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规则范文10篇

潜规则范文篇1

作为一个人，总是要出来“混”的，打工也好、雇工也罢，很少有人只是吃吃喝喝的过一辈子。且不说老祖宗一贯教导我们，儒家‘有为’，道家‘入世’；就是想想浑浑沌沌的一辈子，也是怪吓人的。

出来，总是要有份职业，也宿有职业人生的说法。也正象游戏有游戏规则一样，职场也有职场规则，只是我们一向称之为职场潜规则。既然是‘潜规则‘，那就是规章制度之外的规则，也不一定是‘上纲上线’的规则。但是，一旦不注意，被人利用，就不再是那么简单了。正是只有千日作贼，哪有千日防贼的啊。潜规则就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定，也许它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当我读完杜拉拉升职记后，才认识到其实潜规则也是一个人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说到“潜规则”，顾名思义，就是看不见的、明文没有规定的、约定成俗的、却又是广泛认同、实际起作用的、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则。如果你稍加注意，你就会发现公司中的许多潜在规则，比如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作为下级，做好本职工作是首位的，莫要随便去打听上司的工作进展。又比如提高观察力和记忆力。只要是见过一面的人，不管隔多长时间，都能一口叫出名字。还有吃小亏占大便宜。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好，肯帮你办事，你的消息也最灵通。职场不比学校，要能体会别人的心理，切忌太自我，太自私，从不想别人的处境，也不想别人的感受，还心气特高，受不得半点委屈。

当我看到杜拉拉一个柔弱的南方女子在一家全球500强的大企业中打拼的过程，让我明显的感觉到职场上危机四伏，任何一个人在企业中随时都有被炒的可能，要想在企业中有所成就光靠技术和一张嘴皮子是完全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要有坚强的毅力和灵活的脑袋。

潜规则范文篇2

在行业中存在的“潜规则”，习俗成规矩，习惯成自然，这些潜规则虽然没写在纸上、挂在墙上，但人人心知肚明，谁违反了就会遭到群起而攻之，甚至受到莫名其妙、各种各样的惩罚，让你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告状无门，还要落个无理取闹的不安稳人员和社会不安定因素。不仅在本单位呆不下去，就是在社会上也倍遭歧视。

特别是商业贿赂“潜规则”更是无孔不入，无所不在，涉及面广，涉案人员众多，情况和原因非常复杂，带有一定普遍性、顽固性和严重性。这种“潜规则”，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竞争的原则，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导致企业之间恶性竞争，妨碍资源的合理配置，有的甚至引发了突发公共事件，影响社会和谐稳定，严重损害国家利益和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还导致国际舆论对我国的市场环境作出不利评价，影响到国际投资环境和国际形象，是社会生活中的一大公害。

例如前一段媒体接连报道说，四川省开江县人民医院原外科医生肖启伟实名举报当地医疗腐败问题。辽宁省鞍山市国税局原公务员李文娟举报国税局违法违规行为。江苏省国营淮海农场小学副校长顾汝汉坚持八年举报贪官场长，今年从检察机关领到1.5万元有功举报奖金。但他已家底精光，一家人流离四方，一度甚至靠乞讨维持生计。在有些人看来，这个赢局对他来说谈不上划算，更与他的切身利益毫无关系。但这却是普通公民与腐败的掌权者之间一场漫长的较量。上海市广中医院原理疗科医生陈晓兰，从1997年至今举报的8种假冒伪劣医疗器械被证实查处，因此被中央电视台评为20**年度“3·15质量先锋”，但她也因举报而丢了工作。如今只能依靠亲友接济艰难度日，9年打假使她成为一名悲情英雄。他们敢于自曝内幕、挑战权贵、冲击“潜规则”的“壮举”有目共睹，得到舆论广泛赞誉和政府肯定，但他们的遭遇也让人感到愤懑以至悲哀。即使是“反腐斗士”、“举报英雄”也难逃脱行业“潜规则”的惩罚，同时还要面对有关部门的冷遇和刁难，足见行业腐败“潜规则”是何等的顽固不化、坚不可破，并达到了何种严重和普遍的程度。其实，受“潜规则”损害、侵害和伤害的大有人在，只是程度不同罢了。有些人选择了与“潜规则”合作，或同流合污，试图用这种阴暗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利益，得到好处；有些人选择了不与“潜规则”合作，甚至进行公开反对和坚决抵制，但结果只能是默默承受痛苦和折磨。

在官场上存在的“潜规则”和“逆淘汰”现象，真言压不住谎言，君子斗不过小人，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榜样难树，先进难当，好人受气，小人得势，正气树不起来，邪气不断上升，“清官廉吏”难做、难行、失宠，甚至被“逆淘汰”，重用“能人”，“带病提拔”，“上岗生病”。“优胜劣汰”变成了“劣胜优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成风，使用人选人任人德才兼备原则和“四化“标准在个别地方完全丧失。

现在官场上有一种“逆淘汰”现象：即在一些存在比较严重腐败问题的地方、部门和单位中，一些有责任心、正义感、忠诚老实、坚持党性原则、敢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干部被“淘汰”出局，这些人往往被周围人当成“不和谐”之音、“不协调”因素、“不合群”的害群之马、不识“时务”和“抬举”的“刺头”，为了这个地方和部门的“安宁”，特别是班子的“团结”，决不能让一条鱼搅了一锅腥，只能也必须将“这种人”异地安排、转移出去，甚至“逆向淘汰”，排挤出局。相反的，另一些能说会道、虚报浮夸的，善于投机钻营、能跑能送的，甚至作风不正、有违纪行为的人得到提拔重用，飞黄腾达。德才兼备、口碑很好的干部得不到提拔重用，这种不正常现象却显得很“正常”，因为这些人“没后台、又不会来事、再有能力也只好慢慢等着吧”；领导干部真心拒贿，有人认为“太呆板”、“假正经”、“不合群”，甚至不敢公开自己是清官，不愿意当廉政典型，怕受到孤立排挤；有些能力、品行一般的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谋取官位、私利，被认为是“有靠山”、“有手段”、“有本事”、“有门路”；对那些被查处的贪官，却为之感叹“后台不硬”、“运气不好”、“撞到枪口上了”、“自认倒霉吧”！使一些俗人、庸人，特别是腐败分子走上重要岗位，使这些部门、单位的领导权力丧失，落到了腐败分子的手中。党风正、作风硬、能干实事的人与“人情风”、“送礼风”、“浮夸风”等诸多丑恶现象搅拌在一起，巨大惯力把许多好人、正派的人也迫不得已地卷进去，有可能产生官场腐败的“漩涡效应”。必然会带坏了党风、政风及社会风气，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腐败在这里被认同，腐败在这里被放纵。在这样的环境下，谁不进贡谁就是“另类”，肯定要被打入“另册”。好的干部倒霉受气，坏的干部却得意忘形。

“逆淘汰”造成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的败坏，最终给社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有些所谓的“能人”平时就毛病常犯，错误不断，甚至名声不好，劣迹斑斑，对其群众早就议论纷纷，领导也有耳闻目睹，但借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对有毛病、有问题甚至有违法乱纪行为的“能人”，网开一面，大开绿灯，只要此人有关系、有后台、有撑腰的、有为之说话的或递条子的，就以点带面，以偏概全，一俊遮百丑，而且如日中天，一发不可收拾。没有几年，三下五除二，一升再升，挡都挡不住。这种人终究是“兔子尾巴长不了”，早晚都会“露馅”。俗话说，爬得高摔得重。对这些人，群众有个形象说法，这种人本来就“有病”，却让他们“带病上岗”，怎么能不“在岗生病”？当初是谁让这些人“上的岗”？谁推荐的，谁考察的，谁决定的，又是谁拍板的？为什么不深究细查，追究责任？“带病上岗”———“在岗生病”———“生病在任”恶性循环，造成腐败分子查了一个又一个，抓了一批又一批，杀了一个又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在领导干部“入口”、“进门”的第一关没有从严把握、严格把住，让这些人滥竽充数，鱼目混珠，有机可乘，钻了空子。

社会上存在的“潜规则”，使人与人之间在公开场合都不敢说实话，讲真话，谈心里话，互相之间不诚实、不信任、不放心，都留“一手”、“后手”，睁眼说套话、官话、大话、空话、假话，这是当前学风、文风、作风和党风、政风、民风的一大症结。

最关键的是说谎献媚往往可以给人带来好处，诚信笃实却常常吃亏受气。“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意识扭曲着人们的诚信意识。如果让这种人忘乎所以，为所欲为，让这种歪风邪气占了上风，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可信性和诚信度？足以摧毁社会公众和广大群众对党组织和政府的公信力，对领导干部的真实性、公正性产生怀疑。河北省委20**年1月16日会议上描述一些官员的作风是“打官腔、慢半拍，喊得凶、抓得松”，到了具体落实问题时，则是“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由此带来的危害则是“应当解决的事情久拖不决，能够避免的问题反复发生”。会议甚至专门形成一份决议“要狠抓落实之风”，重述“官话”危害性。另据报道，目睹了农民工死在同仁医院全过程的保安祁利刚，出于良心的不安和起码的良知，为痛苦死在医院而无人问津的农民工出庭作证而被辞退。选择生存还是选择良心？仅仅是说了一句真话，就必须面临如此的选择。试问：我们的社会空间为“真情实话”到底预留了多大的生存空间？

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同志曾指出：“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要敢讲真话，反对说假话，不务虚名，多做实事。”同志反复强调，“共产党员在政治上要光明磊落，讲真话，办实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反对当面一套、背面一套。”党的十六大以后，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反对弄虚作假、虚报浮夸。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鼓励和保护党员讲真话、讲心里话”。但不可否认，在少数地方和部门，不愿或不敢讲真话的现象依然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势必损害党员干部形象，削弱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影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如果党风、学风出了问题，文风就会显示出某种病态，同时思想作风和社会风气也会出现不良倾向。表现形式有：台上讲官话，台下说鬼话，谎话连篇；“台上他讲人，台下人讲他”，形成强烈反差。言善行恶，说得好听、非常动听，做得不怎么样。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对上一套，对下一套，官场一套，私下一套，空话、大话、假话，没有一句真话、实话，谎言连着谎言，一谎到底，以言欺人，以谎骗人。“双重人格”、“两面性”、“变脸快”，善于“作秀”，作“廉政秀”，搞“形象工程”，“伪装”、“外廉内贪”，以假乱真几乎成了贪官的惯用伎俩。他们为了降低腐败风险，除了“廉不离口”地“讲廉”外，还“不惜血本”地“买廉”，以换取“廉名”声誉。这些人俨然一副正人君子、道貌岸然的形象，在言语上作秀，在行头上作秀，在行为上作秀，在工作与生活上作秀。虽然这样的典型事例为数不多，但这种人很吃香，也吃得开，非常得意，得意忘形。当前在社会上还有一种普遍现象，即对“顶头上司”、上级领导，善于“语言贿赂”，溜须拍马，阿谀奉承，善于吹捧。

据报道，闻名海内外的“中国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陈翰笙活了108岁。有一位学者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讲了陈翰笙生前的一段往事，让人感慨不已。北大100周年校庆时，人们请陈老为校庆讲几句话，陈老半天没有言语，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说：“您就说，祝北大越办越好。”谁知，陈老却大声说道：“祝北大办得像过去那样好！”陈老为人处世与众不同，襟怀坦白，作风朴实，为人正直不阿，一身正气，最反对官僚作风。对于不正之风，当面批评，毫不留情。学界上下无不公认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座丰碑。

潜规则范文篇3

1、建立人际联盟

在公司中，多跟不同部门、不同阶层的同事建立起亲密而友善的关系。从总机的接线员到总经理秘书，从总务到财务都可以有你的朋友，这些“自己人”不仅会让你的工作变得更愉快，还能在你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助你一臂之力。怎么做，才能建立人际联盟呢？

对别人的工作表示真诚的兴趣

了解他的工作状况及甘苦，表示你的同情心并注意倾听。

寻求忠告

另一做法，则是开口寻求建议。“这事有些困扰我，而我一直认为你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判断能力，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呢？”多方请教总是好事，并且能巧妙地传达自己对于对方的欣赏重视之意。

帮助别人，不求立即回报

在能力范围内，主动帮助同事，是累积人际资产的双赢方法。有位企业人士说得好：“欠我的人愈多，日后帮我的人也愈多。”所以，下回有同事需要找人帮忙时，别忘了挺身相助！

即使不是朋友，也不要变成敌人

请记住重点在于发展人际联盟，而非树敌。因此，即使不能令对方做自己的朋友，也千万别变成死对头，保持基本礼貌是优雅的表现。

办公室的“恐怖事件”

不要和上司发生冲突。也许，冲上司拍桌子会得到极大的心理满足，但是，千万不要以为上司会像你的朋友一样，觉得吵架也是你们的沟通手段。即使是上司的错，也要委婉地沟通，给上司个台阶下

职场12种动物精神

牧羊犬、蜜蜂、大象、骆驼、狮子、海豚、公鸡、猴子、骆驼、鸿雁……你在职场上究竟是哪种动物呢？

2、避免政治性错误的举止

有些举动绝对有害于你的政治表现，请提醒自己千万别误踩以下政治地雷：

对你的上司轻视傲慢

不论是私底下，或是在公开场合，对你的上司表现傲慢轻视的态度，只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打断老板的笑话，公开纠正他的错误，以及质疑他的决心等等，都是标准的不智之举。

越级报告：

有些企管专家认为越级报告是有效的“向上管理”策略。然而，多数证据显示，这样很可能会跟顶头上司结下梁子。所以先行报告，得到上司的谅解后，再与高层主管沟通，恐怕是更正确的政治动作。

公开挑战公司的信仰

每个公司都有一些深信不疑的价值观及信念，如果你公开批评这些信念，很容易被贴上“不忠诚”的标识。

接受不应得的功劳

不管怎么说，抢功就是不对。领导抢属下的功，会扼杀员工士气；抢同事的功，明摆着要树敌；而抢上司的功，则是找死。更何况，这动作一点都不优雅。

潜规则范文篇4

本文转自项目管理者联盟

什么是“潜规则”？“潜规则”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明规则”或“正规则”而言，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它绝不敢被公示于人，但是却又在某一行里得到广泛认同，起着实际作用，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矩。

那么，在建筑行业，材料设备采购中的各种现象究竟是怎样的呢？材料设备采购，作为施工方的建筑企业，要施工，材料设备采购不可避免。但是，凡是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地方，监管如果不到位，必有黑洞存在。

材料设备采购市场存在的潜规则

现象之一——回扣：材料设备采购，作为施工方的建筑企业，要施工，材料设备采购不可避免。但是，凡是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地方，监管如果不到位，必有黑洞存在。就是说，作为建设单位的建筑企业材料采购员前去购买材料，材料供应商承诺采购员并实现的按一定比例给与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的好处费，这些好处费可能是现金，也可能是购物券、物品什么的。也可能是提供给出外旅游费出境考察费或者子女上名牌学校甚至出国留学费用。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材料供应商傻呀？有钱不知道装自己腰包里，还要白白拿出来给买家？其实，材料供应商真是傻吗？不是，他们是真正的聪明人，这些好处费是不会白给的，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也是不能白拿的，他们一旦拿了好处费，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旦采购员入了套，材料供应商就可以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作为正宗品牌或者质量好的材料卖出去，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们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购进这些材料。从中可以看出，材料供应商不是傻，他们是以小的付出换得大的赢利，他们是抱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观念，给材料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好处费，也就是回扣的。

现象之二——甲供材：作为建筑施工企业，购买材料设备应该是分内之事，材料设备是建筑的骨肉，有了材料才能施工嘛，可是材料设备采购在不正常的环境里，有着不言而喻的“油水”可沾，于是就像“唐僧肉”，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在建筑施工中，对施工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甲方业主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会怠慢，所以在材料设备的采购中，甲方业主会特别提出，哪些材料是由他们自己或者指定供应商供货，或者干脆在施工合同中就明确写明，哪些材料、哪些设备是由甲方和业主提供的，这部门材料简称“甲供材”。这些材料设备有时候是整个材料中的重要部分,占材料费的比重很大，“指定”材料商往往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施工企业带来额外的费用增加。当“指定”材料商和业主有私下的关系时，这种费用增加的额度甚至会相当大。

现象之三——“人情”供货商。何谓“人情”供货商呢？就是说，在施工企业进行材料设备采购的过程中，本来应该向那些有正规经营执照、信誉好的供货商购买，但是一些所谓的关系户，掌权部门，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部门，甚至是掌握了企业生产经营、信贷命脉的一些部门，比如工商税务、银行、街道政府等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介绍来这样那样一些物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还并不是大厂家，八九不离十的都是些资质不过关、信誉不太好，销路不畅的小厂小商家。名为“照顾照顾”，实际上就是摆明了企业要从这些“人情”供货商那里购买材料，购进设备，甚至连施工企业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啥材料什么设备，人家也是打听的一清二楚，打着某某部门某某的名号，直接上门推销，这样的“人情”，这样的推销施工企业不认也得认。

现象之四——买方代买购货发票。众所周知，发票就是商家向国家缴纳税款的凭据。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纳税一般是卖方亦即商家的义务。可是据老尹讲，在材料设备采购市场，买方替商家缴纳税款几乎已经成了“潜规则”。但是这种“潜规则”不是从商家嘴巴里明说出来而是通过材料的价格对比反映出来的。比如，在采购材料时，商家会明确地告诉买家，要发票和不要发票材料的卖价是不一样的。要发票就要在原有的价钱基础上加上税款钱。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材料采购市场这已经是“潜规则”。用材料供应商的话说：大家都这样。究其原因，这是供应商为了逃避税款缴纳所采取的办法，促使买家少要发票，这样他们也少缴纳税款，即使买家真正向他们索要发票，他们也就想当然地把义务转嫁到买家头上，“要发票就得加钱”。

造成这些潜规则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材料供应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讲计划，所有的物资供应、材料供应都是按计划来操作，生产厂家也就那么几家，有的材料属于紧俏商品，由于生产厂家少，经济流通不发达，作为买方的建设单位，因为工期紧张，工程需要，迫切要购买材料，卖方市场成了市场主流，那时是不存在回扣现象的。当市场经济发达起来，材料市场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建设施工单位选购材料不是只针对一、两家材料供应商，生产厂家多了，生产、销售环节多了，从生产到销售，出现了非常多的中间环节，有生产厂家，有大商，大商之下又有众多的小商，亦就是众多的建材市场上的商店、门面，亦即那些和采购员直接打交道的材料供应商。施工单位的选择不再是一对一、一对二，而是一对多，在材料供应商中就出现了市场竞争。有竞争，那么就必定得有胜出者、失败者，那么靠什么去打败对手，抢到发货权，材料供应商在琢磨，采购员也在寻思，于是，在没有正规、合法的市场规范下，商品的不良竞争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给材料采购员一定好处费，可能一开始是请相关领导、材料采购员吃吃饭，再后来就发展到给物品给现金，在双方心领神会中，回扣出现了，“潜规则”形成了。所以说，回扣现象的出现是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形成的，是市场的不良竞争造成的，是材料供应商、施工方相关领导、采购员受经济利益驱动，在没有市场行为规范，没有质量监督下的环境中形成的。

各种利益关系的存在。在不正规市场环境下，由于特殊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利益各方，看准了材料设备采购过程中的有利可图，给施工方施加压力，施工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苦难言，只能硬撑着，或者出于攻关目的，不得已而为之，有时也是愿意这样的现象出现。于是“甲供材”、人情供货等现象出现和存在。

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建设行政相关部门和税务部门监管不力，致使材料设备采购中的由买方代买购货发票的现象出现和存在。

这些潜规则造成的危害

材料质量的不过关，以次充好。在供应商给了买方一定比例的回扣以后，不是说供应商不赚钱，他要求效益，同样要赚钱，怎么办？只能从商品成本上打主意，数量要多，质量就不能保证，于是，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必定要用小的价值赚取大的名义上的使用价值，商家偷换了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概念和关系，用虚假的、伪劣的使用价值换取了买方的价值交换，建设方付出了一定数量的价值换取了商家卖出的使用价值，而这使用价值又是虚假的、伪劣的，名不副实的商品，亦即假冒伪劣材料，“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材料采购员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睁只眼闭只眼，任由假冒伪劣材料混入采购材料中，流入建筑现场。

工程施工质量不合格，安全隐患增加。假冒伪劣材料进入施工现场，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工程质量的不过关不合格。建筑材料是工程的骨肉，材料质量都过不了关，工程质量当然就很难保证，钢筋型号不对，混凝土标号不够，安全网吃不上力，木材龙骨脆断不堪，安全隐患重重，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豆腐渣工程就出现，楼房还未盖起就倒塌，桥梁稍一承重就断裂，无数的工程质量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建筑安全隐患的大量存在，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建设方的施工成本加大。回扣、甲供材、人情购买、代买发票等现象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环境造成，也是由于材料供应商、材料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们受到经济利益驱动，利欲熏心，损公肥私，吃国家的、企业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这样就将采购回扣成本转嫁到企业、国家身上，企业一方面要付出高额材料采购成本，同样的钱买不到符实的材料，同样同质的材料却要付出更多的钱购买，中间的利益谁赚走了？施工建设方的奶酪谁动了？供应商、材料采购员，相关部门、相关领导装入了个人的腰包。不但如此，建设方还要承担工程质量不合格所要带来的企业声誉受损，形象打折扣，诚信危机，这些无形的成本付出。

潜规则范文篇5

本文转自项目管理者联盟

什么是“潜规则”？“潜规则”顾名思义就是相对于“明规则”或“正规则”而言，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说的，它绝不敢被公示于人，但是却又在某一行里得到广泛认同，起着实际作用，人们“必须遵循”的一种规矩。

那么，在建筑行业，材料设备采购中的各种现象究竟是怎样的呢？材料设备采购，作为施工方的建筑企业，要施工，材料设备采购不可避免。但是，凡是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地方，监管如果不到位，必有黑洞存在。

材料设备采购市场存在的潜规则

现象之一——回扣：材料设备采购，作为施工方的建筑企业，要施工，材料设备采购不可避免。但是，凡是牵涉到经济利益的地方，监管如果不到位，必有黑洞存在。就是说，作为建设单位的建筑企业材料采购员前去购买材料，材料供应商承诺采购员并实现的按一定比例给与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的好处费，这些好处费可能是现金，也可能是购物券、物品什么的。也可能是提供给出外旅游费出境考察费或者子女上名牌学校甚至出国留学费用。那么，有人可能会问，这材料供应商傻呀？有钱不知道装自己腰包里，还要白白拿出来给买家？其实，材料供应商真是傻吗？不是，他们是真正的聪明人，这些好处费是不会白给的，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也是不能白拿的，他们一旦拿了好处费，俗话说：吃人嘴软，拿人手短。一旦采购员入了套，材料供应商就可以以次充好，以劣充优，将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作为正宗品牌或者质量好的材料卖出去，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们也只好睁只眼闭只眼购进这些材料。从中可以看出，材料供应商不是傻，他们是以小的付出换得大的赢利，他们是抱着：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的观念，给材料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好处费，也就是回扣的。

现象之二——甲供材：作为建筑施工企业，购买材料设备应该是分内之事，材料设备是建筑的骨肉，有了材料才能施工嘛，可是材料设备采购在不正常的环境里，有着不言而喻的“油水”可沾，于是就像“唐僧肉”，人人都想分一杯羹。在建筑施工中，对施工具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甲方业主在这方面自然也不会怠慢，所以在材料设备的采购中，甲方业主会特别提出，哪些材料是由他们自己或者指定供应商供货，或者干脆在施工合同中就明确写明，哪些材料、哪些设备是由甲方和业主提供的，这部门材料简称“甲供材”。这些材料设备有时候是整个材料中的重要部分,占材料费的比重很大，“指定”材料商往往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给施工企业带来额外的费用增加。当“指定”材料商和业主有私下的关系时，这种费用增加的额度甚至会相当大。

现象之三——“人情”供货商。何谓“人情”供货商呢？就是说，在施工企业进行材料设备采购的过程中，本来应该向那些有正规经营执照、信誉好的供货商购买，但是一些所谓的关系户，掌权部门，和企业的生产经营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部门，甚至是掌握了企业生产经营、信贷命脉的一些部门，比如工商税务、银行、街道政府等部门，通过各种渠道，介绍来这样那样一些物资供应商，这些供应商还并不是大厂家，八九不离十的都是些资质不过关、信誉不太好，销路不畅的小厂小商家。名为“照顾照顾”，实际上就是摆明了企业要从这些“人情”供货商那里购买材料，购进设备，甚至连施工企业最近一段时间需要啥材料什么设备，人家也是打听的一清二楚，打着某某部门某某的名号，直接上门推销，这样的“人情”，这样的推销施工企业不认也得认。

现象之四——买方代买购货发票。众所周知，发票就是商家向国家缴纳税款的凭据。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纳税一般是卖方亦即商家的义务。可是据老尹讲，在材料设备采购市场，买方替商家缴纳税款几乎已经成了“潜规则”。但是这种“潜规则”不是从商家嘴巴里明说出来而是通过材料的价格对比反映出来的。比如，在采购材料时，商家会明确地告诉买家，要发票和不要发票材料的卖价是不一样的。要发票就要在原有的价钱基础上加上税款钱。可能大家会觉得不可思议，但是在材料采购市场这已经是“潜规则”。用材料供应商的话说：大家都这样。究其原因，这是供应商为了逃避税款缴纳所采取的办法，促使买家少要发票，这样他们也少缴纳税款，即使买家真正向他们索要发票，他们也就想当然地把义务转嫁到买家头上，“要发票就得加钱”。

造成这些潜规则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材料供应市场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计划经济时代，什么都讲计划，所有的物资供应、材料供应都是按计划来操作，生产厂家也就那么几家，有的材料属于紧俏商品，由于生产厂家少，经济流通不发达，作为买方的建设单位，因为工期紧张，工程需要，迫切要购买材料，卖方市场成了市场主流，那时是不存在回扣现象的。当市场经济发达起来，材料市场由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建设施工单位选购材料不是只针对一、两家材料供应商，生产厂家多了，生产、销售环节多了，从生产到销售，出现了非常多的中间环节，有生产厂家，有大商，大商之下又有众多的小商，亦就是众多的建材市场上的商店、门面，亦即那些和采购员直接打交道的材料供应商。施工单位的选择不再是一对一、一对二，而是一对多，在材料供应商中就出现了市场竞争。有竞争，那么就必定得有胜出者、失败者，那么靠什么去打败对手，抢到发货权，材料供应商在琢磨，采购员也在寻思，于是，在没有正规、合法的市场规范下，商品的不良竞争出现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出现。给材料采购员一定好处费，可能一开始是请相关领导、材料采购员吃吃饭，再后来就发展到给物品给现金，在双方心领神会中，回扣出现了，“潜规则”形成了。所以说，回扣现象的出现是市场经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形成的，是市场的不良竞争造成的，是材料供应商、施工方相关领导、采购员受经济利益驱动，在没有市场行为规范，没有质量监督下的环境中形成的。

各种利益关系的存在。在不正规市场环境下，由于特殊经济利益的驱动，导致利益各方，看准了材料设备采购过程中的有利可图，给施工方施加压力，施工方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苦难言，只能硬撑着，或者出于攻关目的，不得已而为之，有时也是愿意这样的现象出现。于是“甲供材”、人情供货等现象出现和存在。

市场监管制度不完善。建设行政相关部门和税务部门监管不力，致使材料设备采购中的由买方代买购货发票的现象出现和存在。

这些潜规则造成的危害

材料质量的不过关，以次充好。在供应商给了买方一定比例的回扣以后，不是说供应商不赚钱，他要求效益，同样要赚钱，怎么办？只能从商品成本上打主意，数量要多，质量就不能保证，于是，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必定要用小的价值赚取大的名义上的使用价值，商家偷换了价值和实用价值的概念和关系，用虚假的、伪劣的使用价值换取了买方的价值交换，建设方付出了一定数量的价值换取了商家卖出的使用价值，而这使用价值又是虚假的、伪劣的，名不副实的商品，亦即假冒伪劣材料，“羊毛出在羊身上”，而材料采购员拿人手短，吃人嘴软，睁只眼闭只眼，任由假冒伪劣材料混入采购材料中，流入建筑现场。

工程施工质量不合格，安全隐患增加。假冒伪劣材料进入施工现场，那么，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工程质量的不过关不合格。建筑材料是工程的骨肉，材料质量都过不了关，工程质量当然就很难保证，钢筋型号不对，混凝土标号不够，安全网吃不上力，木材龙骨脆断不堪，安全隐患重重，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于是，豆腐渣工程就出现，楼房还未盖起就倒塌，桥梁稍一承重就断裂，无数的工程质量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建筑安全隐患的大量存在，国家、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建设方的施工成本加大。回扣、甲供材、人情购买、代买发票等现象的存在，不仅是客观环境造成，也是由于材料供应商、材料采购员和相关头头脑脑们受到经济利益驱动，利欲熏心，损公肥私，吃国家的、企业的，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这样就将采购回扣成本转嫁到企业、国家身上，企业一方面要付出高额材料采购成本，同样的钱买不到符实的材料，同样同质的材料却要付出更多的钱购买，中间的利益谁赚走了？施工建设方的奶酪谁动了？供应商、材料采购员，相关部门、相关领导装入了个人的腰包。不但如此，建设方还要承担工程质量不合格所要带来的企业声誉受损，形象打折扣，诚信危机，这些无形的成本付出。

潜规则范文篇6

首先，完善规则，革新体制，用正式规则挤占司法潜规则的生存空间。

正式规则的不完善使司法潜规则的产生成为可能，司法体制的不科学为司法潜规则的生存与扩散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所以，确立了完善的具体化的司法正式规则，司法潜规则生存空间自然受限，司法体制的科学化革新直接改变着司法潜规则的生存环境，无法适应新环境的司法潜规则自然被淘汰。具体而言，完善司法正式规则是指通过立法解决现行法中某些“无规则”状态，建立司法行为可依据的规则；革新司法体制是指在司法体制乃至国家政治体制上革除与追求法治相矛盾的体制布局，按照法治之要求，建立需建立的体制，完善需完善的体制。如确立司法独立的体制，合理厘定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等等。

其次，公开规则运作，用阳光的透射祛除司法潜规则。

生活中，凡带“潜”字的物事都不怎么好对付，如潜水艇、潜移默化、潜意识等等，因为它在暗处，你在明处，“潜”可以说是他们共同的秘密武器，因其神秘，才威力无穷。但是，所谓“一物降一物”，“潜规则”的要害就在于“潜”上，既然是“潜”规则，那么它自然就怕撩起其神秘面纱，见不得阳光便是其死穴。用阳光透射潜规则，潜规则自然消弭于无形。所以，根除司法潜规则还需加强司法的公开与透明，司法活动应当以相关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看得见的方式进行，在公开与透明的司法运作程序中，司法潜规则自然无处藏身。

再次，加强监督与制约，遏制司法潜规则的再生与扩散。

潜规则范文篇7

[摘要]：“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对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集合，它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的转型及制度演化过程。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同样存在。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1978年以来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呈加剧状态。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其盛行也源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而言，如果正式的媒介制度不能自我实施，媒介潜规则就会继续存在。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具有制度效率。坏的潜规恰恰相反，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两种潜规则将长期并存于中国媒介转型中，发挥其影响力。本文由中国论文联盟收集整理。

“潜规则”指的是正式条文之外的一种制度或规则。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吴思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各的“潜规则”，“潜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1]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大量的“潜规则”。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这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三个制度板块，一是“法定制度板块”，指以宪法和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组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二是“党内制度板块”，包括思想领导制度、组织领导制度和政策领导制度；三是“私属制度板块”，指在法定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运作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2]很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设计和演化与这三种制度发生着密切关系：它既受国家体制的限制，也受到执政党体制的约束，同时受到“潜规则”的影响。了解和研究这些“潜规则”，对于理解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意义重大。

一、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及其特点

“潜规则”的概念与诺思所讲的“非正式制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都不是一种正式规则，都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约束力，都为当事人所理解和遵守。但诺斯的非正式制度既表现为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惯例、习俗与传统，它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默识的知识”，而潜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为规则”，它可能和传统、习俗有关，也可能和传统习俗及惯例无关，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短暂的现象，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潜规则将趋于消失。潜规则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潜规则”是一种“未阐明的规则系统”。按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潜规则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规约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规则系统”[3]。潜规则不像法律规则和种种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enforced）的硬性的正式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North）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constraints）”。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时候比正式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次，潜规则既表现为一种“共识”，也表现为一种“行为”。潜规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式成文规则之外的“共识”与“行动规则”。它既可以表现为理念特征，也可以表现为行为特征。在青木昌彦看来，“制度”即表现为“共有信念”或说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4]正因为潜规则基于某种“共识”，因而它才是可实施的。

第三，“潜规则”还类似于布迪厄(Bourbieu)所讲的“惯习(Habitus)”或舒尔茨(Schutz)所讲的“惯习化(Habitualization)”，指“为了解决正在发生的问题而被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者集合经验地发展并采用的行为”[5]。正因为潜规则可能是一种“惯习”行为，因而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点，那就是延续性和渐变性。在《制序、制序变迁和经济实绩》一书中，诺思指出，制度变迁是典型的渐进性的（incrementally），而非间断性的（discontinuous）。诺思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在社会中嵌存的（imbeddedness）的结果。”[6]制度变迁之所以是连续的和渐进性的，是逐渐演变的，正是由于潜规则这种自发秩序和非正式约束的驻存性和延续性所致。

第四，潜规则是一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能够自我维系。赫尔维茨（Hurwicz）和青木昌彦就认为，制度必须是可实施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制度可能表现为明确的、条文化的符号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不过，只有当参与人相信、接受某种具体表现形式时，它才能成为制度。在此意义上，成文法和政府管制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就不构成制度。”青木昌彦还举例加以说明，他说，如果政府根据某项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过此项法令，而且这是普遍现象，那么，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合适。”[7]因此，潜规则与正式的规则的不同也表现在功能上，显规则不一定能够自我实施，但潜规则显然是一种可以自我实施的制度，它不需要强制执行，而是以“心照不宣”的形式起作用。

正因此，笔者将“潜规则”定义为“对那种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那么从这一点看，“潜规则”其实也是一种正式制度。

二、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运行

中国的媒介转型过程中充满了潜规则，潜规则几乎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

早在19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出版刊物时期，这种“潜规则”就对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禁传教士到内地进行传教和出版刊物。所以我们看到，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在马六甲创刊的。然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却在当时欧美商人聚集的广州出版的，因此成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为什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能够在广州出版，清政府禁止传教土在内地活动的禁令会失效呢？这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

西方传教士的报刊能打入中国境内，伦敦布道会能将传教基地顺利地移至广州，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修改或者放弃了其管制政策。而是如报史学家白瑞华所说的，要归功于郭士力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不寻常的良好关系”（extraordinarilygoodpersonalrelationswithChinese）。[8]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式潜规则”的作用。郭士力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旨在其面向西方人的出版计划书中讲得很清楚：“此刊物将不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问题上以刺耳的语言触怒他们。我们有更高明的办法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者认为更佳之手法是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9]

但如何打入内地是个问题，郭士力充分利用了官场的潜规则，通过结交关系，打点相关人物将这个障碍克服了。以至在他的影响下，原本对中国兴趣甚浓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都感到十分兴奋，他们按照郭士力的建议，对清朝官员进行贿赂，从而达到扩张鸦片销路的目的。[10]因此，我们看到，至少从那时起，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就充满了这样的潜规则，即“正式条文”上明令禁止的东西通过变通却能够施行。这种变通之举无疑是一种潜规则。

近代的新闻业由西方传入，在没有形成的规范的“行业规则”和“职业准则”之前，中国的新闻业难免存在许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以新闻采写为例，那时还没有专门的记者，更没有记者的《采访手册》，一切都只能凭摸索出来的经验行来。因而，新闻采写中也有许多“潜规则”。如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陶菊隐谈到担任上海《新闻报》的驻湘记者的采访经验时说：“第一，我认为新闻记者要懂得一点交友之道，才能做好采访工作。那时候，一般达官贵人对于新闻记者，大多具有两幅面孔：当其需要你作义务宣传员时，态度平易近人，而当你向他们‘讨新闻’时，则又崖岸自高，甚至避而不见。所以，当我和他们结识时，不是向他们‘讨新闻’，而是采取‘交朋友’和‘随便谈’的方法，逐步地争取他们的信任……”。[11]在民国时期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业本身处于发展初期，新闻采访如果不采用一些“变通”的手段是无法做好新闻的。但也正是因为潜规则太多，民国初年的新闻界也可以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新闻造假，有偿新闻（拿津贴）层出不穷。

即便是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存在的。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它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12]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也受到这种“潜规则”的影响。“1978年以前，政府对传媒采取直接控制模式，并呈现出‘管理内容无限性，管理过程的内部化、管理手段的非规则性’的特点。”[13]由于媒介从属于政府机关且条块分割，政治场域中的潜规则很容易传导到媒介场域当中来。例如，一定行政级别的报纸享有同级行政级别的权力，记者服务的媒体级别不同身份也因此不一样就是一种潜规则。媒介表现面上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与实际奉行的“领袖崇拜”也是一种“潜规则”的表现。而计划经济时代“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媒介理念与实践同样是一种潜规则，在特定历史阶段如时期还成为一种“显规则”。[14]

1978年以来，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的内部矛盾，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加剧之势。学者潘忠党在《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中关注了这种“潜规则”在媒介改革中的作用。“首先，体制不仅是正式成文的规范、政策、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行为者的‘默契’或‘默许’，以及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互为条件。成文的规定是对于这种非正式、无所不在的‘社会理解’的固化。因此，虽然追溯正式条文的演变很有意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体制变革的独特视角，但是,研究体制变革不能局限于此，而且要考察非正式的‘社会理解’的演变。”[15]潘忠党将“潜规则”描述成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理解”，表现为正式条文之外的“默契”或“默许”，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潜规则的特征。

1978年后中国媒介场域中潜规则的产生也中国社会转型特点有关。孙立平在比较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市场转型时指出，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发生在运作的过程中。“[16]显然，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许多计划时代的潜规则仍然在起作用，媒介改革中的新制度创新只能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进程中，这样潜规则随处可见。如许多媒体就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则：有重要领导参加的各种党政和商业活动，尤其是会议新闻，只要有比较重要的党政领导出席，就能够发稿，而且还可以上很重要的版面。但报导党政领导的讲话，是必须慎而重之的。一位实习生参加一个商业会议，当地领导出席并讲话。这位实习生写稿时老编辑提醒他，领导讲话内容一定要让会议主办方提供，并送相关部门审过，切不可只依据自己在会场上记下来的笔记。[17]而在媒介资本市场的运作中存在着更多的“潜规则”。如期刊买卖刊号是不允许的，但许多媒介机构还是在这样做，所谓“挂靠”操作模式其实就是一种转让承包，在图书出版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像“内部刊物外部化现象”、“报中有报、刊里带刊现象”、“图书期刊化现象”等都处于“合法与非法”的政策边缘地带，是一种“潜规则”的外显。显然，这些“潜规则”的出现是是为了规避目前的报刊准入管制所采取的变通行为，某种意义上说明报刊准入制度的滞后性以及改革的迫切性和现实性。[18]除了报纸和期刊市场。在电视领域也充满了这样的潜规则。例如国有电视台将节目（栏目）“外包”的做法已是业内“公开的密秘”，这无疑是一种潜规则。

三、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潜规则盛行的制度根源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潜规则？其制度根源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正式制度的失效导致了潜规则的盛行

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在青木昌彦看来，一项制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制度”，在于它是可实施的，如果不可实施，这样的制度就不是真正的制度，真正的“制度”是那种能够自我实施的规则。不管它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青木昌彦给制度下的定义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19]因此，制度并不表现为“条文”，它不是“宣布”的结果。一种制度，只有当所有的当事人真的相信并遵从它时，才能真正地成其为有效的制度。成文法、条例、命令，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或只在表面把它当一回事，它们就不构成制度。

2008年2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学生迎来父亲就业时代家人地位越高工作越好》一文曾举某电视台的招聘为例说明父亲“背景”在大学生就业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媒介“招聘制度”中的“潜规则”：父亲当官或家里有背景，就可以通过特殊的考试弄个“台聘”编制，各种福利全有；家里没有背景，能力再出色，也只能考个“临时工”。[20]这种正式的“公开招聘制度”下的“不公开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潜规则”。从这种潜规则的制度效用看，它显然是非帕累托的，反效率的，因为它不能实现人才资源的最好配置。笔者认为，这种不能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坏的“潜规则”之所以能在媒介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原因还是如青木昌彦所说的，是因为“正式制度无法自我实施”所致。电视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制度难以完全实施才造成了用这样一种潜规则来替代，而之所以难以实施是因为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电视台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内部的制度设计被整合到一个行政科层制的链条中，受到行政权力的约束。这一制度链条表现为电视台管人事招聘的主管不能得罪“台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也不敢不买“省市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的帐，对行政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市场负责的制度设计扭曲了电视台的招聘制度。

了解“潜规则”及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是我们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媒介一个视角：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台）是一个“双面角色”，既是一个市场主体，又是一个政府机构，作为市场主体因为它也要从市场上谋取利润以养活自己，政府的财政支持要么已经取消，要么杯水车薪，从这个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企业；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制度创新的动机来自于追求企业利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媒介存在着制度创新的动机，也产生了不少制度创新的“媒介企业家”，媒介的微观制度安排在许多层面上已经实现从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型；说它是一个政府机构，是因为媒介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制，产权上归属于国家，媒介挣的钱要归国家，亏损也由国家负担，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使媒介如国有企业一样，在竞争中作为“企业”的效率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因为产权的不明晰无法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迫使媒介进行更大程度的制度创新；也正是由于媒介的国有性质，媒介的人事权由国家控制，通过干部考核制度与升迁制度，将媒介整合进政治体制之中，政治运作中的“任人唯亲”等潜规则同样会传导到媒介运作中来。这一点在理解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中非常关键。

（二）缺乏博弈机制是潜规则盛行的深层原因

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经过充分博弈形成的制度均衡一般来说能够自我实施。反之则难以自我实施。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正式规则失效而潜规则盛行，在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以媒介体制为例，近代以来，正式制度的供给一般由政府来垄断，政府出于单方面的意愿进行制度安排，显然，这种制度安排从政府利益最大化出发，它可能有利于政府自身，但并不一定有利于其他社会行动团体。由于权力的不对称，其他社会行动集团无法在制度的供给上和政府讨价还价，没有经过充分的博弈的制度已经隐含了“潜规则”产生的可能性。它很可能是无法实施的，或者会在实施中“走样”的。因此，其他社会集团会通过在执行中采取“对抗”、“阳奉阴违”或“修改规则”的方式来抵制这一制度，这样，政府的这种制度要么无法施行，成为一纸空文，要么可以施行，但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如派驻监督组或三令五申）。故一项可执行的制度一定是经过充分博弈的制度（博弈的过程其实即民主决策的过程），反过来越是在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上失衡的，越容易出台那种脱离实际的“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青木昌彦认为：“如果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设计出来的一种机制，但该机制无法自我实施，那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21]这样将大大增加执行这项制度的成本，如果成本大到无法实施，这样的制度也就形同虚设，而另外一种“潜规则”可能会取代这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促成制度变迁的发生。近代清政府的《大清律》对言论出版领域的“违规行为”动辄判处死刑，这样严酷的制度实际上在晚清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与现实性，《苏报》案的发生及《大清印刷物专律》的出台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时期的《新闻送检制度》只所以无法执行，最后不了了之，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政府制定的媒介管理制度是不可执行的，那么它将变成一纸空文，真正发挥作用的将会是另一套“潜规则”。

此外，媒介制度变迁中的潜规则还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吴思所讲的“潜规则”即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长久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假面社会”，写的和说的是一套规则，行的和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规则。除了“假面社会”外，“关系社会”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人际网络”与“裙带关系”使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充满了“潜规则”。实际上，“走关系”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一种“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中，“关系潜规则”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主持《苏报》的章士钊和陈范命运各异，陈范被缉拿，主角章士钊和吴敬恒却没有列入清政府的拘捕名单中，这是因为章、吴与清政府派来的查处《苏报》的南京候补道台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有交往，章士钊本人与俞明震又有师生之谊，因而作为主笔的章士钊反而没有在《苏报》案中受到牵连。[22]可见“关系”在这一促成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热点事件”中的作用。在当代媒介制度变迁中，关系同样重要。关系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权力。关系稿在中国的媒体上屡见不鲜。有记者认为，“如果不发些这类稿件，‘关系’就难以稳固和加深；而‘关系’不稳不深，以后人家有独家新闻也不会给你。”[23]而通过关系向媒介“打招呼”可谓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潜规则”。以“焦点访谈”为例，《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焦点访谈”节目受到的“公关”干扰：“北京新闻界的人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向‘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焦点访谈”节目公关，不要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24]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除了正式制度所规定的角色及行动规则外，所有社会行动主体通过“关系”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互动网络。在社会学家林南看来，“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资本。社会关系可以通过促进信息流动，对人施加影响，强化身分和认同感等途径增强行动的效果。[25]但关系资源在社会中的分布不是平均的，关系资本与权力资本与经济资本成正比关系，所以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掌握最多“关系资源”的要么是权力所有者，要么是资本所有者，媒介制度容易受到“关系”及其背后的力量的影响。

从中国媒介转型中潜规则的类型与作用及制度功能来看，有好的潜规则与坏的潜规则之分。所谓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具有效率，能够实现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所谓坏的潜规恰恰相反，它不能带来帕累托的改善，反而损害社会总体福利，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媒介潜规则的负面作用是影响了媒介的效率，威胁了媒介的公信力，影响了媒介功能的正常发挥。从制度分析的角度看，正式规则的缺失或不透明增加了媒介运行中的“交易成本”和“损耗”，抬高了媒介运行的成本。潜规则的负面作用在于它使得正式制度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受到损害，也使国家在媒介的宏观管理上难度增加，投入增加，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在媒介管理上，中国的管理成本之高可能位居世界前列。在长期的重复博弈中，媒介“潜规则”也已内化为媒介组织内部的“成文规则”，支配着媒介运行的逻辑。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的功能是要建立“秩序”，以及降低交换中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按照Williamson的说法，可以分为“环境不确定性”和“行为不确定性”，但是潜规则的存在，显然不但没有降低环境及行为的不确定性，反而增加了这种不确性。媒介从业人员在“潜规则”盛行的制度环境下工作，只能采用“见机行事”的行为方式，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成为媒介从业人员的行为逻辑，而不是专业主义，这种行为逻辑对中国的新闻事业有弊无益。但“潜规则”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并非只有消极作用。实际上，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许多“潜规则”起着积极作用，尤其在对媒介的管制极其严厉的情形下，动用一种变通手段便成为媒介应对管制的一种策略。在许多时候，一项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产生之前，往往是以“潜规则”的形态存在的，当这种做法合法化后，它就由潜规则变成了“显规则”。显然，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潜规则将在中国媒介转型的过程中长期存在，并影响中国媒介的转型与演化过程。

[注释]

[1]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93页。

[2]储建国：《中国政治制度的三层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

[3]从哈耶克所讲的二元规则来看，“潜规则”实质上是一种通过合作演化出来的内在规则，它显然是自发的产物。哈耶克认为，规则的演化有种方式：一种是当事人在遵守内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和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自发的“合作的扩展秩序”；另一种方式是组织为了自身利益，通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形成一种围绕外生制度的外生秩序。显规则是“设计”的结果，而“潜规则”显然是“演化”的结果。见Hayek,F.A.1967,StudiesinPhilosophy,PoliticsandEconomics,London:Routledge&KeganPaul.p67.

[4]〔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第28页。

[5]Tolbert,PamelaS.andZucker,LynneG.(1994),"InstitutionalAnalysesofOrganizations:LegitimatebutnotInstitutionalized",ISSRWorkingPaperVol.6,No.5,p10.

[6]Schutz,Alfred(1967),ThePhenomenologyoftheSocialWorld.Evanston,IL:Northwestern.

[7]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65页。

[8]RoswellS.Britton,TheChinesePeriodicalPress1800-1912[M],shanghai,1933，P22

[9]Canton:TheChineseRepositoryvol.II.1834，PP186-187.

[10]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年，第10-11页。

[11]陶菊隐：《记者生活30年―――亲历民国重大事件》，中华书局，2005年，第36－37页。

[12]储建国：《中国政治制度的三层分析》[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

[13]廖圣清、张国良、李晓静：《论中国传媒与社会民主化进程》，《现代传播》2005年第1期。

[14]张允若：《“事实为政治服务”的不良先例》，中华传媒网，学术网/article.php?id=49682006-05-11.

[15]潘忠党：《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我国新闻改革实践的传播社会学之探讨》，《新闻与传播研究》1997年第3期。

[16]孙立平：《迈向市场转型实践过程的分析》，《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17]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18]景朝阳：《中国新闻传媒准入制度初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5年第3期。

[19][日]青木昌彦著，同黎安译：《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28页。

[20]蒋昕捷：《大学生迎来父亲就业时代家人地位越高工作越好》，《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18日。

[21][日]青木昌彦：《什么是制度？我们如何理解制度》，孙宽平主编《转轨、规制与制度选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7页。

[22]方汉奇：《中新闻事业通史》（第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731页。

[23]陆晔：《权力与新闻生产过程》，《二十一世纪》2003年6月号。

潜规则范文篇8

摘要：“潜规则”可以定义为对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集合，它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的转型及制度演化过程。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同样存在。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内部矛盾，1978年以来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呈加剧状态。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其盛行也源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对于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媒介而言，如果正式的媒介制度不能自我实施，媒介潜规则就会继续存在。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起着重要作用，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好的潜规则即能够实现帕累托改善，具有制度效率。坏的潜规恰恰相反，是一种反效率的潜在制度安排。两种潜规则将长期并存于中国媒介转型中，发挥其影响力。

“潜规则”指的是正式条文之外的一种制度或规则。在《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一书中，吴思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当中充满了各种各的“潜规则”，“潜规则”才是真正起作用的制度。在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大量的“潜规则”。自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这三个层面可以概括为三个制度板块，一是“法定制度板块”，指以宪法和其他配套法律制度组成的一套制度安排；二是“党内制度板块”，包括思想领导制度、组织领导制度和政策领导制度；三是“私属制度板块”，指在法定制度之外用来分配和运作政治权力的非正式制度，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很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设计和演化与这三种制度发生着密切关系：它既受国家体制的限制，也受到执政党体制的约束，同时受到“潜规则”的影响。了解和研究这些“潜规则”，对于理解中国媒介制度变迁意义重大。

一、潜规则与“非正式制度”及其特点

“潜规则”的概念与诺思所讲的“非正式制度”同中有异，异中有同。它们都不是一种正式规则，都对行为主体有一定的约束力，都为当事人所理解和遵守。但诺斯的非正式制度既表现为意识形态，也表现为一种惯例、习俗与传统，它是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默识的知识”，而潜规则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行为规则”，它可能和传统、习俗有关，也可能和传统习俗及惯例无关，只是一种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短暂的现象，随着正式制度的完善，潜规则将趋于消失。潜规则具有如下特点：

首先，“潜规则”是一种“未阐明的规则系统”。按哈耶克“自发社会秩序”理论来分析，我们可以把潜规则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规约人们社会活动与交往的“未阐明的”（unarticulated）“规则系统”。潜规则不像法律规则和种种规章制度那样是一种成文的、正式的、由第三者强制实施（enforced）的硬性的正式规则，而只是一种非正式规则，一种诺思（North）所理解的“非正式约束（informalconstraints）”。这种非正式约束有时候比正式规则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其次，潜规则既表现为一种“共识”，也表现为一种“行为”。潜规则可以理解为一种正式成文规则之外的“共识”与“行动规则”。它既可以表现为理念特征，也可以表现为行为特征。在青木昌彦看来，“制度”即表现为“共有信念”或说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正因为潜规则基于某种“共识”，因而它才是可实施的。

第三，“潜规则”还类似于布迪厄(Bourbieu)所讲的“惯习(Habitus)”或舒尔茨(Schutz)所讲的“惯习化(Habitualization)”，指“为了解决正在发生的问题而被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者集合经验地发展并采用的行为”。正因为潜规则可能是一种“惯习”行为，因而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点，那就是延续性和渐变性。在《制序、制序变迁和经济实绩》一书中，诺思指出，制度变迁是典型的渐进性的（incrementally），而非间断性的（discontinuous）。诺思认为，“这主要是因为非正式约束在社会中嵌存的（imbeddedness）的结果。”制度变迁之所以是连续的和渐进性的，是逐渐演变的，正是由于潜规则这种自发秩序和非正式约束的驻存性和延续性所致。

第四，潜规则是一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能够自我维系。赫尔维茨（Hurwicz）和青木昌彦就认为，制度必须是可实施的，能够自我维持的。“制度可能表现为明确的、条文化的符号形式，如成文法、协议或系统界定社会不同角色的社会结构和组织等。不过，只有当参与人相信、接受某种具体表现形式时，它才能成为制度。在此意义上，成文法和政府管制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就不构成制度。”青木昌彦还举例加以说明，他说，如果政府根据某项法令禁止进口某些物品，但如果人们相信，贿赂海关官员可以绕过此项法令，而且这是普遍现象，那么，与其把这项法令视为制度，还不如把这种贿赂现象视为制度更合适。”因此，潜规则与正式的规则的不同也表现在功能上，显规则不一定能够自我实施，但潜规则显然是一种可以自我实施的制度，它不需要强制执行，而是以“心照不宣”的形式起作用。

正因此，笔者将“潜规则”定义为“对那种不能够自我实施的正式制度起着替代作用的制度”，那么从这一点看，“潜规则”其实也是一种正式制度。

二、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运行

中国的媒介转型过程中充满了潜规则，潜规则几乎伴随着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

早在19世纪初期外国传教士在中国进行传教和出版刊物时期，这种“潜规则”就对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起了重要作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严禁传教士到内地进行传教和出版刊物。所以我们看到，1815年8月5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在马六甲创刊的。然而《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却在当时欧美商人聚集的广州出版的，因此成为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报刊。为什么《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能够在广州出版，清政府禁止传教土在内地活动的禁令会失效呢？这就是潜规则在起作用。

西方传教士的报刊能打入中国境内，伦敦布道会能将传教基地顺利地移至广州，并不是因为中国已经修改或者放弃了其管制政策。而是如报史学家白瑞华所说的，要归功于郭士力本人“与中国人之间有不寻常的良好关系”（extraordinarilygoodpersonalrelationswithChinese）。从这里可以看出“中国式潜规则”的作用。郭士力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宗旨在其面向西方人的出版计划书中讲得很清楚：“此刊物将不谈论政治，也不要在任何问题上以刺耳的语言触怒他们。我们有更高明的办法显示我们并非‘蛮夷’。编者认为更佳之手法是通过事实的展示，从而说服中国人，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学习。……”

但如何打入内地是个问题，郭士力充分利用了官场的潜规则，通过结交关系，打点相关人物将这个障碍克服了。以至在他的影响下，原本对中国兴趣甚浓的东印度公司的商人们都感到十分兴奋，他们按照郭士力的建议，对清朝官员进行贿赂，从而达到扩张鸦片销路的目的。因此，我们看到，至少从那时起，中国的媒介制度变迁就充满了这样的潜规则，即“正式条文”上明令禁止的东西通过变通却能够施行。这种变通之举无疑是一种潜规则。

近代的新闻业由西方传入，在没有形成的规范的“行业规则”和“职业准则”之前，中国的新闻业难免存在许多约定俗成的“潜规则”。以新闻采写为例，那时还没有专门的记者，更没有记者的《采访手册》，一切都只能凭摸索出来的经验行来。因而，新闻采写中也有许多“潜规则”。如民国时期的著名记者陶菊隐谈到担任上海《新闻报》的驻湘记者的采访经验时说：“第一，我认为新闻记者要懂得一点交友之道，才能做好采访工作。那时候，一般达官贵人对于新闻记者，大多具有两幅面孔：当其需要你作义务宣传员时，态度平易近人，而当你向他们‘讨新闻’时，则又崖岸自高，甚至避而不见。所以，当我和他们结识时，不是向他们‘讨新闻’，而是采取‘交朋友’和‘随便谈’的方法，逐步地争取他们的信任……”。在民国时期混乱的社会背景下，新闻业本身处于发展初期，新闻采访如果不采用一些“变通”的手段是无法做好新闻的。但也正是因为潜规则太多，民国初年的新闻界也可以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新闻造假，有偿新闻（拿津贴）层出不穷。

即便是1949年后，媒介领域的潜规则也是存在的。有学者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制度设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国家层面的制度；二是执政党层面的制度；三是超越于这两种正式制度之外的非正式制度，即潜规则。它主要表现为遍布政治权力市场中的人情网、关系网。显然，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也受到这种“潜规则”的影响。“1978年以前，政府对传媒采取直接控制模式，并呈现出‘管理内容无限性，管理过程的内部化、管理手段的非规则性’的特点。”由于媒介从属于政府机关且条块分割，政治场域中的潜规则很容易传导到媒介场域当中来。例如，一定行政级别的报纸享有同级行政级别的权力，记者服务的媒体级别不同身份也因此不一样就是一种潜规则。媒介表现面上倡导的“为人民服务”与实际奉行的“领袖崇拜”也是一种“潜规则”的表现。而计划经济时代“事实为政治服务”的媒介理念与实践同样是一种潜规则，在特定历史阶段如时期还成为一种“显规则”。

1978年以来，由于“一元体制，二元运作”的制度形式本身存在着的内部矛盾，媒介运行中的“潜规则”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加剧之势。学者潘忠党在《新闻改革与新闻体制的改造》中关注了这种“潜规则”在媒介改革中的作用。“首先，体制不仅是正式成文的规范、政策、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行为者的‘默契’或‘默许’，以及他们之间在此基础上的互为条件。成文的规定是对于这种非正式、无所不在的‘社会理解’的固化。因此，虽然追溯正式条文的演变很有意义，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观察体制变革的独特视角，但是,研究体制变革不能局限于此，而且要考察非正式的‘社会理解’的演变。”潘忠党将“潜规则”描述成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理解”，表现为正式条文之外的“默契”或“默许”，非常准确地描述了潜规则的特征。

1978年后中国媒介场域中潜规则的产生也中国社会转型特点有关。孙立平在比较中国与苏联东欧的市场转型时指出，中国市场转型的独特性表现在:“第一，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的，在改革进行了20多年后的今天，居于支配地位的仍然是原来的政体和意识形态；第二，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是连续，许多重要的改革和转型过程是使用变通的方式实现的；第三，在变通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开始的阶段，新的体制因素往往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出现并传播的；第四，非正式体制的生长和发育，往往发生在运作的过程中。“显然，由于政体和意识形态的连续性，许多计划时代的潜规则仍然在起作用，媒介改革中的新制度创新只能以某种“变通”的方式出现。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进程中，这样潜规则随处可见。如许多媒体就有这样不成文的规则：有重要领导参加的各种党政和商业活动，尤其是会议新闻，只要有比较重要的党政领导出席，就能够发稿，而且还可以上很重要的版面。但报导党政领导的讲话，是必须慎而重之的。一位实习生参加一个商业会议，当地领导出席并讲话。这位实习生写稿时老编辑提醒他，领导讲话内容一定要让会议主办方提供，并送相关部门审过，切不可只依据自己在会场上记下来的笔记。而在媒介资本市场的运作中存在着更多的“潜规则”。如期刊买卖刊号是不允许的，但许多媒介机构还是在这样做，所谓“挂靠”操作模式其实就是一种转让承包，在图书出版中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像“内部刊物外部化现象”、“报中有报、刊里带刊现象”、“图书期刊化现象”等都处于“合法与非法”的政策边缘地带，是一种“潜规则”的外显。显然，这些“潜规则”的出现是是为了规避目前的报刊准入管制所采取的变通行为，某种意义上说明报刊准入制度的滞后性以及改革的迫切性和现实性。除了报纸和期刊市场。在电视领域也充满了这样的潜规则。例如国有电视台将节目（栏目）“外包”的做法已是业内“公开的密秘”，这无疑是一种潜规则。

三、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潜规则盛行的制度根源

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过程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众多的潜规则？其制度根源何在？笔者认为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正式制度的失效导致了潜规则的盛行

潜规则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正式制度失效的结果。在青木昌彦看来，一项制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制度”，在于它是可实施的，如果不可实施，这样的制度就不是真正的制度，真正的“制度”是那种能够自我实施的规则。不管它是显规则，还是潜规则。青木昌彦给制度下的定义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路径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不断再生产出来。”因此，制度并不表现为“条文”，它不是“宣布”的结果。一种制度，只有当所有的当事人真的相信并遵从它时，才能真正地成其为有效的制度。成文法、条例、命令，如果没有人把它们当回事，或只在表面把它当一回事，它们就不构成制度。

2008年2月18日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大学生迎来父亲就业时代家人地位越高工作越好》一文曾举某电视台的招聘为例说明父亲“背景”在大学生就业中的重要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媒介“招聘制度”中的“潜规则”：父亲当官或家里有背景，就可以通过特殊的考试弄个“台聘”编制，各种福利全有；家里没有背景，能力再出色，也只能考个“临时工”。这种正式的“公开招聘制度”下的“不公开的做法”显然是一种“潜规则”。从这种潜规则的制度效用看，它显然是非帕累托的，反效率的，因为它不能实现人才资源的最好配置。笔者认为，这种不能实现帕累托改善的坏的“潜规则”之所以能在媒介制度中占有一席之地，原因还是如青木昌彦所说的，是因为“正式制度无法自我实施”所致。电视台的公开、公平、公正的招聘制度难以完全实施才造成了用这样一种潜规则来替代，而之所以难以实施是因为在现行的制度设计下，电视台不是一个独立的市场主体，其内部的制度设计被整合到一个行政科层制的链条中，受到行政权力的约束。这一制度链条表现为电视台管人事招聘的主管不能得罪“台里的领导”，“台里的领导”也不敢不买“省市领导”或“主管部门领导”的帐，对行政上级负责而不是对市场负责的制度设计扭曲了电视台的招聘制度。

了解“潜规则”及其背后的制度根源是我们理解1978年以来中国媒介一个视角：我们看到，中国的媒体（报纸、广播、电视台）是一个“双面角色”，既是一个市场主体，又是一个政府机构，作为市场主体因为它也要从市场上谋取利润以养活自己，政府的财政支持要么已经取消，要么杯水车薪，从这个角度看，它有点类似于企业；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制度创新的主体，制度创新的动机来自于追求企业利润，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媒介存在着制度创新的动机，也产生了不少制度创新的“媒介企业家”，媒介的微观制度安排在许多层面上已经实现从行政化向市场化的转型；说它是一个政府机构，是因为媒介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制，产权上归属于国家，媒介挣的钱要归国家，亏损也由国家负担，这样的制度安排必然使媒介如国有企业一样，在竞争中作为“企业”的效率不能完全发挥出来。因为产权的不明晰无法产生足够的激励机制，迫使媒介进行更大程度的制度创新；也正是由于媒介的国有性质，媒介的人事权由国家控制，通过干部考核制度与升迁制度，将媒介整合进政治体制之中，政治运作中的“任人唯亲”等潜规则同样会传导到媒介运作中来。这一点在理解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化中非常关键。

（二）缺乏博弈机制是潜规则盛行的深层原因

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经过充分博弈形成的制度均衡一般来说能够自我实施。反之则难以自我实施。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进程中之所以正式规则失效而潜规则盛行，在于这样一种制度的生成从一开始就缺乏充分的博弈。以媒介体制为例，近代以来，正式制度的供给一般由政府来垄断，政府出于单方面的意愿进行制度安排，显然，这种制度安排从政府利益最大化出发，它可能有利于政府自身，但并不一定有利于其他社会行动团体。由于权力的不对称，其他社会行动集团无法在制度的供给上和政府讨价还价，没有经过充分的博弈的制度已经隐含了“潜规则”产生的可能性。它很可能是无法实施的，或者会在实施中“走样”的。因此，其他社会集团会通过在执行中采取“对抗”、“阳奉阴违”或“修改规则”的方式来抵制这一制度，这样，政府的这种制度要么无法施行，成为一纸空文，要么可以施行，但要付出很高的监督成本（如派驻监督组或三令五申）。故一项可执行的制度一定是经过充分博弈的制度（博弈的过程其实即民主决策的过程），反过来越是在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上失衡的，越容易出台那种脱离实际的“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青木昌彦认为：“如果为了达到某种社会目标设计出来的一种机制，但该机制无法自我实施，那就需要附加一种额外的实施机制。”这样将大大增加执行这项制度的成本，如果成本大到无法实施，这样的制度也就形同虚设，而另外一种“潜规则”可能会取代这种正式的制度安排，促成制度变迁的发生。近代清政府的《大清律》对言论出版领域的“违规行为”动辄判处死刑，这样严酷的制度实际上在晚清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与现实性，《苏报》案的发生及《大清印刷物专律》的出台证明了这一点。国民党时期的《新闻送检制度》只所以无法执行，最后不了了之，也是这个道理。只要政府制定的媒介管理制度是不可执行的，那么它将变成一纸空文，真正发挥作用的将会是另一套“潜规则”。

此外，媒介制度变迁中的潜规则还可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关。吴思所讲的“潜规则”即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长久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假面社会”，写的和说的是一套规则，行的和做的却是另外一套规则。除了“假面社会”外，“关系社会”也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传统。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特有的“人际网络”与“裙带关系”使媒介制度的演化过程中充满了“潜规则”。实际上，“走关系”是中国最具特色的一种“潜规则”，在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中，“关系潜规则”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例如，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主持《苏报》的章士钊和陈范命运各异，陈范被缉拿，主角章士钊和吴敬恒却没有列入清政府的拘捕名单中，这是因为章、吴与清政府派来的查处《苏报》的南京候补道台俞明震的儿子俞大纯有交往，章士钊本人与俞明震又有师生之谊，因而作为主笔的章士钊反而没有在《苏报》案中受到牵连。可见“关系”在这一促成中国媒介制度演化的“热点事件”中的作用。在当代媒介制度变迁中，关系同样重要。关系意味着资源，意味着权力。关系稿在中国的媒体上屡见不鲜。有记者认为，“如果不发些这类稿件，‘关系’就难以稳固和加深；而‘关系’不稳不深，以后人家有独家新闻也不会给你。”而通过关系向媒介“打招呼”可谓是一种最为常见的“潜规则”。以“焦点访谈”为例，《中国青年报》曾发表过一篇文章记述“焦点访谈”节目受到的“公关”干扰：“北京新闻界的人都知道，中央电视台门前经常排着两个长队：一个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群众，向‘焦点访谈’节目反映情况的；还有一个，是住在北京各宾馆里的来自全国各地的干部，向“焦点访谈”节目公关，不要播批评他们的片子的。”公务员之家

潜规则范文篇9

谁知当市场总监的顶头上司——公司的总经理知道后，勃然大怒，指着朋友的鼻子大骂：你脑子进水了？满大街找工作的人，为何偏偏从客户的公司挖人？犯得着为这么个人得罪客户嘛！

是的，不能从客户的公司挖人，这应该是通行的潜规则。客户总监只能怪自己脑子太简单，连这么浅显的道理都没考虑到。

然而不到半年的时间，骂别人“脑子进了水”的总经理，好像自己的脑子也进了水，而且进的水比市场总监的多得多。他竟然从客户的公司挖来一个副总经理，还得意洋洋地介绍给公司全体同仁：因为他在本行业经验格外丰富，而且熟知我们公司的业务，相信他的到来……

这次轮到市场总监朋友勃然大怒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嘛。我只不过招一个客户主任，就被骂成“脑子进水”，他公然挖人家的副总经理，好像还是一件了不起的功绩似的。

等他委婉地跟总经理探讨这个问题时，总经理微笑着说：“客户方面可以解释嘛，不是我挖的，而是人家硬要过来的。不来我们公司，也会去别人家的公司。再说为了副总经理这个职位，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潜规则范文篇10

关键词：权力；潜规则；“人治”因素；刚性用人标准

为了促进社会发展和公共福利增加，社会共同体设计了规范其成员行为的正式制度。而为了确保正式制度能够有效实施，社会民众赋予政府以及政府公职人员运行制度的权力。如果作为公权力人的政府公职人员（这里仅限定为政府官员），其运行公权力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和保障正式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反，为了实现自身以及他人或是小团体的利益，他们违背委托人——社会民众的意志“另搞一套”，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公权力就成为一种扭曲的公权力，而如果这些官员通过公权力的扭曲行使能够另搞一套成功，则就制造了正式制度之外的另一套规则，即潜规则。我们将这种由政府官员通过公权力的扭曲行使，成功制造的正式制度之外的潜规则称为“权力潜规则”。

众所周知，在中国当前社会中，权力潜规则问题，已经引起了上至政府高层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关注。这不仅是因为权力潜规则的社会危害性之严重，而且是因为其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已是相当盛行。

权力潜规则的社会危害性，概括而言，主要表现为导致国家有效设计的“正式制度收益”不能实现或是不能充分实现，制度的前期设计和运行成本沉没，导致社会民众利益受损，社会福利水平下降以及社会风气恶化等。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是对中国的干部体制和官场生态有着深入研究的知名学者，其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的中国官场存在双重结构，一方面强调党的价值，强调法律法规。正式的规则是为人民服务的，趋向崇高价值和崇高理念，这个是主流。但是，另一方面在现实生活中，“潜规则”也在起作用。

其实，竹教授还是在很“谦虚”地说权力潜规则于当前社会中的存在问题，事实上，权力潜规则已是相当盛行。曾经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离职后曝官场中即使领导签字也有潜规则：如果是横着签的，意思是“可以搁着不办”；如果是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如果在“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如果点的是一个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拿领导的话说是“签了字也是空的”。即使领导签字中都可能存在潜规则，一个浩大复杂的官场中究竟会有多少潜规则，很难想象。

鉴于权力潜规则社会危害性之严重，及其在中国当前社会中的盛行情况，必须切实采取有效措施努力破解。而想要探寻到有效的破解之道，必须首先分析导致权力潜规则滋生和盛行的主要原因。

一、“人治”因素滋生和盛行权力潜规则

在中国当前社会中，导致权力潜规则滋生和盛行的原因很多。在物质利益吸引，“人情关系道德”，“人治”因素等影响下，某些官员或是基于实用理性判断，或是基于情感考虑，都可能主动或是被动地扭曲公权力的行使，变通和异化正式制度，“另搞一套”，人为制造潜规则。而公权力行使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政府官员身份以及公权力行使制约不足的当前社会形势等，又成为权力潜规则滋生和盛行的成功要件。

虽然权力潜规则的滋生和盛行受诸多因素影响，但是，“人治”因素不失为一大主要原因。因此，本文仅是论及“人治”因素对于权力潜规则的影响及相应的破解之道。

应该承认，在中国当前社会中，仍然存在“人治”因素的影响。而“人治”因素的存在，势必使得不仅政府官员对于权力边缘者，而且级别较高、职位较为重要的官员，对于权力集团中级别较低、职位较为次要的官员，具有“造福”和“伤害”的能力。

比如，曾经挂职担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的姜宗福，因为在网上实名发帖等原因，致使其所在的临湘市委领导，竟然“主动”到岳阳市组织部“请求”让他离开临湘。而迫于上级压力，他还不得不站出来解释“这是本人的意愿”。临湘市委领导对于姜宗福的“伤害”能力，可见一斑。

在这种某些官员可以不按照正式制度，而依其主观意志和利益办事环境中，不要说是考虑福利分配、政绩考评、升迁仕途等，有时可能仅是为了确保自己不受伤害地生存，部分“下级”官员通常可能会努力迎合“上级”的喜好，以换取他们的“关照”。在这种环境中，如果级别较高、职位较为重要的“上级”发出“邀请”，“下级”由于很难抵御压力，必将迎合或是无奈地顺从潜规则。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下级”，都会迎合或是屈膝投降于“上级”的潜规则邀请。如上文所述的姜宗福。但是，因受“人治”因素影响而潜规则化的政府官员，并不少见。因为他们还不想如同姜宗福般被排挤出权力集团。毕竟只要身在权力集团中，既可以享受“上级”甚至“同级”的“造福”，还可以拥有“伤害”或是“造福”他人的能力，因此就可以获得超越正式制度的体制外收益。

某些政府官员，既可能因为“上级”的“造福”和“伤害”能力，必须努力迎合或是无奈地顺从潜规则，同时，对于与其平级的同僚，甚至是某些“下级”的潜规则“请求”，有些时候一般也不能拒绝。因为“人治”因素影响下的公权力，是可以互通、交换和共同分享的。如果你帮我一个忙，我自会投桃报李；相反，若被拒绝，有求于我时，立即还以颜色。与其两败俱伤，不如互相卖个面子，大家双赢。大家彼此间的利益，紧密相连。在利益相关网中，每一主体都应承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而且，“官场宦游，谁知道明天谁富谁贵？”培植“关系”本来就是应该的投资，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险。

总之，传统社会小生产状态下那种权力经济与集权政治封建残余的遗留影响，正是某些政府官员扭曲公权力的行使，变通和异化正式制度，“另搞一套”制造潜规则的一大主要原因。中国当前社会中权力潜规则的滋生和盛行，很大程度上是“人治”因素在新时代留下的后遗症。

既然“人治”因素是导致权力潜规则滋生和盛行的一大主要原因，就必须针对这一方面原因采取有效措施，寻求破解之道。下文中笔者拟就这一问题，做进一步的探讨。

二、设定刚性用人标准破解权力潜规则

笔者认为，建立科学的用人制度，尤其是设定用人方面的刚性标准，是削减“人治”因素影响，有效破解权力潜规则的关键。科学的用人制度，既应该包括政府官员的初始任用考核等方面内容，也应该包括现有政府官员的升迁、降职等方面调整。而无论是初始任用，还是升迁、降职等方面调整，都应该设定刚性的认定和考核标准。

刚性标准的设定并且严格执行，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和避免在人事调整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某位或是某些领导干部说了算，买官卖官等权力潜规则行为，从而遏制权力的恶化趋势；另一方面，能够消除和避免某些官员基于“人治”因素中潜在收益和风险的考虑，主动顺从或是被动地屈服于“上级”设定的潜规则。如此必将能够从源头上“清洁”政府官员队伍，保证高素质的优秀人才进入权力集团。而在源头上确保官员队伍的纯洁性，无异于在源头上扼杀了公权力被扭曲的未来可能。

令人高兴的是，首先，最近以来，中央高层已经表示了建立科学用人制度，坚决遏制和破除权力潜规则的决心。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曾经表示，要用三五年时间，解决用人制度方面的腐败之风，坚决遏制买官卖官现象。其次，近年来，在用人制度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已经采取了改革措施。如在选用提名、差额竞选、拓宽上升通道等层面纷纷推出新举措，进行大胆探索与改革，以增强选人用人的公正性、科学性，加快推进科学用人制度的建立。

虽然近年来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在用人制度方面做了很多的探索和改革，但是，用人制度中刚性标准的设定并且严格执行，似乎尚且不足。而刚性标准方面的缺欠，必然使得中国当前的政府官员用人制度，不能称其为“科学”。

纵观世界各地的干部制度，虽然存在很多差异，但是仍然具有一个共同点，即设定刚性标准：一是资历。资历是一个人专业技术熟练程度的标准。比如在欧洲和日本，如果招聘处长，最终成功应聘的肯定是已经工作八年，而非工作五年的。这个指标若是公开的，大家一目了然，搞暗箱操作的机会必将减少。二是绩效。现在的信息技术非常发达，各方面的成绩几乎都可以量化考核。所有候选人的绩效分公示公开，绩效分高的比低的优先录用或是提拔。既减少了“领导说了算”情况，又使其他人心服口服，无任何微词可言。

在中国，如果在用人制度方面，也能够设定如资历和绩效等刚性标准，公示公开化所有候选人的指标成绩，一方面，“上级”自然就不敢也不能随意胡来，“人治”因素的影响自然相应减少甚至消除；另一方面，那些一心想要钻营之人也会没有了市场。可想而知，如此必将是，买官卖官等不正之风的遏制和减少，权力潜规则的有效破解和消除。

参考文献：

[1]吴思.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2]洪远朋，等.制度变迁与经济利益关系演变[J].社会科学研究，2005，(3).

[3]孙奎贞.党政领导干部权力规范浅析[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6，(10).

[4]李景鹏.人治传统影响制度建设[J].小康，20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