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范文10篇

努尔哈赤范文篇1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努尔哈赤范文篇2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努尔哈赤范文篇3

一、努尔哈赤是率先亡明的第一人

明朝亡国，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约自明“世宗而后，纲纪日以陵夷”[1]，经穆宗，“柄臣相轧，门户渐开，而帝未能振肃乾纲，矫除积习”[2]，至“神宗末年，废坏极矣，虽有刚明英武之君已难复振。”[3]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神宗在位48年，是明16帝中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所谓神宗亡国，又从何时开始？“论者”并未进一步确指，但也不是始于末年，因为其末年时，亡国之象已备，成“不可复振”之势，故其亡之始，必推之前朝。考之史实，明万历十年（1582年），首辅张居正去世，神宗亲政，一反张居正所行新法，前朝弊端复萌，政局急转直下。这个贪财好利，集腐败于一身的酒色之徒，沉醉于花天酒地之中，根本不理朝政。他的种种恶行，尽载于史册[5]，已为人们所知，自不待赘述。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刑部右侍郎吕坤痛陈“天下安危”，他说：“自万历十年以来，无岁不灾，催科如故。臣久为外吏，见陛下赤子冻骨不兼衣，饥肠不再食，垣舍弗蔽，苫藁未完，流移日众，弃地猥多，留者输出者之粮，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门万里，孰能仰诉！”他诉说最近几年以来，“寿宫之费几百万，织造之费几百万，宁夏之变几百万，黄河之溃几百万，今大工采本费又各几百万矣。”由此可知“今国家之财耗竭”。他大声疾呼：“今天下之势，乱象已形而乱势未动；天下之人乱心已萌，而乱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乱机，使之动；助乱人，使之倡也。”[6]

吕坤的这番话，是对万历十年以来，至二十五年之间计15年形势恶化的极为生动的写照。

努尔哈赤起兵，恰好是在吕坤指出明朝形势开始变坏的第二年即万历十一年（1583年）。尽管当时尚未引起明朝方面的注意，实际上已开始了明清兴亡的历史进程。这就是说，明亡始自万历十年以后，而清之肇兴，明确的时间，亦在万历十一年。清与明，一兴一亡，同步进行。

努尔哈赤以起兵复仇为契机，迅速演变为对建州女真的统一。从整个明清兴亡的历史过程来看，努尔哈赤起兵伊始，就是他叛明反明的开始，换言之，没有起兵这一事件，就不可能有后来同明朝的彻底决裂。当然，直到建国前，努尔哈赤并没有公开反明，相反，他还同明朝保持着朝贡的隶属关系。但是，随着他先统一建州，次及海西，逐步扩张其势力，扩大其统一，却已引起明朝的有识之士的警觉，连连同朝廷发出警报。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礼部侍郎杨道宾上《海建二酋逾期违贡疏》，指出：“努儿哈赤与弟速儿哈赤，皆多智习兵，信赏必罚，兼并族类，妄自尊大……此其志不小而忧方大耳。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真）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今奴酋精兵业已三万有奇，况其老弱，更多有之。”他在另一疏中再次提醒朝廷：努尔哈赤“蹂躏属国，勾连野人，迁徙诸朝，逆已形矣，恶已著矣，而督镇诸臣犹然以为未形未著，岂以为必抗旌犯顺，鸣钟向洛，乃称显逆显恶哉！”努尔哈赤与其他部落都不同，他的目的是“意在自外”，脱离明朝，建立独立的政权[7]。

明朝对东北女真人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早在明成祖时，已将女真分为三大部（建州、海西、野人），析卫所地站为262个，“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于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善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是时，部份边臣和朝臣主张：“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但这种主张不符合国家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很危险。因为“国家本藉女直以制北虏，而今已与北虏交通；本设海西以抗建州，而今已被建州吞并”[8]，如任其兼并，实力“坐大”，将来势必“徐图内犯”，将把明朝置于十分危险的境地[9]。

显然，努尔哈赤横刀跃马，在明朝边防重镇辽东东征西讨，从根本上破坏了明朝治理女真的政治格局，打乱了明朝对女真人的统治秩序，实际上已经开始反明。这一点，已为上述有识之士所看破，未来的事变，完全证实了他们的预见，可谓不幸而言中！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是明清兴亡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代，这就是努尔哈赤正式宣布建金国称汗，已把“意在自外”变为现实。后金政权的建立，标志着清朝的勃兴，女真人开始再次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一变而为新的民族共同体——满洲，跻身于中华民族之林。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也给明朝敲响了丧钟。两年后，即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著名的“七大恨”，向明朝宣战，首战抚顺、清河，拉开了明清（后金）长期战争的序幕。自此，女真（满洲）同明朝200多年的政治隶属关系彻底终结，以一支独立的政治军事力量，终于走上了同明朝争夺统治权的漫长而艰难的道路。

努尔哈赤叛明，或称为反明，其义为一。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努尔哈赤建国称汗，进而向明朝宣战，是否具有正义的性质，回答是肯定的。首先，应当承认女真人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约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海西女真出现分合不定之势，先后有祝孔革、速黑忒、王忠、王台等著名的首领崛起，攻伐不已，其势互为消长。当王台势最盛时，曾被明朝“犁庭扫穴”的建州部女真，在沉寂了数十年后，再次复兴，涌现出王杲、王兀堂等强有力的人物，各控制一方，自行其是，所谓“海、建诸部日强，皆建国称汗。”[10]就是对当时形势的概括。努尔哈赤登上政治舞台时，正值群雄并起，各部展开弱肉强食的战争，都力图消灭别的部落，扩大自己的势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生动地描绘了女真各部斗争的景象：“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且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11]争夺土地、财产和人口，乃至建立个人的统治权，恰是女真社会大变动的生动反映。在努尔哈赤之前，约60余年中，那些女真的英雄们都曾各领风骚，称雄一方，却都没有达到统一女真的政治目标，昙花一现，如匆匆过客，先后从历史舞台上消失了。唯努尔哈赤继其后，大展雄才，实现了先辈们的夙愿，重新把女真各部统一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可见，女真由分散走向统一，是女真社会发展的必然，尽管明朝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却无法阻止历史的前进。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女真的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应给予肯定。

其次，我们还应当承认，明朝对女真人实行民族压迫的政策，阻碍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必然激起他们的反抗。凡亲明的，明朝都给予扶持，反之，必欲消灭而后已；同时，又利用亲明的一方去镇压反明的一方，因而加剧了女真内部的斗争。如建州部王杲、阿台父子属反明派，哈达部王台是亲明派，则被利用来镇压王杲父子；海西部清佳砮、杨吉砮反明，也遭到打击。努尔哈赤的父、祖原属亲明派，却被明军杀害，虽属“误杀”，其实做了明朝“分而治之”政策的牺牲品。努尔哈赤的“七大恨”，实际是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民族压迫和统治的有力控诉。当然，在努尔哈赤之前，女真人尤其是在反明派的首领指挥下，曾屡次入边，袭扰汉人，造成了程度不同的财产与生命的损失。但明朝做为最高统治者，不能不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行政策的本质是民族压迫的。因此，努尔哈赤的历经30余年统一大部女真后，建国反明，不能认为是“犯上作乱”，因为他顺应了女真社会发展的需要，也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起到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我们常说，农民阶级反抗封建统治，是天然合理的，总是给予高度的评价。同样，努尔哈赤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领袖，率领女真人反抗明朝的民族压迫，也是合理的。

我们在评价努尔哈赤时，往往忽视他对推翻明朝腐朽统治所起的巨大作用，往往把这一巨大作用单纯归结为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事实上，努尔哈赤起兵复仇时，李自成尚未出生；而当其建后金时，李自成仅是个10岁的孩童。即使二年后努尔哈赤发动对明战争，李自成也不过12岁。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李自成在陕西米脂县参加起义[12]，努尔哈赤已去世四年。所以，从亡明的时间上，李自成不占有首要地位，而努尔哈赤实为反明、亡明的第一人。

二、夺取辽东即是亡明的开始

明代辽东地区，其辖境东至鸭绿江畔，西抵山海关；北达开原，南止于旅顺，疆域广阔，相当于现今辽宁省境。辽东地处东北，为沟通东北与华北的咽喉，其南部隔海与山东相望，东南则与朝鲜仅一江之限，而与日本一衣带水，近在咫尺。尤其是东北、北部及东部，周边布满了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是他们活动的广阔的历史舞台。辽东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她在有明一代居于战略地位。刚刚建都南京的朱元璋，就以战略家的眼光，发现了辽东对明朝的一统江山极端重要。如洪武九年（1376年），他曾明确地指出：“沧海之东，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成守。”[13]明在辽东不设州县，专设卫所以守。自洪武四年（1371年）首设辽东卫于盖州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东北得利寺山城），延至宣德初年，历57年，遂形成以辽阳为中心的25卫的建置体系。这一建置，实则是军事防御体系，特别是洪武十四年(1381)建山海关，设山海卫“限隔内外”，将辽东置于严密的军事统治之下。明朝为何在辽东实行与内地完全不同的军事体制？后人看得很明白，如嘉靖时辽东巡抚王之诰曾说：辽东“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迹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4]凡到过辽东，或在此地任过职的将吏，无不认识到“辽东乃东北之雄藩，实国家之重镇。”[15]但又以“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恃其卫所以束伍耳。”[16]自永乐迁离南京，定都北京，距辽东不过千七百里（此为明人所修《大明一统志》所载，按今道里计之，实为千五百里左右），中间仅以雄关山海关拱卫北京，故辽东之安危直接关系北京存亡。辽东对明朝之重要，如同她的一只臂膀，以处北京左侧，向以“左臂”称辽东，故又称“辽左”。

明称为辽东的这一广大地区，自古就是“英雄百战之地”，关系天下安危。朝鲜人对此作过如下的精辟评论：

天下安危常系辽野。辽野安，则海内风尘不动；辽野一扰，则天下金鼓互鸣。何也？诚以平远旷野一望千里，守之则难为力，弃之则胡虏长驱，曾无门庭之限，虽殚天下之力守之，然后天下可安也[17]。

这一评论，无疑是对历史经验的精确总结。他所说“天下安危常系辽野”，又为明朝的历史所验证。如所周知，元朝自被逐出北京，其余众及其后裔散布长城以北，明人概称为“北虏”。终明之世，“北虏”一直是她的一大劲敌，双方时战时和，迄无定局。至明末，蒙古大部主要居于长城以北，瀚海以南的漠南蒙古归服后金，成为后金的一支生力军。明朝的另一劲敌，就是女真，明人称之为“东夷”。明朝统治者以金（女真）元（蒙古）世仇，长期采取“以东夷制北虏”之策，欲利用女真人以对付蒙古。辽东处于女真人与蒙古人包围之中，在军事上首当其冲，遂成为必争之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明中叶以后，女真人渐次复兴，给辽东造成了巨大威胁。这样，到了后期，明朝便承受着既来自蒙古又来自女真的两个方面的军事压力。于是，明朝不惜一切代价，向辽东地区倾注亿万金钱，修边墙，筑城堡，兴建数以千计的墩台，派驻重兵防守：“自山海关至开（原）、铁（岭），每三十里即筑城，势若连珠……皆列兵戍守。”还在山顶上每五里或十里筑墩台，俗谓：“十里一墩，五里一台”[18]，置烽燧以报警。清初，一个叫王一元的，目睹明朝的这些遗迹，不胜感叹地说：“明季防边既周且备，不知费去几万万金钱！”[19]

明朝以二百余年的漫长岁月，不停地加强辽东的军事防御，已把辽东建设成为一大军事重镇。除此，明朝还在沿长城内侧，分别构筑了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固原、太原、宁夏、甘肃等8处重点军事防御，合辽东为九镇，而辽东居九镇之首。这表明，辽东的军事战略地位在明朝统治者心目中是何等重要！换言之，他们把明朝的安危系于辽东。

我的老师、已故著名的明清史专家孙文良教授早在1962年就著文《明代的辽东和明末的辽事问题》，首次论证明末辽事与明亡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明末的辽事问题反映了一朝一代的兴亡，明清统治的交替并非偶然。”至1990年，他又续作《明朝兴亡所系辽东之得失》[20]，结论尤为精辟：“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论证之精确，已成不易之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亡辽者恰恰就是努尔哈赤开其端，亦即明亡的开始。事实证明，亡辽的过程就是明亡的过程，而全辽皆失之日，明朝最后灭亡随之到来。我们从下列明清（后金）战争进程便可得到验证：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与明首战抚顺、清河，虏人畜30万，消灭明军万余。

天命四年，双方激战于萨尔浒，为明清战史上第一次战略决战，明军近10万被击溃，死伤大半；继之，正式向辽东进军，攻取明开原、铁岭两城，歼灭明军近万。

天命六年（1621年），发动辽沈大战，先克重镇沈阳，破敌七万，再夺明在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中心——辽阳，破明军近20万，辽河以东70余城传檄而定。明失辽阳，标志着明在东北的统治宣告瓦解，同时，也意味着明行将灭亡。

天命七年（明天启二年）初，向辽河西岸的重镇广宁（辽宁北镇）发起大规模进攻，血战西平堡，歼明军近万人，在沙岭（北镇南）再歼明援军3万，不战而得广宁，克义州（辽宁义县），歼明军数千。废弃广宁而不守，全师退回辽东。

天命十一年（1626年）初，再次进军辽西，攻击辽西另一重镇宁远（辽宁兴城），遭到对明战争以来第一次重创，无功而返。同年八月，努尔哈赤病逝。至此，他已夺得全辽之半[21]。

自抚顺、清河首战以来，后金与明交战，远远不只上述所举重大战役，随着战争的不断进行，为后金的发展开拓了胜利之路。同时，努尔哈赤联络蒙古科尔沁部，结为同盟，共同对明；向黑龙江中下游发展，吸收当地少数民族加入八旗，后金势力迅速增长。努尔哈赤占据辽河以东的广大地区，对不久的将来明亡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就是一再迁都，先迁辽阳，至天命十年，再迁“四通八达之处”的沈阳[22]，做为稳固的根据地，成了清入关前与明朝京师对峙的都城，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努尔哈赤占据辽东，已将明朝推向衰亡之路。他主要通过战争的手段，使明朝为辽东付出了重大代价，实力遭到严重削弱。

皇太极继承其父的遗志，全面发展其父的未竟事业。他从辽东出发，分别于天聪元年（1627年）、崇德元年（1636年）两度出兵朝鲜，彻底征服李氏王朝，确立了君臣之盟，从而翦除了明朝的羽翼，为己所用，使明受到孤立。他继续向北用兵，将黑龙江及乌苏里江流域诸民族置于他的统治之下；他剿抚并用，使广大的漠南蒙古脱离明朝，加入了清（后金）政权；至其晚年，又有西藏班禅遣使赴沈阳，建立了政治上的隶属关系。皇太极以辽东为根据地，对明朝成功地实行了政治与军事的大包围。

皇太极始终保持着对明朝的强大的军事与政治的压力，挺进辽河以西的地区。我们从以下战事记录中可知全辽的丧失，加速了明朝的灭亡过程：

天聪元年（1627年），首战宁远与锦州，受阻于坚城之下，遭炮火攻击，被迫退兵。

天聪六年（1632年），围大凌河城（辽宁锦县）。皇太极称：明“精兵尽在此城，他处无有”[23]，攻下此城，便消灭了明的有生力量。围城三月余，迫使明将祖大寿出降，全城军民所剩1万余人皆归后金所有，祖大寿以下，百余名将官尽数归降（祖大寿降后又脱逃）。

天聪七年，攻取旅顺，明将黄龙自杀，其所属近万人非死即降。明在辽东半岛的最后一个据点丧失，其统治势力，完全被逐出辽东半岛。

崇德二年（1637年），袭取皮岛，明将沈志祥投降。明在辽东的海上防线也最后崩溃。

崇德五年（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围锦州，明兵精锐数万被围于城内。

崇德六年，松山决战。明调集“九边”精锐之旅共13万，力救锦州，企图防护山海关，保障京师安全。仅数日，明全军覆没，主帅洪承畴被俘投降。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四城随之而破。这是继萨尔浒决战以来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决战。仅此役使明“九塞之精锐，中国之精刍，尽付一掷，竟莫能续御，而庙社以墟矣。”[24]足见这次决战对明清兴亡影响之大。此役后，明在全辽仅剩下中前所、中后所、宁远、前屯卫四座城镇（均在今辽宁省兴城与绥中县境）了[25]。一代大明江山处于岌岌可危之中。

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八月，皇太极病逝。这时，距明亡还不到一年。新即位的顺治帝，在他的两位叔父多尔衮与济尔哈朗的辅佐下，乘松山大战之胜，于皇太极病逝一个月后，便向中后、中前、前屯卫发动攻击，在不到10天内，连克三城，歼灭与收降明军1.5万余人[26]。

此时，明在辽东，只剩下吴三桂独守的宁远一座孤城了。

顺治元年（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清兴亡的最后时刻终于来临。耐人寻味的是，明亡之时，恰恰是明失全辽之日。这年三月初，农民起义军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北京逼进之际，明崇祯帝始下决心，征调吴三桂率部进京勤王，宁远城无条件放弃，实际是白白送给了清朝。吴三桂率军民进入山海关，继续向北京进发，至三月二十日抵丰润，李自成已于前一日即十九日进入北京，明朝276年的统治至此终结。

在清入关前的28年间，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同明朝集中争夺辽东，逐城逐地争夺，战事之酷烈，交战之频繁，影响之深远，为明开国以来所仅见！其他诸如东征朝鲜、北征黑龙江、西征蒙古，都是围绕争夺辽东这个焦点进行的。从以上所列军事斗争的历程，我们看到，辽东实系明朝的命脉，其衰而亡，是同明逐渐丧失辽东同步发展的。全辽丧失，明朝亦亡，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早在明亡100余年前，嘉靖时已有人预言：辽东，“中国得之，则足以制胡；胡得之，亦足以抗中国。故其离合实关乎中国之盛衰焉。”[27]万历中期，又有人说：“京师去辽才七百里（指北京至山海关），辽亡则京师未得安枕卧也。”[28]辽亡，何只“关乎盛衰”、“安枕卧”，而是关系存亡的一大关键！但他们已把话说到这种程度，确属相当难能可贵。历史已为他们的预言做了明确的回答。所以，明亡并非始亡于李自成农民军，从根本上说，始亡于辽。我师所说：“明亡始于辽亡，辽亡影响明亡。”实在是卓异之见，精辟的理论概括。

三、“辽事”动摇了明朝统治根基

明朝亡于神宗，而神宗之亡明，又始于辽东之丧失。神宗的腐朽统治，已使整个社会危机四伏，作为边防重镇的辽东地区，其形势急剧恶化，为努尔哈赤所乘，遂引发天下大乱，导致明朝迅速走向败亡。

神宗暴虐，倒行逆施，不顾国家安危，其中，为祸最烈莫过于重用大批宦官，充当矿税使，分赴全国各地，大肆掠夺民财。他们打着皇帝钦差的旗号，如狼似虎，无恶不作，引起民变、兵变、商变，天下骚动。矿税使的种种暴行，详载《明史》诸书，为治史者所熟知，不须赘引。

辽东是受害严重的地区之一。宦官高淮被派到这里，为害10年，民谣称：“辽人无脑，皆淮剜之；辽人无髓，皆淮吸之。”[29]寥寥数语，已把高淮作恶刻划得淋漓尽致。其次便是辽东总兵李成梁，与高淮勾结，狼狈为奸；再是巡抚赵楫，也助纣为虐，为害地方。时人把他们三人称为辽东“三患”，换言之，实为“三害”。主要还是高、李二人，搞乱辽东，人心思逃，“生于辽，不如走于胡”，就是对当时人心趋向的真实写照[30]。在高淮、李成梁先后被赶跑或罢官后，辽东受害已深，形势进一步恶化。朝廷选将不得其人，兵备废驰，民穷财尽，国家财源枯竭。辽东陷入混乱之中。

努尔哈赤就是利用明朝衰弱，辽东混乱的局势，乘机起兵，东征西讨，明朝麻木不仁，任凭其兼并，终于完成了对女真诸部的统一，建国称汗，迅即掉转进攻的矛头，直指明朝统治者。“辽事”问题，由此而起。

所谓“辽事”，主要是指努尔哈赤对辽东的争夺。自辽东传来警报，就把明朝拖上死亡之路，并且随着战争频繁进行，规模不断扩大，争夺日趋激烈，从根本上动摇了明朝统治的根基，明朝这座立国已达200多年的大厦将倾，风雨飘摇。

自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在长达近30年里，清（后金）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而明朝却被打得精疲力尽，财源柘竭，经济危机加深。远的不说，从神宗后期，经熹宗朝，至崇祯，为防护辽东，阻止后金的进攻，倾注了全国人力、物力与财力于一隅之地，筑城堡，修工事，运粮饷，备器械，派重兵，已将国家的财政储备消耗殆尽。投放到这东战场上的粮饷和武器装备，或成为清（后金）的战利品，或在战争中被销毁。明朝为支付巨额军费开支，屡次向全国额外加派税额，名曰“辽饷”，合“剿饷”与“练饷”为“三饷”，已成为明末一大虐政，农民不堪重负，农业生产急剧下降，加速了社会经济的总崩溃。清（后金）对明朝的打击和破坏，并不限于并外辽东地区，皇太极在位时，先后五次派大军突袭长城，进入中原，举凡京畿、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腹地遍受蹂躏，所谓“旌旗所指，无不如意”[31]。计五次所掠，人口达百余万，牲畜无数，掠黄金、白银更以千万两计，致使京师以南地区“民亡十之九”，行程千里，“一望荆榛”[32]。清军不以占城夺地为目的，专事破坏和掠夺，消耗明朝的经济实力和有生力量。皇太极把他的这一做法，形象地比喻为“伐大树”，他说：“取燕京如伐大树，须先从两旁斫削，则大树自仆……”[33]他从辽东的攻战，到屡次进关袭击，都是在贯彻他的战略思想，直至把明朝这课大树砍倒为止。

清（后金）把明朝拖入“辽事”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因为经济状况的恶化，激化了社会阶级矛盾，险象环生，零星的小规模的反抗活动，正在酝酿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仅如此，“辽事”问题也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政争日趋激烈，各立门户，党同伐异，统治集团内部一派混乱。

围绕“辽事”问题，明朝廷臣议战守，迄无定策，由意见分歧，进而发展成宗派与门户之争，致使将相不和，文武对立，言官拨弄是非，朝政黑暗，正直大臣遭到陷害、排挤，乃至死于非命，招致战场上一败涂地。如，杨镐奉命首次伐后金，廷臣主要是言官们以“师老财匮”，累累发红旗催战。杨稿分兵四路冒进，在萨尔浒决战中被彻底击败，朝廷以“失陷封疆”罪，将他处死；王化贞与熊廷弼，以战守意见不一，意气用事，自行其是，致有广宁之逃，熊王二人被逮，先后被处死；大学士孙承宗自请督师关外，辽西的军事与政治形势得以改观，但因为不阿权贵，终被排挤出朝廷，只得告老还乡，让阉党分子高第担当孙承宗的职务；敢言战守的袁崇焕两度挫败后金的进攻，给明朝带来了希望，皇太极施离间计，明廷臣与崇祯不辨真伪，将他残酷处死。《明史》评论说：“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徵决矣。”[34]在袁崇焕经略辽东时，擅自处死总兵毛文龙，明在海上防线渐致瓦解，自毁海上长城。至洪承畴率13万精兵援锦，本待徐图渐进，行以守为战的“持久之策”[35]，却被兵部职方司张若麒与兵部尚书陈新甲所逼，改为速战速决而惨败，洪本人被俘，精兵猛将及大批物资毁于一旦。兵部尚书陈新甲也因瀉露与清和谈的机密而被杀。凡此种种，都是政治黑暗带来的恶果，内耗损失了自身实力，在强大的清朝面前只有被动挨打。尤其是宦官柄政、监军，利用“辽事”战守问题，对不合己意的文臣武将大肆排遣，无端陷害，如熹宗朝的魏忠贤与客氏相结，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崇祯初一度消除宦官干政，不久他又重蹈覆辙，利用宦官监军。这些本属皇帝的奴仆，不过是供酒扫庭院的无知之人，竟高居于将领之上，监督战守，瞎指挥，岂能不败！在明朝处于危亡瞬间之际，廷臣议宁远是否该放弃，吴三桂所率辽兵劲旅应否进京勤王，除了吴麟征力主撤宁远，调吴三桂进京以卫京师，廷臣们互相推委，却唱出祖宗土地不能随意放弃的高调，绝口不谈撤兵进京勤王，唯恐招惹祸端。最后一次挽救灭亡的机会失去了，当崇祯醒悟过来时，为时已晚，明朝终于难逃亡国的命运。

一系列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在明末农民起义很久之前，清（后金）依靠自己的实力和正确的政策和策略，同明朝展开了军事的与政治的斗争，使明朝财力、物力和人力耗尽，变得虚弱，不堪一击。

明末农民大起义，是在明朝已被清（后金）部分肢解，统治摇摇欲坠的情况下爆发的。而后来成为农民领袖的李自成迟至明崇祯三年（后金天聪四年，1630年）才投入不沾泥的起义队伍，失败后，再度崛起，逐渐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与此同时，张献忠也独树一帜，同明军作战。还有其他多股农民军，独自展开反明活动。但是，他们早期的活动范围，大体还局限在陕西地区，有时也突入到山西、河南、湖北等地区，以流动作战而著称。总的说来，对明朝还构不成严重威胁。事实上，这些起义军特别是李自成几度遭到明军的致使打击，总是死里逃生。但关外的清军却逐渐取得对明军的战略优势。至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才获得大转机，迅猛发展起来。恰好同年八月，发生了明清战史上的又一次决战——松锦决战，自此次决战后，明朝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应当指出，松锦决战对李自成的命运关系极大。在此役之前，明朝是分内外两线作战，内线是对李自成，外线是对清军，东西兼顾，当明朝误以为李自成溃不成国，偃旗息鼓，便以关外清军为大患，遂抽调李自成的劲敌洪承畴率13万精兵出关援锦，迎战清军。公平地说，皇太极发动对锦州的战役，吸引和牵制了明朝的雄兵猛将，的确是帮了李自成的大忙，他就是趁明军东调关外的机会，乘机复出，其势不可制。而明朝13万精兵没于松山战场，再也没有力量回师关内，去对付声势浩大的李自成起义军了。正如前文已指出，在明朝存亡的关键时刻，明为阻止清军入关，仍然不肯及时地把它的最后的一支劲旅——吴三桂所统的辽兵调进北京。这不是清太宗帮了李自成的忙，牵制了吴三桂所部，使李自成统率的数十万大军，在突破了居庸关之后，如入无人之境，一鼓作气，兵临北京城下。李自成在没有任何竞争对手的有利条件下，一举夺取了北京。明朝就此灭亡。李自成直接亡明，居于首功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论及明亡的时候，还不能忽视张献忠的作用。张献忠没有直接参与攻取北京的军事行动，是为人们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但不能说他对推翻明朝毫无关系。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有过一段评论：“论者又以献据蜀，闯则犯阙，按法行诛，薄乎减等，而不知献乱以来，财赋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夫是以土崩瓦解，一蹶而坏。譬犹人之死也，献执其手，而后闯刺其心；献揕其胸，而后闯扼其吭，则献之与闯，厥罪惟均也。”[36]

谷应泰作为封建史家，在评论张、李亡明这个问题上，认为罪过同等，却讲出了一个重要事实，即张、李共同灭亡了明朝。他称两人之“罪惟均”，而我们应看作“功劳”同等。事实的确如此。张献忠率军入湖南、江西后入川，分散和牵制了明朝的大量兵力，也为李自成进军北京大大减轻了来自明朝的军事压力。但是，谷应泰却不敢论及清朝在亡明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事实是，在李自成进北京前，与关外的清朝，四川的张献忠，已形成了三支强大的军事政治势力，谋略各不同，政治目标却是一致的，都为推翻明朝统治，建立自己的政权而浴血奋战。他们之间虽无联系，实际是分兵作战，共同肢解了明朝，而李自成捷足先登，抢先夺取了北京。

从努尔哈赤公开宣布叛明，中经皇太极，直至进关夺取政权，近30年间，在亡明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发挥了主导作用。即使如明末农民大起义，除了明朝的腐朽统治，天灾肆虐，另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努尔哈赤父子打乱了明朝的统治秩序，使她为“辽事”所困扰，引发天下大乱，而一发不可收拾。从全局看问题，却是努尔哈赤父子率先灭亡明朝，不管他们是否预料到，他们所做的一切都不过是为李自成进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扫除了前进的障碍，让他扮演了亡明的英雄角色，演出了最后的壮观一幕。自清入关后，诸如摄政王多尔衮及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帝，总是否认清朝亡明的事实，强调夺之于“流寇”之手，宣扬清得天下“光明正大”。在他们看来，亡掉一代王朝，并夺其政权，不合乎理性，不符合传统道德，这与他们所倡导的“忠君体国”的思想是相悖的，所以清朝统治者连他们的祖先曾隶属为大明的臣民这个事实也予以否认。这就是说，从其先祖与明无臣属关系，至推翻明朝，也非亡于清朝。他们一再强调清朝一统天下，符合道德，顺应天理，其原因在此。

明清兴亡，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涉及很多问题。以往的论述，都把明亡归因于农民起义，具体说，就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推翻了明朝统治。这就把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本文所论，力图把明亡的各种因素都考虑进去，作一综合考察，就不难看出努尔哈赤父子所起的作用不容低估。从明清鼎革的全过程看，始终是明与清（后金）两大势力的生死较量，而李自成、张献忠各自领导的农民军，是在明清斗争后期加入的两支生力军，为明清兴亡起了催化与加速的作用。

注释：

[1][3]《明史·熹宗纪》卷22。

[2]《明史·穆宗纪》卷19。

[4][5]《明史·神宗纪》卷21、22，并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

[6]《明史·吕坤传》卷226。

[7][8][9]《明经世文编》卷453。

[10]《明史·张学颜传》卷222。

[11][2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4。

[12]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35—36页，中国社科出版社1984年。

[13]《明太祖实录》卷103。

[14][15]《辽海丛书》“全辽志叙”、“辽东志书序”。

[16]《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55。

[17]金景善：《燕辕直指》卷1。

[18]宋小濂：《北徼纪游》4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19]《辽左见闻录》（手抄本）。

[20]孙文良：《满洲崛起与明清兴亡》，辽大出版社1992年。

[21]《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参见拙著《明清战争史略》（合著）。

[23]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五年八月。

[24][35]谈迁：《国榷》卷97。

[25][31][33]《清太宗实录》有关各卷。

[26]《清世祖实录》卷2。

[27]王之诰：《全辽志叙》。

[28]《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兵部”卷1。

[29]《明经世文编》卷467，宋一韩疏。

[30]陈继儒：《建州考》。

[32]李永茂：《荆襄题稿》。

努尔哈赤范文篇4

入居辽东之初，努尔哈赤一再申谕：“今诸申、尼堪全都是汗的国人”1。正是从这满汉一体的思想出发，努尔哈赤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强制手段来促进满汉民族间的互相渗透。

其一，强制满汉人民迁居杂处，同耕共食。

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大量满汉军民风尘仆仆地来到辽东，居无定处，亟须安置。努尔哈赤为了稳定人心，首先对满汉人等实行了“计丁授田”，即“一男种粮田五垧，种棉田一垧”2，在牛录额真统一管理下进行以户为单位的独立生产，并且纳粮当差，“每三男耕种一垧贡赋的田，二十男当中一人当兵，同时二十男中一人应出差”3。这样，不仅解决了军饷、兵源等方面的问题，同时，也将满族人丁和汉族人民一起固着在辽东土地上，使满汉人民处于杂居共处之中。与此同时，努尔哈赤又源源不断地迁徙大批女真人进入辽东，“以其部属分屯开(原)、铁(岭)、辽(阳)、沈(阳)”4。为了解决这些大量内迁的满族人民的吃住问题，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1621年)11月又下令：“辽东地方的尼堪(指汉人)的房屋与诸申(即女真人)合住，粮食同吃，分田耕种”5。这种强制满汉人同住、同食、同耕的办法，实际上是要汉人民户供奉满人的吃住，要将家中“有多少斛、多少升(粮)如实报告。按诸申的人口计算，一个月每人给四升粮”6。这样势必大大加重了汉族人民的负担，激起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

为了控制、镇压汉族人民的反抗，努尔哈赤采取将部分新征服地区的汉人迁离故土的办法。其中一部分汉人被迁移到满族的故乡。因为大量女真人随军或迁移到辽东，这样就需要大量的汉人去填补。因此，努尔哈赤下令，已经入居辽东的“诸申的房屋、田地、粮食，全部交给移来的尼堪”7，用以安置这些迁离故土而来塞外的汉人。另外一些汉人则被迁到满人居住比较集中、或者其统治势力容易控制的地方。1621年7月，努尔哈赤在辽东的脚跟尚未站稳，镇江、汤站、险山诸堡的汉人就开始叛逃，投奔据守辽东沿海诸岛的明将毛文龙，引起了努尔哈赤的警觉。于是，他立即下令“迁镇江沿海居民于内地”，“迁金州民于复州”8。天命七年(1622年)占领广宁城后，“以河西所降各城堡官民移之，渡河至辽东(此指辽阳一带)”9。这时的辽阳已成为后金的统治中心，把大量汉人迁来辽阳，是为了便于控制，有利于巩固后金政权的统治。天命八年(1623年)复州的汉人叛逃，先是大规模屠杀，然后又将这一带汉人迁到早已迁居了大量满人的海城、鞍山，再将这一带的部分满人迁到复州等地。天命八年(1623年)7月，阿敏贝勒发给的文书中要“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住到满人集中居住的耀州、海州、牛庄等城镇及其附近的村屯，除其中“秦守备管辖的作席、桶的五村十一户”10，属于有特殊技艺专作记载外，其他汉人身份不明。但据1624年正月，努尔哈赤有“在析木城、金塔寺、甜水站、威宁营的城的周围十里、十五里有粮的人都进城居住”11的指令，我们可以据此推断这“四十四村、一百二十九户”的汉人中绝大多数都是“有粮的人”，即富人，或是有功于满人、得到满人信任的人。其中像王秦顺、吴扬凯那两户汉人，令其住在“耀州北的布兰泰牛录的诸申住的赵家庄”12，无疑属于后者。

总之，强制满汉人民互相迁居杂处的结果，加强了满州贵族的统治，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在客观上有利于不同民族间的互相了解和互相接近。

其二，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

随着被征服地区的扩大，俘获人口的激增，努尔哈赤开始进一步强制推行政治体制上的一体化。他把大部分辽东汉人及黑龙江流域归附而来的女真人，通过强制手段，将一部分户口纳入八旗之中，由八旗派出官员统领，一部分汉民编制八旗的情况，从现存的官书文献资料来看，《清实录》、《满洲实录》几无记载，惟《满汉老档》偶有涉及。从《满文老档》记载来看，当时辽东汉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汉人户口是被编入八旗之中的。努尔哈赤进入辽东以后，根据“拒者俘之，降者编为民户”(《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的原则，除了俘虏作满人奴隶外，所有归降汉人，大部分还被编为民户，有一部分被纳入八旗的牛录之中，在牛录额真监督下劳动。天命七年(1622年)正月，努尔哈赤下令：“把在抚西获得的尼堪们给各自的贝勒、各自的额真考察后，可以任命领催人。把辽东(指辽阳)获得的养猪的尼堪、绣匠等有用的尼堪，要收入在辛者库(汉语：管领下食口粮人)牛录新得五百男人中。要和八贝勒庄合住的尼堪，给牛录的人。牛录的人可以(把他)算入自己的数内”13。“领催”是牛录属下的低级官员，一般每牛录下设五个领催人。显然那些抚顺最先归降的汉人，以及和八贝勒庄合住的汉人的户口，无疑是编入八旗的。辽阳归降的汉人养猪、绣匠这些“有用的”即有技艺特长的汉人也是被编入八旗的。当时在盖州沿海一带还有“八旗煮盐的尼堪”14，大概也是属于这种情况被编入八旗的。此外，我们还应注意到另一个情况，即原来居住辽东的汉人户中的“有粮的人”，一部分隶于八旗，一部分仍任用汉官进行管理，而那些没有粮的穷人，努尔哈赤采取了收捕和屠杀的政策。天命九年(1624年)努尔哈赤对去盖州、威宁营一带清查户口和粮食数字五牛录额真说：“要全面调查五牛录的汉人，……将没有粮的收捕”15。那些被收捕的没粮的穷人，后来努尔哈赤竟然下令屠杀了。那些免于屠戮的幸存者后来也都作了满人的“包衣”，亦称“阿哈”(即奴仆)。他们对于主人处于严格的依附地位。他们的身份是世袭的，永远被剥夺了应试的权利，亦可被主人转赠和买卖，他们处于满族社会的最低层。

对于那些强制隶入八旗的汉人，尽管他们的户口隶于八旗，但他们与入居辽东以前的八旗中的汉人不一样。对于户口编入八旗的辽东广大汉区的汉人民户，努尔哈赤规定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天命七年(1622年)四月，努尔哈赤命“在各旗分驻的地方，任命该旗的人为官员；原来在那城管辖下的地方的人，无论什么消息，都要听从任命的官员，兵仅服从该管的额真”16。按照过去八旗制度规定，兵、民同属一个额真管理。八旗属下户口，既是兵户，又是民户。而现在兵丁和民户是分开管理的，兵丁仍归原额真管理，而户口隶于八旗的汉人民户，由八旗派出官员管理。尽管如此，但辽东的广大汉人和满族八旗丁口，都在八旗官员的统领之下，同一个政令，努尔哈赤政治体制一体化的目的是达到了。

其三，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政策。

努尔哈赤在1621年进入辽东地区以后，颁布了“计丁授田”，实行“按丁编庄”，这是对女真社会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也是在生产方式上满汉一体化政策的重要步骤。

努尔哈赤早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就根据明朝辽东地区的屯田制，在女真社会中，局部地推行牛录屯田制，以每牛录出丁男10人、牛4头，专门在空旷土地上垦荒耕种，以收获的粮食储于官仓，以备食用。这种牛录屯田制是带有封建农奴制性质的。这说明在进入辽沈以前，女真奴隶制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制的因素。

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攻掠抚顺，得归附汉人千余户。如何处理这些封建制度下的汉人民户?对于处在两种生产方式岔道口的努尔哈赤来说，这是一次关键性的选择。努尔哈赤采取了明智的抉择，没有按照惯例，把他们降作阿哈(奴隶)，而是“命安插抚顺所降民千户，父子、兄弟、夫妇毋令失所，……并全给以田庐、牛马、衣粮、畜产、器皿，仍旧明制设大小官属”17。即按照明朝的制度设置官属，令汉民从事农业生产，维持原来辽沈地区的封建制生产方式。

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占了辽沈，实行“计丁授田”，即将辽阳、海城一带三十万日(每日约合6亩)土地，以及辽东五卫及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交出的无主田地三十万日，按照丁口授于满汉人户。当时并规定，每l丁男，种粮田五日、种棉田一日，每3个丁男种官田一日，每20个丁男征l丁当兵，以l丁应公差。“计丁授田”，把土地分为官田和份田，官田所收，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后金国家。而份田所收则为“一家衣食，凡百差徭，皆从此出”18，即为满汉人户衣食来源。

天命十年(1625年)，努尔哈赤又实行“按丁编庄”，即将“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给与一庄”，“一庄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田百日。其中二十日纳官粮，八十日供自己食用”19。二十日纳官粮的土地，是庄丁用自己的生产工具耕种八旗各级首领的土地，产品也是作为劳役地租奉献给各级统治者的。另外八十日土地，是庄丁自己经营，为其全家衣食来源。

总之，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以后，所实行的“计丁授田”，“按丁编庄”，都是八旗各级统治者占有土地，而作为劳动者的满汉丁口，占有一部分份地，他们向各级统治者缴纳租税，负担徭役。满汉人丁与八旗各级统治者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像奴隶那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与以往那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有根本的不同。再就产品的分配形式来说，满汉丁户，已经有自己经营和支配的份地，对于国家和各级统治者，他们奉献出劳役地租。因此，无论是从土地的占有形式，还是从人与人之问的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形式，都发生了与原来根本不同的变革。即基本采取了原来辽东地区封建制的生产方式。当然，这种变革是很不彻底的。在这种封建制的生产方式中，仍然保留有大量奴隶制的残余。但不管怎样说，这种生产方式的变革，使得本来在不同生产方式下生活的满汉人民，基本上统一到同一个生产方式之下，同步前进。随着封建制生产方式的逐步确立，生产方式方面的一体化，在努尔哈赤时期，基本上实现了。

其四，语言习俗方面的一体化。

语言是人类互相交往的工具。既然满汉人民同居共室，没有共同语言是不行的。满人是征服者，满族是统治民族。所以满族统治者把满语作为主要语言(称为国语)，强制在汉人中推行。但是大量汉人的存在，数量众多的汉人仍旧使用汉语，作为主要的交往工具。而汉语经过几千年的提炼，语汇是极其丰富的。所以努尔哈赤在进入辽沈以后，一切地名、官名、日常用语，都依从汉语。甚至满族人之间互相交往，亦有用汉语的。所以汉语在当时并不是禁用的语言。特别是为了入主中原，取代明王朝的需要，迫使满族统治者不得不学习汉语。努尔哈赤本人，就熟谙汉语，而且十分注重学习汉语。所以尽管满语是强制推行于满汉之间的主要语言，但汉语仍是互相交往的通行语言。两种语言并行不悖，促进了满汉之间的互相沟通和互相渗透。

其次，强制剃发(即男子剃去周围头发，顶上留发结辫垂在脑后)，是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习俗方面的又一一体化措施。努尔哈赤攻城掠地之后的第一项政令，就是剃发留辫。事实上剃发在当时已超出了一般的习俗范围，而是作为一条拥护还是反对后金统治的政治标准。这项有损汉民族尊严的措施，曾经引起辽东汉人的强烈反抗，这是努尔哈赤的失策之处。但是，它毕竟用强烈地手段使满汉民族在主要习俗上趋向一体化。

再就是婚姻关系方面。在征服辽东的战争中，努尔哈赤为了笼络汉人降将，曾将自己的孙女(其第七子阿巴泰之女)嫁给降附的明辽东抚顺守将李永芳，号称李驸马。后又以宗族女，嫁与李延龄(又名李率泰)。也曾以宗族女嫁与因密报军机而立功的抚顺商人佟养性，称佟为“石乌礼额驸”。在进入辽沈以后的几年中，满汉民间通婚情况，史乘几无记载。但是既然在后金建国后，并不禁止满汉通婚，因此在两个统治集团，在低层平民中，两个民族通婚，都曾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特别是进入辽沈以前，女真人入边，掳掠汉人与之通婚，屡见不鲜。而进入辽沈以后，满汉人民同居共室，又怎么能骤然终止通婚呢?再说，我们在主要史籍中，尚未发现入关前有限制满汉通婚的任何记载。因此可以推断，除了上述的满汉之间通婚事例外，满汉民族间互相通婚应该说是不乏其人的。

努尔哈赤统治辽沈地区以后，之所以要不遗余力地强制推行其满汉一体化政策，是有其原因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努尔哈赤早就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善于学习汉民族先进的东西。

努尔哈赤兴起于明王朝日益腐败之际。努尔哈赤祖父因给明军作向导，死于战火。他在袭祖、父职任卫指挥以后，“继祖父之志，仍学好忠顺”20，并“时送所掠汉人，自结于中朝(指明廷)”21，得到明廷信任。先后加升都督职衔，晋封为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少年时代曾投在辽东守将李成梁部下，“每战必先登，屡立战功，成梁厚待之”22，因此而与李成梁及其子李如柏结下十分密切的关系。明人有说“建酋(指努尔哈赤)与成梁谊同父子”23，亦有说“如柏兄弟与奴酋有香火之情”24。《国榷》卷八三谈迁则说，努尔哈赤“幼孤育于成梁，年十六遣归本部”。上述记载是否属实，姑且不究，但至少可以说，努尔哈赤与李成梁父子关系非同一般，而这种关系对于努尔哈赤成长以及他对辽东汉区的了解都是至关重要的。努尔哈赤本人受汉文化影响很深，他十分注重学习汉民族先进的经济文化，信任有才干的汉人。据朝鲜《李朝实录》卷七零记载，早在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有人就在建州女真“见折(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龚正六……。老乙可赤(即努尔哈赤)号为师付，方教老乙可赤子书，而老乙可赤极其厚待”。努尔哈赤手下还有个歪乃，“歪乃本上国人，来于奴酋处，掌文书”25。萨尔浒之战中被俘的朝鲜人亦亲见“胡人(指努尔哈赤)文书，辽人董大海、刘海专掌”26。可见，努尔哈赤身边掌笔墨的秘书之类的人物，主要是汉人。这些有一定文化修养的汉人，在女真社会中必然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甚至努尔哈赤的亲信侍卫亦有不少汉人，“高皇帝创业之初，有洛翰者，本姓刘，中原人，以庸至辽。初给事于建州，颇勤俭有勇力。高皇帝赏识，拔为侍卫”，深得努尔哈赤信任，“倚如左右手”27。总之，努尔哈赤自幼年一直受明封为龙虎将军，多次到北京朝贡，经常来往于辽东汉区，广为结识辽东守将，甚至身边文武侍卫都用汉人，耳濡目染，深受汉文化的熏陶。他熟悉汉话，能读汉文书籍。《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的训谕中，对于中国古代典章文物非常熟悉，言必称汉唐，奉明制为圭皋。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努尔哈赤对于中原，特别对辽东的山川风物，明廷弊政了如指掌。明人也承认，“辽人兼辽兵、辽马、辽饷，努酋(指努尔哈赤)习知”28。所有这一切，都为努尔哈赤入居辽沈以后所推行的满汉一体化政策奠定了基础。

其次，努尔哈赤当时处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即进入辽沈地区之后，民族矛盾尖锐、激烈，生产方式差异悬殊。显然，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作基础，努尔哈赤是很难在辽沈地区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正是明智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把强烈推行满汉一体化政策，作为他立国定政的基础。在当时条件下，如果完全照搬辽东汉区的政治制度和封建制生产方式，这既不可能，又不现实。因为刚刚跳出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满族社会，对于经营农业经济，并未达到十分熟练的程度。而一直习惯于游牧生活的女真人，一下子完全把他们固着在土地上，这也是很难办到的。而女真贵族奴隶主，也并不愿意一下子舍弃他们旧的特权。因此，把封建农奴制这种带有过渡性的生产方式，加诸满汉两族人民的头上，既不完全使汉族地区的生产方式作一次大的逆转和倒退，而对满族社会来说，也只是在旧的奴隶制的生产方式上向前迈了一小步，并不触及女真贵族的根本利益，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应该说是明智的政策。

需要进一步探索的是，努尔哈赤的这种满汉一体化政策，究竟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上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首先，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的强制推行，客观上缩短了满汉民族之间，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方面的差距，大大加速了满族社会的封建化进程，使一个经济文化本来比较落后的民族，在较短的时间内，由于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迅速地赶上了辽沈地区的先进经济文化，从而逐步填平了满汉民族之间差别的鸿沟。辽沈汉区的先进的封建经济文化，对满族社会具有强烈的吸引力，满族社会要在很短时间内弥合这一差距，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而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即是在努尔哈赤不自觉的情况下，用暴力手段，扫除来自各方面的阻力，从而逐取缩小，以至最后填平了两者之间的差距。

其次，努尔哈赤在辽沈地区推行的一体化政策，又在客观上促进了满汉民族之间的交往和渗透，巩固了辽沈这块根据地。这对于后来皇太极占据整个辽东，以至最后清王朝入主中原、统一全国，都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当然，这种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本身就包含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内容。满族作为统治民族，使广大汉族人民沦于被奴役的地位。但这种政策，毕竟使两个不同的民族处在一个共同政体中，这本身就扩大和加强了满族社会的力量。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提供的物质财富，如果没有早期辽沈地区人民的兵源补充，努尔哈赤，特别是皇太极，又何以能扩建汉军八旗，又何以能得到千军万马，而最后打败明残余势力，以致最终入主中原。这就是清王朝为什么在入关之初仍旧把辽东当作它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入关以后满族统治者要将这些早期占领区的辽东汉人算作是“佛满洲”(即老满洲)的缘故。甚至在清奠都北京以后，“各衙门俱用旧官，正官俱用满人和辽人为之”29。显然，在清朝统治者的眼中，辽人已和满人具有同等地位。这一切，使我们不能不追溯到努尔哈赤时期的一体化政策。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努尔哈赤的一体化政策是在暴力强制之下推行的，是伴随着残酷的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甚至是在野蛮的屠杀政策之下推行的，曾给满汉广大人民，特别是给汉族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一方面给刚刚挣脱奴隶制枷锁的女真人民重新戴上农奴的锁链，另一方面又使辽东广大汉族人民沦于农奴的地位。而在女真的大量拖克索田庄中，依旧严重地存在着严重的奴隶制残余，这些正是努尔哈赤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的局限之所在。

总之，努尔哈赤人居辽沈以后强制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从总体上来看，对满族社会的进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的历史作用。努尔哈赤在其临终的前一年，曾十分自得地说：“我的国人，过去分别住在各自的地方。现今诸申、蒙古、尼堪，全部住在一城，像一家人一样生活”30。我们从努尔哈赤这些粉饰太平的言辞中，可以窥见这一客观的历史作用。那就是，满汉人民在强权之下，杂居共处，互相交往，互相渗透，逐步在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等方面日趋一致，从而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发展。我以为，这是努尔哈赤一体化政策的主要方面。

参考文献：

[1]《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八。

[2][3]《满文老档·太祖》卷二四。

[4]《山中闻见录》卷三。

[5][7]《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七。

[6]《满文老档·太祖》卷三零。

[8][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八。

[10][12]《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六。

[11][15]《满文老档·太祖》卷六零。

[13]《满文老档·太祖》卷三二。

[14]《满文老档·太祖》卷五八。

[16]《满文老档·太祖》卷四一。

[17]《清太祖实录》卷五。

[18]《天聪朝臣工奏议》上卷。

[19]《满文老档·太祖》卷六六。

[20]《筹辽硕画》卷首，努尔哈赤考。

[21]《燃藜室记述》第七册21。

[22]《山中闻见录》卷一。

[23]《明神宗实录》卷四六二。

[24]《明神宗实录》卷五八零。

[25]《李朝宣宗实录》卷七一。

[26]《燃藜室记述》卷七四。

[27]《啸亭杂录续录》卷三。

[28]《明神宗实录》卷五一七。

努尔哈赤范文篇5

一

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的第一阶段,属于军事冲突时期。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多次开战。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与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有矛盾。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等部联合科尔沁部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部共九个部落,出兵三万,其中蒙古兵一万。九部联合攻打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立阵于浑河北岸,努尔哈赤率军于古勒山迎战,集中兵力专攻叶赫部,获胜。联军溃败,叶赫部贝勒布寨被杀,乌喇部布占泰被擒,“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2]是役,努尔哈赤斩杀联军四千,俘获多人,得战马三千匹,盔甲千副。满洲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古勒山战役后,努尔哈赤趁科尔沁败北之机,从所俘的科尔沁人中选出二十人,令其披锦衣,骑战马,回科尔沁部,宣扬努尔哈赤的威德。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次年(1594年)科尔沁部明安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驼六峰给努尔哈赤,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这是科尔沁部与满洲交往的最早记载。虽然古勒山之役后科尔沁部向满洲遣使通好,但双方仍存在矛盾与冲突。科尔沁部并不服输,继续对抗努尔哈赤的扩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以被得罪为名,派穆哈连攻打科尔沁部,抢夺战马四十四匹。科尔沁部奋起抵抗,并得到叶赫部的援助,穆哈连兵败被擒。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3月,努尔哈赤命其长子褚英率兵攻打乌喇部的宜罕阿麟城。“时乌喇贝勒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合兵”,[3]科尔沁军遥望满洲兵强成壮,自知力不能敌,便自动撤兵。在这一时期,努尔哈赤主要忙于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对于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蒙古诸部采取守势。在努尔哈赤看来蒙古各部前来通好,无非是“冀望恩泽于我”,他所作的也不过“厚赏遣之”而已,似乎并未给予以特别的重视。而科尔沁部虽然在古勒山之役遭到惨败之后,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但科尔沁部毕竟是漠南蒙古中一个强大的部落,并不认输。为了抵抗满洲的扩张,保护本部落的利益,科尔沁部多次与满洲发生军事冲突。

二

1612年(万历四十年)之后,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联姻与朝贡。这个时期,双方关系有了实质性突破,由相互敌视转而相互亲善友好。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尤其是科尔沁部态度的改变,满蒙联姻这一政策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孤立的行动,而是从当时满洲总的斗争利益出发的。从努尔哈赤当时的处境看,1612年至1616年(明万历四十年至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领导的对女真族各部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后金政权的诞生指日可待。“招徕各路,……环境诸国”的成功,使满洲的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就满洲当时的力量而言,非但不能与明公开抗衡,就是比之蒙古总体,尚处于明显劣势。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洲统治者集团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4]感到蒙古诸部对自己有重大实际意义,从而采取了联姻通好的亲善政策。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5]因此,与蒙古部落通婚已不再是君主个人的生活私事,而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作出的政治性决策。另外,努尔哈赤与蒙古通好,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众满洲国主”,并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同时,努尔哈示也认识到“蒙古各部如云朵,集云则雨,其分散则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则成兵患,吾等待彼之分散各个击破之”。[6]因此,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尤其对与察哈尔部有隙的科尔沁部更是大展手脚,利用满洲与科尔沁部接壤、风俗文化接近和二者祖先有过交往的历史等各种条件,多次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7]施展其招抚、和亲的手段,拉拢科尔沁部台吉。有鉴于此,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前后,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动向蒙古科尔沁部聘女为妃。1612年(万历四十年)4月,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的女儿博尔济锦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明安贝勒是蒙古封建王公中第一个与满洲联姻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仅努尔哈赤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科尔沁部王公的女儿做妻子。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4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1624年(天命九年)5月,第十四子多尔衮娶科尔沁部桑阿尔寨台吉之女为妻。1625年(天命十年)2月,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贝勒斋桑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但通婚非常频繁,而且婚礼仪式也很隆重。每有婚嫁,娶亲的满洲贵族一方必“以礼亲迎,大宴成婚”,仪式与满洲同族间所行完全相同。同时,努尔哈赤也以满洲贵族之女“下嫁”科尔沁部各王公。这时期见诸记载的科尔沁部额驸有明安之子多尔济、奥巴台吉。满洲与科尔沁部的相互通婚,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扩大了后金的影响。在联姻活动加强的同时,科尔沁部台吉不断前来建州进行朝贡活动,以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9月,科尔沁贝勒明安第四子桑噶尔斋台吉至建州,送马三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副,并厚赏缎、布。同年10月,明安贝勒长子伊格都齐台吉又至建州,送马四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五副,并厚赏缎、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2月,明安贝勒次子哈坦马图鲁台吉带马匹到建州叩谒;1617年(天命二年)10月,明安贝勒第五子巴特玛台吉带僚友五十人,送马五十匹,到建州叩谒。他们都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赐。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亲自率众到建州朝贡,庆祝努尔哈赤建立金国。明安等人受到努尔哈赤及其妃子、诸贝勒大臣的隆重欢迎。努尔哈赤出兴京城百里之外,到富尔简山岗,与明安行马上抱见礼,设野宴洗尘。明安向努尔哈赤进献大批礼物:驼十峰,牛百头,马百匹和干肉十三车,干酪、油两车,另有三峰骆驼驮载的毛毡。努尔哈赤“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8]留住一月。临走时,赏给明安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大量的绸缎、布匹等。并且亲自送出京城三十里,骑兵列队,夹道欢送,在外住宿而还。努尔哈赤对明安的迎送礼节,在清初是罕见的,其目的是使科尔沁台吉进一步归服他,并以此吸引其它蒙古部落。在这一阶段,满洲与科尔沁部的友好关系得到巨大的展,但是这种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仍有摩擦与矛盾。如天命年间,科尔沁部台吉明安之子桑噶尔寨曾联合内喀尔喀攻伐努尔哈赤;明安的三个儿子抢夺了满洲的三百牧群和七十六只貂,以及鹰网、鸟。对于科尔沁的敌对行动,努尔哈赤中止了向科尔沁部出售弓箭,惟恐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这说明满洲与科尔沁部之间仍存在着不信任感。但此阶段,友好发展是主流,摩擦与矛盾只是小插曲。双方的关系继续朝着归顺与结盟的方向发展。

三

随着联姻活动的加强和科尔沁部朝贡次数的增多,满洲与科尔沁部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归顺与结盟时期。当时林丹汗在明朝财力的支持下,对漠南蒙古采取“从者收之,拒者被杀”的政策,这引起了各部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1619年(天命四年)又获萨尔浒大捷,大败明朝杨镐四路大军,满洲的威名远播。漠南蒙古各部对后金的向心力逐渐加强。隶属于察哈尔部的科尔沁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横征暴敛,率众归顺努尔哈赤,希望借满洲的势力来对抗察哈尔部。努尔哈赤对脱离察哈尔部来投奔的科尔沁部台吉也特别重视。1622年(天命七年)2月,科尔沁部明安、兀尔宰吐、锁诺木等:“凡十七贝勒及喀尔喀各部落台吉,各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归附后金。[9]努尔哈赤在广宁城设宴招待,对来降之台吉厚赐狐裘蟒衣、金银器皿以及田庐、僮仆、牛马牲畜。另外,“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安置他们。这奠定了尔后蒙古八旗的基础。并特授明安三等总兵官以统兀鲁特旗。兀鲁特旗的设立,说明归降的蒙古人数日益增多,同时也表明努尔哈赤对来降者加强了控制,使其“守忠信,奉法度”,“勿萌盗窃、暴乱之心”。努尔哈赤还精心笼络科尔沁王公。1622年(天命七年)4月,努尔哈赤告诫他的四大贝勒,要与已结成亲家的科尔沁部台吉们和睦相处。如果出现问题定受处罚。同时告诫自己的女儿、族女不得“陵侮其夫”。1623年(天命八年)6月,努尔哈赤对已结亲的蒙古诸台吉说:“傥公主不令额驸适意安居,……朕惟以额驸为是,庇额驸。公主纵死亦无所庇焉”。[10]事实证明,这些额驸生活在后金国内,与满洲统治阶级融合最快,不仅他们的下属变成了后金国的编户齐民,他们自己也演变为满洲统治集团的一部份,在清前期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与乎尔沁部的联盟,在联姻的同时,还通过结盟的形式巩固这种联盟。1624年(天命九年)2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库尔缠、希福前往科尔沁部,与其首领奥巴等缔结盟约。双方刑白马乌牛,焚香誓盟:“满洲、科尔沁二国,愤察哈尔侮慢,是用缔结盟好,昭告天地。今后满洲若惑于察哈尔诈谋,受其馈赠,不预闻科尔沁,先与之合,天地降之罪殃及其身,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坠厥命。若科尔沁惑于察哈尔诈谋馈赠,不预闻满洲,先与之合,降罚亦如之。果践盟,则天地佑之永其年,俾子孙及于万年长保此太平安东”。[11]双方结盟,各有目的。奥巴是为了摆脱察哈尔部林丹汗对他的统治,借用努尔哈赤的力量;努尔哈赤是为了解除伐明的后顾之忧,利用科尔沁对付察哈尔部。后金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和盟誓,使林丹汗大为震怒。他为了阻止后金的扩张及杀一儆百,故纠合喀尔喀五部之翁吉喇特部向科尔沁征伐。实际上,后金同科尔沁部的盟誓,就整个漠南蒙古而言,只是局部的,绝大多数蒙古部落对后金持敌对或观望态度。同时,努尔哈赤对已同自己结盟的科尔沁部并不放心,时刻想武力征服之。如后金于1625年(天命十年)迁都沈阳,努尔哈赤强调其战略位置时说:“沈阳形胜之地”,“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12]这说明地处满洲以北的科尔沁部就在“北征蒙古”之范围内。所以林丹汗兴兵科尔沁部实属下策,这种驱鱼入渊的作法,更加速了科尔沁部向满洲靠近。1625年(天命十年)11月,林丹汗“乘河水未结,草未枯”,率蒙古精兵进击科尔沁部,奥巴台吉向努尔哈赤告急,要求他履行盟约。努尔哈赤一面告诉奥巴坚守城郭,一面派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率精骑五千驰援。林丹麦汗围攻奥巴所居之格勒朱尔根城数日不下,闻皇太极来援,遂“仓皇夜遁,遗驼马无算。科尔沁围解”。[13]林丹汗对满洲的不战而退,对许多动摇和游离于努尔哈赤和林丹汗之间的蒙古诸部影响极大。林丹汗的怯懦,不但使蒙古诸部对他已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更加坚定了科尔沁部与满洲结盟的信心。科尔沁部奥巴台吉为报答努尔哈赤解围之恩,于1626年(天命十一年)5月亲自到沈阳跪见努尔哈赤,并献貂裘、驼马。努尔哈赤以礼待之,并将舒尔哈齐第四子图伦的女儿嫁给奥巴做妻子。6月,奥巴与努尔哈赤在浑河岸边,刑白马乌牛,祭告天地,行三跪九叩首礼,宣誓言,结盟好。双方表示,联合一致以御察哈尔和明朝。由于奥巴战察哈尔有功,努尔哈赤封其为土谢图汗,并赐盔甲、雕鞍等。就这样,奥巴成了科尔沁部第一代土谢图汗。努尔哈赤通过联姻,辅以厚赏、赐予政治特权、结盟等其它手段,密切了满蒙关系,笼络了科尔沁部王公贵族,促使了科尔沁部的归顺,“自是为不侵不叛之臣”,从后金的异己力量变成后金攻取察哈尔部和明朝的得力工具。这对于巩固和增强后金政权的根基,发展后金势力,以及后来入关统一全国的军事征战,科尔沁部都起了重要作用。总的看来,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友好关系获得空前发展,这与努尔哈赤实行的正确政策是分不开的。努尔哈赤制定的与科尔沁部有关各项政策被其继任者们发扬光大。

“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成了有清一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科尔沁部与满洲皇室之间大规模地持续地互相通婚,加上其它手段的补充,使科尔沁部王公不仅在政治、经济利益上,而且从血统上、心理上,与满洲统治者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关系。从而巩因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使努尔哈赤能免于后顾之忧,专心对付林丹汗和明朝。同时,有清一代蒙古不再联成一体,举族叛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历史上从未取得的重大成就。努尔哈赤的继任者们对其开创的丰功伟业也赞叹不已。康熙帝说:“本朝不设边防,恃蒙古部落为屏藩耳”。[14]乾隆帝在巡幸科尔沁部时,对满蒙联姻也大加赞扬,并作诗留念。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双方关系的密切,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为满蒙两族世代友好奠定了基础,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劢。努尔哈赤对科尔沁部的政策在有清一代满蒙关系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参考文献：

[1]申忠一:《书启》。

[2]同上。

[3]同上。

[4]魏源:《圣武记》卷三。

[5]同上。

[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7]同上

[8]《清太祖实录》卷四。

[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

[10]《满文老档·太祖》卷五。

[11]魏源《圣武记》卷三。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努尔哈赤范文篇6

清王朝缔造者努尔哈赤出身于女真族建州卫贵族。建州卫在明代是“给与印信，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1]的东北少数族卫所之一。同它一样的东北少数族，在永乐时有一百七十九卫[2]。经过不断地分合发展，天顺时增加到一百八十四卫[3]，到万历时增加到三百八十四卫[4]。这些不同氏族不同部族甚至不同民族的几百个单位，都经过明王朝的任命，成为明王朝的也就是中国的一部分。

明东北少数族，法令上称为“属夷”[5]，就是直属朝廷的少数族，和西南少数族“土官”的隶属于地方政府有所不同。朝廷经常举行“大阅”[6]，派人“巡边”[7]、“烧荒”[8]，稽察统治比较严格，压迫剥削也比较残酷。明中叶以后，政治越来越腐朽，控制的效能虽然降低，本质上还是一样。努尔哈赤在1623年(天命八年)曾历数明万历帝对少数族的压迫、干涉等罪恶，认为满族的战争不息都是万历帝罪恶造成的[9]。

东北属夷由明廷按照它们各族的血缘团体和联合体的族属大小、人丁多少、力量强弱分为都司、卫和千户所，给以都督、都督佥事、指挥、指挥佥事、千户、百户、镇抚等不同等级的名位。

法定的卫所头目，明王朝发给他们“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不等[10]。诰也叫诰敕、贡敕，又称敕书，是任命的证书，凭着它才能到北京朝贡，并领“年例赏物”；印是管理权的象征，有它才能对部下发号施令；冠带袭衣是规定的制服，朝贡时要穿戴。

所谓朝贡，就是臣属关系的表现，就是统治与被统治、保护与被保护关系的确定。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叶赫报告明廷，明廷一面派人制止，一面虚张声势派兵往叶赫驻防，努尔哈赤也就亲到抚顺解释，并投递一份书面报告。双方都在做戏。可以看出，在明中叶衰弱之后，保护与被保护的实际作用虽然已不存在，而走过场的空架子还在保留着。因此，诰敕印记的象征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互相兼并首先要把诰敕信记抢过来。嘉靖时，哈达夺叶赫贡敕七百道，1537年(嘉靖十六年)哈达和叶赫平分了海西诸部敕书九百九十九道[11]，1588年(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派人持五百道敕书向明廷领年例[12]，我们还在满文老档看到努尔哈赤集团保存无数的努尔哈赤家族以外的敕书[13]，都是这个原因。

有人说朝贡只是一种“互市”关系，这没有根据。如果确如他们所说，那么为什么努尔哈赤在三十四年之间只有四次朝明[14]?又为什么各少数族首领总是不断地要求互市，要求开马市、木市呢?

在明王朝封建政权下，关于属夷朝贡，贡期的规定，贡品的数额，贡道的指定，人员的限制，边关和沿途官役的勒索干扰，宫廷太监的规例，兵部、礼部、会同馆的挑剔，以及口译通事的刁难渔利，经纪商人的盘剥垄断，都给朝贡属夷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污辱，这在记载里很多。所以很少按年朝贡[15]。

明代东北少数族既然不寄希望于朝贡，那么为什么还去北京朝贡?原因各有不同，共同的一条是为了“领年例赏物”，回来好拿“赏物”骄傲旁族，表示臣属关系良好，藉可以不受欺压；“本地所产”，也可以拿到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16]，所以争霸的部族都利用它并且控制着它。努尔哈赤当时互市在“抚顺、清河、宽奠、靉阳五处关口”。这才是它们真正的贸易所在。

明中叶后，朝廷越来越腐朽，部分属夷越来越强大，称国称汗。扈伦四部都自称为国；建州的王杲、王兀堂，哈达的万以及乌喇的布占泰都称汗[17]。但他们仍用原来受封的卫所名义到北京称臣朝贡。形成“其通于明皆以所领卫，令于所部则曰国”[18]的半独立局面。所以张居正执政时说：“今东患在属夷”[19]，甚至认为“二患不除，我终无安枕之日”，指的就是这种局面。这说明东北少数族的生产正在发展，明代社会正在变化。少数族要求统一，要求不受双重剥削和压迫，而明廷又振作不起来，不能阻止少数族逐步实现这些要求。努尔哈赤本人正是发展变化中的一分子，在这个浪潮中，他跟上了时代，跟上了发展，促成了满族的统一，本人也承担了这个任务。

清代记载说，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于1583年(万历十一年)在明攻古勒城时被误杀，因此起兵替父祖报仇。此事经过，明代史书未见。但古勒城破和城主阿太被杀的时间在1583年2月[20]，与清代记载相合。努尔哈赤以受害家属向明廷控诉，受到抚恤，是可能的。但起兵的话不免夸大。这时他只有战甲十三副，几十个人，力量微弱，只是开始单独活动。

从1583年开始，努尔哈赤“招徕”和“攻取”了很多其他部族，并和明廷保持一定关系，经过六年，1589年提升为都督佥事[21]，1590年、1592年、1598年、1601年四次亲到北京朝贡[22]。经过三十四年，1616年统一了东北，统一了满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金王朝，就是清王朝的前身，有的书称为“后金”。历史家为了区别于1115年阿骨打建立的金王朝称为后金是可以的，说建立后金是不妥当的。满文老档虽然也有后金字样，也是为了区别，而且不如称金的多。我们今天参观沈阳故宫博物馆，一进门就看见陈列的牛庄城云版，上面清楚铸着“大金天命癸亥(八年，1623)年铸”字样，不是后金而是大金。

努尔哈赤开始活动，年纪已二十五岁，比起当时其他少数族贵族显得晚些，反映出他这一家在建州卫里是弱小的。他的父亲祖父也不是什么上层贵族，说明他后来的成功不是凭藉家庭关系而依靠的是生产和群众。

清初编年史总结他们胜利的年代和原因，有两条记载。一条在1588年(万历十六年)说：“太祖遂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23]”。时在所谓起兵的第六年，说明他们开始兴起。一条在1619年(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说：“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扛，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24]”。时正在灭叶赫之后，说明他们统一了各少数族。两个年代都是关键的年代。另外明代编年史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说：“奴酋(努尔哈赤)自此益强，遂不可制[25]”。这时努尔哈赤灭了哈达。在上一年本来已占据了哈达，由于明廷干涉而退出，又被叶赫侵略，明廷不管，努尔哈赤再度占领了它，所以明廷说“遂不可制”。这是明朝的总结，承认从此自己不能指挥努尔哈赤了。这也是一个关键的年代。三个年代是努尔哈赤军事政治力量发展的三个阶段的界标。我们今天总结满族的发展和统一，用这三个年代作界标也相宜。明末东北的统一与满族的统一是一致的。至于1616年的建立统一政权，1618年第一次进攻明管城堡，虽然也是关键事件，但只是统一过程里面的一些成果。满族统一过程可概括如下：1588--1588年，是满族发生阶段；1588--1601年，是满族发展阶段；1601--1619年，是满族统一阶段。

第一阶段，努尔哈赤开始活动，力量微弱，没有被其他部族所重视，甚至自己家族的人也不满意他，愿意合作的只是一些附近居住的几家被压迫的人。在得到明廷安抚后，依靠明廷威势，先后收附或征服了邻近的董鄂部、哲冻部、苏完部、苏克苏浒河部等的某些城。1586年杀了仇人尼堪外兰，1587年在平岗建立根据地，1588年开始与别的部族缔婚。这是努尔哈赤兴起阶段，也就是满族发生阶段。

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加紧靠拢明王朝，四次亲到北京朝贡，和几个强大部族通婚联盟，但很不坚固。这时开始向较远部族进攻，1591年攻长白山鸭绿江路，1598年远征安褚拉库路。1599年虎尔哈路降附，是远道来降中较早的。从1593年抗拒九部联军胜利以后，和扈伦四部发生矛盾，参与了他们之间的斗争。1595年攻辉发，1596年送布占泰回国为乌喇国主，1599年占领哈达，由于明廷干涉退出，1601年再度占领哈达灭了它[26]。这是努尔哈赤逐步强大阶段，也是满族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努尔哈赤建立了强大根据地赫图阿喇(1603年)和一些自己施行的政治经济制度，最后建立了独立的满洲政权——金(1616年)。分别先后攻取了具有强大霸权地位的辉发(1607年)、乌喇(1613年)和叶赫(1619年)。更广泛地向较远地区发展，1607年到了瓦尔喀蜚悠城，1609年到了瑚叶路，1610年到了绥芬，1616年到了黑龙江。同时加强了和蒙古族的和好。这是努尔哈赤完成东北少数族统一阶段，也就是满族统一完成阶段。

这三个阶段里，东北少数族各部族间的相互关系和对明王朝朝廷的关系是错综曲折的。

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不顾明廷干涉，第二次灭了哈达，似乎和明廷已经决裂，但事隔半年，当年十二月又亲到北京朝贡[27]，明廷也不敢说什么，依然赐宴如例。朝贡回来，应该对明廷留有好感，但过了五年，1606年他又接受了蒙古上的尊号昆都仑汗(汉文作神武皇帝)[28]，妄自尊大。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明廷一个中级武官巡边，自己跑去跪接[29]，过了20个月，1616年他又“黄衣称朕”了。这种反复，固然有他的现实考虑，也蕴藏着强烈的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

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满洲”这一名称。这在清初以前的历史上没有见过，是努尔哈赤创造的。他在何时创造，创造出来代替哪个他要避讳的名词，全无明确记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说，他的始祖建国，“其国定号满洲”，应该是国名，又说“满洲后世子孙俱以鹊为祖，故不加害”，又像是部族名或者是氏族名；又说，努尔哈赤生时，“是时有识见之长者言，满洲必有大贤人出”，又像是努尔哈赤的家族名。同一本书里，记载不同，互相矛盾。许多处称“满洲国”，仔细分析，指的还是满洲族。在努尔哈赤称帝以前，无论是努尔哈赤一家，建州卫一部，建州女真这一氏族，从未建立过国家，所以“满洲国”只是努尔哈赤的假想，最初可能他想建立这样一个国家，后来随形势的发展，就把它扩大为表示全民族的名称了。

那时，明王朝称这个氏族为女真(女直)，本民族自己称为珠申，努尔哈赤有意把它改为满洲。《满文老档》在1613年(万历四十一年)九月有一段纪梦的文字，同时出现了女直、珠申国、满洲国三个不同的名字[30]。说明还未统一。值得注意的是努尔哈赤自称用的是珠申国而不是满洲国。另外，凡是满、汉并举时，满文都写作“珠申”和“尼堪”。说明满洲名称出现后，珠申的名称仍在普遍应用，以至到1635年(天聪九年)皇太极还要下令禁止再用珠申字样[31]。

当第二阶段，努尔哈赤强盛扩张的时候，1591年(万历十九年)叶赫压迫努尔哈赤割让一个城给它，派人对努尔哈赤说，乌喇、哈达、叶赫、辉发、满洲“言语相通，势同一国”[32]，岂有分为五国的道理，现在你的土地比我多，应该划出一个城给我。努尔哈赤回答说，我是满洲，你是扈伦，你国土地虽大，我不能夺，我国土地你怎么能来强要。说明这时在努尔哈赤思想里，满洲概念是以国家主权为标准而规定的，和后来不同，没有包括扈伦四国在内。语言相通应该合成一国的问题是叶赫提出来的，应该是各族人的多数愿望，努尔哈赤没有理解，严词拒绝了叶赫的要求。但是不久他就接过这个口号，提出“同一音语”(同一语言)问题[33]，认为同一语言的国家应该统一。同时于1599年创制满语字母[34]，成为语言固定下来的符号，为统一语言提供了便利条件，终于在第三阶段实现了这种按语言的统一。于是满洲概念也从满洲国变为满洲族，成为后来的满族。所以满洲这一新名称的提出，促成了满族的统一，也促成了努尔哈赤对东北地区的统一。

在我国历史上，满族祖先靺鞨族建立过渤海国，经过二百十四年(713～926)灭亡；女真族建立过全国性政权的金王朝，经过一百二十年(1115~1235)灭亡；但直到努尔哈赤时期才算第一次全民族统一。

在努尔哈赤进行统一活动招附各部的汉文记载里，经常见到部主(如董鄂部部主)、路长(如朱舍里路长)、城长(如兆佳城长)、城主(如洞城城主)、寨主(如马尔墩寨寨主)[35]等名称，这些部、路、城、寨都是明王朝的卫所和所属地方。路就是卫，《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征东海兀吉部所属呼夜卫”，《东华录》作“征渥集部所属瑚叶路”，又“兀吉部内瑞粉卫酋长吐朗”，《东华录》作“渥集部绥芬路长图楞”[36]，都是证明。城就是所。他们不满足于明王朝卫所都指挥、千百户、镇抚等官名，而用自己统领的地名称长称主，但仍属于明王朝领土和统治之内。

在努尔哈赤活动初期，由于人口少、土地宽阔，又有强大部族包围，为了便于管理，避免争夺、叛变，凡归附的人全部迁到努尔哈赤住地附近，加以编制安排。1588年(万历十六年)对苏免部、董鄂部一部分，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对安褚拉库路，1607年(万历三十五年)对瓦尔喀部蜚悠城，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对虎尔哈路扎库塔城都是如此。后来归附的多起来，中间间隔的部族也统一了，才不再全部集中，如渥集部东额黑库伦(1615年)、东海萨连部(1616年)都是。这种集中居住，加以编制安排，是满族融合扩大的基础之一。迁移一地集中居住才能完成统一组织，促进统一生活和生产，也就是促进了融合。清初满族统一当然有其共同的物质条件，从历史上，集中居住也是促成条件之一。集中居住对促成满族的统一，从而又为全国统一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这不是努尔哈赤当初所想得到的。

各少数族归附努尔哈赤的时间有先后，迁移集中的情况也不同，甚至同——家族也参差不齐。1588年栋鄂部长何和礼率所部归附努尔哈赤，他老婆领着一部分部队仍留原地，后来听说努尔哈赤把女儿又嫁给何和礼，于是一怒率领武装来向何和礼挑战，经过说服，她才罢兵归附[37]。库尔喀部长郎柱是最先归附的部族之一，他只派儿子杨古利跟随努尔哈赤。不久郎柱被部众杀掉，他的老婆背负着小儿子骑着马左右射击才逃出来，后来部众也降附了努尔哈赤[38]。1618年10月虎尔哈的纳哈达率部众一百来降，努尔哈赤把他们分列两行，愿留下的一行，愿回去的一行，还是有人愿意回去[39]，当然都是他们首领的意见。这些故事反映出，就在同一部族里，他们上层之间的思想意识、社会生活也是有所差别的，说明当时的社会思想是动荡的，在变。

努尔哈赤正是在变化中的一个。在他开始活动的第二年(1584)，一夜捉到一个贼，家人都主张杀掉，努尔哈赤说，“我若杀之，其主假杀人为名，必来加兵掠我粮食”。他这时想到的不是你来抢我，我就去抢你，而是想到“粮食被掠，部属缺食，必至叛散，部落散则孤立矣。彼必乘虚来攻，我等弓箭器械不足，何以御敌”[40]。从重视生产、重视粮食、重视战备这一观点衡量，他比当时其他一切奴隶主是进步的，这种思想一直支配着他到建国以后，攻下城镇，首先清查粮食，1622年(天启二年，天命七年)在右屯卫一次就运走米四十二万一千一百多斛，粟米一万五千二十多斛[41]。在他那个时代，交换是困难的。他注意交换所以重视商人，和他们广泛往来。我们在满文老档和其他文献中看到，在他建国时至少有三个大商人成了他的高级将领。开原商人刘兴祚[42]，后做副将；抚顺商人佟养性[43]，后做总兵；清河商人李继学，做都司，他儿子李国翰在进入北京后做定西将军[44]。另外还有一个马元龙[45]。1616年11月努尔哈赤派了商人渡黑龙江进入伯吉力三十六寨[46]。这不仅是贸易，也是政治活动。1618年攻下抚顺，“有山东、山西、涿洲、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人十六人，皆给路费，书七恨之言付之令归”[47]，这更是政治了。

《满文老档》天聪五年(祟祯四年，1631)二月一日有下面记录：“南面刘五哥派五人由陆路送来：毛蓝布一百十八匹，合银七十一两；水银十四斤半，合银四十三两五钱；白蜡药二斤半，合银七两五钱；头簪，合银三两；针四万八千个，合银十两；缎一匹、纱—匹，合银五两；朱一斤，合银二两；烟叶一百八十把，合银四两；共合银一百四十六两。”[48]此事不见于《东华录》。所谓南面，指鸭绿江口外皮岛周围小岛。皮岛自1629年明袁祟焕杀毛文龙后，这时在刘兴治控制下，第二年就失掉了[49]。刘五哥不知是谁，大约是明军小军官，可能就是刘兴治兄弟辈。刘兴祚、刘兴治等兄弟五六人虽然先后被清廷杀掉，他们和努尔哈赤、皇太极的关系原来是密切的。

这是一次数额较小的交易，皇太极招待殷勤，来时设宴，回去还派人相送。反映出清人对商业贸易的重视关心。也反映出明朝正在实行经济封锁，迫使清人不得不如此到处走私。这次送货，已经不是实物交换，全用货币交换，也是值得注意的。

从上面许多事实，可以看出，关于经济工作，努尔哈赤集团做得最为突出。提高经济活动水平，这在整个东北少数族里是最需要但也是最缺乏的。努尔哈赤利用这一条件，进行东北少数族的政治统一工作，因而无往不利。

注释：

[1]《明一统志》卷八九，女直。

[2]《寰宇通志》卷一一六，女直。

[3]《寰宇通志》成于景泰七年(1456)，《明一统志》修于天顺二年（1458），都说一百八十四卫。

[4]万历《明会典》修于万历十五年(1587)，卷一二五说有卫三百八十四，所二十四，站七，地面七，寨一，共四百二十三。

[5]万历《明会典》

[6]《中山闻见录》卷一，万历四十二年三月条。

[7]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乙卯年四月条。

[8]《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

[9]《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696—697页。

[10]《明太宗实录》卷二六，永乐二年二月癸酉条。

[11]《清史稿》，列传十，杨吉砮传。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条。

[13]《满文老档》，万历三十八年(1610)条，日本译本，1958年东京版，第三册1173页以下。

[14]努尔哈赤自起兵到称帝，凡三十四年。其间仅在1590年、1592年、1598年、1601年四次朝明。见《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二五一，三二七、三六六各卷。有的书不算1592年一次，只说三次。

[15]万历《明会典》卷一O七，礼部，“建州海西岁—遣人朝贡”。

[1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四月条。

[17]《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20页，万历四十年九月条称“布占泰汗”。

[18]《清史稿》，列传十，传论。

[19]《张文忠公全集》书牍二，与辽蓟总督。

[20]《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三。

[21]《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五，万历十七年九月乙卯条。

[22]《明神宗实录》卷二二二庚子条，卷二五一戊子条，卷三二七癸酉条，卷三六六乙丑条，《国榷》漏载1598年一次，孟森《清史讲义》不算1592年一次，认为只有三次。

[2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戊子年条。

[24]《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天命四年八月条。

[25]《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甲戌条。

[26]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条，辛丑年正月条。王先谦《东华录》灭哈达列在己亥年，蒋良骐《东华录》同。

[27]再灭哈达，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辛丑年正月条；朝贡事见《明神宗实录》卷三六六，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丙寅条．

[28]《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丙午年十二月条。

[29]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甲寅年四月条。

[30]《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37页。

[31]王先谦《东华录》，天聪十，天聪九年十月庚寅条。

[32]王氏《东华录》天命一，辛卯年正月条。《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无这里的八个字，作“总一国也”。

[33]《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天命四年八月条，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条。

[34]王氏《东华录》己亥年二月辛亥条。

[35]以上均见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

[3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酉年十二月条。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一，己酉年十二月条。

[37]《清史稿》列传十二，《何和礼传》。

[38]《清史稿》列传十三，《杨古利传》。

[39]王先谦《东华录》天命二，天命三年十月丁卯条。

[40]《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甲申年五月条。

[41]《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498页，天命七年正月二十六日条。

[42]王先谦《东华录》，天聪二年九月庚申条。

[43]《清史稿》列传十八，《佟养性传》；《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195页。

[44]《清史槁》列传二十三，《李国翰传》；《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200页。

[45]《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宗部分，203页。马元龙是译音，本名和事迹待考。

[46]《满文老档》日本译本，太祖部分，75页。

[4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天命三年四月条。

努尔哈赤范文篇7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努尔哈赤范文篇8

扈伦四部中除哈达外，皆以河命名，哈达为女真语“山峰”之意，哈达依山立国，故称其为“山国”或“山夷”。哈达部“居开原东南，贡市在广顺关，地近南，称南关；叶赫部居开原北，贡市在镇北关，地近北，称北关。”[1](P119)

王台晚年统治腐朽，哈达衰落。王台死后，内部子孙争权夺利，内讧不已。外部叶赫与哈达构兵不息，加上明朝羁縻政策的限制，在内忧外患中，哈达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被努尔哈赤灭掉，一代雄邦从历史舞台消失。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

王台晚年“黩货无厌，上下贿赂公行，是非颠倒，凡有词讼以赂金币多少为是非曲直”，“群下效尤，每使人诸路，皆骄纵无忌，索货贿鹰犬之属，下及鸡豚，悉被扰害”[2](P302)。由于王台的昏庸贪刻，加上其子虎尔罕的残暴，结果哈达民不聊生，国人很多投奔叶赫。哈达大将白虎赤、虎儿干先后叛投叶赫，不仅带走200道敕书，而且夺走了季勒等八个寨，只剩下把吉把太等五个寨还属于哈达部。原先所服诸部也相继脱离哈达。如原屈从王台的王杲之子阿台叛附了叶赫的逞加奴、仰加奴，灰扒、兀喇、建州等诸夷也不再受哈达的约束。哈达的形势急转直下。王台于万历十年（1582年）死去，王台的病故使举步维艰的哈达雪上加霜，哈达从此再没有一个颇具号召力的首领。不久，哈达内部发生了阋墙之祸。王台长子虎尔罕和庶子康古陆争夺父业，打起内战。结果，康古陆被虎尔罕逐走，“抵逞加奴，逞加奴以女妻之，虎尔罕寻亦死”[3](P163)。

虎尔罕的暴亡又使哈达出现了新的危机。其弟猛骨孛罗承袭龙虎将军的封号，其子歹商继任为哈达贝勒。“歹商为人气弱而多疑，不能善使其左右，其左右多离心”[4](P191)加上歹商年幼，统治很不稳固。而投靠叶赫的康古陆乘虎尔罕殁之际归来，并且娶了父妾温姐，温姐是猛骨孛罗生母，逞加奴和仰加奴的妹妹。于是哈达之业为猛骨孛罗、歹商、康古陆三家瓜分。康古陆“以仇虎尔罕故，为北关内应”[5](P143)，准备和叶赫联合对付歹商，而猛骨孛罗由于是逞加奴、仰加奴的外甥，听从母亲温姐的意见，也帮助康古陆。这样在哈达内部形成两个集团，一方是实力较为弱小的歹商集团，另一方是实力强大的康古陆和猛骨孛罗集团，背后还有强大的叶赫做为其后盾。在哈达“内虞众叛”的形势下，明廷插手哈达内部之争，力图保住南关固有的地位与势力，继续利用哈达制服诸夷。明廷派兵出其不意抓获了温姐和康古陆，后来又释放了温姐，只囚禁康古陆。明廷企图以此促使猛骨孛罗归附哈达。而“猛骨孛罗竟为北关诱胁夹功歹商，因自焚其巢往十八寨，并劫温姐去”[1](P121)。猛骨孛罗的离叛惹怒了明廷，明廷出兵讨伐猛骨孛罗，“拔其二栅，斩首五百余级，始穷蹙请降”[1](P121)。明廷释放了猛骨孛罗，但革除了他承袭的龙虎将军秩。此役歹商虽胜，但哈达饱受兵燹之祸，更加衰弱。万历十六年（1588年）明廷释放了康古陆。令歹商、康古陆、猛骨孛罗和好请贡。至此，纷争不已的哈达内乱结束。不久康古陆死去，万历十九年（1591年）歹商被叶赫所杀，因为歹商子弱，所遗部夷和敕书一百三十七道归猛骨孛罗。猛骨孛罗独掌哈达，但他已无能力恢复昔日哈达的强盛与荣耀，残破不堪的哈达处在风雨飘遥中。可见内部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争权夺利是哈达灭亡的根本原因。

二

哈达与叶赫世代为仇，实由王忠引起。叶赫部始祖姓土默特，名星根达尔汉，又称打叶。明朝在永乐四年（1406年）建置塔鲁木卫时，以打叶为该卫指挥。后星根达尔汉孙齐尔噶尼为塔鲁木卫指挥佥事，曾以“入寇被杀”。到十六世纪初，齐尔噶尼子祝孔革为塔鲁木卫指挥佥事时，才率众迁到叶赫河流域，遂称叶赫。因处镇北关外，在开原北，又被明朝称为“北关”。

祝孔革父齐尔噶尼，被明斩于开原市。由于其父被杀，祝孔革时常扰边。王忠率哈达兵将其擒杀，并夺叶赫敕书三百道，占领叶赫边境城寨十三座，两部从此结仇。祝孔革孙逞加奴、仰加奴建国后，经过几年的休养生息，叶赫势力渐强，但当时还无法与强大的哈达相对抗，只能暂屈服于哈达。仰加奴把妹温姐献与王台为妃，生一子猛骨孛罗，等到王台晚年，哈达走向衰落，逞加奴“欺台老，日夜伺隙修怨”[3](P162)。

面对强大起来的叶赫，昔日强悍不可一世的王台反过来为了拉拢叶赫，把女儿许配给仰加奴，仰加奴虽答应了婚事，但在迎接王台女儿之前却另娶蒙古哈屯恍惚太之女，给王台以难堪。同时，用重金收买哈达部将白虎赤，带走哈达200道敕书。又夺回了被哈达占据多年的季勒寨，哈达势力削弱，王台在忧愤中死去。

十一级”[6](P101)，迫使叶赫降服。“自是海西折服，台子孙息屏数年”[5](P143)。

叶赫经过几年的修整后，再次对哈达磨刀霍霍，“逞加奴子卜寨、仰加奴子那林孛罗日夜图报父仇，西连恍惚太等，侵掠海西歹商，及数入威远、靖安堡，而那林孛罗尤狂悖，挟赏索贡敕如逞、仰。”[1](P121)此时明廷极力地要保住哈达，抑制叶赫。因为明廷认为“歹商不立则无海西，无海西则二孽南连北结而开原危，开原危则全辽之祸不可胜道”[7]。所以明廷再次出兵攻打叶赫，万历十六年（1588年），“纵兵直捣城下，发大炮击坚城，城尽裂，中辄洞胸，卜那穷蹙气哀”[1](P121)。然后，明廷又出面调解矛盾，解决了“两关终以敕书不平为争”的实质问题，平分两关敕书，“今无论强弱，与之平，南关以五百，北关以四百九十九，差缩其一，存右南关意，诸酋并罗拜服”[5](P144)。明廷又令哈达、叶赫“相结释憾，并请贡”[5](P144)。这种暂时的“和局”是建立在明廷武力维持的新秩序上，是不可能真正解决两关问题的。

万历十九年（1591年），“歹商往卜寨受室，因过视姊，中途那林、卜寨阴令其部摆思哈射商，殪”。[3](P165)哈达之业归猛骨孛罗。由于辽东地区局势的变化，明廷对歹商被杀事件未加深究，仅以“情甚急，难深求，诸枭摆思哈示法”[1](P122)一掩而过。但“那林孛罗雄心未已，仍欲谋南关遗赦，屡以兵侵猛骨孛罗”[5](P145)。猛骨孛罗内忧外困，“乃缔婚建州以求援”[5](P145)。

猛骨孛罗此举正中了努尔哈赤坐收渔翁之利的计策。努尔哈赤囚猛骨孛罗于寨中，大掠其财物，不久杀猛骨孛罗。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出兵灭掉哈达。

张鼐曰：“北关仇南关，而猛骨孛罗遂甘就建虏罗纲。人皆谓灭南关者建虏，而不知灭南关者北关也”[8](P139)。这是哈达灭亡的重要原因。

三

明王朝对生活在东北地区的女真各部采用“分而治之”、“各自雄长，不相归一”[7]的政策，这种政策的实质就是力图保持东北女真各部力量分散，防止某部强大或各部联合起来威胁明王朝的统治，因此明王朝对女真各部采用镇压、防范、招抚等措施。

十六世纪初，在女真各部中扈伦四部社会经济最为发达，其中哈达最强。加上哈达所据开原东南，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开原孤悬，扼辽肩背”[1](P119)，其首领又都忠顺明朝。因此明王朝利用哈达约束女真各部，达到“东陲宴然”的作用。但到十六世纪末，随着哈达的衰落到最终灭亡，明廷的政策出现失误。

首先，插手哈达内乱，坐视哈达灭亡。哈达内乱时，明廷意见不一，辽东总兵官李成梁主张“以南关弱，谋讨北关，以辅翊之”。开原兵备王缄则主张招抚，他主张拘留企图逃亡北关的康古陆和温姐。然后杀康古陆以敬众，促使温姐、猛骨孛罗同歹商合作。结果王缄出兵抓获了康古陆和温姐后，猛骨孛罗竟自焚其巢投靠叶赫。明廷又出兵攻打猛骨孛罗，猛骨孛罗损失惨重，最终使哈达自身实力削弱，无能力应对外敌。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努尔哈赤出兵灭哈达时，明朝并未派一兵一卒给予哈达援助，坐视哈达灭亡。事后明朝只是派使者前去诘问努尔哈赤此事。而努尔哈赤表面应允恢复哈达。但囚禁猛骨孛罗长子吾儿忽答于寨中，只准许猛骨孛罗次子革把库及部夷一百二十户回哈达。实际上哈达已经处在努尔哈赤的监控中，成为努尔哈赤的囊中之物。

明朝作为长期扶持哈达的盟友，通过此事件，已经充分的表明明朝已经决定放弃哈达，寻找新的控制女真各部的领导人。

其次，重点打击叶赫部，忽视建州等其它部。十六世纪末，叶赫成为扈伦四部中实力最强的部落，实际上已取代哈达成为海西各部盟主，但叶赫对明朝时服时叛，反复无常，加上叶赫勾结蒙古对付哈达，这就动摇了明朝“以东夷制北虏”的基本国策，因此明朝利用哈达与叶赫的战争之际，支持哈达打击叶赫，结果不仅使叶赫损失甚大，失去了在与努尔哈赤争雄中的优势，也使明军在多次对叶赫用兵中，增加了军费开支，削弱了战斗力。这样在客观上为努尔哈赤的勃兴扫清了道路。正如章太炎在《清建国别记》中所说：“然成梁已戮，数年复，大破迤东都督王兀堂，诛阿台，无几又与巡抚李松诛北关首领清加奴、杨吉奴，斩其骑兵千五百人，群夷詟服，而努尔哈赤以枭雄之姿，晏然乘诸部虚耗吞食以尽。藩翰既溃，祸及全辽。则是成梁之功，适为建州之驱除也。”

加上明朝末年政治腐败，阶级斗争尖锐，边备空虚，外强中弱之势已成。努尔哈赤正是抓住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采取正确的政策策略来迅速发展壮大自己，从1583年起兵，用了将近十年时间统一了建州本部。

在努尔哈赤正式反明之前，他一直对明采取忠顺态度。他不但不派士卒侵扰明边境，掠夺人畜财物，还常把部属擅自掠夺来的汉人和牲畜送还明朝。木札部女真酋长克五十抢掠柴河堡，杀害明指挥，明政府令努尔哈赤消灭克五十，努尔哈赤就立即率部杀死了克五十。努尔哈赤不但经常派部下进京朝贡，而且还多次亲自进京朝贡。

努尔哈赤的种种努力，也完全取得了明朝的信赖和支持，不断给他封官行赏。万历十七年（1589年）他因“屡还汉人口，且斩克五十有功”，“得升迁都督”[3](P172)。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又因“保塞有功”被封为龙虎将军。到这时，努尔哈赤“既窃名号，耀夸东夷，势愈强，控弦数万”[3](P172)。他取得这种显赫的政治地位后，在与海西和东海女真的斗争中，就处于优势地位。

努尔哈赤忠顺明政府的政策也为他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他所必需的布帛、食盐、农具、耕牛等生活生产用品，都主要通过贸易的方式从明朝获得。贸易方式一是在抚顺、开原、清河等处设立马市，二是进京朝贡，史称“因此满洲民殷国富”[2](P312)。

而明王朝在较长的时期内被努尔哈赤的“忠顺”所麻弊。错误地认为努尔哈赤服从天命，成不了大事，却把重兵用在对付“北元”势力和扈伦四部，直到努尔哈赤灭掉扈伦三部，威胁到叶赫部时，明廷才以武力进行阻止，可是努尔哈赤所部“羽翼已成”。

努尔哈赤范文篇9

以往的研究成果，孟森先生《八旗制度考实》、李鸿彬及郭成康二位先生的《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1]，对旗主都有专门考述。关于天命后期八旗是否设有八个旗主，孟文未作具体说明；李、郭之文则认为当时八个旗中，代善一人掌两红旗，皇太极一人领有两白旗。日本学者阿南惟敬也认为当时的八旗未必是一旗一主[2]。神田信夫先生则持肯定说[3]。

本文认为，天命后期已基本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初年的八旗八个旗主，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安置的。试证如下。

一、“八和硕贝勒”应为旗主八人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

努尔哈赤范文篇10

八和硕贝勒一词首次出现于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规划身后八王共治制的训谕：

继我而为君者，毋令势强之人为之，此等人一为国君，恐倚强恃势，获罪于天也。且一人之识见能及众人之智虑耶？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如果同心干国，可无失矣。尔等八和硕贝勒，有才德能受谏者可继我之位，若不纳谏，不遵道，可更择有德者主之。至于八和硕贝勒理国政时，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所言有益于国家，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4]

这一规划的一个重要宗旨，是造成八人分主八旗共治国政的局面，以制约被推举为共主的旗主，因而不允许每一个旗主拥有两旗的过强势力，以防这种“强势之人”为汗后“倚强恃势”欺凌他人，导致家族内讧，国家衰亡。这一规制，正是根据本家族和其他女真部族的惨痛教训而制定的，因而“八和硕贝勒”应是按其宗旨而设置的八个旗主。训论中的“尔八子可为八和硕贝勒”、“或一个贝勒有得于心……另七个贝勒当会其意而发明之”，也显然都是确指的八个人。

此后，努尔哈赤为完善这一制度而试行的某些措施、颁发的训示，也都表明八旗旗主确为八人。天命八年（1623年）正月，努尔哈赤命“八固山王设八臣辅之，以观察其心。”[5]“八臣”为八个人，其辅佐的“固山王”也即旗主也应是八个人。《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五月，记努尔哈赤下令“八贝勒之家人”，将其训示之词“缮录八份，分送诸贝勒家各一份。”[6]抄录八份，人手一份，受训示的贝勒正好八人。同书天命十一年（1626年）闰六月十九日，记努尔哈赤命“八固山贝勒各赏以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共赏十六户。”[7]共赏十六户，每人二户（即著甲男丁一户、役使男丁一户），被赏的固山贝勒正好八人，因而，这段史料已明确说明所谓“八固山贝勒”不是泛指八旗（固山）的诸贝勒，而是八个固山贝勒。而“固山贝勒”正是旗主，此外固山贝勒的满文，也正与《满文老档》其他处称旗主——固山贝勒的满文一样，都是gūsaibeile[8]，又进一步说明当时的“八固山贝勒”有八个旗主。

《满洲实录》还特别说明这八个旗主——八固山王是duinambabei-le、duinajigebeile[9]，汉义为四个大贝勒、四个小贝勒。四大贝勒当然是指大贝勒代善（当为正红旗主）、阿敏（镶蓝旗主）、莽古尔泰（正蓝旗主）、皇太极（正白旗主），这四人是当时的旗主已无疑问。关键是四小贝勒旗主究竟是谁，过去对这四个旗主是否确定多抱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否认。本文认为应是杜度（后改豪格）、阿济格、多铎、岳托。

二、四小贝勒旗主

杜度在天命时期曾任镶白旗主，已为研究八旗制度者所共识，其他三人是否是旗主？下面这段材料虽未直接说明，但已包含着这方面的内容。《满文老档》记叙天命九年（1624年）大政殿（八角殿）庆贺元旦的朝仪如下：

（汗）辰时出御八角殿，大贝勒（代善）先叩头，其次恩格德尔额驸率众蒙古贝勒叩头，第三阿敏贝勒，第四莽古尔泰贝勒，第五四贝勒（皇太极），第六阿济格阿哥，第七多铎阿哥，第八阿巴泰阿哥、杜度阿哥，第九岳托阿哥、硕托阿哥。第十抚顺额驸、西乌里额驸率朝鲜官员、汉官员叩头。第十一乌纳格巴克什率八旗众蒙古叩头。[10]

这段记载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诸贝勒、阿哥行礼所分的八班，正应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

因为后金（清）举行元旦贺仪，习惯以八旗、蒙古贵族、汉官、朝鲜官员这几部分人分别划为班次行礼[11]，天命九年元旦的这次贺仪也应是按照这方式划分班次。其中恩格德尔为首的第二班为蒙古贵族；两个汉人额驸抚顺额驸（李永芳）、西乌里额驸（佟养性）率领的第十班是汉官、朝鲜官员行礼之班；乌纳格率领的第十一班是当时附于八旗满洲之下的众蒙古旗人，做为一个特殊班次放于最后行礼。由此看来，前边的余下班次，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第三班的阿敏，直至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八个班，正是代表八旗的八个班次，也正因为如此，阿巴泰因与杜度同在一旗，才合为一班，同样，岳托与硕托同在一旗，也合为一班。至于第二班的恩格德尔等蒙古贝勒，是因他们地位较高，才安排在大贝勒代善之后、阿敏之前，插入了八旗之中。

（二）、八旗的这八个班次，又是以旗主为代表叩头行礼。

因为元旦贺仪的八旗之班，或由“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12]，或由各旗长官固山额真各率本旗官行礼[13]。如上天命九年元旦的八旗班次，诸贝勒虽未率本旗，应是各自代表本旗而行礼的，所以他们虽然只是一旗的代表，却分别代表一班，与八旗之外率众行礼的班次并列而成班，排为第一（除去第二）至第九八个班。而且其按辈份、齿序的排班也与贺仪的惯例吻合。因而，第一班的大贝勒代善应是代表正红旗、第三班的二贝勒阿敏代表镶蓝旗、第四班的三贝勒莽古尔泰代表正蓝旗、第五班的四贝勒皇太极代表正白旗。以下第六班的阿济格，第七班的多铎，第八班的阿巴泰、杜度，第九班的岳托、硕托，这四班也必代表其他四旗。前四个大贝勒各为所代表旗的旗主，后四班的小贝勒也必有四人为各自代表之旗的旗主。其中第八班的杜度已明确为镶白旗主（因是同旗的阿巴泰之侄，辈份低，故该班列名位于阿巴泰之后），其他三班之旗的旗主则应是阿济格、多铎、岳托。

（三）、以上八个旗主，又正好与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相同，只是杜度的旗主为豪格所取代，因而天聪之时阿巴泰又与旗主豪格同旗，其他人则一仍其旧。因此，便有理由做出这样的推测：天命九年以前八旗已经确定八个旗主，皇太极继位后的八个旗主，正是天命后期的八个旗主的延续。其中就包括四小贝勒旗主：阿济格、多铎、岳托、杜度（后改豪格）。杜度无须再证，下面再以具体事实，对其他三人在天命后期充任旗主作进一步的论证。

天聪元年（1627年），代善等诸贝勒曾追述：“阿哥阿济格、阿哥多尔gǔn＠①、阿哥多铎，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14]，说他们在努尔哈赤在世也即天命时期分给了全旗——整个固山，分给其整旗或全旗，与他们任全旗之主是同一语。具体分拨情况，皇太极也有叙述，他曾对多铎说：“昔太祖分拨牛录与诸子时，给武英郡王十五牛录，睿亲王十五牛录，给尔十五牛录，太祖亦自留十五牛录”[15]。当时太祖努尔哈赤领有两黄旗共60牛录，阿济格（武英郡王）、多尔衮（睿亲王）兄弟二人得30牛录，正好一旗，此后及整个皇太极时期，这兄弟二人也始终同在一旗。兄弟二人阿济格年长，故应以他为旗主，这样任命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和八旗制度，如努尔哈赤把莽古尔泰、德格类兄弟二人封入正蓝旗，便以年长之莽古尔泰为该旗旗主。镶蓝旗的舒尔哈齐诸嫡子中，也以年长之阿敏为旗主。所以阿济格、多尔衮两人中，以阿济格为旗主，也是很自然的事情。阿济格、多尔衮当时所封入的应是正黄旗，皇太极继位后，以变旗色而不动原所领牛录的方式将此旗改为镶白旗[16]，阿济格又成镶白旗主，可以说，天聪二年（1628年）阿济格被革去的旗主（固山贝勒）[17]，应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任命的。

多铎在天命后期分得15个牛录，与其父努尔哈赤同在镶黄旗。努尔哈赤在该旗自留15个牛录。据皇太极说，努尔哈赤死后，是他把这15个牛录分给了多铎。实际上当初努尔哈赤就准备把这15个牛录在生后传给多铎的，因而与多铎同在一旗，将来多铎继承此旗，自然继承了父汗的这些牛录，统领完整的“全旗”。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也有父亲分遗产于诸子，照顾嫡出幼子的习俗。皇太极也承认，这15个牛录“太祖虽无遗命，理宜分与幼子”[18]，也即分与幼子多铎。据此可知，天命后期，虽然努尔哈赤与多铎父子二人共领镶黄旗牛录，但此旗已将要传与多铎，由多铎任旗主当无疑问，多铎继承父产成为真正的旗主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事实表明，努尔哈赤在制定八旗旗主共治国政制以后，已经有意识地以多铎为一旗之主，使其“入八分”了。他规划八王共治之制，是不可能留下一旗无主的后遗症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多铎与其他旗主并列而独立代表一班，正是努尔哈赤以他为镶黄旗主的表示，使他与其他旗主一样，出现于正规的政治场合。至少可以说，多铎在天命后期已具有准镶黄旗旗主的身份。因而皇太极继位后，多铎才自然地成为该旗旗主，只不过皇太极将此旗改为正白旗，多铎也随之成为正白旗旗主而已。

附带说明，所谓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兄弟“皆系父汗分给全旗之子”，不能理解为三人都分给了全旗，每人一旗，共三个旗，都是旗主。当时多尔gǔn＠①并未被任为旗主，更未分给两黄旗之外的第三旗，多尔gǔn＠①是在天聪二年代替阿济格才成为旗主的。上述这句话的注脚应是：阿济格与多尔gǔn＠①二人被分予全旗，多铎一人被分予全旗，兄弟三人是父汗分给全旗之子。因为努尔哈赤当时所能分给之旗，只有他的两黄旗，而且此次分旗是分其遗产与他的三个年岁小的嫡子，没有夺取其他已分家之子应得之旗再分给这三兄弟的道理。考察天命后期的史事，也没有夺某人之旗给多尔gǔn＠①之事。天命后期及整个皇太极时期多尔gǔn＠①与阿济格始终同在一旗的事实，也可证明这一点。所以，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所云：“阿济格、多尔gǔn＠①、多铎三人各主一全旗”的说法并不确切[19]。

还应说明的是，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虽在规划并试行八旗旗主共治国政之制，但他毕竟还是一国之主，而且封入两黄旗的这三个儿子年龄也较小，尤其是多铎，天命九年方11岁，所以两黄旗特别是镶黄旗还不能说与努尔哈赤完全脱离领属与行政关系。

岳托至迟在天命四年（1619年）就已称贝勒[20]，领有牛录诸申，而且分府建宅，其宅地“宽且佳”，甚至超过其父代善的宅地规模[21]。其府第还拥有仪仗，设有总管府第事务的长史——旗鼓[22]。岳托与镶白旗主杜度一样，有嫡长身份，杜度为努尔哈赤长子褚英的嫡长子，岳托是努尔哈赤次子代善的嫡长子。这些事实表明他有较高的地位和身份，有充任旗主的资格和条件。岳托与努尔哈赤祖孙关系也很好，且颇得祖父赏识，其“传记”叙述“太祖高皇帝深爱之，抚育宫中。比长，授台吉，简任阃、外，谋勇兼优”[23]，反映出他在诸贝勒中有较突出的文武才能。岳托与其父代善分家后，仍得努尔哈赤眷顾，当努尔哈赤得知代善分予岳托、硕托兄弟二人的牛录诸申较差时，对代善进行了严厉的斥责，这件事也成为代善被废掉太子的原因之一[24]。努尔哈赤废掉代善的太子地位，当然不会希望他在将来八和硕贝勒推举汗时中选，但共举新汗的制度又有可能使代善入选。如果代善是两个红旗之主，无论是对岳托和硕托，还是对其设计的八王共举新汗共治国政的规划都是不利的，有违其初衷，这也正是他最担心的。因而，天命后期，努尔哈赤规划八王共治之制，令已经与代善分家建府且封旗领牛录的岳托为该旗（镶红旗）旗主，是完全有可能的。天命九年元旦贺仪的八旗排班，已表明岳托与硕托独掌一旗，岳托为旗主。因而天聪初年身为镶红旗主的岳托，也应在天命后期就已被任命了。而且硕托在此后的皇太极时期一直与其兄弟岳托在镶红旗，领有牛录诸申。天命九年元旦与岳托共排一班，证明他在那时已经与岳托一起封在镶红旗。这一点也可做为岳托在当时封在镶红旗为该旗旗主的佐证。

天命后期，努尔哈赤一直在为以后所实行的八王共治制做准备工作，八旗设立八个旗主以成八家“八分”之制，是其规划工作的重要内容，而且已经完成。天命九年元旦的朝贺之仪，可视为是当时的八个旗主在重要政治场合的一次集体亮相。

三、豪格代杜度为旗主一事考略

四小贝勒旗主中的杜度后来被豪格取代，时间当在天命九年以后至努尔哈赤去世前。试考析如下。

杜度后来调入了镶红旗，并失去原所在旗旗主的身份。笔者现在所能见到杜度最早在镶红旗的有参考价值的史料是《满文老档》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十四日的记载，该日记有：“杜度属下巴布、富喇塔（或译傅拉塔）二牛录”之事[25]。这句话应注意的内容有：一、巴布、富喇塔二牛录是杜度属下。属下，在这条史料中的满文是harangga，汉义是所领有之人、所领诸申的意思。表明他们这两个牛录是杜度所领有的牛录诸申。二、巴布、富喇塔二人是这两个牛录的章京。以牛录章京之名指代该牛录，是当时的习惯称法。而崇德年间的《盛京刑部原档》又明确记载傅拉塔（富喇塔）是镶红旗的牛录章京，第218号档记：“镶红旗傅拉塔于出边时，伊牛录下阿哈舒色失踪，牛录章京傅拉塔未加约束，故罚以规定之罪，偿一人”[26]。《满文老档》太宗崇德朝卷（册）16，元年六月初六日条镶红旗事下，还有富喇塔牛录下人齐牌与安平贝勒杜度有行政关系的记述。可知这三处所记载的牛录章京富喇塔（傅拉塔）是同一个人，在镶红旗任牛录章京。而他在天聪元年正月就已是杜度的属下诸申，同在一旗，说明杜度在天聪元年正月以前就已调入镶红旗。从杜度调入镶红旗的形式，还可以把他调入的时间推前到努尔哈赤的天命末年。

天命后期，杜度任旗主是在镶白旗，此旗在皇太极继位后改为镶黄旗，改旗只是改变了旗纛，原来的牛录并未改动[27]，表明杜度是只身调往镶红旗，未带走原在镶白旗的牛录，因而镶白旗改为镶黄旗后仍是原来的牛录。这种情况，等于是剥夺了杜度在镶白旗的牛录，到镶红旗重新给他分拨牛录。这种做法，不会是出自刚刚继位的皇太极之手。皇太极在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初的即位誓词中还表示：“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微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28]。不削夺皇考所予诸兄弟子侄的户口，即不侵夺父汗分给他们的旗下牛录。按杜度在天聪元年（1627年）正月以前调出镶白旗，距皇太极即位不到四五个月时间，皇太极之誓词言犹在耳，随即违背，是不大可能的。除非杜度在这几个月犯了削爵降爵的大过，而实际杜度在皇太极继位后，一直是八议政贝勒之一。所以，将杜度只身调出镶白旗入镶红旗，只有他们的大家长努尔哈赤有这样的权力。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代替杜度为旗主的，则是皇太极之长子豪格。这次调动是在皇太极改旗之前，也即他未继位之时。

豪格在努尔哈赤所规定有资格被推举为汗的诸贝勒中“亦有名”[29]，这种列名其中，可以理解为是八旗旗主之一。皇太极继位后只是“整（正）黄旗一贝勒”，豪格为镶黄旗主，而这一镶黄旗又是努尔哈赤时期的镶白旗改旗而来，从这一情况看，豪格当是在天命末年被努尔哈赤封入镶白旗，并被任为该旗旗主，与杜度之调出镶白旗同时完成。努尔哈赤所以能把豪格封入镶白旗，而把杜度调出，大约是当初努尔哈赤在幽禁褚英或是在处死后，即把褚英之白旗转给了具有嫡子身份的“爱子”皇太极，杜度不过是赖其父褚英对白旗旧属的领有关系，而得以依附皇太极的白旗之下，不久，与阿巴泰一起分出而组成镶白旗。正因为镶白旗与皇太极的正白旗同属皇太极原来的白旗系统，因而努尔哈赤才把皇太极长子豪格又封入镶白旗，将杜度调出。努尔哈赤这样做，可能是为了理清并确定镶白旗的领属关系，以免留下后遗症。白旗昔日本属皇太极统领，四旗析为八旗后[30]，镶白旗与皇太极还会有某种关联，将来皇太极分予长子豪格牛录，若令其在镶白旗，必与杜度发生矛盾，为防止这种现象发生，令皇太极、豪格父子同掌两白旗，白旗系统最终确定归皇太极一支。而杜度所能调入的适宜的旗，只有红旗系统，这也符合当时的宗法原则，其父褚英与代善同出一母，杜度与岳托为同一支系的兄弟，因而调入岳托的镶红旗下。

四、小结与余论

综前考述，得出本文的如下结论：天命后期，努尔哈赤已确定八王共治国政制下的八个旗主，他们是：正红旗主代善、镶蓝旗主阿敏、正蓝旗主莽古尔泰、正白旗主皇太极、正黄旗主阿济格、镶黄旗主多铎、镶红旗主岳托、镶白旗主杜度，后改为豪格。

天命后期，两黄旗尤其是镶黄旗虽然已确定旗主，但仍与努尔哈赤有一定的统属关系。红、白旗系统中，虽然代善、岳托父子分掌两红旗，皇太极、豪格父子分掌两白旗，改旗后又分掌两黄族，由于四旗阶段，代善统领红旗，析为八旗后又有一段时间统领正红、镶红二旗，而皇太极统领过两白旗前的白旗，而且这两个系统的旗主又分别有父子关系，所以，在岳托、豪格充任旗主后，代善、皇太极与其子所领之旗也必然还会有某种关联。

参考文献：

[1]孟森《八旗制度考实》，文收氏之《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1984年再版。李鸿彬、郭成康《清入关前八旗主旗贝勒的演变》，载《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1期。

[2]阿南惟敬《关于清初八王的考察》，文收氏之《清初军事史论考》，甲阳书房1980年版。

[3]神田信夫《关于清初的贝勒》，文载《东洋学报》第四拾卷第四号。

[4]《满洲实录》卷7，天命七年三月初三日。其中“八和硕贝勒”、“八子”、“一个贝勒”、“另七个贝勒”等词语，是笔者据满文直译。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清实录”本第1册349页——350页。

[5]《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天命八年正月初七日。

[6]《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52，天命八年五月二十四日。中华书局1990年汉译本上册491页。下行此书不另注者，皆此版本。

[7]《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72，天命十一年闰六月十九日。上册702页。

[8]日本东洋文库本《满文老档》太祖朝第3册1082页第9行、1106页第3行、太宗朝第1册128页第11行。

[9]《满洲实录》卷8，天命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第1册415页。版本同[4]。

[1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60，天命九年正月初一日。上册570页。

[11]参见《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32，天命七年正月初一日，上册287页；《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45，天聪六年正月初一日，下册1187——1188身；《清初内国史院满文档案译编》（上）第1页，天聪七年正月初一日。第49页，天聪八年正月初一日。第130页。天聪九年正月初一日。（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

[12]《清太宗实录》卷8，页2。天聪五年正月乙亥朔。

[13]同[11]所引天聪朝史料。

[14]《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8，天聪元年十二月初八日。下册871页。

[15]《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6]参见白新良《论皇太极继位初的一次改旗》，载《南开史学》1981年2期。

[17]《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明卷（册）10，天聪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下册第883页。

[18]《清太宗实录》卷46，页24。崇德四年五月辛巳。

[19]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八旗制度考实》第240页。版本同前。

[20]《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3，天命四年九月。上册第120页。

[21]《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14，天命五年三月十日。上册第137页。

[2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册）42，天命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上册第388—389页。该日条两处记有岳托之旗鼓，前一处被杖死之旗鼓的为仪仗人员。后一处之管事旗鼓似应为长史，这种旗鼓之称长史，见《清太宗实录稿本》“崇德年间议定会典”。辽宁大学历史系1978年刊本第8页。

[23]《八旗通志》初集卷136《岳托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册第3629页。

[24]见周远廉《太子之废》，载《社会科学辑刊》1986年1期。

[25]《满文老档》太宗天聪朝卷（册）1，天聪元年正月十四日。下册第808页。

[26]《盛京刑部原档》第143页，第218号档，崇德四年七月十五日事。（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并见第139页217号档。

[27]见前引白新良文中所列表及文中说明。

[28]《清太宗实录》卷1，页7。天命十一年九月辛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