脾胃范文10篇

脾胃范文篇1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中医临床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学习、研究这2种学说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它们的内容及其形成发展过程有很多重叠和交叉之处，如果把它们汇成两条线，这两条线并不是平行的，而是时有交点甚至紧紧缠绕在一起，是不可分的。简而言之，升降之中见脾胃，脾胃之中寓升降。

1内容上的交叉

脾胃学说的核心内容———脾胃为人体元气之本，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之枢纽，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等，无一不与升降密切相关。气机升降可以说是升降学说的灵魂内容，在升降还未引入医学之前，我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家们就把自然界物质的运动变化归于气之升降，所以升降从一开始指的就是气机的升降。而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元气之本，李东垣说:“元气、谷气、荣气、清气、卫气、生发诸阳上升之气，此六者，皆饮食入胃，谷气上行，胃气之异名，其实一也。”［1］可见脾胃与气也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那么升降一经引入医学，必定与脾胃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素问·经脉别论》曰:“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2］这既属升降学说的内容，又属于脾胃学说的内容，既是对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的描述，又是对脾胃运化水谷精微的论证。《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清气在下，则生飧泄;浊气在上，则生月真胀。”［3］开始运用气机升降出入的理论解释与脾胃相关的病理变化。

正因为脾胃为精气升降运动的枢纽，所以脾胃为病必打破人体升降之和谐;正因为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故脾胃病，气血匮乏则必升降无权;正因为脾胃主水谷精微之运化，所以脾胃病则运化失调，升降无序。由此可知，脾胃病必定影响甚或打破人体升降出入的平衡。同样，升降失调也会导致脾胃病。李东垣认为，脾胃内伤发病的主要病机是脾胃气机失调，升降出入失常，所以说“脾宜升则健，胃宜降则和”。另外，自张元素发现药性升降理论之后，脾胃病的治疗用药又开始受药性升降理论的指导。综上可见，脾胃病的病因、病机、治则、用药与升降亦是联系紧密、密不可分的。总之，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在内容上大多是杂糅在一起的。

2形成发展过程中的交叉

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均起源于《黄帝内经》。虽然《黄帝内经》中并未明言升降和脾胃学说，但是有关内容散见于各篇章之中。《黄帝内经》对脾胃的解剖、生理、病理及脾胃病的治疗与预防均有详细论述，同时也论及了有关升降学说的内容，包括升降出入与生长壮老的关系;人体之升降出入，一年四季之气的升降出入，水液在人体消化吸收之升降出入，三阴三阳之升降出入;又言及了脏腑生理上升降出入之特性，并用升降出入失常理论来解释病机，在升降出入理论指导下制定治则、治法，用升降出入理论阐发自然界的运动现象和人体的生理、病理过程［4］。所以说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的萌芽时间均是《黄帝内经》时代，亦即春秋战国时期。

到了东汉，张仲景为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伤寒杂病论》中的许多内容奠定了脾胃学说的临床证治基础，为“脾胃论”的临床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如张仲景强调“实脾”法则的防治功用，阐述了脾胃病的辨治纲要，坚持和胃固本，祛邪不遗扶正的观点。有关升降的内容，《伤寒杂病论》中论及升降失常所致的病证很多，并且张仲景对此制定了相应的治疗措施，如治病立法顺应脏腑升降之性;知常达变以燮理复杂病证之气机升降;用气机升降理论指导祛邪方法的实施等。而且我们不难发现，张仲景在治疗脾胃病的时候充分运用了《黄帝内经》中升降出入的理论，并且加以发挥。张仲景根据脾胃脏腑升降的特性，制定了脾胃病的治法治则，用气机升降理论来阐释复杂病证之病机、病理，并以此制定相应的治法治则，从而用升降学说的理论丰富了脾胃学说在临床证治方面的内容。可见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互促进的关系。在《伤寒杂病论》中，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表现出了更多的交集。

金元时期，由于出现了学派争鸣的鼎盛局面，医家对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阐述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不同角度充实了脾胃学说、升降学说的内容。脾胃学说、升降学说至此基本形成。其中贡献最大的是金元四大家之中的张元素、李东垣。张元素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药物升降浮沉理论，从而将升降学说与脾胃学说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运用药物升降浮沉的特性指导脾胃病的治疗用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治疗效果。可将其概括为:药物运用见升降，治法之中见升降。李东垣则发展、完善了脾胃脏腑升降，认为五脏六腑的升降运动是以脾胃为枢纽，若脾胃虚弱，升降失常，就会发生种种病证。尤其是内伤病变，多责之脾阳不升。李东垣用升降学说的理论高度概括了脾胃病的病机，即脾胃升降失司，气机失调［3］。又用脾胃升降的内容充实了升降学说，使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在内容上呈现一种升降之中有脾胃，脾胃之中有升降的关系。从而使脾胃学说与升降学说高度完美地统一结合起来。

小结

脾胃学说和升降学说从《黄帝内经》时代到金元时代的发展过程来看，从《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到张元素、李东垣对其阐述发展来看，二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密不可分的。它们在内容上是有多处交点的，是时而杂糅在一起的，它们的关系则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但是，笔者认为升降偏重理论指导，脾胃偏重临床实践，所以升降学说在脾胃学说有关临床证治的发展过程中，无疑充当了指导的角色，脾胃学说在治疗学方面的发展得益于升降学说的发展。当然脾胃学说的发展也促进了升降学说的发展。总之，二者之所以有如此多的交点，关系如此紧密，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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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霭春.黄帝内经素问校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2:308-309，73

脾胃范文篇2

【关键词】脾胃病；调肝达和；调治寒热；调和气血；脾胃调和

脾胃与肝在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中，关系十分密切。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腐熟水谷，脾主升清，胃主通降，肝主疏泄，寓相火，生理上相互依存、相互协同并相互制约，在完成饮食物的受纳、腐熟、运化，乃至维持机体的生命活动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病理情况下，脾胃与肝之间的病变又可相互影响。在脾胃病治疗上常常首先通过调达肝木，使脾胃调和而愈。

1调畅气机，注重肝木条达

肝主疏泄，调畅气机，能促进气的升降出入运动。肝主升发，“从特性而言，是以喜条达为基础的；从功能而言，则以主疏泄的形式表现出来”［1］。脾与胃互为表里，以膜相连，同居中州，通达上下，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气机的畅达是重要条件。脾升则健。胃降则和，脾升胃降对维持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正常，若肝之升发疏泄失常，主要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肝的疏泄功能太过，肝气过于升发的病理状态。若疏泄太过者，为肝气逆，肝气横逆犯胃，胃气不降反而上逆，则临床易出现烦躁易怒，两胁撑胀窜痛，胃脘胀痛，呃逆暖气或恶心呕吐，苔薄或微黄，脉弦等症，所谓“人之五脏，惟肝易动而难静，……肝气一动，即乘脾土，作痛作胀，甚至作泻。又或上犯胃土，气逆作呕，两胁痛胀。”［2］治宜疏肝理气和胃，方用柴胡疏肝散（《景岳全书》）。一为肝的疏泄功能不足，是指肝主升发由于某些原因而受到障碍，以致气失于疏通畅达，形成气机不畅而郁结的病理变化。肝气疏泄不及者，为肝气郁，木不疏土，则气机壅塞，胃失通降之性，临床上则易出现胸胁胀闷，善太息，情志抑郁，胃脘满闷不舒，纳差食少，苔薄白，脉弦等症，治宜疏肝解郁，健脾和胃，方用逍遥散（《和剂局方》），均注重调畅气机，使肝木条达，脾胃调和。然疏肝理气之品，辛散耗气，不可过用、久用、重用，尤其是阴虚之人，更伤肝胃之阴。方中白芍、当归之品养肝阴防燥火作用，可辨证加用养阴之品。

2调治寒热，寒热温凉不可偏性

肝寓相火，脾胃得以温煦。肝木少阳春生之气，可生发温煦全身脏腑组织，形依其充，神赖其养，是脏腑生发之源。少阳春生之气之于人体，具体表现为相火［3］。肝木少阳春生之气，具有生发温煦的作用，可鼓舞脾胃，为脾主运化升清，胃受纳腐熟、主通降功能提供温运的热量和动力，故有助于胃阳更好地发挥其温煦和推动作用。正如张锡纯在《医学衷中参西录》中所指出的：“盖肝之系下连气海，兼有相火寄生其中……为其寄生相火也，可借火以生土，脾胃之饮食更赖之熟腐”［4］。若因肝之相火不足，失于温煦，肝寒犯胃，所谓“气不足便是寒”，可出现胁痛、胃痛绵绵，喜温喜按，胆怯善恐，胃脘作凉，泛吐清水，神疲乏力，舌淡，苔薄白，脉沉迟无力等症。治宜暖肝温胃，方用吴茱萸（《伤寒论》），对大辛大热之品，化燥伤阴，理当慎用。若肝之相火妄动或不归其位，变生贼火，所谓“气有余便是火”，则又易横乘犯胃，“盖肝性急善怒，其气上行则顺，下行则郁，郁则火动而诸病生矣。故发于上，则头眩、耳鸣或为目赤。发于中，则胸满、胁痛而或作吞酸。”［5］出现胁肋胀痛，嘈杂吞酸，呕吐口苦，脘痞暖气，舌红苔黄，脉弦数等肝火犯胃证。治当清肝和胃，方用左金丸（《丹溪心法》），然苦寒败胃，化燥伤阴，不可太过，以黄连苦寒治热，直折肝火，火归其位自无犯胃之虞，尤妙在少佐吴茱萸之辛热，以防矫枉过正，方药虽简但深蕴医理。脾胃病常有寒热错杂，肝脾不和，升降失调所致之痞证以及胃脘痛、呃逆、呕吐、反胃、腹泻、失眠等证候，常用半夏泻心汤（《伤寒论》）加减［6］。

3调和气血，攻伐滋补不可太过

脾胃为后天之本，为气血生化之源，血的生成，不但要有水谷精微作为物质基础，还必须依赖脾的运化才能变成津血。脾不但是生化之源，同时有统摄血液的功能。脾升则健，胃降则和，脾升胃降对维持脏腑气机升降出入的正常，气机的畅达，气血的冲和有重要作用。胃纳水谷，靠脾的运化、转输、升清将精微物质化生为气血，转输于心脉，从而滋养四肢百骸、肌肉毛皮。肝为藏血之脏，其性喜疏泄条达，脾胃功能的正常要靠肝的疏泄升发，故只有肝脾调和，才能升降有常，气血冲和，水谷精微的运化，转输正常，其吸收、输布者才为至清。《血证论》说：“肝主藏血……其所以能藏之故，则以肝属木，木气冲和条达，不致遏郁，则血脉得畅。”朱丹溪所云：“肝之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百病生焉，故人生诸多生于郁。”故肝病则不能藏血和疏泄，致使气血失和，血脉不畅，气滞血瘀。临床可见胸胁脘腹刺痛，痛有定处，拒按，或痛如刀割，食后痛甚，每因情志刺激而加重，大便色黑，经常隐血，甚或吐血，午后或夜晚发热，或有肿块或见肌肤甲错，面色萎黄或黯黑，舌黯红，有瘀点，舌苔白或薄黄，脉弦细涩。治宜行气活血。方用血府逐瘀汤（《医林改错》）加减。热甚加山栀、地骨皮清热凉血；疼痛较著者加延胡索、五灵脂以活血止痛。肝气平和，肝血充足，则血脉流畅，血海安宁，周身之血亦随之而安。若肝郁血亏，证见头晕、目眩、胁痛，肢体麻木，筋脉拘急或惊惕肉，妇女月经不调、痛经，甚则闭经，面色不华，舌质淡，脉弦细或细涩。治宜补血调血，方用四物汤（《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加味，常配补脾理气药。攻伐勿太过，逐瘀过猛，易于伤血，久用逐瘀亦易伤正，必要时可配以补血益气之品，使消瘀而不伤正［7］，然补而勿滞，补气勿忘行气，滋阴切防滞腻，补药不宜重剂［8］。

4调肝运脾，化痰除湿之根本

肝主升发与人体气机的升降调节关系密切，肺的肃降，脾升胃降的协调等，均以肝气升发功能正常为保证。肺居上焦而主气，脾气升清入肺，肺借肝之疏调而得以正常宣降。肝郁脾虚，脾运化水液功能减退，水液不能布散而停滞于体内，就可产生痰、湿、饮等病理产物。脾病生痰则必然影响肺而出现咳嗽，痰白，胸脘闷满，食欲不振，神疲乏力，舌苔白腻，脉濡滑。《内经》有“肝咳”之说，肝病气机郁滞则影响肺气宣降而出现喘息、胸满，即“惊状气郁，惕惕闷闷，引息鼻张气喘”（《医学入门》）。治宜调肝理肺，方用小柴胡汤、四逆散（《伤寒论》）［9］，健脾化痰则多用香砂六君子汤（《古今名医方论》）加减。脾主运化，喜燥而恶湿，若脾不健运，水湿内停，清阳不布，气滞湿困，致使肝胆疏泄不利，为土壅木郁，临床多见胃脘痛而绵绵不断，痞闷泛酸，口淡厌食，神倦肢困，舌质淡，边有齿痕，苔白腻，脉缓。治以燥湿健脾、疏肝理脾。方用柴平汤（《景岳全书》）加减。若忧郁思虑，脾气不运，土虚木乘，升降失职；或素体脾虚，逢怒进食，更伤脾土者为土虚木贼，肝脾不调证。症见脘痛不甚，少腹痛，泄泻，食少作饱，痞满而闷，或腹中雷鸣，肢倦乏力，苔白或偏腻，脉弦滑。治宜健脾除湿，柔肝止痛，常用参苓白术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与痛泻要方（《丹溪心法》）或四逆散（《伤寒论》）加减。治疗上对湿阻气滞者应以化湿理气，醒脾和胃，而痰由湿生，而湿主要源之于脾，治痰中每配伍健脾除湿药，调肝运脾，运化水液，痰湿自除，用药不可过用温燥耗伤阴津，也不可壅补。

总之，脾、胃、肝同居中焦，三气为气机升降出入的枢纽，主调气机升降，助气血生化，使气血冲和，统五脏而衡阴阳［10］，而肝主疏泄喜条达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基本保障。因此脾胃病治疗首先重在调肝达和，脾胃调和。调肝治脾胃之法，主要有调畅气机，调和气血，调治寒热，化痰除湿，强调肝之疏泄条达，脾之健运升清，胃之受纳和降特性，以和缓为准绳，时时顾护胃气，忌投大热、大寒、苦燥、滋腻之品，巧用平淡之法、轻灵之品拨动气机，中焦脾胃气畅，则脾胃功能调和而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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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范文篇3

【关键词】脾胃；情志医学；相关性；

随着医学模式由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转向多维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情志与健康和疾病的相关性日益成为中西医学共同探索的新领域。情志活动属于人类正常的生理功能，是机体对外界精神刺激或既往刺激痕迹的一种“应答性反应”［1］；而情志病，是指发病与情志刺激有关，具有情志异常表现的病证［2］。祖国医学认为，情志活动和脏腑机能密切相关，情志的产生、活动是脏腑的生理功能之一。脏腑对情志的活动起着调节控制作用，相应地情志的异常活动也会影响脏腑的正常生理功能。脾胃在情志的产生、活动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深入探讨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临床指导意义。现从以下几方面略作回顾、分析与思考。

1脾胃与情志相关的源流

情志医学滥觞于远古时期，资料记载殷墟出土的甲骨约16万余片，其中有一些是关于疾病症状如失眠的描述，这可能是对情志病最早的记载［3］。《黄帝内经》的问世，标志着中医学对情志病开始有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认识。它提出了包含喜怒忧思悲恐惊等七种情志在内的“九气说”，并以五志为代表，运用五行学说把人的情志活动分属于五脏，确立了中医学的“五志说”。情志见于中医文献约在明代张景岳《类经》首列“情志九气”，并首提“情志病”病名［4］。

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主要体现在脾藏意主思。《素问·宣明五气》云：“五脏所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肾藏志，是谓五脏所藏。”《灵枢·本神》亦云：“……脾藏营，营舍意，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由此可知，《内经》已提出意宅于脾，即脾藏意的理论，且指出了脾与意、思的生理、病理关系。此后，历代医家对此也进一步阐发。如《难经·三十四难》曰：“五脏有七神，各何所藏耶……脾藏意与智……”。《三因方》谓：“脾主意与思，意者，记所往事，思则兼心之所为也。”即明确提出了脾藏意主思。《类经》曰：“脾为谏议之官，知周出焉，脾藏意，神志未定，意能通之，故为谏议之官。虑周万事，皆由乎意，故知周出焉。若意有所着，思有所伤，劳倦过度，则脾神散失矣。”脾之所以称为谏议之官，就在于脾藏意，意可虑周万事。

近代医学模式的转变，引领学者对脾与意、思关系的深入研究（主要以脾胃和神志的关系来涵盖）。易崇勤［5］从临床角度对脾藏意主思的临床意义进行了探讨。吴朝栋［6］以脾胃学说、升降学说为基础，从脾胃化生气血，脾升胃降及调治脾胃三方面分析了脾胃与神志活动的关系，认为脾胃化生气血，提供物质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前提；脾胃升降相因，是调节神志活动平衡的重要方式；调治脾胃是治疗神志疾病的重要手段。崔世麟［7］从脾胃理论和脑髓学说，并结合神经精神科的实验成果，且举从脾论治脑系疾病案例，提出“理脾法”亦为中医脑病的治疗方法之一。欧阳五庆等［8］从结构、功能和现代研究等方面论述了脾在志为思。王洪图［9］、翟双庆［10］等论述了中焦(脾胃)气机与神志的关系，对从脾胃入手诊治情志病颇有启迪。纪立金［11］专论了脾藏意主思，认为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是情志产生的物质基础；脾主气机之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揭示了脾藏意主思理论建立的内在依据。

2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理论基础

2.1生理关系

2.1.1脾藏意意是意识、回忆或未成定见的思维，意是五神之一［11］。其与神、魂、魄不同，它虽根于先天，但主要产生于后天。《素问·宣明五气》云：“……脾藏营，营舍意；……”脾藏意体现了脾主运化水谷，化生营气，以营养“意”的生理，即“脾藏营，营舍意”。《灵枢·本神》曰：“……心有所忆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志，……”意产生于后天，能否产生意还取决于由心神支配下思维活动的内部因素，其内因虽与先天禀赋有关，但后天脾胃化生气血的充养更为重要。故《素问·八正神明论》云：“血气者，人之神。”而气血的充足及运行正常与否，与脾胃的功能是休戚相关的，脾胃健运，则气血充盛，脾藏意的功能活动也就正常。

2.1.2脾主思思是思考、思虑之义，思之志为脾气所生，是脾的生理功能活动。思有两个范畴［11］，一是认知范畴：《灵枢·本神》曰：“因志而存变谓之思”，属思维意识活动，是为实现某种意愿而反复研究、思考，属于心主导下的精神活动的一部分；二是情感范畴：即情感之思，与喜、怒、忧、恐并举。从情志与内脏的关系而言，思应与五脏都相关，但与脾脏关系更为密切。因为脾为土脏，居中央，灌四旁，为五脏之本，五脏中皆有脾气。思的情感变化只有以脾来解释，才比较符合情志与五脏对应的发生学规律。脾主情感之思，其变化可以表现多方面、多层次的特征。脾主气机之枢，其主情感之思，就是主对情感的思考、思虑活动的内在转变。脾主情感的内在转变，具有调节与稳定其它情志的作用，以保证正常的情志活动勿太过或不及，这也体现了脾胃为枢，中土之脾在情志活动中起着调衡作用［11］。

2.2病理关系

2.2.1情志变化可致脾胃病祖国医学认为人的生命活动与脏腑气血、精神情志密切相关，强调“形神合一”，突出精神活动是人类正常的生理现象。《脾胃虚实传变论》中指出：“饮食失节，寒温不适，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损耗元气，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火胜则乘其土位，此所以病也。”说明情志因素在脾胃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张介宾曰：“人身气血为本，精神为用，全是四者的奉生，而性命周全矣。”情志调畅则阴阳平衡，气血调和，反之变生诸疾。七情内伤，直接影响相应的脏腑，使脏腑的气机逆乱，气血失调，导致种种疾病发生。恰如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云：“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脾是受情志因素影响最大的脏器之一，思则气结最易伤脾，怒则气上伤肝，而肝病最先传脾土。如思伤脾，思虑劳神过度，常损伤心脾，导致心脾气血两虚，出现情志异常和脾失健运等症；思虑过度，思则气结，伤神损脾导致气机郁结阻滞，则脾的运化无力，胃的受纳腐熟失职，便会出现纳呆、腹胀等症，进而聚湿生痰而变生它病。

2.2.2脾胃病屡现情志异常脾为气血生化之源，神赖气血的奉养而精明，气血亏乏则不能滋养神明。脾虚则藏意主思的功能不能正常发挥，则不能主持情感的内在枢转。临证上脾虚易引起健忘，注意力不集中，思维不敏捷及智力下降。若素多痰湿，或饮食不节，恣食肥甘厚味，则中焦失于斡旋，脾胃失于健运，痰浊停滞中焦，脾不能升清降浊，痰浊蒙闭清阳，神失清灵，则可出现记忆减退，头昏神蒙，不寐心烦，癫、痫、痴呆等病证。痰在情志致病中有着极其突出的病理作用，如痰蒙心窍、风痰闭阻、痰火内盛、上扰神明等，可产生许多情志异常病证,如癫、痫、狂、神昏、痴呆、惊恐、健忘、嗜睡或不寐等，这些皆与痰邪为病、神志不清有关。

2.3治疗关系

2.3.1情志病从脾胃论治由于脾胃与情志在生理、病理上密切相关，历代众多医家非常重视以脾胃为切入点治疗情志病。《金匮要略》开辨治情志病之先河，其方药而多验，为世人所推崇。其中“妇人脏躁，喜悲伤欲哭，象如神灵所作，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病机是五脏阴气不足而表现出的情志之症，用该方不仅补虚润躁，更重要的是甘味入脾，以补脾气。再如《济生方》指出：“夫健忘者，常常喜忘是也，盖脾主意与思，心亦主思，思虑过度，意舍不精，神宫不职，使人健忘，治之之法当理脾使神志清宁，思则得之矣。”表明“脾藏意”与人的记忆、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临床诊治健忘，常用归脾汤、补中益气汤等益气健脾，补血安神，则惊悸消、健忘除。因为脾主情感的内在转变，具有调节、稳定情绪的作用，可以保证正常的生理情感活动，这也是“中土之枢”脾在情感活动中调衡作用的体现。

2.3.2脾胃病的情志疗法《灵枢·师传》精炼地阐述了情志疗法的原理：“人之情，莫不恶死而乐生，告之以其败，语之以其善，导之以其所便，开之以其所苦。”《临证指南医案》中有47方治疗胃脘痛，其中16方与情志有关［12］，如“惊恐嗔郁”“情志郁勃拂逆”“思虑郁结”等诸多原因导致阳气痹阻，气血不通，脾胃营血暗伤，胃痛发作。我国流行病学调查表明，精神刺激在消化性溃疡的发病中占有重要地位，约占全部病人的5.4%～20.5%，经常处于精神高度紧张状态的职业人群，如司机、医生等容易患溃疡病［13］。所以临床上在治疗消化性胃溃疡中，除了常规药物治疗，常针对病人的不同心理特点和情绪状态，给予不同的心理的调治，逐步消除精神紧张和心理应激因素，保持乐观自信，促进溃疡愈合。其它因情志而发的脾胃疾病，如泻泄、呕吐、呃逆以及内伤发热等也多结合调整情志而治。

3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现代研究

通过分析近年来相关研究资料，并结合临床实践，笔者认为从调理脾胃入手治疗癫痫、抑郁证等情志病的认识思路，有其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基础［14］，并在研究具有和畅气机、升清降浊的“宁痫冲剂”中发现［15］其抗痫作用可能与调节γ-氨基丁酸-谷氨酸（GABA-Glu）的失衡，降低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蛋白（BDNF）蛋白的表达，从而发挥抗神经元损伤作用有关；对具有化湿和胃、宁神解郁的“解郁1号”研究中发现［16］其抗抑郁的作用可能是通过上调BDNF在皮质、海马区的表达，提高5－羟色胺（5-HT）、去甲肾上腺水平，协调5-HT与去甲肾上腺之间的平衡，并保护5-HT与去甲肾上腺神经元免受应激引起的神经元损害，达到治疗抑郁症的目的。此外，中医情志学说与现代心理应激理论在认识方法和致病因素上有极大的相同之处［17］，气机失调是中医情志致病的基本病机，理气降逆散结的“心舒1号”通过调节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的某些环节而具有心身双调的作用，是治疗情志病的有效方药［18］。

学习记忆属于中医情志(主要是意、思)的范畴，与脾藏意主思契合，因此脾与学习记忆生理、病理上必然密切相关。研究表明归脾汤可能通过调节精氨酸加压素［19］（AVP）与催产素受体［20］水平和基因表达而影响其学习记忆。同时，通过测试大鼠脑匀浆的乙酰胆碱脂酶(AchE)含量的变化，发现脾虚模型大鼠脑组织的AchE明显升高，使作用于胆碱能M-受体的乙酰胆碱(Ach)大为减少而影响M-受体的兴奋从而使记忆功能减退。经过四君子汤健脾胃治疗后，模型大鼠脑组织中AchE水平明显下降，接近正常水平；脾虚组一氧化氮（NO）含量、一氧化氮合酶（NOS）活性明显较正常组及四君子汤治疗组低(P<0.05)，得出脾虚影响大鼠脑记忆功能生化指标的结论［21］。系列实验研究体现了中医脾藏意主思的意义，为中医临床从脾论治情志疾病(尤其脑系疾病)提供了实验依据。

4存在问题与研究展望

综上所述，中医脾胃与情志相关理论确有其合理性并有很大的实际应用价值，但目前仍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如情志、神志，情绪、情感等内涵不明，概念不清，区分不严；对脾胃在情志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认识不够，其机制及相互作用规律不明，与现代科学理论相结合较少。近年来，有关情志医学的实验研究开展得较少，脾胃与情志的相关性实验研究更鲜见报道，这主要与难以设计出符合中医七情致病的动物模型有关［22］。

因此，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研究思路可归结如下。首先，应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分析其深刻内涵，规范明析情志、神志、情绪、情感等概念，探讨相互作用的机制和规律，寻求临床应用的切入点。其次，积极开展其临床研究，一方面进行脾胃与情志的病因、病机和病证研究，另一方面提炼出治疗原则并筛选效验方药，形成科学的治疗体系。再者，应重视其实验研究，要注意把握微观与宏观的结合，微观上借助现代科技优势，宏观上体现中医特色。实验研究对情志医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中西医学结合的必要手段。积极开展实验研究，将有助于从组织、器官、细胞、分子等多层次，以及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等多环节进一步阐明脾胃与情志相关的生理、病理及治疗的科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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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范文篇4

论文关键词：脾胃藏象发展历史

脾胃藏象理论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临床各科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是在漫长的医疗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古籍中有关远古医药活动就有许多传说和记载：“上古之世，民食呆蔬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脾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目，燧人氏。”《韩非·子五蠹》说明远古时候，由于食物粗劣和生食，“伤害肠胃”而多腹疾。、

1奠基于秦汉时期一脾胃藏象理论初步形成

1．1古代哲学与文化的渗透对藏象学说的影响从先秦到两汉，是中医学的大发展和奠基时期，是远古朴素唯物主义和辨证法与医药学家的医疗实践相互渗透，影响和结合的过程。

阴阳学说属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某些事物和现象对立双方的概括。藏象学说以阴阳学说来说明人体组织结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诊断和治疗等内容五行学说是古代先贤长期直观经验的抽象概括。藏象学说充分利用其合理的部分，对人体进行归类，形成人体内外的统一观，按照同构系统的类比关系，把脏腑、形态、情志与季节、气候、方位、时间相联系。便于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一致性。《素问·金匮真言论》：“中央黄色，入通于脾，开窍于口，藏精于脾，故病舌本；其味甘，其类土，其畜牛，其谷稷．其应四时，上为镇星，是以知病之在肉也……”用同构系推演，口病属脾病，lJ玑肉病也从脾论治。脾病可用甘味药，可见五行理论可以有助千疾病的诊断和治疗。中医藏象第一步是认识脏腑，起子解剖。命名原则是取类比象，即《易·系辞》之“远取诸物，近取诸身”。

1．2《内经》、《难经》脾胃藏象理论初步形成《内经》这部巨著奠定了中医基础理论。《内经》中虽未有专篇论述脾胃，但有关脾胃的解剖、生理、病理、症状、治疗等论述，均已散见在各篇之中，内容极为丰富。《内经》有脾胃的色泽、属性、功能的记载，并从肌腠、颜色纹理的致密与粗疏来推断脾脏之大小，《素问·五脏生成篇》日：“生于脾，如以缟裹栝蒌实，黄当脾，甘。”说明中医藏象学已开始有形态学基础。《难经》中有关于脾胃解剖形态的记载，而且其中有明确的描述，并附有图形，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其形态、解剖位置方面的认知程度尚不深刻，也欠精确。关于胃的解剖位置主要着眼于胃的受纳功能，如海如府，无所不容，但尚无确切定位。

《内经》还认识到脾胃功能在人体生命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同时认识到脾胃功能的盛衰，直接关系人体生命以及五脏六腑的功能活动。《素问-玉机真脏论》“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从而认识到脾胃在五脏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内经》还认识到脾胃的盛衰强弱与人体健康休戚相关。人体只有依赖脾胃运化精微与转输糟粕的功能，方能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

《内经》、《难经》对脾胃病证的病因病机也有一定的认识。认为脾胃病的病因归纳为六淫外邪、内伤情志、饮食劳逸等。如《素闷·本病论》日：“饮食劳倦即伤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日：“在志为思，思伤脾，怒胜思”。《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建立了脏腑病机纲领。十九条贯穿了藏象理论，如“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还以十九条作示范，阐述了辨证论治的总则。《内经》对脾胃病的症状也有一定的描述，认识到脾胃主要病症有脾胀、脾泄、脾咳、脾瘅、脾痹、脾风、脾疟、肉痿、脾约、脾积、慢脾风、脾疳、胃胀、胃咳、胃痈、哕等以及脾胃经脉循行病症(是动病，所生病)。《内经》还提出脾胃病的治疗原则，而《内经》治脾用药的实例仅有兰草(佩兰)汤化湿清热治脾瘅。同时《内经》还讨论了脾胃论治某些疾病的方法。如呕胆证，用降胃利胆的治疗方法。

1．3《伤寒杂病论》首次确立了脾胃藏象辨证论治在《内经》、<难经》的基础上，《伤寒杂病论》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说明重视脾胃之气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为后世脾胃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张仲景对脾胃学说的又一重大贡献是在《内经》的基础上发展了治疗学，将理论和方药融合起来，在《伤寒论》113方中约四分之一涉及脾胃。在疾病的康复阶段，张仲景也从调整脾胃人手，有专篇讨论瘥后劳复问题，7条中有5条均为调理脾胃之法。可见《伤寒杂病论》从辨证、治疗、预后等几方面阐述了脾胃藏象理论。

2魏晋隋唐脾胃藏象理论的发展

魏晋隋唐，随着病因学、诊断学、方剂学以及不少临床医学的相继问世，对脾胃理论的研究取得了突出成就，从各个方面发展了脾胃藏象理论。

2．1《诸病源候论》开拓从病理角度研究脾胃病证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以脏腑为核心论述病机，其中专列“脾胃病诸候“，开拓了从病理角度研究脾胃病证的途径，也是脾胃病理学的最早记载。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又如唐代的《千金方》、《外台秘要》引用该书内容很多，并依据其证候．拟定脾胃治法，创造不少著名方剂。

2。2孙思邈进一步强调脾胃虚实证治唐·孙思邈《千金方》，分别论述脾胃虚实证治，提出“五脏不足，求于胃”的论点。强调调治脾胃可使“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治”。并按脾胃疾病的治疗方法，收集调治脾胃专方180余首。同时孙思邈还介绍用针刺和艾灸的方法治疗脾胃病证。在自我保健方面，孙思貌对食疗调理脾胃十分重视，认为“食能排邪安脏腑”“食不欲杂”，并撰“食治”专篇，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王焘撰医方类书《外台秘要·序》，究脾胃治法源流而言，确实收集了唐以前的许多见解和经验，大大发展丰富了脾胃治法和方药的内容。所以，后世医家认为“不观《外台》方，不读《千金》论，则医人所见不广，用药不神。”

3宋金元藏象理论的充实

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医学书籍大量刊行，医学研究理论深化；另一方面，由于战乱、劳役、饥锇等因素而致疫病流行，内伤、虚劳病13益增多，促使一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医家对内伤、虚劳病的病因病机及其病症论治展开研究，使得脾胃藏象理论更加完善。

金元时期是脾胃藏象理论与治法系统建立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十分活跃，学术争鸣风气极盛，中医流派逐渐形成时期，各个医家从不同的临床实践角度，不同的临证体会，各自总结所特有的学术见解和治疗经验，促进脾胃理论与治法的系统建立。

宋代的《太平圣惠方》基本上采用《诸病源候论》的分类法，而且每门都冠以《病源》之文。后世医家对此书评价甚高，清代《四库全书总目》云：“其书但论病源，不载方药．盖犹《素问》、《难经》之例。……《内经》以下，自张机、王叔和、葛洪数家外，此为最古。究其要旨，亦可云证治旨津梁矣。”

宋代国家设立脾胃专科，由太医局编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按照脾胃治法创制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名方，流传至今，成为调补脾气(阳)、脾阴的两个基础方。此外《普济本事方》的枳壳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参苓白术散等，都是调理脾胃，消补兼施的处方。

3．1钱乙强调调治脾胃的重要性以擅长脏腑辨证著称儿科专家钱乙(d~JL药证直诀》，提出小儿“易虚易实”，脾虚不受寒湿，服寒则生冷，服温则生热，当识此勿误。钱乙把慢惊、发搐、壮热、腹胀、黄病、虚赢、弄舌等多种疾病的病因都归之为脾胃，特别强调了调治脾胃的重要性。(《虚实腹胀论》)同时制定了相应的治则和方药，如健脾之白术散、益黄散，泻热之泻黄散，益脾和胃的异功能等，使儿科脾胃病证治疗日趋系统化、专科化。总之宋代对脾胃治法的研究有重大突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3．2张元素创制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金代医家张元素，对脏腑辨证、遣药制方做了全面系统的总结和阐发，根据《内经》的藏象理论，依据脏腑本气和经络循行路线，结合虚实寒热进行辨证，将脏腑病证分为“本病”和“标病”，并有“是动病”“所生病”的区别，同时创制了《脏腑虚实标本用药式》。还有“五脏五昧补泻”和“《沽古珍珠囊》所载的“引经报使”，对脾胃病证虚实标本的用药方法也作了明确阐述张氏重“养胃气”，强调脾胃在五脏六腑中的地位和养脾胃的重要性。在治疗上张氏根据脾喜温运，胃喜润降的特点，确立了治脾宜守，宜补，宜升；治胃宜和，宜攻，宜降的治疗原则。对李杲脾胃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3．3刘完素提出的“胃中润泽说”刘完素突出的学术观点是提倡“火热论”，脾胃的生化在于胃中阴液润泽的作用，在《宣明论方》“胃中润泽论”，对胃阴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以及治疗方法，论述颇为精详。他在《素问玄机原病式·六气为病·火类》中认为人体胃中润泽与否，是饮食人胃化生精微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河间堪称胃阴学说的创始人，为李呆的《脾胃论》和叶天士提倡胃阴学说打下了基础，充实了脾胃藏象的内容。§_

3．4李东垣完善了脾胃病因痛机和治疗李杲善温补，创立了脾胃学说，病因方面，李杲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脾胃内伤病的形成，是元气不足引起的，而元气不足，又是脾胃受损的结果，这一论点是张仲景“四季脾旺不受邪”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在生理病理方面，李氏非常重视脾胃阳气升发．指出“火与元气不能两立”。同时认为脾胃居于中焦，是精气升降之枢纽。辨证方面，李氏十分强调要辨明内伤与外感，在《内外伤辨惑论》中，对内伤热中证和外感发热证的病机和症状进行明确的鉴别。在治疗上，李氏重视脾胃和元气的关系，针对脾胃内伤病的特点，用药偏重升阳补气为主，并贯穿于治疗的各个方面：创立甘温益气、升阳散火的代表方剂，补中益气汤。

总之，李杲以脾胃理论，阐发内伤热中证，不落窠臼，独创新义，自成一家，形成了较系统的脾胃藏象理论，对后世医家薛己、张介宾、李中梓、叶桂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

4明清脾胃藏象理论的完善

明清不少医家对脾胃藏象理论进行了论述和发挥，使之日臻完善。明代王纶结合东垣和丹溪之学提出脾阴说，认为脾胃须分“阴阳气血”，反对概用“辛热温燥，助火消阴之剂”。认为胃火旺和脾阴虚是互为因果的。临床中以人参、自芍、甘草等作为治疗脾阴虚证的常用药物。这种脾胃阴阳，脾胃分治的论述，对后世“脾阴”、“胃阳”学说具有一定的影响。

4．1薛己首创脾统血薛已的脾胃理论渊源于《内经》，上承东垣之学。不仅认识到脾胃气血之本，而且从《内经》“脾裹血”引申发展，首创脾统血理论，指出：“血藏于脾土，故云脾统血”(薛己《妇人大全良方·月经不调方论第五》)。此外，还对脾胃虚弱而致的寒中证作了颇多的阐发，指出脾病也当益火，则土自实而脾自安。”(薛己《明医杂著》)对火衰土弱之虚寒证，强调肾中命火对脾胃的温煦作用。

4．2缪希雍注重牌阴缪希雍注重养护胃津，在治疗外感热病方面．缪氏认为“阳明多气多血，津液所聚而滋养百脉，故阳明以津为本。”《医学传心·卷一》主张治疗热病以养护胃滓为要务．故善用清凉、甘寒、清气之法。尤善用石膏、并配以麦冬、知母、竹叶等清解邪热，颐护胃津。在治疗杂病方面，氏注重脾阴，认为许多疾病都是“脾阴不足之证。”吴澄在《不居集》中明确的论述了脾阴虚的病理和治疗。

4．3李中梓提出“脾胃为后天之本”自宋代哲学家邵雍阐

发先天、后天哲理后，医家对人体也重视先后天问题。明代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提出“脾为后天之本”的著名论点，“谷人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l，故曰后天本在脾。”并认为与“肾为先天之本”同等重要．“肾安则脾愈安，脾安则肾愈安”，在治疗上，主张脾肾并重，“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火不足者，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翳。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枳壳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汤主之。”(《医宗必读·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一

4．4五脏与脾胃互为调治明代张介宾还着重发挥了治五脏以调脾胃的观点，指出：“脾为五脏，灌溉四旁，是以五脏中皆有脾气，而脾胃中亦有五脏之气”，《景岳全书·卷十七脾胃》与李东垣的调脾胃以安五脏之说，各有侧重，互为补充。因此在治疗上：“善治脾者，能调五脏即所以治脾胃也，能治脾胃使食进胃强，即所以安脏也。”明代倚石，长于理虚，其于《理虚元鉴》中提出：“阳虚三夺统于脾”，阐述了久病虚劳从脾论治的原则，“治虚有三本，肺、脾、肾是也，肺为五脏之天．脾为百骸之母．肾为生命之根。”(《理虚元鉴·治虚有三本》)因此治虚劳虽重视肺、脾、肾三脏，但他认为三脏的阳虚之证(夺精、夺火、夺气)均以胃不进食，及脾气不化为危，倚石称这种情况为“中气不守”，故在治疗统于脾，以补中益气之法统之。

脾胃范文篇5

1生化乏源，心神失养

中医学认为心主神明，神不安，则可出现不得卧的病证。其机理在古文献中早有论述，将不寐的成因归为邪扰和营不足两个方面。邪气之扰，乃因五志过用、火热内郁，或嗜食辛辣、胃肠积热，使胃肠腑气壅实，腑气壅实于下，则清气不能上奉心神，心神失用，导致失眠。营气不足，乃因脾胃生化乏源所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若化源充足，则既可充养心神，也可长养心阴，使神有所依。同时，脾胃经与心经相通。“足太阴脉注心中，从心中循手少阴脉行也”。当脾胃运化功能正常。其所化生气血才能充盈血脉，使心有所主。正如李东垣所云：“心主荣，夫饮食人胃，阳气上行，津液与气入于心。”若脾胃虚弱，气血生化乏源，阴血不足，心神失其所养，而夜寐不安。可见，无论是邪气所扰，还是营气不足，均使心神扰乱或心神失养，失其藏神功能，而导致“卧不安”。

2升降失职，心神不安

《医学求是》云：“中气为升降之源，脾胃为升降之枢轴”，“中气旺则脾升胃降，四象得以斡旋。”正因为有脾的升清和胃的降浊作用，通上彻下，斡旋阴阳，才维持了人体的生命活动。胃主通降，“其气亦下行”，其“道”乃通降之道。痰火中阻，中州不畅则胃腑失于和降，气机不能正常升降出入，反致痰火之邪随逆乱之胃气上扰神明，以致心神不安而“不得卧”。素体脾土虚弱．或他脏之病，经久不愈，损及于脾胃，或用药不当，损伤脾胃，均可使脾胃失司，阳明胃脉气机紊乱，不能顺其本来的通道运行，而出现“卧不安”的病症。若饮食积滞，肠胃受伤则运化不力，继而酿生痰湿，壅遏于中，胃气不和，不得正常通降而挟痰湿之邪上冲，扰乱神明，亦生不寐。

3七情内伤，心神不宁

心藏神而主血，脾主思而统血，思虑过度，劳伤心脾，脾虚无以化生精微则血少．血少则心失所养，神无所依，亦可形成食少不寐。明代医家张景岳论不寐时指出：“盖寐本乎阴，神其主也，神安则寐，神不安则不寐……凡思虑劳倦．惊恐忧疑及别无所累，而常多不寐者，总属真阴精血之不足，阴阳不交，而神有不安其室耳……。”又说：“盖心藏神为阳气之宅也，卫主气司阳气之化也，凡卫气人阴则静，静则寐，正以阳有所归，故神安而寐也……心为事扰则神动，神动则不静。不静是以不寐也。”随着人类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的改变，特别是生活节奏的加快，情志为患较以前更为多见，使临床上失眠等病症较以前更为多见。究其原因，多由七情内伤，肝脾受损，脾胃失司，营卫失调，心神失养所致。

脾胃范文篇6

1.1脾胃虚弱，百病蜂起脾属土，位居中焦气机枢纽，运化水谷，化生精微，滋养五脏，乃万物之母，为后天之本。小儿生理特点之一是："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脏腑娇嫩指的是肺、脾、肾三脏不足。因小儿生机蓬勃，需要的营养物质相对较多，脾胃负担重，最常出现脾胃虚弱。明代儿科名家万密斋云："小儿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蜂起"。"脾旺四季不受邪"，导师认为脾胃虚弱是疾病发生的关键。《脾胃论》曰："脾胃虚则肺最受病。"肺主表，外邪侵袭，首当其冲。脾肺是母子关系，卫气根源于下焦，滋养于中焦，卫气的强弱取决于脾运的正常与否。若脾胃虚弱，土不生金，肺卫失养，腠理疏松，稍有风寒即侵入机体，易反复外感。《内外伤辨》亦言："脾胃一绝，肺气先绝"，强调的是脾土对肺金的资生作用。

广州地处岭南，天气炎热，一年中近大半年要使用空调;而小儿贪食冷饮，民间又有服用凉茶的习俗，如此日久必损伤脾胃。同时地湿上蒸，湿热之邪四季皆盛，湿热困脾，脾胃呆滞。岭南人群体质表现为"阳襖之气常泄，阴湿之气常盛"。由此可见，脾胃虚弱是广州地区RRTI患儿反复发作的主要原因。

1.2土虚木亢，肝脾不和脾属土，肝属木，木乘土虚。RRTI患儿由于脾胃虚弱，土虚则木乘，因此常出现脾虚肝郁，气机不畅，肝火扰动。其次，脾胃功能呆滞，以致酿生痰浊，或食滞内停，或湿浊内生，有形之邪阻碍气机，影响肝的疏泄功能。再者，RRTI患儿需长期就诊服药，不能正常上学，产生心理负担，加上父母溺爱，喜怒无常，情绪波动，肝郁不疏，郁而化热，肝火内生。故RRTI病位虽不在肝，但也常累及肝[2]。肝主疏泄，保持全身气机通畅，肝气条达，脾升胃降协调，气血充盛，则邪无所依，可见脾胃的运化有赖于肝的疏泄。若肝气郁结，肝阳上亢，肝旺则乘脾，以致脾胃升降失和，因而木亢可加重土虚，以致病机错杂。由此可见RRTI的病位可由脾及肝，脾失健运、肝脾不和是发病的重要因素之一。RRTI的病机在本虚基础上易夹滞、夹湿、夹痰、夹热，以致病情复杂，病程迁延。临床上患儿多见神疲乏力，面色萎黄，形体消瘦，自汗盗汗，急躁易怒，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眠差，纳呆，肚腹胀大等土虚木亢表现。

2RRTI的治疗宜标本兼顾，从肝脾论治

本病"正虚"的本质在于"气血未充、形体未固"，并非完全意义上的虚弱，顺势扶持是诊治的关键。正如星星之火，稍助风力则可以燃起，反之，不断添加火炭，不但不可燎原，反而可能让火源熄灭。治疗当"标本兼治"，着重从"气"字着眼，从肝、脾两脏着手。李宜瑞教授认为，治法可借鉴清代著名岭南儿科医家程康圃"六字说"里的"补脾，平肝"[3]：健脾疏肝，调畅气机。健脾能消滞、祛湿、化痰，疏肝则可调气、清热，如此方能脾胃升降得当，肝木疏泄有度。

2.1补益脾胃，宜运忌滞小儿脾胃娇嫩，补益之品多易阻碍气机，因而治疗宜健运脾胃。"运"属和法，补中寓消，消中有补，补不碍滞，消不伤正，有行、转、旋、动之义。运其精微，化其水谷，使机体升降出入的枢纽得以正常运转。因此，在太子参、白术、茯苓、山药等补脾益胃之品中，可酌加苍术、砂仁、陈皮、川厚朴、山楂、神曲等。苍术药味微苦，芳香悦胃，入脾胃经，具有醒脾助运，开郁宽中，运化水湿之效。张隐庵曰：凡欲补脾，则用白术;凡欲运脾则用苍术。

2.2平和为贵，毋伤脏腑脾胃居中正之位，治疗以和为贵，以求阴阳平和，避免峻补峻泻。儿童脏气清灵，随拨随应，处方应轻巧灵活，药量轻清，药味精简，药性平和。同时本病病程缠绵，病势较缓，用药以中和为法，寒热温凉四气及辛甘苦酸咸五味不宜过用其偏。可常用茯苓、薏苡仁、扁豆、山药等。

2.3疏肝理气，扶脾助运小儿肝常有余，"气血冲和，百病无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故调达肝气是扶脾助运的关键，为此提出"肝为脾之枢机"，强调疏肝调肝对于脾胃升降气机的重要作用。根据这一理论，可选用柴胡疏肝，夏枯草清肝，钩藤平肝，木瓜柔肝，白芍养肝。其中柴胡性凉味苦，归肝、胆经，具有疏肝升阳，和解表里之效，为疏肝理气的第一要药。

2.4因地制宜，擅用岭南药材根据天人相应理论，重视地域发病特点，易夹湿、夹滞、夹痰、夹热者，注重辛开行气，兼以消食、导滞、化痰、清热。遣方用药时因地制宜，擅用岭南的道地药材，如用五爪龙健脾化湿，行气补肺化痰，该药功似黄芪而不燥热，符合广州地区患儿体质;芒果核健胃消食，化痰止咳，行气散结;布渣叶消滞开胃，清肝利湿，化痰;独脚金健脾开胃、消食化积，平肝清热;藿香芳香化浊，开胃止呕，发表解暑等。

3病案举例

患儿徐某，男，4岁8个月，2008年7月8日

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初诊。其母代诉两岁曾患肺炎，此后经常感冒咳嗽，每月至少发病1次，冬春季节尤为频繁。平素面黄形瘦，眠差梦多，烦躁易怒，多动，注意力不集中，纳差便干。就诊时有少许咳嗽，咳声重浊，痰多易动，咯痰色白，舌尖红，苔白腻，脉滑。目前患儿咳嗽，有痰色白，苔白腻，脉滑乃痰浊壅塞，肺失宣肃之象，其为标证。平素面黄形瘦，纳差便干为脾胃虚弱，运化失健之征，烦躁易怒，多动，注意力不集中，舌尖红则是土虚木乘，肝郁化火之象，故其本为脾胃虚弱，肝脾不和。先以化痰止咳健脾治其标。以二陈汤加减：北杏10g，法夏6g，陈皮3g，苍术6g，薏苡仁10g，人参叶6g，芒果核15g，莱菔子9g，白芍10g，海蛤壳15g，甘草3g，每天1剂，水煎2次，分次频服。服药5剂，咳止痰少，仍纳差，汗多，烦躁，夜眠不安，舌淡有齿印，苔白，脉细弱。以自拟复感宁方加减调理善后：五爪龙12g，太子参12g，薏苡仁12g，茯苓15g，芒果核15g，人参叶5g，鸡内金10g，白芍12g，柴胡6g，龙骨15g(先煎)，干地黄10g，甘草3g。方中五爪龙健脾补肺，行气祛湿化痰为君药。太子参健脾补气，养阴生津，茯苓、薏苡仁健脾渗湿，三者共为臣药。鸡内金、芒果核消食化积，行气化痰;人参叶益气健脾，清心化痰;白芍、柴胡疏肝理气;龙骨入肝经，安神镇惊;干地黄补肾养肝。甘草调和诸药为使药。诸药合用，共奏健脾清肝、扶土抑木、化湿消食之功效。服药14剂，患儿感冒明显减少，胃纳大开，情绪良好，注意力改善，体质渐壮。

从肝脾论治儿童反复呼吸道感染是以五脏相关理论为基础，结合广州地域特点的治疗法则，符合本病"脾失健运、肝脾不和"的病理机制。李宜瑞教授治疗RRTI以"脾土"为病位中心，强调疏肝理气，调畅气机的关键，并灵活辨证，辅以化湿消滞，化痰清热之法，标本兼治，为本病的中医辨证论治提供新的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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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程康圃，杨鹤龄.岭南儿科双璧[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

脾胃范文篇7

李东垣对妇人病的独特见解和丰富经验，载于《兰室秘藏》一书。其在妇科学的重要成就，主要为建立了以脾虚气陷、阴火乘土、湿热下注为病机的妇科病证治模式。

1.1主要病机为气虚有火脾胃气虚则脾胃运化功能不足，影响脏腑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气虚，则运化失职，影响水谷精微不能充分传输至五脏六腑，致脏腑的生化代谢功能失调，而引起各种不同病因的妇科病证。

妇人月经病及分娩半产亡血，东垣认为多与脾胃虚及阴火有关。治疗大抵以补气升提或补血泻火为主。如对于闭经的形成，东垣指出：二阳之病乃"妇人脾胃久虚，或形嬴，气血俱衰，而致经水断绝不行。或病中消，胃热，善食渐瘦，津液不生。夫经者，血脉津液所化，津液既绝，为热所烁，肌肉消瘦，时见渴燥，血海枯竭，病名曰血枯经绝"[3]202;伏瘕乃小肠移热于大肠所致，症见"心包脉洪数躁作时见，大便秘涩，小便虽清不利，而经水闭绝不行"[3]202;胞脉闭乃"……因劳心，心火上行，月事不来"[3]203。简而言之，经闭一因胃热灼津，导致血海干枯;二因包络之火蕴结于冲任而导致血少经涸;三因劳心，心火上行迫肺，心气不得下通而胞脉闭。总之，经闭多由火炼血枯而致。

妇人崩漏，其病理变化总的来说是气虚有火，即《内经》所谓"阴虚阳搏谓之崩"[4]。而阴虚阳搏的病理变化，东垣解释为内伤脾胃，气虚不能摄血，而湿热相火(即阴火)反盛，又迫血为崩为漏。东垣所治崩漏分为5种证型：(1)饮食劳倦，心气不足;(2)肾水阴虚，相火妄行;(3)下焦久脱，寒湿大胜;(4)脾胃虚损，血脱气陷;(5)命门火衰，阴躁阳脱。此5种证型所表现的症状都与脾虚阴火有关，只是轻重不同而已。

妇人带下病，亦多与脾胃气虚及阴火有关，临床以湿热下注的方式呈现带下久治不愈。造成湿热下注的主要病机，为脾胃气虚，水湿运化无权，湿邪与阴火交结，下注于下焦肝肾所致。东垣所治带下证，由于气陷日久，阴火多寒化转为寒证，故临床所见带下证多已演变成虚损、虚寒，或为滑脱之证。虚损带下由崩中日久，脾阳下陷引起;虚寒带下由三焦阳气俱虚所致;带下滑脱由脾之阳气陷于下焦，导致子宫寒湿。崩漏和带下病，总以脾胃虚损，中气下陷，相火湿热迫血(或带下)妄行为主要病机。

1.2临证治疗主张升阳泻火李东垣妇科用药颇具特色，为历代医家所不及，可谓发前人所未发。其论妇人经闭，认为多由火炼血枯而致，主张补中益气，使阳生阴长;同时泻其阴火，火去血生，月经自能通利。治妇人脾胃久虚，形体嬴弱，气血俱衰而引起的经闭，主张补益气血而使经血自行;若脾胃久虚，气血俱衰，中气下陷，胞络火邪亢盛而致经闭者，除补益气血调畅血脉外，宜泻胞络中火邪而使经血自行。

东垣治妇人崩漏证以补益气血、升阳举陷、泻火除湿为主要治则，随证加减。因偏湿盛者治以升阳除湿汤，方中以黄芪、炙甘草合防风、升麻、柴胡、藁本、蔓荆子补中升阳举陷，当归益气养血，独活、羌活、苍术健脾除湿。因血虚寒胜者治以丁香胶艾汤，方中以熟地黄、白芍、当归、川芎、阿胶补血，丁香、生艾叶温经散寒。因而经水暴崩不止、失血过多者治以黄芪当归人参汤，以黄芪、人参、当归益气补血，养心安神，黄连、生地黄泻阴火。因中气下陷而气脱者治以当归芍药汤，方中以当归、白芍、熟地、黄芪、炙甘草补血益气，合苍术、白术、柴胡、橘皮以升举脾阳、固护中气，合白芍、生地甘寒泻火。因中气下陷而血脱者治以益胃升阳汤，方中以当归身、黄芪、人参、白术、炙甘草、炒神曲益气补血，柴胡、升麻、陈皮升阳举陷，生黄芩泻火。若病损及肾水阴虚，不能镇守包络相火，迫血妄行而见崩漏不止者，则治以凉血地黄汤，方中除了用黄芪、甘草合柴胡、升麻等诸风药升浮脾胃阳气外，更合当归、红花等益气养血，黄连、生地养阴泻火;若病损及肾阳，命门火衰致脾胃虚寒下陷，崩漏不止者，则治以升阳举经汤，方中以附子、肉桂温补命门之火，当归、川芎、白芍、熟地、人参、黄芪、炙甘草大补气血治气血俱脱，重用柴胡、防风、羌活、独活、藁本、细辛大举升浮下脱之阳气，稍加桃仁、红花以去其血滞;若中气下陷日久，致下焦寒湿大胜，气血下脱，症见经漏及水泄不止，则治以柴胡调经汤，以升麻、柴胡、葛根、藁本大升大举风药助脾胃阳气上升，用苍术、羌活、独活以燥其湿而振奋脾胃阳气，当归、红花补血养血，则气血下陷可愈，经漏水泄可止。

东垣治妇人带下，治法大抵以补益气血，温中袪寒，大泻寒湿为主。治虚损带下用补益润燥，振奋脾阳之法，方用补经固真汤，以补益气血，润燥滋益津液为主。药用人参、炙甘草、郁李仁、白葵花等补益气血、润燥滋液，并以干姜振奋脾阳，柴胡升提，陈皮助元气，黄芩泻阴火。治虚寒带下用酒煮当归丸温补三焦，理气升提，药用大剂量茴香、黑附子、高良姜、当归等4味药，温补三焦阳气，并佐炙甘草、丁香、升麻、柴胡等温中理气升提之品，以祛下焦寒湿，炒黄盐、苦楝子、全蝎、延胡索等治颓疝脚气。治带下滑脱，东垣制固真丸[3]207温脾阳固涩，泻寒湿，药用酒制白石脂、白龙骨固涩以治带下滑脱，炮干姜温脾阳、柴胡升提而泻寒湿，当归辛温和其血脉，黄柏泻阳明经伏火，芍药养阴微泻肝经阴火。

总之，李东垣治妇科疾病的学术思想与其元气阴火学说有密切关系，其论妇人经闭、崩漏、带下，多因脾胃虚损，中气下陷，阴火亢盛，湿热下注所致，治妇人经闭，主张以补血泻火为主;治妇人崩漏，以补养气血，升提举陷，泻阴火为主;治妇人带下，以补益气血、温补脾阳、祛下焦寒湿为主。

2李东垣妇科方剂用药规律统计分析

2.1资料来源与方法本文以《东垣医集》[3]207中《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活法机要》、《东垣试效方》，以及《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5]中李东垣所著《医方便儒》、《李东垣医案拾遗》为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收集李东垣所著《东垣医集》、《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中所有妇科方剂，其中《兰室秘藏·卷中·妇人门》载有妇科方剂30首，《东垣试效方·卷第四·妇人门》载有妇科方剂23首，《活法机要》胎产证和带下证共载有妇科方剂16首，《医方便儒》妇人篇载有妇科方剂12首。排除重复使用的方剂，共选用64首作为统计对象。

采用MicrosoftExcel2003和MicrosoftAccess2003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先对所选方剂中药物的使用频次进行统计，再对药物的归经进行统计分析。为了使数据的分析合理，先对原始数据中的有关变量的量纲作0、1变换处理，使量纲保持统一，再分别对药物和用药归经进行统计分析。

2.2结果

2.2.1药物频数统计对这64首妇科方剂所用到的116种药物进行频数统计，其中39首方剂中使用了当归，占60.9%;28首方剂中使用柴胡，占43.8%;24首方剂中使用炙甘草，占37.5%。人参和川芎均出现19次(29.7%)，白术出现18次(28.1%)，升麻出现17次(26.6%)，黄芪、羌活、甘草均出现16次(25.0%)。而出现频次较高的这几味药物，除川芎、羌活外，均为李氏善用之补中益气汤的组成药物(只差陈皮一味，而陈皮的使用频次为12次，亦是使用频次较高的药物之一)。说明尽管是用来治疗妇科病证，但李氏之治疗原则仍以补中益气升阳为主。对使用频次在5次以上的38味药物按其功用进行归类，结果见表1。表1《东垣医集》妇科方剂所选药物功用分类表(仅选取频数大于5的药物)

由上表可知，李东垣妇科用药的治疗原则主要是补中升阳、祛湿散寒，并辅以养血活血、泻火。可见，其治疗妇科病症仍是以其元气阴火学说为主要理论基础，由于妇人以血为本，故在补中升阳的基础上加重调血;且脾虚气陷日久，阴火可转化为寒证，形成下焦寒湿和虚寒，而治疗以祛湿散寒为主。

2.2.2药物归经分析对这64首妇科方剂所有组成药物(有归经的共614项次，其中白葵花、白绵子、红豆、童子小便无归经)进行归经分析。药物的归经以《中药大辞典》、《中医大辞典》、《本草纲目》、《中药学》(六版教材)等作为主要参考标准，如有争议，请教专家意见。结果见表2。表2《东垣医集》妇科方剂所有组成药物归经统计表由上表可知，归脾、肝、肺、胃、肾、心经者较多，特别是归脾经者最多，占一半以上。频次比较少的为归膀胱、胆、大肠、小肠、三焦经，本次所选方剂中并无药物归命门和心包经者。

结合表1可以看出，所占比例较高的药物中，归脾经的有：当归、炙甘草、人参、白术、升麻、黄芪、甘草，这些药物在所选方剂中的作用为补脾益气升阳;柴胡、川芎归肝、胆经(足少阳甲胆者，风也)李氏在补中益气类方中以之为引，胃气可感此气之化，随之上升，故作用为益胃升阳。而频数较多的黄柏、黄芩、黄连分别泻肾、肺、心火，在李东垣书中，亦称为泻阴火。可见，虽然所选均为妇科方剂，但其主要治疗原则仍是补脾胃泻阴火;由此推论，东垣脾胃元气阴火学说与其妇科学术思想有密切关系。

3李东垣妇科学术思想临床运用研究

在对重症肌无力患者的诊治过程中，我们观察到患者在月经期肌无力症状常加重，甚至出现危象。2004～2008年，我们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观察了31例重症肌无力危象女性患者，发现在出现病情加重时，有13例与月经有密切关系，占42%。另有已绝经者12例，月经尚未来者2例;而月经正常者仅有4例，占13%。可见，重症肌无力女性患者月经与病情变化有密切关系。分析其原因，此类患者气血亏虚，中气不足，冲任不固，经血失于制约;月经来潮后，气血流失过多，致胸中大气下陷，则发病快，出现危象。此类患者月事之前应注意补中气，可预防病情加重和危象出现。4病案举例

欧阳某，女，42岁，2004年5月8日因"四肢无力，双眼睑下垂，呼吸困难9年余，加重1周"收入院。入院症见：神清，精神差，双眼睑下垂，吞咽困难，言语欠清，四肢乏力，气促，无呼吸困难，无咳嗽，无咽痛，无发热恶寒，口干，纳眠一般，大便调，小便可。查：双睑下垂，眼肌疲劳试验(+)，软腭上提试验(+)伸舌居中，四肢感觉及肌张力正常，双上肢肌力3级，双下肢肌力5级，下肢疲劳试验(+)，生理反射存，病理反射未引出。舌质淡红，苔白腻，脉细弦。入院后，积极完善相关检查，治疗上给予吡啶斯的明片及强的松口服以对症治疗，并交替使用抗生素抗感染治疗，给予脂肪乳、氨基酸、丙种球蛋白营养支持治疗。经治疗后患者病情一度稳定，但于6月20日患者月经来潮时，病情突然加重，呼吸困难，肺部感染严重，并于当日下午请麻醉科行气管插管以辅助呼吸，并加强抗感染、吸痰及其他相关重症肌无力危象的对症处理措施。经上述处理后，患者月经干净，病情逐渐好转，气力逐渐恢复，并于6月28日上午11时成功脱机。脱机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呼吸顺畅，手足肌力恢复，较入院前明显增加，无明显不适之诉。给予带药出院。出院后门诊复诊。整个病程都服用以补中益气汤为基础方加减制成的强肌健力口服液和强肌健力饮。

按：本病例属中医学之痿证，辨证为脾肾亏虚，大气下陷，且在月经期加重，出现危象，治疗时采用补中益气、升阳举陷的方法取得较满意疗效。患者为中年女性，因饮食不节，情志不调，身体劳累而发病，加之脾肾亏虚，气血生化无源，正气不足，外邪易袭五脏，致使五脏衰败。另一方面，由于患者气血亏虚，中气不足，冲任不固，经血失于制约，月经来潮后，气血流失过多，致胸中大气下陷则发病快，出现危象。因抢救及时，给予营养支持后，随着月事的干净，患者病情逐渐趋于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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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金元四大家医学全书[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脾胃范文篇8

【关键词】慢性胃炎；病因；辨证；中医药疗法

慢性胃炎是指各种原因引起的胃黏膜慢性炎症性改变，是一种常见病，其发病率在各种胃病中居于首位；其起病缓慢，时轻时重，病程较长，临床可见有上腹疼痛、饱胀、嗳气、反酸、恶心、呕吐、食欲不振、乏力等，严重者可有消瘦、贫血等症状，而胃窦部是最易发生胃炎的部位。目前在临床较常见的有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胆汁反流性胃炎和糜烂性胃炎。而现代医学对慢性胃炎发病的原因尚不明确，而治疗方案亦不成熟，而中医药治疗慢性胃炎成为一种趋势和研究方向。

中医无慢性胃炎之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慢性胃炎可分属于中医学中“胃脘痛”、“嘈杂”、“吞酸”、“呕吐”、“痞满”、“呃逆”、“嗳气”等范畴[1]。

慢性胃炎的病因较为复杂，从中医学角度看主要可分为外感六淫、饮食所伤、脾胃虚弱、肝气犯胃等。

1外感六淫

李东垣在《脾胃论》中指出：“肠胃为市，无物不受，无物不入，若风、寒、暑、湿、燥一气偏胜，亦能伤脾损胃。”风邪致病，可直接侵袭脾胃。暑为阳邪，暑热过盛，可耗气伤津，使脾胃气阴耗伤。暑多夹湿，暑湿之邪侵袭脾胃，使脾失健运，胃失和降。夏秋之交，湿气较盛，若感受雾露之邪，或久居湿地，可致湿邪侵袭脾胃，湿浊痰饮之邪内停，阻滞气机，致使脾胃气滞湿阻。燥邪伤肺，易传于胃，导致胃阴耗伤，或外感温热之邪，入阳明胃腑，化燥伤阴。寒为阴邪，易伤阳气，寒客于胃，脾胃阳气损伤，气机阻滞，升降失常，运化功能失调。

2饮食所伤

饮食不洁，或过饥过饱，饮食偏嗜，致胃失和降。《素问·痹论篇》指出：“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医学正传·胃脘痛》亦有：“致病之由，多由纵恣口腹，喜好辛酸，恣饮热酒煎，复餐寒凉生冷，朝伤暮损，日积月深，……故胃脘痛”的说法[2]。生冷之物可致胃寒，辛热甘腻之品易致胃热；加之本病病位在脾胃，而脾为阴土，喜燥恶湿，其病多寒，胃为阳土，喜润恶燥，其病多热，故寒热二邪，贯穿于本病的始末。

3脾胃虚弱

脾胃为仓廪之官，主受纳和运化水谷，若饥饱失常，或劳倦过度，或久病脾胃受伤等，均能引起脾阳不足，中焦虚寒，或胃阴受损，失其濡养而发生疼痛。此外，亦有过服寒凉药物而导致脾胃虚寒而痛者，所以《诊治汇布·心痛选方》有：“服寒药过多，致脾胃虚弱，胃脘作痛”的说法[2]。

4肝气犯胃

肝为刚脏，性喜条达而主疏泄，若忧思恼怒，则气郁而伤肝，肝木失于疏泄，横逆犯胃，致气机阻滞，因而发生疼痛。如《沈氏尊生书-胃痛》所说：“胃痛，邪于胃脘病也。……唯肝气相乘为尤甚，以木性暴，且正克也[2]。”

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慢性胃炎的病因较为复杂，但发病多因脾胃素虚，内外之邪乘而袭之，使脾之清阳不升，胃之浊阴不降所致；虚实夹杂是本病的病机特点[3]；虚、滞、湿、火、瘀是其病理特征；并与脾、胃、肝、肾四脏相关；在治疗方面以“通则不痛”为原则，以理气和胃止痛为主要治疗方法。

5寒邪客胃

寒邪客胃，是指寒邪凝滞胃肠，壅滞气机，阻遏脾阳所致的病证。寒滞于胃，则出现口淡乏味、口涎清冷量多、胃脘冷痛等症；寒滞于脾，则出现腹胀纳差、脘腹发冷、肤冷肢冷，甚或大便清冷、泄泻无度、水肿等病症[4]。临床表现有胃痛暴作，恶寒喜暖，脘腹得温则痛减，遇寒则痛增，口和不渴，喜热饮，苔薄白，脉弦紧。以温胃散寒止痛为治疗方法。临床用良附丸加味进行治疗。万氏[5]对于虚寒胃痛，予良附丸合小建中汤加减治疗，并治疗1例患者服上方3剂，胃脘痛止，并随证治疗4次，胃痛未再发作，并以上方长期巩固治疗。

6饮食停滞

饮食不节，饥饱无时，或嗜酒辛辣，或恣食肥甘，食饮积滞中焦，脾失升清，胃失和降，壅积滞着于胃作痛[6]。临床可表现为胃痛，脘腹胀满，嗳腐吞酸，或吐不消化食物，吐食或矢气后痛减，或大便不爽，苔厚腻，脉滑。以消食导滞，理气和胃为治疗方法。临床用保和丸加味治疗。保和丸为朱丹溪所创，能消积和胃，清热利湿，升清降浊，调理脾胃，宣通气机，为消食导滞之轻剂。李氏[7]用此方加减治疗小儿饮食停滞、消化不良，服药2剂后，饮食明显增加，腹胀减轻，继服原方3剂后，食纳如常，精神转佳。于氏[8]对胃失和降，腐熟失司，食积阻滞者用降胃导滞法，用保和丸及枳实消痞丸加减治疗。

7肝气犯胃

脾胃的消化功能，有赖肝的疏泄作用。若肝气疏泄不及或太过，则肝胃失和，出现胃脘痞闷胀痛、痛引胁肋、呕恶吐酸苦水、烦躁易怒，肝胃不和之证。系因情志不遂，肝气郁结，横逆乘克脾胃；或脾胃虚弱而招致肝木来克[4]。于氏[8]认为消化系疾病多数为心身疾病，很多患者的发病与情绪有关，或急躁易怒，或抑郁内向，致脏腑失血失调。临床可表现为胃脘胀闷，攻撑作痛，脘痛连胁，嗳气频繁，大便不畅，每因情志因素而痛作，苔多薄白，脉沉弦。以疏肝理气和胃为治疗方法,临床用柴胡疏肝散治疗。柴胡疏肝散具有疏肝和胃、行气止痛之功效。患者情志不遂致脘胀，嗳气，辨证属实，予柴胡疏肝散加减疏肝和胃，上得嗳气顺畅，下得矢气频频，使之上逆之气得以疏导[9]。王氏[10]用此方加减如肝郁气滞较甚者加佛手、郁金；寒凝加高良姜、吴茱萸；夹有食滞者加神曲、谷麦芽；泛吐酸水者加乌贼骨、瓦楞子；胃黏膜糜烂者加败酱草、白及粉；出血者加三七粉、蒲黄炭，治疗慢性浅表性胃炎160例，治愈率25.00%，显效率76.25%，有效率97.50%。常氏[11]认为胃脘痛病位在胃，但与肝的关系至为密切，肝胃不和，气机不畅，不通则痛，治宜疏肝活血，气血同治，予柴胡疏肝散加莪术、丹参，既能疏肝理气，又能活血化瘀，并临床治疗60例，总有效率91.7%。

8肝胃郁热

肝气郁结，日久化热，邪热犯胃。临床表现有胃脘灼痛，痛势急迫，烦躁易怒，泛酸嘈杂，口干口苦，舌红苔黄，脉弦或数。以疏肝泄热和胃为治疗方法。临床用化肝煎合左金丸治疗。朱氏[12]用左金丸加减治疗慢性胃炎130例，气滞腹满者，加香附、川厚朴、佛手；恶心呕吐者，去蒲公英，加姜半夏、竹茹、旋复花、代赭石；疼痛明显者，加延胡索、川楝子；苔厚腻者，加藿香、佩兰、苍术；舌光无苔者，加北沙参、麦冬、玉竹、石斛；肝胃不和、嗳气频作者，加玫瑰花、绿梅花；便秘者，加麻仁、瓜蒌仁等。经治疗治愈83例，占63.8%，好转36例，占27.7%，无效11例，占8.5%。徐氏[13]以疏理气机，调和脏腑，泄肝和胃的方法，拟左金丸加减治疗肝胃不和患者1例，服5剂，诸症消失。刘氏[14]以芳化通降之法，予左金丸合山栀、竹茹、橘皮、川厚朴、姜半夏、藿香等治疗肝胃郁热型胃痛。

9瘀血停滞

瘀血停滞，是指脾胃之气运行迟滞，结滞不通，同时伴有营血运行失畅，血聚成瘀，瘀结胃络。胃肠气机郁滞，瘀血阻闭，临床常表现为胃脘刺痛、拒按，舌暗红而有瘀斑等症，若络脉损伤，血溢脉外，则可见出血，如呕血、便血[4]。根据“不通则痛”的原理，以及气血的相互关系，可以认为气血运行不畅是形成胃脘痛的基本病机，只是由于起因不同，而临床表现有不同证型，但瘀血这一潜在的病理因素始终是存在的[15]。陈氏[16]认为中医有“久病入络”之说，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程较长，决定了血瘀病理发生的必然，现代医学的研究也证明血瘀是老年慢性萎缩性胃炎的病理基础。临床表现有胃脘疼痛，痛有定处而拒按，或痛有针刺感，食后痛甚，或见吐血便黑，舌质紫黯，脉涩。以活血化瘀止痛为治疗方法。方药：失笑散合丹参饮加大黄，甘草。于氏[8]根据瘀血程度的轻重，选用不同的药物，对于轻型，可用当归、丹参、赤芍，在化瘀药中最为平和；对于顽固、严重的瘀血胃痛，用失笑散、乳香、没药，甚或虫类药。康氏[17]对瘀血阻络型慢性胃炎，以活血化瘀为治疗原则，予丹参、五灵脂、蒲黄、红花、川芎、三七粉、玄胡、砂仁、木香、白芍、党参等，对64例患者进行治疗，显效48例，有效14例，无效2例，达到理想的治疗效果。

10脾胃虚弱

脾胃虚弱，中气不足，运化功能失职，则胃内容物运化乏力，脾胃失和。思虑及劳累均可损伤脾气，脾气虚则胃亦虚，形成脾胃中气虚乏，表现为胃张力低、蠕动弱，出现口淡无味，纳呆痞闷，胃脘隐痛，呕吐清涎，神疲乏力等症[4]。中医学认为“邪之所凑，其气必虚”，正气亏虚是本病发病的重要原因。夏氏[18]认为慢性胃炎是一种慢性疾病，病程较长，久病多虚，而且在慢性胃炎的发展及转归过程中，正气强弱是关键，因而慢性胃炎脾虚证候在临床为常见。肖氏[19]认为脾与胃以膜相连，互为表里，且脾为后天之本，“四季脾旺不受邪”，若劳倦过度，寒温不适，饮食不洁，脾胃受伤；或肝气郁滞，肝木乘脾或肝郁化火损伤脾阴，均可使脾虚胃络失养而痛，此即“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也”之意。临床表现有胃痛隐隐，喜温喜按，空腹痛甚，得食痛减，泛吐清水，纳差，神疲乏力，甚则手足不温，大便溏薄，舌淡苔白，脉虚弱或迟缓。以温阳健中为治疗方法。临床用黄芪建中汤治疗。王氏[20]用补气以温中，散寒以止痛的方法，用加味黄芪建中汤治疗脾胃虚寒型胃脘痛患者1例，服药3剂，胃痛明显减轻，但稍遇寒冷又发，再服本方后诸证即解。徐氏[13]以温脾健胃方法，用黄芪建中汤加减治疗患者1例。药后脘痛减轻，嗳气得除，再服原方5剂，脘痛得解。

11胃阴亏虚

脾胃阳虚而病湿，脾胃阴虚而病燥。胃中津液充足，源泉不竭，润濡食物，有助消化。若胃阴不足，津液匮乏，水谷之源枯竭，燥气横生，则胃失柔润之气，运化失常。可见口干舌燥，胃脘烧灼疼痛，舌红苔光剥或无苔[4]。苑氏[21]认为长期饮食不洁、饥饱失常，胃纳不足或收纳过量；纳谷不下，腐熟不及致食谷积滞而痛而闷；饮酒过度，饮食偏嗜易积生内热而耗阴液；肝失疏泄，横逆犯胃，化火伤阴；他病之后，气阴两虚等均克伐胃腑致胃体阴液暗耗，而致亏虚；胃失阴养，则胃失和降而为痛，此即“不荣则痛”。刘氏[22]认为胃病日久则成郁，郁则化热，伤及胃阴。临床表现有胃痛隐隐，口燥咽干，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脉细数。以养阴益胃为治疗方法。叶天士认为，胃为阳土，喜柔润恶刚燥，主肺，胃阴虚则不饥不纳，治应以清养甘濡而润之品。单氏[23]在对中度慢性萎缩性胃炎Hp(+)患者治疗时,拟养阴润透方法治疗,经3个月治疗,症状明显好转,半年后胃镜复查为慢性浅表性胃炎，临床常用一贯煎合芍药甘草汤治疗。一贯煎滋补肝肾，芍药甘草汤柔肝缓急止痛，两方合用，养阴和胃，柔肝泻降，滋养强壮，濡润胃体。赵氏[24]用此方治疗肝胃阴虚型胃脘痛1例，每日1剂，5剂后胃痛止，仍口渴、便干，上方加葛根，生地加量，共服21剂，诸症基本消失。张氏[25]用清热养阴和胃的方法治疗患者1例,予养胃汤加减,经治疗3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取效甚佳。

遵循中医理论，运用现代科学方法，采用中医药技术对慢性胃炎进行结合治疗，现在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总结前人经验，开拓治疗思路，力争解决病人的“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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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胃范文篇9

关键词:胃痛;中医处方方法学;病因;病机;治法;基础方;经验

中医处方方法学是研究中医选药处方规律的一门学科。该方法是在方剂学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以处方方法为研究对象，从一定数量功用相近的方剂中总结提炼出共性规律。其特点是以证候为中心，剖析病机，据机立法，以方为例，依法遣药。处方方法学上衔诊断，中握立法，下接方药，使理法方药有机地融为一体。对于病因病机及临床表现较为复杂的疾病，运用中医处方方法学可以使临床医生遣药组方的思路更加明晰［1］。胃痛是以上腹胃脘部近心窝处发生疼痛为主症的病证，亦称“胃脘痛”。胃痛属中医学脾胃系病证范畴，其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复杂，不拘泥于脾胃系，常与肝相关，是一种由多因素引起的常见疾病。运用中医处方方法学分析胃痛的病因、病机及治法，可以充分发挥中医学整体观念及辨证论治的优势。笔者采用中医处方方法学分析胃痛的证候要素，明确病机，以此选药组方，以便临床医生明辨病因、掌握病机、确立治法、依法立方，从而提高临床疗效。

1明辨病因，剖析病机

胃痛的病因复杂，主要有外邪犯胃、饮食不节、情志失调、脾胃素虚及药物损害等;基本病机为胃气郁滞，失于和降，不通则痛;病理因素以气滞为主，并见食积、寒凝、热郁、湿阻、血瘀等。胃痛的证型一般分为寒邪客胃证、饮食伤胃证、肝气犯胃证、湿热中阻证、瘀血停胃证、脾胃虚寒证和胃阴不足证等7个证型，但临床中胃痛并非只表现为单一证型，常数证兼夹并现。运用处方方法学，以病因为基础，以证候为中心，明确病机，确立治疗大法，依法处方用药，可使临床医生在治疗胃痛时不局限于个别方剂、药物。临床上胃痛的病因可分为虚、实两大类。正虚主要涉及脾胃虚寒、胃阴不足，中焦虚寒，胃失温养，胃阴不足，润降失司，不荣则痛。邪实主要由寒、食、郁、湿、瘀5个方面相互掺杂，邪实阻滞，气机失畅，不通则痛。1．1虚。正虚主要是脾胃虚弱，无以运化濡养，使胃腑不荣，发为疼痛。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胃为水谷气血之海，脾胃阳虚，阳虚则寒，脾胃虚寒无以化生水谷精微，水谷精微乏源则无以濡养脾胃，不荣则痛;脾胃阳虚，推动乏力，易生痰湿反困中焦，阻滞气机，不通则痛;胃阴不足，润降失常，胃失滋养，不荣则痛。脾胃虚寒的主要临床表现有胃脘隐痛，绵绵不休，喜温喜按，泛吐清水，四肢不温，舌淡，苔白，脉虚缓无力;胃阴不足的临床表现主要有胃脘隐隐灼痛，嘈杂似饥，或似饥不欲食，口干咽燥，大便干结，舌红少津，脉弦细无力。胃痛虚证临床常见证型有脾胃虚寒证、胃阴不足证、阳虚气滞证、阳虚痰凝证及阳虚血瘀证。1．2寒、食。寒证、食积证常见，其起病多由外内侵袭所致。寒证乃寒邪犯胃，困遏中焦，凝滞气机，气血不畅，无以温养所致。寒为阴邪，主收引凝滞，易困遏阳气。寒凝血脉，气血不荣，不荣则痛，故胃脘部寒冷暴痛。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胃痛暴作，拘急冷痛，恶寒喜暖，得温痛减，遇寒加重，舌苔薄白，脉弦紧。食积证痛前常有暴饮暴食、饮食不节病史。胃为水谷之海，主受纳腐熟水谷。食积于胃，停积难化，或胃气虚弱，饮食不慎，停滞难化，导致胃失和降，气机不畅，不通则痛。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胃脘疼痛，胀满拒按，嗳腐吞酸，或呕吐不消化食物，吐后痛减，不思饮食，矢气及便后痛减，舌苔厚腻，脉滑。这两个证型的主要病机均为外邪侵袭，阻遏气机，导致胃气不降，不通则痛。1．3郁。郁证是关键。胃痛的基本病机为胃气郁滞，失于和降，不通则痛。脾胃为中焦枢纽，调节中焦气机运行。肝气主疏泄，畅达气机，协调脾胃之气的升降运动。情志失调，导致肝气郁结，横逆犯胃，胃气阻滞，不通则痛。《血证论•脏腑病机论》曰:“木之性主于疏泄，食气入胃，全赖肝木以疏泄之，而水谷乃化。”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胃脘胀痛，或攻撑窜动，牵引背胁，遇怫郁烦恼则痛作或痛甚，嗳气、矢气则痛减，胸闷叹息，大便不畅，舌苔薄白，脉弦。郁证的主要病机为情志不畅，阻滞气机，不通则痛。1．4湿。湿证是重点。脾为中焦湿土，最易感受湿邪。外湿内侵，或因脾胃素虚，酿生痰湿，导致湿邪困脾，阻遏气机;湿邪困脾，日久化热，湿热相合，共阻气机;或因胃火炽盛，热蒸湿动，导致湿热困脾。湿热蕴结，胃气痞阻，不通则痛。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胃脘灼痛，吐酸嘈杂，脘痞腹胀，纳呆恶心，口渴不欲饮水，舌红，苔黄腻，脉滑数。湿证主要病机为湿热相合，困阻脾胃，阻滞气机，不通则痛。1．5瘀。瘀证需重视。瘀血致病，病证复杂，最易阻滞气机。因气滞、血热、血寒及气虚等原因导致瘀血停胃，既阻滞气机，又影响新血生成，使胃腑失养，引起疼痛。其主要临床表现为胃脘刺痛，痛有定处，按之痛甚，入夜尤甚，甚或出现黑便或呕血，舌质紫暗或有瘀斑，脉涩。瘀证的病机关键在于瘀血既阻滞气机又导致胃腑失养。

2据机立法

胃痛的病因病机复杂，其主要病理因素为虚、寒、食、郁、湿、瘀，这些病理因素相互交织，杂合发病。胃痛的治则应以补虚、散寒、消食、理气、利湿、祛瘀为主，同时应结合临床具体情况依法增减药物。虚证时，以扶正为主，祛邪为辅。补虚重点在于温补脾阳，滋养胃阴，兼益气、化痰。实证时，以祛邪为主，扶正为辅。散寒之法主要以温胃散寒为主，兼理气止痛;消食之法主要以消食导滞、和中止痛为主，兼健脾养胃;理气之法主要以疏肝理气、和胃止痛为主，兼舒缓患者情志;利湿之法以清化热湿、理气和胃为主，兼顾护胃阴;祛瘀之法以化瘀通络为主，兼补气养血。

3依法遣药

首先，根据中医处方方法学原理，以证候为中心，在深入研究并全部掌握胃痛的病理因素后，明确病机，据机立法，随法选方;然后，从一定数量功用相近的方剂中总结提炼出共性规律，确定有效、适宜的经典药物，再根据临床患者的具体临床表现，再次组成临床实用的良方，据方施治。3．1补虚基础方。根据温补脾阳代表方———小建中汤、黄芪建中汤、理中丸、大建中汤，养胃阴代表方———益胃汤，以及治疗脾胃阳虚导致的气滞、痰凝及血瘀代表方剂———异功散、六君子汤及当归桂枝汤［2］，总结得出补虚的代表药物。温补脾阳常使用人参、干姜、茯苓、白术［3］、陈皮、半夏、当归。人参可大补元气，补脾益肺，生津养血。干姜温中散寒，健运脾阳，为温暖中焦之主药;此外，干姜辛热燥烈，主入脾胃，长于温中散寒、健运脾阳，为温暖中焦之主药。茯苓味甘，入脾经，能健脾补中，治疗脾胃虚弱;脾最恶湿，茯苓可利小便则湿自除，以通为补，《本草经解》谓其“甘平淡渗，所以能燥脾伐水清金”。白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为“脾脏补气健脾第一要药”，《长沙药解》谓其“补中燥湿，止渴生津，最益脾精，大养胃气”。现代研究［4］表明:白术内酯I能刺激肠上皮细胞迁移和增殖，能治疗胃肠黏膜损伤等疾病。陈皮、半夏常相须为用，其中陈皮理气健脾，半夏燥湿化痰，两者共助脾胃之运化。当归补血活血，既善补血，又长于活血、行滞止痛，为活血行瘀之良药。3．2散寒基础方。根据温里散寒代表方———良附丸、大建中汤，总结得出散寒的主要用药为高良姜、青皮、肉桂、木香［5］。高良姜辛散温痛，散寒止痛，为治疗胃寒脘腹冷痛之常用药，《本草汇言》谓“高良姜，祛寒湿、温脾胃之药也”。现代研究［6］发现:高良姜总黄酮具有胃肠解痉、抑制胃液和胃酸分泌的作用，还具有抗溃疡、抗炎、镇痛的作用。青皮苦泻辛行温通、行气止痛，畅达气机，通则不痛。《雷公炮制药性解》曰:“桂在下，有入肾之理，属火，有入心之义。”肉桂既可辛热散寒止痛，又可益火补土，温肾阳，助脾阳，散寒止痛。木香苦泄温通，芳香气烈，能通理三焦，尤善行脾胃气滞，故为行气调中止痛之佳品。现代研究发现:木香对急性胃溃疡有显著抑制作用，可促进生长抑素分泌，促进胃肠动力。3．3消食基础方。根据消食剂代表方———保和丸、枳实导滞丸，总结得出消食主要用药为山楂、神曲、连翘、泽泻［3］。山楂可消一切食积，尤善消肉食油腻之积。现代研究［7］表明:山楂能提高小肠推进率，促进胃肠蠕动，增加胃消化酶的分泌，增强酶的活性，达到消食开胃的作用。神曲消食健胃，擅长化酒食陈腐之积。连翘、泽泻均可化食积之热，其中连翘善于散结消积除热;泽泻甘淡渗湿，可使热从小便分消。3．4理气基础方胃痛的气机郁滞常为肝气郁滞、横逆犯胃所致，根据理气剂代表方———五磨饮子、柴胡疏肝散［3］，总结得出理气的主要用药为陈皮、沉香、香附、槟榔。陈皮辛香走窜，温通苦燥，为治疗脾胃气滞之佳品，《本草经解》载“陈皮气温，禀天春升之木气，入足厥阴肝经……饮食入味，散精于肝;温辛疏散，肝能散精，水谷自下”。现代研究［8］表明:广陈皮具有促进小肠推进、增加肠蠕动的作用。沉香、槟榔辛温，善行气，常与木香、乌药同用。《雷公炮制药性解》曰:“槟榔甘温之品，宜于胃家，沉阴之性，宜于大肠。”香附疏肝解郁，善理肝气之郁结并止痛，肝气郁滞诸症均宜，故为疏肝解郁之要药，《玉楸药解》谓其“开郁止痛，治肝家诸症”。3．5利湿基础方。胃痛常湿热相合，根据清热化湿代表方———清中汤、温胆汤［9］、泻心汤［2］，总结得出利湿的主要用药为黄芩、黄连、甘草、半夏［10］。黄芩、黄连清热燥湿，其中黄芩尤善清中上二焦湿热;黄连清热燥湿之力胜于黄芩，尤长于清泻中焦脾胃、大肠湿热。甘草补脾胃不足而益中气，缓急止痛。现代研究［11］表明:黄芩、甘草具有抗幽门螺杆菌的作用。半夏功善除湿浊而化痰饮，为燥湿化痰、温化寒痰之要药，尤善燥化中焦痰湿，以助脾胃运化，《本草纲目》谓“半夏能主痰饮及腹胀者，为其体滑而味辛性温也……所谓辛走气能化痰，辛以润之是矣”。3．6祛瘀基础方。《临证指南医案》曰:“胃痛……数年痛必入络，治在血中之气。”根据活血化瘀剂代表方———失笑散、丹参饮及理气剂———金铃子散，总结得出祛瘀的主要用药为延胡索、五灵脂、蒲黄、丹参［2］。延胡索善行气活血止痛，胃为阳土、属燥土，延胡索可温润和畅以行血，使气行血运而不燥。现代研究［12－13］表明:延胡索具有镇痛、抗溃疡的作用，能抑制胃黏膜损伤，增加胃黏膜血流。五灵脂通利血脉、散瘀止痛，蒲黄行血消瘀，两者常相须为用，共奏祛瘀止痛、推陈出新之效。丹参善活血化瘀，祛瘀生新，为治血行不畅、瘀血阻滞之要药，《本草》谓其“破宿血，生新血……走及奔马，行血之良品也”。

4小结

脾胃范文篇10

陈教授循古而不囿于古，参西而本于中，主张借鉴西方医学的现代研究成果充实与发展中医药学，通常将西方医学的实验室检查结果作为中医辨证的参考，指导临床用药，如谷丙转氨酶、胆红素升高，多为湿热之邪较重，治以清热利湿，多选茵陈、虎杖、金钱草、苦参等，常可奏良效。同时，陈师治病提倡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中西药并用，各取所长。陈师通常将慢乙肝归属“胁痛”“肝着”“肾着”等范畴，多辨为脾虚湿滞，治拟健脾祛湿，同时根据慢乙肝的病因病理施以降酶、退黄抗病毒等治疗。但是以干扰素和核苷类似物为主的两类抗病毒药物疗效有限，均不能完全清除病毒，而且不良反应繁多，这时联用中医中药既可以增加抗病毒疗效，又可以减轻不良反应。导师以拉米夫定联合健脾清化方（炙黄芪、炒白术、苍术、陈皮、黄连、黄芩）治疗慢乙肝患者1年，并以拉米夫定为对照，发现可提高慢乙肝患者HBV-DNA转阴率，同时降低了乙肝病毒YMDD变异的发生。

2细探病机，明析病理

通过长期、大量的临床实践，陈师认为，湿邪是慢乙肝发病的关键因素，脾虚是慢乙肝发病的根本原因。虚人感受外来之湿，无力驱邪外出，湿邪由外及内，困阻中焦脾胃，致使脾胃运化失常，既无力运化外来之湿，又无力运化水谷，使水反为湿，谷反为滞，内外之湿相和，或从寒化，或从热化，壅结脾胃肝胆。若影响脾胃运纳、升降，则表现为脘腹胀闷、食少无味、厌油欲呕、小便黄、大便溏而不爽，苔腻，脉滑数或缓濡；若肝胆受邪，失其疏泄，则表现为胁肋疼痛、易于发怒、心烦口苦、小便短黄、苔黄腻、脉滑数等。湿性粘滞，缠绵难去，导致病情反复发作，迁延难愈，日久化热，湿热余邪不清成为慢乙肝的主要病理环节。如果在此阶段不能及时有效控制病情，湿热之邪会进一步由气传变入血，形成肝脾血瘀，病延日久，肝脾日虚，累及肾脏，终致肝脾肾三脏功能失调，此乃慢乙肝的发展过程。只有抓住病证发生的内在机理及其传变、转归的病理本质，才能指导临床的辨证论治。

3辨治特色

3.1四诊合参，尤重舌象望、闻、问、切四诊是中医诊断疾病的主要方法，在临床诊治疾病过程中，不可孤立地看待某一方面，应该四诊合参，相互配合。陈师在四诊中首重望诊，既察神态、症状、舌象等整体情况，尤重舌象的变化。舌象与脏腑经络的功能状态与气血津液的盈亏、运行有着密切关系，舌象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应疾病的证型归属和病邪轻重，从而指导辨证施治。陈师临床上观察大部分慢乙肝患者都表现为淡红舌白腻苔，说明体内多湿，乃脾胃湿浊之邪上泛所致，治当健运脾胃，化湿和中。此外，若舌苔薄白舌质淡红者，陈师认为属湿邪轻浅，以脾胃气虚为主，治予补益中焦，多用黄芪、党参、苍白术、茯苓等品；若舌苔白腻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者，为脾虚湿盛之征，治予健运脾湿，多倍苍术、茯苓，加薏苡仁；若舌苔白腻欠润舌质较红者，有阴虚津亏之势，治宜化湿与养阴并举，化湿必用苍术、半夏，养阴常选石斛、生地；舌红苔黄者，乃湿滞化热之象，治应轻清化湿，取黄芩、银花；舌苔黄腻者，表明湿热俱盛，治当清热化湿并重，宜茵陈、虎杖。

3.2健固中州，贯穿始终脾居中州，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运化水湿之枢纽。脾虚受湿是慢乙肝的根本原因，治病求因当健脾祛湿；临床上乙肝患者神疲乏力、四肢倦怠、腹胀纳少等一派脾虚之症实属常见，辨证论治当健脾益气。此外，脾与胃属土同居中州，为气血生化之源。《素问·玉机真脏论》曰：“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又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可见中州不固，四邻皆累；即使遇无症可辨者（患者自己感觉良好，但是肝功能异常或者乙肝病毒高度复制），考虑肝病传脾之说，顾及木邪克土之机，以健脾立法，组方用药，亦取效颇佳。正如陈复正在《幼幼集成》中云：“脾土强者，足以捍御湿热，必不生黄，惟其脾虚不运，所以湿热乘之”。因此，治疗慢乙肝，不管寒热，健固中州必不可少，时刻注意顾护脾胃。

3.3灵活辨证，随证加减陈师治疗慢乙肝注重调理中州，自始至终注意顾护脾胃，而临床治疗时在调理中州的基础上，又多灵活辨证，随证加减。陈师一般将慢乙肝分为以下几证型：

3.3.1脾虚湿热内滞陈师认为脾虚无力运化内外之湿，湿郁化热，湿热余邪未清是慢乙肝的主要病机，故健脾清热化湿乃慢乙肝治疗大法。在遣方用药上，健脾常以四君子汤化裁；清化法常据湿热程度不同而变化用药，湿热不甚，症见腹胀、时而口干口苦、大便不爽、舌苔薄黄腻、脉小弦者，常加用黄连、黄芩、连翘、银花轻清之品；若湿热俱盛，症见身目黄染、口干而苦、腹部胀满、小便黄赤、大便秘结、舌苔黄腻、脉弦数者，多应用茵陈、虎杖、蛇舌草、半枝莲等苦寒之味。若湿热日久伤阴，传统治法认为滋阴过甚易增湿热，清理太过易伤阴液，但陈教授主张“有斯症用斯药”，虽有阴虚但舌苔厚腻者仍用苍术、半夏，虽有湿热但舌红少津者犹用生地、石斛；以健脾为主，随症加减，每获良效。

3.3.2脾胃不和脾胃属土居于中焦，病常同病，若脾为湿困，多有胃失和降，症见胃脘不舒、嗳气吞酸、纳谷无味、夜寐不安者多在健脾之上选用砂仁、木香、炒莱菔子醒胃理气，鸡金、谷芽消食健胃，煅瓦楞、煅牡蛎收敛止酸，半夏、秫米和胃助眠，终使脾胃和而诸症消；对于黄连、茵陈、蛇舌草、半枝莲等大苦大寒类药物的应用，恐其功伐太过，损伤胃气，临诊应用更是中病即止。

3.3.3肝郁脾虚脾的运化有赖于肝的疏泄，肝的疏泄功能正常，则脾的运化功能健旺，所谓“土得木达”；脾胃乃气机升降之枢纽，若脾胃受邪发生病变，中焦气机壅滞，亦常致肝气郁结，疏泄失常，所谓“土壅木郁”。临证时，每见两胁作胀，腹胀嗳气，与情志相关者，当健脾疏肝，仍以四君子汤为基础方加制香附、柴胡、郁金以疏理肝气，不解者加夏枯草清肝散结，陈皮、大腹皮以助脾运湿。

3.3.4脾肾两虚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脾胃为“后天之本”，所以肾与脾胃是相互资助、相互依存的。肾的精气有赖于水谷精微的培育和充养，才能不断充盈和成熟，而脾、胃转化水谷精微则必须借助于肾阳的温煦。乙肝患者当中不乏腰膝酸软、下肢酸楚不耐劳、畏寒肢冷，腹胀溏薄，舌淡苔白，脉沉细者，陈师将其辨为脾肾两虚，采用脾肾双补法，疗效颇佳，药物多选苍术、炒白术、茯苓、淮山药、淮牛膝、狗脊、杜仲、桑寄生、锁阳、巴戟天等。

3.4用药轻灵，禁忌壅补陈师认为用药如用兵，贵精不贵多，处方用药以精简轻灵见长，全方通常八、九味，至多不过十二三味；每味药量亦很轻，多在9~13g之间，对于砂仁、木香辛温之品更是取少量以醒脾理气；药味选择少用厚味粘腻之品，恐其壅滞；若用必佐行气之品，如陈皮、大腹皮、枳壳、苏梗为常选。处方看似平淡，收效颇佳，正所谓“药不贵险峻，唯其中病而已”。

4小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