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范文10篇

排污权范文篇1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另外，启动CDM项目的程序比较复杂，因为该项目属于国际贸易和技术贸易，而且要报请联合国登记注册，这需要专业中介公司介入服务，但目前国内这类中介公司很少；而且项目设计文件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也阻碍了我国CDM项目的开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这就为国内企业参与CDM项目带来好机会，政府部门则要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指导和服务。

参考文献：

排污权范文篇2

关键词：排污许可排污权交易特许

我国正在尝试实施排污权交易制度，这种制度是首先确定一个地区污染物排放的总量，然后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的方式授予排污单位排污权，各排污单位通过污染治理再将节余的排污指标进行交易从而获取经济利益。排污许可证的颁发是排污许可的外观，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一、排污许可的性质

可转让的排污许可证是政府实施财产权利转让许可的表现形式。在建立排污权交易体制的情况下，排污许可证就是排污当事人享有并可以行使环境容量使用权的证明。我国当前实践中出现的排污权交易尝试也是通过许可证的转让而完成的。“排污权”的本质是特别法上的物权“环境容量使用权”，其在功能、形态上与其他的特别法上的物权，如水资源使用权、采矿权等有很大的相似性。因此，环境容量使用权在取得上也可以借鉴现有特别法上的物权的取得形式，采用行政特许的方式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依法向被许可人授予权利，以使被许可人有权利用“环境容量”这一有限的自然资源进行污染物排放。这种特许是通过公法或者公权介入的方式协调自然资源的经济属性与生态属性对于人类生存的价值冲突问题，解决自由与公平的矛盾的一种措施。因此，明确自然资源的生态属性与经济属性是进行特许物权制度设计的前提。我国现行法上特许的对象除了包括水资源使用权、采矿权等有形财产外，还包括无线电频率占用许可等无形财产，而且特许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被许可人所取得的特许权一般应当支付一定费用，所取得的特许权依法可以转让、继承。这就为排污权的交易消除了法律障碍。我们可以看出环境容量使用权作为特许物权其实质仍然是一种私法上的权利。特许只是从权利的取得角度来对这种特殊物权加以界定：环境容量使用权的取得需要行政机关的特别许可，权利的申请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类似于物权法上权利是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的划分意义。而物权则是这种权利的本质属性。不管权利是如何取得的，只要权利归属于权利人，权利人可以排他性地支配特定的物，那么权利人所拥有的就是物权。排污者通过行政许可行为获得的环境容量使用权也就具有了双重属性：一方面是经过申请由行政机关审查后对相对人赋予的权利；另一方面也是排污权人获得的一种具有使用收益内容的民事权利。这是一种具有强烈公法色彩的私权，是特别法上的物权。

有环境法学者认为，目前由国家环保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所确认的排污权，是一种行政性的个人公权利。这种认识并不妥当。在现代社会，政府通过特许的方式创设财产权利已经成为普遍现象，财产权的整个形式和内容是由国家加以定义的。财产权的体系是开放的，包容的，现代社会的财产权已不再仅仅表现为私法上的权利体系，只要是国家正式赋予的财产性权利，均为实质意义的财产权。政府通过行政特许而创设财产权利不仅是公权私权化的过程，也应理解为是传统权利形态的再生。特许物权是国家直接赋予相对人的私权，其产生虽然不能脱离行政机关公法上的意志，但出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这种权利无疑具有可观的市场价值，能为权利人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特许物权的权利人作为民事主体也当然可以参与民事活动。特许物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不同只存在于权利的取得方式上，在权利取得以后作为一种私人权利和利益仍应在民法的范围内进行调整和保护。从权利的行使来看，排污者通过国家的行政许可而有权使用环境容量资源以为生产和经营提供必要条件，这显然是一种私权利。

二、排污许可的主体

排污权的本质是环境容量使用权，该权利的客体是物化的环境容量资源。环境容量使用权作为他物权是通过许可的形式对他人所有的环境容量资源进行使用和收益，环境容量资源的所有者应该是国家。从理论上讲，私人所有者是自己财产最佳的守护者，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公共物品，所有权人的利益经常与社会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益不一致，存在着不可消除的矛盾和冲突。环境容量资源属于非生物性可再生自然资源，这类资源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一切生物得以繁衍生息的基础。由于这类自然资源对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也由于所有权人在行使权利的时候必须要维护其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国家对其所有权的界定就要从生态环境和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去确定。从实证上来说，我国的自然资源根据《宪法》的规定一般也都是归国家所有。所以，环境容量作为一种重要的自然资源，由于对其使用将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其所有权应归于国家。如同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环境容量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环境容量的大小直接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科学、技术的水平，也与一个国家人民的素质和生活质量有关，政府对环境容量的改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每年我国都要为治理污染、防治生态破坏、改善人民生活环境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所有这些投入全靠国家财政在支撑，若没有政府的投入，我国的环境状况是不可能维持在现有的水平的。”我国《宪法》第二十六条就明确规定：“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为环境容量资源所有权归于国家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在国家所有权的体制安排下，国家作为一个抽象的主体必须把所有权委托给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就成为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形式所有者和受托人，各级政府及其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可以行使所有者和受托者的权利，如许可使用环境容量资源的权利。

排污权范文篇3

关键词：排污权交易，理论，现实困境

完整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1999年由美国环保协会引入中国，南通与本溪被确定为首批试点城市。2002年3月，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开始在中国实施排污权交易项目的第二阶段实验，选取了江苏省、山东省、河南省、山西省、上海市、天津市、柳州市、华能发电集团作为试点，简称为4+3+1.如今这项实验已经进入第三阶段，试点由第二阶段试点地区的点状分布转向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三个地区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实验。[1]

排污权交易能否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洋为中用”，它是否能为中国的环境价值的保持做出积极的贡献，它如何克服其自身特性和我国国情的种种不适和差距，而自然的衔接统一起来？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更追求理论应用的现实意义。

一、“科斯定理”对“庇古手段”的扬弃

（一）、庇古手段在环境资源配置上的缺陷

传统环境经济政策以“庇古手段”为理论基础，即由政府给外部不经济确定一个合理的负价格，通过征税、取消补贴和押金制度等方式，使全部外部费用由制造污染的企业承担。在我国对庇古手段的应用主要体现为排污收费制度。经过长期的实践，我们越来越发现排污收费制度的缺陷。

首先，排污收费制度下，企业只要达到政府规定的排污标准，就没有进一步的动力去减少排放量。而且由于费率或税率一般是固定的，经常低于治污的边际成本，企业宁愿交税交费而不愿花钱去改进设备或者购买治污设备以减少污染排放。由此企业失去了环保的内在激励机制。

其次，排污费征收标准的制定必须以对边际私人纯收益和边际外部成本的测算为前提。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难以事先确定排污标准和相应的最优费率。最优排污费率过低，企业将选择交税而不是添置污染控制设备或采用新工艺。最优排污费率过高，则会增加企业成本，削弱其产品竞争力。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当企业具有市场势力时，垄断厂商可以用提价的方法将收费负担转嫁给消费者。

再次，实施“庇古手段”，政府可以获得经济收益，增加“寻租”的可能。同时，环境标准和排污费征收标准的修改涉及各方利益，因而相关者会力图影响政府决策，使修改久拖不决，增加社会成本［2］。

最后，总量控制效率上，排污收费制度是先确定一个价格，然后让市场确定总排放量。随着经济发展，即使某地所有厂商的排放量都已达标，但随着厂商数量增加，排污量仍会增加。如果为确保总排污量指标不被突破，就不允许新厂商进入该地生产，又可能影响经济效益，因为新厂商的经济效益可能高于原厂商，而其边际治理成本又可能低于原厂商［3］。

由此，“庇古手段”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实际中很难达到理想目标，仅仅依靠排污收费制度难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很多经济学家提出通过排污权交易制度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其基本思想是：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制度设计的关键在于如何减少禁止污染的社会成本并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它的理论基础便是科斯定理。

（二）、科斯定理对环境资源配置的功效

1、基本内涵

科斯定理主张通过产权的明确界定及其交易，实现将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外部成本内在化。它在实践中的应用体现为排污权交易制度。

它首先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再让市场确定排污权的价格，市场发现价格的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的过程。只要超标准排污的企业所付代价大于治理费，就会激励企业治污，一旦排放量达到排放标准以下，企业就有了可以用来出售的排污权，而不能达标的企业就成为排污权的需求者。这样就形成了排污权交易市场，通过供求双方相互作用形成排污权的均衡价格。这种制度安排可以提高企业治污的积极性，使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得到实现。

2、对庇古手段的扬弃

逐一对比上述庇古手段的种种缺陷，排污权交易很好的避免和弥补了。

首先，在内在激励机制上，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如果企业采用先进工艺或者投资污染治理设备，就可以将多余的排污许可证在市场上出售或贮存起来，以备后用。企业有了积极参与治污的巨大激励，真正成了治污的主体。在此制度下，政府成了排污权交易市场的监督者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治理污染从一种政府强制行为转变成企业自主的市场行为。

其次，排污权交易的结果是全社会总污染治理成本最小化，达到理想的帕累托状态，形成均衡价格。市场确定价格的过程就是优化资源配置及治污责任分配的过程。

再次，政府放弃一些配额交易权利，部分地退出交易过程，也减少了“寻租现象”的产生。

最后，总量控制效率上，排污权交易制度实际上是先确定污染物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再通过排污权交易，实现低成本污染治理。政府机构可以通过发放或回购排污权来影响排污权价格，从而控制环境标准。若环境保护组织不满意政府的环保政策，也可购买排污权，以减少污染物排放量。

3、经济人本性的利用

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长期以来由于过分注重人的权利而忽视了自然的“权利”，人往往表现出经济人的特性，为了获取更多利益过度索取、开发，而不顾环境和他人利益。而长期实行的超标排污收费和污染物浓度控制等制度并不能控制经济人自利的特性。“设计良好的制度与规则会产生一个有生产率的、增长迅速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设计不良的制度和规则会引起停滞，甚至衰退”。［4］每一种经济制度都有相应的道德文化观念和法律制度，只有形成不排斥个人自利本性的文化和道德哲学，才能使政府的决策与经济人的经济行为达到高度的一致性。这时，社会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才可能降低［5］。排污权交易制度能够通过对经济人利益的有效协调，既规制经济人破坏环境的行为，又主动利用经济人自利动机促使经济人实施良好的环境行为，从而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和谐。实际上，它是将市场经济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依靠市场自身而不是政府强制行为达到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和分配的要求，是市场自己对自己的纠正，是经济人利用经济人理念变向环保。

二、现实困境

将科斯定理引入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实际应用中来的，最早可以追溯到1968年Dales[6]在美国水污染治理方面引入排污权交易的讨论。实践表明，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典型的基于市场的经济激励型的环境政策手段（innovativemarketbasedinstruments），具有费用有效性高，管理成本低等特点[7]；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提高污染企业（如燃煤电厂）执行污染控制政策的灵活性，并促使企业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进行减排，实现污染排放权利的有效分配与调节，从而降低全社会的SO2削减成本和污染控制政策的执行成本。这些特点，已经通过排污权交易政策在美国，欧盟，加拿大，新加坡，智利等国家的成功施行得到了证明。其中，影响最大也是规模最大的实践莫过于美国的“酸雨计划”。著名学者Stavins[8]通过对美国SO2污染控制过程的回顾与分析，指出以排污权交易政策为主要手段的美国酸雨计划，截至1998年就已经为美国SO2排放控制实现了50亿-120亿美元的成本节约，有力地证实了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有效和成功。

然而在市场经济还不完善的中国，排污权交易的有效实行存在着很多的盲点和困境。

（一）、产权确定无法律依据

产权理论是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9].鉴于我国法律规定自然资源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环境容量到底是国家所有还是个人所有是存在争议的，排污权到底是何种性质的权利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本人认为，排污权是环境权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律确认的排污权应该是单位和个人在正常的生产和生活过程中向环境排放必须和适量污染物的权利，是排污权拥有者可以依法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不能把排污权片面地理解为向环境任意排放污染物或污染环境的权利。这里的处分权本人认为就是把部分排污权通过市场交易转让给需要排污的主体的权利，同时支付对价使卖方有利可途。法律不明确规定排污权归个人所有，即其私权性质，那么排污权交易便无法进行，甚至是违法行为。

目前由国家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排污许可证所确认的排污权，是一种行政性的个人公权利，不具有可以自由转让或交易的个人私权利的性质。为了确立可用于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排污权，应该充分利用现行法律规定的排污许可证制度，今后颁发的排污许可证应该规定排放污染物的主体、种类、浓度、数量、期限、地点和方式；可以通过国家法律将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行政性排污权转化为私权性排污权，即将排污许可证中规定的排污量或部分排污量转化为可以转让或交易的排污权。

（二）、初始分配问题

初始排污权分配是排污权交易形成的前提[9].到目前为止，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式主要是免费分配、公开拍卖以及标价出售三种。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应当选择不同的分配原则，并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相应的分配模型，从而达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10].

1、免费分配漏洞

我国目前以无偿分配的方式发放排污许可证。但这会导致老企业以无偿方式获得初始分配后，新加入的企业只能从市场上购买排污权，新老企业由于获取排污权方式的不同会处于不平等的竞争地位。同时由于在许可证的分配和发放上，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拥有很大权力，因此，保持排污权初始分配的公平，防止和减少“寻租”行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同时，排污权的免费分配方式尽管普遍受到厂商的欢迎和认同，却不能为排污权的二次交易提供定价基础。生产厂商，当无偿从政府获得足够的免费分配的排污权配额以后，出于对排污权回购的担忧，通常不愿意出售多余的排污权配额。他们通常很少参与甚至拒绝排污权的二次交易，这就造成了排污权交易量不足和活跃性不够[11].

2、有偿分配漏洞

公开拍卖和标价出售虽然都是对环境外部性的内部化，是对市场价格扭曲的纠正。但厂商等对收费的抵触心理，使得这种有偿分配方式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有些集团还可能操纵排污权交易市场，[12]产生一些大企业对排污权进行垄断并拒售的行为，影响交易市场正常运行。除了对有偿分配的抗拒心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对购买排污权的风险和使用量不确定性的担忧。厂商不愿意在一开始就将大量的资金堆积在以后才会使用或根本不会使用的某一项资源上。因为排污权购买者完全有可能通过排污技术的革新等方法减少当年的排污量，而闲置的排污权配额将可能增加财务成本。因此，厂商既不愿意因为没有足够的排污权而遭受环保机构的处罚，也不愿意把大量资金堆积在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排污权资源上而蒙受损失[11].

3、期权补漏是否可行

期权是期权拥有人在将来某一时间以约定价格买入或卖出一定数量标的资产的选择权。期权是选择权，而不是义务。在引入期权机制的排污权交易市场上，国家初始分配给厂商在特定时刻购买和使用排污权配额的选择权，而不是在一开始就履行某种义务来购买一定数量的排污权配额[11].基于分配漏洞，有学者引入期权理论。排污权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或者说是某种权力），其本身具有归属分配和实际使用并非发生在同期的特性，或者说是具备期货或期权等金融衍生产品的某些特性，在美国的“酸雨计划”的排污权配额拍卖中，已经成功地引入了期货机制[13].所以学者尝试利用期权理论来建立一种新的排污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然而在市场仍不成熟，主体交易观念和素质不高，技术落后，立法规制不完善的中国，期权应用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仍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时间的考证。

（三）、技术要求与监管制度

排污权交易制度要求政府制定科学的环境监测标准和处罚办法，建设先进的监测设施和有效的监测队伍。通过持续有效的监测确保排污单位将排放量控制在分配或购买的排污权限内，以达到总量控制和维护排污权交易秩序的目的。

1、借鉴美国的排污信息系统

我国在监测技术上的落后是排污权交易的一大障碍。建立一套完整、精确的排污信息系统是排污权交易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借鉴美国SO2排污权交易政策体系的经验，主要依靠3个数据信息系统来加以保障。一是排污跟踪系统（ETS，EmissionsTrackingSystem）。由各参加单位的连续监测装置提供支持，保证污染物排放数据的及时、完整和精确性。二是年度调整系统（ARS，AnnualReconciliationSystem）。主要是计算出各账户年终要扣除的许可证数量。三是许可证跟踪系统（ATS，AllowanceTrackingSystem）。主要是为环保局提供自动监测各参加单位是否达标的手段，同时为许可证市场提供许可证持有者、交易日期等信息［14］。

2、污染物量化问题及交易折算指标体系问题

污染物的准确量化是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提。由于污染物难以量化，目前排污权交易多是停留在二氧化硫的排放上，而水污染、粉尘污染等其他类别的污染还需深入研究、认真设计，制定规范化的可执行方案。由于在不同地点、时间以及不同污染物的污染程度不同，而受控点的环境质量标准是唯一的，因而政府需根据受控点环境质量的时空特性及不同污染物单位排放量的污染程度，制定一套交易折算指标体系［15］。

3、政府有效监管

主要包括5个方面：一是总量控制，制定合理的排污总量标准。二是合理分配排污权。三是监测各企业排污总量，督促其购买排污权或技术革新。四是维护排污权交易市场秩序并进行有效调控。政府可通过许可证的买卖进行调控。环境质量恶化时，环保部门可买进大量许可证，减少排污量；当排污权价格偏高时，可卖出部分许可证。五是加强公众参与排污权交易。环保主义者的目的是购入并储存许可证，使市场上许可证的总量减少，相应的排放量减少。

（四）、法制权力保障

1、高层立法漏洞

排污权交易本身就是一种强制性的私人契约，法律则是这种私人契约能够强制执行的基本保障。迄今为止，我国环境资源立法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却始终未以法律形式规定“排污权交易”。从立法层面来看，排污权交易立法层面低，只有地方性规定，尚缺乏高位阶、高效力的全国人大立法。

2、高层立法框架和制度的构想

首先，对现行的《环境保护法》作必要的修改补充，增设排污许可证交易制度，规定排污权交易的基本原则、制度与法律责任。其中，规定的原则主要可以有：在功能区进行总量控制原则；交易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原则；同类型交易原则；交易过程监控原则；一定范围交易原则等[16].可引入的制度有：以法律形式确认合法的排污权；以法律形式确认排放减少量或排放减少信用；以法律形式规定补偿政策、气泡政策、排污银行政策[16].

其次，由国务院《排污权交易实施条例》，详细规定排污权交易的具体措施，使这一制度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定下来。其中除引入上述制度外，还可具体规定交易的法定程序，从环境容量测定到排污权分配和许可证发放，以及交易的登记和许可证转入转出帐户等程序。此外，法律责任和惩罚措施必不可少。从民事到行政到刑事责任，由轻到重，逐一规定。

这样，由于其较高的法律地位而可能从根本上避免行政管理部门之争、省（市）之争而造成的执法不一。

3、地方立法

达到保护环境和促进经济发展“双赢”目的至少需要两个条件：正确测定交换双方区域环境容量和明确评估者的权利义务以及法律责任。区域环境容量如何科学确定，区域地理差异和曲艺环境容量的改变能否得到人为的及时感知？环境问题往往具有一定潜伏期，在最初阶段难以被察觉，一旦评估失误，评估者将会为此付出多大的法律代价？这就客观上呼唤新的系统的科学立法，地方针对各自不同的地理、人口、经济、社会因素进行立法。

三、总结

排污权交易在中国的现实困境包含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方面，以上举其主要点作了简陋的分析。鉴于中国的国情，我国在进行试点的同时应当考虑我国独特、独立的交易方式和预防措施，消除被动状态，正确区分我国排污权交易的环境外交和国内交易中的不同立场，预防国际社会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已经具备排污权交易的经验和能力为理由和跳板，推进京都会议的排放量贸易交易。

此岸与彼岸，抽象与具体，理论与现实的差距似乎是一种永恒的存在。理论的理想性并不代表它能带来理想的现实。而我们所要改变的是现实本身以求符合理论的要求，使排污权交易理论的特质与中国国情相融合统一，这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更是各种社会要素的发展方向与进程的问题。在此应避免盲目求新，逐步探索。

EmissionTrading：TheDistancebetweenTheoryandReality

Abstract：TheemissiontradingbasedonCoasetheoremisabandonmenttotraditionalPigoutheory.Theoreticalemissiontradingovercomestheshortcomingsofpollutantfeeinresourcedistribution.Yet，applicationofthistradinginChinafacestherealdifficultiesfromthemarket，technology，legalsystem，governmentandtradeitself.Becauseofthat，wemusthandletheemissiontradingcarefullyandcorrectlyandexploreitprogressively.

Keywords：emissiontrading，theory，realdifficulties

参考文献：

[1]刘建辉，排污权交易的中国困境，《决策》，2006（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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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中，《环境与资源经济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排污权范文篇4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排污权范文篇5

（一）外部不经济性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环境问题主要是经济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活动的外部性是解释环境问题形成的基本理论。对外部性的探讨从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外部性作为一个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马歇尔提出，并由福利经济学家庇古丰富和发展。庇古区分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庇古在解释二者时指出：“此问题的本质是，个人A在对个人B提供某项支付代价的劳动过程中，附带地，亦对其他人提供劳务（并非同样的劳务）或损害，而不能从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对受害的一方施以补偿”（庇古，1971）。可见，外部性是指某个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对其它微观经济单位所产生的非市场性影响。所谓非市场性，是指这种影响并没有通过市场价格机制反映出来。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分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两方面，外部经济性是指正面的，积极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产品价格上的那部分经济活动的副作用，对社会而言是有益的。如蜂农养蜂的直接经济效益是生产蜂蜜，但蜜蜂采蜜时为果树授粉而给果农带来了好处，这就是蜂农养蜂活动的外部经济性（蔡守秋，2002）。外部不经济性又称负面的，消极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厂的直接产品是化工产品，但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废气、废水、废渣等污染物，这些污染物对环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产品的价格中却没有将这些污染造成的损失计入市场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视外部的不经济性，他认为，在商品的生产过程中存在着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这两种成本之差就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外部不经济性与造成污染的产品生产者和消费者没有直接联系，污染不影响该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不能在市场上自行消除。外部不经济性理论深刻揭示了环境问题产生的经济根源。分析环境污染行为的外部不经济性原因，并寻求内部化的途径，也就成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办法。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将排污成本内部化，并有效配置环境容量资源，达到有效环境治理目的的机制和措施。（二）“公地悲剧”理论“公地悲剧”这一概念来源于哈丁的同名论文，它描述了一个向所有牧民开放的牧场的经营情况：该牧场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则是草场对牲畜的承载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头牲畜都会给草场带来某种损害，但是这一损害由全体牧民分担。而市场法则是每个牧民都力求使个人利益最大化。牧民尽可能地增加牲畜头数，因为每增加一头牲畜，他将获得为此带来的全部收入。作为“经济人”的牧民，他们只考虑如何扩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虑整个草场的破坏和退化，最终导致了草场报废，使全体牧民都不得不从草场撤出，从而酿成“公地悲剧”。哈丁“公地悲剧”理论说明了产权不明使得企业和个人使用资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会所需付出的成本，从而会导致资源被过度使用。“公地悲剧”说明了资源环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对污染物的净化能力是一种环境资源，对这种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无节制的排污行为便导致了环境公地悲剧的产生。排污权交易以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为前提，总量控制确认了环境容量资源的国家产权属性，需有偿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许可确认的污染物排放量则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权产权属性，既实现了对排污行为的有效监管和控制，又通过不同排污者之间排污权交易实现了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三）科斯定理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运用交易成本理论分析了法律制度对资源配置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为零，无论法律对权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资源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得到有效配置，换言之，当交易无成本时，法律权利的任何分配都能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此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现实世界中，交易成本总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为正的情况下，不同的法律权利界定会带来不同效率的资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适当的法律。对外部不经济性问题的解决，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论。庇古理论认为，外部不经济性无法通过市场来解决，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场失灵”，如通过政府实施税收的方式，将污染成本增加到产品的价格中去，实现外部成本内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预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会产生社会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预主义”方案：认为政府干预行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机制来解决外部性内化问题。因此科斯定理推论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时，采用一种替代性的经济组织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达到同样的结果，从而使效益增加，企业就是这样一种更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式。但是科斯并没有简单在市场、企业与政府之间进行取舍，而是重视政府在特定交易发生的制度环境中的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就是通过明确排污权的产权属性，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环境容量资源的优化配置，调动了排污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同时，通过政府的制度安排减少了交易的成本，从而实现外部不经济性的最优解决。（四）资源稀缺性资源稀缺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将经济学定义为：它“研究的是社会如何利用稀缺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并将它分配给不同的个人”。同时，经济学还认为，只有稀缺资源才具有交换价值，才能够成为商品。环境是一种资源，不仅仅体现在作为生产的资源要素方面，它还具有对污染物质的净化能力，形成环境容量资源。在人口较少，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的容量资源显得十分丰富，无论在资源的价值上还是在数量上，都既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又能满足人们的生产需要，因此它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迅猛发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长，污染物排放已远远超出环境的可容纳能力，导致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程度急剧上升。这种环境功能资源的稀缺性和环境容量资源的稀缺性正是总量控制的理论基础，也是排污权交易的前提。

管理学理论基础

（一）产生环境问题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实际上是市场失灵的表现。环境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也使得在环境资源领域，市场机制不能很好的发挥它的作用。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人们希望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市场失灵的缺陷，用“看得见的手”去解决“看不见的手”办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看得见的手”并没把事情办好，甚至比“看不见的手”处理得更糟，由此便产生了政府失灵。政府失灵主要是指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政府失灵的主要表现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对私人部门控制的有限性、决策的时滞性和实施的有限性、决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预的失控性等。从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可以看出，单纯依靠市场手段或单纯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决环境问题。只有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优势，使二者相互协调、相互配合、取长补短，才是正确的解决之道。排污权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灵情况下利用市场机制来达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纯粹市场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场机制相结合的产物。排污权交易制度中，从污染物总量的设定、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场的构建、运行、监督，政府的职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时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对象都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如政府的角色从排污（配额）交易的主体变成排污权（市场）交易的监督者和保护者，从“运动员”转变成“裁判员”。因为单靠刚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导排污主体的积极性，更需要法律确认的具有财产属性特征的排放权利及交易制度来进行利益引导，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王清军，2009）。（二）公共选择理论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将公共选择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经济人，也把官僚机构作为生产者纳入公共选择的供给模型，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称为“官僚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认为，西方社会出现的诸多问题，并不是市场制度的失败，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败，准确地说，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败。所以，有必要以宪政改革为基础，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制约政府公共行为的政治决策体系，即公共选择制度（张国庆，2007）。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败的分析也合乎逻辑地得出矫正政府失败的方法，其结论是：一要通过社会制度的改革，约束和限制政府权力。二要用市场的力量改进政府效率。进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预，而是有效把握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干预行为的局限性及限度问题，确定好政府干预的范围、内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职能。因而，在市场经济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场机制来解决市场失灵问题，将市场调节与政府控制结合起来，在市场机制运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政府环境管理作用。排污权交易制度正是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过程中公共选择的结果，它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使政府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来高效控制环境污染（吴玲，2007）。（三）制度变迁理论制度是调整人们行为规则的总和。制度并非一成不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而变迁。所谓制度变迁是指制度诸要素或结构随时间推移、环境变化而发生的改变，是制度的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制度变迁是制度需求诱发的结果。诺斯在1971年与兰斯•戴维斯合著的《制度变迁与美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提出，制度变迁与技术进步具有相似性，同样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源泉。诺斯指出，推动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的行为主体都追求利益最大化。当然，不同的行为主体如个人、团体或政府推动制度变迁的动机、行为方式以及产生的结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从制度变迁的一般原则和过程。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之比对于促进或者推动制度变迁起着关键作用，只有在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况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到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然（卢栎仁，2010）。制度变迁理论为排污权交易制度替代传统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从排污权交易产生的制度动因来看，是环境问题日趋严峻需要有效制度应对的结果。传统的浓度控制、排污收费等制度属于末端控制方式。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总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环境污染恶化的趋势得不到有效缓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无法有效改善日益严峻的环境状况。排污权交易体现了总量控制的要求，相对于排污收费的末端性特点而言是一种全过程控制的措施，相对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场机制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是一种有效的环境经济政策。从排污权交易的制度目标来看，是通过激励机制促使污染者减少排放，从而实现环境治理的高效率。（四）新公共管理理论20世纪70年代，公共管理出现了新的范式转换，西方各主要国家掀起了一场“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运动，等级僵化的科层体系向着一种更加灵活、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管理转变。这场转变是在适应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为背景下开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称管理主义，近似的称谓还有“后官僚制理论”、“市场化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有这几个中心学说：以管理而非政策为焦点；以业绩评估和效率为焦点；将公共官僚机构分解成各种建立在使用者付费的基础上的处理事务的机构；准市场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竞争；一种强调产出目标、限制性项目合同、金钱诱因和自由裁员的新管理风格（陈振明，2000）。排污权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政府环境管理领域的生动体现，是政府在环境管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注重污染控制的总量目标和环境管理效率的实现。

法学理论基础

排污权范文篇6

我国水排污权交易制度的设计和发展

早期，我国的上海地区曾经做过探索：1985年上海在黄浦江上游实行了总量控制和许可证制度，1987年实行了排污交易。1988年国家环保局（现为环保部）颁布的《水污染物排放许可证管理办法》第21条规定：“水污染物排放指标可以在本地区的排污单位间相互调剂”。与此同时，地方上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出了相关的法规，如1985年上海市为了保证居民自来水的水体质量，颁布了《上海市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条例》，划定了从淀山湖到龙华港、面积为1058平方公里的上游水源保护区，规定新建项目增加的排污量必须控制在保护区允许的排污总量指标之内，总量指标可以经环保部门同意在企业之间有条件地调剂余缺、互相转让[8]。这一规定，类似于美国在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的建立初期实行的“气泡（Bubble）”政策。但是，由于地方法规受到区域特征等条件的限制，很难成为国家层面的法律。关于水排污权交易，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独立的法律，对于主体的界定一般由地方政府自主决定，如杭州将COD交易的市场主体定为经市环保局核准进行主要污染物排放权交易的排污单位，以及经市环保局委托从事公共资源排放权交易、储备、回购等工作的杭州产权投资有限公司[9]。在水排污权交易中的客体是排放权，该排放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其一是商品性，排放权的产生之初虽然是为了赋予企业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但是在水排污权交易中，该项权利已经被商品化，而在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其商品化程度越高；其二是多余的排放权，因为只有多余出来的排放权才能实际用来交易，否则排放权只能用来行使排放水污染物这一基本功能。水排污权交易的内容主要包括：区域水环境容量、排污总量、排污权初始分配和可进行交易的排放权量的确定；水排污权交易的原则和模式、价格和交易程序；监督和调控力度[10]。其中容量控制、水污染排放权交易的原则和模式以及监督较为重要。容量控制是实行排污权交易的前提条件，控制的目标可以针对某个水域，也可以针对流域的一部分。容量控制目标的制定必须以实现流域的水环境功能或提高水环境质量为目标。在制定容量控制目标过程中，应对现有所有污染源的污染情况、流域的水力特点、区域特点等有充分的了解[11]。由于水排污权的一般商品特征，其交易原则包括一般市场交易原则，同时又由于水的特殊性导致的水排污权这个商品的特殊性，因此“总量控制原则”也应被列入法律[12]。目前列入我国国家污染物总量控制计划中的污染物质总共有9种，实践中有水排污权交易的化学需氧量（COD），其它几种还未有涉及，说明涉及到交易的排放权的种类还很少。但是水排污权的客体是会随着经济技术、法律的发展而不断扩张的[13]。我国完整意义上的排污权交易是1999年由美国环保协会引入的，至今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确定为首批试点城市的是南通与本溪；第二阶段从2002年开始，由国家环保总局和美国环保协会开始在江苏、山东、河南、上海、天津等地进行试点，该阶段的特点是针对同一家集团下属的企业进行多地试点；目前试验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该阶段的特征是从第二阶段试点地区的点状分布转向了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的长三角区域。在我国多阶段、多地区的试点中，取得过一些效果，以上海和太湖为例，自1985年至今，我国上海市陆续在黄浦江上游实行总量控制和排污许可制度，1987年实行了排污权交易，即黄浦江流域水排污权有偿转让。1987—2004年交易37笔，涉及60多家企业，交易价格也从每日每公斤COD0.7万～0.8万元上升至1.5万～2.0万元，并淘汰了一些经济效益差、污染严重的企业[14]。尽管目前全国各地建立了多个环境交易所和交易中心，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是企业自发的市场交易行为。很多环境交易所建立多年以来，连一单排放交易都没有。因此，总体而言，我国发展排污权交易困难重重。

水排污权交易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阶段，无论是在水排污权交易市场建立的理论分析上还是在各地方试点之处，运用的都是总量―交易模式[15]。纵观一些水排污权交易市场相对发展比较成熟的国家，我国要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存在的问题如下。尽管在我国排污权交易的试点已进行了数年，但至今还没有制定出全国统一的相关法规。国家现行的《水污染防治法》等虽已提到了排污总量控制及排污许可证制度，但尚无相配套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部分地区根据当地条件，制定了一些区域性的排污权交易条例，如《上海市环境保护条例》中提到了可以进行排污指标的有偿转让，但无具体的操作规范；另外，我国现行法律中对企业的罚责过低，使得某些企业宁愿受罚，也不愿购买排污权或者治理。在我国，排污权的概念对大多数人来说还很陌生，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均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生产中的污染物向自然界排放。从这种行为看来，人们向自然界排放污染物的权利与生俱来，如同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此很多市民不理解排污权需要购买这一行为。此外，我国企业对排污权的了解程度非常低，很多企业的态度也比较消极。一个完善的交易市场需要具备几项基本条件，例如交易方式的多样化、交易规则的完备化、相关服务的流程化等。对于排污权交易市场来说，其还处于起步阶段，是一种新兴的市场。此外，我国摸索阶段的排污权交易市场的主体主要是部分排污企业，尽管在多年的实践和调研中，政府已经积累了不少建立排污权市场的经验，但是对于现状来说还远远不够。虽然国内各地建立了多个环境交易所和交易中心，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企业自发地进行市场交易，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采取的多是运用行政手段挤压市场空间。然而，这种交易不具备广泛性，没有流动性，没有市场，达不到任何效果。政府行政手段的使用与市场本身存在的规则抵消了相互的正面效应，导致了多重标准、多重管制、多个路径，也造成了制度的不配套、不协调、不统一，最终致使交易无法展开。除此之外，现阶段我国要建立水排污权交易市场还存在市场需求不足、地方保护主义、排污企业存在寻租行为、企业对于排放权的“惜售”行为、地方政府对于排污权交易与在当地排污的关系的认识上有偏差等问题。

排污权范文篇7

人类所处的、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整个外部世界都可称之为自然环境。自然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包括了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生物圈等。环境系统内的各个要素互相联系和影响，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同时环境的容量是有限的，环境容量是指一定时期内，环境资源所能允许的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大小，即环境所能允许的人类需求的最大限度。

自然环境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当人们排放的废弃物在环境能承受的范围之内时，环境能够通过自己的净化功能清除这些污染，但是当人们排放的废弃物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环境就无法彻底地净化人类造成的污染，从而威胁到人的生存，因而人类进行的排污行为也要考虑环境的承受能力，在环境的有限容量内进行，这种情况就会造成人们之间的竞争，争夺有限的污染排放资格。

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公共物品属性。所谓公共物品，根据萨缪尔森定义，是指任何一个人对该产品的消费都不会减少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公共物品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私人物品确定了所有权之后就限制了其他人对于此物品的占有和消费，而公共物品无法将某个人排除在外，或者可以排除但需要巨大的成本，产生极大的不经济。自然环境就有明显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正是这一特性决定了环境污染问题具有负外部性，进而导致现实生活中污染问题严重。所谓外部性（或溢出效应）是指企业或个人向市场之外的其他人所强加的成本或效益。斯蒂格利茨指出：“只要一个人或一家厂商实施了某种有影响其他人的行为，而且对此既不用赔偿，也不用得到赔偿的时候，就出现了外部性。”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是指那些给其他人带来了效益的行为；负外部性则是指给别人造成了损失，从而把成本强加给别人的行为。环境污染具有典型的负外部性。

外部不经济是环境违法的内因。市场主体可以通过任意无偿地开发共有资源或向环境排放污染物，获得全部正效益，从而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而产生的负效应则分摊给其他开发利用者以及后来人。在获利动机的驱使下，每个市场主体都会无节制地开发、利用环境资源，这就是环境的外部不经济造成的“共有物的悲剧”。

在经济学中，对于稀缺资源和外部性问题的解决，经济学家有多角度的论述，形成了相关的理论观点，其中著名的有庇古有关税收的理论和科斯产权定理。正是在这样的经济学理论论述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当前对污染问题最有效、最能形成长期制度的解决方法——环境经济政策，也产生了一项当前备受关注的环境政策——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

经济学家阿瑟•塞西尔•庇古最早提出通过税收或补贴的方式解决外部性问题，称为“庇古税”，其理论内容是通过政府征税或补贴，矫正经济活动中私人成本，使之与社会成本相一致，从而使私人的最优等于社会最优。与之不同的是，经济学家罗纳德•哈里•科斯认为，外部不经济从根本上是产权界定不够明确或界定不当引起的，他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指出只要产权已经明确界定并受到法律的有效保护，那么，交易的任何一方将拥有产权带来同样的资源最优配置的结果，这可通过双方之间的谈判自然实现，产权赋予不同的人只会带来收入分配结果的不同。科斯定理阐述了一种外部成本内部化的方法。产权界定明确使得企业或个人在产生外部性，特别是负外部性时，会受到产权所有者的追究，从而把外在的成本作为内在的考虑，支付一定的赔偿，进而使个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基于以上经济学理论分析，在环境污染问题上，各国广泛采取排污收费或排污税的方式控制企业的排污行为，目前，关于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的研究也在各国深入发展。

传统的排污收费或排污税只是对于造成环境污染的企业事先或事后收取一定的费用，属行政手段。而这种费用一般不与企业的污染排放相挂钩，在一定程度上可被看做是认可了企业的污染行为，企业缴纳一定的污染费用就得到了污染的许可，就不会顾及污染的产量。如果企业所需缴纳的污染费用与治理污染所需的投入相比较少的话，企业还是会选择缴纳费用获得污染的许可，这样并不能达到减少环境污染的初衷。因此，需要加大污染费的力度，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而如果是加大执法的力度，则会相应地增加行政执法的成本，同时也会增加权力寻租的机会，社会成本过高。目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排污收费已逐渐被新的形式所取代，即排污权。

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理论能有效地解决环境污染的内部原因，但是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也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第一，排污总量的确定。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是建立在环境一定的容量性的基础上的，排污总量的确定就成为排污权和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前提。但是区域内环境自身所能允许的人类需求的最大限度的确定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而且也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涉及水土、气候、植被、物种等环境的各个方面。另外，一个地区环境的容量还要取决于本地产生污染的种类和性质，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往往需要多年的资料积累才能有微妙的效果，难以准确界定。

排污权范文篇8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另外，启动CDM项目的程序比较复杂，因为该项目属于国际贸易和技术贸易，而且要报请联合国登记注册，这需要专业中介公司介入服务，但目前国内这类中介公司很少；而且项目设计文件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也阻碍了我国CDM项目的开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这就为国内企业参与CDM项目带来好机会，政府部门则要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指导和服务。

参考文献：

排污权范文篇9

排污权最早产生于美国，美国早期在限制排放污染物方面在法律上的规定主要集中在技术方面，要求工厂用"最佳实用技术"和"最佳可行技术"来控制污染物的排放。这种规定最大的问题是在执行之中成本过高，因为这种技术性的规定很少考虑限制排放的成本，而且是按每一种污染物的特点专门制定，法律规定难以贯彻就在所难免。所以，就产生了在总量控制下可以对个别排污口灵活调整的变通性想法。这种想法付诸实践，最初只限于同一工厂内不同排污口之间的调整，只要总量不增加，某一排污口多排一点或少排一点是可以容许的。后来，总量控制的范围不断扩大，允许在同一区域内不同工厂之间调整，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排污权交易的构想。最典型的有"折抵"制度和"气泡"制度。它们反映了排污权交易的一个最基本的思路，即在总量控制下，利用各企业减排成本的不同，调整企业的减排任务。

二、排污权的制度构建

(1)制订确保排污权顺利交易的相应办法、规则和制度在排污权初始配置的拍卖和市场交易过程中，都需要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才能确保交易秩序。政府要根据排污权拍卖市场的运行机制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机制分别制订合理的规则。

（2)排污权配置。排污权初始配置是在制定排污总量的基础上，对环境容量这一公共资源的使用权实行公正的分配，排污权初始配置直接涉及到排污单位的经济利益，并且影响到环境容量资源的配置效率。如何在现有污染源之间、以及现有污染源与将来污染源之间进行合理有效的排污权分配，成为排污权交易的首要问题。

(3)政府监督。在排污权交易的整个过程中必须有政府的监督行为，政府要利用各种自动的连续的监测手段对污染源实行技术监测。如排污单位提出排污权出售申请，则政府就要通过对其排污源的技术监测核实该单位削减额外污染物的能力，在确认后才能批准出售申请。

三、排污权交易反映环境法调整方法上的新特点

首先，它从实际出发，肯定了排污是法律主体所享有的一项权利。有些人，现在谈"排污"色变，认为只要是排污就是对环境的破坏，为法律所不容，实际上混淆了排污与污染的概念。排污偏重事实评价，是对生产、生活中附带产生污染物这个过程的描述，而污染侧重价值评价，是在排污达到一定程度，超过环境的自净功能而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定义。正常的排污是生产生活所必须，也是法律所允许，而污染则是法律所禁止，对生产生活产生过量、超标污染物的限制。所以承认排污权，并不意味着承认污染权，而是法律规定法律主体在规定的范围和标准内进行排污的可能性，并且满足主体的利益，这符合权利构成的两个方面。

并且，权利的交易符合了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原理之一就是"交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因为，通过与其他人交易，人们可以按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交易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活动，并且可以享有擅长其他活动的人为自己提供的服务，从而实现双赢甚至多赢。在排污权交易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了这一原理的体现。那些有着先进污染处理技术的企业，可以通过出卖、存储排污量而获得利益，减少排污可以实现效益，从而鼓励了先进排污技术的开发利用的积极性。而那些因为技术原因或者生产需要，需要超标排放，当然是在当地环境指标允许的范围内时，可以通过购买排污权，实现生产，创造价值，实现自身和社会的双重发展。排污罚款和排污权交易虽然目的都是为了限制污染物的排放，然而前者是惩罚机制，后者是奖励机制，排污权交易更能够被接受，并且符合环保的需要。排污权交易的产生是有着深厚的经济学基础的，其中经济学基础是环境纳污能力的商品化，市场化和外部不经济的内化。在人们传统观念中普遍认为，环境的纳污能力是无限的，其实这是非常错误的，环境纳污能力作为地球生命支撑力的一部分，它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部分学者所说的"安全阀"。在市场经济下，环境是一种资源，一种公共性很强的资源，它对经济的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的所有权应该归属于代表公众的国家，在实行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由政府出面通过发放可交易的许可证，将一定量的排污指标卖给污染者。另外，排污权的交易，还体现了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经济分析法学的产生，是经济学对法学的渗透，也是经济基础作为法的本原之一的体现。经济分析法学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实现效率，将效率作为法的价值之一，那排污权交易是如何实现效率的呢？那些掌握先进排污技术和设备的企业，可以通过减少排污来实现效益，这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之前是不可能的，因此污染少的企业效率提高了；那些需要满足较大生产，较多排污的企业，不会因为排污超标而停产，在继续生产中实现效益；因为排污权交易，较之过去单纯依靠行政执法来实现排污量达标的做法，依靠企业间的交易实现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执法成本和资源，而实现公共利益。这就是经济分析法学所追求的结果。经济分析法学派认为，法律规范的是一种交易的规则，最典型的是美国司法中的辩诉交易制度，犯罪人可以在检察官不能肯定其是否犯有某罪的情况下承认其罪，而获得减免。

但是，排污权交易并不是不需要成本的，按照经济分析法学的理论，一项制度能否有效的执行，同它施行前的成本投入是有关的。排污权交易的主体需要在政府相关部门的主持之下，并且充分考虑到当地环境的实际情况，避免"祸水东引"，并且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做出是否允许排污交易的决定，并且这样的成本投入也直接影响着污染物能否得到有效的控制。

结论

排污权交易虽然体现的是英美法的思想，也最先在美国形成和成熟，但它给了我们一种思路，就是通过交易的方式，将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同时，将环境成本与环境利润挂钩，这种成本与利润对应的思路是我们需要领悟的。同时，也告诉我们，法学问题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既然是社会中的问题，我们就应该从多方面来思考。

排污权范文篇10

关键词：排污权国际交易科斯定理清洁发展机制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理论依据和背景

（一）排污权交易的理论基础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指根据污染控制目标发放排污许可证，并允许许可证在各污染源之间交易的制度。

排污权交易的思想来源于科斯定理，这已达成了共识。科斯定理认为，如果交易成本为零，无论初始产权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交易和自愿协商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如果交易成本不为零，就可以通过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和经济组织的优化选择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而无须抛弃市场机制。企业或个人在追求利润或利益最大化时，会持续向环境排污，而不顾是否超越环境的自净能力，从而将生产成本转化为社会成本，即企业的一部分盈利是以牺牲社会的环境容量或资源为代价的或其一部分生产成本转由社会或其他主体承担，结果便形成负外部性。而实行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转至企业内部的有效途径。

比如，对于某企业来说，由于治污成本太高，进一步的投资和扩大生产得不偿失，于是只好控制规模。但是与此同时，另外某个企业，可能由于引进先进治理技术，排污大大降低，于是“污染指标”部分闲置。对于前者来说，生产潜力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对于后者来说，尚存的“污染空间”也是一种浪费。而从社会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则是一种生产效率的损失。污染权市场的建立将使得这一难题迎刃而解。在这个市场上，排污权成为一种商品，可以进行自由交易。那些用不完排污权的企业，可以有偿转让给那些排污权不够用的企业，转让方因此丧失部分排污权，而受让方则由此获得更多的排污权。如果排污权的市场价格高于治污费用，排污企业则会因转让或出售排污权而积极治污。该制度的实质是运用市场机制对污染进行控制管理，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实现了环境保护的目的。

（二）排污权国际交易的背景

污染权的市场交易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在美国，随后这个新兴的市场迅速扩展，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国家推行。污染权的交易也从某个行业和区域的市场，逐渐演变为跨行业、跨区域的大市场，甚至发展成国与国之间的全球化市场。而排污权的国际交易主要源于《京都议定书》的生效。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为了扭转全球变暖趋势，首次以法规的形式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其中明确约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如果发达国家不履行承诺，将面临严厉处罚。例如欧盟规定：如果企业温室气体排放超标，在2005年至2008年3年的过渡期里，每多排放1吨二氧化碳，企业将被处以48美元的罚款，2008年至2012年间，处罚的标准将加重到每吨120美元。发达国家既要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又要完成减排任务，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向国外寻求污染排放权。

《京都议定书》同时允许发达国家向没有减排义务的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放权——帮助后者每降低1吨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可获等量排放权，这种合作机制也被称为清洁发展机制(CleanerDevelopmentMechanism，简称CDM)。另外，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如减排1吨二氧化碳，在发展中国家只需5-15美元，而在发达国家则需要10倍的成本（50美元)。所以发达国家为了完成减排任务，通常向发展中国家购买排污权。

排污权国际交易的现状和特点

当前，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发展非常快，例如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之前的2004年底，在联合国注册的温室气体减排项目仅有1件，而现在已超过了200件，且数量还在快速增长。据世界银行估算，2008年至2012年，二氧化碳排放配额作为新兴的市场宠儿，全球每年的需求量达到7-13亿吨，由此形成了一个年交易额高达140-650亿美元的国际温室气体排放配额的贸易市场。从排污权交易发展的特点来看，其既存在于发达国家之间，更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

首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是排放权市场的一大特点。因为绝大部分发达国家根本无法单独完成《京都议定书》中规定的减排任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排污权交易源于清洁发展机制，该机制鼓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帮助后者削减排放量，有关项目在获得该发展中国家和联合国有关部门的认证后，可以抵扣发达国家的排放量。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卖出的排放权，现在主要由一些国际碳基金和公司通过世界银行等机构参与购买后进入发达国家市场，从中赚取差价。

这是一种国际合作的双赢机制。一方面，发达国家的企业支付更少的成本，履行了减排“废气”的义务；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降低了污染，免费获得了治污经验，甚至还能从废气利用中获益。而归根结底，这种制度安排从总体上减少了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改善了全球的大气环境，落实了《京都议定书》。

其次，两个发达国家之间可以进行排污权额度的买卖。比如，俄罗斯在上世纪90年代后，由于大量工厂停产，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但它分配到了比较多的排放份额，且不必在履约期间减少排放，所以它在签署后就可以大量向西方国家出售排放权。另外，欧盟国家之间的排污权交易也属于这类方式。最后，就是类似西欧与东欧的联合履约模式。所有欧盟成员国可视为一个整体，实行内部调控，在总体上完成减排任务。

我国排污权国际交易现状分析

我国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提高能源利用率的潜力很大，也是最有潜力的排污权提供方。目前，不少发达国家通过技术和资金来帮助我国“减排”，以换取二氧化碳排放权。我国政府于2006年10月起，正式施行《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运行管理办法》，对有关温室气体排污权交易的规定进行了调整，以鼓励进行更多此类交易。

2006年4月，日本JMD公司不仅无偿提供资金和技术帮助浙江巨化股份有限公司改造治污设备，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而且还花数亿元巨资向巨化公司购买减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迄今为止国际上最大一笔跨国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交易金额大约为每年3亿元人民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个月都有1000多个清洁减排项目达成合作，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签定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最多、减排量最多的国家。

对国内企业而言，以跨国排污权交易为核心的清洁发展机制充满着机遇，但是，目前很多企业对CDM项目认识不够，不敢承担技术改造和更新的风险，大多数企业还不知道利用CDM来开展对外合作，没有把握国际排污交易的巨大市场需求。

排污权交易在国际上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正在积极行动。据清华大学全球气候变化研究所统计，截至2006年，印度和巴西在联合国登记注册的CDM项目分别达到28个和37个。未来的排污权国际市场竞争非常激烈，我国应该积极抓住这个大好机遇，努力改善我国的环境状况。

虽然我国有巨大的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市场潜力，但是目前的项目开发状况并不令人满意，主要原因有：清洁发展机制国际规则复杂，项目准备成本高；目前减排额出售价格较低，影响了项目开发商的积极性；我国虽已开展了一些能力建设活动，但开发设计项目的能力仍然欠缺；提高能效和煤层气开发利用是我国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优先领域，但目前方法却很少或没能得到通过，直接影响了我国在此领域的项目开发。

另外，启动CDM项目的程序比较复杂，因为该项目属于国际贸易和技术贸易，而且要报请联合国登记注册，这需要专业中介公司介入服务，但目前国内这类中介公司很少；而且项目设计文件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层面的东西，这也阻碍了我国CDM项目的开展。

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这就为国内企业参与CDM项目带来好机会，政府部门则要提供更为便捷、高效的指导和服务。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