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调范文10篇

三调范文篇1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服务经济建设为目标，以创新调解机制为动力，以健全调解制度为保证，着力构建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委综合协调，司法行政机关牵头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既充分发挥各自作用，又相互衔接配合，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工作机制，加快调解速度，规范调处工作，提高调处效率，增强调处能力，为促进我镇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环境。

二、工作目标

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既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又有机衔接、紧密配合，运行机制规范高效；调解人员运用法律、政策的能力和调解技能明显增强，调解质量和调解成功率不断提高；人民群众自觉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选择，各相关单位能够及时把矛盾纠纷消除在内部、解决在萌芽状态，努力实现“四下降、三提高、两不出现、一个确保”，即：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信访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通过调解的社会矛盾纠纷不出现重大群体性事件、不出现民转刑命案，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三、工作重点

“三调联动”工作要突出抓住以下重点：一是要进一步建立健全“三调联动”工作机制和考核机制，充分发挥“三调联动”在化解矛盾纠纷中的重要作用；二是要及时调处化解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三是要及时调处化解因利益调整、突发事件等原因引发的群体性矛盾纠纷。

四、组织机构、受案范围及工作流程

（一）成立“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

（二）设立“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工作机构

1、设立社会矛盾纠纷督办中心

（1）人员组成。督察中心人员由综治办人员组成。办公室设在司法局(所)，负责日常工作，镇社会矛盾督办中心对矛盾纠纷调处有分流指派权、协调调度权、检查督办权和责任追究建议权。社会矛盾纠纷调处督办中心对于本辖区内发生的跨区域、跨部门、跨行业的重大矛盾纠纷由司法所代表督办中心牵头协调各有关部门参与调处。

（2）受案范围：全镇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和因利益调整、突发事件等原因引发的群体性矛盾纠纷。

（3）工作流程：

一是受理案件。镇社会矛盾纠纷督办中心受理当事人申请或“三调联动”办移送的矛盾纠纷后，经审定，认为符合受案条件的，由镇社会矛盾纠纷督办中心主任召集相关单位和职能部门进行会诊，并制定调解方案，交由司法机关或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

二是限期调处。由受理调解单位调解人员，按照确定的调解方案，深入纠纷发生地或召集双方当事人到指定地点开展调查调解工作。大的矛盾纠纷15天调处结案，最长不超过三个月。经调解，双方当事人达成协议的，制作调解协议书；对于调解二次以上仍达不成协议的，在做好稳控工作的基础上，引导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处理。

三是跟踪回访。对于达成调解协议的，应对调解的案件建立档案，并在一个月内进行回访，督促双方当事人按时履行调解协议。

2、设立驻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工作室

（1）人员组成：镇司法局分管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兼任调解工作室主任，负责调解书的审签和调解工作的指导。从镇法院立案庭明确一名法官担任联络员，负责交付调解案件的联络、调解、案卷整理工作。从涉案乡镇调委会司法所临时抽派1至2人参与调解工作。调解工作室办公地点设在镇人民法院，办公设施由法院提供。

（2）受案范围：涉及婚姻关系、相邻关系、民间债务、简易人身损害赔偿、小标的额合同等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纠纷。

（3）受案程序：

一是立案庭法官在立案初审时，认为符合人民调解工作室受案范围的，先征求当事人是否同意通过人民调解形式调解。

二是当事人同意调解的，先暂不立案，由法院的人民调解联络员将纠纷移送人民调解室进行调解。

三是移送人民调解室调解后，七天内达不成调解协议，或当事人任何一方不同意继续调解的。由人民调解室将案件立即送回立案庭立案进入诉讼程序。

四是经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立案庭按规定立案，减半收取诉讼费，并启动快速审理机制，一般在半个工作日内出具民事调解书，最长不超过一个工作日。

五是经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不要求法院出具调解书的，以调解工作室的名义出具调解书，不收取任何费用，该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法律性质，当事人应当执行。

3、设立驻镇民警人民调解工作室

（1）人员组成：乡镇分管人民调解工作的领导兼任调解工作室主任，负责调解书的审签和调解工作的指导。由派出所一名干警担任联络员，负责交付调解案件的联络、调解和案卷整理工作。驻地乡镇调委会临时抽派一人负责日常调解工作，调解工作室办公地点设在各中心派出所，办公设施由派出所提供。

（2）受案范围：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的民事赔偿，双方愿意接受调解的部分轻微治安案件，疑难治安纠纷等。

（3）受案程序：

一是干警在立案初审时，认为符合人民调解工作室受案范围的，先征求当事人是否同意通过人民调解形式调解。

三调范文篇2

第一条为进一步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完善全镇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三大调解手段的衔接联动（以下简称“三调联动”），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三调联动”必须坚持“党委政府总揽，综治部门协调，司法行政主办，相关部门协作”的工作方针，坚持各自调解与联动调解相结合、依法调解与以德调解相结合、引导调解与自愿调解相结合、平等调解与公正调解相结合的工作原则。

第三条开展“三调联动”工作指导思想是：以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平安和谐”为目标，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整合三大调解资源，提高矛盾纠纷调处化解能力，为促进全镇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治安环境。

第四条开展“三调联动”工作的工作目标是：实现“四下降、四提高、两不出现”。即：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信访案件下降，人民调解成功率、民事诉讼案件调解率、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调解协议履行率提高，不出现恶性群众性事件和民转刑命案。

第二章组织机构

第五条成立镇“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由镇党委分管政法副书记任组长，县驻镇维稳信息督查员协助。

第三章基本原则

第六条各自调解与联动调解相结合。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既充分发挥各自的独特调解优势，又有机衔接，密切配合，协调一致地开展工作，形成化解矛盾纠纷的合力。

第七条依法调解与以德调解相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开展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同时，在调解过程中，教育引导当事人用社会主义道德观、价值观和荣辱观的要求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消除隔阂，达成和解。

第八条引导调解与自愿调解相结合。在调解工作中，一方面引导当事人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选择，不以公共权力压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另一方面，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不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

第九条平等调解与公正调解相结合。在调解工作中坚持公道中立，平等对待双方当事人，注重兼顾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确保调解结果公平、公正。

第四章保障措施

第十条保障“三调联动”必需的经费。解决三调“联运”工作专项经费，重点解决基层调解组织和工作经费，落实基层调解人民的报酬。

第十一条加强调解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人民调解员、行政执法人员和司法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

第十二条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要及时审查、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案件，对符合法律、法规的人民调解协议要予以支持。依照《最高人民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依法确认人民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

三调范文篇3

（一）转型时期利益表达的无序化

在改革开放逾三十年之后，中国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经济长时间保持了持续、快速、平稳增长。2010年，中国成功超越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主导世界经济走向的重要力量。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城镇化进程加速、水平提高，基础实施逐渐完善，高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国力增强也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的话语权提高，对外交往日益成熟而自信。正如所言，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固然有充分理由保持自信，但绝不能就此陶醉于既往成绩，失去理性认识和深刻反思现实的能力，丧失创造更加美好未来的动力。国际经验已经表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一般也是利益严重失衡、社会冲突多发时期。现阶段中国引发利益失衡的因素主要表现在：权钱交易、权钱合一引发社会仇官、仇富的心理和腐败问题；发展的不均衡、不协调问题突出，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之间都存在巨大差距；既往发展模式不可持续，不仅环境污染引发民众抱怨，发展的资源约束也不断强化；分配制度的公平性欠缺，贫富差距悬殊等。利益失衡引发社会群体的分裂，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加剧，各种纠纷不断。社会风险的聚积叠加给中国的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威胁，对此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在经济转型的同时审时度势地推动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全面转型，是中国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必须攻克的难关。社会转型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构转换、机制转轨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不可否认，作为市场体制下竞争和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大规模的阶层分化已经形成并将长时间持续下去，社会阶层结构出现了多元化发展的趋势。阶层分化不可阻挡，但只要社会阶层结构保持开放，使每个人都有相对平等的机会依靠自身努力实现向上层流动的理想，就无需多虑。为此就需要打破和改变一些可能引起阶层固化的制度，建立和巩固后致性的社会流动机制。为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政府部门有责任给予真正的弱势群体以特别关爱和制度性支持，改变其弱势的地位，避免弱者恒弱；政府部门也有义务保障和倾听弱势群体的权益表达、保护其合法权利，积极主动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纠纷，努力促进以公平、公正、公开为特点的公民社会建设。弱势群体的出现是利益失衡达到一定严重程度之后的现实反映，往往会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面对欲望与预期的鸿沟、面对社会的排斥，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人群内心往往充斥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再加上其自身利益表达能力欠缺、社会为其提供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等因素，致不满情绪无法宣泄而逐渐淤积，达到临界点则随时可能喷薄而出。有时一个小小的纠纷就足以成为众多无利益关联者“泄愤”的导火索，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非直接利益冲突的参与主体多元，行为目标发散，诉求方式偏激，极具破坏性和对抗性。[1]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心理在蔓延———房产商面对政府，私家车主面对交警，企业面对银行，都会自称弱势群体。矛盾主体抱团取暖的现象在社会各阶层蔓延，近年来时不时发生的珠三角地区的农民工与当地人之间的对抗已经不仅仅是劳资纠纷，而是农民工被歧视、被剥夺，无法融入城市的深层次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社会矛盾加剧和利益表达的无序化对社会管理提出挑战，而网络化和信息化改变了民众的诉求表达方式，更放大了这种挑战带来的风险。在数字时代，博客、个人视频等新媒体的快速兴起使得社会重心由机构向个人转移，并为个人、群体不满情绪的快速蔓延、结合提供了途径。新媒体使得传者和受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受众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消费者，而具有了与传者交互信息的功能，甚至转变成传者的身份。[2]通过网络世界的虚拟空间，人们突破了面对面现实交往的局限，足不出户便可尽知天下之事，实现与社会有效的信息交流。诸多社会热点问题往往是先在网络上出现并逐渐吸引公众的关注和参与，事前毫无联系、并非矛盾直接主体的个人可能迅速汇集形成集体行动。由于自媒体的风行，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新闻的采集者和传播者，先堵塞言路封闭信息再慢慢应对，以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传统手段已经力不从心甚至完全失灵。面对社会舆论的持续发酵，政府部门为迅速平息事态不得不采用一些非常规的做法，或强力打压或利诱拉拢，进退皆无据，顾此而失彼。民间流传的“上诉不如上访、上访不如上网”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解决纠纷途径在信息时代的变化与转移，反映出司法权威不彰以及社会管理手段未能及时调整而无力应对的现状，凸显在基层建立社会舆情、矛盾纠纷以及民众诉求快速回应协调机制从而提高社会管理能力的紧迫性。一言以蔽之，当今中国的社会结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社会价值观都在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正在经受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全面阵痛和治理难题。各种利益关系的竞争和利益诉求的表达犬牙交错，容易引发连锁反应，危及社会稳定。改变利益表达无序化的根本出路在于广开言路、接纳群众诉求，建立和完善利益平衡机制和权利保护机制。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已经为解决社会管理中的问题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而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布局来看，社会建设已经被纳入其中。社会建设的核心在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合理配置，追求社会的和谐状态。作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管理的基本目标则在于维系社会秩序和化解社会矛盾。

（二）维稳目标下的“三调联动”

从作用上看，社会管理可以推动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更加公平合理的配置，并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既有秩序又有活力的基础运行条件和社会环境。[3]社会稳定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早已被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所证实。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频发的纠纷以及当事人不理性的诉求表达使司法权威遭遇挑战，已经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加强社会管理，旗帜鲜明地维护社会稳定成为各级政府肩负的重要职责之一。令人遗憾的是，个别地方政府及部分官员却将维稳一词演绎为具有天然正当性的霸权话语，假借维稳之名打压合法诉求，危害群众利益，主流的维稳说辞在民间甚至开始引起反感和抵触情绪。这是政府公信力严重受损的危险信号。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地方政府在处理某些突发性事件时如果使用“受害人家属情绪稳定”之类的字眼以证明其维稳的努力与效果常常遭到新闻媒体、网民的冷嘲热讽，似乎事故发生后只有“受害人家属哭天喊地”才是正常的人性表达。维稳最大的误区之一，就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4]在此逻辑之下的维稳不是通过加强社会建设来实现，而是滥用权力打压权利诉求。维稳的结果时常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利益表达越频繁，打压越厉害；打压力度越大，反弹也越激烈。维稳要重聚民意支持，必须实现从“权力维稳”向“权利维稳”的转型，为维稳努力增加正能量。一方面要完善立法科学界定权力的范围和边界、明确政府职责，以界定和处罚惰政、滥权行为；另一方面从程序上规范政府行为，“将权力关进笼子”，通过立法为权力的行使画地为牢。权利维稳的基本要求是支持合法、合理的利益表达，以达平息不满情绪、化解社会矛盾之功，并非为求得一时之稳而放纵动辄狮子大张口的非法诉求。“用人民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其实是权力维稳的另一种表现，将误导维权预期，刺激更多的无序表达、越权表达。最终结局必然是“按下葫芦浮起瓢”，使政府部门陷于顾应不暇、疲于应对的状态之中。在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的同时，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建立统筹全局协同监管的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就成为中国面临的重大任务。统筹协调社会利益关系的机制，应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阶层、群体、个人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二是要建立新形势下的劳资之间、干群之间、阶层之间、群体之间的平等对话协商机制；三是要建立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排查调处的工作制度。[5]“三调联动”可以成为该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大调解是在世纪之交由各级党委、政府大力推动的一种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是一场中国的“现代调解运动”。其初衷在于通过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三调联动”以及诉调的快速对接机制，从源头快速化解社会纠纷。“三调联动”作为党和政府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治理的一项基本政策，在若干重要场合都得到了强调。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重申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完善信访制度，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的工作体系，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在2013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同样强调了要完善“三调联动”的工作体系。概而言之，“三调联动”已经被视为接纳群众诉求、维护群众合法权益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举措。

二、“三调联动”蕴含的管理创新

（一）“三调联动”对自治的强调

自治与他治相对，常常被当做公民及社会组织对抗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其私人事务的一种手段；自治与民主相连，既是民主制度生成的必要条件，也是民主制度运行的必然结果。法治社会并不排斥、反对自治，而只意味着对自治的引导与规范。[6]甚至可以说，只有在一个充分尊重自治的社会中，法律的实施才不必过度依赖国家强制力，法治状态的实现也才更有保障。在现代法治国家中，个人拥有对与他人无涉的事情或无害他人的行为的自主决定权。社会自治的含义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一是个人意义上的自治；二是社群意义上的自治。从实在法上讲，前者是指法律赋予公民个人所享有的作为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后者是指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全体组成人员所享有的自治权利。[7]重视对社会自治组织的培育，完善参与型及自治型治理结构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要求之一。“三调联动”对社会管理的创新之处首先表现在对以自治方式解决纠纷的强调。在民事纠纷发生之后，当事人往往首先尝试通过自主协商、谈判的方式加以解决。这种自力解决纠纷的方式是通过达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协议而获得成功的。如果达成协议的过程存在很多当事人无法依靠自身力量消除的阻碍因素，纠纷就不能再封闭在当事人范围之内获得解决，而必须寻求第三方力量的介入。第三方介入的纠纷解决方式主要有三种，调解、仲裁和诉讼。事实上，区分由第三方介入的不同的纠纷解决方法之关键在于第三方是否有权强加某一解决方案给当事方或仅是协助争议的各方自行达成解决方案。[8](P3)从这个角度而言，调解有别于仲裁和诉讼的关键点在于调解将纠纷解决结果的控制权交还给当事人，作为第三方的调解员缺乏决定纠纷解决结果的权力。调解将纠纷解决结果的控制和决定权交给当事人自己，而不必依赖于更高权威。我们将这叫做调解的授权功能：它鼓励当事人练习自治、选择和自主决定的能力。[9](P236)调解的过程不过是调解员协助之下的当事人之间的谈判。质而言之，调解仍然属于当事人自治的纠纷解决，调解组织、调解员身份的不同并不会改变调解的本质。依靠调解实现当事人自治的纠纷解决应同时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对有关纠纷解决法律信息的充分理解和接受；对纠纷解决过程的有效参与，确保最终决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对程序的选择和对结果的最终控制。其中第三个要素亦即贯彻调解自愿原则之谓。对程序的选择不但意味着是否启动调解程序由当事人决定，还应保证当事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可以随时选择退出；对结果的最终控制则表现为当事人的任何实体决定不受威胁、强制、欺骗等而做出。面对司法程序的效率危机，人们越来越多地选择调解程序去解决纠纷。这并非标志着司法规则正在失去其合法性，这种可选择性的解纷制度反映出了纠纷解决程序的民主更新。[10](P113)而调解优先的司法政策也并非意味着法院放弃或惰于行使审判职权，而应被视作对民智的信任以及延伸而来的对当事人自治解决纠纷的充分尊重。鼓励民间社会自治机构参与调解是“三调联动”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另一表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一直处于全能型政府管控之下，政府通过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完善，社会分层加剧，流动人口增多，劳动者对单位的依附性减弱。单纯依靠强化行政管理予以应对的做法成本太大而且收效甚微，难免出现大面积的管理空白，已经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和化解社会矛盾。社会和市场开始从国家和政府中逐渐分离出来，成为社会管理的基础力量。国家和政府也逐步认识到民间社会以及活跃于民间社会中的社会组织在提供公共产品、改善政府与社会之间关系、参与政策制定和反映公民诉求、保护弱势群体、促进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将民间社会及社会组织作为政府有力的合作伙伴而接纳为体制内的建设性力量，促进社会的多元治理与合作治理。[11]2012年10月10日，中国政府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第六批取消和调整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提出，“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能够自主决定，市场竞争机制能够有效调节，行业组织或者中介机构能够自律管理的事项，政府都要退出。凡可以采用事后监管和间接管理方式的事项，一律不设前置审批。”该表述被学界称为新“两个凡是”。从旧“两个凡是”对领袖和政府的盲从到新“两个凡是”对公民和市场的信赖，昭示着社会治理理念的进步———曾经的全能型政府开始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中国政府正在致力于解决职能上的越位、错位、缺位问题，开始向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归位。可以期待，公民自治、社会自治将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新“两个凡是”主要是针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提出，但在纠纷解决领域同样具有指导意义。诉讼资源的有限性、诉讼制度的局限性以及审判权的被动性要求都决定了纠纷的解决不可能依靠诉讼程序包打天下，而必须建立鼓励其他国家权力机关和社会自治机构参与的多元化机制。重振人民调解，鼓励人民调解组织积极参与纠纷化解是“三调联动”机制的着力点之一。人民调解受到重视的原因在于其组织、功能和运行过程都表现出与司法调解不同的指向。201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人民调解法》第7条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定性为“依法设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和企事业组织均可根据需要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该法第17条规定，人民调解组织可以主动调解纠纷。人民调解的主动性与司法调解被动性存在很大区别，并因此显示出解决纠纷的独特的优势，有利于将纠纷解决在萌芽状态、有利于从源头化解纠纷。正因为主动性元素的存在，“三调联动”不仅仅作为纠纷解决机制而存在，同时也可以在矛盾排查、纠纷预防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重视民间调解解决纠纷成为中国从古至今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崇尚“和为贵”的思想，将不能自行解决的纠纷求助于于长辈、邻里、乡绅等处事公道的人进行调解，对保持中国古代乡村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和睦乃至整个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现代意义的人民调解制度肇始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红色根据地，兴盛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国际社会素有“东方经验”的美誉。借助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平台，工会、妇联、消协这类自治性组织可以形成解决纠纷的合力。但到20世纪90年代之时，调解一度被视为法治的对立物而遭到轻视，人民调解陷入停滞甚至倒退的状态。进入新世纪之后，尽管人民调解面临的制度和观念障碍仍未完全消除，但由于社会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和严峻局面，综合治理战略重新受到重视，并推动人民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期。[12](P476)全国现有人民调解组织80多万个，人民调解员490多万人，已经形成全覆盖的人民调解网络。如此庞大的社会自治资源如果能够被合理利用，将有利于解决民间纠纷、维护社会和谐。

（二）“三调联动”促进对话的功能

由于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立场对立关系，他们往往认为主动与对方沟通意味着示弱，是面上无光的事情，因而表现出采取强硬对抗方式解决纠纷的姿态。并且，即使当事人有谈判和解的意愿，也经常会因缺乏沟通渠道而作罢。“三调联动”机制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个沟通的平台，促进彼此的对话和信息交换。富勒教授将调解看做是唤起每名当事人去认识和承认（也有一些理解和同情）另一方当事人的境遇，尽管他们的利益和立场可能仍然敌对。[9](P237)调解平台使得当事人有机会倾听对方的陈述，并学会换位思考，为当事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立场，并从各自的立场做出让步、通过协议的方式自主解决纠纷奠定了基础。从这个角度而言，“三调联动”机制是通过唤起中国传统礼让精神的回归来解决纠纷的。调解程序不仅可以为当事人提供对话平台，而且还能一定程度隔离双方当事人因力量悬殊对纠纷解决结果施加的影响，从而保证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对话的展开，保证纠纷解决的公平性。在纠纷发生之后，人们多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以决定行为方式。在没有外力介入之时，向对方展示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恐吓以强制对方接受自己的主张成为惯常的做法。纠纷解决的话语权被势大一方当事人独占之后，平等对话就几无可能了。在当事人选择由丛林法则主宰纠纷的解决，自力救济演变为仗势欺人、恃强凌弱之时，所谓社会的和谐也就渐行渐远了。而第三方介入的纠纷解决，包括诉讼、仲裁以及调解等，都在不同程度抑制了丛林法则在纠纷解决领域发挥作用，标志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在调解程序中，虽然当事人仍然保留了对纠纷解决结果的最终控制权，调解方并不具备强制解决纠纷的权力，但人民调解员、法官和行政官员的介入已经足以使当事人解决纠纷的行为模式发生改变，从依靠力量、依靠资源迫使对方当事人就范转为从法律、道德、情理、习俗之中寻找支持自身主张正当性的依据。换句话说，当事人在调解程序中不得不就纠纷解决进行平等协商，以此争取调解人对己方立场的赞同，说服而非强迫对方当事人做出让步。调解程序隔离力量因素过分影响协商需要一个前提，即调解员自身的公正性或中立性以及因此而增强的个人权威。公正的调解员在程序中能够表现出对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同等关切而赢得当事人的信任。调解员不能对纠纷解决拥有利益或存在偏见，否则调解员参与纠纷解决只不过是不当增加了谈判之时一方当事人的力量而已，甚至比当事双方自主协商还更加难于保障纠纷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要求可以通过双方当调事人必须达成一致意见的人被任命为调解员的选拔程序，以及通过迫使调解员无拖延地透露与当事各方冲突的任何利益的职业行为规则来达到。[13]但我国立法在这方面缺乏相应的规定，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当然，保证调解员公正性的做法不应千篇一律，可以因调解模式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诉讼程序中的回避制度已经足以保证参与调解的法官不会对纠纷拥有实体利益，需要抑制的则是为了应付考核指标而强制当事人达成协议的私人利益。在当事人因信息缺乏或者信息错误而无法继续对话时，调解员还可以通过提供正确的信息，包括事实的判定、法律适用的结果、伦理道德的要求等，以协助当事人在达成一定共识的基础上凝练合意，最终解决纠纷。法官和行政人员精于事实认定以及法律适用，而人民调解员则长于伦理道德的评价、风俗习惯的认定，三方资源合而为一则有利于当事人内心接纳的各种社会规范在解决纠纷时发挥最大作用。“三调联动”机制不但是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对话桥梁，同时也是肩负社会管理职责的基层民间自治组织、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与其他社会成员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的渠道。通过参与纠纷调解，管理方可以广纳民意，积极回应社会需求，平衡各方利益，并推动立法的完善。季卫东教授就认为，调解程序存在着非形式主义的特点与形式化的发展倾向之间的紧张关系。正是由于这种紧张关系的持续，使得调解既可以弥补审判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国家法的发展。[14](P30)这种层次的对话已经超越个案纠纷解决而具有了推动国家法治进步、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积极意义了。

（三）“三调联动”的整合功能

“三调联动”机制并非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简单组合，而是这三种调解模式有组织的相互支持、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各种形式的“联动”不仅有助于解纷资源得到统一合理的配置，更使得三种调解模式可以相互借力，从而展现出相比各自为营之时所不具备的能力。这就是“三调联动”的整合功能。首先，“三调联动”机制使人民调解在组织建设和解决纠纷的过程中可以获得行政和司法支持。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调解所需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提供保障，具体工作由司法行政部门进行指导。而法院则负责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工作进行业务指导。这就为人民调解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和人力资源的保障。再有，双方当事人还可以自愿将达成的人民调解协议向基层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以此获得强制执行力。司法确认程序大大增加了人民调解解决纠纷的能力。其次，司法调解同样可以借力人民调解组织或行政机关，最大限度发挥调解解决纠纷的制度功能。在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之后、人民法院正式受理案件之前，法院可以在当事人自愿的条件下，将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或其他组织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以在立案之后经审判员的审查后制作调解书，调解不成的及时立案启动审判程序。当然，在已经立案之后至判决之前，人民法院在当事人同意的条件下也可将案件委托给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此外，依照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9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这就为诉讼程序过程中实现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之间的联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成为诉讼程序实现“调审分离”的重要途径。在司法实践中，为鼓励诉讼程序对人民调解利用，在法院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再次，行政调解解决纠纷的能力在“三调联动”机制中也获得提高。鉴于政府部门的权威性和责任认定的专业能力，在医疗纠纷、劳动纠纷、环境纠纷、交通事故纠纷等诸多领域，行政调解都应得到强化。即使这些类型的纠纷进入了司法程序，法院也要尽量借助行政力量解决纠纷。行政调解与人民调解的相互借力在公安机关解决民间纠纷的案件中可以得到充分体现。公安机关对适宜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的纠纷，可以在受理之前告知当事人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一些基层派出所甚至为此设立了人民调解工作室。而人民调解委员会在调解纠纷时，发现有可能激化，引发治安、刑事案件的纠纷，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联动机制使得公安机关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解决纠纷的优势都能得到更好的发挥。整合解纷资源、形成社会管理的合力是“三调联动”机制在形式上的表现，“三调联动”机制最终追求的是在利益协商的基础上实现利益整合，不仅是在当事人之间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利益整合，更是在社会群体之间实现以追求社会和谐为目标的利益整合。自主解决纠纷的过程强调要尊重不同的价值观念，倡导不同的行为模式，倾听不同的利益诉求。通过个案协调当事人利益的纠纷解决，能够一定程度推动社会利益调整的结构性改革。在利益多元的时代，利益整合机制是实现社会稳定的基本保障。

三、如何构建“三调联动”机制

（一）党委政府主导原则

中国社会管理的基本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这也是大调解机制建构应该遵循的框架。大调解机制的运行基础并非依赖于机构新建或对各相关部门的调解职能越俎代庖，而是通过各相关部门调解工作触角的延伸和调解工作网络的建构，主动排查社会矛盾，及时报告疑难纠纷，做到早发现、早沟通、早化解，以保证调解工作“以防为主、调防结合、多种手段、协同作战”战略预期之有效实现。[15](P217)中国不少地方都提出要建立法院主导的“大调解”机制。这种主张与法院的实际地位不相吻合。首先，法院主导与党的政策存在冲突；其次，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参与调处纠纷论的数量或者纠纷的难易程度而言，法院在“三调联动”机制中都与所谓的主导地位不相称。当面对疑难纠纷时，法院不可避免地陷入资源和策略有限的“窘境”，需要较多地借助其他主体介入方能最终“案结事了”。[16]再次，审判权行使被动性特征与社会管理主动性要求之间存在很大差距。法院参与大调解应当以恪守司法基本准则为前提，不适合以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当然，法院不能主导“三调联动”机制并非意味着法院的无所作为。司法调解是“三调联动”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法院的广泛参与对于调解制度发展能够产生积极影响。法院和法庭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决定调解如何进行等问题之中，从这个方面来说，法院和法庭在界定和阐释调解程序的指导原则、程序和结构方面都发挥了重大作用。[10](P60)在调解越来越多地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甚至将调解视为“高质量审判高效益审判”，将调解能力视为“高水平司法能力”。调解的“高质量”体现在当事人合意的达成往往意味着纠纷的彻底解决，调解的“高效益”则表现为以较审判更小的投入、更少的时间耗费解决纠纷。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第122条明确规定了先行调解制度，鼓励人民法院优先采用调解方法解决纠纷，这将成为司法调解进一步发展的契机。不过，诉讼程序中的调解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赋予当事人在不愿调解之时要求审判的权利以及进行调审分离的改革，使调解自愿原则在程序意义和实体意义两个层面都能得到保障。由当地的党委一把手亲自抓社会管理创新，强势推动，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否则，社会管理创新总是边缘话题，无法推进。[17]然而，事物都存在两面性。如果不能形成相应的机制，依靠个别领导强势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就有人走茶凉、人亡政息的风险。党委领导应体现在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战略规划、制度建设等顶层设计上，而具体工作则应由政府部门负责，形成制度性做法。在组织上，“三调联动”可由综治委牵头，将各部门单打独斗局面转变为司法行政部门主办、行政部门以及人民法院、人民调解委员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在全国率先建立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江苏省南通市构建了市大调解指导委、县调处中心、乡调处中心、村（社区）调处站、十户调解组和基层调解信息员的大调解工作六级网络，并由县乡两级调处中心负责矛盾纠纷分流指派、调处调度，在实践中真正做到了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一线。政府机构在“三调联动”机制中的作用还体现在依靠其自身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纠纷调解。参与调解的行政人员具备相关的专业资质和解决纠纷的丰富经验，可以综合考量纠纷产生的法律问题和政策性问题，针对纠纷的特殊性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从而弥补司法程序中法官法律外专业知识的不足。[18]行政机关参与调解还有利于实现政府功能由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化。我国行政调解的现状还不能令人满意，需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加以提升。首先，行政调解的责任主体不清，行政机关并没有专门负责调解的机构和人员安排。其次，对行政机关参与调解的激励和考核的机制没有建立，行政调解存在动力不足的问题。再次，行政调解程序规范缺乏，影响了行政调解的实效性。

（二）以人民调解为基础，注重培育社会自治力量

大调解机制对党委和政府的依赖性很高，但其功能的实现最终还必须依靠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注重发挥社会自治组织、民间权威人士的作用。易言之，要以人民调解为基础来构建“三调联动”的工作体系。如果“大调解”运动始终停留在靠政府力量推进层面，一旦失却政府的组织指挥和资金、人力投入，其持久性不容乐观。[19]培育民间自治力量就成为大调解机制建构的重点之一。只有动员社会积极、广泛、持续参与协作，才能建立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自律、自治”的服务型社会。[20]民间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相比司法调解与行政调解等事后调解模式而言，社会调解和人民调解具有灵活多元、积极主动的特征，可以起到“早发现、早预防”的功能，并能防止纠纷矛盾的不当激化。[21]人民调解功能的发挥取决于民间自治力量的培育程度。但在中国，人民调解委员会大多由基层干部兼任组成，成为周安平教授所说的“半官僚机构”，只不过是国家权力为获得其权力的“合法性”而借用“自治”的名义而已。[7]成员构成的“干部化”制约了人民调解功能的正常发挥。人民调解走向真正的自治可以从调解员的组成开始改变，注意吸纳更多民间权威的加入。中国正处于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城乡面貌、社会形态正在发生激烈变化，从传统熟人社会向现代陌生人社会转化的趋势已经不可逆转。乡村共同体逐渐消亡（家族沦落），乡村生活日益边缘化，人们公共生活领域呈现扩大化趋势。[22]农村精英纷纷外出打工创业，部分乡村走向空心化，诸如族长、老年长辈、乡绅等农村原生权威逐渐淡出。而私营企业主、个体户等新兴权威属于流动性很强的群体，很难代表村民利益。新兴城市社区则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社会分层明显，成员异质性突出并具有较强的流动动机。由于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城市社区凝聚力尚处于形成阶段，要特别注重将“传统道德伦理中的积极成分转化应用于法治社会的公共伦理”，[23]积极发挥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机构和其他服务性、公益性、互助性社会组织的作用。社会结构的变形决定了共同体的再生以及民间自治力量的培育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民间权威的重构是人民调解未来发展的一个着力点。民间自治力量的培育与传统的社会治理手段存在冲突，因而注定是一个充满阻力的长期过程，绝非通过立法将人民调解委员会定性为群众性组织就能大功告成。这种状况的改变只能是循序渐进的。现阶段，积极稳妥地发展企业、区域性、行业性调解组织，以及鼓励律师作为法律专业人士以及其他行业专业人士参与调解，是人民调解的一个发展方向。上海长宁区江苏路街道办事处就曾在2003年与“李琴调解工作室”签订协议，为其提供经费换取调解服务。[24](P259)由政府出资购买民间调解服务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对其他地区特别是政府财力雄厚的经济发达地区而言有一定借鉴价值。

（三）政治维稳与自治保障的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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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科学的发展观，进一步创新工作机制，化解社会矛盾，消除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整合力量，全面加强对辖区道路交通事故的联动管理，落实责任，提高效能，让市民满意，让领导放心。

二、实施机构

市区综治办

市交警大队

市法庭

三、目标任务

目标任务：对辖区道路交通事故，做好基层诉讼与非诉讼解决机制的衔接，完善基层诉讼与仲裁、行政调处、人民调解、商事调解、行业调解以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之间的衔接机制，解决社会矛盾纠纷。

四、实施措施

(一)整合管理资源。

在管理过程中，综治办、交警、法庭三部门联合行动，各司其职，形成合力，提高管理队伍的综合战斗力。通过实现管理资源的共享，进一步提高执法管理工作效能。

(二)加强沟通联动。

实现联勤联动机制，关键是构建一个畅通高效的联络网。综治办、交警、法庭将通过各自部门，将情况通报给联勤单位，联合管理、及时处理。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双方要加强沟通，了解相互的管理职责，根据实际需要，不断创新工作机制。

（三）互补管理职能。

根据管理职能和有关法律法规，综治办负责辖区各单位的治保部门出面协调本单位当事人之间关系；交警部门主要负责道路交通事故事故认定、赔偿调解等工作；法庭主要负责对道路交通事故的调解及判决等工作。实施联勤联动机制，综治办、交警、法庭三部门除严格履行各自的管理职责外，还要注重相互的协调与配合。

（四）实施步骤

1、无缝对接，人员机构联动，确保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工作机制

为解决交警部门和法庭在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时机制、程序不畅等问题，由区综治办、交警大队、法庭共同成立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分管综治的管委会领导为组长，综治办主任、法庭庭长、交警大队大队长为副组长，交警大队事故处理中队设为工作办公室，具体负责联动工作中的沟通、协调工作。成员单位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座谈会，总结联动工作经验，研究解决处理交通事故案件的新情况、新问题。交警大队定期对人民调解员的法制培训，提高人民调解的调解能力和法律意识。

2、调解联动，确保交通事故矛盾纠纷最大限度地化解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以后，交警部门的调解不再是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前置程序，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案件数量下降。由于交通事故案件通常争议大、当事人人数多等各种原因，诉至法庭的交通事故纠纷调解率也不高。因此虽然相关法规未将调解作为交警部门处理交通事故的必经程序，但为了更好的化解矛盾，交警部门要尽可能组织调解，每宗案件调解不得少于2次，两次调解时间间隔3天以上，并制作调解笔录。交警部门在处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民事调解过程中，针对被告人积极理赔的情形，可书面建议法庭对被告人从轻处罚，法庭应充分考虑交警部门量刑建议。在调解过程中三部门均可邀请对方相关人员协助调解。为了统一执法力度，法庭制作了《交通事故调解中各项损失计算标准参考》，供交警部门调解时参考。对于经交警部门调解成功的案件，若当事人申请法庭制作民事调解书，法庭在收到申请后2日内审查并制作民事调解书。

3、工作联动，确保处理交通事故案件工作效率最大化

提前收集证据材料，确保案件准确审理。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常出现肇事司机与车辆所有人之间存在挂靠、借用、租用、车辆转让未过户、被盗等复杂情况，这给法庭查明事实、确认责任主体造成很大困难。为此交警部门在处理事故发生时，就要有意识、有目的地及时、全面收集相关证据，查明车辆实际所有人、支配人及流转情况。

提前财产保全，保证权益实现。有的肇事方在事故发生后转移、藏匿、毁灭财产，致使法庭判决难以执行。为此，交警部门对无法达成调解的案件就直接告知受害人向法庭提请财产保全申请，并将法庭制作的格式化诉前财产保全申请书交给当事人填写，并告知其诉讼相关事宜。法庭作出保全裁定后，送达当事人及交警部门，由交警部门保管查封车辆至法庭对查封车辆作出处分为止。

协助查扣车辆，多领域合作。为了充分发挥交警部门在查扣控制车辆方面的有利优势，对非交通事故案件的其他执行案件，法庭如须查扣车辆，交警部门在收到协助查扣通知书后予以配合。

4、救助联动，确保事故受害人最大限度地得到救济

为加强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救助力度，交警部门保管法庭查封车辆时保全期间的停车费用原则上由肇事方承担，但若肇事车辆依法定程序处理后所得款仍不足支付赔偿款的，可由交警部门减少或免除停车费用。对于经济困难的重大交通事故案件受害人，综治办、交警部门和法庭应分别从各自职能方面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尽可能的减、缓、免受害方预交诉讼费用。

5、宣传联动，确保交通安全意识最大限度地普及

为了增强大众的交通安全意识，从源头上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综治办、交警大队与法庭定期共同举行交通安全宣传，并将宣传教育范围拓展到社区、工厂、单位、学校和家庭。

五、工作要求

（一）广泛宣传，深入发动。要对新的工作机制进行宣传，切实抓好内部动员部署工作；对目标任务的实现，要充分调动电视、电台、报纸等新闻媒体的积极性，加强社会舆论宣传，获得市民群众的支持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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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举措的创新，机制的完善，组织机构是保障，是关键，一年来，我县在“三调联动”调处的组织保障上始终坚持“党委、政府领导，综治部门协调，政法机关实施”，有效开辟了我县“大调解”格局。

一是切实加强了组织机构。为了加强对活动的组织领导，及时成立了由县委常委、政法委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公、检、法、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成员的三调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具体负责活动的研究部署、督促检查。并设立和谐平安联创中心，专门负责“三联调动”的组织协调工作，以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为平台，由中心统一承办矛盾纠纷的受理、分流、调处、督办、报结、回访等相关具体工作。使组织网络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一级抓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确保了三调联动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着力充实了队伍力量。今年以来，我县在积极筹建并逐步完善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大协调指导办公室建设的基础上，要求公、检、法、司等部门成立了专门的“三调联动”工作联络点，在工作联络点上又进一步明确了工作联络员，专门负责日常联动工作的衔接配合。广泛吸纳律师、法律工作者、退休法官、检察官、警察等积极参与“三调联动”的调解工作。

三是继续完善了基层调解网络。实践证明，利用亲情、乡情等外界力量是最行之有效的调处方式。于是，我县坚持继续完善以县矛盾纠纷调处中心为龙头，以村调委会和纠纷调解员、纠纷信息员、法制宣传员为基础，其他调解组织形式为补充的基层调解网络。以民主法治村的规范标准建设为契机，要求在每个村委会都设立了矛盾纠纷调处室，形成上下贯通、左右衔接、配合联动的基层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网络体系。今年，在基层人民调解员的经费保障上我县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落实了调解员的补助津贴，有效调动了他们的调处工作积极性。

二、抓责任落实，构建“第一责任人”格局

三调联动的目标是稳定，联调的方式是整合调处资源，但是，如果联调工作不突出责任的落实，就会欲盖弥彰，反而成为各部门推卸调处责任有效借口。

一是坚决推行联调责任追究。在联动调处的主管上，实行责任首问责任制；在联动调处的承办上，实行“一个矛盾、一个领导、一套班子、一套方案、一抓到底”的“五个一”责任追究模式。坚持推行“谁家孩子谁家管”，严格杜绝以联动调处作为推卸各自调处责任和踢皮球的借口。明确了在各自调处与联动调处的实际结合中，要以各自调解为主，需要联动调处，也应当多联动，少移送，多采用相互派员支持调解的工作方式。今年，突出要求了矛盾纠纷在接转上一定要落实到位，确保在人员、场所、程序上有效对接，制定联动调处工作考核奖惩办法，有效督促责任到位。

二是严格规范联调工作流程。按照受理、约谈、告知权利义务、调解、整理归档、办结的工作流程，将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坚持依法调处，切实规范调委会运作。按照工作的实际需要和各部门的职能，整合内部资源，发挥综合优势，联动联调，保证了每起纠纷有人问、有人管、有人结。明确规定，在联动接转调处案件中，受理单位一定要向承办单位随时跟踪了解调处情况，承办单位也要向受理单位随时反馈实际调处情况。

三是准确把握联调工作原则。今年6月份，全县政法机关举办了一次“三调联动”工作理念的集体轮训和大讨论活动。活动的深入开展，有效地将调解优先的工作理念贯彻到每位政法干警脑海中，要求每位干警必须始终坚持“调解前置”、“引导调解与自愿调解相结合”以及“各自调解与联动调解相结合”的原则。在办案中要自觉运用调解手段定纷止争，做到“能调则调，当判则判，多调少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积极引导当事人把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首要方式，同时充分尊重各方当事人的意愿和诉讼权利，不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方式和调解结果。

三、抓调解联动，牢筑“第一道”稳定防线

纠纷矛盾是客观存在的，关键在调处和化解，及时、妥善地排查和处理矛盾纠纷，是保持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今年，我县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工作要求，明确“三调联动”工作重点，在调处和化解上狠下功夫，注重调解手段和意识的有效联动，确保了社会稳定。

一是强化调解手段，着力提高调处成功效率。我县分别总结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三种调解的先进经验和现存问题，不断强化教育培训，提高调解员的政治业务素质、政策法律水平和调解纠纷能力。并组织各部门有关工作人员进行了集中交流，谈经验，说体会，谋举措，不断增强和丰富调解技能和手段，最大发挥三种调解手段的优越性，扬长避短，整合资源，有效提高了各部门的调解结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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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个到位，抓好联调机制。一是网络组建到位。乡、村分别成立了由政府“一把手”挂帅的矛盾纠纷调处中心。全乡5个行政村、1个居委会均建立了人民调解委员会村组成立了调解小组。一张“纵到底、横到边”的调解网络覆盖全乡。二是力量配备到位。乡矛盾纠纷调处中心由综治办牵头，以司法所为依托，抽调妇联、民政、计生、农林水、派出所等职能站共同参与。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设立专职调解员，负责从事具体工作。村（居）调委会吸收老党员、老干部、退休老教师担任义务调解员。

三、督查考核到位。“三调联动”工作纳入综治考核以及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实行年初签定责任目标，年中随机督查，年底考核相结合。考核办法明确规定：凡是责任区域内发生一起矛盾纠纷上交则在年终考核时相应扣分，与各级干部奖惩、待遇，调解员的补助挂钩，从而将调解工作责任落实在基层。同时细化了领导包案、特殊群体帮扶等考核奖惩办法。

四、狠抓落实，化解矛盾纠纷。一是突出化解涉及全面深化改革领域的矛盾纠纷。主要是因政策和改革措施的出台引起的利益关系调整出现的矛盾纠纷的预防化解工作，对可能影响稳定的新矛盾、新问题及早开展研究分析，提出对策建议，落实应对措施。加强信息搜集研判预警和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做好突发事件处置工作。二是突出化解涉及民生利益的矛盾纠纷。在重大节日、重要会议期间、政治“敏感”时期，加大资源环保、婚姻家庭等涉及民生利益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确保各个时期社会政治稳定。三是突出化解涉及群体性上访和非正常上访的矛盾纠纷。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利用各种资源，认真负责地解决非正常上访人员的合理诉求，对确实无法按期解决的，制定好解决方案，明确解决时限，落实稳控措施，做到案案有人管、件件有人办、事事有结果。

五、主要做法：一是扎实深入地做好矛盾纠纷排查工作。通过走访群众、接待来访、召开座谈会等方式，逐村组逐户摸排梳理，掌握矛盾纠纷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对不稳定因素和可能引发越级上访、非正常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的矛盾纠纷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同时，对已掌握的矛盾纠纷进行统计、梳理和分析，按照纠纷性质、类型、诱因、涉及人数、重点人员、积压时间、难易程度和事态预测分门别类进行登记，落实工作责任，限期解决并上报处理结果。至目前为止，已成功调处9起民事纠纷。二是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体制，健全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为了加大排查力度，结合专项整治活动，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早调处。全无因调解不力而引起的民转刑案件、群体械斗等案件发生。

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三调联动”机制的建立，充分发挥了人民调解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的优势，使大量的社会矛盾通过人民调解程序得以化解，极大地化解社会矛盾的司法成本，但在实践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调解资源整合不够顺畅。一方面，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一些复杂矛盾纠纷，如房屋拆迁纠纷、征地纠纷、劳资纠纷等，涉及面广，需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协同“作战”，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机构，导致调解资源不能合理配置，“联动”力度不够强。另一方面，“联动”的制约机制不完善。现行考核办法仅对各成员单位的调解工作目标任务作了要求，对各部门参与“联动”缺少明确要求、有效制约，而各成员单位间相互没有管辖权，因此往往造成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各自为政和互相推诿，不能很好地形成配合，难以形成合力。二是调解主体参与意识不强。调解工作有别于一般执法行为，既需要宽广的知识面、较深的专业知识、良好的道德修养，还需要有花大量的时间、精力，要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同时，稍有差池容易出现“费力不讨好”的现象。加上地方对“三调联动”价值、功能缺乏深刻认识，指导方式简单，培训制度不能落实，不善于调动调解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所组建的人民调解组织机构涣散，人员不足，保障不力，导致人民调解组织成员处理纠纷时存在推诿、拖延、草率等现象，未能认真履行指导人民调解工作的职责，导致矛盾纠纷的激化、上移。三是体制经费保障不够到位。一方面对调解主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现行条件下，行政调解、司法调解主体均是公务员，有完整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而人民调解中的调解主体一般为村干部或当地较有权威、名望的人士，缺乏健全的社会保障，主要靠其自觉、主动进行调解，导致其履行调解职责有时不够积极，不愿全力投入调解工作。

要做好“三调联动”工作，使三者更好地运转、衔接、联动，就必须进一步强化调解组织、人事、财政等方面的保障。为了确保“三调联动”在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出更大的优势，使其功能得以最佳发挥，我们提出如下建议：

一是建立健全“联动”机制。要健全联调机制、完善联动机制、提升联调工作水平，确保“三调联动”联得起、调得动、调得好，不断推进我乡“三调联动”工作健康有序发展。

三调范文篇7

关键词：三调汤;失眠;临床疗效;经济学价值

失眠是指在相当长的持续性时间内睡眠时间不足、质量不佳，而且对日间社会功能造成较大影响［1］，中医学将其归属于“不寐”范畴。目前西医常用治疗药物有佐匹克隆、艾司唑仑、阿普唑仑、地西泮等，虽短期疗效较好，但远期效果欠佳，且存在较多的副作用，容易形成药物依赖和耐药。中医药在该病的治疗上具有一定的优势，但临床缺乏统一的疗效标准，不能充分体现其治疗的有效性和经济学价值。鹤壁市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采用经验方三调汤治疗失眠，取得了较好的临床疗效，且经济学价值较大，现总结报告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选取2017年1月—2020年1月鹤壁市中医院、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收治的156例失眠患者，按照随机数表法分为中药组和常规组各78例。中药组中，男37例，女41例;年龄(42．28±10．13)岁;病程(8．34±2．71)月;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PSQI)评分(15．78±2．46)分。常规组中，男38例，女40例;年龄(40．97±11．25)岁;病程(9．05±2．84)月;PSQI评分(16．03±2．34)分。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1．2诊断标准依据《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2］失眠症诊断标准拟定:每晚入睡时间＞30min;睡眠质量差、多梦易醒(＞2次/晚)，或有早醒及醒后不能再次入睡;总睡眠时间每日＜5h;症状持续时间＞1月。中医诊断依据《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病证部分》［3］不寐标准，辨证属于阴虚火旺，症见心烦不寐，心悸不安，腰膝酸软，伴头晕耳鸣，健忘，口干津少，五心烦热，舌红少苔，脉细。1．3纳入标准①所有病例均符合上述中西医诊断;②既往未服镇静催眠类药物，或已服但停药＞1月;③身体状况良好，临床资料完整，治疗依从性好;④患者自愿参与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1．4排除标准①孕妇及哺乳期妇女;②心脑血管、内分泌、神经系统或精神疾病引起失眠者;③因长期熬夜、酗酒或者滥用药物导致失眠者;④有严重肝、肾功能不全或严重药物过敏者。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通过。

2治疗方法

2．1常规组给予常规镇静催眠类药物治疗，包括佐匹克隆、地西泮、阿普唑仑、艾司唑仑、喹硫平等。用法:根据患者失眠程度、药物敏感性等，选择相应药物治疗，并根据症状改善情况调整药物剂量。2．2中药组给予自拟方三调汤治疗。方药组成:柴胡12g，黄芩12g，当归15g，白芍15g，白术(炒)15g，茯苓15g，枸杞子15g，炒酸枣仁18g，龙眼肉15g，炙甘草6g。加减:失眠重者，加生龙骨、生牡蛎各12g;焦虑者，炙甘草用至12g，并加入浮小麦12g，大枣3枚;多梦者，加朱砂、琥珀各3g;心烦、急躁者加茵陈12g;梦魇者，加珍珠母12g;乏力者，加黄芪15g。每日1剂，水煎取汁服400mL，早晚分服。两组均治疗12周后评定疗效。

3疗效观察

3．1观察指标观察两组患者的临床疗效，PSQI量表评分改善情况，药物不良反应情况，以及停药后复发率，并进行成本－效果分析。3．2疗效标准①临床疗效:以经治后患者失眠症状基本消失，夜眠时间增加≥5h为显效;患者失眠症状明显好转，5h＞夜眠时间增加≥2h为有效;患者失眠症状无明显改善甚至加重，夜眠时间增加＜2h为无效。②PSQI量表评分:参照《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4］进行评分，包括19个自评条目和5个他评条目，由入睡时间、睡眠质量、睡眠时间、睡眠障碍、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和镇静催眠药物在内的7项评分组成，每个评分项分0～3共4个评分等级，总分是21分，得分越高，说明患者睡眠越差。3．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用［例(%)］表示，采用χ2检验。以P＜0．05表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4治疗结果见表1～表4。

4讨论

失眠是最常见的睡眠障碍之一，治疗常用药物为苯二氮卓类受体激动剂、褪黑素受体激动剂和具有催眠作用的抗抑郁药物等［5］。但由于上述药物副作用大，影响患者日间生活功能，且有依赖性、耐药性，临床疗不理想。该病属中医学“不寐”范畴，其常见病机为阴阳气血失和、脏腑功能失调［6］，中药治疗强调调和阴阳、调整脏腑功能。本研究所用三调汤，对多种类型的失眠均有良好效果，但缺乏足够的循证学依据，特别是关于成本－效果的分析，更缺乏足够的研究。该方是由逍遥散、归脾汤和小柴胡汤加减化裁而成，其中柴胡有条达肝胆之气、透达内外的作用，黄芩可清肝胆湿热。两者配伍，清泻肝胆湿热、疏泄肝胆气郁。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柴胡有镇静作用，可延长环己巴比妥的睡眠作用;而黄芩不仅有抗炎作用，还可加强对小鼠大脑皮层的抑制［7］。当归养血活血，改善脑循环;白芍滋阴柔肝，有一定的镇痛解痉及扩血管作用;炒白术、茯苓健脾除湿;枸杞子和龙眼肉滋阴补肾、养血安神;炒酸枣仁养心补肝、宁心安神，主治虚烦不眠，惊悸多梦;炙甘草滋阴养血的同时又有调和诸药的作用。诸药合用，共奏疏肝健脾、养血安神之功。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药组治疗总有效率高于常规组(P＜0．05)，睡眠质量、睡眠效率、日间功能障碍、PSQI总评分和不良反应发生率均低于常规组(P＜0．05)，两组入睡时间、睡眠时间、睡眠障碍评分和停药后复发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三调汤治疗失眠效果更好。成本－效果分析作为基本的药物经济学分析方法之一，其目的是通过对比不同治疗方案在单位治疗效果内的花费，以寻找最低成本的治疗方案，即寻找成本和效果的最佳平衡点。本研究表明，在单位疗效内，中药汤剂的药物成本更低，具有更明显的经济学优势。而且其不良反应更低，也更利于人群接受。分析其原因，中药虽然价格偏高，但通过辨证施治，治疗针对性更强，提高了治疗效率;而镇静催眠类西药存在肝肾功能损害，长期用药有耐药性，需要增加剂量或合并两种以上的药物同时应用，甚至需要添加其他对症治疗的药物，在增加药物治疗成本的同时，却没有相应地增加疗效，导致单位疗效内，常规组的成本更高［8］。综上所述，三调汤治疗失眠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和较高的经济学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敏，成明建，曾晓燕，等．百乐眠胶囊联合艾司唑仑治疗失眠症的疗效观察［J］．现代药物与临床，2020，35(4):697-700．

［2］中华医学精神科分会．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CCMD-3)［M］．3版．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4．

［3］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中医病证部分［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50．

［4］汪向东，王希林，马弘．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M］．北京: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

［5］黄庆玲，高东，乐发国，等．百乐眠胶囊联合自助认知行为疗法对慢性失眠症的疗效［J］．中华医学杂志，2016，96(36):2893-2897．

［6］马驰远，刘向哲．失眠症的中医治疗研究进展［J］．中医研究，2020，33(4):71-74．

［7］陈锦宇．针刺结合穴位埋线治疗失眠症的临床观察研究［J］．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电子杂志，2019，7(29):142-143．

三调范文篇8

一、加强三调联动组织建设。

加强驻法庭、驻检察院三调联动工作室的规范化建设；其次，认真贯彻落实上级关于加强“三调联动”工作组织建设的文件精神。首先在进一步在巩固完善人民调解驻公安派出所调解室建设的同时。进一步建立健全村级调解组织，将三调联动工作触角向村居社区延伸，形成及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大调解格局。

二、拓展三调联动工作领域。

开展全县排查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攻坚活动，充分利用三调联动工作平台。适时组织开展重大节日，重要会议和敏感期矛盾纠纷排查，重点开展对重大遗留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主动预防和妥善调处由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和民转型案件。引导各级调解组织工作部门，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调处民间纠纷的同时，引导三调联动工作向劳动人事争议、道路交通事故民事赔偿等领域拓展。

三调范文篇9

关键词：线性度，失真，三阶交调截取点，IP3

1.引言

在射频或微波多载波通讯系统中，三阶交调截取点IP3（Third-orderInterceptPoint）是一个衡量线性度或失真的重要指标。交调失真对模拟微波通信来说，会产生邻近信道的串扰，对数字微波通信来说，会降低系统的频谱利用率，并使误码率恶化；因此容量越大的系统，要求IP3越高，IP3越高表示线性度越好和更少的失真。本主要介绍了三阶交调截取点（IP3）测量方法。

2．计算三阶交调截取点

IP3通常用两个输入音频测试，这里所指的音频与我们在低频电子线路的音频有区别，实际上是两个靠的比较近的射频或微波频率，由式（1）表示：

当两个或多个正弦频率正好落在放大器的带宽内并通过一个非线性放大时，其输出信号将包括各种频率分量。三阶交调分量2F1-F2，2F2-F1是非线性中三次方项产生的，由于落在带宽内，是我们主要关注的非线性产物，见图1。

图2反映了基频（一阶交调）与三阶交调增益曲线，当输入功率逐渐增加到IIP3时，基频与三阶交调增益曲线相交，对应的输出功率为OIP3。IIP3与OIP3分别被定义为输入三阶交调载取点（InputThird-orderInterceptPoint）和输出三阶交调载取点（OutputThird-orderInterceptPoint）。

3．测量方法与设备

要精确的测量IP3需要谨慎遵守几个步骤，图4为测试框图，每部分的考虑和作用将影响测量精度，应尽量减少信号源和频谱分析仪产生的交调分量。附加在射频信号源与合成器之间的隔离器可以改善并隔离射频信号源之间的交调或混合，低通滤波器可以减少射频信号源的谐波成分。附加在被测放大器与频谱分析之间的隔离器可以改善与频谱分析仪的阻抗匹配，低通滤波器可以减少由被测放大器产生的谐波分量。

输出到频谱分析仪的信号功率不能太高，避免由频谱分析仪产生的非线性失真，对此要求射频信号源的输出功率要小，由图2可以看出，三阶交调输出功率（图中的b点）比一阶交调输出功率（图中的a点）要小很多倍，那么对测量的频谱分析仪的要求需要有高的动态范围。

综合以上的考虑后，需要谨慎遵守以下测量步骤：

[1]按照图4测试框连接好设备；

[2]设置射频信号源F1的频率和输出功率；

[3]设置射频信号源F2的频率和输出功率；

[4]设置频谱分析仪衰减电平、参考电平、中心频率、范围（SPAN）、分辨率等参数；

[5]提供符合被测放大器的工作条件（电压，电流）；

[6]调整射频信号源的输出功率并在频谱分析仪测得F1或F2的输出功率，此为a点的值并记录（比如-10dBm）；

三调范文篇10

一、指导原则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建设“平安”的目标，建立“党委政府统一领导，大调解中心牵头协调，司法行政具体实施，相关部门协作联动”的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新格局，坚持依法调解与以德调解、引导调解与当事人自愿调解相结合的原则，不断创新调解机制，强化调解职能，提高调解公信度和权威性，使人民群众将调解作为解决矛盾纠纷的主要途径，为促进我乡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组织机构

乡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主任由乡党委书记担任，副主任由同志临时兼任，成员由乡综治办、司法所、派出所等部门负责人组成。

三、目标要求

（一）民转刑案件、民事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信访事件呈下降趋势。

（二）民调成功率、民事诉讼调解率、行政信访案件调解率提高。

（三）一般纠纷不出社，大纠纷不出村，疑难纠纷不出乡。

（四）确保不发生群体性事件；确保不出现民转刑案件；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四、工作职责

（一）落实上级“三调联动”工作规划。

（二）抓好各村、各单位单位矛盾纠纷调解组织建设，抓好力量配备。

（三）建立矛盾纠纷定期（月）排查制度，认真做好来信来电接待工作。

（四）及时向乡党委、政府和上级调解领导机构报告工作情况。

五、工作流程

(一)乡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联动工作流程

1.派出所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矛盾纠纷当事人寻求派出所帮助解决纠纷，接警人员经审查认为不够治安处罚或不属于治安调解范围的，应主动告知或建议当事人由其所在地或纠纷发生地人民调解组织进行调解。对民事纠纷引起的治安案件中民事损害赔偿事项，也可以告知和引导当事人选择人民调解。当事人接受建议的，派出所接警人员应与所在村（居）调解委员会取得联系，出具纠纷移交人民调解书，将纠纷交由村（居）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

2.在派出所建立人民调解工作室。派出所接受人民群众报警后，将经审查不够治安处罚的民间纠纷，或治安纠纷中的民事纠纷事项出具矛盾纠纷移交人民调解书，移交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处理。驻所人民调解工作室依照人民调解有关法律、法规主持调解，制作人民调解协议书，报乡人民调解委员会确认盖章后生效。

3.对于复杂、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实行派出所和人民调解组织联合调解。发挥派出所执行国家法律、法规的权威和乡村人民调解组织深入群众，熟悉民情的优势，共同调处复杂、疑难社会矛盾纠纷，切实使辖区的社会矛盾纠纷早化解、防激化。

（二）乡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对接工作流程

1.受理纠纷。案件受理来源：接待来信来电案件、矛盾纠纷排查中掌握到的、派出所或人民法庭人民调解工作室移交的、各级负责同志和调解领导小组办公室交办的。

2.合理分流。涉及土地、宅基地等权属、由国土、民政部门共同负责；涉及工商户之间的纠纷，由工商部门牵头负责；涉及婚姻、家庭、邻里等纠纷，由司法所为主，派出所、民政、妇联等部门共同负责；涉及国家建设的因征地拆迁、建筑施工等引发的矛盾纠纷，由建设主管部门牵头负责；学校或教育系统内部的矛盾纠纷，由教育部门负责。其他分工不明确的矛盾纠纷，由大调解中心协调有关部门进行调处。

3.确定调解方案。一般案件由大调解中心值班人员报请大调解中心，提出拟办意见后，由主任直接组织或安排调解人员调处。重大案件由大调解中心办公室主任报请乡党政负责人，集体研究确定调处方案。

4.限期调处。按照确定的调解方案调处矛盾纠纷，小矛盾纠纷当日接案当日调处完毕，一般矛盾纠纷3-5天调处结案，大的矛盾纠纷5-7天调处结案，最长不能超过一个月。对于调解三次以上仍调解不成的，引导当事人进入诉讼程序。

（三）乡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流程

由大调解中心和人民法庭按照乡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流程办理，如果条件允许，可在人民法庭设立诉前调解窗口，由人民调解员担任工件人员，引导当事人进入诉前调解程序。

六、工作措施

（一）加强调解工作领导

乡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加强领导和协调，把调解工作作为和谐司法、和谐施政的重要措施，贯穿工作的各个环节。要帮助调解工作顺利开展解决实际问题，提供工作力量和工作经费的保障。

（二）建立联动机制

1.建立矛盾纠纷定期排查制度。以乡矛盾纠纷大调解中心为主，会同司法、信访、派出所等部门，每季度一次自下而上地全面排查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及时发现苗头，采取化解措施，并以报表形式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