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拆范文10篇

强拆范文篇1

关键词：城市房屋拆迁；被拆迁人；权益保护；行政权力毕业论文

一、绪论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二、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翁彪事件、北京朱正亮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翁彪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政权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政权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权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政权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政权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政权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政权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2002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三、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国务院于2001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2、立法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定性错位。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在理论上纷争不休，有持民事法律关系说者，也有持行政法律关系说者，但与《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认定一致的混合说似乎占据主流地位。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看主体之间的地位：若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参与法律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制，则该法律关系是民事性质；若主体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并能单方面设定、变更或消灭对方的权利义务，则该法律关系是行政性质。就目前《条例》的规定而言，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兼具行政和民事两种性质。首先，在拆迁许可、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作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意志对相对人有支配性和强制性，此类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其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因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以意思自治原则来进行协商。有论者则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应然属性出发，认为“房屋拆迁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民法规范的调整，拆迁行为仅仅涉及拆迁当事人的民事利益，完全发生在民事生活领域，与国家利益和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无涉。”笔者认为，从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运作过程出发，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的确包含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政府主导拆迁的条件下，行政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无疑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是依附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具有从属性。根据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观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其实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尽管其不是纯粹的和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当然这一认识并不与《条例》契合。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条例》将城市房屋拆迁抹上民事法律关系的色彩，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淡化了政府的行政责任，导致整个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不畅。

3、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晰，未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仅是宣示性的，过于原则和概括，不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区分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即是基于公益，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法律规范的适用、法律关系的性质、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标准、权利救济的途径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立法未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各级政府和房屋拆迁行政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为由剥夺被拆迁人的权益，造成被拆迁人与行政机关权利与权力的对峙。

4、立法中两权分离的规定。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始终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至今仍不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仅允许私人享有房屋所占土地上的使用权。尽管有论者认为，“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不能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也不能在无明确法律根据的情形下介入、干预这种行为，而应尊重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城市房屋拆迁是征地，是城市房屋所有人（国家作为所有人除外）依法享有的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所有城市房屋拆迁，实质就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所以，国家是不可能不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的，而且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正是导致“目前拆迁中双方缺少对等的谈判机制、补偿标准偏低、拆迁程序不公正、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和被侵害、拆迁矛盾扩大和激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两权分离的规定也是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立法之源。

5、立法弱化了司法权，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时难有作为。特别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要寻求司法解决必须先经过行政裁决，并且如果被拆迁人对行政裁决的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而“即使法院认定行政裁决行为不合法，也只能判决撤消并判令由原处理机关重新裁决。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这样一来，被拆迁人便无法绕开行政权力的干预，其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二）行政权力的异化

行政权之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不应有为时越位，应有所为时缺位，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

1、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使其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结成了利益同盟。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可以通过出让被拆迁房屋所依附的土地的使用权而换取数额可观的土地出让金，又由于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不健全，是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所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少，自主支配的灵活性大。”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建设乐此不疲，对于拆迁人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置被拆迁人的利益于不顾。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在政府身上同样适用，行政权力一旦缺乏制约，便会偏离法制轨道而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来，被拆迁人的利益空间便被地方政府所挤占。“当政府介入、干预拆迁活动时，往往站在拆迁人一方，使本来在经济上就处于劣势的被拆迁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所以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是导致本应为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人权益的公权力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伞的原因。

2、地方政府官员追求仕途升迁所形成的好大喜功的政绩观。要想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地搞好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缺乏耐心，他们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能迅速地飞黄腾达，所以用短平快的方式建立政绩是他们实现个人升迁的最优选择。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大搞旧城改造正好可以达到他们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的目的：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速度又是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改头换面后的城市建筑尽显富丽堂皇，一派繁华景象，外界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座城市取得了巨大进步，当地官员为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行政长官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以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为名只求短期经济效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忽视了对被拆迁人的权益的保护。

3、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化行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推波助澜也是行政权力异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原因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城市房屋拆迁中，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异化行政权的合力并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四、现行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

（一）拆迁许可制度亟待完善

1、正当性的缺失。自2004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并发生效力的《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这意味着《条例》中关于拆迁许可证的规定已经丧失了正当性，但是国务院至今为止并未根据《行政许可法》对《条例》中不符合上位法的拆迁许可进行清理和停止执行。《行政许可法》继《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在相关领域规定听证制度后也在行政许可领域确立了听证制度。而《条例》中却并没有关于拆迁许可听证的规定，这明显有违上位法。并且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放事关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政府部门在未告知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被拆迁人可以申请听证的情形下就擅自向申请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的拆迁人发放，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参与原则，非法剥夺了被拆迁人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申请听证权。这种违法行政的行为放纵了拆迁人，使其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自恃持有拆迁许可证而肆意妄为，导致野蛮拆迁等违法拆迁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

2、审核失察和疏于监管。在目前的拆迁许可证的发放过程中，行政机关往往在对申请拆迁人的资质和实施拆迁的必要条件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情形下就轻易地发放拆迁许可证，使很多不具备法定许可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组织获得了进行拆迁的资格。而由于“持有拆迁许可证就表示行政机关已经审查并认可拆迁人达到拆迁资格，并向公众证明了这种资格，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并且“政府事先的行政许可，事实上使双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极易受侵害。”所以许可机关未尽严格审核的职责使得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有恃无恐，屡屡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自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来，长期存在着重许可轻监管、只许可不监管、重许可的权力不负许可的的责任、重许可中的收费不解决许可后出现的问题的现象。”拆迁许可机关在赋予申请人拆迁资格后就不闻不问，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对拆迁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保证拆迁活动的依法进行；对于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拆迁行为也没有及时纠正；更有甚者，纵容姑息拆迁人，没有严格执法和严肃处理有关违法拆迁行为的责任人。

3、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不当和拆迁许可发放的条件不严。《条例》第七条规定：“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条件为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从目前《条例》的规定来看，对拆迁申请人的拆迁申请主要是进行形式审查，即看相关文件、手续、证明等书面材料是否齐备，对于齐备者即发放拆迁许可证。这种审查方式对于拆迁许可而言是不科学的，不对拆迁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就无法发现拆迁申请人不合许可条件的问题，因为拆迁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很难反映出他的真实情况。拆迁许可发放的条件中的拆迁计划和方案是由拆迁申请人一手制订的，根本没有体现出被拆迁人的意志；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往往也缺乏证明力，因为金融机构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联系，实践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就是利用金融机构出具的虚假资金证明骗领到拆迁许可证后进行拆迁，而一旦到了应支付给被拆迁人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能付清补偿安置费用。所以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不当和拆迁许可发放的条件不严使房地产开发商空手套白狼的伎俩一再得逞，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获保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调整现行的拆迁许可制度，规范拆迁许可证的发放，加强对拆迁人在实施拆迁活动中的监督和检查，把好城市房屋拆迁的第一关，切实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二）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已刻不容缓

1、拆迁补偿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条例》将拆迁补偿范围界定为：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被拆除的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但是，“拆迁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取得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土地使用权，并非房屋本身。”而且，“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属于公民的财产权并受到相应的保护。”基于对这种认识的赞同，笔者认为当前的拆迁补偿范围涵盖面过窄，没有充分反映出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财产损失。实际上，公民在购买城市房屋时本就支付了房屋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被拆迁人的房屋的价值并不仅仅包括其房屋所有权所体现的价值，还包括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所以拆迁补偿范围排除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是极不合理的。另外，拆迁补偿范围没有包括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而遭受的其它损失（如被拆迁人的可期待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2、拆迁补偿仅是适当补偿，补偿费用和标准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条例》确立的拆迁补偿原则是适当补偿，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出现“变适当补偿为象征性补偿的作法。”这不禁让人警觉：有人在借适当补偿之名行损害被拆迁人利益之实！行政法理论上有两种补偿学说，适当补偿说认为“法律并不一定要求全额补偿，只要参照补偿时的社会观念，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标准予以补偿，就足够了。”完全补偿说认为，“应按作为征用对象的财产的客观价值予以全额补偿。”基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笔者主张对被拆迁人进行充分补偿。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利益损失是为了满足能够房地产开发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出于公益目的还是商业目的，拆迁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政府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还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了巨额利润；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享受了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多方及被拆迁人除外的整个社会都通过拆迁而受益，完全没有理由仅仅对被拆迁人进行适当补偿，使被拆迁人成为拆迁活动的利益受损者。在补偿费用和标准方面，由于“政府采用土地基准价格加房屋重置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而政府是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基准价格和重置价格。”所以导致对被拆迁人补偿的费用普遍偏低。

3、拆迁补偿不及时。“房屋拆迁补偿不及时的情况在我国非常严重。拆迁人往往在还不具有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资力时，就开始拆迁行为，导致被拆迁人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对被拆迁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4、拆迁安置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面积较大足够家庭正常的居住和生活，而安置的房屋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家庭成员起居的需要；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户型结构较优，而安置的房屋户型结构不合理影响被拆迁人的使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而安置的房屋质量低劣对被拆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隐患；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位于较好的地段，工作、子女教育、就诊、营业等更为方便和有利，而安置的房屋所处的区位差影响了被拆迁人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三）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

《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虽然其后建设部于2003年12月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对《条例》中确立的价格评估制度作了细化，各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定位本来应当是有独立意志的社会中介组织，在2000年以后房屋价格评估机构也完成了与政府部门的脱钩改制，但由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绝大多数由政府职能部门的下级部门发展而来，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脱钩，但在人事、财物等方面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对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时难免会受行政意志的影响，不能做到独立、客观的评估。第二，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受制于拆迁人，作出的价格评估往往有利于拆迁人。“评估机构为了迎合拆迁人的要求，往往故意压低被拆迁人房屋的评估价格，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评估结果，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这种违背市场公正性要求的行为使得价格评估制度被拆迁人所操纵，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以通过价格评估得到实现。

（四）拆迁裁决制度的异化

尽管建设部希望通过《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来规范拆迁裁决，保证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目前的拆迁裁决制度不仅为被拆迁人所诟病，也被学界广泛质疑。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偏袒拆迁人，所作出的裁决结果往往对拆迁人有利。（至于行政机关为何会在裁决中总是偏向拆迁人，笔者在前面已经详述。）第二，裁决前置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变窄。在被拆迁人和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下，行政裁决成为唯一的争议解决方式。因为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拆迁人对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司法机关也并不会处理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争议而只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裁决是否具有合法性。

（五）强制拆迁制度为害尤甚

强制拆迁是指行政主体或者人民法院为实现拆迁裁决所确定的内容而强制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的行为。这种对被拆迁人权益起限制甚至是剥夺作用的行为应当受到严格的约束，然而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在滥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拆迁以至出现“基本人权在拆迁过程中却遭到了来自行政权力的侵害和剥夺，拆迁户基本上无法将自己的财产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正常的市场交易，却在强迫与专横之下丧失了平等对法的权利”的情形。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践中，因强制拆迁的不当行使而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事件层出不穷，强制拆迁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毕业论文

五、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重构

法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不受侵犯。由于被拆迁人在社会经济方面处于弱势地位，其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更易受到侵犯并且在权利救济途径上遇到重重障碍。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实现法治的基本精神：公平、正义，国家有必要在立法上倾向于被拆迁人，对他们的权益进行特别的保护以提升被拆迁人的法律地位，从而消减因被拆迁人自身的弱势地位而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遭受的利益损失，达到以权利平衡权利、以利益制约利益的目的。另外，在立法上还要限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运用，使其真正体现出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宗旨。

（一）扩大行政听证的适用领域

目前，只有《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建立了听证制度，至于《行政许可法》中确立的许可听证制度则还没有得到贯彻执行。但是《规程》中的听证只适用于拆迁裁决和强制拆迁，而且还没有切实推行。行政听证制度是现代社会中行政程序法的重要制度，它强调行政决策过程的公开和相对人在行政主体作出行政决定前的参与，要求行政主体要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并在行政决定中反映出当事人的意志。为了体现民主和保证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不受任意的侵犯，有必要扩大行政听证在城市房屋拆迁中的适用领域。具体而言，首先要建立拆迁决定的听证制度。即行政主体“在正式作出拆迁决定前应依法举行听证会，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的意见，然后在此基础上公告征收决定，明确拆迁对象、拆迁范围、拆迁时间、拆迁方式等。”这样可以避免以往行政主体在作出拆迁决定过程中的专擅垄断，有利于被拆迁人制约行政权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其次就是各级行政机关要落实《行政许可法》的许可听证制度，制定相应的实施办法，规范拆迁许可证的发放程序。在这方面“重庆市政府出台了拆迁许可听证的原则规定，首开了国内听证立法的先河。”各地方政府可借鉴重庆市政府的做法。

（二）完善拆迁许可制度

1、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目前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较为宽松，导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居高不下和拆迁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利于调节宏观经济和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因此有必要严格设定发放拆迁许可的条件以抑制房地产业的投资过热从而使拆迁许可起到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有论者提出，应“将拆迁当事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且拆迁人已履行协议作为拆迁许可证的法定条件。”笔者认为，这一主张一旦在今后的立法中得以确立将对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起到重大作用。

2、改现有的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为实质性审查并严格审核拆迁申请。许可机关对于拆迁申请不仅要看申请人所提交的书面材料是否齐备，还应对相关文件、手续、证明、方案等进行实质性审查，根据《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依照法定权限、条件、程序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对拆迁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查，以验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另外，许可机关还应加强内部监督，保证工作人员能遵纪守法、恪尽职守，做到对拆迁许可的严格审核，防止将拆迁许可证发放给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拆迁申请人。

3、加强对拆迁人实施拆迁许可的监管。为了改变长期以来行政许可领域中存在的疏于对被许可人的监督和管理的情况，《行政许可法》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监督检查制度，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履行监督责任。”因此，为了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拆迁许可机关应严格遵循《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加强对拆迁人实施拆迁许可的监督和管理，督促拆迁人依法拆迁，规范拆迁人的行为，对于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侵犯被拆迁人权益的违法拆迁行为要及时纠正。毕业论文

（三）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拆迁补偿安置事关被拆迁人利益的实现，是城市房屋拆迁制度中的核心问题，针对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制度的缺陷，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

1、由政府先行补偿安置。即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经过协商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后，由政府负责先行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安置。政府根据拆迁当事人达成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向被拆迁人拨付补偿安置费用，其后政府再要求拆迁人在领取拆迁许可证的同时向其支付因补偿安置而开支的费用，否则不予发放拆迁许可证。

2、确立充分补偿的原则。建议将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也纳入拆迁补偿范围之中以充分保护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3、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当前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较低，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只有通过提高拆迁补偿安置的标准才能填补被拆迁人因拆迁而受的利益损失。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补偿标准应该是在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再加10％。”他的主张值得在确定新的拆迁补偿安置标准时参考。

（四）价格评估应充分市场化

1、评估主体的市场化。政府不能介入到价格评估之中，应尊重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独立性，明确价格评估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之间的行为，允许房屋价格评估机构自主进行评估。

2、估价标准和方法应市场化和科学化。政府不应在行政规范中制定补偿安置的标准，而应由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综合考虑各种影响房屋价格的因素并根据现时的市场价格确定。

3、改变价格评估的出资方式。应当允许被拆迁人也可以选择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并自付价格评估费用，从而避免因由拆迁人支付评估费用出现的操纵评估价格的现象。

现在在价格评估领域的情况是被拆迁人无法通过提出自己的价格主张来维护自己的利益。有论者建议，“成立一个由政府拆迁办、被拆迁居民代表、房地产开发商等各方组成的补偿价格协商小组，由各方在参考市场价格的基础上制定出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价格。”这种方法颇具可行性并能通过多方协商而实现利益均衡，如能实行应当可以使被拆迁人的利益得到充分反映。

（五）取消拆迁裁决前置程序，赋予被拆迁人选择权

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应允许被拆迁人既可以申请行政机关依法裁决，也可以以拆迁人为被告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由于现行的拆迁裁决制度排除了被拆迁人在与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提起民事诉讼的权利，从而在实际上否定了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民事性质，使得被拆迁人对裁决不服只能选择与裁决机关对薄公堂，将被拆迁人置于与行政机关的对抗中无疑是加大了被拆迁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难度。有论者认为，由于当前的拆迁裁决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切断政府与拆迁人的利益联系，仍难以在制度上保证政府在裁决中处于中立地位。”所以，应当“废除行政裁决制度。”笔者认为，在现行的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安排中继续保留行政裁决是必要的和合理的，但须为被拆迁人寻求司法救济扫清前置障碍，允许被拆迁人自由选择权利救济方式，为其设置行政和司法双重保护。理由在于：毕业论文

1、行政裁决的高效率。以行政裁决的方式能够较为迅速地解决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问题，使被拆迁人的权益得到及时的保护。而如果被拆迁人诉诸司法解决，则将遭遇繁杂的程序和高昂的诉讼成本，更令他们不堪忍受的是漫长的审判周期。对于被拆迁人而言，“迟到的的正义便不再是正义！”因为他们自己安身立命的基础即将被侵犯，所以被拆迁人希望权利义务关系能尽快确定下来，而不是出现久拖未决的情况。这就要求权利救济方式具有高效率，能够快速地定纷止争，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行政

裁决正好满足了被拆迁人迫切期待争议得到解决的需要，因此其存在是必要的。

2、拆迁活动与行政管理的关联性。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在短期内行政权力仍将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今后即使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得到调整，可以预见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仍将会起关键性作用，所以废除行政裁决缺乏可行性。况且，“当今行政机关处理裁决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这样一种重要的行政作用方式，已被人们所接受。”

3、取消裁决前置使行政权力的作用受限。一旦取消拆迁裁决前置程序，如果被拆迁人担心行政裁决对己不利，他就可以绕开行政机关直接寻求司法救济，从而使行政权力在干预拆迁人和被拆迁人这一对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争议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受到极大的限制。

行政机关未能严格遵循依法行政和合理行政的原则导致了拆迁裁决偏离其保护平等民事主体合法权益的目的。行政机关对拆迁人的袒护使裁决结果往往有利于维护拆迁人的利益，但这还不能成为行政裁决被废除的充分理由。毕竟，裁决前置才是拆迁裁决被歪曲的制度原因。因此，应当加强行政法制监督，改进行政裁决工作，规范行政权力在裁决中的运用，做到依法裁决和公平裁决，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为整个行政裁决制度的中心。

（六）取消行政机关的强制拆迁权

鉴于行政权力的不当行使对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的巨大危害，有必要让行政权力退出强制拆迁这一将会对被拆迁人产生侵益性后果的领域，而仅保留司法机关的强制拆迁权。毕竟，司法机关较行政机关而言具有中立性，强制拆迁本就是其分内之事，并且司法机关进行强制拆迁也符合权力制衡的原则，既有利于保护被拆迁人权益又符合法治的要求。

强拆范文篇2

房屋是普通公民终其一生努力奋斗而拥有的最重要的私有财产，是他们生存和发展的根基。试设想，一个上无片瓦、下无立锥的人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呢？基于房屋在公民财产权利中的重要性，国家也通过立法加以重点保护。但在近年来的城市房屋拆迁中，损害被拆迁人财产权利甚至侵犯被拆迁人人身权利的行为却频频发生：房地产开发商以断电、停水、恐吓等方式，甚至以殴打绑架等严重侵犯人身权利的行为逼迫居民接受拆迁；地方政府退居幕后，坐视被拆迁人权益惨受践踏而少有作为，在不应干预的场合倒是积极有为地偏向拆迁人。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被拆迁人的权益遭受严重侵犯？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为何失灵？应如何完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这些正是本文力图解决的，笔者希望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全面分析和深入论证来为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出谋划策，以尽绵薄之力。

二、被拆迁人权益保护现状堪忧

（一）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处于弱势地位，是利益受损者

一般而言，被拆迁人往往是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他们由于自身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弱势，因而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博弈中处于下风，不具有响亮的话语权。近年来，城市房屋拆迁中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野蛮拆迁等恶性事件屡屡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被拆迁人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被拆迁人要么因缺乏保护自身权益的力量而选择以自杀等极端方式来表达对当下城市房屋拆迁制度的抗议（如南京翁彪事件、北京朱正亮事件等）；要么选择以爆发群体性事件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发泄对拆迁人和地方政府的不满（如湖南嘉禾事件、河北定州事件等）。稍有良知的人对被拆迁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感到不平，也对翁彪式的悲剧抱以同情，更令他们愤慨的是拆迁人无视国法的肆意妄为和地方政府的违法行政。

（二）行政权力行使不当，政府公信力缺失

目前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是行政主导拆迁，不管被拆迁人是否愿意，他都只能接受政府作出的拆迁决定并负有配合拆迁进行的义务，行政权力对于被拆迁人而言具有支配性。根据行政法原理，“行政权与公民权具有不对等性，行政权具有优益性或支配性。行政权可以设定、变更或消灭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公民却不具有同样的权利。”正是因为行政权的这一特性，使得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利益分配活动中受制于政府，而政府一旦不依法行政就将严重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违法进行强制拆迁对被拆迁人权益的巨大危害即是明证）；又由于政府未能遵循法律优位原则，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范来调整城市房屋拆迁中形成的利益关系，致使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几乎丧失了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价值。“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建设规划出尔反尔，造成居民不能回迁”的情形则严重损害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使公民对政府抱有强烈的不信任感。

（三）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途径来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前已述及，拆迁许可、裁决等制度因行政权力行使不当已然难以发挥保护被拆迁人权益的作用。行政诉讼又因为“面临诸多法律困扰以及受到现实环境制约”而在解决城市房屋拆迁纠纷案件中“处于比较尴尬的境地，”不能充分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如丰台区法院行政庭年以来共受理因拆迁裁决引发的行政诉讼案件23件，判决维持的11件，裁定驳回的2件，原告撤诉的7件，判决撤消结案的仅3件。”此例说明被拆迁人要想通过行政诉讼来维权决非易事，因为他们很难胜诉。这反过来就要求能为被拆迁人先提供切实有效的行政救济制度。

三、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原因

（一）立法方面的混乱和空白

1、《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继续存在缺乏法理基础。国务院于年新修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目前调整我国城市房屋拆迁领域的主要依据，但由行政法规来规范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明显违反了《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和《立法法》第八条的规定。需要澄清的是：《宪法》修正案（四）第二十条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国有财产的征收只能制定法律，这里的“法律”都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广义的法律，而是狭义的法律（即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行政主体对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的限制甚至剥夺没有被置于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遵从低位阶的行政法规（况且这一法规也缺乏合宪性），严重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和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的原则，所以立法上的僭越是导致政府机关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违法行政的根源。

2、立法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定性错位。关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在理论上纷争不休，有持民事法律关系说者，也有持行政法律关系说者，但与《条例》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认定一致的混合说似乎占据主流地位。判断某一法律关系的性质关键是看主体之间的地位：若主体之间地位是平等的，都以自己独立的意志参与法律关系并不受对方的强制，则该法律关系是民事性质；若主体之间地位是不平等的，一方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并能单方面设定、变更或消灭对方的权利义务，则该法律关系是行政性质。就目前《条例》的规定而言，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兼具行政和民事两种性质。首先，在拆迁许可、拆迁裁决、强制拆迁等法律关系中，行政机关作出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其意志对相对人有支配性和强制性，此类关系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性质。其次，拆迁人和被拆迁人之间就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而发生的关系属于民事法律关系性质，因为双方地位是平等的，以意思自治原则来进行协商。有论者则从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应然属性出发，认为“房屋拆迁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应受民法规范的调整，拆迁行为仅仅涉及拆迁当事人的民事利益，完全发生在民事生活领域，与国家利益和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无涉。”笔者认为，从城市房屋拆迁的实际运作过程出发，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的确包含了民事法律关系，但是在政府主导拆迁的条件下，行政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无疑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民事法律关系在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中是依附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存在的，具有从属性。根据主要矛盾决定事物性质的哲学观点，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其实就是行政法律关系（尽管其不是纯粹的和典型的行政法律关系），当然这一认识并不与《条例》契合。通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条例》将城市房屋拆迁抹上民事法律关系的色彩，混淆了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关系的性质，淡化了政府的行政责任，导致整个城市房屋拆迁制度运行不畅。

3、立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不明晰，未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我国的宪法和有关法律中对于“公共利益”的规定仅是宣示性的，过于原则和概括，不利于在实践中正确认识和区分城市房屋拆迁的目的：即是基于公益，还是出于商业目的。而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在法律规范的适用、法律关系的性质、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标准、权利救济的途径方面是不相同的。所以，立法未明确“公共利益”的界限“在实践中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使“各级政府和房屋拆迁行政部门动辄以公共利益为由剥夺被拆迁人的权益，造成被拆迁人与行政机关权利与权力的对峙。

4、立法中两权分离的规定。我国的宪法和相关法律始终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至今仍不承认私人可以拥有土地所有权，仅允许私人享有房屋所占土地上的使用权。尽管有论者认为，“政府作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人的代表，不能基于其享有的土地所有权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也不能在无明确法律根据的情形下介入、干预这种行为，而应尊重国有土地使用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但是，由于“城市房屋拆迁是征地，是城市房屋所有人（国家作为所有人除外）依法享有的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灭失。所有城市房屋拆迁，实质就是对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所以，国家是不可能不限制国有土地使用权人的权利的，而且国有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分离正是导致“目前拆迁中双方缺少对等的谈判机制、补偿标准偏低、拆迁程序不公正、被拆迁人的权利被漠视和被侵害、拆迁矛盾扩大和激化的深层次原因。”也就是说，两权分离的规定也是被拆迁人权益难获有效保护的立法之源。

5、立法弱化了司法权，使司法机关在处理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时难有作为。特别是在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时，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要寻求司法解决必须先经过行政裁决，并且如果被拆迁人对行政裁决的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而“即使法院认定行政裁决行为不合法，也只能判决撤消并判令由原处理机关重新裁决。拆迁双方的权益纠纷并不能在法院得到最终解决。”这样一来，被拆迁人便无法绕开行政权力的干预，其权益也很难得到有效保护。

（二）行政权力的异化

行政权之所以在城市房屋拆迁中不应有为时越位，应有所为时缺位，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

1、地方政府自身的利益需求使其和房地产开发商这一特殊利益集团结成了利益同盟。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政府可以通过出让被拆迁房屋所依附的土地的使用权而换取数额可观的土地出让金，又由于我国目前的财税体制不健全，是所谓的收支两条线，“政府对于土地出让金的使用所受到的制约和监督少，自主支配的灵活性大。”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对于城市建设乐此不疲，对于拆迁人的违法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置被拆迁人的利益于不顾。亚当.斯密的“经济人”理论在政府身上同样适用，行政权力一旦缺乏制约，便会偏离法制轨道而去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一来，被拆迁人的利益空间便被地方政府所挤占。“当政府介入、干预拆迁活动时，往往站在拆迁人一方，使本来在经济上就处于劣势的被拆迁人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使其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所以地方政府的自利动机是导致本应为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被拆迁人权益的公权力异化为特殊利益集团的保护伞的原因。

2、地方政府官员追求仕途升迁所形成的好大喜功的政绩观。要想真真正正、踏踏实实地搞好一个地方的经济建设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不少地方政府官员缺乏耐心，他们希望自己在仕途上能迅速地飞黄腾达，所以用短平快的方式建立政绩是他们实现个人升迁的最优选择。扩大城市建设规模，大搞旧城改造正好可以达到他们追求立杆见影的效果的目的：房地产开发等固定资产投资能在短期内迅速拉动gdp的增长，而gdp的增长速度又是衡量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标准；改头换面后的城市建筑尽显富丽堂皇，一派繁华景象，外界理所当然地会认为：这座城市取得了巨大进步，当地官员为经济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在行政长官急功近利的思想的影响下，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以快速发展社会经济为名只求短期经济效益，在城市房屋拆迁中忽视了对被拆迁人的权益的保护。

3、某些地方政府官员的腐化行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推波助澜也是行政权力异化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三种原因并非孤立地存在于城市房屋拆迁中，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异化行政权的合力并对被拆迁人权益的保护产生负面影响。

四、现行的被拆迁人的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

（一）拆迁许可制度亟待完善

1、正当性的缺失。自年7月1日起开始施行并发生效力的《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第二款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这意味着《条例》中关于拆迁许可证的规定已经丧失了正当性，但是国务院至今为止并未根据《行政许可法》对《条例》中不符合上位法的拆迁许可进行清理和停止执行。《行政许可法》继《行政处罚法》、《价格法》、《立法法》在相关领域规定听证制度后也在行政许可领域确立了听证制度。而《条例》中却并没有关于拆迁许可听证的规定，这明显有违上位法。并且城市房屋拆迁许可证的发放事关被拆迁人的切身利益，有关政府部门在未告知作为利害关系人的被拆迁人可以申请听证的情形下就擅自向申请城市房屋拆迁许可的拆迁人发放，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原则-参与原则，非法剥夺了被拆迁人的知情权、陈述和申辩权、申请听证权。这种违法行政的行为放纵了拆迁人，使其在城市房屋拆迁中自恃持有拆迁许可证而肆意妄为，导致野蛮拆迁等违法拆迁的行为屡禁不止，严重损害了被拆迁人的权益。

2、审核失察和疏于监管。在目前的拆迁许可证的发放过程中，行政机关往往在对申请拆迁人的资质和实施拆迁的必要条件没有经过严格审查的情形下就轻易地发放拆迁许可证，使很多不具备法定许可条件的房地产开发商或其他组织获得了进行拆迁的资格。而由于“持有拆迁许可证就表示行政机关已经审查并认可拆迁人达到拆迁资格，并向公众证明了这种资格，具有公示公信的效力。”并且“政府事先的行政许可，事实上使双方当事人失去了平等对话的平台，从而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极易受侵害。”所以许可机关未尽严格审核的职责使得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有恃无恐，屡屡侵犯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自我国实行行政许可制度以来，长期存在着重许可轻监管、只许可不监管、重许可的权力不负许可的的责任、重许可中的收费不解决许可后出现的问题的现象。”拆迁许可机关在赋予申请人拆迁资格后就不闻不问，没有履行法定职责对拆迁人进行监督和管理以保证拆迁活动的依法进行；对于拆迁人在拆迁活动中侵犯被拆迁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拆迁行为也没有及时纠正；更有甚者，纵容姑息拆迁人，没有严格执法和严肃处理有关违法拆迁行为的责任人。

3、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不当和拆迁许可发放的条件不严。《条例》第七条规定：“拆迁人取得房屋拆迁许可证的条件为提交下列资料：（一）建设项目批准文件；（二）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三）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四）拆迁计划和方案；（五）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从目前《条例》的规定来看，对拆迁申请人的拆迁申请主要是进行形式审查，即看相关文件、手续、证明等书面材料是否齐备，对于齐备者即发放拆迁许可证。这种审查方式对于拆迁许可而言是不科学的，不对拆迁申请人进行实质审查就无法发现拆迁申请人不合许可条件的问题，因为拆迁申请人提交的资料很难反映出他的真实情况。拆迁许可发放的条件中的拆迁计划和方案是由拆迁申请人一手制订的，根本没有体现出被拆迁人的意志；而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往往也缺乏证明力，因为金融机构与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存在密切的利益联系，实践中很多房地产开发商就是利用金融机构出具的虚假资金证明骗领到拆迁许可证后进行拆迁，而一旦到了应支付给被拆迁人拆迁补偿安置费用的时候，房地产开发商却一拖再拖，迟迟不能付清补偿安置费用。所以拆迁许可审查方式不当和拆迁许可发放的条件不严使房地产开发商空手套白狼的伎俩一再得逞，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获保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有必要以《行政许可法》为基础调整现行的拆迁许可制度，规范拆迁许可证的发放，加强对拆迁人在实施拆迁活动中的监督和检查，把好城市房屋拆迁的第一关，切实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

（二）改造拆迁补偿安置制度已刻不容缓

1、拆迁补偿范围过窄，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条例》将拆迁补偿范围界定为：被拆除的房屋及其附属物、被拆除的未超过批准期限的临时建筑物、搬迁补助费、临时安置补助费。但是，“拆迁的真正目的就是要取得房屋及其附属物的土地使用权，并非房屋本身。”而且，“合法取得的土地使用权应当属于公民的财产权并受到相应的保护。”基于对这种认识的赞同，笔者认为当前的拆迁补偿范围涵盖面过窄，没有充分反映出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财产损失。实际上，公民在购买城市房屋时本就支付了房屋所占土地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被拆迁人的房屋的价值并不仅仅包括其房屋所有权所体现的价值，还包括了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价值，所以拆迁补偿范围排除被拆迁人的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损失是极不合理的。另外，拆迁补偿范围没有包括被拆迁人因房屋拆迁而遭受的其它损失（如被拆迁人的可期待利益）也不利于保护被拆迁人的利益。

2、拆迁补偿仅是适当补偿，补偿费用和标准不符合市场价值规律。《条例》确立的拆迁补偿原则是适当补偿，但是在实践中却不断出现“变适当补偿为象征性补偿的作法。”这不禁让人警觉：有人在借适当补偿之名行损害被拆迁人利益之实！行政法理论上有两种补偿学说，适当补偿说认为“法律并不一定要求全额补偿，只要参照补偿时的社会观念，按照客观、公正、妥当的补偿计算标准予以补偿，就足够了。”完全补偿说认为，“应按作为征用对象的财产的客观价值予以全额补偿。”基于对城市房屋拆迁的行政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笔者主张对被拆迁人进行充分补偿。被拆迁人在城市房屋拆迁中所受的利益损失是为了满足能够房地产开发的需要或者是为了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无论是出于公益目的还是商业目的，拆迁的最终结果是实现了更大的利益：政府不仅改善了城市环境，促进了经济发展，还获取了大量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房地产开发商赚取了巨额利润；不特定的社会公众享受了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的改善。多方及被拆迁人除外的整个社会都通过拆迁而受益，完全没有理由仅仅对被拆迁人进行适当补偿，使被拆迁人成为拆迁活动的利益受损者。在补偿费用和标准方面，由于“政府采用土地基准价格加房屋重置价格确定的补偿标准，而政府是在上一年度的基础上制定的基准价格和重置价格。”所以导致对被拆迁人补偿的费用普遍偏低。

3、拆迁补偿不及时。“房屋拆迁补偿不及时的情况在我国非常严重。拆迁人往往在还不具有对被拆迁人进行补偿的资力时，就开始拆迁行为，导致被拆迁人长期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对被拆迁人的正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严重侵害了被拆迁人的财产权利。”

4、拆迁安置不到位。主要表现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面积较大足够家庭正常的居住和生活，而安置的房屋面积较小不能满足家庭成员起居的需要；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户型结构较优，而安置的房屋户型结构不合理影响被拆迁人的使用；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是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而安置的房屋质量低劣对被拆迁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构成隐患；被拆迁人原有的房屋位于较好的地段，工作、子女教育、就诊、营业等更为方便和有利，而安置的房屋所处的区位差影响了被拆迁人的正常的生产生活。

（三）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

《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货币补偿的金额，根据被拆迁房屋的区位、用途、建筑面积等因素，以房地产市场评估价格确定。具体办法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虽然其后建设部于年12月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对《条例》中确立的价格评估制度作了细化，各地方政府也先后制定了相应的办法。但是从实践反映的情况来看，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评估制度形同虚设。这主要表现在：第一，房屋价格评估机构的定位本来应当是有独立意志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年以后房屋价格评估机构也完成了与政府部门的脱钩改制，但由于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绝大多数由政府职能部门的下级部门发展而来，虽然形式上实现了与政府脱钩，但在人事、财物等方面仍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对被拆迁房屋的价格进行评估时难免会受行政意志的影响，不能做到独立、客观的评估。第二，房屋价格评估机构在经济利益上受制于拆迁人，作出的价格评估往往有利于拆迁人。“评估机构为了迎合拆迁人的要求，往往故意压低被拆迁人房屋的评估价格，做出不利于被拆迁人的评估结果，损害被拆迁人的利益。”这种违背市场公正性要求的行为使得价格评估制度被拆迁人所操纵，而被拆迁人的利益却难以通过价格评估得到实现。

（四）拆迁裁决制度的异化

尽管建设部希望通过《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来规范拆迁裁决，保证行政权力的正确行使，但是效果并不明显。目前的拆迁裁决制度不仅为被拆迁人所诟病，也被学界广泛质疑。究其原因，不外两点。第一，行政机关在拆迁裁决中没有保持中立，而是偏袒拆迁人，所作出的裁决结果往往对拆迁人有利。（至于行政机关为何会在裁决中总是偏向拆迁人，笔者在前面已经详述。）第二，裁决前置使被拆迁人的权利救济途径变窄。在被拆迁人和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情形下，行政裁决成为唯一的争议解决方式。因为被拆迁人不能提起民事诉讼，如果被拆迁人对裁决结果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话，司法机关也并不会处理被拆迁人和拆迁人之间无法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争议而只审查行政机关作出的拆迁裁决是否具有合法性。

（五）强制拆迁制度为害尤甚

强制拆迁是指行政主体或者人民法院为实现拆迁裁决所确定的内容而强制拆除被拆迁人的房屋的行为。这种对被拆迁人权益起限制甚至是剥夺作用的行为应当受到严格的约束，然而事实上是行政机关在滥用行政权力进行强制拆迁以至出现“基本人权在拆迁过程中却遭到了来自行政权力的侵害和剥夺，拆迁户基本上无法将自己的财产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正常的市场交易，却在强迫与专横之下丧失了平等对法的权利”的情形。在城市房屋拆迁的实践中，因强制拆迁的不当行使而侵犯被拆迁人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事件层出不穷，强制拆迁已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激化了社会矛盾。毕业论文

强拆范文篇3

乡片区幅员面积3.4平方公里，涉及5个村、39个社、1700余户、5500多人。自2006年被确定为县城规划区冻结房屋建设以来，该区群众居住条件差异较大，人均住房面积在10至100多平方米不等，群众建房愿望十分强烈。2010年9月，新一届乡党委、政府本着“服务城市建设、推动协调发展”的理念，敢于担当，敢于碰硬，采取“一中心、两监督、三谈、四步”“四维一体”的办法，疏堵结合推进制止乱修乱建和强拆违章建筑工作，取得了初步成效，截止目前共劝阻农户建房110户，强拆违章建筑73户、面积8000多平方米，为无房户租房32套。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一个中心”统揽全局。把制止乱修乱建和强拆违章建筑作为全乡的工作中心。一是围绕中心工作对乡村干部整合使用，抽调勤于吃苦、敢于逗硬、勇于担当的干部成立城建工作组和拆迁“突击队”，由我直接负责；二是围绕中心工作对各项资金统筹安排，通过从工作经费中挤和向财政局借等办法筹措专项资金，用于保障强拆工作所需的设备和人员经费；三是围绕中心工作对民生政策统筹落实，城乡低保、民政救助、社会保障等优先安排到住房困难户。四是围绕中心强化干群教育，结合“两爱、四教育”活动和“每周一课”，在全体乡村干部中开展“服务现代大城市建设”的理念教育，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统拆统建”的政策教育，把全乡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心工作上来。

（二）“两项监督”强化责任。一是强化干部责任监督。实行乡干部包村、村干部包社工作责任制，干部对责任区域的乱修乱建承担监控、报告、劝阻的职责，24小时劝阻无效即组织强拆。责任干部的履职情况由我和乡长直接进行巡查监控，工作日内夜间至少巡查一次，周末全天候巡查。同时，对责任区内出现乱修乱建未在24小时内报告的实行问责，村干部首次问责全乡通报、二次问责大会检讨、三次问责即刻免职，乡干部首次问责大会检讨、二次问责待岗处理、三次问责上报县级主管部门调离。二是落实社会群众监督。通过明白卡、电视公布等方式，把我和乡长的手机号码进行公开，接受群众的监督、举报。

强拆范文篇4

2004年，湖南郴州市嘉禾县县委县政府为了帮助一家名为珠泉商贸城的开发项目顺利拆迁，不仅打出了“谁影响我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口号，而且实行了“四包四停”政策。公职人员必须保证他们的亲属在规定期限内完成补偿评估工作、签订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还要保证他们的亲属对拆迁不满意时不能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不能完成任务者将被暂停工作，停发工资，甚至被开除或被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可是，即使县领导发出了这样的口号和政策，拆迁工作也不顺利。有11名公职人员受拆迁事件影响被降职或调离，因拆迁还造成父子反目，夫妻离婚。

从2004年开始，重庆市被拆迁户杨武夫妇和开发商协商不成，他们的两层小楼在四周已经挖掘的工地映衬下就像一座“孤岛”。2006年年底开发商申请行政裁决，2007年3月19日，九龙坡区人民法院发出“限期履行通知”，责令他们在3月22日前履行九龙坡区房地产管理局下达的“拆迁行政裁决书”中确定的义务，自行搬迁，逾期不履行，法院将依法强制执行。这个时候，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颁布，引起广大公民和众多媒体的关注，此事件被媒体称为“重庆孤岛事件”。政府和司法部门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对“孤岛”上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在有关领导协调下，杨武夫妇与开发商达成协议，按协议，开发商将其在重庆沙坪坝区开发的一处门面房，按同样面积交付杨武夫妇，并补偿90万元的营业损失。

以上两个案例是近几年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出现的比较典型的案例，为很多人所知悉。两个案例不同的地方在于：前一个事件中，地方政府强力而为，败坏了政府的信誉，损害了公民权利。而后一个事件，地方各级党政司法机关却注意平衡各方利益，维护了公民利益，彰显了政治文明。那么，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要注意保护公民的哪些基本权利呢？

1.生命健康权。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然而很多地方的强制拆迁出现了类似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影子，夜深人静私闯住宅，敲门砸玻璃殴打被拆迁人逼你搬走。有些地方的强制拆迁干脆就是晚上进行，把当事人架进车里，推土机就开始了工作。湖南嘉禾则是滥用行政执法自由裁量权，以“妨碍公务”“暴力抗法”为借口错误拘捕当事人，严重侵犯了人身自由权。

2.财产权。《宪法》以及新颁布的《物权法》都有明确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容侵犯，未经所有人允许，不受任何权力以及任何形式的侵害。然而，许多居民倾其毕生积蓄购买了住房，一纸拆迁公告下来，说拆就拆，补偿款数额不合理根本就无法再次回迁购置新房。另外，很多新居民区远离市区，上学及上下班、购物等都极为不便，靠近市中心做生意的便利也没有了。或者使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机会成本大打折扣，或者使可预期收入的资本成本加大，这些都使被拆迁人的财产收入受到损害。可喜的是，重庆孤岛事件中政府通过协调，做到了充分保护被拆迁户的权利，实现了政府部门、房屋拆迁人和被拆迁户几方共赢的局面。

3.劳动保障权。从湖南嘉禾事件中，可以看到行政决定可以命令被拆迁户的家属停止本职工作去劝说搬迁，直到搬迁结束才能上班。如果在职职工是拆迁当事人又不顺利搬迁的话，轻者被调离，重者则被开除公职。《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劳动法》被一些地方政府歪曲滥用，变成了他们肆意侵犯公民权利的工具。有些地方政府在拆迁前允诺给被拆迁户安置工作，可是后来却没有了下文，政府信用全无。

4.知情权。在很多地方，房屋拆迁公告贴出来的同时，拆迁评估补偿数额也就几乎公布了。补偿依据什么标准评估、什么公司进行评估、拆迁法律程序以及如何进行法律救济的途径等等，被拆迁人很少被告知，所以很多被拆迁户有着强烈的被欺骗感和被愚弄感以及不被尊重的感觉，拆迁纠纷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隐患。拆迁的实际用途和当初拆迁公告上的内容不一样，也是导致拆迁上访的重要原因，因为现实生活中不同的建设项目补偿数目可能有很大的不同。

5.公平交易权。房屋行政管理部门发放拆迁许可证时没有征求被拆迁人的意见，这是强制拆迁源头的不公平，也是最大的不公平。在拆迁评估程序上，很多地方的被拆迁户对被评估机构没有选择权。评估过程的不公开及评估黑洞，都导致了房屋安置和补偿的不合理。另外，《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6条似乎形成了逻辑矛盾的一个怪圈，让人不可思议。本条前半部分说“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和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安置补偿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拆迁管理部门进行裁决。”后半部分又说“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可以自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向人民法院起诉。拆迁人已对被拆迁人给予货币补偿或者提供安置用房、周转用房的，诉讼期间不停止拆迁的执行。”正因为对拆迁安置补偿不满意，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才提起诉讼，可是诉讼期间拆迁人给予了安置补偿，即使被拆迁人和房屋承租人不满意也不停止拆迁的执行。言下之意，不管对方怎么样，我都要拆！在《条例》面前，被拆迁人已经没有了言语权，公民的公平交易权就这样被“合法”剥夺了。难怪有人称《条例》的这一条款是“霸王”条款。

6.司法救济权。“人权在实践上完全是通过法院得到保护和实施的”司法诉求是公民行使权利保护的最后途径。从刚才的分析中，已经看出被拆迁户司法救济途径的不畅通。《条例》第17条更是把被拆迁户司法救济的途径堵塞。“被拆迁人或房屋承租人在裁决规定的期限内未搬迁的，由房屋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或者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对公民人身及财产纠纷的处理不是行政裁决终局，而是司法裁决终局，这是世界通例。可是《条例》却剥夺了被拆迁户依法享有的司法救济权，而且，《条例》还有越俎代庖之嫌，房屋管理部门的行政裁决不需要你法院审查，只须经过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法院驳回被拆迁人的起诉，或者法院也被推向强制拆迁第一线（当然还有其他原因）也就不足为怪了。正是由于司法救济权的缺失，被拆迁户权利受损后，要么忍气吞声，要么层层上访，要么走向暴力抗争的悲剧。

7.重大社会事务参与权。很多拆迁事件中被拆迁户都不能充分行使参与权，具体表现为：项目规划这一牵一发而动全局的事情没有听取广大被拆迁户的意见；房屋拆迁基准价的制定没有召开由广大被拆迁户参加的听证会。被拆迁人已经从起点输掉，终局焉能不输？

二、城市房屋强制拆迁中公民权利保护的途径探讨

公民权利是指一个国家的社会成员依照正义原则和法律规定享有的利益和自由。在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对于如何做好拆迁工作从而保护公民权利的途径，本人拟做以下探讨。

1.规划和拆迁时遵照合理程序，强制拆迁方只能是政府。在城市房屋拆迁户拆迁中，政府要在有利害关系的居民参与下来决定拆迁进程，这就为实现民意与政府决策的互动建立了一条合适的渠道，从而保证拆迁的顺利进行。城市规划应该实行听证，有可能被拆迁的居民应该每户都有代表参加听证会。房地产管理局要保证公民有权查阅各种文件，甚至查阅政府在城市房屋开发中的规费收入和开发商的利润，如果各方利益合理设置，互惠互利，政府和开发商行为得到理解，被拆迁户就能够很好地配合拆迁。在利益透明的情况下，居民参与房屋拆迁补偿基准价的听证和确定。拆迁评估应在政府房屋评估基准价的基础上，结合建筑面积、房屋用途、区位、建筑结构、楼层、朝向等因素来确定拆迁补偿，并且政府每半年应结合房地产市场变动重新公布一次区位房屋评估基准价。在所有的建设项目进行拆迁评估时，必须保证广大被拆迁人参与选择拆迁评估单位，并享有充分的监督权。当前，房屋拆迁领域之所以出现问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房地产商和被拆迁户直接对阵，所以野蛮拆迁的恶性案例不断发生，像重庆“孤岛事件”中的开发商是比较文明的，更多的情况是，很多地方出现了拆迁中的打、砸、断水、断电，甚至出现被拆迁户以死抗争的恶性案例，严重影响了政府形象。其实，这是因为在拆迁程序上出了极大的问题。开发商购买的是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回土地的一方应该是政府，应该由政府出钱来征地。在正确的法律程序制约下，开发商是没有资格同居民直接谈补偿问题的，当然也就不会出现开发商和被拆迁户的利益博弈了。总而言之，城市房屋拆迁的正确程序是：规划—公示—安置住房—补偿—拆迁—土地拍卖—开发商进行开发。政府和开发商介入房屋拆迁的顺序绝对不能颠倒，不能够少的环节一定不能够少。其中应该强调的是，绝对要应该先安置补偿，然后才能强制拆迁。

强拆范文篇5

今天召开的拆违工作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总结和规划年全区拆违工作。

一、年拆违工作简要回顾

拆除违法建设整治市容环境是区委区政府年重点工作之一，是落实20项民心工程，优化环境，促进发展，改善民生，提高城乡质量和品位的重大举措。年区拆违指挥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市区委九次党代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区委、区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加大力度、用心工作、扎实推进，拆违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工作情况

在“4.27”动员大会以后，全区加强了市容环境的综合整治和拆违工作。特别是8月份成立区拆违指挥部以来，在区委区政府直接领导下，区长尚德来同志的直接指挥下，进一步加大了拆违工作力度，精心谋划、精心组织、依法行政、扎实推进，取得阶段性成果。据统计，截止到年12月底全区共清理违法占地约386580平方米，拆除违法建设约170150.16平方米，（包括1-8月份拆除违法建设面积20686.72平方米，津塘公路沿线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8080.3平方米，拆除废品收购站（点）420处、违法建设面积22462.2平方米，8月份拆违指挥部成立以来拆除违法建设面积108920.94平方米），其中强拆115650.72平方米，违法建设相对人自拆54499.44平方米。基本上遏制了新建在建违法建设，狠狠打击了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在拆违工作中没有引发群体、个体等恶性事件，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主要做法

1、加强组织领导，扎实推进拆违工作

按照区委、区政府工作部署，8月28日区成立了拆违指挥部及办公室，制定了区进一步加大拆违工作力度实施方案。明确了组织分工，按照统一指挥、属地管理的原则将全区分成4片，建立了指挥部领导和街镇乡主管领导分片包干负责制。为加强拆违工作力量，从相关部门和街镇乡抽调人员成立了500人的拆违执法队伍。在工作推动上建立了每周工作例会、强拆协调会、联席办公会和每日巡查、实地核查、跟踪督办及每日专报、每周简报等项工作制度。区长尚德来同志亲自指导、部署、安排整体工作，我和区长助理王庆友同志，特别是庆友同志亲临强拆行动一线，靠前指挥，率先垂范。区拆违办按照领导要求拟定严谨的工作程序，量化分工、责任和任务；办公室工作人员深入拆违一线，协助各街镇乡做好督促，指导、协调、监督等工作，较好的发挥了参谋助手和综合协调作用，保证了拆违工作的深入开展。目前，全区基本形成统一领导，分片负责，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为拆违工作的深入开展奠定了强有力的组织基础。区拆违指挥部成立以来，召开每周工作例会27次，强拆协调会22次，下发每日专报204期，简报13期，依法组织强拆行动18次，处理群众举报来访来信30多件（次）。

2、健全工作机制，有效推进拆违工作

依据我区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实际，从建立拆违工作机制入手，建立了责任明确、运转顺畅、反应灵敏、快速有效的工作机制，确保了拆违工作有效开展。第一，建立了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快速发现机制。实际工作中，我们疏通了四条渠道：一是设立举报电话，从拆违指挥部成立到年底，4个多月共接收整理群众举报线索二百多条；二是执法局进行全天候、全方位、全人员、全覆盖巡查，4个多月来发现新建、在建违法建设60多处；三是拆违办公室日巡夜查执法中发现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项目40多处；四是各街镇乡发现新建、在建违法建设50多处。第二，建立了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快速核实机制。发现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后，拆违办公室巡查组迅速到违法项目所在镇街乡，协同街镇乡对“双违”项目的性质、规模及违法建设相对人等情况进行核查，经确认后进行分类、上台帐，并立即报送指挥部领导。第三，实施了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快速处理机制。核实后，在街镇乡对违法相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疏导工作的同时，执法部门依照法律程序及时下达相关法律文书，对限期内拒不自拆的，相关街镇乡立即上报强拆预案。拆违办及时召开协调会，确定拆违时间，在拆违指挥部领导下，由相关街镇乡按时组织拆除，并做到拆一处，清一处，绿化美化一处。

3、坚持依法行政，有序推进拆违工作

拆违工作是一项政策性强、比较敏感和复杂的工作，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始终坚持依法依序，注重规范，在工作实践中严格执法，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原则,一视同仁、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依法行政，推动了拆违工作有序的开展。拆违指挥部成立以来，从发现新建、在建的数量看，已经呈现出了较快下降的趋势；从拆违的面积看，已达15万多平方米；从拆违反映出的情况看，绝大多数群众是支持和拥护的，如每次实施强拆，现场都有上百人观看、拍手称快；从自拆面积占拆除总面积的比例看，约占33%，依法拆违的影响和作用十分明显。

4、深入宣传教育，营造良好的拆违氛围

宣传部门对拆违工作及时广泛进行宣传，形成了有利于拆违的强大声势。在形式方法上，电视台、广播电台、《今日报》等指定专门记者，现场采录、现场采访，全程跟踪，全方位报道。在宣传内容上，既有法律政策方面的宣讲内容、依法强拆的现场镜头、还有现场人物采访、专访，内容真实、详实，感染力、震慑力强，起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区拆违办，区执法局及各街镇乡等部门，在加强巡查、执法的同时，进村入户，面对面的做违法建设相对人的思想工作，排解不稳定因素，做好教育、引导、疏导和化解工作，营造“强拆不如自拆、迟拆不如早拆”的良好氛围。如实施津塘二线“路灯”工程拆违过程中，该地区需拆除违法建设92户，139间，工作量大，情况复杂，执法局、万新街工作人员坚持刚性拆违，有情操作，通过调查分类，有针对性做好思想疏导工作，对确有困难的群众，想方设法排忧解难，最终有近半数违法建设户自拆，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

（三）几点体会

通过一年的拆违工作实践，总结以下四点体会：

1、领导重视是关健。拆违工作能否深入推进，关健在领导。一是各单位一把手必须亲自挂帅，把拆违工作抓在手上，放在心上。二是主管领导必须专抓专管、全力以赴，深入一线，靠前指挥。三是其他领导主动配合，大力支持。实践证明，加强领导就是要强化领导责任，行领导之职、尽领导之责，才能扎实推进拆违工作深入开展，巩固拆违工作成果。如么六桥乡领导班子高度重视拆违工作，把拆违作为一项重点工作，党政一把手坚持亲自抓，采取有力举措，狠抓落实。特别是每次强拆行动亲临一线，并召集全乡13个村两委会负责人到达现场，进行现场教育，进一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到村、到人。年么六桥乡拆除“双违”建筑面积39493平方米，约占全区拆除总面积的1/3。万新街领导在拆违工作中既坚持严格执法又加强思想教育工作，既坚持强力推进又稳步操作实施，不断加强教育疏导工作，一把手亲自进村入户做相对人的思想工作，并在实践中总结出通过教育让违法建设相对人思想触动、震动、感动三步工作法，效果良好，群众自拆率达60%以上。

2、宣传教育是先导。只有充分发挥舆论宣传的导向作用，做好发动引导，相关部门共同做好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确保拆违行动稳步推进。区“两台一报”把拆违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安排专人，精心组织，加强报道，形成浓厚的舆论氛围，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引起震动、形成声势，为拆违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舆论支持，助推了拆违工作的深入开展。

3、协调配合是基础。拆违工作难度大、问题多、矛盾突出，涉及面广，各相关部门、单位密切配合是做好拆违工作的基础和前提。在拆违工作中，区政法委、法制办、宣传部及执法局、市容委、公安分局、国土资源分局、规划局、法院、交通支队、消防支队、卫生局、物价局、司法局等部门积极配合，听从指挥，抽调人员统一行动，形成强大的执法阵容，尤其是各部门领导亲临一线，靠前指挥，带头示范，新闻媒体进行宣传造势，公安、法院等部门提供执法保障，各部门高效运转，相互配合，确保了依法强拆行动的顺利进行，保证了拆违工作的扎实推进。

4、依法行政是保证。全区拆违工作数量较大，情况复杂，影响面广，特别是涉及市重点工程、迁村并点等重点工作，事关广大群众的利益、生产、生活等问题。区拆违指挥部在坚持注重民生、做好过细工作的同时，认真学习法律，掌握法规，坚决依法、依规、依情、依序进行拆违工作，得到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使拆违工作在群众支持下平稳推进。

年拆违工作取得一定成绩，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一些镇街乡、委办局的领导认识还不到位，责任缺位，造成工作空位。如有的单位领导在拆违工作上不敢负责、不愿负责。实际上是“情、权、利”思想作怪，怕出问题、怕得罪人、怕出麻烦，工作上瞻前顾后、畏首畏尾，催紧了就抓、不催不抓；有的甚至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拆违工作的力度和深度。二是宣教工作抓得不够细不够深。加强宣传教育做好疏导工作是拆违工作重要环节，营造强大舆论氛围才能减少阻力，增强推动力。一些街镇乡领导对此不重视，宣传的密度、深度不够，造成一些群众对拆违工作认识有偏差、思想有抵触、行动不配合。三是依法依序工作不够严谨。表现在一些镇街乡强拆预案内容不详实，强拆组织工作不严密，履行法律不依程序，档案整理不规范等，给拆违工作增加了一定难度，造成简单问题复杂化。

二、年基本工作思路和工作重点

进入三月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全区新建在建违法占地、违法建设出现反弹，据初步统计，从3月1日到目前通过巡查和核实举报电话发现违法占地违法建设22处，建筑面积26539平方米，情况表明拆违工作形势依然严峻，查处“双违”工作任务还十分艰巨。

按照区委、区政府“继续加大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治理力度，坚决依法处理，依法拆除”的工作要求，结合全区拆违工作实际，年工作基本思路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工作部署，在年拆违工作的基础上“继续、巩固、完善、深入”，突出重点、整体推进，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领导、落实责任、健全机制，进一步加大拆违工作力度，坚决从源头上遏制违法占地、违法建设，为率先发展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

第一，继续加大拆违工作力度。坚定信心，继续保持高压态势，对新建“双违”项目露头就拆、对已建成“双违”项目依序拆除，做到凡违必拆、有乱必治、决不手软。继续坚持分路巡查、集中执法、强化监管的基本工作思路，继续加大巡查执法的力度。坚持接听整理举报电话和拆违办、执法局、国土分局、街镇乡五个渠道巡查制度，全面巡查、每天通报，做到竖到底、横到边，不留空白，不留尾巴，不留死角，不留后遗症。要继续加大拆除的力度，进一步健全快速发现、核实、处置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快速有效的工作机制，加快执法节奏，提高处置效率，做到早发现、早处理、早解决，形成巡视、查处、惩治的良性循环工作机制。要继续加大监管的力度，以严厉打击法人违法建设为重点，加强对违法占地、违法建设行为的处理。对阻碍执法，触犯法律的要依法严惩，坚决打击。依据农村实际，探索建立村级违建监管员队伍，逐步形成区乡村三级监管网络，努力从源头上遏制违法建设。

第二，进一步完善工作责任制和依法工作程序。要不断完善拆违工作的党政“一把手责任制”，特别是镇街乡一把手要履行拆违工作的第一责任。街镇乡的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挂帅、亲自参与、亲自督查、亲自上阵。遇到难题不含糊、不退缩，遇到矛盾不上交，做到掌握情况在一线，协调指挥在一线，问题解决在一线。要认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乡镇一级认真履行自身职责，对辖区内违反规划的违法建设直接下达相关法律文书，逾期不改正的，由乡镇组织依法拆除。街办事处依据区相关执法部门委托书，对辖区的违法建设依法依序查处、拆除。规模较大、难度较大的可上报区拆违指挥部，统一组织、依法拆除。凡镇街乡领导不力、工作不力、查处不力、任务未按期完成的，要追究领导特别是主要领导的责任。对职责范围内，不认真履行职责、不作为的区直单位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要严肃处理。供电、工商等部门，要严格执行市政府《关于查处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项目的决定》[津政发（）022号]中的有关规定，不得为违法建设供电、供水、供热和审批许可证文件和营业执照。要进一步规范依法工作程序，认真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坚持严格执法，文明执法，做到界定准确、程序合法、处置迅速。加强档案工作，坚持一事一档，做到统一化、规范化。加强法制宣传，提高全民的法制意识和防控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自觉意识。

第三，进一步巩固拆违工作成果。重点要加强拆后管理，要在根治源头，强化管理，健全监管上下功夫，做到拆建并重、拆管并重、拆治并重。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及时在拆违区域内按规划要求恢复原貌，进行绿化、美化，纳入正常维护管养，做到拆一片、管一片、清一片、绿一片。积极发动群众参与，举报违法行为，搞好群众监管。通过缜密、长效的管理监控，坚决防止习惯性反弹，铲除违法建设死灰复燃的土壤，巩固拆违成果。

第四，进一步深化推进拆违工作。逐步把拆违工作深入到农村基层，开展“无违建街（镇乡）、无违建村”达标活动，结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文明生态村建设，把“无违建”作为一个重要标准加以实施。充分发挥村级两委会作用，加强宣教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排坚克难，化解矛盾，努力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

第五，近期要抓好的三项重点工作。

1、第6、7、8次卫片及土地执法“百日行动”中发现涉及的违法占地、违法建设项目，全区共598处，其中新立街159处、无暇街41处、华明街118处、金钟街98处、万新街40处、军粮城镇87处、么六桥乡55处。各街镇乡要配合区国土资源分局按照期限完成调查和处理，不得延误，不能影响区建设用地指标。

2、结合迎奥运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做好迎奥运4条入市路，3条高速路及外环线、津塘、金钟、先锋路等界定范围内及重点地区、重点地段的违法建设拆除工作。各镇街乡要各负其责，按时限完成本辖区内重点路段、地段的拆违工作。

3、结合全区城市化、城中村改造等重点工作，相关街镇乡做好实施整体撤村农居违法建设拆除工作。

强拆范文篇6

一是领导到位。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拆违工作，成立了拆违控违领导小组，乡党委书记陈明亚担任组长，乡长承英担任副组长，形成主要同志负总责，分工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态势。

二是宣传到位。切实加大拆违控违的宣传教育力度，印制了10000份“致群众的一封信”，发放到每个农户家中，并制作标语横幅100余条，在乡村路口悬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有效地遏制了违法建设行为。

三是机制到位。年陡乡党委、政府把拆违工作纳入乡、村干部工作考核范畴，健全了工作机制，严格奖惩兑现。同时还成立了市容管理执法中队，招聘了6名退伍军人作为专职拆违人员，充实了拆违控违队伍，购置了巡逻执法车，做到常态化管理。

四是预案到位。每次联合执法行动之前，都要做好工作预案，对拆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要求大家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纪律严明、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对平时的巡查、拆除要求执法队员加大宣传，控制局势，避免冲突，以情拆违。

五是措施到位。针对群众违章建筑发生的特点，领导组要求工作人员加大了节假日期间的违建巡查力度；同时加大强拆力度，以强拆促自拆，以自拆促控违，教育群众，维护群众长远利益。自正月初二开始，全乡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拆违联合执法行动，自拆强拆违章建筑200余户，面积约13380平方米，其中8月份拆除违建面积380平方米。

下一步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宣传马鞍山市征迁、安置政策，帮助群众算清征迁、安置帐，让群众做个明白人，提高群众大局意识，自觉拆违、控违，减少群众损失。

强拆范文篇7

第一条为维护我县城乡建设秩序，有效遏制与惩处违法建设行为，推进“城建兴县”战略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违法违章建筑有下列情形：

（一）违反城乡规划管理规定建设的建（构）筑物；

（二）违反土地管理规定建设的建（构）筑物；

（三）违反有关公路建设控制区规定建设的建（构）筑物；

（四）违反河道，水库管理保护范围内土地和岸线管理规定建设的建（构）筑物；

（五）违反风景名胜区条例建设的建（构）筑物；

（六）违反施工许可规定建设的建（构）筑物；

（七）超过批准使用期限尚未拆除的临时建（构）筑物；

（八）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规章建设的建（构）筑物。

第三条县直有关单位、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办事处以及在本县行政区域从事建设活动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制止和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工作遵循“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条块结合，刚性执法，形成合力，及时拆除”的原则。

第二章职责及分工

第五条县人民政府授权县制止和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工作办公室（以下简称县拆违办）组织协调全县违法违章建筑的制止和拆除工作；授权其行使对全县城乡制止和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的督查权；对涉及制止和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的职能部门（以下简称拆违职能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及所在单位工作人员的问责建议权；具体承办县人民政府对制止和拆除违法违章建筑管辖权有争议的事项；违法建设案件处理的监督规范权；对各有关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在违法建筑的预防、控制及拆除工作的检查考评权；组织协调整合力量协助乡镇对难点违法建设进行拆除；组织协调对县城规划区违法违章建筑的拆除；执行县委、县政府的各项决定、决议并定期报告工作情况。

第六条拆违职能部门的职责。

（一）规划部门负责在城镇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工作；

（二）国土资源部门负责违反《土地管理法》的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工作；

（三）水利部门负责违反《防洪法》和《水法》的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工作；

（四）交通主管部门或公路管理机构负责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两侧建筑控制区内的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工作；

（五）风景名胜区管理处负责风景名胜区内的违法建筑依法强制拆除工作；

（六）建设部门依据《建筑法》有关规定对违法建筑的安全质量、设计、施工、监理单位、业主单位依法实施查处；

（七）公安部门组织专门警力为依法拆除违法建筑专项行动提供安全保障，并制定和完善群体性事件处置预案；对隐藏、转移、变卖或者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扣押、查封、冻结的财物的行为加大打击力度；对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严格查处；

（八）监察部门根据《行政监察法》的有关规定，严肃查处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参与违法建设的行为，依法对在防止、制止和拆除违法建筑工作中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违纪违规行为进行责任追究；

（九）职责及分工遵循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的原则，县人民政府根据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可指定牵头执法部门。

第七条各乡镇人民政府应成立制止和拆除违法违章建筑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由乡镇长任组长，由分管城乡建设的领导任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工作人员从城建办、国土所、规划所、房管所以及乡镇的其他站所调剂，相对固定常设工作人员3-6名，乡镇人民政府是本乡镇行政区域内制止和拆除违法建设的责任人，负责所辖区域内防范和制止违法建设以及违法建设的组织拆除等工作。乡镇人民政府对各涉拆违职能部门派驻在本乡镇机构的工作人员拥有年度考核不称职建议权和调出建议权。

第三章巡查与督查

第八条实行城乡建设日常巡查与定期督查相分离，两者相互监督，相互促进。

第九条各拆违职能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宣传教育，开辟群众联防通道，将城乡建设管理法律法规作为日常宣传教育的重要内容，做到家喻户晓。在辖区和办公场所，上墙公示防止和控制违法建设的组织网络、工作制度、责任人以及举报电话，及时处理群众投诉和举报，鼓励群众参与防止违法建设工作。

第十条各乡镇人民政府对本乡镇辖区内的建设活动应健全日常巡查制度，实行日常巡查分片包干，将区域划分成片，每片明确若干名巡查责任人，对责任片区定期实施防违巡查。片区出现准备建材、拆除旧屋、开挖地基等建设苗头时，巡查责任人正常情况下应在一个工作日内予以发现报告，乡镇和拆违职能部门必须派人当场调查情况，开展宣传教育，进行劝阻，并制定工作预案，加强跟踪监管，直至消除当事人违建行为，有效降低违法建设的发生率。

第十一条规划、国土、交通、公路、水利等拆违职能部门应根据各自的职能特点，建立健全巡查制度，明确巡查责任人员，适时和乡镇组织的巡查进行联动、互动，做到及时发现，就地制止，快速反应拆除。各乡镇和各部门巡查中发现或受理举报的违法建设案件应登记建立台账。

第十二条城乡建设督查实行由县拆违办、政务中心牵头负责督查，相关部门组成联合督查工作队，对全县城乡建设开展定期督查。联合督查工作队可分成若干督查组，每15天对城乡建设进行一次督查，和乡镇或部门核对一次台账，督查人员不参与案件办理，对发现的新增违法建筑及时报告县拆违办，县拆违办应予登记，并建好台帐。对发现的情况及时向乡镇和部门提出限期处理建议，对巡查不力、处置不力的视情况通报。做好追踪督查管理工作，在限期内没有处理到位的，书面报告有权机关按照程序对相关人员给予行政问责。

第四章执法管理

第十三条各拆违职能部门在接到举报、上级批办、日常巡查、定期稽查过程中发现的涉嫌违法建筑，按职责分工应予以受理，当日或次日派人调查取证、依法依规采取有关处理措施。

第十四条对县城规划区以外的涉嫌违法建筑，法律明确乡镇人民政府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事项，各乡镇人民政府应依法履职；法律未明确乡镇人民政府有执法主体资格的，乡镇人民政府以自己的名义对违法建设先行制止，及时通报相关职能部门和县拆违办，相关职能部门应迅速派人调查取证，制作法律文书，依法作出行政强制措施。各职能部门在作出处罚决定之前，应就拟处罚的内容通报给各乡镇人民政府。

第十五条各拆违职能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依照法律法规及本办法分工规定依法履职，积极主动查处违法建设。对管辖违法建设查处和制止有争议的，由县拆违办报县人民政府指定相关单位管辖。

第十六条坚决执行刚性处罚，杜绝以罚代批，以罚代拆。各拆违职能部门及乡镇人民政府受理和处理的拆违案件，报告县拆违办，需要县拆违办组织会审的，由县拆违办组织集中会审，形成处理意见，由相关部门按意见执行，需经济处罚的，必须经县拆违办确认违法建筑物依法拆除或整改到位，将行政处罚决定书和银行罚款缴纳单复印件报县拆违办，其他相关部门不得就同一事项再作出有罚款种类的处罚，但可责令当事人按决定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县城规划区的案件并通报县政务中心；所有罚没所得统一缴纳至县财政，由县财政局与县拆违办组织相关部门和乡镇对罚没款作出合理的分配比例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五章拆除管理

第十七条各乡镇人民政府要对年年底前本辖区内所有违法建筑进行详细排查登记、建立台帐、上报县拆违办。县乡组织联合会审，对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不拆情形的，先处罚后再责令补办手续；对整改后能达到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不拆情形的，责令整改，验收合格的依法处罚，然后责令补办手续；验收不合格的，强制拆除。对严重妨碍公众利益的，分批予以强制拆除。

第十八条强制拆除已经建造好的违法建筑由各职能部门依法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程序组织查处，作为制止和拆除违法建筑的实施主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十九条违法建筑物内的物品，违法建筑当事人应在收到限期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移挪他处。拒不履行的，在强制拆除时，有关职能部门可将物品暂时移挪他处封存保留，并通知当事人限期领取，违法建筑当事人无正当理由逾期不领取的，一切损失由当事人自己负责。

第二十条对接到举报、交办或巡查中发现，有正在建设的违法建筑按下列程序予以制止：

（一）获得信息，二小时内有关部门及乡镇必须派二名以上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制止；

（二）经确认是违法建筑的，当天必须依法下发停工通知书，封存其现场建筑工具、建筑材料，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施工和拆除违法建筑，当事人不停止施工和拒绝自行拆除的，由有关职能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力量依法快速强制拆除。

第二十一条加大拆违力度，提高拆违效率，建立行之有效的快速拆违联动机制。

（一）发现违法建设后，乡镇、管区、村（社区）及拆违部门在前期教育和制止确实无效的情况下，应组织相关职能部门、公安派出所等强制拆除，并通报县拆违办；

（二）对情况特别复杂的重难点违法建设，乡镇和相关职能部门会商后，拿出方案，申请县拆违办组织力量拆除。正常情况下，每次拆违行动，拆违执法实施主体单位不少于50人，所在乡镇工作人员不得少于30-60人，县公安局及辖区派出所干警不得少于30人，其它相关单位根据工作需要由县拆违办临时调集所需人员参加；

（三）各拆违职能单位应明确拆违工作分管联系领导、拆违行动执行人员，所有拆违工作人员在各单位内部应相对固定，人员名册报县拆违办备案，确保能快速集结，迅速出动；

（四）根据需要，现场指挥部可调整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数量，相关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确保该项工作正常化、制度化。

第二十二条进行集中强制拆违行动时，不论涉及执行哪个部门的强拆决定，相关乡镇和部门都应听从拆违指挥部的指挥和协调，从人、财、物、事上给予全力支持。

第六章考核与奖惩

第二十三条县人民政府建立拆除违法建筑工作的考核制度，将拆违工作作为领导干部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纳入综合目标管理考核，加大拆违工作的考核权重，使防止违法建设、控制违法建设和拆除违法建设工作真正成为各乡镇人民政府、国有林场、办事处和县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要工作内容。

第二十四条县拆违办要结合工作实际，加大调研力度，从领导重视、机构运转、案件处理、依法行政、违法建筑拆除量、违建防控水平、人民群众满意度等方面进行量化，科学的评价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直各职能部门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具体的考核细则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对乡镇人民政府实施防控违法建设工作专项考核奖惩。如辖区内存在新发生的违法建设当年未被拆除的，分清责任后，有部分责任的，按一处4000元的标准承担经济责任，并承担强拆该处违法建设时2／3的费用；负全部责任的，按一处6000元的标准承担经济责任，并承担强拆该处违法建设时全部的费用；辖区内当年违法建设超过10起且未拆除，需申请县级规模强拆的，除应承担经济责任和强拆费用外，视具体情况，给予主要责任人和分管责任人停职待岗、职务调整、降职使用、责令辞职等组织处理。

第二十六条作为违法建筑执法主体的相关职能部门，每新增一起与自己职责有关的未拆除违法建设，分清责任后，有部分责任的每处追究责任金2000元，并应承担该起违法建筑强拆时1／3的费用；负全部责任的，每处追究6000元的责任金，并承担强拆该处违法建设时全部的费用。

第二十七条应承担的责任金和强拆费用由县拆违办提供依据，报县人民政府批准，由县财政局从各单位的账户直接划转。

第二十八条所划转的责任金归入拆违奖励与补助基金，由财政设立专户，专项奖励和补助拆违工作开展得好的乡镇；所划转的强拆费用专项用于强拆违法建筑。

第二十九条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直有关单位及其派出机构的责任人员在履职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依纪实施行政问责，情节严重的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一）所在单位未建立日常巡查制度、未建立举报或批办快速反应机制，未明确相应的巡查或处置责任人员；巡查人员未按规定履行巡查职责或敷衍了事，巡查不力，未发现或未及时发现违法违章建筑；巡查人员对巡查中发现的违法建筑故意瞒报、谎报；接巡查处指令后，不及时制止或制止不力，甚至纵容、庇护、放任单位和个人实施违法建筑的；

（二）不执行县人民政府关于对违法违章建筑作出罚款决定施行会审规定的；不经会审而单独执行处罚或会审执行处罚后又擅自执行处罚的；对违法建筑应作出拆除决定而未作出或以罚代拆的；

（三）各单位不履行查处、支持、配合职责；属于本单位的职责而推诿或因其他履行职责不力，致使违法建筑未查处或者查处不力的。

第三十条党员和国家工作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问责；涉嫌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一）违反规定，直接组织实施或者参与违法建筑的；参与非法出租、出让或者转让土地，支持违法建筑的或不主动按规定拆除个人违法建筑的；

（二）纵容、庇护亲友及他人实施违法建筑的；煽动亲友及他人干扰、妨碍、抗拒或者直接干扰、妨碍、抗拒执法部门依法执行相关公务活动的。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在县城规划区范围内进行建设施工，供水和供电部门凭规划部门的《工程规划许可证》或建设部门的《工程施工许可证》为申请人办理供电、供水业务。对私自搭水、搭电的，坚决拆除水电设施，对正在施工的违法违章建筑，依据县政府或相关部门的通知，采取措施对违法建筑停电、停水。房产部门不得为违法违章建筑办理产权登记。

第三十二条堵和疏应当有机结合，各职能部门在加大控制违法建设、拆除违法建设的同时，要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自觉减少审批环节，简化审批手续，阳光收费。涉及道路沿线建房的，按《县道路沿线建房管理暂行规定》等规定的审批程序执行；县城规划区的建设报建审批按相关法律和县人民政府出台的相关规定执行，为申请人依法及时快捷的办结审批手续，杜绝被动违法建设的产生。

第三十三条县城规划区域内的拆违工作由县拆违办督查，规划部门牵头负责，国土部门协助，上梅镇和上渡办事处配合；其余区域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办事处牵头负责，县涉拆违职能部门配合。

强拆范文篇8

一是领导到位。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拆违工作，成立了拆违控违领导小组，乡党委书记陈明亚担任组长，乡长承英担任副组长，形成主要同志负总责，分工领导具体抓的工作态势。

二是宣传到位。切实加大拆违控违的宣传教育力度，印制了10000份“致群众的一封信”，发放到每个农户家中，并制作标语横幅100余条，在乡村路口悬挂，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攻势，有效地遏制了违法建设行为。

三是机制到位。年陡乡党委、政府把拆违工作纳入乡、村干部工作考核范畴，健全了工作机制，严格奖惩兑现。同时还成立了市容管理执法中队，招聘了6名退伍军人作为专职拆违人员，充实了拆违控违队伍，购置了巡逻执法车，做到常态化管理。

四是预案到位。每次联合执法行动之前，都要做好工作预案，对拆违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要求大家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纪律严明、团结协作、形成合力。对平时的巡查、拆除要求执法队员加大宣传，控制局势，避免冲突，以情拆违。

五是措施到位。针对群众违章建筑发生的特点，领导组要求工作人员加大了节假日期间的违建巡查力度；同时加大强拆力度，以强拆促自拆，以自拆促控违，教育群众，维护群众长远利益。自正月初二开始，全乡进行了四次大规模的拆违联合执法行动，自拆强拆违章建筑200余户，面积约13380平方米，其中8月份拆除违建面积380平方米。

下一步工作：

一是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进一步宣传马鞍山市征迁、安置政策，帮助群众算清征迁、安置帐，让群众做个明白人，提高群众大局意识，自觉拆违、控违，减少群众损失。

强拆范文篇9

一、工作职责

坚持“齐抓共管、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堵疏结合”的原则，建立镇、村（社区）制止和查处违法建设两级责任制，并明确责任人。

1、镇建管所是镇域范围内控制所有违法建设的牵头责任单位。负责受理违法建设举报、查处违法建设、实施行政强拆、督导行政村（社区）控制违法建设等工作；要切实加强宣传教育，对违法建设行为，及时劝阻和制止。对需要进入行政执法程序强制拆除的违法建设案件，及时向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提出申请。

2、镇市容、土地、司法、综治、派出所、纪检监查等部门是控制违法建设的相关职能部门，镇司法所负责报请、协调进入司法程序的违法建设案件；镇市容、土地部门负责协助建管所做好日常控违巡查工作；综治办、派出所、司法所等部门负责做好控制违法建设的治安及稳定保障工作；镇纪检监察部门加大执法监察力度，负责对党员、国家公务员及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工作人员涉及违法建设案件的查处。

3、各村（社区）为其辖区内控制违法建设的主体责任单位。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对违法建设行为，立即劝阻制止、动员自拆，并及时向镇职能部门报告。

4、各村（社区）支部书记为第一责任人，主任为直接责任人。

二、责任制管理

镇政府年初与各村（社区）及相关职能部门签订控制违法建设目标责任状，党政领导每人交纳2000元责任金；第一责任人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及“双拆”办全体工作人员每人交纳1000元责任金。

三、查处办法

1、及时发现。镇建管所、市容中队、国土所和各村（社区）要认真做好违法建设的巡查工作。由镇分管领导负责，建管所配备专职工作人员处理举报投诉工作。设立举报投诉电话（）受理群众举报。

2、立即制止。各单位发现辖区内有正在发生的违法建设行为，要迅速制止，责令其立即停工、限期拆除。

3、坚决拆除。对新发生的违法建设逾期不自拆的，由镇“双拆”领导小组组织力量助拆。

4、依法强拆。对拒不自拆和拒绝助拆的，应申请强制拆除。镇建管所负责立即立案调查取证，会同镇有关部门及时拆除；对需进入司法程序的，应及时向区人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及时受理，依法组织司法强拆。

进入行政强拆程序或司法强拆程序的，由镇“双拆”领导小组负责牵头。强拆所需费用由各责任单位解决。在拆除违法建设后，所在村（社区）应及时组织人力、物力清理建筑垃圾和废弃物，并做好有关后续工作。

四、奖惩办法

1、镇政府拿出10万元专项资金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专门用于控制违法建设工作。

2、各责任单位能认真履行职责、及时发现上报并成功拆除违建或申请强制拆除所有新发生的违法建设、且台帐齐全的，责任金全额返还并给予责任人同等奖励。

3、各村（社区）辖区内，全年新出现违法建设200平方米（含本数）以下或2起（含本数）以下违法建设行为的，从违建发生之日起，在3日内未发现或知情不报的、或未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的，对责任人各处罚500元。

4、年度考核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各类评优评先实行一票否决，并扣除村（社区）责任人责任金：

（1）各村（社区）辖区内，累计出现200平方米（不含本数）以上或2起（不含本数）以上违法建设，在建时未发现或未及时组织拆除，致使违法建设未能及时全部拆除。

（2）村（社区）、村民小组出售、出租或以其它形式非法转让土地用于违法建设。

（3）全年累计出现群众举报2次或群体性上访事件1次的；

5、对控违工作不力，甚至有失职行为的责任人实行责任追究。涉及各村（社区）的责任人由镇纪委、监察室提出处理意见，报镇党委批准；涉及镇领导和职能部门的责任人，报请上级机关或职能部门处理。

五、保障措施

1、强化宣传教育。镇职能部门和村（社区）要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加大查处制止违法建设的宣传力度，使控违政策家喻户晓，形成全社会关注、支持控违工作的良好氛围。

2、建立控违队伍。镇政府组织10人的专（兼）职控违队伍，各村（社区）要根据本地实际安排巡查人员。

强拆范文篇10

今天召开拆除违法建筑工作动员大会，目的是组织和动员全区的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积极行动起来，从城市的长远发展出发，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法制止违法建设行为，拆除违法建筑，切实改进xx新区城市综合环境。下面我讲三点要求。

一、认清形势，进一步增强拆除违法建筑工作的紧迫性和责任感。拆违工作是提升城市形象、加快城市经济发展的需要，是贯彻城市规划法和土地管理法、推进依法治区的需要，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各有关部门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从实现“五城同创”的目标和建设“和谐xx”的战略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推动新一轮拆违工作向纵深发展，自觉地把拆违工作作为加快城市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件大事抓紧抓好，努力实现拆除违法建筑工作的新突破。

二、抓住关键环节，确保集中拆违工作强势推进。拆除违法建筑工作，难度大、政策性强，具有敏感性、复杂性、艰巨性。我们既要有坚定的信心和决心，依法行政、强力推进，又要注意把握政策，掌握方法，确保今年拆违工作的顺利完成。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要把握好三点：1、既要坚持严格执法，又要体现思想教育。开展集中拆违，将触及一部分单位和个人的切身利益，必然会遇到一些阻力，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一方面，要严格执法，坚决取缔任何违反法律法规的乱搭乱建，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决不允许搞法外施恩、“人情标准”。另一方面，要讲究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思想教育，争取当事人的理解支持。在执法程序上，要有序、有情操作，把道理讲在前，把关心摆在前，把保障做在前，把疏导措施做在前，争取他们的理解支持。在拆违中，要注意保护好群众的合法权益，充分考虑群众的合理要求，妥善解决好部分群众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实际问题。2、既要鼓励个人自拆，又要严格依法强拆。拆违行动必须以强力的执法行为来推动。要通过这次拆违行动，最大限度地把侵占耕地、影响城市规划、城市景观的违法建筑清除掉。在行动中，要坚持以个人自拆为主，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违建户，通过机关、单位、村居和党员干部的深入细致工作，引导他们带头自拆，带动更多的市民自觉拆违。对那些“犟头户”、“钉子户”，在教育疏导无效的情况下，通过履行相关法律程序，以敢打硬仗、敢得罪人、敢承担责任的勇气，坚决强行拆除。要让违建户感到强拆不如自拆，迟拆不如早拆。3、既要抓好拆违行动，又要强化后续管理。从根本上解决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有效的监督管理机制。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行规范管理、科学管埋、长效管理。在拆违工作中，要拆建并举、拆管并重，把拆违与治理脏乱差、与城市绿化等紧密结合起来，真正做到拆一处、管一处。要坚持条块结合，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作用，努力克服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基层无人管、职能部门管不了或管不到位的现象，真正从根本上和源头上制止违法占地和违法建设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