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误范文10篇

偏误范文篇1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矫正

1引言

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偏误范文篇2

把教育分为德育、智育、美育，是以心理学的分类尺度为依据的。正是由于心理学将个体心理结构划分为意志、智力、情感三个不同层次，才相应地产生了德育、智育、美育诸育。按当前最流行的说法，广义的德育包括政治教育、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和心理教育（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培养教育）；狭义的德育指道德品质和道德情操的教育。这种流行的德育概念，且不说将狭义的德育等同于道德层次教育的偏颇，在理论上也缺乏严格的依据与界说，没有正确揭示德育的实质及其与智育和美育的区别与联系。智育是对智力因素，包括个体的思维品质、元认知和创造力等的培养和开发。美育即审美教育，是对个体审美情感体验与认知力、审美知觉敏感性的培养和熏陶。在这里，智育与美育范畴的名称与心理学中的名称基本相同，不易被人误解。而德育的名称则不同于个体心理结构的名称，采用了社会意识分类中道德结构的名称，因而容易被误解。其结果，使人们在实践上易于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相混淆，使德育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不廓清德育范畴，就难以有效地改进和加强高校德育工作。

一、区别德育与智育范畴：匡正德育模式

智育是立足于解决认知问题的。而德育，则是按照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政治要求、社会理想和道德规范，来培养、塑造个体的思想、品德、信念和行为习惯的。与任何教育一样，德育活动最终也要落实到对个体身心所施加的影响上。这就首先必须使受教育者了解和懂得社会行为规范，并发展其政治与道德的认识能力，包括建立和发展政治与道德的概念、情感、判断力和选择力。显然，德育过程离不开智育手段。从一定意义上讲，智育为德育建立了必要的认知条件和基础、当前，在高校德育工作中对学生进行的政治与道德灌输，解决的就是政治与道德的认知问题，就其本质来说，是为服务于德育目标而实施的智育手段。如果要称之为德育的话，也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德育课程，而远非德育工作的主要部分。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作为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教育被置于人的培养的核心地位而历来受到高度重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德育是历代统治者用来使臣民信奉封建道德以立身行事，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在这里，封建统治者是立足于“信”和“行”的统～来对臣民进行德育（具体体现为道德内容）教化的。而西方，自20世纪以来，现代工业的巨大增长，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不断加重的生态危机，使宗教的威慑、平等博爱的道德说教在极端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面前变得软弱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只能约束人的行为，而无法有效地规范驱使人的行为的精神世界，无法解决日益明显的道德危机、社会危机和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因此，现代西方很多有眼光的政治家、教育家都大声疾呼，要从未来着眼，考虑今天的道德教育，使德育成为既内在地规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人际德育”，又内在地规范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生态德育”，既解决“信”与不“信”的问题，又解决人们面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人际和生态德育要求，能否具体行动，即“行”与不“行”的问题。可见，古今中外的德育范畴中，本就体现了“信”和“行”的统一。当然，对德育的施教者来说，这里的“行”应该是“信”的最终目的。显然，从内涵和具体要求来看，德育与智育的范畴是不能混淆的。概括地说，一方面，德育与智育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前者是“信”与不“信”和“行”与不“行”的矛盾，后者是知与不知的矛盾。德育具有超出智育的目标和要求。另一方面，人的行为不仅受理性、道德支配，而且受个体感性欲望和眼前利益所驱使。因此，与智育不同，德育过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培养受教育者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坚忍不拔的意志，以产生强烈的政治与道德的信念和理想追求，否则，将难以达到德育目标

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长期以来，对德育和智育范畴的模糊，使高校德育工作要么陷入用智育工作的思维、形式、手段和方法，即智育模式来解决德育问题的弊端；要么误入以智育取代德育，削弱德育工作的歧途。前者易于使得高校德育工作更多地面向“信”的问题，重解决政治与道德认知，而忽视解决政治与道德实践，即“行”的问题。当代大学生社会主义政治与道德理想、信念的牢固树立，离不开活生生的德育实践。要使他们在具体的德育实践中，即“行”的过程中，形成强烈的、植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政治与道德体验。离开了这种体验，就难以产生坚定、持久的理想与信念，难以达到真正的德育目标。如前所述，在当前，高校的德育课程解决的还是政治与道德认知问题，充其量只是服务于德育目标的智育课程，忽略了对“行”的明确要求。即使是目前高校里普遍开展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虽然也是实施德育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些活动的主题过于宽泛，或缺乏明确、可操作的政治与道德主题，往往易于流于形式，亦难得德育实效。至于后者，则是更直接地以智育内容有意或无意地取代了德育内容。目前，高校内广泛开展的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主要内容的各类讲座、学术报告，尽管对德育工作大有益处，但是，其本身也不是德育，而是实实在在的智育，长此下去，必然淡化德育主题，削弱德育工作。总之，区分德育与智育范畴，是德育理论与德育实践的必然要求。澄清德育模式与智育模式的区别，并从本质上把握德育模式及其内在规律，才能匡正高校现有德育模式的偏颇，以改进德育工作。

二、区别德育与美育范畴：匡正德育内容

美育是立足于解决审美问题的，是对受教育者情感的培养，其焦点集中在个体的审美发展上。而德育则如前所述，是解决政治与道德的“信”与“行”的问题的。美育与德育一样，解决的大多是非智力因素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与道德的情感培养方面，德育与美育有着很大的一致，都是对受教育者一定程度的价值取向上的审美情感教育。然而，不能因此而混淆德育与美育的区别。一方面，就性质来说，尽管德育与美育都作用于人的精神，都引导大学生去追求美好的人生，但德育是一种规范性教育，在规范性教育中使人产生自觉的“信”与“行”，主要作用于人的意识、理性的层面，作用于所谓“良知”。而美育是在熏陶、感发中对人的精神的激励、净化和升华，主要作用于人的感性、情感的层面，包括无意识的层面，影响着人的情感、趣味、气质、性格、胸襟等等。另一方面，就社会功能来说，德育主要着眼于调整和规范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一定的政治与道德机制，来使人与人之间有序、有范、有礼。而美育主要着眼于保持个体自身的精神平衡、和谐与健康，使人的情感具有文明的内容，使人的感性与理性相通，进而促进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德育具有外倾性，而美育则具有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是一对既彼此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

认清德育与美育之间的区别比承认其内在联系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德育实践中，人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德育或美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一种倾向是把德育的范畴界定得过宽，视美育为德育的一部分，为德育实施的工具。照这种看法，所有美育活动，都成了德育行为。在现代社会，美育要在物质、技术和功利方面的追求占据了统治地位、竞争日趋激烈、精神压力不断增大的情况下，解决人们内心失去平衡、产生各种心理障碍和精神疾病的问题，解决人们如何在审美体验中实现与快速变化着的客观环境和谐相处的问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必须主要靠个体感性与理性的相通，以实现自身精神世界的和谐，进而形成完善的人格，而不能仅靠政治与道德教育。显然，这里的美育，尽管就其内容而言有德育的成分，并产生了一定的德育效果，但其着力点是通过情感教育或陶冶，将个体情感善的、美的方面尽量发挥，将情感恶的、丑的方面渐渐抑制、淘汰，进而形成达观向上的人生态度，与真正反映德育本质的德育活动或德育实施之间，是有一定区别的。使受教育者树立坚定的、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政治与道德理想和信念，并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德育的本质属性。我们可以认为美育是德育的重要条件和基础，但不能简单地把美育理所当然地看成德育，从而以美育内容来替代德育内容，以美育来淡化德育。总之，如果把德育的范畴界定过宽，反而有削弱德育工作的危险。它容易使本届德育范畴之外的对大学生的其他教育活动，被视为德育行为而占据德育舞台，这是不可取的。联系到在一些大学的德育工作部门甚至专门设置了艺术教研室，这无疑会有利于借助美育手段，为德育的实施创造条件。但如不注意区分德育与美育的范畴，就会误人以美育内容充当德育内容的歧途。

另一种倾向是把德育视为美育的一部分，美育的范畴过宽。这种倾向虽然不具普遍性，但危害甚大。前已论及，德育的目标是使受教育者达到其政治与道德领域内“信”与“行”的要求，而美育的目标是要解决受教育者的审美发展问题。前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倾性，后者具有某种程度的内倾性。德育与美育之间无论是目标还是特性，都不太相同。美育的内容不能涵括、更不能代替德育的内容。对大学生的培养教育，不是仅靠审美教育所能完成的。美育无法离开德育解决所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解决人伦问题、利益问题和理想信念问题，主要还是靠德育。实现德育目标，离开了真正体现德育本质规律的德育活动，是不可能的。把德育从属于美育，就无法有效地使德育活动落实德育内容，甚至背离德育目标。

概言之，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美育内容常常容易与德育内容相混淆。只有区分好德育范畴和美育范畴，才能更好地保证现有模式下的德育内容得到匡正，从而使德育内容得到更多贯彻，以实现德育目标。

三、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体现社会主义的“倍”与“行”

区分德育与智育、德育与美育的范畴的目的，在于避免对于德育实施的应有模式及其内容的混淆，从本质上明确德育的基本范畴。应该说明，这种区分，不是要否定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智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的政治与道德认知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一条件，受教育者就会缺乏起码的把德育内容与目标内化为“信”并外显为具体的“行”的能力。美育之于德育，为形成受教育者良好的政治与道德情感打下了坚实基础。没有这一基础，受教育者就会缺乏必要的美的情感体验，并愉悦地接纳、认可德育所要求的“信”和“行”的能力。智育和美育的这些特点，是德育本身所难以具备的。必须把德育与智育和美育结合起来，才能提高德育效能，更好地实现德育目标。

但是，德育、智育、美育是同一层次上、以德育为先的三种教育形态，不可混淆或相互替代。以．智育和美育的模式（形式）或内容实施的德育，只是一种准德育过程或状态，不能代替德育发挥其对受教育者的作用。高校德育应有其明确的基本范畴而不与智育和美育交叉。

一是德育的阶级范畴。阶级分析的观点并没有过时。一定的统治阶级总是用相应的德育手段，去培养满足其特定阶级要求的人。对此，古今中外概莫能外。阶级价值永远是高校德育的核心价值。社会主义大学的德育，必须理直气壮地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巩固社会主义政权服务。否则，就难以保证大学生“信”和“行”的基本取向。

偏误范文篇3

关键词：审计判断；审计专业；审计准则

纵观近40年来的中外职业审计及学术审计的研究文献，有很多资料都强调了审计专业判断在审计工作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AmericanInstituteofCertifiedPublicAccountants，1995）指出：“在执行审计工作的过程中，审计专业判断是一项最为重要的因素。”Mautz（1959）指出：“审计专业判断在审计工作中扮演着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角色。”1995年，solomon在一项研究中，通过对近期的法庭意见及美国审计准则的全面回顾得出了结论，认为在当代财务报表审计的每一个领域中，审计专业判断都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实际工作中，各会计师事务所对此种观点也十分赞同。

一、审计专业判断的特征

国外近四十年来在审计专业判断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在我国，审计专业判断也正在成为理论界的一个关注热点。但迄今为止，国内外尚没有就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给出一个公认的定义。笔者认为，对审计专业判断的概念要给予科学的定义，须全面、准确地把握其特征。

首先，审计专业判断是审计人员综合能力的体现。审计人员对审计对象的判断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不仅体现了审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水平，更多地体现了审计人员的综合能力。审计是一门技术，是一个充满肯定与否定的判断思维过程。在这样一个判断思维过程中，如果没有扎实的专业基础、高度的职业敏感以及明察秋毫的洞察力，就难以作出正确的判断。

其次，审计专业判断贯穿于审计活动的全过程。审计人员在审计过程中需做出一系列重要判断，从制定审计计划方案、确定审计重点、设计和选取样本、评价抽样结果、核实审计证据，到审计风险的判断、重要性的评估以及通过综合收集的证据形成审计结论等，都需运用审计专业判断。

第三，审计专业判断同会计信息的模糊程度密切相关。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不断深入，会计核算的对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知识、信息、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逐渐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和劳动力两大生产要素，成为会计核算的重点。同时，会计对资金运动的揭示，也由事后向事中以至事前变动。所有这些变迁都意味着会计确认和计量的对象在质和量上都存在不确定性。对于审计来讲，这种不确定性因素越复杂，就越需要审计人员以专业的水平或眼光作出判断。

第四，审计专业判断偏误是导致审计失败的重要原因。审计判断偏误（judgmentbias），也称认知失误，是指可能导致审计人员作出错误判断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的后果是审计判断错误。导致审计判断偏误的原因综合起来无外乎三种，即审计人员专业知识存在缺陷、对被审计单位的经营了解不够、审计程序存在问题。其中，专业知识是审计人员进行专业判断的基础，专业知识的缺陷必然影响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水平，而对被审计单位经营了解不够及审计程序失当往往是源于错误的专业判断。

二、审计判断偏误的影响因素

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审计判断过程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过程，因此，审计人员是影响审计判断偏误最为直接的因素。任何一个审计判断都是针对一定的任务（客体）的判断，因此，审计判断任务就构成了影响审计判断偏误的又一个因素。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审计人员判断看作一个由审计人员和审计判断任务构成的系统。由于系统与其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的关系，因此，审计判断环境同样会影响审计判断偏误。由此可以看出，审计判断偏误是审计人员、审计客体和审计环境的函数。

1.审计判断偏误的主体因素

首先，审计人员对风险的偏好影响审计判断偏误。在经济学中，根据人们对风险的态度把人分为风险偏好型、风险中立型和风险厌恶型三种。审计人员在做出审计判断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判断错误的风险，但承担风险的大小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审计人员对待风险的态度。

其实，审计人员的知识差异影响审计判断偏误。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一种是陈述性知识，它是由人们所知道的事实组成，这些知识一般可以用语言进行交流，它可以采取抽象和意象的形式；另一种是程序性知识，是指人们所知道的如何去作的技能，此类知识很难用语言表达。因此，程序性知识也就是智力技能，即完成各种智力程序的能力，而程序性知识是长期实践逐步积累形成的。所以，审计人员要进行审计判断，这两方面的知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因为二者都是影响审计判断偏误的因素，不过后者影响更大。

第三，审计人员的经验差异影响审计判断偏误。一些研究审计判断的西方学者（比如Libby，1995等）把经验作了更加广泛的定义，认为经验是包括第一手和第二手与任务相关的能够提供在审计环境中学习机会的广泛的境况，它通过技能的形式影响审计判断偏误。Marchant（1990）也指出，间接经验形成一般知识，直接经验形成具体知识。依此就可以比较好地解释为什么经验丰富的审计人员能够作出正确的审计判断，因为他们具有比较高的技能，而这些知识又需要长期审计实践的积累。

第四，审计人员主观努力程度差异影响审计判断偏误。努力程度是一个主观性最强的因素。在一项审计判断中，审计人员努力与否与努力程度大小都会导致审计判断偏误的不同。努力程度的大小应该是审计判断偏误的直接影响因素。

2.审计判断偏误的客体因素

首先，受审单位的性质。一般地，审计人员对国有公司比私有公司需要更充分、更确切的证据，因为审计报告使用人对国有公司有较大的信任度。

其次，公认审计准则。公认审计准则提供了统一运用审计证据数量及质量的要求，阐明具体审计应达到的目标及达到的目标技术，审计人员若偏离准则的要求，须给以妥善的说明。

第三，法律诉讼与职业管理。倘若发表审计意见的根据不是很充分，则有可能因招致各种审计报告使用人的错误决策而起诉审计人员，同时职业管理委员会（如同业互检委员会）也可能会给以处罚。

第四，审计职业的竞争。审计职业的竞争增加了成本———效益意识，这就使有的会计公司可能以较少的审计成本来完成审计业务，但由此也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对每一具体业务缺少足够的把握。

3.审计判断偏误的环境因素

Libby和Lufut（1993）指出，审计判断偏误的环境因素包括：判断指南和技术辅助工具、多层组织的背景、责任关系、连续的多期的判断任务以及为了得到一个好的绩效的相当程度的货币激励、时间压力等。无疑上述环境因素都会对审计判断偏误产生影响，但这些因素基本上局限于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范围比较窄。事实上，审计人员做出审计判断不仅要受会计师事务所内部的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还受事务所外部环境的影响，比如行业状况和社会环境等。因此，我们认为，环境因素应包括影响审计判断主体和客体的各种环境因素，既包括会计师事务所的内部环境因素，也包括会计师事务所之外的环境因素。

三、审计判断偏误的形成机制

《国家审计基本准则》第二十七条规定，审计人员实施审计时，应当对审计工作中的重要事项以及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进行记录，编制审计工作底稿。反映在审计活动中，审计人员的知识、经验乃至性格、习惯、心态等个人因素都会被带到审计专业判断过程中，从而影响审计专业判断的结果。审计专业判断具有主观性特征，这也是它的本质属性。因为明智公允的专业判断是审计人员对重要审计事项在合理认知预测基础上做出的准确而科学的审计决策，意味着审计人员所决定采取的审计程序和所选择的审计方法能节约审计成本，规避审计风险，提高审计质量，实现审计目标；反之，专业判断失误，意味着审计风险剧增，难以保证审计质量和实现审计目标。

导致审计判断偏误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审计人员的所谓理性，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大量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处理信息和分析具体决策时都会犯一些常见的错误，审计人员亦不例外。这些错误包括：不能明确决策问题、不能认识到审计所需的所有相关证据、在获取和鉴定审计证据时带有偏误等。这些错误都是有限理性的结果。

1.高估能力造成偏误

这一偏误是指审计人员过分相信他们作出准确估计的能力，任务越困难，过分自信的倾向表现得越明显。比如，因为审计人员过分相信已有证据的适当性以及他正确解释证据的能力，所以在没有收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判断，认为某账户不会存在重大差错和弊端，而事实恰恰相反。

2.易忆性形成偏误

此项偏误是指审计人员在判断审计事项是否可能发生时往往根据被判断的审计事项是否容易被回忆并确定其发生的概率大小。一般而言，形象鲜明或近期的经验更容易被记起来，所以被认为发生的概率较大。比如，在审计人员刚刚完成的业务中，应收账款项目存在许多重大错报，因此就认为所有客户的应收账款项目都很有可能存在重大错报，即便是这种情况相当少见。

3.信息修正偏颇导致偏误

这一偏误是指审计人员以最初的信息作为判断的起点，但随后出现的新信息不足以抵消最初的影响。但随着行业竞争、人员调整等新情况的出现，审计人员往往不能根据新情况对原有结论进行修正，因而以不充分的信息作出的判断产生偏误就在所难免。比如，当审计人员对销售与收款循环进行分析性测试时，他以去年的实际偏差率5%作为今年的最初预期偏差率，但自去年审计之后，该循环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人员调整，审计人员没能根据当前年度的变化作出适当调整，产生判断偏误也就在所难免了。

4.忽视大样本而造成偏误

此项偏误是指当审计人员要靠多次观察来获取信息时，往往忽视样本量，忘记了大样本通常更准确的事实。由于小数置信律的作用，审计人员只想到小样本中获得的数据同大总体的相似性，而没有考虑因为样本大小不同而导致其代表性的不同，因此在判断时往往高估小样本结果的可靠性。比如，在确定存货的控制风险水平高低时，审计人员只从客户当期记录的一笔业务中抽了4%，并信赖这一样本，从而造成系统性的抽样不足。

5.偶然性平均化造成偏误

这是指审计人员常常错误地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偶然性将使得各种情况发生平均化，也就是说认为随机结果总是随机的。此类偏误的常见情况是：当审计人员检查一系列销售数字时，他可能期望见到随机上下浮动的数字，并会错误地解释分析性复核程序的结果。

6.性格缺陷产生偏误

这一偏误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指审计人员过分相信他们做出准确估计的能力，任务越困难，过分自信的倾向表现得越明显，而过分的自信就会产生判断偏误。比如，因为审计人员过分相信已有证据的适当性及其正确解释证据的能力，所以在没有收集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就作出判断，认为某账户不存在重大错报，而事实上却存在重大错报。另一方面是指审计人员过分优柔寡断，畏手畏脚，裹足不前，该判断时不判断，导致审计结果出现偏差，从而引起审计判断偏误。

7.联想惯性偏差产生偏误

此项偏误是指如果审计人员曾见到某些审计事项在一起出现，他就会高估这些事项总是一起发生的可能性。此类偏误的常见例子是：审计人员过去见到当主营业务成本下降时存货周转率就下降，那么现在就不会充分考虑其他原因造成存货周转率下降的可能性。

8.频率判断偏颇导致偏误

此项偏误是指审计人员在进行审计判断时，忽视了某种情况在整个总体中出现的相对频率，从而导致他错误估计这种情况在特定情形下发生的可能性。

四、审计判断偏误的防治措施

首先，提高对判断偏误的洞察力和强化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质。防止出现审计判断偏误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提高审计人员对判断偏误的洞察力。而提高洞察力的主要措施是对审计人员进行培训，帮助其不断学习专业知识，提高综合素质。作为负有经济监督使命的审计人员，应具备如下知识结构：一是会计及其相关知识，主要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证券和资产评估等；二是企业管理知识，如经济学、组织学、营销、国际贸易等；三是国家政策和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公司法、经济法、税法等；四是相关外语知识；五是信息技术知识，主要包括会计电算化系统的内部控制、信息系统管理、计算机审计技术的运用以及计算机经营系统的评价。审计人员不仅要在以上学科方面具有比较深厚的理论功底，而且还应具有较强的综合能力，能够运用多学科知识进行专业判断。

其次，提高审计专业判断质量。提高审计专业判断的质量，通常要调查审计师意见的一致性程度、审计师对于某项客观情况判断的准确性、审计师在较长时期内进行类似判断结果的稳定性，以及审计人员专业判断出现偏差的程度。它将有助于审计理论工作者以及审计实务界人士及时确定审计工作需要改善的环节，以及是否需要制定补救措施。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会计学教授Trotman认为，在中国，审计人员在某些重要的审计专业判断上的一致性是审计专业判断研究的一个适当的出发点。同时他认为，由于审计专业判断在中国的历史不长，在开始进行这种判断的几年中，审计一致性可能相对较低，会计师事务所应将注意力集中在审计意见出现分歧的领域的培训和复核过程上。

第三，牢固掌握审计准则，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审计技术和经验。无论是国家审计准则还是独立审计准则，都要求审计人员在进行专业判断时须以审计准则为依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原有的审计准则也在不断更新和完善。这就要求审计人员应注意保持和改善执业所需的技术知识和专业技能，及时了解经济发展带来的新问题、新方法、新技术以及审计的发展动态，熟练掌握最新审计准则和实务标准，这样在进行专业判断时就能得心应手，尽量避免判断失误。同时，我国在加入WTO后，审计将逐步按照国际规则执业，由于我国的审计准则和程序与国际上有较大差异，虚心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的审计技术和经验能够使我们少走弯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习和借鉴其理论和实践经验有利于提高我国审计人员的专业判断能力。

第四，提高审计队伍的整合协同能力。面对重大或复杂的审计任务，审计机关需要打破职能部门的业务界限，或组织下级审计机关整合审计力量联动协同作战。存在个体差异而且缺乏配合经历的审计人员被重新整合后，能否做到协调一致、整合联动，最大限度地发挥审计专业判断的整体功效，快速实现审计目标，颇为关键。审计队伍整合后的联动协同能力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对审计方案的认识实现快捷与一致；对执行审计计划、实施审计取证做到主动深入、相互补充、及时沟通；对审计处理包括信息处理达到迅速有效。总之，在实际整合联动审计中，须力争做到审计人员专业技术构成合理，思想认识统一，工作思路和工作方式求同存异，不同个体的专业思维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取长补短，相互协调，使审计专业判断的整体功效发挥得淋漓尽致。

第五，汇众家之长，充分发挥集体判断优势。集体判断的最有效方式是向他人咨询或与他人共同作出判断。由于个人的知识和经验总是有限的，向他人咨询或与他人一起作出判断可以弥补个人认识的局限性，从而能有效避免或减少个人作出审计判断时产生的判断偏误。另外还可采取相互核查的方法来发挥集体判断优势，当一名审计人员复核其他审计人员的工作时，可以发现其他人出现的判断偏误问题。

第六，增强审计人员对审计政策的把握一致性。在过去的五年中，中国审计方法和程序有长足的进步。各会计师事务所评价其所作的审计专业判断与决策，可能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尽管审计专业判断的最为明显的评价指标是所作判断的准确度，但在实践中很少有人会将准确性选作评价的指标，因为在绝大多数的审计项目中并不存在一个一目了然的所谓正确答案并以之作为评价的标准。在有关审计判断的研究中，多个审计师的一致意见是用于评价某一审计师的有关决策质量的最常用的标准。关于审计工作中工作人员意见一致的重要性多年以来在审计文献中已有详尽的论述。例如，“审计人员应有的谨慎程度的标准应参照在类似的情况下，其他审计人员的谨慎程度”（Willingham和Carmichael，1971）。此外，当审计师遇上审计诉讼时，论证其他审计人员（特别是专业证人）在类似的环境中亦会作出同样的专业判断有助于保护审计师，使之免于承担责任。同时，在会计师事务所中，设置诸如员工培训、审计手册及分级复核等制度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事务所内部各审计人员所作专业判断的一致性。

参考文献：

[1]汪国钧。浅析审计专业判断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审计，2003，（9）。

[2]肯·T陶物曼（kenT.Trotman），陆正飞，邱寒译。审计专业判断研究：有关研究的回顾及在中国研究的机遇所在[J].财务与会计，2004，（4）。

[3]孙坤。偏颇倾向：审计判断之因[J].中州审计，2004，（5）。

偏误范文篇4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2)执行主体法制观念淡薄

从行政的角度看,中国政府机构的规范化、法制化程度不高,变化的随意性很大,人治色彩浓厚。目前,政策执行中“按章程办事的运作”,“受规则约束的运作”,“形式主义的非人格化的统治”,“不因人而异”等观念并未深入人心,随处可见官僚的“任性专断”,“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4]。书面形式的行政法规约束不了现实社会中的官场逻辑,人格权威大于机构权威和法律权威。显然,不依法行政是造成公共政策执行效率递减的重要原因。

偏误范文篇5

关键词: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矫正

1引言

公共政策执行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组成人员通过运用各种手段,将公共政策的内容转化为现实,从而实现公共政策目标的一种行为。公共政策执行是公共管理活动的中心环节,是实现政策目标,解决政策问题以及实现社会公共资源权威性分配的主要途径。对此,美国公共行政学者艾利森指出:“在达到政府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确定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90%取决于有效的执行”[1]。这表明公共政策执行在公共政策活动及其生命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常常导致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公共目标不能预期实现。在国内外的政策实践中,政策执行出现偏误的问题普遍存在。由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等方面的原因,当前我国这一问题尤为严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出现偏误,不但会直接影响政策问题的解决,导致预定政策目标落空,而且会损害政府形象,削弱政府权威和公信力。在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阶段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研究解决我国的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问题,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重大现实问题,对于提高我国公共政策执行效率有着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2我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表现

作为政治系统输出的主要内容,公共政策本质上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然而,公共政策在付诸实施之前仍然只是一种具有观念形态的分配方案,其效能必须经过实际的执行过程才能得以发挥,再好的公共政策也只有通过有效的执行才能保证其目标的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具体来说,公共政策在执行中出现的偏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政策敷衍

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只做表面文章,并未采取可操作的具体措施来贯彻执行政策,而是将政策束之高阁,阳奉阴违,敷衍塞责,从而使严肃的政策在形形色色的花架子下变成了一纸空文,根本谈不上解决具体问题,实现具体目标[2]。

(2)政策选择执行

现实中运行的政策往往由相互依存的、有着共同政策目标的小政策组成,一些政策执行主体往往对政策“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只执行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不符合自己利益的部分就不执行,“见了黄灯赶快走,见了红灯绕道走”,他们“耍小聪明”,“打小算盘”,置国家政策原则于不顾。这种选择性执行使完整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变得残缺不全,政策的整体功能难以发挥,政策目标的实现也必然大打折扣。

(3)政策附加

公共政策在执行过程中被加进原来政策所没有的内容,使政策的调控对象、范围、目标、力度超出了原来的要求,从而使原政策不能到位,导致政策扩大化。政策附加的主要特点是执行者在原政策的基础上自行设置“土政策”,打着结合地方实际的旗号另搞一套,自行其是,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政策执行变形。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为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来是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但在一些地方,计划生育罚款却是乡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有些地方竟把生育第二胎的指标公开拍卖,偏离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根本目的。

(4)政策歪曲

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做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

(5)政策抵制

公共政策执行者对现有的政策不认同、不接受,从而产生抵制情绪,使公共政策不能够执行到位,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过分强调自身的情况,找各种原因让中央“法外施恩”,对中央宏观调控政策一再置若罔闻,甚至逆风而行,“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抵制心态异常顽固。

(6)野蛮执行公共政策

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应更注重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然而目前我国在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滥用行政手段的现象,有的公共政策执行人员对执行对象动辄命令、强制,使执行对象从心理上和行为上难以接受。行政手段在执行中扭曲变形,演变成野蛮执行,导致干群关系紧张,极大地影响了执行效果。还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向执行对象解释政策不够,宣传不到位,忽视了思想教育手段的运用,一旦执行对象对政策不理解,出现为难和抵触情绪,执行人员就采取制裁、经济处罚等方式,野蛮执行公共政策。更有一些政策执行人员采取极端手段,背离工作程序,甚至采用违法违纪的方法执行公共政策[3]。

3我国公共政策执行偏误的主要原因

当前公共政策执行出现偏误,有着主观或者客观等多方面的原因:

(1)政策本身的原因

政策本身的质量问题是影响政策执行效果的首要因素。一项政策能否得到有效的执行,往往取决于政策本身是否科学合理。政策执行偏误产生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政策本身存在着缺陷,有漏洞可钻。一般说来,政策是否存在缺陷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考虑:一是政策是否合理。如果一项政策规定的各项内容没有反映客观存在的现实情况,政策所规定的各项行为不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那么政策本身便缺乏合理性,导致其在执行过程中将表现出政策行为规范与客观实际的强烈冲突,使政策执行失去了实践基础。政策执行机关在执行这种缺乏合理性的政策时,理所当然地会选择“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方式来敷衍。二是政策本身是否明晰。政策的明晰性,要求政策方案要有严格的执行界限、科学的操作程序、准确的评估标准等。缺乏明晰性的政策将使政策的可操作性减弱,使政策执行者与政策目标群体无所适从,同时,缺乏明晰性的政策会引起政策的界限不清,导致执行者有空子可钻,对政策随意变通,同时也为有关领导化解“风险”提供了口实。三是政策是否“前后左右”协调一致。现在,有许多政策是政出多门,莫衷一是。面对众多相互冲突的政策时,政策执行者不得不采取“优选法”———顶头上司的优先,其他领导的靠后;经济监督、杠杠部门的优先,其他部门乃至党政机关的靠后;领导个人交办的优先,集体名义布置的靠后。这种做法违背了“政策面前人人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原则,必然导致国家受损,群众吃亏,正确的政策难以执行。四是政策是否多变。今天制定一个政策,时隔不久,情况发生了变化,又匆忙出台一个新政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政策多变,朝令夕改,法无常规,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就无法建立起政策的权威性和可信度,也就很难使人遵从。

(2)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

任何一项政策最终要靠执行主体来实施,现实中政策执行偏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策执行主体的原因造成的,这表现在:

1)政策执行主体的素质不高

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公务员与发达国家公务员比较起来,素质普遍不高,从而,文化水平低导致行政决策水平低;职业道德差导致行政道德滑坡;行政责任观念淡薄导致争荣誉而避责任;理论水平低导致官本位思想严重。少数领导干部没有系统接受现代政策、科学知识的训练,很难形成科学行政必备的系统观念、战略远见、迎接挑战的心理素质以及自觉接受监督的民主意识。这些弱点难免对政策执行产生不良影响。

偏误范文篇6

一、重理论，轻务实。有的教师喜欢大讲作“简评”的理论知识，从理论到理论，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企图通过拔高其“理论水平”，领悟作“简评”真谛。传授适当的理论知识固然必要，可如果没有具体务实的“简评指导”，学生理论知识无论多么高深，仍然不知如何动笔。久而久之，“简评”成了教师的过场，学生的包袱，学生一旦兴趣索然，还会有什么效果。

二、求全面，轻特色。优秀的文段，其优其秀随处可见，阅读时值得一一玩味，细细推敲。但任何一篇好文章总有其特点，有格外出色的独具魅力之处，如果真能深刻领悟，有感而发，学生一定收益匪浅。但有些教师要求学生作“简评”时面面俱到，求全责备。学生操作起来也往往把握不住要点和特点而处处涉足，这样的“评”，其实什么都没说清，什么也没讲透，一片混沌，毫无印象。

三、重条框，轻创新。世上优秀的文章万万千，无一相同。可有些教师唯恐学生“步入歧途”，做好固定的模式“逼其就犯”。首先是体裁、背景、线索；继而从中心思想评到作者构思及文章结构，再评写作特点，接下来是表达方式，写作顺序……千文一面。学生条框压身，“画地为牢”。如此训练，只会束缚、扼杀学生的创造性思维。长此以往，思想僵化、思维滞顿、视野狭小，如何写得出有深度有创意的评论。

四、重套话，轻实际。教师把学生的简评引上规范化，在审文炼意、理顺思路、分析结构等方面寻找一些思维模式，总结一些规律，让学生（尤其是初写者）借鉴模仿，是合情合理的。但有的教师却整齐划一，严格要求学生走自己的路子，于是学生的简评或套话串串，千篇一律；或东拉西扯，穿凿附会，像水中浮萍，无深度可言，更谈不上个性和风格了。

凡此种种对指导学生练习作“简评”都是十分有害的。那么如何给予正确的引导呢？

首先，教师应在提高学生思想水平、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上下功夫。要在具体操作中务实指导。可以各类体裁的具体范文作例，指导学生如何看待、评价鉴赏作品，学会寻找最适当的评论“切入口”，并介绍若干方法。简言之，要让学习站在高处，用自己的眼、脑、口、手，去看、去思、去读、去写。

偏误范文篇7

一、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何在

既然财政管理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为什么在我国长期存在着忽视财政管理的现象和，不仅造成了大量的财政资源浪费和效率损失，加剧了财政的紧张态势，而且又反过来对体制改革和财政职能的正常发挥，形成了诸多的负面影响与牵制。造成我国长期忽视财政管理的原因，大致可从偏误和体制、制度性缘由这两个方面来进行。

（一）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渊源或理论偏误。

1．长期以来，特别是在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主宰经济运行的模式下，在认识、处理经济与财政的相互关系上，存在着明显偏误。特别是在政策的理论指导上，既存在着片面强调经济对财政的决定性作用，又同时存在着不管国家财政能力，片面要求其发挥对经济的所谓“反作用”问题。在出现前一种倾向时，往往只强调财政对经济的依赖性，或它所处的消极的被决定地位；而在后一种倾向出现时，强调的则又是发挥财政对经济的反作用的要求，而且往往提出的是超过国家财政承受能力的“反作用”要求，比如“”时期的情况就是这方面的极端性例证。很明显，不管是在上述的哪一种思想指导下，财政管理都不会受到应有的重视，因为它本身处于一种要么被消极决定，要么被要求超负荷运转的不正常的地位或状态，从而没有加强财政管理的起码条件，也必然缺乏加强管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在财政理论和理论宣传上，长期存在着重收入而轻支出，重开源而轻节流，重生财而轻聚财和用财，同时严重忽视财政管理和财政效果的倾向，比如迄今为止，在我国大多数财政学教科书的篇章结构中，依然存在着类似的问题与偏颇。在财政理论研究中，有关财政管理的理论阐释、模式研究和相关的应对之策的探讨等，也甚为少见或比重畸轻，不为人所关注。事实上，鉴于上述诸方面所存在的紧密内在联系或不可分割性，忽视支出效应的财政收入研究，轻视节流的开源探讨，不重视聚财用财的生财之道的分析，是既不可能得到有价值的相关财政研究成果，同时也因为这种对财政管理“链”的割裂，而造成了对财政管理研究的扭曲和忽视。

3．以排斥市场资源配置功能、抹杀市场机制作用为基本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重视除计划手段以外的财政管理的。因为正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市场失效弊端的日益显现，才使国家财政职能的拓展和不断加强，以及财政宏观调控功能的日渐强化，成为一个的必然趋势一样，在我国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随着市场机制的作用的不断增强，市场失效之处的明显暴露，国家宏观调控包括财政宏观调控重要性的日渐凸现，贯穿整个财政工作始终和环节的财政管理，也将而然地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因为如此，财政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所赋予它的历史使命，财政职能的履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财政效果的改善和提高等，就会遇到严重的、基础性的困难和障碍。因此，这是计划经济所不可比拟的。

（二）影响财政管理的体制性、制度性原因。

以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和实物经济指标为轴心的传统经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模式，一方面形成了所谓“计委定盘子、财政拿票子”的财力保障体系。“被动跟进式”的财政资源配置模式，以及宏观上以计划代替管理和微观上存在的“大锅饭”、软预算约束弊端，不仅使财政管理的自主性、积极性受到了严重影响，而且财政管理的空间、管理的弹性、管理的必要性与有效性，也成为很大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后，在实行财政包干体制，即过渡性财政体制的情况下，也因诸多经济关系尚未理顺，财政分配办法和分配格局极不规范，许多财政制度也有待统一、整顿或重新建立与健全等原因，而使我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加强，缺乏最基本的体制环境和基础条件。

可见，正如经济实践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一样，只有首先走出忽视财政管理的理论误区，重建和端正相关的理论指导，才能使改造和加强新形势下的财政管理工作具有正确的方向，引起应有的重视。同时，还需加强我国财税体制、财税制度的规范化并保持其相对稳定，这是改造、促进和加强我国财政管理的关键性因素。

二、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加强财政管理，是指包括科学的管理制度、先进的管理手段、规范的工作秩序、严格的执法监督体系以及高素质的管理队伍等在内的一整套现代财政管理系统的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财税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环节。

一定时期、一定条件下的财政管理，是由一国的经济体制特别是财政体制的属性和宏观经济的运行、管理模式所决定，并与之相匹配、相适应的。因此，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以及宏观经济配置管理方式的根本性转换，特别是随着我国1994年财税体制大改革的初步完成，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财政体制基本框架的确立，必须对财税新体制、新运行机制下的财政管理提出不同的要求，财政管理从内容到形式也都会发生明显的变化。这就是说，一方面，财政体制和运行机制的变革，要求财政管理必须作适应性的改造和加强；另一方面，作为贯穿整个财政工作、所有财政活动环节的财政管理的状况如何，又是进一步完善新财税体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并对提高、巩固与增进体制改革的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二）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充分履行财政职能的必要保证。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职能范围得以不断拓展，其职能强度也有日渐增大之势。然而，理论和世界各国的实践都无可辩驳地证明，除了体制和制度等因素的羁绊以外，财政职能履行程度，可以说是与财政管理状况的好坏呈正相关关系的。不能设想，在财政管理十分混乱，诸如在财政收入管理存在着大量漏洞，财政支出总量失控且结构严重失调，软预算约束问题长期得不到较好解决，社会上违反财经纪律、奢侈浪费之风盛行等情况下，国家的财政职能能够得以正常、有效的履行。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振兴国家财政的必由之路。

我国财政的振兴，固然要依靠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发展，要着眼于把国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并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瞻前顾后的分配。然而，正如管理也可增财富、管理也可出效益，管理本身就是发展经济、富国强民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和有效途径一样，与财政体制、财政职能相适应的财政管理的不断改善与加强，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不花或少花成本，即可在当前取得增收节支、缓解财政困难之效的首选之策，而还将因其管理的优化，诸如财政收支结构的改善，国有资产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对后续的经济增长和后续财源的开拓带来极大的裨益，从而不失为一条重要的兴财之道。从本质上讲，财政管理既是开源之路，又是节流之途，因而是振兴我国财政、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一个重要环节。

（四）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提高我国财政工作整体水平和财政效果的重要途径和强大推力。

财政管理贯穿财政工作的全过程，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影响着、决定着财政活动的整体效应和最终成效。正是这种贯穿性、渗透性和影响性、才对国家财政工作的整体水平和宏观财政效果的高低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联。我国的长期实践早已一再表明，财政管理上的无法、无章、无序和软弱混乱状态，不仅会加剧和助长国家的财政困难，极大地降低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使财政职能和宏观调控功能的发挥大受影响、大打折扣，而且还会因管理的混沌、约束的软弱、执法监督的不力等，而对财税队伍造成严重的腐蚀，使队伍素质的提高遇到基础性的障碍。

正是有鉴于此，在我国当前进一步深化、完善财税体制改革，健全国家财政职能，积极振兴国家财政、努力克服财政困难之际，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才显得极其必要和尤为紧迫。因为如上所述，有效而有力的财政管理，正是解决这些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与矛盾的必由之路和重要方略。

三、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需解决的突出矛盾和

改造和加强财政管理，是一个涉及面很广、迁延性很强的系统工程，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从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现实需要和紧迫性来看，似应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矛盾和问题：

（一）观念的更新和转变问题。

前已述及，对财政管理的极度忽视，是我国财政工作中的一个长期性痼疾。它既是命令、计划主宰、统收统支的经济一财政模式的必然产物，也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数量和增长速度、忽视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不计投入一产出效应和成本一效益比较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有着紧密的内在关联，与那些诸如用计划代替管理，用增长代替质量，只知道、只愿意用投入去追求产出，重财政收入而轻财政支出等旧思想、旧习惯、旧观念的存在和长期沿袭、，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思想的先行，认识和观念的更新与适时转变，就成了改造和加强新时期财政管理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其中尤以“大锅饭”、“大一统”（大包大揽、相互挤占）、不讲成本一效益、忽视乃至藐视财政监督等观念的破除和更新，显得更为紧要。

（二）着力解决、大力整顿财政收入的严重流失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从而为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提供了较为丰裕的财源基础。之所以出现当前的财政困难，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严重扭曲，即过度地向集体特别是个人倾斜；二是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和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财政收入的大量流失或被肢解、被蚕食。从实际情况看，当前这方面亟待解决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有二：

1．切实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将其纳入国家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以达到既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数量和宏观调控力度，又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建立和完善财政监督机制创造必要条件的以重目的。当前特别应首先从严格杜绝将预算内资金转作预算外，抓好财政专户建设，解决部门和单位的坐收支等问题入手，以期逐步理顺关系，纳入财政统一管理范畴。诚然，将预算外资金纳入预算或准预算管理的轨道，在增加国家财政可支配财力的同时，也相应扩大了财政的支出范围，在短期内并不一定有明显的增收减支作用。但从统筹安排、集中运用国家财力，加强财政管理和预算监督，以及减少浪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等方面来看，则无疑能收到维护国家预算的完整性原则，有效利用国家财政资源，有利于加强财政管理和缓解财政收支矛盾的良好功效。

2．进一步加强税收管理，特别是切实加强对主体税种和具有增收潜力的税种管理，整顿和完善税收政策，尤其是着力解决依然存在的越权减免权、欠税、偷漏谝税以及截留国家财政收入等问题。因为从实际情况看，这是造成我国财政收入流失的几个主要因素，也是加强财政收入管理应解决的几个突出矛盾与问题。

（三）改造、控制和优化财政支出管理。

1．鉴于我国当前依然存在着财政供给范围过宽、包揽过多等突出问题，所谓“改造”财政支出，就是在转变政府职能、清理、明确各级财政事权范围的同时，将那些财政部门不该管、管不了或管不好的微观经济活动及其相关事务，那些本来可由市场机制去解决的问题，逐步从财政的供给范围中剥离出去，并以此为据来重新界定、廓清和明确国家财政的支出范围，根据主义市场经济的特定和客观要求，对现有的财政支出范围来一番改造，以便把有限的财力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切实履行方面。多年的实践证明，履行政府基本职能（国防、外交、公检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宏观调控等）方面的财力严重匮乏，不仅将对社会与经济的正常运转带来极大的制约和影响，而且还将因各级政府部门性收费、基金、乃至各种名目繁多的“创收”活动的在，而对财政收支管理和财政监督和制造许多的麻烦与现实困难。因此，没有规范化的事权和相应的支出范围界定，如不首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支出概念及其外延进行一番明晰而具体的改造，那财政支出的有效管理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甚至缺乏最起码的条件和依据。

2．所谓“控制”，就是说在一定时期和条件下，必须对财政支出总量进行有效的控制，最好不要超过国家财政的最大负担能力，不要使其进行有害的超负荷运转。因为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表明，这种情况一方面极易导致因财力拮据、不能充分满足支出项目需要，而使财政管理和财政监督遭遇困难甚至流于形式；另一方面，还会因财力供应上的捉襟见肘和入不敷出，而严重影响与挫伤财政部门从事和加强财政管理的积极性。

3．所谓优化财政支出管理，就是说对我国当前存在的财政支出结构失调的弊端，必须加以认真的调整与矫治，因为它是影响我国财政支出和财政管理效果的严重障碍之一。从实际情况看，似应把各级财政事权的界定，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有机结合起来，同时在现有财政能力制约下，以轻重缓解为序，以发挥最大的财政效果为出发点，对现有的财政支出结构作出适当的调整。如果，一方面可通过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来促进财政管理，同时又用财政效果来检验财政支出结构的合理化程度。此外，从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看，近期似应特别加强对所谓“人、车、会、话”以及某些专项支出的重点管理，治理和禁止种种挥霍公款和奢侈浪费行为等。

（四）积极探索、努力加强国有资产管理。

从现存的突出问题看，这方面的重点有三：一是在清产核资、摸清国有资产家底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建立权责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和相应的监督机制，彻底消除在国有资产运营管理中的无人负责、无人认帐等种种“虚无”现象，把国有资产的责权利关系摆到明处、落到实处。这可以说是改善和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客观基础或必要前提。二是尽快采取措施，在诸如实行中外合资、股份制改造、企业转制，以及招标拍卖、转让、租赁过程中，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或变相被侵吞、被蚕食。三是在上述基础上，建立、完善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机制，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提出不同的保值增值目标和具体要求，以及相关的奖惩办法，并务求落实。

偏误范文篇8

【关键词】“乖”;对外汉语教学;策略

一、“乖”的词义演变和现代常见用法

“乖”是一个会意兼形声字。《说文》：“，戾也，从而。凡之属从，古文别。”因其表意的偏旁像是两人背离之形，因而其本义与“背离”有关，后逐渐引申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顺从，听话”。在《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中的释义为：①（小孩儿）不闹，听话，如：乖女儿。②伶俐，机警。如：上了一次当，他也学得乖多了。③违反；背离。如：有乖人情。④（性情、行为）不正常。如：乖戾。实际上，“乖”在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是其逆向引申出的，而后两种义项通常用于书面语中，如“怪癖古怪”。如今，“乖”字在日常语言中可以用于长辈对晚辈的爱称，如单字“乖”用法：（1）乖，不哭，奶奶给你买玩具。（2）真是妈妈的乖女儿！“乖”又可以用于情侣之间表示亲密、宠溺，如：（3）乖，早点睡！“乖”重叠时既可以表示“顺从，听话”，如“老师走进教室，学生乖乖拿出课本”，还可以表示感叹，如“乖乖，好险！”。AAB形式为“乖乖地/的”，如：（4）曾经骄横一时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代表终于乖乖地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5）她就像只乖乖的小猫，慢慢蹲在我身边。

二、“乖”的常见偏误类型及成因

根据笔者从HSK动态①作文语料库中的检索情况和对留学生进行实地访谈的结果，得知“乖”这个字最常见的偏误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书写偏误

容易把“乖”误写成“乘”，这是书写方面最大的问题。如：（6）可是，第一天嘛，我应该乘乘地（乖乖地）呆在家里，跟家人团圆。（7）可是从此以后，我真要成为您的乘（乖）女儿。（8）因为您的这个乘（乖）孩子，心里有数。学生误把“乖”写成“乘”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对“乖”的本义不够了解。因为“乖”甲骨文字形是，像是枝桠向两边分开生长，其本义是“背离”。“乘”在《说文》中的解释为“覆也”，其甲骨文字形为，像人爬到树上，有“上升”的含义。由此可知“乖”与“乘”的本义相差甚远。学生若能对这两个字的古字形有所了解，掌握这两个字的本义，自然明白二者的不同之处，从而降低书写偏误。其次是笔画组合关系偏误，主要体现在笔画的连接上，容易把“乖”的第一笔的“撇”写成“捺”，或者笔画之间本该相接的地方反而相离，本该相交的地方却留了空隙。这类偏误的形成较为普遍，受习惯方面的影响也较为严重。不过，这些学生的书写偏误给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偏误研究材料，对这些偏误进行研究会给汉字教学提供非常有力的支持。但是，偏误的产生需要及时纠正，为防止这类偏误的产生，我们要因材施教，及时对学生多加提醒和训练，以免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形成惯性，在后续汉字学习中出现一系列不必要的书写问题。

（二）用法偏误

与留学生进行访谈时，相当一部分学生认为“她是个听话的女孩子，大家都夸她性格乖张”这句话是正确的。实际上，这便是由于对“乖”的本义不理解，把现代汉语中的常用义带入词语中导致的。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乖张”的含义有两个：一个是怪僻，不讲情理，如“脾气/行为乖张”；另一个是用来表示不顺，如“命运不乖”。学生没有发现这句话中的用法错误，显然是对“乖”的本义不够了解。当然，这种因不了解本义和现代汉语中常用义的差别而导致对一些仍旧保留本义的成语产生理解偏误的现象，即便是在汉字文化圈也屡见不鲜。如果把现代汉语中的常见用法自动代入这些保留古汉语意义的词语中，势必会在阅读文献时造成不必要的误解，因而需要我们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对这类汉字多加注意。

（三）语法偏误

根据从语料库检索的情况和实地访谈的结果，“乖”这个字的用法较为灵活，且多用于口语中，所以跟书写方面的偏误相比，语法问题方面的偏误并不是很多，主要有：（9）我和妹妹都乖，很听话，认真读书。这句话中的“都乖”明显应该是“都很乖”。因为“乖”是单音节形容词，在现代汉语中，单音节形容词一般都述谓性不足，其单独作谓语的句子都含有比较或对照的意思，如：“你和弟弟谁高？”“我高。”但是如果句子中没有比较之类的成分可以使形容词直接作谓语的条件，就必须加上程度副词或其他成分。且“乖”在这里独立使用也不符合汉语的语法习惯。另外，还有一些是语序颠倒的偏误，如：“乖你们，哥哥先写作业。”这种偏误一部分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如英语中会说：“Listen,guys,whoisspeaking?”对于这种语法方面的偏误，教师既要在平时的教学中注意观察，根据学生出现的问题及时调整教学思路和教学策略，还应逐步加强学生的语感培养，并且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

三、“乖”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

（一）借助多媒体设备，结合字形演变，进行汉字趣味教学

给学生展示从甲骨文、金文、小篆、楷书的字形变化并进行讲解。如在解释“乖”的本义时，就可以先展示“乖”的字形演变——、、、，或根据学生兴趣点设计一些沙画或者视频进行字形演变展示，同时配备相应的语音讲解。这样不仅可以给学生更加直观的感受，使学生了解汉字构形之美，提高教师的汉字教学效率，还能激发学生积极主动了解和学习汉字的兴趣。当然，这也给对外汉语教师的专业化、全面化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而需要一支善于发现学生兴趣点并及时因材施教的高水平的优秀教师队伍。

（二）设计多样的课堂教学活动

如在教“乖”的现代汉语常用义时，可以教给学生儿歌《小兔子乖乖》，不仅可以吸引学生注意力，还能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快乐学习。当然，也可以设计与所学汉字相对应的猜字游戏，如：乘人不备。（打一字）谜底是“乖”。值得注意的是，在设计猜字游戏时，谜面上的提示语很重要，往往是切入谜底的关键。比如此谜中的“不备”就对谜面具有重要的提示作用。通过设计一些新鲜有趣的教学活动，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汉字学习兴趣，还能增强学生对汉字的理解，提高他们对形音义结构的认识。

（三）将汉字学习和书法教学、文化教学相结合

改变传统的单一、枯燥的课堂教学模式，在对外汉语书法课堂上，把“乖”与“乘”进行对比教学，加深学生记忆；在文化课堂上设计一些与“乖”相关的剪纸教学环节。这样既能让学生领略中华文化魅力，又能把汉字的教与学做到“润物细无声”。因为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对留学生书写汉字的能力要求不高，再加上教材设置也没有特别强调汉字教学的内容，因而汉字书写方面的问题一直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难题。如果能把汉字的学习与文化教学和书法教学结合起来，推动中华文化的普及与传承。在现代汉语中，和“乖”一样古今常用义相反的汉字还有很多，想要做到对这类汉字完全掌握，对母语为汉语的学习者来说尚且存在一定难度，对母语为非汉语的学习者来说更是难上加难。因而针对这类汉字提出有针对性的对外汉语教学策略，不仅可以降低学生学习难度，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学会区别和使用汉字，还对激励教师在对外汉字教学中做到举一反三，促进教学相长有着重大意义。注释①本文偏误分析部分的例句皆来自HSK动态作文语料库和实地访谈，因而不再单独逐一进行标注。

参考文献

许慎1963《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6《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北京：商务印书馆。

吴璇2011《“乖”的演变》，《安徽文学》第8期。于照洲2017《汉字知识与汉字教学》，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马云静2008《汉语单音节形容词及留学生习得偏误考察分析》，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王宝珍2017《汉字与中国文化》（第2版），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偏误范文篇9

一、词汇教学的传统教学法

中国的汉语教学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许多传统的教学方法在新时期的变革中同样适用，包括直观释义法、语境学习法、归类学习法等。汉语词汇丰富，规模和数量都给汉语的词汇教学带来了较大的困难，对此教师要坚持还原词汇的真实意义，用直观释义的教学方法给学习者留下基础的、牢靠的词汇印象。在网络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多媒体技术、视频资料、图文资料等都能够被引入到课堂教学中来，以形象生动的表现方式将汉语词汇有效转化为学习者的母语意义或现实生活中的客观事物，让学生喜欢上这种词汇教学方法。在一些抽象的词汇或其他词性的词汇教学中，教师可以通过语境的还原来加深学习者对词汇的理解，并通过逻辑思维将已学过的词汇进行分类整理和合理关联，比如同义词、近义词、褒义词、贬义词等，逐步形成以常用词汇为核心的词汇集合，更好地拓展学习者的词汇掌握数量和质量。

二、词汇教学的偏误分析法

在汉语教学中，因为母语和目的语的相互影响，正迁移和负迁移的现象都是很常见的，其中负迁移所带来的词汇教学偏误对学习者的汉语词汇学习有着不良的影响，应当及时发现、有效纠正、举一反三，避免再次出现同类错误。要想更好地改善学习者对词汇学习的掌握情况和使用情况，教师还应当从教学课程设计、教学偏误总结分析和教学互动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和优化。尤其是对学习者在汉语词汇教学中所发生的偏误情况，教师和学生应当积极从自身的语言基础出发，及时记录偏误的词汇和类型，分析偏误的原因，从词汇的语义、情感色彩、文化内涵、语用情境方面着手全面归纳和总结偏误的类型，从而避免在类似的词汇学习中继续犯错。

三、词汇教学的文化教学法

语言是文化的物质载体，在汉语词汇教学中，词汇背后的文化含义既是学习者不能忽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帮助学习者更有效掌握词汇意义的重要方式。文化教学法是跨文化交际语境中被放大的一个有效教学路径，它强调了文化教学对语言教学的重要价值，通过词汇中的文化解读、文化惯用词汇的学习，以及文化资料中的词汇学习等方式来实现语言词汇和文化认知的同步提升。在新时期背景下，语言词汇教学的文化性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它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传播渠道，也是外国学习者认识中国文化的有效学习方法，也就是说，词汇的学习最终也是服务于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主体中搭建一个相互理解和交流的桥梁。因此，在汉语词汇教学中，教师可以利用互联网技术、多媒体技术、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促进学生在词汇交际应用中的训练和实践，在训练中学习词汇，在交流中学习词汇，在文化互动中学习词汇，通过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升来提高词汇教学的有效性。以上就是笔者仔细研读《汉语词汇教学》之后对新时期汉语词汇教学策略的几点看法和建议。

偏误范文篇10

关键词：教育个人回报率、明瑟模型估计、能力偏误、测量偏差、工具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064.1文献标记码：A

Estimatingtheprivatereturntoschooling:Aoverviewoftheeconometricmethods

Abstract：Theordinaryleast-squaresestimationcouldnotprovideanaccurateestimateofthereturnstoschoolingbecausetheeducationonearningscan’tprovecausalityaswellasthereportingerrorinestimatingtheyearsofschooling.Thispaperoverviewthekeyeconometricapproachtotacklethisproblem,whichincludescontrollingtheabilitydirectly,using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andtakingtwindatatoeliminatetheunobservableability.Theauthoralsoevaluatestheproandconofthesemethodsandinterprettheresults.

Keywords：PrivateReturntoEducation,MincerModelEstimation,AbilityBias,MeasurementError，InstrumentalVariableEstimation

一、引言

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劳动经济学领域发展形成了一支重要的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该理论认为，教育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行为，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并为劳动者带来更高的收入（Becker,1964）。60年代后，发达国家微观层面数据的大量出现，以及计量经济-方法的发展，为检验人力资本理论提供了便利。大量实证研究表明，教育确实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前学者研究的重点是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这一实证研究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教育收益率涉及教育对经济的贡献、个体教育投资决策行为、不同性别和种族教育程度的教育收益差异、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问题，几乎与劳动、教育经济学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邢志杰,2004）。因此，对于教育收益率的计算也是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定量研究。另外，教育收益率的讨论对于转轨国家还具有特殊意义，众多研究考察了教育收益率的时间趋势特征(李实和丁赛，2000；Zhanget.al,2005)，并将教育回报率的变化作为判断劳动力市场建设和经济转型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赖德胜，2001;孙志军，2004)。

教育回报率包含教育个人和社会回报率，虽然一些政策报告如（Psacharopoulo，1994）也考虑教育社会回报率，但主流文献更多讨论的是教育个人回报率的问题，因此，本文也研究重点定为教育个人收益率的内容。本领域已经有一些优秀的综述文献，国外如（Card,1999），国内如（孙志军，2004）。本文的特色是从计量研究方法的角度总结研究脉络，总结并讨论国内外学者为克服普通OLS回归估计可能产生“能力偏误”和“测量偏差”两种计量缺陷，采取的直接衡量能力法、利用各种情境下的工具变量法、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三类计量调整方法。最后，作者对于这些精确估计的方法和结论做出了评价。

二、明瑟模型的设定和基本结论

学者通常依赖明瑟回归模型(Mincer,1974)估计教育回报率。该模型在控制个体工作年限、性别、种族、所在区域及行业的影响基础上，估计教育水平对于收入的贡献程度。教育水平通常包含连续变量在校年限和最高学历哑变量两种度量方法。运用在校年限进行估计，回归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的平均收入增幅。该回归结果简单且直观，但其缺陷是，在教育投资回报呈现边际递增或递减趋势时，无法了解到不同教育年限对于收入边际的贡献。因此，一些研究采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作为教育哑变量进行估计，计量结果的含义是，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水平的额外收入增幅。这种方法的缺陷是，不同劳动者达到某一学历的教育年限可能存在差异，从而计量估计容易引起偏误。两种度量方法的估计结果具有不同的意义，多数研究会同时考虑两种模型设定形式。

利用基本的明瑟模型，（Psacharopoulo，1994）对于全世界70多个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进行了估计，带给读者对于教育回报率估计值的直观认识：（1）用在校年限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教育回报率的平均水平为10.1%，亚洲地区非OECD国家为9.6%；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中高及高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较低，分别只有7.8%和6.6%，而中低和低收入国家的教育回报率达到11.7%和11.2%。而利用我国80至90年代数据，绝大部分研究显示教育回报率在6%以下（孙志军，2004），这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2）用最高学历的哑变量衡量教育程度。世界各国的平均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29.1%、18.1%和20.3%。亚洲区域内非OECD国家的初、中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分别为39%、18.9%和19.9%，初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按国家的收入水平进行划分，收入较低的国家，初、中、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较高，横向比较来看，各国教育投资总体上呈现边际递减倾向(Psacharopoulos,1994)。将这些数据与针对我国80至90年代的研究结果比较，初等和中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大大低于亚洲地区以及同收入档次国家水平（Li，2003)，而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却较高，如(Liet.al,2005)估计发现高等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2%，另外，与在其他国家发现的情况正相反，我国教育投资总体呈现边际递增趋势（孙志军，2004；Liet.al,2005）。

三、模型估计中的常见问题

从Becker（1964)开始，学者们就注意到明瑟模型估计存在着“能力偏误”（abilitybias）问题：教育程度并不是一个外生的客观变量，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人们选择的结果，显而易见能力较高的个人学习更轻松，可以理解为他们接受教育的边际成本较低，因此更容易选择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另一方面，能力较高的个体也会因为工作能力强而得到较高的收入。教育程度是可以观测到的，个体的能力是很难衡量和观测到的，造成明瑟模型中衡量能力的变量的缺省。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能力较高而带来的较高收入，就会因为能力变量的缺省和能力与教育水平的正相关，而转嫁为教育对收入的作用，也就是说，教育水平较高的个体获得的高收入并不能完全归功于教育的作用，明瑟模型教育收益率比实际上的要高估了。(Spence,1973)著名的教育分离均衡模型，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揭示了，即使教育无法贡献于生产力，仅仅是雇主筛选高质量人才的信号时，我们同样可以观测到教育程度与收入之间的相关关系。这些模型均是在内生考虑教育程度选择下，发现明瑟教育收益估计存在偏误。(Card,1995a)在(Becker,1967)的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之上，构建了内生教育投资模型，本质上也是服务于更好精确的测度“能力偏误”。从教育投资回报的早期文献开始，“能力偏误”一直是该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研究重点，学者们开发出各种手段解决该问题，权威综述可见(Card,1999;2002)。

明瑟教育模型估计中另一个引人关注的问题被称为“测量偏差”（measurementerror）问题。测度偏差的来源包含以下几种情况：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最高学历来推测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由于同样是高中学历的劳动者实际受教育年限可能不同，这就造成了测度偏差。一些研究用劳动者的年龄和工作年数来反推受教育年限，由于劳动者入学时间的差异以及失业等因素，教育年限的测量结果与实际情况也会产生偏差。另外，问卷中直接询问劳动者受教育年限，调查所得的数据难免与实际数据存在出入（Ashenfelter&Krueger，1994)。从计量经济学理论不难得知，“能力偏误”问题会引起估计结果产生正的偏误，而“测量偏差”问题将引起估计结果产生负的偏误Griliches(1977)。学者们当前研究的重点是解决各种计量偏误问题，从而精确测度教育回报率的大小（Card,1999）。

四、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

1．直接衡量能力

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一个思路是寻找衡量劳动者能力的变量，如(Griliches,1977;Griliches&Mason,1972)用IQ和其他测试成绩作为度量变量。这种方法的最大弱点，是很难找到一个不与教育程度相关的能力测试指标，当控制变量与教育程度存在正相关时，估计结果同样会存在偏误。因此，近期文献很少直接采用该种处理方法。

2．寻找工具变量解决能力偏误

明瑟模型中的能力偏误问题，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寻找工具变量，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具体到明瑟模型估计，问题的难点是，如何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工具变量，该变量必须与劳动者的个体收入无关，而与个体的教育程度相关。

2.1利用劳动者家庭成员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

早期的一些研究使用家庭背景变量（通常是父母或者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作为工具变量，这种处理方法背后的假设是，父母或兄弟姐妹的教育程度与本人教育程度相关，但与其收入无关。但父母教育水平是否与子女的收入无关，到目前仍然缺乏令人信服的结论，因此，运用家庭背景情况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难以保证（Boundet.al,1996）。从逻辑上来看，家庭背景情况确实具有潜在影响劳动者收入水平的可能性。因此，将反映家庭背景情况的变量作为收入回归控制变量是比较合适的。

2.2利用教育制度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为了解决能力内生性问题，学者们思考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的“自然实验”方法寻找工具变量。(Angrist&Kruger,1991)利用教育制度造成的不同月份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作为工具变量。两位学者注意到，在美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育政策，其一是学校入学政策，它法定的入学时间为每年的1月1日，而孩童必须要在入学时达到六岁，其二是强制教育法案，它要求学生在年满16或17岁才能够离校成为劳动力。结合两项政策，对于期望离开学校从工的学生，其中年初出生的学生在较大的年龄入学（比如一月份出生的孩童只能等到下一年1月1日入学，其时她已经达到了6.9岁，但因为离校的年龄又相同，因此被迫在学校逗留的时间就短一些，受教育的时间也就短一点。作者利用1930-1959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发现出生在第一季度的人口相比出生在其他季度的人口，受教育的时间确实稍短一些。如果出生年月与人口的能力是不相关的话，出生季度就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作者在控制了种族、出生地区等因素后，分别估计了20年代、30年代和40年代出生的男性的教育回报率，IV估计结果基本与OLS估计比较接近，表明OLS估计中的能力偏误问题并不严重。该研究由于方法新颖而备受关注，学者们沿此思路开展了大量工作。

(Harmon&Walker,1995)利用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变化的教育制度变更事件，造成的不同时间段出生人口的在校年限差异构建工具变量。英国1947年出台的教育法案，将最低离校年龄从14岁提升到15岁，1973年，该法案又将最低离校年龄提升到16岁。这就意味着，在英国，1934年前出生的人口，面临14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而1934年到1957年出生的人口，面临15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1957年后出生的人口，面临16岁的法定最低离校年龄。作者利用英国男性数据，利用1934年前出生、1934年到1957年出生、1958年后出生人口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IV估计的教育回报率超过15%，远远高于OLS估计的6%。

(Meghir&Palme,1999)同样利用教育制度变革中法定最低离校年龄的变化，而由于发生在瑞典教育制度的变革是渐进的，同一时间内地区之间的改革进程是不同的，学生法定最低离校年龄存在差异，这样，就可以在相似的经济环境背景下，运用自治区是否参与教育改革构建工具变量，得以更加精确地估计教育回报率，瑞典在1949年开始启动教育体制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目标，是将最低离校年龄从7或8岁提高到9岁，该改革直到1961年才在全国各个自治市推广开来。作者就关注1945年到1955年出生的男性人口，利用人口是否参与到教育改革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在控制出生年份、父亲教育变量后，得到的IV估计约为3.6%，而OLS估计约为2.8%。

(DuFlo,2001)考察了印度尼西亚1973年到1978年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教育制度变革事件。印度尼西亚初等教育建设计划的目标是在281个区中建立指定数量的初等学校。以计划新建学校数与适龄初等教育学生的比值作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实施强度的衡量标准，Duflo发现，在实施强度较高的地区即新建学校-学生比例较高的地区，劳动力平均教育水平及收入水平增长比较快。作者用1950年到1972年出生的男性人口数据，利用出生年份与各区初等教育建设计划强度的交叉项工具变量，得到教育回报率OLS估计值为7.8%，意味着在校年限每增长一年，工资平均增长7.8%，而IV估计值为6.4%。

2.3利用人口地理分布造成的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Card,1995)利用美国青年人口数据，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其背后的逻辑是，若学生成长地与大学并不相邻，学生就读大学无法在家中居住，特别是对于比较穷困的家庭，就会潜在提高了教育投资的边际成本从而减少教育投资缩短教育年限。Card利用数据证明了，相邻于大学的个人教育年限确实较高，而且地理因素对于贫困家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群影响更大，因此，Card引入是否毗邻大学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7.3%，而IV估计结果为9-19%。值得说明的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学生在教育投资上具有主动权，教育年限体现了学生选择的意愿，因此教育投资的成本会直接影响到投资的决定，而不似教育资源比较缺乏的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基本是学校设置门槛选择学生，首先学生需要入学成绩足够高被大学录取后，才会有大学投入的成本-收益决策来决定是否去上大学。

利用类似的研究方法，(Maluccio,1997)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运用菲律宾农村家庭调查数据，考虑了1950年到1974年的出生人口，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高中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他们将个人与最近的高中的距离以及在当地是否存在一个高中的哑变量交叉项作为工具变量，OLS估计结果为5.7%，而IV估计结果为6.4%。

2.4利用特殊事件造成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

(Angrist&Kruger,1992)利用美越战争的特殊事件，巧妙的寻找到了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1967年到1973年的美越战争中，大多数美国青年并非自愿参战，除1967年外，每年非自愿参战人员从年满20岁的青年中根据抽签选取。每个青年会随机获得一个抽签号码，几个月之后，在某个号码以下的人就会被征召服役，因此抽签号码数字较低的人群就会有较大的概率被征召服役。然而也有办法延迟逃避服役，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入学。抽签号码较低的人群因为预计到被征召服役的可能性较大就会在获得号码的几个月内尽快去注册入学，这样就造成了抽签号码的大小导致教育年限不同，而抽签号码与后来的收入水平则不存在关系，因此抽签号码可以作为适龄人口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Angrist&Krueger获得教育年限回报率的OLS估计值为5.9%,而IV估计值为6.5%。

(Ichino&Winter-Ebmer,1998)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殊事件对于适龄人口教育水平的影响，寻找到了工具变量。利用奥地利和德国两国男性人口的数据，作者发现两国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0年到1935年出生）人口的教育程度受到了显著影响。这样，使用1930年到1935年出生的人口作为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后，针对奥地利的IV估计为9.5%，高于OLS估计的5.2%，针对德国的IV估计为5.9%，高于OLS估计的2.9%。

(Lemieux&Card，1998)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事件寻找到了工具变量。他们考虑了战争对于加拿大英语地区和法语地区退伍军人的不同影响，他们注意到，世界大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军人很少能够就读魁北克法语学校，而英语学校却允许那些甚至没有完成高中的英语地区退伍兵人就读大学。因此，战后法语地区退伍兵人基本没有享受到教育福利，而英语地区加拿大人享受到很大的教育福利。本文用是否属于英语地区人口与1924年到1927年出生人口的交叉项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运用198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OLS估计为6.2%，而IV估计为7.6%。

2.5利用家庭性别结构对于教育行为的影响作为工具变量

(Kristion.F.Butcher&AnneCase,1994)利用美国家庭性别结构对于女性教育行为的影响，构建了针对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作者注意到，美国家庭似乎比较重视“独生女”的教育，如果一个女性在家庭中拥有一个或多个姐妹，其教育程度就会显著的降低。而对于男性从数据上就没有表现出这种特征。作者利用1920年到1965年出生的女性人口数据进行估计，当运用家庭中是否有姐妹的哑变量作为工具变量，在控制家庭规模影响的基础上进行估计时，OLS估计为9.1%，而工具变量估计为18.4%。

3．利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因素

劳动者不可观测的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会影响收入，然而，对于能力和家庭背景相近的双胞胎来说，他们之间收入的差异就不会受到能力或家庭背景因素的影响。也就是说，利用双胞胎数据差分明瑟模型能够分离能力因素，从而解决能力偏误问题，这通常被称为固定效应模型（fixedeffectmodel）处理方法。沿着这种思路，早期研究如(Groseline,1932)采用姐妹数据分离能力因素，之后学者便采用效果更佳的双胞胎数据，主要工作包括(Behrman&Taubman,1976；Taubman,1976；Behrman,1977)等，早期研究的共同缺陷，是由于搜集方面的难度造成样本数量较少，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难以保证。随着数据搜集能力的提升，近期研究均采用了较大的双胞胎样本量以提高估计的精确性。

（Ashenfelter&Krueger,1994)带来的计量方法创新，使得利用双胞胎数据的估计得以更加精确。两位学者从理论上证明了，利用传统的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虽然能够解决“能力偏误”，但“测量偏差”的问题却更加严重了。(Ashenfelter&Krueger,1994)巧妙地设计的调查问卷，增加了让每个双胞胎报告互报教育年限的一项。一种考虑是，由于互报报告的数据与真实数据相关，而与自己报告的数据偏误不相关，我们可以用互报教育年限的差作为自报教育年限的工具变量进行回归。但这种修正方法仅在互报教育年限相比自报教育年限误更小时，才能够改进估计的精确度。另一种考虑是，如果某人自报和报告他人教育年限在误差上存在正相关时，可以利用这个特性改进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受到测量误差的影响应当较小。两位学者通过数据研究发现，双胞胎自报和报告别人教育年限的相关性很高，故采用后一种修正模型比较合理。(Ashenfelter&Krueger,1994)运用OLS估计结果为8.7%，传统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11.2%，而固定效应修正模型估计结果为13.2%。之后的双胞胎数据研究均将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视为理想的估计方法。(Card,1999)在总结几篇利用双胞胎数据解决能力偏误问题的文献后，总结出普通OLS估计一般会高估10-20%。

五、针对我国教育回报率的精确估计研究

(Li&Luo，2004)利用中国家庭重男轻女的特殊社会背景，巧妙地寻找到工具变量。作者认为，在中国社会中，男子承担照顾父母的重任，而女儿终归是别人家的人，儿子女儿实际上对于家庭的贡献相差很大。所以，儿子的存在会造成对于女儿教育的歧视。作者将是否存在亲兄弟的哑变量作为女性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对于女性教育回报率的OLS估计为9.8%，而利用工具变量的GMM估计结果为16.9%。

（Meng&Gregory,2007)和(Gile,Park&Wang,2007)均运用的事件，找到适当的工具变量。（Meng&Gregory,2007)发现，发生在1966年到1977年的，在其不同阶段对于不同适龄教育程度的学生入学和教育都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总的来说，1966年到1977年的适龄教育人口的教育程度显著得降低了。作者据此找到了两种工具变量，其一是如(Ichino&Winter-Ebmer,1998)的做法，把1946年到1962年出生的人口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而1942年至1946年和1962年至1966年出生的人口作为控制变量。这种方法的问题是，由于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差异估计结果就会引起偏误。另一种做法，由于主要对城市人口的教育水平产生了影响，可以利用农村人口教育水平的时间变化趋势，排除时间趋势对于第一种做法中工具有效性的影响。但这种方法的主要问题是，农村与城市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存在系统化差异，而且由于农村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口较少，数据方面只允许研究高等教育学历以下人口的教育回报率特征。因此，作者主要采用第一种思路设计工具变量，作者运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1995，1999和2002年的调查数据（IDS）和中国城调队城市人口收入和支出普查（UHIES）数据，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6-7.8%，而OLS估计结果为5.4-5.9%。

(Gile,Park&Wang,2007)从另外的角度，他们发现，在期间，子女能否获得教育与父母是否拥有管理职位有很大关系，而与父母的教育程度相关性变低（Deng&Treiman,1997），因此，期间，教育对于政治上存在问题的学生是壁垒。作者首先从数据上验证了这种说法，并以此事件作为工具变量，运用2001年5个城市的中国城市劳动力调查数据（CULS），发现工具变量估计的教育回报率为7.5-7.7%，而OLS估计为8.3-9.6%。

（Liet.al，2005)进行了运用双胞胎数据分离能力方法展开了的研究。他们运用OLS估计得到的教育回报率为8.4%，运用双胞胎组合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教育回报率下降到2.7%，而运用修正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为3.6-3.8%，但仍与OLS估计有很大差距。这与利用其他国家数据发现的调整能力偏误后，估计值略微下降的结果颇为不符。另外，OLS方法进行估计，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7-10.5%，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61.1-61.3%，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2.4-34.4%，在工具变量估计中，高中教育的额外收入增幅为3.1%，大学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40%，职业学校毕业生的额外收入增幅为22%，与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高等教育回报较高而高中教育较低。李宏彬等人将此现象归咎于中国考试导向的教育体系：在中国，由于大量的人口准备进入限额的大学，高等教育入学的竞争非常激烈。中国采取的方式是统一入学考试。只有很少的很聪明的学生能够进入大学。这样，能力偏误问题非常严重。另外，为了准备大学资格考试，中国的高中教育是考试导向型的，包括学校、教师的激励都是入学考试成绩导向的，并不能增加知识和工作能力，而学习内容根据大纲而定，学科固定，因此该教育体制只是选择了更有能力的学生，而不是提供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最终造成高中教育回报率很低，而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回报率较高。

六、精确估计的基本结论及评价

如前所述，由于直接衡量能力的方法难以奏效，学者们克服偏误问题的主要方法是双胞胎分离能力法和工具变量法。

从利用双胞胎分离能力的处理方法来看，虽然(Ashenfelter&Krueger,1994)的计量方法创新，大大提升了利用双胞胎数据进行估计的精确度。但无论计量估计手段多么高明，双胞胎样本占人口比例过低的事实，使得双胞胎样本估计的教育回报率难以具有普遍意义，此方法的先天性缺陷是学者们难以逾越的。

工具变量法似乎是一个有前途的工作方向。但目前的研究难以得到精确的估计结果。(Card,1999)在总结了数篇利用工具变量法估计教育回报率研究后，发现工具变量估计通常比OLS估计高出20%到30%。如果工具变量法主要解决的是能力与教育程度相关性的问题，工具估计应当比OLS估计偏低，那么实际估计结果偏高就比较出乎意料了。总结来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

（1）工具变量本身并不有效。如(Angrist&Kruger,1992)研究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由于下一次招收参军人员的数量未知，即使编号较高也面临被抽中的威胁，因此，事实上大部分适龄人口都采用接受教育来逃避战争，由此造成编号与受教育程度之间的相关性很差，这时候利用数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难以准确，理论计量研究也表明，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比OLS估计将引起更大的偏误（Bound&Solon,1999;Neumark,1999）。另外，如(Harmon&Walker,1995)运用教育系统变更的事件，用特定时间段的哑变量作为教育程度的工具变量。由于各时间段间还存在其他影响教育环境的事件，因此各时间段人口的教育环境可能存在系统性差异，不考虑这些事件影响的估计就会引起偏误。

（2）计量方法不够考究。(Card,2001)总结了工具变量法在计量方法的上的几种潜在问题。其一是测量偏差问题。(Griliches,1977)和(Angrist&Krueger,1991)认为，虽然工具变量法解决了能力偏误问题，但如果测量偏差问题的问题非常严重，非有效的工具变量可能会放大测量偏差的问题而使得估计结果反而偏小。第二种是模型设定问题。(Ashenfelter,Harmon&Oosterbeek,1999)发现，在工具变量法估计的模型设定中，学者们通常选择给出教育回报率最高t检验的模型形式。如果这种模型设定的调整对于工具变量估计的精确性影响不大，但对于估计区间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的结果就缺乏有效性。第三种是估计样本选择性偏误问题。(Card,1995)强调教育回报率在个体间异质性所引发的估计偏误。根据教育系统变更事件而开发的工具变量，比如建立在强制就学或学生地理位置的工具变量研究，通常对于低教育人群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如果这些人群选择较低的教育程度是因为就学的边际成本较高，而不是边际收益较低，那么，工具变量估计结果就会高于实际平均边际教育收益率。

另外，运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精确估计，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方法和结论难以推广。上述工具变量计量研究通常也被称为“自然实验”（naturalexperiment）方法，经济学家根据特定的经济背景环境特征，利用外生性制度变迁绞尽脑汁找到的工具变量，一般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运用。比如，由于中国教育制度背景与美国迥异，无论是(Angrist&Kruger,1991)利用在校年限的差异作为工具变量，还是(Card,1995)将个人成长地是否相邻于大学作为工具变量，均不适用于中国。然而，中国利用独特如等环境背景，也可以找到很好的工具变量，但也难以推广到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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