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当性范文10篇

适当性范文篇1

关键词：保险业；车险；定价；精算

一、我国车险定价发展及现状

我国车险定价近些年来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在2003年车险费率改革前，机动车保险费率都是统一定价的。消费者不管是在哪个保险公司投保，只要是买机动车险，价格都一样。车险费率改革后的2003年1月至2006年7月，车险费率全面放开，各家保险公司根据其特点和优势制订了多样化费率，不同的车辆、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交通记录，甚至开车人的性别、年龄不同，车辆保险的费率都不一样。例如，人保财险根据各地车险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为A、B、C、D四类，费率也因而产生差别。平安保险依据车辆所属性质、使用性质衍生出7张独立的费率表，同时在主险、附加险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引入了12项系数，实现了风险的完全量化。太平洋保险则设计了11大类50余个浮动项目。费率的多样化更加反映了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更加市场化，能够更好地满足投保人的需求。

事实上，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各保险公司销售的费率并不严格按公司费率表执行，还是被动地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大规模折扣销售。这一方面说明市场竞争激烈，另一方面也说明保险公司定价的精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市场是检验产品的最有利的工具，哪家公司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较大，它的市场份额就会相应减少。市场竞争导致各家公司价格折扣比例不断上升，恶性循环，影响了车险市场的稳健发展。

随着2006年7月交强险的实施，各保险公司都采用了由保险行业协会召集各保险公司协商制定的统一的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A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B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C条款。市场上只有上述三种费率可供消费者选择，通过研究这三款费率表，发现这三款基准费率大致相同，但保费价格的可调整因子和优惠的项目非常多。如A款累计各种优惠可达到总保费的50％以上；B款费率在主险、附加险、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共引入了12项费率系数，通过保费调整系数调节保费总额，优惠30％；C款费率系数，优惠幅度最高可达到50％。对这些名目繁多的调节因子，投保人可以有针对性地虚报内容，达到优惠的目的，从而引发投保道德风险，加大了车险经营中的风险。近期笔者通过对杭州车险市场的销售主体业务员、人的调查了解，发现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在7折销售，另加15％的费用，这样折算出市场费率在6折左右，这反映了车险费率在制定过程中精算误差较大，现有车险费率表的定价机制有待改善。

二、车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

为深入分析车险定价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下面将以具有性的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两个基本险种为例，对车险的定价进行适当性研究。

(一)车损险足额保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

我国现有的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A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B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C条款在对车损险保费定价中，都将新车购置价作为车损险足额投保的依据。条款中都规定，发生部分损失时，若保险金额低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保险赔款按保险金额与新车购置价值的比例赔付。新车购置价是指在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保险车辆同类型新车的价格，与之相对应的是实际价值，即投保车辆在保险合同签订地的市场价格。当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高于购车发票金额时，以购车发票金额确定实际价值。保险人可根据当地的实际金额情况，采取保险价值、实际价值、协商价值三种方式之一确定保险金额承保。用协商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不应超过投保时的保险价值。如有超过，超过部分无效。

保险公司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采取如下的方法：一是如果客户投保的时候是按照新车的购置价投保的，那么如果发生全损责任，保险公司会按照车辆的使用年限进行折旧，按照折旧后的车辆价值进行赔偿，也即客户按照新车的购置价缴纳保险费，而保险公司按照旧车的价值赔偿客户；相反如果发生部分损失责任，保险公司是按照新车零件进行赔偿的。二是如果客户投保的时候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或协商价值投保的，那么如果发生全损责任，保险公司会按照车辆投保的实际价值扣除投保之后的折旧进行赔偿。但如果出现部分损失责任，保险公司赔偿的时候不会按照新零件的价值进行赔偿，而是按照投保的价值进行比例计算。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定价机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按新车购置价收取保费存在不合理。一是新车购置价中已含有车辆购置税，按新车购置价收取保费，则车辆购置税本身也要缴纳保费才视同足额投保。而只有发生全损的情况下，车主才可能得到含有车辆购置税的赔款。投保车辆遭遇全部损失时，当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保险公司会以当时汽车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但客户是按新车购置价投保，实际上就等于多付了保费却没有得到与此相匹配的赔偿，这种定价目前已造成大量理赔纠纷。如刊登在新京报(2006－1－22)题为《不能总以购置价确定保险金》的汽车保险案例中，田先生花12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向保险公司投保时，保险公司认为应按照购置价30万元确定保险金额，田先生接受了。两个月后，田先生的车被盗。田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按照保险金额30万元进行理赔，但保险公司只同意按照实际购买价12万元赔偿，差额部分视为超额保险不赔偿。这个案例中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预先确定投保车辆的保险价值，只确定了保险金额，待到事故发生，以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赔偿金计算依据，使投保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二是按购置价投保和按实际价值理赔是采用双重标准。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所以，投保时合理的保险金额一定要等于或者小于保险价值。购置价只是计算车辆现值的一个数据、一种方法，并非现值。如果以购置价格确定保险金额，实际上就是把购置价等同于车辆的现值。车辆出险以后，必然就要考虑折旧、降价、损伤等因素确定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这实质上是使用双重标准计算保险价值，这一点在旧车上反映更加明显。特别是当发生部分损失时只涉及汽车配件和修理费，这些本身是不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的，但对这部分进行赔款时，保险公司定价要求按保额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赔付，不合理性非常明显。

其次，按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认定足额保险存在不合理。机动车辆保险属于财产损失保险类，除定值保险外，一般的财产损失保险的保险价值都是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确定。判定是否足额保险的依据就是根据保险金额要不小于出险时财产的实际价值。但车险却将保险金额不小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值作为判定足额保险的依据，与通常的财险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事实上，机动车辆保险作为财险的一种与普通财险没有实质的区别，这种判定足额保险的不同标准，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我国财产保险经营中对重置价值保险缺乏规范的操作。

(二)第三者责任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

随着交强险的出台，强制三者险已承担了70％以上的赔付，这表明商业三者险优惠幅度起码应是交强险推出前费率的50％。但笔者通过对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A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B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C条款中的商业三者险研究发现，这三个协会条款中商业三者险优惠幅度只有20％左右，费率明显偏高。

三、完善车险定价机制的建议

通过以上对当前车损险与三者险定价适当性的分析，表明我国目前车险定价存在很多方面的不合理，同时定价也偏高，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推动和调整，从而促进车险定价机制的完善。

(一)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

充分的市场竞争会促使车险价格趋于均衡，提高定价的合理性。因为充分的竞争将直接考验保险公司履约的信用和履约的能力，同时也促使保险公司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产品，增大选择空间，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服务。充分有效的竞争还会使车险价格趋于均衡水平，使价格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

(二)提高精算水平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投保人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切合实际的保障。要做到这一点，保险公司就必须运用系统的精算体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量化，实现车险费率的分解与组合，使得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实际所面临的风险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并以此来计算缴纳保费，使车险价格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三)加强信息披露

车险费率市场化后，保监会的监管方式发生了转变，监管的重点也从对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管转移到了对其偿付能力的监管。为此，要切实加强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建立和完善保险业资信评级制度，定期向公众传递各保险公司资信方面的信息，通过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使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于其正确选择保险公司。

适当性范文篇2

关键词：保险业；车险；定价；精算

一、我国车险定价发展及现状

我国车险定价近些年来不断进行改革和调整。在2003年车险费率改革前，机动车保险费率都是统一定价的。消费者不管是在哪个保险公司投保，只要是买机动车险，价格都一样。车险费率改革后的2003年1月至2006年7月，车险费率全面放开，各家保险公司根据其特点和优势制订了多样化费率，不同的车辆、不同的车型、不同的交通记录，甚至开车人的性别、年龄不同，车辆保险的费率都不一样。例如，人保财险根据各地车险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将车辆损失险和第三者责任险分为A、B、C、D四类，费率也因而产生差别。平安保险依据车辆所属性质、使用性质衍生出7张独立的费率表，同时在主险、附加险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引入了12项系数，实现了风险的完全量化。太平洋保险则设计了11大类50余个浮动项目。费率的多样化更加反映了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更加市场化，能够更好地满足投保人的需求。

事实上，在实际业务操作过程中，各保险公司销售的费率并不严格按公司费率表执行，还是被动地根据市场价格进行大规模折扣销售。这一方面说明市场竞争激烈，另一方面也说明保险公司定价的精算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因为市场是检验产品的最有利的工具，哪家公司的价格与市场价格相差较大，它的市场份额就会相应减少。市场竞争导致各家公司价格折扣比例不断上升，恶性循环，影响了车险市场的稳健发展。

随着2006年7月交强险的实施，各保险公司都采用了由保险行业协会召集各保险公司协商制定的统一的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A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B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C条款。市场上只有上述三种费率可供消费者选择，通过研究这三款费率表，发现这三款基准费率大致相同，但保费价格的可调整因子和优惠的项目非常多。如A款累计各种优惠可达到总保费的50％以上；B款费率在主险、附加险、基准费率的基础上，共引入了12项费率系数，通过保费调整系数调节保费总额，优惠30％；C款费率系数，优惠幅度最高可达到50％。对这些名目繁多的调节因子，投保人可以有针对性地虚报内容，达到优惠的目的，从而引发投保道德风险，加大了车险经营中的风险。近期笔者通过对杭州车险市场的销售主体业务员、人的调查了解，发现大部分保险公司都在7折销售，另加15％的费用，这样折算出市场费率在6折左右，这反映了车险费率在制定过程中精算误差较大，现有车险费率表的定价机制有待改善。

二、车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

为深入分析车险定价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下面将以具有性的车损险和第三者责任险两个基本险种为例，对车险的定价进行适当性研究。

(一)车损险足额保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

我国现有的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A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B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C条款在对车损险保费定价中，都将新车购置价作为车损险足额投保的依据。条款中都规定，发生部分损失时，若保险金额低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保险赔款按保险金额与新车购置价值的比例赔付。新车购置价是指在保险合同签订地购置与保险车辆同类型新车的价格，与之相对应的是实际价值，即投保车辆在保险合同签订地的市场价格。当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高于购车发票金额时，以购车发票金额确定实际价值。保险人可根据当地的实际金额情况，采取保险价值、实际价值、协商价值三种方式之一确定保险金额承保。用协商价值确定保险金额的，不应超过投保时的保险价值。如有超过，超过部分无效。

保险公司在执行过程中通常采取如下的方法：一是如果客户投保的时候是按照新车的购置价投保的，那么如果发生全损责任，保险公司会按照车辆的使用年限进行折旧，按照折旧后的车辆价值进行赔偿，也即客户按照新车的购置价缴纳保险费，而保险公司按照旧车的价值赔偿客户；相反如果发生部分损失责任，保险公司是按照新车零件进行赔偿的。二是如果客户投保的时候是按照车辆的实际价值或协商价值投保的，那么如果发生全损责任，保险公司会按照车辆投保的实际价值扣除投保之后的折旧进行赔偿。但如果出现部分损失责任，保险公司赔偿的时候不会按照新零件的价值进行赔偿，而是按照投保的价值进行比例计算。

从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定价机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按新车购置价收取保费存在不合理。一是新车购置价中已含有车辆购置税，按新车购置价收取保费，则车辆购置税本身也要缴纳保费才视同足额投保。而只有发生全损的情况下，车主才可能得到含有车辆购置税的赔款。投保车辆遭遇全部损失时，当保险金额高于实际价值时，保险公司会以当时汽车实际价值计算赔偿，但客户是按新车购置价投保，实际上就等于多付了保费却没有得到与此相匹配的赔偿，这种定价目前已造成大量理赔纠纷。如刊登在新京报(2006－1－22)题为《不能总以购置价确定保险金》的汽车保险案例中，田先生花12万元购买了一辆二手车，向保险公司投保时，保险公司认为应按照购置价30万元确定保险金额，田先生接受了。两个月后，田先生的车被盗。田先生向保险公司提出按照保险金额30万元进行理赔，但保险公司只同意按照实际购买价12万元赔偿，差额部分视为超额保险不赔偿。这个案例中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没有预先确定投保车辆的保险价值，只确定了保险金额，待到事故发生，以投保车辆的实际价值作为保险赔偿金计算依据，使投保人的利益受到损失。二是按购置价投保和按实际价值理赔是采用双重标准。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四十条规定：“保险金额不得超过保险价值；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的部分无效。”所以，投保时合理的保险金额一定要等于或者小于保险价值。购置价只是计算车辆现值的一个数据、一种方法，并非现值。如果以购置价格确定保险金额，实际上就是把购置价等同于车辆的现值。车辆出险以后，必然就要考虑折旧、降价、损伤等因素确定保险车辆的实际价值，这实质上是使用双重标准计算保险价值，这一点在旧车上反映更加明显。特别是当发生部分损失时只涉及汽车配件和修理费，这些本身是不需要缴纳车辆购置税的，但对这部分进行赔款时，保险公司定价要求按保额与新车购置价的比例赔付，不合理性非常明显。

其次，按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认定足额保险存在不合理。机动车辆保险属于财产损失保险类，除定值保险外，一般的财产损失保险的保险价值都是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确定。判定是否足额保险的依据就是根据保险金额要不小于出险时财产的实际价值。但车险却将保险金额不小于投保时的新车购置价值作为判定足额保险的依据，与通常的财险采用了不同的标准。事实上，机动车辆保险作为财险的一种与普通财险没有实质的区别，这种判定足额保险的不同标准，实际上充分反映了我国财产保险经营中对重置价值保险缺乏规范的操作。

(二)第三者责任险定价的适当性分析

随着交强险的出台，强制三者险已承担了70％以上的赔付，这表明商业三者险优惠幅度起码应是交强险推出前费率的50％。但笔者通过对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A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B条款、机动车辆保险行业协会C条款中的商业三者险研究发现，这三个协会条款中商业三者险优惠幅度只有20％左右，费率明显偏高。

三、完善车险定价机制的建议

通过以上对当前车损险与三者险定价适当性的分析，表明我国目前车险定价存在很多方面的不合理，同时定价也偏高，因此需要从多方面进行推动和调整，从而促进车险定价机制的完善。

(一)促进市场的充分竞争

充分的市场竞争会促使车险价格趋于均衡，提高定价的合理性。因为充分的竞争将直接考验保险公司履约的信用和履约的能力，同时也促使保险公司加大新产品的开发力度，为消费者提供更多个性化产品，增大选择空间，使消费者获得更好的服务。充分有效的竞争还会使车险价格趋于均衡水平，使价格尽可能准确地反映被保险人的风险状况。

(二)提高精算水平

车险费率市场化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投保人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切合实际的保障。要做到这一点，保险公司就必须运用系统的精算体系进行科学的分析和量化，实现车险费率的分解与组合，使得消费者能够根据自己实际所面临的风险选择合适的保险产品，并以此来计算缴纳保费，使车险价格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提高公司的竞争力。

(三)加强信息披露

车险费率市场化后，保监会的监管方式发生了转变，监管的重点也从对保险公司市场行为的监管转移到了对其偿付能力的监管。为此，要切实加强保险公司信息披露和报告制度，建立和完善保险业资信评级制度，定期向公众传递各保险公司资信方面的信息，通过及时、充分地披露信息，使投保人对保险公司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以便于其正确选择保险公司。

适当性范文篇3

关键词：审计证据充分性适当性

审计证据是审计人员对被审计单位产生的会计信息经过收集、评价、使用，得到的可以作为出审计意见的依据。在独立审计中，审计证据是开展审计工作的必要支持，在审计工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独立审计的核心内容。对审计证据的总体要求是规范审计人员获取审计证据的需要，提供审计人员收集和判断审计证据工作是否合理、有效的标准，为审计人员获取审计证据，发表合理审计意见提供指导。

一、确立审计证据总体要求的意义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审计证据的定义是，“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所有信息，包括财务报表依据的会计记录中含有的信息和其他信息。”从这一定义中可以看出，审计证据的最终目的是形成审计意见，而这一目标是与整个财务报表审计工作的目标相一致，而且不但会计信息是形成审计意见的依据，会计信息以外的信息，如被审计单位会议记录，内部控制手册等也是佐证审计意见的依据，本文将这两类信息称为审计信息。发表审计意见是依照一系列的审计工作程序来完成的，审计人员接触审计工作最先面对的是被审计单位繁多的审计信息，最终得到的是依据原始的审计信息出具的审计意见。从审计信息到审计意见实际上是一个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审计信息成为审计证据是一种质的飞跃，这凝聚了审计工作的大量努力，包括对审计信息的收集、评价、使用。最初的审计信息是大量零散的，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不便于存储、查找和利用。而形成的审计证据是要进行综合归纳的。因此，存在一种统一的审计证据总体要求，有助于提高独立审计工作的工作效率，为实现审计信息转化为审计证据提供一致的标准。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业务量急剧增加，大量金融工具的出现，独立审计的结果——审计报告越来越受到需求者的关注，对审计工作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审计诉讼大量出现，审计责任越来越重大，这就为审计报告的供给方——审计人员带来了审计风险。在此种情况下，审计证据的获取就不得不充分考虑风险的影响。在实际审计工作的程序中，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实施控制测试以及实质性程序艘是为了避免风险给审计工作带来的损失，然而实际上风险是无法被消除的，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被降低。为了使审计风险降低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获取的审计证据就应当符合特定的标准，这一标准就是对审计证据的总体要求。明确了审计证据的总体要求，就为审计人员在评估审计风险，获取审计证据提供了引导，为降低审计风险提供了参照标准。

二、审计证据的总体要求

在明确了审计证据总体要求产生的必要意义后，本部分主要探讨审计证据总体要求的含义及其作用。关于审计证据的总体要求，国内外审计理论界、审计准则都提出了相应的解释，被广泛接受的内容是审计证据总体要求或称为审计证据特征，包括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和审计证据的适当性。

（一）对于审计证据充分性的考虑

审计证据的充分性是描述审计证据的数量特征，是对审计证据数量的衡量，使审计证据在数量上能够满足形成审计意见的需要。审计过程中对于审计证据数量的要求是获取审计证据的首要条件，只有取得充分数量的审计数据，审计工作才能正常开展，才能形成有佐证的审计意见。当然，审计证据的充分性决不是对审计证据无限量的要求，还应当考虑以下因素的影响：

1.审计风险。

审计风险对审计证据充分性的影响表现在：审计风险越大，对充分性要求高，即需要审计证据的数量可能越多。从一般意义上讲，风险与证据数量呈正相关关系，风险大的审计项目其存在风险的审计信息分布较散，涉及较多的审计信息，为获取如实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信息必然要增加审计证据的数量。另一方面，审计证据数量的增多有助于发现被审计单位不易发现的舞弊行为，规避审计风险。

2.审计项目。

审计证据的数量，还与审计项目的特征有关。通常，重要的审计项目要求的审计证据越多。例如：对建设项目的审计，其本身就是一个包含复杂数据信息的工程，而且建设项目在整个企业的战略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占有企业大量人力、物力的项目，也是整个审计工作的重点，显然要对这样的审计对象实施审计获取相当数量的审计证据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3.成本效益。

对审计证据充分性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审计证据可以无限制的多。在获取审计证据的同时，审计人员需要耗用大量精力甚至财力，在有限的审计时间内将企业长时间积累的审计信息全部用于辅助审计证据是不现实的，况且某些审计证据的取得并非是免费的，过多的审计证据会成为审计负担。成本效益因素的另一层含义是审计成本的耗费并不是越少越好。对于一些必须要重点审查的项目，如数巨大的应收账款，尽管取得该审计证据存在一定难度，需要一定的成本，但该项目的重要性决定了耗用成本的必要性。

（二）对于审计证据适当性的考虑

《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审计证据的适当性定义为，“是对审计证据质量的衡量，即审计证据在支持各类交易、账户余额、列报（包括披露）的相关认定，或发现其中存在错报方面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审计证据对于质量的考虑是从相关性和可靠性的角度来看的，这似乎是与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相吻合，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是服务于会计目标决策有用性的，而审计证据的相关性和可靠性是要符合审计目标即作为出具审计意见的依据，“不相关”、“不可靠”的会计信息并不意味着审计证据的“不相关”、“不可靠”，正是这样的会计信息揭示了被审计单位存在的可能舞弊的行为，是值得审计人员高度重视的。

1.审计证据的相关性。

审计证据的相关性是与审计目标密切联系的，是指审计证据的获取应能为做出审计意见提供佐证，也就是对被审计单位会计报表的认定。对于符合性测试获取的审计证据，其相关性的决定因素包括：内部控制的存在性、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内部控制的遵守情况。对于实质性测试获取的审计证据，其相关性在于对会计报表的认定及认定报表中列示项目的存在，权责关系，业务发生，完整性，计量，信息披露等。《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审计证据相关性的原则要求是：“特定的审计程序可能只为某些认定提供相关的审计证据，而与其他认定无关；针对同一项认定可以从不同来源获取审计证据或获取不同性质的审计证据；只与特定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并不能替代与其他认定相关的审计证据”。按照相关性的要求对审计信息加工形成有证明力的审计证据是对审计证据质量要求的体现。

2.审计证据的可靠性。

可靠性是指审计证据的可信程度，即审计证据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事实。这是从审计证据质量的另一个方面来考虑的。符合相关性的审计证据是对会计报表事项的认定，这种认定的前提是审计证据的真实可靠。如果获取的审计证据不可靠，那么对于证据内容的认定就是无意义的。《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审计证据可靠性的原则要求是：“从外部独立来源获取的审计证据比从其他来源获取的审计证据更可靠；内部控制有效时内部生成的审计证据比内部控制薄弱时内部生成的审计证据更可靠；直接获取的审计证据比间接获取或推论得出的审计证据更可靠；以文件记录形式（无论是纸质、电子或其他介质）存在的审计证据比口头形式的审计证据更可靠；从原件获取的审计证据比从传真或复印件获取的审计证据更可靠。”

充分性和适当性是对审计证据的总体要求。两者在获取审计证据的过程中同样重要，缺一不可。数量不足的审计证据无法全面反映被审计对象的情况，不足以形成有力的证据；不满足相关性和可靠性特征，即使审计证据数量再多也无法对出具审计意见提供佐证。注册会计师需要获取的审计证据的数量与审计证据的质量相互影响。审计证据质量越高，需要的审计证据数量可能越少；如果审计证据的质量存在缺陷就需要大量的审计证据全面揭示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审计人员在获取审计证据是不能一味的只关注总体要求的某一方面，偏废另一方面，两者应当兼顾。

适当性范文篇4

「摘要」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倍受关注的焦点问题，企业能否在存在各种不确定性因素影响的环境中有序、有效地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对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进行审查和评价是现代内部审计的一个崭新领域，本文在分析了企业风险和风险管理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及主要内容。

「关键词」企业风险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审计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企业面临着各种风险，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实现企业预期目标的关键。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风险管理工作的监督和评价。因此，无论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对内部审计的定义，还是我国的内部审计准则都强调了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我国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6号———《风险管理审计》中更是强调了内部审计人员对风险管理进行审查和评价的职责。一、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审计，必须明确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否则，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便无从谈起。1企业风险的实质首先，风险产生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如果企业运行的内外环境是确定的，则不存在企业风险。其次，企业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我们更注重企业的运行结果，对预期结果的实现与否及可实现程度的大小成为了衡量企业风险大小的现实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企业风险则是企业运行结果偏离期望结果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企业目标是企业期望达到的一种结果状态，但由于相关因素的持续不断的变化，企业目标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风险可以描述为企业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2企业风险的划分企业风险可以按多种标准进行分类。笔者认为，既然将风险定义为企业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企业风险可以按照企业目标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和划分，并可将其相应划分为：（1）企业的战略风险是指企业战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主要包括：由于对有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充分或对未来的变化没能合理预计而带来的企业在总体战略选择环节的失误风险；由于企业的具体战略选择失误而带来的风险，包括企业经营领域的选择风险、企业并购风险等。（2）企业日常经营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具体经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又可以划分为企业经营环节的作业链风险，如企业供、产、销等环节的风险；企业的人事风险，如由于人员任用、授权、业绩评价等方面的缺陷带来的风险；企业的信息风险，如企业信息系统风险等。（3）财务风险。狭义一般是指由于企业筹措资金而形成的风险，并主要是指企业由于举债而形成的风险，也可称之为筹资风险。按照本文对风险的定义，即企业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则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活动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包括筹资风险、资金投放的风险及企业其他财务活动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财务风险。3企业风险管理COSO于2004年颁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指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执行，应用于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我国内部审计协会2005年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16号—《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中指出“风险管理，是对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进行识别与评估，并采取应对措施将其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过程。风险管理旨在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从上述对风险管理的解释可以看出，企业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二、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和评价是现代内部审计发展的结果，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取决于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功能定位。从西方企业内部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内部审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的增多和控制范围的扩大，基于企业内部经济管理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发展。随着内部审计的不断发展，内部审计的目标也在不断地变化，其中以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所下定义的变化最具有代表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理事会指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其目的是增加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经营。我国的内部审计不是在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动因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政府的要求下，在国家审计部门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93年国家审计署成立，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审计体系，补充刚刚复兴的国家审计力量的不足，政府和政府审计机构都极力敦促内部审计的组建。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发展，企业内部审计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对内部审计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指出：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它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从内部审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在于帮助企业实现目标。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决定了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的在于：通过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对企业风险管理过程的了解，审查并评价其适当性和有效性，提出改进建议，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三、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内容风险管理包括组织整体及职能部门两个层面。内部审计人员既可对组织整体的风险管理进行审查与评价，也可对职能部门的风险管理进行审查与评价。因此，笔者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审计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风险管理机制的审查与评价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风险管理是否有效的前提。因此，内部审计部门或人员需要审查以下方面，以确定企业风险管理机制的健全性及有效性。包括：1审查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的健全性。企业必须根据规模大小、管理水平、风险程度以及生产经营的性质等方面的特点，在全体员工参与合作和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风险管理负责人、一般专业管理人、非专业风险管理人和外部的风险管理服务等规范化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该体系应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和阶段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并通过健全的制度来明确相互之间的责、权、利，使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2审查风险管理程序的合理性。企业风险管理机构应当采用适当的风险管理程序，以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3审查风险预警系统的存在及有效性。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目的是避免风险、减少风险，因此，风险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即通过对风险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预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提醒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企业的风险管理机构和人员应密切注意与本企业相关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发展趋势，从对因素变化的动态中分析预测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风险预警。（二）风险识别的适当性及有效性审查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风险识别过程进行审查与评价，重点关注组织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是否已得到充分、适当的确认。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审查风险识别原则的合理性。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乃至风险控制的前提是进行风险识别和分析，风险识别是关键性的第一步。2审查风险识别方法的适当性。识别风险是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管理人员应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之后，运用各种方法对尚未发生的、潜在的、及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的归类，并总结出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风险识别方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采取一定的方法分析风险因素、风险的性质以及潜在后果。需要注意是，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的功能是万能的，进行风险识别方法的适当性审查和评价时，必须注重分析企业风险管理部门是否将各种方法相互融通、相互结合地运用。（三）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及有效性审查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风险评估过程进行审查与评价，并重点关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对组织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两个要素。同时，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充分了解风险评估的方法，并对管理层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对管理层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审查，并重点考虑以下因素：（1）已识别的风险的特征；（2）相关历史数据的充分性与可靠性；（3）管理层进行风险评估的技术能力；（4）成本效益的考核与衡量等。3审查风险评估方法应当遵循的原则内部审计人员在评价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定性方法的采用需要充分考虑相关部门或人员的意见，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客观性；（2）在风险难以量化、定量评价所需数据难以获取时，一般应采用定性方法；（3）定量方法一般情况下会比定性方法提供更为客观的评估结果。（四）风险应对措施适当性和有效性审查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对风险应对措施进行审查。内部审计人员在评价风险应对措施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1）采取风险应对措施之后的剩余风险水平是否在组织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2）采取的风险应对措施是否适合本组织的经营、管理特点；（3）成本效益的考核与衡量等。

适当性范文篇5

「关键词」企业风险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审计

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企业面临着各种风险，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实现企业预期目标的关键。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风险管理工作的监督和评价。因此，无论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对内部审计的定义，还是我国的内部审计准则都强调了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我国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6号———《风险管理审计》中更是强调了内部审计人员对风险管理进行审查和评价的职责。

一、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

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审计，必须明确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否则，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便无从谈起。

1企业风险的实质

首先，风险产生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如果企业运行的内外环境是确定的，则不存在企业风险。其次，企业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我们更注重企业的运行结果，对预期结果的实现与否及可实现程度的大小成为了衡量企业风险大小的现实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企业风险则是企业运行结果偏离期望结果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企业目标是企业期望达到的一种结果状态，但由于相关因素的持续不断的变化，企业目标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风险可以描述为企业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2企业风险的划分

企业风险可以按多种标准进行分类。笔者认为，既然将风险定义为企业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企业风险可以按照企业目标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和划分，并可将其相应划分为：

（1）企业的战略风险是指企业战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主要包括：由于对有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充分或对未来的变化没能合理预计而带来的企业在总体战略选择环节的失误风险；由于企业的具体战略选择失误而带来的风险，包括企业经营领域的选择风险、企业并购风险等。

（2）企业日常经营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具体经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又可以划分为企业经营环节的作业链风险，如企业供、产、销等环节的风险；企业的人事风险，如由于人员任用、授权、业绩评价等方面的缺陷带来的风险；企业的信息风险，如企业信息系统风险等。

（3）财务风险。狭义一般是指由于企业筹措资金而形成的风险，并主要是指企业由于举债而形成的风险，也可称之为筹资风险。按照本文对风险的定义，即企业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则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活动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包括筹资风险、资金投放的风险及企业其他财务活动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财务风险。

3企业风险管理

COSO于2004年颁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指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执行，应用于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

我国内部审计协会2005年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16号—《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中指出“风险管理，是对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进行识别与评估，并采取应对措施将其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过程。风险管理旨在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

从上述对风险管理的解释可以看出，企业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

二、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

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和评价是现代内部审计发展的结果，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取决于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功能定位。

从西方企业内部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内部审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的增多和控制范围的扩大，基于企业内部经济管理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发展。随着内部审计的不断发展，内部审计的目标也在不断地变化，其中以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所下定义的变化最具有代表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理事会指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其目的是增加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经营。

我国的内部审计不是在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动因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政府的要求下，在国家审计部门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93年国家审计署成立，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审计体系，补充刚刚复兴的国家审计力量的不足，政府和政府审计机构都极力敦促内部审计的组建。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发展，企业内部审计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对内部审计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指出：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它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从内部审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在于帮助企业实现目标。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决定了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的在于：通过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对企业风险管理过程的了解，审查并评价其适当性和有效性，提出改进建议，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三、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内容

风险管理包括组织整体及职能部门两个层面。内部审计人员既可对组织整体的风险管理进行审查与评价，也可对职能部门的风险管理进行审查与评价。因此，笔者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审计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风险管理机制的审查与评价

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风险管理是否有效的前提。因此，内部审计部门或人员需要审查以下方面，以确定企业风险管理机制的健全性及有效性。包括：

1审查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的健全性。企业必须根据规模大小、管理水平、风险程度以及生产经营的性质等方面的特点，在全体员工参与合作和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风险管理负责人、一般专业管理人、非专业风险管理人和外部的风险管理服务等规范化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该体系应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和阶段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并通过健全的制度来明确相互之间的责、权、利，使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2审查风险管理程序的合理性。企业风险管理机构应当采用适当的风险管理程序，以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3审查风险预警系统的存在及有效性。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目的是避免风险、减少风险，因此，风险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即通过对风险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预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提醒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企业的风险管理机构和人员应密切注意与本企业相关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发展趋势，从对因素变化的动态中分析预测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风险预警。

（二）风险识别的适当性及有效性审查

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风险识别过程进行审查与评价，重点关注组织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是否已得到充分、适当的确认。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审查风险识别原则的合理性。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乃至风险控制的前提是进行风险识别和分析，风险识别是关键性的第一步。

2审查风险识别方法的适当性。识别风险是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管理人员应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之后，运用各种方法对尚未发生的、潜在的、及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的归类，并总结出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风险识别方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采取一定的方法分析风险因素、风险的性质以及潜在后果。

需要注意是，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的功能是万能的，进行风险识别方法的适当性审查和评价时，必须注重分析企业风险管理部门是否将各种方法相互融通、相互结合地运用。

（三）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及有效性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风险评估过程进行审查与评价，并重点关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对组织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两个要素。同时，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充分了解风险评估的方法，并对管理层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对管理层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审查，并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1）已识别的风险的特征；

（2）相关历史数据的充分性与可靠性；

（3）管理层进行风险评估的技术能力；

（4）成本效益的考核与衡量等。

3审查风险评估方法应当遵循的原则

内部审计人员在评价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定性方法的采用需要充分考虑相关部门或人员的意见，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2）在风险难以量化、定量评价所需数据难以获取时，一般应采用定性方法；

（3）定量方法一般情况下会比定性方法提供更为客观的评估结果。

（四）风险应对措施适当性和有效性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对风险应对措施进行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在评价风险应对措施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采取风险应对措施之后的剩余风险水平是否在组织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适当性范文篇6

「关键词」企业风险风险管理风险管理审计

由于各种不确定性因素，企业面临着各种风险，能否对风险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是企业能否生存发展、实现企业预期目标的关键。企业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风险管理工作的监督和评价。因此，无论是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对内部审计的定义，还是我国的内部审计准则都强调了内部审计在企业风险管理中的重要性。我国从2005年5月1日起施行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第16号———《风险管理审计》中更是强调了内部审计人员对风险管理进行审查和评价的职责。

一、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

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审计，必须明确企业风险及风险管理的内涵。否则，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便无从谈起。

1企业风险的实质

首先，风险产生于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如果企业运行的内外环境是确定的，则不存在企业风险。其次，企业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带来了企业运行结果的不确定性。一般来说，我们更注重企业的运行结果，对预期结果的实现与否及可实现程度的大小成为了衡量企业风险大小的现实标准。因此，可以认为，企业风险则是企业运行结果偏离期望结果的可能性。笔者认为，企业目标是企业期望达到的一种结果状态，但由于相关因素的持续不断的变化，企业目标的实现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企业风险可以描述为企业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

2企业风险的划分

企业风险可以按多种标准进行分类。笔者认为，既然将风险定义为企业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那么，企业风险可以按照企业目标的不同层次来理解和划分，并可将其相应划分为：

（1）企业的战略风险是指企业战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主要包括：由于对有关影响因素的分析不够充分或对未来的变化没能合理预计而带来的企业在总体战略选择环节的失误风险；由于企业的具体战略选择失误而带来的风险，包括企业经营领域的选择风险、企业并购风险等。

（2）企业日常经营管理风险是指企业具体经营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又可以划分为企业经营环节的作业链风险，如企业供、产、销等环节的风险；企业的人事风险，如由于人员任用、授权、业绩评价等方面的缺陷带来的风险；企业的信息风险，如企业信息系统风险等。

（3）财务风险。狭义一般是指由于企业筹措资金而形成的风险，并主要是指企业由于举债而形成的风险，也可称之为筹资风险。按照本文对风险的定义，即企业目标不能实现的可能性，则企业的财务风险是指企业财务活动目标不能得以实现的可能性，包括筹资风险、资金投放的风险及企业其他财务活动风险，我们可以称之为广义的财务风险。

3企业风险管理

COSO于2004年颁布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中指出“企业风险管理是一个过程，它由董事会、管理当局和其他人员执行，应用于战略制订并贯穿于企业之中，旨在识别可能会影响主体的潜在事项，管理风险以使其在风险容量之内，并为主体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

我国内部审计协会2005年的内部审计具体准则16号—《企业风险管理审计》中指出“风险管理，是对影响组织目标实现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进行识别与评估，并采取应对措施将其影响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的过程。风险管理旨在为组织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保证。”

从上述对风险管理的解释可以看出，企业风险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为企业目标的实现提供合理的保证。

二、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

对企业风险管理进行监督和评价是现代内部审计发展的结果，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标取决于对企业内部审计的功能定位。

从西方企业内部审计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内部审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内部管理层次的增多和控制范围的扩大，基于企业内部经济管理与监督的需要而产生的，并随着管理的需要而不断发展。随着内部审计的不断发展，内部审计的目标也在不断地变化，其中以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对内部审计所下定义的变化最具有代表性。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理事会指出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保证和咨询活动，其目的是增加组织的价值和改善组织的经营。

我国的内部审计不是在企业内部管理需要的动因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政府的要求下，在国家审计部门的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93年国家审计署成立，为了尽快建立和完善审计体系，补充刚刚复兴的国家审计力量的不足，政府和政府审计机构都极力敦促内部审计的组建。但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不断改革发展，企业内部审计越来越受到各方面的重视，对内部审计的理解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我国的内部审计基本准则指出：内部审计是组织内部的一种独立客观的监督和评价活动，它通过审查和评价经营活动及内部控制的适当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来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

从内部审计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出，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在于帮助企业实现目标。企业内部审计的目标决定了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目的在于：通过内部审计机构和人员对企业风险管理过程的了解，审查并评价其适当性和有效性，提出改进建议，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三、企业风险管理审计的内容

风险管理包括组织整体及职能部门两个层面。内部审计人员既可对组织整体的风险管理进行审查与评价，也可对职能部门的风险管理进行审查与评价。因此，笔者认为企业风险管理审计应当包括以下方面的内容：

（一）风险管理机制的审查与评价

企业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基础，良好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企业风险管理是否有效的前提。因此，内部审计部门或人员需要审查以下方面，以确定企业风险管理机制的健全性及有效性。包括：

1审查风险管理组织机构的健全性。企业必须根据规模大小、管理水平、风险程度以及生产经营的性质等方面的特点，在全体员工参与合作和专业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包括风险管理负责人、一般专业管理人、非专业风险管理人和外部的风险管理服务等规范化风险管理的组织体系。该体系应根据风险产生的原因和阶段不断地进行动态调整，并通过健全的制度来明确相互之间的责、权、利，使企业的风险管理体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2审查风险管理程序的合理性。企业风险管理机构应当采用适当的风险管理程序，以确保风险管理的有效性。

3审查风险预警系统的存在及有效性。企业进行风险管理的目的是避免风险、减少风险，因此，风险管理的首要工作是建立风险预警系统，即通过对风险进行科学的预测分析，预计可能发生的风险，并提醒有关部门采取有力的措施。企业的风险管理机构和人员应密切注意与本企业相关的各种内外因素的变化发展趋势，从对因素变化的动态中分析预测企业可能发生的风险，进行风险预警。

（二）风险识别的适当性及有效性审查

风险识别是指对企业面临的，以及潜在的风险加以判断、归类和鉴定风险性质的过程。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风险识别过程进行审查与评价，重点关注组织面临的内、外部风险是否已得到充分、适当的确认。笔者认为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1审查风险识别原则的合理性。企业进行风险评估乃至风险控制的前提是进行风险识别和分析，风险识别是关键性的第一步。

2审查风险识别方法的适当性。识别风险是风险管理的基础。风险管理人员应在进行了实地调查研究之后，运用各种方法对尚未发生的、潜在的、及存在的各种风险进行系统的归类，并总结出企业面临的各种风险。风险识别方法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采取一定的方法分析风险因素、风险的性质以及潜在后果。

需要注意是，风险管理的理论和实务证明没有任何一种方法的功能是万能的，进行风险识别方法的适当性审查和评价时，必须注重分析企业风险管理部门是否将各种方法相互融通、相互结合地运用。

（三）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及有效性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对风险评估过程进行审查与评价，并重点关注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和风险对组织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的严重程度两个要素。同时，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充分了解风险评估的方法，并对管理层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进行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对管理层所采用的风险评估方法进行审查，并重点考虑以下因素：

（1）已识别的风险的特征；

（2）相关历史数据的充分性与可靠性；

（3）管理层进行风险评估的技术能力；

（4）成本效益的考核与衡量等。

3审查风险评估方法应当遵循的原则

内部审计人员在评价风险评估方法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定性方法的采用需要充分考虑相关部门或人员的意见，以提高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2）在风险难以量化、定量评价所需数据难以获取时，一般应采用定性方法；

（3）定量方法一般情况下会比定性方法提供更为客观的评估结果。

（四）风险应对措施适当性和有效性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对风险应对措施进行审查。

内部审计人员在评价风险应对措施的适当性和有效性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采取风险应对措施之后的剩余风险水平是否在组织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适当性范文篇7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

引言

行政比例原则是为了规范、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创立的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应该以给公民及社会带来最小损失或者最大受益的方式来追求、实现其行政目标。近些年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日益扩张，行政比例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我国的学术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关注也在不断加温。由于行政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同起来，称其为行政法领域的“帝王条款”。1目前，已经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其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比例原则，而我国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规定，但从现实的需要来看，无论是为了促进依法行政还是法治国理想的实现，我国都有必要早日确立行政比例原则。

我国的行政立法领域虽然还没有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但在行政司法领域，行政比例原则却早已经取得了突破。2000年，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1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大胆地适用了行政比例原则，这虽然不是行政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领域的第一次亮相，但却意味着学者们鼓吹了多年、倡行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比例原则终于得到了我国最高司法机构的认可。这不但会在案例指导的意义上影响下级法院对行政比例原则的适用，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对行政比例原则的态度。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

行政比例原则来源于比例思想。比例一词的字面含义是数字之间的对比关系，引伸来说就是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比例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行为要合比例、适度，要符合一定的对应标准，使事物处于其所应处于的位置。比例思想反对“过”与“不及”，因为它会使事物错位，进而会影响、扰乱整个秩序体系。由于行政比例原则侧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所以它主要反对的是“过分”。行政比例原则的哲学思想发源于雅典的立法者梭伦的学说，梭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别太过分”。这是行政比例原则所蕴含的哲学因子。一般认为，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中“人民不得因轻罪而受重罚”的规定是成文法对比例思想的最早承认，因为它的关于犯罪与刑罚应具有衡平性的规定最早地体现了比例思想。2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只说对了一半，应该说这一规定最早在积极意义上体现了比例思想，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法律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蕴含了比例思想。当人们试着将不同的犯罪对应不同的刑罚，也即对刑罚划分等级之时，人类就已经在自发非自觉地实践着比例思想。比例思想在法律领域最早的体现是差别有序的刑罚体系的建立，在这样的体系中，（正常情况下）偷盗者与杀人者被处以不同的刑罚，以彰显一种追求相对公平的正义精神。这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公平就是比例相称”的真正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例思想与公平、正义等法律的价值追求有着内在的联系，比例思想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量化努力，是具体化的公平与正义。

比例思想自古有之，但从比例思想生成出实在的法律制度——行政比例原则——却是学术界与司法实践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最早产生于德国，它的产生在间接上受惠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18世纪后半叶，法国兴起了一场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拿破仑上台，在其领导下，法国开始对欧洲进行武力征服。拿破仑每到一处都不忘传播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随着法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拿破仑差不多对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进行了一次武力思想启蒙。滑铁卢战败后，法国人虽然被赶回了老家，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却不同程度地在欧洲各国扎下了根儿。在18世纪末仍然处于四分五裂、封建落后的德国之所以能最早形成以保护基本人权为宗旨的行政比例原则，就是得益于此。

行政比例原则最早取得突破的领域是德国的警察法。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德国的学者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行政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原则，尤其指出“警察之权力惟有在必要时才可以实行之”。1经过几十年的学术酝酿，1882年，行政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终于被普鲁士的高等法院在“十字架山案”2的判决中予以明确承认。在本案中，柏林警察机关为了使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仰望见十字架山上的一座胜利纪念碑，就公布了一个“建筑禁令”，限制十字架山附近房屋建筑的高度，以防止房屋遮挡市民观赏纪念碑的视线。对于警察机关的这一禁令，法院以“没有法律授权不得为不必要措施”为由，判决其无效。本案意味着学术领域中的行政比例原则开始向实在法转化。此后，1931年6月1日公布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正式规定了必要性原则，要求警察的处分行为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并定义了必要性原则：“若有多种方法足以维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御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险，则警察机关得选择其中一种，惟警察机关应尽可能选择对关系人与一般大众造成损害最小方法为之。”3这意味着比例原则开始“登陆”制定法。到了1958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药房案”1的判决中全面确立了行政比例原则。在药房案中，德国宪法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对公民的择业自由权进行限制时，除了手段应该适当、必要外，还必须以保护重大的公共利益为前提（也即法益要均衡）。这意味着司法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全面承认。至此，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行政比例原则终于发展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正式定型为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在内的理论体系。

（二）行政比例原则的发展

行政比例原则虽然最早产生于德国，但其在德国的影响却日渐式微，德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法》并没有规定行政比例原则。在德国，行政比例原则主要活跃于司法实践领域，尤其是德国宪法法院对行政比例原则更是情有独钟，多次在判决中适用行政比例原则。

虽然行政比例原则在其母国德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冷遇，但在其他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它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到目前为止，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在各自的行政程序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行政比例原则。2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第3章第3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5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2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1条第2项规定：“本法规定手段之行使，以执行前项目的之必要最小限度为限，不得滥用”，该法第7条规定：“警察为逮捕人犯，防止逃逸，保护自己或他人，或压制妨害公务之抵抗，有相当理由，可认为必要时，得经合理判断，于必要限度内，因应情况使用武器。”另外，行政比例原则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立法影响也较为深远，在台湾，行政比例原则被明确地规定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3

总之，比例思想最早发轫于自然法思想，是自然公正的具体体现，经过长时期的学术积累及司法实践，比例思想最终转化为行政比例原则，并于19世纪正式体现于成文法，成为了德国警察法的具体规定，随后又进一步“扩张”至整个行政法领域，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学说再到司法判例及成文法、从警察法到整个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二、行政比例原则的概念和法律地位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概念和内容

行政比例原则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不但要努力实现行政目标，还应该尽量避免给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一般来说，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

1.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又称“妥当性原则”，指的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采取的手段应该能够实现或者至少有助于实现行政目的。从定义可以看出，此中的“适当”指的是（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适合性、对应性。适当性原则并不难理解，其所强调的是在目标既定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应该选择一种有助于此目标实现的手段。总之，“适当性原则是一个目的取向的手段选择”1问题。

适当性原则强调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当性，但我们又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一适当性呢？进一步说，法院对行政行为适当性的审查标准又是什么？按照目前学界的通说，对于适当性的审查和判断应采取“最低标准”，也即“所采用的方法只要不是客观上或根本上不适合便是可以允许的”。2最低标准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先提出，随后被学界所广泛接受。适当性的审查之所以要采取最低标准，是基于以下考虑：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立法权及行政权处于一种制衡关系，为了防止这一制衡流于形式，国家就有必要保持它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使彼此的权力不能越界，不过分地涉入他方事务。所以，当法院在对行政行为进行适当性审查时，就应该采取一种最低限度的审查标准，以避免法官的主观判断代替行政人员的主观判断，防止司法专制。

应该说这一考虑是必要的，因为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司法权的自我克制是相关制度设计的应有之意。但是这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采用最低标准，适当性原则就失去了其所应具有的“过滤”之功能，起不到应有的审查作用，完全成了一个摆设。为什么这样说呢？最低标准是一个超级宽松的审查标准，采取的是排除法，即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无助于目的的实现，就认为相应的行政行为符合适当性原则，也就是说凡是对行政目的的实现能起到“正”（而不是“零”或“负”）的促进作用的手段，都是不违反适当性原则的。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最低标准完全使得适当性原则形同虚设，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哪个行政行为所采取的手段对其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丝毫的促进作用，只要这一手段是法定可供选择的手段（如果不是法定可供选择的手段，那么就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了）。当然，现实中的事情总是难以预料，有的手段真的可能会违反最低标准下的适当性原则，对此笔者并不敢绝对地断言不存在，但是从正常的逻辑来看，这一可能性是很小的，而既然适当性原则被称作“原则”，那么它就不是为了小概率事件而生，原则的设置不是为了以防万一。总之，最低标准下的适当性原则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不具有太多的实质功效。

笔者的这一逻辑推理可以从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旁证，翻阅一下国内外适用行政比例原则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真正适用适当性原则的判决几乎没有，这说明适当性原则基本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审查作用。

最低标准是法院企图将适当性的审查标准最大程度地客观化的体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克制司法权，以免引起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关系。但是这一做法却完全违背了创设行政比例原则的初衷，行政比例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合理性审查的角色，它的使命就是规范、审查合法而不合理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这决定了行政比例原则本身必然会包含很大的主观性，而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不可能像一把尺子一样，能够直接“量”出哪些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如果真的存在即客观又有效的合理性审查标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行政比例原则或者行政合理性原则，而直接将这种客观的审查标准写入行政法之中，消除行政权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只需要一个合法性原则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我们要么设计一种新的标准来替代最低标准，将沉睡着的适当性原则唤醒；要么干脆将适当性原则从行政比例原则中剔除，我们没有必要将立法及司法资源浪费在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原则上。

2.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有多种方式达到同一目的时，在不减弱目的实现程度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选择损害最小的方式。其所提倡的是“在不违反或减弱所追求之目的或效果之前提下，面对多种可能选择之处置，应尽可能采取对人民权利侵犯最轻或最少不良作用之方法。”1它反对的是非理性的、给相对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实施是为了行政目标的实现，而不是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在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或者最大程度地实现的前提下，对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这是必要性原则所蕴含的核心思想。

在必要性原则下，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有两个具体的行为准则，一是促使行政目标最大程度的实现，二是在此前提下，尽量使相对人的利益受到最小程度的减损或者最大程度的增益。必要性原则在本质上是反对过分行政，存在过分即意味着存在侵权，进而意味着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违法。可以看得出，必要性原则蕴藏着深深的人本精神，饱含着浓浓的人文情怀，是为民行政的最好体现。这种关怀不仅以普通人作为惠及对象，而且就连那些因违法而受行政处罚的相对人也有权利享有这一关怀。这是法治精神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

必要性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子原则，也是最实用的子原则，国内外很多适用行政比例原则的案例在实质上适用的都是必要性原则。国内有关必要性原则最著名的案例是“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一案，在本案中，汇丰公司在尚未取得规划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翻扩建房产，哈尔滨规划局以违法建筑遮挡了保护建筑新华书店为由，责令汇丰公司拆除，汇丰公司不服，于199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省高院与最高院都认为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具体理由是：“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对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2可以看得出来，本案几乎是毫无保留地阐述并适用了必要性原则。

3.法益均衡原则

法益均衡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禁止过分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产生的不利益不能过分高于其所追求的行政目标所能够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所采取之行为所引起的不利益应较行为所欲防阻之利益为低。”3很明显，法益均衡原则所要强调的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该有一种成本意识，应该着眼于全社会来算计行政行为的得与失，经济上不合理、外部性成本过高、存在着巨大浪费的行政行为都是没有效益的、不理性的、不成比例的，在本质上都是不合法的。法益均衡原则就像一个天平，一边放着行政行为所能实现的利益增量，另一边放着相对人与社会的利益减损量，如果后者过分“重”于前者，那么此行政行为就不符合法益均衡原则的要求。

法益均衡原则最早确立于1958年的药房案，这是一个有关职业自由的案件，在行政机关限制公民从业自由的权限问题上，德国宪法法院认为，权力部门只有在保护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对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加以限制，1也即是说，择业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行政机关不能轻易限制这一权利，除非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保护。

相对于另外两个兄弟原则来说，法益均衡原则产生较晚，是在二战之后才逐渐发展成型。法益均衡原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的理论，比较的是行政行为给全社会带来的得与失，进而决定该行政行为是否值得实施。但是此处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来衡量行政行为的得与失，或者说比较的标准是什么？在产生的初期，法益均衡原则是以权利为单位来进行比较的，也即比较的是行政行为所要保护、促进的权利与为此所要限制、剥夺的权利哪个更加重要，如果行政主体为了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权利而限制另一个相对重要得多的权利，则意味着此行政行为不符合法益均衡原则。对于这一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断标准比较具有代表性，首先，“人性尊严不可侵害”，这是原则和底线，行政主体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为了实现行政目标为理由侵害相对人的人性尊严，因为同人性尊严所包含的人权相比，其他的权利都是次要的。其次，不能轻易地对人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除非有更重要的权利需要保护，而且对基本权利侵害得越深，则意味着所需要保护的权利越重要。2这种比较方式的优点是它能全面、深刻地反映法益均衡原则的要求，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权利本身过于抽象，很多权利都是不能进行比较的，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法益均衡原则的可操作性。由于权利比较方式的上述缺点，加上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着对法益均衡原则进行成本——收益式的解读，也即将经济上的得与失作为法益均衡原则的判断标准。经济标准的最大优点就是可操作性强，大大地增强了法益均衡原则的客观性，但它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缺点，很多法益是不能用经济的数值来量化的，也即不能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而只属于精神的范畴，比如自由、人格尊严等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无论是权利标准还是经济标准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们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在法益是否均衡的判断上，行政人员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处于一个资源稀缺的时代，珍惜资源是我们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无限制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哪怕你是以追求正义的名义。这是法益均衡原则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深层次原因。以前我们说“浪费是可耻的”，但到了今天，浪费不仅仅是可耻的，在某些情况下，浪费还是违法的。法益均衡原则反对的就是浪费及低效率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比例原则的法律地位

行政比例原则的法律地位指的是它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定位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是否具有宪法位阶，是否同时也是一个宪法原则。

就目前而言，学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位阶定位还不是一致的。位阶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行政比例原则的“管辖权”问题，如果承认行政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那么就意味着行政比例原则可以规制几乎所有的立法及行政行为；如果认为行政比例原则只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它就只能规制行政行为，甚至可能只是具体行政行为。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行政比例原则只是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到目前为止，“行政比例原则在各国宪法中均无规定，即使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母国德国基本法中亦无规定。”1但很多国内外学者又认为行政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他们是从相关的案例解释及宪法条文含义的推理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以德国为例，在案例方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58年的“药房案”、1970年的“离婚记录案”及1983年的“人口调查第二案”中都明确引用或适用了行政比例原则；2在宪法条文方面，从德国基本法第1条“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及第20条法治国原则3

的规定可以推导出行政比例原则。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也是以类似的理由推导出行政比例原则具有宪法性位阶。1行政比例原则是否具有宪法位阶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对此就连其母国德国的行政法学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依笔者个人的观点，还是将行政比例原则定位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较为妥当，首先，行政比例原则发源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具有成文法传统，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成文法在效力上一般要高于法院的判决；其次，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的法律位阶最高，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重要性、重大性决定了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宪法规范本身不应该轻易受到司法判决的影响。最后，从功能上来看，学界通说认为行政比例原则的规制对象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而不是立法权，这也告诉我们行政比例原则仅是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将行政比例原则定位于宪法性原则是不妥当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只是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三、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关系

在行政法领域，有一个原则与行政比例原则有着天然的联系，那就是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前者产生于大陆法系，后者产生于英美法系，讨论行政比例原则就不能落下行政合理性原则，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从比较的视角来认识行政比例原则。

（一）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伴生物，与封建时期人治传统的行政不同，它是一种法治意义上的行政，我们称之为近代传统的行政。大体上，近代传统的行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安排一切，政府不必过多地插手社会事务，只要当好国家的守夜人，为公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就可以了。在这种政治理念指导下，国家采取了一种“机械法治主义”，也即一切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主体没有太多的意志自由，它需要做的就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来行政。可见，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在这种行政法制中，行政主体所拥有的自由裁量空间极为有限。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竞争蜕变成了垄断，经济大萧条也随之而来，现实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国家治理理念的失败，人们开始反思政府的职能，重新考虑市场与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分工。就这样，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出现了，与守夜人式的政府不同，这是一种管家式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负责公民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全能的福利型政府。在这种政府理念的影响下，行政法治从机械主义转变成了能动主义，行政主体开始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并主动地干预社会事务与经济生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人们又开始反思这种全能式的福利型政府理念，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理念，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政府。但这一次政治理念的转变并没有对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同以往相比，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快速升级时代。以前，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爬着、走着或者跑着进行的，但到了今天，科学与技术就像一双翅膀使人类社会飞了起来。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复杂化、专业化了人类的生活，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存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对这种新的社会条件，立法机关不得不赋予行政主体以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立法不得不留给行政以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样，行政主体才能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变化，机动灵活实施行政行为，更好地管理社会、服务人民，否则行政立法与执法就会被社会的发展牵着鼻子走，陷入难以自拔的被动。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裁量权大量存在的行政法治时代，自由裁量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关键词。“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况明辨是非，辨别真伪，最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权利，是一种符合理智和正义的权力，不是按照私人意见行事的权力。”1但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倾向，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它和专制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必须对之加以控制，否则它就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将公民的权利践踏在蹄下。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传统的合法性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在形式上都是合法的，要想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就必须要对其进行合理性限制。对此，博登海默的表述比较具有代表性：“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2

行政合理性原则最早产生于16世纪末英国的司法实践，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判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诞生于判例（1598年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并在一个又一个判例中得到完善和巩固，最终形成英美法系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概念和内涵

行政合理性原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定义，每一位学者都可以对行政合理性原则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来说，它指的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符合常人的理性，不能恣意专断、无信反复等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事。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主观性是“与生俱来”的，第一个包含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精神的判例“鲁克案”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1598年，英国水利委员会在对泰晤士河的河堤进行修整之后，仅向邻近土地的所有人鲁克摊派费用，而不是向所有的受益者摊派，鲁克不服，提起诉讼。大法官科克（Coke）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

很明显，大法官科克在认定水利委员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理时，并没有依据什么硬性的标准，而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推理得出。由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在长时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一个又一个判例堆积而成，因此与行政比例原则相比，它显得相对零碎，体系性不强，不像行政比例原则那样可以分解为三个具有逻辑递次关系的子原则，它更像是由一些关联性不强的判断标准堆砌而成。一般来说，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正常判断标准、动机标准、不相关考虑标准、法定目的标准等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正常判断标准。这一标准是指当行政行为明显违背普通大众的常识判断时，那它就是不合理的，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对于这一标准，很多法律前辈已经做出了精辟、详尽的表述，“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无法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都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可见，正常判断标准就是一种常人标准。

第二，动机标准。这一标准是通过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动机的考察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具有良好的动机，动机不纯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也即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动机标准有一点自由心证的味道，它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要本着一颗诚实善良之心来行使自由裁量权。

第三，不相关考虑标准。行政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是行政主体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依法做出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或者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则都会可能导致行政行为违法，因为基础信息失真会直接导致决策结果的偏差。这就是不相关考虑标准的内涵。至于哪些因素是应该考虑的，哪些是不应该考虑的，则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及正常的情理。

第四，法定目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赋予行政主体以自由裁量权？是为了使行政主体在不同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实现法定目的，如果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偏离了法定目的，以追求部门利益、私人利益为目标，就意味着行政主体滥用了自由裁量权，违背了设置自由裁量权的初衷，进而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这是法定目的的标准的含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主观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学界很难对其形成统一的认识，以上的解读也只是各种不同解读中的一种，对于行政合理性原则，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它就好似行政法领域的“哈姆莱特”。

（三）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比较分析

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方面，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探索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者创立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后者创立了行政比例原则。作为同样具有合理性审查功能的两个竞争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比例原则之间主要有以下三点明显区别。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比行政比例原则更加主观。行政比例原则的内容较为固定，只包括适当性、必要性、法益均衡性三个具有较强客观性的子原则，而行政合理性原则则是由一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主观认定标准构成。在学界，学者们通常使用以下词语来界定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不适当的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未考虑相关的因素、非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刚愎、反复、过分、禁反言的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的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等等。1可以看得出这些词语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在词意上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这与内涵较为明确的行政比例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比行政比例原则更具包容性。行政比例原则只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封闭的、刚性的理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则像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一个开放的、弹性的理论。最能说明这一包容性的例子是，很多学者在解读行政合理性原则时都将违反行政比例原则作为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表现形式之一。可见，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内涵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只要一个原则、标准是从合理性及理性的角度来界定的，它就能将其收归门下。

第三，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可操作性不如行政比例原则。这与第一点区别有关，主观性较强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可操作性上自然不如客观性较强的行政比例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最终的认定标准是人心，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判断，我们在运用行政合理性原则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一种理性的能力。这就决定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可能像条理清晰、内涵明确的行政比例原则那样易于把握。

四、我国确立行政比例原则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并不太适合我国的法治传统及现实的法治环境，它在确定性及可操作性方面的不足决定了它难以适用于具有成文法传统的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之所以能在美、英等国家得到很好的适用，是因为判例法制度及陪审团制度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首先，行政合理性原则是由一个个判例汇积而成，反过来这些判例也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判例法遵循先例的特点大大弥补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不确定性缺点。其次，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一个平民理论，其判断标准是人心及情理，而陪审团就是由一些普通人组成，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是集体判断的结果，这就大大降低了法官在适用不确定性很强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时所产生的风险。可见，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以判例法和陪审团为制度供给的，而我国并不具有这一制度条件，所以行政合理性原则在我国缺乏相应的基础。相对而言，行政比例原则的确定性、客观性要大得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行政司法状况。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时，我们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牢牢把握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

行政比例原则是一个由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个符合行政比例原则的行政行为必然是同时满足了适当性、必要性及法益均衡性三个条件，对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违反都意味着对行政比例原则的违反。在这三个子原则中，适当性原则是一个前提性原则，它从“质”的角度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比例性，也即一个对行政目的没有促进作用的手段选择在本质上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必要性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中最重要的子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原则，它从“量”的角度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比例性，为公民的权利提供了一个最实在的、最具可操作性的保护；法益均衡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收口”原则，其目的不是保护特定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个完整的行政比例原则虽然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但是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时，我们却应该认识到必要性原则才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子原则。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假设来说明必要性原则对行政比例原则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在三个子原则中，如果缺少了适当性原则与法益均衡原则，那么行政比例原则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完整的行政比例原则，但是如果缺少了必要性原则，那么行政比例原则的整个理论体系马上就会“散了架”，没了“主心骨儿”。必要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行政比例原则的“头胎”，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前面说过，适当性原则因为审查的标准过低而几乎不具有实际功效，成了一个“花瓶”原则，“好用”而不“管用”。而法益均衡原则又因为过于宏观及主观，往往超出了法官的驾驭能力，成了一个“纸老虎”原则，可以吓吓人，但却很少张嘴咬人，“管用”而不“好用”。相比之下，只有必要性原则又“管用”又“好用”，既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切实的保护，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确立行政比例原则的关键在于确立必要性原则。

（二）正确理解行政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利益均衡思想

行政比例原则包含了利益均衡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法益均衡原则方面。我们都知道法益均衡原则是一种利益衡量方式，但却可能搞不清楚它所衡量的具体对象，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之前，我们有必要透彻地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利益均衡思想。在学界，很多学者都认为法益均衡原则是通过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失与得来判断某一行政行为是否值得实行，也即在“对公民造成的损害”与“实现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决定行政行为是否违背了法益均衡原则。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和对社会获得之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利益之措施。1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这只是对法益均衡原则的一种表面化的理解，没能全面地揭示其所具有的精神内涵，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法益均衡原则，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较。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判断行政行为的得与失，进而判断其是否违背了法益均衡原则，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不利益不仅仅包括对相对人利益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对他人及社会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行政行为是一种外部性行为，它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副作用，也即它不仅仅具有直接成本，还具有间接成本。而我们既然要以利益衡量的方式来作为法益均衡原则的判断标准，那么就应该将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全部不利益都计算在内，而不应该漏掉间接成本。法益均衡原则与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考量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算计的是全社会的得与失，如果我们只将视线局限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较，则是明显地狭隘化了法益均衡原则，使其成了名符其实的“狭义”比例原则。

法益均衡原则在实质上强调的是效率对正义的重要性，反对高成本的、奢侈的正义，反对以“西瓜”作为成本来追求“芝麻”大的目标的非理性的、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法益均衡原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类似的思想，比如“杀鸡取卵”、“竭泽而鱼”、“削足适履”等都是法益均衡思想的反面体现。以竭泽而鱼为例，我们之所以反对这种行为，是因为其以过高的成本追求一个并不值得的目的。首先，通过将水抽干的方式来捕鱼对鱼塘本身的伤害太大，严重地破坏了鱼塘的生态系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捕捞方式，这是竭泽而鱼的直接成本。其次，竭泽而鱼的做法剥夺了其他人在短期内在同一鱼塘进行捕鱼的机会，外部性的副作用太大，这是其产生的间接成本。而这两方面的长期性成本明显高于捕一塘之鱼的短期收益，所以被人们所反对。这是沿着法益均衡的思路对竭泽而鱼所做的解读。可见，行政比例原则还蕴含了经济学的“可持续”理念。

我们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时应该正确理解法益均衡的含义，进而才能更好运用行政比例原则来衡平法益、节约资源，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妥善处理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自由裁量的关系

行政比例原则的作用在于规范行政行为，其具体发挥作用的场合是法律空白和行政自由裁量。法律空白是法律漏洞的表现，当法律出现漏洞时，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当然要起到“补漏”的作用，这是所有的原则都具有的一般性功能，无需过多的解释。但是当以行政比例原则控制行政主体的裁量性行政行为时，就会引起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原则限制与自由裁量的冲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立法机关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及行政行为的专业性而留给行政主体的裁量空间，但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完全不受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此中的“自由”只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也要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与此同时，这种限制又不能影响到行政机关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法院运用比例原则对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时更是如此，法院享有合理性审查权是“司法最终性”及“无救济无权利”理念的体现，但此中的“审查”并不是绝对的审查，法院不可能对所有的裁量性行政行为享有合理性审查权，对于那些高度属人性、高度技术性及高度经验性的裁量性行政行为，法院原则上不能以行政比例原则对之进行合理性审查，这是行政权的“自留地”，是行政主体所享有的判断余地。所以，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之后，当我们以行政比例原则控制、审查裁量性行政行为时，应该把握一定的“度”，应该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尊重行政行为的专业性。

参与文献：

1陈新民：《行政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59页。

1详情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公布（2000）第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行终字第20号。

2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1992年第62期，第76页。

1郑琦：《比例原则的个案分析》，载《行政法学的研究》2004年第4期，第57页。

2有关“十字架山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陈新民著：《宪法基本权利之斟酌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

3高景芳、谷进军、李超：《行政法之比例原则初论》，载《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25－27页。

1有关“药房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选集（一）》，台北司法周刊杂志社1990年版，第128－182页。

2周云帆：《行政法中的合理原则与比例原则》，载《四川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第30－33页。

3王泽成：《国外行政法的比例原则1朱金池：《行政法比例原则之研究》，载《空大行政学报》1994年第1期，第133页。

2于安：《德国行政法》，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1[中国台湾]城仲模：《行政法之基础理论》，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80年版，第41页。

2最高人民法院：法公布（2000）第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行终字第20号。

3黄异：《行政法总论》，三民书局1992年版，第80页。

1陈朝建：《受益基本权：宪法第十五条》，FORMOSA法律网文章精选，陈朝建专栏。

2谢世宪：《论公法上之比例原则》，载城仲模主编《行政法之一般法律原则》，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125－126页。

1肖金明主编：《原则与制度——比较行政法的角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2张千帆：《西方宪政体系》（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91－392页。

3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一、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二、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三、下列基本权利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为直接有效之权利。第20条规定：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二、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以选举及公民投票，并由彼此分立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行使之。三、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立法权与法律之限制。四、凡从事排除上述秩序者，如别无其它救济方法，任何德国人皆有权反抗之。

1许玉镇：《论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定位》，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年第1期，第128页。

1王名扬：《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1995年版，第686页。

2[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69页。

1[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页。

适当性范文篇8

一、说服性审计证据的形成原因

(一)审计程序的性质审计程序是注册会计师在审计过程中的某个时期，对将要获取的审计证据如何进行搜集的详细指令。审计程序的性质是指审计程序的目的和类型。一是审计程序的目的。注册会计师通常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风险评估程序、控制测试、实质性程序。按照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制度规定，重大错报风险由被审计单位方面的原因造成的，注册会计师无法改变其实际水平，只能通过实施风险评估程序，了解被审计单位及其环境，进而评估财务报表层次和认定层次的重大错报风险。注册会计师还应实施控制测试，以获取内部控制运行有效性的审计证据，根据控制测试的结果对实施风险评估程序得到的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水平作进一步修正，并相应修正拟实施的实质性程序的性质、时间和范围，通过实施实质性程序控制检查风险的实际水平，最终将审计风险降至可接受水平。二是审计程序的类型。审计程序的类型包括检查、观察、询问、函证、重新计算、重新执行和分析程序，注册会计师可以运用具体的方法和手段，获取发表审计意见所需的审计证据，但实施这些审计程序大多只能收集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审计证据。

(二)审计程序的时间审计程序的时间是指注册会计师何时实施审计程序，或审计证据适用的期间或时点，从这两个方面出发，分析说服性审计证据的形成原因。注册会计师无法在资产负债表日执行所有的审计程序，有时由于审计委托的滞后，全部审计工作都只能在资产负债表日之后开始，注册会计师需要根据执行审计程序时获取的审计证据推断被审计单位资产负债表日的有关情况。例如，注册会计师在资产负债表日后盘点现金，再根据盘点结果和资产负债表日至盘点日的现金收支情况(可能存在重大错报)倒推出被审计单位在资产负债表日的现金余额，此时盘点现金获取的审计证据对于资产负债表日现金的“真实性”审计目标而言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三)审计程序的范围审计程序的范围是指实施审计程序的数量，包括抽取的样本量，对某项控制活动的观察次数等。在审计工作中，注册会计师可以使用审计抽样、选取特定项目和选取全部项目的方法，确定测试项目。出于成本和时间等因素的考虑，注册会计师通常大量运用审计抽样的方法，从总体中选取样本进行测试，再通过样本结果推断总体特征。审计抽样将导致抽样风险的存在，可能与总体全部项目实施同样审计程序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异。因此，通过审计抽样获取的审计证据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根据对被审计单位的了解、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以及所测试总体的特征等，注册会计师可以从总体中选取大额或关键项目、超过某一金额的全部项目、被用于获取某些信息的项目或被用于测试控制活动的项目等进行测试。当总体由少量的大额项目组成，或存在特别风险且其他方法未提供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或由于信息系统自动执行的计算或其他程序具有重复性，对全部项目进行检查符合成本效益原则时，注册会计师还可能考虑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无论是选取特定项目还是选取全部项目进行测试都不会导致抽样风险，但由于注册会计师不是鉴定文件记录真伪的专家，或可能采用不适当的审计程序，或因误解审计证据而没有发现误差等，非抽样风险总是存在的，注册会计师仍可能得出错误结论，获取的审计证据只是说服性而非结论性的。

二、审计证据说服力的决定因素

(一)适当性证据的适当性是指证据可信的程度。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证据非常适当，这些证据会有助于注册会计师确信财务报表的列示公允。例如，注册会计师盘点存货所取得的证据比管理当局向注册会计师提供的数据更为适当，证据的适当性只与选择的审计程序有关，选择较大的样本规模或者不同的总体项目不能提高证据的适当性，只有通过选择含有适当性证据特征中的一个或多个高质量的审计程序才能够提高。一是相关性，可靠的审计证据必然会与注册会计师测试的审计目标相关。例如，注册会计师关注客户对已发货物但没有向顾客开出账单的情况，注册会计师选取一定数量的销售发票副联并将每张销售发票与有关的发货凭证进行核对，所取得的证据与完整性目标无关，则不能认为是该目标的可靠证据。相关的程序应是抽取一定数量的发货凭证并与相关的销售发票副联进行比较，以确定是否每张发货凭证均已开出发票。第二个审计程序是相关的，而第一个程序不相关，因为发货是用于确定销售业务是否发生以及应开出账单的一般标准。通过将发货凭证与销售发票副联进行核对，注册会计师可以确定发出的货物是否已经开出账单给顾客。注册会计师只能在某一具体审计目标条件下考虑相关性，大多数审计证据与多个审计目标是相关性的。二是提供者的独立性。从企业外部的渠道取得证据比从企业内部的渠道取得证据更为可靠。例如，一般外部证据(如注册会计师与银行，律师与顾客进行的信息沟通)比询问客户取得的答复更为可靠。同样，来自于客户以外的单位的凭证比客户编制并且从未离开过客户的凭证更为可靠。三是客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客户内部控制有效时所取得证据比内部控制薄弱情况下取得的证据更为可靠。例如，与存在缺陷的内部控制相比，如果销售和开单的内部控制有效，注册会计师可以根据销售发票和发货凭证取得更适当的审计证据。四是注册会计师直接取得的信息。注册会计师通过监盘、观察、计算和审阅直接取得的证据比间接取得的信息更为可靠。五是提供信息的人员的资格。尽管信息来源于独立的渠道，只有在提供信息的人员具备相应资格的情况下，取得证据才是可靠的。因此，与律师的沟通和向银行寄送询证函比向不熟悉业务的人员进行应收账款函证更为可靠。如果注册会计师没有能力评价证据，那么注册会计师直接取得的证据也可能是不可靠的。六是客观性。客观的证据比需要大量判断以确定其是否正确的证据更为可靠。客观证据的例子包括应收账款和银行存贷款余额的函证、实地盘点证券和现金、加总应付账款清单以确定合计数是否与总账余额一致。主观证据的例子包括：客户律师提供的、讨论针对客户的未决诉讼可能结果的信函、监盘存货时观察过时存货、询问信用部门经理长期应收账款的可收回性。评价主观证据的可靠性时，提供证据的人员是否具备相应资格至关重要。七是及时性。审计证据的及时性指的是搜集证据的时间或者审计涵盖的期间。对于资产负责表账户来说，接近资产负责表日取得的证据比较可靠。例如，注册会计师在资产负责表日盘点可流通证券所取得的证据比资产负责表日之前两个月进行盘点更为可靠。对于利润表账户来说，从被审计的整个期间选取样本所取得的证据比从该期间的某一时段选取样本更为可靠。如对全年的销售业务随机抽样所取得的证据比从该年前6个月选取样本更为可靠。

(二)充分性取得证据的数量决定了证据的充分性。主要通过注册会计师选取的样本规模来衡量证据的充分性。对于某一审计程序，从100个样本中取得的证据通常比从50个样本中取得的证据更为充分。决定恰当审计样本规模的因素有多个，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注册会计师对错报的预期值和客户内部控制的有效性。例如，假定在审计某公司时，注册会计师认为由于客户所从事行业的性质，该公司很可能存在过时的存货，注册会计师在这类公司的审计中抽取的，关于过时存货的样本比那些存货过时可能性低的公司要多。同样，与记录固定资产业务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的公司相比，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客户方面的内部控制有效，在固定资产购置业务的审计中就可以采用较小的样本规模。除了样本规模以外，被测试的单个项目也会影响证据的充分性。包含大额项目、发生错误可能性高的项目和能够代表总体的项目的样本对应的证据通常是充分的证据。相反，很多注册会计师认为只有在总体中金额较大的项目占其合计比例较高时，仅包含这些金额较大项目的样本对应的证据才是充分的。

适当性范文篇9

[关键词]行政法比例原则合理性原则

引言

行政比例原则是为了规范、制约行政自由裁量权而创立的一项行政法基本原则，其基本含义是国家应该以给公民及社会带来最小损失或者最大受益的方式来追求、实现其行政目标。近些年来，随着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日益扩张，行政比例原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相当程度的重视，我国的学术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关注也在不断加温。由于行政比例原则能够有效地规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一些学者甚至将其与民法中的诚实信用原则等同起来，称其为行政法领域的“帝王条款”。1目前，已经有一些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在其行政法中规定了行政比例原则，而我国的立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相关的规定，但从现实的需要来看，无论是为了促进依法行政还是法治国理想的实现，我国都有必要早日确立行政比例原则。

我国的行政立法领域虽然还没有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但在行政司法领域，行政比例原则却早已经取得了突破。2000年，在“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1一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判决中大胆地适用了行政比例原则，这虽然不是行政比例原则在我国司法领域的第一次亮相，但却意味着学者们鼓吹了多年、倡行于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行政比例原则终于得到了我国最高司法机构的认可。这不但会在案例指导的意义上影响下级法院对行政比例原则的适用，还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我国未来行政立法尤其是行政程序法立法对行政比例原则的态度。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产生

行政比例原则来源于比例思想。比例一词的字面含义是数字之间的对比关系，引伸来说就是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比例思想就是要求我们的行为要合比例、适度，要符合一定的对应标准，使事物处于其所应处于的位置。比例思想反对“过”与“不及”，因为它会使事物错位，进而会影响、扰乱整个秩序体系。由于行政比例原则侧重的是对公民权利的保障，所以它主要反对的是“过分”。行政比例原则的哲学思想发源于雅典的立法者梭伦的学说，梭伦的思想的核心就是“别太过分”。这是行政比例原则所蕴含的哲学因子。一般认为，1215年英国自由大宪章中“人民不得因轻罪而受重罚”的规定是成文法对比例思想的最早承认，因为它的关于犯罪与刑罚应具有衡平性的规定最早地体现了比例思想。2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只说对了一半，应该说这一规定最早在积极意义上体现了比例思想，从消极的意义上看，法律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或多或少地蕴含了比例思想。当人们试着将不同的犯罪对应不同的刑罚，也即对刑罚划分等级之时，人类就已经在自发非自觉地实践着比例思想。比例思想在法律领域最早的体现是差别有序的刑罚体系的建立，在这样的体系中，（正常情况下）偷盗者与杀人者被处以不同的刑罚，以彰显一种追求相对公平的正义精神。这就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公平就是比例相称”的真正含义。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例思想与公平、正义等法律的价值追求有着内在的联系，比例思想是对公平、正义的一种量化努力，是具体化的公平与正义。

比例思想自古有之，但从比例思想生成出实在的法律制度——行政比例原则——却是学术界与司法实践界长期共同努力的结果。

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最早产生于德国，它的产生在间接上受惠于18世纪的法国思想启蒙运动。18世纪后半叶，法国兴起了一场倡导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启蒙运动，这一启蒙运动的直接后果就是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大革命失败后不久，拿破仑上台，在其领导下，法国开始对欧洲进行武力征服。拿破仑每到一处都不忘传播法国大革命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随着法国军队的节节胜利，拿破仑差不多对欧洲的大部分国家进行了一次武力思想启蒙。滑铁卢战败后，法国人虽然被赶回了老家，但他们所倡导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却不同程度地在欧洲各国扎下了根儿。在18世纪末仍然处于四分五裂、封建落后的德国之所以能最早形成以保护基本人权为宗旨的行政比例原则，就是得益于此。

行政比例原则最早取得突破的领域是德国的警察法。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一些德国的学者就已经明确提出了行政比例原则的必要性原则，尤其指出“警察之权力惟有在必要时才可以实行之”。1经过几十年的学术酝酿，1882年，行政比例原则中的必要性原则终于被普鲁士的高等法院在“十字架山案”2的判决中予以明确承认。在本案中，柏林警察机关为了使所有的市民都可以仰望见十字架山上的一座胜利纪念碑，就公布了一个“建筑禁令”，限制十字架山附近房屋建筑的高度，以防止房屋遮挡市民观赏纪念碑的视线。对于警察机关的这一禁令，法院以“没有法律授权不得为不必要措施”为由，判决其无效。本案意味着学术领域中的行政比例原则开始向实在法转化。此后，1931年6月1日公布的《普鲁士警察行政法》正式规定了必要性原则，要求警察的处分行为必须符合必要性原则，并定义了必要性原则：“若有多种方法足以维持公共安全或秩序，或有效地防御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有危害之危险，则警察机关得选择其中一种，惟警察机关应尽可能选择对关系人与一般大众造成损害最小方法为之。”3这意味着比例原则开始“登陆”制定法。到了1958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药房案”1的判决中全面确立了行政比例原则。在药房案中，德国宪法法院认为行政机关在对公民的择业自由权进行限制时，除了手段应该适当、必要外，还必须以保护重大的公共利益为前提（也即法益要均衡）。这意味着司法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全面承认。至此，经过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行政比例原则终于发展成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行政法基本原则，正式定型为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在内的理论体系。

（二）行政比例原则的发展

行政比例原则虽然最早产生于德国，但其在德国的影响却日渐式微，德国现行的《行政程序法》并没有规定行政比例原则。在德国，行政比例原则主要活跃于司法实践领域，尤其是德国宪法法院对行政比例原则更是情有独钟，多次在判决中适用行政比例原则。

虽然行政比例原则在其母国德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冷遇，但在其他的一些大陆法系国家，它却越来越受到重视。到目前为止，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都在各自的行政程序法及其他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了行政比例原则。2例如，荷兰《行政法通则》第3章第3条规定：“1.在某个法律未做限制性规定，或者对该权力的行使未做限制性规定时，行政机关制作命令仍然应当考虑直接相关的利益。2.某个命令对一个或更多的利害关系人产生不利后果，这不利后果须与命令的目的相当。”葡萄牙《行政程序法典》第5条“平等原则及适度原则”第2款规定：“行政当局的决定与私人权利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有冲突时，仅可在对拟达致的目标系属适当及适度的情况下，损害这些权利或利益。”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1条第2项规定：“本法规定手段之行使，以执行前项目的之必要最小限度为限，不得滥用”，该法第7条规定：“警察为逮捕人犯，防止逃逸，保护自己或他人，或压制妨害公务之抵抗，有相当理由，可认为必要时，得经合理判断，于必要限度内，因应情况使用武器。”另外，行政比例原则对我国台湾地区的行政立法影响也较为深远，在台湾，行政比例原则被明确地规定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3

总之，比例思想最早发轫于自然法思想，是自然公正的具体体现，经过长时期的学术积累及司法实践，比例思想最终转化为行政比例原则，并于19世纪正式体现于成文法，成为了德国警察法的具体规定，随后又进一步“扩张”至整个行政法领域，成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到学说再到司法判例及成文法、从警察法到整个行政法的产生与发展历程。

二、行政比例原则的概念和法律地位

（一）行政比例原则的概念和内容

行政比例原则是一个概括性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不但要努力实现行政目标，还应该尽量避免给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带来不必要的损失。一般来说，它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

1.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又称“妥当性原则”，指的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采取的手段应该能够实现或者至少有助于实现行政目的。从定义可以看出，此中的“适当”指的是（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的适合性、对应性。适当性原则并不难理解，其所强调的是在目标既定的情况下，行政主体应该选择一种有助于此目标实现的手段。总之，“适当性原则是一个目的取向的手段选择”1问题。

适当性原则强调的是手段与目的之间的适当性，但我们又依据什么标准来判断这一适当性呢？进一步说，法院对行政行为适当性的审查标准又是什么？按照目前学界的通说，对于适当性的审查和判断应采取“最低标准”，也即“所采用的方法只要不是客观上或根本上不适合便是可以允许的”。2最低标准由德国联邦宪法法院最先提出，随后被学界所广泛接受。适当性的审查之所以要采取最低标准，是基于以下考虑：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司法权、立法权及行政权处于一种制衡关系，为了防止这一制衡流于形式，国家就有必要保持它们各自的相对独立性，使彼此的权力不能越界，不过分地涉入他方事务。所以，当法院在对行政行为进行适当性审查时，就应该采取一种最低限度的审查标准，以避免法官的主观判断代替行政人员的主观判断，防止司法专制。

应该说这一考虑是必要的，因为从宪政的角度来看，司法权的自我克制是相关制度设计的应有之意。但是这却产生了一个问题，如果采用最低标准，适当性原则就失去了其所应具有的“过滤”之功能，起不到应有的审查作用，完全成了一个摆设。为什么这样说呢？最低标准是一个超级宽松的审查标准，采取的是排除法，即只要手段不是完全无助于目的的实现，就认为相应的行政行为符合适当性原则，也就是说凡是对行政目的的实现能起到“正”（而不是“零”或“负”）的促进作用的手段，都是不违反适当性原则的。只要稍加思考，我们就会发现最低标准完全使得适当性原则形同虚设，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哪个行政行为所采取的手段对其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丝毫的促进作用，只要这一手段是法定可供选择的手段（如果不是法定可供选择的手段，那么就不再是合理性问题，而是合法性问题了）。当然，现实中的事情总是难以预料，有的手段真的可能会违反最低标准下的适当性原则，对此笔者并不敢绝对地断言不存在，但是从正常的逻辑来看，这一可能性是很小的，而既然适当性原则被称作“原则”，那么它就不是为了小概率事件而生，原则的设置不是为了以防万一。总之，最低标准下的适当性原则只具有象征性意义，而不具有太多的实质功效。

笔者的这一逻辑推理可以从以往的司法实践中得到旁证，翻阅一下国内外适用行政比例原则的案例我们就会发现，真正适用适当性原则的判决几乎没有，这说明适当性原则基本不具有实质意义上的审查作用。

最低标准是法院企图将适当性的审查标准最大程度地客观化的体现，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尽可能地克制司法权，以免引起司法权与行政权的紧张关系。但是这一做法却完全违背了创设行政比例原则的初衷，行政比例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合理性审查的角色，它的使命就是规范、审查合法而不合理的行政自由裁量行为，这决定了行政比例原则本身必然会包含很大的主观性，而不可能是完全客观的，不可能像一把尺子一样，能够直接“量”出哪些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如果真的存在即客观又有效的合理性审查标准，那么我们也就没有必要搞什么行政比例原则或者行政合理性原则，而直接将这种客观的审查标准写入行政法之中，消除行政权的自由裁量空间，进而只需要一个合法性原则就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认为我们要么设计一种新的标准来替代最低标准，将沉睡着的适当性原则唤醒；要么干脆将适当性原则从行政比例原则中剔除，我们没有必要将立法及司法资源浪费在一个“干吃饭不干活”的原则上。

2.必要性原则

必要性原则又称最小侵害原则、最温和方式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有多种方式达到同一目的时，在不减弱目的实现程度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地选择损害最小的方式。其所提倡的是“在不违反或减弱所追求之目的或效果之前提下，面对多种可能选择之处置，应尽可能采取对人民权利侵犯最轻或最少不良作用之方法。”1它反对的是非理性的、给相对人带来不必要的损害或负担的行政行为。行政行为的实施是为了行政目标的实现，而不是损害相对人的利益，在保证目标得以实现或者最大程度地实现的前提下，对相对人的利益进行保护是行政主体的法定义务。这是必要性原则所蕴含的核心思想。

在必要性原则下，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有两个具体的行为准则，一是促使行政目标最大程度的实现，二是在此前提下，尽量使相对人的利益受到最小程度的减损或者最大程度的增益。必要性原则在本质上是反对过分行政，存在过分即意味着存在侵权，进而意味着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违法。可以看得出，必要性原则蕴藏着深深的人本精神，饱含着浓浓的人文情怀，是为民行政的最好体现。这种关怀不仅以普通人作为惠及对象，而且就连那些因违法而受行政处罚的相对人也有权利享有这一关怀。这是法治精神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权保障的重要内容。

必要性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子原则，也是最实用的子原则，国内外很多适用行政比例原则的案例在实质上适用的都是必要性原则。国内有关必要性原则最著名的案例是“汇丰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一案，在本案中，汇丰公司在尚未取得规划局批准的情况下，擅自翻扩建房产，哈尔滨规划局以违法建筑遮挡了保护建筑新华书店为由，责令汇丰公司拆除，汇丰公司不服，于1996年向法院提起诉讼。省高院与最高院都认为市规划局的行政处罚显失公正，具体理由是：“本案可以是否遮挡新华书店顶部为影响中央大街景观的参照标准。规划局所作的处罚决定应针对影响的程度，责令汇丰公司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而上诉人所作的处罚决定中，拆除的面积明显大于对遮挡的面积，不必要地增加了被上诉人的损失，给被上诉人造成了过度的不利影响。”2可以看得出来，本案几乎是毫无保留地阐述并适用了必要性原则。

3.法益均衡原则

法益均衡原则又称狭义比例原则、禁止过分原则，是指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所产生的不利益不能过分高于其所追求的行政目标所能够带来的利益，或者说，“所采取之行为所引起的不利益应较行为所欲防阻之利益为低。”3很明显，法益均衡原则所要强调的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该有一种成本意识，应该着眼于全社会来算计行政行为的得与失，经济上不合理、外部性成本过高、存在着巨大浪费的行政行为都是没有效益的、不理性的、不成比例的，在本质上都是不合法的。法益均衡原则就像一个天平，一边放着行政行为所能实现的利益增量，另一边放着相对人与社会的利益减损量，如果后者过分“重”于前者，那么此行政行为就不符合法益均衡原则的要求。

法益均衡原则最早确立于1958年的药房案，这是一个有关职业自由的案件，在行政机关限制公民从业自由的权限问题上，德国宪法法院认为，权力部门只有在保护特别重要的公共利益的前提下才能对公民选择职业的自由加以限制，1也即是说，择业自由权是公民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行政机关不能轻易限制这一权利，除非有更重要的公共利益需要保护。

相对于另外两个兄弟原则来说，法益均衡原则产生较晚，是在二战之后才逐渐发展成型。法益均衡原则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的理论，比较的是行政行为给全社会带来的得与失，进而决定该行政行为是否值得实施。但是此处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来衡量行政行为的得与失，或者说比较的标准是什么？在产生的初期，法益均衡原则是以权利为单位来进行比较的，也即比较的是行政行为所要保护、促进的权利与为此所要限制、剥夺的权利哪个更加重要，如果行政主体为了一个相对不重要的权利而限制另一个相对重要得多的权利，则意味着此行政行为不符合法益均衡原则。对于这一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判断标准比较具有代表性，首先，“人性尊严不可侵害”，这是原则和底线，行政主体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为了实现行政目标为理由侵害相对人的人性尊严，因为同人性尊严所包含的人权相比，其他的权利都是次要的。其次，不能轻易地对人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除非有更重要的权利需要保护，而且对基本权利侵害得越深，则意味着所需要保护的权利越重要。2这种比较方式的优点是它能全面、深刻地反映法益均衡原则的要求，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权利本身过于抽象，很多权利都是不能进行比较的，这就大大地降低了法益均衡原则的可操作性。由于权利比较方式的上述缺点，加上近二三十年来经济分析法学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尝试着对法益均衡原则进行成本——收益式的解读，也即将经济上的得与失作为法益均衡原则的判断标准。经济标准的最大优点就是可操作性强，大大地增强了法益均衡原则的客观性，但它却有一个无法回避的缺点，很多法益是不能用经济的数值来量化的，也即不能转化为物质的东西，而只属于精神的范畴，比如自由、人格尊严等人的基本权利。所以，无论是权利标准还是经济标准都不能在根本上解决问题，它们只能解决一部分的问题，在法益是否均衡的判断上，行政人员与法官的自由裁量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处于一个资源稀缺的时代，珍惜资源是我们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无限制地消耗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哪怕你是以追求正义的名义。这是法益均衡原则所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深层次原因。以前我们说“浪费是可耻的”，但到了今天，浪费不仅仅是可耻的，在某些情况下，浪费还是违法的。法益均衡原则反对的就是浪费及低效率的行政行为。

（二）行政比例原则的法律地位

行政比例原则的法律地位指的是它在法律体系中的位阶定位问题，具体来说就是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是否具有宪法位阶，是否同时也是一个宪法原则。

就目前而言，学界对行政比例原则的位阶定位还不是一致的。位阶问题很重要，它关系到行政比例原则的“管辖权”问题，如果承认行政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那么就意味着行政比例原则可以规制几乎所有的立法及行政行为；如果认为行政比例原则只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那么它就只能规制行政行为，甚至可能只是具体行政行为。从制定法的角度来看，行政比例原则只是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因为到目前为止，“行政比例原则在各国宪法中均无规定，即使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母国德国基本法中亦无规定。”1但很多国内外学者又认为行政比例原则具有宪法位阶，他们是从相关的案例解释及宪法条文含义的推理中得出这一结论的。以德国为例，在案例方面，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58年的“药房案”、1970年的“离婚记录案”及1983年的“人口调查第二案”中都明确引用或适用了行政比例原则；2在宪法条文方面，从德国基本法第1条“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及第20条法治国原则3

的规定可以推导出行政比例原则。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部分学者也是以类似的理由推导出行政比例原则具有宪法性位阶。1行政比例原则是否具有宪法位阶是一个很难说清楚的问题，对此就连其母国德国的行政法学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依笔者个人的观点，还是将行政比例原则定位于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较为妥当，首先，行政比例原则发源于大陆法系，大陆法系国家普遍具有成文法传统，在大陆法系国家中成文法在效力上一般要高于法院的判决；其次，在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宪法的法律位阶最高，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重要性、重大性决定了宪法规范的稳定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宪法规范本身不应该轻易受到司法判决的影响。最后，从功能上来看，学界通说认为行政比例原则的规制对象是行政自由裁量权，而不是立法权，这也告诉我们行政比例原则仅是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综合考虑以上因素，笔者认为将行政比例原则定位于宪法性原则是不妥当的，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只是一个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三、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关系

在行政法领域，有一个原则与行政比例原则有着天然的联系，那就是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同属于合理性审查范畴，前者产生于大陆法系，后者产生于英美法系，讨论行政比例原则就不能落下行政合理性原则，因为这有助于我们从比较的视角来认识行政比例原则。

（一）行政合理性原则产生的时代背景

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是西欧资产阶级革命的伴生物，与封建时期人治传统的行政不同，它是一种法治意义上的行政，我们称之为近代传统的行政。大体上，近代传统的行政经历了两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自由竞争时期，人们相信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安排一切，政府不必过多地插手社会事务，只要当好国家的守夜人，为公民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就可以了。在这种政治理念指导下，国家采取了一种“机械法治主义”，也即一切行政行为必须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行政主体没有太多的意志自由，它需要做的就是严格依照法律条文来行政。可见，这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依法行政”，在这种行政法制中，行政主体所拥有的自由裁量空间极为有限。随着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自由竞争蜕变成了垄断，经济大萧条也随之而来，现实证明了自由放任的国家治理理念的失败，人们开始反思政府的职能，重新考虑市场与政府在经济领域中的分工。就这样，一种新的国家治理理念出现了，与守夜人式的政府不同，这是一种管家式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负责公民生活从“摇篮到坟墓”的各个方面，是一种全能的福利型政府。在这种政府理念的影响下，行政法治从机械主义转变成了能动主义，行政主体开始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并主动地干预社会事务与经济生活。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人们又开始反思这种全能式的福利型政府理念，并提出了一种新的政府理念，即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限型政府。但这一次政治理念的转变并没有对行政法治的理论与实践造成太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同以往相比，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快速升级时代。以前，人类社会的进步是爬着、走着或者跑着进行的，但到了今天，科学与技术就像一双翅膀使人类社会飞了起来。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复杂化、专业化了人类的生活，人类对科学技术的依存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面对这种新的社会条件，立法机关不得不赋予行政主体以更多的自由裁量权，立法不得不留给行政以更大的自由裁量空间，这样，行政主体才能根据具体情况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变化，机动灵活实施行政行为，更好地管理社会、服务人民，否则行政立法与执法就会被社会的发展牵着鼻子走，陷入难以自拔的被动。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裁量权大量存在的行政法治时代，自由裁量是现代行政法治的关键词。“自由裁量权是一种根据具体情况明辨是非，辨别真伪，最好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权利，是一种符合理智和正义的权力，不是按照私人意见行事的权力。”1但权力总是有被滥用的倾向，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它和专制只有一步之遥，我们必须对之加以控制，否则它就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将公民的权利践踏在蹄下。对于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传统的合法性控制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在形式上都是合法的，要想有效地控制自由裁量权，就必须要对其进行合理性限制。对此，博登海默的表述比较具有代表性：“为使法治在社会中得到维护，行政自由裁量权就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2

行政合理性原则最早产生于16世纪末英国的司法实践，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判例法有着密切的联系，它诞生于判例（1598年鲁克诉下水道管理委员会案），并在一个又一个判例中得到完善和巩固，最终形成英美法系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

（二）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概念和内涵

行政合理性原则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官方定义，每一位学者都可以对行政合理性原则做出自己的解读，一般来说，它指的是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符合常人的理性，不能恣意专断、无信反复等以不合理的方式行事。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主观性是“与生俱来”的，第一个包含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精神的判例“鲁克案”就已经体现了这一点。1598年，英国水利委员会在对泰晤士河的河堤进行修整之后，仅向邻近土地的所有人鲁克摊派费用，而不是向所有的受益者摊派，鲁克不服，提起诉讼。大法官科克（Coke）在判写道：“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因为自由裁量权是一门识别真假、是非、虚实、公平与虚伪的科学，而不应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和私人感情行事。”1

很明显，大法官科克在认定水利委员会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合理时，并没有依据什么硬性的标准，而是按照正常人的思维逻辑推理得出。由于行政合理性原则是在长时期的司法实践中由一个又一个判例堆积而成，因此与行政比例原则相比，它显得相对零碎，体系性不强，不像行政比例原则那样可以分解为三个具有逻辑递次关系的子原则，它更像是由一些关联性不强的判断标准堆砌而成。一般来说，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包括正常判断标准、动机标准、不相关考虑标准、法定目的标准等四个主要方面。

第一，正常判断标准。这一标准是指当行政行为明显违背普通大众的常识判断时，那它就是不合理的，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对于这一标准，很多法律前辈已经做出了精辟、详尽的表述，“如此荒谬以致任何有一般理智的人都无法想象行政机关在正当地行使权力（格林法官语）”、“如此错误以致有理性的人都会明智地不赞同那个观点（丹宁法官语）”。可见，正常判断标准就是一种常人标准。

第二，动机标准。这一标准是通过对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的动机的考察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应具有良好的动机，动机不纯的行政行为是一种滥用自由裁量权的行政行为，也即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动机标准有一点自由心证的味道，它要求行政主体及其公务人员要本着一颗诚实善良之心来行使自由裁量权。

第三，不相关考虑标准。行政行为是一种决策行为，是行政主体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依法做出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考虑了不应当考虑的因素，或者没有考虑应当考虑的因素，则都会可能导致行政行为违法，因为基础信息失真会直接导致决策结果的偏差。这就是不相关考虑标准的内涵。至于哪些因素是应该考虑的，哪些是不应该考虑的，则要取决于法律的规定及正常的情理。

第四，法定目的标准。我们为什么要赋予行政主体以自由裁量权？是为了使行政主体在不同的情况下能够更好地实现法定目的，如果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偏离了法定目的，以追求部门利益、私人利益为目标，就意味着行政主体滥用了自由裁量权，违背了设置自由裁量权的初衷，进而违反了行政合理性原则。这是法定目的的标准的含义。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主观性和抽象性决定了学界很难对其形成统一的认识，以上的解读也只是各种不同解读中的一种，对于行政合理性原则，每一位读者都可以有自己的理解，在这一点上，它就好似行政法领域的“哈姆莱特”。

（三）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合理性原则的比较分析

在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方面，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探索出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前者创立了行政合理性原则，后者创立了行政比例原则。作为同样具有合理性审查功能的两个竞争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与行政比例原则之间主要有以下三点明显区别。

第一，行政合理性原则比行政比例原则更加主观。行政比例原则的内容较为固定，只包括适当性、必要性、法益均衡性三个具有较强客观性的子原则，而行政合理性原则则是由一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主观认定标准构成。在学界，学者们通常使用以下词语来界定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内涵：不适当的动机或目的、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未考虑相关的因素、非理性、荒谬、恶意、不诚实、恣意、刚愎、反复、过分、禁反言的违反、忽视公共政策、法律期待的违反、违反比例原则、法律解释错误等等。1可以看得出这些词语都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在词意上都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这与内涵较为明确的行政比例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二，行政合理性原则比行政比例原则更具包容性。行政比例原则只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是一个封闭的、刚性的理论，而行政合理性原则则像个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是一个开放的、弹性的理论。最能说明这一包容性的例子是，很多学者在解读行政合理性原则时都将违反行政比例原则作为违反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表现形式之一。可见，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内涵上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只要一个原则、标准是从合理性及理性的角度来界定的，它就能将其收归门下。

第三，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可操作性不如行政比例原则。这与第一点区别有关，主观性较强的行政合理性原则在可操作性上自然不如客观性较强的行政比例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最终的认定标准是人心，是一个普通人的正常判断，我们在运用行政合理性原则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不是法律知识，而是一种理性的能力。这就决定了行政合理性原则不可能像条理清晰、内涵明确的行政比例原则那样易于把握。

四、我国确立行政比例原则需注意的几个问题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会发现，行政合理性原则并不太适合我国的法治传统及现实的法治环境，它在确定性及可操作性方面的不足决定了它难以适用于具有成文法传统的我国。行政合理性原则之所以能在美、英等国家得到很好的适用，是因为判例法制度及陪审团制度为其提供了制度保障。首先，行政合理性原则是由一个个判例汇积而成，反过来这些判例也为行政合理性原则提供了制度性支持，判例法遵循先例的特点大大弥补了行政合理性原则的不确定性缺点。其次，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一个平民理论，其判断标准是人心及情理，而陪审团就是由一些普通人组成，陪审团对事实的认定是集体判断的结果，这就大大降低了法官在适用不确定性很强的行政合理性原则时所产生的风险。可见，行政合理性原则是以判例法和陪审团为制度供给的，而我国并不具有这一制度条件，所以行政合理性原则在我国缺乏相应的基础。相对而言，行政比例原则的确定性、客观性要大得多，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比较适合我国目前的行政司法状况。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时，我们需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牢牢把握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

行政比例原则是一个由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构成的完整的理论体系。一个符合行政比例原则的行政行为必然是同时满足了适当性、必要性及法益均衡性三个条件，对其中任何一个条件的违反都意味着对行政比例原则的违反。在这三个子原则中，适当性原则是一个前提性原则，它从“质”的角度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比例性，也即一个对行政目的没有促进作用的手段选择在本质上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必要性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中最重要的子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原则，它从“量”的角度来判断行政行为的合比例性，为公民的权利提供了一个最实在的、最具可操作性的保护；法益均衡原则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收口”原则，其目的不是保护特定人，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

一个完整的行政比例原则虽然包括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及法益均衡原则三个子原则，但是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时，我们却应该认识到必要性原则才是行政比例原则的核心子原则。我们可以用下面的假设来说明必要性原则对行政比例原则理论体系的重要性，在三个子原则中，如果缺少了适当性原则与法益均衡原则，那么行政比例原则仍可以称得上是一个不完整的行政比例原则，但是如果缺少了必要性原则，那么行政比例原则的整个理论体系马上就会“散了架”，没了“主心骨儿”。必要性原则的重要性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行政比例原则的“头胎”，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所起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前面说过，适当性原则因为审查的标准过低而几乎不具有实际功效，成了一个“花瓶”原则，“好用”而不“管用”。而法益均衡原则又因为过于宏观及主观，往往超出了法官的驾驭能力，成了一个“纸老虎”原则，可以吓吓人，但却很少张嘴咬人，“管用”而不“好用”。相比之下，只有必要性原则又“管用”又“好用”，既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切实的保护，又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确立行政比例原则的关键在于确立必要性原则。

（二）正确理解行政比例原则所包含的利益均衡思想

行政比例原则包含了利益均衡的思想，这主要体现在法益均衡原则方面。我们都知道法益均衡原则是一种利益衡量方式，但却可能搞不清楚它所衡量的具体对象，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之前，我们有必要透彻地分析一下它所包含的利益均衡思想。在学界，很多学者都认为法益均衡原则是通过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失与得来判断某一行政行为是否值得实行，也即在“对公民造成的损害”与“实现的公共利益”之间进行权衡，进而决定行政行为是否违背了法益均衡原则。该原则要求适当地平衡一种行政措施对个人造成的损害和对社会获得之利益之间的关系，也禁止那些对个人的损害超过了对社会利益之措施。1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不准确，这只是对法益均衡原则的一种表面化的理解，没能全面地揭示其所具有的精神内涵，我们应该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法益均衡原则，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较。正确的理解应该是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判断行政行为的得与失，进而判断其是否违背了法益均衡原则，因为在很多情况下，行政行为所产生的不利益不仅仅包括对相对人利益造成的损害，还包括对他人及社会产生的外部性成本。行政行为是一种外部性行为，它可能会对社会产生副作用，也即它不仅仅具有直接成本，还具有间接成本。而我们既然要以利益衡量的方式来作为法益均衡原则的判断标准，那么就应该将行政行为所产生的全部不利益都计算在内，而不应该漏掉间接成本。法益均衡原则与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从一个更加宏观的视角来考量行政行为的合理性，算计的是全社会的得与失，如果我们只将视线局限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比较，则是明显地狭隘化了法益均衡原则，使其成了名符其实的“狭义”比例原则。

法益均衡原则在实质上强调的是效率对正义的重要性，反对高成本的、奢侈的正义，反对以“西瓜”作为成本来追求“芝麻”大的目标的非理性的、不合理的行政行为。法益均衡原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很多类似的思想，比如“杀鸡取卵”、“竭泽而鱼”、“削足适履”等都是法益均衡思想的反面体现。以竭泽而鱼为例，我们之所以反对这种行为，是因为其以过高的成本追求一个并不值得的目的。首先，通过将水抽干的方式来捕鱼对鱼塘本身的伤害太大，严重地破坏了鱼塘的生态系统，不是一种可持续的捕捞方式，这是竭泽而鱼的直接成本。其次，竭泽而鱼的做法剥夺了其他人在短期内在同一鱼塘进行捕鱼的机会，外部性的副作用太大，这是其产生的间接成本。而这两方面的长期性成本明显高于捕一塘之鱼的短期收益，所以被人们所反对。这是沿着法益均衡的思路对竭泽而鱼所做的解读。可见，行政比例原则还蕴含了经济学的“可持续”理念。

我们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时应该正确理解法益均衡的含义，进而才能更好运用行政比例原则来衡平法益、节约资源，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妥善处理行政比例原则与行政自由裁量的关系

行政比例原则的作用在于规范行政行为，其具体发挥作用的场合是法律空白和行政自由裁量。法律空白是法律漏洞的表现，当法律出现漏洞时，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行政比例原则当然要起到“补漏”的作用，这是所有的原则都具有的一般性功能，无需过多的解释。但是当以行政比例原则控制行政主体的裁量性行政行为时，就会引起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原则限制与自由裁量的冲突。行政自由裁量权是立法机关考虑到社会的复杂性、多变性及行政行为的专业性而留给行政主体的裁量空间，但任何权力都不可能完全不受约束，行政自由裁量权也不例外，此中的“自由”只是一种相对的自由，也要受到一定规则的限制。与此同时，这种限制又不能影响到行政机关行使其自由裁量权，特别是在法院运用比例原则对自由裁量性行政行为进行合理性审查时更是如此，法院享有合理性审查权是“司法最终性”及“无救济无权利”理念的体现，但此中的“审查”并不是绝对的审查，法院不可能对所有的裁量性行政行为享有合理性审查权，对于那些高度属人性、高度技术性及高度经验性的裁量性行政行为，法院原则上不能以行政比例原则对之进行合理性审查，这是行政权的“自留地”，是行政主体所享有的判断余地。所以，在确立行政比例原则之后，当我们以行政比例原则控制、审查裁量性行政行为时，应该把握一定的“度”，应该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权，尊重行政行为的专业性。

参与文献：

1陈新民：《行政法总论》，台湾三民书局1997年版，第59页。

1详情可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法公布（2000）第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1999）行终字第20号。

2蔡宗珍：《公法上之比例原则初论——以德国法的发展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1992年第62期，第76页。

1郑琦：《比例原则的个案分析》，载《行政法学的研究》2004年第4期，第57页。

2有关“十字架山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陈新民著：《宪法基本权利之斟酌理论》（上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9。

3高景芳、谷进军、李超：《行政法之比例原则初论》，载《河北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第25－27页。

1有关“药房案”的详细内容可参见《西德联邦宪法法院判例选集（一）》，台北司法周刊杂志社1990年版，第128－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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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德国基本法第1条规定：一、人之尊严不可侵犯，尊重及保护此项尊严为所有国家机关之义务。二、因此，德意志人民承认不可侵犯与不可让与之人权，为一切人类社会以及世界和平与正义之基础。三、下列基本权利拘束立法、行政及司法而为直接有效之权利。第20条规定：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为民主、社会之联邦国家。二、所有国家权力来自人民。国家权力，由人民以选举及公民投票，并由彼此分立之立法、行政及司法机关行使之。三、立法权应受宪法之限制，行政权与司法权应受立法权与法律之限制。四、凡从事排除上述秩序者，如别无其它救济方法，任何德国人皆有权反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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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性范文篇10

关键词:比例原则;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狭义比例

原则比例原则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个体，更是包含了有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等三个重要方向的法理基本原则。在法学界，针对比例原则往往作为国家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来进行遵守和使用。纵观国内外，比例原则都是一项具有突出的学习借鉴意义的法律建设理念。

一、比例原则在民法的适用

比例原则当中，所包括的适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以及狭义比例原则都对民法当中各项措施的实行以及权力的使用具有一定启发。首先是在适当性原则方面，所谓适当性原则就是一种保障执法行政手段可以实现行政的目的，同时又必须采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在行政执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明确的是利用权力的目的，如果缺乏明确的目的，那么也就代表权力使用的不合理。适当性原则在具体的使用过程当中并不是仅仅从结果的角度来考虑。其次是在必要性原则方面，必要性原则使用的前提是适当性原则已经得到了实现，人民的群益是执法者和行政者必须要保护的部分，除非必要，要尽量避免损害相关的群众利益，所以必要性原则也是对于执法行政手段的一种有效限制，同时也是对于群众权益的有效保护原则。最后是在狭义比例原则方面，这一子原则别名叫做均衡原则，所谓的均衡指的是在进行执法行政过程中，尽量保证行政手段与行政目的之间具有较小的差距。而具体的三个子原则标准，都会根据现实情况的不同而发展细微的改变，这也就是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具体适用［1］。比例原则并不是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形成的，最初的比例原则形成于德国的行政法当中，并且逐步扩大到了欧陆法系国家，这一法律的原则是有效帮助判断法律执行行为的标准，但是也因为其具有一定的特性不能够完全照搬照用。我国虽然没有明文的比例原则使用规定，但是这种约束行政权力的有效标准也越来越深入到相关的执法过程当中，成为民法执法活动以及各项行政活动不得不考虑的一部分。

二、比例原则在民法的适用的有效展开

(一)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可行性。我国在进行法律体系建设的过程中，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和谐与法制的社会，并且尽量保障社会当中任意一个主体自身权益不会受到侵犯，这也正是法制体系不断完善，执法方式不断进步的重要原因。所以立足于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基础，才能够合理应用比例原则，才能够体现其在民法中适用的可行性。法律体系的参加过程当中，参加这也就是法律关系的主体，在我国，法律关系当中的主体包含了公民、机构组织以及国家，无论是哪一个主体，在法律活动中都受到保护。民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个体，但是又必须要服从国家政治制度，通过采用比例原则的方式，保护民事主体的权利和自由，已经取得了较为充实的实践意义，这也就是其在民法中具有可行性的原因。并且针对比例原则在民法上的适用，并不是完全的照搬，而是结合了我国的社会具体环境和我国法律体系的特点因地制宜，只有结合具体情况，才能够体现出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有效价值。(二)比例原则在民法中适用价值。比例原则在民法中的价值是十分重要的，首先从衡量利益的角度来看，不同的权力主体之间会由于各种原因产生冲突，这也就代表需要从中进行有效地规范以及判断［2］。权利的冲突可以通过比例原则的应用来进行有效的降低，例如在执法方式的选择方面，坚持比例原则就能够有效维护执法者以及被执法者双方的权益，同时又不影响到正常执法活动的展开。利用比例原则进行相应的民法案件办理与执行，也能够有效做到最大限度的诚实信用。民法是对群众的一种保护，也是对于违法乱纪现象的一种遏制措施，法律具有双面的作用，因此当处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如果法律规定出现了不全面的现象，那么也可以利用比例原则进行有效的补充。比例原则是一种针对国家的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关系把控的原则体系，能够在保护正义的同时，进行丰富灵活的补充，打造更加和谐的法律环境。

三、结论

总的来说，比例原则这一来源于德国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当中都具有一定的借鉴地位，同时在法律执行过程中，判断执法过程公正与否的一种具体衡量标准。比例原则虽然并没有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当中得到文字的认定，但是其所代表的思想以及判断的方式，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国外法律体系发展中一项重要的精神文明成果。

［参考文献］

［1］郑晓剑．比例原则在现代民法体系中的地位［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7，35(06):101－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