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平等范文10篇

男女平等范文篇1

关键词：近代民事立法；男女平等；《大清民律草案》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三纲五常”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三纲”之中的“夫为妻纲”充分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实为男子的附庸，男尊女卑是其应有之义。与“夫为妻纲”相适应，传统礼教对女子科以种种必须遵守的妇道——“三从”、“四德”，古代女子几乎无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传统律法作为当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更是确认了女子在身份上的附庸地位，正如《唐律疏议》“十恶”条疏议所言“夫者，妻之天也”，对妇人来说“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身份上的不对等在法律上体现为男子享有相对于女子的种种特权。例如在婚姻上，离婚是男人的特权，只要妻子具有“七出”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可以将其休掉，而妻子却没有被赋予与丈夫同样的权利；[1]在继承上，实行“宗祧继承”制，女子并不是当然的继承人。

到了近代中国，随着封建礼教的日益不得人心、男女平等思潮的传入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男女平等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为民国民法的立法原则和一贯之精神。近代民法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形成后的文明结晶，是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自由观念固化后的载体。[1](P156)民事法律特别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尤为注重主体私权的设定和保护。男女平等的法律权利要求也在近代民事立法中逐步得到了实现。然而，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注重男女平等的。《大清民律草案》以及“民律二次草案”对男女平等仍贯彻不力，甚至予以否定。这也显示了传统礼教力量的顽固和强大的反作用力。最终，随着妇女运动成为一股革命力量而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男女平等在《中华民国民法》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遭遇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激荡和政治力量的选择。男女平等思潮与政权、法律间的博弈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规律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近代中国的男女平等思潮

男女平等，“源自于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即主张所有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都有资格获得同等的尊重和对待，这是人之为人的资格和权利。”[2]男女平等是基于人格平等而要求平等对待和男女权利平等。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因为男女在生理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不可能实现男女的完全划一、均等，但在法律上，男女都有获得尊重的资格、其意志自由都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而绝对不是一者是另一者的附庸。男女平等的思想对于传统中国的“夫为妻纲”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它在中国的被接受直至发展成为毋庸质疑的普遍人权原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然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平等”思想之萌芽，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夫妇平等”，李贽认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所以“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矣。”[3]清前期思想家唐甄提出了“天地之道故平”的均平思想，基于人类天赋平等，他认为男女夫妻应是平等的。[4]这些都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在没有接触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男女平等”思想的情形下，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吃人”礼教的反动而提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

到了近代中国（1840年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思潮涌入，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也刺激一批有识之士“放眼看世界”，寻求革新之路。这一时期，“天赋人权”学说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与“天赋人权”相伴生的“男女平等”思想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着述中。郑观应认为“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5](P334)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从天赋人权推导除男女平等，“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6](P344)而作为反封建急先锋的谭嗣同更是以男女平等的观念批判了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夫为妻纲，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7](P16)知识界对于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认识，以及不断的呼吁，使男女平等思想进入国人的视野。但此时的男女平等只是从天赋人权推导出的认识，并没有发展为女权运动。

除了学者们的论着中有着男女平等的言论外，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着男女平等。洪秀全首先从教义上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8](P23)无论男女皆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在经济地位上与男子平等。此外，太平天国前期还厉行男女婚姻自由，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军、参加生产。而且洪秀全等还通过“诏令”、“告示”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婚姻立法”，[2]以确保男女婚姻自愿平等。因此，有学者评价称“太平天国一反数千年来压迫奴役妇女的封建礼教，破天荒地承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9]太平天国后期则又恢复了男女不平等的一些封建礼教，这可见农民政权的局限和传统社会秩序的顽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男女平等思想一方面是受西方基督教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本土民众对封建等级压迫的反叛。这也说明，平等已经成为这个封建等级压迫走向极端的社会的内发要求，在与西方文明思潮合流后更加汹涌激荡。

第一次喊出“男女平等”呼声的是1898年7月24日由维新妇女在上海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喊出了近代女性“得平权”的心声，并发表了《男女平等论》、《女子爱国说》等争取男女平等的文章。[10](P56)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署名为“爱自由者金一”所着的《女界钟》便高呼女子要脱离奴隶地位而做真正的人，并列举了女子应当取得的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主张在当时可谓领时代之先，成为我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先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此起彼伏，国人也被带动起来，其间“女子参加革命工作者亦不少，秋瑾殉难，尤为人所共晓”。[11](P421)这种身先士卒参与革命的实践势必对女子奋起要求男女平等、进行革命产生极大的鼓舞。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当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约法时，便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唐群英等二十人上书请愿，要求于约法上规定无论男女一律平等的条文。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在第五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却没有明确的“男女平等”字样。于是，“她们遂大怒，纠集同志，闯入参议院。捣毁玻璃门窗，踢倒警卫兵士后经孙总理调停，允许向参议院提议增修，才算平静下去。”[11](P421)女权运动在革命时兴起，这是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实现自由解放、人人平等。但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积极复辟，再行专制。1914年12月24日颁布暂行《刑律补充条例》，承认妾的地位，惩罚无夫奸，女权运动也在他的反动政策之下消声。1919年后，女权运动重见曙光。此后，各种女权运动组织纷纷成立，发表宣言，争取与男子的平等权利。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13条明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该决议第九项内容为“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的发展’之规定，实施下列各项：

甲法律方面

1、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2、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

3、从严禁止买卖人口；

4、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

5、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

6、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11](P423-424)

国民党以革命的姿态将“男女平等”写入党纲，作为执政实现之目标，以示自身的反封建和进行革命的决心。全国妇女运动也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全社会以“男女平等”作为不可质疑之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活动必然要对这种社会形势予以回应。故而，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中华民国民法》中对于男女平等原则的贯彻。

二、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体现

与男女平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迅速兴起发展壮大相对照的是，变法修律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进行，这在时间上与男女平等的思潮传入相比已经滞后。而自清末到民初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却又迟迟不肯对男女平等做出法律上彻底的确认，从而进行有力的保护。即使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相应的法律法规仍付之阙如。此种状况直到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时才有所改观。

（一）清末民国民事立法简述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按照欧陆民法原则和理念起草的民法典，被称为我国“民律第一次草案”。但该草案未及颁布，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垮台。继起的中华民国在内外交困中仍致力于法律的修订和编纂。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该馆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1925年至1926年）编成“民律第二次草案”。但因政变，法统废弃，国会没有恢复等原因，该草案亦未成为正式颁布之民法典。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设立法制局，着手起草民法亲属、继承编，于十七年十月（1928年）完成。但此两草案均未发生效力。民国十七年十二月，立法院成立，民法总则编的起草提上日程。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年），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民法总则编。至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民法总则。此后，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也相继完成。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公开颁布施行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诞生。

（二）《大清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草案》中的男女不平等

《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妻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草案第九条规定“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其限。”将妻的身份等同于满七岁之未成年和准禁治产人（第31条），妻的行为能力受到种种限制。具体体现在《大清民律草案》第二十七至第三十条，妻子所为的非属于日常家务的行为，需要经过丈夫的允许方有效，否则得撤销。在夫妻财产上，《大清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承认妻子的特有财产这是一种进步，但却对其所有权进行限制，夫对其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将所有权的权能占尽。因此，实际上妻子的财产所有权“名存实亡”。在提起离婚之诉的情形上，“妻与人通奸”是夫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但在夫与人通奸时，妻却不享有提起离婚之诉的权利。在继承上，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取消了宗祧继承的字样是一种进步，但是继承财产以直系卑亲属之男子为限，而且直系卑亲嗣子亦可继承，这实际仍是宗祧继承，否认了妻子和亲女的继承权，仅将她们列入“应承受遗产人”序列中（第1468条）。这些规定是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典型体现。清末的法律修订者都是接触过西方法律文明，应当清楚西方的平等理念，但是他们仍无法摆脱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可见传统力量的强大。

“民律第二次草案”，“大抵由第一次草案修订而成”，[12](P748)但需要强调的是“民律第二次草案”对亲属、继承两编做了较大改动。立法者认为“旧律中亲属继承之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12](P748)但是“民律第二草案”更多得是因袭了一些旧的礼教内容，比如扩大家长权、承认宗祧继承，以致有学者称《民国民法草案》是“大大的倒退”。[13](P8)所以，“民律第二草案”继承了《大清民律草案》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的规定，甚至有把这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该草案对于妻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在总则中予以否认，但是在婚姻编中，对于妻非属日常事务的行为仍作了与《大清民律草案》相同的限制，即“不属于日常家务之行为，须经夫允许。”显然仍不承认妻的完全独立之意志，实际上妻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作为成年人的妻子无法获得与丈夫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其不平等不言而喻。有关夫妻财产方面的规定也处处显示着男女之间不平等。“民律第二次草案”第1135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第1136条规定“专供妻用之衣服、首饰及手用器具等物，推定为妻之特有财产”，承认女子可以成为财产所有人，但接着规定“就其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另外，对于“其他动产所属不分明时，推定为夫之财产”。妻与夫之间在财产所有、以及对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上的差别，都在彰显着“男尊女卑”和对成年女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否定。在继承上，“民律第二草案”堂而皇之地规定了“宗祧继承”，妻和亲女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继承遗产之人”。

（三）《中华民国民法》中的男女平等

对于男女平等的贯彻，中华民国在1927年至1928年起草亲属、继承编以及1929至1930年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通过废除旧有男女不平等之规定、确立男女平等之原则的方式实现的。与“民律第一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不同的是，民国民法典的起草始终贯彻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在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以及亲属、继承编涉及男女婚姻、财产、继承的地方尤为注意男女平等的体现。具体而言：

民法总则采男女平等主义，“对于特别限制女子行为能力之处，一律删除。并以我国女子，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权，复规定已结婚之妇人，关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能力。至其他权义之关系，亦不因男女而有轩轾”。[12](P756)彻底抛弃了第一草案出嫁女子（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民国十七年十月相继完成的亲属法、继承法草案，贯彻男女平等之原则甚力。诚如谢振民所言“此草案（指亲属法草案）则无论就何事项，苟在合理范围以内。无不承认男女地位之平等，实将上述种种历史上之陈迹，于学理上无存在价值者，一扫而空。”[12](P750)根据亲属编的起草说明书，本编对于男女平等之体现主要是：

（1）第一次草案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此编则否；（2）旧律及历次草案关于离婚条件，均宽于男而严于女，此编则否；（3）历次草案关于亲权之行使，均以父为先，必父不能行使亲权时，始由母行使之，此编则以共同行使为原则；（4）历次草案于一定之制度内，仍承认夫权之存在，此编则无夫权之明文。[12](P794)

而继承法草案也按照“男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完全平等”的原则，认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重男轻女，于此可见，显与现代潮流不相容”，因而毅然抛弃了在“民律第二次草案”中复活的宗祧继承，赋予了女子以与男子完全相同的继承权。[12](P751P788)

男女平等原则成为立法者必须时刻予以维护的“帝王原则”。具体到亲属、继承法，则在诸如子女姓氏的问题上也要务求男女之平等。但学者也注意到“男女平等，似应注意实际，如经济平等、政权平等及私权平等，不必图鹜虚名”。[12](P780)的确如此，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权利内容。男女平等不仅是观念上的更新，更是对传统社会格局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巨大挑战。近代民事立法中的男女平等在观念上所迈出的一步，却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

三、男女平等在近代民事立法上遭遇的困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男女平等最终为法律确定下来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颁布，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男女平等才从一种思潮转化为法律上的具体权利条文。此间的争论和反复，甚至是斗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近代中国在社会思想、制度上每一步变换和革新所付出的艰辛。传统的保守力量、政权争夺以及法律本身的滞后等等都使得作为一种进步要求的男女平等遭遇到了挫折。

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帝国列强入侵，司法主权被侵凌，变法修律成为朝野一致之认识。1902年，清廷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4](P242)从而开始了修订法律的进程。尽管变法修律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但对于在修律中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礼教传统，存在不同的认识。于是在1906年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及1907年上奏《新刑律草案》以后，出现了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论争，即“礼法之争”。作为礼教派重要人物的张之洞在其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即言“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5](P131)他的这种认识根深蒂固未曾改变，在批驳《民事刑事诉讼律》的奏折中认为新法“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15](P135)礼教派对于“男女有别”、“纲常礼教”的维护，表明在修律过程中存在的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如此，则不难想象在民律制定之时，修律者可能有的压力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大清民律草案》中体现男女不平等尤甚的“亲属”、“继承”两编，因关涉礼教，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修订。因此，此两编吸收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这是传统礼教对于新民法的渗透，也是《大清民律草案》无法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因。当然对于保守的礼教派，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对—错”或“落后—先进”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评价。具体到民律的修订，作为当时礼教派代表的张之洞却是首先注意到要修律、修民律的人之一。其与袁世凯、刘坤一的会奏中称“近来日本法律学门别类，考究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并建议访求日本专精民法、刑法之人来华协同编译。[16](P115)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大清民律草案》在形式上取消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而实质上却仍旧对成年女性的行为能力作了与男子不同等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革新，却又有着其保守的另一面。草案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是革新与妥协的产物。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旧律而言，《大清民律草案》的确是一种进步，但相对于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而言，它又显得保守。法律在旧有的传统和全新思潮面前，似乎只能作如此之选择。因为对于“变法”，清廷统治者只是要求“变”而已，至于变得程度大小，则要取决于社会的变革程度。当社会的变革没有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这中要求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击统治秩序时，统治集团绝不会为对这种要求做出回应，或者不会做相当的回应。加之传统封建礼教观念的强大惯性，都导致了清末民律草案不可能对男女平等作出彻底的确认，更毋庸谈保护问题。

迨至民国，国体政体为之一变，各个政治势力皆倡言革命。于是反帝制、反封建成为思想界之主流。革命要求大变，民事法律却未适时跟上。1912年4月3日，参议院开会议决，“中华民国之法律，未能仓猝一时规定颁行。而当此新旧递嬗之交，又不可不设补救之法，以为临时适用之资。……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刑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2](P56)而对于民事案件按照前清现行刑律中有关民事各条办理的临时之措竟然一直施行至民国十八年十月以降，《中华民国民法》公布施行后才当然废止！十八年间，泱泱中华，四万万人口之众，日常民事生活一仍清末之规定，法律之滞后如此令人瞠目！但是回顾那一段历史，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也可以理解法律之尴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那个时代是“大炮”决定一切的时代，不仅仅是“诗”无能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在“大炮”面前哑然失声。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十八年间，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倒是层出不穷，1914年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1919年段祺瑞炮制的“民国八年宪草”、1923年曹锟炮制的“贿选宪法”、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国宪起草委员会炮制的“民国十四年宪草”等等。[14](P297)关系权力分配的宪法备受青睐，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着一场场宪政共和的闹剧，却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局面，法律的变也只是成为政局变动的附属。政治激荡的情形下，关系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法律规范甚至不会被纳入权力运行的视野。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男女平等，与政权的争夺不相契合，也难免被边缘化。

当政局稳定，而且是一个自称革命，并需要有革命的门面来笼络人心的政权建立时，作为反封建、体现自由平等理念的男女平等就具有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戏剧性命运。国民党领导的广州政府决心革命，进行北伐。以北洋反动政府的对立面出现，其必然要对北洋时期的倒行逆施进行反叛。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也需要团结广大的妇女群众。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也就不是偶然了。国民党支持妇女运动的动因无非是：公务员之家

第一点，系想把“五卅”惨案以后，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力量，团结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从事革命运动；第二点，系要从速努力参加各种妇女组织，领导她们加入革命战线，免为反动分子所利用；第三点，因为国内尚有最大多数的妇女，离社会太远，故特别注意妇女运动，使围困在重重压迫的牢狱中的最大多数的妇女，能够参加革命阵线。[11](P497)

男女平等范文篇2

【英文摘要】TheideologicaltrendonequalityofmenandwomenwhichrequiredbythesocialchangewasintroducedtoChinainthefortyof19century.Astheimportantachievementsofthemoderncivillegislation，theCivilDraftofQingDynastyandtheCivilDraftofRepublicofChinahadn’tprotectedtheequalityofmenandwomen.Theequalityofmenandwomenwasprotectedbythelawascivilrightsaftergoingthroughmanydifficultiessuchasthetraditionalethicalcodesandpoliticalstruggles.Itwastheresultofthejoinofrevolutionandthewomen’simprovementthattheequalityofmenandwomenwasprotectedbytheCivilCodeofRepublicofChina.Astheoutcomeofpolitic，lawcanonlystrengththeresultofrevolution.Itisrequiredoureffortstorelytherealequalityofmenandwomen.

【关键词】近代民事立法；男女平等；《大清民律草案》

【英文关键词】ModernCivilLegislation;EqualityofMenandWomen;CivilDraftofQingDynasty

【正文】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三纲五常”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三纲”之中的“夫为妻纲”充分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实为男子的附庸，男尊女卑是其应有之义。与“夫为妻纲”相适应，传统礼教对女子科以种种必须遵守的妇道——“三从”、“四德”，古代女子几乎无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传统律法作为当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更是确认了女子在身份上的附庸地位，正如《唐律疏议》“十恶”条疏议所言“夫者，妻之天也”，对妇人来说“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身份上的不对等在法律上体现为男子享有相对于女子的种种特权。例如在婚姻上，离婚是男人的特权，只要妻子具有“七出”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可以将其休掉，而妻子却没有被赋予与丈夫同样的权利；[1]在继承上，实行“宗祧继承”制，女子并不是当然的继承人。

到了近代中国，随着封建礼教的日益不得人心、男女平等思潮的传入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男女平等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为民国民法的立法原则和一贯之精神。近代民法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形成后的文明结晶，是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自由观念固化后的载体。[1](P156)民事法律特别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尤为注重主体私权的设定和保护。男女平等的法律权利要求也在近代民事立法中逐步得到了实现。然而，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注重男女平等的。《大清民律草案》以及“民律二次草案”对男女平等仍贯彻不力，甚至予以否定。这也显示了传统礼教力量的顽固和强大的反作用力。最终，随着妇女运动成为一股革命力量而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男女平等在《中华民国民法》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遭遇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激荡和政治力量的选择。男女平等思潮与政权、法律间的博弈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规律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近代中国的男女平等思潮

男女平等，“源自于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即主张所有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都有资格获得同等的尊重和对待，这是人之为人的资格和权利。”[2]男女平等是基于人格平等而要求平等对待和男女权利平等。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因为男女在生理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不可能实现男女的完全划一、均等，但在法律上，男女都有获得尊重的资格、其意志自由都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而绝对不是一者是另一者的附庸。男女平等的思想对于传统中国的“夫为妻纲”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它在中国的被接受直至发展成为毋庸质疑的普遍人权原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然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平等”思想之萌芽，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夫妇平等”，李贽认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所以“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矣。”[3]清前期思想家唐甄提出了“天地之道故平”的均平思想，基于人类天赋平等，他认为男女夫妻应是平等的。[4]这些都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在没有接触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男女平等”思想的情形下，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吃人”礼教的反动而提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

到了近代中国（1840年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思潮涌入，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也刺激一批有识之士“放眼看世界”，寻求革新之路。这一时期，“天赋人权”学说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与“天赋人权”相伴生的“男女平等”思想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着述中。郑观应认为“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5](P334)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从天赋人权推导除男女平等，“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6](P344)而作为反封建急先锋的谭嗣同更是以男女平等的观念批判了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夫为妻纲，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7](P16)知识界对于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认识，以及不断的呼吁，使男女平等思想进入国人的视野。但此时的男女平等只是从天赋人权推导出的认识，并没有发展为女权运动。

除了学者们的论着中有着男女平等的言论外，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着男女平等。洪秀全首先从教义上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8](P23)无论男女皆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在经济地位上与男子平等。此外，太平天国前期还厉行男女婚姻自由，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军、参加生产。而且洪秀全等还通过“诏令”、“告示”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婚姻立法”，[2]以确保男女婚姻自愿平等。因此，有学者评价称“太平天国一反数千年来压迫奴役妇女的封建礼教，破天荒地承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9]太平天国后期则又恢复了男女不平等的一些封建礼教，这可见农民政权的局限和传统社会秩序的顽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男女平等思想一方面是受西方基督教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本土民众对封建等级压迫的反叛。这也说明，平等已经成为这个封建等级压迫走向极端的社会的内发要求，在与西方文明思潮合流后更加汹涌激荡。

第一次喊出“男女平等”呼声的是1898年7月24日由维新妇女在上海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喊出了近代女性“得平权”的心声，并发表了《男女平等论》、《女子爱国说》等争取男女平等的文章。[10](P56)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署名为“爱自由者金一”所着的《女界钟》便高呼女子要脱离奴隶地位而做真正的人，并列举了女子应当取得的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主张在当时可谓领时代之先，成为我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先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此起彼伏，国人也被带动起来，其间“女子参加革命工作者亦不少，秋瑾殉难，尤为人所共晓”。[11](P421)这种身先士卒参与革命的实践势必对女子奋起要求男女平等、进行革命产生极大的鼓舞。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当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约法时，便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唐群英等二十人上书请愿，要求于约法上规定无论男女一律平等的条文。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在第五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却没有明确的“男女平等”字样。于是，“她们遂大怒，纠集同志，闯入参议院。捣毁玻璃门窗，踢倒警卫兵士后经孙总理调停，允许向参议院提议增修，才算平静下去。”[11](P421)女权运动在革命时兴起，这是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实现自由解放、人人平等。但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积极复辟，再行专制。1914年12月24日颁布暂行《刑律补充条例》，承认妾的地位，惩罚无夫奸，女权运动也在他的反动政策之下消声。1919年后，女权运动重见曙光。此后，各种女权运动组织纷纷成立，发表宣言，争取与男子的平等权利。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13条明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该决议第九项内容为“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的发展’之规定，实施下列各项：

甲法律方面

1、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2、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

3、从严禁止买卖人口；

4、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

5、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

6、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

……”[11](P423-424)

国民党以革命的姿态将“男女平等”写入党纲，作为执政实现之目标，以示自身的反封建和进行革命的决心。全国妇女运动也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全社会以“男女平等”作为不可质疑之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活动必然要对这种社会形势予以回应。故而，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中华民国民法》中对于男女平等原则的贯彻。

二、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体现

与男女平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迅速兴起发展壮大相对照的是，变法修律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进行，这在时间上与男女平等的思潮传入相比已经滞后。而自清末到民初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却又迟迟不肯对男女平等做出法律上彻底的确认，从而进行有力的保护。即使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相应的法律法规仍付之阙如。此种状况直到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时才有所改观。

（一）清末民国民事立法简述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按照欧陆民法原则和理念起草的民法典，被称为我国“民律第一次草案”。但该草案未及颁布，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垮台。继起的中华民国在内外交困中仍致力于法律的修订和编纂。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该馆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1925年至1926年）编成“民律第二次草案”。但因政变，法统废弃，国会没有恢复等原因，该草案亦未成为正式颁布之民法典。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设立法制局，着手起草民法亲属、继承编，于十七年十月（1928年）完成。但此两草案均未发生效力。民国十七年十二月，立法院成立，民法总则编的起草提上日程。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年），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民法总则编。至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民法总则。此后，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也相继完成。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公开颁布施行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诞生。

（二）《大清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草案》中的男女不平等

《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妻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草案第九条规定“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其限。”将妻的身份等同于满七岁之未成年和准禁治产人（第31条），妻的行为能力受到种种限制。具体体现在《大清民律草案》第二十七至第三十条，妻子所为的非属于日常家务的行为，需要经过丈夫的允许方有效，否则得撤销。在夫妻财产上，《大清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承认妻子的特有财产这是一种进步，但却对其所有权进行限制，夫对其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将所有权的权能占尽。因此，实际上妻子的财产所有权“名存实亡”。在提起离婚之诉的情形上，“妻与人通奸”是夫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但在夫与人通奸时，妻却不享有提起离婚之诉的权利。在继承上，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取消了宗祧继承的字样是一种进步，但是继承财产以直系卑亲属之男子为限，而且直系卑亲嗣子亦可继承，这实际仍是宗祧继承，否认了妻子和亲女的继承权，仅将她们列入“应承受遗产人”序列中（第1468条）。这些规定是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典型体现。清末的法律修订者都是接触过西方法律文明，应当清楚西方的平等理念，但是他们仍无法摆脱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可见传统力量的强大。

“民律第二次草案”，“大抵由第一次草案修订而成”，[12](P748)但需要强调的是“民律第二次草案”对亲属、继承两编做了较大改动。立法者认为“旧律中亲属继承之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12](P748)但是“民律第二草案”更多得是因袭了一些旧的礼教内容，比如扩大家长权、承认宗祧继承，以致有学者称《民国民法草案》是“大大的倒退”。[13](P8)所以，“民律第二草案”继承了《大清民律草案》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的规定，甚至有把这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该草案对于妻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在总则中予以否认，但是在婚姻编中，对于妻非属日常事务的行为仍作了与《大清民律草案》相同的限制，即“不属于日常家务之行为，须经夫允许。”显然仍不承认妻的完全独立之意志，实际上妻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作为成年人的妻子无法获得与丈夫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其不平等不言而喻。有关夫妻财产方面的规定也处处显示着男女之间不平等。“民律第二次草案”第1135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第1136条规定“专供妻用之衣服、首饰及手用器具等物，推定为妻之特有财产”，承认女子可以成为财产所有人，但接着规定“就其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另外，对于“其他动产所属不分明时，推定为夫之财产”。妻与夫之间在财产所有、以及对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上的差别，都在彰显着“男尊女卑”和对成年女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否定。在继承上，“民律第二草案”堂而皇之地规定了“宗祧继承”，妻和亲女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继承遗产之人”。

（三）《中华民国民法》中的男女平等

对于男女平等的贯彻，中华民国在1927年至1928年起草亲属、继承编以及1929至1930年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通过废除旧有男女不平等之规定、确立男女平等之原则的方式实现的。与“民律第一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不同的是，民国民法典的起草始终贯彻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在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以及亲属、继承编涉及男女婚姻、财产、继承的地方尤为注意男女平等的体现。具体而言：

民法总则采男女平等主义，“对于特别限制女子行为能力之处，一律删除。并以我国女子，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权，复规定已结婚之妇人，关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能力。至其他权义之关系，亦不因男女而有轩轾”。[12](P756)彻底抛弃了第一草案出嫁女子（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民国十七年十月相继完成的亲属法、继承法草案，贯彻男女平等之原则甚力。诚如谢振民所言“此草案（指亲属法草案）则无论就何事项，苟在合理范围以内。无不承认男女地位之平等，实将上述种种历史上之陈迹，于学理上无存在价值者，一扫而空。”[12](P750)根据亲属编的起草说明书，本编对于男女平等之体现主要是：

（1）第一次草案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此编则否；（2）旧律及历次草案关于离婚条件，均宽于男而严于女，此编则否；（3）历次草案关于亲权之行使，均以父为先，必父不能行使亲权时，始由母行使之，此编则以共同行使为原则；（4）历次草案于一定之制度内，仍承认夫权之存在，此编则无夫权之明文。[12](P794)

而继承法草案也按照“男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完全平等”的原则，认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重男轻女，于此可见，显与现代潮流不相容”，因而毅然抛弃了在“民律第二次草案”中复活的宗祧继承，赋予了女子以与男子完全相同的继承权。[12](P751P788)

男女平等原则成为立法者必须时刻予以维护的“帝王原则”。具体到亲属、继承法，则在诸如子女姓氏的问题上也要务求男女之平等。但学者也注意到“男女平等，似应注意实际，如经济平等、政权平等及私权平等，不必图鹜虚名”。[12](P780)的确如此，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权利内容。男女平等不仅是观念上的更新，更是对传统社会格局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巨大挑战。近代民事立法中的男女平等在观念上所迈出的一步，却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

三、男女平等在近代民事立法上遭遇的困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男女平等最终为法律确定下来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颁布，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男女平等才从一种思潮转化为法律上的具体权利条文。此间的争论和反复，甚至是斗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近代中国在社会思想、制度上每一步变换和革新所付出的艰辛。传统的保守力量、政权争夺以及法律本身的滞后等等都使得作为一种进步要求的男女平等遭遇到了挫折。

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帝国列强入侵，司法主权被侵凌，变法修律成为朝野一致之认识。1902年，清廷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4](P242)从而开始了修订法律的进程。尽管变法修律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但对于在修律中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礼教传统，存在不同的认识。于是在1906年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及1907年上奏《新刑律草案》以后，出现了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论争，即“礼法之争”。作为礼教派重要人物的张之洞在其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即言“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5](P131)他的这种认识根深蒂固未曾改变，在批驳《民事刑事诉讼律》的奏折中认为新法“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15](P135)礼教派对于“男女有别”、“纲常礼教”的维护，表明在修律过程中存在的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如此，则不难想象在民律制定之时，修律者可能有的压力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大清民律草案》中体现男女不平等尤甚的“亲属”、“继承”两编，因关涉礼教，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修订。因此，此两编吸收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这是传统礼教对于新民法的渗透，也是《大清民律草案》无法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因。当然对于保守的礼教派，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对—错”或“落后—先进”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评价。具体到民律的修订，作为当时礼教派代表的张之洞却是首先注意到要修律、修民律的人之一。其与袁世凯、刘坤一的会奏中称“近来日本法律学门别类，考究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并建议访求日本专精民法、刑法之人来华协同编译。[16](P115)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大清民律草案》在形式上取消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而实质上却仍旧对成年女性的行为能力作了与男子不同等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革新，却又有着其保守的另一面。草案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是革新与妥协的产物。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旧律而言，《大清民律草案》的确是一种进步，但相对于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而言，它又显得保守。法律在旧有的传统和全新思潮面前，似乎只能作如此之选择。因为对于“变法”，清廷统治者只是要求“变”而已，至于变得程度大小，则要取决于社会的变革程度。当社会的变革没有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这中要求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击统治秩序时，统治集团绝不会为对这种要求做出回应，或者不会做相当的回应。加之传统封建礼教观念的强大惯性，都导致了清末民律草案不可能对男女平等作出彻底的确认，更毋庸谈保护问题。公务员之家

迨至民国，国体政体为之一变，各个政治势力皆倡言革命。于是反帝制、反封建成为思想界之主流。革命要求大变，民事法律却未适时跟上。1912年4月3日，参议院开会议决，“中华民国之法律，未能仓猝一时规定颁行。而当此新旧递嬗之交，又不可不设补救之法，以为临时适用之资。……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刑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2](P56)而对于民事案件按照前清现行刑律中有关民事各条办理的临时之措竟然一直施行至民国十八年十月以降，《中华民国民法》公布施行后才当然废止！十八年间，泱泱中华，四万万人口之众，日常民事生活一仍清末之规定，法律之滞后如此令人瞠目！但是回顾那一段历史，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也可以理解法律之尴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那个时代是“大炮”决定一切的时代，不仅仅是“诗”无能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在“大炮”面前哑然失声。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十八年间，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倒是层出不穷，1914年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1919年段祺瑞炮制的“民国八年宪草”、1923年曹锟炮制的“贿选宪法”、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国宪起草委员会炮制的“民国十四年宪草”等等。[14](P297)关系权力分配的宪法备受青睐，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着一场场宪政共和的闹剧，却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局面，法律的变也只是成为政局变动的附属。政治激荡的情形下，关系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法律规范甚至不会被纳入权力运行的视野。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男女平等，与政权的争夺不相契合，也难免被边缘化。

当政局稳定，而且是一个自称革命，并需要有革命的门面来笼络人心的政权建立时，作为反封建、体现自由平等理念的男女平等就具有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戏剧性命运。国民党领导的广州政府决心革命，进行北伐。以北洋反动政府的对立面出现，其必然要对北洋时期的倒行逆施进行反叛。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也需要团结广大的妇女群众。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也就不是偶然了。国民党支持妇女运动的动因无非是：

第一点，系想把“五卅”惨案以后，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力量，团结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从事革命运动；第二点，系要从速努力参加各种妇女组织，领导她们加入革命战线，免为反动分子所利用；第三点，因为国内尚有最大多数的妇女，离社会太远，故特别注意妇女运动，使围困在重重压迫的牢狱中的最大多数的妇女，能够参加革命阵线。[11](P497)

男女平等范文篇3

一、深化思想认识，夯实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社会基础。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先进的理论一旦被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所掌握，就会成为推进妇女解放和男女平等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我们要推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落实，就必须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

1、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我们党的一贯主张。我们党历来重视妇女工作，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提出了“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的重要论断。邓小平同志曾指出：“党必须用很大的决心培养和提拔妇女干部，帮助和鼓励她们不断前进，因为她们是党的干部最大来源之一”。同志1995年在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明确指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同志在中国妇女九大会上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妇女的重要作用和妇女工作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精神，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妇女地位的尊重和对妇女工作的重视，也表明了在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推进男女平等的坚定决心和信心。我们必须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自觉把思想行动统一到中央的要求部署上来，最大限度地把妇女吸引和凝聚到党的伟大事业中来。

2、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奋斗目标，也必然是当代我国妇女运动发展的主题。”这就进一步强调了发挥女性作用、推动经济社会同步前进的时代要求。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和封建传统观念的影响，妇女发展仍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轻视、歧视妇女的现象依然存在。妇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就必须紧紧依靠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各方面的力量。如果没有妇女的积极主动参与，妇女中蕴藏的巨大人力资源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们必须更加重视贯彻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积极鼓励和支持妇女发挥聪明才智，与男性平等地竞争，共同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局面。

3、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妇女的发展水平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也是衡量社会进步的重要尺度。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树立和落实科学的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必然要求把男女平等纳入统筹发展的全过程。这是因为人类由男女两性共同组成，两性关系是社会中影响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一，它渗透了不同民族、不同阶层、不同宗教的人群的发展过程之中，影响着工农、城乡、地区之间的发展进程，制约着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就XX而言，当前正处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在城乡之间和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发展不协调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包含了男女两性发展的不协调。如果不能有效地缩小两性发展的差距，必然阻碍着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因此，我们在推动社会协调发展进程中，必须把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与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结合起来，把科学的发展观落实到妇女工作的各项具体行动中，努力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妇女的全面发展。

二、采取切实措施，解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现实问题。全面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一项长期的带战略性的任务。在新的形势下，需要我们以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行之有效的手段加以解决。

1、进一步加大妇女人力资源的开发力度。妇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她们中蕴含着极大的创造力。XX是一个人口资源大县。据统计资料显示，全县总人口99.1万人，其中女性人口47万，占总人口的48%。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各种原因，她们的整体素质仍然普遍偏低，相当部分的妇女不同程度地在思想观念、身心素质、科技文化水平、创新能力、竞争能力和创业能力等方面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男性比较，处于明显的劣势。因此，我们必须把大力开发妇女人力资源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作为实施人才强县战略、推进妇女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来抓，坚决废除职业准入限制，为妇女施展才华提供舞台，努力把巨大的妇女人力资源转化为强大的人才资源。同时，要帮助广大妇女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自主意识、竞争意识和创新意识，提高学习能力、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充分发挥妇女人才能力和作用。要通过加强人才资源能力建设，推进人才结构调整，努力培养和建设一支富有时代精神、符合时代要求的妇女人才大军。“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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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积极为妇女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创造良好条件。支持妇女广泛深入地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具体体现和解决妇女问题的根本途径。只有把妇女的发展问题放到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中去思考，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全面贯彻实施。因此，我们在全面提高妇女综合素质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支持她们参与经济社会生活上。在物质文明建设方面，要重视妇女的优势和作用，坚决防止就业上的性别歧视，帮助她们找到适合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岗位，依靠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勤奋努力的工作，不断提高经济收入水平；在政治文明方面，认真落实宪法和法律赋予妇女群众的各项权利，调动她们参与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积极性，同时大力推进妇女参政工作，提高她们的参政水平；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通过研究制定政策和组织开展活动充分发挥妇女群众在道德建设中的带头和推动作用，弘扬先进性别文化，倡导科学民主精神。

3、切实维护妇女群众的合法权益。维护妇女权益，促进妇女发展是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主要目标。目前，由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保障妇女劳动权益的法律尚不完善，现行的法律法规落实尚不到位，女职工特别是非正规就业和流动就业的妇女权益受侵害尤为突出。如有的企业任意解雇女工、超时劳动、从事有毒作业、甚至人身伤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们在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中，要特别关注对妇女权益的保护。要进一步完善女职工劳动保护的政策措施，扩大养老、生育、医疗保障的社会统筹覆盖面。要把妇女的生存、保护和发展纳入党委、政府“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全过程，在制定政策时，注重听取妇联和妇女群众的意见，充分考虑妇女群众的特殊利益。要重视解决新形势下妇女就业再就业、劳动保护、社会保障等突出问题，保障妇女平等分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同时，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宣传等各种手段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坚决反对歧视妇女的各种陈旧观念和落后行为，坚决扫除损害妇女身心健康的社会丑恶现象，坚决打击侵害妇女权利的严重犯罪行为，确保广大妇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平等地位。

三、坚持齐抓共管，促进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协调推进。妇女问题是社会问题，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齐抓落实。重点要把握以下几个环节：

1、各级党委、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妇女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把加强和改善妇女工作摆在重要位置，使一批优秀女干部走上了领导岗位。目前，女干部占全县在职干部总数的36.5%，各乡镇、县直机关各部门领导班子基本上配备了女干部。贯彻落实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是新时期党的妇女工作的中心任务。因此，我们必须把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贯彻到党委、政府的决策之中。比如，在制定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时，必须将妇女事业和妇女工作纳入其中；在党委作出工作部署时，必须对妇女工作和妇女发展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同时，要协调有关部门从自身的职能出发，在各方面为妇女事业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帮助。

男女平等范文篇4

长期以来，盐田区委、区政府从贯彻落实“***”重要思想的高度，从促进盐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认真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为指导，把妇女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自**年建区以来，区政府两次颁布实施了《盐田区妇女发展规划》，把妇女发展纳入了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制定了一整套保证广大妇女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措施，形成了相应的制度。区委每年定期听取妇联汇报，专题研究妇女工作，制定了《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妇女工作的意见》，切实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健全工作机制，强化政府职能，建立了区、街道、社区三级妇女儿童工作网络。区各有关部门围绕宪法、法律赋予妇女的平等权利，不断增强实施《盐田区妇女发展规划》的主导意识、统筹意识和责任意识，使广大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家庭生活等领域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

当前，盐田正进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时期。实现区委提出的实施精品战略，实现“一年一变样、三年大变样”的发展目标，需要全区妇女为之努力、为之奋斗。我们在充分认识妇女的伟大作用和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重要意义的同时，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进一步加大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实施力度，不断优化妇女社会环境，大力推动妇女事业的发展。

加强宣传教育，树立国策意识，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务实思想基础

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按照省市的统一要求，把20*年作为马克思主义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年，集中力量，上下联动，形成声势。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进机关、进课题、进社区”为重点，协调组织部重点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教育进入各级党校，强化宣传，把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使各级领导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时，充分考虑妇女的意愿，切实维护妇女的权益，真正体现对妇女的关心；协调宣传部门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进入主流媒体，制作和播放一批生动感人的宣传节目和广告；协调妇联、教育、民政、计生、街道等部门，利用“三八”、“六一”等节日，借助社区家政学校、家长学校等教育阵地，通过专题辅导、知识竞赛、群众论坛、印发宣传册等形式，使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努力为妇女发展创建良好的社会舆论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构建参与平台，落实平等权利，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现实途径

维护妇女的经济参与权利，是促进妇女平等参与的重要内容；拓宽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渠道，是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积极投身盐田现代化旅游海港城区的伟大实践，把发展妇女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一要素，创新“巾帼建功”活动，进一步将“巾帼文明示范岗”向女性集中行业、科技领域、新经济组织延伸，让示范岗成为大展巾帼风采的舞台，成为妇女建功立业的基地，使妇女成为先进生产力的创造者和受益者。要大力开发妇女人力资源，不断提高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程度，加大培养选拔妇女干部和发展女党员工作力度，善于发现、尽早使用优秀女性人才，敢于把她们放到重要岗位上去锻炼，积极为优秀妇女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要大力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在促进妇女发展中构筑男女两性在社会结构、社会地位中的和谐关系，共同推进盐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提高妇女素质，增强竞争实力，为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创造前提条件

素质是制约影响妇女自身全面发展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全面落实妇女受教育的权利，加强对妇女的教育培训，通过抓好科学文化培训，开展“为了明天为了孩子，上学去、上网去”、“万户家庭学英语”等大学习行动，激妇妇女的求知欲，鼓励妇女接受继续教育；通过抓好职业技能培训，对辖区下岗、失业、单亲特困妇女开展职业培训和劳动技能的培训，着力提高女性的就业竞争能力；通过抓好普法培训，不断改善妇女文化素质偏低、法律保护意识薄弱的现象，增强妇女自觉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通过抓好文明素质培训，有针对性地对妇女开展文化艺术、体育健身、审美性趣等方面的培训和咨询，陶冶妇女情操，提升生活品位，使之成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新女性。

男女平等范文篇5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推动妇女参政

1995年9月，同志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向世界宣布：“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3年8月27日同志在中国妇女九大闭幕之际同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和部分妇女九大代表座谈时明确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妇女的重要作用和妇女工作的重大意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通过扎实有力的工作促进妇女事业的发展。”去年3月10日，总书记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又提出“倡导男女平等、少生优生的社会新风”。

党和国家对妇女地位的尊重和对妇女工作的重视，对推动我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推动妇女参政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识男女平等

促进男女平等，首先要用马克思主义妇女观认识男女平等。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告诉我们，妇女与男子同是人类社会历史前进的推动者，同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者，应该具有同等的人格和尊严、同等的权利和地位。坚持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促进妇女的发展与进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妇女参政是衡量妇女解放的重要标志，妇女享有参政权的多少或实现参政程度的高低是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重要体现和妇女地位的基本标志；重视妇女参政是我党一贯主张；推动妇女参政是组织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我们必须搭建参与平台，为妇女参政提供现实途径；必须凝聚各方合力，为推进妇女参政共同努力。当前和今后，都要把加强女干部能力建设作为推动妇女参政的基础，把组织部门的高度民主重视作为推动妇女参政的关键，把发挥妇联组织的独特优势作为推动妇女参政的重要环节。要按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要求，着重提高女干部的执政能力，提高女干部的综合素质。要端正对女干部的认识，拓宽选拔女干部的视野。要根据女性特点和女干部成长的特殊规律，科学制定女干部培训计划。要充分理解女干部在家庭负担等方面的困难，帮助她们正确处理工作、学习、生活之间的矛盾。在培养选拔女干部工作方面，妇联应既当好“主角”，又当好“配角”，以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推动妇女参政为己任，找准妇联工作与党委组织部门工作的最佳结合点，使妇联真正成为培养和输送女干部的重要基地。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妇女工作

促进男女平等，还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妇女工作。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由我们的基本国情决定的，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离不开占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的积极参与和支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中国妇女第一次获得了与男女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但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偏低，几千年的封建余毒和习惯势力在公众意识中尚未彻底消除，妇女发展和权益保护仍面临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规律认识的一种升华，为我们深刻理解和贯彻执行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供了精神动力。

妇女的发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促进社会公平主题中应有之义。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重新思考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需要我们将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纳入政治、社会、经济、人口、环境及文化大系统中，用系统的思维、系统的策略来解决妇女问题，推进男女平等。

所以，各级领导干部、各级决策者应把男女平等放到经济社会统筹协调发展的高度来定位，为促进妇女发展提供思想、组织和物质保障。法律与政策是实现男女平等的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健全执法监督机制，有力打击侵害妇女权益的犯罪活动。在就业、参政、受教育等妇女发展相对薄弱的领域，要有针对性地出台促进和保护妇女发展的政策，逐步缩小男女间的差距。全社会要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强化男女平等的国策意识，使之成为社会风尚。

妇联作为党领导下的群众团体，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是妇联组织的历史使命和长期任务，妇联组织要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各项具体工作中去，切实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积极呼吁和推动全社会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团结带领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实现妇女发展目标、促进社会全面进步而不懈努力。

创新思路和方法促进城乡妇女统筹发展

自1995年同志提出“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以来，我市将妇女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战略，从党的执政理念和科学发展观的高度认识妇女发展；制定《2001年至2010年雅安市妇女儿童发展规划》作为xx市“十五”规划的子规划；先后下发了《关于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若干规定》、《关于在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中切实保障妇女承包权的通知》等文件。坚持妇女工作的社会化方向，将工作任务分解到各部门，在全市建立健全“五大维权网络”，成立“维护妇女权益联席会议”；市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把妇女儿童发展规划的目标任务落实分解到部门，全面构筑推进妇女儿童发展的巨大社会合力；通过推介典型，加强舆论宣传，开展“双学双比”、“巾帼建功”、“五好文明家庭”等活动，提升妇女工作水平。

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重视发挥妇联作用，将妇联工作纳入全市中心工作大局；充分发挥妇联组织在培养选拔女干部方面的作用；拓宽女性就业渠道，缩小了再就业领域的性别差异。雅安市妇女工作环境大为改善，妇女组织日益健全，广大妇女能力不断增强，男女平等这一基本国策在雅安已经从纸面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中。

目前，xx妇女参政议政程序不断提高，范围不断扩大。市委、人大、政府、政协领导班子配备妇女干部达75以上，8个区县党政领导班子100%配备了妇女干部，乡镇领导班子配备妇女干部也达85以上，去年乡镇、村级妇女主任相继采取直选方式进行了换届。广大妇女的参政议政意识和能力迈上了新台阶。

做好妇女就业与再就业工作，是实现社会充分就业的有机组成部分。雅安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将促进妇女就业再就业工作纳入整体工作规划，不断扩大就业门路，积极提供优质服务，推动了全市妇女就业再就业工作的开展。

促进妇女就业再就业，是城乡妇女统筹发展的基础和保障，xx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落实：

一、加大再就业培训力度。劳动保障部门联合妇联、工会、共青团、教育等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积极开展营业员、保险员、家政服务员、插花艺术、美容美发、医疗按摩、电脑、酒店服务等免费职业培训班，提高了妇女的创业就业能力。

二、全方位拓展就业渠道，积极开发扶持就业岗位。具体做法是：通过发展产业吸纳一批；通过公共职介推介一批；依托街道社区安置一批；通过就业援助拉动一批；引导妇女自主创业一批。

三、打造劳动保障基层平台，强化妇女社区就业服务。三年帮助1600多名下岗失业妇女在社区实现了再就业。全市城区4个街道、47个社区全面建设了劳动保障基层平台，初步形成了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劳动保障服务网络。

四、认真落实再就业扶持政策，切实保障妇女合法权益。到目前为止，全市共为下岗失业女工发放再就业优惠证81400本，并积极与各新闻媒体配合，对妇女再就业先进典型大力宣传，鼓励和帮助下岗失业妇女再就业。

目前，全市城镇职工98400多人，其中女职工35200多人，占35以上，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女性在第三产业就职幅度加大。女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妇女充分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体系。妇女儿童受教育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得到明显提高，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辍学率明显降低。妇女儿童的健康体系和卫生保健取得明显实效。

男女平等范文篇6

感悟妇联

到妇联工作已有12个年头了，由于十几年来一直从事妇联工作，使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妇联干部，应该如何立足于“党政所需，妇女所急，妇联所能”上，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组织妇女、宣传妇女，团结妇女，密切联系妇女群众，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最终达到男女平等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总结起在妇联工作获得的最大收益是：通过组织发动妇女开展各项群众参与性强的活动，增强了个人在复杂局面下的独当一面、综合协调本领；通过策划举办各类活动，提高了个人在宏观判断、决策等方面的能力；通过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学习宣传，增强了个人政治理论素养，拓宽了业务知识水平和对文字的综合运用能力。以上这些基本工作能力的培养，是与妇联各届老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离不开的，和妇联工作战线上众多姐妹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分不开。在妇联，姐妹们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信任、相互团结、共创辉煌的团队精神显得尤其重要，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和睦大家庭，才有了“妇女娘家人”这么一个可以信赖的集体，妇联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日益强大，威信不断提高。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全国妇联组织部马延军部长说过：“要想把妇联工作做好，必须跳出妇联，了解大局，然后再回到妇联。”时代要求新时期的妇联干部，要有一定的心胸、具备一定的协调能力和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控能力。妇联工作牵动面广、工作领域多，立身妇联这块阵地，我学会了如何把握住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敢于开拓、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学会了如何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和无序性，开展每项工作都做到有计划、设方案、重实施、求结果、出效益；学会了如何贴近基层妇女，贴近基层实际，及时了解和把握广大妇女群众的迫切需求，提高面向妇女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了个人在妇女群体中的亲和力；学会了如何挖掘和巧借各种社会资源，“借水行舟”以求达到“双赢”为目的；学会了在应对市场经济下的婚姻家庭发展趋势、婚姻家庭领域所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要采取怎样的对策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男女性别利益的分化和性别矛盾的不断加剧，促进男女平等使妇联的任务更加艰巨。同志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庄严宣告：“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3年8月，总书记又提出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护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局面”的战略要求，指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妇女地位的尊重和对妇女工作的重视，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这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已经整整十年了，但远未像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基本国策那样深入人心。男女平等是我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所谓男女平等，主要是指男女之间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中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和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妇女曾经有过长期受压迫、受屈辱、受摧残的悲惨遭遇，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各方面无任何地位可言。要带动广大妇女发挥优势，勇敢地破除旧传统、旧观念的长期积淀，闯过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困扰和难关，以自身素质和实力的提高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范文篇7

2009，在新中国的发展史上很不寻常。面对严峻挑战和困难，我国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稳步向前推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顽强拼搏，共克时艰，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了新的步伐，取得了新的成就。近两年，我国相继发生雨雪冰冻灾害、四川汶川大地震等重大自然灾害。特别是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全国人民展开了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斗争，形成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这种精神弥足珍贵，激励着灾区人民坚定信心勇气，重建美好家园；鼓舞着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伟大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中华民族走上了强国富民之路，男女平等成为基本国策，妇女事业快速发展。

男女平等，主要是指男女之间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指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修改后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把男女平等赋予基本国策的法律地位，使其在整个政策体系中处于最高层面，成为社会行为尤其是行政行为的一个基本准则。这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妇女事业是关系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事业。妇女发展水平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和重要目标之一。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形成男女平等的社会风尚；要支持妇联等人民团体按照法律和各自章程开展工作，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群众合法权益。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妇女事业的高度重视，对确保广大妇女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深切关注。新时期、新起点、新目标，对妇女工作提出了新任务、新要求，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巨大的舞台。

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政府要坚持把妇女发展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目标，纳入科学发展综合考核体系，把促进妇女发展纳入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纳入社会事业总体规划，把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纳入法治建设总体部署，把解决困难妇女的实际问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使妇女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发展。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妇女工作委员会等领导协调组织，建立科学有效的领导协调机制，形成党委和政府重视、人大和政协支持、妇联协调推进、有关部门通力合作、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社会化工作格局。要加强对妇女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支持妇联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的突出问题和实际困难，为妇联更好地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各级妇联组织要认真履行代表和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基本职能，把服务大局和服务妇女群众结合起来，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认真倾听和反映妇女群众的呼声，积极维护妇女群众的合法权益，为实现男女平等、促进妇女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应有的贡献。

妇女工作是党和政府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妇联组织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担负着代表妇女利益、维护妇女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重任。在新形势下，各级党委、政府要进一步发挥主导作用，加强对妇女工作的组织和领导，支持妇联依照法律和章程独立自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充分发挥好她们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积极反映广大妇女群众的呼声和要求，争取妇女在参政议政、劳动就业、接受教育、卫生健康等方面与男性享有同等权利，在深入贯彻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促进妇女发展中，构筑男女两性在社会结构、社会地位中的和谐关系，共同推进哈尔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男女平等范文篇8

感悟妇联

到妇联工作已有12个年头了，由于十几年来一直从事妇联工作，使我深切体会到作为一名新时期的妇联干部，应该如何立足于“党政所需，妇女所急，妇联所能”上，充分发挥好“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通过组织妇女、宣传妇女，团结妇女，密切联系妇女群众，切实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最终达到男女平等和睦相处、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总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结起在妇联工作获得的最大收益是：通过组织发动妇女开展各项群众参与性强的活动，增强了个人在复杂局面下的独当一面、综合协调本领；通过策划举办各类活动，提高了个人在宏观判断、决策等方面的能力；通过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学习宣传，增强了个人政治理论素养，拓宽了业务知识水平和对文字的综合运用能力。以上这些基本工作能力的培养，是与妇联各届老前辈们的言传身教离不开的，和妇联工作战线上众多姐妹们的关心支持和帮助分不开。在妇联，姐妹们之间的相互协作、相互信任、相互团结、共创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煌的团队精神显得尤其重要，正是有了这样一个和睦大家庭，才有了“妇女娘家人”这么一个可以信赖的集体，妇联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号召力和凝聚力，日益强大，威信不断提高。 全国妇联组织部马延军部长说过：“要想把妇联工作做好，必须跳出妇联，了解大局，然后再回到妇联。”时代要求新时期的妇联干部，要有一定的心胸、具备一定的协调能力和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的宏观调控能力。妇联工作牵动面广、工作领域多，立身妇联这块阵地，我学会了如何把握住新生事物的发展规律，敢于开拓、富于创造性地开展工作。“预则立，不预则废”，我学会了如何减少工作的随意性和无序性，开展每项工作都做到有计划、设方案、重实施、求结果、出效益；学会了如何贴近基层妇女，贴近基层实际，及时了解和把握广大妇女群众的迫切需求，提高面向妇女服务的能力，不断增强了个人在妇女群体中的亲和力；学会了如何挖掘和巧借各种社会资源，“借水行舟”以求达到“双赢”为目的；学会了在应对市场经济下的婚姻家庭发展趋势、婚姻家庭领域所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要采取怎样的对策等等。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男女性别利益的分化和性别矛盾的不断加剧，促进男女平等使妇联的任务更加艰巨。同志在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开幕式的致辞中庄严宣告：“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03年8月，总书记又提出了“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坚决贯彻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和保护妇女，关心和支持妇女工作的良好局面”的战略要求，指明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妇女地位的尊重和对妇女工作的重视，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丰富和发展，这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妇女解放事业的发展将产生深远的影响。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提出已经整整十年了，但远未像人口、资源、环境三大基本国策那样深入人心。男女平等是我国妇女解放与发展的重要目标，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尺度。所谓男女平等，主要是指男女之间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平等及男女权利、机会和责任的平等。中国经历了几千年封建社会和百余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中国妇女曾经有过长期受压迫、受屈辱、受摧残的悲惨遭遇，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各方面无任何地位可言。要带动广大妇女发挥优势，勇敢地破除旧传统、旧观念的长期积淀，闯过社会转型时期的种种困扰和难关，以自身素质和实力的提高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男女平等范文篇9

「关键词」妇女人权，特殊性，男女平等

人权概念属于人类思想史中的核心概念，人权话语无疑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共同话语，恰如路易斯。亨金所说：“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1]对于“什么是人权”的回答多种多样，大多学者从人权主体与人权性质两个方面来定义人权。如英国的麦克法兰认为：“人权是属于每个男女的道德权利，它们之所以为每个男女所有，仅仅因为他们是人”。[2]日本学者宫泽俊义也有相似的表达：“基于人仅因为作为人这一事实而被认为当然具有的权利就是人权”[3].可见，人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承认某人是人也就意味着承认某人应该享有这些权利，否认某人应该享有这些权利，就否认某人是人”。[4]从定义上看，人权的主体应该是普遍的、无限制的，没有例外的，包括一切具有生物和社会意义上的人。但是，翻开人权历史卷册，一个清晰的事实凸现在我们面前：人权分为两个阶段-从有限的人权概念到普遍的人权概念。[5]两个阶段的划分是以1948年为界，即《世界人权宣言》诞生之年。由于政治、经济、历史、宗教等诸多原因，有些群体长期被排斥在人权之外，不被承认为人权主体的组成部分，一直处于权利的边缘状态，其中就包括妇女群体。傅立叶说：“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6]那么，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而言，人权的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进步与发展的终极尺度，占人口一半的妇女群体的人权状况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不能回避的问题。

妇女人权，从字面上看有同义反复之意味，因为“妇女”应该属于“人”。但妇女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程中长期不被作为“人”-至少不被作为完整意义上的人来看待。20世纪末期，西方妇女为争取享有与男子一样的人权首先提出了“妇女人权”这一崭新概念。

什么是妇女人权？与人权的立足点一样，妇女人权根源于人的尊严与价值，是妇女作为人而享有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人权既有特殊性的一面也有普遍性的一面，无疑，妇女人权也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辨证统一。妇女人权的普遍性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第一，“妇女人权主体具有普遍性，一切妇女不分种族、肤色、宗教、语言、政见、国籍、社会出身、财产、文化、才能等，都是妇女人权的主体，应当享有人的权利”；[7]第二，妇女人权的基本原则与基本内容是普遍的，基本原则是“男女平等，反对性别歧视”，基本内容主要有以下方面：“保障妇女尊严，发展妇女人格，实现妇女价值，在道德上、社会上、政治上、法律上，应当得到承认或已经得到承认的平等的、自由的生存权与发展权等一切权利的统称”。[8]妇女人权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与普通人权相比妇女人权所呈现的特殊性；二是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之间的差别也会造成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妇女与妇女之间人权的差别和特征。本文仅从第一个方面入手，分析我国妇女人权在男女平等原则下所呈现的特殊性及为实现男女平等的目标所采取的相应的法律对策。

妇女无权是世界性的，人类自母系氏族开始，妇女经历了“具有世界意义的失败”。[9]中国妇女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深受王权、神权、族权、夫权这四种代表中国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权力的压迫，遵循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道德训诫，教育上尊崇女子无才便是德。妇女在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礼教与道德的压迫下成为承载道德规范的被动工具而不是道德选择的自由主体，妇女的人格尊严、独立、自由自此全部丧失。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了人权运动，中国的有识之士提出了“男女平等”的口号，但是时至今日“由法律上的男女平等，达到事实上的男女平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10].

男女平等是妇女人权实现的基本原则和标志，也是妇女人权的核心与灵魂，为什么这么说呢？有学者认为原因有三：（1）“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男女之间关系的性质最直接体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和人的社会本质。（2）平等是人权的最高价值。与自由相比，自由是人权体系的基石而平等则是更高层次上的权利观念和权利要求，平等是一切人权的基础。（3）妇女人权的历史告诉我们：二元世界里的不平等是导致妇女受到不公平待遇的症结所在，妇女作为“第二性”难与男子共享人权与社会资源。正如有的妇女学者所说的那样“我们占世界人口的一半还要多，可我们却被当作少数群体来对待”。这些都严重束缚着妇女自身的发展。[11]

那么如何理解男女平等？如何看待男女平等原则下的妇女人权所具有的特殊性？

首先，妇女与男子相比有性别的差异，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存在。西方女性学者这样来看待性别差异：“性别的概念使我们可以将男女之间以生物为基础的性别差别与社会赋予的男女差别，或他们实际承担的社会角色和文化决定的差异区分开来，前者是不可改变的，而后者是可操作的”。[12]但西方后现代女权主义者却依据自然法中“人生而平等”的原则来要求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不承认妇女在生理机能与心理特征上与男子有天然的差别，希望以无性别姿态进入社会生活。她们认为如果承认男女存在差别就会导致女不如男的结论，显然，男女天生的差别就成划分优劣和等级的依据，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倍倍尔所说的那样：“男女是不同的两种人类，各自都具有适合于他自己的性的目的特殊的身体组织。为了执行性的职务，非有许多不同的生理以及心理状态不可。这是无论谁也不愿否定而且是不能否定的事实。”[13]女性既不是天生不如男性，也不是天生较为优异。如果否定男女事实上存在的差别反而会使妇女在行使某些权利时陷入不利和不能的境况。我们要改变的不是生物意义上的差别，而是要改变这样的差别：“从社会角度讲，‘性别’代表了妇女与男子在社会地位的特征，性别关系是由构成男女生活机会的权力关系所决定的。这种性别划分并不决定于生物学，而是更广泛的社会劳动分工的一个方面，它还植根于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中，并由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体系所控制”。[14]

现在大多数人对于男女平等含义的理解已形成这样一个基本共识：承认男女差别，追求实质平等，而非形式意义上的同等对待。“男女之间的生理和社会因素的差异是不可忽视的，在某些情况下，对资源、资质明显不一的人，不计他们之间切身的差别，一律给予平等对待，既不正义，也是对宪法原则的不忠。”[15]

妇女群体被归为“类群体”，妇女人权的保护是社会对弱势群体人权保护的一种表现，有学者把妇女人权纳入集体人权[16]，但我们更倾向于把妇女人权定位于“类人权”，“与集体的权利不同，这些权利的主体不是所有的个人，而是某一种、某一时期或处于某一状态中的个人”[17]，这类人因为自身特征与社会条件、主观与客观的因素在享有和行使人权时遇到自己所无法克服的障碍。如何克服这种障

碍需要人权主体自身与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有人认为妇女人权“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这不应属于人权范畴，而是一种特权”[18]，我们认为特权是在社会中占优势地位的人所享有的高于别人的权利，妇女人权显然不是特权性质而是一种救济性权利，以保证在整个社会中最易遭受打击的人为了维护其作为人的基本尊严所享有的权利，以补救妇女因其历史的、社会的、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与男子之间的差别而失去的或者即将失去的平等与自由。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将法律中的平等观念从形式上的平等向实质性的平等进行转化。在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差别作为现实而存在的前提下，真正的“机会的平等”是不能实现的！我们所强调的实质平等必须立足于这种男女之间的实际差别来实现实质上的“机会的平等”。基于差别，“合理的区别”就有了它的正当性，“20岁以上的人享有选举权而不满20岁的人不享有选举权，这一区别对待不能简单说不合理，而拥有500万元以上收入的人享有选举权否则就不享有选举权，这种做法当然不合理，作为区别对待的基础的着眼点不同，结论自然也不一样。”[19]承认男女存在的差别，从而在人权的对待上进行合理的区别，道理也是一样的。

以上我们阐述了男女平等的实质内涵。但是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体现普遍人权的全面发展与保障，消除国家公权力对妇女的侵害，撼动千百年来在家庭领域中形成的男尊女卑的传统和习惯，消除性别歧视，让妇女对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平等参与和承担平等的责任，实现这一切则“路漫漫其修远兮”，需要整个社会“上下求索”。众多的手段和途径中，法律毫无疑问是起根本作用的。贯彻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我们不能不寻求相应的法律对策。

首先，法律从制定、实施、适用到法律监督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坚持男女平等的价值定位。在整个法律领域中对妇女人权要体现两个层面的保护：第一是享有与男性共同的人权保护的内容，即保证在同等情况下不被歧视。国家在一定情况下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此补偿妇女因受性别歧视而带来的不平等。第二是根据妇女的特殊生理结构而采取相应的特别照顾，保护妇女在经期、孕期、产期及哺乳期应当享有的特殊权利。

其次，也是我要重点论述的方面是适度地将性别意识融入法律。

“实现男女平等，并不是要把妇女人权完全纳入以男性为标准的结构框架中，要想使妇女人权得到切实的保证，我们应当适度地将妇女意识融入法律中”，[20]因为现行的法律具有男性特征，如原则性、客观性、抽象性和理性，而忽视了主观的、感情的、形象思维的以及与妇女有关的特征与法律价值，这不能不说是法律的缺陷与不足。比如有学者在分析文学作品《安提戈涅》时提出法律也要考虑伦理情感因素，使法律更具有人情味和亲和力。[21]西方女性在进入法律领域工作时普遍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她们的工作“导致了对法律所代表的一切进行挑战，如法律表面的中立，法律关照妇女时假意的偏袒，特别是刑法和家庭法中，女性学者认识到法律在妇女压迫中的根本作用，并同时认识到法律可以被用来为妇女的利益服务”。[22]由于她们为改变法律中性别歧视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有些国家接受和部分接受了她们的建议，如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对法律进行改革：把婚内强奸定为犯罪，家庭法中把妇女在家庭中劳动对家庭财富的贡献也予以肯定，使整个法律体系出现了有利于妇女的改进。针对男性制定实施和解释法律的局面，她们又提出“不止一个真理，不止一种历史，不止有一个法律解释和不止一种社会学说明”[23].

我国对于妇女人权的特殊保护非常重视，1992年颁布了《妇女权益保障法》，其所秉承的核心概念正是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它是全世界第一个由国家制定的妇女权益保障专门大法，[24]其特点具有系统性、专门性、全面性和综合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保障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2）保障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文化教育权利；（3）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劳动权利；（4）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权利与人身权利；（5）国家保障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婚姻家庭权利。“10年来，我国不断将性别意识纳入立法活动，依据这部法律，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涉及妇女问题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其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影响之大，更是前所未有。”[25]值得一提的是，北京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的审控工作实行男女有别的方式，即根据《妇女权益保障法》规定办案规程，各“妇女犯罪审控组”均由女办案人员组成，主要负责办理全区范围内妇女犯罪案件的批捕和起诉工作，同时办理强奸、猥亵、侮辱妇女、拐卖妇女等严重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案件，这种“女女接触”的方式给检控工作注入更多的性别意识。樊崇义教授对此作了肯定的评价，他认为，针对妇女犯罪原因、条件和处理问题的特殊方式都与妇女的女性特征有关，采取相应措施有利于女性犯人的改造。[26]这种在司法过程中关注性别差异注重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的做法显然具有借鉴意义。

我们应该肯定我国法律在贯彻男女平等，消除性别歧视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但同时也要看到不足之处。首先，在保障妇女行使政治权利方面：鉴于妇女与男子不在同一起跑线上的现状，同等条件下，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还不能有效变革以男性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实践和文化，我们建议采用按性别比例使女性进入决策层；21世纪男女平等的目标是男女在决策层职位实现50/50，使妇女改变权力的性质而不是权力改变妇女的性质。其次，增加实体法的保护，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和《劳动法》中对男女劳动权利的平等规定过于原则而缺乏实际可操作性。有些劳动单位以特殊保护妇女为理由在某些就业职位上拒绝妇女，实际上就是对女性进行歧视，而对“什么是歧视行为”法律上并无清晰界定，建议修订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定《反就业歧视法》，在法律上明确界定就业歧视行为。“在妇女与男子的劳动就业权利事实上并不完全平等的情况下，我们能不能在制定了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的同时，也在有关法律中对某些工作领域作出（在同等条件下）有限录用女性的规定呢？”[27]第三，明确救济途径，扩大救济范围。“建议立法机构加强执法监督，劳动保障部门加大对用人单位执法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法院要为遭受歧视的妇女提供司法救济，赋予女职工在受到性别歧视方面的诉权，对违反女职工平等劳动权利的单位要依法予以惩处。”[28]第四，增强妇女自身法律意识的宣传教育与学习，提高妇女自身的法律知识和权利意识。欣闻我国教育部已正式将人权法作为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的一门基础课程，并将出版我国第一部人权法课程教科书，我们希望妇女人权成为整个人权法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外，我国批准加入《男女工人同工工酬公约》、《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等国际公约。参加对妇女人权保护与合作的国际公约也是消除妇女人权实现障碍的重要的法律途径。

当然，妇女人权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和单纯的法律问题，将它放置到更为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其涵盖的层面极其广泛而深刻。促进和阻碍妇女人权实现的因素很多，它需要我们整个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各个领域都应体现对妇女人权事业的努力和关怀。

「注释」

[1]（美）路易斯·亨金：《人权时代》，信春鹰等译，知识出版社1997年版，前言。

[2]参见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论》（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3]参见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论》（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页。

[4]夏勇：《人权概念起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3页。

[5]（瑞士）胜雅律：《从有限人权概念到普遍的人权概念-人权的两个阶段》，王长斌译，载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论》（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5页。

[6]（法）傅立叶，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0页。

[7]张晓玲：《妇女与人权》，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

[8]徐显明未发表讲演稿，转引自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9]《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8页。

[10]彭佩云：《为妇女进一步发展而斗争-写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90周年之际》，载《人民日报》2000年3月7日。

[11]参见孙萌：《妇女人权实现障碍研究》，载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12]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3]（德）倍倍尔：《妇女与社会主义》，沈端先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60—261页。

[14]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页。

[15]（印）索利·丁·索拉布吉：《美国和印度的平等问题》，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198页。

[16]李步云：《人权的两个理论问题》，载《中国法学》，1994年第3期。

[17]常健：《人权的理想·悖论、现实》，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页。

[18]罗玉中、万其刚：《人权与法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页。

[19]（日）浦部法穗：《基本人权学说》，武树臣译，载沈宗灵、黄楠森主编：《西方人权学论》（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11页。

[20]孙萌：《妇女人权实现障碍研究》，载徐显明主编：《人权研究》第1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06页。

[21]参见杜月秋：《论法的人伦精神》，转引自《法理学、法史学》，人大复印资料2002年第9期。

[22]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4页。

[23]刘霓：《西方女性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4]参见郝立：《风雨维权障显十载》，载《人权》，2002年第6期。

[25]参见郝立：《风雨维权障显十载》，载《人权》，2002年第6期。

[26]详见郭峰：《北京首开犯罪嫌疑人审控男女有别之先河》，载《人权》，2002年第4期。

男女平等范文篇10

一、召开三八节纪念表彰大会

3月2日上午，我市各界妇女欢聚在市政府礼堂，隆重召开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95周年大会，同时进行三八红旗集体和三八红旗手的表彰。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妇女代表、妇联执委、妇女典型、市直各部门领导、人大女代表、政协女委员、市直机关妇委会主任等近400人参加会议。市领导左大光、王秉杰、周美英、毛玉本、韩凤玲、丁柏仲、胡亚琦、张启发、王宏光出席了大会。会议由市妇联主席王淑珍主持。四项议程：市妇联主席致辞；表彰市三八红旗集体和三八红旗手；市委副书记毛玉本讲话；市长左大光讲话。

会议表彰了**市移动公司网优中心等20个市三八红旗集体和焦春艳等60名市三八红旗手。市妇联号召全市各级妇联组织和广大妇女群众向“三八”红旗集体和“三八”红旗手学习，学习她们认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求真务实，艰苦奋斗，开拓进取，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她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刻苦钻研，奋发向上的创业热情，不断深化争创“三八”红旗集体和争当“三八”红旗手活动，促进更多的妇女跨入先进行列，为全面实现**市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贡献力量。

会上，市委副书记毛玉本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妇女致以节日的问候！向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关心、支持妇女事业的社会各界表示衷心的感谢！毛玉本对全市妇女同志、妇联组织提出5点希望。一、做学习型女性，适应时展的要求，主动迎接时代的挑战；二、做创业型女性，在振兴**经济的伟大实践中，创造新业绩、实现新发展；三、做文明型女性，在构建和谐**中发挥积极作用；四、加强各级妇联组织的自身建设，创建能力型机关；五、全社会要关注支持妇女事业，合力推进妇女事业发展。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市长***在会上讲话。***说，在**振兴经济的过程中，广大妇女在创业中求维权、求尊重，实现了自身价值。振兴**就要实现经济振兴和构建和谐社会。几年来，我市广大妇女在经济振兴、构建和谐**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级政府要加大扶持力度，让农村妇女有一个创业项目、一个致富创业项目，富裕起来。左市长指出，社会救助体制建设对整个社会的稳定至关重要，构建社会救助体系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层面，而和谐的社会环境又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目前，我市正在构建社会救助体系，希望妇联组织与广大妇女干部及时反映社情民意，围绕社会救助体系的建立、实施，充分发挥半边天作用，在振兴**经济、构建和谐**中做出重要贡献。左市长强调，各级政府要以贯彻妇女、儿童发展两个《纲要》为中心，支持和落实好妇女事业方面的各项工作任务，真正形成党委领导、政府支持、妇联运作、各方参与的新格局，各职能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充分发挥作用，齐抓共管，为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二、开展评选表彰活动

1、向省妇联推荐省三八红旗集体2个，省三八红旗手5名。

2、开展**市三八红旗集体和三八红旗手评选活动。综合考虑各行业、各层次的代表面，评选了**市移动公司网优中心等20个市三八红旗集体和焦春艳等60名三八红旗手，在三八节纪念大会上进行了表彰。

3、开展文明家庭评选表彰活动。评选出五好文明家庭标兵户30户、十星级文明标兵户70户、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先进协调组织10个，对各县区上报的名单进行严格审查后报市文明办，在市精神文明表彰大会上进行表彰。

三、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和妇女工作宣传

1、联合联通公司，在三八节期间，组织了一次以男女平等基本国策为内容的信息发送活动。短信内容为：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联通有效用户20万户，此项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2、在市区繁华街路悬挂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标语。发动市直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开展国策宣传活动，在市区南马路、广裕街、市府路悬持宣传标语27条。

3、在**日报上开办了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理论专版。刊登了市妇联、昌图县委副书记辛颖、开原市委副书记刘杰、银州区委副书记黄永文的理论文章。

4、在**电视台播出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公益广告，内容为“男女平等是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最好的原创免费公文站

3月8日，**电视台新闻节目、龙首山和今日关注栏目，报道了我市各地各部门庆祝三八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日报、晚报、电视报分别开辟了专版和专栏，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宣传各行各业涌现出的妇女典型,宣传“男工女耕”时代的辽北农村妇女，……。

5、形成“市妇联宣传贯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纪实”，做为国策宣传的后续行动。

四、开展扶贫献爱心活动，为贫困妇女送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