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范文10篇

三种范文篇1

中图分类号：F01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6320（2001）02—0037—06

一

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正如这本著作的书名所指出的，作者是就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一书，论证和分析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它们未来的变化。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系统地、科学地分析了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历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产生、发展和解体的过程，分析了婚姻和家庭关系形式的演变，剖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产生的根源以及国家的性质，并且指出它们随着阶级的消亡而消亡的必然性。所有这些内容，为我们今天的“社会生产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

不过，在有相当一部分的著作和文章中，甚至在一些辞典的辞条中，都笼统地根据恩格斯的这一段话，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的理论，概括为“两种生产”的理论，严格地说来这是不够确切的。实际上，从恩格斯的这段话的意思，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这里所说的两种生产，是指“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即社会的物质生产，其中既有生活资料的生产，也有人类自身的生产。物质生产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和其他各种活动的物质基础，它包括两个方面：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生产力则是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三种要素互相作用而构成的，即由主观因素（人）和物的因素（生产资料）构成的体系。生产力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一般条件，是生产方式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动人类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因此，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一方面要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不断取得人类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同时，又要通过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实现延续和更替。应当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谈到“两种生产”时的本意。

但是，从社会生产的更广泛的意义上来看，不仅存在着物质生产即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还有相对应的在此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它们“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谈到人与动物的区别时指出：

诚然，动物也生产。它为自己营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但是，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

显然，马克思在这里谈到动物的“生产”与人的生产的本质区别时，并非限于以上所说的所谓“两种生产”，而是包括精神生产在内的“三种生产”。就是在这份手稿中，他还非常具体地写道：“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尽管青年马克思在这部早期的著作中仍然深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仍然沿用了旧唯物主义的一些术语；但是，关于人类生产的总的概述，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是同他后来的思想一脉相承的。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系统地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时，就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精神生产”（或“精神的生产”、“关于意识的生产”）的概念，而且详细地论证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他们写道：“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的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这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这就是说，精神生产是由物质生产决定的。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就是必须生存。为此人们首先需要吃、穿、住和其它必需品，因此，物质生活本身的生产，即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东西，便成为人类的第一历史活动。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非常明确地写道：“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过程中，不断地研究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并且将“三种生产”的观点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理论结合和统一起来。他认为，“符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应当包括两种“物质的生产”和“精神的生产”。这三种生产既有共性，又有个性。

例如，关于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在谈到“生产生产着消费时”，指出“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便举了艺术生产为例。他说：“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这就是说，就生产的主客体两方面而言，无论是物质生产还是精神生产，它们都是相互依存和转化的，这是普遍的规律。但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究竟是不能等同的，作为“一种特殊方式”的生产，精神生产还具有上层建筑的特性。精神生产必须以物质生产为前提和基础，并最终为后者所制约和决定；同时，它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物质生产产生能动的反作用。精神生产的发展最终取决于物质生产的发展，可两者之间又并不是始终保持着平衡发展的关系，两种生产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关系。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专门研究了物质生产的发展同艺术发展的不平衡关系，指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还说：“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达。一旦它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这就告诉我们，要理解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区别及各自的规律性，就必须首先了解它们的“特殊性”。

二

首先，精神生产的动因和目的是与物质生产不同的。人类进入到文明社会阶段，便产生了两种需要：一种是对衣、食、住、行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需要；另一种则是对智力、道德、审美等方面发展条件的需要。正是由于这一点，人类才由最初只是单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而进行的物质生产劳动，逐渐转换和发展到注重“满足奢侈、装饰、华丽、炫耀等等需要”，并且愈来愈强化和深化满足这种精神需求的生产，最终使精神生产以专业化、职业化的形态独立和分化出来。这种独立和分化，一方面是为了更充分地满足人的愈来愈强烈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两种生产各自具有特殊性的要求。只是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两种生产的“分离”和“独立”超常地走向了“隔离”与“对立”。我们既要反对在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之间人为地挖掘一条深不可测的鸿沟，颠倒它们的关系，分出什么高低；又不能混淆两者的目的和性质，完全漠视和忽视各自的特殊规律性。

其次，正因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目的和性质不同，因而在生产过程中便具有显著的相区别的特点。精神生产主要的不是通过体力的消耗和付出来完成，而是一种精细的复杂的脑力和智力劳动，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改变着自然界，同时又改造自己。他那高度发达和完善的手，已经全然不同于原生的肉体的四肢，而是可以如恩格斯所说的“以致像施魔法一样造就了拉斐尔的绘画、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乐”。这“魔力”既非“神力”也非“体力”，而是高级组织的物质即大脑所带来的“功力”。没有这样的“魔力”，便无法进行哪怕是最简单的精神生产（其中包括文化艺术生产）。人既是这种产品独一无二的制作者，又是它们唯一的消费者。与此相联系，这种生产通常带有个体的自主劳动的特点。它不可能在同一个产品上进行大规模的同时的集体劳动，如同在车间那样流水作业式或装配式将产品完成。任何一种成功的精神产品，哪怕是规格极为庞大的集体作品，它灌注和体现的最终仍然是某一个或某几个创作者的情感、意愿、思想和追求，它总是反映着独特的个性。在这样的意义上，可以说精神产品是既没有批量的再生产也没有复制的再生产的。

再次，在流通的过程中，精神产品的认识、教育、审美等等价值固然可以通过商品交换的方式在市场上实现，即将作品出卖而换取一定报酬；但也可以通过赠送、传播、收藏等等非商品买卖而实现其中的价值。而且，在相当多的场合，精神产品价值和价格并非一致。因此，精神产品不同于物质产品，不能简单地以市场价格来衡量其固有的价值，也不能不加区别地一律推向市场，全部商品化。马克思以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诗人密尔顿为例，说他“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不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完成的”。

最后，从消费过程来看，精神产品与物质产品也不尽一样。精神产品的消费，大多数属于非生产消费领域，即满足个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而发生的消费活动。对精神享受的渴望是人与一般动物区别的标志之一。随着社会生产的不断发展，整个社会成员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精神需要将越来越成为人们追求的主要目标，并且会促使精神生产的规模和质量不断向新的更高的水平发展。然而，精神生产消费的对象，通常只是作为阅读、观看和欣赏的对象，不象物质资料的消费那样在生产过程中被转化为新的产品而逐渐丧失自己原有的存在，也不象非生产过程中衣食住用等等生活消费的被有形消耗或无形损耗。这些精神成果，只要没有意外的天灾人祸以及特殊的情况，一般都不会因无数的消费者、接受者的欣赏和时间的推移而造成实质性的实体消耗和消失。相反地，一切优秀的经典精神产品，由于它的不再生性和单一性，它的价值和意义还会随着年代的久远而增加。

马克思在论述生产和消费的同一性时，也明确地指出了社会生产中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生产。他说：“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某一方面来生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方式也都可以这样说。这种与消费统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们直接是两个东西。”马克思在论述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辩证关系时，精辟地阐明了人口生产不同于物质生活生产的特点，即所谓“人物化”与“物人化”的区别。前者是指通过人作为劳动力的使用，再生产出物质资料；而后者是指通过消费生活资料，再生产出劳动力和生育新的一代，即人类自身的繁殖。而这两种消费，均与精神产品的消费有所不同。

人类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必须同时进行前两种生产。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取生产资料，维持人类自身的生存和繁育，这是人口生产得以实现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在人类的这个第一历史活动中，人们在劳动生产中结成了一定的关系，同时也在产品的交换和分配中发生相应的关系，这就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贯穿于整个社会生产中的一定的生产关系，它是人的一切关系的基础。而在人类自身生产过程中，人与人又形成了另一种关系，即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血缘关系和家庭关系。由于这两种生产的同时产生，生产关系与血缘关系交织在一起。随着人类文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人的需要的丰富和提升，逐渐地又出现了第三种生产，即精神生产，其中包括意识形态的生产。于是人们间又形成了包括宗教关系、文化关系、政治关系、法律关系以及意识形态的种种其他关系。这些不同的关系，分别由不同的纽带维系着，如利益、情感、信仰、权力等等。然而，在人类的所有关系中，生产关系作为最基本的社会关系，最终规定和决定着一切其他关系的本质及其相互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也最终规定和决定了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社会制度下人的社会存在的本质。

三

人口生产具有与物质资料生产和精神生产不同的特点：一是它必须是通过男女两性间的结合才能繁育新的一代，实现人类生命的不断延续的再生产，这种生产是以男女双方结成一定的婚姻关系、组成家庭的形式来进行的。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写道：“家庭是一个能动的要素，它从来不是静止不动的，而是由较低级的形式进到较高级的形式。反之，亲属制度却是被动的，它把家庭经过一个长久时期所发生的进步记录下来，并且只有当家庭已经根本变化了的时候，它才发生根本的变化（同样，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学的体系，一般都是如此）。”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基础和根据，由婚姻结成的夫妻关系是家庭的核心和纽带。这种以男女两性结合的社会形式，是人口生产与动物的自然繁殖相区别的根本特点。它既具有自然属性，如两性差别和性本能等等生理、生物因素；同时又具有社会属性，受整个社会关系尤其是最根本的生产关系的制约和影响，并最终决定着婚姻的性质、作用和发展。恩格斯曾以大量的史料，考察了人类婚姻的演变过程，证实了历史上的不同婚姻制度，是与不同的文化密切联系的。因此，婚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在不同时期对不同的婚姻制度产生强烈的影响。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们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或收养关系而组合成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人口再生产是家庭的固有职能，也是它独有的不同于任何其他社会组合形式的社会职能。然而，家庭对社会的功用和效能又不是单一的，除了生育功能它还有生产和生活的基础职能，以及与人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密切相关的派生职能，如教育、保护、感情交往、休息、娱乐、政治、宗教等等活动。家庭的职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家庭制度、家庭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小生产经济广泛存在，家庭的经济职能特别突出，在组织生产和消费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家庭作为组织生产的单位的功能逐渐削弱和消失，而作为执行消费职能的单位，尤其是文化精神生活消费的经济单位的职能，却不断增强和扩大。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家庭，其职能也不尽相同。包括社会制度、生育观念、道德伦理、法律、宗教以及其它各种文化因素，都会引起家庭职能的改变。

人口再生产还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明显的惯性特点。与其它生产不同，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是由母女两代人之间的间隔时间来决定的，最短必需要十五六年。这是因为妇女的生育年龄一般都从十五六岁开始，而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这种周期性还有延长的趋势。而所谓人口再生产的惯性，是指在一个不断增长或减少的人口群中，妇女生育率已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更高，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人口仍保持原有的增长或降低的趋势。把握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和惯性的特点，才能认识和运用人类自身生产的规律性，使三大生产相互适应和协调发展。尽管人口的再生产不是而且不可能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人口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没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会物质生活；而在一定时期内人口增长过快，不能与社会再生产的要求相适应，也会延缓和阻碍社会发展。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人口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不仅数量上的多寡对社会发展有着多方面的影响，而且人口素质（人口质量）也愈来愈受到社会的重视。人口有多方面的质的规定性和特征，人口质量反映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总体条件和能力，它包括身体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以及思想素质。身体素质主要指人的身体和大脑的发育状况与维持水平，如平均身高和体重、患病率、死亡率、智力低下人口比例、平均预期寿命等等。这是人口质量发展的自然基础，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天遗传因素的制约。然而，人口质量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因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制度的优劣，决定着人口素质发展的主要方面。人口的科学文化素质主要与人们接受的教育训练程度有关，它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和生产技能等，如文盲、半文盲率、受到各种教育程度的比例等。而思想素质主要指人口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准、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等，这些方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最终由社会的经济基础所决定，同时又反过来对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反作用。只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阶级社会的消亡，人的素质才能得到真正全面的发展。

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存在，日益成为工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同样也日益成为科学和艺术发展，特别是文明社交方式发展的障碍。”只有在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阶级的社会里，人的劳动生产力才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充分满足全社会的各方面的需要，人的素质才会得到德、智、体、美、劳全面的训练和发展，“在所有的人实行明智分工的条件下，不仅生产的东西可以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丰裕的消费和造成充足的储备，而且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并且不仅是去获得，而且还要把这一切从统治阶级的独占品变成全社会的共同财富并加以进一步发展。”在这样的社会里，我们将会看到人口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生产以及精神生产之间的互相适应、互相促进、互相协调和同步发展。人们所需要的并不仅仅是丰富充裕的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高水平、高质量的精神财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将得到充分自由发展的时间，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以及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总之，人类未来社会“真正的财富”，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预言的“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

这样，综合马克思关于人类的“三种生产”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人类社会“三种生产”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总体关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三种生产”的双向互通关系是同等同质、不分层次的。在人类历史的幼年阶段，当“三种生产”均处于相当低水平的发展时，它们相互之间几乎是不可分的统一体。但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物质生产的发达，精神生产的分离，“三种生产”从相对的独立走向三足鼎立直到三者的矛盾对立。只有当人类进入到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即社会生产力达到高度发展水平，社会产品极大的丰富，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都能得到自由、和谐、全面的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逐渐消失，“三种生产”也就协调一致、同步运作和发展了。

正象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相对应而存在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一样，与人口生产相对应的理应存在着“人口文化”。也就是说，从“三大生产”中应当创造和产生出三大类文化而不仅仅是两种文化。这三种文化的关系，如同“三种生产”一样，也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人类社会离不开三种生产，人类社会也需要三种文化：既需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时还需要人口文化。人类社会存在着相互联系、交叉、渗透的文化，即人口文化、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人口文化与物质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基础。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口是社会生活的主体，同时也应当是文化的主体。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精神文化，都是由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质的人所创造出来的成果。人口生产如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一样，是一种社会的、历史的现象，不是单单由自然的、本能的、生理的属性所决定，而是与一定社会和时代的文化紧密联系的。

三种范文篇2

研究人员将小鼠随机分为药材组、药材+CCl4组、空白组和CCl4组，每组12只。药材组和药材+CCl4组用药材水提物灌胃(Q，2毫升／10克体重)，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续给药4天，其他两组给同体积自来水。于第5天灌胃两小时后，药材+CCl4组和CCl4组腹腔注射0．1％CCl4色拉油溶液(O．1毫升／10克体重)，药材组和空白组注射同体积生理盐水。24小时后(取血前禁食12小时)从眼眶取血，离心分离血清测定ALT和AST。

结果发现，覆盆子和阴行草水提物对小鼠ALT和AST无显著性作用，而夏枯草水提物使小鼠ALT值明显升高(P<0．05)，并使AST值升高非常显著（P<0．01）。覆盆子+CCl4、阴行草+CCl4、夏枯草+CCl4及CCl4组ALT值和AST值均较空白组明显升高(P<0．05~0．01)，且覆盆子+CCl4、阴行草+CCl4和夏枯草+CCl4组较CCl4组ALT和AsT值也有明显升高(P<0．05~0．01)。

目前认为，CCl4通过破坏肝细胞及其内膜结构，损伤或杀死肝细胞，致使胞浆中的酶如ALT、AST等溢至血中。因此，血清中ALT和AST水平高低可以敏感地反映肝脏损伤的程度。本实验表明，夏枯草水提物使小鼠ALT和AST值明显升高，说明夏枯草有肝脏毒性作用。另外，覆盆子+CCl4、阴行草+CCl4和夏枯草+CCl4组较CCl4组ALT值和AST值也有明显升高，提示这三种中草药可加重CCl4性肝脏损伤。“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三种范文篇3

关键词:影像艺术;时间;表现形式

时间是艺术家构建影像艺术形式与观念表达的重要因素，本文就影像艺术中的时间因素从摄影的时间性表达、电影空间中的时间呈现和多重时空交织三个角度论述影像艺术中时间的三种表现形式以及与创作方法、作品形式、观念表达之间的关联。在此说明一下，本文论述的影像艺术包括摄影、电影、实验短片及影像装置等门类，文中提到的时间，既是日常生活中遵循的时间标准，也可作为某种可以被感知的抽象概念，是艺术家创作时潜在的思考对象或表达依据。

1摄影的时间性表达

在一般意义上摄影是瞬间的艺术，艺术家选择性的抓拍立意、构图、内容与情感一致的瞬间，时间在此刻被碎片化，不再具有连续性。秉承这一观点的摄影艺术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亨利•卡蒂埃•布列松（HenriCartier-Bresson，法国，1908-2004），其摄影集《决定性瞬间》将这一创作理念的影响扩展至全世界。事实上，艾蒂安•朱尔•马莱（Eti-enneJulesMarey，法国，1830-1904）可能是最早打破这一定式的学者，马莱发明多种摄影设备，从事有关天体、动物、人类运动的研究，运用多重曝光等方法将运动事物的多个瞬间记录在同一张底片上，在一定程度上连缀起碎片化的时间。由于摄影艺术形式本身的限制，常常要借助观念进行时间性的表达，关注艺术史与哲学层面探索的日本当代摄影艺术家杉本博司（HiroshiSugimoto，日本，1948—）创作的《剧院》系列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杉本博司持续创作了《剧院》系列，将相机镜头对准正在播放电影的剧院，持续曝光整个放映时长，最终得到一块纯碎白色的银幕（图1）。图1《剧院》系列之一杉本博司1980杉本博司的创作方法带有明显的观念艺术痕迹，作品的观念表达高于形式本身。就实际成像而言，不论是曝光10分钟还是1小时，银幕都会因为“过爆”而变成白色。这里体现出杉本博司对于相机技术拟人化的思考，即没有设置曝光时间的人类的眼睛，更加适应长时间曝光。因此《剧院》系列可看做是将人眼视觉在某种程度上比作长曝光成像，在观看电影后意识与记忆的静态展示。《剧院》系列中，杉本博司解决了一个问题：如何让静态图片成为动态影像的载体？即摄影作品怎样具备时间性。就摄影成像原理来看，光线通过镜头及光圈，被底片感光并最终成像。整个成像过程与进光量及底片的感光度相关，考虑到被摄物的清晰度，常用的曝光时间一般不会超过1秒。杉本博司通过使用小孔径的光圈，低感光度的底片，将曝光时间延长至整个放映时间，画面中不再出现某一个电影放映的瞬间，而是包含一部电影的全部影像，呈现为纯白的银幕。摄影技术改变了人类观看事物的方式，使得我们的感知更接近机械，拓展了认知时间的维度。将曝光时间等同于放映时间，这就是杉本博司设想的摄影产生时间性的方法。摄影艺术本身不具备时间维度，故而艺术家多以个人化的创作方法将时间作为表达对象赋予作品某种观念。

2电影空间中的时间呈现

电影等天然具有时间性的艺术形态在分类上可以归入时基艺术（Time-BasedArt），即将作品空间延展至第四维，包含时间本身及观众对时间的感知，这类作品中的时间表现出真实记录、并置、变速、停止、循环等特性。长镜头影像是电影的初始形态，指不通过剪辑等手段编排影像，这类影像反映出影像的原始功能，也就是真实的记录现实。此类作品中最著名的是安迪•沃霍尔（AndyWaehol，美国1928—1987）于1964年导演的《帝国大厦》，全片只有一个485分钟的长镜头。相较于经过剪辑的影像，长镜头影像作品常常给观者带来趋近真实观看的感受。或许是受到马莱摄影作品的启发，加拿大电影局的动画导演诺曼•麦克拉伦（Norman•McLaren，加拿大，1914—1987）于1968年创作的实验影像《双人舞》表现出使用影像同时呈现多重时间的观念（图2）。在《双人舞》中，麦克拉伦控制拍摄现场的布光，使画面呈现强烈的明暗对比，只有演员的受光面得以曝光，并且使用类似多重曝光的手法，将多帧画面一起显像，在银幕空间内将连续的一段时间压缩进同一帧放映。不同于王家卫在《重庆森林》开场的追逐戏使用的偷格加印，延长曝光时间并多帧播放同一格画面，麦克拉伦的手法可以说是银幕空间内多重时间的并置，即同时出现的多帧画面都可与其他格的画面构成不同的时序，呈现出时间的复数关系。图2《双人舞》诺曼•麦克拉伦1968如果说《双人舞》中的手法还带有一些摄影技术的印记，那么对于时间静止的表达则完全发生在银幕空间内，这也是电影的升格手法发展到极限的情况，即移动镜头中的时间停滞。《阿凡提》中曾有一幕，角色受惊吓后汗珠飞起定在空中，然后被角色抓回原来的位置，这种不经意间完成的时间静止表达方式经常在动画片中出现，是艺术家对于不同空间时间停止的朴素表达。1999年上映的《黑客帝国》中尼奥躲避子弹的画面进一步拓展了升格镜头的技术手段，在拍摄现场使用多台相机在极短的时间内连续拍摄，顺序播放成移动慢镜头，避免了使用摄像机与滑轨组合中的果冻效应和画面模糊。近年来出现的立体光绘展示则使用类似《黑客帝国》中“子弹时间”的拍摄器材，将多台相机调整为同时曝光，呈现出空间中时间静止，扩展了影像艺术对时间的表达手段。萨比格尼•瑞比克金斯基（ZbigniewRybczyński，波兰，1949—）于1981年创作的动画短片《探戈》则表达作者对时间循环的探索。影片发生在一个房间内，玩皮球的小孩、情侣、修理工、拳击手等多位角色一直重复进出房间的行为，相互之间互不干扰，每个人都处在自己的时间线进行动作循环，多条时间线错落地分布在影片中，呈现交错循环的状态。电影中的时间特征远不止文中论述的几种，时至今日，电影的创作者早已不限于专业的从业者，大众都可以凭借手机等小型设备进行作品摄制，必将极大地丰富电影空间中的时间特性。

3多重时空交织

电影艺术中的时间概念可以被包含进故事时空与银幕时空之内，通过蒙太奇等手法，往往混淆观众对于电影中故事起止时长与电影本身时长不对等的感知。相较致力于模糊现实与虚幻界限的电影，影像装置作品具备一些雕塑、建筑的特征，无时无刻不在提示观者现实时空的存在。艺术家可以在此基础上不断探索构建多重时空交织的可能性。苏格兰艺术家道格拉斯•戈登（Douglas•Gordon，英国，1966—）在1995年创作了《驱车五年》（5YearDrive-by）。作品位于美国犹他州印第安保留区纪念碑谷的公路旁，被艺术家视为一项驱车电影院项目（图3）。这里也是约翰•福特（John•Ford，美国，1894—1793）于1965年导演的美国著名西部电影《搜索者》（TheSearchers）的外景场地。电影故事中的主角用了5年的时间搜寻仇敌，电影放映却只有113分钟。道格拉斯•戈登竖起银幕，用慢放的手法将电影的银幕时间扩展约23000倍，即5年的时间，使得电影的银幕时间与故事时间一致。驱车电影院与中国的露天影院不同，是给坐在汽车里的观众看的。所以银幕一般架设在公路旁或休息区附近，配合高分贝的音响，让车中的人也能听清楚。《驱车五年》给了观众一种类似圣地巡游的体验。西部片作为一种类型片，主角大多卓尔不群、特立独行，一方面身手不凡，一方面孤独怪癖。这类角色就像西部的旷野一样，处在野蛮和文明的边缘，渴望家庭却属于旷野。西部片中的反派大多是印第安人，印第安人和白人的种族冲突交融是西部片一贯的矛盾设置。观众驱车至此，观看《驱车五年》，仿佛置身于西部片和历史现实的二重场域，眼前的现实景象与银幕时空重叠。而银幕时间与故事时间等长，每隔约16分钟才会播放下一帧画面。这就意味着没有一位观众可以完整地观看这件作品，个体观看体验的总和组成完整的作品被观看过程。《驱车五年》从形式和功能上看，作为某种礼仪活动的中心起着构建历史、保存记忆的作用。巫鸿在《九鼎传说与中国古代的“纪念碑性”》一文中提出，一座有明确“纪念性”的纪念碑才是一座有内容和功能的纪念碑，因此，“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有关。质言之，作为纪念碑的《驱车五年》具有某种礼仪的功用。《驱车五年》具有的礼仪功用区别于巫术礼仪或宗教礼仪，是基于历史叙事的社会政治礼仪，而作品周围交织连接着电影的银幕时空、故事时空、现实时空和历史时空。图3《驱车五年》道格拉斯•戈登1995与《驱车五年》相似，道格•阿提肯（DougAitken，美国，1968—）于2007年创作的《梦游者》在纽约53街道及54街道的建筑上投放五部短片，内容分别是五名演员扮演的军官、商人、电工、邮政工、送信员在纽约夜间的旅行（图4）。道格•阿提肯将作品中的故事的地点与现实重合，虚构了五位纽约居民的生活片段，交织现实时空与多重银幕时空。观众必须围绕多幢建筑才能完整地观看作品，与影片中的人物一同行走，构成某种时空感知上的同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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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巫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6]徐正月.影像艺术中对时间的表达[D].北京:中央美术学院,2016.

三种范文篇4

增强忧患意识，强化做好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忧患意识是一种清醒的预见意识和防范意识，是一种危机感、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古往今来，多有哀兵胜利之师，也不乏骄兵惨败之旅；多有负重奋起之邦，也不乏逸豫覆亡之国。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形势好的时候、越是发展顺利的时候，越要增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千百年来一直激励着中华民族居安思危、奋发进取，历经磨难而不衰，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忧患意识既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锐意进取的精神体现，更是当前领导干部包括人大干部必须具备的精神风貌。

人大干部增强忧患意识关键在于结合省情和人大工作实际，增强做好贵州地方人大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根本政治制度。省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省级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负有依法讨论决定全省经济社会发展重大事项、立法并指导贵阳市和民族自治地方立法、监督省“一府两院”、选举任免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等职责，处在民主法制建设第一线。人大干部是否具备面对机遇和挑战的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勤勉进取的良好精神状态，是衡量是否具备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体现，也关系到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更关系到贵州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与和谐发展。因此，到人大工作，不应该是责任轻了，而是更重了；不应该是没事做了，而是要做的更多了；不应该是履职能力要求低了，而是更高了；不应该是失落感来了，而是自豪感、责任感和使命感更强化了。

欠发达、欠开发是目前贵州的基本省情和经济社会发展最显著特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省十次党代会提出的跨越式发展目标，加快改变“两欠”面貌，离不开紧紧结合省情制定正确的发展规划，也离不开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最广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对人大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要求人大工作更加注重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善于把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成为人民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更加注重围绕全省工作大局，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正确处理和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要求，不断提高立法质量；更加注重提高依法履职能力，敢于监督，善于监督，不断提高监督质量和效能，促进“一府两院”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更加注重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如果安于现状，无所作为，对社会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敏感、不关心、不在乎，既达不到党对干部始终保持开拓进取锐气的素质要求，也达不到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应尽职责。

增强公仆意识，正确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权

公仆意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意识，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我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是统一的。人民当家作主，既是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力的内在本质要求，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进步的根本所在。党的宗旨从根本上决定了当领导干部，就是从事一种奉献的职业。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最好组织形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大干部直接从事一种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事业。正是这种权力的人民性，决定了所有的领导干部无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

增强公仆意识，核心是要正确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能否当好人民公仆，检验的标准就是能否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的权力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背离，坚信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切实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为人民执好政掌好权的承诺不能忘。“实现新跨越，建设和谐贵州”，必须更加突出改善民生。对当前人民群众最关注、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社保、看病、上学、住房、打官司等实际利益问题，要督促政府实行政策倾斜，拿出具体办法，积极及时解决或改进，真正做到真心实意去干，尽力而为去办，坚决防止和克服急功近利、与民争利的现象。要以贵州已有财力和发展水平，努力让老百姓得益更多一些，生活更好一些，幸福感更强一些。民主法治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要在省委的领导下，加强立法和监督工作，深入推进全省法治化进程，从制度上防止权力的滥用，保障人民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形成人民群众对公仆的权力制约和监督机制，保障所有行使权力的人必须以人民满意与否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促进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人大干部增强公仆意识，必然要求人大干部要更加广泛和密切地联系人大代表和人民群众。省人大代表6**多人，全省各级人大代表10万余人，他们是国家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来自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与人民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要自觉密切与人大代表的联系，切实做好为代表服务的工作，保证人大代表依法代表人民行使权力。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爱护群众，用好的作风总结人民的创造经验，用好的作风推进人民的实践，用好的作风奉献于人民的事业。

增强节俭意识，更加自觉地坚持艰苦奋斗勤俭建设

三种范文篇5

面，缩手缩脚，不管懂不懂都点头称是，要有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直至把问题弄明白才罢休。

2、请教别人，要本着先思考后请教的原则，对于自己经过思考可以弄懂，然

而又一时不开窍的问题，在请教别人的时候，最好只求别人提示，启发一下，然后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作用，继续去独立思考，不要让人家把全部都讲出来。

三种范文篇6

一、局限于字面意义所造成的误译

所谓局限于字面意义所造成的误译，其实就是我们俗话里所讲的“望文生义”。“望文生义”往往是从中文“先入为主”，原封不动照搬其词而引起的误译。或者为了图省事，译者常会想当然地进行翻译，文字看着类似，但含义但相差千里。从而使译文大打折扣。

1．「気違い。往復一里もある。」(川端康成「雪国」)译文:“你疯了，来回足有一里地呀。”分析:日语中的「里」，是日里，约合3．9公里，所以翻译时不能照搬，应译为"将近八里"。

2．余の右足は突然坐りの悪い角石の端を踏み損った。(夏目漱石「草枕」)译文:我的右足突然碰在不能坐的角石尖上。分析:应该译成我的右脚忽然踩了没有摆稳的带棱角的石头边。

3．毛よりも細い麻糸は天然の雪の湿気がないとあつかひにくく(川端康成「雪国」)译文:比毛线还细的麻纱，若缺少雪天的天然潮湿，就很难办了。分析:日语的「毛」有多种意思，其中就有“头发”跟“毛线”两种意思，但比喻细的时候，无论是按照汉语的习惯还是日语的习惯，都应该是“头发”的意思，因为毛线有粗细之分。而能织成高档衣料的麻纱，应该比发丝还细才行。所以这句话应改译为:比头发还细的麻纱，如果没有天然的雪的湿气，难以编织。

4．七日間の山の健康を簡単に洗濯しようと思ひついたのも、実は初めにこの清潔な女を見たからだったらろうかと、島村は今になって気がついた。(川端康成「雪国」)译文:岛村以为在山上待了七天，只是为了恢复恢复健康，如今才发觉实际上是由于头一回遇见了这样一个隽秀婀娜的女子。分析:原译文读来不知所云，没有译出原文的隐含义。「健康を簡単に洗濯しよう」，字面意思是"简单地洗掉健康"，它是一种含蓄的说法，其实是要把在山中七天养蓄的精力发泄一番。这句话可改译为:岛村这才发觉，想到要把在山中养蓄七天的精力，轻松地渲泄一番，其实也许是因为起初见到了这位洁净的女子。当然这几个文学作品中的误译只是这类误译现象的一个代表而已。为了避免这种错误，译者，包括广大学生在对自己不确切掌握的日语汉字词，不能投机取巧，首先要把它当外文对待，要像查日语生词一样去查、去问，搞清楚之后再译。既要查它的日语原义，又要查汉语中有无这种汉字词。查日语原义可以避免错误理解，查汉语中有无这种用法可以避免译文中出现似是而非的日化汉语词汇。

二、由句子结构的误判所引发的误译

由句子结构的误判所引发的误译简而言之就是不理解原文的语法意义。翻译虽然不等同于语法分析，但是，如果没有较强的语法分析能力，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把握住原文的信息内容及其内涵。因为有一部分信息内涵不是通过语境，也不是通过词汇，而是通过语法体现出来的。所在，只要译者对原文里出现的语法现象有一处理解错误的，往往就会使译文出现或大或小的问题。对原文语法意义的理解在翻译中显然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翻译理论家奈达也曾经说过“语法分析是翻译过程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5．何年ぶりかで見た菜穂子は何か目に立って憔悴していた。白い毛の外套に身を包んで、並んで歩いている彼女よりも背の低い夫には無頓着そうに、考え事でもしているように、真っ直ぐを見たままで足早に歩いていた。(堀辰雄「菜穂子」)译文:几年不见，菜穗子明显憔悴了，她裹着白色毛皮大衣，并肩走着。比她矮小的丈夫看上去衣冠不整，好像在考虑什么问题似的，两眼盯着前方，快步地走着。分析:……并肩走着。比她矮小的丈夫看上去衣冠不整……显然是误译。例文出自堀辰雄的《菜穗子》小说中的一节。误译的问题在于它没有完全弄清句子的结构。译文中“她裹着白色毛皮大衣，并肩走着。比她矮小的丈夫看上去衣冠不整”的表达方式给人一种异样的感觉，句中出现了两个主语，即“菜穗子”与“丈夫”。它似乎在描写两个人所处的某种状态。纵观例文，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整个句子是用来描写菜穗子的。句子的基本结构为「菜穂子は～憔悴していた。(菜穂子は)～に身を包んで、～には無頓着そうに、～でもしているように、～ままで足早に歩いていた」。

6．六助も新子をきらいではない。しかし「好きです……好きなんだわ……」と宣言される覚えは毛頭ないはずだった……(石坂洋二郎「青い山脈」)译文一:六助也并不是不喜欢新子。但是，说什么“爱你，我爱你呀”，这又有点过于轻率。译文二:六助也不是不喜欢新子。但是他一点也不记得新子对他说过“我爱你，我爱你呀”。分析:译文一里译者显然忽视了原文中的被动态和女性用语“わ”。如果注意到其中的一点，就不至于把说话人译反。译文二中说话者是译对了，但是，译文容易产生歧义，让人以为六助彻底忘了新子的爱情表白。然后，原文并不是这个意思。原文是个表示否定的存在句，否定的是(新子に)……宣言される覚え，即新子并没有对他表白过爱情。换言之，就是他记得新子不曾对他表白过爱情。因此，如果译文二的歧义不能通过上下文加以澄清，原文就应重译，如译作"他一点儿也没有记错，新子并没有对他说过＇我爱你，我爱你呀＇"。笔者认为，要解决这类翻译误区，应该要在动手翻译前反复阅读日语原文，有必要将句子主干提炼出来，细细体味中日两种语言在结构上的差异，辨别句子的主语。真正吃透原文的意图。在做到"神似"的同时又忠实于原文。

三、没有完全理解原文意义所造成的误译

对原文的正确理解是翻译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这将会在译文于原文的忠实程度以及准确性起到重要的影响。

7．これでもう何度目かにその半ば傾いたベンチの上に腰掛けたまま、その最後の夏の日のそう云う情景を自分の内によみ返らせながら、永久にこっちを振り向いてくれそうもない少女のことをもう一遍考えかけたとき、明は急に立ち上って、もうここへ再び来まいと決心した。(堀辰雄「菜穂子」)译文:都筑明有好多次坐在那张半倾的长椅上，一边回忆着在O村的最后一个夏天，与三村夫人的那段谈话，一边思索着看来永远不可能再回头的菜穗子。有一次，他刚想起菜穗子，就突然站起身来，下决心再也不来这儿了。分析，这段文章为一个长句，从总段文章的脉络来看，男主角在长椅上回忆往事与下决心"再也不来这里"应该是同一个时间点。译者的这个“有一次”，明显是将这两个动作的时间段分开了，对原文理解有误。最后一句可以译成:“想到那个场景，他总是猛然起身，决心再也不上这里来了”。

8．僕はそんな空気のかたまりを身のうちに感じながら十八歳の春を送っていた。でもそれと同時に深刻になるまいとも努力していた。深刻になることは必ずしも真実に近づくことと同義ではないと僕はうすうす感じ取っていたからだ。しかしどう考えてみたところで死は深刻な事実だった。(村上春樹「ノルウェイの森」)译文:我在切身感受那一团薄雾样的东西的朝朝暮暮里送走了十八岁的春天，同时努力使自己避免陷入深刻。我隐约感觉到，深刻未必是接近真实的同义词。但无论我怎么认为，死都是深刻的事实。分析:单凭译文恐怕很难理解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原文里出现的三个“深刻”。而且这三个“深刻”在文章中并不是同样的用法。第一次出现的“深刻になるまい”表示的是“我”不杨过于严肃地深入思考朋友的死这件事实。之后第二次出现的“深刻になる”的用法和前者相同。而第三次出现的“死は深刻な事実だった”中的“深刻”，应试是“严重”的意思。总结起来，应该可以翻译成这样:“与此同时，我努力避免使自己的思考过于沉重。因为我隐约感到:沉重地思考也并非就能接近事情的真实。然而，无论我怎样想，朋友的死都是沉重的事实。”类似例子，不胜枚举。无庸置疑，汉日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篇章结构等多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也给我们的翻译带给了一定的不便与难度。“信”、“达”、“雅”三者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信”是基础，也就是说翻译中最基础的是要做到忠实于原文，而要很好地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真正地读懂原文，如果对原文中字、词、句型的理解存在任何一点误解，都可能造成误译。这都将在译文中反映出来，造成译文的不“信”。因此，要准确地将日文翻译成中文，应该切实掌握日语的基础知识，而这些基础知识包括词汇的多种含义，日语句型的理解以及日本的一些文化知识，并能够综合运用这些基础知识和理论指导对日语原文的阅读。

三种范文篇7

【关键词】乌托邦视野；缅怀风潮；书斋凝视；乳房革命

一、解构：改写/重建下的1968

（一）虚假的真实。在解构“1968”的经典文本中，《阿甘正传》成为一个很好的例子，阿甘作为“美国梦”的化身，用在场的化解与不在场的遗忘消解了诸多威胁，所以阿甘解救受到女权运动“毒害”的珍妮，又通过和淳朴善良的黑人布巴成为至交，缓解了女权危机和民权危机。在关于越南战争的电影文本中，1968年约翰•韦恩拍摄了一部反映越战的影片《绿色贝雷帽》，受到《纽约时报》雷纳塔的批评，批评电影虚假，与真实的战争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昂扬的斗志下，美国人拒绝承认自己已经失利这种事实。“但现在，即使战争爆发在一个遥远的地方，人们也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样子了，因为人们已经在媒体上见识过战争了”①。回到国内，美国面临更大的威胁，来自马丁•路德•金的黑人民权运动到达顶点，他在1968年4月被白人枪杀；嬉皮士们的反战运动穿行街道，在那些嬉皮士的肺里，有大麻和烟草在燃烧；为了缓解伤痛，政府要求士兵们为国而战，以往一场战争能够为美国公民赢得失去的秩序和尊严。（二）解构的罗曼蒂克。卡利耶尔，《乌托邦的年代》的作者，《布拉格之恋》的编剧，认为“当前改变着过去”，所以“我们回顾一九六八年的时候，视线要透过七十年代或八十年代的讨论”，认为“想象的故事和史料相比，并不更失真、更能骗人或更不确切”②。在托马斯的爱情背叛下，朱丽叶•比诺什（特蕾莎的扮演者）第一次置身于泳池之下，第二次是在电影《蓝色》中，构成了“水下是死，水上是生，跃出或浮出水面的动作构成了生死间的穿行”③。通过水下镜头与水上镜头的快速切换，她看到岸上，托马斯像游泳教练一样指点着一群赤身裸体的女人。两次下水，都是在孤苦无依中寻求保护，电影中缺席的母亲似乎预示着捷克的漂泊状态。捷克在“雅尔塔”之后什么都匮乏的年代，地下却潜流着肉欲、和无能的政府官员，他们成为苏联人的帮凶，帮忙清扫记者们拍摄的大量苏联入侵捷克时的照片。1968年已经结束了，鲜花和鲜血已经结束了，现在“他们喜欢裸体照”，坦克和鲜血，国旗和呐喊，不再是这个虚弱国度值得铭记的问题。

二、诗化：缅怀/乌托邦视野下的1968

（一）楼阁的革命。在戈达尔1967年的电影《中国姑娘》和《我略知她一二》中，出生于二战后的青年人，展现出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在有共产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共产主义，在有资本主义的地方他们反对资本主义”④。这是六十年代的时髦。拍摄于2003年的《戏梦巴黎》，贝托鲁奇为致敬巴黎和经典电影，致敬“五月风暴”，将镜头和电影史进行对照式书写，在这书写当中，梦幻式地改写历史。其中对于“五月风暴”的性解放的回应尤为明确，导演还原了女孩裸着身体，在弟弟面前展示大胆的，这似乎也是对《阿甘正传》里面珍妮的回应，在法国人面前，美国人变得怯懦和惊恐，马修（迈克尔•皮特饰演）面对热情奔放的孪生子——伊莎贝拉和雷奥，显得畏畏缩缩。“姑娘们前所未有地慷慨，以节操相赠，好像过了这一夜就再也没有第二夜了，好像，虽说是卧房里两情相悦的私事，也加入了集体的起义”⑤。作为惩罚的项目之一竟然是马修要当着雷奥的面和伊莎贝拉一起破除处子之身，还有就是雷奥要在这伊甸园般的楼阁里，面对伊莎贝拉和马修，对着自己的女神发泄性欲。“那是一种很做作的放肆，突然间，我们隐私中最不愿告人的、最让人敬畏的，因此也是最受禁锢的行为变成了一件最无足轻重的事”⑥。伊莎贝拉的维纳斯断臂女神象征着女性可以大胆地展示自己充满柔情神秘的部位，这是一场乳房革命，这是一种性的玩弄和炫耀。（二）街道的抗争。勒鲁瓦1968年著名诗句：“起来对墙站着，混账，这是持枪抢劫！”以及“五月风暴”的口号：“在战斗中亲吻的恋人，不要放下手中枪支”。如果说《戏梦巴黎》是楼阁里的革命，那《平凡情人》就是街道上的抗争，以近乎纪录片的真实的黑白影像风格，去掉过多配乐，展现在近乎绝望、充满热血的反抗背后，大量吸食的青年人对这个世界的厌恶。这些追求平凡爱情的青年人，就像《五月之后》的英文名字《somethingintheair》表述的一样，这些反抗，这些大麻，这些随便的，这些东西都在空气中。1968年一过，究竟还剩下什么，一部分成为历史的倒戈，“当时的散漫、混乱、非法移民、轮奸施暴，甚至股票下跌，总而言之，所有扰得我们不能安宁的、迷惘又是凭空想象的社会弊病，都要归于东村区挂着花环的姑娘和凯•吕撒克街挖出铺路石投向警察的学生们”⑦。五月之后，除了倒戈，就连青年人自己，也对自己的这条道路产生质疑，像这样呆在温柔的乌托邦之乡，跟着抽起了大麻，留长了头发，如果有人走到街上，他们也一起走到街上，因为要打破什么，才能重新建立什么。

三、纪实：作为意识形态解读下的1968

（一）优渥的凝视。“那乌托邦是太空泛、太虚无缥缈、太狂热了。劳动者们要的更实际”⑧。工人阶级和学生产生裂痕，《红在革命蔓延时》用强硬的台词表达了工人和学生的统一战线，极好地利用了学生的热血和冲动；共产主义在布拉格遭受滑铁卢——“我们怎么可能向往这种奴役人的、欺世盗名的社会体制呢？怎么会以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有了‘人道的面目’，就能逃过一手把持革命的苏联人的掌控呢？”⑨在近乎真实的坦克碾压公交车和人群的《布拉格之恋》里，在这伪造的纪实里，我们感受到这种变形的共产主义产生的化学反应——二战后，在很多轰炸和爆破之后，在伤痛和条约之后，依旧大量存在入侵和杀戮。在有目的性的解构和作为缅怀的诗化两种策略之后，在关于1968年的记忆尘埃落定之后，以纪实的方式和反思的方式表现出战争和风暴的俯瞰式探勘。在纪实电影《远离越南》中，包括戈达尔在内的法国电影导演导演了法国人的失落——当法国人撤离越南后，越南却落入美国人手上。除却法国人的失落，在《红在革命蔓延时》里，法国导演以第一人称表达了对于学生和工人的敬意，“我的思想是如此的脆弱，可那些写在横幅上的口号赶走了我的脆弱，是工人与学生们并肩作战让我得以清醒”，同时表达对政府的不满，“当政府感到害怕的时候，它就派出自己的军队”。似文人诉说一般，讲述人坐在书斋里，表达对越南的忧虑，这是浮士德的忧虑，书斋里面的学者，究竟能多大程度地改变刀枪和炮火的进程？这是优渥的凝视，是艺术的狂欢。“五月风暴”过去三个年头，1971年，这种暴力式的反抗行动还在延续。《五月之后》延续了1968年暴动，同时，电影思考了在嬉皮士的皮囊之下，在性解放之后，在大麻成为精神食粮之后，在烧了学校的教学楼之后，青年男女要做出自己的抉择，因为当青年人沉寂下来之后，当所有的反抗成了一种无谓的挣扎后，全员解放便是他们的诉求，学生们依旧和警察充满敌对，在黑夜中逡巡的他们，试图用油漆涂抹正统，他们还活在1968年的余韵中走不出来，为未来的年轻人忘了那段历史而担忧。（二）梦幻的逃脱。“东方的青年和西方的青年一样留起长头发，双手打着同一个节拍，但是他们反抗的压迫者并不是同一副面孔，西方人认为，美利坚的深层动力，是靠了非正义的战争、种族间的不平等和史无前例的经商狂热来支撑的，所以这些人建立的乌托邦，要弃绝”⑩，共产主义历经磨难，在巴黎和布拉格产生不同的反响，《戏梦巴黎》里富足的伊莎贝拉一家可以玩弄青年时代，他们是法兰西黄金三十年的享用者，他们可以以九分二十八秒浪漫而疯狂的纪录打破戈达尔在《法外之徒》里九分四十五秒穿过卢浮宫的纪录，在《四百击》的开头乐下漫步塞纳河。这是一部电影对众多电影的致敬，一个个电影片段镶嵌到马修和伊莎贝拉的生活中。这是躲开现实，从一部部电影中隐入淡出，这是回避血腥历史的乌托邦之旅。双胞胎成年后依旧如在母腹中一样睡在一起，安逸闲适地躲过劫难。所有的一切都是主观的诗意、梦幻的逃脱。电影没有真实，有的只有电影真实，把法国变成一个游乐场，人人都可以来寻梦。而远在东南亚的越南，《远离越南》展示了血淋淋的真实，孩童的脸被炸烂，衣衫褴褛的第三世界在电影里面展露无遗。“有罪的西方和第三世界的共产党人是当今世界的精华”⑪，在西方世界的电影里，凝视第三世界的越南，作为弱者的形象不断被强化，越南成为一个文本，人人都可来践踏一番。

四、结论

三种范文篇8

一、概念不同

（一）劳动合同。

《劳动法》第十六条规定，劳动合同是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实际上，作为劳动合同的定义，上述规定是非常简陋的。其主要问题在于没有对劳动关系进行定义，没有讲清楚劳动关系的特征。正是由于这样简陋的定义，才使人们常常分不清劳动合同与劳务合同、雇佣合同的区别。任何定义，都应指出所要定义的对象的特征，根据这些特征，可以确定对象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劳动法》这一规定，却不能实现这一目的。这一定义，对合同的主体做出明确规定，但是对客体和内容没有明确描述。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买卖合同是出卖人转移标的物的所有权于买受人，买受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这种定义，可以使人对买卖合同的概念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不会同其他合同混淆。劳动合同所定义的劳动关系，其前身就是民法中的雇佣关系。劳动合同为当事人一方（劳动者）负有从事工作义务，他方（用人单位）负有支付工资义务的双务合同。劳动合同是劳动者在从属关系上提供劳动，从事工作的合同。所谓居于从属关系，系指工作的实施应服从用人单位的指示。劳动合同的概念，应该体现出劳动关系的内容。根据比较法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劳动合同定义为“劳动合同是劳动者按照用人单位的指示提供劳动，用人单位支付报酬的合同。

（二）雇佣合同。

雇佣合同，我国法律没有进行规定。但是，大陆法系各国一般都对雇佣合同设有明确规定，例如《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典》（现在台湾省实施），另外，英美法系国家中的英国也有成文法对雇佣合同进行规定。我国制定统一的《合同法》时，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委托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建议草案》中，专设雇佣合同一章进行了规定，但是，在最终通过的《合同法》中却没有雇佣合同。对此，梁慧星先生指出“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人口的绝大多数是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他们与雇主（包括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靠缔结雇用合同、劳动合同和聘用合同来规定，单靠现行劳动法关于劳动合同的规则是规范不了的，而改革开放以来广大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的利益未受到应有的保护，各种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层出不穷，法院受理大量的雇用合同纠纷案件苦于没有具体法律规定作为裁判基准。建议草案在广泛参考各国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经验基础上精心设计和拟定的雇用合同一章被删除，是最令人惋惜的。”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梁慧星教授主持的课题组向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提交的民法典专家建议稿对雇佣合同又专设一章进行规定。该草案合同编第15章第301条规定，“雇用合同是受雇人向雇用人提供劳务，雇用人支付报酬的合同”。王泽鉴先生指出，雇佣合同，“即受雇人于一定或不一定之期限内，为雇佣人服劳务，雇佣人负担给付报酬的契约”。可见，雇佣合同的这些定义基本是一致的。

（三）劳务合同。

劳务合同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个概念，但是，对劳务合同的定义，不但立法没有做出规定，教科书也鲜有讲授。根据给付的标的，合同可以分为三大类，一类是以财产为给付标的的合同，例如买卖合同、赠与合同、借用合同；第二类是以为劳务给付标的合同，例如承揽合同、委托合同、保管合同、雇佣合同；第三类是以共同从事一定工作为目的合同，例如合伙合同。从最广义的角度讲，第二类合同可以称为劳务合同，王全兴教授就是在这个角度上使用劳务合同概念的。他说“劳务合同是一种以劳务为标的合同类型，它包括承揽合同、基本建设承包合同、运输合同、技术服务合同、委托合同、信托合同和居间合同等”。劳务合同实际上涉及到两个合同、三方当事人。一个合同是雇佣人（用人单位或自然人）与受雇人之间的雇佣合同或劳动合同，另一个是劳务提供者（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中的雇佣人）与与劳务接受者之间的劳务合同。这种合同与《合同法》规定的融资租赁合同非常相似。劳务合同是通过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和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实现的。《合同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第六十五条规定，“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第三人不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债务人应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劳务接受人是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的第三人，受雇人是劳务合同的第三人。在劳务合同中，劳务提供人与劳务接受人约定，由受雇人向劳务接受人直接提供劳务，劳务接受人向劳务提供人支付劳务费，劳务接受人在接受劳务的过程中应当提供适当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如果受雇人向劳务接受人提供的劳务不符合劳务合同的约定，劳务提供人应当向劳务接受人承担违约责任。在劳动合同中或雇佣合同中，雇佣人与受雇人约定，受雇人直接向劳务接受人提供劳动，雇佣人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劳务接受人向受雇人提供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如果劳务接受人提供的劳动保护和劳动条件不符合劳动合同的约定，雇佣人应当向受雇人承担违约责任。劳务合同履行过程中，雇佣人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或雇佣合同的约定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包括工资和保险福利待遇，当然，也可以委托劳务接受人向受雇人支付劳动报酬。

二、三类合同的比较

（一）劳动合同与雇佣合同。

劳动合同是一种特殊的雇佣合同，二者必然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二者的相同点主要是：1、二者都是私法上的合同。二者的当事人法律地位是平等的，以双方当事人相对立的意思表示的合意而成立。虽然劳动合同的订立必须符合法律的强行性规定，但合同所约定的内容，仍属私法上的法律关系。2、二者都以给付劳务为目的。这两类合同的目的在于劳动者（受雇人）依约定向雇佣人提供劳务的行为，而不在于实现雇佣人的预期利益。3、二者都是继续性合同。作为给付劳务的合同，受雇人给付劳务不可能是一次性的，必须在合同存续期内持续的实施给付行为，因此是继续性合同。4、二者都是双务有偿合同。在这两类合同中，受雇人必须依约提供劳务，雇佣人必须依约支付报酬，双方当事人都负有义务，并且双方的义务具有对价性，任何一方从对方取得权利均需付出代价，因此是双务有偿合同。

既然劳动合同是一类特殊的雇佣合同，二者必然具有一定的区别，其区别主要表现在：1、主体不同。这是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在这两类合同中，提供劳动的一方（受雇人，也可以称为劳动者）都是自然人，在这一点上，两者没有差异。雇佣合同，法律对合同主体没有特别限制，自然人、法人、合伙都可以作为雇佣人；《劳动法》第2条规定了劳动合同的雇佣人，即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个体经济组织和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国家机关、事业组织、社会团体。2、形式不同。法律对雇佣合同的形式没有要求，根据《合同法》的规定，既可以是书面合同，也可以是口头合同，是不要式合同。根据《劳动法》第十九条的规定，我国的劳动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是要式合同。3、二者受国家干预的程度不同。雇佣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以意思自治为基本原则，合同当事人在合同条件的约定上有较大的自由。国家经常以强行法的形式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干预劳动合同内容的确定，当事人的约定不能超出法律的规定。当然，劳动法的规定主要是半强行性规定，所谓半强行性规定，就是国家规定了用人单位提供劳动条件的最低标准，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劳动条件可以高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但是不能低于国家规定的标准，例如最低工资、最高工时，也就是可以做出一些更有利于劳动者的约定。4、解决争议的方式不同。雇佣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如果雇佣合同中订有仲裁条款，应向双方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因劳动合同发生的争议，当事人要向人民法院起诉，必须先向有管辖权的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不能就是否仲裁和对仲裁机构进行选择。5、适用的法律不同。劳动合同是一类特别的雇佣合同，劳动法有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劳动法的规定，劳动法没有规定的，应当适用民法的规定。但是，劳动法的制定是为了保护在经济上居于弱者地位的劳动者，根据规范目的，劳动法的规定不能适用于民法上的雇佣合同。

（二）劳务合同与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

通过定义可以看出，劳务合同与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是具有关联性的不同合同。不同点主要表现在：1、主体不同。劳务合同的主体双方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用人单位。劳动合同的主体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雇佣合同的主体一方是自然人，另一方是用人单位或自然人。2、劳动的直接提供者不同。劳务合同的劳务提供者是以与自己有劳动关系的他人的劳动提供劳务，劳动合同和雇佣合同中的受雇人以自己的劳动向对方提供劳务。3、当事人数量不同。劳务合同涉及到三方当事人，雇佣合同和劳动合同只涉及到两方当事人。

（三）“劳务合同”一词在不同时候的意义。

“劳务合同”一词在现实生活中的用法是相当混乱的，在不同的时候表达不同的意义。，“劳务合同”有时表示的是“劳动合同”，有时表示的是“雇佣合同”，有时表示的是以劳务为内容的合同。有人认为，“劳务合同是指双方当事人约定一方为他方提供劳务，他方给付报酬的合同。”“由于劳动合同发端于劳务合同，劳动合同是从劳务合同中分离出来，因此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根据本文的相关论述可以知道，这里所说的“劳务合同”就是雇佣合同。王利明教授说，“在雇佣、劳务等合同中，债务人因病不能提供劳务，不论他患病是何原因所致，都应被免除实际履行责任，不能考虑造成履行不能应可归责于谁”。在这里，患病者是债务人，是自然人，同时，把劳务合同和雇佣合同并列，因此，此处的“劳务合同”就是劳动合同。

因此，判断一个合同到底是劳动合同、雇佣合同，还是劳务合同，一定要认清法律关系的本质特征。只有这样，才能正确适用法律，切实保证合同当事人、尤其是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参考书目

1.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第174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王全兴：《劳动法》，第145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

3.谢怀轼：《外国民商法精要》，第184--186页，法律出版社，2002年。

4.梁慧星：《从近代民法道现代民法》第126页，法律出版社，2001年，

5.中国民法典立法研究课题组：《中国民法典：合同编条文建议稿》（分则）（上），第301条，中国民商法律网。

6.王泽鉴：《债法原理（第一册）》，第81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7.李景森主编：《劳动法学》，第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关怀主编：《劳动法》，第124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

8.王全兴著：《劳动法》，第60页，法律出版社，1997年

9.王泽鉴：《民法总则》，第4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

三种范文篇9

关键词：拓扑结构；总线型；环型；星型；访问控制方式

对于学习过一些计算机知识的人来说，“拓扑”这个词应该不算陌生，对于常见的三种标准的拓扑结构——总线型、星型和环型也都会有所了解。“拓扑（Topology）是几何学和图论中的基本概念，用于描述点、线、面之间的几何关系；计算机网络技术中借用拓扑的概念来描述节点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确定节点在网络中的确切位置以及他与网络中其他节点之间的相对关系。”大多数人对三种标准拓扑结构的认识都是从他们的物理布局开始的。正如名称表示的那样，总线型是网络的所有计算机都通过一条电缆线互相连接起来；环型是每台计算机都与相邻的两台计算机相连，构成一个封闭的环状；而星型是计算机通过各自的一条电缆与一台中央集线器相连。

但学习网络的拓扑结构不仅仅要明确他们的物理布局和简单记忆各自的优缺点，更主要的是了解各种拓扑结构中数据流动的方式。通过对各种拓扑结构中访问控制方式的深入认识，加强各类型的对比，从而进一步感悟各种网络拓扑结构的优缺点。

下面是总线型、星型、环型三种标准拓扑结构中访问控制方式的相关内容以及自己的一些理解和建议。

1总线型

总线型拓扑结构也称点对点的拓扑结构，原因就是网络中的每台计算机均可以接收从某一节点传送到另一节点的数据。看似简单的数据传输方式却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例如某一时刻在共用的信道上，可以同时发送几个电子信号；假如某一时刻只能发送一个电子信号，那么怎样决定发送权等等。

总线型网络只有一条主电缆，该电缆仅能支持一个信道，所有计算机共享总线的全部容量。故而在某一时刻，只能有一台计算机发送电子信号。同时电缆线上的其他计算机均在监听传送中的信号，但只有那个地址与信号地址相匹配的计算机才能接收电缆上的信号，而具有其他地址的计算机对此信号不做反应。

总线型拓扑结构的网络一般采用分布式媒体访问控制方法。传统的总线型网络采取竞争的方式获得发送权，还有一种总线型网络在物理连接上是总线拓扑结构，而在逻辑结构上则采用令牌环。“‘令牌’是一种控制标志，由“空闲”与“忙”两种编码标志来实现。

“‘逻辑结构采用令牌环’的实现是总线型网络中的各个工作站按一定顺序，如按接口地址大小，排列形成一个逻辑环。”只有令牌持有者才能控制总线，才有发送信息的权力。总线网中令牌的传递与环型网中令牌的传递相似，但由于是逻辑成环，所以控制电路对于真正的环型网络稍显复杂。

总线网结构简单、布线容易、可靠性较高，易于扩充，但若主干电缆某处发生故障，整个网络将瘫痪，且发生故障时不易判断故障点。

2环型

环型拓扑中网络的所有节点都连接在一条首尾相接的封闭式通信线路上，整个网络既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在了解了总线型拓扑结构之后，我们不难想到环型拓扑就是把总线型拓扑中的首尾两节点连接在起来。

与总线型相同，环型网络在任一时刻最多也只能有一台计算机发送数据，并且也采用分布式媒体访问控制方法。环型网络中的“令牌机制”使每个节点获得数据发送权的机会均等。令牌处于空闲状态时沿着环型网络不停的循环传递。当一台计算机需要发送数据时，其本身的系统就会允许他在访问网络之前等待令牌的到来，一旦他截取令牌，该计算机就控制了整个网络。此时该计算机就会把令牌转换成一个数据帧，该帧被网上的计算机依次验证，直至达到目标计算机。目标计算机应答后会发送一个新的空的令牌，供其他需发送信息的计算机使用，进行新一轮的发送。

环型网络控制简单、信道利用率高、通信电缆长度短，缺点是扩展潜力有限，以及同总线网相似的，任何一个节点发生故障都可能导致整个网络不能正常工作，且寻找故障点比较困难。转贴于中国论文范文本文由中国论文范文收集整理。公务员之家:

3星型

有人将星型拓扑结构形象地将比喻为一个由车轴和辐条所组成的车轮，车轴部分就是中央集线器hub。由此可以看出，星型拓扑结构的网络属于集中控制型网络，整个网络由中心节点执行集中式通行控制管理，各节点间的通信都要通过中心节点。因此，星形网采用集中式媒体访问控制方法。

星型拓扑也是通过竞争方式获得发送权。只是每一个要发送数据的节点都将要发送的数据发送中心节点，再由中心节点负责将数据送到目的节点。因此，中心节点相当复杂，而各个节点的通信处理负担都很小，只需要满足链路的简单通信要求。中央节点有三项主要功能：“当要求通信的站点发出通讯请求后，控制器要检查中央转接站是否有空闲的通路，被叫设备是否空闲，从而决定是否能建立双方的物理连接；在两台设备通信过程中要维持这一通路；当通信完成或者不成功要求拆线时，中央转接站应能拆除上述通道”。

星型网络结构简单、容易实现、便于管理、连接点的故障容易监测和排除。但不难看出，中心结点是全网络的瓶颈，中心结点出现故障会导致整个网络的瘫痪。

参考文献：

倪玉兴.计算机网络技术基础第二章课件.2007

三种范文篇10

但是，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倡导者们实际上已经陷入了某种僵局：他们既想继续运用伯林的概念架构表达超出伯林视野的洞见，但又没有对伯林的理论前提做出彻底的重新审察，甚至未能对伯林思想的内在紧张提出有说服力的诠释。这不但表现在他们把伯林的洞见简单地还原为冷战时代的意识形态需要，听任其表面上各不相同的论题处于经不起推敲的并行不悖的状态，而且表现在他们忽而把自己倡导的自由概念等同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忽而又把它与伯林的两种自由区分开来，自命"第三种自由"，最后又在肯定第三种自由是一种独立的自由概念的同时，仍然把它理解为消极自由，尽管是不同于伯林意义上的消极自由。在我们看来，第三种自由的倡导者们不但生硬地肢解了伯林的思想，严重地误解了自己的主张，而且遮蔽了理解自由或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另一条更有前景的道路。

一

《自由的两种概念》被认为是"当代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的单篇论文"（swift，2001，p.51），是"我们大多数论证的分析基础"。（shklar，1980）但人们已经认识到，价值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冲突和紧张才是伯林思想的总问题，因为甚至消极自由之被称赞和被当作一种基本自由亦在于它最符合人类目的和善的竞争的多样性，我们正是通过消极自由所保护的这种自我选择，才能在不可通约的价值中确定我们的生活方式。（格雷，1999）从这个角度，伯林晚年所强调的自由与归属的平衡也许不应当简单地被理解为偏离了他最具特色的价值多元论思想，转而认同了社群主义这个"自由主义的最凶恶的敌人"，（莱斯诺夫，2001，第288页）而是仍然可以从价值多元论的历史主义方面以及它与价值一元论的张力获得恰当解释的。

在我们看来，伯林的自由概念的真正问题在于他对于理性主义的自律（主）理论采取了简单化的敌视态度，其根源不但在于他的两种自由的区分局限于个人选择的层次，"没有把自由看成一个需要由社会生活来说明和满足的概念…脱离了社会共同生活的脉络…从而无足以构成一套社会、政治理论"；（钱永祥，1999）而且在于他误解了自律理论与价值多元论之间的关系。他不是认为价值多元论必定排斥理性主义的自律概念，就是认为理性主义的自律必然导致他恰当地视作自我选择特别是自我创造之死敌和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之痼疾的价值一元论。正由于他把自律概念与理性主义的自我形而上学紧紧捆在一起，他既无法想象一种对社会和文化的情境保持开放的个人自律理论，也堵死了在修正理性主义的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概念的基础上保留和开辟理解自律概念，并在社会共同生活的视野中重新把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整合在一起的新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必须援引美国哲学家哈里o法兰克福特（harryg.frankfurt）在意志自由和自律理论方面的重要工作。

法兰克福特主张，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不在于欲望和动机，甚至不在于有没有选择的能力，而在于形成他所谓"二阶欲望"或"二阶意志"（"second-orderdesires"or"second-ordervolitions"）的独特能力或意志结构。所谓二阶欲望就是对自己的欲望（一阶欲望）的欲望，体现在这种欲望中的是反思地评价一阶欲望的能力，通过这种评价，一阶欲望就有了可欲和不可欲之分；而之所以要在二阶欲望这一通名之下强调二阶意志，则是因为前者逻辑上可以包括那种把二阶欲望的内容和取向完全等同于一阶欲望的情形。而意志自由的引入则需要肯定在经过反思评价后运用意志的力量主动地否弃一种（些）一阶欲望并选择另一种（些）一阶欲望的二阶欲望，法兰克福特把它称作二阶意志。

由此可见，与伯林把多元价值之间的冲突直观地与理性和欲望的二元区分乃至于对立对应起来不同，法兰克福特把这种冲突直接植入人类意志（欲望）的二阶结构之中。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理解和辩护一阶欲望的评价标准和尺度。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特的研究是一种元（meta）研究，至少在提出意志的二阶结构的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探讨这个问题，但他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坚持人的本质不在于理性而在于意志并不是要否认只有借助于他的理性能力，一个人才能对他自己的意志具有批判意识，并形成二阶意志，而且人的意志结构预设了他是一种理性存在物。（frankfurt，1971）

法兰克福特的分析哲学风格很可能会遮蔽他的理论思考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内在联系。但实际上，他的工作很容易使人联想起亚里士多德对人类意志结构的探讨，后者区分了两种意志，一种是反思的，经过慎思的意志，另一种是直接的、感性的意志。法兰克福特所谓二阶的欲望或意志正是亚里士多德的前一种意志概念的复活。（图根德哈特，2003）但是，要把法兰克福特的工作与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区分以及第三种自由概念的内在理据联系在一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注意它与康德的自律理论的内在关联以及对这种理论的推进。这是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意志结构理论是笼罩在他对良善生活的目的论理解之中的，用现代政治哲学的术语来说，这种意志结构所支持的选择自由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法兰克福特对理性与意志关系的处理表明他正视了规范与价值的区分，但又把"价值归结为关于元偏好和''''高层次意志''''的生存论决定上"。（哈贝马斯，2003，第317页）而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者们一方面凸现了所谓价值中立的选择自由的地位，另一方面又把这种选择自由植入主体间的情境中。值得强调的是，要对这种联系做出深入的阐发并为重新理解第三种自由概念铺平道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探讨长期以来遭到忽视的西季维克对康德的自由意志概念的著名批评，以及罗尔斯对这种批评的重构和回应。

二

西季维克早在一个多世纪前就在收录于《伦理学方法》的《康德的自由意志观念》一文中以惊人的洞察力分辨出，康德是在两种不相容的意义上使用"自由"一词的：一方面有"善的或理性的自由"，另一方面有"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亦即"在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的自由。"这两种意义是不相容的，因为"如果我们说一个人的行为愈合乎理性他就愈自由，我们就不能说…他是通过自由的选择不合理地行动的。"（以上引文见西季维克，第517-518页）很显然，西季维克批评的本意是要说明，康德未能在"理性的自由"与"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之间作出明确的区分，这不但在自由（意志）的概念上造成了某种混淆，而且使他的论证受制于某种不确定性，并使我们在面对康德的伦理学时陷入一种两难困境。一方面，如果把自由与理性直接等同起来，即用"理性的自由"排除或取代"中性的自由"，并否认自由意志选择恶的可能性，那么我们也将不得不抛弃康德论证道德责任和道德非难的全部方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强调"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所蕴含的选择自由，那么康德又怎样解释，既然圣人和恶棍的生活都同样是他们作为本体的自我的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作为现象的自我，他们都同样受自然法则的支配，那么为什么圣人的生活表现了他的真正自我，而恶棍的生活却没有表现他的真正自我？罗尔斯在对正义即公平的康德式解释中回应的正是西季维克所提出的这后一个问题。

一方面，罗尔斯继续把康德的伦理学理解为对道德责任和道德非难的恰当说明，并认为它并不导致一种严厉命令的道德，而是导向一种互尊和自尊的伦理；另一方面，无知之幕的限制和相互冷淡的动机假设使罗尔斯有理由把原初状态看成是本体自我理解世界的一种观察点，因为，以各方在原初状态中将会承认的方式行动，显示了他们的自由对于自然和社会的偶然因素的独立性。从这个角度，罗尔斯在《正义论》的结束处甚至不无踌躇地宣称，原初状态的观点实际上是透视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一种永恒的视点。但是，重要的是要注意到，"永恒的视点并不是从一个世界之外的某个地方产生的观点，也不是一个超越的存在物的观点；毋宁说它是在世界之内的有理性的人们能够接受的某种思想和情感形式。"（罗尔斯，第574-575页）在这个意义上，虽然罗尔斯仍然使用"本体自我"这样的表达方式，但实际上，所谓程序性解释的要旨正在于通过对实践理性的构造主义的解释，在瓦解和摒弃康德的现象与物自体、现象自我与本体自我的两重世界理论的同时，保留自律和绝对命令的观念。

应当看到，无论在康德对于自律的基本要素和根本特征的描述中，还是在罗尔斯对正义即公平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内涵的刻画中，都明确地使用了消极自由或否定性自由和积极自由或肯定性自由这样的术语，不但自觉地试图把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而且努力论证了自律作为两种自由的共同基础，即本文所理解的第三种自由概念的正当性。

如果我们深入到康德的文本，就会发现存在着对自律或自主的两种不同的理解。第一种就是由《纯粹理性批判》提出，而且在此后的著述中得到保留的作为自发性、发动时间中新的因果系列的机能的自由概念，这种"不受任何外在必然性支配"的自由是消极自由；第二种则是《道德形而上学原理》为我们提供的独立于任何既定法则、自立法度或自律的自由概念，这是积极自由。康德指出，虽然自律起源于消极的自由概念，就是说，自律必须被归于每一个在消极意义上是自由的意志，但作为意志之特性的自律本身却是与积极的自由概念相等同的。但是康德又直接把自律与道德律等同起来，甚至于宣称"自由意志与服从道德律的意志，完全是一个东西。"（康德，第101页）基于这后一种学说容易导致"把只有由道德上的因素所推动的行为才是自由的这一观点归之于康德"，（阿利森，第137页）因此，为了解释西季维克所谓"自由地选择作善还是作恶"的自由，有的论者转而求助于康德后期作品中对于意志与任意（wille-willkür）的区分。与积极自由相应的、用来刻画自律的、能够自我立法的是意志，与消极自由相应的、作为自发性、能够发动时间中新的因果系列的是任意。积极的自律体现在自由的意志中，消极的自律则体现在自由的任意中。严格说来，体现在自由的任意中的消极的自律并不是真正的自律，而是意志的自发性。康德用"意志"和"任意"这两个术语分别刻画统一的意志能力的立法机能和执行机能，意志提供规范，而任意则按照这种规范进行选择。只有当人们相信只有一种意志机能与一类自由，才会误将自由与道德的行为等同起来。全面把握康德的这种区分的关键是要看到，一方面，自由意志不但不取消自由的任意，而且是通过人的自由的任意表现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自由意志是一个理性的事实，那么自由的任意则是经验的事实；另一方面，"只有存在者有了自由，亦即从肯定的角度被视为基于理性的根据而自我规定的能力（按照法则概念而行动）的那种自由，他被设想为拥有相应的偏离理性规定的能力才可能是有意义的。"（阿利森，第198页）

如果说自律是与理性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而选择是与中性的或道德的自由联系在一起的，那么罗尔斯的康德式解释的关键之点就在于把自律与选择联系在一起，而且把作为一个本体自我的个人选择假设为一种集体选择。在这种状态下，恶棍的原则将不会被选择，这种选择也不能表现他们真正的自我。从罗尔斯的理论目标和他采取的论证策略来看，正义即公平既不是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进路，也不是一般流俗的道德学家的进路，前者试图以自由与道德律为基础重建形而上学，后者即康德所谓"通俗的道德哲学"试图通过对自由与道德律的解释，直接解决有关义务和责任的道德论争；而是社会政治哲学的进路，这种进路试图通过原初状态的设计和反思平衡的论证，确定良序社会中的社会合作的根本条件。这也是之所以罗尔斯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家而法兰克福特主要是一个道德哲学家的差别所在。在法兰克福特提出他的意志结构理论前后，意志自由或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是当时道德哲学领域最重要的热点问题。法兰克福特通过提出他独特的意志自由理论，破除了道德责任必定以意志自由为前提的定见，并为更宏大、更有社会内涵（即前文所谓"社会共同生活的脉络"）的政治哲学研究奠定了一块不可磨灭的基石。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法兰克福特的工作仍然带有元伦理学的痕迹。而从其博士论文开始就注重对规则的研究的罗尔斯则已经摆脱了元伦理学局促、琐碎的研究风格的束缚。从这个角度，法兰克福特的工作虽然极大地革新和推进了冷战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笼罩下的历史决定论、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之关系的探究层次，但如果要避免伯林思想之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简陋"、"不足"、"严重的失误"或"致命伤"。（钱永祥，1999）就仍然需要进一步把视野扩展到更宽广的社会、政治脉络中去。

三

从自由概念的角度来说，最为重要的是，罗尔斯既不是从消极自由推出积极自由，也不是从积极自由推出消极自由。这是因为，罗尔斯对康德的自律概念进行了主体间性的阐释，其目标是从道德和政治自律这同一个根源推演出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即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哈贝马斯，2002）在这里，作为后两种自律或两种自由之根源的自律虽然仍冠之以道德之名，但它并不是一个实质性的道德律令体系，而是自我立法的普遍形式或形式条件，它所表达的普遍性是一种程序的普遍性。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种自律概念是"道德上中立的。"（阿利森，第140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贝马斯有理由认为"是参与共同体自我立法实践的公民的公域自律使得私人的个人自律成为可能。"这是因为"对个体自由的正确界定，应当是一种共同的自我立法实践的结果。"（哈贝马斯，2002，第118页）

正是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强调韦尔默对哈贝马斯（1990年代前）的共同体自由观（aconceptionofcommunalfreedom）的批评。韦尔默敏锐地洞察到这种自由概念有拿积极自由吞没消极自由，使之失去自主性、自足价值和独立证成（justification）基础的危险。（wellmer，1991）认真说来，韦尔默是要求对消极自由进一步作出形式与内容的区分，内容（极端的情形就是在理性地划定的界限内非理性地行动）当然无法只以形式为基础，但这种区分本身也钝化了对哈贝马斯的批评从而可以被包容到后者的框架之内：一方面，形式本身也是一种内容，就正如程序正义也有实质性的正义内容，另一方面，正因为哈贝马斯强调的程序普遍性或自我立法的形式条件是一种"道德上中立的"道德观，它并不排斥实质性的内容，也不妨碍消极自由成为韦尔默所谓"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只不过它再实质，也要以程序理性划定的界限为限。实际上，哈贝马斯对公域与私域之关系的讨论完全不是静态的、形式化的，而是动态的、富有规范内涵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公与私之间的这种互补关系没有任何规定性……民主过程的使命在于，不断重新明确公与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便保障所有同时表现出私域自律和公域自律的公民都能享受到同等的自由。"（哈贝马斯，2002，第118页）

戴维o米勒（miller，1991）曾经指出，西方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三种主要的自由传统，第一种是共和主义的传统；第二种是自由派的传统，如果说在共和主义者看来，自由必须通过某种政治方式实现的话，那么，在自由主义者看来，在政治终结的地方才可能有自由的存在；第三种是理想主义的自由传统，这种传统把自由的主要内涵理解成自律。米勒把这三种自由传统与伯林所区分的两种自由结合在一起加以讨论，认为马基雅维利提供了把自由主义（消极自由）和共和主义（公共参与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纽结在一起的范例，卢梭提供了把前述意义上的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理性自律意义上的积极自由）纽结在一起的范例，而密尔提供了把前述意义上的自由主义与理想主义纽结在一起的范例。

但是，米勒根本没有探讨一种把自由主义、共和主义和理想主义纽结在一起的自由概念，他也忘记指出正是其在流俗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声名无法与前三位比肩的康德做到了这一点，而罗尔斯和哈贝马斯则是对此做出了各具特色的论证的当代政治哲学家。米勒千虑一失的原因除了他的文章写于哈贝马斯的巨著发表之前，还在于共和主义复兴运动在那时虽然走出了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二元对立的概念樊篱（米勒的马基雅维利图像就是由斯金纳提供的），但仍然只限于基于自由社会的稳定和自我存续的经验性论证，而没有在规范的层次上提炼出自己独特的自由概念。但是晚近以来，在佩迪特"无支配"（non-domination）的自由观的影响之下，斯金纳本人亦开始谈论所谓"第三种自由概念"。尽管佩迪特、斯金纳们与哈贝马斯的学术进路相互独立，甚至大相径庭，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努力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即彻底地超越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抽象对峙，从而使共和主义成为"结出果实的花朵"。唯一但并非无关宏旨的区别在于，斯金纳在提炼出第三种自由概念之后仍然把这种自由理解为消极自由，尽管是另一种消极自由；而如果在哈贝马斯那里也有所谓第三种自由概念的话，那么它就不再是与消极自由（不管是哪一种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并列的概念，相反，前两种自由都只有借助于第三种自由才能得到彻底根源性的说明，一方面，消极自由并不是传统自由主义所谓自然权利，诸如自由的界限、诸自由的共存等等都有待共同体自我立法的证成；另一方面，积极自由不再是工具性共和主义所理解的外在手段，而内化到了自由概念本身之中。从这一角度看，当斯金纳强调第三种自由（亦称新罗马自由）与霍布斯-伯林传统的消极自由的差别时，这种自由概念与罗尔斯所谓基本自由相类似，所体现的是对自然权利理论的超越；当斯金纳强调第三种自由仍然是一种消极自由时，他的立场似乎又与坚持私域自律（消极自由）之自我奠基的罗尔斯若合符节，所表达的是对古代共和政治、共同善政治、德性政治的警戒。而佩迪特则无论在自由概念还是民主概念（所谓商议性民主）上都呈现出与哈贝马斯的亲和性，当然，他们都是现代性的政治哲学家，他们在综合政治现代性的两个维度的同时各擅胜场，各有侧重。而最有悖谬性意义的事实莫过于，恰恰是其政治自由观体现出强烈的公民共和主义色彩的哈贝马斯是现代性的最坚定捍卫者，是彻底的现代性政治哲学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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