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结范文10篇

情结范文篇1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不仅“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仪，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也使中国的大同思想与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相结合，一再上演出光辉灿烂的人间活剧。

一百五十年前，洪秀全在饱览儒家经典后，又初识了西方的基督教义，即发动了旨在均平的太平天国农民大起义。这与其说他是在向西方学习，不如说是他头脑中的原始共产主义被西方思想所激活，燃起了理想的火焰，是一个高尚情结的回归。在成为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后，就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成功而矢志不移。这也是一个伟大的情结，而且也是一个情结的回归。他在年轻的时候就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中行侠仗义、济困扶危等英雄主义的影响，在前夕，他又受了西方无政府新村主义的影响，拟定了在岳麓山下建设新村的详尽计划书，打算施行。几十年以后，他在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上又公然提出，要实行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些理想。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上他又明确表示对东汉末年张鲁的五斗米道所实行的原始共产主义的响往；盛赞其吃饭不要钱，看病不要钱。[1]在日后的施政中，他极力支持大办公共食堂，支持农村赤脚医生。

与洪秀全的区别在于，洪秀全是在初识基督教义，而对西方现状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提出社会主义蓝图的；是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深入观察和分析了两大阵营的对立与斗争后提出社会主义蓝图的。而且，洪秀全只制定了目标纲领，并没有提出实施方案；不仅提出了目标纲领，而且制定了实施方案，并且不断根据发现的问题进行修改。

一、基础与创新

洪秀全为准备了思想营养和基本模式；将洪秀全的构想变为人间现实、并发展到极致。

首先，速度意识。洪秀全没有速度意识，他提出了《天朝田亩制度》，却没有规定完成时间，事实上当时的战争环境也不容许有实施的可能。

在1957年出席了世界各国和工人党代表大会，认识到两大阵营今后的斗争主要靠竞赛，激起了“赶超”意识。当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表示苏联要在十五年后超过美国时，随即表示中国将要在十五年超过英国。[2]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美好目标，规划了与苏联不同的发展道路，即按照农轻重的顺序安排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的结构位置，把农业放在突出地位上。1957年，在推动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高潮以后，又掀起了以大规划集体劳动为基础的水利化、机械化、深翻地、高产田运动，9月召开中央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40条。1958年5月，中共中央八届二次会议又通过了以高速度为灵魂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议指出中国人民正经历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遂马上成为全党全国人民展开的一句核心口号。“”便是为社会主义建设规定的速度模式，即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以非常规的、跳跃式的速度进行。

其次是平均主义。洪秀全的平均主义是以小农的小私有制为基础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与几千年来剥削制度相反，是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私产，财产皆平均的社会。所谓“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只是最高原则，以备丰欠相通，由政府进行平调互济时作为理论基础的。而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在土地所有制方面，纲领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试图把全部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在生产方面，它规定：“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分配方面，它规定：“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婚娶”“弥用”“喜事”这些婚丧嫁娶等非寻常性的需用则由二十五家形成的基层组织“两”所设的“圣库”开支。鳏寡孤独残疾等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由“圣库”供养，实行社会性保险。[3]可见，在洪秀全规划的这个社会里，家庭是最基本的生产单位。每个家庭被分给基本的?柿?---土地，进行个体生产；在家庭内有私产，除谷物外，尚有个人的麦、豆、苎麻、布帛、鸡、犬、豕和银钱等，于是在家庭生产中还有小副业和小手工业，只是以农为主，兼做别业。在这样的家庭之间，财产只能是基本均产。二十五家组成的“两”是一个联合组，这个联合组是行政单位，进行宗教和德育活动，进行集体财务支出，实行公积金的积累和使用，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社会慈善事业和社会保险事业。二十五家平时是生产生活联合组，在征兵和战时则是最小的动员和行动单位。因此“两”又是亦文亦武，亦军亦政的组织。

的社会主义蓝图比洪秀全的有本质的进步,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集体化生产为道路。摒弃了苏联的集体农庄模式，提出他构思已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河南省农村在高级生产合作社并大社过程中率先成立了一个叫做“公社”的组织，闻听后马上派陈伯达前往指导，为之起草试行简章，

1958年，在中国成立37周年之际，陈伯达在北京大学发表《在的旗帜下》的讲演，阐述了对社会主义目标模式的整体设想：应该是有步骤地、有次序地把工业、农业、交换（即商业）、文化教育、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公社里，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人们的精神生活；全民武装则肩负着保卫这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使命。

由于的号召和推动，河南省一个月就成立了1463个；几个月内全国就建立206万个。

这年8月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的问题。十分兴奋，指出的特点有二：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兵，农林牧副渔，样样都有；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搞公共食堂、托儿所、敬老院、缝纫组，实行工资制度，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步去掉。显然，这种政社合一、产销合一、工农合一、家庭和社会合一的综合型多功能、小而全的新型社会结构是一个跨越历史阶段，急于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基层组织模式。

洪氏社会主义纲领公布后遇到了战争环境，无法实施，也就没有显露其消极作用，而毛氏社会主义由于急切地推行“一大二公”和吃大锅饭，立即刮起了“共产风”，严重地违背了经济规律，挫伤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出现了连年。

但是，不同意把与共产风联系在一起。1959年春，中共中央郑州会议后，中央决议改变大公社所有制，实行“统一领导，队为基础”。而依然认为共产风问题不是很严重的，他乐观地相信“一大二公”的公社有极大的优越性，“是我们的农村由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的最好形式，也是我们由社会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好形式。”他仍过分自信地预言“在15年，20年或者更多一些的时间以后，社会主义的公社就将发展成为共产主义的公社。”[4]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毛式社会主义带有浓厚的平均主义和军事共产主义色彩，是对太平天国时期《天朝田亩制度》所构想的“天国”的一种回归，所不同的是这不是简单的回归。两者虽都有理想的因素，但层次不同，《天朝田亩制度》是洪秀全在无世界知识状况下对自然经济体制的选择，而却是在审视世界后，重回全封闭中的选择，目标是要超越各种现存模式，实现共产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结果，严重破坏了生产力。以的速度模式和大兵团作战的人海战术建设社会主义，遭到了沉痛的失败。的直接经济损失达到1200多亿，在当时货币制度下，这是一个巨额损失。跃进的三年造成的损失，用了五年的时间来调整，一共浪费了八年。后来不得不一退再退，实际上以失败告终。

党和国家中有许多人要求结束这种路线错误。1959年夏，党的庐山会议上，主持会议，定调子，强调问题只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不以为然，觉得避重就轻，讳疾忌医将铸成大错，遂以十分客气的姿态提醒留意浮夸风滋长起来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大怒，立即将他批判并罢官。党的其他领导人不得不寻求在实际工作中努力纠正错误，取消平调，承认并允许各核算单位之间的差别。1961年3月至5月，中共中央修订了《农村工作条例》（即“农业60条”），重申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5]邓小平于1962年讲公社核算退为大队核算，大队核算又退为生产队核算，退了才能前进。[6]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等还到各省去总结渡过困难的经验，推动“三自一包”。在这年的春季，中共中央召开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承认“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即承认党的工作方针是造成连年灾害的主要政策原因。在5月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指示根据目前的形势，农村还要继续调整，城市要减少2000万人口。这年的9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大十次会议，决议中又重申农村以生产队为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年不变。

其三，限制分工和消灭差别问题。洪式社会主义纲领是自然经济结构，所谓“陶冶木石”等俱由农民在农隙治事，这本身就抑制了技术的专化和分工，并导致社会阶级结构的普化，杜绝差别。

毛式社会主义也是要限制分工、消灭差别。面对社会主义建设遇到严重挫折，始终没有放弃他的根本思想。鉴于中苏关系公开破裂，中国进一步孤立，反而强化了原来的信念，他认为社会的每一个单位的“小而全”产生万能性，每一个成员的无差别产生通用性，根据这种原理构成的社会对外具有抗压性，不怕帝修反的高压；对内具有整合性，可以把每个人改造成为只有共性，没有个人利益要求的共产主义新人。1963-1965年，举起反对修正主义的旗帜，在共产国际批判“三和一少”，在国内批判“三自一包”。在他看来，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不是平均主义对不对的问题，而是人的思想能不能革命化的问题，是党的领导人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1966年5月7日，在给的一封批示信中（即“五七指示”）进一步明确提出新型社会结构的思想，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大学校。他说，人民军队应该是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文化，又要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工厂，又能从事群众工作，这样军学、军工、军民几项都兼起来；工厂也要逐步办成综合性联合企业，除工业外，农商学兵都要有，工人以工为主，兼学政、军、农等；学校也要办工厂、农场，勤工俭学，半工半学；学生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农业、商业、服务行业及党政机关都要这样。[7]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具体的实施方案。它的实施必将是建立一个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商品生产、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可以看出，在限制分工、消灭差别问题上，毛式社会主义比洪式社会主义更富时代精神，更具明确目的性。

196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公布了的“五、七指示”。如同一夜春风起，全国立即遍地开花。部队、工厂、学校都办起了农场，农村公社办起了工厂、学校、民兵、商店、卫生院。每个单位的职能都走向“小而全”，力争在小范围内自己动手，自给自足。各地又纷纷成立“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宗旨是炼人。即造就一批永远忠于，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新人。总之，一切都是为着改造人的世界观。从这一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直接目的虽然是为了解决连续三年的初高中及大学生的毕业安置问题，但是其理论意义也是为了“炼人”，使青年知识分子在生活上、生产技能上、文化情趣上向工农兵看齐。又不断指示，全国大学毕业生要到工农兵中去，由他们给予再教育；大学还是要办，但要由工人阶级上大学，管理大学，改造大学。所有这些，连同前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都是旨在缩小三大差别，即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

直到他生命的终结，他都在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而不遗余力地规划和实践着。他是一个彻底的社会主义者。萦绕在他心中的是不解的社会主义情结。

二、性质与前途

洪式社会主义是小农的社会主义，以小生产为基础，个体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为基础，很容易分化为地主土地所有制。在政治上，洪氏虽说“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实际上他从来都主张以封建的“三纲五常”为人们关系的准则。事实上，在他统治的天国里实行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所以说到底，洪氏社会主义是封建社会主义。

毛式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经济上以公有制为基础，又以新时代的大工业为国民经济的主导。政治上否定资产阶级法权，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达到社会主义大民主，最终要消灭三大差别。思想意识上则以马克思主义为准则，营造一个公有、公平、公正的社会。这正是大多数人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毛式社会主义走过了从空想到科学的道路。张鲁、洪秀全、康有为都是他称许的人物，但他比他们更彻底，更富有时代精神和实践精神。找到了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实践道路和建设内容和方法。

社会主义是终生不解的情结。我们强调这是一个情结，是说他以全部情感专注于营造理想社会，进行了超越实际的追求，使用了不恰当的方法和步骤。

一、跃进意识。他太过分追求发展的跳跃式，追求非常规式发展。而且，每当国力有一定的积累，他就耍搞高速度。为此，有人批评他“好大喜功”，他在所不顾。他希望社会主义能够及身而见。

二、惟意志论。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中，他喜欢强调精神的作用。他认为广大人民群众，在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他一再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而放松了经济建设。他对提出的“四个第一”非常欣赏。

三、理想主义。他领导下的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了理想社会，他们曾经赴汤蹈火。他不能容忍庸俗和腐化。为此，他不断开展各种运动，清理党的组织和思想。他提倡为了子孙万代的幸福，自己这一代“吃大苦，流大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社会毕竟不全是精英，大多数人是需要以物质利益维持的血肉之躯。

四、封闭体系。本人是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中诞生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在受到外力封锁后，自然更加青睐传统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经济体制了。他提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国策有效地抵抗了外力压迫和封锁，然而也使中国在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之际，愈加游离于世界经济轨道之外，堵塞

了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大门。封闭使中国重陷光荣孤立的局势。

五、斗争哲学。毛式社会主义是意识形态高度整合的社会。它以道义为社会行为准则，对外向帝修反全面宣战，坚决支持一切被欺压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对内要求人们不断地斗争自己的私心杂念，干部队伍要不断地清洗。因此，社会上斗争、改造、运动连绵不断，在国际上产生了红色恐怖的形象；在国内也几乎人人自危。一生得力于斗争，其乐无穷。但是持续紧张的政治空气大打制度温暖的折扣，在国际事务中经常陷于孤立；在国内，人们在公共场合竞相歌舞颂扬之余，回到小家内却无法真正开心。

情结范文篇2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

可悲的是，历史上少数志士仁人振聋发聩的大声疾呼并未唤醒我们民族那麻木的整体意识，因此他们的思想闪光也难以点燃我们民族的启蒙之火，更谈不上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涤荡旧思想的启蒙运动了。因为我们民族类似于“英雄崇拜情结”的文化积淀实在太深厚了，何况还有一层难以击碎的封建专制主义外壳牢牢地禁锢着它，所以，只好等待强大的世界大潮去冲决它。

今天我们终于明白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那就是人类的解放只能靠民众自己的力量。过去有人说“整个世界历史的灵魂就是这些伟人的历史”?（《英雄和英雄崇拜》），而我们则要大声说：不，“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

引文

1《国语·鲁语上》

2《韩非子·五蠹》

3《山海经佚文》

4《墨子·非乐上》

5《尚书·甘誓》

6刘向《战国策书录》

7《老子·27章》

8《论语·述而》

9《孟子·公孙丑》

10《荀子·正论》

11《韩非子·奸劫弑臣》

12《庄子·朐箧》

13《史记·秦始皇本纪》

14《史记·李斯列传》

15布特莱特《伽利略传》

16《史记·陈涉世家》

17《晋书·阮籍传》

情结范文篇3

一方面，原型的反复性昭示着人们对于某些永恒的主题、某些终极主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人类的文艺又是在不断地试图超越原型模式，以满足人们的不断变化的精神需求。”②随着时代的变迁，现代社会赋予了灰姑娘情结新的内涵。而灰姑娘情结在影视文学中主要表现为作家运用“灰姑娘”这一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进行再创作。

一方面，在影视文学中，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不断出现。一是剧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意识地塑造“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上世纪90年代初好莱坞就率先模仿《灰姑娘》创作出了现代版的灰姑娘故事《风月俏佳人》。编导们有意把女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具有傲人美貌，社会地位却十分低贱的妓女形象。她的遭遇比灰姑娘更加凄惨，但经过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美貌和真情赢得了百万富翁的爱情。《风月俏佳人》与《灰姑娘》相比，我们不难发现，两位女主人公同样拥有傲人的美貌和善良的性格，但也同样有着悲惨的遭遇，并且两人都经历重重波折才获得幸福；二者无论是人物性格，还是故事情节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而韩剧《玻璃鞋》仿照《灰姑娘》进行创作的思路更加明确。剧中虽然没有出现晶莹剔透的玻璃鞋，但却以“玻璃鞋”为剧名，可见编导们是有意把观众引入一个灰姑娘式的童话情境中去。众所周知，王子正是凭借那只“玻璃鞋”才找到灰姑娘，完成美好姻缘。玻璃鞋已然成为了灰姑娘的代名词。所以，人们只要看到或听到“玻璃鞋”这三个字就自然而然地把它与灰姑娘联系在一起。这部电视剧在情节方面虽有不少变化，但总体而言，还是属于灰姑娘的故事范畴，尽管结尾不像《灰姑娘》那样以大团圆结局，但编导们却给广大观众构建了一个如假似真的现代灰姑娘故事，让现实中无法实现的绮丽梦想在“童话”中得以实现。二是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塑造了一些“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不是有意为之，但就创作的结果而言却是殊途同归，创作出了“灰姑娘”式的人物形象。例如电影《哈利波特》的男主人公哈利就有“灰姑娘”的影子。小哈利失去父母以后，在亲戚家受尽歧视和虐待，但他和灰姑娘一样，并没有产生阴暗心理。他热爱生活、善良、有同情心；他坚毅忍耐、勇敢面对现实；他还很诚实，热爱自己的师长和朋友。

这些正常性格使得他更具有亲切感，不像扭曲的性格会导致观众的厌恶和惧怕。虽然哈利的遭遇以及良好的品德与灰姑娘非常相似，但小说原作者JK罗琳并不是有意把哈利写成一个灰姑娘式的男主人公。首先，哈利是一个小男孩，遗传了父母的魔法，这是与灰姑娘最大的差别；其次是由于情节的需要，罗琳女士只是纯粹在写哈利的不幸遭遇，这样才促使他离开家去魔法学校学习。无独有偶，写出来的哈利却有了灰姑娘的“味道”，这说明作家们在创作过程中无意识地运用了灰姑娘的创作模式。另一方面，还表现在对灰姑娘故事模式和人物的反拨和超越，即作家有意识地偏离、改变和修正这一叙事传统。③文学创作是离不开时代，离不开现实生活的。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现代灰姑娘故事中，我们只能隐约看到灰姑娘的影子了，看到更多的是赋予了时代气息的“灰姑娘”及其故事情节，不仅有了新的变化而且还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先从结构模式来看，虽然大多灰姑娘故事还是传统结构模式，但有的剧作家结合社会现实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变，这反映了现代人的生活需求和审美价值，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韩剧《玻璃鞋》。该剧一改传统灰姑娘故事原有的结构模式，无论是故事情节还是最后结尾都与之迥然不同。

情结范文篇4

关键词：当代；中原乡土作家；文化情结；嬗变

乡土文学是重要的一种文学类型，它始于鲁迅的《故乡》，在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文坛上出现。在当代文坛上，一批比较熟悉农村的年轻作家的出现，使得我国的乡土文学创作更加丰富。提到乡土文学，一般会让人们联想到诗意盎然和乡土气味非常浓重的田园诗意生活。从审美的角度出发，乡土文学具有一定的超然美学特征。有人认为乡土文学是对人心灵净土的一种叙述或者是对田园风光的一种诗意的描写。这其实是不够全面的，很多时候乡土文学所代表的是人们的一种返璞归真的思想，一种追求美的思想。和乡土文学共同发展起来的，还有乡土作家。乡土作家是乡土文学的主要缔造者，他们的存在使得乡土文学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对于乡土作家来说，他们有着独特的文化情结，同时，他们的文化情结也会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嬗变。

1中原家园情结

对于中原乡土作家来说，中原的乡土家园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是他们心中不可抹去的文化情结，并且会慢慢积淀成为一种心理记忆，在他们的思想中进行储存，最终对他们的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家园的内涵不断地扩展和延伸。家园不仅仅是人们的生存空间，更是一种文化氛围和文化网络，因此，家园情结也会慢慢地渗透到人们的心目当中。从古至今，凡是有着浓厚乡土意识的文人，都会对故土家园进行歌颂，古诗“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典型的代表，体现的是诗人对乡土的浓浓思念。在中原乡土作家中，沈从文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对中原乡土的浪漫想象体现出他在中原乡土文化中对自己理想家园的找寻。新时期以来，中原乡土作家笔下的家园情结也开始出现了一定的转变，这种转变主要是在新时期广大乡村需要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诞生的。对于文人墨客来说，他们希望生活能够尽快地走出贫穷与落后。因此，在后续的中原乡土文学当中，家园文化情结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对经济发展的呼唤。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和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都是典型的代表。这种中原家园文化情结的嬗变不仅仅是中原乡土作家情感的一种变化，更是他们在社会发展背景下自身情感的一种转变和对社会美好生活向往和追求的体现。

2反城市文化情结

在当代中原乡土作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明显地潜藏着一种反城市文化情结，突出体现在作家心理上对城市的隔膜。即便身处城市当中，他们也难以认同和融入城市生活模式。在一些中原乡土作家眼中，城市是一个异己的存在，自己在城市中像是一个漂泊者。这种反城市文化情结比较典型的代表有李佩甫的《送你一朵苦揀花》和张宇的《城市逍遥》。这种没有办法融入城市中的异己感会随着城乡之间的对立不断加深，甚至在一些文学作品当中演变成了对城市的仇恨情结。在这种观念下创作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品，主人公往往把城市作为征服的对象，对城市产生着歧视，通过侮辱的方式以牙还牙，倾己所能展开疯狂的报复。邓一光的《怀念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代表。还有的作家会在自己的文学作品中把对城市的不满情绪转换成乡下人对城市女人的征服，张炜《古船》里隋见素对周燕燕的征服姿态就是代表。在这里，城市女人已是城市的一种象征，男人和城市的女人恋爱并非是发自内心喜欢这些女人，而是希望通过对她们的征服，最终达到自己报复城市曾经的歧视和侮辱的目的。对于反城市文化情结来说，它的产生有一定的原因。首先，农裔城籍作家的文化怀乡情结使得反城市文化情结的产生有了一定的基础；其次，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也会使阶层出现心理反应；再者，反城市文化情结和作家的地域环境也是有内在关联的。这些原因的存在使得当代中原乡土作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体现出了比较明显的反城市文化情结，同时，这种文化情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在城市不断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反城市”的原因和“抵触”的对象也在发生变化，从而形成了情结上的嬗变。在过去，贫富之间的差距和二者之间的摩擦形成了中原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推进，这种情结会更多地在社会中沉淀下来，最终形成了文化情结的嬗变。

3返璞归真情结

对于乡土文学创作来说，返璞归真情结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情结，也是在乡土文学作品中比较常见的一个情结，同时它也是在不断的嬗变中。在过去，当代中原乡土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这种返璞归真的情结会更多地体现在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这种向往一般是对过去自己田园生活的一种怀念。后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城市的生活越来越喧嚣，因此，返璞归真的情结会更多地体现在对于物质社会的一种批判。对物欲横流社会的不适应，使得他们更加怀念过去简单的生活，从而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产生出了返璞归真情结。近年来，人们的生活无论是从经济还是品质方面都得到了提升，因此，人们普遍对健康更加关注，产生了健康方面的追求，最终使得乡土文学的创作在返璞归真情结上凸显出了人们对于绿色生活的追求。任何文化情结，总是在不同社会的背景下呈现不同的状态，且会在不同的作家思想引领下产生不同的效果。对于乡土文学来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贴近人们最原始生活的文学创作，因此，它的文化情结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就返璞归真这个基本的文化情结来说，在过去更多体现的是对于过往生活的一种怀念，但是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之下，人们的这样一种情怀会不断地提升到品质和精神上的追求层面。正是由于文化情结的嬗变，才使得乡土创作更加丰富，所产生出来的乡土文学作品更加具有时代意义。

4结语

任何文学的创作都会有着独特的文学情结，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独特的文学情结会使得他们的文学创作有不同的韵味和特点。当代中原乡土作家的文化情结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也不尽相同，总体上会体现在家园情结、反城市情结和返璞归真情结方面，并且会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产生嬗变，提升了乡土文学创作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作者:郑琳娜 单位:郑州财经学院

参考文献：

［1］裴玲.论90年代乡土小说的家园情结［D］.南京师范大学，2008.

［2］李达.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5（5）：88-89.

［3］张丽军，刘雨，国昊芳，佟小杰，张元珂，贺进，缪慧，王菲，孔铎，徐菲，孙琳.追寻人类精神天空的高度、困惑与局限——关于格非《人面桃花》的研讨［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

情结范文篇5

关键词：赛珍珠；笔下；恋父情结

Abstract:InthenoveltheGoodEarth，theauthordescriblesvarioustraditonalchinesewomen，suchasAlan，lihua，HehuaandDujuan，everyonehasherownexperience，DuringwhichweshouldpaymoreattentiontoLihua’sthatshelovesonemanjustlikehisfather，whichisthemostverticalembodimentofElectracomplex（thetypicalmarriagepatternoldhusband-youngwife），soherElectracomplexendswithgettingmarriedwithoppositesexanothertime.

Keywords:PearlBuck；intheGoodEarth；electracomplex

恋父情结也被称作“厄勒克特拉情结”，其源于古希腊神话中阿伽门农的女儿厄勒克特因母亲与其情人谋杀了她的父亲，故决心替父报仇与其兄弟最后杀死了自己的母亲。弗洛伊德借此来说明儿童性心理的特征，并由此将“恋父情结”称为“厄勒克特拉情结”。朱智贤主编的《心理学大词典》这么释义：“女儿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绪。弗洛伊德把小女孩对父亲的深情专注，想把母亲置诸一边，取代她位置的愿望，即‘爱父嫌母’的潜在愿望，称为恋父情结。”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恋父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每个女孩子在她童年的时候，在她少年的时候，对父亲都有一种特殊的感觉，都有一种崇拜，每个女孩子，其实或多或少都会有一种恋父情结，但是大部分女孩子，在她成长的过程当中，她的恋父情结慢慢地会转移，她会成熟，她会投射到应该和她在一起的异性[1]的身上，而另一些无法淡化这种情结的人便会形成心理暗疾。弗洛伊德还指出，如果恋父情结对人的影响发展不利，人便可能一生都受其影响。在赛珍珠《大地》[1]这部小说中，梨花就是这一类，没有终结他的恋父情结，喜欢上了一个相当于他父亲的王龙。

一、恋父情结的形成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人有五种最基本的需求: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尊重需要与自我实现需要。如果这些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便是个体的缺失都可能导致确实性体验，对人的一生产生巨大的影响。梨花是王龙在灾年买回的一个小丫头，从小就失去了双亲的关爱，父爱的缺失对她一生的心境和感情基调都产生了影响。同时成为王龙家里一名卑微的丫头，照顾妓女出身的荷花的饮食起居，荷花的人生经历是相当丰富的，见识了形形色色的男性，他的爱之中藏着虚诈，美之中藏着金钱，他的生存价值是对男性情欲的玩弄，梨花从小就生活在她的笼罩之下，这一切都对他那幼小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正如王龙猜测的那样“荷花是否把她一生的遭遇告诉过梨花，使她害怕起来；或者，杜鹃告诉了她那些见不得人的肮脏事，把她吓坏了；或者她发生了什么事而不愿跟别人讲；或是其他的事情。”

并且王龙的堂弟当兵回来之后，梨花也彻底地看到了当兵的残酷，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明亮的刺刀，烧杀抢掠，正如其二儿子描述的那样：

“家家户户都有兵——甚至穷人家里也有——我跑回来是告诉你们千万不要反抗，因为我店里有个伙计，我跟他很熟，——他天天跟我一起站柜台，——他听说之后赶忙回到家里一看，甚至在他老婆生病躺着的屋子里也有兵住着，他埋怨了一番，——他们就在她身上扎了一刀，好像她是脂油做的似的，——就像脂油那么光滑——一下子就扎透了——刀子穿过他的身子，从另一面扎了出来。”

特别是王龙的堂弟，天天拿着寒光四射的军刀，看看这个，看看那个，从头到脚打量着每一个人。这一切都是他那脆弱的心灵充满了恐惧，充满了对青年人的恐惧，正如她自己所说：“青年人心肠不好——他们太残忍。”

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她自己的安全需求也没有得到满足，这一切使她对一切男人都充满了仇恨，甚至仇恨自己的父亲，“除了你，我恨一切男人——我恨每一个男人，甚至我父亲，是他把我卖了。我所知道的男人都是干坏事的，我恨透了他们。”

周围没有人真正关心过梨花，几乎所有人都在欺负她，压榨她，王龙就在她孤立无助之时两次帮助了他，第一次在灾荒之年，在她即将饿死之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把它买回家做了一名丫鬟，如果说此时的援助是王龙自身需要的话，第二次援助则是在荷花即将要把她送给其堂弟之时，王龙及时的阻拦，从而使她避免了蹂躏，这一次可以说王龙是发自内心的，不忍看到这样一个小姑娘有这样的遭遇，从而发出“逼迫这样一个小姑娘是罪过的。”这样一声呼唤，从而改变了梨花的命运。

弗洛尹德说“‘无意识’与‘潜伏的并且能够变成意识的’是一致的。”[2]

于是存在于梨花身上的恋父情结开始由无意识向有意识转变，并且她心里的天平开始向王龙那儿倾斜，对父爱的渴望重新在王龙身上复活，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喜欢老人——我喜欢上了年纪的人——他们都那么善良。”

可以说“在她的心灵深处总有一个温柔的角落，在那个角落里，他幻想着被一个完美的父亲深深地宠爱着，对父亲的爱与恨，希冀与绝望，依恋与排斥，憧憬与幻灭交织在一起。”[3]

她的生命只表现为对王龙的深情，这种情并不是荷花对王龙的那种深情即肉体的男女之欢，它是在关怀与想念中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爱情，而是一种“父女之爱”的变体，这也就形成了梨花的恋父情结。

由此可见，恋父情结存在于梨花身上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她幼年感情的缺失，像父亲一般慈祥的王龙恰好填补了她这段缺失的感情，其二是周围生存环境的恶劣，使她对年轻男性产生了恐惧，对老人产生了依恋，从而在她身上形成了浓厚的恋父情结。

二、恋父情结的影响

梨花恋父情结的影响主要体现她在对王龙的依恋和忠诚：

在王龙娶她时，她与王龙进行的那一次推心置腹的谈话，就充分表现出了这种依恋，“她依偎着他，像女儿依偎着父亲。”并且在王龙对梨花的情欲消失之后，她忠心耿耿的以超出她的年龄的忍耐性来侍奉她，使王龙心里感到莫大的安慰，他总是从心底里疼爱着她，渐渐地，这种疼爱变成了父亲对女儿一样的疼爱，他们之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夫与妻之间的那种关系，他们相互关心着，爱护着，他呵护着梨花，而梨花同时又慰藉了她那颗苍老而又孤独的心。

同样在王龙即将去世和去世之后，梨花表现更像是王龙的一个女儿，而不是他的一个遗孀。

王龙病危时，在他自己的儿子们等得不耐烦，早早就到里面的小院歇息时，梨花却一点也没睡，整整一夜都静静地坐在一张小竹凳上，一动也不动，好像她才是王龙的子女。

在王龙死后，往王龙坟头跑得最勤的就是梨花，并且总是悄悄地去，去得很勤，什么时候心里难受，感到孤单，什么时候去，她尽量挑没人的时候去：人们肯定在家里的时候，晚上别人睡觉的时候或是别人在地里忙着干农活的时候。只有在这种时候，她才领着傻子到王龙的坟上去。并发出了：

“啊，我的老爷，我的父亲，我唯一的父亲啊!”

由此可见，对她来说，王龙既是他的丈夫，又是她的父亲，是他心灵的归宿，也是她情绪宣泄的对象，这一切可以说是她恋父情结的极致。

最终在她完成王龙的最后一个嘱托之后，即傻子死了之后，她就彻底的迷失了自己，苦苦追寻，再也找不到结果，最终一头扎进了宗教里——出家当了尼姑，以此来寄托自己那未完的梦。

三、结语

赛珍珠在大地中塑造的梨花是一个既温柔善良，又孤苦无依的丫头，看似心枯如井，麻木，懦弱，可她自己对美好生活也十分向往，也有自己感情的需要，但人间的苦难，自身悲惨的经历又使她对青年充满了莫名的恐惧和害怕，这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体，既渴望感情的守护又对异性“惊而远之”，同时感情的缺失也使她的感情发生了严重的错位，最终喜欢上了一个年龄相当于她父亲的男性，这一切可以说是恋父情结对她产生的影响，但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国女性的生命被残酷压制扭曲的事实，体现出了作者对女性命运的极大关注和深深的同情。

参考文献：

[1]赛珍珠.（Buck，P．S．）大地三部曲[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情结范文篇6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19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过去100年是中国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为雪耻图强的运动。[1]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她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笔者以为，其实还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勾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了。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但正如陈勤等人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负面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其「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它与清朝专制统治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二是其具有狂乱、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三是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带有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与降神附体的民间宗教迷信的浓厚色彩，显得极为原始。[3]此论提出的前2种现象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中华大地和互联网上到处游荡，而第3种现象则在民间仍广有市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师法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其要义之一即民族主义。孙氏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初始含义主要是反满，以推翻以满清贵族为首的专制政权，即所谓「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这主要是为了顺应当时的革命需要，但明显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孙中山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五族共和」原则以资补救。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其后于1920年又加以修正：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5]孙中山还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一些严重失误，如将血统当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了国族与民族的区别、晚年力主「大亚洲主义」等。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主持「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遭到失败，日本取代德国强行获得在山东的特权，因而爆发了「」。为解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社会、政治和文化革命，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经此一役国人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如果说「」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中国这个总体上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苦战8年，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得以寄托。[6]

以上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之简要的纵向历史回溯意在说明，民族主义发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其特性与功能或与其它民族相似，但也有源于文化积淀的成份，大致可分为消极性与积极功能两类。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极特性之一即妄自尊大。传统文化以为中国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视其它国家为「蛮夷」「化外」，认定它们应对中国「向化」、朝贡，即所谓「中央之国，四方来仪」。这种文化令国人的潜意识中深藏着天朝情结及妄自尊大心态。孙中山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仰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成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鲁迅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8]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坚持认为：中华文明至高无上，可以拯救世界、人类；至于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则中国古已有之；甚或以为21世纪应是中国的世纪等。

其二为「排外情结」。中国传统中的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

表现为以正统自居、闭关自守、孤芳自赏，排斥一切外来事物，蔑视国外先进的东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从义和团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掺杂在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成份的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9]

其三可曰国民劣根性。历经2,000多年专制主义的摧残，国人的性格中颇多不健康成份，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过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说过：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他对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曾制作一「历代民德升降表」，显示国人的私德从春秋至20世纪初总体上趋于下降。[11]孙中山和陈独秀亦直斥国人为「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并无情揭露。他指出：中国人是十足的毫无血性的欣赏残酷的动物。杀头，有之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们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12]国民劣根性植根之深，由「911」恐怖大屠杀后许多国人幸灾乐祸即可见一斑。

中国民族主义之消极特性实为中国追求现代化与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碍。但它也有一些积极功能。其一是可聚合民族、抵御外侮。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于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号召国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可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奋发向上、团结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只有民族主义能很快动员起全民族的各种力量与资源，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共御外侮，抗日战争即为典范。其二是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丰富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它在这一传统因受到长期清洗和毁损而几近消灭之际[13]，主张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其三是鼓励民族自强。中国文化中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经受专制政体的暴虐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积贫积弱，国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民众及各界精英无不渴望民富国强，振兴中华遂成为民族精神之核心，而振兴之道是实现现代化则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化目标不仅涵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之现代化，亦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与人的全面现代化。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比任何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力，可有效凝聚民心，充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故而我们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秉持理性、清醒的态度，克制其消极性，发扬其积极功能，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二、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

2年前在一次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指出：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崛起的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与「」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主题并无多少差别，两者都是追求富强；但与「」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新一波民族主义面临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意义，故可将90年代后崛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

与「」时的民族主义相比，「新民族主义」在内政上显出保守主义特性；前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激烈批判，而后者则对现存体制高度认同，但在国际关系上具有相当之进取性，主张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14]

目前「新民族主义」并非统一的观念体系，其内容及成份相当芜杂，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有相当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定位为爱国主义，其主张是，人民既然爱国就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民间则表现为呼唤中国要强大、要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份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宜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民族主义论调中，最激进的是「说不」派，他们在代表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5]有人甚至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乃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6]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很多，除前述历史渊源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而言，意识形态乃统治合法性之重要基础。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4部份组成；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确性之依据，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控制的依据和伦理基础，爱国主义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和旗帜。它曾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巩固并强化了中共的，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中共执政的历史结果及社会的变迁已宣告这种意识形态的失败。首先，《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主义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剥削和资本主义，但以共产主义理念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中共，如今却正大力发展私有制、纵容剥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事实上已弃如敝履。其次，社会主义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7]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和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份配所取代。苏联及东欧的转型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和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大试验的失败。再次，在目前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集体主义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失败直接导致信仰和信任危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不得不对官方意识形态修修补补，以继续维系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号召力。所以鼓动爱国主义就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

以意识形态工具从事社会和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制造一种「乌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特点。不管官方民族主义宣传所构造的「乌托邦」如何虚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众并造成信从者的入魔状态[18]，宣传者就会乐此不疲地煽动下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教授（Anderson）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掌权者因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瓦解民族国家，而以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作为维系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此含义不同，它被称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外部势力的挑战，以捍卫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这突显出中国式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所谓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针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六四」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美国一直坚持人权外交政策，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实力的考虑，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却通过垄断言论的权力极尽「妖魔化」美国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或问题都被放大为其制度的缺陷，或夸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恶果。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声称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这样就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达到了通过正当组织动员达不到的阴暗目的。[20]许多迹象表明，执政党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已在民间造就出自发性的反美民族情绪；民族振兴被人为地与强化政权的权威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与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中国正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演变。「911」之后部份国民的歇斯底里发作，正是中共多年的怨妇腔调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许无赖国家和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政策、特别是反美仇美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舆论导向」和剥夺民众知情权等做法所导致的必然恶果。[21]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增强有关。多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2000年GDP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获准加入了WTO，还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大大刺激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大中国情结」。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了「大中国」构想，以「政治中国」（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为中心，以「经济中国」（指世界各国的华人经济、商业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为基础，以「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为，视21世纪为「太平洋的世纪」，而在环太平洋国家中则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2]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对「新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表现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至少在汉民族中比较少；国人历来是非常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23]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911」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反映并不都是幸灾乐祸的，有一批知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恐怖主义罪行[26]。国内颇有影响的报刊如《财经》、《南风窗》、《南方周末》等都发表了谴责恐怖主义的文章。[27]例如，《财经》杂志全体同仁呼吁：面对敌视一切文明一切种族一切社会的邪恶，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联合起来！[28]《南风窗》杂志的国际问题观察员写道：恐怖主义不仅挑战某个政府，更挑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今天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国人。在无辜的的亡灵面前，恐怖分子的主义和真理显得非常狭隘、苍白、野蛮。「911」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29]反观那些「叫好者」，却鲜有署真名发表意见的，谈事实讲道理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匿名在网上乱骂一气。这种对垒分明的现象或许昭示着国人的分野。虽然不能肯定双方营垒中的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但至少他们都自认为是爱国者。分歧在于何谓爱国？爱什么国？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对自由、民主、正义等基本价值取何态度？

尽管世界上出现了象欧盟、东盟、独联体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联合的趋势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声，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可能仍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因此不同国家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仍将各有所托。既然在全球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独特的历史和当下的局势令国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不断提升，就十分有必要厘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以便能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态度去对待世界。

笔者以为，可把民族主义区分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两种，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在价值标准方面，「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人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人权高于一切；而主张（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主权高于一切的则属「病态的民族主义」。

在理念取向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中道、宽容、多元；「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极端、强制、一元。在对外关系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和平共处，吸收先进思想与事物，反对恐怖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则惟我独尊，排斥外来事物，同情恐怖主义。在内政事务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人民主权，自由优先，重视民生；「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国家至上，实行专制，服从强权。当然，对现实的分析比这种概念上的区分要复杂得多，譬如某些倾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人也宣称他们拥护民主，其真心如何倒也不难分辩，只须看他对待国内专制统治与政治权力的态度即可了解。

国内有不少人因长期受舆论宣传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某些「病态民族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在拥有知情权后会逐步转变自己的观念。危险在于某些具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权势人物或权势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本国人民和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就象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希特勒用来欺骗与奴役德国人民、建造第三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并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和灾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30]纳粹党人也曾提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口号。希特勒还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31]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也是用国家、爱国的概念来煸动民族沙文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则利用天皇权威和忠君爱国思想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朱庭光等编写的《法西斯体制》一书[32]汇集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了法西斯体制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拉登、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极权势力的影像。「病态的民族主义」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纵就会演变成极端性、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911」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对「病态的民族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开放、温和、理性、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强调与其它文明的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份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主张巩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从而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对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33]中国10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的20多年里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民族主义。它与「病态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会高度珍视自由与和平的崇高价值，如同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诗中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和平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在摧毁自由的基础，若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已成为自由与和平的主要敌人，对后者构成了致命威胁；一旦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搞「超限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因此，各国「健康的民族主义」应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道义基础上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国际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对自由与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自觉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义。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历几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决不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已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能合理配置资源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并制衡权力、克制腐败的宪政民主政治，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面对这一系列任务，迄今为止除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文明以外，还没有另一种文明能提供更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排斥世界主流文明，鼓吹意识形态化的「乌托邦」，显然是没有前途的。[34]

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健康的、开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若被导向病态的、极端的、恶质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则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情结范文篇7

【关键词】精神分析；儿童；童话；自我；俄狄浦斯情结

在20世纪，西方文学的理论研究发展空前繁荣，高度理论化的文学批评流派发展迅速[1]。当时，随着结构主义的兴起，弗洛伊德学说被重新阐释，变得更趋理论化，于是源自精神病临床诊断学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就在这一时期成了文学批评领域的理论基础之一[2]。心理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们开始运用精神分析学对传统民间文学进行别具新意的重新认识和重新阐释。而精神分析与传统民间文学研究交叉前行的每一步，都有民间童话的身影，其中被分析过的典型民间童话有：《小红帽》《灰姑娘》《白雪公主》。《美妞与怪兽》被收录在贝洛所著的《法国童话选》中，由普兰斯·戴·博蒙夫人（MadameLeprincedeBeaumont）于1757年发表。艾欧娜（Iona）和彼得·奥佩（PeterOpie）在其著作中对此故事进行了极高的评价，他们称其为“继《灰姑娘》之后象征意义最为丰富，在思想上也最令人满意的童话故事”[3]。因此，本文拟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美妞与怪兽》，解读其中的精神层面的丰富内涵，探寻其思想价值所在。

一、最小的女儿：弱小的自我

精神分析学认为，在人们获得人格整合之前，需要克服许多成长中的危机，其中最难解答的人格整合问题之一是：我究竟是谁？以及在内心存在着相互冲突的心理倾向的情况下，应当对哪一种倾向做出反应？这些困惑，成人尚且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更不用说涉世未深的儿童了。但是，被这些问题困扰的儿童，又如何在生活与学习中逐渐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最终获得成长呢？可以通过阅读民间童话故事来窥得一二。与改编过后的故事略有不同，在博蒙夫人的故事里，那位富商父亲并不是只有美妞一个女儿，他不仅有三个女儿，还“不按常理”地有三个儿子，尽管他们在故事情节中似有若无。美妞的两个姐姐懒惰、自私、善妒，还时常欺负美妞，但是按照“惯例”，美妞像其他大多数童话故事的主人公一样——不仅是最小的一个，还是“尤其出色”的那个，“不仅比两个姐姐更美丽，而且也更善良”[4]。但是这也并没有让美妞过得比旁人更舒适，面对姐姐们的欺负乃至怪兽的怒吼时，仍然无还手之力。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年龄最小的孩子，实际上这就是童话故事在表现处于儿童处于人生最初状态时弱小的“自我”。现实中的儿童很容易将自己代入故事中主人公的境地，因为儿童在面对周围世界的复杂事物时，尽管他可能认为自己很聪明，似乎其他任何人都比他更厉害，更有能力，就像故事中说的那样“尤其出色”。但实际上更多的时候他们感到自己是弱小无助的，因为他们自始至终是“最小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感觉。就像在《美妞与野兽》当中，虽然美妞相比姐姐们都更出色，但是在野兽面前还是显得那么弱小无助，完全符合一个孩子面对内心冲突时的状态——虽然他们认为自己很厉害，但是实际上他们无法独自解决内心冲突。好在，无论经历多少困难，童话故事往往会在最后迎来一个完满的结局。实际上，童话故事的价值就在于此：美好的结局会让弱小的儿童在潜意识里建立起信心，相信自己虽然是最弱小的那一个，但最终也能够顺利获得成长。随着故事的展开，他将信心十足地应对充满“危险”的内心世界的斗争，而在实际成长中，他也会因此最终获得自己都未察觉的“自我”的发展。此外，童话故事中的主人公通常不仅是年龄最小的，而且往往排行第三。一方面，童话中的数字能代表家庭状况和亲属关系。“一”既可以代表本人，就像它在我们有意识的内心中出现的那样，也可以代表占支配地位的人，对于成人——例如他们的领导。而对于儿童来说，那就代表着家长或者教师。在儿童的心中，“二”通常也与父母有关，因为父母是典型的“两个人”。而且，在最基本的家庭结构中，按父亲、母亲、孩子的顺序数下来，儿童也是排在第三，无论他在兄弟姐妹中时最大的，中间的，还是最小的。这就是为什么无论儿童在亲人中的地位如何，“三”往往指他自己。《美妞与怪兽》中的从“一”到“三”的排序即父亲——哥哥姐姐——美妞。当童话故事中的孩子是老三时，听故事的儿童很容易与他建立认同关系，明白“自己是谁”，并将“最小最弱”的自己代入故事之中。另一方面，在童话故事里，“三”这个数字常常是指精神分析学中人格结构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和“超自我”。就像典型的民间故事《三只小猪》中，猪老大向别人讨要稻草搭房子；猪老二向别人讨要斧子之后砍木头盖房子；猪老三则是向别人学习做砖块搭建砖房，显示出三只小猪的不同的勤奋程度，进而分别代表不同的人格层次[5]。在《美妞与怪兽》中，两位懒惰、自私、善妒的姐姐几乎是“同心一体”代表着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

二、父亲之爱与怪兽之求：俄狄浦斯情结的冲突与解决

弗洛伊德以为，性本能冲动即是一种原始的欲望，是无意识的最原始的基础和动力。性的本能属于一种生的本能，它是性欲的能量和驱动力，或叫“基力”“性力”[6]。利用泛性论，弗洛伊德在对著名悲剧《俄狄浦斯王》的解读中，把儿子对母亲的爱恋和对父亲的嫉恨心理倾向叫作“俄狄浦斯情结”；把恋父嫉母的心理倾向叫作“埃勒克特情结”，后统称为“俄狄浦斯情结”。根据弗洛伊德的研究，俄狄浦斯情结常常出现在3-5岁的男孩身上，潜藏于他们的深层意识当中，是人类社会每个社会成员都存有的一个心理情结。《美妞与怪兽》作为民间童话，不可避免地以民间特有的文化模式展现出弗洛伊德式的泛性论意识，又别具一格的考虑到儿童心理深处的潜意识。《美妞与怪兽》虽然也经历了数次的改编，产生许多不同的版本，但是故事往往都是由一朵玫瑰花引起——父亲为最疼爱的小女儿偷摘了怪兽的玫瑰。在西方，玫瑰象征着浪漫和真挚的爱情，在故事中，怪兽也表示“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这玫瑰花更使我心爱了”，表明玫瑰象征着一种爱。女儿向父亲索要玫瑰，即潜意识中将自己视为父亲的伴侣，希望得到父亲对她爱的回应。而父亲的回应——冒险为女儿摘花，在象征着对女儿的爱的同时，也预示着女儿童稚时期的结束，正如那折断的玫瑰——隐喻着美妞处女童贞的失去。美妞的俄狄浦斯情结不仅表现在她向父亲索取玫瑰，还表现在文章的一些细节当中：当她的两个姐姐想要嫁给身世显赫的伯爵的时候，美妞缺总是诚恳地感谢那些前来求婚的人，表示她还年轻，希望能够“在父亲身边再伺候几年”。最后，由于美妞去见怪兽也完全出于对父亲的特殊情感，也表明她不能够将这种对父亲的感情抽脱出来，转移到他处——怪兽身上，所以在一开始，尽管她已经发现怪兽是善良和智慧的，她也不愿和它发生超出一般友情的关系。以至于怪兽屡次向美妞求婚，她都表示：“我以后将一直都是你的朋友，你就满足于这一点吧”。处于父亲之爱与怪兽之求这一矛盾冲突之中的美妞，在发现父亲也因为与她分离而“愁闷得生了病”后，请求离开怪兽去安抚父亲，父女重聚之后分离的焦虑也终于得到了缓解。然而，在发现怪兽因为她的离开也“快要死掉”——父亲与怪兽的矛盾达到顶峰时，她才发现自己是早已深深地爱上了怪兽。于是，象征着父女之间情感的俄狄浦斯情结消减了，美妞的爱其实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转移到了怪兽身上。在美妞毅然决定离开父亲回到怪兽身边——即自发而自然地超越这种恋父情结，把原来对父亲的情感转移到未来的伴侣身上之后，自然而然开始对父亲奉献上最适合的感情——于是这促使了父亲的状况得以好转，也使怪兽恢复成人，确保了父女和谐，夫妻恩爱的甜美生活。俄狄浦斯情结是童年的关键问题，也是生命中一种无法回避的问题，一个儿童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恋父或恋母情结的冲突之中。儿童最不需要的就是那些激化其恋父或恋母情结冲突的故事，假如儿童仍然有增无减地希望独自占有一个家长，这种幻想的后果只能使他增加对自己和世界的焦虑。《美妞与怪兽》可贵之处就在，在所有著名童话故事当中，只有它明确表明：如果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对父母的俄狄浦斯之情能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逐步从父母那里抽脱出来，倾注在爱人身上，那么之后这种依恋的情感就是非常正常的，令人向往的，而且会给所有人带来美好的结果。在这样的童话故事里，怀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女孩和男孩能够有两种收获：在现实中同父母保持亲密的关系；在幻想中逐渐突破俄狄浦斯情结。

三、结婚的完满结局：人格结构的完善与统一

本我、自我和超我是弗洛伊德提出的精神分析结构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这三个部分共同构成了人格结构。本我是一种原始的力量来源，是遗传下来的本能，代表着不受约束的欲望和诉求；自我是指在社会生活当中由“本我”发展而来，代表着现实对自我的约束；超我是在道德层面上对自己的规范，类似一种自律。这三个部分有机融合又相互对抗，共同构成了人复杂而捉摸不透的精神世界。民间童话故事中，往往会表现兽性与人性之争的主题，《美妞与怪兽》也不例外。如果说不受约束的本我代表兽性，伦理道德约束着的自我代表人性的话，那么故事中怪兽与美妞的冲突则在更深层次上展现着本我与自我斗争的主题。此外，由于人类本身从动物进化而来，所以理所应当同时拥有兽性和人性。两种对立的属性共同潜伏在人类内心，在合适的契机下便产生一定的斗争和转化。无论是极其危险的动物还是行善助人的动物，他们都代表着我们的动物本性，代表着我们的本能冲动。危险的动物象征着桀骜不驯的本我，它还没受到“自我”和“超我”的控制，不受约束；行善助人的动物代表着我们的善良本性——仍然是一种本我。《美妞与怪兽》中，怪兽因为美妞的父亲采摘了自己心爱的玫瑰而生气发怒，可以理解为，怪兽桀骜不驯的本我的欲望——拥有玫瑰——遭到破坏，因而肆意发泄自己的怒气，甚至想要父亲“以死来抵偿这一过错”。使人联想到当儿童的愿望得不到满足之后，肆意撒泼哭闹，毫不掩饰地展示本我。怪兽在美妞拒绝求婚之后，“发出一声极其恐怖的呼啸，整个宫殿都震动起来”也是同理。但同时，作为一个善良的怪兽——没有在美妞拒绝求婚后杀死美妞，它也展示出一种善良的本我，怪兽的这些表现就像是个阴晴不定的儿童。同时，即使是作为人的美妞身上，也体现出一种本我、自我和超我的转换。有人认为，这个故事的关键并不在于美妞如何突破俄狄浦斯情结，而在于美妞在这一过程中人格的成长。她最开始时拒绝怪兽的求婚是因为“真遗憾，他长得这么难看”，对美貌的追求也是一种本能的欲望，体现着一种本我的力量，甚至都能使美妞冒着触怒怪兽的危险战战兢兢地回答“不，怪兽”。但之后，美妞通过她两个姐姐以及她们的不幸婚姻中总结道：“妻子的幸福并不是来自丈夫的漂亮和聪明，而是来自美好的性格、道德和善良”。怪兽具备这些品质，所以最终促使她回到怪兽身边，甚至在怪兽“死”后自发地表示：“我现在就答应你，我发誓，我只属于你”。体现着美妞最终超脱本我，得到自我甚至是超我的成长，而且这一转变也使怪兽恢复了人性，美妞最终得到了幸福。童话故事的结局总是男女主结婚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美妞与怪兽》也不能“免俗”。荣格认为，当无意识把阴阳或者男女混在一起时，这就回到了事物最初的原始状态，并且也是最理想的状态，因为它体现着对立元素的统一[7]。如果把童话故事当中富含隐喻的语言用精神分析学单调直白的语言来代替，所表达的意思即美妞与怪兽的结合象征着原本对立的动物本能与高尚理智的统一，这种统一也映射着一种发展过程——从不成熟的、自我中心的、冲动的、暴躁的而发展到能够控制自发建立完美的人类关系，也象征着“超我”使“本我”变得人性化和社会化，展现出“永恒对立元素的统一”。

四、结语

源于精神病临床诊断学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逐步促成了文学批评领域当中又一个举足轻重的文学批评实践，这激发我们用新磨砺的精神分析学对童话故事进行深入解读。从精神分析的角度解读童话内涵，能帮助我们更了解儿童内心世界，思索精神分析学能对儿童的教育做出哪些贡献，以及童话能对儿童成长带来哪些帮助。实际上，儿童读童话故事的真正价值就在于通过故事儿童学会做决定，决定在合适的时机独立地从内心的冲突矛盾当中走出来，走上他自己选择的未来道路。童话故事能够推动这种进程，但是它的推动并不是直白的，它从来不提出建议，不阐明启示，也不说大道理，它只发出召唤，一切都以隐喻、象征的形式叙述出来，让儿童在潜移默化中明白应当怎样处理成长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参考文献：

[1]舒伟,丁素萍.20世纪美国精神分析学对童话文学的新阐释[J].外国文学研究,2001,(01):123-128.

[2]舒伟,丁素萍.精神分析学视野中的童话文学——贝特尔海姆的“童话心理学”发微[J].燕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01):28-33.

[3]布鲁诺·贝特尔海姆.童话的魅力：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4]贝洛.法国童话选[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1:259-275.

[5]杜传坤.民间童话《三只小猪》百年变迁中的教育叙事[J].全球教育展望,2015,44(06):36-47.

[6]袁一民.向弗洛伊德致敬:真人童话电影《爱丽丝梦游仙境》中对梦的解析[J].影视现状研究,2017,(08):173-174.

情结范文篇8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看了一部电影，影片里有一个镜头，男主人公手捧一大束的玫瑰和满天星，圆圆的花束外面，包着浅紫色的玻璃纸，站在雨里，一动也不动。电影的情节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是那个手持鲜花，默默伫立的男孩，浪漫得使人窒息，至今记忆犹新。

经过鲜花店，忍不住总是要看上两眼，每次都不进店，只是隔了落地玻璃，看里面的鲜花，霸道而又灿烂地绽放。总是执拗地认为鲜花一定要由男孩子来送，于是就只做旁观，非常有决心地等待着，任由它们肆无忌惮得闯进我的视线，开在我的心里。

后来真的等到了一大束的鲜花，都是我最爱的马蹄莲，透明的包装纸包了两层，优雅得开着。花是没的说，只是那人却不是我要等的。

终于，缘定三生的那个男孩子出现了，却不想因此结束了我的鲜花梦。他是满世界最最没有情调的人，浪漫的话尚且难得说上一句，更不要奢求什么送花了。然而每次路过花店，仍是要看上几眼，心里再添上一丝丝遗憾和惆怅。女孩子的时代就在对鲜花的渴望和失望中结束了。

一次，又路过花店，不知是什么原因，竟走进去了。小姐过来问我要什么花，一时语塞。我进来原是要买花吗？一时也搞不清自己的心思，就拿了离我最近的两朵康乃馨，一路狂想着回家去了。

那两朵火红的小花出现在老公面前时，那人大不以为意，目光很快调回到正在转播足球赛的电视屏幕上去了。唉，知己难求。那两朵无人喝彩的小花，被我插在小水杯里，很是精神地开了两个星期。每天一醒来，就可以看到她们正在生机勃勃得开放着，一整天的心情都是好的。

从那以后，才明白花不一定要人来送，自己买了来看，一样也是欢喜的。

情结范文篇9

一、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近代从西方传来的一种社会思潮。它最初发韧于17世纪的西欧；也有人认为民族主义起源于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以后推广到整个欧洲，并经过美国的独立战争扩展到美洲，到了20世纪，则风靡到全世界每个国家，其主要标志就是民族国家的兴起。

中国古代只有家族、宗族和种族的概念，而没有民族的概念，中华民族这一概念是晚近才出现在社会话语中。长久以来中国处在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依靠黄河、长江和其它内陆河流的浇灌，很早就产生了稳定自足的先进农业文明，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一种「华夏中心主义」的环宇观念。中国人一直以为，中国及其周边对中华文明向化之地即全部世界。直到1840年前后，中国还是以「天朝上国、君临天下」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纷纷入侵中国。腐败守旧的清王朝在列强的新式战法和坚船利炮的攻击下，屡战屡败，不断割地赔款，国家危机日益深化，被动地卷入了近代化的潮流中。正如香港中文大学的金耀基教授所指出的：中国的巨变并非始于自觉，而是在19世纪末叶西方帝国主义坚船利炮的轰击下开始的。中国现代化是中国在西方兵临城下、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劣势下被逼而起的自强运动，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所遭受的最大屈辱，过去100年是中国屈辱的世纪。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故而，中国百年来之现代化运动，实为雪耻图强的运动。[1]

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史与她所拥有的号称5,000年辉煌灿烂的古代历史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在中国人──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社会精英──的心理上造成了严重挫伤和沉重压力，使国人在情感与行为上很容易趋向极端──从妄自尊大到极度自卑、盲目排外。这一点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我在国外访问时与许多西方学者交换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成因，谈到这个情结时他们大都感到困惑不解。[2]但是，理解这一情结对于认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以及中国人对西方国家的感情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今之论者，多将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而笔者以为，其实还可追溯至此前10余年发生的义和团运动。1899年至1900年间爆发的义和团运动以贫苦农民、佣工、赤贫无产者等社会底层民众为主体，打着「扶清灭洋」的旗号，在清政府的暗中支持（实为利用）下，到处焚毁洋教堂，破坏铁道和电线，攻击外国传教士和教徒，直至围攻北京东交民巷的外国使馆，处死德国公使。最后，由于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相勾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武力进剿下被镇压下去了。这一发生在百年前的大规模、跨省域的民众运动将矛头直指帝国主义的入侵，明显具有爱国、反帝的性质，对此后的民间民族主义的勃兴起了直接的催生作用，对民族心理形成的影响也是长久的。

但正如陈勤等人指出的，义和团运动的负面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是其「扶清灭洋」的口号表明它与清朝专制统治者有着十分复杂的关系；二是其具有狂乱、盲目、非理性的排外主义色彩；三是其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中带有传统民间文化特别是戏曲文化与降神附体的民间宗教迷信的浓厚色彩，显得极为原始。[3]此论提出的前2种现象至今仍像幽灵一样，在中华大地和互联网上到处游荡，而第3种现象则在民间仍广有市场。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帝国的腐朽统治，中华民国于1912年1月1日成立，奠定了民族国家的基本政治架构。革命的主要领袖孙中山早在1903年就师法美国前总统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思想，提出了全新的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其要义之一即民族主义。孙氏提出的民族主义的初始含义主要是反满，以推翻以满清贵族为首的专制政权，即所谓「驱逐鞑虏、复兴中华」。这主要是为了顺应当时的革命需要，但明显存在着大汉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倾向。孙中山后来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后提出了「五族共和」原则以资补救。他说：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如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4]其后于1920年又加以修正：这五族的名词很不切当，我们国内何止五族呢？应该把我们中国的所有各民族融合成一个中华民族。[5]孙中山还在1921年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并将其载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为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但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存在着一些严重失误，如将血统当作民族形成的首要因素、混淆了国族与民族的区别、晚年力主「大亚洲主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主持「巴黎和会」，中国在外交上遭到失败，日本取代德国强行获得在山东的特权，因而爆发了「」。为解救中华民族的生存危机，「」提出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并主张社会、政治和文化革命，从西方引进「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以唤醒民众、救亡图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次最重要的思想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经此一役国人形成了现代民族意识。如果说「」主要是民族精英的动员，抗日战争则是全民族的总动员。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和亡国的危险，中国这个总体上仍属前现代的落后农业大国众志成城，「地无分南北，人无分长幼」，动员起全民的力量，集合起规模空前的数百万军队，与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苦战8年，最后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有力支持下终于取得了百年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全面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中华民族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主义情结从此得以寄托。[6]

以上对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形成之简要的纵向历史回溯意在说明，民族主义发生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其特性与功能或与其它民族相似，但也有源于文化积淀的成份，大致可分为消极性与积极功能两类。

中国民族主义的消极特性之一即妄自尊大。传统文化以为中国即天下，乃世界之中心，视其它国家为「蛮夷」「化外」，认定它们应对中国「向化」、朝贡，即所谓「中央之国，四方来仪」。这种文化令国人的潜意识中深藏着天朝情结及妄自尊大心态。孙中山曾指出：中国为世界最古之国，承数千年文化，为东方首出之邦。未与欧美通市以前，中国在亚洲之地位，向无与之匹敌者。即间被外族入寇，如元清两代僭主中国，然亦不能不奉中国之礼法。而其他四邻之国，或入贡称藩，或来朝亲善，莫不仰慕中国之文化，而以中国为上邦也。中国亦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成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7]鲁迅也一针见血地说过：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只可惜没有个人的自大，都是合群的爱国的自大。这就是文化竞争失败之后，不能再见振拔改进的原因。[8]时至今日，仍有国人坚持认为：中华文明至高无上，可以拯救世界、人类；至于西方的科学发明、民主、法制，则中国古已有之；甚或以为21世纪应是中国的世纪等。

其二为「排外情结」。中国传统中的文化排外主义与文化自大主义是一对孳生兄弟。

表现为以正统自居、闭关自守、孤芳自赏，排斥一切外来事物，蔑视国外先进的东西，抗拒世界主流文明。从义和团运动中可以明显看到掺杂在爱国主义精神中的这种成份的落后性、反动性和破坏性。[9]

其三可曰国民劣根性。历经2,000多年专制主义的摧残，国人的性格中颇多不健康成份，尤其是缺乏同情心、理解心及对公共事务的兴趣与热情，过多考虑私人利益。梁启超说过：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10]他对国人的私德评价也不高，曾制作一「历代民德升降表」，显示国人的私德从春秋至20世纪初总体上趋于下降。[11]孙中山和陈独秀亦直斥国人为「一盘散沙」。鲁迅对国民自私、愚昧、冷漠的劣根性更是痛心疾首并无情揭露。他指出：中国人是十足的毫无血性的欣赏残酷的动物。杀头，有之已属不幸，但更不幸的是杀头在中国居然可以当成古董似的，可供看客们玩赏、过瘾和作乐，而国民却乐此不疲，在生命的悲哀处看出快乐和满足，在头颅和鲜血中得到娱悦和享受。[12]国民劣根性植根之深，由「911」恐怖大屠杀后许多国人幸灾乐祸即可见一斑。

中国民族主义之消极特性实为中国追求现代化与融入世界文明主流的主要障碍。但它也有一些积极功能。其一是可聚合民族、抵御外侮。民族主义是强化民族自尊心、自强心和自信心的最有力工具，有助于争取与维护民族独立，号召国民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民族主义提倡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可在社会中造就一种奋发向上、团结一心的民族情感和民族凝聚力。当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只有民族主义能很快动员起全民族的各种力量与资源，形成统一的民族意志，同仇敌忾、不怕牺牲、共御外侮，抗日战争即为典范。其二是有助于恢复和保存丰富而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丰富社会的价值资源和文化生活。它在这一传统因受到长期清洗和毁损而几近消灭之际[13]，主张维护本民族历史、文化、语言甚至物产上的独特性。其三是鼓励民族自强。中国文化中素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精神传统。近代以来，由于长期经受专制政体的暴虐统治与帝国主义的掠夺，中国积贫积弱，国民生活困苦不堪。广大民众及各界精英无不渴望民富国强，振兴中华遂成为民族精神之核心，而振兴之道是实现现代化则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现代化目标不仅涵盖工业、农业、国防、科技之现代化，亦包括政治、社会、文化与人的全面现代化。在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进程中，民族主义比任何其它意识形态具有更大的社会动员力，可有效凝聚民心，充份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故而我们应对中国的民族主义秉持理性、清醒的态度，克制其消极性，发扬其积极功能，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与民主化。

二、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崛起

2年前在一次国外的学术会议上与会学者指出：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崛起的一波民族主义浪潮与「」为代表的民族主义浪潮之主题并无多少差别，两者都是追求富强；但与「」时期的民族主义相比，新一波民族主义面临不同的制度文化背景，具有不同的意义，故可将90年代后崛起的民族主义称为「新民族主义」。

与「」时的民族主义相比，「新民族主义」在内政上显出保守主义特性；前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体制激烈批判，而后者则对现存体制高度认同，但在国际关系上具有相当之进取性，主张改变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不同凡响的声音，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争取更多的权力和权益，建立一个符合中国民族主义情怀和国家利益的国际新秩序。[14]

目前「新民族主义」并非统一的观念体系，其内容及成份相当芜杂，官方与民间的认知也有相当差异。官方的民族主义定位为爱国主义，其主张是，人民既然爱国就应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民间则表现为呼唤中国要强大、要反对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宰世界。近年来知识界有部份人认为，民族主义有排外之嫌，宜以爱国主义代之。在诸多民族主义论调中，最激进的是「说不」派，他们在代表作《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大声疾呼：我们的青年应拥有这种自豪感，我们要准备打仗。小打不如大打，晚打不如早打。[15]有人甚至提出，在新的极权主义统治这个世界后，李白诗中那「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精神乃未来人类的唯一拯救。[16]不难看出，他们的极端主张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圣战」理念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新民族主义崛起的原因很多，除前述历史渊源外，笔者以为还有以下几点。第一是官方意识形态的失败与重建合法性的需要。对执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中共而言，意识形态乃统治合法性之重要基础。官方意识形态主要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简称共社集爱）4部份组成；共产主义为意识形态正确性之依据，社会主义是阶段性理论纲领，集体主义是组织控制的依据和伦理基础，爱国主义则是凝聚人心的口号和旗帜。它曾在1949年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巩固并强化了中共的，使广大民众包括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真心以为「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但中共执政的历史结果及社会的变迁已宣告这种意识形态的失败。首先，《共产党宣言》提出的共产主义宗旨是消灭私有制、剥削和资本主义，但以共产主义理念为统治合法性基础的中共，如今却正大力发展私有制、纵容剥削、实行「权贵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理念事实上已弃如敝履。其次，社会主义理念之3大基本特徵（「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各尽所能、按劳分配」）[17]在当下的中国已变得面目全非，民营经济和私有企业异军突起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比重，计划经济已为市场经济所取代，按劳分配则由按要素分配或按资本份配所取代。苏联及东欧的转型也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消亡和20世纪全球性社会主义大试验的失败。再次，在目前人们价值观念嬗变与崇尚个人主义的时代，集体主义也不再被大多数人所奉行。由于意识形态的失败直接导致信仰和信任危机以及政权的合法性危机，执政党不得不对官方意识形态修修补补，以继续维系其合法性。而在「共、社、集」都已失效的现实面前，唯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还具有相当号召力。所以鼓动爱国主义就成为执政党修补意识形态的最佳选择。

以意识形态工具从事社会和政治动员往往采取煽情方式，而煽情的有效手法即制造一种「乌托邦」信念，此乃官方民族主义宣传的重要特点。不管官方民族主义宣传所构造的「乌托邦」如何虚幻，只要它能有效地吸引民众并造成信从者的入魔状态[18]，宣传者就会乐此不疲地煽动下去。美国康乃尔大学安德生教授（Anderson）认为，通常意义上的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国家掌权者因害怕地方分离主义可能瓦解民族国家，而以人为制造出来的民族主义作为维系民族国家整合的意识形态。但中国的官方民族主义与此含义不同，它被称为爱国主义，主要是指在执政党的威权统治下抵御外部势力的挑战，以捍卫执政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因此，中共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爱国必须爱党」，这突显出中国式官方民族主义的性质，它完全服务于执政党重塑合法性的政治策略。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与传媒被长期垄断下的舆论误导有关。执政党一向视大众传媒为意识形态宣传工具，并通过其党务宣传部门高度垄断、「严防死守」，由此导致了「舆论」的高度一律。报纸、刊物、广播、电视等几乎全部掌控在党的手中，连互联网也受到严密管制。个别媒体稍稍开放一点就受到严厉惩戒，2001年以来已有《南方周末》、《书屋》、《南方都市报》、《信息时报》、《北京青年报》、《国际金融报》、《广州日报》等一批媒体受到整肃。[19]这种状况导致被《宪法》称为「国家主人」的民众无法享有最基本的知情权。长期的信息操纵与「舆论导向」可以产生一种社会控制力，使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发生偏移。「六四」之后的意识形态宣传目标是，对内「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外「防止资本主义和平演变」，并把「爱国主义」教育列为「五热爱」之首。

所谓的「反自由化及和平演变」所针对的主要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六四」后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而美国一直坚持人权外交政策，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对立极为尖锐，执政党把美国视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敌人。尽管出于对美国实力的考虑，中共政权在外交上不敢真正与美国翻脸，但在国内的舆论造势上却通过垄断言论的权力极尽「妖魔化」美国之能事。美国在国内外的每一点失误或问题都被放大为其制度的缺陷，或夸张为美国对外政策的恶果。

中国的主流媒体一直向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灌输对美国的仇恨，甚至不惜歪曲和捏造历史，声称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时代美国就是、而且一直是世界上唯一「亡我之心不死」的超级霸权。这样就利用制造舆论的力量达到了通过正当组织动员达不到的阴暗目的。[20]许多迹象表明，执政党长期操纵舆论、控制信息、强制性灌输洗脑，已在民间造就出自发性的反美民族情绪；民族振兴被人为地与强化政权的权威捆在一起，增强国力军力与反对美国霸权互为表里，中国正加速向狭隘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演变。「911」之后部份国民的歇斯底里发作，正是中共多年的怨妇腔调和仇恨教育、支持或默许无赖国家和伊斯兰「圣战」等外交政策、特别是反美仇美的意识形态灌输、控制「舆论导向」和剥夺民众知情权等做法所导致的必然恶果。[21]

「新民族主义」的崛起也与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和国力增强有关。多年来中国经济维持了较快的增长，2000年GDP跃居世界第七位，外汇储备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2001年获准加入了WTO，还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权。这些指标与事件大大刺激了国人及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强化了「大中国情结」。在此背景下，一些知识精英提出了「大中国」构想，以「政治中国」（指拥有国家主权的、有领土界定的中国）为中心，以「经济中国」（指世界各国的华人经济、商业纽带所连接的共同体）为基础，以「文化中国」（指有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区）为，视21世纪为「太平洋的世纪」，而在环太平洋国家中则中国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22]

当然，国内也有学者对「新民族主义」的主张和表现持怀疑态度，并直斥为伪民族主义。例如朱智勇即指出：真正的民族主义应该具有价值层面的信仰与绝对的忠诚，而这种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其实十分稀缺，至少在汉民族中比较少；国人历来是非常注重私利与讲求现实的，从古到今为了某种价值而忠诚信守者一向不多；在于己无害的情况下，人人都可以表达或渲泄一下民族情绪，一旦出现某种风险的时候，许多人会立即逃之夭夭或噤若寒蝉；而当有某种好处如出国留学、国外定居、外企任职时，则趋之若骛、去无反顾。因此，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是很不可靠和多变的，并没有多少真实的力量，与其说是「新民族主义」，不如说是伪民族主义。[23]

确实，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托派」（指参加英语托福考试）人数呈直线上升之势，许多在校学生声讨完美国霸权之后立即投入「托福」考试，千方百计地争取到美国留学[24]；申请到美国和其它西方国家定居的人数也在迅速增加。

王力雄在论述「911」事件时也指出：西方国家不应被中国的民族主义表象所迷惑。当前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只是一种足球流氓式的宣泄──为己方球队加油助威和起哄辱骂对方球队而已──没有真值得世界畏惧的威胁。真正的民族主义是一种信仰，是要像「911」死士那样为之舍生取义的；而经过百年「翻饼」最终坠入全民逐利的中国，早已失去信仰立足的基础，起哄时可以个个踊跃，上战场则会找不到人影。一旦中国进入一个信息开放、言论自由的多元社会，不再受的政治煽动和洗脑，中国今日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可理喻，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不是中国人民的问题，而是中国专制权力的问题。要避免未来中国成为世界的「黄祸」，唯有改变中国的专制权力。[25]

三、「健康的民族主义」与「病态的民族主义」

「911」事件发生后，国内的反映并不都是幸灾乐祸的，有一批知识界及其他方面的人士公开发表声明谴责恐怖主义罪行[26]。国内颇有影响的报刊如《财经》、《南风窗》、《南方周末》等都发表了谴责恐怖主义的文章。[27]例如，《财经》杂志全体同仁呼吁：面对敌视一切文明一切种族一切社会的邪恶，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社会、不同的文明，联合起来！[28]《南风窗》杂志的国际问题观察员写道：恐怖主义不仅挑战某个政府，更挑战了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观。今天是美国人，明天可能是俄罗斯人、法国人、埃及人、巴西人、中国人。在无辜的的亡灵面前，恐怖分子的主义和真理显得非常狭隘、苍白、野蛮。「911」事件使全世界有了一个明确的共同敌人：恐怖主义。[29]反观那些「叫好者」，却鲜有署真名发表意见的，谈事实讲道理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匿名在网上乱骂一气。这种对垒分明的现象或许昭示着国人的分野。虽然不能肯定双方营垒中的每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但至少他们都自认为是爱国者。分歧在于何谓爱国？爱什么国？人权与主权孰先孰后？对自由、民主、正义等基本价值取何态度？

尽管世界上出现了象欧盟、东盟、独联体等各种形式的国家联合的趋势以及成立全球政府的呼声，但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社会可能仍将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因此不同国家的民族情感和民族主义仍将各有所托。既然在全球化与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背景下，独特的历史和当下的局势令国人的民族情感与民族主义不断提升，就十分有必要厘清两种不同性质的民族主义，以便能以一种比较恰当的态度去对待世界。

笔者以为，可把民族主义区分为「健康的民族主义」和「病态的民族主义」两种，两者之间泾渭分明。在价值标准方面，「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人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人权高于一切；而主张（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价值、主权高于一切的则属「病态的民族主义」。

在理念取向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中道、宽容、多元；「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极端、强制、一元。在对外关系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会主张和平共处，吸收先进思想与事物，反对恐怖主义；「病态的民族主义」则惟我独尊，排斥外来事物，同情恐怖主义。在内政事务上，「健康的民族主义」主张人民主权，自由优先，重视民生；「病态的民族主义」则主张国家至上，实行专制，服从强权。当然，对现实的分析比这种概念上的区分要复杂得多，譬如某些倾向极端民族主义的人也宣称他们拥护民主，其真心如何倒也不难分辩，只须看他对待国内专制统治与政治权力的态度即可了解。

国内有不少人因长期受舆论宣传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地持有某些「病态民族主义」的观念，这本身并不可怕，大多数人在拥有知情权后会逐步转变自己的观念。危险在于某些具有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权势人物或权势集团，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可能煽动和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把本国人民和人类社会引向灾难，就象二战时的德、意、日法西斯一样。希特勒用来欺骗与奴役德国人民、建造第三帝国、对外侵略扩张、并把全世界引向战争和灾难的主要工具就是民族社会主义。[30]纳粹党人也曾提出「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口号。希特勒还说：个人是短暂的，民众是永存的；如果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在个人的神化之中必定导致民众的毁灭，在必要时，民族社会主义则不惜牺牲个人来保护民众。[31]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也是用国家、爱国的概念来煸动民族沙文主义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则利用天皇权威和忠君爱国思想推行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朱庭光等编写的《法西斯体制》一书[32]汇集了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深入阐释了法西斯体制与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米洛舍维奇、拉登、塔利班及世界上其它极权势力的影像。「病态的民族主义」一旦被政治狂人操纵就会演变成极端性、恶质化的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对人类文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20世纪的2次世界大战已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了这一点。「911」恐怖事件再一次提醒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定要对「病态的民族主义」与各种形式的极权主义保持高度警惕！

「健康的民族主义」首先是开放、温和、理性、尊崇个人自决权的民族主义。它对外强调与其它文明的和平共处，并学习和吸收各种有益的成份充实自己；对内它接受多元的价值和文化，主张巩固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制度架构，不致演变为盲目的排外主义。在经济和文化的国际交流与竞争中，任何国家只有勇敢地打开大门，师人之长、弃己之短，摆脱宗法自然经济和专制政治的束缚，才能真正富强起来，从而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对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来说，英勇反抗外国侵略固然是爱国，维护与外国的和平相处关系、开放自己的国家、促进与外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本国的社会进步，同样体现着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是更为复杂和艰巨的任务。[33]中国100多年来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奉行专制主义的统治者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后的20多年里中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先进国家的现代化经验，引进各种稀缺资源，结果是一改「一穷二白」的面貌，使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的综合实力得到很大提升。对外坚持开放、对内坚持改革、努力发展经济、实行宪政民主，是古老的中华民族焕发新生与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舍此别外它途。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珍视自由与和平的民族主义。它与「病态的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截然不同，会高度珍视自由与和平的崇高价值，如同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诗中所表达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和平与自由是密不可分的，因为任何形式的暴力在破坏和平的同时也在摧毁自由的基础，若针对无辜平民使用暴力、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生命，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在当今世界上，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已成为自由与和平的主要敌人，对后者构成了致命威胁；一旦恐怖主义和极权主义者掌握了核武器或生化武器之类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搞「超限战」，将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因此，各国「健康的民族主义」应在维护自由与和平的道义基础上联合起来，结成强大的国际力量，共同制止恐怖主义与极权主义对自由与和平的危害。

「健康的民族主义」还是自觉汇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民族主义。世界主流文明已经历几百年的发展，汲取了几千年人类发展的历史经验，决不仅是某一些国家和地区人们智慧的结晶，也是整个人类几千年发展的积累和结晶。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曾经遭遇到一系列挑战，而对于这种挑战的回应，大多已以经验、特别是以制度安排的形式积累起来。在中国进一步发展的过程中，如何建立一种能合理配置资源又具有自我发展动力的经济体制，如何建立一种以法治精神与法律体系为基本框架的社会生活的运行机制，如何建立一种能有效地管理国家并制衡权力、克制腐败的宪政民主政治，如何在保证社会总体进步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个人自由，如何建立一种使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能正常发育和存在的人文环境，面对这一系列任务，迄今为止除了国际社会公认的现代文明以外，还没有另一种文明能提供更成功的系统经验和制度框架。如果采取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排斥世界主流文明，鼓吹意识形态化的「乌托邦」，显然是没有前途的。[34]

中国的民族主义如果被导向健康的、开放的、追求自由民主和现代化的道路，那将是中国与世界的幸运。反之，中国的民族主义若被导向病态的、极端的、恶质化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方向，则将是中国与世界的灾难，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了。

中国人啊！一定要用心去辨识和选择。

【注释】

[1]金耀基，「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一个理解中国百年来现代史的概念架构」，罗荣渠、牛大勇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页至第9页。

[2]著名的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夫妇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一书中写道：许多高科技社会的人们很难理解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动机，他们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使人费解。上海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19页。

[3]陈勤、李刚、齐佩芳，《中国现代化史纲──无法告别的革命》，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0页。

[4]《孙中山文集》上卷，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485页。

[5]转引自张磊的《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9页。

[6]徐迅，《民族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2页。

[7]孙中山，《建国方略》，见《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7页。

[8]转引自沙莲香主编的《中国民族性》（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7页。

[9]王培元，「华夏中心主义的幻灭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产生」，《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302页。

[10]《梁启超选集》，「新民说」第5节「论公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3页至214页。

[11]出处同上，见「论私德」一节。

[12]刘再复、林岗，《传统与中国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版，第266页至267页。

[13]刘军宁，「民族主义四面观」，《知识分子立场》，出处同注[9]，第13页。

[14]1999年11月哈佛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和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召开了一次讨论台海两岸民族主义的学术会议。参见林佳龙、郑永年主编的《民族主义与两岸关系──哈佛大学东西方学者的对话》，新自然主义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

[15]宋强、张藏藏、乔边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中华工商出版社，1996年5月版，第41页。

[16]引自李白的「侠客行」一诗，见房宁、王小东、宋强所着《全球化阴影下的中

国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375页。

[17]参见《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524页。

[18]徐迅，《民族主义》，第54页。

[19]见2001年11月12日《报刊文摘》、2001年第11期《传媒》等报导。

[20]林秉贤，《社会心理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35页。

[21]刘晓波，「垄断舆论和灌输仇恨的恶果」，《争鸣》（香港），2001年11月号。

[22]徐迅，《民族主义》，第153页。

[23]这是朱智勇在与笔者的一次讨论中提出的观点，此观点尚未正式发表。

[24]有人在网站讨论中披露，1998年6月29日克林顿到北大发表讲演时，当面抨击美国内政外交政策的几位学生代表如今多数都在美国生活，其中词锋最利的一位女生据说已嫁给美国人，成为身体力行的「国际主义者」。

[25]王力雄，「武器消灭不了仇恨」，《开放》（香港），2001年11月号。

[26]如包遵信、刘晓波、任不寐等人发起的「致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的公开信」，先后有1000多人签名；还有朱学勤、徐友渔、秦晖等人也发表了声明。

[27]还有很多发出正义声音的人士与媒体，在此不一一列举。

[28]《财经》（北京），2001年10月号。

[29]庄礼伟，「9.11事件与全球变迁」，《南风窗》（广州），2001年11月。

[30]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德文原文是Nationalsozialismus，中文即民族社会主义（缩写是Nazismus，故音译为纳粹主义）。

[31]引自朱庭光主编的《法西斯体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1页。

[32]出处同上。

情结范文篇10

【论文摘要】：川端康成说："无言的死，就是无尽的生"1972年4月16日，川端康成在工作室含煤气管自杀，未留下只字遗书。后人评价说川端康成代表的是一种沉重。无论是其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死亡思想或者说死亡情结还是其最后选择的以决绝的自杀来告别人生都留给了我们无尽的话题和探讨空间。文章试图探讨的即是在川端康成在其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死亡之美和其死亡情结。

川端康成（1899-1972）生于京都附近的大阪府，2岁丧父，3岁丧母，幼失怙恃，由祖父母扶养。由于身体孱弱，川端康成的幼年生活是封闭式的，几乎没有与外界的接触，这种过分的保护造就了他忧郁、扭曲的性格。上学后这种生活有所变化，但不幸又接踵而来，8岁时祖母去世，12岁时姐姐去世，16时岁祖父亦亡。孤儿的遭遇、童年的封闭，以及亲人相继过世的经历，使他感到生命的孤独和脆弱，对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也直接导致了他作品中的死亡之美和他人生观中的死亡情结。

川端康成的文学中，死具有重要的美学意义。他近三分之一的作品都是与死亡联系着。如在《雪国》中有这样几处关于死亡的描写：行男之死，秋虫之死，叶子之死。这三者之间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安静得感觉不到一丝悲伤。首先，行男之死，文中连一句直接描写都没有，只是从叶子的口里得知他将死去，随后，他也就这么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死去。第二，秋虫之死。小说中有这么一段描写："有些飞蛾，看起来老贴在纱窗上，其实是已经死掉了。有的像枯叶似的飘散，也有的打在墙壁上落下来。岛村把它们放在手上，心想：为什么会生得这么美呢？"①秋虫的生命虽然很渺小，但生命本身是美丽的。它们在悄然无声中死去，虽惊不起一丝波澜，但也无失为一种静美。第三，叶子之死：叶子是在一场意外的火灾中坠楼而死，这个短短坠落的瞬间，川端却写得极其详细。叶子在坠楼的瞬间"僵直了的身体在半空中落下，变得柔软了"②"由于失去生命而显得自由了"③这也是生死转换的一瞬间，所以"生与死仿佛也停歇了。"④然而"她内在的生命在变形，变成另一种东西。"⑤叶子在转化为新的生命，在这个肉体生命消失的同时她的新生命也诞生了。岛村目睹了这一切之后"站稳了脚跟，抬头望去银河好象哗啦一声，向他的心坎倾泻下来。"⑥这仿佛是岛村在悲伤之后，看清了一切，银河是巨大的宇宙生命，叶子的生命融入了宇宙，每一个生命都是那么渺小，死亡，是永恒必然的，它是生命本身的过程。在川端康成眼里，生命与死亡同样的美丽，既是对生命的礼赞，又是对死亡的歌颂，反映了一种自然的美。

川端康成文学作品中的"死亡情结"除了如《雪国》那样对死亡充满了神圣和静穆的赞美，同样充满了时间轮回和人不免一死的感叹，也充满了关于死亡意义的梦幻、沉思和哀感，包含着神秘、余情、哀伤和冷艳。例如他战后杰出的作品《千只鹤》、《山之音》等等。

川端康成之所以对死亡如此关注，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死亡情结，首先源于童年、少年时期痛苦体验。诚如弗洛伊德强调的那样，"童年的痛苦体验对艺术家的影响是深刻的、内在的，它造就了艺术家的心理结构和意向结构，艺术家一生的体验都要经过这个结构的过滤和折光，因此即使不是直接表现，也常常会作为一种基调渗透在作品中。"⑦"童年的创伤性经验"对川端康成的一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极大的影响了川端康成的文学和现实生活。

其次就源于他在生命旅途中逐渐形成的佛教禅宗思想。从其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弥漫的东方宿命色彩与轮回观念。川端康成说："我是在强烈的佛教气氛中成长的。"他在继承日本古典传统的"物哀精神"的同时，也受到了佛教禅宗"生-灭-生"的无常思想的影响。首先，川端康成崇尚"无"，在穷极的"无"中凝视无常世界的实相。他所崇尚的"无"，或曰"空"，不是指什么都没有的状态，而是以"无"是最大的"有"，"无"是产生"有"的精神本质，是所有生命的源泉。所以他感叹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轮回转世的教诲交织出的童话故事般的梦境更丰富多彩。"其次，他认为生存与虚无都是具有意义的。"虚无作为精神最高悬浮状态，是主体对一切艺术存在的怀疑和否定，是精神无限可能性对于客观现实性的介入和改造，也是精神对现实的功利和概念顽强拒绝的审美活动。"这里，川端康成没有把死视作人的终点，而是起点；他试图将一切都归于"虚无"，这种虚无即是"死亡的美"，从这种"物"的死灭中才能更深地体会到"心"的深邃，即在"无"中充满"心"，在"无"表现中"以心传心"，因此他强调要寻求闲寂的内省世界，保持一种超脱的心灵境界，以"顿悟成佛"，达到"西方净土的永生。"从审美角度来说，川端康成夸大了宿命论和神秘力量，遁入了空洞的玄思和情感的迷幻，怀疑否定了世界的现实性及存在的价值，以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美的一种表现，创造出了一个"空诸一切"的审美境界。正是体悟到了这种"生死不灭"，才导致川端康成在心理上更加迷恋死亡，在小说创作中偏爱描写和表现死亡，最终揭示出死亡的神秘意义和深刻内涵，赋予了它诗意的阐释和丰蕴的美学意义。在东方"死"的观念中，生和死是在同一个变化的过程，"方生方死"，生命是在不断的转换的。在这种轮回转生的学说中淡化了生与死的界限。所以川端康成笔下所描写的死亡只是生命的转化，如蝴蝶破茧时，那么的安详美丽。在他看来，死亡是具有美学性质和神秘的诗意内涵的。在川端康成的思维逻辑里，死亡是对精神家园的回溯，是对美的极致的归返，更是对生命状态的复归，这样才促成了他潜意识和意识之间对死亡赋予了美学的意义，予以诗意的眼光来阐释和对待，凸显出对死亡的迷恋情结。

最后对美与艺术的终极追求最终促使他选择自杀来最后完成他在作品中所执着表现的死亡情结。弗洛伊德分析："在人的无意识心理中，存在着两种相反的本能冲动，一种是生的动向，一种是死的动向，当某一种动向占上风时，心理就追随它而发挥主导性功能。"⑧川端康成认为，死亡是一种最高的艺术，是美的表现，是代表一种精神的诗意存在方式。因此在小说创作中，川端康成便把这种死亡意识转换成审美情感体验可能把握的艺术对象，并按照自己的思维形式和情感逻辑去阐释和抒写着死亡。在他描写死亡的过程中，已经使艺术与死亡哲学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契合与和谐，死亡意识也成为他小说创作的最高问题，也成为最高的美学问题。

总之，川端康成的小说创作对于死亡的勾画均不同程度地赋予了哲学意味，它所呈现的死亡意识凸显出独特的艺术格调和美学品位。正是这种对美与艺术的终极追求，不仅影响了他的小说创作倾向，也制约了他的人生态度，最终使他选择以含煤气管自杀的方式为自己的生命画上了最后的句号！

参考文献

[1]①②③④⑤⑥川端康成,著.雪国,叶渭渠,唐月梅,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⑦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心理哲学,杨绍刚,等译.九州图书出版社,2003.

[3]付红妹,张虹.论川端康成的童年经验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华北电力大学学,2007,04.

[4]吴舜立.佛禅的无常观与川端康成的"虚无"及自杀,宁夏社会科学,200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