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范文10篇

扭曲范文篇1

1、当前师德师风很不乐观，教师的素质低、对学生不负责任，是师生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因此必须加强师德师风建设。

2、当前教师的教学自主权，对学生管理严格、要求严格，不但不会让学生感激，反过来会惹来学生的记恨，家长的指责，由此学生的行为被纵容，无法无天，对教师没有起码的尊敬。

3、当前应试教育体系，注重知识教育，忽视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使学生人格不健全，也不珍惜生命。

4、工具理性在教育界“蔚然成风”，教师把教书作为生存的工具，而学生把接受教育作为参与社会竞争的工具，教师和学生之间，只是金钱关系、利益关系，而不复传统的师徒关系，“亦师亦父”的师生关系荡然无存。

二、建立和谐师生关系的有效对策。

1、提高师德修养，塑造高尚师德形象。

所谓师德，是指教师和一切教育工作者在从事教育活动中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师德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根本；教师整体素质的核心；也是良好师生关系建立的助推器。师德兴则教育兴，教育兴则民族兴。同志曾在会见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时强调：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要时刻不忘党和人民的重托；把培养优秀人才作为自己的重大责任，要自觉加强道德修养，孜孜不倦地钻研业务，不断提高育人水平；要率先垂范，为人师表，真正成为学生健康成长的引路人。就是说教师应该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热爱学生、关心学生。教师是管人的人，但管人首先要学会做人，做好人，然后才有资格去教育管理人，正如孔子所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如果不杜绝教师队伍中的不道德现象，不完善教师的人格形象，塑造学生灵魂又从何谈起？所以，教师应不断提高自身道德修养，树立高尚的师德形象。首先，要有敬业爱岗，立志终生植根于教育行业，专心治学治教，躬耕教坛,孜孜以求，无私奉献，这是干好教育事业的思想基础。其次，树立牢固的法制观念，学法讲法，以法执教，依照《教育法》、《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有关要求，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再次，弘扬敬业、爱业、艰苦创业精神，并用《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标准约束自己，完善自己。最后，把“教书育人”与“教书育己”统一起来，从细小事情抓起，坚持经常，形成习惯，以身立教，为人师表，以自己高尚的人格形象给学生感染和启迪。学高为师，德高为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2、心理健康教育与生命教育有机结合，和谐学生的心灵。

寻找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与关爱生命教育的最佳结合点，让学生真正的珍爱生命，将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上升到对生命的敬畏教育，感受生命是至高无上的。

对青少年进行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是素质教育的要求，更是青少年“身”和“心”全面发展的要求；提升青少年的生活品质，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幸福的生活，是当代教育所要关注和解决的重大问题，也是教育的真正核心所在。作为未成年人教育主阵地的学校，应采用开设心理健康教育课或讲座，利用广播、电视、录像、黑板报等宣传工具，针对青少年的心理特点及知识要求，让青少年从多角度、多场合接受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引导他们正确认识其身心发展特点，掌握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技巧。转变不良行为，和谐自己的心灵，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从而使其顺利渡过青春期。通过设立心理咨询室、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使个别青少年的心理疾病得到治疗，不断提高其心理素质。探索学校、家庭、社区“三位一体”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强化生命教育，打造“平安青春期”工程。

3、构建师生关系的新走向（双向式“师道尊严”）。

作为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结成的相互关系的师生关系，它的走向是指师生关系的价值取向及其实践结构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历史上有两种主要的师生关系价值取向：一是教师本位的师生关系取向，如传统“师道尊严”思想；二是学生本位的师生关系取向，如民主、平等的理论和要求。现代教育需要民主、平等，也需要“师道尊严”。在新课改形式下，教育需要继承“师道尊严”的合理内核，剔除压迫、独裁、体罚等非尊重学生的方式，形成民主、平等式的“师道尊严”，即双向式“师道尊严”。双向式“师道尊严”是现代师生关系新走向，可称为“第三种结构”或“第三条道路”，具有尊重、沟通、分权等性。

4、改革教育制度，促成师生关系和谐。

近二三十年来，经济领域的市场化风习很快蔓延到学校，大家都处于竞争之中，师生之间又多了一层利害关系，最终导致师生关系利益化甚至市场化，这样怎能促成师生的和谐呢？学校工作应以学生为中心，老师的责任就是“传道、授业、解惑”，老师不是老板，更非警察。老师是知识的承载者、是知识接力中的前一棒，学生是老师知识的传承者和扩大者。要根除功利教育，让师生关系恢复和谐，仅靠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转变观念是做不到的，而必须进行教育制度改革，并同步进行包括户籍制度、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内制度改革，方可有成效。

扭曲范文篇2

报告说,尽管发展中国家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但如果工业国家和部分中等收入国家不减少农产品贸易保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就无法充分发挥减贫效益。在这些国家不减少保护的情况下,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导致许多商品的生产过剩和价格下跌,削弱具有竞争力的贫困国家为扩大出口和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所作的努力。

报告指出,工业国家的保护主义居高不下,而发展中国家则对农业实行了大幅度的自由化。作为发展中国家主要保护措施的农产品关税平均水平在上世纪90年代从30%下降到18%。许多国家也通过降低汇率、摒弃对农业不利的多种汇率制度、取消几乎所有出口税等措施,取消了其他形式的进口限制。然而,许多中等收入国家开始增加"被动保护",以应对工业国家对农业生产者的支持,尤其是在粮食产品方面。

报告注意到,低收入国家在与中等收入国家和工业国家的贸易中,农产品贸易顺差有所增加。但是,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目前对中等收入国家的出口超过他们对欧盟的出口,欧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曾是这些国家最大的出口市场。

报告确认了扭曲竞争的主要政策手段以及全球改革中可能的赢家和输家,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国内外纳税人。了解谁有可能从一项改革中受益或损失,对于决定改革顺序和建立配套政策,包括协助没有竞争力的行业减少调整成本,具有关键意义。

报告认为,改革有助于减少发展中经济体的农村贫困,原因有二:第一,他们从总体上在农业领域具有强大的比较优势,第二,农业对于这些国家的收入增长十分重要。此外,增值活动的自由化对扩大农业以外的就业和增加收入来源也至关重要。

报告说,如何进行改革将对发展中国家产生重要后果,最佳的方式是实行协调的全球政策自由化。报告说明了采取多种商品方式对改革的重要性,这种方式也会使各国能够以某些商品的收益抵消其他商品的损失。在保护程度高的市场,由于国内(包括关税在内)价格下降,产品品种增加,消费者会从贸易自由化中获得较大收益。而对于贫困的粮食净进口国,如果在实行自由化之前不保护市场,由于单位进口成本提高了,消费者就有可能面临涨价的危险。

报告在对单个商品,包括食糖、大米、小麦、花生、水果蔬菜、棉花、海产品和咖啡的综合分析方面有新突破,具体例子说明严重的贸易扭曲现象是怎样阻碍贸易交流,压低国际市场价格,阻止生产者进入市场或延误没有竞争力的生产者退出市场的。对这些商品的研究也表明,改革将会带来巨大收益。

扭曲范文篇3

本文旨在通过银行债权保护手段对企业偿债行为的影响,探讨目前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症结及其治理途径。

一、银行缺少强有力的债权保护手段是银企信用扭曲的主要原因

银企债务契约的存在,赋予银行对其资产的保护权:其一,在企业有偿债能力而不承认或不履行债务时,通过法律上的民事债权制度和民事诉讼与执行制度保障债务的履行。《民法通则》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其二,在企业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力还清时,可以运用迫使企业破产等手段实现对企业的控制,《破产法》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

可见,依法还债和债权人破产申请的提出是促使企业如约履债、银行债权保护的基本手段。两种手段运用效果好,则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强,反之,则弱化。目前,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两大手段的运用不力而引起的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弱化。

（一）依法偿债对企业偿债行为的约束力有限,银行债权保护难

依法偿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偿债判决执行难。现实生活中,银行打赢了官司得不了钱的现象,十分普遍。来自基层的情况表明,近两年来,银行通过依法起诉手段收回贷款的比率愈来愈低。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整体执法环境欠佳,另一方面源于地方政府的干预。

（二）债权人破产申请提出作为企业债务约束、银行债权保护手段的作用几乎没有得到发挥

目前,我国的破产案件几乎都是在债务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实施的。从驻马店地区的情况看,尚没有债权人提出破产的先例。原因无外乎有以下两点:

1．银行缺乏宣告企业破产的主动性。现实的情况是:银行不愿意提出企业破产,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企业申请破产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是由于:①银行经营目标短期化。破产使银行信贷资产损失清晰化,明朗化。由于破产企业债权清偿率低,破产的直接后果是银行信贷资产总量的明显减少及由于呆账损失的冲销而引起的银行经营收益的减少或亏损的增加,从而直接影响经营者的政绩。②破产操作不规范,银行资产风险加大。现实生活中,以破产为名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相当突出,这种行为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屡屡得逞。1996年我国颁布了《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了逃废银行债务的处罚细则,但收效甚微。③破产手段的启用难以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生应有的威慑作用。在我国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破产与否,与经营者关系不大,而且,由于缺乏来自所有者的有效监督与激励,经营者缺乏为消除破产隐患而对企业付出最大努力的动机与压力。

2．银行左右企业破产的能力受到牵制。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决定是债权人或债务人为保护自己权益而做出的独立的、市场化的行为选择,在我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很难想象,破产能够在地方政府的反对下进行。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维护社会稳定职能决定了其对企业破产的消极态度———破产必然引起失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当然,这种消极态度是针对真正的破产而言,至于以逃债为目的的假破产,则另当别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制度性因素是形成这种现状的根源。

其一,大一统的国有银行体制,掩盖了银行经营中的问题,使银行成为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承载体。首先,一级法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银行体制使国有银行几乎不存在支付危机,从而最大限度地掩盖了其信用风险,使得企业风险、社会风险向银行的持续转移成为可能。其次,经营者不是所有者,缺乏为保护金融债权而付出最大努力的激励。现实的情况表明,不同的债权人所有制对其债权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其二,所有权模糊的企业体制。

其三,政企不分且缺乏监督的政府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我国的地方政府早已从定计划、定产值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对企业资产的处置权。这种处置权最明显的表现是,企业处理重要资产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政府的处置权有其合理的内涵: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与资产控制权,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代表的身份决定了其改革主体的地位。事实上,地方政府是改革程序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操作者。因而,政府以产权代表身份参与企业改制的过程是其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经济主体的利己动机是普遍存在的,因而难免出现为追求自己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以规范和约束交易各方的行为。法律是主要的约束手段。但这种约束手段的约束力在我国由于约束对象的特殊性而大打折扣。政府作为企业产权代表与企业合谋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是其利己行为的表现。但由于政府同时是地方行政管理者,是地方法院财力与人力的提供者,因此,法律对其的规范作用非常有限。人大是立法与监督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监督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目前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已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如让其大面积破产,必须以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能够对所有失业人员的生活起到真正保障作用的失业救济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多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二、矫正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思路

企业不能如约归还贷款,无外乎以下两种因素所引起:其一是道德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有还贷能力而不归还贷款或无论有无还贷能力都不承认贷款。其二是经济因素。即纯粹由于失去还贷能力而不能如约归还贷款。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治理思路:

（一）针对第一种情况,即恶意拖欠或逃废银行贷款的企业,应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目前,在各地实行的公布“黑名单”制度实践证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人民银行应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联席会制度,对恶意逃废债企业予以确认曝光。对于曝光后仍不纠正者,可采取联合行动,停止对其结算等金融服务。需要提出的是,必须慎重确定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如果不分原因而一概把拖欠银行贷款本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不但可能因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众多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可能使一些本无逃废贷款意愿因暂时性因素而导致财务周转不灵的企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贷款的归还。

（二）针对第二种情况,即失去还贷能力而无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倾向的企业,则应区别对待,从形成其偿债能力低下的原因出发,实施不同的治理对策。

1．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于因资本金不足,利息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失去偿债能力而尚有好的支撑项目,竞争能力强的产品的企业,应实行债转股。

2．实行债务重组。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而暂时出现财务困难,不能按期归还贷款,以及因经营管理

不善,出现亏损,丧失偿债能力,但技术设备先进,产品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可实行债务重组。具体做法是:银行与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对企业作出某些让步,如延长还款期限,暂停支付利息等,对此,企业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让银行参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对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活动进行监督,如提出更换企业领导人,降低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在银行延长企业的还款期间内,债权人可要求企业主降低个人的生活费用;另外,提高雇员的工资,增加公司的债务,以及巨额的或非正常的购货需经债权人的同意等。在我国,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大多由于所有者缺位而引起的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所致,在目前作为所有者代表对企业实施监督的政府部门因种种原因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无疑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扭曲范文篇4

一、银行缺少强有力的债权保护手段是银企信用扭曲的主要原因

银企债务契约的存在,赋予银行对其资产的保护权:其一,在企业有偿债能力而不承认或不履行债务时,通过法律上的民事债权制度和民事诉讼与执行制度保障债务的履行。《民法通则》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其二,在企业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力还清时,可以运用迫使企业破产等手段实现对企业的控制,《破产法》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

可见,依法还债和债权人破产申请的提出是促使企业如约履债、银行债权保护的基本手段。两种手段运用效果好,则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强,反之,则弱化。目前,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两大手段的运用不力而引起的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弱化。

（一）依法偿债对企业偿债行为的约束力有限,银行债权保护难

依法偿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偿债判决执行难。现实生活中,银行打赢了官司得不了钱的现象,十分普遍。来自基层的情况表明,近两年来,银行通过依法起诉手段收回贷款的比率愈来愈低。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整体执法环境欠佳,另一方面源于地方政府的干预。

（二）债权人破产申请提出作为企业债务约束、银行债权保护手段的作用几乎没有得到发挥

目前,我国的破产案件几乎都是在债务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实施的。从驻马店地区的情况看,尚没有债权人提出破产的先例。原因无外乎有以下两点:

1．银行缺乏宣告企业破产的主动性。现实的情况是:银行不愿意提出企业破产,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企业申请破产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是由于:①银行经营目标短期化。破产使银行信贷资产损失清晰化,明朗化。由于破产企业债权清偿率低,破产的直接后果是银行信贷资产总量的明显减少及由于呆账损失的冲销而引起的银行经营收益的减少或亏损的增加,从而直接影响经营者的政绩。②破产操作不规范,银行资产风险加大。现实生活中,以破产为名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相当突出,这种行为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屡屡得逞。1996年我国颁布了《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了逃废银行债务的处罚细则,但收效甚微。③破产手段的启用难以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生应有的威慑作用。在我国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破产与否,与经营者关系不大,而且,由于缺乏来自所有者的有效监督与激励,经营者缺乏为消除破产隐患而对企业付出最大努力的动机与压力。

2．银行左右企业破产的能力受到牵制。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决定是债权人或债务人为保护自己权益而做出的独立的、市场化的行为选择,在我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很难想象,破产能够在地方政府的反对下进行。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维护社会稳定职能决定了其对企业破产的消极态度―――破产必然引起失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当然,这种消极态度是针对真正的破产而言,至于以逃债为目的的假破产,则另当别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制度性因素是形成这种现状的根源。

其一,大一统的国有银行体制,掩盖了银行经营中的问题,使银行成为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承载体。首先,一级法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银行体制使国有银行几乎不存在支付危机,从而最大限度地掩盖了其信用风险,使得企业风险、社会风险向银行的持续转移成为可能。其次,经营者不是所有者,缺乏为保护金融债权而付出最大努力的激励。现实的情况表明,不同的债权人所有制对其债权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其二,所有权模糊的企业体制。

其三,政企不分且缺乏监督的政府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我国的地方政府早已从定计划、定产值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对企业资产的处置权。这种处置权最明显的表现是,企业处理重要资产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政府的处置权有其合理的内涵: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与资产控制权,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代表的身份决定了其改革主体的地位。事实上,地方政府是改革程序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操作者。因而,政府以产权代表身份参与企业改制的过程是其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经济主体的利己动机是普遍存在的,因而难免出现为追求自己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以规范和约束交易各方的行为。法律是主要的约束手段。但这种约束手段的约束力在我国由于约束对象的特殊性而大打折扣。政府作为企业产权代表与企业合谋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是其利己行为的表现。但由于政府同时是地方行政管理者,是地方法院财力与人力的提供者,因此,法律对其的规范作用非常有限。人大是立法与监督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监督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目前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已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如让其大面积破产,必须以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能够对所有失业人员的生活起到真正保障作用的失业救济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多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二、矫正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思路

企业不能如约归还贷款,无外乎以下两种因素所引起:其一是道德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有还贷能力而不归还贷款或无论有无还贷能力都不承认贷款。其二是经济因素。即纯粹由于失去还贷能力而不能如约归还贷款。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治理思路:

（一）针对第一种情况,即恶意拖欠或逃废银行贷款的企业,应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目前,在各地实行的公布“黑名单”制度实践证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人民银行应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联席会制度,对恶意逃废债企业予以确认曝光。对于曝光后仍不纠正者,可采取联合行动,停止对其结算等金融服务。需要提出的是,必须慎重确定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如果不分原因而一概把拖欠银行贷款本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不但可能因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众多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可能使一些本无逃废贷款意愿因暂时性因素而导致财务周转不灵的企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贷款的归还。

（二）针对第二种情况,即失去还贷能力而无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倾向的企业,则应区别对待,从形成其偿债能力低下的原因出发,实施不同的治理对策。

1．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于因资本金不足,利息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失去偿债能力而尚有好的支撑项目,竞争能力强的产品的企业,应实行债转股。

2．实行债务重组。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而暂时出现财务困难,不能按期归还贷款,以及因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亏损,丧失偿债能力,但技术设备先进,产品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可实行债务重组。具体做法是:银行与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对企业作出某些让步,如延长还款期限,暂停支付利息等,对此,企业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让银行参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对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活动进行监督,如提出更换企业领导人,降低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在银行延长企业的还款期间内,债权人可要求企业主降低个人的生活费用;另外,提高雇员的工资,增加公司的债务,以及巨额的或非正常的购货需经债权人的同意等。在我国,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大多由于所有者缺位而引起的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所致,在目前作为所有者代表对企业实施监督的政府部门因种种原因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无疑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扭曲范文篇5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快速持续增长态势，其中，煤炭能源起到了重要的基础性作用.为我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70%以上的能源。但由于成本缺失.我国煤炭资源价格扭曲现象明显，资源价值长期以来不能得到充分补偿。造成在经济增长的背后.煤炭资源浪费及环境等问题日益突出，对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构成严峻的挑战。走出这一困境，必须进行改革和制度创新，开展煤炭资源补偿，妥善解决煤炭资源成本缺失问题，合理开发利用煤炭资源。

一、文献综述

矿产资源补偿.从社会角度看就是矿产资源生产和再生产问题，从企业内部看，就是成本补偿问题。

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理论界关于矿产资源的价值构成的研究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一是资源地租理论。该理论认为，矿产资源的价值表现为资源所有权对矿产资源的租金，矿产资源的租金体现了矿产资源的价值，是矿产资源使用价值上的“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体现.其形式包括征收矿产资源使用费、资源税等。二是资源耗竭理论。该理论认为，矿产资源具有耗竭性特征，即不可再生性。从这一理论出发，要求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应解决好矿产资源耗竭性补偿问题，亦即解决代际间资源配置和利益共享问题。三是外部性理论。矿产资源具有准公共品的属性，其外部性表现为外部经济性和外部不经济性。从这一理论出发，在资源开发和利用问题上，就应该解决外部经济性区域对外部不经济性区域的补偿问题。这三种理论各有侧重从而也就具有一定的互补性质，从这些理论出发，在确定一种具体的资源的价值时。既要从所有者具有的所有权角度考虑其由于具有对资源的独占地位而应获得的对资源开采利用的收益，同时也要考虑资源的稀缺性补偿和对外部不经济的消除成本因素。从企业成本补偿角度看，目前西方会计界的看法是，矿产资源成本应包括取得成本、勘探成本、开发成本和生产成本四类闭。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国有学者从大循环成本理论的角度，对自然资源成本的构成问题进行了研究，将其划分为生成成本、再生成本、恢复成本（或称环境成本）、替代成本、服务成本（或称生态成本）五类翻。煤炭资源是存量有限的非再生自然资源，具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性。虽属非共享资源，但具有潜在的共享特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外部性等因素是导致资源配置市场失灵的原因。而政府的宏观调控是纠正市场失灵的重要手段，只有在全面认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成本的基础上，建立完善的煤炭生产价格形成机制，以完善的市场为导向，以政府的合理调控，尤其是公共财政政策作为手段进行煤炭资源有效配置，才能实现煤炭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的保护和改良以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现阶段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及其税费政策

我国煤炭资源的配置和价值补偿经历了从计划配置、无偿使用到市场配置、政府调控、有偿使用的曲折转变。至今这种转变还在进行中。

（一）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2004年煤炭产量达19.56亿吨。煤炭资源在我国的能源政策中占据非常关键的位置，有效地支撑了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据有关资料预测。即使我国政府采取积极稳健的替代能源政策。到2050年，我国的煤炭在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也将在40%以上。由此可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的支柱产业。但现阶段，在我国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中，仍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亟待解决。

1.资源配置不合理

据了解，目前我国拥有各类煤矿2.8万多座，其中国有大型煤矿2000多座，我国现有乡镇和个体小型煤矿2.6万多处，是世界各国煤矿数量之和的7倍以上，中小煤矿企业过多，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效率低，浪费大。

2.安全生产问题较为严重

我国的煤矿安全生产问题较突出，煤矿企业特别是中小煤矿企业安全生产意识不强，煤矿企业安全投入存在历史欠账。百万吨死亡率较高。

3.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煤矿塌陷面积已达40万公顷，矸石累计堆存所占面积为1.6万公顷。煤炭开采对地表水和地下水造成较严重破坏，每年排放的矿井水达22亿立方米，选煤废水4000万吨。我国90%的二氧化硫排放和70%的颗粒物排放均由燃煤造成，已造成我国30%的国土面积受酸雨的影响。

（二）我国现行煤炭资源税费政策及其存在的问题

按国际惯例。煤炭资源税费体系主要是以政府收费为主，通过征收具有政府收费性质的权利金，辅以准收费性质的矿区租金和入门费（红利）的方式调节煤炭资源配置和补偿。我国是税费并存，共同调节，即征收资源税，同时又征收具有收费性质的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和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

1.我国现行煤炭资源税费政策

与西方欧美国家较为简明的煤炭资源税费体制比较，我国的煤炭资源税费则相对较为复杂。

（1）煤炭资源税。煤炭资源税是一种从量税，现行税率为0.3－5元／吨。国家作为煤炭资源的所有权人，对经营应税煤炭品的企业、个人。无论其性质、规模、开采条件、矿藏丰度如何，都要征收资源税，满足煤炭资源的价值补偿要求。现行资源税己成为我国现阶段资源价值补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煤炭资源补偿费。资源补偿费实行从价征收，计征依据是煤炭品的销售收入。征收标准随资源品的种类而异。我国煤炭资源补偿费的征收主体为采矿权人，征收对象为脱离自然秉赋状态的煤炭品，但对有利于节约和环保的某些领域，如从废石中回收煤炭品等可以免缴资源补偿费。从我国资源补偿费的性质和使用方向看，资源补偿费具有明显的资源耗竭性补偿的性质，体现的是资源的经济价值和资源的跨代间价值补偿的要求。

（3）煤炭资源探矿权价款和采矿权价款。煤炭资源探矿权价款是指国家将自己出资勘查形成的探矿权出让给探矿权人，按规定向探矿权人收取的价款。煤炭资源采矿权价款是指国家将自己出资勘查形成的采矿权出让给采矿权人。按规定向采矿权人收取的价款。

（4）煤炭资源探矿权使用费和采矿权使用费。两费是进入煤炭资源勘探和开采领域的最基本特许费用，是矿业权人为获得相应的特许权而向所有人支付的一种特许费，其本质是矿区土地的租金，是对矿区资源价值进行补偿的一部分。征收两费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避免闲矿区土地的闲置不用；二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补救资源补偿费标准过低的不足，减轻资源开采过程中的负外部性。

（5）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和安全生产费用。安全生产费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确保需要。规范使用”的原则进行管理，专门用于改善企业安全生产条件。提取煤炭企业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的主要精神是，政府对煤矿环境和矿山生态恢复进行评估后，按照基本恢复矿山环境和生态功能的原则提出具体的恢复目标和要求，要求煤炭企业按煤炭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分年预提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列入企业成本，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款专用”的原则缴入地方财政指定的银行账户专款专用。专项用于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

（6）排污收费制度。2003年出台的《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规定新的排污收费项目包括污水排污费、废气排污费、固体废物及危险废物排污费和噪声超标排污费。与过去相比，新的排污收费制度按照污染者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以及污染当量计征，并提高了征收标准。

2.我国现行资源税费政策存在的问题

（1）有关资源税费标准过低。如排污收费，2003年以后收费标准虽有所提高。但还不足以弥补当期的污染治理成本，更不用说对过去的环境污染问题进行弥补了，并且尚有部分污染源依然还未纳入到排污费的征收范围内。过低的煤炭资源税费标准，一是导致国家煤炭资源所有权得不到充分补偿，国家财政收入流失；二是资源税费无法反映煤炭资源的真正价值，其经济杠杆调节作用不能充分发挥：三是煤炭企业资源品成本构成缺失，造成煤炭价格过低。推动企业低成本扩张，导致企业暗亏严重；四是企业和个人获取矿业权的经济成本过低，导致资源开发领域中小企业过多，资源分割较严重。影响资源利用整体效益。

（2）资源税费制度存在缺陷。如煤炭资源价款制度，“双轨制”问题依然比较严重。据统计，我国约15万个矿业权中仅有2万个左右是通过市场机制取得的。此外，探矿权采矿权评估制度建设滞后，也影响探矿权采矿权价值实现。

（3）一些重要税费政策缺失。一是国家煤炭资源贮备制度还没有建立，影响能源和经济安全；二是平衡资源输出和输入地区利益的转移支付制度没有建立起来，不利于消除资源开发的外部性影响。

（三）现行资源税费政策与煤炭开发存在问题的相关性

由于受现行资源税费制度的缺陷影响，我国现阶段煤炭企业成本构成具有突出的“不完全成本”特征，煤炭资源品价格中与资源价值补偿相关的成本计提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与直接补偿相关的成本计提不足。如价款制度缺陷明显，矿业权取得上还存在“双轨制”，矿业权一级市场上的招、拍、挂制度在现实中实行的也不够理想，企业或个人获取矿业权的进入成本较低，煤炭资源价值的直接补偿在制度上得不到充分保障。二是资源价值的消耗补偿和环境补偿不足。由于我国煤炭资源税费中与煤炭资源消耗补偿和环境补偿有关的煤炭资源补偿费、资源税、排污收费等不仅都存在标准低的问题。而且像煤炭资源补偿费、排污收费等还存在较为严重的征收困难和征收不足等问题，提取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2006年以后才建立，并且还处于试点阶段。所有这些因素导致与资源消耗补偿和环境价值补偿相关的成本计提不足。这反映到煤炭资源品成本构成中，必然体现为资源品成本构成缺失，再加上国家对电煤价格的控制压制了这一部分资源品价格的上涨要求，煤炭资源品价格形成机制被扭曲。

可以看出，我国煤炭资源开发利用领域中存在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安全问题、资源配置问题等，都能从税费政策缺陷导致的资源品不完全成本定价制度上找到其内在原因。

三、煤炭成本缺失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资源困局和环境问题日益显现，在煤炭资源价值理论、煤炭资源耗竭理论以及外部性理论等的影响下，煤炭价值补偿问题越来越引起重视。

（一）我固煤炭企业现行成本构成

我国煤炭资源企业的成本构成主要包括三大类：第一类是上缴国家的各项资源税费。包括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探矿权、采矿权价款，矿区使用费、排污费等，其中的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主要属于使用者成本，探矿权、采矿权价款属于直接成本，排污费属于外部成本。第二类是各项专项资金，如维简费、安全保证金等。第三类是企业各项生产经营成本，包括各种原材料支出、勘探费用、电力、折旧基金、人工工资、福利基金等。

（二）完全成本理念下的煤炭企业成本

所谓“完全成本”，是在资源价值理论支持下，为使资源的使用和消耗得到全面补偿而建立起来的一种非常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的资源产品成本概念。对资源企业而言，其资源产品的“完全成本”应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直接成本，即资源勘查、开采、加工过程中发生的直接支出。如我国现有资源税费体系中的勘探开采费用（对应两类价款）、人工成本等属于这一部分第二，资源耗竭补偿成本（代际成本），又可称作使用者成本.主要是对资源价值的直接补偿，如矿区地租等。第三，外部性成本（环境补偿成本），主要用于补偿、消除资源开采对环境的损害。下面以“完全成本”理念为支撑，探索煤炭企业应具备的完全成本构成。

1.煤炭使用者成本

煤炭资源使用者成本，实际上是对煤炭资源耗竭的补偿，在国外主要表现为权利金，在我国主要包括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和矿权补偿费等。

2.煤炭生产直接成本

直接成本是指在煤炭资源勘探和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各种生产要素成本。可分为两部分：一是煤炭资源勘探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二是煤炭开采所发生的费用。

（1）煤炭资源勘探费。我国新增煤炭资源的找矿普查和必要详查费用由政府负责。详查和精查费用由矿业权人负责。资源勘查成本差别很大，据经验推算，我国煤炭资源详查和精查成本平均吨煤1元左右。按资源回收率40%测算.吨煤承担资源勘探费2.5元左右。

（2）探（采）矿权价款。我国长期以来煤炭成本中不包括煤炭的矿业权价款。由于矿业权取得上“双轨制”的存在，至今大部分企业实际还没有缴纳价款。

（3）煤炭生产企业工资性成本。煤炭是高风险、高劳动强度产业.煤炭生产企业的工资性成本应该包含矿工的各项劳力补偿和劳动保障：一是煤矿采掘工人、熟练技术工人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工资；二是煤矿职工艰苦岗位津贴，如煤矿井下津贴、班中餐、夜班费等：三是煤矿企业应承担煤矿职工的各项国家规定的社会保险费用。

3.外部成本

外部成本主要指保护和治理矿区的环境成本f包括煤矿转产成本和安全生产成本）。可分为环境预防成本和环境损失成本。环境预防成本是指为实现一定的环境资源保护目标，在煤炭生产之前或过程中制定并实施环境保护措施、构建并运营环境保护工程设施而发生的成本。环境损失成本是指因环境破坏、资源枯竭而产生的企业内部损失和企业外部损失。

煤炭环境成本具有较为突出的行业特点。从目前煤炭环境成本的构成范围来看，环境成本补偿不足，需要结合煤炭再生产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煤炭环境成本的特点，对煤炭环境成本进行完善。

四、煤炭资源成本补偿的政策建议

煤炭作为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与石油、天然气、水和土地等一样，其价格很难做到完全由市场来定价，必须加强政府对资源配置的宏观调控，促进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和永续利用，推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

（一）构建煤炭企业完全成本

构建企业完全成本，逐步建立起以完全成本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是实现资源合理开发.价值充分补偿.环境有效保护，生产安全有序的必然选择。

1.完善成本核算制度

影响煤炭企业成本涉及的常规项目主要有材料、工资、福利基金、电费、折旧、井巷工程基金、大修理基金、地面塌陷赔偿费、排污费、维简基金、财务费用、管理费用、销售费用和资源税等，成本很不完整，存在较大缺失。为此，要完善现行煤炭企业的成本构成。建立企业完全成本制度，使包括外部成本在内的各种成本向煤炭价格内部渗透，将煤炭开采的矿权取得成本、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成本、安全生产成本以及资源枯竭后的退出成本等列入企业成本核算范围。通过外部成本内部化，社会成本企业化。逐步建立起以完全成本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的供需双方协商定价和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煤炭价格形成机制。

2.对煤炭资源价值进行充分补偿

（1）提高部分资源税费标准。适当提高煤炭资源补偿费费率，探索建立煤炭资源补偿费浮动费率制度，充分体现国家对资源性资产的收益权。适当提高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收费标准，完善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逐年递增机制。提高资源税税额，并将资源税由按销售量计征改按储量计征。

（2）改革煤炭资源税费体系。可以参照国际惯例，建立以权利金为核心的资源税费体系：一是将“煤炭资源补偿费”、“矿区使用费”和“资源税”合并统一征收权利金，适当提高权利金费率水平，由目前的平均1.18%提高到8%左右。二是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更名为“矿业权出让金”。要通过招、拍、挂等市场方式实现探矿权和采矿权价值，防止人为压低进入门槛。三是将“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更名为“矿地租金”。“探矿权采矿权使用费”相当于一种最低权利金.不管是否进行勘查活动，只要占有矿业权就应当征收，避免矿业权人闲置不用。

3.强化外部性治理成本的提取

（1）改进排污收费制度。一是立法明确污染物“总量控制”的原则。尽快出台煤炭污染物“总量控制”实施办法及配套政策，对煤炭排污总量控制的目标、总量设计、调查检测、总量分布、适用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二是实施排污权有偿取得制度改革。可采取招标、拍卖或政府定价等方式有偿出让，形成排污权的一级市场。对排污权二级市场交易范围和交易方式作出明确规定，确保排污权在二级市场上能够正常交易。建立企业减少排污的激励机制，对积极减少排放、积极出售排污权的企业从资金、税收、技术等方面予以扶持。三是逐步提高现行排污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切实做到污染者必须付费.重污染者必须多交费。改变违法成本低于守法或治理成本问题，促使企业参与排污权交易。

（2）建立环境治理成本合理分担机制。应尽快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三方面合理分担环境成本的方式建立起矿区环境和生态恢复机制，推进彻底治理。本着“谁投资、谁受益”原则通过市场机制多渠道融资引入社会资金进入，通过让社会投资者分享治理后的土地使用权等权益的方式换取相关环境治理和恢复资金投入。对不属于煤矿企业职责或煤矿企业无力承担环境治理的问题，由政府根据财力分步解决。

（3）调整资源税收政策。一是加快煤炭增值税改革，尽快将煤炭生产型增值税转换为消费型增值税；二是开征或提高高耗煤、高污染产品的消费税目和税率.减少煤炭资源消耗和排污水平；三是改革资源税税制。变从量计征为从价计征.同时提高资源税税额标准，抵制对煤炭资源的粗放型开采和利用；四是完善出口退税政策和关税政策，对煤炭出口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优惠；五是鼓励煤炭企业对废气、废物、废料实施回收循环综合利用。对此免征或减征增值税。

（4）完善安全生产投入长效机制。一是要加大安全费用的提取，规范安全费用的使用。按照“企业负责、政府支持”的原则，完善地方政府、企业共同增加煤矿安全投入的机制，建立煤矿安全生产设施长效投入机制，建立稳定的安全保障资金渠道。二是要提高煤矿伤亡人员的赔偿标准，建立规范的工伤保险体系。三是加强工伤险制度建设。国家应该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工作。建立更为规范的工伤保险体系，企业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及时足额的工伤保险。四是要建立健全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制度。政府安全生产管理部门可提前向从事煤炭生产的企业征收一笔费用，交由财政监管，事故发生后用于抢险救灾和善后处理所需资金。

（5）建立衰老煤矿企业转产资金制度。加快资源枯竭和扭亏无望的国有大中型煤矿关闭破产政策实施步伐，为从政策上支持这些企业实现行业平稳转移和妥善解决关闭破产煤矿遗留问题，建议专门设立衰老煤矿企业转产资金。

（6）建立对煤炭资源生产地的补偿机制。一是征收矿业城市补偿费。建立对煤炭资源生产地的横向补偿机制。二是设立国家生态补偿基金，建立对煤炭资源生产地的纵向补偿机制。同时，还可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项目中增加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有利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煤炭资源丰富、经济落后地区为保护环境对煤炭资源暂不开发而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给予补偿。

（二）完善煤炭企业外部环境

市场经济条件下，煤炭资源的配置及其价格形成必须以市场调节为基础，良好的市场环境是实现通过市场机制发现煤炭资源真实价值和实现其充分补偿的必要条件。

1.逐步解决煤炭价格“双轨制”问题

加快推进煤价与电价的联动改革.协调好两个行业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逐步解决煤炭价格“双轨制”问题，实现煤炭价格并轨运行，使煤炭价格能充分体现其完全成本。可考虑设置五年左右的改革过渡期，在过渡期内对物价水平影响较大的用煤大户（如火电企业）给予扶持措施，帮助其缓解煤价上涨带来的成本压力。同时，可考虑通过动用财政补贴政策对相关弱势群体进行直接补贴，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

2.完善煤炭资源产权流转机制

（1）明晰煤炭资源产权关系。可按照政企分开、出资者所有权与企业法人财产权分开的原则，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煤炭资源勘探出资人与煤炭资源勘探企业法人、矿业生产经营法人财产制度，并对这种财产权予以明确的法律保障。

（2）完善煤炭资源产权交易的两级市场。从煤炭资源产权交易形式看，煤炭资源产权交易市场由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组成。煤炭资源具有明显的准公共产品属性，必须引入煤炭资源使用权通过市场竞争有偿获得的产权安排制度。煤炭资源产权一级市场必须由国家垄断，在严格市场准入条件前提下，对煤炭资源应采取招标和拍卖的方式出让，促进煤炭资源产权市场化。对煤炭资源产权交易的二级市场，必须严格规范探矿权、采矿权转让、出租、抵押等市场交易规则、程序；明确规范探矿权、采矿权市场退出机制：明确探矿权人和采矿权人的权利义务；规范探矿权、采矿权市场中的中介服务机构管理等。

3.加强小煤矿治理

针对我国小煤矿的特点，要采取以下措施：一是严厉打击非法开采行为，严防已关闭矿井死灰复燃；二是限期关闭年生产能力在3万吨以下（含3万吨）的矿井以及布局不合理、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矿井；三是提高准入条件，严格控制新、改、扩建矿井的规模和数量。在采取上述行政手段的同时，为配合小煤矿的关闭和资源整合工作，要研究制定相应的财税经济政策加以引导；一是要完善相应的退款、退费制度；二是对关闭的合法小煤矿，按照核定的矿井生产能力为依据，给予适当的经济补助；三是要结合实际，研究制定转产扶植、结构调整、就业培训、困难补助等经济政策和鼓励政策；四是在通过“新设合并”和“吸收合并”等方式推进煤矿企业内部进行资产整合同时，鼓励具备条件的社会资本参与煤矿购买整合。

4.加大财政勘探投入

为满足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应建立和完善煤勘基金（周转金）制度。在初期，资金主要来源于中央政府，包括中央政府预算内安排支出，国家矿业权有偿出让收入，中央矿山企业和地勘单位应缴纳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折股后的股权以及股权变现和红利收入。基金建立后。应逐步引导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投入，共担风险、共享收益，形成滚动发展的良性投入机制。煤勘基金应重点用于支持国家与地方加大对煤炭资源的预查、普查和必要的详查，从根本上解决煤炭勘查投入和煤勘发展需求之间的矛盾。

扭曲范文篇6

摘要：基于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意义，从博弈论视角对其进行理论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关键词：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博弈

一、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的现实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是指国家为了保护存款人的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的，由经营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按照所吸收存款的一定比例，向特定的保险机构缴纳一定的保险金，当投保金融机构出现支付危机、破产倒闭或者其它经营危机时，由特定的保险机构通过资金援助、赔偿保险金等方式，保证其清偿能力的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

中国建立存款保险制度的实质在于从国家隐性全额担保转换到显性的存款保险制度。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在我国有着突出的现实意义。我国的商业银行长期以来都是在政府的庇护之下运作。政府的过多保护与干预造成了许多不良的后果，至今难以消除，比如，巨额不良贷款的产生等。如今，我们大刀阔斧地进行金融改革，使商业银行真正成为自负盈亏的企业法人，就是要逐步淡化政府对银行的影响。如果设计的存款保险制度对道德风险问题没有充分重视，无疑将是重回老路，商业银行有了存款保险机构这一变相的“政府保护”，重新具有了进行风险投资的“动力”，化解不良资产将遥遥无期。

二、存款制度中的道德风险的博弈理论分析

(一)模型分析

道德风险模型可细分为：隐藏行动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人选择行动，“自然”选择“状态”，人的行动和自然状态一起决定某些可观测的结果，委托人只能观测到结果，而不能直接观测到人的行动本身和自然状态本身，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投保后，投保银行在贷款发放中审查不仔细，造成贷款不能及时收回，形成不良资产，存款保险机构所能观测到的只是已形成的不良资产，而无法确认银行是否有违规操作。

隐藏信息的道德风险。即签约后，“自然”选择“状态”，人根据观察到的自然状态选择行动。委托人只能观测到人的行动和行动的结果，而不能观测到自然状态，因而是不完美信息。比如，某企业负债率较高，银行己知晓，但出于某些特殊原因，如企业一旦成功，获利颇丰，仍然对其放贷，结果造成贷款沉淀，不良资产形成。存款保险机构可观测到银行的贷款行为，但无法知晓有关企业的信息。

下面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分析存款保险制度中的道德风险问题。为了分析方便，将金融机构放款给高负债的企业从事风险投资这一过程简化为金融机构自己从事风险投资，并假设：第一，金融机构没有任何自有资本，这使得金融机构本身不会因放款失误而承担任何损失；第二，得到存款保险制度担保的金融机构足够多，它们之间的竞争使得资产价格可以上升到他所有可能实现的价值中的最大值，即盘损值。

考虑一个简单的两期情形。假定有一块土地，它在第1期出售，在第2期实现一个不确定的租金。显然，第1期的土地价格取决于第2期可能产生的租金(由于模型在第2期结束，所以不存在土地在第2期再次出售的问题)。假定租金为100元的概率为2/3，为25元的概率为1/3。假定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即利率为零，则一个风险中性的投资者愿在第1期支付的土地价格为50元。但是对于“赚了归自己，亏了归别人”的金融机构来说，显然，只要土地价格低于100元，它都有利可图。在假设这样金融机构足够多的情况下，土地的价格就必然被抬到它的盘损值100元，也就是这块土地在最好的情况下的所值。这多出来的50元就是一种资产泡沫。

现在把模型扩展到3期。假定前两期的结构与前面相同。第3期的租金也是有1/3的概率为100，有2/3的概率为25，而且第3期租金分布与第2期是独立的。我们仍不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没有担保，则一个风险中性投资者愿意在第1期支付的价格是100元，它等于第2期的预期租金50元加上土地在第2期预期转手价，后者又是由第3期的预期租金决定的，同样为50元(注意，这里土地价格从第1期的100元下降至50元是由模型的结构决定的，并不构成金融危机)。如果有担保，那么，根据前面的推理，土地在第2期的转手价就会被抬到100元，相应的，它在第1期的价格就会被抬到200元。仍然会出现100%的泡沫。

类似地，我们还可把模型扩展到4、5…n期。但是，这各类似地推理隐含着一个前提，即存款保险机构的担保能力是无限的，它有足够的财力弥补金融机构的损失。比如，如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只有25元，政府就要拿出75元来偿还债权人；如果第3期的租金也是25元，则政府总共要损失150元。然而，现实中这种前提是不成立的。即使是政府设立的存款保险机构，财力也是有限的。

那么，假设它只能帮助金融机构清偿一次债务，金融机构在第1期则可能面临两种结果：第2期实现的租金为100，存款保险机构无须出面为金融机构清偿债务，从而可以继续为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仍能维持在100元，因此，第2期租金收入加上转手价格就是200元；或者第2期实现的租金仅为25元时，存款保险机构就得出面清偿债务，并且无力再为金融机构第2期至第3期的债务提供担保，这样第2期的土地价格就会从它的盘损值100元回落到预期值50元，由此我们看到土地价格出现了暴跌，200元下跌至50元，资产价格暴跌，金融危机爆发。

(二)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存款保险机构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保护越强，造成的激励的扭曲就越严重，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投保银行得以从存款人的监督下解脱出来，而且在单一保险费率下承担的成本不与风险挂钩，投保银行冒险的动机越发强烈。因此，在道德风险问题下，存款保险机构的目标难以达到，而且，当存款保险机构也无力清偿时，还会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轻则使得某家银行资产质量恶化，经营困难，濒临破产，重则引起一国或区域性金融危机，造成金融动荡。

三、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

道德风险问题的关键在于它能通过对金融机构提供保护，造成激励的扭曲。一方面，存款保险制度所建立的“安全网”会诱导存款人忽视银行的经营和风险，对存款银行的信誉、实力不作慎重的选择，而更关心哪家银行许诺的利息高。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即使增加经营风险，也不会失去客户，或者即使风险的增加带来成本的增加，但是成本的增加幅度可能远远小于收益的增加幅度。其最终结果是过渡风险偏好的经营方式成为金融机构的理性选择。应对存款保险制度道德风险的对策其实就是纠正扭曲了的激励。

第一，让存款人承担银行经营失败所导致的部分损失。具体而言，存款保险公司可规定一个免赔额或固定比率。这种在保险业中被称为“共保制”(Coinsurance)的制度使储户的切身利益会因银行的倒闭而受到影响，因而刺激了储户对银行风险的了解与选择。

第二，公平地缩小受保护对象的范围。银行受保护的负债越少，它所受的来自债权人的监督就会越大。在信息披露不够充分，广大公众的信息能力普遍不足，选择存在一定盲目性的情况下，存款保险制度以保护小额的居民存款人为目标是可行的，因为这样能通过统一收取保险费而将小额存款者的信息成本转嫁给了存款保险公司，这样能消除公众盲目跟风提款时的“免费搭车”行为。而大额的机构投资者所具备的选择能力使他们不但不应受到存款保险制度的保护，而且应该通过独立分析的自保行为来为监管机关提供一定的决策参考。

第三，更严厉的危机解决方式。对资不抵债的银行的处理方式中，对存款人以及银行打击最大的是破产清算方式，因为它不但使危机银行从此消失，而且使存款人通常难以获得全额存款。然而，正因为这种方式对包括监管机关在内的所有当事方均具有极大威慑力，破产清算应被用于解决多数危机银行。清算完毕后进行索偿时，各债权人索偿的优先等级顺序应依照“投保存款人；无保险存款人；非存款债权人”的渐降优先级顺序来进行。

第四，健全金融监管的约束机制。要消减银行所有者的道德风险，监管机关除确保实施强制性信息披露外，应考虑诸如因操作风险而倒闭的机构的主要所有者成为金融市场的禁入者，以及追究式交易的决策者的法律责任等手段来对金融机构的所有者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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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仲飞.国际银行存款保险制度的国际协调[J].武汉大学学报，2007，(01).

扭曲范文篇7

一、银行缺少强有力的债权保护手段是银企信用扭曲的主要原因

银企债务契约的存在,赋予银行对其资产的保护权:其一,在企业有偿债能力而不承认或不履行债务时,通过法律上的民事债权制度和民事诉讼与执行制度保障债务的履行。《民法通则》规定:债务应当清偿。有能力偿还而拒不偿还的,由人民法院判决强制偿还。其二,在企业丧失清偿能力,对到期债务无力还清时,可以运用迫使企业破产等手段实现对企业的控制,《破产法》规定: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债权人可以申请宣告债务人破产。

可见,依法还债和债权人破产申请的提出是促使企业如约履债、银行债权保护的基本手段。两种手段运用效果好,则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强,反之,则弱化。目前,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主要原因便是由于两大手段的运用不力而引起的银行债权保护能力弱化。

（一）依法偿债对企业偿债行为的约束力有限,银行债权保护难

依法偿债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偿债判决执行难。现实生活中,银行打赢了官司得不了钱的现象,十分普遍。来自基层的情况表明,近两年来,银行通过依法起诉手段收回贷款的比率愈来愈低。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目前我国整体执法环境欠佳,另一方面源于地方政府的干预。

（二）债权人破产申请提出作为企业债务约束、银行债权保护手段的作用几乎没有得到发挥

目前,我国的破产案件几乎都是在债务人提出申请的情况下实施的。从驻马店地区的情况看,尚没有债权人提出破产的先例。原因无外乎有以下两点:

1．银行缺乏宣告企业破产的主动性。现实的情况是:银行不愿意提出企业破产,不仅如此,而且还在企业申请破产时,千方百计加以阻挠。这是由于:①银行经营目标短期化。破产使银行信贷资产损失清晰化,明朗化。由于破产企业债权清偿率低,破产的直接后果是银行信贷资产总量的明显减少及由于呆账损失的冲销而引起的银行经营收益的减少或亏损的增加,从而直接影响经营者的政绩。②破产操作不规范,银行资产风险加大。现实生活中,以破产为名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相当突出,这种行为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屡屡得逞。1996年我国颁布了《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了逃废银行债务的处罚细则,但收效甚微。③破产手段的启用难以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产生应有的威慑作用。在我国现有企业体制下,企业破产与否,与经营者关系不大,而且,由于缺乏来自所有者的有效监督与激励,经营者缺乏为消除破产隐患而对企业付出最大努力的动机与压力。

2．银行左右企业破产的能力受到牵制。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破产决定是债权人或债务人为保护自己权益而做出的独立的、市场化的行为选择,在我国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地方政府的行政行为。很难想象,破产能够在地方政府的反对下进行。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维护社会稳定职能决定了其对企业破产的消极态度―――破产必然引起失业,增加社会不安定因素。当然,这种消极态度是针对真正的破产而言,至于以逃债为目的的假破产,则另当别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制度性因素是形成这种现状的根源。

其一,大一统的国有银行体制,掩盖了银行经营中的问题,使银行成为各种社会、经济矛盾的承载体。首先,一级法人且以国家为后盾的银行体制使国有银行几乎不存在支付危机,从而最大限度地掩盖了其信用风险,使得企业风险、社会风险向银行的持续转移成为可能。其次,经营者不是所有者,缺乏为保护金融债权而付出最大努力的激励。现实的情况表明,不同的债权人所有制对其债权的影响是有差别的。

其二,所有权模糊的企业体制。

其三,政企不分且缺乏监督的政府体制。改革进行到今天,我国的地方政府早已从定计划、定产值直接参与企业经营活动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但仍在相当程度上拥有对企业资产的处置权。这种处置权最明显的表现是,企业处理重要资产必须经过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审批。政府的处置权有其合理的内涵:所有权即剩余索取权与资产控制权,地方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产权代表的身份决定了其改革主体的地位。事实上,地方政府是改革程序的设计者、推动者和操作者。因而,政府以产权代表身份参与企业改制的过程是其作为经济主体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经济主体的利己动机是普遍存在的,因而难免出现为追求自己利益而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这就需要社会有一个统一的市场交易规则,以规范和约束交易各方的行为。法律是主要的约束手段。但这种约束手段的约束力在我国由于约束对象的特殊性而大打折扣。政府作为企业产权代表与企业合谋逃废银行债务的行为是其利己行为的表现。但由于政府同时是地方行政管理者,是地方法院财力与人力的提供者,因此,法律对其的规范作用非常有限。人大是立法与监督机构,但由于种种原因,其监督作用难以得到有效发挥。

其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目前我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中小企业的经营状况已到了令人忧虑的地步,如让其大面积破产,必须以强有力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前提。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能够对所有失业人员的生活起到真正保障作用的失业救济制度,这已成为我国多种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

二、矫正我国银企信用扭曲的思路

企业不能如约归还贷款,无外乎以下两种因素所引起:其一是道德因素。主要表现为企业有还贷能力而不归还贷款或无论有无还贷能力都不承认贷款。其二是经济因素。即纯粹由于失去还贷能力而不能如约归还贷款。针对以上两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治理思路:

（一）针对第一种情况,即恶意拖欠或逃废银行贷款的企业,应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目前,在各地实行的公布“黑名单”制度实践证明是一项行之有效的举措。人民银行应建立和完善金融机构联席会制度,对恶意逃废债企业予以确认曝光。对于曝光后仍不纠正者,可采取联合行动,停止对其结算等金融服务。需要提出的是,必须慎重确定列入“黑名单”的企业,如果不分原因而一概把拖欠银行贷款本息的企业列入“黑名单”,不但可能因列入“黑名单”的企业众多而失去其应有的作用,而且可能使一些本无逃废贷款意愿因暂时性因素而导致财务周转不灵的企业产生抵触情绪,从而影响贷款的归还。

（二）针对第二种情况,即失去还贷能力而无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倾向的企业,则应区别对待,从形成其偿债能力低下的原因出发,实施不同的治理对策。

1．实行债权转股权。对于因资本金不足,利息负担过重而造成亏损,失去偿债能力而尚有好的支撑项目,竞争能力强的产品的企业,应实行债转股。

2．实行债务重组。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而暂时出现财务困难,不能按期归还贷款,以及因经营管理不善,出现亏损,丧失偿债能力,但技术设备先进,产品市场前景较好的企业,可实行债务重组。具体做法是:银行与企业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达成债务重组协议,对企业作出某些让步,如延长还款期限,暂停支付利息等,对此,企业必须付出的代价是让银行参与企业的重大经营决策,对企业及其经营者的活动进行监督,如提出更

换企业领导人,降低企业不必要的费用开支等。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如美国,在银行延长企业的还款期间内,债权人可要求企业主降低个人的生活费用;另外,提高雇员的工资,增加公司的债务,以及巨额的或非正常的购货需经债权人的同意等。在我国,国有企业占绝对比重,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大多由于所有者缺位而引起的法人治理机制不完善所致,在目前作为所有者代表对企业实施监督的政府部门因种种原因监督不力的情况下,发挥银行的监督作用,无疑有利于企业的发展。

扭曲范文篇8

关键词：机构投资者；证券市场；反馈效应；羊群效应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证券市场上机构投资者获得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其行为的日益规范，对证券市场良性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正在经历从散户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到以机构投资者为主体的市场结构的历史性转变。从2000年上半年起，中国证监会将超常规、创造性的培育和发展机构投资者作为推进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重要政策手段。一些学者也相继提出了“证券市场呼唤机构投资者”、“培育机构投资者，深化资本市场的改革”等观点。而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到底如何，机构投资者对我国证券市场产生了哪些积极或消极作用，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研究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首先应对机构投资者概念的内涵及外延做出科学、合理的界定。目前，对机构投资者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为描述性的界定，认为机构投资者是指自有资金或通过各种金融工具筹集资金进行投资管理的金融机构，既包括共同基金、对冲基金、投资银行和货币市场基金等投资中介机构，又包括社保基金、保险基金等契约性储蓄机构，还包括商业银行等存款机构。另一种为理论性的界定，机构投资者与一般投资者最根本的差别应该是看投资者是否拥有某种程度的市场势力，拥有市场势力的投资者就可以被看做是机构投资者；反之，则是一般投资者。更为简单或通俗的解释，机构投资者指证券市场的买方机构，作为证券的需求者与资金的提供者，以长期投资回报为目的，通过研究与选择买入绩优或潜在绩优证券来达到盈利的目的。在金融市场从事证券投资的法人机构，主要有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投资基金、证券公司、银行等。

二、机构投资者崛起的理论分析

（一）信息经济学角度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息是指导人们一切行动的依据。人们获得信息的多少、获得信息的准确程度、获得信息的速度、获得信息的方式和成本等，深刻地影响着投资行为和效果。

1.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完全

由于市场分割，信息通道受阻，单个投资者的信息志别和处理能力相对较差。因此面对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完全，由于单个投资者在时间、专业知志、技术设备等方面明显处于弱势，无法全面了解市场上有怎样的交易价格，也不知道具体哪个融资者需要哪种价格，因而无法实现最理想的金融产品投资组合，而机构投资者的产生将可能部分解决市场信息不完全。

2.证券市场的信息不对称

交易地位不同，社会分工和专业化发展，信用欺诈等的存在，为充分扭转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中的不利地位，一方面，应建立和完善信息披露制度、社会评信制度等规则；另一方面，应加强信息组合和信息联合，增强投资者的抗风险和能力。于是产生了拥有强大志别处理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二）产业组织学角度

由于规模经济，即规模的“收益递增规律”的作用，为节约交易成本、分散风险，机构投资者在证券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市场的有效性，从而可提高市场资源配的效率。

三、机构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作用分析

证券市场的成熟主要表现在人和机制两个方面，而证券市场的机制（包括市场结构、监管体系和市场运作）和股市参与人员（交易所的组织者、结算公司、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构以及社会公众）行为的成熟都与证券市场的稳定密切相关，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研究证券市场的稳定的机理，对其稳定发展尤为重要。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在证券市场稳定中的作用大致有三种：

（一）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的积极作用

1.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具备资金规模，技术及信息优势，能够做出相对理性决策。机构投资者一般是职业的、大型的专业投资机构，相对个人投资者而言，投资机构者一是拥有的资金量大；二是都是由投资领域的专家进行专职投资管理和运作的。他们凭借这些优势可以在证券市场中发掘出那些价值被低估、业绩优良的优质公司，同时购买这些公司的股票并长期持有，这样机构投资者没有像散户那样频繁的短期行为进而有利于市场的稳定。

2.机构投资者深谙国家的有关政治、经济政策和法规，经验丰富，实力雄厚，在证券市场上影响很大。机构投资者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组织形式，机构投资者的经济理性决定了其目标指向是股东或基金持有者利益最大化。唯其如此，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扩大资金实力以通过规模经济效应来提高收益水平。故此，机构投资者必然会紧随经济和市场形势变化来调整其投资的方向、规模和结构。如此起到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

3.机构投资者与其他投资者之间的资源和能力差异造成了行为方式的不同。一方面，机构投资者之间差异非常大；另一方面既定的制度环境给予不同机构投资者以不同的行为空间。下面基于行为金融学理论，就反馈策略和知情者下注两方面，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性的影响。

（1）反馈策略（FeedbackTradingStrategy），是以股票过去的表现作为买卖判断的主要基础。正反馈交易使股价变动趋势加强，价格变动幅度增大，不利于股市稳定；而负反馈策略操作则与之相反。反馈理论认为，虽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投资者，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很快就把这类有限理性给淹没，最终使得市场存在连续的反馈。机构投资者利用自身优势，小规模干预资本市场的运行，使其朝有利于自身发展方向运转，不同机构投资者采用多元化的投资策略，采用负反馈策略和采用正反馈策略的投资者将会相互抵消各自的影响。

（2）知情者下注（SmartMoney），是投资者基于所掌握的市场或股票的充分信息而做出判断与决策的行为。一般来讲，知情者下注可以稀释部分普通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二）机构投资者的行为对证券市场稳定的消极作用

1.存在操纵市场行为。在中国资本市场上，机构投资者具备天生做庄的资源条件。首先，机构投资者自身资金雄厚，可以通过高息拆借、委托、经营等多种手段，使大量资金进入市场。其次，其在信息获取、处理与分析上具有明显优势；再次，机构投资者可以与上市公司联合，利用上市公司业绩的内幕信息操纵股价，做庄股市。2000年10月“基金黑幕事件”首次公开揭示基金业存在“对倒”、“倒仓”等操纵市场的行为。2001年3月23日，中国证监会在其网站上公告称，当时的10家基金治理公司中有8家在股票买卖中存在异常交易行为。2006年下半年，大盘股狂涨，带动股指大幅上升，很难否认没有机构投资者操纵的成分。

2.短视行为较为严重。目前，中国的机构投资者还不是典型的长期战略投资者，其资产组合显示出买卖行为频繁，短视行为较为严重。一种典型的短视行为表现为正反馈交易，追涨杀跌，即买入近来的强势股，卖出近来的弱势股。正反馈交易使股价变动趋势加强，价格变动幅度增大，不利于股市稳定；而负反馈交易操作则与之相反。反馈理论认为，虽然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理性投资者，但整个市场的非理性很快就把这类有限理性给淹没，最终使得市场存在连续的反馈。这一点在2007年及2008年上半年表现最为明显。据Winds统计数据显示，仅2007年包括封转开在内就有多达61只新基金发行，最终发行总数高达5790．6亿份左右。从年初到第三季度的短短九个月时间，基金的资产规模就从不到l万亿元，飞速突破3万亿元。2007年基金的四季报显示，基金重点配置的行业是金融保险，有的基金配置金融股的比例甚至超过了40％。然而，随着2008年上半年沪深股市的狂跌，2008年第一季度金融指数的跌幅高达41.6l％，中国人寿、中国平安更是跌过50％。基金2008年一季报报出后，投资者惊悟，基金第一季度减持最大的行业就是金融。金融、地产作为两市权重最大的两大板块，基金在6000点之上仍疯狂买人，制造出一个又一个蓝筹泡沫，然而在2008年6月上证指数跌近3000点附近时，基金却选择不计成本地抛售，致使最高46元的招商银行剩下仅有23元，最高40元的万科也仅有16.50元等惨剧频频出现。

3.羊群行为较为普遍。中国机构投资者的羊群行为主要体现在行业集中度和个股集中度方面。从2002年至2008年，证券投资基金投资A股的重点仓位顺序依次是制造业与金融保险业、交通运输仓储业、水电煤业、采掘业。由上海证券交易所的2006年市场资料中也可以看出，2006年新老基金纷纷高配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机械设备、金属非金属等几大热门行业；从个股角度而言，基金的前十大重仓股又高度集中在上述行业的一部分绩优股票上，如中国联通、中国石化、招商银行等。投资理念大同小异，在价值投资的大旗下，各基金从不同角度诠释着自己的“价值观”，但内容往往非常相似。机构投资者的行为特征是由构成证券市场运行的具体制度决定的，分析机构投资者行为扭曲的原因必须结合具体的市场条件。首先，中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完善使得对机构投资者的约束不够，机构投资者的社会责任体系缺失。在不健全的制度环境中，机构投资者就会为了自己的利益做出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行动，导致市场异常波动并从中获利。其次，机构投资者的价值取向决定其行为特征。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机构投资者首先关注的目标无疑是盈利。因为只有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才能吸引更多投资者与资金流人，以及“逐利”本性的驱动，所以机构投资者必然紧随市场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其投资的方向，这决定了机构投资者会出现周期短、结构多变和投机操纵的行为。再次，中国证券市场上制度供给不连续。

扭曲范文篇9

但随着我们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政府整体的行为价值选择正在发生变化，其所担负的社会角色也在发生转变，因而相应的政府行为目的、绩效评估标准也必须作出适应性的调整，以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然而，由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整体滞后和地方管理工作的纷繁复杂，许多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依然因循计划管理的传统模式，没有作出实质性的转变。特别在绩效评定的标准方面，内容比较单一，体系错综复杂，所以导致目前地方政府绩效管理的标准在客观实在性、整体统一性和正确导向性上出现了严重的扭曲，背离了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要求。

一、市场条件下的政府行为价值选择

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政府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权威行为组织，其所实施的任何政府行为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利益性。所谓的公共政策不过是政府对社会公共利益的权威性分配[1]。在公共政策的指导下，政府各种具体行为实际上是政府在权衡社会利益和自身利益的基础上不断选择的结果。既然要在现实条件下作出行为选择，那么政府就必须先确定自己的价值评判标准，明确政府的行为目的。而政府的行为价值选择，就是指政府作为一个社会行为组织对其行为终极目的的基本价值判断、价值确认和利益选择。这种价值选择是政府公共政策价值观的基础，“它既决定了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模式，又决定了政策系统行为的一切选择，是对社会资源提取、分配和行为管制的决定性选择”[2]。在这种行为价值选择的引导下，政府得以明确行为的确切目的，界定自身的职能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相应的职能体系和拟定政府行为结果的评估标准，从而为决策、组织、执行、评估等行政流程的正常运行确立规范的制度依据和绩效管理标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不仅决定了一定时期内政府行为的目的和分配社会公共利益的模式，而且还决定了其行为评估的标准和绩效管理制度。因而，不同时期的绩效管理制度和标准一定要与当时的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相一致，二者不得互相冲突。

在市场条件下，自由交换与公平竞争是最重要的行为准则，每个社会个体或组织都在市场规则下，依据各自的价值目标借助交换的方式来实现有竞争的利益分配。政府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由于它是社会公益的主要代表，又具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权力，所以政府对社会利益的分配具有必然的权威性与导向性。但在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要以市场调节为主，政府不能凭借其权威地位僭权而为，充当全能的管理者和控制者。因此，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稳定、良性的发展要求，政府的行为价值选择必须要以维护和保障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健康、稳定发展为主要内容。具体来讲，就是：一要运用政府力量合理干预市场，在维护和完善市场规则的基础上限制市场机制所产生的经济波动；二要利用行政权力为市场的运行、发展创造种种必要条件，为社会生活水平的共同提高，提供多方位的服务；三要遵守市场“代际交换”的准则，为整个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合理的政策规划。

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也必须坚持市场化的政府行为价值选择，改变在传统体制下政府的全能管理地位。那么，符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政府行为价值选择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同志评价国家政治体制的三条标准，即：“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3]。这三条标准是有中国特色的市场化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核心内容。因为只有限制市场经济大的波动，才能保证政局的最大稳定；只有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人民群众才能真正改善生活、信赖政府；只有在宏观上执行可持续发展政策，生产力才能始终保持连续发展的势头。所以，在现时期内坚持邓小平同志的这三条标准，就是我们政府工作在市场条件下坚持正确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根本表现。

地方政府作为政府的一部分，自然也要恪守社会主义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基本要求。各项工作的安排、落实、执行、评估都要坚持以上述三条标准为根本依据。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工作，其基本的绩效考核标准一定要与这三条标准保持一致。在结合地方政府管理特点的基础上，使这些标准充分融入政绩考察的具体工作之中。

由于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更接近市场、接近基层，所以它所牵涉到的事务都是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共利益的事情，其管理工作具有综合性、具体性、复杂性和系统性的特点。因而，在评价和估计具体部门、具体工作人员业绩的时候，绩效管理指标要具体、系统，具有一定的正确导向性，使各部门能够依据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要求开展工作。

二、地方政府绩效管理指标与行为价值选择的扭曲现状

政府绩效管理制度是上级领导部门对下属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有效监控手段，在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其管理的方式和内容都有所不同，但其每一次变化的核心环节都在于绩效指标内容的转变和权重的转移上。因为政府绩效管理制度的变革决定于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变化，而后者的变化又是通过绩效指标的转变来体现的。只有绩效指标内容和权重的变化符合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绩效管理制度才算是适应政府的需要，与行为价值选择保持一致。

在当前地方政府的绩效管理体制中，政府依旧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管理办法管束下属部门和各级公务人员。“一手高指标，一手乌纱帽”的管理模式，促使许多机关领导和职能部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政治、经济指标，无视公共选择的标准和市场化要求的约束，以不合理手段干预社会的发展。而且，许多指标在内容和权重上都没有按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要求作合理转变。其指标体系混杂、权重安排不合理、刚性指标单一等问题的存在，使现有指标在正确导向性、客观实在性和整体统一性方面背离市场化要求，出现严重的扭曲。

1.绩效指标在正确导向性方面的扭曲现状

绩效指标的设定、考核评价的实施和升降奖惩的兑现体现了政府对于其下的领导干部和政策行为的导向作用。何种绩效指标的拟定决定了政府行为的具体趋向，因为指标的完不成预示着整个部门和负责人员的失职，失职必然造成部门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损失，所以各部门和工作人员必定会以指标为根本指针，不遗余力地去达到指标的要求。因此，正确、合理的指标设定必然引导政府的正确行为。反之，则必然导出错误的行为和结果。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价值选择重在维护市场的正常运行和为社会提供多方位的高效服务上。大部分地方政府直接与社会公众接触，其行为和措施多是比较具体的，而且常常涉及公众的切身利益。所以，他们每一项工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人民的生活质量。因而，地方政府工作的绩效指标要更多地围绕人民生活质量和政府公共服务水平来设定。其整体绩效指标体系要突出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变化和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高低，并以此引导地方政府工作向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公共服务能力的方向发展。

但当前我们地方政府的指标体系权重设置不合理，政绩的考核以数量化的经济指标为主，过多地强调了经济总量的增长要求。只要国内生产总值、财政收入、税收能够按要求保持一定的增长，一切就万事大吉。至于人民的实际收入、就业比例、住房面积有没有切实的增加，就很少有人关心了。尽管，后面的指标与前面的数据有着密切的联系，但要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前提下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真正提高还需要政府做更多的工作。而且，许多地方政府在这种只侧重经济指标增长的指标体系引导下，为了完成任务，积极干预经济活动，常常亲自“登台唱戏”、盲目出资办企业，以求用大投资换取高增长的“政绩”。有的地方甚至不择手段，以编造假数字或走私等违法形式来达到目的。例如，原辽宁省丹东市市长常义等人为了减少市属企业的亏损额，完成减亏指标，居然动用银行和边防武警公然帮助企业走私汽车，逃税4494万元[4]。

这种不合理的指标权重设置，实际上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以“粮”为纲和以“钢”为纲的管理模式的产物。它不仅没有引导政府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强政府服务能力上来，而且还迫使地方政府更直接参与了经济生产活动，背离了市场条件下政府不干预微观经济的基本准则，与当前政府的行为价值选择要求相扭曲。

2.绩效指标在整体统一性方面的扭曲现状

地方政府管理工作，与其他业务有着密切联系，而政府工作的绩效考核就是对地方方方面面工作的一种全方位考察，其考核指标自然应该构成一个系统，在有所侧重的情况下反映出该地方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状况。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的发展必须要遵循市场“代际交换”的原则，为保证生产力持续性发展势头而坚持整体社会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地方政府作为一定地域内的权威行为组织，拥有该地域内最集中的社会权力，所以它是惟一能够在宏观和中观上引导本地产业在可持续发展框架内运行的组织。因此，在评价一个地方政府政绩优劣的时候，各项绩效指标在系统化的体系内应该综合反映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而不应该过分侧重某一方面的工作业绩。

但目前我国各类地方政府由于没有完成市场化的彻底转变，管理职能过于宽泛，牵涉的事务具体庞杂，所以许多职责业务已远远超出了政府的实际执行能力。其所接受考察的指标不仅纷繁复杂、难以企及，而且受上级“条条”领导的监督和约束，许多指标之间没有建立横向的联动关系，缺乏有机的整合。因此整个绩效指标体系缺乏系统性和有机性，难以全面反映地方政府的管理工作。有些指标甚至还互相矛盾，让受监管的部门一时难以适从。例如西北某贫困县的经济以林业为主，每年GDP的大部分都来自木材的采伐。因此当地县政府为了保证经济总量的增长和尽快脱贫，每年都把采伐木材的数量作为该县林业部门的业绩考核指标，而且还逐年提高。但与此同时，上级环保部门和林业部门又出于环保需求，给该林业部门下达了采伐量逐年下降的绩效指标，令该部门无所依从。所以，每年工作评比，他们都是在受到县政府褒奖的同时，又受到上级业务部门的通报批评。

由于这种体系庞杂、各指一方的绩效指标的存在，使地方政府难以用系统管理方法来指导工作，各个职能部门为了应付不同类型、不同部门的指标要求，不得不四面周旋、疲于抵挡。为了保住自己现有利益，各部门花费了很大精力来权衡指标的利害关系，因而也就没有精力再认真研究和制定适合本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政策了。

3.绩效指标在客观实在性方面的扭曲现状

绩效考核的根本目的，就是通过对客观、准确的绩效指标进行考察，以准确地甄别领导班子及其工作部门的实际业绩，并以此作为评价依据对各部门和领导给予相应的奖惩。因此，这种办法克服了干部管理中的“拍脑壳”定干部、“档案袋”抽干部、“人情圈”选干部的不良风气，促使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由墨守成规向求实创新转变。但这种管理办法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关键体现在绩效指标的设定和考核要具有客观实在性，只有客观实在的绩效指标考核，政府的业绩才能够得到公允、充分、正确的反映。

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运行过程强调自然特性，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强调通过市场协调的自然关系使社会趋向和谐均衡。因而我们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求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一定要合理、要科学。所谓“合理”、“科学”，其基本含义就在于政府的干预要保证市场能够以自然状态运行，减少经济的波动[5]。而政府要想合理、科学地干预，就必须对自己的行为结果有客观、正确的把握和认识。所以绩效指标的客观实在性是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价值选择的外在反映。

但目前地方政府在上级领导部门的指标压力和“赶超”邻地邻市的竞争压力下，其绩效指标的设定与考核工作都围绕着超额完成任务和赶超兄弟区域的中心来展开。因此，许多地方政府的指标在设定、派发过程中不考虑本地的现实情况，只追求单纯的数字任务，与当地的社会发展需求和实际状况相脱节，致使很多工作最终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而任务指标完不成，本部门在上级心目中的“形象”就大受损毁，领导干部的“帽子”也受到影响。所以，假做数据、夸报指标等欺上瞒下的行为就层出不穷，跑“数”出官、“数字出政绩”已成为当前绩效管理的一大特色，整个绩效指标体系充斥着虚假数字，严重背离了客观实在性的本质要求。

三、关于扭曲成因的制度层面分析

绩效管理指标与当前市场条件下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存在着种种扭曲，其个中成因既有制度层面上的因素，也有具体操作层面上的问题。但究其实质还在于政府在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制度性缺陷。

1.地方政府所承担的社会角色没有及时作出转变。其社会定位不明确，致使绩效管理在指标设定方面难以把握正确的导向。

当前，我们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政府都要以市场逻辑为指导，自觉进行角色转换，由原先规模最大的生产者、经营者，最全面、最具体的管理者、控制者，转变成为有限的管理者和有限的公共服务者。政府行为的价值选择主要侧重于确立公正、合理的市场规范，为市场自然高效的运转提供服务和保障。

在这种大趋势和大思路的引导下，地方政府理应加速角色转换的进程，纠正计划体制下角色错位的不良影响，使政府以“社会服务者”和“社会参与人”的身份发挥重要的公共服务作用和引导规划作用。但在当前地方政府的管理过程中，许多政府对自身所担负的社会角色认识不明确，依旧自觉、不自觉地以经济管理者的身份直接介入下属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因此，在考察政府部门和领导政绩的时候，往往把下属企业或社会组织的产值、利润、税收作为绩效指标来加以考核，以此作为政绩的反映。从而使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没有发挥正确的导向功能，忽视了指标体系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增强公共服务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2.当前地方政府由于处于整体的改革变迁过程之中，各方面的职能界定还很不科学、不明晰，所以导致许多部门的管理工作交叉重叠、相互矛盾，没有构成一个有机的职能体系，因而使现有的绩效指标设定和考核工作混乱无章、盘根错节，缺乏必要的整体统一性和系统性。

地方政府的管理因为直接面对广大社会公众，所以其管辖的事务既非常具体、又非常庞杂。而且，随着社会分工的深化，政府的职能规模日渐膨胀，其职能范围亦在不断拓延。现在，面临市场条件下政府角色的复归，地方政府在对自身职能外延的界定和内部职能体系的科学构建上存在着许多模糊的不科学认识。原有的大量应该由企业或社会中介组织承担的职责尚未从政府中剥离出去，而新增加的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又大量涌入，所以致使各地方政府在职能划分和整合上难以把握明确的标准。许多管理工作交叉重叠、多头共管，彼此间相互推诿、矛盾重重，而另外一些工作却又空悬纸上、无人负责。如此混杂的职能体系，自然导致各级监管部门在设定和分派绩效指标时，缺乏制度化的依据。其各单位在不同职责和目的推动下，工作体现出较大的主观随意性，所制定的各类指标自然也难以构成有机的统一体系。

3.当前地方政府对自身的服务性角色把握不准，没有真正认清自己工作的服务对象和服务职责，并且受官僚体制的束缚，许多政府部门“只唯上，不唯下”。在绩效评估管理方面，唯上级指标马首是瞻，不能够实事求是地依据地方要求和人民需要来考核绩效、评估政绩。这样，不仅背离了客观实在性的指标要求，而且还违背了为人民服务的行政宗旨。

扭曲范文篇10

关键词：显性干预；隐性扭曲；税法干预；中性税法

税法对现代市场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些影响有的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有的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为此，有必要深入研究税法对市场经济影响的方式及其效果。在税法影响市场经济的各种方式中尤其应当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隐性扭曲。隐性扭曲由于其不易察觉，往往并未经过深思熟虑，也不一定是政策制定者的本意。本文对税法影响市场经济的各种方式进行了初步分析，重点探讨税法对市场经济的隐性扭曲的种类、危害及其显性化。

一、税法对市场经济影响的种类

税法能够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对市场经济产生影响，其中有些制度并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调节作用，有些制度则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产生较大的影响；有些制度明显以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面目出现，有些制度则通过隐性的方式来影响市场对资源的配置。

(一)中性税法制度与干预税法制度

税收是纳税人支付的享受政府公共产品的对价。税法的基本功能是公平合理地在全体纳税人之间分配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开支。由于税法可以增加或者降低市场主体的经营成本，因此，税法又是政府干预市场的一个重要手段。根据税法是否具有干预市场的内在功能，可以将税法分为中性税法制度与干预税法制度。

中性税法制度是仅仅增加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并不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的制度。中性税法制度公平地增加所有纳税人的成本，以此筹集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收入，但其并不对纳税人的投资、经营等市场决策产生影响。例如，彻底型的“增值税法”对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按照相同的税率就其销售价格征收增值税，市场主体无论从事什么行业，生产什么产品，所承担的增值税负担是相同的，这样，该市场主体在进行投资和经营决策时就不需要考虑增值税因素。这样的税法制度就是中性税法制度。中性税法制度由于仅公平地增加所有纳税人的纳税成本，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不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在设计该制度时仅仅考虑纳税人的税收负担能力以及政府的公共开支需求即可，不需要考虑其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干预税法制度是对不同种类的纳税人设计不同的税收负担从而间接影响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功能的制度。干预税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公平原则，使得不同种类的纳税人承担不同的税收负担，并以此来筹集公共收入并对市场主体的投资、经营等决策进行调控。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一般企业征收25％的所得税，但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仅征收15％的所得税，这样，当市场主体在进行投资一般企业还是投资高新技术企业的决策时，就必须考虑企业所得税的因素；如果在不考虑企业所得税因素的情况下，一般企业的营利能力略高于高新技术企业，但在考虑了企业所得税因素以后，高新技术企业的营利能力又略高于一般企业，那么，投资者就会选择高新技术企业作为投资对象。这就充分体现了干预税法制度对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干预。由于干预税法制度具有很强的干预性，在设计干预税法制度时必须充分考虑该制度对市场配置资源功能的干预程度及其所可能产生的效果。设计干预税法制度所需要考查的因素更多，所需要预测的效果更多，因此，应当更加谨慎。

(二)显性干预税法制度与隐性扭曲税法制度

在干预税法制度中，根据该制度是否明确表述为干预税法制度以及其直接表现出来的目的是否是干预市场，还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显性干预税法制度以及隐性扭曲税法制度。

显性干预税法制度是明确表述为干预税法制度以及直接表现出来的目的就是干预市场的税法制度。明确表述为干预税法制度的最典型的例子是税收优惠制度(税收激励制度)。税收优惠制度明确给予某种类型的纳税人或者某种类型的经营方式以税收优惠，其干预市场的目的非常明显。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章所规定的“税收优惠”，其中所规定的每一项制度都具有明显的干预市场目的。如，其中规定对于企业“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所得”可以减免企业所得税。企业在进行是否从事农、林、牧、渔业项目的决策时必须考虑该项税收优惠制度，否则就无法作出正确的选择，其对市场主体投资决策的干预是非常明显的。另外还有一些制度虽然没有明确表明是税收优惠制度，但其直接表现出来的目的就是干预市场。例如，我国《营业税暂行条例》规定，文化体育业需要缴纳3％的营业税，而服务业需要缴纳5％的营业税，部分娱乐业则要缴纳20％的营业税。企业在选择从事哪种行业的投资时必须考虑其不同的营业税负担，税法设计不同税率的直接目的就是干预市场，对不同的行业施加不同的税收负担。显性干预税法制度由于已经明确表达出干预市场的目的，政策制定者在制定之时就已经就其干预市场目的的正当性以及实际效果进行了论证和预测；虽然在政策制定者判断错误的情况下也可能对市场经济产生危害，但从整体来看，其对市场经济的危害相对较小，而且即使产生了危害，政策制定者也会及时调整。

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是没有明确表述为干预税法制度，直接表现出来的目的也不是干预市场但对市场主体的决策具有潜在影响的税法制度。隐性扭曲税法制度往往是在追求其他目的的过程中不经意地或者暗中具有影响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制度。隐性扭曲税法制度从表面上很难看出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影响，但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以及相关实践调查以后就可以发现其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影响。例如，我国对销售货物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对于其他劳务征收营业税，其目的是为了便于征管，但这一制度实际上造成了销售货物与提供劳务二者之间的税负差异，这种差异会被精明的投资者所觉察，从而成为决定他们投资方向的重要因素之一，这样，这种增值税和营业税分立的制度就具有了影响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由于隐性扭曲税法制度往往并不是政策制定者所追求的目的，而且一般在政策制定之时也没有被政策制定者所觉察，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制定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时并未就其影响市场资源配置的正当性和实际效果进行论证和预测，虽然隐性扭曲税法制度也有可能“歪打正着”地对市场经济产生一些积极影响，但从整体来看，其对市场经济的危害相对较大。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是应当引起学界以及实务界特别关注的一类干预税法制度。

二、税法对市场经济隐性扭曲的种类

税法可以对不同的行业、地区、企业规模以及经营方式产生隐性扭曲。其中，能够对行业和经营方式产生隐性扭曲的税法制度较多，能够对地区和企业规模产生隐性扭曲的税法制度较少。

(一)税法对行业的隐性扭曲

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中，企业投资于什么行业完全依靠各个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来调节，但在存在税法的环境中，如果不同行业的税收负担不同，企业投资行业的决策就需要由该行业的平均利润率以及该行业的税收负担水平来决定。

影响行业税收负担水平高低的主要税种是流转税，为了实现各个行业税收负担水平的一致，就应当对所有的行业按照相同的税率统一征收一种税。大多数国家所选择的这一税种就是彻底型的增值税。我国实行不彻底的增值税，对销售货物(除征收营业税的七大行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和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征收增值税，对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文化体育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服务业、娱乐业七大行业征收营业税。这种制度设计本身是为了征管的便利，并非为了对征收增值税的行业和征收营业税的行业差别对待，但由于两种税的计算方法不同，税率也不同，不同行业的税收负担差异是潜在存在的。

除流转税的整体制度设计会导致对行业的隐性扭曲以外，各个税种的具体制度设计也会导致对行业的隐性扭曲。我国自1994年开始实行生产型增值税，企业购进固定资产所包含的进项税额不能予以抵扣。这一制度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业对固定资产进行投资的积极性，但这一制度同样会对行业产生隐性扭曲。由于不同行业所需的固定资产不同，由此，不同行业所不允许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也不尽相同，最终导致各个行业的增值税负担并不相同。另外，生产型增值税抑制了企业投资于固定资产的积极性，间接削弱了生产固定资产的企业与生产非固定资产的企业进行竞争的能力，这也是一种隐性扭曲。

企业所得税的一些具体制度设计也会对不同行业产生不同的影响。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4条规定：“企业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支出，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有规定外，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纳税年度结转扣除。”由于不同行业在正常生产经营中所需的广告费和业务宣传费的比例是不同的，某些特殊行业的广告费可能必须超过15％，此时，税法的扣除限额制度就增加了该特殊行业的所得税成本，从而也就成为企业进入该行业所必须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这一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广告业的发展。由于该制度设计主要是为了合理规范企业各项开支的规模，并非为了鼓励或者限制某些行业的发展，因此，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隐性扭曲制度。公务员之家

(二)税法对地区的隐性扭曲

企业在选择投资地时主要考虑该地区适宜企业发展的各种软件和硬件环境，在一个全国各地税制保持一致的环境下，企业在选择投资地时不会考虑税收因素。但如果各地实行有差异的税收制度，同类企业在不同地区的税收负担水平不同，企业在选择投资地时就会把税收因素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一直强调将税收立法权集中在中央，地方不能任意出台税收优惠制度。在流转税制度的层面上，我国税收制度保持了全国各地的基本统一；在所得税制度层面，还存在一些享受特定税收优惠的地区。这些税收优惠都属于显性干预税法制度。税法对地区的隐性扭曲相对较少，但一旦形成，其隐蔽性也更加强，不通过调查研究很难察觉。税法制度对地区的隐性扭曲往往与各地的特定环境和条件具有密切的关系。例如，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某些地区集中了大量需要较大比例固定资产投资的企业，我国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就会增加该地区企业的增值税负担，从而对该地区产生隐性扭曲。再比如，某些地区的企业习惯于通过业务招待来吸引客户，该地区企业的业务招待费比例就较高。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43条规定：“企业发生的与生产经营活动有关的业务招待费支出，按照发生额的60％扣除，但最高不得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的5‰。”这一制度就增加了该地区企业的所得税负担，对该地区产生了隐性扭曲。

当所涉及的对象发生变化以后，干预税法制度的类型也有可能发生变化。例如，我国《消费税暂行条例》对14类商品征收消费税，显然对于生产该14类产品的行业来讲属于显性税法干预制度，但对于不同地区而言，如果该制度对不同地区产生了差别待遇就构成了对地区的隐性扭曲。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例如，有些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导致酒厂较多，而有些地区酒厂则相对较少或者几乎没有，政府对酒征收消费税，表面看来是对产酒的整个行业给予了显性税法干预，但实际上也对地区产生了隐性扭曲。再比如，我国对白酒、黄酒、啤酒和其他酒设计了不同税率，目的在于对不同种类的酒施加不同的税收负担，但这一显性税法干预制度与某些地区特定酒比较盛行或者仅适于生产特定的酒结合在一起就会对地区产生隐性扭曲。

(三)税法对企业规模的隐性扭曲

企业规模的不同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营利能力，如果税法制度也对企业规模规定了差别待遇，企业在选择规模大小时也必须考虑税收的因素。

由于小型企业的营利能力较弱，而且国家对小型企业一般持鼓励和扶持的态度，因此，税法中存在很多鼓励小型企业发展的显性干预税法制度。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规定了20％的低税率，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对于小规模纳税人采取简易办法征收增值税，并将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从6％和4％统一降低到3％。

但是，也有一些制度会对小型企业产生隐性扭曲。例如，我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于各类企业纳税人都规定了税务登记、账簿凭证保管以及纳税申报等诸多义务，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而言，履行这些义务的费用仅占其收入的很小比例，但对规模较小的企业而言，履行这些义务的费用就会占其收入的较大比例。例如，大企业和小企业购置税控装置的费用基本相同，但由于其收入差异较大，从而导致小企业承担了较高比例的纳税成本，这一制度就对小企业产生了隐性扭曲。

(四)税法对经营方式的隐性扭曲

企业对于具体经营方式的选择经常需要考虑税收的因素，因为不同的经营方式所导致的税收负担不尽相同。税收优惠制度等显性干预税法制度对企业生产经营方式的影响比较明显，但一些非优惠制度对于企业经营方式的隐性扭曲也不容忽视。

例如，根据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4条的规定，单位或者个体工商户将自产、委托加工或者购进的货物无偿赠送其他单位或者个人的行为，视同销售货物，需要缴纳增值税。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企业利用无偿赠与来避税，但该制度对于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会产生很大的隐性扭曲。很多企业都通过向消费者免费赠送样品的方式来推销商品，由于市场经济中没有免费的午餐，企业赠送样品的成本都已经进入了企业准备销售的其他商品的价格中，因此，政府应当对企业免费赠送样品的行为给予零税率待遇。我国增值税所实行的视同销售制度就会增加以这种方式来推销商品的企业的税收负担，企业在选择该类推销方式前必须充分估量其增加的税收负担。

再例如，根据我国《消费税暂行条例》的规定，纳税人兼营不同税率的应当缴纳消费税的消费品，应当分别核算不同税率应税消费品的销售额、销售数量；未分别核算销售额、销售数量，或者将不同税率的应税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从高适用税率。这一制度是为了防止企业通过将高税率消费品和低税率消费品组成成套消费品来避税，但其也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产生隐性扭曲。对于那些计划采取成套消费品销售的企业而言，就必须考虑分开核算的成本，当分开核算的成本过高时，企业只能放弃以这种方式销售产品的计划，但是这种销售方式可能是最符合市场需要的、最有效率的方式。

三、税法对市场经济隐性扭曲的危害

税法是否应当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干预的程度是否适宜是一个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也是一个政策抉择的问题。本文不准备探讨这一问题，而仅关注税法对市场经济隐性扭曲的危害。如果说税法对市场的显性干预的利弊难以判断的话，税法对市场的隐性扭曲基本上可以断定为弊大于利。

(一)税法对市场的隐性扭曲未纳入制度制定者考量的因素

导致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危害性的首要因素就是其对市场的隐性干预并未成为制度制定者考量的因素。如果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经过制度制定者深思熟虑的产物，该制度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的几率会大大提高；如果税法对市场的干预是隐含在其他目的之中的，根本就没有被制度制定者所觉察，当然也就没有经过制度制定者的深思熟虑，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税法制度，其对市场的隐性扭曲有利于市场发展的几率是非常小的。

在一个民主、法治和宪政比较健全的国家，显性干预税法制度的通过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国会审议过程，其中就经受了纳税人、法律和宪法的考验，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一个符合民意、法律和宪法的制度。但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由于其干预性根本就未被认识，当然也就没有经过国会审议，也无法经受纳税人、法律和宪法的考验，其民主性、合法性和合宪性都存在缺陷。

(二)税法对市场的隐性扭曲会降低市场的效率

如果我们大体上可以认为，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在不充分竞争的环境下，以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辅以政府调控是最有效率的，那么，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存在就会大大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因为隐性扭曲税法制度存在的环境往往是充分竞争的环境，此时市场是最佳的资源配置手段，加上一个隐性的税收手段，资源配置肯定不是最佳的。即使在需要政府调控的环境中，由于隐性扭曲税法制度并不是政府有意采取和经过深思熟虑的产物，其成为正确的政府调控手段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很可能会产生与市场所需要的政府调控相反的结果。例如，税法在整体上应当鼓励小企业发展，但《税收征收管理法》所施加的一系列纳税义务则不利于小企业的发展。

(三)税法对市场的隐性扭曲会增加合法避税的空间

避税是纳税人在纳税义务发生之前通过对投资和经营等经济活动的不符合一般经营常规的特殊安排导致纳税义务不产生或者部分纳税义务不产生的行为。其中，不违反税法的具体规定但违背法律意图的避税是合法避税；既违背法律意图又违反税法具体规定的避税是违法避税。显性干预税法制度由于其中已经体现了制度制定者的干预意图，因此，纳税人按照该干预方式选择税负轻的投资领域和经营方式是制度制定者所鼓励的，也是符合立法者的意图的。例如，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34条规定：“企业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的投资额，可以按一定比例实行税额抵免。”企业按照该制度的要求为了减轻税收负担而购置用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就是法律所鼓励的行为。但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由于其对市场的干预并非制度制定者的本意，纳税人如果利用这一制度来减轻税收负担就构成了合法避税行为。例如，我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将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二者按照不同的纳税方式纳税。虽然就整体而言，二者的税收负担基本相当，但对具有不同增值率的企业而言，其选择一般纳税人还是小规模纳税人的身份会导致不同的税收负担。因此，当企业增值率比较高时就会选择小规模纳税人；当企业增值率比较低时就会选择一般纳税人。这就是纳税人经常采取的合法避税方式之一。大量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存在大大增加了纳税人进行合法避税的空间。

四、税法对市场经济隐性扭曲的显性化

由于隐性扭曲税法制度都有其自身所追求的主要目的，而且其目的本身往往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其对资源配置的扭曲仅仅是其附带的负面影响，因此，不能简单采取取消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方式来消除该制度的负面影响。当然，对于那些合法性和合理性均很弱的隐性扭曲税法制度而言，当其负面影响超过了其所追求的目标时，可以考虑取消该隐性扭曲税法制度。例如，我国自2009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的《增值税暂行条例》，其中就取消了对购进固定资产所包含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予抵扣的制度。因为生产型增值税所具有的负面影响在当今的经济环境中已经超过了其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的目的，应当予以废除。但解决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负面影响的主要手段是将其隐性扭曲显性化。

(一)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显性化的作用

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显性化本身虽然不能消除其对市场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会受到制度制定者的审查和深思熟虑，会经受纳税人、法律和宪法的考验。经过这种审查和考验，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会被重新定位，该制度的必要性也会受到审视，那些可有可无或者负面影响大于正面效果的制度就不会出台；即使正面效果大于负面影响的税法制度必须出台，制度制定者也会对该负面影响采取一定的补救方法，尽量减轻其负面影响。将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显性化也是契合现代民主、法治和宪政所要求的公开和透明的原则的。

(二)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显性化的方法

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由于其隐蔽性，很难被制度制定者所发现。因此，隐性扭曲税法制度显性化的基本方法是严格按照税收中性原则来设计税收制度，凡是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的税收制度都应当将其作为干预税法制度来进行审查。在具体操作中，可以采取模拟市场主体反应的方法来评估一项制度是否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凡是市场主体在作出市场抉择时需要考量该税收制度的影响，或者市场主体会将税收作为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该税法制度就属于干预税法制度。

税收中性原则要求对各个行业、各类市场主体的各类经营活动施加相同比例的税收负担，只要税法对不同纳税主体作出差别待遇就应当受到税收中性原则的严格审查。差别待遇本身并不等于干预税法制度，反之，对各类主体适用相同的制度也并不能保证该制度不是干预税法制度。例如，小型企业和大中型企业的财务会计制度存在较大差异，为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所付出的成本也不相同，因此，如果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适用相同的税收征管制度，就会对小型企业产生较大的负担，对小型企业不利。只有对大中型企业和小型企业采取不同的税收征管制度才能导致各类企业的纳税成本的平衡。只有在这样的税收征管制度下，投资者在考量选择大中型企业还是小型企业时才不需要考量或者不需要过多考量税收因素；否则，对二者适用相同的税收征管制度反而会导致投资者必须充分考量不同类型的企业的纳税成本之后才能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由此可见，隐性扭曲税法制度的显性化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既需要制度出台之前的审慎审查，也需要制度出台之后的及时跟踪和调查研究，发现隐性扭曲税法制度应当及时进行调整和完善。

在已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调节资源配置的情况下，政府调控经济的另外一只手应当是“有形的手”，如果这只手背后还有一只未被我们察觉的“黑手”，那么，就很难保证“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能够协调配合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翟继光，财税法原论[M]，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2008：2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