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菰范文10篇

蛇菰范文篇1

【关键词】蛇菰化学成分药理活性

蛇菰科为双子叶多年生寄生肉质草本植物。全株供药用，具有补肝益肾，止血生肌，调经活血，清热醒酒之功效［1］。又为民间补药，可作行气止痛剂,治痔疮［2］、虚劳出血和腰痛等症［3］。据最近有关部门研究,本种对肝炎［2］的疗效颇为显著［3］。随着蛇菰应用范围的扩大，它将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它还具有何种功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为了探索蛇菰的化学成分形成的内在机制，指导不同地区的蛇菰开发不同的药用价值，本文对近20年来有关蛇菰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的研究进行综述。

1蛇菰科植物

蛇菰科有18个属，全世界约120种，分布于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只有2属,约20种，产自中国台湾、香港、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四川、西藏、贵州、云南等地［4，5］。其在我国的主要分布情况见表1。我国是把蛇菰入药最早的一个国家，历代本草也有记述，《本草纲目》有较详细记载，书中第28卷菜部称蛇菰为“葛花菜”和“葛乳”，并详细指出，“诸名山皆有之，惟太和山采取，云乃葛之精华也”，又称“秋霜浮空”如芝菌涌生地、其色赤脆、盖罩类也［3，6］。目前出现最多的俗称为“鹿仙草”。其原植物的形态特征在《中国植物志》等文献中有详细描述。

2菰的化学成分的研究

蛇菰的化学成分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报道［8］，先后从蛇菰属提取、分离、鉴定了近六十多种化学成分，其中重要并已经证实具有生物活性的成分主要有：三萜类，苯丙素类［8］，甾醇类，鞣质类，黄酮［9］类及其苷等。本文重点对其主要成分的积累规律的研究进行综述。表1蛇菰属植物在我国的主要分布情况（略）

2.1三萜类已知三萜化合物只有五环三萜类,其中齐墩果烷型［9～11］有：

乌苏烷型［10］有：羽扇豆烷型［9～14]有：

2.2苯丙素及其苷类苯丙酸［9，12]类：

木脂素［9，15]类：

2.3甾醇［12]及其苷类［9］：

2.4鞣质及其苷自然界中咖啡酰鞣质丹宁发现的很少，而在日本蛇菰中它却是主要成分。蛇菰的鞣质类糖苷物中存在天然物中第一种四取代的葡萄糖苷，在化学分类学上有重要意义［16］。

日本蛇菰的跟踪报道中表明其中含大量六羟基二苯甲酰基（HHDP）苷及脱去一个水的HHDP——四羟基二苯骈呋喃二甲酰基苷［15］。

其它还有大量的是在葡萄糖苷1，2，3，4及6位上接咖啡酰（Caffeoyl）［8］，棕榈酰(Galloyl)等［16］。如：

2.5黄酮及其苷类二氢查尔酮类：TakashiTanaka等［15］对日本海桐蛇菰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加入麦芽糖中，用α-葡萄糖苷酶使麦芽糖水解，测得蛇菰中一种物质3“-棕榈酰-4”,6-HHDP酯的二氢查尔酮葡萄糖苷，对α-葡萄糖苷酶的水解作用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二氢黄酮［15］类：

3蛇菰的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情况

3.1药理活性

3.1.1抗哮喘活性V.Podimuang等［17］证明coniferin有抗哮喘活性。

3.1.2抗炎镇痛活性平井裕子等［18］对从B.japonica分离出的化合物(-)-pinoresinol-β-D-glucoside(1),coniferin(2)和caffeicacidβ-O-glucosylester(3)进行了抗炎研究，结果发现该3种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

阮汉利等［19，20］采用小鼠热板法和醋酸扭体法观察筒鞘蛇菰的镇痛作用，结果发现:筒鞘蛇菰甲醇提取物能显著提高小鼠热刺激的痛阈水平；对小鼠二甲苯致炎性耳廓水肿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1.3抗肿瘤活性白树勋［21］研究了鹿仙草B.laxiflora氯仿提取物的抗小鼠实体型肝肿瘤H22活性，结果表明其对肝癌有一定的疗效。

3.1.4保肝活性C.NLin等［22］对包括蛇菰素A和B在内的抗肝炎损伤药物进行了研究，表明蛇菰素B低剂量（10mg/kg）组即有较高的活性［GOT（9.2±2.3）%,GPT（6.9±2.4）%,P<0.05］，而蛇菰素A高剂量组菰素具有较强的保肝活性。

3.1.5解酒毒作用戎聚全等［23］采用毒理和生化方法检测蛇菰的安全性及其解酒毒后小白鼠的死亡率和血中乙醇浓度的变化,观察蛇菰对修复酒精性肝损害的病理变化。研究发现蛇菰具有解酒毒作用。

3.2临床应用蛇菰属植物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拉祜族［24］民间传统用于治疗神经官能症、阳痿［25］、慢性肝炎、外伤出血、消化道出血，月经过多，遗精，带下等症［26］。还有一种蛇菰科植物宽萼蛇菰(Balanophoralatisepala)是生长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一种寄生植物，传统医疗用于治疗哮喘［27］。

据本属植物有关资料报道，如:疏花蛇菰、思茅蛇菰、隐轴蛇菰及杯茎蛇菰均含有多糖、黄酮、蒽醌及强心苷等类成分，临床试用于肝炎和肝硬化有一定疗效［9］。

酒精中毒是我国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公共问题之一。而蛇菰是民间应用较广的与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广西瑶族和黔南布依族民间有饭酒前服用蛇菰解酒的习俗。蛇菰的解酒毒作用已经得到证实。临床实践证实，长期过量饮酒，可引起脂肪肝、酒精性肝炎或肝硬变，在诱发肝癌中可起到辅助致癌作用［23］。

4结语

国内外学者在蛇菰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等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为蛇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奠定了基础。但目前仍存在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不同地区蛇菰的结构和化学成分存在较大，这就需要多学科交叉对蛇菰开展研究，进一步探索影响蛇菰药材质量的内在因素。在充分认识蛇菰的生物学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蛇菰生长发育过程与有效成分积累之间的关系和机制，探讨蛇菰有效成分积累特点与植物结构、生长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指导鉴别蛇菰的生物学归类。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蛇菰大多野生于西南省份，人工选育尚未开始,这就需要对我国蛇菰种质资源进行系统的多水平的认识和评价，从而为蛇菰品种的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邓泽,仓汉德,张绍云.复方鹿仙草糖浆的研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3,65:361.

［2］张绍云,宋昆生,王海春,等.拉祜族药“密都那此”的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39:220.

［3］张绍云.蛇菰属的药用植物资源［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8,31:27.

［4］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250.

［5］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西南种子植物资源基础数据库［DB/OL］1997-2004：15.

［6］张绍云,宋昆生.蛇菰属的药用植物资源［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8,5(4):29.

［7］邢福武,李泽贤.中国蛇菰属（蛇菰科）植物的修订［J］.植物研究.1992,12(4)：379.

［8］龚苏晓.鹿仙草中的咖啡酰、香豆酰、棓酰和六羟基二苯甲酰葡萄糖［J］.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2002,24(5):309.

［9］滕荣伟,王德祖,杨崇仁.蛇菰的化学成分［J］.云南植物研究，2000,22(2):225.

［10］夏新中,韩宏星,屠鹏飞.筒鞘蛇菰的三萜及甾醇成分研究［J］.中草药，2001,32(1):7.

［11］刘锡葵,李忠荣,邱明华,等.印度蛇菰的三萜成分［J］.云南植物研究，1998,20(3):369.

［12］沈小玲,胡英杰,沈月毛,等.筒鞘蛇菰的化学成分(I)［J］.中草药，1996,27(5):259.

［13］戴忠,王钢力,王峰,等.思茅蛇菰的化学成分研究(I)［J］.中草药，2005,36(6):830.

［14］戴忠,王钢力,刘燕,等.思茅蛇菰的化学成分研究(Ⅱ)［J］.中国中药杂志,2005,30(14):1131.

［15］Zhi-HongJIANG,TalcashiTANAKA,HiromiIwaTa,SaoriSAKAMOTO,YolcoHIROSE,andIsaoKOUEllagitanninsandLignanGlycosidesfromBalanophorajaponica(Balanophoraceae)［J］.Chem.Pharma.Bull.2005,53(3):339.

［16］Zhi-HongJIANG,YolcoHIROSE,HiromiIwaTa,SaoriSAKAMOTO,TalcashiTANAKA,andIsaoKouCaffeoyl,Coumaroyl,Galloyl,andHexahydroxydiphenoylGlucosesfromBalanophorajaponica［J］.Chem.Pharma.Bull，2001,49(7):887.

［17］V.Podimuang,S.Mongkolsuk,K.Yoshihira.ConstituentsofThreeThaiMedicinalPlants:Ardisiapolycephala(Myrsinaceae),Rhabdialycioides(Boraginaceae),andBalanophorapolyandra(Balanophoraceae)［J］.Chem.pharm.Bull.,1971,19(1):207.

［18］Y.Hirai,H.Takase,H.Kobayashi,etal.ScreeningTestforAnti-inflammatoryCrudeDrugsBasedonInhibitionEffectofHistamineReleasefromMastCell［J］.Naturalmedicine,1983,37(4):374.

［19］阮汉利,李娟,赵晓亚,等.筒鞘蛇菰镇痛抗炎作用的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3,21(6):910.

［20］阮汉利,李娟,赵晓亚,等.筒鞘蛇菰镇痛有效部位的筛选［J］.医学导报,2006,25(2):383.

［21］白树勋，张绍云，徐国辉，等.鹿仙草“B”抗肝癌的研究［J］.云南中医杂志，1984,3：53.

［22］Ch.N.Lin,W.P.Tome,AntihepatotoxicPrinciplesofSambucusformosana［J］.Plantamedica,1988,54(3):223.

［23］戎聚全,张朝卿,沈振华,等.蛇菰抗酒毒的实验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3,65:347.

［24］王海春,宋昆生.拉祜药鹿仙草的生药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38:178.

［25］高秀丽,张荣平,娄旭，等.鹿仙草化学成分的研究［J］.中成药，2004,26(7):583.

蛇菰范文篇2

【关键词】蛇菰化学成分药理活性

蛇菰科为双子叶多年生寄生肉质草本植物。全株供药用，具有补肝益肾，止血生肌，调经活血，清热醒酒之功效［1］。又为民间补药，可作行气止痛剂,治痔疮［2］、虚劳出血和腰痛等症［3］。据最近有关部门研究,本种对肝炎［2］的疗效颇为显著［3］。随着蛇菰应用范围的扩大，它将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它还具有何种功效成为新的研究热点。为了探索蛇菰的化学成分形成的内在机制，指导不同地区的蛇菰开发不同的药用价值，本文对近20年来有关蛇菰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活性的研究进行综述。

1蛇菰科植物

蛇菰科有18个属，全世界约120种，分布于全世界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我国只有2属,约20种，产自中国台湾、香港、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四川、西藏、贵州、云南等地［4，5］。其在我国的主要分布情况见表1。我国是把蛇菰入药最早的一个国家，历代本草也有记述，《本草纲目》有较详细记载，书中第28卷菜部称蛇菰为“葛花菜”和“葛乳”，并详细指出，“诸名山皆有之，惟太和山采取，云乃葛之精华也”，又称“秋霜浮空”如芝菌涌生地、其色赤脆、盖罩类也［3，6］。目前出现最多的俗称为“鹿仙草”。其原植物的形态特征在《中国植物志》等文献中有详细描述。

2菰的化学成分的研究

蛇菰的化学成分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就已有报道［8］，先后从蛇菰属提取、分离、鉴定了近六十多种化学成分，其中重要并已经证实具有生物活性的成分主要有：三萜类，苯丙素类［8］，甾醇类，鞣质类，黄酮［9］类及其苷等。本文重点对其主要成分的积累规律的研究进行综述。表1蛇菰属植物在我国的主要分布情况（略）

2.1三萜类已知三萜化合物只有五环三萜类,其中齐墩果烷型［9～11］有：

乌苏烷型［10］有：羽扇豆烷型［9～14]有：

2.2苯丙素及其苷类苯丙酸［9，12]类：

木脂素［9，15]类：

2.3甾醇［12]及其苷类［9］：

2.4鞣质及其苷自然界中咖啡酰鞣质丹宁发现的很少，而在日本蛇菰中它却是主要成分。蛇菰的鞣质类糖苷物中存在天然物中第一种四取代的葡萄糖苷，在化学分类学上有重要意义［16］。

日本蛇菰的跟踪报道中表明其中含大量六羟基二苯甲酰基（HHDP）苷及脱去一个水的HHDP——四羟基二苯骈呋喃二甲酰基苷［15］。

其它还有大量的是在葡萄糖苷1，2，3，4及6位上接咖啡酰（Caffeoyl）［8］，棕榈酰(Galloyl)等［16］。如：

2.5黄酮及其苷类二氢查尔酮类：TakashiTanaka等［15］对日本海桐蛇菰中分离出来的物质加入麦芽糖中，用α-葡萄糖苷酶使麦芽糖水解，测得蛇菰中一种物质3“-棕榈酰-4”,6-HHDP酯的二氢查尔酮葡萄糖苷，对α-葡萄糖苷酶的水解作用具有强烈的抑制作用。

二氢黄酮［15］类：

3蛇菰的药理活性及临床应用情况

3.1药理活性

3.1.1抗哮喘活性V.Podimuang等［17］证明coniferin有抗哮喘活性。

3.1.2抗炎镇痛活性平井裕子等［18］对从B.japonica分离出的化合物(-)-pinoresinol-β-D-glucoside(1),coniferin(2)和caffeicacidβ-O-glucosylester(3)进行了抗炎研究，结果发现该3种化合物具有良好的抗炎活性。

阮汉利等［19，20］采用小鼠热板法和醋酸扭体法观察筒鞘蛇菰的镇痛作用，结果发现:筒鞘蛇菰甲醇提取物能显著提高小鼠热刺激的痛阈水平；对小鼠二甲苯致炎性耳廓水肿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1.3抗肿瘤活性白树勋［21］研究了鹿仙草B.laxiflora氯仿提取物的抗小鼠实体型肝肿瘤H22活性，结果表明其对肝癌有一定的疗效。

3.1.4保肝活性C.NLin等［22］对包括蛇菰素A和B在内的抗肝炎损伤药物进行了研究，表明蛇菰素B低剂量（10mg/kg）组即有较高的活性［GOT（9.2±2.3）%,GPT（6.9±2.4）%,P<0.05］，而蛇菰素A高剂量组菰素具有较强的保肝活性。

3.1.5解酒毒作用戎聚全等［23］采用毒理和生化方法检测蛇菰的安全性及其解酒毒后小白鼠的死亡率和血中乙醇浓度的变化,观察蛇菰对修复酒精性肝损害的病理变化。研究发现蛇菰具有解酒毒作用。

3.2临床应用蛇菰属植物在民间得到广泛应用，拉祜族［24］民间传统用于治疗神经官能症、阳痿［25］、慢性肝炎、外伤出血、消化道出血，月经过多，遗精，带下等症［26］。还有一种蛇菰科植物宽萼蛇菰(Balanophoralatisepala)是生长在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的一种寄生植物，传统医疗用于治疗哮喘［27］。

据本属植物有关资料报道，如:疏花蛇菰、思茅蛇菰、隐轴蛇菰及杯茎蛇菰均含有多糖、黄酮、蒽醌及强心苷等类成分，临床试用于肝炎和肝硬化有一定疗效［9］。

酒精中毒是我国严重危害人们身体健康的公共问题之一。而蛇菰是民间应用较广的与清热解毒的中草药，广西瑶族和黔南布依族民间有饭酒前服用蛇菰解酒的习俗。蛇菰的解酒毒作用已经得到证实。临床实践证实，长期过量饮酒，可引起脂肪肝、酒精性肝炎或肝硬变，在诱发肝癌中可起到辅助致癌作用［23］。

4结语

国内外学者在蛇菰的化学成分和药理活性等方面做了一定的研究工作，为蛇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奠定了基础。但目前仍存在许多理论上和实践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方面，不同地区蛇菰的结构和化学成分存在较大，这就需要多学科交叉对蛇菰开展研究，进一步探索影响蛇菰药材质量的内在因素。在充分认识蛇菰的生物学特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蛇菰生长发育过程与有效成分积累之间的关系和机制，探讨蛇菰有效成分积累特点与植物结构、生长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指导鉴别蛇菰的生物学归类。另一方面，目前，我国的蛇菰大多野生于西南省份，人工选育尚未开始,这就需要对我国蛇菰种质资源进行系统的多水平的认识和评价，从而为蛇菰品种的选育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1］邓泽,仓汉德,张绍云.复方鹿仙草糖浆的研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2003,65:361.

［2］张绍云,宋昆生,王海春,等.拉祜族药“密都那此”的研究［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9,39:220.

［3］张绍云.蛇菰属的药用植物资源［J］.中国民族民间医药杂志，1998,31:27.

［4］中国科学院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植物志［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8：250.

［5］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中国西南种子植物资源基础数据库［DB/OL］1997-2004：15.

［6］张绍云,宋昆生.蛇菰属的药用植物资源［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1998,5(4):29.

［7］邢福武,李泽贤.中国蛇菰属（蛇菰科）植物的修订［J］.植物研究.1992,12(4)：379.

［8］龚苏晓.鹿仙草中的咖啡酰、香豆酰、棓酰和六羟基二苯甲酰葡萄糖［J］.国外医学·中医中药分册，2002,24(5):309.

［9］滕荣伟,王德祖,杨崇仁.蛇菰的化学成分［J］.云南植物研究，2000,22(2):225.

［10］夏新中,韩宏星,屠鹏飞.筒鞘蛇菰的三萜及甾醇成分研究［J］.中草药，2001,32(1):7.

［11］刘锡葵,李忠荣,邱明华,等.印度蛇菰的三萜成分［J］.云南植物研究，1998,20(3):369.

［12］沈小玲,胡英杰,沈月毛,等.筒鞘蛇菰的化学成分(I)［J］.中草药，1996,27(5):259.

［13］戴忠,王钢力,王峰,等.思茅蛇菰的化学成分研究(I)［J］.中草药，2005,36(6):830.

［14］戴忠,王钢力,刘燕,等.思茅蛇菰的化学成分研究(Ⅱ)［J］.中国中药杂志,2005,30(14):1131.

［15］Zhi-HongJIANG,TalcashiTANAKA,HiromiIwaTa,SaoriSAKAMOTO,YolcoHIROSE,andIsaoKOUEllagitanninsandLignanGlycosidesfromBalanophorajaponica(Balanophoraceae)［J］.Chem.Pharma.Bull.2005,53(3):339.

［16］Zhi-HongJIANG,YolcoHIROSE,HiromiIwaTa,SaoriSAKAMOTO,TalcashiTANAKA,andIsaoKouCaffeoyl,Coumaroyl,Galloyl,andHexahydroxydiphenoylGlucosesfromBalanophorajaponica［J］.Chem.Pharma.Bull，2001,49(7):887.

蛇菰范文篇3

【关键词】开口箭；皂苷；MTT法；细胞毒活性

Abstract：ObjectiveToobservethecytotoxicitiesoftheextractsofTupistrachinensisBak.withinvitrocellculturetechnology,andprovideevidenceforthefurtherresearch.MethodsThecytotoxicitieswereassayedbyMTTmethodsonHL-60andCaskitumorcells.ResultsTheinhibitioneffectoftheextractsofTupistrachinensisBak.,totalsaponins,30%totalsaponinsand70%totalsaponinsonHL-60andCaskicellswereallprominent,comparedwiththenegativemodelgroup(P<0.05).TheirinhibitionratiosonHL-60tumorcellswereasfollows:60.12%,72.25%,89.09%and95.17%，andtheirIC50were65.57,45.07,35.40and22.89μg/ml.TheirinhibitionratiosonCaskicellswere63.94%,71.48%,62.49%and73.43%，andtheirIC50were108.42,84.53,41.02,47.19μg/ml.ConclusionTheextractsofTupistrachinensisBak.havesignificantcytotoxicityonHL-60andCaskitumorcells.

Keywords：TupistrachinensisBak.；Saponin；MTTmethod；Cytotoxicity

开口箭（TupistrachinensisBak.）系百合科Liliaceae铃兰族开口箭属植物，为著名的传统中药，主治劳热咳嗽、跌打损伤、风湿痹痛等症，民间用于治疗咽喉炎、扁桃体炎等。现证明开口箭具有祛痰、抗炎、抑菌及醒酒作用［1，2］。

本实验室通过实验证实湖北省产开口箭含有甾体皂苷和甾体皂苷元,且含量较高［3］。皂苷具有增强免疫功能、抗辐射、抑制肿瘤生长、抗炎、降血糖等广泛的生物学活性,近年越来越受人们的普遍关注。有研究证实开口箭同属植物皂苷成分有细胞毒活性［4，5］。本文旨在通过体外抗肿瘤实验,观察开口箭提取物对HL-60和Caski细胞的细胞毒活性,现报告如下。

1材料

1.1细胞株人急性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细胞（HL-60）、人宫颈鳞状上皮癌细胞(Caski)均由三峡大学免疫教研室提供。

1.2药品与仪器RPMI-1640为美国GIBCO公司产品；新生小牛血清为杭州四季青生物材料有限公司产品；HEPES为美国Sigma公司产品，胰蛋白酶为美国GIBCO公司产品；四氮唑蓝(MTT)为美国AMRESCO公司产品；丝裂霉素(MMC，浙江海正药液股份有限公司，批号：051211)；酶联免疫检测仪(GENIOSTECAN)；CO2培养箱（日本三洋公司）；LD4-2A离心机(北京医用离心机厂)；96孔板(美国Cornning公司)。

开口箭根茎于2002-07采自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经三峡大学化学与生命科学学院陈发菊副教授鉴定为TupistrachinensisBak.，标本存放于湖北省天然产物研究与利用重点实验室（编号：TC200207SNJ）。

1.3药物制备开口箭根茎粉碎后，用甲醇回流提取3次，合并3次提取液，浓缩后经石油醚脱脂用水饱和的正丁醇萃取，旋转蒸发回收正丁醇，浓缩液抽干后即得到开口箭总皂苷，配成水液，过大孔树脂柱，水洗，30%乙醇、70%乙醇、95%乙醇梯度洗脱，得开口箭四部分皂苷。

分别取开口箭甲醇提取物、开口箭总皂苷、30%开口箭皂苷、70%开口箭皂苷4个样品，用含10%灭活的新生小牛血清RPMI-1640培养液将其配制成所需浓度，依次为62.5,125,250,500,1000,2000μg/ml。丝裂霉素(MMC)用含10%灭活的新生小牛血清RPMI-1640培养液将其配置为250μg/ml。所有受试样品均用0.22μm微孔滤膜过滤除菌。

2方法

2.1细胞培养HL-60和Caski细胞用RPMI-1640培养液（另加10mmol/LHEPES,2.0mg/mlNaHCO3，100U/ml青霉素，100μg/ml链霉素和10%新生小牛血清），于CO2孵箱中37℃，5%CO2饱和湿度下培养。贴壁细胞用含0.02%EDTA的0.25%胰蛋白酶消化传代。

2.2MTT比色法［6］按Mosmann氏法略加改进。将处于对数生长期的细胞制成单个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浓度为0.8×105个/ml,接种于96孔培养板,每孔接种180μl，转板6h后加20μl受试药,另设阴性对照组(不加药)、空白凋零组（只有培养基）和阳性对照组（MMC组），每组均设6个复孔，培养48h后加MTT(5mg/ml)15μl,继续培养4h后,弃去上清液，加DMSO100μl,用全自动酶联免疫检测仪于492nm波长处测定吸光度(OD)值［7］,求出IC50。抑制率（%）=［1-（实验组OD均值-空白组OD均值）/(对照组OD均值-空白组OD均值）］×100%。

2.3统计学处理实验数据以±s表示，数据分析采用SPSS11.5统计软件进行。用Origin软件，通过半对数拟合直线求IC50值。

3结果

3.1开口箭总提取物和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影响结果见表1。

表1总提取物和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抑制作用（略）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n=6

由表1可知开口箭总提取物和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抑制作用显著，与阴性对照组相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且呈良好的量效关系,总皂苷的抑制作用强于总提取物。

3.2开口箭30%总皂苷和开口箭70%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影响结果见表2。

表230%总皂苷和70%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抑制作用（略）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n=6

由表2可知开口箭30%总皂苷和70%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抑制作用显著，与阴性对照组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30%总皂苷最佳浓度为25μg/ml，其抑制率达89.09%，70%总皂苷对HL-60细胞的抑制作用虽药物浓度的增加而增大，量效关系明显。

3.3开口箭总提取物和总皂苷对Caski细胞的影响结果见表3。

表3开口箭总提取物和总皂苷对Caski细胞的抑制作用（略）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5，**P<0.01；n=6

由表3可知开口箭总提取物和总皂苷对Caski细胞抑制作用明显，与阴性对照组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呈良好的量效关系，总皂苷的抑制作用强于总提取物。

3.4开口箭30%总皂苷和70%总皂苷对Caski细胞的影响结果见表4。

表430%总皂苷和70%总皂苷对Caski细胞的抑制作用（略）

与阴性对照组比较，**P<0.01；n=6

由表4可知，开口箭30%总皂苷和70%总皂苷对Caski细胞抑制作用显著，与阴性对照组比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呈现一定的量效关系。

4讨论

以上结果表明，开口箭甲醇提取物、总皂苷、30%皂苷和70%皂苷对体外培养的HL-60和Caski细胞株的抑制作用显著，与阴性对照组比均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其细胞毒作用呈现较明显的剂量依赖性。其中30%开口箭皂苷在25μg/ml时与同浓度下丝裂霉素作用于HL-60细胞的效果相当，70%开口箭皂苷在50μg/ml与丝裂霉素在25μg/ml浓度下作用于HL-60细胞的效果相当。药理实验显示开口箭毒副作用小，因此开发其细胞毒作用有潜在价值。

开口箭总皂苷上大孔树脂柱所得95%开口箭皂苷部分量较少，目前正在研究之中。至于不同的开口箭部位细胞毒活性存在差异，应与它们所含不同皂苷成分有关，还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研究。

从植物中寻找抗肿瘤药物及抗肿瘤辅助药物，在国内外均为抗肿瘤药物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据文献报道开口箭对HepG2和S180细胞株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8］,本实验室发现开口箭对HL-60和Caski细胞有较强的细胞毒作用，可见开口箭具有广谱抗肿瘤作用，此外开口箭还有祛痰抗炎等作用。因此对开口箭的抗肿瘤作用及机制值得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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蛇菰范文篇4

传统农业的地力养分维持机制

在数千年的农业实践中，我国传统农业并没有化肥的生产与使用。在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少的条件下，实现了连续进行作物生产的同时，还达到“地力常新壮”。我国传统农业的地力养分维持机制较多，主要有几个方面。

农业内部物质的循环利用传统农业是一个没有废物产生的系统，几乎所有的副产品都被循环利用。例如，骨头、羽毛、秸秆和粪便通过堆肥回田，旧房子的泥砖也是良好的肥源，剩饭剩菜饲喂禽畜后过腹还田。烧饭剩余的草木灰也被用作肥料。

外部物质的收集利用在传统农业中，也收集外部物质用于农业，例如，鱼塘的淤泥每年挖起来用于附近的农田，在靠近农区的江河中挖河泥、河沙用于改造农田，海边的贝壳、山上的石灰石、钟乳石、硫磺、村边的树叶和草都会成为被收集的对象。

绿肥生产与利用我国早在1750年前就懂得通过种植绿肥作物来达到肥田的目的，使用的绿肥包括绿豆、红花草等。农民还用小麦和大麦压青[5]。

用地养地结合的耕作制度我国的农业从春秋战国开始就由休耕制进入连作制。合理的耕作制度是提高土地利用率、维持土壤肥力的重要方法。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有垄作方法。在公元前89年汉代就有在同一田内实行位置轮换的“代田法”，还有集中管理田间小区的“区田法”[3]。目前，在南方实行的耕作制度主要是以水稻为主的稻田一年多熟制。这种耕作制度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热量条件和水分条件。在季风环境下，水稻田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减少有机物分解速度，提高固氮蓝藻等固氮生物的固氮能力，水稻和旱田的轮作还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在稻田还可以实行稻鱼、稻鸭混养系统。北方以种植玉米、小麦、棉花为主，实行禾本科和豆科作物的间种、套种、轮种。明朝末期的《农政全书》中记载了杉树与粟、麦实行林粮间作的种植方式。

粪肥的循环使用传统有历史记载表明，我国甲骨文时代就有象形文字“屎”，说明在商朝就有开始使用粪便的实践[3]。进入战国时期，农业从休闲制转向连作制，使得农家肥使用相当广泛。查阅先秦诸子文献可以发现有文字记载“粪田”。比如，韩非子在《解老》中记载：“积力于田畴，必且粪溉”[3]。同时在《说苑•建本》中提到“孟子曰：人知粪其田，莫知粪其心。粪田莫过利苗得谷，粪心易行而得其所欲”。由此可见，在秦汉时期就有将人厕和猪圈设在一起的实践。文献中“囤中熟粪”的表述，说明当时已经有堆沤加工的农业实践[3]。关于使用方法的介绍，包括有作种肥、基肥和追肥的记载，可参考《氾胜之书》中记载的“骨汁、粪汁浸种”的方式。到明清两代，煮粪方法和混合肥料的制作方法发展成熟。徐光启提出了煮粪，此法是把粪放入锅里煮沸，牛粪加上牛骨，人粪要加人发。徐光启还发明了蒸馏法，即烧酒法，取其馏水用之，煮粪肥力同“金汁”，馏水则同“百倍金汁”，锅里熟粪再埋一两年，又是金汁。在《国脉民天》中记载的混合肥料的制作方法是：“大黑豆一斗，大麻子一升（炒半熟碾碎），石砒细末五两，上好人、羊、犬粪一石，鸽粪五升。将上拌匀，遇暖和时，放缸内封严固，埋地下四十日取出，喷水晒干，加上好土一石，再拌匀”[3]。施肥提倡的“三宜”分别是“时宜、土宜、物宜”。“时宜”中提到春夏秋冬四季用肥之道，“春宜人粪、牲畜粪”，“夏宜草粪（堆肥）、泥浆、苗粪（绿肥）”，“秋宜火粪”，“冬宜骨哈、皮毛粪之类”。“土宜”是指“土宜者，气脉不一，美恶不同，随土用粪，如因下药”。这说明施肥前要考虑土质，根据土壤质地用肥事半功倍。“物宜”阐明作物适宜的肥料以及搭配使用方法，比如粟宜用黑豆粪、苗粪，蔬菜宜用人粪、油渣之类[5]。传统农业习作方式一直沿袭至今，并且深深影响现在农村农民的农事行为。人粪尿是我国农村一直以来普遍使用的肥料。主要的使用方法有3种：经过一段时间粪坑发酵后，直接用于目的作物作基肥及追肥，比如农作物和果树等；另一种方法是变成堆肥使用，通过与作物秸秆堆沤发酵产生堆肥，一般用作基肥；还有就是将人粪尿直接用于鱼塘养鱼。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城镇的人粪尿通常全部运回乡村使用。在广州，进城拉粪的农民每逢中秋等节日，都会为户主送去芋头、番薯等农产品以表感谢。而且在武汉、北京等地于1949年前还形成了由粪商经营的商业化运作模式[6-7]。

传统农业的有害生物控制技术

害虫控制技术历史上，控制蝗虫注重治本，实行对低洼积水的蝗虫繁殖地进行落干来清除。小麦椿象可以通过种植芥和种麻来驱除，还可以用芥末拌种来防治[8]。水稻害虫的防治通过冬天清除田边杂草，以减少越冬虫数。还可以通过混合施用烟梗与草木灰或在稻根斜插烟梗来实现。稻叶蝉和稻飞虱的低龄阶段，在无风的傍晚，通过水面加少量油，抖动植物使虫落入水中。用蚕粪作基肥或用芝麻渣作肥，可以减少稻田虫害。防治稻田螟虫可以用芥子油或石油涂于茎叶，或用芸薹菜的水浸出物灌于稻株中。用灯光或火诱捕飞蛾。稻田养鸭、青蛙、鱼，有利于减少虫害。棉花通过与水稻轮作，或者积水过冬可以消灭虫害。防治棉田的地老虎幼虫可以通过翻耕暴露，令天敌捕食，还可以用火诱捕成虫。为了引诱棉田害虫，种植时每25行棉花种5行玉米，并于成熟前烧毁玉米，以清除被诱捕的害虫。甘蔗种植前用温水浸种，可以去除虫卵，苗期可以通过石灰硫磺水浇根除虫。蔬菜地种植百部，可以驱虫。蔬菜虫害防除还可以使用苦参根和石灰水，或桐油与粪水混合物。果树螟虫用杉木塞洞可以使虫死，也可以用硫磺烧之。在种树时，置大蒜和甘草与根下，可以防虫。柑橘果园放蚁防虫，“种花先养蚁”以防虫。芝麻挂树上可以避衰衣虫。在冬至后的寒冷季节，使用鱼腥水浇果木可以使虫落地，减少来年虫口[9]。

病害控制技术水稻病害防治可以通过减少施肥和中耕后落干一段时间来达到目的。夏季插秧后，使用石膏可以减少死苗。为预防麦类黑穗病，用盐水选种或澄清的木炭水浸种1d或温汤浸种5min，还有换地种植等办法。棉花通过与水稻轮作减少病害。

杂草的防治办法人工中耕除草是传统农业最常用的方法，也可通过施用松、柏、钩吻、食芹、桂花、芝麻、蚕沙、羊粪、石灰、牡蛎等来减少杂草[10-11]。为了减少新垦地的杂草，明代朱国桢的《涌幢小品》记录到：“开荒时，先种芝麻一年，后种五谷，盖芝麻能败草木之根”[12]。

鼠鸟害的防治技术用假人驱赶鸟，用胶粘鸟，用水覆盖稻种防鸟。用黄鼠狼、猫、猴、蛇等捕鼠。养松鼠驱赶家鼠。用牛粪涂箩筐装米可以防鼠。

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农业中的系统构建

“三才”和“三宜”思想“三才”思想是指天、地、人的和谐、统一思想。如《荀子•富国》中写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源”。《齐民要术》中提出“，上因天时，下尽地利，中用人力”，“顺天时，量地力，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三宜”思想是指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物制宜[13-14]。《农书》中指出：“合天时、地脉、物性之宜，而无所差失，则事半功倍矣。”

保护自然资源的思想《荀子•王制篇》中提出“：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鳄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战国时期的《逸周书•大聚解》中记录夏禹的禁令是“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之长；夏三月，川泽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

构建农业生态系统的实践在北宋徐光启的《农政全书》中介绍了养羊和养鱼结合的例子，在清代《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中描述了一类种养结合的系统：“凿其最佳为池，余者围以高塍劈而耕之，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笈舍，畜鸡豚其中，鱼食其粪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于泽则种菰诸蔬，皆以千计。”在珠江三角洲，从16世纪初就形成了著名的基塘系统，并逐步扩展。到18世纪由于蚕丝贸易的发展，使该地区的桑基鱼塘得到迅速发展，出现了“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残剑多”的现象[15]。

传统精华为我国农业发展提供的启示

蛇菰范文篇5

人类最先栽培、驯化的是陆稻还是水稻?学界至今争论不休[1]。本文试图从祭祀用稻的角度来证明陆稻的栽培和驯化可能先于水稻。

我们知道，祭祀礼仪中大多保存有非常古老的内容，虽然祭礼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但这种改变往往严重滞后于时代的发展，以至于大多数情况下，后代举行祭祀的人，只知道礼仪规定要这样做，而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例如，野生稻生长于南方，最先栽培、驯化稻子的也是南方人，这些种稻的南方人中曾广泛流传着狗帮助人类取来稻种的传说，因此收获新谷后，要把第一碗新米饭献给家中的狗吃。至今湖南等地，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仍以农历六月六(或新谷登场后的一个辛卯日)为尝新节，这天先倣新米饭敬祖宗，再盛新米饭喂狗，然后全家人才吃饭[2]。这个神话传说曾在某个历史时期(气候相对温暖湿润的时候)伴随着稻作的北迁(《诗经》等均有北地种稻的记载，详后)而进入北方文化，并发展为中国礼仪的一部分，《礼记·月令第六》(传为西汉·戴圣收集编撰，所收均为公元前之事，多取材于周秦古书)曰：季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3]但从整体上看，北方毕竟不是一个很适宜稻作的地区，不可能不间断地保持稻作(气候寒冷干旱时就不能种了)，稻作中断了，传说也就淡忘了，因此到东汉，郑玄为《礼记》的这条记载做注时，只说了句“稻始熟也”，说明当时还知道这是一个收获稻谷时的祭礼，但已不知为什么要“以犬尝稻”了。现在，甚至有人把它理解为“这个月，天子食狗肉来品尝新收的稻谷，在尝新前，要先献给祖庙”[4]，新米饭献给狗吃，变成了人吃狗肉，说明现代人已完全不理解这个古祭礼了。当然，当祭礼的内涵与现实或祭祀人群的文化背景相距太远而风牛马不相及时，人们有时也会为祭礼重新编造一个理由，中国民间吃乌饭的习俗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吃到后来各地吃乌饭的日子、理由都不一样了(详后)。

祭礼这种严重的滞后性，倒为我们探索稻作起源提供了一条途径。

祭祀离不开食物，酒、肉味美而不易得，成为食物祭品中最贵重的一类，足以填饱肚子的粮食作物位居第二，此外还有蔬、果及奶、茶等。早期历史文献(记录的多是北方的情况)表明：粮食类祭品主要有黍、稷、稻、粱、麦、菰等，黍、稷是北方的主粮，因此北方祭礼中献祭的也多为黍、稷，《诗经．小雅。大田》是一首西周贵族丰收后祭神的诗，诗中所谓“与其黍稷，以享以祀”[5]的现象在祭礼中极为普遍，丰盛的祭品成了人们取悦神灵的重要手段。稻、粱、麦在祭礼中的地位虽不如黍、稷，但在一些特殊祭礼，如稻米在南方山神的察礼中(详后)，其作用甚至超过黍、稷。

下面我们试图从祭山神用稻米和祭祀用色饭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稻作的起源问题。

一、祭山神用稻米

瞿明安先生首先注意到“稻米在祭山神仪式中的作用显得非常突出，‘糈以稻米’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6]，惜未展开讨论。笔者对此深感兴趣，于是沿此思路做了进一步的探讨，发现确有这种现象，主要见记于《山海经》。经笔者查核，祭山神用稻米的情况主要集中在《南山经》中，《南山经》其实包括“南山经”、“南次二经”、“南次三经”三经，三经全部讲到祭山神要用稻米。如《南山经》曰：“南山经之首曰鹊山，……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滁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称。”[7]其他山经中则只有个别山神用稻米祭祀，以《中山经》较多见，如《中次五经》曰：“首山，魁也，其祠用滁、黑牺太牢之具、蘖酿；干儔，置鼓；婴用一璧。”[8]《中次三经》曰：“凡茧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其二神用一雄鸡瘗之，糈用稌。”[9]《中次九经》曰：“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贾超之山，……其祠：毛用一雄鸡瘗，糈用滁。”[10]《中次十二经)曰：“凡洞庭山之首，……糈用稌。”[11]此外，《西山经)和《北山经》中也有零星记载，如《西次四经》曰：“凡西次四经自阴山以下，至于崦嵫之山，凡十九山，三千六百八十里。其神祠礼，皆用一白鸡祈，糈以稻米，白菅为席。”[12]《北次三经》曰：“凡北次三经之首，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大凡四十四神，皆用稌糈米祠之。”[13]糈即祀神之米，稌(音杜或徒)即稻米中的糯米[14]。其他地区的山神祭品则多为鸡、羊、狗等动物牺牲和璧等玉器，个别地方也用糈，但其糈非稻米，而为黍、稷或五种之精(不清楚指哪五种谷物，如为后世的五谷，则一般也包括稻)，如《西次三经》曰：“糈用稷米”。[13]《东次三经》曰：“其祠：用一牡羊，米用黍。”[16]《中次十经》曰：“凡首阳山之首，……糈用五种之糈。”[17]《中次十一经)曰：“凡荆山之首，……糈用五种之精。”[18]这种情况和稻子的自然分布区域和稻作栽培区是基本吻合的。据研究，古代野生稻分布的北界，大致起自长江上游的渠州，经中游的襄阳、江陵，至下游太湖地区的浙北、苏南，折向苏中淮北，直至渤海湾的鲁城(今沧州)，比现在野生稻分布的北界要北移10个纬度以上[19]。不少古文献也都提到了北方种稻、食稻之事，如《诗经．小雅。白华》曰：“?彪池北流，浸彼稻田”，《周礼·地官》曰：“稻人，掌稼下地”，《战国策》曰：“东周欲为秀，西周不下水”，《礼记·内则》曰：“淳熬，煎醢加于陆稻上，沃之以膏，曰淳熬”。由此可见，在气候偏暖湿的历史时期，北方偏南地区的居民曾采集野生稻或种植栽培稻。而且，前述《南山经》之外的一些用稻米祭山神的地点，《山海经》中虽未归入《南山经》，但事实上这些山系中有不少其实属“南方”。虽然《山海经》中的地名大多已无法确证，但像洞庭山、岷山、荆山之类现在仍在使用的地名还是可以确定的，这三个地点，《山海经》中均归入《中山经》，但洞庭在湖南，岷山在四川，荆山在湖北，均属长江流域稻作区。因此，《中山经》和《西山经》中有部分山神和《南山经》中的山神一样用稻米祭祀也就不足为奇了。

《山海经》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所收均为中国上古之事，其中“山经”部分的成书年代不迟于战国[20]，这说明：用稻米祭山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祭礼。

对此，笔者曾百思不得其解。稻子生长于沼泽之地，为何不祭水神或沼泽之神，而要用来祭山神?现终于想通：如果人类最初采集或栽培驯化的是陆稻，出现这种祭礼就顺理成章了。

那么，最初的稻子是否是陆生?前苏联研究植物起源的植物学权威瓦维洛夫、日本的盛永俊太郎等从植物遗传学的角度都主张稻子起源于山地；另有一些学者则认为，虽然野生稻生长于沼泽低地，但由于其生长的南方地区旱雨季分明，其一部分生长期处于无水旱地阶段，因此。野生稻兼有水生和陆生的生物性质，生态条件改变后，它也能向给于的生态条件靠拢；D,具阿德、希格罕和基金干则以泰国能诺他遗址为据，指出人类是先有旱作，很久以后才发展出水田农业；日本的渡部忠世根据中国云南和印度阿萨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农业发展经历，也得出与之相似的结果，认为水田整治、管理的技术要求较高，人类最先种的是陆稻，生产技术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开发水田种水稻。此外，近现的普通野生稻，也大都生长在陆地或山地，而且泰国、缅甸、云南等地至今还有水陆未分化的稻[21]。这一切都说明，稻子最初可能是一种陆生植物，人们最初采集或栽培驯化的也是陆稻，这是大山恩赐给人类的一种美食，因此，人们要用它来祭祀山神，祈求山神对此多加保佑。此时的山神即农神，至少可以说它的主要司职是管好农业。

但经笔者查阅，《山海经》之后的文献少有相关的记载。既然曾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祭礼，为什么这么快就退出了历史舞台?笔者考虑，这是因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们开始掌握开发水田的技术，于是更加高产、稳产的水稻几乎全面替代陆稻。山地开始退出农业范畴，转而成为狩猎、伐木、采集、采药等的场所。人们因此对以稻米祭山的礼仪发生疑问，转而用他们可以理解的其他祭礼替代此祭礼来祭祀山神。因此，用稻米祭山神的做法在水稻取代陆稻后，很快退出了主流社会的历史舞台，成了一个人们无法理解的古祭礼。

这是大部分稻作区的发展演变情况，但历史上陆稻一直有零星种植，并没有根绝。如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不仅记有乌陵稻、黄陆稻等陆稻品种，而且专辟一章讲早稻的种植。明清方志中的记载则更多，如福建莆田的白陵，浙江平阳、瑞安的水稜，西安(今衢州)的浦陵，临安的旱稜等都是当时比较有名的陆稻品种[22]。日本学者认为最先从中国传人日本的也是陆稻中的红色糯稻[23]。中国至今仍有不少陆稻品种，如白壳早稻、有芒早稻、红早稻、香珠米、砂早稻、茶米粒等等，上海、江苏、山东、河北、河南、广东、贵州、云南、湖南等地都有不少陆稻品种，尤以云南、江苏为多[24]。尤其是云南等西南边远地区，由于受地理、气候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或出于饮食习惯，历史上曾较普遍较长时间地种植和食用陆稻，有些甚至到近现代仍处于刀耕火种的山地农业阶段。他们不仅大量种植、食用陆稻，如西盟佤族、怒族、景颇族等[25]，而且较好地保留下了以稻米祭山神的祭礼。如哈尼族每年三月蛇日以羊、酒、米饭祭山神[26]；云南普米族祭山神时要烧松毛，并往火中撒糌粑和酒[27]；四川永宁纳西族农历七月廿五日祭山神，祭品有糌粑、蜂蜜等[28]；云南墨江县布朗族每年正月初五、初六祭山神，祭品有红公鸡和米等；傈僳族每年阴历四月中，全村共祭山神，祭品中有4碗米饭；贵州布依族每年三月初三祭山神，祭品中有谷子[20]。

基诺族猎获麂子时，家人须将米、饭、菜和水撒到楼下祭山神，以感谢山神让他打到了麂子[30]。此时的山神其实已没有农神的性质，而是一个狩猎神了，但祭祀仍沿用旧法。白族与之相较，似更先进些，已知道用不同的祭礼祭祀不同性质的山神。祭山神是白族最普遍的祭祀活动之一，种荞子，收玉米、上山伐木、采山货、开荒种地、狩猎、冰雹灾害等都要祭山神。从各地白族祭山神的情况看，种荞子、玉米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以粮食祭品祭祀，如云南洱源西山一带的白族每年上山种芥子时，以鸡蛋、粉丝、饭、“干拉”(米粉制品)等祭品祭山神；狩猎或祈求六畜平安时则以鸡为祭祀牺牲，如聚居在半山区、近山区的白族，在农历五月初一至初十的10天里，以鸡为祭物，由牧羊老人主祭，求山神保佑羊群不受野兽侵害[31]。有些地方从陆稻转种水稻后，则把相应的一套祭山(即祭农神)礼移入水田农业祭祀中，如哈尼族祭水田时，由家长在稻田水口处立一根竹竿，杀一只白公鸡，同时用染成红、黄、绿等色的糯米饭献祭水神，以求稻谷丰收[32]。这种做法并逐渐泛用于许多其他农业祭祀中，如傣族祭“披纳”(水田鬼)、招谷魂、广东海南岛黎族祭稻公稻婆、高山族祭新年、仫佬族祭社王、布朗族祭土神，基诺族的播种祭等农业祭祀中也都沿用米、饭和糍粑等稻米祭品[33]。

二、祭祀中的色饭

笔者在阅读有关文献时，发现古代祭祀中的供饭，或某些节日的主食多为有颜色的饭，有些甚至用五色饭。如明．屈大均有“社日家家南烛饭，青精遗法在苏罗”之诗句，说的是在祭祀土地神的社日食乌饭；畲族在农历三月三祭祖时食乌饭：“四月八日造麦精饭，……赤有乌饭乃于三月三日取柴汁和米蒸之，相传其祖盘瓠喜吃此饭也”[34]；云南河口瑶山一带瑶族农历三月三过于巴节时，要染制各色糯米饭[35]；云南彝族过尝新节时，除祭祖祈神外，还要把新米饭染上各种颜色，做成各种花样，馈送给亲友和村里的老人[36]；江苏无锡农民以农历八月廿四为“稻稿日”(稻之生日)，农民煮新糯米饭，炊半烂捣之，和以赤豆，作成红白相间的糍团，以供尝新；渡部忠世所谓“糯稻栽培圈”的人们，在尝新节吃的都是糯米糍粑或糍团，且多染成各种颜色[37]；广西壮族农历三月三和十月十要去郊外祖坟处祭祖，届时要用枫叶、旱稔米果、红兰草和一种俗名叫“花买”的灌木的叶或花泡水后，用过滤得到的汁把糯米染成黑、红、紫、黄色，蒸制成有奇特香味的五色饭供于坟前[38]；前述哈尼族祭水田时则用染成红、黄、绿等色的糯米饭供祭。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最初色饭均用于祭祀，被祭者多为祖先或社神、谷神之类与农业有关的神，古时祭祖多在农作物收获之后，意即丰收后与祖先共享，也惟有此时，才拿得出象样的祭品，因此，祭祖与农业关系密切，许多情况下祖先和农业神是放在一起祭祀的，如前述云南彝族和湖南一带农村的尝新节。

色饭所用色彩，五颜六色，但以红色和黑色为多，而且早期多为红色或黑色，晚期才出现其他颜色。为什么?

湘西苗族传说禾谷神为了拯救饥饿的人们，曾将自己的乳汁一滴一滴挤出来，每一滴乳汁是一颗白米。挤多了，挤出了血，变成红米[39]。

笔者认为这和稻作的起源有关。如上所述，人类最初采集的是野生陆稻，植物种质资源调查表明，野生稻现在还存有三个种，即普通野生稻、药用野生稻和疣粒野生稻。一般认为栽培稻由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来，采集时代是否还有其他野生稻?是否只局限于采食普通野生稻?我们现在已无法证实。但从米粒颜色上看，至少这三种野生稻米多为红色。其中普通野生稻多为红色，对我国现有的3635份普通野生稻籽粒进行色泽统计，发现可分为8种色泽：白色、淡褐、褐色、浅红、红色、深红、虾肉色和紫黑色，其中红色最多，占93．2％，虾肉色次之，占3．74，紫黑色也有1l份[40]。药用野生稻均为红色，疣粒野生稻均为淡红色。

由普通野生稻驯化而来的栽培陆稻的米粒因此也多带有颜色，笔者根据赵则胜等人编著的《中国特种稻》一书中的《中国特种稻品种资源分布情况表》(41)进行统计，发现各种陆稻的米粒几乎均为红色或紫色，白色极少见。对此，历史文献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如《南史·周颙传》说周颙山居时每天吃的是“赤米，白盐”，据宋．程大昌《演繁露》考证，赤米是一种品质较差的米，俗称“红霞米”，“田之高仰者，乃以种之，以其早熟且耐旱也”(42）。

以上所提及的红色米多为籼、粳，糯米中则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黑色系列。我们知道陆稻和水稻都有籼、粳两个亚种，而籼稻和粳稻又都有糯与非糯两种，非糯是正常情况，糯则由非糯变异而来，糯性的籼称籼糯，糯性的粳称粳糯。由于糯稻较耐寒、耐旱，早期稻作(陆稻和早期水稻)中糯稻占有很大比重。渡部忠世对此专门做过调查，发现在栽培稻历史悠久的一些亚洲地区，至今还保留以糯米为主食的消费方式，其分布范围包括老挝、泰国北部和东北部，缅甸的掸邦和克钦邦的一部分，中国云南和广西的一部分(如云南的傣族和广西的苗族非常喜欢吃糯米)，印度阿萨姆邦的东部等地区，渡氏称之为“糯稻栽培圈”(43)。人类出于对祖先和鬼神的崇拜，总想把自认为最好的东西献给他们。糯稻因含有90％以上甚至100％的枝链淀粉而具有一种特殊的软滑糯性食味，口味好，成形性强，因此很早就成为祭祀的主要米种，前述《山海经》中祭山神所用之稻米大多点明要用糯米。黑糯是中国糯稻中一群米粒从紫色至黑色品种的统称，全国各地都有分布，云南最多，方志中对此也多有记载，如胭脂秫(糯)、猪血糯、朱砂糯等(44），现代著名的黑糯则有江苏鸭血糯、云南紫米和陕西黑米等。这些黑糯饭和红米饭一起成为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供祭色饭。

由此可见，人们最初采集的稻子和栽培驯化的陆稻(包括早期的一些水稻)多为红色、黑色之类的色米，人们自已食用色米，也用色米饭祭祖祀神，久而久之，祭祀用色饭成了一种习惯。即使在人们自己已经种水稻，吃白米饭之后，由于祭礼的严重滞后性，人们仍努力遵循古训，遵守祭礼，用色饭祭祀，甚至在色米难以寻觅的情况下(中国人口压力一直很重，色米多低产，水稻区极少有人栽种，只个别无法种水稻的偏远山区有零星种植，但后世也多被海外传人的玉米、番薯等高产山地作物所取代)，用染色的办法来达到供祭色饭的目的。

最初人们只是模仿，所以多为红、黑色，乌饭可能就是仿黑糯饭的一个典型。乌饭，又名乌精饭、青精饭或乌米饭，一般都用粳米和南烛的叶茎制成。南烛VacciniumbracteatumThunb。是杜鹃花科Ericaceae越橘属Vaccinium的一种植物(45），我国南北各地皆有，俗名有乌饭树、青精树、乌稔树、黑饭草、乌饭草、乌米饭、乌饭藤、南竹子、乌饭芦、黑米饭(46)等。食乌饭的习俗源远流长，许多历史文献均有记载，如北宋．马志、刘翰等编修的《开宝本草》曰：南烛，……“取茎叶捣碎，渍汁浸粳米，取汁炊饭名乌饭。亦名乌草。”北宋《日华子本草》(作者不详)曰：“黑饭草，益肠胃，持浸米蒸洒，干服，又名南烛也。”清·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曰：“道家以叶染米为青精饭，花如米粒，湖南谓之饱饭花。”(47）但后来人们已不知用色饭的初意，于是不再局限于红、黑色，为图热闹，五颜六色都用上了，前面提到的瑶族、彝族、壮族、哈尼族等用的都是五颜六色的米饭或糍粑。

至于煮食方法，各地略有不同。唐·陈藏器《本草拾遗十种》和《清嘉录》(48)等对此均有记录。陈藏器记录的方法是：取乌饭树茎叶捣碎渍汁，用浸粳米，蒸熟成饭。把饭晒干，再浸其汁，复蒸复晒，如此九浸、九蒸、九曝后，米粒紧小，黑若坚珠，可以袋装出远门，久贮不坏，临吃时，用沸水煮一滚即成清香可口的饭食，相当于现在的方便食品。《清嘉录》记录的是吴地用于祭祀的乌米饭，先将乌饭树叶洗净捣烂滤汁，再将淘净之糯米放人此汁水中浸泡四小时，取出糯米加适量清水煮熟，拌糖食之。笔者小时居住杭州，吃到的就是这种用糯米炊制、拌糖食用的乌米饭。

如前所述，色饭供祭多用于祭祖和尝新节等农业祭祀，而祭祖又大多与农业祭祀一起举行。但到后世，由于耕作制度的改变，南方一些生产技术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二熟甚至三熟制，各地栽种的作物品种和作物的收获季节不一样了，各地的农业祭祀和祭祖的日子因此也不一样了，食乌饭的日子也由此开始混乱。如现代江苏溧水、句容、宜兴、溧阳、金坛一带以及浙江宁海等地在农历四月初八吃乌饭，杭州近郊一带在立夏吃乌饭，江淮农村在清明吃乌饭，闽东则在农历三月初三吃乌饭(49)。由于色饭供祭的祭礼起源太早，且与后世种水稻吃白米饭的现实背景相距太远，再加上各地食乌饭日子的混乱，加速了人们对食乌饭原始意义的遗忘，人们只记住要吃乌饭，但已经弄不清为什么要吃乌饭，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时候吃，别人要在那个时候吃?随着对远古记忆的淡忘和对现实祭礼的疑惑，人们开始不断地为自己造出各种吃乌饭的理由，如立夏吃乌饭据说是为了记念孙膑，闽东三月初三吃乌饭是为了记念唐高宗时期雷万兴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四月初八吃乌饭则有佛祖诞日、目连救母、沉香救母、金花救杨文广等几种说法(50)。

色饭用于祭祀的历史如此源远流长，以致于后世的人们在不了解其初义的情况下，开始神话色饭。如《风土记》曰：“精折米，十取七八；取淅使青，蒸而饭，色乃紫绀。于东流水饭食与洗而除不详。”(51)神仙“邓伯元、王玄甫俱在霍山，服青精饭。”(52)

综上所述，祭山神用稻米为祭品和祭祀用色饭两种祭礼，有力地说明了人类最初采集的野生稻和栽培驯化的稻子是陆稻，所以才会用稻米祭山神，野生稻和陆稻多红、黑色，所以才会产生用色饭供祭的祭礼。

注释：

(1)匡达人：《亚洲稻作多中心起源论》，载王玉棠等主编《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2)游修龄：《农业神话与作物(特别是稻)的起源》，载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

(3)钱玄等注译：《国学基本丛书·礼记》(上册)第235页，岳麓书社．2001年。

(4)同(3)第236页。

(5)袁愈荌等：《诗经全译》第345页．贵州人民出版杜。1981年。

(6)瞿明安：《中国古代宗教祭祀饮食文化略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3期。

(7)《杂学十三经·山海经》(上册)第428—432页，北方文艺出版社，1997年。

(8)第459页，(9)第457页，(10)第466页。(11)第471页．(l2)第441页，(13)第449—450页，(15)第439页，(16)第453页，(17)第466页，(18)第470页。

(14)(19)游修龄：《中国稻作的起源、分化与传播》，载游修龄《稻作史论集》，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3年。

(20)吴枫：《简明中国古籍辞典》第4s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

(21)匡达人：(亚洲稻作多中心起源论)，载王玉棠等主编(农业的起源和发展}，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50—53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

(22)游修龄：《中国稻作史》第50页，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23)第55页，(42)第114页，(<4)第112页。

(24)赵则胜等：《中国特种稻》第349—466页，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40)第25、35—37页，(4l)第349—466页。

(25)李根蟠等：《中国南方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形态》第140—142页，农业出版社，1987年。

(26)郑传寅等：《中国民俗辞典》第432页，湖北辞书出版社，1987年。(30)第,140页，(33)第436—445页．(35)第274页。

(27)何星亮：《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第33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2年。(28)第342页，(29)第345页．

(31)同(27)第344页；同(26)第435页。

(32)金泽：《中国民间信仰》第34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

(33)第137页。

(34)民国《建法县志》卷三。

(36)(37)(39)游修龄：《稻与尝新节及新年》．载游修龄《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43)游修龄：《糯稻文化区》，载游修龄《农史研究文集》，中国农业出版社，1999年。

(45)《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三册)第209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46)完颜绍元：《中国风俗之谜》第2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杭州植物园药用植物名录》(内部发行)第272页，1975年。

(47)转引自梅全喜：《本草纲目补正》第253页，中医古籍出版社．1993年。

(48)完颜绍元：《中国风俗之谜》第28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

(49)第286页，(50)第286—2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