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寂说范文10篇

热寂说范文篇1

[关键词]热寂说；熵增加原理；近代宇宙论

“热寂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宇宙学推论，它既是哲学上的一个原则问题，也是物理学上无法直接验证的问题，它的意义关系到包括生命物质在内的万物生长、发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以及人类和宇宙的未来等问题。所以一经提出，就一直受到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尚缺乏较全面的专论。本文试图对热寂说提出的历史进行较系统的考察，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及批判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

一热寂说的提出

一般的热学和物理学史教科书都认为最早提出热寂说的物理学家是威廉·汤姆孙和克劳修斯。其实早在威廉·汤姆孙(W.Thomson)和克劳修斯(R.Clausius)一百多年前牛顿就已看出了他们后来提出的热寂说(heatdeath)。牛顿在其《光学》一书的疑问31(problems31)中描述了后人在一百多年后描述的可怕的宇宙毁灭景象：地球、行星、彗星和太阳这些物体，以及它们上面所有的一切，均将冷却和凝冻，变为非活性的物体。并且所有腐烂、生长、繁殖和所有生命现象，均将停止。所有的行星、彗星将不再能留在它们的轨道上运动。这就是说，牛顿在建立自己力学体系之初，就已意识到它的体系不能解释非弹性碰撞过程(实际上就是牵涉到热交换的过程)的不可逆性与宇宙稳定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牛顿提出了“主动原理保持和补偿运动”的物理思想。他指出：“所以，有一种按照主动保持和补偿运动的必要性，这就是重力的原因。行星和彗星由这个原理保持在轨道上，降落时物体获得大的运动，由发酵的原因，动物的心脏和血液保持永恒的运动和热量。地球内的部分持续生热，某些部分变得很热……太阳保持剧热并可见，以其光使万物变热。除去归之于这些主动原理之外，我们在宇宙间遇到的运动很少。”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虽然牛顿带有过分强烈的思辨性，但他在设法超脱机械论的局限性，希望用非机械论的解释摆脱力学带来的困难。然而在他那个时代，当能量、能量守恒定律以及各种运动形态均未出笼时，他的设想是很难有什么积极的成果的。为此，他只好求助于上帝的存在，希望上帝给以支援。他在同一书中又指出：“上帝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宇宙的持续的保持者。”“没有他的治理和监督，就会一事无成。说宇宙是一架大机器，无需神的干预即可以运转下去，就如同一个时钟不需要钟表匠的帮助而继续运转那样，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以把上帝说成是超凡的神灵为借口，想把天意和上帝对现实的统治排除掉。”

随后，欧勒、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和泊松等一批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从数学分析方面发展了力学，他们证明，太阳系中所有的变动都是周期性的，这种变动不仅在某一有限范围内进行，而且其增强或减弱的变化也是周期性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太阳系具有一种稳定性，而且在无限长的时期里，这种稳定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从而他们从物理思想中排除了上帝，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他们却由此而忽视了牛顿对于不可逆过程的担心，并想彻底抛弃这种忧虑，而宣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将永远稳定，应该说这也是物理思想史上的一次后退。

由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知，当W·汤姆孙和克劳修斯揭示了自然过程的不可逆性这一曾在历史上争论过的问题后，为什么会引起当时许多一流物理学家的高度重视!

1852年，W·汤姆孙在关于自然界中机械能耗散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向是能量转变为热而使温度拉平，最终导致所有物体的工作能力减小到零，达到热寂状态。他在1862年发表了《关于太阳热的可能寿命的物理考察》论文，明确提出“热寂说”。他写道：“热力学第二个伟大定律孕含着自然的某种不可逆作用原理，这个原理表明虽然机械能不可灭，却会有一种普遍的耗散趋向，这种耗散在物质的宇宙中会造成热量逐渐增加和扩散，以及热的枯竭，如果宇宙有限并服从现有的定律，那么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宇宙静止和死亡状态。”

从汤姆孙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从机械能转化为热而耗散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得出宇宙热寂的观点。随后克劳修斯在1865年的论文《论热的动力理论的主要方程的各种应用形式》中得出：“这个定律在宇宙中的应用，已得出一个结论，那是汤姆孙首先得出的，因此我才发表我所说的论文。”可见克劳修斯承认汤姆孙先于他提出热寂说，并启发他做进一步的尝试。

克劳修斯在1865年的上述论文中把宇宙看作一个孤立的绝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热的正向变化总是大于负向变化，因此他认为宇宙热量的总和将向一个方向变化而趋于最终状态。另外他指出，他的熵只包含了“热含量”和“热离散度”，而未考虑当时已知的热辐射和由“以太”传播的热量等。他写道：“由此熵尚未用尽，还必须考虑辐射热，或以太振动方式通过宇宙空间弥散热的其它形式，以及不包括在热名义下的那些扩展更远的某种运动。”正是在上述前提下得出他表示的宇宙基本定律：1)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2)宇宙的熵趋于极大。克劳修斯在1867年作的《关于机械热理论的第二定律》的讲演中，又进一步提出：“宇宙越是接近于其熵为一最大值的极限状态，它继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小；当它最后完全达到这个状态时，就不会再出现进一步的变化了，宇宙将永远处于一种惰性的死寂状态。”这就是著名的克劳修斯的“热寂说”的来历。

值得注意的是，开尔文和克劳修斯提出“热寂说”时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明确认为把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广到宇宙是有条件限制的，也就是假设宇宙是一个“有限”的体系；后者并没有做这样一个限定，而是毫无条件地推广到整个宇宙。在对“热寂说”的提出者进行客观评价时，这种区别是要特别认真对待的。

除W·汤姆孙外，在克劳修斯前提出热寂说的还有赫姆尔霍兹，这一点很久以来似乎被人们忽视了，他在1854年的一次讲演中就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意味着整个宇宙最终将处于温度均匀的状态，并且“自此以后，宇宙将陷入永恒的静止状态”，即热寂状态。

二热寂说的社会影响

热寂说的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它是基于严谨的科学定律而预言的“世界末日”。这种世界末日的悲观思想造成了19世纪欧美所特有的悲观情绪，使很多人因此对社会进步感到悲观失望，以致不仅自然科学家关心，人文学者也同样关心。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把它解释为19世纪所特有的低落情绪的原因，还把它与对社会进步的失望情绪相联系，正是这一观念给一些作家带来了一种对宇宙热死亡的忧郁心态。例如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英国诗人斯温伯恩曾这样描述了热寂：

不论是星星还是太阳将不再升起，

到处是一片黑暗，

没有溪流的潺潺声，

没有声音，没有景色，

既没有冬天的落叶，

也没有春天的嫩芽，

没有白天，也没有劳动的欢乐，

在那永恒的黑夜里，

只没有尽头的梦境。

美国的物理学史家G·霍尔顿把这种没落情绪正确地归之于社会原因。他在《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一书中指出：“热寂说对于一些流行作家有一种不健康的吸引力，这些作家沉湎于席卷欧美社会某些部分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由于熵的增加意味着更大的无秩序的混乱，这也许就是对社会崩溃和环境衰退的一种解释!”

这样，热力学第二定律被视为堕落的渊薮。因为它断言，一切都不免从有序走向无序，从整齐走向混乱。甚至更有人延伸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人种将从坏变得更坏，最终都要灭绝。总之，在19世纪末，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由它导出的热寂说，已成了社会声誉最坏的科学定律。

因此，从19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方案或假说来批判热寂说，试图证明热寂说只是一个佯谬，由此证明宇宙是不会热寂的。这些批判都十分令人钦佩，因为它们若成功了，就不仅拯救了物理学的名声，而且也“拯救了整个宇宙和人类”。三对热寂说的批判

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宇宙基本上是静态的，而且在时间上既无始又无终。但按照热寂说的说法，似乎宇宙早就该处于热寂状态了。然而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现实宇宙至今并没有达到热寂状态?由于热寂说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所以它问世不久，就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下面简要介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家之言以及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

1．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个代表性说法

(1)“麦克斯韦妖”的提出。1871年，麦克斯韦(J.Maxwell)曾以“麦克斯韦妖”给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一难题。他设想：一个容器分为A和B两部分，中间有一小孔，有一个小精灵能打开孔道，使快分子从A跑到B，慢分子从B跑到A，这样就在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使B温度升高，A温度下降。这样一来，热量自动从低温部分传向高温部分，系统的熵降低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受到了挑战。人们称这个小精灵为“麦克斯韦妖”。一百年来，“麦克斯韦妖”对许多物理学家一直有很大的诱惑力。麦克斯韦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处理的只是大块的物体而无法看出或处理借以构成物体分离的分子时，热力学第二定律才是正确的，并由此提出应当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应用范围加以限制。然而1929年，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揭开了“麦克斯韦妖”之谜。他指出：麦克斯韦妖有获得和储存分子运动信息的能力，它靠信息来干预系统，使它逆着自然界的自发方向进行。1951年布里渊更明确指出，妖精要识别分子，它必须有一个温度与环境不同的微型光源去照亮分子，这就要输入能量，按现代的观点，信息就是负熵，正是麦克斯韦妖将负熵输给了系统，才降低了系统的总熵。麦克斯韦妖正是以此为代价，才获得了所需要的信息(即负熵)的这额外的熵的产生，补偿了系统里熵的减少，从而引起熵的增加。他由此断言妖精是不存在的。

(2)玻尔兹曼的质疑。1872年玻尔兹曼(L.Bo—ltzmann)也指出：热力学在局部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它不是绝对的规律。他首先赋予熵的增加以统计解释，按照这样解释热平衡态总是伴随有涨落现象，后者是不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在宇宙的某些局部可以偶然地出现巨大的涨落，在那里熵没有增加，因此宇宙也就不可能产生热寂，甚至还在减少，因此宇宙也就不可能产生热寂。玻尔兹曼这种“涨落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尚缺乏事实根据。天文学观测表明，至今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现在的宇宙是处在热平衡态并存在着上下“涨落”。而且从逻辑上看，玻尔兹曼的“涨落说”实际上是把宇宙“热寂”已经放在他的前提中了，因而他首先承认“涨落”是在平衡态附近发生的。而对于任何“涨落”，不论它有多大，最后必然会消失，重新回到平衡状态。尽管后来一些物理学家，如莱辛巴赫(H.Reihenbaeh)等发展了玻尔兹曼的思想，把时间增加的方向作为熵增加的方向，并进一步指出了存在着熵的涨落现象，但同样由于缺乏观测证据支持而最终被放弃。

2．恩格斯对热寂说的批判

由于“热寂说”涉及到宇宙未来和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因而也引起了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关注，一百多年来，恩格斯对“热寂说”的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热寂说”刚刚提出，恩格斯就在1869年3月2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愈来愈冷却，宇宙中的温度愈来愈平均化，因此，最后将出现一个一切生命都不能生存的时刻，整个世界将由一个围着一个转的冰冻的球体所组成。我现在预料神父们将抓住这种理论，把它当作唯物主义的最新成就，用来作为“必须设想有上帝存在”的论证，而这种论证实质上是与辩证唯物论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又从能量守恒与转化的观点出发，对热寂说也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散射到太空中去的热必须有可能以某种方法——阐明这种方法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一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态，在这种运动形态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恩格斯依据天文观测资料“新星之突然地闪现以及熟知的旧星的突然增加光亮”指出散射到太空中的热能有重新集结的可能，他坚持辩证自然观的正确性，因此他写道：“我们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决不会丧失，因此它在某个时候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高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又一定以同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3．曾广为流行的其它观点

(1)熵增加原理只对孤立系统成立，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宇宙是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孤立系统。把在有限时空范围内得到的原理任意推广到整个宇宙是难以置信的。

(2)对整个宇宙而言，既存在着从有序向无序转化的过程，即熵增加过程，也存在着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过程，即熵减少过程。因此，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宇宙在历史的长河中，熵只是在不断地增加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对于非孤立系统，熵的变化可以形式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系统内部的不可逆过程引起的，叫做熵产生，用dis表示。另一部分是由于系统和外界交换能量或物质而引起的，叫做熵流用des表示。所以整个系统的熵变化是ds=dis+d3s一个系统的熵产生永远不可能是负的，即总有diS≥0，对于孤立系统，由于des=0，所以ds=dis>0，这就是熵增加原理的表达式。

但对于非孤立系，视外界的作用不同，熵流des可正、可负。如果des<0，且|des|>dis，就会有ds=dis+des<0，这表示经过这样的过程，系统的熵会减小，系统就由原来的状态进入更加有序的状态。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封闭系统或开放系统存在着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可能。为此《纽约时报》曾于1980年发表特稿，宣称普里高津的耗散理论帮助人类解决了一项科学上最扰人的似是而非的问题。然而，尽管这种理论具有很广的应用范围，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由于缺乏明确的物理图象和实验基础而不被天体物理学界所认可。

(3)熵增加原理的严格表述是：“一个热力学系统从一个平衡态出发，经过绝热过程，到达另一个平衡态，它的熵不减少。”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系在过程的开始和过程的终了都处在平衡态。而对于宇宙来说，在我们知识所及的历史年代里，宇宙一直处于远离平衡状态之中。因此，说我们所及的历史年代中宇宙的熵不断增加是没有根据的。四热寂说的终结

多少年来我们总有这样的感觉，对已有的对热寂说的批判说服力不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1948年，美籍俄裔物理学家伽莫夫(G.Gamow)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大爆炸”的宇宙理论，使热寂说的佯谬迎刃而解。

热寂说是以宇宙整体正在从非平衡趋于平衡的结论为前提的。然而大爆炸宇宙学的研究和观测表明，宇宙起源于150亿年前“原始火球”的一次大爆炸，大爆炸之后宇宙一直在膨胀。它不是趋于平衡，而是越来越趋于不平衡。按照熵增加原理，只对于每个静态的封闭体系，熵才有个固定的极大值Smax；对于膨胀着的系统，每一瞬时熵可能达到的极大值Smax一是与时俱增的。如果膨胀得足够快，系统不但不能每时每刻跟上过程以达到新的平衡，而且实际上熵值S的增长落后于Smax的增长，二者的差距越拉越长。虽然系统的熵不断增加，但它距平衡态却愈来愈远。我们的宇宙中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大爆炸宇宙理论得到了三个强有力的直接证据的支持，即哈勃红移、氦元素丰度和3K微波背景辐射。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Hubble)在研究了前人测量的星系距离资料后发现，这星系光谱线的颜色要比近星系的稍红一些，哈勃仔细的测量了这种红化，发现它呈系统性变化，而且，星系愈远，光谱线红移愈大，在进一步测定了许多星系光谱中特征谱线的位置后，哈勃证实了这个效应，并指出红移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星系在退行而使光波变长的结果。由此，他总结出了著名的哈勃定律：星系退行的速度与距离成正比。从哈勃定律人们会很自然地得出宇宙在膨胀的推论。这个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宇宙学——大爆炸理论的基础。

支持大爆炸宇宙论的第二个证据是宇宙中氦元素丰度的预言和测定。大爆炸发生一秒钟以后，宇宙是由极高温的基本粒子组成的“羹汤”，这时整个宇宙处于均匀的热平衡态。随着宇宙的膨胀和降温，其中的一些粒子逐次与其余部分粒子脱耦。此时产生的核反应使中子和质子聚合在一起，形成氦核，余下的核子(没有聚合的质子)自然就形成了氢核。精确的理论计算表明，当时应有23.6％的物质质量聚合成了氦核，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对众多星系中原始星云的发射光谱进行观测的结果表明，宇宙中氦的实际丰度为23.5％。这一结果与大爆炸的理论预言极为相符。

支持大爆炸理论的第三个证据是3K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大爆炸理论预言，现在的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种来自宇宙早期的均匀的、各向同性的微波背景辐射，它是宇宙早期的遗迹，频谱应该符合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温度约为3K。1965年这一预言被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A.Penjias)和威尔逊(R.Wilson)在宇宙观测中证实，此后亦为众多科学家进一步证实。这一结果表明，宇宙早期曾一度处于平衡态，处处都有相同的温度，而且物质也是相当均匀的，非均匀性不超过10-5，大爆炸之后，宇宙才逐渐偏离热平衡态，而今天宇宙中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已高达10—103。

另一方面，宇宙膨胀的原因是由于引力的作用。有引力作用的热力学与无引力作用的热力学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在不考虑引力的经典热力学中，加热则体系升温，冷却则体系降温，热容量是正值。而在一个自引力体系中情况则刚好相反，加热则体系变冷，放热则体系升温，热容量是负值。而负热容物体的存在对于热力学来说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一个体系中，如果同时存在着正热容物体和负热容物体，那么这个体系就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稍有扰动，平衡就会彻底遭到破坏而产生温差。因此，只要有引力体系存在，原则上就不存在稳定的热平衡，而宇宙间的天体或天体系统大多数正是这种引力系统。尽管自引力系统中熵是增加的，但由于没有热平衡，因而熵的增加是无止境的，永远没有极大值。

因此，“热平衡的存在对整个热力学是至关重要的，热平衡是热力学的出发点，而对于引力起作用的体系，实际上不存在热力学意义上的热平衡态，而是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现象在静态宇宙模型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开尔文和克劳修斯等人没有料想到的。

热寂说范文篇2

[关键词]热寂说；熵增加原理；近代宇宙论

“热寂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宇宙学推论，它既是哲学上的一个原则问题，也是物理学上无法直接验证的问题，它的意义关系到包括生命物质在内的万物生长、发展和消亡的普遍规律以及人类和宇宙的未来等问题。所以一经提出，就一直受到科学界和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尚缺乏较全面的专论。本文试图对热寂说提出的历史进行较系统的考察，并对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及批判作进一步的探讨和阐述。

一热寂说的提出

一般的热学和物理学史教科书都认为最早提出热寂说的物理学家是威廉·汤姆孙和克劳修斯。其实早在威廉·汤姆孙(W.Thomson)和克劳修斯(R.Clausius)一百多年前牛顿就已看出了他们后来提出的热寂说(heatdeath)。牛顿在其《光学》一书的疑问31(problems31)中描述了后人在一百多年后描述的可怕的宇宙毁灭景象：地球、行星、彗星和太阳这些物体，以及它们上面所有的一切，均将冷却和凝冻，变为非活性的物体。并且所有腐烂、生长、繁殖和所有生命现象，均将停止。所有的行星、彗星将不再能留在它们的轨道上运动。这就是说，牛顿在建立自己力学体系之初，就已意识到它的体系不能解释非弹性碰撞过程(实际上就是牵涉到热交换的过程)的不可逆性与宇宙稳定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牛顿提出了“主动原理保持和补偿运动”的物理思想。他指出：“所以，有一种按照主动保持和补偿运动的必要性，这就是重力的原因。行星和彗星由这个原理保持在轨道上，降落时物体获得大的运动，由发酵的原因，动物的心脏和血液保持永恒的运动和热量。地球内的部分持续生热，某些部分变得很热……太阳保持剧热并可见，以其光使万物变热。除去归之于这些主动原理之外，我们在宇宙间遇到的运动很少。”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虽然牛顿带有过分强烈的思辨性，但他在设法超脱机械论的局限性，希望用非机械论的解释摆脱力学带来的困难。然而在他那个时代，当能量、能量守恒定律以及各种运动形态均未出笼时，他的设想是很难有什么积极的成果的。为此，他只好求助于上帝的存在，希望上帝给以支援。他在同一书中又指出：“上帝既是宇宙的创造者，又是宇宙的持续的保持者。”“没有他的治理和监督，就会一事无成。说宇宙是一架大机器，无需神的干预即可以运转下去，就如同一个时钟不需要钟表匠的帮助而继续运转那样，这种观念实际上是以把上帝说成是超凡的神灵为借口，想把天意和上帝对现实的统治排除掉。”

随后，欧勒、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和泊松等一批物理学家和数学家从数学分析方面发展了力学，他们证明，太阳系中所有的变动都是周期性的，这种变动不仅在某一有限范围内进行，而且其增强或减弱的变化也是周期性的。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太阳系具有一种稳定性，而且在无限长的时期里，这种稳定性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从而他们从物理思想中排除了上帝，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他们却由此而忽视了牛顿对于不可逆过程的担心，并想彻底抛弃这种忧虑，而宣布太阳系(乃至整个宇宙)将永远稳定，应该说这也是物理思想史上的一次后退。

由以上简单的历史回顾可知，当W·汤姆孙和克劳修斯揭示了自然过程的不可逆性这一曾在历史上争论过的问题后，为什么会引起当时许多一流物理学家的高度重视!

1852年，W·汤姆孙在关于自然界中机械能耗散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在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向是能量转变为热而使温度拉平，最终导致所有物体的工作能力减小到零，达到热寂状态。他在1862年发表了《关于太阳热的可能寿命的物理考察》论文，明确提出“热寂说”。他写道：“热力学第二个伟大定律孕含着自然的某种不可逆作用原理，这个原理表明虽然机械能不可灭，却会有一种普遍的耗散趋向，这种耗散在物质的宇宙中会造成热量逐渐增加和扩散，以及热的枯竭，如果宇宙有限并服从现有的定律，那么结果将不可避免地出现宇宙静止和死亡状态。”

从汤姆孙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从机械能转化为热而耗散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得出宇宙热寂的观点。随后克劳修斯在1865年的论文《论热的动力理论的主要方程的各种应用形式》中得出：“这个定律在宇宙中的应用，已得出一个结论，那是汤姆孙首先得出的，因此我才发表我所说的论文。”可见克劳修斯承认汤姆孙先于他提出热寂说，并启发他做进一步的尝试。

克劳修斯在1865年的上述论文中把宇宙看作一个孤立的绝热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热的正向变化总是大于负向变化，因此他认为宇宙热量的总和将向一个方向变化而趋于最终状态。另外他指出，他的熵只包含了“热含量”和“热离散度”，而未考虑当时已知的热辐射和由“以太”传播的热量等。他写道：“由此熵尚未用尽，还必须考虑辐射热，或以太振动方式通过宇宙空间弥散热的其它形式，以及不包括在热名义下的那些扩展更远的某种运动。”正是在上述前提下得出他表示的宇宙基本定律：1)宇宙的能量是恒定的；2)宇宙的熵趋于极大。克劳修斯在1867年作的《关于机械热理论的第二定律》的讲演中，又进一步提出：“宇宙越是接近于其熵为一最大值的极限状态，它继续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小；当它最后完全达到这个状态时，就不会再出现进一步的变化了，宇宙将永远处于一种惰性的死寂状态。”这就是著名的克劳修斯的“热寂说”的来历。

值得注意的是，开尔文和克劳修斯提出“热寂说”时是有所不同的，前者明确认为把热力学第二定律推广到宇宙是有条件限制的，也就是假设宇宙是一个“有限”的体系；后者并没有做这样一个限定，而是毫无条件地推广到整个宇宙。在对“热寂说”的提出者进行客观评价时，这种区别是要特别认真对待的。

除W·汤姆孙外，在克劳修斯前提出热寂说的还有赫姆尔霍兹，这一点很久以来似乎被人们忽视了，他在1854年的一次讲演中就谈到热力学第二定律意味着整个宇宙最终将处于温度均匀的状态，并且“自此以后，宇宙将陷入永恒的静止状态”，即热寂状态。

二热寂说的社会影响

热寂说的提出，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因为它是基于严谨的科学定律而预言的“世界末日”。这种世界末日的悲观思想造成了19世纪欧美所特有的悲观情绪，使很多人因此对社会进步感到悲观失望，以致不仅自然科学家关心，人文学者也同样关心。

美国历史学家亨利·亚当斯把它解释为19世纪所特有的低落情绪的原因，还把它与对社会进步的失望情绪相联系，正是这一观念给一些作家带来了一种对宇宙热死亡的忧郁心态。例如具有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英国诗人斯温伯恩曾这样描述了热寂：

不论是星星还是太阳将不再升起，

到处是一片黑暗，

没有溪流的潺潺声，

没有声音，没有景色，

既没有冬天的落叶，

也没有春天的嫩芽，

没有白天，也没有劳动的欢乐，

在那永恒的黑夜里，

只没有尽头的梦境。

美国的物理学史家G·霍尔顿把这种没落情绪正确地归之于社会原因。他在《物理科学的概念和理论导论》一书中指出：“热寂说对于一些流行作家有一种不健康的吸引力，这些作家沉湎于席卷欧美社会某些部分的关于世界末日的悲观情绪。由于熵的增加意味着更大的无秩序的混乱，这也许就是对社会崩溃和环境衰退的一种解释!”

这样，热力学第二定律被视为堕落的渊薮。因为它断言，一切都不免从有序走向无序，从整齐走向混乱。甚至更有人延伸说，热力学第二定律表明人种将从坏变得更坏，最终都要灭绝。总之，在19世纪末，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由它导出的热寂说，已成了社会声誉最坏的科学定律。

因此，从19世纪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各种方案或假说来批判热寂说，试图证明热寂说只是一个佯谬，由此证明宇宙是不会热寂的。这些批判都十分令人钦佩，因为它们若成功了，就不仅拯救了物理学的名声，而且也“拯救了整个宇宙和人类”。三对热寂说的批判

长期以来，人们总以为宇宙基本上是静态的，而且在时间上既无始又无终。但按照热寂说的说法，似乎宇宙早就该处于热寂状态了。然而最使人不可理解的是，为什么现实宇宙至今并没有达到热寂状态?由于热寂说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给人以强烈的冲击，所以它问世不久，就遭到各方面的抨击。下面简要介绍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家之言以及比较流行的一些观点。

1．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两个代表性说法

(1)“麦克斯韦妖”的提出。1871年，麦克斯韦(J.Maxwell)曾以“麦克斯韦妖”给热力学第二定律提出了一难题。他设想：一个容器分为A和B两部分，中间有一小孔，有一个小精灵能打开孔道，使快分子从A跑到B，慢分子从B跑到A，这样就在不消耗能量的情况下，使B温度升高，A温度下降。这样一来，热量自动从低温部分传向高温部分，系统的熵降低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受到了挑战。人们称这个小精灵为“麦克斯韦妖”。一百年来，“麦克斯韦妖”对许多物理学家一直有很大的诱惑力。麦克斯韦认为，只有当我们能够处理的只是大块的物体而无法看出或处理借以构成物体分离的分子时，热力学第二定律才是正确的，并由此提出应当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应用范围加以限制。然而1929年，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揭开了“麦克斯韦妖”之谜。他指出：麦克斯韦妖有获得和储存分子运动信息的能力，它靠信息来干预系统，使它逆着自然界的自发方向进行。1951年布里渊更明确指出，妖精要识别分子，它必须有一个温度与环境不同的微型光源去照亮分子，这就要输入能量，按现代的观点，信息就是负熵，正是麦克斯韦妖将负熵输给了系统，才降低了系统的总熵。麦克斯韦妖正是以此为代价，才获得了所需要的信息(即负熵)的这额外的熵的产生，补偿了系统里熵的减少，从而引起熵的增加。他由此断言妖精是不存在的。

(2)玻尔兹曼的质疑。1872年玻尔兹曼(L.Bo—ltzmann)也指出：热力学在局部范围内是正确的，但它不是绝对的规律。他首先赋予熵的增加以统计解释，按照这样解释热平衡态总是伴随有涨落现象，后者是不遵守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在宇宙的某些局部可以偶然地出现巨大的涨落，在那里熵没有增加，因此宇宙也就不可能产生热寂，甚至还在减少，因此宇宙也就不可能产生热寂。玻尔兹曼这种“涨落说”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尚缺乏事实根据。天文学观测表明，至今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说明现在的宇宙是处在热平衡态并存在着上下“涨落”。而且从逻辑上看，玻尔兹曼的“涨落说”实际上是把宇宙“热寂”已经放在他的前提中了，因而他首先承认“涨落”是在平衡态附近发生的。而对于任何“涨落”，不论它有多大，最后必然会消失，重新回到平衡状态。尽管后来一些物理学家，如莱辛巴赫(H.Reihenbaeh)等发展了玻尔兹曼的思想，把时间增加的方向作为熵增加的方向，并进一步指出了存在着熵的涨落现象，但同样由于缺乏观测证据支持而最终被放弃。

2．恩格斯对热寂说的批判

由于“热寂说”涉及到宇宙未来和人类命运等重大问题，因而也引起了哲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关注，一百多年来，恩格斯对“热寂说”的批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热寂说”刚刚提出，恩格斯就在1869年3月2日致马克思的信中指出，这种理论认为，世界愈来愈冷却，宇宙中的温度愈来愈平均化，因此，最后将出现一个一切生命都不能生存的时刻，整个世界将由一个围着一个转的冰冻的球体所组成。我现在预料神父们将抓住这种理论，把它当作唯物主义的最新成就，用来作为“必须设想有上帝存在”的论证，而这种论证实质上是与辩证唯物论背道而驰的。

恩格斯在其《自然辩证法》导言中，又从能量守恒与转化的观点出发，对热寂说也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批判。他指出：“散射到太空中去的热必须有可能以某种方法——阐明这种方法将是以后自然科学的课题一转变为另一种运动形态，在这种运动形态中它能够重新集结和活动起来。”恩格斯依据天文观测资料“新星之突然地闪现以及熟知的旧星的突然增加光亮”指出散射到太空中的热能有重新集结的可能，他坚持辩证自然观的正确性，因此他写道：“我们确信，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是同一的，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决不会丧失，因此它在某个时候以铁的必然性毁灭自己在地球上的最高的花朵——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某个时候又一定以同一种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

3．曾广为流行的其它观点

(1)熵增加原理只对孤立系统成立，目前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说宇宙是这样的一个封闭的孤立系统。把在有限时空范围内得到的原理任意推广到整个宇宙是难以置信的。

(2)对整个宇宙而言，既存在着从有序向无序转化的过程，即熵增加过程，也存在着无序向有序转化的过程，即熵减少过程。因此，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宇宙在历史的长河中，熵只是在不断地增加的结论，是没有什么根据的。耗散结构理论认为，对于非孤立系统，熵的变化可以形式地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于系统内部的不可逆过程引起的，叫做熵产生，用dis表示。另一部分是由于系统和外界交换能量或物质而引起的，叫做熵流用des表示。所以整个系统的熵变化是ds=dis+d3s一个系统的熵产生永远不可能是负的，即总有diS≥0，对于孤立系统，由于des=0，所以ds=dis>0，这就是熵增加原理的表达式。

但对于非孤立系，视外界的作用不同，熵流des可正、可负。如果des<0，且|des|>dis，就会有ds=dis+des<0，这表示经过这样的过程，系统的熵会减小，系统就由原来的状态进入更加有序的状态。这就是说，对于一个封闭系统或开放系统存在着由无序向有序转化的可能。为此《纽约时报》曾于1980年发表特稿，宣称普里高津的耗散理论帮助人类解决了一项科学上最扰人的似是而非的问题。然而，尽管这种理论具有很广的应用范围，但对于整个宇宙来说，由于缺乏明确的物理图象和实验基础而不被天体物理学界所认可。

(3)熵增加原理的严格表述是：“一个热力学系统从一个平衡态出发，经过绝热过程，到达另一个平衡态，它的熵不减少。”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体系在过程的开始和过程的终了都处在平衡态。而对于宇宙来说，在我们知识所及的历史年代里，宇宙一直处于远离平衡状态之中。因此，说我们所及的历史年代中宇宙的熵不断增加是没有根据的。四热寂说的终结

多少年来我们总有这样的感觉，对已有的对热寂说的批判说服力不强，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1948年，美籍俄裔物理学家伽莫夫(G.Gamow)和他的同事提出了一个“大爆炸”的宇宙理论，使热寂说的佯谬迎刃而解。

热寂说是以宇宙整体正在从非平衡趋于平衡的结论为前提的。然而大爆炸宇宙学的研究和观测表明，宇宙起源于150亿年前“原始火球”的一次大爆炸，大爆炸之后宇宙一直在膨胀。它不是趋于平衡，而是越来越趋于不平衡。按照熵增加原理，只对于每个静态的封闭体系，熵才有个固定的极大值Smax；对于膨胀着的系统，每一瞬时熵可能达到的极大值Smax一是与时俱增的。如果膨胀得足够快，系统不但不能每时每刻跟上过程以达到新的平衡，而且实际上熵值S的增长落后于Smax的增长，二者的差距越拉越长。虽然系统的熵不断增加，但它距平衡态却愈来愈远。我们的宇宙中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

大爆炸宇宙理论得到了三个强有力的直接证据的支持，即哈勃红移、氦元素丰度和3K微波背景辐射。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E.Hubble)在研究了前人测量的星系距离资料后发现，这星系光谱线的颜色要比近星系的稍红一些，哈勃仔细的测量了这种红化，发现它呈系统性变化，而且，星系愈远，光谱线红移愈大，在进一步测定了许多星系光谱中特征谱线的位置后，哈勃证实了这个效应，并指出红移现象的产生是由于星系在退行而使光波变长的结果。由此，他总结出了著名的哈勃定律：星系退行的速度与距离成正比。从哈勃定律人们会很自然地得出宇宙在膨胀的推论。这个重大发现奠定了现代宇宙学——大爆炸理论的基础。

支持大爆炸宇宙论的第二个证据是宇宙中氦元素丰度的预言和测定。大爆炸发生一秒钟以后，宇宙是由极高温的基本粒子组成的“羹汤”，这时整个宇宙处于均匀的热平衡态。随着宇宙的膨胀和降温，其中的一些粒子逐次与其余部分粒子脱耦。此时产生的核反应使中子和质子聚合在一起，形成氦核，余下的核子(没有聚合的质子)自然就形成了氢核。精确的理论计算表明，当时应有23.6％的物质质量聚合成了氦核，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对众多星系中原始星云的发射光谱进行观测的结果表明，宇宙中氦的实际丰度为23.5％。这一结果与大爆炸的理论预言极为相符。

支持大爆炸理论的第三个证据是3K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大爆炸理论预言，现在的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种来自宇宙早期的均匀的、各向同性的微波背景辐射，它是宇宙早期的遗迹，频谱应该符合普朗克黑体辐射公式，温度约为3K。1965年这一预言被射电天文学家彭齐亚斯(A.Penjias)和威尔逊(R.Wilson)在宇宙观测中证实，此后亦为众多科学家进一步证实。这一结果表明，宇宙早期曾一度处于平衡态，处处都有相同的温度，而且物质也是相当均匀的，非均匀性不超过10-5，大爆炸之后，宇宙才逐渐偏离热平衡态，而今天宇宙中物质分布的不均匀性已高达10—103。

另一方面，宇宙膨胀的原因是由于引力的作用。有引力作用的热力学与无引力作用的热力学得出的结论完全不同。在不考虑引力的经典热力学中，加热则体系升温，冷却则体系降温，热容量是正值。而在一个自引力体系中情况则刚好相反，加热则体系变冷，放热则体系升温，热容量是负值。而负热容物体的存在对于热力学来说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在一个体系中，如果同时存在着正热容物体和负热容物体，那么这个体系就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稍有扰动，平衡就会彻底遭到破坏而产生温差。因此，只要有引力体系存在，原则上就不存在稳定的热平衡，而宇宙间的天体或天体系统大多数正是这种引力系统。尽管自引力系统中熵是增加的，但由于没有热平衡，因而熵的增加是无止境的，永远没有极大值。

因此，“热平衡的存在对整个热力学是至关重要的，热平衡是热力学的出发点，而对于引力起作用的体系，实际上不存在热力学意义上的热平衡态，而是不稳定的状态。”这种现象在静态宇宙模型中是不可能发生的，也是开尔文和克劳修斯等人没有料想到的。

热寂说范文篇3

2004年10月27日的早晨，北京又一次笼罩在大气污染的阴霾之中，报纸上和电视、收音机里依旧传来关于煤电油运出现紧张的信息……

这一天，从世界22个国家和地区飞来了近400名能源专家汇集到北京友谊宾馆，探讨采用一种正在全世界兴起的新型能源利用方式--“分布式能源”技术能否帮助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座飞起的大山

许多年前，现任的北京市长曾经有一个经典的比喻，与中国相比四小龙是几块石头，石头飞过来虽然可怕，但一座山慢慢滚过来将会使你从心底震撼。然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不仅仅是一座滚动的大山，而是一座飞起来的大山，而且是一座比石头飞的更快的大山。

中国的崛起引起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全世界最想知道的就是这座飞起来的大山将按照什么轨迹，最终将飞向何方？正是因为某种担忧，能源专家们才从世界的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中国的资源能不能支撑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实实在在已经成为全世界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长期以来，我们总是以为中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国民和政府都未能树立资源危机的意识。然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均资源水平极低，几乎所有人均资源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中国矿产资源紧缺矛盾日益突出，石油、煤炭、铜、铁、锰、铬储量持续下降，缺口及短缺进一步加大，中国45种主要矿产的现有储量，能保证2010年需求的只有24种，能保证2020年需求的只有6种，资源瓶颈已经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和平崛起”是我们对全世界的承诺，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确定无误的既定方针，但是，似乎全世界并不关注我们的目标和承诺，正像这次来北京参加《世界分布式能源联盟年会》的外国专家所言：关键是过程，你们将采用什么办法来实现你们的目标？

熵的世界观--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我们传统的世界观是建筑在19世纪中叶，主要的科学基础是牛顿的三个机械定律和热力学第一定律，以及达尔文的“进化论”。基本的观念是“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运动着物质的永远循环是宇宙的最终结论”，认为世界总的方向是从无序向有序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人类大同世界，地球上的资源和能量将随着技术的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1850年德国科学家克劳修斯总结并表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定律”（加入的热量/绝对温度＝熵），他认为：热可以自发地从高温传向低温，而低温不会自发的传向高温。简单地说，一杯热水可以自己变冷，确不会自动变热，除非借助外部更多的能量。能量虽然守恒，但质量却发生了变化，一桶温水可能比一小锅开水所含的热量要多，但它永远煮不熟一个鸡蛋。熵会自发的越来越增加，而不会自动减少。热向何处去了？向更低的温度散去，直到绝对温度－273℃，一旦散去将难以重新聚积，一旦能量散尽，温差将消失，宇宙将热寂，能量实际上是从有序向无序发展。

进入20世纪，科学突飞猛进，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科学家发现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而并非是导师批判的“形而上学”。特别是俄罗斯出生的比利时科学家普利高津，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广泛的延伸，并创立了耗散结构理论。不仅能源科学进一步证实了这些理论的正确性，资源专家也相信尽管物质不灭，但资源的品位将逐渐失去，最终将无法再利用。宇宙天文学家肯定地认为：对于太阳和地球，熵定律是一切自然定律中的最高定律，因为对于宇宙和天体的研究，越来越证实这一定律的正确。物理学家也发现时间是不可逆的，如同熵增加的过程也不可逆转一样，时间和能量起源于一点，时间最终指向熵增加。生物学家发现生命的过程也在熵定律的涵盖之下，生命就是一个能量的过程，生命的能量过程就是整个宇宙的能量过程中的一部分，生命逝去的过程恰恰就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而环境学家也认为熵增正是地球环境面临的规律性问题，甚至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也在沿用着这一定律来分析、认识和解释问题。

熵定律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它为人类规范了一种行为界线，我们无法逆转熵的方向，就像无法逆转时间一样，但是可以减缓熵增加的速度和过程，通过我们对自身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调整和约束，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观念进步，来减缓有效资源和有效能量的耗散速度。20世纪70年代，先后两次石油危机之后使人们更加坚信不移，世界的资源不可能无限制地支持人类的高速发展和肆无忌惮的消费，“物质极大丰富”仅仅是一个梦想，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序性是由更多的无序作为代价的。因此，“可持续发展”、“绿色GDP”和“循环经济”等等观念开始成为人类文明的主题，影响人类的发展进程。实际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发展观”。

在熵的世界观的感召下，为了落实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转变，一些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能效为核心的“行动浪潮”在西方发达国家迅速涌起，相应发展出“能源需求侧管理（DSM）”、“合同能源管理（EMC）”、“综合资源规划（IRP）”、“资源环境交易”、“温室气体减排机制”、“能源服务公司（ESCo）体系”等等，这些立足于需求侧的能源优化和以节能环保为盈利空间的市场化运作手段得到了社会和政府的支持，同时也提出了在需求侧和一些小规模资源综合利用现场直接建立相关的能源利用设施的必要性。从此，分布式能源（DE）得到了发展。

何谓“分布式能源”

所谓“分布式能源”是指：在用户附近的或小规模资源综合利用现场建立的能源系统，它包括：能源综合利用和可再生能源设施，以及蓄能系统。在需求或资源现场根据用户对各种能源的不同需求，按照“分配得当、各得所需、温度对口、梯级利用”的供能方式，尽力扩大资源和温度利用空间，将输送环节的损耗降至最低，从而实现能源利用效能与效率的最大化。

形象地说，如果有一个医院需要各种能源，例如：电力、消毒蒸汽、采暖、制冷、空调的除湿和加湿、生活热水、烘干热气，甚至花棚里的气体肥料等。传统的方式是从电网架设电线，保障供电，再安装一台小型应急发电机来保障万一断电时的电力供应；从热力公司铺设热力管道，建设换热站保障冬季供暖；从天然气公司铺设燃气管道，并安装蒸汽和热水锅炉，以及热风机，解决消毒和炊事蒸汽、卫生热水和洗衣房烘干，以及冬季空调加湿的需要；使用电力制冷机组在夏季制冷。而在发达国家最新的解决模式是采用分布式能源系统，他们在医院里安装一台或几台小型或微型模块化发电机组，利用天然气和医院污水处理设施的沼气发电，将发电之后的废热通过余热锅炉转换成为蒸汽，同时利用医院垃圾焚烧进行补充热量，用蒸汽解决消毒、炊事、采暖和加湿的需要，夏季采用蒸汽吸收式机组制冷，并利用更低温度的锅炉废热和制冷机组冷却水中的余热来供应卫生热水，再利用较低温度的余热锅炉排烟作为空调除湿、洗衣房烘干，最后将烟气注入花卉大棚利用其中的二氧化碳作为气体肥料，以及废热和烟气中的合成水。将天然气中的能量“吃光用尽”，把污染变为资源，以这种方式来控制资源的“耗散”和保护环境。使用传统方式，能源利用效率只要30～40％，而使用分布式能源可以将能源的利用效率越高到80～90％，甚至更高。

当然，分布式能源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中国每年有数以千计矿工因为瓦斯爆炸而失去生命，如果允许采用分布式能源在矿区抽放瓦斯发电，而且给予比较优惠的电价收购，使投资抽放瓦斯发电比挖煤更赚钱，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资源，减少煤炭消耗；而且可以减少瓦斯中甲烷排空造成的温室气体效应，因为甲烷是二氧化碳温室效应的24.5倍；更重要的是可以挽救成千上万矿工的宝贵生命。

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焦炭生产国，每年估计有2亿吨优质煤炭用于生产焦炭。根据炼焦炉型和煤质不同的条件，每吨原煤转化为焦炭时可以产生300～400立方米热值当量1,500～4,500大卡/立方米的焦化煤气，全国每年在炼焦中伴生600－800亿立方米的焦化煤气，粗略估算折合约250－3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超过西气东输工程的热值总量，相当3,000～4,000万吨标准煤。目前这些资源不是通过火炬头燃烧，就是直接放散，能够利用的非常有限，不仅造成资源的大量浪费，也严重污染环境。如果能将这些分散的焦化厂所产生的焦化煤气就近发电并实现热电联产，可以形成1500～200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同时满足5亿平米建筑的采暖。

信息时代的能源系统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对于能源工业产生了巨大的启迪，那些分布在千家万户的微型计算机在与网络连接之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信息时代，它不仅代替了超级电脑，而且通过计算机和互联网将全世界的人脑连接起来，掀起了一场知识进步的“人民战争”。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一场“分布式”的革命正在悄然而致，直接挑战后工业时代的“规模效益”的经济理念。

在人类信息整合能力不足时，只有通过规模经济来降低成本，增加效率。实现“大工业、大生产、大市场、大消费、大消耗”。当信息技术发展之后，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生产销售和最终使用的全部过程，人们发现在大多数情况下，规模未必能够带来效益，反而增加更多的资源耗散和环境代价--熵增加。

电力工业就是最好的一个例子，传统上我们认为“大电厂、大电网、超高压”是效率最高的方式，但是这是在转换端来判断问题，而且在“电”这一单产品一条件下的分析结果，如果在需求一侧进行综合资源对比分析，可能结论未必如此，大电厂与小电厂比较当然发电效率是高的，但是由于燃料、排放的限制，大电厂只能远离城市，首先发电之后的余热无法利用，其次输变电和配电又要增加电网和线路的损失，到了终端用户的实际资源利用效率必然大打折扣。此外，建设输电走廊和变电站需要消耗大量土地资源，发电之后的灰渣因为远离城市无法制成建筑材料再加以利用。此外，城市不仅需要电力，同时还会需要热力，为解决需求不得不再建设热力厂，将宝贵的资源转换成为低品位的采暖能量进行利用，增加了各种资源的耗散和浪费。因此，在需求侧建立能源梯级利用设施被认为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方法。1978年，美国为此修改的《公共事业法》允许这一类能效水平更高的用户热电联产设施并网发电。随之，欧洲、日本都相继效法修改法律，使他们的法律体系和政府的管理机制能够顺应这一时代的发展趋势。

此后，由于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使人们更加认识到应对天然气的能源设施并非越大越有效，首先因为天然气比煤更加昂贵，中间环节的浪费变的不可忍受，同时它被利用之后的环境代价更小。此外，对于天然气的利用技术非常灵活，人们可以根据用户对于热电冷多种能源的综合需求，按照综合效益最大化来确定规模，并向搭积木一样组合系统，实现了以效益定规模的理想化的飞跃。

为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能源来有效降低资源的耗散速度，人们开始积极利用一些可再生能源，并对各种资源实现综合利用，由于资源量，能流密度和需求量的限制，社会需要一种更加便捷合理的系统来构筑我们的能源体系。例如，垃圾壜癯『臀鬯沓У恼悠捎汀⒘队椭械陌樯缶咚购兔翰闫こШ透殖У目扇挤掀约肮こХ先取⒀共畹鹊龋换褂刑裟埽厝饶埽⌒退埽缒埽镏誓艿瓤稍偕茉吹取I缁嵋笳匦虢⒁恢旨饶芄睦蠹一褂谜庑┳试矗帜鼙U鲜褂谜叩睦娴哪茉丛诵泄芾砘啤U庋桓龌剖紫仍谂分薜玫酵晟疲迸饭彝ü那恐聘稍ず徒⒒肪衬茉此笆栈频龋行Ф糁屏死醋约鹊美婕诺淖枇Γ拐庵窒冉哪茉蠢梅绞?-分布式能源成为一种时尚和荣耀。此后，日本和美国也在积极地进行社会观念上的转变。

在需求侧建设能源设施并非新鲜事，实际上世界上最早的电厂--爱迪生在纽约珍珠街建立的人类第一个发电厂就是一个需求侧电源。但是，今天的分布式能源已经是一种全新的概念，因为它融入信息技术的成果，将追求一个更新的目标。首先，分布式能源系统都拥有智能化的控制系统，并将多个系统或者各个子系统进行数据链接，其中包括发电设施、制冷换热设施、储能设施等等。这种链接一边与用户需求进行实时信息交互，实行互动优化运行；另一边，与相关的电网、燃气管网、甚至环境排放监控系统，以及周边的分布式能源设施进行链接，实现多元协同优化，这一目标的实现，不仅使用户的系统更加经济有效，也使整个能源环境系统随时可以得到优化。

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天方夜谭，从你的口袋里掏出你的手机看看，就会知道这并不遥远，就信息技术而言，这根本算不了一会事，关键是我们是否决心朝着之一目标去努力。其实，无论我们是否选择分布式能源，它都将是我们的必经之路，因为资源快速耗散的现实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信息时代的关键是每一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和PC机直接参与其中，而分布式能源也是可以调动每一人、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的积极性，让民众直接参与到资源的高效利用和环节污染的减排行动之中，分布式能源是一场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人民战争”。

分布式能源同时还依赖于社会化的服务体系的建立，由于它跨越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化社会分工，将暖通空调、发电、供热制冷、燃气、配电等不同的学科进行横向整合，而每一个分布式能源项目又都很小，所以需要专业公司的支持，在国外这一产业被称之为“能源服务公司(ESCo)”。能源服务公司与用户签订节能服务合同，或者直接投资用户的能源设施并管理它们，用专家来解决用户的能源利用问题，通过信息和服务网络来运营用户的系统。将节能作为一个盈利市场加以经营，再靠竞争来优胜劣汰，实现节能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分布式能源解决中国可持续发展问题的钥匙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和科学家们不断向中国政府建议：应积极发展分布式能源技术，来解决中国的能源和环境问题。总理非常重视，先后两次批示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将意见告知他本人。

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能源局就此问题认真研究后，向温总理报告中指出：

分布式能源是近年来兴起的利用小型设备向用户提供能源供应的新的能源利用方式。与传统的集中式能源系统相比，分布式能源接近负荷，不需要建设大电网进行远距离高压或超高压输电，可大大减少线损，节省输配电建设投资和运行费用；由于兼具发电、供热等多种能源服务功能，分布式源可以有效地实现能源的梯级利用，达到更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分布式能源设备起停方便，负荷调节灵活，各系统相互独立，系统的可靠性和安全性较高；此外，分布式能源多采取天然气、可再生能源等清洁能源为燃料。较之传统的集中式能源系统更加环保。热电联产是目前典型的分布式能源利用方式，在发达国家已得到广泛的推广利用。例如丹麦在八十年代前主要依靠几座大型电站供电，目前，丹麦电力的40％转由风电和分散的小型热电联产电厂供应，能源利用效率高达80％以上。

热寂说范文篇4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册[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朝克.论非联系方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6]老子(也称《道德经》)第一章、第二章.

[7]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种新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热寂说范文篇5

关键词空间热力学平衡相变量子自由能相对论时间熵场黑洞宇宙统一场

微观物质运动与宏观宇宙运动的自然逻辑关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作为这两个物理领域的主导理论体系，量子理论与相对论的统一却至今未能实现（1、2）。注意到普遍的物质运动遵从热力学规律，如果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分别与热力学互洽，它们之间必定统一。

设计一个理想的热力学平衡系统，该系统应当满足以下条件：1、允许在系统内（包括系统边界）随机选择任意多的检测点，点的大小是检测手段可能实现的最小范围（点区域）。2、允许以任何可能方式对“点区域”的能量状态进行检测。3、任意两个不同点的检测结果差异都在检测水平之下。如果检测在任意精细的水平上进行，满足上述三个条件的热力学系统是检测意义上的热力学绝对平衡系统。

因为热力学第二定律要求封闭系统的熵随时间增大，所以同时设计检测意义上的热力学绝对平衡系统在相当长的时间跨度上的熵增也在检测水平之下，该系统即时间意义上的热力学绝对平衡系统。一个检测意义与时间意义上的热力学绝对平衡系统理论上拥有最大的系统熵，系统在获得最大无序程度的同时在大跨度时间内也拥有最大的系统稳定程度。一个长时间保持系统状态不变的、封闭系统的热力学性质接近上述热力学绝对平衡系统。

如果给这个系统输入一个量子的能量，会发生什么？

能量介入热力学绝对平衡系统后会引起悖论。

首先，输入能量在输入点及其附近导致系统能量状态发生改变，偏离热力学平衡，这个小的区域理论上将形成耗散结构。如果这样的耗散结构不能得到适当的反馈而形成稳定的、偏离热平衡的自组织结构，该结构就是不稳定的，它将在第二定律规定的时间方向上因为耗散而瓦解，并且将耗散能量传播到邻近区域。根据设定条件，系统内任意一个区域与其邻近区域同质、同性，耗散能量的涉及区域也会形成耗散结构，然后瓦解。显然，只要输入能量不对系统做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这样的过程将遍历系统的任意点以及邻近区域，所以该事件可以被视为全系统事件。

现在存在两种可能。一是输入能量弥散至整个系统，最终导致系统内任意点区域的能量增大，系统在相对高的能量上处于热力学平衡状态，属于常态热力学变化。二是系统的稳定性对介入能量发生强烈反应，致使点区域耗散结构瞬间产生又瞬间瓦解，介入能量虽然转变为耗散能量却不能弥散，输入能量不断地进入系统又不断地被系统“反弹”出来。在这种情形下，如果限定输入能量对系统的做功为零，这个能量就将使系统内的点区域乃至整个系统在足够长的时间内偏离热力学平衡，而这种偏离竟然是系统执行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结果，意味着该定律在某种终极条件下的执行结果是对定律本身的背反。

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在彻底地接受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同时又能对这样的背反行为做出解释？

热力学平衡系统P0在输入能量e的作用下形成耗散结构Pe，称该过程为系统P0的激发相变。由于耗散结构不稳定，Pe还原为稳定的热力学平衡系统P0，同时释放耗散能量e，称该过程为耗散结构Pe的相变还原。显然，只要不以任何形式对系统P0做功，输入能量e就会经过一个激发—还原过程全部转换为耗散能量。对于下一个激发—还原过程而言，耗散能量与输入能量等价并且物理意义相同。如果系统P0完成一次相变—还原过程所需要的时间是t，只要t充分小，我们将很难注意到相变过程，而只是看到输入能量对系统P0的似乎连续的影响。而如果限定P0的相变只是点区域事件，我们甚至可以认为e对P0的影响以点或线性形式连续存在。

相变对于上述事件在时间轴向上演变的意义在于：无论输入能量是否无限连续，它在系统P0内引起的一系列事件都将被相变“截断”为一个个因果相关但又并非处处连续的激发态耗散结构，每个耗散结构还原时所释放的耗散能量只能是输入能量的量子单位。因此，系统内活跃的只能是量子化能量，而不是连续输入系统的能量流。这种情形与神经系统的生理活动十分类似。向动物神经系统外周感受器施加连续的电流刺激，其在神经系统内的传导是生物电脉冲而不是连续的物理电流，这是因为物理电能在神经元轴突末端突触转换为化学能递质，然后通过化学递质与受体间的作用引起下位神经元的电脉冲。“突触换能器”对于神经系统的意义相当于上面所说的系统“相变”。

接下来，只要系统内一系列因果相关的耗散结构的“串联”方向与外部能量介入系统时的初始方向有关，系统内的自由能（系统有序性构造的标志）就是在矢量方向上运动的量子化能量。

如果绝对热力学平衡系统的稳定性能够对介入能量做出“相变”响应，系统就可以根据单位时间内相变发生的次数—相变频率对介入能量的大小做出评价，或者说该系统内自由能的“量子值”决定于介入能量引起的系统相变频率。

根据设定条件，一个绝对热力学平衡系统的能量状态是无法通过实际测量予以评价的，但是可以用P0表示它的恒稳态的“相”，以Pe表示它的激发态的“相”，根据上面的陈述，这个系统的相变可以表示为：Pe=P0+e，e代表介入系统的单位能量。相变在系统内的传布过程表示为：P0+e=Pe→P0+e=Pe→……→……，只要e不对系统做功（比如被系统边界吸收），相变—还原过程将无限次地重复进行。若将相变传布的矢量性质考虑在内，则有：

P0+e(—)=P(—)e→P0+e(—)=P(—)e→……→……。

如果介入系统的是单一形式的能量流E，相变使得E转变为量子能量的过程表示为：P0+E(—)=P0+me(—)=mP(—)e→P0+me(—)=mP(—)e→……→……，m为系统内的量子数。系统P0对单位介入能量e(—)的大小的响应形式为系统的相变频率f，即单位时间t内的相变次数n，f=n/t，而频率的表达与系统P0的状态函数f（P0）有关。即：e(—)=f(—)•f(P0)=(n/t(—))•f(P0)。表达形式：P0+E(—)=mP(—)e=P0+me(—)=P0+f(—)•f(P0)=P0+(mn/t(—))•f(P0)。因为m、n均为自然数，所以时间是唯一显示系统P0内有序能量运动方向的物理矢量，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序能量的“量子值”是如何通过时间与耗散结构在系统P0内的传布方向相联系的。如果时间t变大而n不变，单位量子的相变频率降低，“量子值”变小；反之，如果时间t变小，“量子值”增大。如果e(—)对系统边界做功（为系统边界吸收），则不能继续引起系统P0的激发，耗散结构P(—)e的产生和传布随之终止，时间对于P0没有意义。时间是评价偏离热力学平衡的能量结构在传布方向上单位量子能量大小的物理量。时间具有方向。时间对于绝对热力学平衡系统没有意义。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以光量子为代表的、纯粹的物理能量在物理真空（以下简称物理空间或空间）中的基本行为方式。事实上，物理空间是迄今已知的、最稳定的“物质”实体，关于它的稳定性我们无从测度或评价。相反，无论经验还是理论，空间都是我们评价其他物质形式或构造稳定性的物理背景。量子理论认为物理真空是高度无序的能量质体。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物理真空对于任何具体的物理事实都完全满足所设定的绝对热力学平衡系统条件。那么，物理真空是否存在能量激发下的系统相变呢？

实验证实，物理真空具有理想的热力学黑体性质。根据普朗克辐射定律（Planck`sradiationlaw），M=C1λ—5/exp(C2λT-1)，热力学温度T可以通过黑体转换为波长为λ的量子辐射能量M。如果将热力学温度视为向空间连续输入的能量流E，E将依照该定律通过物理真空辐射量子化能量，这种转换符合物理空间受激相变—相变还原机制。空间相变机制对于以下基本物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一.物理空间相变是量子力学理论的动力学基础

1.物理空间相变与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空间相变使得量子在空间中的运动带有或然性。由于相变是局域空间的能量激发事件而不是发生在确定点上，因此每一个激发态耗散结构生成的位置只能是涉及区域一个概率点。如果激发态耗散结构的传布速度为光速，它的每一个激发位置将不能被精确测定，而一旦引入测定激发位置的附加能量，它本身产生的空间激发必然会改变被测量子在传布路径上的空间状态，从而不能客观地得到被测量子的路径位置。空间相变机制符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

基于物理真空的恒稳态性质，它的系统状态函数f（P0）应该为常数，这个常数就是普朗克常数h=f(P0)=6.626196×10—34Js。就量子的激发位置而言，普朗克常数可能是一个概率值。对于单位量子：e=f•f(P0)=h•f，f—自由量子频率。

2.物理空间相变与自由量子运动的波粒两重性

光量子的空间运动路径是由一系列相变“点”构成的。无论对于空间的“稳态相”还是“激发相”，这条路径都不是无限连续、光滑的，但只要相转换速度充分快，光量子的空间路径就是充分连续的，类似于粒子的连续运动轨迹。然而，相变毕竟是局域空间构造的变化过程，会对邻近区域的空间结构产生影响，并且以波的方式扩散，这就使得光量子的运动同时具有粒子—波动两种形式。其中，光量子在时间方向上的矢量运动是谓“粒子”运动，而相变对周围空间状态的影响是谓波动。根据相变机制，光量子运动的波粒两重性不可分割。称空间对局域相变产生的低能态响应形式为量子场。

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如果相变对邻近区域的影响足以使空间结构发生相变，那么一个光量子就会以光的形式在三维空间中没有衰减地扩散，等价于复制出越来越多的光量子本身，违背能量守恒定律。因此，物理真空的相变必定对激发条件提出临界要求，使得相变只能在一个矢量上递进产生，而相变对邻近的其他矢量上空间结构的影响因为不能满足临界条件而形成量子场。这个激发条件本身必须具有单一的矢量性质，它就是光速。光速的时间方向就是光量子的线性运动矢量方向，与确定光量子频率的时间方向同一。即：

f(—)•λ=nλ/t(—)=c(—)（光速），λ—光量子波长，f—光量子频率。

设想物理真空充满随机分布的点。因为这些点在任何位置出现的概率相等，所以物理空间处于热力学平衡的完全无序状态，可视为能量的均质体，它的任何一个充分小的区域P0状态与整体相同。受到介入能量的激发，区域空间的无序点以某种有序的形式排列，形成局部的耗散结构Pe，称这样的耗散结构为“量子结构”，物理真空相变与量子运动的波粒两重性.

为空间的热力学平衡性质所决定，激发区域附近的点也呈现一定程度的有序排列，但不足以产生Pe结构，这样的有序形式即“量子场”。假定“量子场”内每个点平均携带一定的有序能量，随着“量子场”区域的扩大，会有更多的点参与有序能量的分配，而每个点得到的有序能量则减少。所以，以激发区域为中心，相变对附近空间状态的影响随距离增大而减小。

作为一种局域不稳定结构，Pe按照热力学第二定律发生耗散而瓦解，但耗散能量的释放具有方向，引起这个方向上下一个P0区域的相变，如此依次传递，形成量子的光速路径。随着Pe结构瓦解，能量点的分布状态还原至稳态物理真空，对附近空间的影响也随之消除。依序发生的、相变对附近区域三维结构的影响—消退过程构成完整的量子波动，称量子场的传布为自由量子的本征波动。

必须指出，每个光量子能量仅对受激区域的空间相变负责，与附近区域的空间结构变化无关。空间相变引起的波动是由空间的热力学平衡性质所决定的。对于恒稳态物理空间而言，相变不会导致自由量子的能量衰减。原理上，自由量子的单一矢量运动对于维持其在时间方向上的持续存在具有重要的反馈作用，考察自由量子e在恒稳态空间P0中的相变机制可以发现，由于量子结构P(—)e的矢量性质，它对矢量前方空间的影响可以使那里点排列的有序程度高于其他方向，获得在同一能量激发下优先实现相变的较大概率，乃至主导相变的传递方向。也就是说，量子场的有序形式指向量子的运动方向。称量子场有序形式的方向为“量子势”。量子的矢量运动本身以及量子势是量子在空间中持续运动的反馈机制—自反馈机制。正因如此，如果一个光量子恰好通过另一个光量子的本征波动区域，量子矢量方向上的空间状态变化会干扰自反馈机制，它的路径可能因此改变。称自由量子本征波动对其他量子行为的影响为相干波动。相干波动使得自由量子的运动方向不能被准确预测。显示光的波粒两重性的经典狭缝实验是对相干波动的直接证明，也是对量子本征波动的间接证明，其本质则是对空间激发相变模式的证明空间相变以及相变传递的物理实像即自由量子的矢量运动。每一个相变—还原过程等效于一个稳态空间区域从A移动到B，A与B之间的距离就是量子的波长，每个波长对应一次相变。单位时间内量子以光速经过的距离为nλ，nλ/t=f•λ=c，f=n/t。所以自由量子的频率f即单位时间t内量子在矢量方向上经历的相变次数n。

物理空间受激相变产生量子化能量以及以光量子为代表的自由量子的波粒两重性。其中，量子的“粒子”式运动是量子的本征属性，而量子场则源于稳态物理空间对局域相变的低能态响应，反映稳态物理空间热力学平衡的本征属性。自由量子的波粒两重性符合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满足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

二.物理空间相变是相对论的物理基础

空间相变要求物理空间是高度无序的热力学平衡系统，意味着空间是一种实在的、可以与其他物质体系相互作用的能量质体。空间状态可以通过量子的波粒两重性以及单位量子的能量得到反映，因此与时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符合相对论原理。

量子理论以及相关实验表明，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通过彼此交换被称为介子的一类量子实现的。借用这个概念，我们发现空间的受激相变就是激发能量与稳态空间交换“能量介子”的过程，也就是单位自由量子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物理形式，只不过被交换的“能量介子”就是自由量子（能量）本身。以下将看到，这一概念是怎样通过相对论得到体现的。假定一个静止物体对一个自由量子的评价由e=hf=hn/t给出，t是系统的静止时间。现在我们要求该物体吸收量子e并且因此以速度v运动。根据相变原理，单位量子的能量反映这份能量与空间的结合能力。经典力学定义物体吸收能量并获得速度增量的过程为物体的加速度a，物理作用力f=a•m。因此也可以说，物体吸收能量获得速度增量是因为该物体吸收了能量与空间的结合力，加速度是物体与空间作用力增大的结果。

假定物体吸收能量e后并没有速度变化，该物体就只能按照爱因斯坦方程e=mc2获得质量增量。无论对于速度增量还是质量增量，e都提供相等的空间结合力，e的等价质量所产生的空间结合力必然等于使物体产生加速度的空间结合力。质量与空间的结合力通过重力加速度表达，即所谓引力场效应，符合广义相对论原理。具体细节上，我们甚至可以发现量子场与引力场的平方反比关系完全一致。

这里存在一个关于狭义相对论的物理现象。静止物体吸收能量e后获得速度v，它的时间将按照洛伦兹变换t`=(t-vx/c2)/(1-v2/c2)1/2发生变化。在相对论速度域(0,c)内，t`t，相对论称之为时间膨胀。运动物体对同一量子的评价由e`=hf`=hn/t`给出。因为t`t，所以e`e，对于静止时间，e`=hn/t`=•hn/t，1，量子的能量增大了。这个结果对于量子的波长表达形式也一样，e`=hf`=hc/λ`，因为洛伦兹变换给出λ`=(λ-vt)/(1-v2/c2)1/2，λ`λ，e`e。结果显示同一能量对于速度较快或质量较大的物体具有更大的力学效能。例如，分别从地球和太阳表面观测远处同一光源的光谱线，太阳处谱线的蓝移程度大于地球。相反，从这个光源处观察地球和太阳同一元素的谱线，太阳谱线的红移程度将大于地球，即爱因斯坦引力红移（3）。根据上面的分析，引力红移效应实际上具有相对论动力学意义。可以说，相对论的本质物理意义在于反映运动系统或质量系统对自由能“作用量”的评价形式。

经典引力作用所遵循的平方反比定律使我们相信，质量物体周围的空间“序型”是与量子场同质的低能态有序构造，可以参与自由量子的自反馈机制并影响光量子的路径方向，构造的有序程度与物体质量正相关。我们可以将光在大质量天体附近的弯曲归因于引力空间的有序程度而不是空间形变，事实上，自由量子的本征波动可能是产生引力平方反比定律、相对论引力红移以及光线在大质量天体附近弯曲等现象的物理基础。将质量物体视为自由量子，该物体附近空间的有序程度因为自由量子的存在而增高，但不足以产生激发相变。量子场以及量子势是量子矢量运动自反馈机制的一部分，因而与时间方向一致。既然物体与空间的结合力等价于自由量子与空间作用力的累计或集合，物体附近空间“序型”的方向应当指向物体，称这样的“序型”形式为“向心性序优势”。显然，“向心性序优势”与定义在物理场概念下的“能量势”的物理内涵完全相同。“向心性序”的优势随空间范围的扩大而逐渐离散，与距离成反比关系。因为入射光的矢量方向与物体附近空间的“序向”一致，量子运动的自反馈机制强化，量子能量增大，波长变短，光谱蓝移。相反，出射光线逆“势”而行，自反馈机制被削弱，量子能量减小，波长增大，光谱红移。当然，引力空间的“向心性序优势”也会通过相干波动原理影响附近经过的自由量子路径，使之内向偏移。

“向心性序优势”是引力空间的本质物理特征，“向心性序优势”的方向与引力空间的时间方向重合，指向物体的质量中心。

引力空间的“序优势”赋予广义相对论效应以实际物理意义。

随着物体质量增大，引力空间的“序优势”逐渐强化。当“序优势”达到空间相变能级时，空间受激生成自由量子并向物体质量中心运动。经过该区域的其他自由量子在相干波动机制作用下改变矢量路径，同样向物体质量中心运动，使得该区域形成黑洞（1、4）。黑洞视界即引力空间的相变临界或亚临界区域。

三.统一的物理相互作用

引力是迄今已知最普遍的物理相互作用。一旦我们发现引力及引力场的物理本质其实只是自由量子与空间结合的一种物理形式，后者的物理意义立即凸现。根据相变原理，空间不再仅仅是包容万物的思想容器，而是一切物质形式赖以构造和运动的物理实体。

A.所有物理运动都是物质系统与物理空间结合的结果。

无论理论、经验还是实验，命题A都无一例外地成立。因为如果脱离空间，一切都无从谈起。一切物质运动都是物理空间事件，一切物理空间事件都必然有空间的直接参与，否则我们无从知晓。

根据命题A，可以直接得到以下推论：

a.物理测量以物质系统与物理空间的结合关系为物质基础。

b.任何物质系统的运动都具有波粒两重性。

c.物质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它们各自与空间作用的结果。

依照质能等价关系e=mc2，宇宙中所有物质构造和运动形式都是能量结构或能量运动的结果，而一旦发现能量的基本单元—量子与空间的结合形式，我们就不再需要除物理空间之外的任何物质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它们分别与空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实际上我们也不可能发现比量子—空间作用更基本的物质作用形式。实验证明，四种基本相互作用中的强力、弱力和电磁力是通过传递明确的介子能量实现的。传递引力的介子尽管没有被直接发现，但是根据相变原理和e=mc2，所有的自由量子都可以成为传递引力的介子，因为它们被物体吸收后以等价质量的形式对重力场有所贡献。

物理空间的热力学平衡性质（即空间的无序状态）使之具有充分甚至无限的几何构造可塑性，可以对任何形式的激发能量做出相变响应并产生相应的自由量子和量子场，产生不同的物理相互作用模式，包括力的强度和力的作用距离，继而产生不同的物质结构形式或体系。上面的分析显示，这样的物质构造过程同时满足热力学、经典力学、量子力学以及相对论的基本原理，而由空间相变产生的自由量子—空间结合关系将成为统一场理论的基础。统一场的物理本质是量子场，量子场的累计或集合构成物理力场。

四.时间之箭

根据相变原理，时间是在定量自由量子的“能值”时引入的，与量子本身的自然运动没有必然的联系。经典力学中，时间只是与评价自由量子能量有关的一个物理测量概念。我们可以利用与空间相变完全无关的时间定义一个自由量子的频率。在这个意义上，时间相对独立于具体的物理事件。但是相对论表明时间具有运动属性，根据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而变化。对于系统相变和引力红移效应的分析显示，作为评价量子能量的物理量，时间的方向必须与自由量子的运动方向保持一致并且必须遵循等效性原则客观反映量子能量在不同空间状态下的变化。因此，时间必须具有实际物理属性并且直接参与物理过程。

时间对于绝对热力学平衡系统没有意义。时间就是某种耗散结构存在的标志，而耗散结构必须通过某种运动形式维持其存在。物理真空相变产生自由量子，而自由量子随即因为耗散而还原，这个过程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耗散能量在量子势的反馈支持下可以激发下一次相变。所以，自由量子在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是量子化的，是不连续的。但是对于有限测量精度而言，空间激发态的相转移是充分连续的，我们看到连续的自由量子光速轨迹，时间也因此连续。本质上，时间是能量的有序状态。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能量不会消失，所以时间也不会消失，但只是对于能量的有序状态有意义。能量的有序状态必然要求“序”的方向，就是时间的方向。

根据命题B，可以有以下推论：

a.时间可以转移

能量可以由一种有序状态转变为另一种有序状态，时间也因此可以转移。比如自由量子的能量可以转换为物体的动能或质量，时间的方向也因此指向物体的运动方向或者引力空间“序优势”的方向。

b.时间随耗散结构状态的变化而变化

时间是能量的有序状态，所以状态的改变必然导致时间变化。相对论给出关于物体运动速度或物体质量与时间的关系函数。

c.时间转移与时间延续的关系不确定

对一个有序结构输入能量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可能以正反馈形式延续其存在，也可能以负反馈形式促其崩溃。自由量子的矢量方向决定于输入能量的初始方向，而每一次相变产生的量子都是下一次相变的输入能量，每一个相变“点”的位置不能精确预言。

仅仅限于物理真空受激产生自由量子事件范围，如果物理真空恒定，只要自由量子不对其他物质系统做功（自由量子对其自身做功），它将在空间中永久存在。但是如果视物理真空为一个能量系统，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不阻止自由能量对系统边界做功，结果将导致宇宙膨胀，每一个自由量子都将为此付出代价，能量衰减，光谱整体红移。根据命题A(c)，物质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将被削弱，包括中子、质子在内的所有基本粒子都将衰变，物质宇宙最终“热寂”。按照这样的模式，时间的方向指向宇宙边界，指向宇宙“热寂”，与引力空间的时间方向相背。现在我们看到宇宙历史上系统引力与系统膨胀是如何关于时间直接对抗的，对抗的结果决定宇宙的命运。公务员之家:

宇宙的命运究竟是什么？就是两种对抗力量的平衡。

平衡的方式或许很简单。基于自由量子的相干波动原理，足够强大的宇宙引力可以限制自由量子的活动范围，避免其对宇宙边界做功，宇宙边界将得以稳定。对于边界的外部而言，边界的内部是一个黑洞。当然，这就要求引力空间的“序优势”范围扩展到整个宇宙。一旦如此，自由量子最终会以连续变化的曲率轨迹向宇宙的质量中心运动，宇宙仍然难逃坍缩的命运。

前面已经谈到，物理空间在黑洞视界发生相变，产生的自由量子在“序优势”的作用下以光速向黑洞的质心运动。设想黑洞是一个容积有限的中空球体，它的质心与球心重合。来自各个方向上的自由量子在球心处相遇，它们的本征波动相干，任何微小的对称失衡都将引起量子运动的极大混乱，瓦解能量的所有有序结构并最终实现热力学平衡，物理空间得到还原，时间之箭失去方向。

回顾物理空间的激发相变，可以认为一个独立的激发状态Pe不能作为物理实在，只能用“虚”状态表示，即：Pe•(i)=P0+e。从对称的角度上考虑，如果从P0中取出单位能量e，则有：-Pe•(i)=P0-e。于是得到结果：Pe2=P02-e2，即：P02=(Pe2+e2)。……（1）,方程（1）中，物理空间的激发相Pe是一个能量“陷阱”，无论量子能量e有多大，P0保持不变，意味着在任何物理相互作用中，物理空间的状态恒定。即使将宇宙的全部物质作为自由能投入Pe也不会改变物理空间的性质，这也是对物质宇宙与黑洞关系的描述。

那么，黑洞空间需要一个具体的、有质量的“壁”么？试想将宇宙质量放入一个黑洞，它所产生的引力当然足以形成黑洞效应，所谓黑洞空间的“壁”其实与我们熟悉的引力空间没有区别。的确，相对论黑洞极度紧致，甚至不能容纳概念空间，但是相对论效应同时表明，任何一个进入黑洞的自由量子e`=h•n/t`的时间t`都会极大地甚至无限膨胀，量子能量甚至无限增大，相应增加黑洞与空间的作用力，等价于相应的质量增量。根据黑洞的史瓦西半径r=2GM/c2，在保持黑洞效应不变的条件下，充分大的M的增量允许r充分扩大。另外一个例证来自光电效应。如果用相同频率的光照射金属表面，那些运动速度较大的电子应当更容易被击出它原来的位置。

物理真空好比白纸上一些随机散落的点。相变造成某个局部的点以特定形式有序排列（量子结构），附近的点倾向性排列（量子场和量子势），相变还原后这些点回复到原来的状态，甚至没有发生任何可以测量的位移。相变的传递只是点的有序排列方式的传递而不是点本身，譬如电流传递的只是电能而不是电子。特定形式的能量传递特定形式的秩序，物质体系就是相同或不同能量秩序的集合体。外部宇宙的秩序在通过黑洞时被彻底瓦解。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理解能量究竟意味着什么。所谓“能”就是特定形式的秩序。当这种秩序在确定方向上运动时取得“量”的概念，它的“量”和方向通过时间得到定义。广义而言：时间是反映秩序运动方向和大小的物理量，与秩序本身的状态不可分割。

根据物理空间的热力学性质，方程（1）中空间的稳态“相”和激发“相”可以用系统的“熵”表示：P0=S0，Pe=Se，则：e2=(S02-Se2)，其中S0是一个恒量。当|e|0时，S0Se。

这样处理后，量子能量与系统的“熵”联系在一起。较大的|e|拥有较小的Se，能量的有序程度较高。对于能量的累积形式，则可以表示为：S02=Σe2+ΣSe2。若E=mc2=Σe，则S02=Σ(mc2)2+ΣSe2。根据相变原理，量子结构、量子场以及量子“势”都是能量系统有序程度的表达，归结为“场”的有序状态，通过“熵”Sm2=ΣSe2予以量化评价。粒子之间或粒子与量子之间存在“场相干”，产生波动。S02=e2+Se2可以作为物质运动波粒两重性的基本表达形式。讨论:量子理论研究正在逼近物理真空（2），但是可能受到经验以及经典力学时空概念的影响，物理空间至今仍然只是物质存在与运动的载体而不是具有独立意义的物质实体。当然，物理空间无从测量因而无从定义、无从把握的性质也很难被作为具体的研究客体，尽管空间的黑体性质以及相对论表明它是宇宙物质的一部分，至少它参与宇宙的物质过程。另一方面，空间无从测量恰恰反映它完全无序的状态，没有特征，不会主动参与物质运动，这就是它的特征。因为无序，所以拥有充分的、被动塑造的可能。

在热力学平衡的背景上将热力学耗散系统推向极端的结果必定引起相变，这是由热力学平衡系统性质所决定的悖论形式。只要赋予物理空间以适当的张量，好比一方绷紧的水面，相变就会将能量进行“量子式”裁切，量子就会像“打水漂”的石片一样跳跃，同时引起水面的涟漪。称这样的量子为自由量子，它们携带的能量为自由能。自由量子的运动是能量与空间结合的结果，是自由能与空间的结合力“拉动”量子以光速运动。在这里，空间响应速度扮演裁刀的角色，裁切的原则是保证下一次相变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光速。所以自由能的速度只能是光速。

量子结构、量子场及量子势三者共同构成空间相变完整的动力学形式，为“测不准”原理的阐释呈示物理细节。对于解释包括波粒两重性在内的诸多量子行为而言，空间相变是一个十分理想的模型。

“打水漂”的石片的动力并非来自水面，但是量子运动的动力却来自能量与空间的结合力，好比一个人拽着胡子把自己拉动得飞快。换一个角度说，量子通过与空间的结合力对自己做功，做功时产生的“废能”竟然又生成一个相同的量子，相变的传递犹如接力。将这样的怪异与质能等价方程e=mc2放在一起，我们发现广义相对论竟然可以从量子理论的角度上得到简洁而且准确的解释：作为能量的构造形式，质量同时承载着能量与空间的结合力，而引力场则是量子场的累计或集合表达形式。作为回应，相对论通过影响自由量子的时间或空间表达相对论量子效应。相对论量子的能量与物体的速度或质量正相关，也因此与能量对物体的作用效能有关，这一点对于黑洞空间的存在至关重要。没有黑洞视界处的相对论时空效应，就没有自由能的相对论增量，也就不会产生自由能对黑洞质量的相对论贡献，不可能出现史瓦西“解”允许的黑洞空间。物质宇宙的演变会是另外的样子。

根据相变原理，相对论和量子理论分别与热力学互洽，所以两者统一，其中关键在于能量与空间的结合关系。以能量—空间结合关系为基础，热力学、经典引力理论、量子理论以

及相对论可以统一；以能量—空间结合力为基本作用关系，物理相互作用可以实现统一。

能量与空间的结合关系是最基本的物质作用形式。量子场是最基本的物理力场。热力学属性是时间的本质属性，但是作为对热力学在绝对条件下的背反，引力时间与热力学时间构成宇宙最基本的、彼此相背的时间体系。根据e2=(S02-Se2)，因为自由量子的能量e在引力场中增大，所以引力场的“熵”Se减小，有序程度增高。黑洞是极端有序的物质构造，但其内部e=0，Se=±S0，是对极端有序的背反。

Se=±S0所展示的对称性意味着什么？反物质？暗物质或其他？

根据命题B(b)，时间的基本形式是量子化形式。

直接参与物质作用的空间才是真实的物理空间。真实的物理空间对于完整的自然宇宙是不可或缺的，因为这样才自然。

参考

1.《时间简史》史蒂芬•霍金著，许明贤、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

2.《时间之箭》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得著，江涛、向守平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10月第1版。

3.《狭义与广义相对论浅说》阿•爱因斯坦著，杨润殷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4年8月第1版。

4.《时空本性》史蒂芬•霍金罗杰•彭罗斯著，杜欣欣、吴忠超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年2月第1版。

热寂说范文篇6

主题词：宪法学，方法论，稀缺性，个体性，理性

无论人们能否自觉意识到及是否明确表达出来，宪法学理论是以一定的世界观、社会观和人性观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这些或明或暗的前提即宪法学的理论基础。方法论即理论对自身的自觉审视。明确阐释指导我们研究工作的理论基础，是宪法学方法论的重要内容。我国宪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主要包括资源的稀缺性、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体性和人类理性的有限性等。

一、资源的稀缺性

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资源的稀缺性。

上帝已于昨夜悄然离去，把人类孤独地遗弃在冷落、无情而空虚的宇宙之中。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人不过是天涯过客，他的灵魂将随着肉体的死亡而随风飘逝。更让人痛心的是，宇宙可能是一个耗散结构，随着热能的耗散，不再有今夜星光闪烁，不再有明天的太阳升起，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将消失在均匀辐射的热寂之中。“人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是被创造出他来的各种力量所抛弃的。他无父无母，全知和仁爱的权威既不援助他也不引导他，他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靠自己有限的智力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摸索自己的出路。”[1]宪法学必须接受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抛弃一切关于世界意义与人类使命的说教。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主宰，物质世界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贪婪而存在的。茫茫宇宙，生命的形成纯属偶然，人的出现更属难得的幸运。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以物质世界的主人自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安排它的秩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到近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种种荒谬绝伦、贻害无究的乌托邦幻想，都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估计过高的结果。

人的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与不幸：食品短缺造成的饥荒，土地稀缺引起的殖民掠夺，伴随着土地、能源稀缺而来的局部冲突和世界大战，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稀缺性的制约。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永恒正义。这是各门科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如果资源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研究宪法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但这并不是值得向往的千年王国，而是人类文明的末日。劳动创造了人自身，人类文明的全部动力就在于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如果资源无限丰富，人类无需劳动，无需奋斗，没有压力，智识将无限退化，最终导致人类文明连同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资源无限丰富性的乌托邦设想是荒谬的。

权利产生于稀缺，没有稀缺就无所谓权利的界分。在大规模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前，从来没人试图取得空气的所有权；在都市化造成极度拥挤以前，也没人想到对阳光的权利，对隐私的权利；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为划分海水的产权作过认真的努力。空气、阳光和海水通常都是富有资源，人们可自由使用富有资源而不会发生冲突，也就无需界分权利。只有稀缺资源的使用才会引起利益冲突，权利的界定就有了必要。在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等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为了使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赖，以寻求资源替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得到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这些“永恒真理”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人力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同样，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政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权利保护来换取财政收入。财政危机导致了封建国家的破产和民主制国家的出现，而现代民主制国家的任何重大制度变革，也都是在严酷的财政压力下开始的。可以说整个宪政制度都是稀缺性的产物。

宪法学必须把宪法的制度设计与运作同资源的稀缺性联系起来，承认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

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

第一，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是大自然的造物，他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独自应付环境的压力和挑战。集体只是人类的造物，是为弥补个体力量之不足和行动之不便而创造出来的，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个体生命活动的需要。个体才是经验中的实体，他的生命活动、喜怒哀乐，他人和集体既无从察知，也难以分享。集体并非实体，它既无生命，亦无意志与情感，集体生命、国家意志不过是人类精神的虚构。萨拜因等在总结国家人格学说时指出：“在这方面，国家也和其他团体一样。它也是一个法人，因为它被法律所承认。而它的权能是从这个来源产生的。所以，国家不在法律之先……国家的合法权力是从法律得到的。”[2]

集体和国家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法律适应集体行动的需要拟制出来的法人。集体需要行动，却没有生命与意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法律设置了法人代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以他们的意志来指挥、控制并协调集体行动。所谓国家意志、集体意志或者法人意志，不过是国家、团体和法人的人的意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只能是组成国家和集体的各个成员利益的集合。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行动，是组成集体的各个个人在集体人的协调下采取的共同行动。至于阶级、阶层、民族等等只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类群体，它们既没有意志，也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

集体行动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归宿，不是实现集体多数成员的个人利益就是实现集体人的个人利益。宪法和法律配置权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集体人利用集体力量谋求一己的私利，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缓解个人间的利益冲突。以集体为利益单位是不解决问题的，因为集体人以权谋私的方便依然存在，集体成员间还会为利益再分配发生冲突。只有把个体作为基本单位，把权利、利益和责任落实到个人，才能最终缓解冲突。宪法学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观察问题，抛弃“国家意志”、“统治阶级意志”之类的精神虚构，直面人类的个体。

第二，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关于人性的善恶，人们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中国古人认定“人之初，性本善”，人之为恶，乃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人人都是善，环境中的恶又从何而来呢？对人性的乐观情绪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软弱的道德说教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两个极端，这显然不利于实行法治。基督教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智慧禁果，犯有原罪，因而人性是邪恶的。西方法治传统就是在这种人性的幽黯意识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其基本经验是“以恶制恶”，即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恶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用一种恶去制约另一种恶。例如，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会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市场机制迫使他们彼此竞争；消费者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作用的机理来看，与其把人性看成善，不如假定人性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我们曾把消除犯罪甚至消灭一切罪恶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实践证明，相对于人类的德行、智慧和能力来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在人类生活中，善与恶形影相随、不可分离，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恶而单独保存善。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只有毁灭人类、毁灭一切才能最终消除恶。因此，宪法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区分出好人和坏人、人民和敌人，再把后者消灭掉而将前者留下来。犯罪与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可能真正消灭。因为什么行为是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损害的程度，也取决于社会在主观上对个人各种行为的容忍程度。在重大危害行为被消除后，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容忍度可能会下降，一些轻微危害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最初“严打”的目标是把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后来又经过多次“严打”，犯罪依然存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很严峻。因此，犯罪与邪恶具有长期性，只能通过法治来遏制，不能依靠搞“运动”来消除。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一切生命现象都有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的自然趋向。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作用。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尽的职责。一个无所追求，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别人利他行为上的人，是不会努力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的，终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与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如果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利他也就失去了意义；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利益。人类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身利益。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4]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因此，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例如潘恩就曾写道：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遇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5]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臃员增加，政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势，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存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政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没有宪法为权力设置的界限，这些官员的个人利益就会以国家、集体的名义压倒多数公民和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三、方法论的有限理性主义

宪法学对人类能力的基本观点是有限理性主义，即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自身利益的认识能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但这种认识和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认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认识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启蒙运动不是由少数先知去教导多数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引导“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只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人们不仅能够认识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就是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独特的知识、信息，自由选择一定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结构。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凡是与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与决策的制定。人类理性既是个人作为自立、自主、自治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也是国家合理预期、有效调控人们的行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如果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为就难以预测，无法控制，他们就既不配享有权利，也无力承担义务，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国家管理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宪法正是这种理性的自觉运用。宪法学应崇尚理性，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类制度文明的前景。民主宪政是一种常识政治，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要经过启蒙教育，去除政治蒙昧，普通公民都有参政决策能力。借口“民智未开，不能骤行宪政”，长期实行“训政”，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倒台。胡适曾说：国民党的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7]我们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海选“村干部的经验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并非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至于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就更不存在什么客观上的障碍了。宪法学者要有平常心，不能把民众看成阿斗，去充当先知先觉的救世主，也不能把官员都当作救世主。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的理性精神，依靠群众，即依靠群众的自治能力。

第二，人类理性是不完全的、有限的。人自身的生理、心理、文化和社会局限性，加上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使任何人都不可能全面收集和正确处理与决策相关的全部信息，也不可能做出完全正确的决策并正确地实施这些决策。在无限复杂的世界面前，我们的无知是无边无际的海洋，而我们的知识不过是无知大海中小小的孤岛，注定是有限的、残缺的，我们所能得知的最准确无误的知识就是我们的普遍无知。英国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尔指出：“尽管我们各人所有的各种点滴知识大不相同，在无限的无知上却全都一样，记住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都会是有益的。”[8]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存在着自发秩序，这种秩序虽然为人类的有限理性所不及，但并不是什么神秘的异己力量，而是人类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应付环境挑战的社会文化习俗和制度。我们必须尊重这些自发秩序，不能人为地干扰、破坏或试图取消它们。我们一度把自发的市场机制视为盲目的破坏性力量，企图以人为的计划取代之；彻底废弃过去形成的法律，按照掌权者的任意创造新的法律规则，都曾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詹姆斯。麦迪逊强调：“必须进一步节制我们对人的智慧的力量的期望和信赖。”[9]我们必须尊重社会自律的秩序，自觉培养宪政传统并学会尊重这种传统，不能滥用制宪权和立法权，任意创造规则。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以救世主自居，掌握不受限制的权力。掌权者的理性同样是有限的，即使政府及其官员都把公共利益作为唯一目标来追求，理性的有限性也使他们不可能全面掌握决策的相关信息、完全正确地做出决策并正确地执行其决策。在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问题上，“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0]必须依靠法治，运用宪法和法律的力量来约束权力，强化对官员行为的监督和控制，以矫正政府缺陷，减少腐败和权力滥用对人民权利的侵损。

宪法学在高扬理性旗帜、追求真知的同时，必须承认人的无知和理性的缺陷，不能过高地估计人的德性、智慧和能力。理性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接近真理，但有限的理性永远无法使我们企及终极的真理。那种认为在无限的世界面前，人类有着无限的认识能力，最终可以认识世界的规律，并能够据此根本改造这个世界的观点，乃是人类致命的自负，将把人类引向通往奴役之路。知识非真知，对无知的理性认识才是真的知识。学者要避免“知识的僭妄”，官员要避免“权力的僭妄”，保持谦逊的本色。人文社会科学的结论都是或然性的、有条件的，不必奢望自己的结论放之四海而皆准，试图提出什么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更不应把权力当真理，用强权推行一己之偏见。

注释：

[1][美]卡尔·贝克尔著：《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第23页。

[2][荷]克拉勃著：《近代国家观念》，王检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8月版，第33—34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47页。

[4]詹姆斯·布坎南著：《宪法经济学》，载刘军宁等编：《市场社会与公共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10月版，第342页。

[5]《潘恩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页。

[6][德]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24页。

[7]《胡适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4页。

[8][英]卡尔·波普尔著：《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1页。

热寂说范文篇7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收稿日期：2003-06-12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册[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朝克.论非联系方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6]老子(也称《道德经》)第一章、第二章.

[7]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种新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热寂说范文篇8

一、资源的稀缺性

宪法学的世界观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资源的稀缺性。

上帝已于昨夜悄然离去，把人类孤独地遗弃在冷落、无情而空虚的宇宙之中。这是一个不幸的消息。人不过是天边过客，他的灵魂将随着肉体的死亡而随风飘逝。更让人痛心的是，宇宙可能是一个耗散结构，随着热能的耗散，不再有今夜星光闪烁，不再有明天的太阳升起，一切事物包括人类社会都将消失在均匀辐射的热寂之中。"人只不过是宇宙中的一个弃儿，是被创造出他来的各种力量所抛弃的。他无父无母，全知和仁爱的权威既不援助他也不引导他，他只好自己照顾自己，并且靠自己有限的智力在一个冷漠无情的宇宙之中摸索自己的出路。"宪法学必须接受没有目的和意义的世界，以及人在其中微不足道的地位，抛弃一切有关世界意义和人类使命的说教。人不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世界主宰，物质世界也不是为了满足人类的贪婪而存在的。茫茫宇宙，生命的形成纯属偶然，人的出现更属难得的幸运。人类没有理由自命不凡，以物质世界的主人自居，企图从根本上改造这个世界，重新布置它的秩序。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到近现代的空想社会主义，种种荒谬绝伦、贻害无究的乌托邦幻想，都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估计过高的结果。

人的新问题永远是：无穷的欲望，有限的资源。有着无限需要的人生活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上，不得不面对各种纷争和不幸：食品短缺造成的饥荒，土地稀缺引起的殖民掠夺，伴随着土地、能源稀缺而来的局部冲突和世界大战，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无不受到稀缺性的制约。任何时候，物产都不可能丰富到人人自由取用的程度，不存在什么千年王国、永恒正义。这是各门科学必须共同面对的现实，也是它们能够存在的理由。假如资源无限丰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就无需生产和交换，也不会出现利益的冲突，就没有必要创造出宪法和法律来界分人们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探究宪法学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但这并不是值得向往的千年王国，而是人类文明的末日。劳动创造了人自身，人类文明的全部动力就在于为生存和发展而奋斗。假如资源无限丰富，人类无需劳动，无需奋斗，没有压力，智识将无限退化，最终导致人类文明连同人类自身的毁灭。因此，资源无限丰富性的乌托邦设想是荒谬的。

权利产生于稀缺，没有稀缺就无所谓权利的界分。在大规模工业化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以前，从来没人试图取得空气的所有权；在都市化造成极度拥挤以前，也没人想到对阳光的权利，对隐私的权利；到目前为止，还没人为划分海水的产权作过认真的努力。空气、阳光和海水通常都是富有资源，人们可自由使用富有资源而不会发生冲突，也就无需界分权利。只有稀缺资源的使用才会引起利益冲突，权利的界定就有了必要。在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等自然资源变得相对稀缺的条件下，为了使现有资源得到有效利用，缓解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财产权被创造出来。在物质资源日益稀缺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必然转向对人力资源的依靠，以寻求资源替代。经济的高度发展引起了人力资源的稀缺，促使劳动力价格上涨。随着人力资源经济价值的不断增长，人的伦理价值最终也得到普遍提高。人生短促，没有来世，生命、健康、自由在时间约束下显得格外珍贵。个人要追求人生幸福，实现人生价值，就须成为自己短暂人生的主宰。这些"永恒真理"都是在经济高度发展，人力资源变得稀缺以后，才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的。同样，国家合法性的根基在于它的财政状况，它通过向社会提供秩序和权利保护来换取财政收入。财政危机导致了封建国家的破产和民主制国家的出现，而现代民主制国家的任何重大制度变革，也都是在严酷的财政压力下开始的。可以说整个宪政制度都是稀缺性的产物。

宪法学必须把宪法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同资源的稀缺性联系起来，承认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避免性，把资源配置的实质理解为权利配置。

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包括两个方面：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

第一，个体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是大自然的造物，他孤独地面对这个世界，独自应付环境的压力和挑战。集体只是人类的造物，是为弥补个体力量之不足和行动之不便而创造出来的，其最终目的是满足个体生命活动的需要。个体才是经验中的实体，他的生命活动、喜怒哀乐，他人和集体既无从察知，也难以分享。集体并非实体，它既无生命，亦无意志和情感，集体生命、国家意志不过是人类精神的虚构。萨拜因等在总结国家人格学说时指出："在这方面，国家也和其他团体一样。它也是一个法人，因为它被法律所承认。而它的权能是从这个来源产生的。所以，国家不在法律之先……国家的合法权力是从法律得到的。"

集体和国家不是真正的"人"，而只是法律适应集体行动的需要拟制出来的法人。集体需要行动，却没有生命和意志，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法律设置了法人代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并以他们的意志来指挥、控制并协调集体行动。所谓国家意志、集体意志或者法人意志，不过是国家、团体和法人的人的意志，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也只能是组成国家和集体的各个成员利益的集合。集体行动的逻辑个人行动，是组成集体的各个个人在集体人的协调下采取的共同行动。至于阶级、阶层、民族等等只是具有某些共同特征的人类群体，它们既没有意志，也无法采取有效的行动。

集体行动以实现个人利益为归宿，不是实现集体多数成员的个人利益就是实现集体人的个人利益。宪法和法律配置权利的目的就是要防止集体人利用集体力量谋求一己的私利，实现利益的合理分配，缓解个人间的利益冲突。以集体为利益单位是不解决新问题的，因为集体人以权谋私的方便依然存在，集体成员间还会为利益再分配发生冲突。只有把个体作为基本单位，把权利、利益和责任落实到个人，才能最终缓解冲突。宪法学应从人类个体的角度观察新问题，抛弃"国家意志"、"统治阶级意志"之类的精神虚构，直面人类的个体。

第二，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有关人性的善恶，人们有各种不同的主张。中国古人认定"人之初，性本善"，人之为恶，乃是后天环境影响造成的。这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既然人人都是善，环境中的恶又从何而来呢?对人性的乐观情绪在实践中往往表现为软弱的道德说教和赤裸裸的暴力镇压两个极端，这显然不利于实行法治。基督教认为，由于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偷食聪明禁果，犯有原罪，因而人性是邪恶的。西方法治传统就是在这种人性的幽黯意识基础上孕育成长起来的，其基本经验是"以恶制恶"，即承认在社会生活中恶的存在具有必然性，用一种恶去制约另一种恶。例如，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为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会不惜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市场机制迫使他们彼此竞争；消费者的利益就有了保障。

从市场机制和法治发挥功能的机理来看，和其把人性看成善，不如假定人性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承认："对于各个个人来说，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我们曾把消除犯罪甚至消灭一切罪恶作为自己的目标，但实践证实，相对于人类的德行、聪明和能力来说，这是一个难以企及的目标。在人类生活中，善和恶形影相随、不可分离，我们不可能完全消灭恶而单独保存善。恶植根于人的本性之中，只有毁灭人类、毁灭一切才能最终消除恶。因此，宪法的任务不是简单地区分出好人和坏人、人民和敌人，再把后者消灭掉而将前者留下来。犯罪和人类历史一样古老，不可能真正消灭。因为什么行为是犯罪不仅取决于行为在客观上造成损害的程度，也取决于社会在主观上对个人各种行为的容忍程度。在重大危害行为被消除后，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容忍度可能会下降，一些稍微危害行为就会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最初"严打"的目标是把犯罪分子一网打尽，后来又经过多次"严打"，犯罪依然存在，社会治安形势依然很严重。因此，犯罪和邪恶具有长期性，只能通过法治来遏制，不能依靠搞"运动"来消除。

生命必然有所追求，一切生命现象都有自我实现、自我扩张、自我延续的自然趋向。人不仅具有肉体生命的追求，更有精神生命的追求。个人为了实现、扩展和延续自身的生命，不断创造物质财富，追求新的精神境界，这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前提和文明发展的根本动力。正因为人人都深切关注自身利益，不断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法律规则才能对人的行为发生功能。追求和实现自身利益，不仅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也是每个人对社会的延续和发展应尽的职责。一个无所追求，把自己的生存寄托在别人利他行为上的人，是不会努力创造财富和享受生活的，终将成为社会的负担。

权利的设定，缘于利在其中。正因为人具有自利的天性，就需要宪法和法律制度确认和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以满足人们合理自利的需要，维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不受侵犯。假如人人都舍弃自身利益，利他也就失去了意义；当每个人都没有顾忌自身利益的"后顾之忧"的时候，人类行为将无法调控，法治和秩序将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个人关注自身利益远胜于关心他人利益。人类生性贪婪，具有无穷无尽的欲望，在没有规则和制度约束的条件下，无论普通公民还是政府官员，无论他属于哪个民族、国家或群体，都可能不择手段、不惜损害他人以谋求自身利益。宪法和法律为个人设定义务，就是为了防止人的贪婪对公益和他人利益的侵犯。

"当个人由市场中的买者或卖者转变为政治过程中的投票者、纳税人、受益者、政治家或官员时，他们的品性不会发生变化。"[4不仅普通个人具有自利的天性，政府官员和国家同样具有自利的倾向。在没有规则制约的情况下，市场上的生产、经营者将不惜以消费者利益为代价来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政府官员同样可能以选民利益为代价来实现自身权力的最大化。因此，许多思想家都认为国家或政府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祸害。例如潘恩就曾写道：政府"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因为当我们受苦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政府方面遭受那些只有在无政府的国家中才可能遭遇的不幸时，我们由于想到自己亲手提供了受苦的根源而格外感到痛心。"[5帕金森定理揭示，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机构膨胀、臃员增加，政府规模自发扩大的趋向，其动因之一就是官员谋求自身权力的最大化。正是扩张权力的内存需要，使官员制造官员，机构设置机构，政府增长呈现荆轮效应。没有宪法为权力设置的界限，这些官员的个人利益就会以国家、集体的名义压倒多数公民和集体成员的个人利益。

三、方法论的有限理性主义

宪法学对人类能力的基本观点是有限理性主义，即每个人都具有发现自身利益的熟悉能力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行为能力，但这种熟悉和行动的能力是有限的。第一，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具有熟悉和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个人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要及其满足程度，只有他自己才有最深切的感受，他人无法确切地熟悉和了解。任何先知的教诲、权威当局的计划，都不能代替个人对幸福的主观体验。启蒙运动不是由少数先知去教导多数人应当怎样生活，而是引导"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使人们"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6只要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经过深思熟虑、充分讨论、审慎选择，人们不仅能够熟悉自身利益的所在，而且能够采取适当的行为实现自己的利益。市场就是个人自由运用自己独特的知识、信息，自由选择一定行为来实现自身利益的经济结构。民主政治的基本信念就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判定者，凡是和决策利害相关的个人都有权参和决策的制定。人类理性既是个人作为自立、自主、自治的权利主体，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前提，也是国家合理预期、有效调控人们的行为，进行社会管理的基础。假如人都失去理智，不可理喻，其行为就难以猜测，无法控制，他们就既不配享有权利，也无力承担义务，更不能追究其法律责任。这样，国家管理将无法进行，社会秩序也不复存在。

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体现，宪法正是这种理性的自觉运用。宪法学应崇尚理性，用理性之光照亮人类制度文明的前景。民主宪政是一种常识政治，并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要经过启蒙教育，去除政治蒙昧，普通公民都有参政决策能力。借口"民智未开，不能骤行宪政"，长期实行"训政"，最终导致了国民党在大陆的倒台。胡适曾说：国民党的失败，"不是骤行宪政之过，乃是始终不曾实行宪政之过。[7我们在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海选"村干部的经验表明，经济、文化落后并非实行民主政治的最大障碍，至于文明程度更高的城市就更不存在什么客观上的障碍了。宪法学者要有平常心，不能把民众看成阿斗，去充当先知先觉的救世主，也不能把官员都当作救世主。相信群众，即相信群众的理性精神，依靠群众，即依靠群众的自治能力。

热寂说范文篇9

【关键词】总体观/总体方法/全然性/时代性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5951(2003)06-0060-(04)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总体观回顾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是同总体、全体、整体、系统等范畴的改造发展密不可分的。恩格斯明确指出：“我们所面对着的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1](P492)从客观内容看，总体包括自然界、社会和思维(作为客体，社会和思维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无限的发展。马克思把总体、系统范畴运用于分析和解剖人类社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就是一个“有机系统”，“系统在其发展进程中向总体的转化”[2]。他对最复杂的资本主义商品社会进行经济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规律，并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普遍原理出发，发现了古往今来贯穿人类整个社会的发展总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与自然观的创新同样与总体、整体、系统范畴的应用和深化发展分不开。他以康德的宇宙总体自组织双向演化学说为依据，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总体的物质自组织原理。尽管当时对宇宙核能源的生成问题还完全不清楚，但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论的能动的物质观，站在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基点上，从哲学上超前预测到物质总体的双向演化的功能，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自组织原理，使发展原理和物质原理在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范畴中达到真正的统一。他接着从总体方法论的新视角研究唯物辩证法对当代自然科学的整体方法论的指导作用，并运用总体(整体)范畴科学地剖析自然界演化的总体系统结构，全面概括19世纪下半叶整个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构建了自然辩证法这门关于自然科学的总体辩证发展的哲学新学科。他指出：“整个自然界形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宇宙是个体系，是各种物体相互联系的总体”。[3](P409)

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论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运动的总规律，使总体范畴上升为统摄唯物论与辩证思维运动的总的方法论。马克思在1845年春撰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运用总体方法，在人的思维与客观真理、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活动当中把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实践纳入新世界观；在人的本质与社会形式上引入“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科学观点，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认识和变革世界的新世界观，使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升华为以变革世界的实践为特点的总体观。

列宁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总体观的同时，还从两个方面深化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性原理。其一，把现代唯物主义看成是在时代科学中从系统到总体的不断发展的前进运动，提出了唯物主义在核时代总体发展的新原理；其二，从这一新原理出发，吸取黑格尔的总体方法论有价值的东西，深化了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范畴的方法论功能和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功能研究。

列宁重点论述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完整的统一性，使唯物主义世界观推进到核时代的历史新水平。他继续和发展恩格斯的彻底唯物主义路线，不但把辩证唯物主义物质观提高到核时代的“客观实在性”，而且从核时代原子核微观粒子的新发现出发，继续深化辩证物质观，提出“发展原则”、“统一原则”，“此外还必须把发展的普遍原则和世界、自然界、运动、物质等等的统一的普遍原则联结、联系、结合起来”。[4](P282)他并以这一发展唯物论的总体指导思想为依托，从“原子、电子”等微观粒子层次上提出“物质深邃无限性”的新原理，这一新原理和列宁对物质“客观实在性”的核时代物质观相结合构成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从系统到总体的时代深化的重大发展。他提出的“发展原则”必须同“统一原则”相“联结”、相“联系”、相“结合”的指导性原理，为历史新时期深化和发展唯物辩证法科学提供了完整的现代唯物主义基础和方法论指南。

二、列宁对辩证唯物主义总体观和方法论的深化

其一，列宁从哲学是“大圆圈”的新视角展开对唯物主义总体观方法论探索。黑格尔提出思辩的总体方法是“真理不外是通过直接性的否定性而回到自身”，“由于上述方法的性质，科学表现为一个自身环绕的圆圈，这个圆圈的末端通过中介同这个圆圈的开端，即简单的根据连接着；同时这个圆圈是许多圆圈的一个圆圈……这一链条的各个环节便是各门科学”，“方法是仅仅和自身相关的纯概念，因此，它是对自身的简单关系，这个关系就是存在。但是现在这也是充实的存在，是把握自身的概念，是作为具体的并且全然集约的总体的存在”。[4](P263)这是黑格尔关于辩证法的重要的规定之一，他以观念的“全然集约的总体”系统性地表述了自然界的“全然集约的总体”，只要打破黑格尔封闭的思辩系统，仍会显露这一方法的总体整合的辩证方法论的现代功能。

马克思主义现代科学哲学就是这一科学技术系统在经过“圆圈的圆圈”的科学技术总体进行“全然集约的”整合产生了“大圆圈”——即各门科学的新的哲学“总体”整合的结果。列宁把哲学的辩证思维的总体“大圆圈”看成是在实践中沿螺旋线上升的一次比一次更深刻的辩证的思维圆运动，由感性具体的简单的(抽象的)规定性经过实践的检验上升到新一轮实践的更高的辩证思维中的“理性具体”，进而在更高的实践过程中经过检验达到辩证理性的整体的高度的综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即唯物主义整体综合方法论意义上，列宁对黑格尔关于辩证思维通过整体双重化运动、达到更高的辩证法综合有序化的发展目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黑格尔给当代辩证法设定的目标就是通过否定性(矛盾性)的双重化的整体的思维运动，“更大的扩展同时是更高度的集约”，“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从简单的规定性开始，继之而来的规定性就愈加丰富，就愈加具体……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都在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什么，丢下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列宁称这是“对辩证法这个问题，非常不坏地做了某种总结”。[4](P261)列宁吸纳了黑格尔从总体功能上对辩证法这一最重要的科学界定，在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对于发展唯物辩证法的总体功能仍有现实的价值。

其二，列宁对总体、现象、规律关系的唯物主义新研究。这对于“左”的思潮将辩证法规律的绝对化、简单化、庸俗化和严重扭曲化的批判方面，更加显示其方法论的指导价值。黑格尔认为：“规律是本质的现象”，“规律的王国是现存世界或现象世界的静止的反应”。列宁指出：“这是非常唯物主义的、非常确切的(从‘静止的’这个词来看)规定。规律把握住静止的东西——因此，规律、任何规律都是狭隘的、不完全的、近似的。”并在概括黑格尔对总体、现象整体与规律关系的合理论述时指出，“规律”比起“总体、现象”仅仅等于“部分”，虽然“似乎承认，规律能弥补这个缺陷，既能把握否定的方面，又能把握现象的总体”。[4](P166-167)因为黑格尔已从物理学发展史的深刻教训中看到，把任何物理学重要规律绝对化，抬高到代替其他规律的位置，都会阻碍科学的前进和发展。物理学本身的发展也推倒了这种窒息科学、阻碍认识前进的错误行径。正如达尔文的宏观生物进化论已在上世纪逐渐在分子生物学、基因遗传学和信息遗传学中不断深化并向新达尔文主义方向发展一样，把发展的某一规律绝对化、偶像化为唯一发展规律甚至代替了其他规律和辩证法的全部范畴体系，它所带来的窒息理论与实践发展的恶果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其三，对总体范畴内涵的新研究。古代哲学就已从宇宙学的视角直观地看到宇宙整体的分与合的功能。但在两千余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囿于经验观察的局限性，有的把“分”绝对化了，有人把“合”绝对化了，如古代希腊的芝诺把运动空间的可分性绝对化，最后走上了否定运动的歧途。庄子则把“一尺之椎”的可分性绝对化为“日取其半，永世不竭”的无限可分性，从而走上了否定庄周主体存在的荒唐唯我论。

“分”和“合”的现代哲学的表述即连续性表征宇宙总体的“不可分割性”，如各种呈连续性存在的物质场(引力场、核场、电磁场等)；非连续性表征具体物质的“可分割性”，如各种呈非连续性存在的宏观物体，微观分子、原子、核粒子等。连续性与非连续性能够更准确地表征场与粒子、“分”与“合”的物质总体的统一，说明当时牛顿无法解释的万有引力定律在巨大宇宙空间通过引力与引力场在宇宙总体中的“超距”作用，因此既不存在离开物质场和宇宙总体的绝对可分的粒子，同样不存在绝对不可分的原子。每个物质层次可分性与不可分性、时间的非间断性与间断性、认识的非区分性与区分性、活动的非间歇性与间歇性、空间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事物的联系性与非联系性[5]都是同时存在着的。2500多年以前的老子就认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6]列宁讲在物质总体中二者的连接才是“真正的辩证法”。

其四，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的发展。“辩证法的要素”俗称“十六要素”[4](P249-251)是列宁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遗产的重大贡献，不但在辩证法的内容上总体性思想较明确，而且对辩证法的总体结构建构上总体性思想也是较明确的。如在辩证法的内容上，列宁多次较直接地表述了总体性思想：“一切现象中的矛盾的力量和倾向”、“关系的全部总和”、“对立面的总和与统一”、“各个部分的分解和所有这些部分的总和、总计”等。在辩证法的总体结构上，起初列宁在全盘改造黑格尔哲学遗产时把唯物辩证法概括为“三条”，认为“大概这些就是辩证法的要素”，紧接着又把三要素扩展为“七要素”、“十六要素”，囊括了三个发展规律和系列范畴，这是对辩证法的总体扩展和深化。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在其博士论文中对此已有精彩的阐述，[7](P106)故不再赘述。当然，列宁深知宇宙自身不断发展，随着人类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还会揭示新的要素和方面，来扩大辩证法科学的内涵。列宁的这一重要方法论遗产对今天信息高科技时代克服“左”的错误，推动辩证法的信息化新发展仍有特殊的现实价值。

三、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总体观是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基础

二战后，在全球生态日益恶化的情况下西方的学者和科学家对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提出作了大量的工作，中国政府在领导经济发展中吸取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并把它作为我国未来发展经济的重要战略指导思想。但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哲学世界观是什么?西方思想家还不能从科学的哲学世界观来正确回答这一问题。如美国著作家、社会活动家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出版了《熵：一种新世界观》[8]一书，试图回答可持续发展的哲学世界观问题，该书出版后曾轰动西方世界，我国很快就有中文译本问世。但通观全书，作者站在热力学第二定律的立场上，把热力学的熵的单向发展搬到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对全球的生态现状作出悲观的描述，把“热熵”当作自然界最高的科学定律，所谓《熵：一种新世界观》实质上是世界“热寂说”的新翻版，按照这种新世界观可持续发展最终只能导向发展的“零的增长”，最后走向全球的生态灾难和人类的灭亡。这种以“新”为标榜的世界观没有汲取核时代宇宙的双向演化的熵功能，没有看到生态系统的熵的双向演化功能，客观上起着只让富国发展，不让不发达国家发展经济的作用。

有学者认为：“宇宙间实际上只存在两种不同形式的能量。一类是以光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热辐射能，另一类是以暗物质粒子作为物质基础的能量——物质冷辐射能。”[9]并认为，后一类是“负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能源，17世纪30年代英国渥塞斯特(Worcester)侯爵制造的非常著名的“永动机”实验，现在看来实际上就是想利用负能运转的机器。关于“永动机”，可将其简单地理解为：非人力、畜力和常规能源为动力的一经开动就永远不停地运转的机器。古今中外有很多有识之士尝试制造“永动机”，目的都是为了“省力”而“作用大”。13世纪就有了企图制造“永动机”的记载。实际上“亚永动机”早已出现：如，水车、风车；风力、水利、太阳能发电机等。当今，达到第一宇宙速度(7.9km/s)的人造地球卫星和航天器实属真正意义上的“永动机”，它的诞生意义深远，已经给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带来了巨大变化。人造飞行器的宇宙速度会不断提高，研制“永动机”的脚步不会停止，“负能”的利用将会诞生更多更好的“永动机”。

我们不是否定包括能源危机在内的生态灾难发生的现实可能性，但不能把可能发生的东西当作唯一的现实根据。只要充分利用现已达到的防止生态恶化的科学技术手段，只要和平与发展仍占时代主流，在各国政府协商和通力合作的基础上，推行全球化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得力政策，通过加大生态环境防治的人、财、物的投入，就有可能逐步扭转全球生态恶化的现实，恢复全球的生态向良性方向即有序化的减熵方向转化。我们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总体物质自组织原理为指导对核时代揭示的物质总体熵的双向转化进行新的哲学概括，提出了总体性的哲学熵原理。[10]哲学熵范畴是以宇宙熵原体为客观依据的，但它是以信息高技术为依托的现代人的智能对宇宙熵的能动的社会反映，其现代技术前提是智能化的全球环保高技术，而形成哲学熵的最重要的智能要素，是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和不断提高环境意识的能动的人类主体。[11]技术客体是硬件，掌握环保技术的人是软件，但软件——人有无限的环保技术的创造力，两者的结合构成现代哲学熵的空前巨大的保护、恢复生态环境的能动力，可更快地恢复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在自然科学的理论方面，哲学熵原理是以耗散结构的非平衡态热力学、协同学等最新科学理论为自然科学依据的，着重点是解决自然界由无序向新的有序化的生态环境的恢复，这一哲学熵唯物主义总体自组织原理既是恩格斯物质自组织原理的运用，同时又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和当代生态经济学提供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现论依据。应该承认，二战后半个多世纪，全球工业化空前扩展，由于忽略了对环境保护的投入，导致全球环境的不断恶化。草原大规模沙化，森林大面积毁灭，江河污染不断扩大，大气污染日趋严重，工业污染排放物仍未受到控制，气候条件变化异常，最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日趋减少等等。但是，只要自觉贯彻哲学熵物质自组织原理，在各国政府积极的环保政策的指导下，特别是工业大国主动地减少排污量，竭力改善和保护全球环境，就一定能够尽快实现环境由增熵向负熵的发展方向转化，实现“人口——资源——环境的良性循环”。

二战后，西方涌现了两次信息科学革命，创立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信息通讯理论，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始于西方的数字化电子网络化信息革命引发的智能化机器人的后工业化的革命方兴未艾。高科技不断取得重大的突破，但整个西方科学哲学仍未脱离旧实证论的窠臼，多囿于某一科学成就来替代哲学世界观。如，阿尔文·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的“整体主义”，就是把维纳的控制论的正、负熵观点和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直接提升为“现代整体主义”哲学方法的主流，而贝塔朗菲(LudwigVonBertalanffy,1901～1972，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则试图以生物系统论为基点建立一种“系统哲学”，其创造哲学总体论的尝试在“时兴”一阵之后就在世界哲坛上如昙花一现，销声匿迹了。因为这种急功近利的哲学创新，在哲学上既缺少正确的方法，又离开厚实的唯物主义基础，不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全面的科学哲学的认识之上。

总之，在我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以理性具体表明事物及其相互联系的全然性的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是运用总体观，认识、分析、解决问题的方式。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实事求是、开拓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总体方法，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领导人，在新世纪、新挑战、新机遇面前，将会以新思路、新作风、新面貌率领中国各族人民走向更加灿烂辉煌的明天。马克思主义总体观是开放的思想体系，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是她的智慧源泉，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期待着创新、腾飞的马克思主义总体观。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6卷，第1分册[M].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4]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5]朝克.论非联系方法[J].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1).

[6]老子(也称《道德经》)第一章、第二章.

[7]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8]杰里米·里夫金与特德·霍华德(JeremyRifkinwithTedHoward).熵：一种新世界观[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9]董长军.宇宙能源新概念——负能[M].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

热寂说范文篇10

【正文】

1.邓小平如何提出问题？

1.1对黑格尔国家哲学的超越是马克思完成历史唯物主义发现的重要关键点。在这一超越的理论过程中，马克思形成了“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重要命题。这是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第一个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命题，同时也是历史唯物主义早期理论史上的一个支柱性的命题。“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5页。），只有超越政治解放，克服市民社会，使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类存在物的时候，才能实现人类解放。这一命题规定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工作中心，构成马克思其后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这一命题也为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政治实践的历史内涵作了说明。从此以后，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就是以实现对政治解放的扬弃和争取人类解放的目标为自身的历史规定性和主要哲学基础。

1.2但是，在20世纪社会主义历史上，以否定政治解放，争取人类解放为旗帜的政治实践却显现出难以尽言的幼稚，在一些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上，屡屡出现悲剧式的扭曲。到20世纪晚期，邓小平以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展开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实践努力和理论努力时，所面对的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经验的严重不足，以及至少是形式民主意义上的民主传统的严重缺乏。在论及推进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的使命时（注：关于政治制度改革，1979年邓小平的提法是：“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08页。）在1977年到1982年间，邓小平稳定使用的范畴是改革和完善“政治制度”，明确要改革的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范畴。1982年在所作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以及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邓小平的讲话中，正式使用“政治体制改革”的提法。此后，中国共产党的各种文件，邓小平的讲话和文章里，不再使用“政治制度改革”一语，对于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格局和工业化初、中期进程中的中国来说，这一提法改变的理由是十分清楚的。至于本文的表述，将在更接近邓小平原意的意义上主要使用“政治制度”这一范畴。），邓小平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页。）

在这里，邓小平以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政治责任心以及一种历史哲学家的忧思陈述着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史上一个不容回避的悲剧性事实：当资本主义以“政治解放”的名义为人类政治文明所提供的成果、特别是制度成果高度成熟，而以扬弃资本主义政治文明成果为己任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却显得如此的不成熟，乃至于在资本主义政治杠架中都已解决好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中还未能解决好。面对这一事实，邓小平给自己规定的政治实践努力和政治理论努力的使命是，在中国建立旧中国没有留下的、新中国建国后又没有自觉及系统地建立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6页。）他坚定地认为，“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7页。）他以在战争年代就十分赞许他的那种“能吃夹生饭”的意志和魄力，矢志不渝地要啃下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这颗远未成熟、因而满带酸涩的果子，他坚信在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建设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1.3“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是一套具有范式革命意义的新的话语系统，一套新的观察和说明框架，因为此前话语体系的中心词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一个阶级对另一阶级的专政。当然，这段时间里出现了戈尔巴乔夫式的“公开性”、“民主化”，但那是在西方形式民主的框架中所作的论说。在马克思政治理论史上，邓小平的努力是独创性，划阶段的。邓小平矢志于中国这样特殊的土地上，探索人类政治文明历史进步的真正具有建设性价值的具体途径，因而，也在理论上探索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长期未能获得应有关切的民主政治的学理领域。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科莱蒂有一个看法，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理论”。（注：L.科莱蒂：《政治和哲学的对话》。载《新左派评论》第86期，1974年7～8月。）这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事实，因为由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命题，已在历史哲学的层面上完成了对资产阶级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批判，已在根本上建立起马克思政治学、政治哲学的完整的论证逻辑。但是，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除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而外，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长期处于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理论视野之外，或以一种抽象、笼统的“已完成批判”的理由，以一种盲目自大的理论奢侈而弃之不顾。如果我们借用列宁的一种表述方法，把马克思所建立的“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完整的话语体系作为大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那么，在民主政治、法治、平等、自由等权利体系中的诸范畴观察则是小写字母的政治学理论。经过这样的分析，我们就不能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事实：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大写字母的政治学体系，但长期缺少一个小写字母的政治学传统。

在苏联东欧政治剧变的时候，哈贝马斯写了一篇反思性的长文，其中认为，马克思主义缺乏一个令人满意的法学传统，是左派要记取的最重要教训之一。而海尔布隆纳早就有这样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在诸如“自由”这样的主要战场上“打了败仗”（注：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与反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年版，第110页。）。不得不承认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遇到严重挫折，而挫折的一些重要原因不能不说与哈贝马斯所说的“法学传统”的缺乏有关。历史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反思的丰富材料。问题应该这样看，如果在大写字母的含义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传统，那么哈贝马斯的看法未必中肯；如果在小写字母的含义上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和法的理论传统，那么不能不承认哈贝马斯的看法实属无可厚非。而且还应该补充说，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展开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这一命题的努力，与马克思这一命题的本质内涵在许多方面发生了大的偏离。在不少时候，理论被幼稚甚至野蛮地扭曲，陷于悲剧式的境地。正是在这种历史和理论的背景中，邓小平矢志于在社会主义中国建设起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矢志于展开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政治和法的学理领域，在中国实现“国家政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他把马克思关于“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命题的展开提到了新的历史层面和新的理论境界，并在历史哲学的视野中对这一命题的展开与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政治价值追求的统一作了根本性的说明。

2.政治解放、历史终结和人类解放

2.1当邓小平在社会主义中国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建设时，他面对着各种长期未能获得解决思路的问题任务：必须从头开始建设未曾由“旧中国留给我们的”民主法制传统；必须另起“炉灶”，重建解放后“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或者虽有初建却又迅速被摧毁殆尽的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制度；必须解决“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而“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必须在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制度建设上探索新的政治思路，防止“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社会主义国土上再度发生。

当邓小平把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到议事日程的时候，西方舆论界称邓小平是“中国的托马斯·潘恩”。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罗斯·门罗当时称，“邓正在将中国纳入一种非共产主义的轨道。”（注：见美国《时代》周刊1979年第1期序言。转引自《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弗雷德里克·C·泰韦斯则认为，“邓小平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从各方面向法定一理性的合法性方向前进的努力是真诚的，而且在某些方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注：见《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到继承政治》，M.F.夏普公司1984年版。转引同上，第688页。）泰韦斯这里是用韦伯的三种权威类型理论中的“法理权威”来说明邓小平的政治追求，而韦伯的“法理权威”其实并没有超出资本主义“形式平等”的政治框架。当然也有视邓小平为一种政治上的实用主义者，为现实功利而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注：此论并不少见，但在比较严肃的学者中要数霍布斯鲍姆。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下）》，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99页。）

对邓小平政治努力和理论努力的这些理解与看法，与20世纪晚期西方出现的一种思潮有关。这种思潮利用20世纪社会主义政治实践的挫折，论证资产阶级在政治革命——政治解决中获得充分论证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普遍价值；通过苏联东欧政治剧变来证明“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的“无可匹敌”，以及“从政治解放走向人类解放”的乌托邦特性；并进而归结为政治解放的各项原则的永恒合理性，从这种永恒合理性中概括一个新的“历史终结论”，即如弗兰西斯·福山论文《历史的终结》扉页题辞所述：“自由与民主的理念已无可匹敌，历史的演进过程已走向完成。”（注：参见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扉页、第2、9、332页。）

如果历史的演进过程真的已“走向完成”，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中形成的“自由与民主的理念”真的表述了终极理论，那么，对邓小平的改革探索和理论努力就只能用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形式民主的框架来理解。这就等于抽去了邓小平全部改革努力的灵魂，抽去了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生命线。但是，历史进程并未就此“热寂”，政治解放远非人类解放，历史不会终结于形式平等的人类生活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