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范文10篇

秦汉范文篇1

一

春秋战国时期，唯一以黄金作为流通货币的国家是楚国。在此之前，虽然有关于黄金作为交换的文献记载，但要把一定量的黄金铸成一定的形状，并印上一定的文字标记，则是从楚国开始的。楚地盛产黄金，因此所铸的"爰金"是我国最早的黄金货币。

秦始皇统一六国，将黄金正式宣布为法定货币。"秦兼天下，币为二等。黄金以溢为名，上币"[①]，于是黄金货币便在全国流通。建国以来，在陕西兴平念流寨出土秦代金饼1枚，含金量达99％，径5．1厘米，重量260克，底刻"寅"字；以后又在陕西临潼武家屯窖藏出土秦汉金饼8枚，其中原编号96的1枚重量253．5克，刻有"益两半"三字[②]。很显然，这里的"益"与秦朝"黄金以溢为名"的溢相通。溢与两，都是秦朝的货币计量单位，陕西地区秦国金饼的出土，说明黄金货币不仅在楚国通行，而在其他地区也有黄金货币在流通。

如果说，由于秦朝二世而亡，因而出土的黄金货币很少，那么到了汉代，黄金货币出土的数量与范围就相当可观。根据本世纪以来载诸报刊的考古出土资料进行初步统计，汉代的黄金货币出土的报导共有26处，遍及14个省市[③]。具体地点是：陕西省：西安、咸阳、兴平、临潼。河南省：洛阳、荥阳、郑州、扶沟。河北省：满城、定县、邯郸。湖南省：长沙、湘乡。湖北省：宜昌。北京市：怀柔。广西省：合浦、贵县。广东省：德庆。山西省：太原。辽宁省：大连、新金。安徽省：寿县。江苏省：赣榆、铜山。浙江省：杭州。山东省：即墨。由上出土资料说明，汉代黄金货币流通范围已远远超出战国时期楚国的领域而遍及全国。

汉代的黄金货币与楚国的"爰金"有所不同。楚国的爰金形状大致分为二种：一是饼状，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有25块金饼出土，四周上翘，中端微凹；另一种是版状。版有三式，即平面呈长方形、平面呈长方微弧、平面呈龟版状凹弧边四角形而边角上翘[④]。版的正面打上若干方印或圆印，印内有地名文字。郢是楚国的国都，因此郢爰出土的数量最多。楚国的黄金，虽具有一定的形状，但仍处于称量货币的阶段。楚墓中经常有天平与法码出土，即是明证[⑤]。汉代的黄金货币，由于统一王朝的建立，楚国的黄金货币特色也随之消失。

西汉的黄金货币大多是饼块形状，大小不等。1968年河北满城一号汉墓出土金饼40块，呈不规则圆饼形，厚缘，中心内凹，背面粗糙。经鉴定，含金量为97％，每块大小、重量、厚度不等，共计719．4克，平均每块有17．99克；在满城二号坟墓出土的29块金饼中，含金量为95％，共计438．15克，平均每块只有15．11克，比满城一号墓出土的金饼每块少2．88克。值得令人注意的是，满城二号墓出土的不规则饼状，周缘留有切割的痕迹，有的经过锤打[⑥]。很显然，这种饼块状的黄金货币，根据交易的需要，可以任意切割，仍处在比较原始的称量货币阶段。河北满城汉墓，系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之墓，当为汉初的黄金货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汉初法令规定，黄金以斤为计算单位，但河北满城出土的黄金货币都在一两（15．62克）左右，这可能与汉初经济凋蔽，黄金货币流通量较小有关。

到汉武帝时，黄金货币有了较大变化，那就是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铸作。《汉书·武帝纪》记载："诏曰：有司议曰，径者朕郊见上帝，西登陇首，获白麟以馈宗庙，渥洼水出天马，泰山见黄金，宜改故名，今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以协瑞焉。"对此，应劭注曰："获白麟有马瑞，故改铸黄金如麟趾、niǎo＠①蹄，以协嘉祉也"；师古注曰："既云宜改故名，又曰更黄金为麟趾、niǎo＠①蹄，是即旧金虽以斤两为名，而官有常形制……武帝欲表祥瑞，故普改铸为麟足、niǎo＠①蹄之形，以易旧法耳"。这就是说，到了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时，黄金货币有了比较固定的形制。

关于niǎo＠①蹄、麟趾的形状，当时的史书没有具体记载。这里所指的"niǎo＠①"，是古代的一种良马。应劭注曰："古有骏马，名要niǎo＠①，赤喙、黑身，一日行万五千里也"[⑦]。蹄即蹄的本字。一般认为，马蹄呈椭圆形。所谓"麒麟"，是古代传说中的祥兽。汉代人传言麒麟有"五趾"[⑧]。据此可知，"麟趾"黄金货币呈瓣状，圆形。唐朝颜师古在注汉武帝铸行马蹄金时说："今人往往于地中得马蹄金，金甚精好，而形制巧妙"[⑨]。北宋沈括所著的《梦溪笔谈》还对马蹄金与麟趾金的形状作了具体描述："麟趾中空，四傍皆有文，刻极工巧；niǎo＠①蹄作圆饼，四边无模范迹，似于平物上滴成，如今乾柿，上人谓之柿子金"。由此看来，不论是马蹄金还是麟趾金，都是呈圆形或椭圆形的饼块状货币。

建国以来，汉代的马蹄金、麟趾金以及相似的金饼屡有出土。这些黄金货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饼块状黄金货币，已具有相对的固定重量。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黄金货币统计，饼块状黄金货币大小不一、厚薄不等，重量各有差异，其中最重的达462．2克[⑩]，最轻的只有207．57克[①①]。但是，从总体来看，当时的黄金货币，重量大致在250克左右。例如1974年在陕西西安鱼化寨北石桥遗址发现西汉金饼6块，重量分别为257．65克、258．8克、249．55克、261．9克、246．4克、245．6克，平均每块253．31克，大致在250克左右上下[①②]。又如1971年在河南荥阳古城村遗址出土西汉金饼四块，重量分别为244．6克、248．3克、248．5克、250克[①③]。其他如山西太原东太堡、湖南长沙杨家大山、广西合浦西汉木椁墓、河北易县西干坻与满城贾庄、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等出土的金饼，重量也大致在250克左右。这与汉代黄金货币以斤为计算单位是相一致的。

（二）汉代金饼，大多刻有各种文字或记号。例如1951年在长沙伍家岭与杨家大山各出土1块金饼，各自有"辰"字、"君"字及即有凸出的"黄"字[①④]；1963年在太原东太堡出土的6块金饼，其中原编号34的1块金饼刻有18字，有"令"、"吉"以及数字等，大部分不可识[①⑤]；广西合浦县在1971年出土金饼2块，各自底刻"位"、"阮"与"大"、"太史"等字样[①⑥]；1983年在辽宁新金县出土金饼2块，在底中心凿有""圆印，侧刻"××××川"记号[①⑦]。有的金饼，不但刻有各种记号，而且还刻有重量。如1982年在江苏盱眙南庄出土金饼25块，其中原编号Ⅲ．28的1块重246．7克的金饼，在不规则圆底部刻有""、"＠②"、"十五两十五朱"字样；原编号Ⅲ·32的1块重421．4克的金饼，底部刻有"上卜1二"、"斤十两廿三朱"的字样[①⑧]。其他如陕西咸阳毛王沟出土重284．095克金饼，底刻"斤一两廿三铢"；另一块重244．34克的金饼，底刻"十五两十铢"的字样[①⑨]。

（三）汉代的黄金货币，虽然以斤为计算单位，但也可剪凿分散使用。在大量出土的金饼中，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金饼，已被剪凿。例如1975年北京怀柔出土金饼2块，其中原编号2的一块已剪凿压扁，只有金饼的1／2强，重148克，底刻有""、""字样[②⑩]。又如，1971年在湖北宜昌前坪七号墓出土金饼1／4块，重量为62克（原金饼应为248克，相当于1斤）[②①]。1974年河南扶沟古城村出土西汉金饼6块，原编号Ⅰ·17的一块只有金饼的1／2，重量为89．5克；原编号Ⅲ的一块已剪凿变形，底背相贴，只是金饼的1／4，重63．66克；原编号Ⅳ·3的1块只有金饼的1／2；原编号Ⅳ·10的1块只是金饼的1／4。此外还出土大量的黄金碎块，少则7块，多则166块[②②]。这些黄金碎块，显然是剪凿后留存下来的。

秦汉范文篇2

关键词：画像石；墓石刻；风格…

一、秦汉时期石刻类型

秦汉时代的画像石和墓石刻是雕刻着不同画面，用于构筑墓室、石棺、祠堂或者石阙的建筑石材，兼具绘画与雕刻两种造型形式。画像石萌发于秦末西汉初期，东汉时期画像石最为流行，形成了四个中心区域。汉代画像石的艺术特点体现在构图方式、形象塑造和雕刻技法三个方面。首先，它在构图方式上都遵循着传统的法则，多运用中国所特有的散点透视构图法以及运用分层的方式来布局画面诸多形象的空间位置，几乎所有的形象都是按照上下关系层次或者左右关系罗列而获得在空间中的位置关系。而几乎没有从中发现有提供向纵深方向继续延伸至广阔空间的暗示。其次，形象的塑造也仅仅是具有了形象与影像的观察判断，以及仅用线描表现手法这两个显著特点，至于物象所能表现出的体积感，都基本消失在了剪影式的平面造型中。画面中的轮廓线几乎都是运用了那最优美的曲线去强调各种形象的形体美，或动感体态。几乎所有的形象都处于无尽的运动瞬间，或行进、或舞动、或顾盼、或飞腾，无不展现曲线所固有那种扭转而紧张的力量之美。最后，雕刻技法主要有阴刻线、阳刻线、浅浮雕等等，最普遍的是减低平雕加阴刻线。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武梁祠画像和沂南石画像。汉画像石分布地区广泛，在我国多数省份都有发现，但主要集中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区域，如河南、山东、江苏、陕西、湖北、四川、安徽和山西以北地区，北京、河北、浙江等也有少量分布。画像石、墓石刻的艺术风格总得来说有力、简洁、质朴。像山东的画像石质朴、厚重、线条流畅，有装饰的效果，河南南阳的画像石气势宏大、装饰豪华、刀法苍劲、壮实雄健，四川的画像石造型生动活泼、线条俊俏，陕西的形象夸张，不拘小节，张力强劲等等。

二、石刻风格

西汉王朝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当时的经济文化方面，在艺术层面上也继承和发扬了前代优秀的艺术传统，又大胆地吸收借鉴了外来的艺术形式，从而使汉代的雕像艺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霍去病墓石刻群就是西汉纪念碑式群雕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典范，是雕塑艺术在造型方面打破旧程式，取得了进一步发展的里程碑。霍去病是汉武帝时期的名将，能征善战，曾六次率军抗击匈奴，为汉朝边疆的稳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24岁就英年早逝。汉武帝为表彰他的卓著功勋，特地为他修冢纪念。霍去病墓室石刻群有马踏匈奴、跃马、卧马、伏虎、卧牛、野猪和野人抱熊等，除马踏匈奴被置于墓前外，其他石刻都散置于墓冢周围。这些石雕皆采用“相形取石”、“因材施雕”的方法，将圆雕、浮雕和线刻技法综合运用，刀法简洁洗练，造型朴拙粗放。给人以不浮华、不繁琐、不矫揉造作的感觉，那种蓬勃、豪放的气势与精神正是借助这些单纯、朴拙且自然的“相形”之石来直接表现的，这恰恰是在无形之中巧妙地缔造了艺术中那种巧夺天工的气势雄浑之感。借用温克尔曼的话说就是“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霍去病墓石刻群中最为著名的是马踏匈奴，他以硕大的花岗岩雕出战马将匈奴侵略者踏翻在地的场面，战马庄重沉稳，矫健轩昂，踏在马下的匈奴首领手握弓箭仰面朝天，并且有挣扎欲起之势。而且整个雕塑不做凿空处理，浑然一体，突出了大的场面，加强了自身的整体感和大型圆雕的雕塑感。马踏匈奴赞扬了霍去病击败匈奴的历史功绩，赢雄健的战马象征主人的艰苦卓绝和英勇豪迈的气概。霍去病墓石刻群是中国古代雕塑接受外来艺术后融会贯通的成果，这种方式刻画出了作品雄浑的气势和内在力量，避免了早期雕塑生拙的弱点，成为汉代石刻艺术的一大特点。还有南阳画像石中的的弯弓射鸟，陶俑的长袖善舞，人驾车马征战的各种情节，以及卜千秋墓壁画中的人神与动物的行进行列……在这些情节中所突出的多是高度夸张化的艺术形态，或是手舞足蹈的大体态的运动，或是异常单纯且朴实简洁的整体形象。粗犷的线条所勾勒出的粗轮廓的形象与场景，所展现出的整个汉代的艺术生命也正是在这样的夸张体征姿态和大体态的运动中，正是在这种粗轮廓的整体形象的飞扬流动中，去表现出力量、运动以及形成的“气势”之美。在朴实无华的汉代艺术中，也正是这些运动、力量和“气势”等艺术所特有的表现“元素”成就了汉代艺术美的本质属性。这种属性与六朝以后的静态姿势和内在精神，是有着鲜明对照的。总之，汉代画像石不仅开始重视了画面中整体的布局效果，还在人物故事情节的塑造方面展现了很多成功的范例。它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它那古朴自然与大气雄浑的绘画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上放射着夺目的光彩。秦汉文化艺术充沛的生命力，粗犷的时代豪气和充盈的元气的融会贯通，激荡斯磨，就升华而为凝重与飞动的统一，冲决而为辉煌大赋，壮观宫殿，瑰丽画像，每个时代所特有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其当时的政治经济紧密相连。同时它也能以它特有的方式推动政治和经济向前发展。秦汉的艺术形式使我们认识到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往往正需要这种源自天然最朴拙的物像所蕴含的内在紧张的力量之美，以及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美术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并为此后两千年封建文化艺术奠定了发展基础。

作者:吕战理 单位:河南大学

参考文献:

秦汉范文篇3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掌握《史记》、《汉书》，弄清体裁区别;掌握汉赋、乐府诗，比较不同特点。

4、雕塑与绘画

掌握雕塑代表作品(秦始皇陵兵马俑、东汉说唱俑和杂技俑、秦汉砖瓦和瓦当);掌握绘画代表作品(长沙马王堆汉墓彩色帛画、汉代画像石和画像砖)。

重点和难点精析

1、秦汉文化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特点和影响

(1)原因

①秦汉时期社会经济的进步是秦汉文化发展的物质基础，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科技成就既是秦汉文化发展的表现，又是秦汉经济发展的动力。

②秦汉形成统一帝国，政治统一，促进各地人民生产生活交流，为秦汉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③强有力的政府也促进秦汉文化的发展。秦始皇统一文字，西汉武帝以后大兴儒学教育，鼓励对外交流，东汉明帝求佛法等政策措施都有利于文化的发展。

④当然封建政府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一些措施，也会对科学文化发展有不利作用，如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但总体看来，秦汉统一帝国政府的存在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

⑤民族交流的增多也有利于文化的进步。外来文明的传入也促进了秦汉文化的发展。

(2)秦汉时期文化的特点

①统一与多样化的有机结合。秦朝“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汉朝独尊儒术，都具有大一统的特点，同时各地、各族文化也蓬勃发展，形成了统一前提下风格多样的中华文化。

②中外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秦汉大规模吸取外来文化的长处，特别是张骞通西域以后，中华文化接纳包容了西域、印度的文化;秦汉文化也广泛外传，向东传到朝鲜、日本，向西传到西域，甚至远播欧洲，向南传到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地区。

③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造纸术的发明与改进、《九章算术》的问世、天文和医学成就等，表明那时的中国科学技术等处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先进行列，文学艺术等也形成与发展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独特风格。至今，国外仍有人称中国人为“汉人”，称中国学为“汉学”。

④气势宏大。长城、秦始皇陵兵马俑、《史记》等都表现了秦汉时期人们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显现出宏大不凡的气势。

(3)秦汉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影响：

第一、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元。从此，中国文明源源不断传到西方。中国的丝绸、冶铸、水利技术都远播到中亚、罗马和欧洲地区。

第二、秦汉文明对东方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一时期，不仅和日本、朝鲜有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还有不少移民到日本等国，他们把秦汉先进文化带往邻国地区。

第三、秦汉文明对世界文化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不少国家把中国称为China，即为秦的译音，或把中国人称为“汉人”，把中国学称为“汉学”，都说明中国秦汉文明对世界影响之深。

2、秦汉时期思想的特点

儒学经董仲舒阐发，既使儒学神秘化，又使儒学官方化，成为汉代思想的突出特点;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种哲学观点的对立;儒佛道三教并存的宗教格局开始形成。

3、董仲舒的新儒学。

董仲舒是西汉时期的儒学大师，其哲学思想的主流是唯心主义。

董仲舒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汉代今文经学派杰出的大师。他对儒学的发挥主要包括：(1)大一统说，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2)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识、有感情的最高主宰者，而皇帝是“天子”，他代表天意君临天下，同时也必须顺从天意。这种天谴说既不科学，又有迷惑性，但作为臣下劝谏君主顺从民意的凭据，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限制君权的意义。(3)君权神授学说认为：“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这种思想理论，目的是给统治者披上神圣的外衣，借以维护封建统治。从这个基点出发又提出了三纲五常说，将封建等级制度神圣化。它所体现的神权、政权、族权和夫权是束缚历代人民的精神枷锁。(4)更化与德政思想，主张以秦为鉴，缓和阶级矛盾，提倡德治，在现实政治中革除秦政余毒，即所谓更化说。

知识拓展

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的发展及其所体现出的历史变化规律。

发展：①春秋时期──创立：孔子提出以“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他维护周礼，主张贵贱有序，主张以德治民，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他还主张改良，“损益”旧的章法。②战国时期──发展：孟子进一步提出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反对统治者“虐民”，“暴民”;要求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赋。③西汉──成为统治思想：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具有神学倾向的新儒学。新儒学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为核心。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思想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

规律：①古代思想学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②古代思想学说总是吸收其他合适的思想主张来丰富和发展。③适合统治阶级需要的思想主张往往受到格外重视。

师生探究

例1、从战国“百家争鸣”到西汉“独尊儒术”的转变体现了()

①中央集权的强化②思想控制的加强③大一统局面的形成④儒家以外各学派的消亡

A.②④B.①②④C.①③D.①②③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组合选择题，但体现出一定因果关系，难度较大，试题较为新颖。解题时，要求考生对从“百家争鸣”到“独尊儒术”的转变原因、影响等作出恰当分析，应遵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这一规律，同时，西汉时虽“罢黜百家”但并不是消灭各家，由此可排除④。

例2、(2005上海历史)西汉太中大夫东方朔撰文上书汉武帝，所用竹简需两人抬进宫，以后改变携书不方便现象首次得益与发明了

A.造纸技术B.雕版印刷C.制墨技术D.活字印刷

解析本题答案是A。造纸术发明后，轻便价低的纸张逐渐代替了笨重的竹木简，从而改变了携书不方便的现象。

例3、秦汉文化具有统一性与多样化有机结合、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水平居世界前列、气势恢宏等突出特点。其中，造成“中外文化交流的频繁”这一特点的直接原因是()

A.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得以确立与巩固

B.处在封建盛世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

C.中外交通发达，政府重视对外交流

D.科技文化先进，对周边国家有强大的吸引力

解析本题答案是C。秦汉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达，中国大规模的吸取了外来文化。

秦汉时期文化板块小结

秦汉范文篇4

一、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理论渊源

早在秦汉时期之前，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就出现了一些思想萌芽。据《礼法•曲礼》记载，周礼中将“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以维护贵族官僚的法外特权。对此，唐代儒者孔颖达曾明确解释说“：刑不上大夫者，制五刑三千之科条，不设大夫犯罪之目也。所以然者，大夫必用有德，若逆设其刑，则是君不知贤也。”也就是说“，大夫”都是一些正人君子，是不会作出违法乱纪的勾当的，所以也没有必要在刑法上对大夫犯罪作预先规定；反过来说，即使大夫犯罪，也可以享受各种减免刑罚的特权优待。这种观点认为，假设官僚贵族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而国家对其进行任意形式的凌辱、折磨和治罪的话，那么就会动摇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观念，因此贵族官僚的人格与尊严是不能够容许任何形式的侵犯的。但是，对于“刑不上大夫”的这种刑法特权，到春秋战国时期，法家集大成者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曾提出过“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口号，对旧贵族在刑法上拥有的特权表示了明确反对，不承认贵族有法律外的特权，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知，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法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另外，法家还表述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这些论断表明先秦法家针对西周以来的礼法原则，提出了无论什么人犯罪都要绳之以法的思想，显示出一定的法治主义原则[1]28。

先秦时期，为了保持国君的尊严和维护法令的实施，以商鞅为代表的变法改革者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这种“刑无等级”的主张，比如商鞅在秦国主持变法时，新法刚刚施行还未到一年，以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保守派就跳出来进行恶意捣乱，唆使太子故意触犯规定的法令，达到破坏变法的目的，对此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就将他们分别处以黥刑和劓刑。秦始皇面对嫪毐的武装叛变曾下达命令说“:有生得者，赐钱一百万；杀之，半百万。尽得等。”即便案犯逃离他国，秦朝也会竭尽全力重金所求进行果断惩罚，如秦将樊於期叛逃燕国，“秦王购之金千斤顶，邑万家”，最后是荆轲将樊於期的人头送回了秦朝。但是，先秦法家的这种做法并非是要从本质上废除贵族官僚的刑法特权，一方面其标榜废除了旧贵族免遭法律制裁的特权行为，另一方面其又重新确立了维护新贵族核心利益的特权行为。还是以商鞅为例，在太子犯事时，他认为“太子，君嗣也，不可刑”，并且在第一次变法时的法令中就规定，“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有无所芬华”（《史记•商鞅列传》），并且在刑法上也肯定了新的等级特权。秦朝在统一全国之后，秦始皇也基本上实行了这一原则，尽管贵族、官僚在法律方面拥有的特权较小，但按照犯罪者的身份，在刑罚的适用上是有所区别的，仍存在“同罪不同罚”的现象，比如从云梦出土的秦简当中人们可以看出，对于那些拥有爵位的人或者是官吏犯罪的行为，朝廷是允许采用金钱来赎罪的，但是某些比如赎死、赎官等赎刑仅仅只是适用于少量的贵族官僚而已。汉朝时期，随着礼教与法律逐步得到一定的融合“，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原则被朝廷在治国的刑法当中正式确立下来，其主旨内容也得到了不断的充实和完善，演变成为中国古代刑法的一项重要原则和基本特征。汉文帝时，著名儒者贾谊曾借周勃在狱中受虐一事上书汉文帝，主张恢复古时“刑不上大夫”的做法。受到周勃事件和贾谊言辞的感悟，汉文帝于是下令对于皇室宗亲和高官贵族赋予一定的特权，从此，即便大臣有罪，也是一般责令其自杀自戕，而不再遭受到任何形式的直接刑罚。当然，自秦朝时就有对官吏的“赎免”优待，汉代也有“上请”制度“，上请”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从“二千石”，扩大到“六百石”，从皇室宗亲，扩大到公侯嗣子，皆须先请而后执行[2]42。东汉后期，开始出现“八议”的说法，这是儒家经学大师们引“经义”对当时司法制度的特权原则所作的总结，但还没有完全成为法律，只是为封建刑法的特权原则“、八议”制度奠定了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贵族官僚刑法特权的几项内容

纵观秦汉时期贵族官僚刑法特权，其主要包括刑罚适用上的优待、死刑执行上的优待和司法审判上的优待等几项主要内容。刑罚适用上的优待。此类刑法特权自古有之，据《礼记•文王世子》“，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明文规定某些刑罚是不能够运用于贵族官僚的；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贵族官僚犯罪的，则可以采用“赎”或者“放逐”等较为人性的方式来代替他们应当遭受的刑罚，比如春秋时，郑国大夫公孙楚犯伤人罪，执政子产对他说“：余不女忍杀，宥女以远，勉速行乎，无重而罪”，将他放逐到吴国。秦朝时期，尽管对于罪犯进行惩戒的刑罚执行形式各式各异，有斩首、戮尸、烹死、枭雄、车裂、诛族等，但是对于上层和贵族的官僚犯罪，则普遍采用劳役、迁移、撤销职务等较轻刑罚。汉代初期，一些儒家学者对官员贵族遭受严酷的惩罚状况非常不满，他们主张不能简单地以法律对待贵族官僚，当时上层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无道理，比如汉武帝时，狱吏凌辱大臣仍不足为奇，萧何贵为相国，仅因建议刘邦开放上林苑，就被刘邦投进了大牢；周勃出将入相，为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仅因莫须有的罪名，被逮捕入狱，在狱中备受狱卒的凌辱，周勃无奈之下，只得用千金向狱卒行贿，结果还是在狱卒的指点下，才得以出狱，出狱后，他感慨地说“：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在此种背景下，后期的汉文帝采纳贾谊的建议，对汉朝的皇室宗亲和高官贵族赋予一定的刑罚特权，在刑罚适用上予以适当优待。死刑执行上的优待。秦汉时期，一般罪犯的死刑都是公开执行的，或斩首、或戮尸、或烹死、或车裂等，行刑手段相当残忍，但对于大夫之类的贵族官僚犯死罪可以在家中自杀而死，以示优待。这种优待方式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已有之，比如晋国大夫里克、郑国大夫公孙黑等虽犯有重罪，但都是被迫自杀而死的。秦汉时期贵族官僚获得这种死刑优待的事情更为常见。西汉时期，公元前170年，汉文帝的亲舅舅薄昭触犯刑法犯了死罪，但汉文帝并没有采取下狱处刑的方式，而是派人穿着丧服到舅舅家里痛哭流涕，最后，薄昭无奈只得自杀了事，受到了应该得到的惩罚。

秦汉范文篇5

一法家思想与现实政治的结合

虽然法家中的许多人物都与儒家有师承关系，〔注：除著名的韩非、李斯为荀子的弟子以外，还有战国初期在魏国活动的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史记·儒林列传》（《汉书·儒林传》略同）称：“自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故子路居卫，子张居陈，澹台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贡终于齐。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钱穆先生认为其言行近法家。见钱穆《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熊伟整理），载《古史辩》第四册下编。〕但是从理论体系上看，法家思想是由道家渊源而来的。《管子·心术上》及马王堆出土帛书《经法·道法》中都有“道生法”〔注：《管子·心术上》作“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的记载。在战国及汉初“黄老道德之术”和“形名法术之学”〔注：有学者称之为“新道家”、“道法家”。〕中，都有由道家思想向法家思想转变的倾向。道家学说中的“道”和“形名法术之学”中所讲的权、衡、刑、法、称、度等等，最初都是抽象的本体概念，是均平、齐一、普适的意思。法家从道家继承了“道”的概念，而使之与现实政治结合。道家追求天道的和谐统一，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法家则以“道”所生成的“法”为万物的纲纪，使一切事物都专决于“法”。另一方面，法家又通过“循名责实”的逻辑方法，使“道”、“法”等本体概念与具体的赏罚制度相对应，从而把抽象的概念转化成了具体的律令。法家虽有兴秦之功，而卒使强秦二世而亡，尤其秦有焚书坑儒之举，故历来学者多轻蔑之。“道生法”的事实说明法家在思想理论的层面上，境界也是很高的，与儒道二家一样具有学术的严肃性。

秦在统一六国之前，就素有实行法治的传统。秦孝公时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商鞅死后，秦国实行法治的政策依然不变，秦国国富兵强，从相对落后的国家一跃而成为战国最强大的国家。秦始皇时期，秦国继续实行法治政策。在秦国著成的《吕氏春秋》一书中的思想，以道、法内容居多。韩非是战国后期法家集大成的学者，也被征到秦国。韩非的同学李斯，被任用为丞相，秦代的许多重大政治措施都出自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当政时，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处理，甚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记·秦始皇本纪》），表现出极端的法家作风。秦统一后，秦始皇决定不再实行分封制，并决定焚毁《诗》《书》百家语，标志着秦代所实行的法家政策达到顶峰。

以时间先后而言，老子所开创的道家学派略早于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学派是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注：参见陈鼓应先生近年的研究：《老庄新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出版；《易传与道家思想》，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但是，在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早得以与现实政治结合的却是法家。〔注：李悝、段干木、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活动略早于商鞅在秦国主持的变法，但钱穆先生认为李悝、吴起等人在魏国的政治活动已不完全同于孔子所主张的“仁政”，见前引钱穆先生文。〕法家思想成为秦国的主导政治思想以后，使秦国的国力持续发展，引导秦国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大业，在战国至秦代的社会政治实践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继法家之后，道家、儒家先后为汉代统治者所推崇，但后来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较之秦国推行法家思想还有所差别。汉武帝推崇儒家思想是利用儒家思想作为君主专制的工具，秦国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则是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的彻底法家化。〕从秦统一后各项政策制度的建立、君臣言论以及泰山、琅邪、之罘、碣石、会稽等刻石铭文来看，〔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二十八年邹峄刻石：“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二十八年琅邪刻石：“端平法度，万物之纪。圣智仁义，显白道理。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专心辑志。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务皆贞良。端直敦忠，事业有常。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二十九年之罘刻石：“大圣作治，建定法度，显著纲纪。”“阐并天下，灾害绝息，永偃戎兵。”三十二年碣石刻石：“皇帝奋威，德并诸侯，初一泰平。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三十七年南海刻石：“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防隔内外，禁止淫泆，男女洁诚。大治濯俗，天下承风，蒙被休经。皆遵度轨，和安敦勉，莫不顺令。”〕秦代政治家对于当时社会政治蓝图的描绘是既宏大又理智的，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秦代政治的许多方面，都颇有可采，这一点已为汉代及汉以各代对秦的效仿所证实。

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秦始皇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八人一起为秦始皇做寿。仆射周青臣颂扬秦始皇的功绩，有“平定海内，放逐蛮夷，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等语。秦始皇悦，博士齐人淳于越趁机劝秦始皇效法西周实现分封制，封宗室子弟和功臣作为中央政权的枝辅，以保障全国广大地区的长久安定。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认为：“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淳于）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师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李斯建议：“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史记·秦始皇本纪》）李斯的建议为秦始皇所接受，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所实行的分封制和春秋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争鸣局面，至此都随分裂时代的结束而告结束。

在此以前，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已实现了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后增至四十郡，疆域东至海，南至北向户，西至临洮，北至河。郡县制是一种政令归一的制度，全国无论远近都由中央直接统治。这一规划是秦代法家所独有的，是只有法家才提得出和敢于提出的。虽然如此，归一的主题则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共同趋向，而禁《诗》《书》百家语的政策就是一种学术思想上的归一。废除分封制和禁《诗》《书》百家语同样是反映了秦代法家政策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反映了诸子百家之学的必然要求。《庄子·天道》曾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庄子·外物》又说：“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归一是目的，诸子百家之学的兴起是途径，归一的目的达到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应该结束了。

秦用法治是从战国时开始的，但是，就在秦统一全国之时，社会政治状况便又开始变化，较之统一以前已有极大的不同。法家是讲“因”、讲“变”的，这时，全国统一以后的新的社会政治状况就要求秦代的统治思想要有一个从统一前到统一后的变化。统一前，秦国的政策是以耕战和兼并为主要目标的；统一后，则要求以维护统一局面和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了。秦代统治者没有成功地实现这一转变，结果导致了秦王朝的速亡。

法家政策在秦统一以后也有所增减，但却不是以保持持续发展为目标的变化，而是统一再统一，造成过度的封闭。由奖励耕战、加强君权、制约大臣，转变为普遍的刑杀。所有事物都归结为法律程序，并尽可能地实施重刑。法令的约束从主要针对上层官吏扩大到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秦二世即位以后，又进一步将秦始皇勤于理政、经常出巡的法家作风，转变为不见大臣的制御之术。结果是人人自危，刑戮相望。

此时，法家学说成为了秦代实行急政暴政的理论依据，助长了秦王朝的速亡。贾谊说：“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贾谊《过秦论》）代表了汉初有识之士对秦王朝失败原因的普遍认识，是非常中肯的。

二道家思想在汉初的实施

西汉建立后，统治者能够适应秦末丧乱、凋敝的社会现实，并且注意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省刑少事，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制定了以恢复社会生产为主要目标的比较宽松的政策。这一政策从先秦以来的道家学说中找到了理论依据，因而在汉初社会经济恢复时期，道家思想便取代了法家思想，而与汉初的现实政治结合，成为汉初的主导政治思想。

汉五年（前202年），汉高祖置酒洛阳南宫，与将相大臣一起总结汉朝所以得天下、项羽所以失天下的原因，其后又在朝中与大臣进一步总结秦朝所以失天下、汉朝所以得之的原因，大臣陆贾等也多次提醒汉高祖以亡秦为借鉴。《史记》中说：“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祖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郦生陆贾列传》）陆贾劝汉高祖要“变”，要由逆转顺，汉高祖接受了。

汉初大臣中，有不少是推崇道家的，也比较系统地接触过道家学说。如曹参曾学黄老于盖公，陈平少好黄老，田叔学黄老于乐巨公，直到汉武帝初期，仍有汲黯、直不疑、司马谈等人学习黄老学说。汉初皇帝、宗室、外戚中，汉文帝本修黄老，文帝皇后窦氏尤其喜谈黄老之学，连带汉景帝及太子、诸窦都不得不读黄老。侯王大臣的宾客之中，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编纂成《淮南子》（《汉书·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其中以黄老道家内容居多。

曹参相齐时，召集当地儒生百余人，询问安集百姓的办法，儒生各持己意，曹参不知所从。后请来胶西人盖公，为曹参讲论道家“清静无为而民自定”的政治理论。曹参依照实行，相齐九年，百姓安集，齐国大治。萧何死后，曹参又继任为汉朝的相国，对萧何在位时所制定的规章惯例都不变动，专门挑选郡国官吏中诎于文辞的厚重长者担任丞相史，将言理深刻的属吏予以罢免，效果很好，百姓作歌称赞他是“载其清静，民以宁一”（《史记·曹相国世家》）。

汉景帝时，齐儒者辕固生为博士，在景帝面前与道家一派的黄生辩论汤武受命是非问题，发生激烈争执。窦太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辕固生回答说：“此是家人言耳！”窦太后怒，命辕固入圈击彘（《史记·儒林列传》）。

到汉武帝初年，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帉为太尉，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一起推崇儒术，贬抑道家，引起窦太后的不满。建元二年（前139年），赵绾建议汉武帝以后不再向居住在东宫的皇太后奏事，窦太后大怒，责备汉武帝，迫使汉武帝不得不暂时取消尊崇儒术的计划，窦婴、田帉同时被罢免，赵绾、王臧下吏自杀（《史记·儒林列传》、《汉书·武帝纪》）。

这二件事说明了汉初儒家与道家的竞争，也说明了道家势力在当时的较大影响。

汉初五六十年间，社会政治比较安定，统治集团内部虽有“诸吕之乱”、“七王之乱”的事件发生，但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不大；政治作风比较健康，统治者从皇帝宗室到群臣百官大多出身社会下层，生活散漫放任，缺乏人文意识；社会下层地主、商人对农民的兼并还不严重；中原内地汉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关系也边疆平和，从而为道家政治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先秦时期的道家有老子、杨朱、庄子、稷下黄老等流派。老子虽主张守一、无为、清静〔注：《庄子·天下》：“关尹、老聃闻其风而悦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却具有鲜明的政治实践倾向，汉初所实行的道家政治思想主要是由老子渊源而来的黄老思想，其中已兼容有名家、墨家、法家、儒家等各种观念，其总的思想是要通过清静少事的途径达到天下大治，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汉初以黄老政治思想为主导，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产生出了显著的积极效果，使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从最初的“自天子不能具均驷，将相或乘牛车”，逐渐恢复发展到了“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汉书·食货志》）。

道家思想也有其消极的一面。西汉中期以后，社会经济日益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民族矛盾逐渐激化，政治生活日趋复杂，道家政治思想便不再能与社会状况相适应，终于被儒家思想所取代。长于抚治战乱后的创伤而不长于创造性的进取，致使汉初的数十年间各项制度多有缺漏，这是黄老政治思想的不足。

三儒家思想在汉中期的独尊

儒家思想与汉代政治实践的结合，是在西汉中期。

汉武帝晚年，曾对大将军卫青讲到自己的一生事业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儒家政治思想便在这一内兴外作的政治环境下应运而起（《资治通鉴·汉纪》汉武帝征和四年）。

儒家政治思想作为西汉中期的主导政治思想，将汉代的社会政治发展推向了极盛。而在西汉中期的极盛局面结束以后，也仍然能够作为历代王朝的正统政治思想，历时久远，对于中国古代社会与政治的发展作出了极大贡献。

儒家学说开创于孔子，又经孟子、荀子及众多儒家弟子的发展。先秦儒家学说是具有极强的人文倾向、社会政治倾向的学说，提倡中庸、博学、择善而从，善于汲取古代知识及百家所长。在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实行仁政、王政，取法西周初期的礼制。在汉代之前，儒家思想始终没能与当时的政治实践结合。

到西汉中期，儒家思想得以成为汉代的正统政治思想，是有其内在原因的。儒家学说鲜明的政治倾向及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都与汉武帝时期加强君权、强化中央集权和文化专制的要求，不相矛盾。

但是儒家学说从春秋战国发展到汉代，其思想内容也已发生较大变化，而汉武帝推崇儒术的目的更是带有明显的政治利用的意图，并非遵循先秦儒家的追求和信念。这一点与以往法家和道家思想与政治结合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首先，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政治思想以后，已从原来的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转变为承认现实政治秩序，包括汉代君主的政治地位，即儒家已经从致力于政治革新转变为维护现实统治。其次，汉武帝通过设立经学博士，为学习儒学的人大开仕禄之门，使得儒家学说风行一时。儒家学说体系内容丰富、广博，极其适合作为衡量一般文化教养和智力水平的样本，因而成为选官的标准。儒学对于汉代官吏的选拔也确实作出了很大贡献，但这已不是先秦儒家的本意，汉中期以后，儒学很快走上了章句训诂的死路，日趋繁琐僵化。第三，儒家对于当时的社会政治，主要起一种文饰的作用，而不能直接推动政治的运作。在汉武帝生前，汲黯等大臣就已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粉饰政治的性质。第四，汉武帝以后虽然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上并不是儒学取得独尊地位。在政治运作背后，实际上是多采秦制，阳儒阴法，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在各项典章制度背后，实际上是多采阴阳五行，而以儒术为名义。

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年），即汉武帝即位后的第一年，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汉武帝亲自策问古今治国之道。董仲舒对策推尊儒学，建议以儒学统一学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得到汉武帝的赞许。

董仲舒先后三次参与对策，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引申论证。汉武帝在其策问中，首先提到帝王受命、上天降命的问题，说：“朕获承至尊休德，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遑康宁。”（《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在其对策中，也讲到了“更化”的问题。但实际上儒学并不可能对现有政体有所变更，而只能是为现实政治寻找“天人之征”。儒学的软弱妥协助长了汉武帝进行君主专制的自信心，到太初三年（前102年）举行封禅时，汉武帝的态度已经是“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与初即位时有很大不同。

建元元年这一次推举的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人数很多，丞相卫绾提出其中“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汉书·武帝纪》）。

与贤良对策相配合，丞相窦婴、太尉田帉、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等人从政府一面推崇儒学，论及建明堂、设巡狩、改历、改服色等事。赵绾还将他的儒学老师申公迎到京师，其时申公已有八十余岁。但申公并没有对汉武帝有所帮助，汉武帝问申公治乱之事，申公回答说：“为治者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

“力行”之说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民重君轻思想，并非道家之语。《论语·颜渊》：“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但当时汉武帝正热中于“文词”，听了申公的话以后，默然无语，感到失望（《史记·儒林列传》）。

所谓“文词”，即指作为文饰的儒学。汉初不用儒学，一个重要原因是认为儒学繁缛难行，儒者文多质少。汉武帝即位后，多方延揽文学儒者，倾向于黄老的大臣主爵都尉汲黯曾当面指责汉武帝说：“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汉武帝利用儒学的性质（《史记·汲郑列传》）。

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年），置五经博士。六年，窦太后死，田帉再度出任丞相。元光元年（前134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并再次诏举贤良文学，仍由汉武帝亲自策问。元朔五年（前124年），公孙弘出任丞相，始为博士官置弟子，学成以后第其高下，补郎中、文学、掌故等职。此后儒学利禄之路大开，公卿大夫士吏中儒学之士很快增多起来。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上大说之”（《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元封元年（前110年），汉武帝遵循儒家理论，举行了隆重的封禅大典，标志着汉武帝的功业达到极盛。儒家学说认为，圣人王者致太平，必封泰山、禅梁父以告天地。在举行封禅之前，汉武帝令诸儒采《尚书》、《周官》、《王制》之文，草封禅仪。诸儒各持一端，数年不就。其后汉武帝听取兒宽的建议，“自制仪，采儒术以文焉”。对于持有异议、认为不同于古的儒者，都予以罢免（《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史记·封禅书》）。隆重的封禅典礼就这样确定下来。汉武帝的这一做法，实开汉宣帝、章帝封禅“天子亲制临决”之先河（《汉书·宣帝纪》、《后汉书·儒林传》）。

汉武帝“独尊儒术”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儒法兼用。西汉中期以后，儒学实际上并没有成为惟一的正统政治思想，法家思想同时也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儒家思想对现实政治政策只起一种辅助、维护的作用，所谓“独尊儒术”也只是名义上的独尊，法家思想才真实显示出汉代的政治本质。汉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王道、德教指儒家，霸道指法家，明确揭示出汉代自开国以来兼用儒法的事实。

史称“汉承秦制”，其中心内容就是承袭秦代的法家政治思想和在法家思想指导下所建立的一整套典章制度。楚汉战争结束，汉高祖即皇帝位，当时制度草创，仪法简约，武将饮酒争功，酣醉妄呼，拔剑击柱。叔孙通知汉高祖有厌烦之心，趁机上言：“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及臣之弟子共起朝仪。”汉高祖问：“得无难乎?”叔孙通说：“五帝不同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顺人情者也。臣可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汉高祖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汉七年（前212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十月大朝，按叔孙通所定朝仪依次行礼，文武百官莫不振恐，皇帝撵出，都俯首不敢仰视。汉高祖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孝惠帝时期，在开国战争、剪除功臣、诛锄诸吕等事件过程中，政策上必然地受到了法家思想的影响。当时具有儒者之称的人物，如陈余、随何、郦食其、陆贾、叔孙通等人，实际上都长于权变，兼通百家。

汉文帝既修黄老，又好刑名。在削藩和平定七国之乱等事件中，也必然地要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当时有影响的政治人物，如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又拜李斯的同邑、廷尉吴公为师；晁错“学申商刑名”（《史记·屈原贾谊列传》、《史记·袁盎晁错列传》），都具有法家色彩。

汉武帝时内兴外作，设立“中朝”，裁抑相权，利用儒学，重用酷吏，打击豪强权贵，严明吏治，设十三州部刺史加强监察，所有这些都带有法家特点。当时人物如公孙弘“学《春秋》杂说”，“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主父偃“学长短纵横之术，晚乃学《易》、《春秋》、百家言”，张汤以《尚书》、《春秋》治狱，儒法结合，时称“文法”（《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史记·酷吏列传》及《史记·汲郑列传》），同样都具有法家色彩。武帝以后，汉宣帝及东汉光武帝、明帝也都重用酷吏，长于以刑名绳治臣下。

汉武帝以后，儒学由于符合君主专制政体的要求，继续受到统治者的推崇，被历代王朝尊为正统政治思想。同时，儒学的内容与组织也逐渐趋于僵化。汉代昭、宣、元、成、平帝时期，太学五经博士及弟子员数屡有增加。平帝时期，儒家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东汉时期，光武、明、章、和帝也都推崇儒学，经常亲临经学，章帝还亲自主持召开了两汉经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白虎观会议，宗室外戚也有教授子孙讲习经学的风气。东汉置经学博士十四员，历史上一些著名的经学大师如贾逵、马融、许慎、郑玄、何休、服虔等人，都出自东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梁太后诏令大将军以下至六百石官吏都必须遣子受业，太学生员多至三万余人。

儒家等学派在先秦时期就有以上古原始民主制作为理想的政治模式，对现实社会进行根本改革的思潮。这一传统到西汉时期仍然流行，并且随着皇权的加强、土地兼并的加剧、社会政治矛盾的激化而日益突出出来，到西汉末年，就产生了今古文经学之争和王莽的改制。在王莽的新朝所实行的政治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实行禅让制和井田制，限民名田以均贫富。

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理论解释天人关系。到西汉末东汉初，谶纬之学又产生出来，成为儒学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谶纬以超自然的神话传说和预言为主，其中有不少是对历代帝王兴废的预言。史称汉光武帝建立东汉，曾得到《赤伏符》的预示，汉光武帝即位后，酷好谶纬，使得谶纬在整个东汉时期都很流行，形成普遍风气。谶纬的出现反映了儒家经学的没落，为此，儒家学者中的一些有识之士如扬雄、桓谭、王充、张衡等人，都对谶纬进行了批驳，代表了东汉儒家学者中反对俗儒、要求对儒学进行重新认识的一派。

东汉后期，政治上日渐腐败，各种矛盾日趋尖锐，在士大夫和儒家学者中，产生了清议的思想潮流，对政治上的弊端进行议论和批评。与此同时，崔寔、仲长统、荀悦等人也著文立说，对各种政治弊病进行比较系统的批判，形成了东汉后期具有特色的自由政论和社会批判的思潮。

四法道儒三家政治思想依次嬗替的特点

春秋战国时期和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重要、但特点又极不相同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思想文化方面最为灿烂的时期，秦汉则是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最为饱胀的时期。（注：可参看陈启云先生的观点。陈启云先生认为，先秦是中国哲学思想的光辉灿烂时代，而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上看，两汉却是古代中国文化极为光辉灿烂的时代。“汉代政治可以说是远古周代的理想（儒家对周代文化的理想化）和近世秦法家的现实（战国时期的变法改革）二者的折衷调和。由于有了这一基本态度和精神，才能综合了中国境内各地区、各阶层的文化传统，融合为四百多年的汉代文明；而在汉朝覆灭以后，更延绵为二千多年的汉文化传统。”见陈启云《两汉思想文化史的宏观意义》，载《汉学研究之回顾与前瞻》，中华书局1995年出版。）思想文化是一种源头，政治社会生活是一种过程。源头代表理想，而理想的源头必须有待于实际过程的伸展。

秦汉时期紧接春秋战国时期之后，而能够将春秋战国时期未曾展开的最重要的儒、道、法三家学说加以改造，使之成为秦汉时期的正统政治思想，法、道、儒相继为用，前后嬗替。三家各有其时代依据，又各自对社会作出贡献。秦汉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法、道、儒三家相继为用的现象不同程度地重复出现，似已成为行之有效的规律。这些现象本身已具有一种历史哲学的含义，是研究政治思想史极可注意的。

近代以来诸子学极盛，学者每于儒、道、墨、法各家探索渊源，比较异同，有所好恶则加以批评。但是早在战国秦汉之际，学者对于以往学术史的总结是另有思路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仍推《庄子·天下篇》、司马谈《六家要指》及班固《汉书·艺文志》〔注：班固之说取自刘歆《七略》〕三家。

《庄子·天下篇》：“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

司马谈《六家要指》：“《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直所从言之异路，有省不省耳。”

秦汉范文篇6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914790户，管口52919390”，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就留下的经验而言，汉、唐最高统治者所共同具备的对待外来文化的开放与积极吸纳的态度最值得后人借鉴和吸取。汉、唐在输出文化的同时，也广泛地吸收了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从而形成了良好的文化发展互动态势，为文化交流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积极有利的条件。

秦汉帝国与隋唐帝国的终始，其间隔七八百年。上述十种重大历史现象以惊人相似的面貌在这两个时期两度显现，且为中国封建时代所绝无仅有，它不仅表明“秦汉隋唐现象”命题足以成立，而且意味着这种“再现”的历史现象，应从不同的侧面和层次，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事物的本质，显示着事物在发展进程中的某种规律。本文列举十对极其相似而又独特的历史现象，只是意在说明这一命题的成立。至于这种“现象”所体现出来的本质和显现出来的规律，会给人们以怎样的启迪，则是作者乐与有兴趣的读者所共同探讨的课题。

秦汉范文篇7

一、两次数百年分裂后的统一王朝与短命帝国

在中华文明史上，从夏商建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曾经出现过两次持续四、五百年之久的国家分裂。前者发生在公元前770至公元前221年间，自平王东迁以后，周便丧失了对各诸侯国的实际支配权，历史进入了诸侯争霸的春秋与七雄兼并的战国两个持续相连的分裂时期，直到秦王嬴政扫灭山东六国，建立强大的秦王朝，中国才再度实现统一。其间中国历史经历了约550年之久的分裂，这是最长的一次分裂。

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出现长期分裂局面，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184年，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政府在它的打击下从此也就失去了对地方各路豪强的控制。从公元184年至589年隋灭南陈，除去晋武帝“太康”十年短暂的统一外，中国历史在民族之间血与火的大冲击、大碰撞中渡过了它长达400年左右的分裂。这次分裂在时间上比春秋战国略短，但其混乱与复杂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结束了四、五百年之久分裂的秦、隋帝国，建立伊始便已十分强大。秦，“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史记·秦始皇本纪》）。其盛可谓空前！隋，更是“统一寰宇，甲兵强盛”，“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君道》），傲然俯视万邦。然而，如此强盛的两个统一王朝，却又都仅只经历二世，前者15年（前221——前206），后者29年（589——618），便倏忽而亡。数百年之久的两次分裂，短命夭折的两个统一王朝，这种相似的漫长前奏与历程，最终归宿与命运，在中国历史上仅此二家，其它历史时期不曾出现过。

二、功过相参的开国皇帝，堪称典型的亡国暴君

秦、隋帝国的相似命运，还在于历史赠予了它们几乎一样特征的开国皇帝与亡国之君。秦始皇与隋文帝，都可称得上是旷世少见的一代英主，是他们结束了国家的长期分裂局面，建立了空前强大的统一帝国，又是他们在制度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造与建设，并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然而，也正是他们，一个不能顺应时代的变迁，统一天下后仍以苛法治国，施民以暴政；一个则在施政上，尤其是统治后期，“好为小数，不识大体”（《隋书·文帝纪》）。导致举措失当，“蕴藏大乱”（《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因而又都对这两个新兴王朝的短命而亡，负有直接的、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

不唯如此，中国历史上的亡国之君中，荒淫残暴有如秦之二世、隋之炀帝者，也是极为罕见。秦二世，是以阴谋手段篡改遗诏，窃取大宝；隋炀帝，是以卑鄙伎俩夺得太子宝座，然后又弑父自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二位暴君都不惜大肆杀戮宗室与国家干城，其手段之酷烈，令人发指。皇位甫定，二位暴君为了满足个人私欲，又都不惜聚敛天下之财力以供一己之用，导致天下民怨沸腾。在镇压人民反抗上，二人又表现同样的残忍与暴虐。秦二世，“法令诛罚，日益刻深”（《史记·秦始皇本纪》）。隋炀帝甚至说：“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滥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隋书·裴蕴传》）。正是他们，使王朝前期的种种灾患迅速加剧，最终将锦绣河山尽数输于他人之手。

三、基本特征十分相同的秦末起义与隋末起义

发生在秦末与隋末的两次农民大起义，又具有着诸多相似的特征。

首先，促使这两场农民大起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空前激化，而是最高统治者的暴政。秦与隋，都是仅仅只存在一、二十年的短命王朝，而且皆上承数百年的分裂与战乱，土地兼并很难获得充分的发展，因此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在秦末与隋末并不异常尖锐。

其次，起义军的打击矛头，直接指向暴政与暴君。秦末，陈胜、吴广和刘邦等人在起义前的舆论宣传都是：“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高祖本纪》）。此外，陈胜被陈地乡绅、豪强赞为“伐无道，诛暴秦”，刘邦则被郦食其当场点化：“足下必欲诛无道秦”（同上）。隋末，翟让领导的瓦岗军包围东都洛阳之后，了李密撰写的讨炀檄文，揭露炀帝十大罪状以相号召，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旧唐书·李密传》）。

第三，两场农民大起义的直接导火索都是沉重的徭役和兵役。

最后，两场起义的参加者除以农民为主体外，都吸引了大量的旧贵族、旧官僚以及封建士人参与其中，因而带有全民的性质。

上述这些共同特征，在中国封建社会其它王朝的末年大起义中，很难全部看到，因而也带有着很强的特殊性。

四、秦隋制度建设成就及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

秦、隋二朝在制度建设上作出了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巨大成就，前者，集战国时期制度变革之大成，建立了以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以及郡县制度等为典型特征的中央集权制度，开二千余年封建主义专制体制之先河。后者，集南北朝时期制度发展之大成，建立了以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为代表的专制主义封建国家的新型政治体制，从而确定了中国封建社会中期以后政权体制的基本特征。

秦、隋所创立的制度体系，基本上被后起的汉、唐王朝全盘继承，这就是早已成为定论的“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这一历史说明，制度的建设与发展有其所须遵循的规律和原则。皇帝制、三公九卿制、郡县制以及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等等，它们假秦、隋统治者之手而生，却不必陪伴秦、隋的夭折而亡。

汉承秦制与唐承隋制，其中的相似还表现在制度的创建者与继承者的截然不同的命运上。作为制度的创建者，秦、隋都没有能够充分地享有自己在制度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皆短命夭折。而作为制度建设的继承者，汉、唐却在前人所建造的巨大基础上获得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长治久安的国祚绵延。前者长达214年，（前206—公元8年），后者更是长达290年（618—907），在中国封建王朝国运短长的排名中，分列第一和第四，并且籍新制度之功分别创建了中华民族最为辉煌、至今引以为骄傲的两个历史时代。历史假秦、隋之手完成了一个时代的草创，又分别假汉、唐之手完成这个时代的辉煌，秦汉、隋唐之间这种王朝的接力，在中国历史上可称绝无仅有。

五、汉唐初年治国方针的清静无为与借武修文

汉、唐的创立者们在建国初年都提出了清静无为的休息政策和偃武修文的施政方针。

西汉初年，奉高祖之命总结“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的陆贾深刻地指出“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奸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为治，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而用刑太极故也”（《新语·无为》）。因此，为国者只有以柔道治国，才能获得长治久安，即所谓“怀刚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长”（《新语·辅政》）。汉初的黄老无为之治，持续长达七十余年，历高祖、惠帝、高后、文帝、景帝至武帝统治初年，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效果。

唐代武德初年，李渊就提出了“安人静俗”的施政方针（见《全唐文》卷一《阅武诏》）。李世民即位后，进一步提出“偃武修文”的治国方针。他还以养病喻治国：“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魏郑公谏续录》）。对国家在恢复时期的脆弱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唐初还制定了严禁大兴土木的法律，规定“诸非法兴造及杂徭役，十庸以上坐赃论”（《唐律·非法兴造》）。此外，凡起人功，都必须向尚书省上报所使用人力的多少，否则也要“计所役人庸，坐赃论减一等”。使清静无为由方针、纲领完善成为制度与法规，从而也取得了其它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功。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建立在战火废虚上的历代王朝，建国初期都程度不同地实行过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政策。但是，由于汉、唐上承秦、隋暴政所导致的社会经济的极度凋弊，加上最高统治阶层能够在理论上对前朝之弊作出客观的总结和反思，在行动上又能较为严格坚决地予以执行，遂使汉、唐初期的无为而治不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而且还导致了中国封建时代两对治世典型与盛世典范的出现。

六、封建治世的两个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

封建社会国祚延续较长的王朝，都会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出现一次所谓的“治世”。在历代的“治世”中堪为典范、最为后人称道的又当属西汉的文景之治与唐的贞观之治。

作为封建治世的两大典型，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在诸多方面又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首先，最高统治者都大力提倡节俭自律。史载汉文帝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汉书·文帝纪》）。露台之建，因为所耗约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财产，便被文帝坚决罢去。唐太宗李世民不仅多次拒绝为他修造楼台馆阁，生前还将自己陵墓安排好，“因山为陵，容棺而已”（《资治通鉴》卷194），以防子孙的厚葬浪费。他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崇饰宫宇，游赏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贞观政要·俭约》）。在他的带领下，贞观时期的大臣，也都以节俭为荣。

其次，政府都能做到轻徭薄赋，节省民力。如汉文帝曾长达11年不收天下田租，景帝则只收田租之半。文帝将人口税和徭役都减到原先制定的1／3，景帝则规定，诸侯王葬，“治坟无过三百人毕事”（《汉书·景帝纪》）。贞观时期规定，丁男每年只需服役二十日，如不服役，可以用绢替代。太宗还先后减免全国或各地田租十三次之多。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历史上百姓负担最轻的两个时期。

第三，国家政治清明，刑法宽松。汉文帝、景帝都十分重视治民以德，他们先后废止了宫刑和肉刑，废除了诽谤妖言罪，减轻笞法，颁布了令，使被笞者从此可以保全性命。文帝生平，“议论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汉书·刑法志》）。是以在他的统治期间，全国一年的案件甚至不过四百起，有“刑错之风”（同上）。贞观之世，太宗善于纳谏，能够广泛地听取臣下的不同意见，他任用宫吏“不私于党”，作到人人“咸尽其才”（《旧唐书·太宗纪》），因此政治十分清明。太宗治狱，极力减轻刑罚，于贞观十一年制定的《唐律》，仅死刑罪名比隋代的《开皇律》就减少了163条之多。他还将死刑的终审权收归中央，建立死刑复奏制度，最大限度地防止冤狱的发生。贞观四年，“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资治通鉴》卷193）。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关系最为缓和的两个时代。

第四，年丰谷贱，国富民裕。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米至石万钱”（《史记·平准书》）。文帝统治时期，则“粟至十余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史记·律书》），“海内殷富”（《汉书·文帝纪》）。唐武德初年，干戈未静，桑农咸废，米价一斗值一匹绢。贞观四年，米价便降至每斗四、五钱，十五年，米价甚至跌至“每斗值两钱”（《通曲》卷七），为中国封建社会创纪录之低价。因此，“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贞观政要·政体》）。文景与贞观，可谓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两个时期。

最后一个方面的共同表现是百姓自爱，民风醇厚。由于经济繁荣，政治清明，加之刑罚宽松，是以百姓都“人人自爱而重犯法”，社会风气日益改观，“移风易俗，黎民醇厚”（《汉书·景帝纪》）。“商旅野次，无复盗贼”，“马牛布野，外户不闭”。（《贞观政要·政体》）。使全社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治世”景象。从这个角度上讲，文景与贞观，也应是中国封建时代社会环境最为安定的两个时期。

以上五个方面的共同特征，也正是中国封建时代评价一个王朝是否取得“大治”以及达到怎样水平的主要标准。而这些“治世”的标准，正是取法于汉之文景与唐之贞观的。

七、封建盛世的两大典范：汉武盛世与开元盛世

中国封建社会，曾经出现过四次公认的盛世，它们分别是汉武盛世（西汉）、开元盛世（唐）、永宣盛世（明）、康乾盛世（清）。其中堪称典范又产生巨大影响的，则非汉武与开元莫属。作为封建盛世的典范，它们在诸多方面表现出十分一致的特征。

首先，百姓富庶，社会经济高度繁荣。汉武之世，承汉兴七十余年的发展和积累，国家储备空前雄厚，“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般百姓也是家给人足，“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傧而不得聚会”（《史记·平准书》）。唐开元天宝时期，国家的财政收入，“每岁钱粟绢绵布约得5230余万端疋屯贯石”，这个收入尚不包括“诸色资课及句剥所获”（《通典》卷六）。社会稳定使人口获得巨大增长，“管户总8914790户，管口52919390”，为有唐之“极盛”（同上卷七）。

其次，武功强大，疆宇辽阔。汉武帝凭借雄厚经济实力外事四夷：北击匈奴，雪七十余年西汉国耻；经营西域，首开丝绸之路大门；平三越，定西南，用兵朝鲜，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区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北至大漠以北，西至中亚巴尔喀什湖、葱岭，南至支那半岛中南部，成为疆宇空前辽阔，在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强大帝国。唐玄宗时期，面对边疆危机，果断地建立了大军区制，组织军事力量，征小勃律，克阿弩越，史称“拂＠①、大食诸胡七十二国皆震恐，咸归附”（《新唐书·西域传》）。虽不免夸大其辞，然而其时唐帝国的统治疆域，“东至安东，西到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单于府”（《新唐书·地理志》），确为有唐之极盛。

第三，文治兴盛，文化繁荣。汉武帝统治时期，不仅“武功”卓绝，“文章号令”也“焕然可述”（《汉书·武帝纪》）。他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畴咨海内，举其俊茂，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种种“文治”之功，不仅造就了西汉文化发展的空前繁荣，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唐玄宗统治下的开元、天宝年间，既是唐代，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时期。不仅诗坛产生了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一大批杰出诗人，其它文化领域，史学有刘知几、书法则有颜真卿、张旭、怀素，画界则有吴道子，儒学有褚无量、马怀素，天文学有僧一行，等等。这些中国文化史上最为杰出的文人与学者，汇聚在开元、天宝时期，有如群星璀璨，共同创造出盛唐文化最为绚丽的五彩画卷。

八、相似的少数民族政策——和亲征战与华夷一家

汉、唐王朝所共同实行的和亲与征战并重的民族政策及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无疑对其它封建王朝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垂范”作用。

就征战而言，历代中原王朝都与周边的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曾发生过广泛的交战关系，汉、唐也不例外。与汉交战的计有匈奴、羌、南越、且兰、乌桓以及西域地区部分小国，与唐交战的则有突厥、吐谷浑、高昌、焉耆、龟兹、吐蕃、回纥、南诏、契丹等。其中汉对匈奴、唐对突厥及高昌的战争皆可谓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相互征战的典型，为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者及封建文人所极力推崇。

就和亲而言，汉代以后的大多数中原王朝也都曾积极寻求以“和亲”方式代替征战，企图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历代的“和亲”，也当属西汉之昭君出塞与唐之文成入藏取得的效果最为显著，影响也极其深远，因而长期受到后人的赞赏。

尤为值得指出的是，汉、唐最高统治阶层在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上还共同具有“华夷一家”的开阔胸襟和平等态度，这在中国封建时代是不多见的，因而十分难能可贵。汉武帝在刚刚击溃匈奴主力后，面对单于的和亲请求当即表示出积极主动的态度，为单于“筑邸于长安”，准备“结为兄弟”（《汉书·匈奴传》）。只是由于匈奴贵族并无诚意而没有结果，汉元帝时，大臣韩昌、张猛与呼韩邪单于盟议，称“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同上），遭到了朝中保守势力的非议，却得到了汉元帝的大力支持，并最终促成了昭君出塞的成行。唐太宗总结自己处理民族关系的经验时指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卷198）。由于太宗能采取平等的态度对待周边各族，所以他也受到了各少数民族的拥戴，并被尊称为“天可汗”。回纥等铁勒诸部为了朝见的方便，还特地请求修筑了一条“参天可汗道”。正是这种宽阔的胸襟和平等的态度，保证了汉、唐统治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九、汉唐与罗马阿拉伯的同时并存与遥相对峙

作为几千年来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舞台，欧亚大陆在资本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其西部世界曾先后分别建立了两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这就是罗马帝国与阿拉伯帝国。这两个帝国所创造的成就与业绩，是西部世界的其它帝国所无法比拟的，罗马帝国的崛起始于公元前二世纪罗马共和国的迅速扩张，从前146年罗马人彻底征服迦太基人始，到公元一世纪止，一百余年的时间，罗马人建立了一个环绕地中海、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国家，成为西方世界的主宰。而这一个时段，也正是西汉王朝向外扩张，成为帕米尔高原以东世界最为强大的帝国时期。公元636年，阿拉伯人在耶尔穆克战役中击败其在西方的主要对手拜占庭之后，迅速走上了扩张的道路，短短百余年间，即建立了一个东起葱岭、印度河，西至大西洋、西班牙，南到北部非洲，北至里海的庞大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唐王朝的军队北逐突厥，挺进西域，越过帕米尔高原和葱岭，在中亚与阿拉伯势力展开角逐，成为当时唯一能与阿拉伯帝国抗衡的东部世界的强大帝国。

汉、唐王朝虽然间隔有七个世纪之久，然而却面对着如此相似的国际环境，拥有着如此相近的国际地位。此种现象，虽然纯属巧合，却也饶有趣味，是人类发展史上仅有的独特现象。

十、汉唐盛世皇帝实行的开放政策与文化交流

汉、唐王朝还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流最重要的两个时期。汉代以前，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十分有限，从西汉张骞通西域之后，中国人不仅了解了遥远的西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迅速打开了通往欧亚大陆西部世界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从此确定了中国与西方进行文化交流的主要途径。其凿空之功，是其它任何一个王朝都无法比拟的。唐王朝作为当时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政治大国、经济大国、军事大国与文化大国，在对外文化交流中始终占居主导地位，其对周边地区及世界各地所形成的文化辐射和影响，以及对世界文化的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也都是中国其它王朝所无法比拟的。

不唯如此，汉、唐作为中国古代对外文化交流最为重要的两个高峰时期，其相似性还广泛地体现在高峰的形成条件以及留下的各种经验等众多方面。

就形成条件而言，首先，汉、唐作为当时东方世界首屈一指的大国，使得它们对周围地区和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从而促使了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其次，汉、唐都控制着欧、亚大陆最主要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的东端，从而保证了对外文化交流的顺利发展。第三，汉、唐文化均在其时世界范围内处于领先水平，导致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文化交流。以上三个方面，是汉、唐时期形成文化交流高潮的最重要的条件。

秦汉范文篇8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在本课中反映出的张骞、班固等人的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对外来物质文明、文化的渴望、兼容并收的气度，反过来，积极的对外交往又促使汉王朝更加强大。通过西域，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正是由于与其他文明区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使中华民族不仅吸收了其他区域文明的许多精华，同时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两汉对西域的长期经营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和统一。辽阔的疆域首先有利于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如第18课中佛教的传播就是经过西域地区；其次有利于地区的开发；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因素。这为后边教材的北方民族内迁及民族融合高潮的出现埋下伏笔。

重点分析：

张骞通西域、班固经营西域从汉朝的初衷来讲主要是对抗匈奴。汉对西域的开发和统治始终和匈奴斗争的成败紧密联系。不过，从历史影响看，对西域开发和经营其历史功绩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张骞通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汉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随丝绸之路的扩大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

汉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形成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汉武帝到东汉末，经过350年的战争、和平，经过经济文化交往，不仅使汉族统治者认识到西域是汉朝的一部分，也使西域各族把自己当成汉朝的一部分。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今日新疆在历史上划入中国版图。从此以后，新疆的命运便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难点分析：

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会取名“丝绸之路”，说明什么？学生肯定会有疑问。丝绸之路的线路也比较复杂，况且本课还有一条《张骞通西域》线路示意图更容易混淆。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鼓励学生课前搜集与本课人物事件有关的历史资料，如新编历史剧的剧照、历史人物的图片、遗迹，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课本有一定了解，降低学习的难度。

2．教师精心设计恰当的问题，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

3．讲张骞时，可让学生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还可结合书上“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

4．丝绸之路，可放映相关的影视资料或结合地图设计一条“丝绸之路旅游线路”

5．讲班超时，鼓励学生讲他的故事。然后，将张骞与班超进行比较。

课内探究活动设计

1．学生分组以丝绸之路为内容设计旅游线路。

2．学生以政府的名义拟写表彰张骞、班超功绩的诏书。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

教学难点：丝绸之路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导入：

出示《汉初疆域》〈汉强大时的疆域〉让学生比较两副图在领土范围上的不同。为什么到汉朝中期西汉疆域扩大了，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方。这就是今天要了解的内容。

讲授新课：

一、张骞出使西域

1．汉初的西域

汉朝玉门关、阳关往西，今天新疆以及和新疆相邻的中亚各国，统称为西域。这里有三十六国之多。这些国家大多人数很少，最多的乌孙人口是36万。这里的居民有的经营农业，有的从事畜牧业、各国语言不同、各自独立。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西域各国。

2．张骞出使西域

提问

（1）匈奴是如何统治西域各国的？举例说明。

（2）西汉初年西汉政权与匈奴关系如何？

（3）匈按控制西域对西汉有什么影响？

（4）西汉与西域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

匈奴贵族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对待当地人民十分残暴。（举例说明：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贵族赶到伊犁河流域。不久，匈奴又俘虏了大月氏国王，取下头颅做成饮酒的器具。）匈奴贵族的暴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憎恨。西汉初年经济尚未恢复，国力不足，白登之围后被迫对匈采取和亲政策，以避免匈奴的骚扰。匈奴控制西域并以此为据点进攻西汉使西汉边疆不得安宁。匈奴成为西域和西汉共同的威胁。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西汉在武帝统治时国力雄厚，进入鼎盛时期。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用武力战胜匈奴。他了解到月氏人对匈奴统治者无比痛恨的情况就决定派人联络大月氏，并和它结盟东西突击匈奴。可是派谁去呢？汉武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决定下诏书招募。（让学生分组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

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应聘。（由学生介绍张骞应聘前的简单情况。）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看书中《张骞出使西域图》老师进行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发挥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提示：可描写汉武帝的嘱托、勉励，张骞表示不辱使命等。）

张骞率领100多人踏上征途，不幸在中途被匈奴所俘，被拘禁了10余年。虽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他从未丢弃汉朝的"节"。后来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找到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抓住，扣押一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可由学生补充内容）

张骞这次出行历时十三年，受尽磨难，但未能完成使命。张骞是不是白去了？（同学回答老师归纳）张骞虽然没有达到出使西域的目的，但是了解到西域的地理、特产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了解到西域各族人民很想同汉朝往来。张骞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给汉武帝。为了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交换物产，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访问诸国，西域各族政权派人跟随汉使到汉朝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终于建立了友好关系。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大大促进了汉朝和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展示汉与西域的物质往来图）

3．域督护府的建立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总监护，是进行军事、行政管理的长官，其职责是管理西域事务，保护往来的商旅。这说明我国新疆和新疆以西的若干地方西汉时就已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说明新疆已纳入中国的版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请同学们谈谈你如何评价张骞？

答案提示：

第一：个人品格--具有探险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等。

第二：历史影响--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域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

利用多媒体课件介绍丝绸之路的路线。

提问：

（1）为什么这条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

（2）丝绸之路对中国和世界有哪些影响？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和其他文明区域建立了联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三、班超经营西域

到了东汉，西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汉初匈奴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了东汉。北匈奴贵族则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重新控制了西域，向各国勒索繁重的赋税，切断了西域和东汉的交往。为了恢复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

1．班超出使西域

教师形象的讲述班超的故事，也可由学生补充。

2．甘英到达波斯弯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后，安息人由于担心中国与大秦直接通商道路开辟后会影响他们传统的商业利益，所以故意向甘英夸大海道的险恶，甘英因而没有再往前走。但是，他熟悉了沿途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为后来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元166年，大秦安墩王朝的使臣来到东汉，这是欧洲同我国直接友好交往的开始，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提问：在张骞和班超两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答案提示：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顽强斗志。

四、汉和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

早在3000年前，中朝人民就有密切往来，东汉时期，朝鲜半岛上的各国同我国关系密切，文化交流加强，汉朝的铸铜和制漆技术传到朝鲜，朝鲜的名马等物产也传到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起，中日两国人民就驾小舟飘洋过海，互相往来。两汉时，日本的100多个小国有30多个和汉朝有往来。东汉光武帝时，日本倭奴国王遣使来汉，光武帝赠给一枚"汉倭奴国王"金印。中国的铸铜和制铁技术，也在这时传到日本，日本还发现了两汉时期的铜镜。

小结：今天我们学习了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感受到他俩坚韧不拔勇敢无畏的精神。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一方面加强了新疆同内地的联系；另一方面使中国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大大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我国和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反映了古代中国的先进文化对东方各国产生的深远影响。

板书设计：

两汉经营西域和秦汉对外关系

一、张骞出使西域

1．汉初的西域

2．张骞两次出使西域

3．西域都护府

二、丝绸之路

秦汉范文篇9

中国历史在迈入文明社会的过程中，较多保存着父系氏族社会的制度与组织。夏、商、周三代普遍存在由父系氏族社会演变而来的宗族组织，当时的宗族是一个紧密团结的政治经济实体，可以视为是社会结构的基本细胞。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直接就是一个氏族或宗族的人为扩大。这种特点，也清楚地表现在先秦时代权力的分配制度上。

从现有材料分析，至少在商周时代，亲族关系是直接决定政治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天子权力的获得基本上是由于血缘的承续，在位天子只要其血缘的正统性得到确认，其权力的合法性地位就不容动摇；其次，又可进一步分析为三种不同的情形。第一种情况是同一国内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或公室与平民的关系。这二种政治集团常属于不同的氏姓。例如吴、晋与虞各国的公室都是姬姓，周天子的宗室。吴之平民为荆蛮，晋之平民为古唐国之遗，而虞之平民为有虞氏之后。第二种情形是同姓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如宗周与鲁、晋、卫、虞诸国公室之间的关系。至少在原则上说，他们之间的政治地位是由宗法制度而来的——各代之长子继承各国的法统，而少子则迁出藩屏公室，其政治地位对嫡长而言按比例而下降，分支分得愈远，其国其邑的政治地位就愈低。这固然是周代之礼制，但不少卜辞学者相信宗法制度的初型在商代就已经确定。第三种情形是异姓诸侯国公室之间的政治地位关系，如鲁之姬姓公室与齐之姜姓公室之间的关系，与天子同宗同姓的公室政治地位高于异姓公室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299—302页，三联书店1983年。。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至少在商周时代，社会地位的分化有很大一部分是以亲属制度为直接的基础——由不同的氏族与亚氏族之对于嫡长世系的距离以及对于土地及其财货的占有与使用关系确定。上层阶级本身又分化政治地位相异的集团，而这些集团的构成亦基于亲族群，显然不专指氏族而言，而包括氏族以内的亲族在内。

与这种社会政治制度相适应，在商周时代的意识形态中，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祖先崇拜。本文所谓意识形态，乃是一些思想或观念(不管是科学的、神学的、哲学的、习俗的)普遍流行，为相当多数的人所接受、相信，以至于视为当然的或自明的真理，并结晶为一些典型的模式，这些观念即为神话的框架与模式，如果填入相应的内容即成为神话。祖先崇拜的观念同样和中国迈入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分不开。上文我们说过，中国社会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带有浓厚的氏族社会的痕迹，而祖先崇拜正是伴随着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而逐渐成为人们的意识中心的。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认为，随着人类从低级野蛮社会进入高级野蛮社会，特别是从中级野蛮社会进到高级野蛮社会，氏族日益成为宗教势力的中心和发展的源泉。而只有在氏族中，宗教意识才会自然而然地萌芽，崇拜仪式才会制定出来，但这些意识和仪式会由氏族扩展到部落而不至于保留氏族所专有。祖先崇拜就是产生在氏族社会的一种比较原始的宗教观念。在远古，离开了氏族群体，个体成员的生存是十分艰难的，个人只有依靠群体才能生存，而氏族群体是在某氏族首领的统治率领之下的，于是每一个个体成员对于氏族群体的依赖与寄托，大都要抽象为对某首领的酋长的服从与崇拜，加之，既然是氏族群体，成员与首领之间就一定具有着或远或近的血缘情理关系，所以当个体把生存的热情与希望，对死亡恐惧的最终依靠投向那具有神秘威力的氏族首领时，就产生了祖先崇拜观念。大量的材料都能证明先秦时代的祖先崇拜在商周意识形态中的重要地位。《礼记·曲礼》云：

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凡家造，祭器为先，牺赋为次，养器为后。无田禄者不设祭器，有田禄者先为祭服。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大夫士去国，祭器不逾竟。

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先于一切日常生活的首要事情，祖庙及祭器高于一切其他日用器物。

相应于这种权力分配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观念，在先秦时代最重要的政治神话乃是氏族起源神话。无论是夏、商、周、秦，都有叙述其氏族起源的神话。据《史记·夏本纪》记载：

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

接下去，历叙大禹治水，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的种种事迹，并由此建立夏朝，禹成为夏氏族的始祖。

《诗经·商颂》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

《史记·殷本纪》载：

殷契，母曰简狄，有BA5F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乃命契曰：“百姓不亲，五品不训，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宽”。封於商，赐姓子氏。

《史记·周本纪》载：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之。初欲弃之，因名曰弃。

论文商周秦汉时期政治神话的演变来自免费论文网

与此相仿佛的是秦民族的氏族起源神话。《史记·秦本纪》云：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考察夏商周秦三代的氏族起源神话，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共同内容。第一，文化功绩。氏族的始祖同时又是文化英雄，如夏禹乃是治大水开九州的英雄，契为辅佐大禹的功臣，后稷是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符合“英雄即祖先”这一基本准则。第二，传承谱系。每一个氏族起源神话都记载了完整的传承谱系。第三，感生情节。这三个特征的形成显然与其功能有关。神话，尤其是政治神话，重要的功能之一即是帮助权威的建立、形成与维持。氏族起源神话是否是纯粹的政治神话尚可讨论，但它具有政治功能却是毋容置疑的。它除了团结氏族以及维系文化传统等功能之外，最重要的任务，乃是进行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如果按照韦伯的权力基础的三种划分的理论来区分开的话，那么，夏商周三代君主的权力基础基本上属于韦伯所说的传统性权力。因此，先秦时代在论证一位君主的权力为合法时，它只须证明两点：第一，这位君主的先祖乃是有功绩的氏族部落的首领，具有授命于天的神性。第二，这位君主与氏族部落的首领有着正统的血缘关系。因此，上述前二个特征便成为不可缺少的重要元素：始祖作为文化英雄的身份是君主权力合理合法的基础，血缘承续的正统性乃是子孙享有权力的保证。那么，其中最具神话特点的感生情节又是如何产生，发挥着何种功能呢?

夏商周秦的氏族起源神话中的始祖感生的情节，原本是原始宗教观念下的产物，直到后来，随着意识形态中核心观念的变化，才渐渐承受起一定的政治功能。由于夏朝的感生神话有可能经过汉朝人的增饰加工，我们以商周秦的感生神话为例来说明这一发展过程。

简狄吞卵而生契这一情节，据郭沫若等学者说，由于在母系社会中，人们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因此有感生情节的产生，它反映出殷契时代正处于父系社会的初期。这一观点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时即已产生，这几十年尤为盛行，似成定论。但近年开始遭到挑战，林祥庚指出，无论是地下考古材料还是文献记载，都表明殷契周稷时代早已进入父系公社时期，乃是父系公社制度的晚期，因此也就不会出现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情形见《殷契周启时代社会性质再认识》，《历史研究》1987年第2期。。看来，感生情节并不能反映当时的社会形态。

比较令人信服的说法，感生情节反映的乃是当时的图腾崇拜观念。所谓图腾崇拜乃是一种关于氏族与各种动物、植物、有的甚至是非生物之间的超自然的亲属关系的概念。一般认为，它乃是过去整个人类所信奉的最古老和最原始的宗教。在图腾崇拜观念的支配下，原始人认为生育乃是由于图腾进入了妇女体内，而死亡就是人返回于自己的氏族图腾。如生活在澳州的土著阿兰达人认为怀孕与父亲的作用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某一图腾进入母体的结果即所谓“图腾魂”或称“婴儿魂或婴儿胚胎等，它是一种与图腾有关的使妇女怀孕的超自然物体。图腾魂一般居住在图腾圣地，妇女如要怀孕，就必须到图腾圣地接受婴儿魂”C·A·托卡列夫等主编《澳大利亚大洋州各族人民》上册第275—278页，三联书店，1980年。。在中国的原始部落中也有类似的观念。哀牢山有些彝族信仰龙图腾，认为河或水塘里的岸石为龙图腾的象征，简称龙石，当地的彝族妇女不生小孩或者生下怪胎，就要到河里或水塘洗浴，设法与龙石接触，如坐在龙石上或者把衣服拴在上面，或者以脚踩龙石，如此这般妇女才具有孕育的能力宋兆麟《原始的生育信仰》，《史前研究》1981年创刊号。。玄鸟乃商族的图腾，这在商朝君王的命名以及其他材料中可以找到各种痕迹加以证明参见胡厚宣《甲骨文商族鸟图腾的痕迹》，《历史论丛》1964年第1期。。因此，商族感生神话的实质乃是妇女向图腾祈求生育。

象这类神话都是在原始的生殖观念支配下产生的神话，随着人类对两性生殖过程的逐渐认识，图腾崇拜便会演变为祖先崇拜。上文我们说过，氏族社会中产生的祖先崇拜观念在商周时期依然是氏族意识形态的核心观念。然而，感生情节并不因此而消逝，而且也不象化石一样，仅仅作为一种原始形态孑遗而存留，在以后的历史条件下，它显示出特殊的政治文化功能。

如上所述，感生在图腾崇拜观念盛行的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生殖方式，每个人都是图腾祖先的化身，每个妇女都可以通过图腾胚胎的进入而怀孕。然而，当人们对生殖过程有了相当深的认识之后，无性生殖便成了一种奇迹，而奇迹乃是支撑信仰的重要因素。感生情节赋予氏族始祖一种神性的背景，从而有助于建立对始祖的崇拜。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神话底功能，乃是在将传统溯到荒古发源事件更高、更美、更超自然的实体而使它更有力量，更有价值，更有声望。”马林诺夫斯基《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第184页。因此，感生情节在稍后的一些神话中也反复出现。

一般认为，周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与商族起源神话一样，也是图腾受孕观念下的产物。于省吾说：“姜源所履的巨人之迹正是周人远祖的图腾，因而受孕生子。”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第208页，中华书局，1982年。孙作云进一步论证道，《大雅·生民》说姜源履帝迹而生子，显然是对于“履大人迹”这一原始、野蛮的传说的一种粉饰或误解。而所谓“巨人迹”，乃是熊的脚印，熊乃是周族的图腾孙作云《诗经与周代社会·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中华书局，1966年。。我认为孙作云的说法不太可信。首先，熊称为大人只有在现代东北方言中这样说，迄今为止并没有在上古语言中得到证实。始居于西北的周族是否也如现代东北人一样称熊为大人，颇可怀疑。且“大人”与“巨人”并不能完全等同。其二，尚没有坚强的证据证明熊为周族图腾。孙作云论证道，黄帝号“有熊氏”，即黄帝之族以熊为图腾；而周族出于黄帝，因此周族也以熊为图腾。我们上文说过，周朝的姬姓与黄帝的姬姓可能是种偶合并不一定有血缘上的联系，即便有联系也不能如此推论。有虞氏舜据传也出于黄帝，孙作云说其乃是以凤鸟为图腾的，如此说来，出于黄帝的并不一定与黄帝信奉同一图腾。这样，周人以熊为图腾就失去了令人信服的依据。

在我看来，周族起源神话其初始可能是图腾崇拜观念下的产物，只是这图腾不能遽定为熊。不过，至少到《大雅·生民》的创作时期即西周时，这一神话已经发生了变异，从“履大人迹”到“履帝武敏”，即把始祖的诞生直接归之于天帝而非图腾，三弃三收这种奇迹般的存活更是显示出天意。始祖从商族的玄鸟之子变为周族的天帝之子，表明西周时的天命观念较之商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渐渐和祖先崇拜观念一样成为意识形态中的核心观念。在图腾崇拜观念已经逐渐消退的情况之下，感生情节的保留，乃是由于这一情节具有神化祖先的文化功能。

如果我们再仔细分析一下的话，就能发现商周二朝的氏族起源神话之间有着微妙的不同。周族后稷的降生更多了几分神秘和命定色彩，而他几遭遗弃而奇迹般的存活，更是显现出天意。象这样将始祖的降生归结为天的意志，表明意识形态中的另一个重要观念——天命观念正在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二商周时代天命观念的发展一向是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到目前为止，几乎有了较为一致而愈趋详密的结论。很多学者都注意到商人上帝与祖先的密切关系，郭沫若说，在殷商时代，人的祖宗神就是至上神，他说：

殷人的帝就是帝喾，是以至上神而兼祖宗神《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29页。。日本学者赤冢忠则认为：

所有被殷人祭祀的神，诸如祖先神、族神、先公神、巫先、天神、上帝六大类，原先都是固有的族神，只是在殷民的祭祀中被分类地组合起来了。上帝作为对殷王的命令统治人间，依靠其对天候的支配，也成为统治自然界的至高无上的神。殷人诸神最终都由上帝统治，而所有祭祀的观念，都汇集于以上帝为中心的祈年祭中赤冢忠《中国古代的宗教与文化——殷王朝的祭礼》，日本角川书店1977年，。

这说明商人的上帝虽然是作为商代自然界、人世间的至上主宰，但其神格却是由族神转化过来。由此可见，商人至上神的观念很有可能是由祖先神脱胎而来。张光直先生经过更细密的分析后说：

商朝的上帝又有若干值得特别注意的特征。其一，上帝在商人观念中没有一定的居所。其二，上帝不受人间直接的供奉。其三，上帝与子姓远祖之间的关系有些纠缠不清，有几位远祖是神，甚至于上帝的化身，而且所有的远祖都可以很容易的宾见上帝或其他的神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第304页。。

这种天、祖不分的观念形态使得商朝极少有独立的至上神祭祀，即使有，在整个祭祀体系中也占微不足道的地位。

时至周朝，上帝的观念有了很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天、祖观念的分离。周人的祖先世界不再是混融的一团，他们把上帝与神界放到了一个新的范畴，即“天”里去，而把人王当作天子，不复把上帝与祖先合二为一。在西周的文献材料中，处处可以看到人们对至上神的敬畏之情。《诗经·周颂·思文》云：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C02C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尚书·泰誓》载周武王云：

商罪贯盈，天命诛之。予弗顺天，厥罪惟钧。予小子夙夜祗惧，受命文考，类于上帝，宜于冢士。以尔有众，天之罚。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尔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时哉弗可失。

《大盂鼎》铭文也云：

显文王，受有大令。

周朝最显赫的几位帝王，都是受上帝之命而行事的，显然，上帝具有绝对高于他们的地位。因此，从西周开始，出现了以祭祀至上神为主的宗教仪式，这就是和郊。虽说《国语·鲁语上》云：“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但这种严格的祭法大概是后人根据当时的祀仪推想出来的。从卜辞中看，商人的祭与郊祭无论如何乃是以祭祀祖先神为主要目的的祭祀仪式，帝的地位虽高于一切祖先，但它可以和许多祖先同时受祭。然而在周朝，对上帝的郊祭并不是任何祖先神都可以配祭，唯有后稷、文武王等“有德者”才能配祭上帝。《礼记·祭法》载：

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郑注云：

、郊、祖、宗，谓祭祀以配食也。此谓祭昊天于圆丘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明、宗……D63A、郊、祖、宗，配有德者是也。

随着天命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天意在君权合法性论证中的作用就越来越重要。因此在周朝的感生神话中出现履帝武敏以及三弃三收等显示天意的情节并不奇怪。三

春秋以后，政治权力的交替与社会地位的升降越来越频繁和激烈，篡弑之事不断出现，因此，在权力的合法性论证当中，天命的作用有着超越血缘的趋势。

在春秋时期的权力再分配过程中，三家分晋与田氏篡齐是具有代表性的大事，拿齐国的陈氏来说，作为齐国的异姓大族而窃取齐国国君的权力，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最为脆弱，因此，陈氏对其地位的合法性论证与辨解就成为我们研究政治神话的一个有趣课题。《左传》的成书应在公元前386年之前详见杨伯峻《左传成书年代论述》，载《文史》第六辑，中华书局，1979年。，作者应当看到了陈氏篡齐，因此，在《左传》对陈氏家族的一些记载中往往通过神话来预言其当政的必然性。《左传》庄公二十二年载，陈人杀太子御寇，陈敬仲逃亡到齐，然后回朔道：

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遇观之否，曰：“是谓‘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光远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风也；乾，天也。风为天于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于是乎居土上，故曰：‘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庭实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宾于王’，犹有观焉，故曰其在后乎。风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异国乎!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姜，太岳之后也，山岳则配天，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

此段记载，很明显乃是陈氏执齐国之政之后所编造的政治神话，以此为陈桓子始大於齐，成子执齐政的历史进程提供依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陈氏篡齐的过程中，为政权合法性作论证的已不再是姓族起源神话，而变成卜占、筮占等方技术数。这种情形也发生在三家分晋这一事件中，《史记·赵世家》云：

赵简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居二日半，简子寤，语大夫曰：“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於钧天，广乐九奏万舞，不类三代之乐，其声动人心。有一熊欲来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罴来，我又射之，中罴，罴死。帝甚喜，赐我二笥，皆有副。吾见儿在帝侧，帝属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壮也，以赐之。’帝告我：‘晋国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将大败周人於范魁之西，而亦不能有也。今余思虞舜之勋，适余将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孙。’”

这里，赵简子射死熊与罴的情节，象征着晋国将有大难，而赵简子将灭范氏、中行氏而崛起，因为熊罴乃是范氏、中行氏之图腾祖先。帝赐二笥皆有副，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将克二国於翟，皆子姓也。天帝赐其儿翟犬这一情节，翟犬代表代国的祖先，象征着赵简子之子必有代。到了其后嗣，将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国於翟。这些梦兆，最后一一实现。同样，此一神话乃是为赵氏成为诸侯提供依据的，只不过陈氏用的是卜兆与筮兆，而赵氏用的是梦兆。这里虽无感生情节，但卜筮、梦占等神话的功用和感生是一样的，都旨在表明天意的存在。不过，尽管陈氏、赵氏为篡夺，但他们两族都有较悠远的氏族渊源，如陈氏称黄帝为其高祖，而赵氏之先与秦共祖，可以追溯到颛顼、大业，因此，他们可以同时利用天命和血统为自己的权力提供合法性论证。黄帝地位的突然隆盛，大致上发生于这一时期，可能即与陈氏篡齐的政治事件有关。

当政治权力转移到刘邦手上时，情形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平民出身，军功起家的刘邦丧失了血缘承续的传统优势，其出身和地位使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挑战。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可见其名闻不彰，再上溯似无可再溯。刘邦没有可夸耀的家族世系，他所依靠的只能是其逐鹿中原、百战百败而得天下的奇迹以及其个人魅力。这也就是说，刘邦的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从传统性的权力基础转变为克里斯玛基础。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作为权力合法性论证的氏族始祖诞生神话就失去了作用，新的政治神话应运而生。

在刘邦的传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少神话因素。《史记·高祖本纪》载：

高祖……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於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高祖被酒，夜经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斩击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前，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於是因东游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於芒、砀山泽岸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争欲附者矣。

秦汉范文篇10

1.通过本课的教堂，学生要知道西域的地理位置；了解张骞通西域、班超经营西域；丝绸之路对中外交往的作用；汉与日本朝鲜交往的史实。通过观察书中的《张骞通西域路线示意图》、《丝绸之路示意图》，

2.在看图中引导学生注意图例的运用、识别地理方位、线路走向等，培养学生使用历史地图的技能。

通过学生设计汉武帝招聘勇赴西域人才的诏书、结合《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情景对话、比较张骞班超共同点等活动锻炼学生对历史材料的分析、整理、归纳技能和运用材料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从张骞、班超的经历可以看出有作为的人都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的顽强斗志。教育学生只有有信心、恒心才能取得成功。

通过秦汉中外交往的史实可以深切的感受到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我们应该为辉煌的中华文明骄傲自豪。

教学建议

地位分析：

在本课中反映出的张骞、班固等人的勇于开拓积极进取的精神，表现出对外来物质文明、文化的渴望、兼容并收的气度，反过来，积极的对外交往又促使汉王朝更加强大。通过西域，世界东方的古老中国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区域，正是由于与其他文明区域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广泛地交流，使中华民族不仅吸收了其他区域文明的许多精华，同时向世界展示了华夏文明的灿烂辉煌。

两汉对西域的长期经营扩大了汉朝的疆域和统一。辽阔的疆域首先有利于先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传播，如第18课中佛教的传播就是经过西域地区；其次有利于地区的开发；也是我国多民族国家形成和民族融合的因素。这为后边教材的北方民族内迁及民族融合高潮的出现埋下伏笔。

重点分析：

张骞通西域、班固经营西域从汉朝的初衷来讲主要是对抗匈奴。汉对西域的开发和统治始终和匈奴斗争的成败紧密联系。不过，从历史影响看，对西域开发和经营其历史功绩远远超出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张骞通西域，以及丝绸之路的开通，加强了汉与西域和中亚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随丝绸之路的扩大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

汉朝在西域统治地位的确立，对形成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汉武帝到东汉末，经过350年的战争、和平，经过经济文化交往，不仅使汉族统治者认识到西域是汉朝的一部分，也使西域各族把自己当成汉朝的一部分。西域都护的设立标志今日新疆在历史上划入中国版图。从此以后，新疆的命运便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难点分析：

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会取名“丝绸之路”，说明什么？学生肯定会有疑问。丝绸之路的线路也比较复杂，况且本课还有一条《张骞通西域》线路示意图更容易混淆。

重点、难点突破方案

1．鼓励学生课前搜集与本课人物事件有关的历史资料，如新编历史剧的剧照、历史人物的图片、遗迹，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学生对课本有一定了解，降低学习的难度。

2．教师精心设计恰当的问题，激发学生参与教学的兴趣。

3．讲张骞时，可让学生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还可结合书上“张骞出使西域图”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

4．丝绸之路，可放映相关的影视资料或结合地图设计一条“丝绸之路旅游线路”

5．讲班超时，鼓励学生讲他的故事。然后，将张骞与班超进行比较。

课内探究活动设计

1．学生分组以丝绸之路为内容设计旅游线路。

2．学生以政府的名义拟写表彰张骞、班超功绩的诏书。

教学设计示例

教学重点：张骞和班超出使西域、丝绸之路

教学难点：丝绸之路

教学手段：多媒体辅助教学

教学过程：

导入：

出示《汉初疆域》〈汉强大时的疆域〉让学生比较两副图在领土范围上的不同。为什么到汉朝中期西汉疆域扩大了，而且主要集中在北方和西方。这就是今天要了解的内容。

讲授新课：

一、张骞出使西域

1．汉初的西域

汉朝玉门关、阳关往西，今天新疆以及和新疆相邻的中亚各国，统称为西域。这里有三十六国之多。这些国家大多人数很少，最多的乌孙人口是36万。这里的居民有的经营农业，有的从事畜牧业、各国语言不同、各自独立。西汉初年，匈奴势力伸展到西域，征服了西域各国。

2．张骞出使西域

提问

（1）匈奴是如何统治西域各国的？举例说明。

（2）西汉初年西汉政权与匈奴关系如何？

（3）匈按控制西域对西汉有什么影响？

（4）西汉与西域是否存在共同的利益？

匈奴贵族在征服西域的过程中，对待当地人民十分残暴。（举例说明：住在河西走廊一带的大月氏人被匈奴贵族赶到伊犁河流域。不久，匈奴又俘虏了大月氏国王，取下头颅做成饮酒的器具。）匈奴贵族的暴行，引起了各族人民的强烈憎恨。西汉初年经济尚未恢复，国力不足，白登之围后被迫对匈采取和亲政策，以避免匈奴的骚扰。匈奴控制西域并以此为据点进攻西汉使西汉边疆不得安宁。匈奴成为西域和西汉共同的威胁。

经过汉初的休养生息、文景之治，西汉在武帝统治时国力雄厚，进入鼎盛时期。汉武帝决定放弃和亲政策用武力战胜匈奴。他了解到月氏人对匈奴统治者无比痛恨的情况就决定派人联络大月氏，并和它结盟东西突击匈奴。可是派谁去呢？汉武帝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决定下诏书招募。（让学生分组拟写汉武帝招募人员自愿赴大月氏的诏书，包括目的、人才的条件、会遇到的危险等。）

在这种情况下，张骞应聘。（由学生介绍张骞应聘前的简单情况。）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看书中《张骞出使西域图》老师进行讲解，然后要求学生发挥设计一段汉武帝与张骞的对话。（提示：可描写汉武帝的嘱托、勉励，张骞表示不辱使命等。）

张骞率领100多人踏上征途，不幸在中途被匈奴所俘，被拘禁了10余年。虽经历了种种困难，但他从未丢弃汉朝的"节"。后来张骞终于率领部属逃离了匈奴，找到大月氏。十多年来，大月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无意东还，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在大月氏逗留了一年多，得不到结果，只好归国。在归途中又被匈奴抓住，扣押一年。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乘机脱身回到长安。（可由学生补充内容）

张骞这次出行历时十三年，受尽磨难，但未能完成使命。张骞是不是白去了？（同学回答老师归纳）张骞虽然没有达到出使西域的目的，但是了解到西域的地理、特产和各族人民的生活，也了解到西域各族人民很想同汉朝往来。张骞把这些情况，详细地报告给汉武帝。为了扩大汉朝的政治影响，与西域各国建立联系、交换物产，汉武帝派遣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公元前119年，张骞率领300人组成的使团，访问诸国，西域各族政权派人跟随汉使到汉朝答谢，汉朝同西域各国终于建立了友好关系。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大大促进了汉朝和西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展示汉与西域的物质往来图）

3．域督护府的建立

公元前60年，西汉在西域设置了西域都护。这是西汉派驻西域的总监护，是进行军事、行政管理的长官，其职责是管理西域事务，保护往来的商旅。这说明我国新疆和新疆以西的若干地方西汉时就已接受中央政府的管辖，说明新疆已纳入中国的版图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

请同学们谈谈你如何评价张骞？

答案提示：

第一：个人品格--具有探险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强烈的责任感等。

第二：历史影响--沟通了亚洲内陆交通要道，与西域诸国正式开始了友好往来，促进了东西经济文化的广泛交流，开拓了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

利用多媒体课件介绍丝绸之路的路线。

提问：

（1）为什么这条商路被称为"丝绸之路"？

（2）丝绸之路对中国和世界有哪些影响？

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和其他文明区域建立了联系，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

三、班超经营西域

到了东汉，西域的形势发生了变化。汉初匈奴分裂成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顺了东汉。北匈奴贵族则经常率领骑兵南下掠夺，重新控制了西域，向各国勒索繁重的赋税，切断了西域和东汉的交往。为了恢复中原和西域的交往、恢复对西域的管辖，公元73年东汉政府派班超出使西域。

1．班超出使西域

教师形象的讲述班超的故事，也可由学生补充。

2．甘英到达波斯弯

公元97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甘英到达波斯后，安息人由于担心中国与大秦直接通商道路开辟后会影响他们传统的商业利益，所以故意向甘英夸大海道的险恶，甘英因而没有再往前走。但是，他熟悉了沿途的地理和风土人情，为后来中西交通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的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公元166年，大秦安墩王朝的使臣来到东汉，这是欧洲同我国直接友好交往的开始，这是中西交往史上的一件大事。

提问：在张骞和班超两个杰出的历史人物身上有没有共同的地方？

答案提示：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面对困难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矢志不移的顽强斗志。

四、汉和朝鲜、日本的友好交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