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经范文10篇

内经范文篇1

关键词：内经核心理念学术探讨

最近有缘赴香港中文大学中医学院参加“《黄帝内经》学术研讨会”，东道主组织了颇有意义的争鸣论坛，其中有一个议题即是“《内经》的核心理念是什么”，引起了与会者的极大兴趣，争鸣踊跃，仁智互见，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认为是气﹑道﹑德。“气”是万物的本体，“道”是万物本体的原理，是事物运动的规律，“德”是对“道”的一种感悟。

2.认为是气化理论。“气”是事物的组成本体，“气化”即是气的运动所产生的种种变化，中医学用气化理论诠解人体的生理病理，调节气化是防治疾病的基本法则。

3.认为是以阳气为主导的阴阳理论。阴阳学说作为一种哲学概念被引进中医学之后，成为中医学认识自然和人体的工具而贯穿于全部理论体系之中。在《内经》的阴阳学说中主张阳为主，阴为从，强调阳气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

4.认为是整体系统的观念。中医学用整体系统的观点对大千世界的复杂事物和现象进行了有机的整合，使世界万物变得有序化，并以此认识人的生命活动，指导疾病的防治，这是中医学的重要特色。

5.认为是在“以人为本”的思想指导下，强调众生﹑尊生﹑保生。一部《黄帝内经》就是先人们关爱生命，维护生命，令其健康长寿的经典。

以上诸说，各有道理，引起学者们浓厚的兴趣和深深的思考。

查历代中医文献，历代医学家对此问题也曾经作过思考。金代张子和认为“《内经》一书，惟以气血流通为贵”，即以“气血流通”为《内经》的核心理念。人以气血为本，气血和则健，气血逆则病，治疗大法就是调节气血，养生也无非是调养气血。明代张介宾说：“天之大宝只此一丸红日，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内经》一百六十二篇，天人大义，此其最要者也。”即以阳气为人身之本，人体的气化，依靠阳气的温煦﹑推动，才能生化不息。张介宾认为关于阳气的理论(所谓“生生之气”)是《内经》理论的核心。近代恽铁樵认为《内经》全书的总纲领是“揆度奇恒，道在于一”，此“一”指“天”，即自然界。“人”与“天”的和谐应是关乎“恒”(不病)与“奇”(疾病)的关键，所谓“神转不回，回则不转，乃失其机”。方药中先生从《内经》论及中医学，认为中医学的指导思想是整体恒动观，理论基础是气化论，对生理病理的基本认识是脏象论，说理工具是阴阳五行学说，先生之说系统全面，鞭辟入理。裘沛然先生认为“中医理论的光辉特色——天人相参思想”，也是《内经》理论的精髓。古今医家从不同的角度剖析和勾勒了《内经》乃至整个中医学的核心理念，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笔者认为，我们在讨论“《内经》的核心理念”问题之前，当先审思一下《内经》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内经》总结了秦汉以前的医疗经验，汲取和融汇了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从宏观角度论述了天﹑地﹑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探讨了医学科学最基本的命题——生命规律，并创建了相应的理论体系和防治疾病的原则和技术。一句话，《内经》是一部探索生命活动规律及维护生命健康的著作。既然《内经》是一部研究生命科学的书，那么，所谓“核心理念”就是《内经》对生命的基本认识。

《内经》对生命的基本认识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天人合一”，“形神一体”。

从哲学上讲，人类生命是天地演化的产物，生命源于自然。《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古代医学家告诉我们，人类的产生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人类生命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来自自然天地阴阳之气交感和合而生成，充分体现了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生命观。《内经》还认为，人类是宇宙间一切生命现象的最高存在形式。《素问·宝命全形论》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灵枢·玉版》说：“人者，天地之镇也。”万物之中，人的生命最宝贵。人的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息息相通，“天地之大纪，人神之通应也”，进而提出“人与天地相参”的观点。《内经》作者在先秦“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对人类生命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作了深刻的探索，并贯穿于整个理论体系的始终。近代学者钱穆先生曾经说过：“‘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

内经范文篇2

腹痛是胃脘以下、耻骨以上部位疼痛为主要临床表现的常见病证。《内经》对腹痛病证的论述，其内容分述于各篇之中，大体已构成对该病证认识的一个雏形，但其内容较为零散。笔者试从病变脏腑、病因病机、诊断和治疗等几个方面予以归纳分析，以期对该病的基础研究和临床诊治有所裨益。

1与腹痛相关的病证

在《内经》，腹痛并没有作为单独的病证而列出，而是一个症状，见于多种相关病证中。

1.1疝瘕《素问·玉机真脏论》指出了疝瘕的症状表现以及相应的治疗方法。“黄帝曰：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有病，则各传其所胜。……是故风者百病之长也，今风寒客于人……弗治，脾传之肾，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热而痛，出白，一名曰蛊，当此之时，可按可药”。如果治疗不及时，病情继续发展，就会出现“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脱肉，目眶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的危象［1］。

1.2疝《素问·长刺节论》指出了疝的症状及治法。“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炅病已”［1］。

1.3伏梁《素问·腹中论》指出伏梁的病因及症状特征。“帝曰：人有身体髀股皆肿，环脐而痛，是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风根也。其气溢于大肠而著于肓，肓之原在脐下，故环脐而痛也”［1］。

1.4胞痹《素问·痹论》指出了胞痹所出现的腹痛。“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内痛，若沃以汤，涩于小便，上为清涕”［1］。

1.5脾疟《素问·刺疟》指出了脾疟所出现的腹痛。“脾疟者，令人寒，腹中痛，热则肠中鸣，鸣已汗出，刺足太阴”［1］。

2病变脏腑

腹痛的发生，与多个脏腑相关，其中与肝、脾、肾，以及胃、大小肠、膀胱的关系最为密切。

《素问·脏气法时论》指出了脏腑病变所导致的腹痛。

“肝病者，两胁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虚则目无所见，耳无所闻，善恐如人将捕之，取其经，厥阴与少阳，气逆，则头痛耳聋不聪颊肿。取血者”。

“肾病者，腹大胫肿，喘咳身重，寝汗出憎风，虚则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乐，取其经，少阴太阳血者”［1］。

《素问·刺热篇》指出了肝热病所出现的腹痛特征。“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庚辛甚，甲乙大汗，气逆则庚辛死，刺足厥阴少阳，其逆则头痛员员，脉引冲头也”［1］。

《素问·厥论》中，论述了发生于厥阴、太阴的厥证腹痛特征。

“厥阴之厥，则少腹肿痛，腹胀泾溲不利，好卧屈膝，阴缩肿，内热。盛则泻之，虚则补之，不盛不虚，以经取之”。

“太阴厥逆，急挛，心痛引腹，治主病者”［1］。

《灵枢·邪气脏腑病形篇》中，指出了大肠、小肠、膀胱病变所致的腹痛。

“大肠病者，肠中切痛，而鸣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当脐而痛，不能久立，与胃问候，取巨虚上廉”。

“小肠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睾而痛，时窘之后，当耳前热，若寒甚，若独肩上热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间热，若脉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阳病也，取之巨虚下廉”。

“膀胱病者，小腹偏肿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热若脉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胫踝后皆热若脉陷，取委中”［2］。

《灵枢·胀论》中，论述了肝、大肠、小肠胀所致的腹痛。

“肝胀者，胁下满而痛引小腹”。

“大肠胀者，肠鸣而痛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则飧泄不化”。

“小肠胀者，少腹胀，引腰而痛”［2］。

《灵枢·师传》中，论述了胃热腹痛。

“胃中热则消谷，令人悬心善饥，脐以上皮热；肠中热则出黄如糜，脐以下皮寒。胃中寒，则腹胀；肠中寒，则肠鸣飧泄。胃中寒、肠中热则胀而且泄；胃中热、肠中寒则疾饥，小腹痛胀”。

3病因病机

寒邪入侵，滞留经脉，是导致疼痛的主要原因。此外，风、热、湿、燥，以及气逆、虫积、食积、瘀血、气血不足等原因，均可导致疼痛。《内经》中提示了“不通则痛”“不荣则痛”的理论观点，对后世影响极大。如《素问·举痛论》指出了寒邪阻滞经脉，导致经脉不通则痛：“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而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1］。又如《灵枢·五癃津液别》指出气血及阴精亏虚而导致的失荣作痛：“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下过度则虚，虚故腰背痛而胫酸”［2］。

3.1寒《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厥阴之脉，厥阴之脉者，络阴器系于肝，寒气客于脉中，则血泣脉急，故胁肋与少腹相引痛矣。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寒气客于小肠，小肠不得成聚，故后泄腹痛矣”［1］。

3.2风《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土不及，风乃大行，化气不令，草木茂荣，飘扬而甚，秀而不实，上应岁星，民病飧泄霍乱，体重腹痛，筋骨繇复，肌肉酸，善怒，脏气举事，蛰虫早附，咸病寒中”［1］。

3.3湿《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土太过，雨湿流行，肾水受邪。民病腹痛，清厥意不乐，体重烦冤”［1］。

3.4火《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岁少阳在泉，火淫所胜，则焰明郊野，寒热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则血便”［1］。

3.5热《素问·举痛论》曰：“热气留于小肠，肠中痛，瘅热焦渴则坚干不得出，故痛而闭不通矣”［1］。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岁少阴在泉，热淫所胜，则焰浮川泽，阴处反明。民病腹中常鸣，气上冲胸，喘不能久立，寒热皮肤痛，目瞑齿痛颊肿，恶寒发热如疟，少腹中痛，腹大，蛰虫不藏”［1］。

3.6燥《素问·气交变大论》曰：“岁金太过，燥气流行，肝木受邪。民病两胁下少腹痛，目赤痛眦疡，耳无所闻”［1］。

3.7虫积《灵枢·厥病》曰：“心肠痛，懊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蛔也”［2］。

3.8瘀血《素问·举痛论》曰：“厥气客于阴股，寒气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阴股”［1］。

3.9食积《灵枢·百病始生》曰：“其著于缓筋也，似阳明之积，饱食则痛，饥则安”［2］。

4辨证诊断

4.1辨寒热痛得寒则重，得热则止为寒痛；得热则重为热痛。《素问·举痛论》：“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因重中于寒，则痛久矣”［1］。

4.2辨虚实痛之拒按为实痛；按之痛缓为虚痛、寒痛；按之无益则病位较深。《素问·举痛论》：“寒气客于经脉之中，与炅气相薄则脉满，满则痛而不可按也，寒气稽留，炅气从上，则脉充大而血气乱，故痛甚不可按也。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于侠脊之脉则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无益也”［1］。

4.3腹痛的脉象特点《素问·平人气象论》曰：“寸口脉沉而弱，曰寒热及疝瘕少腹痛。寸口脉沉而横，曰胁下有积，腹中有横积痛。寸口脉沉而喘，曰寒热。脉盛滑坚者，曰病在外。脉小实而坚者，曰病在内。脉小弱以涩，谓之久病。脉滑浮而疾者，谓之新病。脉急者，曰疝瘕少腹痛”［1］。

4.4腹痛的色诊《灵枢·五色》曰：“青黑为痛，黄赤为热，白为寒，是谓五官”。“男子色在于面王，为小腹痛，下为卵痛，其圆直为茎痛”［2］。

5治疗特色

《内经》中对腹痛的治疗，多采用针灸和按摩的方法，指出了以热治寒，以及按摩除寒的治疗方法。《素问·举痛论》曰：“寒气客于脉外则脉寒，脉寒则缩踡，缩踡则脉绌急，绌急则外引小络，故卒然而痛，得炅则痛立止”。“寒气客于肠胃之间，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络急引故痛，按之则血气散，故按之痛止”。“寒气客于背俞之脉则脉泣，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则热气至，热气至则痛止矣”［1］。

《素问·长刺节论》曰：“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两股间，刺腰髁骨间，刺而多之，尽炅病已”［1］。

《素问·骨空论》曰：“络季胁引少腹而痛胀，刺譩譆”［1］。

《灵枢·经脉》曰：“足太阴之别，名曰公孙，去本节之后一寸，别走阳明；其别者，入络肠胃。厥气上逆则霍乱，实则腹中切痛，虚则鼓胀，取之所别也”。“任脉之别，名曰尾翳，下鸠尾，散于腹。实则腹皮痛，虚则痒搔，取之所别也”［1］。

《灵枢·四时气》曰：“小腹痛肿，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约，取之太阳大络，视其络脉与厥阴小络结而血者，肿上及胃脘，取三里”［2］。

《灵枢·五邪》曰：“邪在脾胃，则病肌肉痛，阳气有余，阴气不足，则热中善饥；阳气不足，阴气有余，则寒中肠鸣腹痛。阴阳俱有余，若俱不足，则有寒有热，皆调于三里”［2］。

《灵枢·热病》曰：“热病挟脐急痛，胸胁满，取之涌泉与阴陵泉，以第四针，针嗌里”［2］。

《灵枢·厥病》曰：“心腹痛，懊发作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喜渴涎出者，是蛟也。以手聚按而坚持之，无令得移，以大针刺之，久持之，虫不动，乃出针也”［2］。

《灵枢·杂病》曰：“腹痛，刺脐左右动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气街，已刺按之，立已”［2］。

《灵枢·卫气》曰：“请言气街：胸气有街，腹气有街，头气有街，胫气有街。故气在头者，止之于脑。气在胸者，止之膺与背腧。气在腹者，止之背腧与冲脉于脐左右之动脉者。气在胫者，止之于气街与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针，必先按而在久，应于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头痛眩仆，腹痛中满暴胀，及有新积”［2］。

【参考文献】

内经范文篇3

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

（一）我国当前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指通过何种方式促进国家经济增长，即怎样合理安排社会生产中的各种要素，使国家经济增长持续稳定良性发展。虽然我国一再申明要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化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便使我国经济增长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但由于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存在一些较为调和的矛盾，使得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难以摆脱粗放型增长的阴影。

（二）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1、我国经济增长的理念与可持续发展理念存在的冲突在我国，只要谈及经济增长，必定是月增长率、上、下半年增长率、年增长率、GDP等具体数据的陈述，由此可见我国对经济增长总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质量意识的欠缺。从实际来看，我国政府盲目追求经济增长的快速发展，而疏于对环保、节能与产业结构等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同时，政府出于对政绩的考虑，期望借助不断上涨的经济增长率来彰显领导者作出的努力，而忽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形成我国经济增长的短视行为。我国企业为了追求眼前的利益，虽然也认识到环境、资源等问题，但受利益驱使，很难自觉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规划企业的经营管理。我国普通民众则认为自身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难以产生有效影响，很少从自身利益出发，抵制政府或企业一些破坏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行为，从而造成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体现可持续发展的理念。2、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受我国现行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忽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一方面，资源的过度开发和低利用率，对我国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很多地方由于矿产资源的过度开采，已经在地下形成空层，一旦出现较大的震荡，都有可能导致“人造地震”发生。另一方面，企业生产中排放的废弃物、污水不经严格处理直接排放，对水资源和大气质量产生较大危害，在大部分农村已经没有能够直接饮用的地下水，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位居世界首位等，诸多的环境问题，使得我国已经丧失了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3、经济增长方式对我国产业结构的影响在我国现行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下，我国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缺乏科学的规划，导致一旦出现部分农产品价格过高，政府慌忙采取措施抑制，而部分农产品无人问津，农户做垃圾处理，造成农业产出极低。第二产业的工业发展，多集中在能耗高、污染重的重工业，节能型的产业和新能源产业尚未形成一定影响，造成我国较大的环保压力。第三产业的服务业，不仅能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基本上属于低污染或无污染产业，需要进一步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

二、我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面临的困难

（一）我国必须尽快进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1、落实我国可持续发展观的需要从目前来看，我国经济的高投入尚能获得回报，取决于我国人力成本的低廉。据专业人士估计，我国到2025年将丧失人口红利优势。如果继续保持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我国的经济更高投入可能换来负收入，导致我国的经济发展将面临停顿。基于此，我国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观，旨在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对节能、环保、新能源技术的开发，推行循环经济，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应对我国资源日益枯竭的必然选择从我国的资源、能源等的现实条件来看，我国资源能源日益枯竭，如果继续以高能耗、低产出，高投入、低收入的方式进行发展经济，我国的资源、能源供应将会产生更大的缺口，如果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过高，可能导致我国丧失经济发展的自主权。因此，面对我国资源现状，我国不得不考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防经济发展陷入困境。3、世界经济增长方式造成的压力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方式，世界经济发达国家都经历过，他们深知这种经济增长方式的危害。因此，很多国家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为了使我国在世界经济发展中不致被孤立，我国积极响应低碳排放的要求，采取措施应对发展低碳经济的压力。

（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将面临的困难1、环保治污推行不力我国环保部门的基础较为薄弱，在环保治污方面不具权威性，导致环保部门在排污治理中难以发挥相应的监督作用，呈现出治污排放的推行弱效。一方面，环保部门出于底气不足，不敢对企业处罚较重，很多企业对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置之不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为了降低违规成本，通过托关系或贿赂的行为，使环保部门难以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和条例执法，造成环保治污难以得到真正的推行。2、企业的资源利用率较低我国企业的资源利用率较低。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钢铁、电力等支柱产业的产品单位能耗高出约40%，企业工业用水的再利用率低15%-25%，矿产品的总回收率低20%等。企业对资源的“自杀式”利用，一方面由于我国企业的节能意识较差，认识不到浪费造成巨大损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人工成本低，使得企业在高能耗条件下，依然可以赢得可观的利润，使企业很难从主观上采取节能措施。3、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较为困难企业受利益驱使，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很少考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国家也是如此，在经济高速运转的情况下，政府也会被经济增长的现象所迷惑，而很难真正下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为经济增长方式的难以转变埋下了隐患。从美国次贷危机的诸多名企的倒下来看，稳健发展之下的隐患，造成的危害可能是致命的，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应该以此为戒。

三、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一）推行循环经济，转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政府应该严格对企业行为规范，促使企业在建设或生产时，必须建立相应的配套环保措施，对“三废”进行合理的再利用；促使企业在资源开发时，提高综合利用率，同时制定详尽的生态恢复方案等，确保形成循环的经济发展机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农产品的区域特色，加大工业环节对节能降耗产品的投入，积极推进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改变我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

（二）发展节能产业，促使企业加大技术投入国家应该加大对新型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开发，通过新能源的经济效益示范效应，使企业从中感受到节能带来的可观效益，自觉投资新能源产品，或者在生产中加强对节能产品的应用。并使企业从经济效益考虑，加大技术投入，开发节能新工艺、新技术或能源的循环利用方法，有效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率。同时也使企业在节能实践中，节能观念得到不断强化，从而形成企业至上而下的全员节能意识，构建节约型企业，实现企业由高能耗、低产出向高产出、低能耗转变。

（三）建立环保治污的监督体系加强环保治污的宣传，在全社会形成环保治污理念，促使公众自觉对企业的三废排放进行监督。环保部门应该建立治污信息系统，对企业三废情况进行适时监控，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建立政府责任人负责机制，由专人负责对环保部门进行监督，一旦环保部门对企业监管不力，责任人应及时上报政府领导，给出处理意见。如果企业的三废不达标排放，造成严重的污染，负责人将承担连带责任。

内经范文篇4

【关键词】《黄帝内经》；睡眠理论；生理机制；病机；治则；治法

在《黄帝内经》的多个篇章中可见关于睡眠的阐述。其对于睡眠的描述，多称之为“卧”“目瞑”；对于其病变则多描述为“不得卧”“目不瞑”“嗜卧”“卧不安”“多卧”等。把《黄帝内经》中有关睡眠的散论集中起来，就发现其对睡眠有深入的认识并已经进行了理论阐述。对于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发生病变的病机，导致“卧不安”“目不瞑”等病变常见的脏腑、经络病变，以及对于“目不瞑”“不得卧”等病变的治则、治疗方剂、针刺治法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现就《黄帝内经》中的有关内容分论如下：

1睡眠的生理机制

睡眠是重要的生理现象，《黄帝内经》认为睡眠的生理机制与卫气的循行有密切关系。认为卫气的正常运行规律是昼行于阳夜行于阴。而目的开合由蹻脉所司，《灵枢·寒热病》论述：“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蹻脉盈虚又取决于卫气的运行。《灵枢·营卫生会第十八》中指出：“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正是卫气的这种运行规律使得人体的卫气在夜间运行于阴分，阴气盛，故产生睡眠；白昼行于阳分，阳气盛，故人体处于清醒状态。

在《营卫生会》篇中又对老人与壮年人的睡眠状态的不同进行了论述，也认为与卫气的运行有关，指出老年人夜间不能熟睡，壮年人白天精力充沛而夜晚熟睡是因为“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2睡眠异常的病因病机

《黄帝内经》虽然没有把“不得卧”或“目不瞑”作为一个单独的疾病进行系统的阐述，但对于多种涉及到睡眠异常的疾病的病因病机及其症状表现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在《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导致“不得卧”“目不瞑”的原因有三。

2.1他病影响，卫气受阻《黄帝内经》所记载的其他疾病症状表现中可见“不得卧”“目不瞑”等症状表现，诸如咳喘、胃不和、呕吐、腹满等，均可见不得安卧的表现。如《素问·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

由其他病症影响导致“不得卧”“目不瞑”的病机，在《灵枢·大惑论第八十》进行了具体的论述：“病而不得卧者……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认为其他病症影响卫气的正常运行，使得卫气不得入于阴分，就形成阴气虚，阴虚不能敛阳，所以不能闭目安眠。

2.2邪客脏腑，气机失常在《黄帝内经》中，脾、胃、肝等脏腑感受邪气发生病变，可见“不得卧”“目不瞑”等症状。

如肝脏病变常见睡眠异常的症状表现，在《素问》中关于肝痹、肝雍等肝脏病变中均可出现睡眠异常的表现。在《素问·痹论篇第四十三》中论述肝痹的症状表现为“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而《素问·大奇论篇第四十八》中描述肝雍的症状为“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由此可见，《素问》中对于肝脏出现的疾病表现中均可出现睡卧不安的症状。这与肝的生理功能有关，肝主藏血，《素问·五脏生成篇第十》论述“人卧血归于肝”。肝脏受邪，影响其藏血功能，则血液运行受到影响，营卫亦不能进行正常循行，卫气运行异常就会发生“不得安卧”“不得卧”或“卧则惊”等症状表现。

脾胃发生病变亦可影响正常的睡眠。在《素问·热论篇第三十一》中阐述伤寒病变传至阳明经时，表现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素问·厥论篇第四十五》：“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太阴之厥，则……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厥，逆也，太阴、阳明二经病变均可出现“不得卧”的表现，原因是二经受邪，则经气逆行，使得气机失常而影响睡眠。

邪气客于脏腑，脏腑发生病变，导致睡眠时间和质量的改变，其病机亦是由于影响到卫气的正常运行，卫气不能入阴，则夜寐不安。《灵枢·邪客第七十一》记载：“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另外，睡眠异常不仅仅表现为“卧不安”“不得卧”，亦可有“多卧”“嗜卧”的异常表现。如《素问·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论述了在针刺治疗时应该顺应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如果违背这一规律，秋天采用夏季的针刺方法，导致阴阳失和，就会“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素问·刺热篇第三十二》记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而在现代医学中，急性肝炎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表现可见嗜卧，发热；如果治疗方法得当，疾病向愈；如果不得法，反而出现胸胁胀痛、烦躁、不得安卧的症状。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于疾病的描述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符合疾病的发展规律，至今对于临床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3脏腑损伤，阴阳不和脏腑损伤，亦可影响到卫气的运行，导致阴阳不和，则夜寐不安。如《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太素》作“及精有所倚则不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素问·逆调论篇第三十四》还记载：“胃不和则卧不安。”后世医家延伸为凡脾胃不和，痰湿、食滞内扰，以致夜寐不安者均属于此。

3关于“不得卧”“目不瞑”等病变的治则及其方药、针刺治疗

无论脏腑病变还是邪气客于脏腑，脏腑损伤导致的睡眠异常，《黄帝内经》认为其机理是一致的，均为气机失常，从而影响卫气的正常运行。

基于此，在《灵枢·邪客第七十一》提出了对于“目不瞑”的基本治疗原则是调和阴阳，应“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并在此治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具体治疗方剂——半夏秫米汤，而且具体阐述了其方剂组成和煎服方法：“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半夏、秫米，所以有如此疗效，主要是调和阴阳的作用。因半夏味辛，能通阴阳和表里；秫米甘寒，可以滋养调和脾胃，脾胃气和，营卫之气方可正常化生、运行，则人才能安睡；流水千里，扬之万遍，取其流畅而无阻滞，以加强疗效。验之临床，半夏秫米汤适于肠胃痰湿壅滞，营卫失调的失眠证。后世医家演绎经旨，用半夏秫米汤化裁，治不眠之证而奏效者甚众。如温胆汤方用半夏、竹茹、枳实、陈皮等药，治惊悸不眠，疗效很好，今人尤为喜用。

内经范文篇5

【关键词】黄帝内经养生思想

《黄帝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它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医学巨著，而且是一部重要的养生学著作。它全面地反映、吸取了秦汉以前的养生学成就，奠定了中医养生学的理论基础，包含了丰富的养生思想。现就《黄帝内经》养生思想探讨如下。

1四时养生思想

《内经》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与外界环境不可分割。如《素问·宝命全形论篇》云：“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体的生理功能随着天地四时之气的运动变化而进行着自身调节，如《灵枢·顺气一日分为四时》云：“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气之常也，人亦应之。”因此强调养生要顺应自然界的运动变化，与天地阴阳保持协调平衡，以使人体内外环境和谐，即要顺四时、适环境、调阴阳，以增强适应自然气候变化的能力。另有《灵枢·本神》篇云：“智者之养生也，必顺四时而适寒暑，和喜怒而安居处，节阴阳而调刚柔。如是则僻邪不至，长生久视。”说明人体要认识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顺应四时的变化，根据四时变化规律以避害趋利，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内论》同时提出了四时养生的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并详细论述了四时养生的方法：“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秋三月，此谓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冬三月，此谓闭藏，水冰地坼，无扰乎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顺应四时来调整起居活动以达到养生的目的。

2情志养生思想

情志养生历来是养生理论中的重要内容，《黄帝内经》中包含了丰富的情志养生思想。《内经》认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变化，是人的精神活动状态。但突然、强烈或长期持久的情志刺激，超过正常的生理活动范围，使人体气机紊乱，脏腑阴阳气血失调，则导致疾病发生。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该篇还指出：“喜伤心”“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情志变化能够使气机发生变化，表现为气机紊乱，升降失调。故《素问·举痛论篇》云：“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同时还认识到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心藏神”)，因此，七情虽各有脏腑所属，然总统于心，七情中任何情志失调都可伤心，而心伤则导致其他脏腑功能的失调。所以《素问·上古天真论》提出：“恬惔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是以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认为保持良好心境，没有过多过重的欲望才能调节安定人的性情，使人们达到养生长寿的目的。若不能很好地调养精神，顺调意志，违反正常的生活规律，任性放纵，过分激动，则导致气血不和，阴阳失调，脏腑经络功能紊乱，引起许多内伤疾病。故《灵枢·本神》提出情志养生的原则“智老之养生也，和喜怒而安居处”。

3运动养生思想

运动养生是采用运动的方式达到养生防病目的的理论与方法。《黄帝内经》中记载通过散步、导引、按跷、吐纳、冥想等运动方法，达到养生防病目的。充分体现了运动养生的内容，同时运动养生也是《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运动变化是宇宙万物遵循的一条丛本规律。《黄帝内经》认为，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物质世界始终处在不停的运动之中，并且将这种运动规律的表现形式概括为“升降出入”。正如《素问·六微旨大论》中说：“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成败倚伏生乎动，动而不已，则变作矣。”又说：“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是以升降出入，无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则分之，生化息矣。故无不出入，无不升降。”它首先肯定了物质世界具有不断运动变化的本领和特性，运动的方式是“升降出入”。凡是存在于这个物质世界中的事物，无一不在“升降出入”运动之中生生化化；无论是动物界的“生长壮老已”，还是植物界的“生长化收藏”都存在着“升降出入”运动，“升降出入”运动为生命存在的基本方式。《内经》虽然主运动，但是也重视静。提倡四季养生、养长、养收、养藏之道(《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反对“久坐、久卧。”强调要“形老而不倦”“和于术数”。运动养生的原则是动静结合，“动以养形，静以养神”。《内经》中记载的运动养生方法有散步、导引、按跷、吐纳、冥想等。如《素问遗篇·刺法论》中记载了导引可以预防和治疗疫病。在进入传染病室之前，先想象：“气出于脑，即室先想心如日。欲将入于疫室，先想青气自肝而出……次想白气自肺而出……次想赤气自心而出……次想黑气自肾而出……次想黄气自脾而出……五气护身之毕，以想头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后可入于疫室。”除此之外，还可以做头部按摩和漱咽运动：“肾有久病者，可以寅时面向南，净神不乱思，闭气不息七遍，以引颈咽气顺之，如咽甚硬物，如此七遍后，饵舌下津令无数。”再把舌下的津液咽下去，甚有补益之效。

4饮食养生思想

饮食养生在《内经》中有多篇专题论述，占有很大篇幅，是《内经》养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人们的健康养生密不可分，对于饮食的调摄在养生中至关重要。《内经》中注意到饮食养生的重要性和饮食不节的危害，如《灵枢·五味》说：“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素问·痹论》说：“饮食自倍，肠胃乃伤。”并提倡膳食结构的平衡，如《素问·藏气法时论》中指出：“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气味合而服之，以补精益气”。指出饮食养生的原则：“谨和五味”和“食饮有节”。谨和五味，以食(味）养生。《素问·生气通天论》指出“阴之所生，本在五味”认识到饮食是气血生化之源。在整体观的指导下，五味和五脏有对应关系。五谷、五畜、五果、五菜具有不同的五味，其对五脏的营养各有其相应的作用：“肝色青，宜食甘……心色赤，宜食酸……肺色白，宜食苦……脾色黄，宜食咸……肾色黑，宜食辛”(见《素问·藏气法时论》《素问·五常政大论》和《灵枢·五味》)若做到“谨和五味”和“食饮有节”则“骨正筋柔，气血以流，腠理以密。”“长有天命”。

饮食养生思想还体现在以食养疾方面，《内经》认为，病后饮食调养亦很重要。《灵枢·师传》云：“食饮者……寒温中适，故气将持，乃不致邪僻也。”如此正气能维持正常，阻止疾病进一步传变和恶变。

5房室养生思想

内经范文篇6

总理在最近欧洲之行中提到，中国有近2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可以动用外汇储备刺激国内经济。但他也强调，外汇储备只能用在国外。这些话乍听起来似乎有矛盾，其实不然，只能用在国外的外汇储备也是可以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但是，在提出外汇储备支持中国经济的具体途径之前，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几个关键问题，让读者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待最近围绕外汇储备使用而进行的争论。

外汇为什么只能用在海外?

首先，外汇储备是央行的“对外资产”，而不是财政部的资产。一方面，外汇储备是央行的负债。这是由于，外汇储备是央行通过发行人民币，从企业和个人手上按照当时的汇率“买”回来的。企业和个人愿意用当时的汇率换出外汇，央行随时要把外汇兑换出去。另一方面，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外汇储备表现形态是“资产”。任何时候动用这些外汇，在国际市场上应该具有银行发出的人民币等量的购买力。由此可以看出，外汇储备对内是央行的负债，对外是央行的资产，不能像4万亿那样作为财政收入，通过政府支出直接投入中国经济运行。

那么，是否能由央行来投放呢?这就涉及一个更重要的问题，进入央行的外汇储备要转身投放国内的经济运行，一定要再转换成人民币。但是，央行的外汇储备再换成人民币进入经济运行，意味着二次兑换。假如汇率是1美元兑7元人民币，第二次兑换以后，相当于2块美元换出14元人民币。二次兑换带来两个可能的结果：如果维持汇率不变，两个7元钱都要兑换一个美元，结果就会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一些亚洲国家外汇储备几近告罄的货币危机。如果汇率变化，变成14元人民币兑换l美元，结果就是人民币大副贬值和严重通货膨胀。

而且，如果可以二次兑换，就可以三次兑换、四次兑换，这种外汇重复兑换行为与央行印钞票没有什么区别，每次兑换都相当于央行发出以当时汇率计算的等量货币。如果经济形势恶化到要靠印钞票来刺激经济的地步，也用不着转弯抹角玩外汇兑换的游戏，直接像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先生说的那样，从直升飞机上撒钞票就行了。

直接把外汇用在国内的误区

最近，有建议从近2万亿外汇储备中发1万亿给老百姓，以刺激消费，拉动经济增长。这个做法是行不通的。如果老百姓把外币换成人民币在国内消费，1万亿外汇又回到了央行，2万亿外汇没有变化，但是，央行同这1万亿进行了二次换汇，多发了等价于1万亿美元的人民币。而如果老百姓把外汇拿到外国消费，首先没有直接刺激中国经济的作用，更糟糕的是中国的外汇储备少了1万亿美元，央行却已经等价发放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结果与第一部分讨论的一样，不是货币危机就是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

还有建议说政府可以到海外市场上去购买消费品，然后免费发给老百姓。首先，这一招与刺激国内经济无关，如果进口一般消费品，还可能打压国内市场。同样的是这样一来，外汇储备也减少了1万亿，而央行已经等量发出了2万亿美元的人民币，给国内经济造成的后果与上面的建议“殊途同归”。

有观点认为，央行只要不发票据对冲结汇的人民币，把外汇再兑换成人民币用在国内不会增加流动性。这是一个非常似是而非的说法。央行发票据对冲的是已经发出的并已经在经济运行中的货币，目的是减少这些货币再创货币的能力和乘数效应，与二次兑换产生新增货币发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央行的票据发行对央行的外汇资产负债表没有影响，2万亿美元与等价的人民币的债务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二次兑换以后，央行外汇资产负债表上的2万亿美元对应的人民币债务就增加一倍，仍然逃不出货币危机和人民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命运。

曾经有观点认为，我们把外汇储备投资海外，这些钱又通过外国机构转投中国，外汇储备还是回到国内来，为什么我们就不能直接投资中国呢?这种说法看似很有道理，实际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地方。我们投资在海外1块钱是一块钱的外汇储备，当外国人将这l块钱的融资再投中国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又增加了1块钱，而原来投资的那1块钱仍然是我们的外汇储备，我们现在有2块钱的外汇储备。这与我们自己把1块钱的外汇储备兑换两次是完全不同的。如何将外汇“用”在国内?

总理提到用外汇储备支持经济，是从中国经济实力的角度，从中国存在调控空间的角度，表示中国政府应对危机恢复经济的信心，也说明中国的经济没有到要靠印钞票的境地。接下来的问题是，外汇储备如何支持国内经济增长呢?

首先，较大规模的外汇储备可以起到稳定经济的作用。中国累积了全球最高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较强的支付外债和其他正常外汇需求的能力。在当前危机时刻，对于稳定外国直接投资，防止资本大规模流出是非常重要的实力保证。

其次，较大的外汇储备可以通过推动进口增长来拉动国内的投资增长。可以通过企业向银行贷款，然后换成外汇后用来购买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特别是在环保和能源领域的国外技术和机械设备，最后形成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起到直接的拉动作用。如果能够进口一些对环保和能源有效使用方面的技术和设备，不仅拉动中国经济，也是对全球关心的环境保护和气候变暖问题的积极回应。

中国增加进口，对于出口国的经济是有利的，是对全球经济复苏的一个贡献。只要一些国家能够解除一些技术和产品的出口限制，相信中国的进口需求可以对出口国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做更大的贡献。

另外，的讲话提到对农行的300亿美元注资，这笔注资是对国内经济的更直接支持。农行是最后一家没有上市的国有大银行。如果能在此关键时刻，通过注资，完善内部的风险管理体制，提升经营管理的能力，无疑将增进中国银行业的进一步稳定，同时在刺激农村消费增长，推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造农民工就业，以及加快农业生产的集约型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内经范文篇7

【关键词】《黄帝内经》；睡眠理论；生理机制；病机；治则；治法

在《黄帝内经》的多个篇章中可见关于睡眠的阐述。其对于睡眠的描述，多称之为“卧”“目瞑”；对于其病变则多描述为“不得卧”“目不瞑”“嗜卧”“卧不安”“多卧”等。把《黄帝内经》中有关睡眠的散论集中起来，就发现其对睡眠有深入的认识并已经进行了理论阐述。对于睡眠的生理机制，睡眠发生病变的病机，导致“卧不安”“目不瞑”等病变常见的脏腑、经络病变，以及对于“目不瞑”“不得卧”等病变的治则、治疗方剂、针刺治法等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现就《黄帝内经》中的有关内容分论如下：

1睡眠的生理机制

睡眠是重要的生理现象，《黄帝内经》认为睡眠的生理机制与卫气的循行有密切关系。认为卫气的正常运行规律是昼行于阳夜行于阴。而目的开合由蹻脉所司，《灵枢·寒热病》论述：“阴蹻阳蹻，阴阳相交，阳入阴，阴出阳，交于目锐眦，阳气盛则瞋目，阴气盛则瞑目。”蹻脉盈虚又取决于卫气的运行。《灵枢·营卫生会第十八》中指出：“卫气行于阴二十五度，行于阳二十五度，分为昼夜，故气至阳而起，至阴而止。”正是卫气的这种运行规律使得人体的卫气在夜间运行于阴分，阴气盛，故产生睡眠；白昼行于阳分，阳气盛，故人体处于清醒状态。

在《营卫生会》篇中又对老人与壮年人的睡眠状态的不同进行了论述，也认为与卫气的运行有关，指出老年人夜间不能熟睡，壮年人白天精力充沛而夜晚熟睡是因为“壮者之气血盛，其肌肉滑，气道通，荣卫之行，不失其常，故昼精而夜瞑。老者之气血衰，其肌肉枯，气道涩，五藏之气相搏，其营气衰少而卫气内伐，故昼不精，夜不瞑。”

2睡眠异常的病因病机

《黄帝内经》虽然没有把“不得卧”或“目不瞑”作为一个单独的疾病进行系统的阐述，但对于多种涉及到睡眠异常的疾病的病因病机及其症状表现都进行了详尽的叙述。

在《黄帝内经》中所记载的导致“不得卧”“目不瞑”的原因有三。

2.1他病影响，卫气受阻《黄帝内经》所记载的其他疾病症状表现中可见“不得卧”“目不瞑”等症状表现，诸如咳喘、胃不和、呕吐、腹满等，均可见不得安卧的表现。如《素问·评热病论篇第三十三》：“岐伯曰：水者阴也，目下亦阴也，腹者至阴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肿也。真气上逆，故口苦舌干，卧不得正偃，正偃则咳出清水也。诸水病者，故不得卧，卧则惊，惊则咳甚也。”

由其他病症影响导致“不得卧”“目不瞑”的病机，在《灵枢·大惑论第八十》进行了具体的论述：“病而不得卧者……卫气不得入于阴，常留于阳。留于阳则阳气满，阳气满则阳蹻盛，不得入于阴则阴气虚，故目不瞑矣。”认为其他病症影响卫气的正常运行，使得卫气不得入于阴分，就形成阴气虚，阴虚不能敛阳，所以不能闭目安眠。

2.2邪客脏腑，气机失常在《黄帝内经》中，脾、胃、肝等脏腑感受邪气发生病变，可见“不得卧”“目不瞑”等症状。

如肝脏病变常见睡眠异常的症状表现，在《素问》中关于肝痹、肝雍等肝脏病变中均可出现睡眠异常的表现。在《素问·痹论篇第四十三》中论述肝痹的症状表现为“肝痹者，夜卧则惊，多饮数小便，上为引如怀”。而《素问·大奇论篇第四十八》中描述肝雍的症状为“肝雍，两胠满，卧则惊，不得小便”。由此可见，《素问》中对于肝脏出现的疾病表现中均可出现睡卧不安的症状。这与肝的生理功能有关，肝主藏血，《素问·五脏生成篇第十》论述“人卧血归于肝”。肝脏受邪，影响其藏血功能，则血液运行受到影响，营卫亦不能进行正常循行，卫气运行异常就会发生“不得安卧”“不得卧”或“卧则惊”等症状表现。

脾胃发生病变亦可影响正常的睡眠。在《素问·热论篇第三十一》中阐述伤寒病变传至阳明经时，表现为“二日阳明受之，阳明主肉，其脉侠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疼而鼻干，不得卧也”。《素问·厥论篇第四十五》：“阳明之厥，则癫疾欲走呼，腹满不得卧……太阴之厥，则……不欲食，食则呕，不得卧”。厥，逆也，太阴、阳明二经病变均可出现“不得卧”的表现，原因是二经受邪，则经气逆行，使得气机失常而影响睡眠。

邪气客于脏腑，脏腑发生病变，导致睡眠时间和质量的改变，其病机亦是由于影响到卫气的正常运行，卫气不能入阴，则夜寐不安。《灵枢·邪客第七十一》记载：“夫邪气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卧出者，何气使然？……今厥气客于五藏六府，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得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蹻陷，不得入于阴，阴虚，故目不瞑。”

另外，睡眠异常不仅仅表现为“卧不安”“不得卧”，亦可有“多卧”“嗜卧”的异常表现。如《素问·诊要经终论篇第十六》：“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论述了在针刺治疗时应该顺应四时阴阳变化规律，如果违背这一规律，秋天采用夏季的针刺方法，导致阴阳失和，就会“令人益嗜卧，又且善梦”。《素问·刺热篇第三十二》记述：“肝热病者，小便先黄，腹痛，多卧，身热，热争则狂言及惊，胁满痛，手足躁，不得安卧”。而在现代医学中，急性肝炎的患者早期的症状表现可见嗜卧，发热；如果治疗方法得当，疾病向愈；如果不得法，反而出现胸胁胀痛、烦躁、不得安卧的症状。由此可见《黄帝内经》对于疾病的描述是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符合疾病的发展规律，至今对于临床仍然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3脏腑损伤，阴阳不和脏腑损伤，亦可影响到卫气的运行，导致阴阳不和，则夜寐不安。如《素问·病能论篇第四十六》：“人有卧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伤，及精有所之寄则安(《太素》作“及精有所倚则不安”)，故人不能悬其病也。”《素问·逆调论篇第三十四》还记载：“胃不和则卧不安。”后世医家延伸为凡脾胃不和，痰湿、食滞内扰，以致夜寐不安者均属于此。

3关于“不得卧”“目不瞑”等病变的治则及其方药、针刺治疗

无论脏腑病变还是邪气客于脏腑，脏腑损伤导致的睡眠异常，《黄帝内经》认为其机理是一致的，均为气机失常，从而影响卫气的正常运行。

基于此，在《灵枢·邪客第七十一》提出了对于“目不瞑”的基本治疗原则是调和阴阳，应“补其不足，泻其有余，调其虚实，以通其道而去其邪”。并在此治则的指导下提出了具体治疗方剂——半夏秫米汤，而且具体阐述了其方剂组成和煎服方法：“其汤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扬之万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苇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为一升半，去其滓，饮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为度。故其病新发者，复杯则卧，汗出则已矣。久者，三饮而已也。”半夏、秫米，所以有如此疗效，主要是调和阴阳的作用。因半夏味辛，能通阴阳和表里；秫米甘寒，可以滋养调和脾胃，脾胃气和，营卫之气方可正常化生、运行，则人才能安睡；流水千里，扬之万遍，取其流畅而无阻滞，以加强疗效。验之临床，半夏秫米汤适于肠胃痰湿壅滞，营卫失调的失眠证。后世医家演绎经旨，用半夏秫米汤化裁，治不眠之证而奏效者甚众。如温胆汤方用半夏、竹茹、枳实、陈皮等药，治惊悸不眠，疗效很好，今人尤为喜用。

内经范文篇8

【关键词】《内经》；文献研究方法；理论探讨

《内经》是我国现存最早、也是迄今为止地位最高的中医理论经典巨著，自其问世之日起即被尊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素问》王冰序)。正因为《内经》具有如此重要的学术地位，所以自其成书以来，代有研究。而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手段就是文献研究方法。因为《内经》成书久远，“文义高古渊微”（明张介宾《类经·序》），加之流传转抄过程中造成的错讹脱衍等问题，所以历代医家、学者借用古代校雠学家的方法、经验和成就，发掘、搜集、整理、研究《内经》，去伪存真，补其阙漏，考镜源流，力求保持、恢复（或接近）其原貌，使之为各个学科、各个层次的专业工作者所了解、掌握和利用。归纳起来，对于《内经》的文献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文献追溯法

所谓文献追溯法，即是循着文字语言所展现的思路，对《内经》理论产生时的医学、哲学、思维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背景的逆向寻找，亦即探求《内经》理论的原生态。

《内经》是一部以生命科学为主体的中华民族灿烂文化发展进程中里程碑式的巨典，奠定了中医学科的坚实理论基础，全面、广泛、真实地将秦、汉及其以前的天文、历法、地理、气象、医药，甚至社会科学、哲学、思维科学、语言学、文字学等各相关学科研究的成果巧妙地引入到医学领域，并将这些相关的文化知识与生命科学知识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用以解释人体生命科学的具体问题。

文献追溯法就是要求研究者回归到《内经》的立场上，求索其当时社会背景、文化背景、长期医药知识积累背景下构建其理论体系时是如何思考的，从而对其中所传载的丰富生命科学知识进行深刻的文化解读和医学理论知识的系统剖析。通过这一研究方法的运用，可以使研习者更好地了解《内经》理论形成的背景，从源头上体悟其蕴涵的深层医理，这对进一步弘扬拓展《内经》理论，使其不断地根深蒂固、枝繁叶茂，更有效地服务于今日的临床实践，使中医学事业发扬光大，具有重大的意义。

2校勘研究法

校勘，简单地说就是改错，是把古籍传抄、翻刻过程中出现的文字上的脱、衍、误、倒、错简等等纠正过来。中医药古籍由于年代久远，版本不一，传抄刻写之误实所难免。要保持典籍的原貌，使之对现代临床及科研发挥作用，适当的校勘是必须的。真正对《内经》进行校勘工作，是从唐王冰开始的。校勘成绩最突出的当推北宋林亿、高保衡之《新校正》。此外清代的俞樾、胡澍、孙诒让、日本丹波元简等，亦都对《内经》进行了一些校勘，为后人留下了许多新的见解。

纵观这些医家的校勘工作，我们可以发现，他们校勘的内容，涉及误字（在传写和翻刻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或因后人妄改而致误）、脱文（即原书有的文字，在传抄过程中脱失）、异文（同一原文在其不同篇次、传本、刊本或著作中有所差异，虽尚未能确定孰是孰非，但可资参考对照者）、衍文（指原书本来没有的某些内容，在今本正文中出现，或文义上下不属，或前后文字重出，或者是后人妄加的文字等）、疑文（指原书中某些文字似是而非，不能肯定）等多个方面，运用的方法主要有本校、对校、他校、理校和综合校等多种。

2.1本校法

是指以本书前后不同卷、篇相同或相近的内容，进行前后互校。此法要求校勘者胸中有全书，熟悉全文，否则不可为也。《内经》虽文出多人之手，又非成书于一时，但其中的文句、语法、用韵等，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因此医家充分利用《内经》文义相关、结构相对及文辞押韵等特点，参考本书前后内容勘定正文。

2.2对校法

即版本校，是指运用同书之祖本或别本进行互校的方法。针对不同之处，校而正之，并注于旁，是最基本的一种校勘方法。此法通过各本对校，发现版本间存在的异文，并标明之，给后人研究学习《内经》，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2.3他校法

是指运用与校本学术体系相近、或内容相同的别种文献予以校勘的方法。通过他书互校，既可以使研读者对《内经》相关学术体系有系统地了解，又保存了许多古医书的佚文，为后人了解和进一步探讨研究古医籍提供了客观依据，奠定了基础。

2.4理校法

是在无别本或他书可校的情况下，或数本互异而无所适从时，运用推理的手段进行校勘的方法。应用这一方法，比其他任何一种方法进行校勘的难度都大，要求校书者必须具备相当高深的相关知识，对所校之书在医理与文理及书中所涉及的各种内容，具有较全面与深刻的理解，方有可能对诸多异文之是非，作出准确或比较准确的判断；方有可能在无别本或无别书可循时，发现书中存在的问题。

2.5综合校

就是利用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校勘方法强化论证的依据，进行校正，使其校正更具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校勘是读古籍必须随时应用的方法，也是读通《内经》必不可少的功夫。通过校勘的文献研究方法，既可存真复原，保留《内经》古籍原貌，又可有助于后学，也更加彰显了《内经》的理论和临床实践意义。

3注释研究法

注释，即解释语言文字的含义。《内经》专业性强，语言文字的时代特征浓郁，不注不释，后人难以读懂，不懂不通则无从谈及研究应用，所以注释法又成为研究《内经》的一种重要方法。在《内经》成书不久，西晋皇甫谧在其所著的《黄帝针灸甲乙经》中就首开注释法研究之先河，此后（梁）全元起、（隋）杨上善、（唐）王冰、（北宋）林亿、）明——马莳、吴菎、张介宾、（清）张志聪、高士宗、姚止庵等，都对《内经》篇名、字词、文句、音义等作了各具特色的注释。纵观他们运用的注释方法，又主要有以下几种：

3.1运用不同篇章经文互释是《内经》注家常采用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通过运用《内经》不同篇章的经文互引注释，不仅加强了《内经》各篇内容之间的联系，使研读者能够融会贯通全书，有浑然一体如线贯珠之感，也使其所注内容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信度。

3.2引用前人旧注作注主要是通过引用前人注文中一些精辟的观点来注释《内经》理论的一种方法。《内经》理论，不仅因文义悬隔给研读者造成困难，而且还因其思维方法与表述方式的古今差异，抑或学理深奥，常使人们在医理上也难以深入，所以历代注家很多，自古就形成了阅读与参考历代注家注释，来研读注释《内经》的传统。如林亿新校正中较多地运用了此注释方法。常常引用其前的全元起、杨上善、皇甫谧、巢元方、孙思邈、吕广、越人之说，从多角度来阐释《内经》理论，以资后人参考学习。

3.3用文史书证作注即引用文史书籍来注释《内经》理论的一种方法。如王冰注释《素问》时就证引了《老子》《尚书》《周易》等文史书目达四十余种。这种证引古文献作为注释语证，可使所注内容更加明晰而深刻［1］。

3.4证引医学典籍作注即在注释《内经》时，引用相关的医学典籍文献对原文进行阐释的一种方法。运用这种方法，既可以使《内经》的理论更加明晰透彻，也反映了注释者所读医学书籍之广，理解研究之深，注疏证引令人叹为观止。

3.5以理释义即运用医理注释经义的一种方法。《内经》是中医理论的基石，其全部内容都是围绕着医理这一核心命题，所以医家在注释《内经》时，常常运用他们渊博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其中的内容进行深刻而详细的医理分析。这就使经文内容与临床实践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医理来明文理，也为后世医家从临床实践的角度研究《内经》做出了示范。

正是通过上述各具特色的注释方法的运用，才使《内经》抽象的理论变得简捷明白，这对弘扬《内经》理论，使其更有效地服务于临床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

4分类整理研究法

分类整理研究法，即是按照一定原则，对《内经》中相关理论进行归类整理研究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把《内经》按理论观点、学术内容等进行归类，可以使学习者按其理论体系和学术内容进行研读，因此也是研究《内经》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文献方法。隋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即是用“以类相从”的方法，将《内经》的内容分为摄生、阴阳、人合、藏府、经脉等一十九类，每类之中又分为若干子目，并在原文之下系以注释，为后世分类研究《内经》开辟了先河。明张介宾远绍其业，撰有《类经》三部，可谓是对《内经》进行分类研究最有成就、最完整的著作。其中将原文共分摄生、阴阳、藏象、脉色、经络等十二类，各类之下又分360多节，分别摘引了《内经》原文，按节归类，然后详加注解，不仅征引、解释并评论了前人的说法，而且也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该书纲目清楚，条分缕析，多从易理、五运六气、脏腑阴阳气血理论等角度阐发经文蕴义，颇能启迪后学。

这种分类整理研究法，通过梳理《内经》原文，使之按理论观点、学术内容归类，便于读者研读，因此亦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5校注译析综合研究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中央政府对中医事业的重视，使《内经》的文献研究方法也开始由单一走向综合，大量颇具功力的校注译析综合研究成果面世。如陕西中医学院张登本教授主编的《黄帝内经素问析义》及《黄帝内经灵枢经析义》，一改历代研究《内经》诸种专著之旧，采用了“注释为主，校勘为从”，以及“疑义相予析”的研究方法，在全面、详尽注释的基础上，对经文的宏旨大义进行了分节、逐条剖解分析，因而“原文分析”是该书的突出特点，也是研究的重点，意在剖解经旨，阐发奥义。在解析经文时完全遵循原文的内在规律，进行了逐层地分析，若遇内容繁难的原文，则运用图表予以表达，使读者一目了然。两本“析义”的又一特征是“讨论”，凡是对中医理论的发展有重要启迪作用，或对临床治疗有直接指导作用，或历代有争议而未能决断的原文，在“疑义相予析”的工作原则指导下，采用“纵横联系”“结合临床实践”的方法，予以深刻剖析。这种“原文分析”和对相关内容进行“讨论”的研究体例，在全国该领域的研究中独树一帜。

这一校注译析综合研究法的运用，使《内经》以崭新的风貌展现在世人面前，同时也成为《内经》文献研究方法向更高层次发展的起点。通过这一综合方法的运用，使研读者更好地洞悉《内经》相关原文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使其不但能读通原文、理解经义，更重要的是能引导读者如何应用经旨服务于临床实践，在国内同行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6纵横联系研究法

所谓纵横联系研究，即在对《内经》进行文献研究时要进行“纵横联系”，广泛联想［2］。其包括了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所谓横向联系，局限一点讲，就是要把所研究的原文，放置于全篇或全书相关原文中去理解。如此才能深入透彻地领会其基本精神。如《素问·汤液醪醴论》之“去宛陈莝”，如果我们联系《灵枢·九针十二原》“宛陈则除之”，《灵枢·小针解》“宛陈则除之者，去血脉也”以及《素问·针解》“宛陈则除之者，出恶血也”等条文，可以发现《内经》所言“宛陈”是一连词，指的是淤血。所谓“去宛陈莝”，即是针对临床上水肿病日久而致血淤者，去除淤血的治疗方法而言的。这样理解就既符合《内经》经旨，又切合临床实际。后世医家在此基础上运用活血化淤法来利水，治疗各种水肿病取得成功，既是《内经》理论的发展，也反过来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其理论内涵。

所谓纵向联系，就是要进行古今联系，将历代研究《内经》原文的著名医家、医著以及著名论点加以联系。通过纵向联系，既使一些重要医学理论源远流长；又可以加深对相关学术观点沿革过程的认识。例如，《素问·生气通天论》“阳气者，若天与日”之论，后世明代张介宾的“大宝论”就是宗此而加以发挥，并创温补之法，自成一派。再如《内经》提出的病因三部分类法，为后世医家认识病因奠定了基础。东汉张仲景的内所因、外皮肤所中、其他三类病因分法以及宋代陈无择著名的内因、外因、不内外因的“三因学说”，都是在《内经》对病因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只有纵横联系，才能深刻而系统地理解《内经》重要学术观点的完整性。

7语言文字学研究法

文字是传播思想的工具。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研究《内经》，虽是经学研究中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的借用，但对于这部虽属医书、亦属经典的巨著来说，同样是最基础、最切实、最有效、最重要的方法之一，因为语言文字之学乃是“通经（此处并指医经）致用”的根基和桥梁。因此，要通晓《内经》，首当通其语言文字。以此方法来研究《内经》，可谓发端很早。从某种意义上讲，皇甫谧、全元起、杨上善、王冰等人早已步入这一领域。不过，专精研究《内经》中的语言文字问题，尤其是音韵问题者，始于明末清初。其中又以顾炎武的《音学五书》、胡澍的《素问校义》、俞樾的《春在堂文集》为著名。今人潜心于这一领域并取得卓然成就者，有钱超尘先生所撰的《内经语言研究》一书，该书从音韵、语法、词义（训诂）三方面对《内经》作了全面研究和分析，资料丰富，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研讨深入，其中多发前人之未发，是研讨《内经》的必读之作。

因此，语言文字学研究方法也是对《内经》进行文献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是了解和掌握《内经》理论，读懂其文义的第一步。

8临床实证反观研究法

临床实证反观研究法，即是通过对汗牛充栋的古今文献医案、医家临床验案等的研究，反观与体悟《内经》之理。实践是人类有目的的认识和改造物质世界的行为。实践方法是所有学科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都必须经历的手段。同样，实践也是《内经》医学理论发生的起点，实践贯穿于《内经》医学理论发生、发展全过程的各个层面，实践也是《内经》医学理论的必然指归。纵观历代医学大家，他们或在理论上独具见解，或在防治疾病上效验如神，但究其成功之路，都是以研习《内经》为其成功之路［3］。《内经》指导着他们的临床实践，反过来，他们临床实践的有效性又不断验证着《内经》理论。正因为《内经》医学理论的发生、发展全过程及其指归都是建立在实践这个坚固牢实的基础之上，因此在学习、研究《内经》医学理论时必须运用临床实证反观的研究方法，以实践作为切入点，把《内经》所论述的相关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更好地理解《内经》蕴含的深层次义理，否则，非但不能深刻地理解《内经》所论述的相关理论，也不能使所学的相关知识落在实处，同时也会使所学习的《内经》相关知识失去必要的价值［4］。

9目录索引研究法

目录索引研究法，即是通过对中医文献的整理研究，介绍如何编撰、利用中医文献目录索引的一种方法。其主要是对中医文献中所论及的内容进行分析、整合，用一定的方法排列次序，编成目录，并表明它们在文献中所在的位置，为后人研读查阅提供方便。这一研究方法，由来已久。早在西汉刘向、刘歆父子编著《七略》，即开创了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历史，是中国“目录学”的滥觞。对于《内经》的目录索引研究，也一直是历代医家研究的重点。在浩瀚的中医文献里，《内经》原文曾无数次地被引用，当前的中医文献整理、教学、临床以及中医理论的现代研究等方面，都要经常查核《内经》原文。但由于《内经》篇帙浩繁，内容庞杂，各篇所论错互非一，学者每每为了查找一句原文，而望洋兴叹。这既限制了《内经》作用的发挥，又消耗掉许多宝贵的时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鉴于此，许多医家致力于《内经》目录索引的研究，其中又以任应秋先生编著的《黄帝内经章句索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出版发行）以及宗全和主编的《黄帝内经文句索引》（河北医学院，1983年10月出版发行）为代表。

这些目录索引，均具有汇编性、分类性和检索性等特点，查阅方便，为人们更好地运用《内经》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工具和一条简便的捷径。因此，对《内经》进行目录索引研究，也是其文献研究的一个重要方法。

综上所述，古今学者对《内经》进行了深入的文献研究，这些研究方法，对我们进一步挖掘整理研究《内经》中所蕴含的医学理论知识，指导临床实践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张登本，孙理军.王冰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6：715.

［2］张登本.学习《内经》的方法与境界［J］.陕西中医函授，2001，5：1.

内经范文篇9

【关键词】寄生虫；《内经》；《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

《内经》中“虫”的含义有二：一指自然界的“虫”，如毛介倮羽鳞五虫，主要见运气七篇；二指人体内的“虫”。有关人体内“虫”（以下简称“虫”）的记载涉及其致病的病因、病理、症状、诊疗，但对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虫”的存在是否必然致病，却并未交代，其中有隐含意义。

1《内经》中的“虫”

《内经》明确提到的“虫”有两种，即《素问·脉要精微论篇》的“长虫”和“短虫”，亦即《灵枢·邪气藏府病形》“（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中的“蛕蝎”。史崧《释音》：“蛕蝎，上胡恢切，腹中长虫。下胡葛切，蠹虫也。”该句《黄帝内经太素》杨上善注（以下简称杨注）：“蛕，胡会反，腹中长虫也。蝎，胡竭反，谓腹中虫如桑蠹也。阳盛有热，腹内生此二虫，为病绞作腹中。”也就是说，常人腹内无“此二虫”。但杨上善这个平淡又正常的解释似与《灵枢·五味论》矛盾：“黄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气弱小，不能至于上焦，而与谷留于胃中，甘者令人柔润者也，胃柔则缓，缓则虫动，虫动则令人悗心。”“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是《内经》“五（味所）走”之一。“五走”是过食五味引起的症状。本段的“虫”如果也指“蛕蝎”，不免引起疑问：既然“虫”不是人人都有，用“虫”的活动解释饮食五味对正常人体的影响是否靠得住？要知道，《太素》和《灵枢经》对“五走”的记载基本相同，说明这些内容不但高度可信，而且古貌保存完好，这个疑点恐非文句错乱所致。更奇怪的是，《太素》杨注释该段的“虫”为“谷虫”：“甘味气弱，不能上于上焦，又令柔润，胃气缓而虫动。虫动者，谷虫动也。谷虫动以挠心，故令心悗。”

“谷虫”之说不见于《内经》。杨上善也没有解释“谷虫”与“蛕蝎”或长短虫是什么关系。看来，进一步探讨《内经》“虫”的意义是解释以上疑点的必由途径。从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以下简称巢《源》）提供的一条线索开始：

“人有嗜甘味多，而动肠胃间诸虫，致令侵食腑脏……凡食五味之物，皆入于胃，其气随其腑脏之味而归之。脾与胃为表里，俱象土，其味甘，而甘味柔润于脾胃。脾胃润则气缓，气缓则虫动，虫动则侵食成疳匿也。但虫因甘而动，故名之为疳也……其上食五脏，则心内懊恼……”

该段像是《内经》“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的另一种版本。它描述了一种“虫动”所致的疾病，该病发病的诱因是“嗜甘味多”，故命名为“疳”。不过，与其说有意义的是该段与《内经》“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的相似之处，不如说是二者不相似之处—“虫”的含义。与《内经》相比，巢《源》对寄生虫的了解大为进步。但作为医书，巢《源》有一点不足：它受道教的明显影响。以“虫”为例，巢《源》的“虫”有时指“九虫”即九种寄生虫，有时指“三尸”，有时又是两者的总称。“三尸”作为生物与“九虫”的最大不同是，“九虫”是外源性的，“三尸”则与生俱来。两者常共同致病。该段描述的就是“三尸九虫，因虚动作”而致的匿病的一种。也就是说，该段的“肠胃间诸虫”有特定意思——既包括外来的“九虫”，也包括作为正常人体一部分的“三尸”。这使人联想，《内经》用“虫”的活动解释“多食甘”对人体的影响，是否暗示“虫”在人体内的存在是正常现象？杨注释“虫”为“谷虫”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

2“谷虫”与“三虫”

先看后一个问题。前面提到，杨注对“蛕蝎”的解释中规中矩；但在《内经》不指明“虫”的种类、概称为“虫”的地方，杨注就略微摆脱了“注不破经”之例的约束而有了发挥的空间。除上引“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段外，《太素·卷第二十七邪论·十二邪》（又见《灵枢·口问》）“问涎下”段杨注［1］也释“虫”为“谷虫”：“虫者，谷虫在于胃中也。……若因胃热虫动，故廉泉开，涎因出也。”

以及同样不见于《内经》的“三虫”。《太素·卷第二十气论·津液》（又见《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热胃缓则唾出”段杨注：“虫者，三虫也。……谷消之时，则虫动上下，肠胃宽，充郭中，故肠胃缓而气上，所以唾也。”

为什么杨注释“虫”为“谷虫”“三虫”？“谷虫”“三虫”与《内经》的“蛕蝎”或长短虫是什么关系？回答这些问题要首先澄清“谷虫”和“三虫”的关系。同一个症状（“唾出”/“涎下”），为什么“中热胃缓则为唾”段杨注释以“三虫”，“问涎下”段杨注又释以“谷虫”？从两处杨注所依的《内经》原文判断，“三虫”即“谷虫”，两者是一“虫”二名。两段描述的是同一个病理过程：

中热（胃中有热）－虫动（虫上下作）－胃缓－气逆（廉泉开）－唾出（涎下）“唾出”或“涎下”都是这个病理过程的结果，差别只在于文字表述。这不但反映出《内经》不同篇目之间的契合呼应，也证明了两处杨注分别提到的“三虫”和“谷虫”所指相同。再来探讨“谷虫”和“三虫”的具体意思。

值得注意的是，巢《源》把“九虫”中的三种也称为“三虫”［2］：

“三虫者，长虫、赤虫、蛲虫也……此既是九虫内之三者，而今别立名，当以其三种偏发动成病，故谓之三虫也。”

根据《太素》杨注与巢《源》著作时代的接近、以及《内经》“唾出”与巢《源》“九虫病”症状“多唾”、“流涎”的类似，可以确定，杨注的“三虫”与巢《源》“三虫”有类似的含义。

那么，为什么杨注又把“虫”释为“谷虫”呢？答案来自日本江户时代医家森立之的启发。森立之《素问考注·咳论篇第三十八》［3］：

“东方朔《神异经》云：‘人腹中蚘（按：即蛔）虫，其状如蚓，此消谷虫也。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知蚘虫常居肠胃中也。案：《神异经》似可从。余曩在相州日，亲见鸬匠，以鸬取年鱼者，鸬之喉后以铁环锁之，令鱼不入胃中。若是铁环少缓，则顷刻间鱼头入胃之处，纵横蚀缺。云：‘鸬鹚腹中有千万蚘虫蚀之之所为也。’乃与《神异经》所说相符，盖人物一理，或是然矣。”

《神异经》清代学者认为系魏晋人托名东方朔所作，现在一般认为系汉人作品，也就是说，其成书与《内经》形成同时或稍后、又在杨上善撰注《太素》之前。其内容虽属“小说家言”，但宏诞迂夸之说也要以某些事实为基础(如“鸬鹚腹中有千万蚘虫蚀之”是对胃酸作用原理的想象)，从而曲折地反映其时通行的某些观念。森立之提出了猜想却没有深究，恰好使我们将杨注“谷虫”问题与他遗留的问题一并解决。《神异经》称“蚘虫”为“消谷虫”，杨注释《内经》的“虫”为“谷虫”，二者字面的相似出自一种共识：“虫”能“消谷”。实际上，这种认识在《内经》中就隐含了。《灵枢·上膈》：

“（寒汁）流于肠中则虫寒，虫寒则积聚，守于下管……人食则虫上食，虫上食则下管虚。”

“人食则虫上食”说明“虫”以人所食——即水谷——为食。在这个意义上，称“虫”为“谷虫”或“消谷虫”不无道理。“虫”（“谷虫”）在人肠胃之间的不同活动，如上下、聚散，反映为寄生虫病的多种症状。《太素·卷第二十六寒热·厥心痛》（又见《灵枢·厥病》）“心腹痛，憹作痛肿聚，往来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热善渴涎出”杨注：“虫食而聚，犹若肿聚也。食已而散，故休止也。又聚扰于胃，故热渴涎出也。”

可见“问涎下”段杨注“谷虫在于胃中”，是指寄生虫“聚扰于胃”使人流涎，并不是说在《内经》所说的“蛕蝎”（或长短虫）之外人胃中另有一种“谷虫”。“谷虫”即“蛕蝎”（或长短虫）。

所谓“虫”能“消谷”，实质是“虫”与人争夺营养，并非“虫”替人消化水谷。但“谷虫”或“消谷虫”的称呼，很容易使人误会“消谷”是“虫”对人的正面作用。《神异经》说蚘虫“多则伤人，少则谷不消”，后半句犯的就是这个错误。森立之对这个错误也没有察觉，反而由此得出“蚘虫常居肠胃中”的结论，则是错上加错。后世与森立之结论类似的说法，如《医方集解》“蛲蛔为人身所当有之虫”，可能也是从这个误会来的。

3寄生虫病

尽管结论错误，森立之却已经触到了《内经》中的一个灰色问题：“虫”在人体中的存在是否一定导致疾病？

《内经》在这个问题上颇不坦率。在《内经》有关“虫”的九处记载当中，对“虫”的称谓却有3种：单名〔“蛕（蛂）”“蝎”〕；双名（“长虫”“短虫”）；不涉及种类的概称（“虫”）。使用单名“蛕”“蝎”的地方专注于“虫”的致病作用，如上引“（脾脉）微滑为虫毒蛕蝎腹热”。相反，使用双名“长虫”“短虫”的地方似乎倾向于将“虫”视为一种无害的存在，只是在某些情况下致病，如《素问·脉要精微论篇》：

“短虫多则梦聚众，长虫多则梦相击毁伤。”

该二句又见《太素·卷第十四诊候之一·四时脉诊》，可见其说甚古。最蹊跷的，是不以“长虫”和“短虫”之有无、而以其多少论病。看起来似乎可以这样理解：“长虫”“短虫”只在数量多的时候致病并在梦中有所反映；人体内存在少量“长虫”“短虫”则完全正常。这与巢《源》的著名论断有点相似［2］：

“九虫……人亦不必尽有，有亦不必尽多，或偏有，或偏无者。诸虫依肠胃之间，若腑脏气实，则不为害，若虚则能侵蚀，随其虫之动而能变成诸患也。”

即使退一步，按《新校正》的意见，这两句不属《内经》而系“他经脱简”，也足以证明，与《内经》并行传世的有这样的观点：“虫”在人体中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疾病——可见，巢《源》对人体寄生虫的中庸看法，早在《内经》形成时期就初见端倪了。

既然认为“虫”在人体内的少量存在是正常现象，为什么《内经》中并不予以说明？原因可能是《内经》流传过程中的文字亡佚，也有可能是象巢《源》所说“脏腑气实”则肠胃间的“虫”不能为害致病，其存在也就不被注意。很可能，“虫”在人体内的存在还是在“虫”病的症状十分明显之后才被察觉的。所以，对“虫”病的讨论占了《内经》有关“虫”的记载的几乎全部篇幅，并不奇怪。相形之下，令人称奇的倒是存在于人体但不为患的“虫”在《内经》中仍有蛛丝马迹了。

4“虫”的普遍存在

分别使用单名（“蛕”“蝎”）和双名（“长虫”“短虫”）的，是对“虫”在人体中的角色的两种不同意见。两种意见俱载于内经，是上古时期不同医学流派共存、争鸣的反映，也是《内经》成书过程的缩影。那么，不问种类而概称为“虫”的地方又如何呢？仍以“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为分析对象。该段描述的病理过程如下：

多食甘-胃缓-虫动-悗心

如果认定“虫”在人体之中的存在必然导致疾病，那么鉴于《内经》对“五走”中另外四个的解释都以生理机制为依据，用一种致病原的活动解释饮食滋味对人体的影响的确格外可疑，但毕竟只是可疑而已，不能由此排除该段视“虫”为致病原的可能性。

然而，将该段与《灵枢·五癃津液别》“中热胃缓则唾出”《灵枢·口问》“问涎下”对照，就不难看出，尽管“悗心”和“涎下”“唾出”一样，是“虫动”的直接结果，但“悗心”并没有象后两者一样被说成是“虫”的活动引起的症状—即寄生虫病的症状。相反，该段把“悗心”归因于“多食甘”。但既然“悗心”与“多食甘”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么“多食之（甘）令人悗心”之说的普遍成立就必定以一种观点为前提：“虫”在人体内普遍存在。

这种普遍存在并不指人人都患有寄生虫病，但它意味着，在某种能使“虫”由蛰伏变为活跃的诱因之下，虫的活动引起的某些症状——如“悗心”——就有可能在人身上普遍出现。“多食甘”就是这样的一个诱因。而把这种症状归因于“多食甘”而不是“虫”，只是为了强调“多食甘”有诱发这个症状的作用，并不是对“虫动”与“悗心”的因果关系的否定——上引巢《源》对“疳”病之名的解释可作这个解释的佐证。也就是说，“虫”在人体内虽然普遍存在，但除了少数情况，“虫”的存在并不必然导致疾病。

显然《内经》该段隐含的这种观点与使用“长虫”“短虫”之称的《内经》篇目的观点一致。而这个观点并未反映于该段或其它地方的杨注。杨注“谷虫”之说与《内经》这个观点貌似有关，却没有实质联系。

以人体寄生虫学观点看，这种看法实属对寄生虫的危害认识不清，但与专注于“蛕蝎”致病的观点相比，《内经》部分篇目中隐含的这种看法，或许更全面、也更充分地反映了上古中国医学对人体的实际考察和思考方式。

【参考文献】

［1］王洪图，李云.黄帝内经太素，第2版［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533，33，940，1012.

内经范文篇10

【关键词】黄帝内经；心理学；医学心理学

美国心理学家莫尔菲说过：“世界心理学的第一个故乡是中国”。其中《内经》心理学的功绩不言而喻。《内经》心理学主要有三个特点：其一，以大量的心理事实理论为依据；其二，有自己精明的心理学理论和规律；其三，有卓有成效的医学心理实践。《内经》心理学是我国古代唯物观心理学，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珍贵遗产。其中不少论述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先进性，所以发掘和研究《内经》中的心理学思想，不仅对我国心理理论体系的研究有帮助，对心理治疗的实践也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内经》心理学思想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即《内经》普通心理学；第二部分是心理学实践，即《内经》医学心理学。

1《内经》普通心理学

1.1概念现代普通心理学主要研究心理过程（包括认识活动、情绪活动和意志过程）和个性心理（包括个性心理特征、个性心理特性和自我意识）。普通心理学是研究心理现象一般规律的科学，也为各分支心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础。《内经》普通心理学也是大致如此来对心理来进行阐述的。对此《内经》是分别以“神”和“志”等概念来进行表达的，总归属于《内经》中“神”范畴。无独有偶心理学这一名称，原意即希腊文的关于灵魂的学问。据初步统计《内经》中论述神的地方达一百五十多处，含义也泛指大自然普遍规律或人体生命活动的总称等之不同。《内经》曾提出“神机”的概念，认为人的心理及行为等等皆是神机所发。

《内经》把心理活动的“神”分为8个具体的内容：神、魂、魄、意、志、思、虑、智。这8个具体内容重点在于对人的认知和意志过程的阐述。《内经》从“知”的质的差别把“知”分为“形知”和“神知”，前者相当于现代心理学的感知觉，包括直目、耳听、知味、知香臭、身仁（痛、痒）、触按等形式；后者相当于现代心理学中思维、记忆等心理过程，包括心、思、虑。而对于人的情感活动，《内经》主要以“五志”的形式来表达的，即“喜怒悲忧恐”。

1.2学术观点《内经》从天地万物“人最为贵”的学术思想出发，认为对人的认识和研究是保障个体增寿延年、治疗疾病的重要因素。《内经》中有很多篇章讨论人格，但多结合人的体质来分析，实际上这也反映了形神合一的观点，在分析人格特点的时候，往往同时又提出相应的一些调治原则。这里大体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人进行了分析和分类，人的主体和人的主观方面。

第一，《内经》对主体的分析和类型分类。人的性别分为男女，男女有“阴阳”质的不同；按年龄来分，如：“孩”“小”“少”“壮”“老”；《灵枢·逆顺肥瘦》篇的肥人、瘦人分类；还有按人的五脏六腑的禀赋分为五五二十五种人等等分法。

第二，《内经》从人的主观方面进行分析和类型分类。从人的道德修养和摄生养心方面的成就分析，将人分为“真人”“至人”“圣人”“贤人”和“众人”；按人的情欲、意志、智力和行动综合分析，分为“智者”和“愚者”两类人；按人的品德类型将人分为：“太阴之人”“少阴之人”“太阳之人”“少阳之人”和“阴阳和平之人”；按人的性格类型分为：“木形”“火形”“土形”“金形”及“水形”等阴阳二十五人，可以说阴阳二十五人的分类是《内经》中最为详尽的一种人格体质分法，《灵枢·阴阳二十五人》，根据人的体形、肤色、认识能力、情感反应、意志强弱、性格静躁，以及对季节气候的适应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将体质分为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型。然后又根据五音的太少，以及左右手足三阳经，气血多少反映在头面四肢的生理特征，将每一类型再分为五类，共为五五二十五型，统称阴阳二十五人；《内经》中尚有其他不同的人格分类法。诸如《灵枢·论勇》中勇士、怯士之分，从人的气质类型特点分为：“重阳之人”“重阳有阴之人”“阴阳和平之人”“多阴有阳之人”和“多阴之人”。可以说以类型分类的方式来研究人，在我国心理学史上是一种较早的尝试，而且具有较高的成就，也是我国古代心理学的一重大贡献。

2《内经》医学心理学

《内经》医学心理学也即《内经》心理学的实践，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躯体性疾病的心理性病因及心理诊断、心理治疗及心理卫生。

2.1心理因素与躯体疾病的关系是医学心理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内经》认为情志是致病的主要因素，有多处提出此观点，如《素问·举痛论》：“余知百病生于气也。怒则气上，喜则气缓，悲则气消，恐则气下，惊则气乱……思则气结”。《内经》从情志疾病的心理原因及心理和言、行、表情上的反常变异方面对情志疾病作了细致的分析和分类。明确指出了“狂”病的主要心理原因是情绪的剧烈和长期的精神刺激。亦于禀赋、心理类型等因素有关。这些观点和现在关于精神障碍的病因基本是相同的。

2.2心理治疗是一种应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技术，对各类心理和行为问题进行矫治的过程。我国是世界上最早采用心理治疗的国家之一。《内经》关于心理治疗的内容甚为丰富。《内经》认为心理治疗是一种病因疗法和身心整体治疗方法，是一种非常必要和重要的方法。《内经》的心理治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①祝由。祝由其实可认为是以语言开导的一种心理疗法，通过移精变气来治愈病人，与现代心理治疗的支持疗法相似。②五志相胜。这是一种以情胜情的心理治疗方法，用一种情志活动控制治疗另外某种情绪引起的疾病。实践证明这种疗法有其重要的临床价值。③暗示。环境事物如能引人心神专注，则能相应地对人的心理起到默化、暗示作用。这一疗法在现代心理治疗中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方法。④习治法。经曰：“惊则平之。”习以为常，必无惊。这一疗法和现代心理疗法的系统脱敏法有很多的相通之处。⑤理治。心知以知理，知事物之源，通达物变，知事物相生相克，则可以达到理治。这种疗法和现代的认知疗法也有不谋而合之处。⑥导引行气。今谓“气功”，主要充分调动和挖掘人体的潜能，达到调理的作用。

2.3心理卫生《内经》中有许多关于心理卫生思想的论述，主要反映一种“防治并重，以防为主，形神俱养，以神为上”的整体辨证观，主要围绕着调神养神这一基本点。《内经》心理摄生学说，既有理论，又有实践，对于人的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有积极的作用，是我国医学和心理学的宝贵遗产。《内经》摄生学说提出了人自胎儿时期直到百岁一生各阶段的心理卫生问题。

3小结

《内经》中的心理学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其中很多思想和现代西方的心理学中的很多理论不谋而和，这也证明了我们祖先的伟大智慧。很多理论都比西方心理学提出早很多年，有些方法在现在仍然是很先进的，但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心理学基本都是从西方引进的呢？笔者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对祖先的遗产研究开发得太少。我们的任务是不断完善总结《内经》中的心理学知识并积极应用于临床，这样才能发展我们自己的心理学，让我们的中医心理学有完整的体系，更好地为人们的心理健康服务。

【参考文献】

［1］王洪图.黄帝内经研究大成［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5:2122.

［2］聂世茂.黄帝内经心理学概要［M］.重庆:重庆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重庆分社,1986:193.

［3］闫研.《黄帝内经》医学心理学理论研究近况［J］.辽宁中医杂志,2006,33(6):764.

［4］简晖.《内经》心理治疗学思想探要［J］.江西中医药,1996,27(6):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