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合作制度范文10篇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摘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内容提要：作者以中国农业合作制度及其变迁作为完整个案，从制度结构、变迁过程等方面，证实这是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过反复交替．并渐臻二者协调配套之佳境的过程；并验证了作者提出的理论假设：只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协调配套实施，才能化解强制性变过带来的产权低效和“制度失败”，以及诱致性变迁难免存在的“搭便车”等问题．才能渐次形成制度变迁的最佳格局；因此，未来的农业合作制度变迁无疑应沿着这一理性路径迈进。

关键词：农业合作诱致性变迁强制性变迁

一、问题的提出

寻找最佳的制度结构和接近最佳制度结构的途径．一直是经济学者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对于中国农业合作制度的变迁，不少学者从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如交易费用、产权、国家、效率等出发，集中探讨了中国农业合作中的某些重要问题，并由此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进行了重大的创新（林毅夫．1990；周其仁，1994；郭剑波．1994；伍山林，1996）。这些学者们都自觉不自觉的借用了D·C·诺斯和林毅夫对制度变迁类型的划分，诺斯认为制度变迁是一个追求潜在利润的渐进的制度交替过程（D．C．North，1990），而林毅夫则认为制度变迁是人们在制度不均衡时追求潜在获利机会的自发变迁（诱致性变迁）与国家在追求租金最大化和产出最大化目标下，通过政策法令实施的强制性变迁（林毅夫，1989），但这并不意味着探寻最佳的制度结构只能从二者中选择其一。

新制度经济学在交易费用不为零和存在制度且制度（包括产权）并不总是有效等假定下，研究国家、制度以及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究竟按哪一种方式演进，不但取决于意识形态、以及传统、习惯等非正式制度安排；还取决于以往的制度变迁路径的影响即以往制度变迁的方式、数量、种类以及原因等；还取决于各行为主体的表现，比如其个性与理性程度等；还取决于外部性的大小、潜在利润的多少等等。在一场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家以及国家信奉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在一个社会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举足轻重。

但问题是，诱致性变迁难免外部性和“搭便车”等问题出现，可以化解外部性的国家也总在边际收益一边际成本的前提下实施制度创新，加上对严出最大化和租金最人化目标的追求，国家导致的政策失败（制度失败）和产权的无效率是一种常见的现象（林毅夫，1989）。

摘要：农业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的有效形式之一，然而农业合作社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为此必须采取措施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政府；运行机制

一、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1合作社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由于农业合作社的产权不清晰，利益分配制度不健全，在合作经济组织盈余返还上，容易产生矛盾，引发不稳定因素。这几年也出现了个别农业合作社因利益分配问题产生了纠纷，导致难以开展正常的经营活动，很值得我们去总结、去思考。在财务管理上，农业合作社没有专门的财务制度和规范，只能参照有关企业财务制糜运行，加上有关人员缺乏系统的财务知识，财务管理和风险防范问题迫在眉睫。农业合作社大都过多地强调对社员的收益分配，而未留足公积金、公益金及风险基金，影响了合作社的长远发展。在分配方式上，一些合作社过多地强调按股分红，而不是以利润返还为主，甚至一些地方的合作社根本无利润返还这一环节，使得合作社“按交易额进行盈余返还”的基本原则未得到很好地贯彻，而难以体现出合作社的“交易的联合”的本质特征。

1.2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合作社支持不力

关键词：中国农业发展农业合作组织制度需求成本路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的发展实质上是更有效利用资源的制度变迁过程。制度也是一种生产力，不同的制度安排下的经济绩效是不一样的，同样的投入，但由于制度的不同，产出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有效率的制度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反之，无效率的制度抑制甚至阻碍经济增长和发展。乔治·A·阿克劳夫把制度安排的缺乏看作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异主要是一种制度上的差异，制度的瓶颈使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要素难以通过市场机制有效配置。

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政府从粗放管理向科学管理形成转变。发展农业，增加农民收入，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成为各级政府的工作重点。现在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各方面的环境和条件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加入WTO把我国农业带到一个与世界农业相竞争的格局中。因此，要从战略的高度思考其发展道路问题，探索出综合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路径。本文主要从农业制度的角度思考中国农业发展的出路。

1.我国农业发展制度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出现过两次大的变革，实现

1.1制度

【内容提要】本文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关于农业与农村问题的基本理论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体制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作者认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在中国封闭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内创造了一个有活力的市场经济细胞。它突破了一大二公三纯的公有制思想框框，突破了僵化的单一公有制，取得了探索公有制新的实现形式的决定性胜利，形成了改革的一种利益主体和依靠力量，成为农村乃至全国此后一系列变革和进步的第一推动力，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

【关键词】农业合作社/合作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正文】

一、马克思主义合作化理论的新发展

马克思的理论贡献，在于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主要以资本主义经济高度发达的英国为对象。当时的英国，广大的小农已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被消灭，农民已变为农业雇佣工人，农业与工业一样，也已高度社会化。因此他很少直接阐述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对农业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后来，他在研究了西欧大陆特别是法国的农民状况之后，写了《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其中谈到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占多数的地方，不能得罪农民，强迫农民，不能宣布废除农民所有权，而应当“变通地直接为农民做很多事情”，吸引他们到革命方面来，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1］。这些思想，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农业合作制理论的基本观点和总的原则。

恩格斯1886年1月20日在致倍倍尔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农业合作社的概念，把合作社作为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而且把合作社看作是建立在社会“对生产资料所有权”的基础之上，但又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经济组织［2］。恩格斯在他逝世前一年完成的《法德农民问题》，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关于农民问题的纲领性著作。其中强调，我们预见到小农必然灭亡，但无论如何不要以自己的干预去加速其灭亡。当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不得不为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要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帮助［3］。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提的是合作社占有，而不是集体所有；合作社是向集体制的过渡环节。恩格斯接着说：“我们坚决站在小农方面；我们将竭力设法使他们的命运较为过得去一些，如果他们下决心的话，就使他们易于过渡到合作社；如果他们不能下决心的话，那就甚至给他们一些时间，让他们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考虑考虑这个问题”［4］。这里，恩格斯阐明了合作社对农民只能实行自愿的原则，不能违反他们的意志，不能用外力干预他们。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原则是实行合作制，但对待小农的办法应不同于对待较大农民的办法。更不能像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采取剥夺的办法。合作社必须始终坚持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不能得罪农民，不能违反农民的意志而用强力干预他们的财产关系；只能通过示范，以保护农民利益的办法吸引他们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