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范文10篇

抢劫罪范文篇1

关键词：抢劫罪加重情节转化型

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犯罪行为和转化后行为和转化的条件。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

0前言

抢劫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本文着重对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加重情节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入手，对一些认定加重情节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抢劫罪的各个加重情节。本文从司实践出发，根据刑法学有关理论，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将重就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有关情节，作一个论述，谈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1．引言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情节，它们既有因情节加重的，也有因结果加重的。对于这些加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比一般的抢劫犯罪处罚更加严厉，体现了这八种情节对社会的危害性和依法惩处的重要性。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八种情节的具体认定。并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进行了论述。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犯罪客体，也就是抢劫罪所侵犯的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权益。犯罪客体的性质决定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心理态度（即主观罪过）与犯罪行为，抢劫罪由其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其犯罪客体表现为双重客体，即抢劫罪既侵犯公私财产权利，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这是由该罪的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其中公民财物的财产权利是双重客体中的主要客体。这是因为，其一，我国刑法分则把抢劫罪归类为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说明其主要的客体是财产权利；其二，抢劫犯罪的最终目的是占有财物，侵犯人身权利是由侵犯财产权利派生出来的，并为后者服务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其三，就抢劫罪的基本构成而言，只有实际占有了公民财物，视为犯罪既遂。否则，虽然实施了抢劫行为，但未占有公民财物，只能构成未遂。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是指抢劫罪的加重犯、转化犯及准抢劫犯形态。其中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涉及的八种情节主要是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是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

2.对抢劫罪加重构成情节的理解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抢劫罪规定了七种加重情节和一种加重结果，对于这几种加重类型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2.1入户抢劫

“入户抢劫”是抢劫罪的情节加重之一，是指行为人用各种非法手段进入公民家中实施抢劫的行为，入户抢劫是近年来抢劫罪中的常见多发情形。入户抢劫的社会危害远远大于一般的户外抢劫，入户抢劫的危害辐射公民家庭生活的整个领域，户内所有在场的人极其财产，都构成了抢劫的对象，都有可能受到犯罪的侵害，同时，行为人入户抢劫时对于受侵害人来说，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对突然遭受的侵害没有预见性，也不易于寻求外援，故而该犯罪的危害性较大。“户”是公民安身立命，抵御灾害的前后屏障，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的住所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也将消失殆尽，入户抢劫在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同时，亦侵犯了公民的日常生活隐私权。

2.1.1“户”的概念及特征。“户”是指居民生活的私人住宅，包括住室、庭院但并不包括其他场所，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办公楼、学校、旅店、饭店、客房、公共娱乐场所等，不应当介入“户”的中概念中，否则，有悖立法原意。在衡量一处所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户，应考虑该处所是否足以提供权利保障以及秩序的安定感。因此，法律意义上的“户”是指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居民住宅是“户”的典型，包括封闭的院落、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牧民居住的帐篷、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等。其他场所，如在实际功能和心理感觉上存在与私人住宅相同之处，也应将其视为“户”，对于公共场所，由于并不存在这种特征，不应认定为户。“户”具有如下几种特征：

“户”具有特殊性。“户”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场所，通常被视为公民最终并且往往最为依赖的权利所存在的处所范围，尤其是在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中，该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入户”不能仅理解为进入住宅房间或者室内。对于抢劫独门独院居民住宅的，只要行为人进入了住宅院内，也应视为“入户抢劫”。对于“户”的侵犯，往往使被害人对社会秩序的信赖和安定感丧失，这是刑法典将户作为加重情节的理由之一。

“户”具有封闭性。“户”一般相对封闭，在安全防范上具有一定的措施和保障，入户作为加重情节也正是因为此种处所，被害人往往孤立无援，易受到侵害且因不敢反抗或反抗力度不够，使犯罪人目的更易得逞，这是入户的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也是法律对户进行特别保护的根源。因此认定入户，以行为人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区域为限。公共场所恰恰并不存在这种封闭性，因而也不适于认定为“户”。在实践中，也不应简单地认为只有进入室内才能认定为入户，例如在独门独院的住所中，只要进入住宅院内，即构成入户。

2.1.2入户抢劫的分类。入户抢劫又可分为典型的入户抢劫和转化型的入户抢劫。

典型的入户抢劫即当场以暴力行为、胁迫行为和其他侵犯人身的行为外，还须认定入户与抢劫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入户抢劫和在户抢劫的区分问题。在此，抢劫故意的形成应当先于入户行为，入户无非是抢劫的预备行为，行为人入户的目的就是抢劫。单纯的没有抢劫目的并且是以合法目的进入户内，后因其他原因在户内实施抢劫，仅是单纯的在户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在户抢劫转化为入户抢劫，即入户前先有盗窃等犯罪意图，后被发现在户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犯罪构成要件，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只要行为人在户内实施暴力相威胁的则按一般犯罪论处，而对那些在主观上具有能偷就偷，能抢就抢，犯罪观念的行为人被发现后，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因其主观上有入户抢劫观念，应视为入户抢劫，对只偷不抢的行为人，不应该按入户抢劫罪处理。

转化型入户抢劫是指犯盗窃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因为盗窃罪要求数额较大，构成转化型入户抢劫是否也要求其盗窃行为构成犯罪？对此现有多种观点，我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盗窃的故意和行为，不必须构成犯罪，这样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同时也不至于放纵某些行为。因此，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入户盗窃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所取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入户抢劫的可能。当然，如果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所谓当场是指行为人实施入户盗窃行为的现场即“户”内。这与其他转化型抢劫不同，地点只能限定在户内。其它转化型抢劫不仅包括现场，还包括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如入户盗窃后刚离开户，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则属于一般抢劫。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主观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非法获取财物。窝藏赃物是指保护已经非法取得的财产不被夺回，而并非是指隐匿赃物；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施盗窃行为的证据。

2.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电车、大中型出租车、客运列车、客运轮船、客运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刑法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确定为一种情节严重的犯罪给予惩罚，其立法原意就在于这类犯罪的受害人往往为不特定的多人即使侵害的对象为特定的个人二个人，也会直接威胁到同一乘坐交通工具的其他人，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还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同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受害人的避让，积极防卫，均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犯罪分子往往更易于得逞。因此，此类犯罪的危害危害性更大，远远地超过一般的抢劫犯罪。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备以下几种特性：

公共性。公共交通工具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服务对象的范围而言的，必须具有公共性。公共即指该交通工具是供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使用。而认定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看其是否服务于全社会不特定的人员，也就是说这种交通工具对所有不特定的人员都有运输的义务，全社会不特定人员都有乘坐使用的权利。

客运性。公共交通工具是针对承运对象而言的，必须具有客运性。这里所指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的交通工具必须是担负旅客承运任务的，或以旅客运载为主的公共交通工具，排除了专门运载货物的货车、货船、货运飞机等货运公共交通工具。

运营性。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有运营性。所谓运营性是针对侵害行为实施时公共交通工具的状态而言的。也就是说，认定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看该交通工具是否处在运营状态。运营状态的公共交通工具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乘客处于其中，对犯罪行为的抵抗意志及抵抗条件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公共交通工具往往载客较多，在它上面实施抢劫，一则说明抢劫犯的主观恶性较大，胆敢在公共场合抢劫；二则因公共交通工具正在行进途中，可能给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旅客、司机、乘务员等多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上的重大损失甚至危及交通安全，因而在交通工具上犯的抢劫罪较一般场合的抢劫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刑法将其列为加重情节，提高量刑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出租车上对司机的抢劫与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不尽符合，因为，此时的侵害对象是特定的个人，不直接危害其他人及公共安全，无论从对象手段还是结果等方面都与其他场所针对特定个人的一般抢劫，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这些犯罪分子一律处于10年以上的重刑，就会明显导致过量投入。严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当包括行为人其本身就在该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实施的劫，也包括行为人在途中对交通工具加以拦截，而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把对运行途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拦截，也视为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抢劫”的主要针对当前日益猖獗的车匪、路霸行为而言，这是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且不违被立法原意。

2.3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这里的“银行”既包括国有银行，也包括民营银行和外国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是指银行以外的依法从事货币资金的融通和信用的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但上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单位，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抢劫对象，能够成为抢劫对象的只能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财物。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实际上只是限定了抢劫行为实施的特定区域范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承担着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现金流通和转帐结算、金银外币、有价证券的买卖等多种任务，是国家动员和分配社会闲散资金的必经渠道，又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抢劫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行为一旦得逞，抢劫的钱物数额往往非常巨大，且常伴随着严重的暴力行为，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

抢劫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是指行为人侵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在建筑物内对其财物进行的抢劫。也应将抢劫银行正在行驶中的运钞车中资金的行为包括在内。此行为按本文加重情节论处应具备的前提是：行为人对于被抢劫对象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具有特定的明知，这一明知无论是发生在抢劫之前还是发生在抢劫过程中均可；行为人抢劫目的或者对象是车内资金，而非运钞车辆本身。

如果行为人不知是运钞车而误当一般财物进行抢劫的，应按对象认识错误的原则处理，除符合其他严重情节的条件的情况(如抢劫数额巨大、抢劫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外，不得视为情节严重的抢劫罪。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特定财物而实施抢劫的，不论其实际上抢劫数额的多少，均应作为抢劫罪的严重情节处刑，以体现立法对之从严惩治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资金等。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2.4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对于抢劫犯中的惯犯、屡犯来说，由于其多次犯罪，除了主观恶性大之外，对社会治安秩序造成严重威胁，有时尽管实际抢劫到的财物数总额可能并不大，但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宁，社会危害性很严重，因而多次抢劫的，作为抢劫罪的严重情形之一处罚，但他并不以每次抢劫行为已经既遂为前提，只要多次抢劫行为是在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内即可。抢劫数额巨大，是最严重的一种侵犯财产罪，行为人将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财物作为抢劫目标，只要实际抢劫所得达到巨大标准的，以抢劫罪论处。“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参照各地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执行。对于行为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抢劫目标但所抢数额客观上未达到巨大或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抢得财物的，应按其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量刑或按抢劫数额巨大的未遂犯处罚。对抢劫博物馆、重要文物的，应作为抢劫数额巨大处理。其抢劫的财物的数额大小，反映出抢劫行为对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危害程度，从一方面决定着抢劫罪的轻重。因此，抢劫数额巨大，应当作为抢劫罪的一种严重情形。

2.5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这里所说的致人重伤、死亡，是指行为人在抢劫过程中，因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采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直接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还包括过失致人重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情形，这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受到认可。其特征在于：①客观上出现了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结果；②这种重伤、死亡的结果是由抢劫的暴力或者其他方法等手段行为所直接造成的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③行为人对这种严重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有罪过，一般是过失，但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甚至直接故意杀人。由于存在着暴力的手段、行为，因此，故意重伤也被包容其中。

应当指出的是，“抢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人在内，并不意味着凡杀人取财或取财杀人的行为都定抢劫罪而从重处罚。作为“抢劫致人死亡”中的故意杀人行为，仅限于将故意杀人作为抢劫财物的手段而当场实施并当场抢走财物的行为。对以下三种情况，则不应按抢劫罪论处：(1)行为人为谋取被害人的钱财而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定故意杀人罪，这种图财杀人与抢劫中的杀人有两点区别。一是图财杀人是为了事后取得被害人财物，而抢劫杀人是在杀人当场取得财物，二是图财杀人既可图谋动产，也可以是图谋不动产，而抢劫杀人一般只能侵犯动产；(2)如果行为人在抢得财物后，出于灭口、报复或者其他动机将被害人杀死的，应定杀人罪，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3)出于贪财以外的其他动机故意杀人之后，又起意占有死者的财物，应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2.6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所谓冒充，指通过着装，出示假证或口头宣称的行为向被害人，表明自己是军警人员，冒充军警人员。既包括不具有军警人员身份的人，冒充军警人员，也包括具有此种军警人员身份的人，冒充彼种军警人员，至于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否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骗，不影响对此法之情形的认定。军警人员是指军人和警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官（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其特征表现在：

2.6.1行为人抢劫时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表示。当遇到这种情形时，无论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骗，都不影响这一情形的认定。这种情形应包括以下情况，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如查处、、吸毒、走私行为等。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的身份虽然对其侵占非法财物，如赌资、违禁品、违法所得等犯罪目的的实现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获取财物的主要手段是凭借当场实施的暴力或者暴力胁迫，对方交出财物或者任其抢走财物有误认其为军警人员的因素。

2.6.2被害人已怀疑行为人的身份，但惧怕行为人对其实施暴力。当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抢劫时，被害人已经对行为人的真实身份发生怀疑或看出系冒充时，但因惧怕其暴力行为，也不敢反抗。对此，冒充行为并不需行为人非法穿军警人员制服、配备军警械具，向被害人出示非法获得的身份证明等，只要具有假冒军警身份的行为，哪怕是口头表示，即构成该情节加重犯。

2.7持枪抢劫的

持枪抢劫是指行为人使用枪支或者向被害人显示持有、佩带的枪支进行抢劫的行为。枪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所规定的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持枪抢劫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对公民人身权利包括健康权、生命权的威胁也很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持枪抢劫有两个特征要求：一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限定的武器。即行为人所持的枪支应当属于公安机关制定的有关枪支管理法中规定的枪支范围。二是应当有客观真实的要求。如行为人并未实际持有枪支，而是口头上表示有枪；或虽随身携带有枪支，但未持在手中，也未向被害人显示；或行为人以假乱真，手持仿真枪等，均不属于该情形。

持枪抢劫在客观上有可能给被害人随时造成人身生命安全的损害，将被害人置于现实危险之中，因而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行为人的持枪行为本身往往已构成本法第12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罪。若行为人所持的枪支系非法制造、买卖、盗窃、抢夺、抢劫而来的，则不仅应追究其持枪抢劫的刑事责任，对其非法制造、买卖、盗窃、抢夺、抢劫枪支的行为也应认定为相应的犯罪，实行并罚。

2.8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要认定这一法定情形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抢劫对象的范围，这里的军用物资，是指除枪支、弹药、爆炸物以外一切的军事物品，如军用汽车、军用通讯设备、军用医疗用品、军服、军被等。救灾、救济物资是指救灾、救济的用途以明确的物资，包括正处于运输或使用当中的物资，如果是抢劫曾经用于抢劫、救灾、救济工作的，但现在不再属于这种特定物资的，不属于该情况。该情节主要有两方面的特征要求：一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要求。这里的抢险、救灾、救济物资是指用途已经明确的物资，包括正处于保管、运输或使用中的。二是行为人的预见性的心理态度。该情节要求在实施抢劫前或在抢劫过程中，必须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这些物资而抢劫。如果在抢劫完后才得知该对象性质或者在不具有该特定明知的情况下抢劫未遂的，仍应以一般抢劫罪或者数额巨大的加重抢劫罪认定。

3.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与适用

转化型抢劫罪是刑法理论中转化犯的一种，而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它即可以在罪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轻罪向重罪转化；也可以在非罪（违法行为）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转化。根据该理论不难看出，只有在前后之不同行为中有至少有一行为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对上述两种类型分析如下：

3.1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

凶器是指能够使人产生恐惧心理，具有直接杀伤性较大的器具。如枪支、管制刀具等明显用以杀伤的器械，或意图明显地使用日常用途的器械，为抢夺时的杀伤工具，如刀、棍等凶器。而携带也不应被视为一个纯客观的持有，所谓携带应指行为人已将凶器外在地表露或者已经在语言中表明使一般人感受到威胁的存在，而行为人也确实有意携带凶器作为抢夺工具。而《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携带凶器抢夺，不仅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且对公民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与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相似，当抢夺行为发生时携带凶器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一定程度上符合胁迫方式抢劫，按抢劫罪处理。

3.2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罪，关键看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只有属于既遂，才转化为抢劫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转化为抢劫罪。如果犯罪分子在逃离现场时被人发现，在受到追捕或者围堵的情况下使用暴力的，也应视为当场使用暴力。

3.3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

3.3.1前提条件

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罪，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行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当然，如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通说认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一般认为非法占有数额达到较大才构成犯罪。这里笔者要提醒的是刑法规定多次盗窃可以构成犯罪，所以盗窃数额未达较大但次数多的，也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在司法认定中不能忽略这种情况的存在。

3.3.2客观条件

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其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行为实施的余地。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如果行为人不是在非法取得财物之后出于上述目的而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不能按准抢劫罪论处。例如，行为人是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由于受到被害人的抵抗，为排除障碍当场取得财物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则可直接适用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定罪处罚。

3.3.3主观条件

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如果在盗窃、抢劫、抢夺过程并非处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证据为目的，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目的，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直接以抢劫罪论处，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应该说，处以刑罚，不是刑罚本来的目的，杜绝犯罪才是终极目标。而准确处以刑罚，量刑均衡，则是我们司法公正的核心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也是刑法本身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充分体现。

抢劫罪范文篇2

一，社会危害性是判断罪与非罪的根本标准

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一种行为之所以成为犯罪且受到刑罚的惩罚，其根本原因是这一种行为严重侵犯了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犯罪构成是社会危害性的外在法律体现。前者是第一层次的概念，后者是第二层次的概念。一般地，行为如果符合犯罪构成，那么这一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就达到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这一行为就构成犯罪，具有刑罚应罚性。但实际情形并不总是这样简单。犯罪构成要件只不过是从纷繁芜杂的实际犯罪情形中概括、归纳出来的，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方面，并非全部。许多不为犯罪构成所包括的方面，诸如犯罪的动机、情势的需求（如国家根据社会治安形式的变化在不同时候采取从重或从轻的刑事政策）、实际情形的变化（如投机倒把行为在计划经济年代与市场经济年代罪与非罪的变化）等等方面都会影响行为在特定条件下的社会危害性。有许多行为，从犯罪构成要件上看，是完全具备的，但一旦综合考虑行为的方方面面，其社会危害性就减低而不够刑罚标准。正是考虑到这一情形的实际存在，为了尽可能准确到做到罪刑相适应，保证刑罚预防目的的实现，《刑法》在总则第十三条赋与执法者自由酌量的权力:“......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实际工作中，我们往往只顾及行为是否具备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不综合考虑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而出现许多不妥的地方。如：

因为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财产权的犯罪，因此《刑法》没有象盗窃罪一样对财物数额作出要求，而且年满14周岁以上的公民都可成为犯罪主体。司法实践中，对一些青少年，甚至是刚满14周岁的在校生，以轻微的暴力行为（如打几个耳光，踹几脚）向同学索要几元钱的行为，一律以抢劫罪刑拘、逮捕、起诉。从犯罪构成角度看，这样的行为无疑是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的，但正如上文所述，相对于社会危害性来讲，犯罪构成只是一个第二层次的概念。司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但要分析这些特殊情况是否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还应根据一般的社会常识及公众心理，分析这样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是否达到或接近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抢劫罪的最低刑期是三年有期徒刑，如果类似本文列举的这样的行为都以抢劫罪定罪判刑，笔者以为，无论是从对青少年犯罪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个刑事政策角度，还是从刑罚追求罪刑相适应，以期达到预防目的这个角度讲，都是不妥的。而且，虽然在刑法分则里面，没有对抢劫罪的财物数额作出一个下限规定，但刑法总则第九条关于罪与非罪的规定，无疑对刑法分则是有指导意义和法律束缚力的。当然，对于某些所抢财物数额虽小但手段较严重的行为，则是依法应予严惩的。抢劫罪侵犯的是公民人身权和财产权。只有对这两种权利的侵害程度的综合，才能说明某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

二，暴力手段的下限问题。

与“财物数额不是抢劫罪成立的必备要件”这一共识相反，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暴力行为的上下限问题，各人理解不一。暴力行为的上限即“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这个问题经过一段时期的争论后，基本上已经形成共识：如果行为人把故意杀人作为当场劫取财物的一种手段行为，则以抢劫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定罪判刑。但对于暴力程度的下限问题，学者文章论述不多，实际工作的同志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前苏联、日本、北朝鲜等国都明确规定暴力行为的程度必须达到“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等程度（1）。但无论是这些国家，还是对此法无明文规定的中国，理论界是存有不同见解的。笔者认为，不应规定暴力程度的下限，理由如下：

1抢劫罪既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两种权利的被侵害程度对于说明某一抢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程度而言，具有相等的意义。认为财物数额可以没有下限而暴力程度需要下限，这是没有道理的。以暴力劫财的本质特征是：以暴力为手段行为，意图使被害人不敢、不能或不知反抗，从而达到当场劫财的目的。只要行为人主观上意图以此暴力行为达到当场取财的目的，而且客观上实施了暴力劫财行为，就符合抢劫的本质特征，而不问这一暴力是否足以危害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他人的反抗。而且每个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都是不同的。有些时候，较重的暴力行为不一定能危及生命、健康或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而有些时候较轻的暴力却能够做到。如果认为暴力程度一定要有所谓的下限，那么，前者不成立抢劫罪而后者成立，这显然是荒唐的。

3轻微的暴力劫财与胁迫劫财的社会危害性相当。胁迫的暴力内容，不管有多严重，它毕竟只是一种现实可能性，末造成实然的人身伤害结果。轻微暴力虽然程度轻微，但毕竟已造成实然的伤害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哪怕最轻微的暴力行为都要比胁迫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大。前者定性为抢劫，而后者不定为抢劫，没有道理。

4从实际操作情况看，如果承认暴力程度下限的存在，则因为"轻微暴力"是一个极其模糊的概念，易造成执法者理解不一，而导致执法混乱。

当然，在理解“暴力程度没有下限”的时候，跟理解“财物数额没有下限”一样，除了考察这两者本身，还应综合这两者来判断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

三不作为的胁迫与暗示的胁迫劫动财是否构成抢劫罪。

对于胁迫的传统理解，如暴力一样都是一种积极作为。但不作为同样可以成立胁迫。实际情形中，也常常存在通过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的情形。主要有如下三种情况：

1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有法定救助义务的人以不救相要挟，意图取财。如当班医生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以不救护相要挟，要求病人或其家属亲友当场交付财物。

2因行为人的原因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行为人以不救助要挟取财。这种情况又有两种表现：A行为人主观上一开始就计划好以此为手段劫财，客观上积极实施某种行为使被害人人身处于危险状态，然后以不作为相要挟，这实际上是一种作为的要挟。B行为人的行为使被害人处于人身危险状态后（如行为人把一盲人带上独木桥），临时起意，以不救助要挟图财。

3因自然力或被害人自身原因，补害人处于危险状态，无法定义务的人以不救助要胁取财。

除了第三种情况，因为行为人不存在法定救助义务，无义务则无犯罪，其要挟取财行为属于道德、政纪、党纪而非刑法调整范围，所得财物应作不当得利返还之外，前两者情况笔者认为应定为抢劫罪。理由如下：

1对胁迫的传统理解并不能作为司法实践的法律根据。只有现行法条规定才是定罪判刑的唯一法律根据。行为有作为与不作为之分，胁迫便有作为的胁迫与不作为的胁迫之分。法条并没有明确否定不作为的胁迫，如果只因实际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传统理解，便排除法条并不明确排除的不作为胁迫，这是于法不符的。

2不作为的胁迫劫财具有与作为的胁迫劫财相当的甚至是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譬如医生对一生命垂危病人实施手术，在开膛剖腹之后，突然以不继续手术要挟取财。病人在此种情况下，生命已危在旦夕。医生的这一种不作为已严重危及了该病人的生命安全。其家属亲友百般无奈之下，奉以钱财，公民的财产权又受到侵犯。该医生此种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难道低于虽以暴力相威胁，但并末造成实然性人身伤害后果的作为胁迫劫财吗？

3以不作为的胁迫当场取财之所以成立抢劫，最关键的原因是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实践中，往往对上文所举例子定为间接故意的杀人或索贿等罪。都没有准确反映出此种犯罪行为对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双重客体的侵害以及不作为的胁迫与当场劫财之间手段与目的的内在联系。因此定性都不准确。

对胁迫的另一个一般理解是胁迫方式的明示性，如行为人以语言明确表示暴力内容并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但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构成抢劫呢？笔者以为，这需要分情况不同对待：1行为人以暗示胁迫当场取财，而被胁迫人并未交付财物。这一种情况，要么是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胁迫内容，要么就是虽然暗示手段足以传达胁迫内容，但因为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控制不足以达到令其不敢不交出财物的程度。这两种情况，虽然都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但因为对被害人的人身权与财产权所造成的危害都较轻微，以不定抢劫罪为妥。当然，如果行为人的暗示胁迫手段较为严重，尽管被害人并未交付财物，也应以抢劫罪论处。

2行为人以暗示胁迫意图当场取财，而被害人因精神恐惧而当场交付财物，笔者以为，应以抢劫罪论处，理由如下：

1胁迫劫财是行为人通过胁迫手段，使被害人产生精神恐惧而不敢反抗，当场交付财物的行为。刑法条文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客观上实施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交付财物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胁迫劫财的本质特征。

2明示跟暗示，只不过是胁迫内容的方式不同。"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以劫财为目的，而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么，这一种"暗示"无论如何，都是足以传达暴力威胁内容的。因此，暗示跟明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3从实际情形看，存在大量的以暗示胁迫劫财的方式。笔者在办案中碰到过这样的案例：以曾某为首的五人团伙，经常在温岭市泽国镇对外地打工者敲诈勒索，暴力抢劫。某日，曾某等人看到江西籍小工李某，曾某提出"抢点钱用用"。团伙五人遂一言不发上前围住李某。李某知道曾某等人向来敲诈，抢劫，无恶不作，也知道曾某等人此次的用意，因惧怕招其殴打，只好拿出五十元钱交于曾某，遂得以解围。此案温岭市检察院认为不构成犯罪，不批准逮捕。笔者认为不妥。如果类似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都得不到处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而且有些狡猾的犯罪分子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打击。

4值得一提的是新《刑法》在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作出新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即抢劫罪）定罪处罚。在制订本条时，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在实施抢夺罪中，仅仅由于行为人携带凶器，即便没有使用甚至没有出示，就转而以抢劫罪定罪处罚，混淆了抢劫罪与抢夺罪的实质界限。但立法者考虑到，携带凶器抢夺，较之一般的抢夺罪，具有更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这类犯罪案件为数不少，有时的确难以区分行为人携带的凶器是否对被害人构成了胁迫（2）———这里，立法者就考虑到行为人携带的凶器虽然在某些时候没有使用或者出示，但有可能对被害人造成暗示性的胁迫。而且司法实践中，行为人可能借助这一种暗示性来否认其抢劫故意，而司法人员又极难认定。因此，为了从重打击这样一类犯罪，新《刑法》增设了此规定。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立法者承认暗示性胁迫抢劫存在的立法意图。

四，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能否成为抢劫罪对象

传统的理解和司法实践中普遍的看法，认为抢劫罪中财物不包括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把不动产（如房屋）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正如上文论述的，抢劫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是这一行为对人身权与财产权侵害的综合。侵占不动产相对于侵占动产来讲，不动产因其本身特征（不可移动），其财产权恢复是轻而易举的。因此，这一种行为与抢劫动产的社会危害性相差悬殊。实际情形中，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非法侵占不动产这样的案例是少之又少。对这一类少之又少的情形作立法规定，这样的法律形同虚设，并无多大意义。而且，实践中偶而出现严重暴力侵占不动产的案件，亦可以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罪名加以惩戒，所以，把不动产排除在抢劫罪对象之外，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不加分析地把财产性利益（如债权、服务报酬等）一概排除在外，笔者认为不妥。理由如下：司法实践中，对于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仅仅按传统做法而无法理及法律依据定罪判刑，是没有说服力的。这样的案例：甲乘坐的出租车到达目的地后，为拒付十元车费，遂拿出一把水果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威胁道：还不快走，我一刀捅死你。司机因害怕而驾车离开。在类似这样的案件中，甲拒付的车费就是一种财产性利益。与甲用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并从其口袋里掏出十元钱这样的情形相比，两者的行为本质与社会危害性并无多大差异。

2对这一类法无明文规定而又存在争议的问题，对于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来讲，最关键的是准确把握立法者的立法原意。如何把握呢？从宏观角度讲，要以立法精神为指导。因为抢劫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与财产权的犯罪。古今中外的立法都是从重打击的，从原则角度讲，“法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一个法律条文中的每一个词语都是存在于这个条文和整部法律之中的，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3）。从民法角度看，财物包括动产、不动产及财产性利益。从刑法角度看，我们可以从其它财产型犯罪（如盗窃罪）关于盗窃对象的一些规定来推断对"财物"的理解。刑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以牟利为目的，盗接他人通信线路，复制他人电信码号或者明知是盗接、复制的电信设备设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盗窃罪）定罪处罚。这一法条，明确表明了立法者对财物的理解：民法上财物包括财产性利益的观点亦适用于刑法。司法实践中，盗窃他人不加密码的存折，我们亦是作为盗窃罪来处理的。实际上，银行存折并不是一种动产，而是持有人对于银行的一种债权体现，是一种财产性利益。同样是财产型犯罪，对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与对二百六十四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作出两个不同的理解，这是不符号法律内在的逻辑联系的。从理解立法原意的具体方法角度讲，扩张理解是一个重要的方法。“例如，推土机从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交通工具，因此，一般而言，如果在生产作业中违章驾驶推土机，造成重大危害结果的，应是重大责任事故罪，而不是交通肇事罪。但是，推土机也具有交通运行的功能，如果行为人驾驶推土机在公路上行驶时肇事，那就可能把它看成是一种交通工具，对行为人应按交通肇事罪来处理。在这里，对交通工具就作了了扩大范围的理解，即把一般意义上不是交通工具的推土机也理解为交通工具的一种。”“扩张法条意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所要扩张的条文或词语与被扩张进来的东西不是同级并列关系，而是属种关系或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4）财产与财产性利益这一对概念同样是一个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理解抢劫罪的对象财物时包括财产性利益，并不违反扩张解释的规则。

3实际情形中，大量存在以暴力，胁迫等手段侵占财产性利益的行为。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服务行业蓬勃发展，以暴力、胁迫等手段拒付报酬的行为大量存在。因为执法者囿于计划经济年代对抢劫罪对象“财物”的传统理解，公民的这一类合法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护。刑法要跟上时代的发展，要树立服务于经济的意识。特别是我们搞实际工作的同志，更不能抱着对法条的过时理解，固步自封。

4，对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获得财产性利益之行为定性为抢劫罪，亦是有国外立法例可循的。如日本、韩国的刑法。有些国家即使不定以抢劫罪，亦认定此类行为构成犯罪，而定以其它罪名。如泰国刑法定义为恐吓取财罪。阿尔巴尼亚刑法定为勒索罪。与我国司法实践认为此类行为不构成犯罪大不相同。

五，以侵犯甲的人身权为手段，当场获取乙的财物是否构成抢劫罪

实际情形中，常出现如下情形：甲已同行，丙对已施以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逼迫甲当场交付财物。甲恐已的人身遭到伤害，被迫当场交付财物。

对这样的行为，有人认为应定为绑架勒索罪。但绑架勒索罪具有空间的位移特征。行为人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指定时间地点要求他人交付财物。案例中这样当场暴力胁迫取财的行为更符合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从民法角度理解，甲因已处于人身危险境地而向甲交付财物后，就产生了甲之于已的债权。因此，丙的行为，貌似侵犯了甲的财产权，实际上侵犯了已的人身权与财产权。而且，根据刑法规定，绑架勒索罪的最低刑期是十年有期徒刑。对类似丙这样的行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亦有过重之嫌。在快要结束本文时，笔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近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颇为流行的刑法谦抑性原则。刑法谦抑性，又称刑法的经济性或节俭性。这一原则要求对于某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只有在道德的、民事的、行政的手段不足以控制时，才将其在刑法中予以禁止。因为本文论述了许多实际情形存在且构成犯罪而司法实践并未视为犯罪的情形，所以是否有违这个原则呢？笔者认为，并不违背。这里关键要全面理解谦抑原则。这一原则固然包括了“非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现行刑法规定为犯罪，但社会危害不大，没有必要予以刑罚处罚的行为不再在刑法中加以禁止，又包括“犯罪化”，即通过立法把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道德和其它法律手段不足以控制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并予以刑罚处罚。“就非犯罪化而言，中国现行刑法规定的犯罪，虽然有个别可以废除，但主要的问题还不是非犯罪化，而是犯罪化。尤其是经济犯罪，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产生了大量的商品经济特有的犯罪，而这些经济犯罪在现行刑法中都没有规定，因而当务之急是予以犯罪化。”（5）

注释：（1）赵秉志主编《侵犯财产罪研究》，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56页

（2）参见陈兴良主编《新旧刑法比较研究——废、改、立》，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第117页

（3）赵秉志著《刑法总论问题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抢劫罪范文篇3

论文摘要：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停止形态，一直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理论争议。从司法实践看，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有存在的可能，但是对于这种预备行为，没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在满足时间、自动性、有效性三方面条件的情况下，转化型抢劫罪可以成立中止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应以是否最终取得财物作为标准，但对于具有加重构成的转化型抢劫罪，只要具备加重构成要件，不论是否取得财物，都成立既遂。

犯罪停止形态，是指犯罪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永久停止下来的各种犯罪状态。在刑法理论上，将犯罪停止状态区分为完成形态和未完成形态。前者是指既遂犯，后者则包括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按照刑法的规定，转化型抢劫罪是以抢劫罪来定罪处罚，普通的抢劫罪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那么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犯罪停止形态呢?如果存在，成立的条件或者判断的标准是什么?对此，刑法理论界还存在较大分歧和争议。

一、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犯的问题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预备形态，我国刑法理论界鲜有论及。现有的观点大都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犯罪的预备形态。其理由大致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是指已经着手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当场，才具备向抢劫罪转化的前提条件。如果说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只停留在犯罪预备阶段，即还没有开始着手实施实行行为，就不可能产生转化的情况。在先行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采取的抗拒抓捕等行为，其手段行为构成什么罪就按什么罪处理，但不构成抢劫罪。如果在后行行为处于预备阶段，只是因为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情况下，依据刑法典的规定，“当场实施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表明后行行为已经着手，其预备阶段因为不具备转化的客观条件，所以就不可能转化为抢劫罪。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先行的盗窃等行为作为转化型抢劫罪实行行为的一部分，从而将先行的盗窃等行为的犯罪预备阶段视为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阶段。但是，如果从转化型抢劫罪为身份犯的角度考虑，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并不等同于先行的盗窃(诈骗、抢夺)的预备行为。这是因为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无论处在何种停止形态上，其作用都是对主体附加一个作为转化前提的特殊身份。而着手实行行为的起点是行为人给予特定目的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在实行行为着手以前，行为人都可能为犯罪的实行作准备，而这可能是在先行的盗窃等行为未遂、既遂甚至中止之后。比如，甲入室盗窃，窃取财物之后准备离开，听到另一房间内有人起床，甲担心被抓，于是在房间内寻找可以用来行凶的器具备用，后因意志以外的原因停止下来。也就是说，行为人为可能发生的暴力、胁迫行为做准备的行为，并非一定是发生在实施盗窃等行为之前，也有可能是在实施过程之中或者之后。因此，从行为样态上看，并不能完全否认转化型抢劫罪预备行为的存在。但是对于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是否有必要将其作为抢劫罪的预备犯进行处罚，却存在疑问。

对于这一问题，日本刑法学界在对事后抢劫罪进行研究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是以日本刑法第237条抢劫预备罪的规定是否适用于事后抢劫罪为切入点。日本刑法第237条规定：持有抢劫犯罪的目的，并做过此种预备的人处以两年以下的处罚。比如说，行为人企图行窃时，考虑到可能被人发现，为免除逮捕，准备刀等凶器以备使用，这种行为可以理解成是持事后抢劫的目的而所作的准备。于是，刑法第237条中所言及的“抢劫目的”中，如果包含事后抢劫目的的话，行为人就构成了抢劫预备罪；如果不包含在其中的话，就可以否定抢劫预备罪的成立。对此，日本有判例(最高裁昭和54年11月19日决定·刑集33卷7号710页)持肯定观点，认为“刑法第237条‘抢劫目的’中，包含有刑法第238条中规定的以准抢劫为目的的情况”。在理论界，支持判例的肯定说占大多数，但认为事后抢劫的目的并不成抢劫预备罪的否定说也有相当的影响。肯定说与否定说从条文的位置、目的确定性、与身份犯之关系等方面，提出各自的理由。这些观点不乏可供参考之处，但仅从这些方面看，还很难说哪种观点更具优势。

究竟采取何种立场，笔者认为，关键取决于转化型抢劫之预备是否具有与普通抢劫预备同等的可罚性。预备犯因为对法益具有一定的危害性，所以应该遭到处罚。抢劫预备不过是暴力预备、胁迫预备，但是由于它的目的在于夺取财物，所以它便对财产法益产生危害，这可以理解为其可罚性的基础。而转化型抢劫的预备(如准备凶器)，不过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并不是为夺取财物而准备。因此，准备凶器行为，也不能说是对“财物”产生危害。即使是为窝藏赃物，为“强行占有”所作的准备和为“确保占有”所作的准备之间，在对法益侵害的因果力这一点上，两者相隔甚远，很难说两者具有同等的可罚性。因此，从实质上考虑，否认转化型抢劫罪之预备犯的成立，更为妥当。

二、关于转化型抢劫罪中止犯的成立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作为一种故意犯罪，行为人能够故意实施，就有可能“自动放弃犯罪”，因而犯罪中止形态有存在的可能。不过，由于转化型抢劫罪具有转化性、行为的复数性等特征，其中止犯的成立有一定的特殊性。如前文所述，转化型抢劫罪的预备行为不具有可罚性，因此不考虑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那么就可以推断出，转化型抢劫罪只存在犯罪实行阶段的中止犯。转化型抢劫罪中有两个行为，如果停止只是先行行为，则成立盗窃、诈骗、抢夺罪的中止；如果停止的是作为实行行为的暴力、胁迫行为，就有可能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中止犯。但中止犯的成立，必须有两个前提：其一，行为人并没有最终取得财物；其二，行为人的后行行为尚未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因为一旦行为人取得财物或造成他人重伤或死亡，就已经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而不可能成立犯罪中止。转化型抢劫罪中止犯的成立条件，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时间条件

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不同于一般情况下的犯罪中止，不存在犯罪预备阶段的中止和犯罪结果发生之后的中止，其中止的成立只能发生在后行行为的实行阶段，也就是只能发生在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过程中。这是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犯罪中止的时间条件。应当注意，不能把行为人当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后自动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情况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因为此种情形中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行为全部实施完毕，已经齐备了此罪的构成要件，犯罪已经既遂，不符合犯罪中止的时间条件。但是这种自动恢复原状和赔偿损失的情况可以作为酌定情节，在量刑时给予考虑。

(二)自动性

要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中止，必须具备自动性条件，即行为人的主观内容是自愿放弃非法占有他人财物或者抗拒抓捕、毁灭罪证的意图，客观上停止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的实施。行为人自认为能够将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实施完毕，出于本人的意愿，而不是出于外界的压力或自身能力的限制而中止的，就具备了转化型抢劫罪犯罪中止的自动性条件。

(三)有效性

在转化型抢劫罪实施过程中，犯罪未实行终了行为人就主动放弃了犯罪，并且以后也不再继续实施，这种放弃意味着行为人主观上真正地完全抛弃了犯罪意图，客观上彻底终止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而不是暂时中断，伺机再犯。

三、关于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

对于转化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未遂犯，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议。部分学者认为转化型抢劫罪不存在未遂犯。如有学者将转化型抢劫罪视为行为犯，认为只要犯罪嫌疑人当场使用了暴力或胁迫，就可以认定为实施完毕并既遂，不存在未遂的情形。但是大多数学者则认为，作为财产犯罪，转化型抢劫罪同普通抢劫罪一样，存在未遂形态，需要研究的是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标准问题。对转化型抢劫罪既、未遂的判断标准，综合国内外刑法理论界，主要存在以下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转化型抢劫罪只有在盗窃既遂的场合才能成立，其既遂、未遂的标准，应该根据盗窃者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是否达到防止所窃财物被他人夺回的目的而定。如果财物未被他人夺回(目的已达到)，那就是既遂。如果已被夺回(目的未达到)，则是未遂。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基本犯罪既遂者，才可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这是不符事实的。因为基本犯罪未遂者虽不可能出现为防止所盗财物被夺回而采用暴力、胁迫的问题，但为免受逮捕、毁灭罪证、窝藏赃物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则完全有可能发生，这当然也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以暴力、胁迫行为本身作为认定既未遂的标准。只要基本罪犯人基于刑法规定的三种目的而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即使基本犯罪是未遂，转化型抢劫罪也算是既遂；只有着手实行暴力、胁迫而未遂者，才能视为抢劫罪未遂。这种观点忽视了转化型抢劫罪的本质是以财产权为主要客体的贪利犯。如果以是否侵犯人身权利作为标准，不免有本末倒置的嫌疑。而且按照这种观点，本罪不可能存在未遂的情形。

第三种观点认为，以基本犯罪的既遂还是未遂，作为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未遂的标准。即基本犯罪既遂后，转化为抢劫罪也是既遂；基本犯罪未遂，则转化为抢劫罪也是未遂。这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缺陷。首先转化型抢劫罪是身份犯，它的实行行为是暴力、胁迫行为，以实行行为前的行为来决定转化犯罪的既未遂，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持。其次，盗窃既遂之后，行为人为防止财物被夺回而当场实施暴力，但财物还是被夺回，若按既遂处理，也不合理。因为在普通抢劫的场合，最终未得到财物，一般只能算是未遂；而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不免有失公允。

抢劫罪范文篇4

【关键词】：加重型抢劫罪；加重情节；法律性质；未完成形态；刑罚裁量

【正文】

一、加重型抢劫罪的含义

抢劫罪根据有无加重情节和加重处罚可以分为普通抢劫罪和加重型抢劫罪两种类型。因此，所谓加重型抢劫罪，是与普通抢劫罪相对而言，指行为在符合普通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基础上，因具有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而使其法定刑升格的情形。从《刑法》规定看，抢劫罪的法定刑存在两个档次。我们把适用第二档次的具有八种加重情节之一的抢劫罪称为加重型抢劫罪。虽然《刑法》对加重型抢劫罪规定了独立的刑罚单位，但司法实践中在罪名上与普通抢劫罪是没有区别。

就加重因素来看，八种加重情节中：入户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属地点加重情节；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和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是对象加重情节；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属结果加重情节：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是数量、数额加重情节；冒充军警人员抢劫、持枪抢劫是手段加重情节。

二、加重情节的法律性质和在刑罚裁量过程中的作用

对于加重情节的法律性质，主要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加重情节是在犯罪构成之后考虑的情节,是量刑情节；第二种观点认为,加重情节虽不是普通犯罪基本构成所必须具备的情节,但它是该罪的加重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要件。

本人赞同第二种观点。本人认为：前文所述八种加重情节的法律性质，是加重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即适用263条第二档刑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犯罪行为既、未遂之判断上，应将加重情节与基础构成要件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判断；不应仅作为加重条件将其与基本构成要件，分离单独判断。

所谓量刑情节,指定罪情节以外的,表明行为社会危害性程度和行为人人身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决定在相应法定刑的幅度内或以下,对犯罪分子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犯罪构成要件与量刑情节是两个功能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的功能是决定能否成立犯罪以及区分重罪与轻罪,此罪与彼罪,而量刑情节的功能则是在定罪前提下,并在相应法定刑的范围内或以下,决定从宽从严处罚或免除处罚,它只是一个单纯的量刑问题,不涉及犯罪构成的变化。

加重情节之所以是一个构成要件而并非是单纯的量刑情节或加重处罚条件就在于它表征着罪质的变化。刑法中规定的犯罪构成要件反映的是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对犯罪行为质与量具体确认的规格和标准理论上,我们可以把犯罪构成要件分为质的构成要件和量的构成要件。质的构成要件区分此罪与彼罪的规定性,量的构成要件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规定性,两者的结合才能完整地说明行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准确地认定犯罪[1]。

本人认为：相同的犯罪，加重型犯罪较普通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有质的不同。是否有加重情节则是衡量该罪行社会危害性的大小的重要标志。在具体案件刑罚裁量中，加重情节成为选择法定刑档次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三、加重型抢劫罪是否存在未完成形态

对于加重型抢劫罪是否有未完成形态。主要存在以下两种对立观点：肯定说与否定说。否定说认为加重型抢劫罪不存在未完成形态，对于具有《刑法》第263条规定的八种情节之一的抢劫罪，属于结果加重犯或情节加重犯，无论财物是否抢到手，都应认为成立抢劫既遂[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采纳了肯定说，认为八种处罚情节中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这一结果加重情节之外，其余七种处罚情节同样存在既遂、未遂问题。

该《意见》第十条规定“抢劫罪的既遂、未遂的认定：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又侵犯人身权利，具备劫取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两者之一的，均属抢劫既遂；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属抢劫未遂。据此，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处罚情节中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这一结果加重情节之外，其余七种处罚情节同样存在既遂、未遂问题，其中属抢劫未遂的，应当根据刑法关于加重情节的法定刑规定，结合未遂犯的处理原则量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未提及加重型抢劫罪是否存在犯罪预备、中止这两种未完成形态。本人认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八种处罚情节中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这一结果加重情节之外，其余七种处罚情节理应同样存在犯罪预备与犯罪中止。

四、刑罚裁量应注意问题

对于具有加重情节的犯罪分子适用刑罚时，应在《刑法》第263条规定的第二档法定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基础上，遵循罪刑相适应的量刑原则，综合考虑犯罪终止的形态、实施犯罪的动机、手段、犯罪过程、对人身及财产的危害后果、有无自首、立功及其他情节，在刑法规定的由轻到重的法定刑幅度内，裁量确定对行为人适用的刑罚。其中死刑只是用于罪刑及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只有在适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仍不能做到罪刑相适应的情况下，方适用死刑。根据司法实践，对抢劫犯罪分子适用死刑，主要针对有下列严重情节的案件[3]：

（1）抢劫致被害人死亡的；

（2）致被害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致两人以上重伤或多次抢劫致人重伤的；

(3)抢劫数额特别巨大，且系入户抢劫在交通工具上抢劫，抢劫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

（4）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数额巨大，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5）具有刑法第263条规定八种情节之一，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的。

具备上述严重情节的抢劫案件，对行为人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还应考虑使用暴力手段的残酷性及造成人身伤害后果的严重程度。离开了暴力里手段特征，就失去了抢劫罪与其他侵犯财产罪的本质区别，就丧失了重刑应有的警戒和威慑作用，甚至产生副作用。因此，对普通抢劫犯，没有造成人身伤害的一般不适用死刑。

【注释】

[1]张勇：《犯罪数额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

[2]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赵秉志执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555页

[3]参见熊选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实施中疑难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页.转引自杨子良、路金栋主编:《刑法适用与审判实务》，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7月版，第445页。

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263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财物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入户抢劫的；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抢劫罪范文篇5

[关键词]盗窃罪；抢劫罪；转化抢劫罪

前言

关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的条件的认识和理解上，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存在巨大争议。[1]这种争议不仅停留在学术界，而且在司法实务界也非常普遍。虽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处理这一问题作出了诸多批复和司法解释，但是迄今依然没有得到妥善解决。本文选择几个争议问题略谈一己之见，以求教于大方之家。

一、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

（一）学术分歧

在这一问题上，立法部门、司法部门和学术部门均有不同的观点。[2]分歧在于，立法部门与司法部门的有关解释并不完全一致。按照“两高”的司法解释(《关于如何适用<刑法>)第153条的批复》)，被告人实施盗窃行为，虽未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窝藏赃物、抗拒逮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严重的，可按照抢劫罪处罚。而立法部门认为，“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犯‘盗窃罪’，即不仅实施了盗窃行为，而且已构成犯罪”。[3]对此，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即盗窃财物尚未达到“数额较大”标准，只要暴力抗拒行为情节严重的就可以按照抢劫罪论处。[4]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对此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光考量“数额较大”问题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应当具体看被告人行为的表现形式。如果是“秘密窃取”则应当构成盗窃罪，如果该行为脱离了前述范畴，而转化为“公然夺取”则应当认定为抢劫罪。[5]

事实上，对于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中的“数额较大”问题是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的现象，即只要改变观察的角度就会发生不同的观察结果。因此，争议也就在所难免。故而，纯粹对这一问题做个别理由上的阐释将始终无法跳出学术论辩上的“死循环”怪圈。笔者以为，关键的问题是要选择一个判定标准。

（二）构成要件标准：问题的解决之道

笔者认为，判断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与否这一问题，必须得看两罪的构成要件。在盗窃罪的犯罪构成要件中主要有四个方面要格外注意：（1）犯罪行为人主观方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动机）；（2）犯罪行为人是“秘密窃取”他人财物（行为）；（3）认定的数额较大（赃物、赃款条件）；（4）犯罪行为破坏了社会秩序和他人的财产安全（侵害的客体）。只要满足这几个条件就是构成盗窃罪。同理，盗窃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行为，实际上并不因“数额较大”一个问题而显得格外重要的。按照我国刑法理论，同样也得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至于有的学者认为，既然前罪不构成，又谈何转化为后罪呢？

事实上，这是一个学理上的误解。理由在于：首先，我国《刑法》第269条并没有规定此种情形只能定盗窃罪、诈骗罪或抢夺罪。其次，该条的法律规制精神指向在于惩治“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最后，如果人为的中断转化链接，势必造成有人以行盗窃之名而为杀人之实的法律规避行为。届时，社会必须为此种法律漏洞付出惨痛的代价。

二、盗窃罪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

这一争议是由实务界引发的。有一则案例，五人合伙盗窃，被告人与其他两名同伙以按摩为名将被害人（按摩店主）引开。盗窃得手后，实行人员逃离，而店主揪住被告人不放。被告人为逃脱而殴打店主，致其轻微伤二级。后来其他四个投案自首，且不够“数额较大”条件而未被起诉。但是被告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则引发了争议。

（一）学理分歧

对于上一问题，学术界存在三类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应定抢劫罪。理由是，虽然被告人未直接实施盗窃行为，但是构成了共同盗窃；而且其随后为抗拒失主的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并造成失主受伤的后果，符合转化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抢劫罪论处。[6]另一种意见认为，《刑法》第269条实际上规定了两个硬性条件，即只有当前一行为构成盗窃罪才能转化为后一犯罪提供条件。“也就是说构成盗窃罪等罪名是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7]不过，也有学者持其他意见，即盗窃非实行人员是否转化为抢劫罪要看具体情况而定。在本案中，被告人与其他行为人一样，并没有构成盗窃罪，而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从而就不存在一个转化问题，从而也就不存在“为抗拒抓捕而当场使用暴力”的情节，从而不构成犯罪。[8]直言之，被告人的行为也只是构成一般违法，而不涉嫌犯罪。

笔者以为，上述三种意见均存在不当之处。理由在于，判断盗窃犯罪行为是否成立并不是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意图所在，而是后来司法机关适用法律认定的结果。如果用司法机关后来的推断来代替行为人的主观意图则违背了刑法上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由此，无论上述三种意见如何，均不符合刑法之基本原则。

（二）行为性质：问题的判断准则

笔者以为，上述问题学术界之所以争议重重，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犯了先入为主的观念错误。因为只要谈到盗窃中使用暴力就主观联想到转化抢劫犯罪。从哲学上来讲，外在的客观存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个体的一种主观命令。换句话说，个体是很容易受外界客观存在因素的影响的。转化抢劫罪的法律规范就容易导致此种误导。

正如上文所言，在判断盗窃是否转化为抢劫罪这一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标准就是看两罪各自的构成要件。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的，就定盗窃罪；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的就定抢劫罪；如果既符合盗窃罪构成要件，又同时符合抢劫罪构成要件，就应当按照《刑法》之269条定抢劫罪。在盗窃非实行人员暴力抗捕这一问题上，也应当看该非实行人员行为的性质。笔者以为，上述行为不应当构成抢劫罪。理由在于：

第一，被告人不具有“情急转化”的情节。实际上，我国《刑法》第269条之所以把“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定为抢劫罪，是为了从法律上遏制前一事态的失控，而发生性质上的转化，即从非暴力犯罪转化为暴力犯罪。故而，“情急转化”是其立法所要求的情节之一。本案中，被告人并非情急抗捕，因此不具有刑法上所要求的必备情节。

第二，被告人行为不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因为行为人不是为了获取财物而施以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

三、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

（一）学理争议

对于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学术界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这是两个独立的犯罪，不存在转换问题。理由在于，第一，盗窃行为已经实行终了，不具备刑法上之转化为抢劫罪的转化条件。第二，以暴力解救同伙不是抢劫行为，因为抢劫的是人，不是财物，不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9]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的行为构成抢劫罪。理由在于，暴力解救同伙的是行为人盗窃未遂主观意图的继续，而不是终止之后的另一个独立的犯意。[10]

笔者以为，上述学理争议并没有完全领悟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之立法精神原意，从而在性质判定上始终出于摇摆不定的状态。

（二）个别处理：问题的解决标准

在盗窃后以暴力解救同伙是否构成抢劫罪问题上，实际存在多种可能性。比如有盗窃行为终了后暴力解救同伙的行为；也有盗窃未实行终了而解救同伙的行为；还有盗窃与解救行为同时进行的情形等等。因此，对问题的判断不能以偏概全。

笔者以为，这一问题的判定还得看具体情况，做个别化处理。如果盗窃行为人之盗窃行为终了，则是分别成立两个犯罪行为，即盗窃罪和抢劫罪，应当数罪并罚。如果盗窃行为还没有实行终了，则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如果盗窃数额或其他情节未能达到盗窃罪标准，而且行为人同时又有暴力抗捕的行为的（包括以暴力解救同伙情形），应当直接定抢劫罪。

综上，在盗窃罪转化为抢劫罪问题上，虽然我国学术争议纷纷，但是问题的实质在于学者们没有具体把握好两罪各自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是过于关注个罪的个别情节，以致于失之偏颇。本文以为，对任何犯罪行为的定性都得依据犯罪构成要件来具体对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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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褚明君.盗窃转化为抢劫是否必须达到数额较大[J].阮荣富、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编.检察实务探索与思考[C].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66.

[3]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编.刑法释义[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184.

[4]陈兴良.刑法全书[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166.

[5]刘刚.盗窃案件中检察院和法院定罪分歧研究[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1）：11.

[6]周忠明.盗窃罪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J].张穹.人民检察院检控案例定性指导（第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02.

[7]周忠明.盗窃罪非实行人员为逃脱使用暴力是否构成抢劫罪[J].张穹.人民检察院检控案例定性指导（第2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203.

[8]罗素君.浅析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前提条件[J].法制与社会，2009,(31)：164.

抢劫罪范文篇6

[内容提要]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其他对人身强制的方法，当场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侵犯财产罪首罪－－－抢劫罪，它是一种严重侵犯人身权利、财产权利，对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且系多发犯罪，历来为我国刑法重点打击。由于其在实践中具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因而给罪行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对抢劫罪的认定和处理，存在许多争议的地方给法律的正确适用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抢劫罪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认定和严厉惩治抢劫犯罪。本文从抢劫罪的概念和构成特征以及对“入户抢劫的”定性和“携带凶器抢夺”定性入手，理论、相关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正确理解抢劫罪的构成特征，是认定抢劫罪的关键；认定入户抢劫的前提是行为人为实施抢劫或出于其它动机、目的，而非法入户的；要准确定性携带凶器抢劫，还必须与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来进行确定。

引言

抢劫罪是一种多发性的犯罪，它不仅侵犯财产权利，还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是侵犯财产罪的首罪。本文试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就抢劫罪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和研究，以利于司法实践。

一、抢劫罪的概念

研究抢劫罪，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抢劫罪，抢劫罪的概念是什么?

笔者认为，认定抢劫罪时，应当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原创：第二，行为人必须采用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威胁或者其他对被害人进行强制的方法；第三，行为人必须有当场夺取财物的行为。据此，可以将抢劫罪定义为：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其他对人身强制的方法，当场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二、抢劫罪的构成特征：

1．犯罪客体特征

抢劫罪的犯罪客体，也就是抢劫罪所侵犯的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权益。犯罪客体的性质决定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心理态度（即主观罪过）与犯罪行为。抢劫罪由其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其犯罪客体表现为双重客体，即抢劫罪既侵犯公私财产权利，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2．犯罪客观方面特征

抢劫罪在客观上表现为，对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或者其他在场人当场实施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相胁迫或者采用其他当场侵犯人身的方法，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当场夺走财物的行为。其中，侵犯人身的行为是抢劫罪的手段行为，侵犯财产的非法得财行为是抢劫罪的目的行为。

“暴力行为”是抢劫罪最常用的手段行为方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施加于人身的强力打击和强制行为，还包括捆绑、强力禁闭、扭抱、殴打、伤害直至杀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现形式。抢劫罪的暴力行为必须是当场实施的，而且是被作为当场强行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手段行为加以实施的。这种暴力行为指向的对象，一般是财物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只有向这些人施加暴力，才可能进而非法占有财物；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暴力也可能施加于在场的与财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有某种亲密关系的人。关于抢劫罪的暴力手段是否包括故意杀人，实际上也就是抢劫罪中的“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杀人的问题，理论界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致人死亡，不包括故意杀人；第二种观点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致人死亡，包括过失或间接故意造成死亡，但不包括直接故意杀人；第三种观点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致人死亡，既包括过失或间接故意造成死亡，也包括直接故意造成死亡。2001年5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据此，抢劫罪的暴力手段包括故意杀人。只有在抢劫后，为了灭口而故意杀人的，才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并罚。

“胁迫行为”也是抢劫罪常见的手段行为方式。胁迫，是指对被害人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来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当场夺走其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胁迫行为具有以下三个特征：第一，胁迫内容的暴力性。刑法典第263条关于抢劫罪的规定里未载明抢劫罪的胁迫须以实施暴力相威胁，但是，结合刑法典第269条关于转化型抢劫罪即准抢劫罪的犯罪特点，对抢劫罪胁迫行为的内容只能理解为以实施暴力相威胁，我国司法实践也正是这样理解执行的。第二，胁迫行为实施的当场性。即胁迫是面对被害者直接发出的。只有面对被害者当场实施胁迫，这种胁迫行为才可能成为抢劫罪中当场非法占有财物的手段行为。如果胁迫不是当场面对被害人实施的，而是借助给被害人写信、让第三个向被害人转达等方式间接实施的，则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而不能构成抢劫罪。第三，胁迫内容付诸实施的当场性。至于被害人是否因其胁迫而惧怕甚至因此交出财物，对抢劫罪胁迫的成立没有影响。

“其他侵犯人身的行为”，是指暴力或胁迫以外的其他人身强制行为。抢劫罪的这种手段行为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这种行为是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这是抢劫罪所有手段行为的共性；第二，这种行为是犯罪人对财物的所有人或者保管人本人的人身施加暴力和胁迫以外的某种影响，使其失去反抗知觉或者反抗能力。从司法实践看，抢劫罪中其他侵犯人身的手段行为，可以表现为用药物麻醉、用酒灌醉、用催眠术、用毒药毒昏毒死等表现形式。

3．犯罪主体特征

抢劫罪的犯罪主体属于一般主体，即凡达到法定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抢劫罪。按照我国刑法典第17条第2款的规定，抢劫罪则从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开始，就应当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4周岁就可以构成抢劫罪的犯罪主体。这是因为，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在生理上和智力上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分辨大是大非和控制自己重大行为的能力，让他们对抢劫罪这样的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负刑事责任，是符合我国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实际状况和犯罪与刑罚的基本原理的，也是有力地惩治和防范抢劫犯罪的实际需要。

4．犯罪主观方面特征

抢劫罪的主观要件只能是直接故意，而且是以非法强行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构成原理，犯罪的客观表现受主观罪过的支配，各种最终追求犯罪非法占有财物结果的侵犯财产罪，其犯罪故意不但包含对这种最终犯罪结果的追求，而且也必然包含对犯罪手段、对犯罪行为的认识和选择。因此，不能笼统地讲抢劫罪在主观方面就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而应当将抢劫罪的犯罪目的准确地表述为以非法侵犯人身的方法强行占有他人财物，也可简述为以非法强行占有他人财物为目的。抢劫罪这种犯罪的直接故意有其内容特定而完整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其认识因素的内容是：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实施的行为包括非法侵犯他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行为，前者与后者表现为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其手段行为一着手实行就必然实际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其目的行为的顺利实施和完成必然发生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结果；其意志因素表现为：行为人决意去实施非法侵犯他人人身和公私财物的犯罪行为，追求对他人人身权利的侵犯和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结果的发生。

三、关于“入户抢劫”的认定

入户抢劫是我国刑法第263条规定的抢劫罪8种加重情形之一，对于入户抢劫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居民住宅直接关系到公民的生活安全，一旦遭到入户抢劫，不但会使公民在封闭条件下孤立无援，给被害人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也会使附近居民惊恐不安。这种犯罪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对入户抢劫给予严厉的打击是必要和适当的。

（一）、如何界定“户”的范围

所谓“户”，《汉语词典》解释“户”为：“门、人家，住户”，也就是私人住宅之意。很显然，“户”通常是指人们日常起居的场所。那么是否仅指公民居住的房屋呢？2000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1款规定：“刑法第263条第(1)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蓬、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动的行为。”从该解释来看，“户”是指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因此，入户抢劫的“户”有两个特征：第一，“户”是他人生活的住所，即是公民为生活而居住的场所，这一特征使得“户”与工作和学习以及其他的场所相区别，例如办公室、校舍、公共娱乐场所就不属于“户”；第二，“户”是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这表明“户”与外界是相对隔离的，指家人、亲戚、朋友出入的地方，而不是其他人可以随意出入的。

（二）、侵害对象是否必须是户内的家庭成员

认定入户抢劫，其犯罪对象是否必须是针对“户”的家庭成员，对此颇有争议。有观点认为，由于刑法对入户抢劫的打击重点侧重于保护“户”内家庭成员的人身、财产权利，故入户抢劫是针对“户”这一特定范围内所居住对象的身份而言。对此，笔者不敢苟同，以犯罪对象的身份属于家庭成员与否来作为构成入户抢劫的唯一要件不仅牵强，而且背离立法本意。其违背了我国刑法所保护的抢劫罪的客体的立法精神。抢劫罪和普通侵犯财产罪的重要区别在于，抢劫罪还侵犯了公民的人身权利，立法时将因受侵害场所的不同而拉开一般抢劫和入户抢劫的量刑档次，显然是侧重于考虑公民所受的心理恐惧程度的差异，而并不考虑被害人是否是该户的家庭成员。因此，界定入户抢劫的首要标志，应是针对“户”这一特定的环境对象，而非户内的居住对象。

（三）、对入户抢劫的认定是否限定为行为人入户之前即有抢劫的故意?

根据2000年1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进行抢劫的行为；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该解释肯定了入户之前必须要有抢劫的故意或者有盗窃的故意。那么，是不是行为人在入户之前只能有抢劫故意或盗窃故意，才能构成入户抢劫呢?对此，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构成入户抢劫，只能是行为人在入户之前有抢劫故意，或者入户前有盗窃故意而后转化为抢劫。如果行为人不是因这两种故意进入户内，而是后来临时起意，在户内抢劫的，仅是单纯的在户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户中抢劫是否认定为入户抢劫，关键要看行为人入户是违法入户还是合法入户以及入户的动机。即行为人如果违法入户，例如为实施抢劫、强奸、盗窃、诈骗、抢夺或者毁坏财物、流氓滋扰等而入户并实施了抢劫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如果以合法理由进入户内，临时起意，突发抢劫的，则不宜认定为入户抢劫。笔者赞同后一种观点。

四、如何定性“携带凶器抢夺”

刑法第267条第2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263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也就是按抢劫罪定罪处刑。原创：如何理解携带凶器抢夺，看法不太统一。分歧主要在以下两点：一是携带的凶器是否必须显露的在外。有的人认为凶器必须是能让人看见的，而有的人则认为只要携带了凶器，即使是藏在衣服、包内，也可以认定。二是凶器的范围。这里的凶器是仅指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呢，还是也包括其它具有攻击力的物件如木棒、石块等，另外如果公然携带可以乱真的塑料刀具的又应如何处理？

笔者认为，要准确理解携带凶器抢夺，必须结合抢劫罪的客观方面来进行。抢劫罪客观方面的特点是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它方法对被害人进行身体打击或身体强制，使被害人丧失反抗能力和不敢反抗。那么按抢劫罪定罪处罚的携带凶器抢夺也必须具备这一特点，即：使被害人受到精神强制而不敢反抗。因而判断是否是携带凶器抢夺，必须依据是否具有使被害人受到精神强制而不敢反抗的可能。把握了这一点，解决以上分歧也就不难了。同样，在理解凶器的范围时，如果携带的物件能人产生惧怕心理而不敢反抗、如武器、管制刀具、爆炸物、硫酸、毒蛇等，即使是实际无杀伤力的如未装上子弹的手枪、可乱真的塑料手枪塑料刀具，只要能使人产生恐惧心理，也应理解为携带凶器；如果携带的物件不能使人产生惧怕心理，不会受到精神强制的话，如携带小石块、小木块等，就不应按携带凶器处理。

结语：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关于抢劫罪，还会不断出现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只要我们牢固掌握和正确理解抢劫罪的特征，并结合刑法理论和相关规定，认真进行研究，就能够准确认定和处理抢劫犯罪，以保证法律的正确实施。

主要参考资料

高铭暄：《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秉志：《侵犯财产罪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t998年版。

张国轩：《抢劫罪的定罪与量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1年版。

梁根林：《刑法分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

浅谈抢劫罪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或者其他对人身强制的方法，当场夺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抢劫罪范文篇7

论文关键词：抢劫罪加重情节转化型

转化型抢劫罪涉及到转化前的犯罪行为和转化后行为和转化的条件。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

0引言

抢劫罪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本文着重对抢劫罪的加重情节进行了分析，从各个加重情节中争议较多的问题入手，对一些认定加重情节的关键词语进行了明确的解释，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用具体的事例阐述了抢劫罪的各个加重情节。本文从司实践出发，根据刑法学有关理论，结合有关学者的观点，将重就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有关情节，作一个论述，谈一些看法，以期有益于司法实践的准确适用。

1．引言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了抢劫罪的八种法定加重情节，它们既有因情节加重的，也有因结果加重的。对于这些加重的犯罪，我国刑法规定了比一般的抢劫犯罪处罚更加严厉，体现了这八种情节对社会的危害性和依法惩处的重要性。本文深入探讨了这八种情节的具体认定。并对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进行了论述。

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当场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抢劫罪的犯罪客体，也就是抢劫罪所侵犯的为我国法律所保护的权益。犯罪客体的性质决定于主客观相统一的犯罪心理态度（即主观罪过）与犯罪行为，抢劫罪由其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其犯罪客体表现为双重客体，即抢劫罪既侵犯公私财产权利，又侵犯公民人身权利。这是由该罪的主观罪过和客观犯罪行为的内容与特点所决定的。同时其中公民财物的财产权利是双重客体中的主要客体。这是因为，其一，我国刑法分则把抢劫罪归类为侵犯财产罪一章中，说明其主要的客体是财产权利；其二，抢劫犯罪的最终目的是占有财物，侵犯人身权利是由侵犯财产权利派生出来的，并为后者服务的，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其三，就抢劫罪的基本构成而言，只有实际占有了公民财物，视为犯罪既遂。否则，虽然实施了抢劫行为，但未占有公民财物，只能构成未遂。抢劫罪的加重情节是指抢劫罪的加重犯、转化犯及准抢劫犯形态。其中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涉及的八种情节主要是结果加重犯和情节加重犯，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第二百六十九条涉及的是准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类型。

2.对抢劫罪加重构成情节的理解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对抢劫罪规定了七种加重情节和一种加重结果，对于这几种加重类型下面分别予以分析：

2.1入户抢劫

“入户抢劫”是抢劫罪的情节加重之一，是指行为人用各种非法手段进入公民家中实施抢劫的行为，入户抢劫是近年来抢劫罪中的常见多发情形。入户抢劫的社会危害远远大于一般的户外抢劫，入户抢劫的危害辐射公民家庭生活的整个领域，户内所有在场的人极其财产，都构成了抢劫的对象，都有可能受到犯罪的侵害，同时，行为人入户抢劫时对于受侵害人来说，其处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内，对突然遭受的侵害没有预见性，也不易于寻求外援，故而该犯罪的危害性较大。“户”是公民安身立命，抵御灾害的前后屏障，是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所，如果在自己的住所内都不能保证自己的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也将消失殆尽，入户抢劫在侵犯公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同时，亦侵犯了公民的日常生活隐私权。

2.1.1“户”的概念及特征。“户”是指居民生活的私人住宅，包括住室、庭院但并不包括其他场所，如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办公楼、学校、旅店、饭店、客房、公共娱乐场所等，不应当介入“户”的中概念中，否则，有悖立法原意。在衡量一处所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户，应考虑该处所是否足以提供权利保障以及秩序的安定感。因此，法律意义上的“户”是指长期或固定生活、起居或者栖息的场所，居民住宅是“户”的典型，包括封闭的院落、渔民作为家庭生活场所的渔船、牧民居住的帐篷、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等。其他场所，如在实际功能和心理感觉上存在与私人住宅相同之处，也应将其视为“户”，对于公共场所，由于并不存在这种特征，不应认定为户。“户”具有如下几种特征：

“户”具有特殊性。“户”是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场所，通常被视为公民最终并且往往最为依赖的权利所存在的处所范围，尤其是在人身和财产权利的保护中，该概念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入户”不能仅理解为进入住宅房间或者室内。对于抢劫独门独院居民住宅的，只要行为人进入了住宅院内，也应视为“入户抢劫”。对于“户”的侵犯，往往使被害人对社会秩序的信赖和安定感丧失，这是刑法典将户作为加重情节的理由之一。

“户”具有封闭性。“户”一般相对封闭，在安全防范上具有一定的措施和保障，入户作为加重情节也正是因为此种处所，被害人往往孤立无援，易受到侵害且因不敢反抗或反抗力度不够，使犯罪人目的更易得逞，这是入户的社会危害性的客观表现，也是法律对户进行特别保护的根源。因此认定入户，以行为人进入一个相对封闭区域为限。公共场所恰恰并不存在这种封闭性，因而也不适于认定为“户”。在实践中，也不应简单地认为只有进入室内才能认定为入户，例如在独门独院的住所中，只要进入住宅院内，即构成入户。

2.1.2入户抢劫的分类。入户抢劫又可分为典型的入户抢劫和转化型的入户抢劫。

典型的入户抢劫即当场以暴力行为、胁迫行为和其他侵犯人身的行为外，还须认定入户与抢劫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入户抢劫和在户抢劫的区分问题。在此，抢劫故意的形成应当先于入户行为，入户无非是抢劫的预备行为，行为人入户的目的就是抢劫。单纯的没有抢劫目的并且是以合法目的进入户内，后因其他原因在户内实施抢劫，仅是单纯的在户抢劫，不应认定为入户抢劫，但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在户抢劫转化为入户抢劫，即入户前先有盗窃等犯罪意图，后被发现在户内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犯罪构成要件，应认定为入户抢劫。只要行为人在户内实施暴力相威胁的则按一般犯罪论处，而对那些在主观上具有能偷就偷，能抢就抢，犯罪观念的行为人被发现后，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因其主观上有入户抢劫观念，应视为入户抢劫，对只偷不抢的行为人，不应该按入户抢劫罪处理。

转化型入户抢劫是指犯盗窃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因为盗窃罪要求数额较大，构成转化型入户抢劫是否也要求其盗窃行为构成犯罪？对此现有多种观点，我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盗窃的故意和行为，不必须构成犯罪，这样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同时也不至于放纵某些行为。因此，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入户盗窃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所取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入户抢劫的可能。当然，如果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客观条件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所谓当场是指行为人实施入户盗窃行为的现场即“户”内。这与其他转化型抢劫不同，地点只能限定在户内。其它转化型抢劫不仅包括现场，还包括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现场。如入户盗窃后刚离开户，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则属于一般抢劫。

转化型入户抢劫的主观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非法获取财物。窝藏赃物是指保护已经非法取得的财产不被夺回，而并非是指隐匿赃物；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人员的强制措施以及一般公民的扭送等；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施盗窃行为的证据。

2.2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

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电车、大中型出租车、客运列车、客运轮船、客运飞机等正在运营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刑法将“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确定为一种情节严重的犯罪给予惩罚，其立法原意就在于这类犯罪的受害人往往为不特定的多人即使侵害的对象为特定的个人二个人，也会直接威胁到同一乘坐交通工具的其他人，因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不仅危害了公民的人身财产权利，还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影响了人民群众的安全，同时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受害人的避让，积极防卫，均受到一定客观条件的限制，犯罪分子往往更易于得逞。因此，此类犯罪的危害危害性更大，远远地超过一般的抢劫犯罪。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备以下几种特性：

公共性。公共交通工具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服务对象的范围而言的，必须具有公共性。公共即指该交通工具是供不特定人或者多数人使用。而认定公共交通工具，必须要看其是否服务于全社会不特定的人员，也就是说这种交通工具对所有不特定的人员都有运输的义务，全社会不特定人员都有乘坐使用的权利。

客运性。公共交通工具是针对承运对象而言的，必须具有客运性。这里所指的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抢劫的交通工具必须是担负旅客承运任务的，或以旅客运载为主的公共交通工具，排除了专门运载货物的货车、货船、货运飞机等货运公共交通工具。

运营性。公共交通工具必须具有运营性。所谓运营性是针对侵害行为实施时公共交通工具的状态而言的。也就是说，认定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看该交通工具是否处在运营状态。运营状态的公共交通工具处于高度危险状态，乘客处于其中，对犯罪行为的抵抗意志及抵抗条件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公共交通工具往往载客较多，在它上面实施抢劫，一则说明抢劫犯的主观恶性较大，胆敢在公共场合抢劫；二则因公共交通工具正在行进途中，可能给公共交通工具上的旅客、司机、乘务员等多人造成人身或者财产上的重大损失甚至危及交通安全，因而在交通工具上犯的抢劫罪较一般场合的抢劫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这也是刑法将其列为加重情节，提高量刑的原因之一。但是，在出租车上对司机的抢劫与这一规定的立法精神不尽符合，因为，此时的侵害对象是特定的个人，不直接危害其他人及公共安全，无论从对象手段还是结果等方面都与其他场所针对特定个人的一般抢劫，有实质性的区别。因此，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小。对这些犯罪分子一律处于10年以上的重刑，就会明显导致过量投入。严重违背罪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当包括行为人其本身就在该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实施的劫，也包括行为人在途中对交通工具加以拦截，而未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把对运行途中的公共交通工具拦截，也视为对“公共交通工具的抢劫”的主要针对当前日益猖獗的车匪、路霸行为而言，这是符合司法实践的需要，且不违被立法原意。

2.3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

这里的“银行”既包括国有银行，也包括民营银行和外国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银行；“其他金融机构”是指银行以外的依法从事货币资金的融通和信用的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但上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单位，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抢劫对象，能够成为抢劫对象的只能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财物。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实际上只是限定了抢劫行为实施的特定区域范围。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承担着货币的发行与回笼、存款吸收和贷款发放、现金流通和转帐结算、金银外币、有价证券的买卖等多种任务，是国家动员和分配社会闲散资金的必经渠道，又是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环节。抢劫银行或者金融机构的行为一旦得逞，抢劫的钱物数额往往非常巨大，且常伴随着严重的暴力行为，社会危害性极为严重。

抢劫银行或者金融机构是指行为人侵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在建筑物内对其财物进行的抢劫。也应将抢劫银行正在行驶中的运钞车中资金的行为包括在内。此行为按本文加重情节论处应具备的前提是：行为人对于被抢劫对象是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具有特定的明知，这一明知无论是发生在抢劫之前还是发生在抢劫过程中均可；行为人抢劫目的或者对象是车内资金，而非运钞车辆本身。

如果行为人不知是运钞车而误当一般财物进行抢劫的，应按对象认识错误的原则处理，除符合其他严重情节的条件的情况(如抢劫数额巨大、抢劫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外，不得视为情节严重的抢劫罪。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特定财物而实施抢劫的，不论其实际上抢劫数额的多少，均应作为抢劫罪的严重情节处刑，以体现立法对之从严惩治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资金等。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2.4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

多次抢劫是指抢劫三次以上，对于抢劫犯中的惯犯、屡犯来说，由于其多次犯罪，除了主观恶性大之外，对社会治安秩序造成严重威胁，有时尽管实际抢劫到的财物数总额可能并不大，但严重影响社会的安宁，社会危害性很严重，因而多次抢劫的，作为抢劫罪的严重情形之一处罚，但他并不以每次抢劫行为已经既遂为前提，只要多次抢劫行为是在刑法规定的追诉时效期限内即可。抢劫数额巨大，是最严重的一种侵犯财产罪，行为人将数额巨大或者特别巨大的财物作为抢劫目标，只要实际抢劫所得达到巨大标准的，以抢劫罪论处。“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参照各地确定的盗窃罪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执行。对于行为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抢劫目标但所抢数额客观上未达到巨大或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抢得财物的，应按其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量刑或按抢劫数额巨大的未遂犯处罚。对抢劫博物馆、重要文物的，应作为抢劫数额巨大处理。其抢劫的财物的数额大小，反映出抢劫行为对公私财物所有权的危害程度，从一方面决定着抢劫罪的轻重。因此，抢劫数额巨大，应当作为抢劫罪的一种严重情形。

2.5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

这里所说的致人重伤、死亡，是指行为人在抢劫过程中，因使用暴力或者其他方法（采取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而直接导致被害人重伤、死亡。作为结果加重犯，还包括过失致人重伤或者过失致人死亡情形，这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受到认可。其特征在于：①客观上出现了致被害人重伤、死亡的结果；②这种重伤、死亡的结果是由抢劫的暴力或者其他方法等手段行为所直接造成的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③行为人对这种严重结果的发生在主观上有罪过，一般是过失，但也可以是间接故意，甚至直接故意杀人。由于存在着暴力的手段、行为，因此，故意重伤也被包容其中。

应当指出的是，“抢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人在内，并不意味着凡杀人取财或取财杀人的行为都定抢劫罪而从重处罚。作为“抢劫致人死亡”中的故意杀人行为，仅限于将故意杀人作为抢劫财物的手段而当场实施并当场抢走财物的行为。对以下三种情况，则不应按抢劫罪论处：(1)行为人为谋取被害人的钱财而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定故意杀人罪，这种图财杀人与抢劫中的杀人有两点区别。一是图财杀人是为了事后取得被害人财物，而抢劫杀人是在杀人当场取得财物，二是图财杀人既可图谋动产，也可以是图谋不动产，而抢劫杀人一般只能侵犯动产；(2)如果行为人在抢得财物后，出于灭口、报复或者其他动机将被害人杀死的，应定杀人罪，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3)出于贪财以外的其他动机故意杀人之后，又起意占有死者的财物，应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

2.6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

所谓冒充，指通过着装，出示假证或口头宣称的行为向被害人，表明自己是军警人员，冒充军警人员。既包括不具有军警人员身份的人，冒充军警人员，也包括具有此种军警人员身份的人，冒充彼种军警人员，至于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否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骗，不影响对此法之情形的认定。军警人员是指军人和警察，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官（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其特征表现在：

2.6.1行为人抢劫时有冒充军警人员的行为表示。当遇到这种情形时，无论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骗，都不影响这一情形的认定。这种情形应包括以下情况，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查处违法犯罪行为，如查处、、吸毒、走私行为等。行为人冒充军警人员的身份虽然对其侵占非法财物，如赌资、违禁品、违法所得等犯罪目的的实现具有一定作用，但是获取财物的主要手段是凭借当场实施的暴力或者暴力胁迫，对方交出财物或者任其抢走财物有误认其为军警人员的因素。

2.6.2被害人已怀疑行为人的身份，但惧怕行为人对其实施暴力。当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抢劫时，被害人已经对行为人的真实身份发生怀疑或看出系冒充时，但因惧怕其暴力行为，也不敢反抗。对此，冒充行为并不需行为人非法穿军警人员制服、配备军警械具，向被害人出示非法获得的身份证明等，只要具有假冒军警身份的行为，哪怕是口头表示，即构成该情节加重犯。

2.7持枪抢劫的

持枪抢劫是指行为人使用枪支或者向被害人显示持有、佩带的枪支进行抢劫的行为。枪支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所规定的以火药或者压缩气体等为动力，利用管状器具发射金属弹丸或者其他物质，足以致人伤亡或者丧失知觉的各种枪支。持枪抢劫的行为人主观恶性大，对公民人身权利包括健康权、生命权的威胁也很大，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持枪抢劫有两个特征要求：一是在法律规定范围内限定的武器。即行为人所持的枪支应当属于公安机关制定的有关枪支管理法中规定的枪支范围。二是应当有客观真实的要求。如行为人并未实际持有枪支，而是口头上表示有枪；或虽随身携带有枪支，但未持在手中，也未向被害人显示；或行为人以假乱真，手持仿真枪等，均不属于该情形。

持枪抢劫在客观上有可能给被害人随时造成人身生命安全的损害，将被害人置于现实危险之中，因而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行为人的持枪行为本身往往已构成本法第128条规定的非法持有枪支罪。若行为人所持的枪支系非法制造、买卖、盗窃、抢夺、抢劫而来的，则不仅应追究其持枪抢劫的刑事责任，对其非法制造、买卖、盗窃、抢夺、抢劫枪支的行为也应认定为相应的犯罪，实行并罚。

2.8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

要认定这一法定情形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抢劫对象的范围，这里的军用物资，是指除枪支、弹药、爆炸物以外一切的军事物品，如军用汽车、军用通讯设备、军用医疗用品、军服、军被等。救灾、救济物资是指救灾、救济的用途以明确的物资，包括正处于运输或使用当中的物资，如果是抢劫曾经用于抢劫、救灾、救济工作的，但现在不再属于这种特定物资的，不属于该情况。该情节主要有两方面的特征要求：一是法律规定的内容要求。这里的抢险、救灾、救济物资是指用途已经明确的物资，包括正处于保管、运输或使用中的。二是行为人的预见性的心理态度。该情节要求在实施抢劫前或在抢劫过程中，必须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这些物资而抢劫。如果在抢劫完后才得知该对象性质或者在不具有该特定明知的情况下抢劫未遂的，仍应以一般抢劫罪或者数额巨大的加重抢劫罪认定。

3.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与适用

转化型抢劫罪是刑法理论中转化犯的一种，而转化犯是指某一违法行为或者犯罪行为在实施过程中或者非法状态持续过程中，由于行为人主客观表现的变化而使整个行为的性质转化为犯罪或更为严重的犯罪，从而应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或应按法律拟制的某一犯罪论处的犯罪形态。它即可以在罪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轻罪向重罪转化；也可以在非罪（违法行为）与罪之间转化，即从违法行为向犯罪行为转化。根据该理论不难看出，只有在前后之不同行为中有至少有一行为达到犯罪或相当于犯罪的程度时才能适用转化犯的规定。转化型抢劫罪主要表现为《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和第二百六十九条“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由此可知，转化型抢劫罪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携带凶器抢夺转化而成的；第二类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出于某种目的继续实施特定行为转化而成的。对上述两种类型分析如下：

3.1对携带凶器抢夺的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

凶器是指能够使人产生恐惧心理，具有直接杀伤性较大的器具。如枪支、管制刀具等明显用以杀伤的器械，或意图明显地使用日常用途的器械，为抢夺时的杀伤工具，如刀、棍等凶器。而携带也不应被视为一个纯客观的持有，所谓携带应指行为人已将凶器外在地表露或者已经在语言中表明使一般人感受到威胁的存在，而行为人也确实有意携带凶器作为抢夺工具。而《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之所以如此规定，原因在于携带凶器抢夺，不仅侵害公私财产所有权，且对公民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与抢劫罪的社会危害性相似，当抢夺行为发生时携带凶器在不同程度上都会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从而一定程度上符合胁迫方式抢劫，按抢劫罪处理。

3.2对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转化型抢劫罪的理解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转化为抢劫罪，关键看盗窃、诈骗、抢夺是否既遂，只有属于既遂，才转化为抢劫罪。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即转化为抢劫罪。如果犯罪分子在逃离现场时被人发现，在受到追捕或者围堵的情况下使用暴力的，也应视为当场使用暴力。

3.3转化型抢劫罪的适用

3.3.1前提条件

行为人必须是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不能是先犯其他罪，这是适用该条的前提条件。只要行为人着手实行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不管既遂未遂，也不论行为人取得财物数额大小，均存在转化为抢劫罪的可能。当然，如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情节不严重，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另外需要注意的一点是：通说认为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一般认为非法占有数额达到较大才构成犯罪。这里笔者要提醒的是刑法规定多次盗窃可以构成犯罪，所以盗窃数额未达较大但次数多的，也可以转化为抢劫罪。在司法认定中不能忽略这种情况的存在。

3.3.2客观条件

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这一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即实施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即这种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是“当场”实施的。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其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的实施就要与前行为的时空紧密相联，完全不允许有时空的延展，就往往不可能有后行的暴力或暴力相威胁行为实施的余地。即本罪的暴力或威胁行为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如果行为人不是在非法取得财物之后出于上述目的而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不能按准抢劫罪论处。例如，行为人是在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过程中，由于受到被害人的抵抗，为排除障碍当场取得财物而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则可直接适用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定罪处罚。

3.3.3主观条件

行为人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目的是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如果在盗窃、抢劫、抢夺过程并非处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证据为目的，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目的，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直接以抢劫罪论处，不应按转化型抢劫罪论处。

应该说，处以刑罚，不是刑罚本来的目的，杜绝犯罪才是终极目标。而准确处以刑罚，量刑均衡，则是我们司法公正的核心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也是刑法本身规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充分体现。

抢劫罪范文篇8

关键词：抢劫罪司法认定加重情节

抢劫罪是一种严重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暴力犯罪，也是历来刑法打击的重点之一。原刑法第150条对抢劫罪的规定过于原则，尤其是第2款加重处罚的情形不具体，实践中不好把握，导致司法适用的不统一，影响了刑法保障机能的正常发挥。有鉴于此，修订刑法对原刑法规定的“情节严重的或者致人重伤、死亡的”情形作了具体化的规定，列举了八种加重处罚的情形，使之更具操作性。（一）入户抢劫的；（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七）持枪抢劫的；（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应“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这种规定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精神以及我国刑罚目的的要求。我国刑法确立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坚持根据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来确定刑事责任，要求重罪重判，轻罪轻判，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抢劫罪基本构成与加重构成轻重不同的刑罚规定，正是贯彻与体现了罪刑相适应的原则，有助于有效地贯彻我国刑罚改造罪犯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因此，准确理解和掌握这些具体法定条件，是正确处理好严重抢劫犯罪案件的关键。下面仅就抢劫罪八种严重情节的理解进行探讨，以期裨益于司法实践。

一、对“入户抢劫的”理解

正确理解“户”的含义，是准确认定人户抢劫的前提。关于“户”的含义，刑法本身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和实践中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户”是指公民私人住宅。[1]也有人主张，“户”不仅是指公民私人住宅，还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社会团体的办公场所和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2]由于入户抢劫是抢劫罪加重处罚的法定情形之一，因此对“户”的含义的不同理解会导致司法实践中行为人承担悬殊不同的刑事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必须首先界定“户”的原因所在。

笔者认为，“户”的含义应指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包括公民的住宅及其院落，以船为家的渔民的渔船、牧民居住的帐篷等等，但不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的办公场所及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如旅客在旅店、饭店居住的客房、公共娱乐场所等。这是由加重打击入户抢劫的立法本意决定的。第一，入户抢劫通常是非法侵入住宅罪与抢劫罪的竞合犯罪。对于竞合犯罪，应择一重罪从重处罚；第二，入户抢劫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一般的户外抢劫犯罪。入户抢劫的危害，辐射公民家庭生活的整个区域，户内所有在场的人及其财产，均成为抢劫犯罪的对象，不可避免地受到犯罪的侵害或威胁。由于被侵害的公民身处相对封闭的户内，当其突然遭受入户抢劫的侵害时，往往因不易与外界联系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加大了侵害人的危害性；第三，“户”作为公民最基本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的庇护场所，是公民安身立命的地方，也是公民赖以生存、抵御灾害的最后屏障，如果公民在自己的住所内都不能保证自己人身和财产的安拿，那么整个社会生活秩序也将被破坏殆尽；第四，人户抢劫不仅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还同时侵犯了公民日常生活的隐私权。这也是立法从加大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力度的角度出发而加重对人户抢劫犯罪的惩罚力度的原因之一。上述四种情况，是“户”作为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的基本内涵所特有的，在进入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或供公众生产、生活的封闭性场所实施的抢劫犯罪中是不存在的，既不涉及非法侵入住宅罪，也不象“户”那样具有隐蔽性和孤立性的特征，因为上述场所不仅与外界有一定的联系，而且还有相应的保卫机构，对抢劫犯罪的实施具有较大的抗制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抢劫犯罪在这些场所发生的概率，不至于对公民的基本安全感造成威胁。因此，将“户”的含义理解为公民日常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是符合立法精神的，也便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体现重点打击的意图。同时，从刑法将“抢劫银行或者其它金融机构”与“入户抢劫”并列规定为抢劫罪的加重情节的基本现状来看，“户”的外延也不包括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等的办公场所。因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主要是侵入上述机构的办公场所进行抢劫。如果入户抢劫中的“户”包括上述办公场所，刑法第263条第3项就没有必要规定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构成情节严重的抢劫犯罪了。确定“入户抢劫”中的“户”，有以下两个问题需要特别注意：第一，当公民的“户”与生产、经营场所相混杂时，在这些场所中发生的抢劫罪是否按“入户抢劫”犯罪处理呢?如有的公民在其开办的食品店、小卖部、修理店、手工作坊中起居生活，白天是经营场所，夜晚是住宿休息的场所。这些场所到底是认定为“户”还是认定为其他场所呢?笔者认为，不可一概而论，应当根据其经营时间来确定该场所是“户”还是其他场所。上述场所在其经营时间内不是公民的住宅，而是人来人往的公共场所。相反，在停止营业后，顾客不许进入时，上述场所的用途已从营业场所转化为公民住宿休息的场所，不经允许是不能进入的，具有“户”的基本功能。此时行抢当然构成入户抢劫。第二，为看护公私财物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能否看作是“户”。如为看护瓜园而搭建的瓜棚、为看护渔塘而搭建的渔棚、为看护公共财产而搭建的值班室等等。笔者认为，入户抢劫中的“户”，是公民居住的私人家庭生活场所，具备私人专属性、日常生活性。二者均为“户”所不可缺少的必备特征。上述为看护公私财物而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如值班室因不具有私人专属性而不能认定为“户”，瓜棚、渔棚也因为不具有日常生活性而不能看作是“户”，对上述建筑物行抢不能认定为“入户抢劫”。当然，如果上述建筑物已经事实上成为他人日常生活的场所，那么其性质也就转变为“户”，进入该建筑物实施抢劫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一）项规定的“入户抢劫”，是指为实施抢劫行为而进入他人生活的与外界相对隔离的住所，包括封闭的院落、牧民的帐蓬、渔民作为生活场所的渔船、为生活租用的房屋等进行抢劫的行为。对于入户盗窃，因被发现而当场使用暴力相威胁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入户抢劫。

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的”理解

公共交通工具是指从事于旅客运输的各种火车、汽车、轮船、航空器等正在运营中的交通工具。因此，这里的公共交通工具应当具备如下两个基本特征：1、公共性，即交通工具是面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提供服务的。因此，对于是在仅供个人或某单位内部使用的交通工具上(如私人轿车、工厂或学校的班车)抢劫的，不能认为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2．营运性，即公共交通工具必须是投入运营并且正在运营中。如果公共交通工具尚未投入营运或虽已投入营运但因维修或下班而停止营运的也不能认为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当然，公共交通工具在正常营运中的暂时停顿不影响对其营运性的判断。

在公共交通工具的认定上，有一个问题值得特别注意。即出租车是否交通工具?出租车乘客抢劫出租车司机是否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理论上及实践中存在较大分歧。一种观点认为，公共交通工具包括出租车，在出租车上抢劫属于“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3]理由是：1．从字义上讲，客运出租车不同于私人用车或单位自用车，它是一种面向广大公众的交通工具，在营运期间任何人都有权乘坐，具有明显的公共特性，与公共汽车、火车、轮船一样同属于公共交通工具的范畴。2．从实践上看，抢劫出租车司机是一种较为严重的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很大，在新刑法生效以前，司法实践中就往往把在出租车上抢劫作为情节严重的一种予以重罚在新刑法实施以后，情节严重已经有明确限定，如果不把出租车认定为公共交通工具，就只能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量刑，可能导致量刑偏轻，不利于打击和震慑这类严重刑事犯罪。所以对出租车乘客抢劫司机的应当认定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应当包括行为人本身就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行为人对运行途中的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而未上公共交通工具抢劫的。对后一种情形的理解，主要是针对当前较为猖獗的车匪路霸行为而言的。对“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作扩大解释，理解为包括拦截公共交通工具抢劫，是符合司法实践的客观需要的，且不违背立法原意。“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主要是针对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及所载财物实施的，一般不应当包括抢劫公共交通工具本身。抢劫公共交通工具的，如果达到了数额巨大，应当适用本条第四项之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行为人在飞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实施的抢劫，虽然其行为可能危及了飞行安全，但不论是否造成了严重后果，也应当适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论处，而不能适用刑法第123条之规定认定为暴力危及航空安全罪，同时也不能适用数罪并罚，因为行为人的犯罪目的是抢劫财物，侵犯的主要客体符合抢劫罪的要件，属于牵连犯，应当择一重罪论处，而抢劫罪重于暴力危及航空安全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二）项规定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抢劫”，既包括在从事旅客运输的各种公共汽车，大、中型出租车、火车、船只、飞机等正在运行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上对旅客司售、乘务人员实施的抢劫，也包括对运行途中的机动公共交通工具加以拦截后，对公共场所交通工具上的人员实施的抢劫。

三、“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理解

从立法规定来看，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作为抢劫对象出现的。这里的“银行”，是指人民银行和商业银行，包括外资商业银行、中外合资商业银行、外国商业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民营银行等。“其他金融机构’是指银行以外的依法从事货币资金的融通和信用的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办理邮政储蓄、汇款业务的邮政企业等。但上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作为一个单位，其本身并不能成为抢劫对象，能够成为抢劫对象的只能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财物。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实际上只是限定了抢劫行为实施的特定区域范围，既然可以成为抢劫对象的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财物，那么，如何理解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财物的范围呢?是不是只要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一切财物，如汽车、办公用品、金库中的现金等都应包括在内呢?还是应对上述机构的财物作限制性解释呢?对此，有些著述未加任何限制。如有的著述认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行为人侵入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在建筑物内对其财物进行的抢劫。”[4]笔者认为立法之所以将“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规定为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的法定情节之一，主要是考虑到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资金集中的场所，对其进行抢劫，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这种危害性主要就体现在对金融机构的资金的抢劫上。根据金融机构经营业务的特殊性质，有必要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特殊保护，因而将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作出限制解释是必要的。即，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财物。这里的财物，并非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所有财物，而应当只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特定财物，即金库中的现金或者有价证券等财物。具体说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客户资金。如存款、债券、其他款物、企业的结算资金、股票，而不包括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办公用品、交通工具等财物。同时，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也应当包括对正在行驶途中的这些单位所属运钞车辆等所实施的抢劫。如果行为人不知是运钞车而误当一般财物进行抢劫的，应按对象认识错误的原则处理，除符合其他严重情节的条件的情况(如抢劫数额巨大、抢劫致人重伤或者死亡等)外，不得视为情节严重的抢劫罪。

行为人只要明知是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特定财物而实施抢劫的，不论其实际上抢劫数额的多少，均应作为抢劫罪的严重情节处刑，以体现立法对之从严惩治的精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是指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资金、有价证券和客户资金等。抢劫正在使用中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运钞车的，视为“抢劫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四、“多次抢劫或者抢劫数额巨大的”理解

这里有两个问题应特别注意：一是多次抢劫，是指抢劫3次(含3次)以上。由于抢劫罪是一种严重的暴力犯罪，行为人多次实施抢劫表明其主观恶性较大，因此，对其多次抢劫的行为，不论每次抢劫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也不论其多次抢劫行为在时间上的间隔有多长，只要案发时多次抢劫行为未被追究且都在追诉时效内依法应予追诉的，都应当作为抢劫的次数予以计算。二是抢劫数额巨大的，是指行为人实际抢得的财物数额巨大，对于行为人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抢劫目标但所抢数额客观上未达巨大标准或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抢得财物的，应按其实际取得的财物数额从重量刑或按抢劫数额巨大的未遂犯处罚。“数额巨大”的具体标准，在新的司法解释作出之前，仍应按司法实践中掌握的标准认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四）项规定的“抢劫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参照各地确定的盗窃数额巨大的认定标准执行。

五、“抢劫致人重伤、死亡的”理解

这种严重情节在修订前的刑法中即有明确规定。对于“抢劫致人重伤”的含义，学界及实务界一致认为既包括过失致人重伤，也包括故意致人重伤。但“抢劫致人死亡”是否应包括故意杀人，或者只应当包括间接故意杀人，而不包括直接故意杀人，理论上及实践中存在不同认识。[5]这些不同认识直接导致了司法实践对此类案件实体处理的不一致，有损法制的统一性和严肃性。笔者认为，“抢劫致人死亡”应当包括故意杀人的情形在内，理由是：第一，我国刑法明确把暴力手段作为抢劫罪的客观构成要件之一。其内涵就是侵犯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强暴行为，其外延包括对身体强制、捆绑、殴打、伤害直至杀害的一系列表现形式。因抢劫而过失致人死亡的自是属于“抢劫致人死亡”的情形，对于采用暴力手段排除被害人的反抗而故意杀害被害人的，也应当包含在“抢劫致人死亡”中。只不过在抢劫罪基本构成中的暴力与加重构成中的暴力在程度上应有所区别，即基本构成中其暴力手段仅限于轻伤害，而加重构成中才包含故意杀人的内容。第二，在我国刑法中，由于没有像许多外国刑法那样对以故意杀人为手段的抢劫罪专门规定诸如“强盗杀人罪”之类的结合犯，因而就不能像理解上述外国刑法中规定的“抢劫致人死亡”只能包括过失杀人那样来理解我国刑法中“抢劫致人死亡”的含义。因而以故意杀人的暴力作为抢劫财物的手段时，应当认为与过失致人死亡统一包括在抢劫罪的严重情节“抢劫致人死亡”之中。

应当指出的是，“抢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人在内，并不意味着凡杀人取财或取财杀人的行为都定抢劫罪一罪而从重处罚。作为“抢劫致人死亡”中的故意杀人行为，仅限于将故意杀人作为抢劫财物的手段而当场实施并当场抢走财物的行为。对以下三种情况，则不应按抢劫罪一罪论处或不应按抢劫罪论处：(1)行为人为谋取被害人的钱财而先将被害人杀死的，应定故意杀人罪，这种图财杀人与抢劫中的杀人有两点区别。一是图财杀人是为了事后取得被害人财物，而抢劫杀人是在杀人当场取得财物，二是图财杀人既可图谋动产，也可以是图谋不动产，而抢劫杀人一般只能侵犯动产；(2)如果行为人在抢得财物后，出于灭口、报复或者其他动机将被害人杀死的，应定杀人罪，与抢劫罪实行数罪并罚；(3)出于贪财以外的其他动机故意杀人之后，又起意占有死者的财物，应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实行数罪并罚。[6]

六、“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的”理解

这里的军警人员，是指军人和警察，不包括其他执法人员或者司法人员。军人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现役军官(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及具有军籍的学员。警察是指我国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所谓冒充，是指通过着装、出示假证件或者口头宜称的行为向被害人表明自己的军警人员身份。冒充军警人员，既包括根本不具有军警人员身份的人冒充军警人员，也包括具有军人身份的人冒充警察、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冒充军人、或者具有此种军警人员身份的人冒充彼种军警人员。至于被害人对这种冒充行为是否以假当真还是未被蒙骗，都不影响对此种法定情形的认定。

值得注意的是，立法作此规定的本意是维护军警人员及国家武装力量的形象和声誉，确保公众对军警人员的信任，但对真正的军警人员实施抢劫应如何处罚则未有明确规定，从而在立法上留下一个不小的漏洞。显然，与冒充军警人员抢劫相比，真正的军警人员实施抢劫对军警人员及国家武装力量的形象和声誉以及公众对军警人员的信任所造成的危害要远远大于前者，因而在刑法评价上也应当重于前者，至少也应当与前者相等。但从本条的规定来看，如果真正的军警人员实施抢劫行为不符合刑法规定的其他加重处罚情节，则对其只能按照一般抢劫犯罪的刑罚处罚。这不能不说是抢劫犯罪立法的一个缺陷。在罪刑法定原则之下，该立法问题只有通过立法途径加以解决了。

七、“持枪抢劫的”理解

这里规定的“持枪”，是指行为人在实施抢劫的过程中，手中持有枪支，无论行为人是否实际使用了枪支，均不影响对此种法定情形的认定。如果行为人并未实际持有枪支，而是口头上表示有枪，或者虽然随身携带有枪支，但未持在手中，也未向被害人显示，均不能认定符合这一情形。行为人所持有的枪支，应当是屑于《枪支管理法》规定的枪支范围。这里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行为人持假枪抢劫的能否视为“持枪抢劫”?有的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立法者将“持枪抢劫”明列为抢劫罪的严重情节之一，其意不单在于从严打击那些携带真枪、在客观上有可能给被害人随时造成人身安全损害的抢劫行为，而且也包括严惩那些携带假枪、足以给被害人造成巨大威胁、产生巨大心理恐惧的抢劫行为。从司法实践的需要来说，将持假枪抢劫理解为“持枪抢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大多数持枪抢劫的犯罪分子，都是以枪支作威胁，而持假枪造成的威胁与持真枪造成的威胁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将持假枪抢劫的排除在“持枪抢劫”的情形之外，必然宽纵这种同样具有严重危害性的抢劫犯罪。[7]笔者认为，上述观点有失偏颇。虽然在客观上持假枪抢劫也会同持真枪抢劫一样给被害人的心理造成压力，使被害人产生恐惧，易于抢劫犯罪得逞，但二者的客观危害并不相同。持真枪抢劫，在客观上有可能给被害人随时造成人身生命安全的损害，将被害人置于现实的危险之中，因而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依法应予重罚。而这些是持假枪抢劫所不具有的，其社会危害性相对而言就要比持真枪抢劫小得多，并且当被害人识破犯罪人是持假枪抢劫或者在事后得知是用假枪抢劫时，其因面对持(假)枪抢劫而产生的恐惧心理会因由枪支带来的现实危险的破灭而得以很快恢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持假枪抢劫的社会危害性。同时，如果不考虑行为的客观表现，忽视行为人持假枪抢劫的主观心理态度，对持假枪抢劫以“持枪抢劫”论，不但有悖立法原意，也不符合我国刑法主客观相一致的定罪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第（七）项规定的“持枪抢劫”，是指行为人使用枪支或者向被害人显示持有、佩带的枪支进行抢劫的行为。“枪支”的概念和范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枪支管理法》的规定。

八、“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理解

准确认定这一法定情形的关键在于正确把握抢劫对象的范围。这里的军用物资，是指除枪支、爆炸物以外的一切军用物品，如军用汽车、军用通讯设备、军用医疗用品、军服、军被等。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品，应当认定构成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由于刑法已明确规定抢劫的对象是军用物资，因而不能把警用物品也包括在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是指抢险、救灾、救济用途已经明确的物资，包括正处于保管、运输或者使用当中的物资。如果是抢劫曾经用于抢险、救灾、救济方面工作的但现已不属于这种特定性质的物资，则不能认为是符合本项情形。正确认定“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还应当查明行为人是否明知上述特定物资而行抢。如果行为人事前或事中并不知道其所抢的财物是上述特定物资而在事后才得知的，不能适用本项情形之规定。

参考文献：

[1]参见张明楷著：《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胡康生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参见肖中华：《论抢劫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5期。

[3]参见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4]周道鸾等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5]参见赵秉志主编：《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抢劫罪范文篇9

【关键词】绑架罪；抢劫罪；三面关系；人质

【正文】

一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九条的规定，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或者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这三种情形。本罪在司法认定中存在不少疑难问题，尤其与抢劫罪的区分标准问题存在较大争议，其中最难区分的是：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与以胁迫为手段抢劫他人的抢劫罪。对此，我国大陆学界鲜有文章专门论及，台湾学者林东茂先生认为其区分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

去年轰动一时的大学生黎力“抢”银行案，其案情为：2009年7月12日，北京科技大学延期毕业生黎力手拿一瓶矿泉水走进校内一家中国银行，将一张写有“我身上绑有炸药，给我十万块钱，否则将此处夷为平地”的小纸条递给柜台里的营业员。营业员看后吃惊的打量着这位清瘦带着学生气的男孩，没有动。情急之下，黎力突然拉过旁边柜台前的一位顾客，以瓶中装有硫酸为威胁，向柜台内的营业员索要十万元现金。得逞后逃走，事后5小时被警方控制。检察机关最初以抢劫罪批准逮捕，后来提起公诉时将罪名改为绑架罪。再例如：一对母子正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出现一名男子，拦住他们的去路，并对母亲说：“快把所有值钱的都交出来，否则杀了你儿子。”（下文简称“母子案”）

前面的黎力案，是当场使用暴力挟持人质，当场取得财物的行为；后面的母子案，是以当场立即对第三方使用暴力相威胁，胁迫关心第三方安危的他人不敢反抗，交出财物的行为。这两类行为貌似既符合绑架罪的构成特征，又符合抢劫罪的构成特征，其实是未厘清二者的界限。因此，笔者拟就二者的认定标准略述管见。

二

前文所提到的“三面关系”的区分标准，在我国台湾是用于区分掳人勒赎罪（相当于我国大陆《刑法》中绑架罪中的绑架勒索的情形——笔者注）和强盗罪（相当于我国大陆《刑法》的抢劫罪），亦即用于解决文中所要探讨的问题。所谓“三面关系”的标准是指，成立掳人勒赎罪时必须有行为人、被掳人、被勒赎人的三面关系，而成立强盗罪则只有行为人、被掳人两面关系。林东茂先生在其著作《刑法综览》中这样总结到：“强盗与掳人勒赎的界线，除了行为人自始有取赎意图之外，关键在于三面的关系。如果劫掠财物不涉入第三者，而是人质自行交款获释，应该判断为强盗；被害人的获释，由行为不受控制的第三人付出赎金，这才可能是掳人勒赎。”于是，是否存在“三面关系”便成为区分二者的关键。

在多数情况下，尤其在区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罪和以暴力手段抢劫他人的抢劫罪时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很容易区分二者，同时其判断后的结论能为众人所接受。但是，这一标准也存在一定缺陷。例如在母子案中，也存在三面关系：除行为人与勒索对象外，还有人身权利受到威胁的第三方——儿子。照此标准，该行为人的行为性质应为绑架罪，因为涉及到第三方，第三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绑架罪的结论似乎难以令人信服，或者说对其性质认定存在很大的争议。笔者认为，“三面关系”的标准值得商榷。

（一）抢劫罪中的“胁迫”内容的认定。抢劫过程中行为人以胁迫手段劫取他人财物的，胁迫的对象是被抢人，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胁迫的内容是否可以包括将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国内学界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

1.肯定说。高铭暄教授认为，“抢劫罪胁迫的对象是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但是威胁将要侵害的对象可能是与上述人员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例如财物所有人之亲属。”尽管高铭暄教授没有详细论述其威胁的内容为什么可以是被抢人之外的第三人，但其用“但是”一词引出的这句话，表明了其态度是认为胁迫的内容可以包括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持有人之外的与其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杨春洗教授等人也持有类似观点。

2.否定说。认为胁迫的内容仅仅是当场立即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不包括以立即对第三方实施侵害相威胁。持此观点的学者代表有曲新久教授等。前面提到，绝大多数的学者并未详细讨论该问题，其按照传统观念认为抢劫罪的胁迫对象就是交出财物的被抢人，胁迫的内容只是对被抢人个人实施暴力。

笔者持肯定说，抢劫罪的胁迫内容可以包括将立即对在场第三方的人身权利实施侵害。同时，这里的第三方应该是与被抢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人，例如其近亲属。这样才能对其形成精神上的强制力，使其产生恐惧而不敢反抗。鉴于篇幅问题，本文不具体分析第三方的范围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抢劫罪的胁迫内容可以包括对在场第三方的人身权力实施侵害，具体理由有：

一方面，《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中规定，抢劫罪的手段可以是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无论是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其能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手段方式不影响该罪的认定。由此看来，胁迫的内容不应当以“立即对被害人实施暴力”为限，即使是以对在场的第三方立即实施暴力相威胁，只要能达到足以抑制其反抗的程度，亦可。

另一方面，绑架罪中，绑架、扣押人质和提出要求之间有时间的先后顺序性，既扣押人质是方法行为，提出要求是结果行为，这一顺序不能颠倒。如果第三方现实上还未处于行为人的实力控制之下，其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还未受到现实、迫切的危险，此时，行为人就提出索取财物的要求，依法不应当认定为绑架罪。同时，这一行为的先后顺序，也是同我们普通民众的法感觉是相一致的。普通民众的法感觉是，绑架中必定有一个（或多个，例如2002年俄罗斯人质案）人质。考查“人质”的含义，无论是从《左传》中的“周郑交质”，以人质作为履行盟约的保证。还是从宋朝的和亲制度，在两国交战时用人质表示求和或守信。或是现代编纂的《辞海》中的含义，都是指已经被行为人实力控制的、实际扣押的人。由此，只是以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相威胁，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使该第三方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但是，还不能将此第三方认定为人质。这种情况下不应当属于绑架罪，应当定为抢劫罪。

因此，抢劫罪的构成，包括以立即对在场第三方实施暴力，胁迫他人交出财物的情形。同时，这同立法精神也是相符合的，下文进行简要论述。

（二）立法精神在绑架罪、抢劫罪上的体现。

立法沿革上，1991年的《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将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从抢劫罪中独立出来，单独规定为绑架勒索罪。1997年《刑法》修订后，增设了法定刑比抢劫罪更重的绑架罪，并吸纳了绑架勒索罪的内容。是因为绑架罪中，行为人实力控制了人质，以人质的生命安全为筹码，向其近亲属或其他人（或者单位）勒索财物。不仅使人质的人身权利受到现实、迫切的威胁，还引起更多人的恐慌，也可能给其他人造成财产上的损失。

立法上，绑架罪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一章中，而抢劫罪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一章中，二者侵犯的客体都是复杂客体，即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但二者的主要客体不同。绑架罪的主要客体是人身权利，因为人质的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受到更大的威胁，带有更多的不确定性。人质的获释更多的受被提出要求的人，即付赎金人的影响。付赎金人与行为人的谈判过程、履行情况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质的生死。如此，人质自己不能更确定的保护自己，不能更有效的决定自己的人身安全。因此，立法上更着重保护人质的人身权利，将其作为主要客体。相对而言，抢劫罪的主要客体是财产权利，行为人的直接目的或最迫切的目的是马上获得财物，能不伤害他人人身的会尽量不伤及，还会尽力不引起其他人的关注。即使采用暴力的手段劫取财物的，被害人的人身也相对更大程度的掌握在自己手中，自己亲自和行为人谈判、妥协、达成“协议”，因此，人身权利相对受到较小的侵犯。而且，无论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还是从客观方面看，行为人更看重的是一次性获得财物，头脑中没有“挟持人质”、“要挟他人”、“以人换物”的概念，实际也没有这样的行动，会见“好”就收。

由上可得出，是否存在“人质”才是两罪的关键区别。而“三面关系”可能在两罪中都存在，不是区分的最关键点。公务员之家

三

综合以上论述，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绑架罪，和使用立即对在场第三人使用暴力这一胁迫手段构成的抢劫罪，他们的区别关键，不在于是否存在“三面关系”，而在于是否存在“人质”。同时，是否存在“人质”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其他情形的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是否存在“人质”的标准，是在“三面关系”的标准之基础上，通过文中重点介绍的情形的罪名认定问题，提出的修正观点。当然，笔者亦有考虑不周论述不详之处，望各位同仁指正。最后，用该标准来分析前面两个案例中的行为人的行为性质：

黎力案中，被告人黎力先用胁迫手段，对银行实施抢劫，未遂；后挟持银行顾客，以顾客的人身安全为威胁，向银行勒索十万元人民币。这时，黎力的主观方面发生改变，改以挟持人质的方法，利用银行对人质安全的担忧，向银行提出付赎金的要求，依法构成绑架罪（既遂）。母子案中，男子以立即对儿子实施暴力相威胁，胁迫母亲交出财物。此时，从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看，没有挟持人质的意思；从客观方面，也没有现实“人质”的存在，依法应当构成抢劫罪。

【注释】

[1]参见林东茂著：《刑法综览》（修订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第354-357页。

[2]或者称为被勒赎人，因为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被掳人和被勒赎人是同一人。

[3]高铭瑄主编：《刑法专论》（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4月版，第667页。

[4]参见杨春洗、杨敦先、郭自力主编：《中国刑法论》（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5月版，第375页。

[5]参见曲新久著：《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415页。

[6]陈兴良、周光权著：《刑法学的现代展开》，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5月版，第559页。

抢劫罪范文篇10

观点一：抢劫罪属于侵犯财产罪，应当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已取得财物的为既遂，未取得财物的，即使造成被害人重伤或死亡的后果，也不能成立抢劫罪的既遂。

观点二：抢劫罪侵犯的复杂客体，既侵犯财产权利，也侵犯人身权利，因此，只要在抢劫中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或财产权利二者之一的，即成立抢劫罪的既遂，只有既未抢到财物，也未伤人的，才能认定为抢劫罪的未遂。

观点三：现行刑法典第二百三十六条中前半段是抢劫罪的基本构成，应以是否取得财物为区分未遂和既遂的标准，而后半段规定的八种情节属于情节和结果加重犯，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分问题。

观点四：抢劫罪在没有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况下，不成立结合犯，应当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和未遂的标准；在造成人身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成立结合犯，不存在未遂。

笔者认为，上述四种观点均不全面，第一种观点片面将抢劫罪视为侵犯财产犯罪，而忽视了其作为复杂客体的特征。第二种观点虽然注意到其为复杂客体，但是将抢劫罪混同为一般侵犯人身权利犯罪了，忽视了抢劫罪侵犯财产罪的本质特征。第三种观点将八种加重情节简单认定为不存在既遂和未遂的区分，不符合犯罪形态对个罪普遍适用的基本理论，即刑法总则中关于犯罪和刑罚的规定应当普遍适用于刑法分则个罪的认定与处罚，加重犯罪不能离开犯罪而独立存在，且对加重情节中不加区分未遂和既遂，对造成了不同犯罪后果的被告人亦是不公平的。例如，某被告人欲入室实施抢劫，在其刚对被害人进行精神胁迫，逼其交出财物时，遭被害人反抗而逃离现场。如按入室抢劫属加重情节，不存在未遂，则应对被告人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这显然对该被告人是不公平的。第四种观点中，结合犯应指数个不同性质的独立的犯罪行为，根据刑法规定，结合而成为另一个独立的犯罪，显然，抢劫罪不存在结合犯的问题。

对于抢劫罪的既遂和未遂的区分，笔者认为，在考虑其作为侵犯财产犯罪的本质属性的同时，也要注意其对人身权利的侵犯程度，特别是已造成被害人一定人身伤害的，即造成被害人轻伤以上的后果的，此时刑法对抢劫罪应侧重于对人身权利的保护。故对于其中未抢得财物，但造成被害人轻伤后果的，笔者认为，应认定为抢劫罪的既遂。具体理由如下：

首先，确认犯罪否既遂，既不能以是否达到了犯罪目的为标准，也不能以是否发生了预期的犯罪结果为标准，而应以是否具备刑法分则具体条文规定的全部犯罪构成要件为标准。这样，我们分析抢劫罪如下的构成要件：（一）、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不仅侵犯公私财产所有权，同时也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侵犯复杂客体，是抢劫罪区别于其他侵犯财产罪或者一般的侵犯人身权利的主要标志；（二）、在客观方面，行为人必须具有对公私财物的持有者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对人身实施强制的方法，立即抢走财物或者迫使被害人立即交出财物的行为。这种当场对被害人身体实施强制的犯罪手段，是抢劫罪的本质特征，也是它区别于盗窃罪、诈骗罪和敲诈勒索罪的最显著的特点；（三）、在主观方面，本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故意的内容必须以非法占有公私财物为目的；（四）、犯罪主体是一般主体。故在抢劫罪中，只要一般主体具有非法占有公私财物的直接故意，在对其是构成未遂抑或是既遂的认定中，应着重对其客体和客观方面进行考察。

其次，抢劫罪侵犯了双重客体，由于犯罪分子的主要目的在于劫取财物，同时作案中造成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较少，因此，我国刑法强调它所侵犯的主要客体通常是财产权利，把它规定在侵犯财产罪中。所以，一般情况下，抢劫罪应以是否抢得财物为既遂与未遂标准。即抢到了财物，无论是否伤人，均为既遂；没有抢到财物，也没有伤人，或者没有抢到财物，致人轻伤的，均为未遂。但是，这只是一般情况，我们同时应当注意到抢劫罪是侵犯财产罪中危害最大、性质最严重的一种犯罪，当抢劫罪情节或者后果严重，对人身权利造成一定的伤害，即造成被害人轻伤、重伤或者死亡的后果时，它所侵犯的客体主要为严重地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权利，其社会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侵犯人身权利方面，法律此时已倾向于对人身权的保护，对人身权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犯罪行为，于法于理应予严惩，所以，无论抢到了财物与否，都属于抢劫既遂。

再次，在刑法理论上，抢劫罪属于二行为犯，亦即其客观方面的危害行为由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这两个各自有独立的内涵、相互间又密切联系的部分结合组成，其中暴力、胁迫、其他方法是手段行为；迫使被害人当场交出财物或者当场夺走财物并非法占为是目的行为。此二行为是相辅相成的，认定是未遂和既遂，不能以目的行为为标准，而只要二行为之一已完成并各自造成一定的后果，均构成抢劫罪的既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