的发展。并且佐哈尔将长期被人轻视的翻译文学重新定位，提出翻译文学也是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分析了三种能使翻译文学处于中心地位的社会状态，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翻译文学是处于中心还是边缘地位。佐哈尔倾向于引入时间因素来分析影响翻译文本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评价翻译文本时要将其放在大的社会文化语境下，考虑到社会文化历时的演变和发展，分析这些因素对翻译文本造成的影响，而决不以价值判断为准则来预先选择研究对象。显然，埃文一佐哈尔发展了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把系统的概念从文学作品内部推广到了整个民族文学、文化的构成。

之后，佐哈尔的学生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描述翻译学。他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他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socialnomrs)和文学惯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趋向并影响译者所做出的具体选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主张接受并承认所有既成的翻译结果，探索影响其形成过程的所有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并对此进行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和分析。在图里看来，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中并不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的抉择。描述性翻译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审美不同带来的干扰，客观地描述所有译作的特点和价值。这种理论为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者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

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m)的口号。他俩的研究超越了语言，着眼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注文化影响和限制翻译的方式，研究有关语境、历史和习俗的问题。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割裂孤立，而应相辅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认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项真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1]1它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时代的来临。谢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着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协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研究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翻译研究：

1．翻译作为一种改写，这是系统理论的一种发展；

2．翻译和性别；

3．翻译和后殖民主义。把目光投向文化层面之后，翻译研究迎来了一系列的转变：“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译实践中的文化意识的培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61但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不仅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或误解，而且也会成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的难题，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许多译界学者提出应在翻译实践领域加强文化意识，应将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译论研究中来。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识呢?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他在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翻译不仅仅传达语言信息，语言表象下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源语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过解构和移植加入目的语中。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