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女范文10篇

男女范文篇1

西服上衣袖子应比衬衫袖短1-3厘米，千不要忘记摘除袖口的商标。西服的上衣、裤子袋内不能鼓鼓囊囊。双排扣西装一定要全部扣上，单排双扣扣上面一颗或全部不扣，单排三扣扣中间一颗或全部不扣，单排四扣扣中间两颗。

领带颜色应和谐不可刺目，一般领带长度应是领带尖盖住皮带扣。领带夹的位置放在衬衫从上往下数的第四粒钮扣处，西服扣上扣子后应看不到领带夹。

衬衫领子不能太大，佩戴领带一定要扣好衬衫扣，领脖间不能存在空隙。

标准的西裤长度为裤管盖住皮鞋，手不能常插在裤袋内。皮鞋和鞋带、袜子颜色应协调，袜子的颜色应比西服深。

女士：

女西服没有固定穿着格式，穿着时需注意无论哪种西装，首先要穿着合体，女西服套装应能突出女性的体型美，具体参见体型与服装的配合。

一般女西服最好选择质地较好的纯毛面料。西服上装与下装不一定穿颜色相同只要颜色和谐就行。

女士穿西服需要考虑年龄、体型、肤色、气质、职业等特点。年龄较大或较胖的女性可穿一般款式的西服。

男女范文篇2

1.男性比女性更为饶舌，根据研究资料统计，对同一事情的叙述，女性平均使用的叙述时间为3分钟，而男性则多达13分钟。

2.男性较女性喜欢在交谈中插嘴，打断别人的说话。

3.在谈话中，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凝神注视谈话的对方，而男性则只从对方的语言中寻求理解。

4.在谈话过程中，男性注重控制谈话的内容，以显示他的力量，女性则注重维持对话的延续。

5.女性比男性更易将个人思想向别人诉说，男性自认为强者，故较少暴露自己。

男女范文篇3

男下属Vs女上司

男下属们对女上司的态度比较一致，与女上司搭配工作，比与男领导相处累。万利原在某建筑企业工作，他说，自己的女上司在工作上对细小的事看得很重，宏观上却缺乏把握。男下属觉得这样的工作氛围憋气，但又说不上哪里不好，只能说是不同性别处理事情的角度不同。万先生形容自己的女上司像一只老母鸡，咯咯地到处寻食，眼睛却只盯着地上，缺乏气魄。

这不关乎性别问题

男领导配女秘书的形式由来已久，能很好地发挥两性优势。但有一些男领导却专门喜欢配男秘书，一是怕别人说闲话，二是男秘书认真负责起来比女秘书还好，许多不方便的场合男秘书也可以随同。

男女搭配，男人比女人更累

男性们普遍反映，“男女搭配”男人比女人更累。其一是体力上累，女人认为男人天生体格比女性强，一个单位里有抬水搬箱什么的义不容辞地是男人上，有时候男人要讲绅士派头，出门给女同事开车门拉座位，买单时也不好意思与女同事AA制。

有些女性在上班时喜欢讲讲闲话，嗑嗑零食，碰上一些刻薄的女同事，还要背后告你黑状，同她计较又显得失了风度，让男人们大呼“累累累”。

男女范文篇4

1.男性比女性更为饶舌，根据研究资料统计，对同一事情的叙述，女性平均使用的叙述时间为3分钟，而男性则多达13分钟。

2.男性较女性喜欢在交谈中插嘴，打断别人的说话。

3.在谈话中，女性比男性更喜欢凝神注视谈话的对方，而男性则只从对方的语言中寻求理解。

4.在谈话过程中，男性注重控制谈话的内容，以显示他的力量，女性则注重维持对话的延续。

5.女性比男性更易将个人思想向别人诉说，男性自认为强者，故较少暴露自己。

男女范文篇5

上楼时，也该女士先上吗？上楼时让女士走在前的男士认为，男士走在下面可以在女士不小心踩空时起到保护作用。而上楼总是走在前的男士的理由是：该为女士充当开路先锋。

礼仪专家给出的答案是：上楼时，应该走在女士的前面；而下楼时，才能适用“女士优先”的礼仪原则。上楼时男士优先的原因在于，如果还让女士先请，那么走在后面的男士的视线正好落在女士的臀部上，这会让女士感到不舒服，所以属于失礼行为。晨报提醒

其实，在我们平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上楼下楼中，有许多需要我们注意的礼仪。乘电梯时先下后上，先进电梯的人要靠边站，面向电梯口，尽量避免和人面对面地站着。与客人一起时要为客人按按钮，并让客人先进电梯，男士、晚辈或下属应在电梯开关处为同行女士、长辈和上司按按钮。乘坐商场、地铁里的滚梯，应该靠右站，把左边的通道留给有急事的人。注意不要左手拉着孩子站在左侧，或者把行李放在左侧的快行道。小孩子不要学电影中的动作明星，逆着扶梯运行方向拼命朝下跑，誓与电梯比腿脚，这样不仅不安全，也给别人造成不便。体谅谦让之四大礼仪样板别让电话成“午夜凶铃”

现在很多公司都租用写字楼作为办公室，几十人在同一工作平台区工作，有些人的手机铃声怪异，当大家埋头工作时突然传出“翠花上酸菜！”或者“丢掉手机去裸奔”等搞笑声音，这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干扰。此外，一些同志把手机铃声设置得又怪异又吵闹，当周围的人陷入沉思或者专心工作时，猛然铃声大作吓人无数。彼此之间应该相互体谅避免干扰。景点留影要快照

在旅游景点参观的时候，很多人喜欢拍照留念。在这些人多的公共场合照相，一定要注意动作迅速，迅速摆好姿势，迅速按下快门。不要像在影楼一样不断摆姿势，让旁边也想在此照相的人过久等待，或是使那些怕挡您镜头而在旁等着过往的人耽误太多工夫。同样，您也应该给其他正拍照留念的人以方便，在人家已摆好姿势后，不要贸然“抢镜头”。如果您需要路人帮忙给您按快门，一定不要忘记要先问好再请求，在事后也要道声谢。碰到异味别捂鼻

在一些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有时难免人多味杂，如女士身上过浓过冲的香水味，男士身上浓烈的香烟味、或者一些人因为吃大蒜而造成的口臭等等。或者对方衣着邋遢时，请不要当面训斥对方，或用手或者围巾捂鼻子，表现出极其厌恶之情，这样会令对方非常难堪，也是一种失礼。上不去您就等下拨

乘坐公交车以及电梯时要特别懂得谦让，除了要注意先下后上的原则外，不可乱挤乱冲，即便是在乘坐高峰期也要注意礼让，让老幼先行。遇到公交车和电梯满员的情况，在后面的人应该立即退下，等待下班车辆或电梯，不要因为自己而耽误了大家。同时，还要注意，尽量避免在高峰时段携带体积过大的物品乘坐公交车，或者是搬运大量货品乘电梯，影响其他人的正常使用。与人相处要予人方便

《礼记·曲礼》中说：“行不中道，立不中门”，意思是不要在道路正中间行走，那样会妨碍他人行走；也不要在大门正中长久站立，那样会影响别人进出，又显得狂妄。这与我们现代生活中所提倡的在公共场所乘坐扶梯靠右站立是一样的，也是为了不妨碍他人。

《礼记》中非常强调尊重他人的道理，尤其是尊重老年人。驾车见到老人必定行礼致敬，车子进入城邑，慢行不驰，生怕惊扰他人。回到自家的里巷，要向父老乡亲致意。在现代交通文明中，开车不要横冲直撞，到了人多的地方慢行，不鸣笛，遵循的正是尊重他人的道理。

在《礼记》中，你会发现古人在很多生活小节中也要注意人与人相处时考虑别人的方便，而不能只顾自己的舒适。比如，与他人并排而坐，不能将双肘撑向两边，那样会使旁边的人无法安坐，而且会给人留下旁若无人的印象。这虽然是很小的事情，也是君子特别注重的。邻里之间尤其要体谅陶红演员

无论是生活中还是工作中，我一直都相信“退一步海阔天空”，其实很多问题和矛盾都是因为双方不谦让导致的，就拿现在装修扰民来说，其实谁家搬新居都会装修一番，即使再小心也难免会给街坊邻居带来一定的打扰。我们家装修时，我特意嘱咐工人晚7点后停工，避免打扰周围邻居休息，可是有一次我在外地拍戏时工人为了赶工期自己加了个班，折腾到10点多，后来我觉得特别过意不去，专门把我妈精心烹制的排骨汤给楼下的邻居送去一罐，其实人家也不是多么在乎汤，关键是通过这种方式增强了沟通，其实邻里之间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相互体谅，很多问题都可以解消。看杂志一次请拿一本林新丽读者

男女范文篇6

关键词：近代民事立法；男女平等；《大清民律草案》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三纲五常”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三纲”之中的“夫为妻纲”充分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实为男子的附庸，男尊女卑是其应有之义。与“夫为妻纲”相适应，传统礼教对女子科以种种必须遵守的妇道——“三从”、“四德”，古代女子几乎无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传统律法作为当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更是确认了女子在身份上的附庸地位，正如《唐律疏议》“十恶”条疏议所言“夫者，妻之天也”，对妇人来说“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身份上的不对等在法律上体现为男子享有相对于女子的种种特权。例如在婚姻上，离婚是男人的特权，只要妻子具有“七出”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可以将其休掉，而妻子却没有被赋予与丈夫同样的权利；[1]在继承上，实行“宗祧继承”制，女子并不是当然的继承人。

到了近代中国，随着封建礼教的日益不得人心、男女平等思潮的传入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男女平等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为民国民法的立法原则和一贯之精神。近代民法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形成后的文明结晶，是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自由观念固化后的载体。[1](P156)民事法律特别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尤为注重主体私权的设定和保护。男女平等的法律权利要求也在近代民事立法中逐步得到了实现。然而，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注重男女平等的。《大清民律草案》以及“民律二次草案”对男女平等仍贯彻不力，甚至予以否定。这也显示了传统礼教力量的顽固和强大的反作用力。最终，随着妇女运动成为一股革命力量而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男女平等在《中华民国民法》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遭遇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激荡和政治力量的选择。男女平等思潮与政权、法律间的博弈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规律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近代中国的男女平等思潮

男女平等，“源自于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即主张所有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都有资格获得同等的尊重和对待，这是人之为人的资格和权利。”[2]男女平等是基于人格平等而要求平等对待和男女权利平等。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因为男女在生理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不可能实现男女的完全划一、均等，但在法律上，男女都有获得尊重的资格、其意志自由都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而绝对不是一者是另一者的附庸。男女平等的思想对于传统中国的“夫为妻纲”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它在中国的被接受直至发展成为毋庸质疑的普遍人权原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然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平等”思想之萌芽，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夫妇平等”，李贽认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所以“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矣。”[3]清前期思想家唐甄提出了“天地之道故平”的均平思想，基于人类天赋平等，他认为男女夫妻应是平等的。[4]这些都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在没有接触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男女平等”思想的情形下，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吃人”礼教的反动而提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

到了近代中国（1840年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思潮涌入，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也刺激一批有识之士“放眼看世界”，寻求革新之路。这一时期，“天赋人权”学说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与“天赋人权”相伴生的“男女平等”思想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着述中。郑观应认为“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5](P334)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从天赋人权推导除男女平等，“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6](P344)而作为反封建急先锋的谭嗣同更是以男女平等的观念批判了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夫为妻纲，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7](P16)知识界对于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认识，以及不断的呼吁，使男女平等思想进入国人的视野。但此时的男女平等只是从天赋人权推导出的认识，并没有发展为女权运动。

除了学者们的论着中有着男女平等的言论外，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着男女平等。洪秀全首先从教义上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8](P23)无论男女皆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在经济地位上与男子平等。此外，太平天国前期还厉行男女婚姻自由，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军、参加生产。而且洪秀全等还通过“诏令”、“告示”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婚姻立法”，[2]以确保男女婚姻自愿平等。因此，有学者评价称“太平天国一反数千年来压迫奴役妇女的封建礼教，破天荒地承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9]太平天国后期则又恢复了男女不平等的一些封建礼教，这可见农民政权的局限和传统社会秩序的顽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男女平等思想一方面是受西方基督教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本土民众对封建等级压迫的反叛。这也说明，平等已经成为这个封建等级压迫走向极端的社会的内发要求，在与西方文明思潮合流后更加汹涌激荡。

第一次喊出“男女平等”呼声的是1898年7月24日由维新妇女在上海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喊出了近代女性“得平权”的心声，并发表了《男女平等论》、《女子爱国说》等争取男女平等的文章。[10](P56)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署名为“爱自由者金一”所着的《女界钟》便高呼女子要脱离奴隶地位而做真正的人，并列举了女子应当取得的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主张在当时可谓领时代之先，成为我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先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此起彼伏，国人也被带动起来，其间“女子参加革命工作者亦不少，秋瑾殉难，尤为人所共晓”。[11](P421)这种身先士卒参与革命的实践势必对女子奋起要求男女平等、进行革命产生极大的鼓舞。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当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约法时，便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唐群英等二十人上书请愿，要求于约法上规定无论男女一律平等的条文。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在第五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却没有明确的“男女平等”字样。于是，“她们遂大怒，纠集同志，闯入参议院。捣毁玻璃门窗，踢倒警卫兵士后经孙总理调停，允许向参议院提议增修，才算平静下去。”[11](P421)女权运动在革命时兴起，这是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实现自由解放、人人平等。但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积极复辟，再行专制。1914年12月24日颁布暂行《刑律补充条例》，承认妾的地位，惩罚无夫奸，女权运动也在他的反动政策之下消声。1919年后，女权运动重见曙光。此后，各种女权运动组织纷纷成立，发表宣言，争取与男子的平等权利。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13条明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该决议第九项内容为“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的发展’之规定，实施下列各项：

甲法律方面

1、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2、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

3、从严禁止买卖人口；

4、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

5、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

6、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11](P423-424)

国民党以革命的姿态将“男女平等”写入党纲，作为执政实现之目标，以示自身的反封建和进行革命的决心。全国妇女运动也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全社会以“男女平等”作为不可质疑之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活动必然要对这种社会形势予以回应。故而，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中华民国民法》中对于男女平等原则的贯彻。

二、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体现

与男女平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迅速兴起发展壮大相对照的是，变法修律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进行，这在时间上与男女平等的思潮传入相比已经滞后。而自清末到民初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却又迟迟不肯对男女平等做出法律上彻底的确认，从而进行有力的保护。即使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相应的法律法规仍付之阙如。此种状况直到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时才有所改观。

（一）清末民国民事立法简述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按照欧陆民法原则和理念起草的民法典，被称为我国“民律第一次草案”。但该草案未及颁布，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垮台。继起的中华民国在内外交困中仍致力于法律的修订和编纂。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该馆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1925年至1926年）编成“民律第二次草案”。但因政变，法统废弃，国会没有恢复等原因，该草案亦未成为正式颁布之民法典。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设立法制局，着手起草民法亲属、继承编，于十七年十月（1928年）完成。但此两草案均未发生效力。民国十七年十二月，立法院成立，民法总则编的起草提上日程。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年），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民法总则编。至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民法总则。此后，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也相继完成。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公开颁布施行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诞生。

（二）《大清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草案》中的男女不平等

《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妻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草案第九条规定“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其限。”将妻的身份等同于满七岁之未成年和准禁治产人（第31条），妻的行为能力受到种种限制。具体体现在《大清民律草案》第二十七至第三十条，妻子所为的非属于日常家务的行为，需要经过丈夫的允许方有效，否则得撤销。在夫妻财产上，《大清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承认妻子的特有财产这是一种进步，但却对其所有权进行限制，夫对其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将所有权的权能占尽。因此，实际上妻子的财产所有权“名存实亡”。在提起离婚之诉的情形上，“妻与人通奸”是夫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但在夫与人通奸时，妻却不享有提起离婚之诉的权利。在继承上，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取消了宗祧继承的字样是一种进步，但是继承财产以直系卑亲属之男子为限，而且直系卑亲嗣子亦可继承，这实际仍是宗祧继承，否认了妻子和亲女的继承权，仅将她们列入“应承受遗产人”序列中（第1468条）。这些规定是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典型体现。清末的法律修订者都是接触过西方法律文明，应当清楚西方的平等理念，但是他们仍无法摆脱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可见传统力量的强大。

“民律第二次草案”，“大抵由第一次草案修订而成”，[12](P748)但需要强调的是“民律第二次草案”对亲属、继承两编做了较大改动。立法者认为“旧律中亲属继承之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12](P748)但是“民律第二草案”更多得是因袭了一些旧的礼教内容，比如扩大家长权、承认宗祧继承，以致有学者称《民国民法草案》是“大大的倒退”。[13](P8)所以，“民律第二草案”继承了《大清民律草案》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的规定，甚至有把这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该草案对于妻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在总则中予以否认，但是在婚姻编中，对于妻非属日常事务的行为仍作了与《大清民律草案》相同的限制，即“不属于日常家务之行为，须经夫允许。”显然仍不承认妻的完全独立之意志，实际上妻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作为成年人的妻子无法获得与丈夫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其不平等不言而喻。有关夫妻财产方面的规定也处处显示着男女之间不平等。“民律第二次草案”第1135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第1136条规定“专供妻用之衣服、首饰及手用器具等物，推定为妻之特有财产”，承认女子可以成为财产所有人，但接着规定“就其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另外，对于“其他动产所属不分明时，推定为夫之财产”。妻与夫之间在财产所有、以及对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上的差别，都在彰显着“男尊女卑”和对成年女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否定。在继承上，“民律第二草案”堂而皇之地规定了“宗祧继承”，妻和亲女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继承遗产之人”。

（三）《中华民国民法》中的男女平等

对于男女平等的贯彻，中华民国在1927年至1928年起草亲属、继承编以及1929至1930年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通过废除旧有男女不平等之规定、确立男女平等之原则的方式实现的。与“民律第一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不同的是，民国民法典的起草始终贯彻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在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以及亲属、继承编涉及男女婚姻、财产、继承的地方尤为注意男女平等的体现。具体而言：

民法总则采男女平等主义，“对于特别限制女子行为能力之处，一律删除。并以我国女子，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权，复规定已结婚之妇人，关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能力。至其他权义之关系，亦不因男女而有轩轾”。[12](P756)彻底抛弃了第一草案出嫁女子（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民国十七年十月相继完成的亲属法、继承法草案，贯彻男女平等之原则甚力。诚如谢振民所言“此草案（指亲属法草案）则无论就何事项，苟在合理范围以内。无不承认男女地位之平等，实将上述种种历史上之陈迹，于学理上无存在价值者，一扫而空。”[12](P750)根据亲属编的起草说明书，本编对于男女平等之体现主要是：

（1）第一次草案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此编则否；（2）旧律及历次草案关于离婚条件，均宽于男而严于女，此编则否；（3）历次草案关于亲权之行使，均以父为先，必父不能行使亲权时，始由母行使之，此编则以共同行使为原则；（4）历次草案于一定之制度内，仍承认夫权之存在，此编则无夫权之明文。[12](P794)

而继承法草案也按照“男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完全平等”的原则，认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重男轻女，于此可见，显与现代潮流不相容”，因而毅然抛弃了在“民律第二次草案”中复活的宗祧继承，赋予了女子以与男子完全相同的继承权。[12](P751P788)

男女平等原则成为立法者必须时刻予以维护的“帝王原则”。具体到亲属、继承法，则在诸如子女姓氏的问题上也要务求男女之平等。但学者也注意到“男女平等，似应注意实际，如经济平等、政权平等及私权平等，不必图鹜虚名”。[12](P780)的确如此，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权利内容。男女平等不仅是观念上的更新，更是对传统社会格局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巨大挑战。近代民事立法中的男女平等在观念上所迈出的一步，却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

三、男女平等在近代民事立法上遭遇的困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男女平等最终为法律确定下来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颁布，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男女平等才从一种思潮转化为法律上的具体权利条文。此间的争论和反复，甚至是斗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近代中国在社会思想、制度上每一步变换和革新所付出的艰辛。传统的保守力量、政权争夺以及法律本身的滞后等等都使得作为一种进步要求的男女平等遭遇到了挫折。

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帝国列强入侵，司法主权被侵凌，变法修律成为朝野一致之认识。1902年，清廷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4](P242)从而开始了修订法律的进程。尽管变法修律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但对于在修律中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礼教传统，存在不同的认识。于是在1906年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及1907年上奏《新刑律草案》以后，出现了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论争，即“礼法之争”。作为礼教派重要人物的张之洞在其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即言“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5](P131)他的这种认识根深蒂固未曾改变，在批驳《民事刑事诉讼律》的奏折中认为新法“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15](P135)礼教派对于“男女有别”、“纲常礼教”的维护，表明在修律过程中存在的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如此，则不难想象在民律制定之时，修律者可能有的压力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大清民律草案》中体现男女不平等尤甚的“亲属”、“继承”两编，因关涉礼教，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修订。因此，此两编吸收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这是传统礼教对于新民法的渗透，也是《大清民律草案》无法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因。当然对于保守的礼教派，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对—错”或“落后—先进”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评价。具体到民律的修订，作为当时礼教派代表的张之洞却是首先注意到要修律、修民律的人之一。其与袁世凯、刘坤一的会奏中称“近来日本法律学门别类，考究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并建议访求日本专精民法、刑法之人来华协同编译。[16](P115)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大清民律草案》在形式上取消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而实质上却仍旧对成年女性的行为能力作了与男子不同等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革新，却又有着其保守的另一面。草案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是革新与妥协的产物。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旧律而言，《大清民律草案》的确是一种进步，但相对于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而言，它又显得保守。法律在旧有的传统和全新思潮面前，似乎只能作如此之选择。因为对于“变法”，清廷统治者只是要求“变”而已，至于变得程度大小，则要取决于社会的变革程度。当社会的变革没有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这中要求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击统治秩序时，统治集团绝不会为对这种要求做出回应，或者不会做相当的回应。加之传统封建礼教观念的强大惯性，都导致了清末民律草案不可能对男女平等作出彻底的确认，更毋庸谈保护问题。

迨至民国，国体政体为之一变，各个政治势力皆倡言革命。于是反帝制、反封建成为思想界之主流。革命要求大变，民事法律却未适时跟上。1912年4月3日，参议院开会议决，“中华民国之法律，未能仓猝一时规定颁行。而当此新旧递嬗之交，又不可不设补救之法，以为临时适用之资。……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刑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2](P56)而对于民事案件按照前清现行刑律中有关民事各条办理的临时之措竟然一直施行至民国十八年十月以降，《中华民国民法》公布施行后才当然废止！十八年间，泱泱中华，四万万人口之众，日常民事生活一仍清末之规定，法律之滞后如此令人瞠目！但是回顾那一段历史，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也可以理解法律之尴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那个时代是“大炮”决定一切的时代，不仅仅是“诗”无能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在“大炮”面前哑然失声。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十八年间，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倒是层出不穷，1914年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1919年段祺瑞炮制的“民国八年宪草”、1923年曹锟炮制的“贿选宪法”、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国宪起草委员会炮制的“民国十四年宪草”等等。[14](P297)关系权力分配的宪法备受青睐，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着一场场宪政共和的闹剧，却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局面，法律的变也只是成为政局变动的附属。政治激荡的情形下，关系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法律规范甚至不会被纳入权力运行的视野。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男女平等，与政权的争夺不相契合，也难免被边缘化。

当政局稳定，而且是一个自称革命，并需要有革命的门面来笼络人心的政权建立时，作为反封建、体现自由平等理念的男女平等就具有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戏剧性命运。国民党领导的广州政府决心革命，进行北伐。以北洋反动政府的对立面出现，其必然要对北洋时期的倒行逆施进行反叛。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也需要团结广大的妇女群众。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也就不是偶然了。国民党支持妇女运动的动因无非是：公务员之家

第一点，系想把“五卅”惨案以后，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力量，团结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从事革命运动；第二点，系要从速努力参加各种妇女组织，领导她们加入革命战线，免为反动分子所利用；第三点，因为国内尚有最大多数的妇女，离社会太远，故特别注意妇女运动，使围困在重重压迫的牢狱中的最大多数的妇女，能够参加革命阵线。[11](P497)

男女范文篇7

一、谋事不传事

“脑筋要多动，嘴巴要少用”，这是当好领导秘书的第一要诀。勤于思考，把有用的、急需的信息情况和深思熟虑的想法、建议提供给领导，超前地、有效地为领导当好参谋。

“嘴巴要少用”，就是说领导秘书说话必须要保持谨慎，克服随意性。

歪嘴点评：女人能让自己脑子不转的比较多，但能让自己嘴巴不出声儿的很少见。所以，在这一项上，只要男人的智商正常，基本上就能胜出了。

二、干事不铲事

必须要认识到领导身边无小事，事事都要精心、仔细，千万不可马虎大意，不能把分当及格。作为领导秘书只有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做到百分之百才算合格。

歪嘴点评：你问问去，有几个女秘书没被骂哭过。她们一掉眼泪，领导立刻乱了手脚，眼前顿时“”……男孩子在这项上的优势是来自于生理原因———脸皮天生厚一点，领导使着没负担。

三、抹事不激事

作为主要领导的秘书，职位虽然不高，但位置特殊，在协调前后任领导之间的关系、协调党政主要领导之间的关系以及主要领导与其他班子成员的关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秘书必须要信守“抹事不激事”的原则，“影响团结的话要两头瞒，有利团结的事要两头传”；切不可持有“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阴暗心理。

歪嘴点评：这一点上，关键在于人，不在于性格，所以男女有可能打个平手。

四、揽事不躲事

领导秘书本身任务繁重，完成好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已属不易。尽管如此，对于一些与领导密切相关，领导又顾及不到的事情，也要主动承揽，不能一推了事或是一躲了之。即使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非领导出面不可，也要通过秘书这一关得到缓冲。“揽事”与“揽权”不同，“揽事”体现了工作的责任心，“揽权”则体现了一个人的虚荣心，这是做领导秘书的大忌。

歪嘴点评：正常女人一般都不爱揽事儿，因为她们自己的琐事已经就一大堆了。但偏偏男人一般都爱揽权，因为他们看见权力的时候往往对自己的位置十分健忘。所以，挑男还是挑女，你都会有得有失。五、成事不败事

主要领导公务缠身，对于一些日常小事、家务琐事根本无暇顾及。而越是这些小事越能体现一些秘书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秘书给领导败事的主要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假公济私”，打着办公事的旗号为领导办私事，另一种是“假私济私”，就是借给领导办私事的时机办自己的私事，谋个人的私利。给领导办个一，自己得个十；给领导办个十，自己得个百。好处我得，责任你担，借领导之名，谋个人之利。一些领导秘书“翻船”的深刻教训，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和深思。

歪嘴点评：私心是谁都有的，但女孩更容易沉不住气，往往因为一些小小事儿，小小便宜，就败了大事。男性虽然也好不了哪儿去，但现实中的小小事儿往往比小事更多一点，所以领导栽在女秘书手里的概率也就更大一些。

无论男秘还是女秘高级秘书最抢手

按国际秘书联合会的定义，“秘书”是上司的特殊助手，他们掌握办公室工作的技巧，能在上司没有过问的情况下表现自己的责任感，以实际行动显示主动性和判断力，并在所有给予的权利范围内作出决定。所以真正的秘书不是吃“青春饭”的，从前台秘书到部门初级秘书到中级秘书到高级秘书，甚至成为总裁助理、行政总监等位置时，秘书的性别也不仅仅是女性，秘书的发展空间是很大的。

在今年北京举办的多场招聘会上，记者发现约％的企业对办公室助理这种复合型秘书人才倍加青睐，而一般秘书则由于前几年的秘书热，从业人员数量大增而变得“饭碗难找”。

自从年秘书职业资格考试开始推广以来，国内通过秘书认证的已高达万人。但是，这万人中真正经验丰富、职业素养很高、掌握多种技能的复合型秘书人才还是很少的。许多从事秘书工作的人员仅仅是做一些打字、收发文件、接待等简单低水平的重复工作，企业老板所需求的那种全能型的高级秘书人才还很难找。

目前企业普遍需求的高级复合型的秘书人才，不仅要具备计算机操作知识、外语运用、公文写作、办公室

事务处理、档案管理、速记、速读、会议组织、信息整理与传播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要通晓法律法规、财会、经济管理、市场营销、心理咨询、礼仪接待、公共关系等很多学科知识，这些综合能力同时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无论是她还是他的气质和人格魅力，便让人刮目相看。

现代企业管理者：男秘书做完秘书还有他用

杨毫，岁，成都有名的房地产策划人。完成丽都花园、逸都花园、芙蓉古城等蓉城百姓熟悉的地产项目，已经不是最近的事。但当时记者采访他的时候，敏感地注意到，这位仅用年时间就把一个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小房地产公司发展成了中国地产界第强的企业家，用的是位男秘书，而且还是硕士。

作为成功的企业管理者，杨毫的回答非常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考虑，只是因为男秘书不浪费。女秘书有身体原因、有家庭原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就会影响她的工作。而且，他不仅不觉得让一个硕士当个“打杂的”屈才，而且还说这是他们公司的人才培养策略。中国经理网介绍他的文章，也把他对秘书的使用作为了一个专门的标题。他们公司个董事会成员所配的秘书都是有硕士、博士或学历的年轻人。杨毫认为，刚参加工作的“高学位”，理想和现实总有一段差距，给老总当秘书，是一个帮助他们尽快将知识运用到工作中的最佳途径。他们在老总身边，不仅要学会如何待人接物，还会学到不少企业管理知识，而他们本身的一些“味道”又会感染他们的上司，有利于管理者了解新事物，保持活力。“过去说到秘书，无非是为领导人提供生活或办公服务，而不是领导的高参。从年开始，我们每年招聘个高级知识分子做老总们的秘书。如今已有秘书‘学有所成’去当部门经理了。大家反映这种方法很好，因为一个企业要发展，光靠‘空降部队’是行不通的，还得靠本土人才。秘书就是我们培养的本土人才。”

适合做秘书的星座———双子座

双子座的人———关注重沟通，在职业上是显示着很想要“传递什么”。

这个星座的人好奇心重、心思善变、手腕圆滑、脑筋灵巧、举止随和、生性活泼、眼光锐利、口才佳、善推理、喜采访、擅长收集、懂变通、观察力佳、喜分析、会慌张、喜求新、会讥讽、适应力好、有点浮躁、心绪不定。

男女范文篇8

【英文摘要】TheideologicaltrendonequalityofmenandwomenwhichrequiredbythesocialchangewasintroducedtoChinainthefortyof19century.Astheimportantachievementsofthemoderncivillegislation，theCivilDraftofQingDynastyandtheCivilDraftofRepublicofChinahadn’tprotectedtheequalityofmenandwomen.Theequalityofmenandwomenwasprotectedbythelawascivilrightsaftergoingthroughmanydifficultiessuchasthetraditionalethicalcodesandpoliticalstruggles.Itwastheresultofthejoinofrevolutionandthewomen’simprovementthattheequalityofmenandwomenwasprotectedbytheCivilCodeofRepublicofChina.Astheoutcomeofpolitic，lawcanonlystrengththeresultofrevolution.Itisrequiredoureffortstorelytherealequalityofmenandwomen.

【关键词】近代民事立法；男女平等；《大清民律草案》

【英文关键词】ModernCivilLegislation;EqualityofMenandWomen;CivilDraftofQingDynasty

【正文】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父系为中心的宗法社会，“三纲五常”是这个社会的基本秩序。“三纲”之中的“夫为妻纲”充分表明在中国传统社会女子实为男子的附庸，男尊女卑是其应有之义。与“夫为妻纲”相适应，传统礼教对女子科以种种必须遵守的妇道——“三从”、“四德”，古代女子几乎无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传统律法作为当时社会秩序的维护者，更是确认了女子在身份上的附庸地位，正如《唐律疏议》“十恶”条疏议所言“夫者，妻之天也”，对妇人来说“生礼死事，以夫为尊卑”。身份上的不对等在法律上体现为男子享有相对于女子的种种特权。例如在婚姻上，离婚是男人的特权，只要妻子具有“七出”中的任何一项，丈夫就可以将其休掉，而妻子却没有被赋予与丈夫同样的权利；[1]在继承上，实行“宗祧继承”制，女子并不是当然的继承人。

到了近代中国，随着封建礼教的日益不得人心、男女平等思潮的传入以及资产阶级革命的进行，男女平等在中国获得了迅速发展，并最终成为民国民法的立法原则和一贯之精神。近代民法是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形成后的文明结晶，是觉醒的权利意识和平等、自由观念固化后的载体。[1](P156)民事法律特别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尤为注重主体私权的设定和保护。男女平等的法律权利要求也在近代民事立法中逐步得到了实现。然而，近代中国的民事立法并不是一开始就注重男女平等的。《大清民律草案》以及“民律二次草案”对男女平等仍贯彻不力，甚至予以否定。这也显示了传统礼教力量的顽固和强大的反作用力。最终，随着妇女运动成为一股革命力量而得到国民政府的重视，男女平等在《中华民国民法》中得到了完全的体现。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遭遇向我们展示那个时代社会思潮的激荡和政治力量的选择。男女平等思潮与政权、法律间的博弈所显示出来的历史规律更值得我们深思。

一、近代中国的男女平等思潮

男女平等，“源自于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即主张所有的人作为理性的存在，都应该被认为具有同等的道德价值，都有资格获得同等的尊重和对待，这是人之为人的资格和权利。”[2]男女平等是基于人格平等而要求平等对待和男女权利平等。具体到社会生活中，因为男女在生理上存在的种种差异，不可能实现男女的完全划一、均等，但在法律上，男女都有获得尊重的资格、其意志自由都是应当受到保护的，而绝对不是一者是另一者的附庸。男女平等的思想对于传统中国的“夫为妻纲”无疑是一种根本性的否定，它在中国的被接受直至发展成为毋庸质疑的普遍人权原则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然中国古代并不是没有“平等”思想之萌芽，明末清初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提出了“夫妇平等”，李贽认为“夫妇，人之始也。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才有兄弟，有兄弟然后有上下”，所以“夫妇正，然后万事无不出于正矣。”[3]清前期思想家唐甄提出了“天地之道故平”的均平思想，基于人类天赋平等，他认为男女夫妻应是平等的。[4]这些都是中国本土的思想家在没有接触西方“天赋人权”理论、“男女平等”思想的情形下，对于社会不平等和“吃人”礼教的反动而提出的朴素的平等思想。

到了近代中国（1840年以后），国门大开，西方文化思潮涌入，封建王朝的腐朽没落也刺激一批有识之士“放眼看世界”，寻求革新之路。这一时期，“天赋人权”学说为国人所认识和接受，与“天赋人权”相伴生的“男女平等”思想也出现在一些学者的着述中。郑观应认为“民受生于天，天赋之以能力，使之博硕丰大，以遂厥生，于是有民权焉。民权者，君不能夺之臣，父不能夺之子，兄不能夺之弟，夫不能夺之妇”；[5](P334)康有为则在《大同书》中从天赋人权推导除男女平等，“凡人皆天生，不论男女，人人皆有天与之体，即有自立之权，上隶于天，人尽平等，无形体之异”，“男女虽异形，其为天民而共受天权一也”；[6](P344)而作为反封建急先锋的谭嗣同更是以男女平等的观念批判了建立在男尊女卑基础上的夫为妻纲，认为“男女同为天地之菁英，同有无量之盛德大业，平等相均”。[7](P16)知识界对于西方“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认识，以及不断的呼吁，使男女平等思想进入国人的视野。但此时的男女平等只是从天赋人权推导出的认识，并没有发展为女权运动。

除了学者们的论着中有着男女平等的言论外，值得一提的是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则在具体的政治实践中体现着男女平等。洪秀全首先从教义上提出“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8](P23)无论男女皆是上帝的子民，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天朝田亩制度》中明确规定：“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妇女在经济地位上与男子平等。此外，太平天国前期还厉行男女婚姻自由，女子与男子一样参军、参加生产。而且洪秀全等还通过“诏令”、“告示”的方式进行了一系列的“婚姻立法”，[2]以确保男女婚姻自愿平等。因此，有学者评价称“太平天国一反数千年来压迫奴役妇女的封建礼教，破天荒地承认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地位”。[9]太平天国后期则又恢复了男女不平等的一些封建礼教，这可见农民政权的局限和传统社会秩序的顽固。太平天国运动中的男女平等思想一方面是受西方基督教义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本土民众对封建等级压迫的反叛。这也说明，平等已经成为这个封建等级压迫走向极端的社会的内发要求，在与西方文明思潮合流后更加汹涌激荡。

第一次喊出“男女平等”呼声的是1898年7月24日由维新妇女在上海创办的近代第一份以妇女为对象的报纸——《女学报》，喊出了近代女性“得平权”的心声，并发表了《男女平等论》、《女子爱国说》等争取男女平等的文章。[10](P56)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清末，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署名为“爱自由者金一”所着的《女界钟》便高呼女子要脱离奴隶地位而做真正的人，并列举了女子应当取得的权利——入学之权利、交友之权利、营业之权利、掌握财产之权利、婚姻自由之权利、出入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主张在当时可谓领时代之先，成为我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运动的先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此起彼伏，国人也被带动起来，其间“女子参加革命工作者亦不少，秋瑾殉难，尤为人所共晓”。[11](P421)这种身先士卒参与革命的实践势必对女子奋起要求男女平等、进行革命产生极大的鼓舞。

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当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约法时，便有女子参政同盟会的唐群英等二十人上书请愿，要求于约法上规定无论男女一律平等的条文。1912年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虽然在第五条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却没有明确的“男女平等”字样。于是，“她们遂大怒，纠集同志，闯入参议院。捣毁玻璃门窗，踢倒警卫兵士后经孙总理调停，允许向参议院提议增修，才算平静下去。”[11](P421)女权运动在革命时兴起，这是因为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封建专制，实现自由解放、人人平等。但袁世凯成为大总统后，积极复辟，再行专制。1914年12月24日颁布暂行《刑律补充条例》，承认妾的地位，惩罚无夫奸，女权运动也在他的反动政策之下消声。1919年后，女权运动重见曙光。此后，各种女权运动组织纷纷成立，发表宣言，争取与男子的平等权利。

1924年1月国民党改组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内政策第13条明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92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该决议第九项内容为“应督促国民政府，从速依据党纲对内政策第十三条，‘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的发展’之规定，实施下列各项：

甲法律方面

1、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

2、规定女子有财产继承权；

3、从严禁止买卖人口；

4、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

5、保护被压迫而逃婚的妇女；

6、根据同工同酬，保护母性及童工的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

……”[11](P423-424)

国民党以革命的姿态将“男女平等”写入党纲，作为执政实现之目标，以示自身的反封建和进行革命的决心。全国妇女运动也得到了国民党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全社会以“男女平等”作为不可质疑之原则。在这种形势下，国民政府的民事立法活动必然要对这种社会形势予以回应。故而，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中华民国民法》中对于男女平等原则的贯彻。

二、男女平等原则在近代民事立法中的体现

与男女平等思潮在近代中国的迅速兴起发展壮大相对照的是，变法修律迟至二十世纪初才开始进行，这在时间上与男女平等的思潮传入相比已经滞后。而自清末到民初进行的一系列立法活动却又迟迟不肯对男女平等做出法律上彻底的确认，从而进行有力的保护。即使在轰轰烈烈的资产阶级革命完成后，相应的法律法规仍付之阙如。此种状况直到1929年至1930年国民政府制定民法典时才有所改观。

（一）清末民国民事立法简述

清宣统三年（1911年）《大清民律草案》编纂完成之前，我国并没有一部民法典。《大清民律草案》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第一部按照欧陆民法原则和理念起草的民法典，被称为我国“民律第一次草案”。但该草案未及颁布，清王朝就在辛亥革命的炮声中垮台。继起的中华民国在内外交困中仍致力于法律的修订和编纂。民国七年（1918年），北洋政府设立修订法律馆。该馆于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1925年至1926年）编成“民律第二次草案”。但因政变，法统废弃，国会没有恢复等原因，该草案亦未成为正式颁布之民法典。民国十六年（1927年），国民政府设立法制局，着手起草民法亲属、继承编，于十七年十月（1928年）完成。但此两草案均未发生效力。民国十七年十二月，立法院成立，民法总则编的起草提上日程。民国十八年一月（1929年），成立民法起草委员会，起草民法总则编。至民国十八年五月二十三日，公布民法总则。此后，民法债编、物权编、亲属编、继承编也相继完成。至此，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公开颁布施行的民法典——《中华民国民法》诞生。

（二）《大清民律草案》及《民国民法草案》中的男女不平等

《大清民律草案》规定妻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草案第九条规定“达于成年兼有识别力者，有行为能力，但妻不在其限。”将妻的身份等同于满七岁之未成年和准禁治产人（第31条），妻的行为能力受到种种限制。具体体现在《大清民律草案》第二十七至第三十条，妻子所为的非属于日常家务的行为，需要经过丈夫的允许方有效，否则得撤销。在夫妻财产上，《大清民律草案》第一千三百五十八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但就其财产，夫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承认妻子的特有财产这是一种进步，但却对其所有权进行限制，夫对其有“管理使用及收益之权”，将所有权的权能占尽。因此，实际上妻子的财产所有权“名存实亡”。在提起离婚之诉的情形上，“妻与人通奸”是夫提起离婚诉讼的理由，但在夫与人通奸时，妻却不享有提起离婚之诉的权利。在继承上，虽然《大清民律草案》取消了宗祧继承的字样是一种进步，但是继承财产以直系卑亲属之男子为限，而且直系卑亲嗣子亦可继承，这实际仍是宗祧继承，否认了妻子和亲女的继承权，仅将她们列入“应承受遗产人”序列中（第1468条）。这些规定是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典型体现。清末的法律修订者都是接触过西方法律文明，应当清楚西方的平等理念，但是他们仍无法摆脱传统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束缚，可见传统力量的强大。

“民律第二次草案”，“大抵由第一次草案修订而成”，[12](P748)但需要强调的是“民律第二次草案”对亲属、继承两编做了较大改动。立法者认为“旧律中亲属继承之规定，与社会情形悬隔天壤，适用极感困难，法曹类能言之，欲存旧制，适成恶法”。[12](P748)但是“民律第二草案”更多得是因袭了一些旧的礼教内容，比如扩大家长权、承认宗祧继承，以致有学者称《民国民法草案》是“大大的倒退”。[13](P8)所以，“民律第二草案”继承了《大清民律草案》中种种男女不平等的规定，甚至有把这种不平等扩大的趋势。

该草案对于妻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在总则中予以否认，但是在婚姻编中，对于妻非属日常事务的行为仍作了与《大清民律草案》相同的限制，即“不属于日常家务之行为，须经夫允许。”显然仍不承认妻的完全独立之意志，实际上妻仍是限制行为能力人。作为成年人的妻子无法获得与丈夫相同的民事主体地位，其不平等不言而喻。有关夫妻财产方面的规定也处处显示着男女之间不平等。“民律第二次草案”第1135条规定“妻于成婚时所有之财产及成婚后所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第1136条规定“专供妻用之衣服、首饰及手用器具等物，推定为妻之特有财产”，承认女子可以成为财产所有人，但接着规定“就其财产，夫有使用、收益之权”、“妻之特有财产，由夫管理”。另外，对于“其他动产所属不分明时，推定为夫之财产”。妻与夫之间在财产所有、以及对财产的管理、使用、收益上的差别，都在彰显着“男尊女卑”和对成年女子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否定。在继承上，“民律第二草案”堂而皇之地规定了“宗祧继承”，妻和亲女只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应继承遗产之人”。

（三）《中华民国民法》中的男女平等

对于男女平等的贯彻，中华民国在1927年至1928年起草亲属、继承编以及1929至1930年制定民法典过程中，通过废除旧有男女不平等之规定、确立男女平等之原则的方式实现的。与“民律第一次草案”、“民律第二次草案”不同的是，民国民法典的起草始终贯彻着男女平等的原则，在民法总则中关于民事主体的规定以及亲属、继承编涉及男女婚姻、财产、继承的地方尤为注意男女平等的体现。具体而言：

民法总则采男女平等主义，“对于特别限制女子行为能力之处，一律删除。并以我国女子，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权，复规定已结婚之妇人，关于个人之财产，有完全处分之能力。至其他权义之关系，亦不因男女而有轩轾”。[12](P756)彻底抛弃了第一草案出嫁女子（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规定。

民国十七年十月相继完成的亲属法、继承法草案，贯彻男女平等之原则甚力。诚如谢振民所言“此草案（指亲属法草案）则无论就何事项，苟在合理范围以内。无不承认男女地位之平等，实将上述种种历史上之陈迹，于学理上无存在价值者，一扫而空。”[12](P750)根据亲属编的起草说明书，本编对于男女平等之体现主要是：

（1）第一次草案认妻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此编则否；（2）旧律及历次草案关于离婚条件，均宽于男而严于女，此编则否；（3）历次草案关于亲权之行使，均以父为先，必父不能行使亲权时，始由母行使之，此编则以共同行使为原则；（4）历次草案于一定之制度内，仍承认夫权之存在，此编则无夫权之明文。[12](P794)

而继承法草案也按照“男女在法律上之地位完全平等”的原则，认为“宗祧重在祭祀，故立后者惟限于男子，而女子无立后之权，为人后者亦限于男子，而女子亦无为后之权，重男轻女，于此可见，显与现代潮流不相容”，因而毅然抛弃了在“民律第二次草案”中复活的宗祧继承，赋予了女子以与男子完全相同的继承权。[12](P751P788)

男女平等原则成为立法者必须时刻予以维护的“帝王原则”。具体到亲属、继承法，则在诸如子女姓氏的问题上也要务求男女之平等。但学者也注意到“男女平等，似应注意实际，如经济平等、政权平等及私权平等，不必图鹜虚名”。[12](P780)的确如此，男女平等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它背后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权利内容。男女平等不仅是观念上的更新，更是对传统社会格局和相关利益群体的巨大挑战。近代民事立法中的男女平等在观念上所迈出的一步，却也遭遇了一系列的困难。

三、男女平等在近代民事立法上遭遇的困难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男女平等最终为法律确定下来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鸦片战争之后直到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颁布，经过近百年的时间，男女平等才从一种思潮转化为法律上的具体权利条文。此间的争论和反复，甚至是斗争，都在向我们展示着近代中国在社会思想、制度上每一步变换和革新所付出的艰辛。传统的保守力量、政权争夺以及法律本身的滞后等等都使得作为一种进步要求的男女平等遭遇到了挫折。

清朝末年，中国遭受帝国列强入侵，司法主权被侵凌，变法修律成为朝野一致之认识。1902年，清廷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繁多，着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4](P242)从而开始了修订法律的进程。尽管变法修律得到了朝廷的许可和支持，但对于在修律中如何对待中国固有的礼教传统，存在不同的认识。于是在1906年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民事刑事诉讼律》及1907年上奏《新刑律草案》以后，出现了礼教派与法理派的论争，即“礼法之争”。作为礼教派重要人物的张之洞在其1898年发表的《劝学篇》中即言“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15](P131)他的这种认识根深蒂固未曾改变，在批驳《民事刑事诉讼律》的奏折中认为新法“袭西俗财产之制，坏中国名教之防，启男女平等之风，悖圣贤修齐之教”。[15](P135)礼教派对于“男女有别”、“纲常礼教”的维护，表明在修律过程中存在的一股强大的保守力量。如此，则不难想象在民律制定之时，修律者可能有的压力和不得不做出的妥协。《大清民律草案》中体现男女不平等尤甚的“亲属”、“继承”两编，因关涉礼教，由修订法律馆会同礼学馆修订。因此，此两编吸收了许多中国传统社会历代相沿的礼教民俗。这是传统礼教对于新民法的渗透，也是《大清民律草案》无法贯彻男女平等的原因。当然对于保守的礼教派，我们不能进行简单的“对—错”或“落后—先进”的非此即彼的二元评价。具体到民律的修订，作为当时礼教派代表的张之洞却是首先注意到要修律、修民律的人之一。其与袁世凯、刘坤一的会奏中称“近来日本法律学门别类，考究亦精，而民法一门，最为西人所叹服”，并建议访求日本专精民法、刑法之人来华协同编译。[16](P115)

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大清民律草案》在形式上取消了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规定，而实质上却仍旧对成年女性的行为能力作了与男子不同等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革新，却又有着其保守的另一面。草案本身就是一种矛盾的混合体，是革新与妥协的产物。相对于中国的传统旧律而言，《大清民律草案》的确是一种进步，但相对于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而言，它又显得保守。法律在旧有的传统和全新思潮面前，似乎只能作如此之选择。因为对于“变法”，清廷统治者只是要求“变”而已，至于变得程度大小，则要取决于社会的变革程度。当社会的变革没有男女完全平等的要求，或者这中要求没有足够的力量冲击统治秩序时，统治集团绝不会为对这种要求做出回应，或者不会做相当的回应。加之传统封建礼教观念的强大惯性，都导致了清末民律草案不可能对男女平等作出彻底的确认，更毋庸谈保护问题。公务员之家

迨至民国，国体政体为之一变，各个政治势力皆倡言革命。于是反帝制、反封建成为思想界之主流。革命要求大变，民事法律却未适时跟上。1912年4月3日，参议院开会议决，“中华民国之法律，未能仓猝一时规定颁行。而当此新旧递嬗之交，又不可不设补救之法，以为临时适用之资。……暂酌用旧有法律，自属可行。……惟民律草案，前清时并未宣布，无从援用，嗣后凡关民事案件，应仍照前清现行刑律中规定各条办理”。[12](P56)而对于民事案件按照前清现行刑律中有关民事各条办理的临时之措竟然一直施行至民国十八年十月以降，《中华民国民法》公布施行后才当然废止！十八年间，泱泱中华，四万万人口之众，日常民事生活一仍清末之规定，法律之滞后如此令人瞠目！但是回顾那一段历史，政权更迭频仍，社会动荡不安，也可以理解法律之尴尬。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那个时代是“大炮”决定一切的时代，不仅仅是“诗”无能无力，即使是法律也在“大炮”面前哑然失声。值得玩味的是在这十八年间，宪法及宪法性法律倒是层出不穷，1914年袁世凯炮制的《中华民国约法》、1919年段祺瑞炮制的“民国八年宪草”、1923年曹锟炮制的“贿选宪法”、1925年段祺瑞执政府国宪起草委员会炮制的“民国十四年宪草”等等。[14](P297)关系权力分配的宪法备受青睐，你方唱罢我登台，演着一场场宪政共和的闹剧，却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社会有变革的要求，如果缺乏稳定的政治局面，法律的变也只是成为政局变动的附属。政治激荡的情形下，关系社会民众日常生活的法律规范甚至不会被纳入权力运行的视野。而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男女平等，与政权的争夺不相契合，也难免被边缘化。

当政局稳定，而且是一个自称革命，并需要有革命的门面来笼络人心的政权建立时，作为反封建、体现自由平等理念的男女平等就具有了从边缘到中心的戏剧性命运。国民党领导的广州政府决心革命，进行北伐。以北洋反动政府的对立面出现，其必然要对北洋时期的倒行逆施进行反叛。同时为了争取更多的革命力量，国民党也需要团结广大的妇女群众。1926年1月国民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妇女运动决议案》也就不是偶然了。国民党支持妇女运动的动因无非是：

第一点，系想把“五卅”惨案以后，中国妇女的革命运动力量，团结在国民党旗帜之下，从事革命运动；第二点，系要从速努力参加各种妇女组织，领导她们加入革命战线，免为反动分子所利用；第三点，因为国内尚有最大多数的妇女，离社会太远，故特别注意妇女运动，使围困在重重压迫的牢狱中的最大多数的妇女，能够参加革命阵线。[11](P497)

男女范文篇9

［关键词］女子高等教育；女子教育；教育性别隔离；男女同校

Abstract:In1837,OberlinCollege,Ohio,inthemiddlewestoftheUnitedStates,firstenrolledfourwomenstudents,whichsignpostedtheopeningofthedoor

of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women.However,strictlyspeaking,inspiteofthebeginningofcoeducation,thehighereducationspherehadbeenregulatingsexualsegregatededucationalpracticeforalongtime.Women''''sinferiorpositionresultedfromreligioustraditionandthemisleadingofbiologicalbogyintheWesternSocietyarethemainbarrierstocoeducationin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hegradualovershadowofthe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

andothereconomicandpoliticalfactorsprovidedarealisticconditionforwomentoentertraditionalhighereducationinstitutionstoreceiveequalhighereducation.Thecurrentinhistoryisboundtoreturnwomeneveryequalsocialright

includingtherightinreceivingeducation.

Keywords:women''''shighereducation;women''''seducation;sexualsegregationineducation;coeducation

作为世界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尔林学院（OberlinCollege）1837年首次招收了四名女生。四年后，其中的三名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这是美国女性第一次与男性一样接受了大学颁发的学位，也是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世纪末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综合性大学向女性开放，男女同校制的高等教育模式不断扩展。妇女在奥柏尔林学院的成功让许多女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们坚信，男女同校必将在全世界实现。斯通（LucyStone）1856年在妇女权利大会上发表过这样极端的言论：“我们只需稍等时日，哈佛和耶鲁大学就会接收女生。当这些大学在等待观望之时，无数的女子学院象雨后春笋般出现，预示着公正的大学教育应该给予妇女。然而，这些女子学院是无法满足时代的需要的，它们最终都会消失的。”［1］斯通的这番预言似乎是错误的，因为哈佛和耶鲁大学直到一个世纪之后才开始平等地招收女生，而且女子学院在她的演说之后的多年中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兴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斯通的话也不无道理。虽然哈佛和耶鲁之类的大学对男女同校制教育予以坚决反对，但从19世纪末开始，男女同校制高等教育还是成为了西方大学教育的主导形式。不过西方大学男女同校制教育的斗争历程确实是一段艰辛的历史。男性曾经是如此偏执地坚信女性不能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甚至认为女性进入大学领域会破坏他们深爱的大学。

一、早期西方大学性别隔离的原因

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在妇女进入高等教育领域后的一百年中，各种反对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过，其中对大学男女同校制的争论尤为突出。即使是在妇女内部，思想的矛盾也一直存在。尽管如此，到20世纪30年代，除个别精英或军事的高等院校外，先前只对男性开放的西方高等教育机构都陆续对女性开放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女性在和男性一起接受大学教育的同时，也经历着由于各方的压力所致的怀疑和恐惧。从严格意义上说，高等教育即便开始实行男女同校，却仍然长期实行男女隔离的教育。在欧美国家，来自宗教及社会等各方面的舆论均反对妇女进入大学。

1.男尊女卑的宗教传统

基督教的宗教传统是阻止西方女子高等教育发展的一块重要的绊脚石。在以基督教教义为主导的欧美国家，无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社会的生活方式，无不将妇女不公正地摆在屈从的地位。按照神的旨意，妇女的正确位置是在家庭生活中，只有男性才可以参与政治、经济及社会事务。男女分别属于不同的社会领域，这种观念也是大学教育男女隔离的主要渊源。在神权、父权、男权的统治之下，女性不得不屈从于所谓的“女性特质”的教条，那就是虔诚、服从、纯洁及持家［2］(P14)。

甚至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妇女的自由也受制于男权。作为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智力顾问的鲁索（Jean-JacquesRousseau）也曾发表过这样的言论：“对妇女教育的计划必须和男性关联。妇女一辈子的责任是使男人赏心悦目、赢得男人的尊重和爱、培养自己的儿子、照顾自己的丈夫、给他们提供建议和咨询、使他们的生活快乐。因此，对年轻妇女的教育内容应该以上述的责任为出发点。”［3］虽然各种主客观的因素迫使男性作为主流的社会非常勉强地接受女子高等教育的观念，但是，其前提是这种教育仅仅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而并非妇女应享有的权利。由于是勉强地接受，因此，不少教育家认定妇女不具备足够的智力和能力来完成与男性一样的课程。就算在最早实行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美国奥柏尔林学院的女生也只是修读所谓的“女性课程”，这种课程比男生修读的课程难度和要求都要低。女子被认为无法完成专门为培养男子逻辑思维能力的一些经典课程。她们学习的女性课程主要包括家政学及所谓的“女性科目”（finishingsubjects），例如，缝纫、绘画、法语及其它一些次要科目等。课程内容的不同也导致学校对女生的学业要求的不同。2.生物学的谬论

19世纪中期，人们利用科学特别是生物学来解释性别差异。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Spencer，1820～1903）就极力推崇这种思维方式。他认为，人的身体是一个封闭的生物系统，身体某一部位的能量消耗必然会损耗其它部位的能量。他提出“功能专门化”对社会和生物进化是非常关键的。所谓“专门化”，也包括男女性别的专门化，即男女各自扮演着不同的同时也是不可改变的角色。因此，男女采用隔离的教育体系，不仅是神的旨意，更是生物学的表现。

最早对男女同校教育的强烈抨击来自医学界，当时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1873年，曾在哈佛大学医学院工作过的爱德华•克拉克（EdwardH.Clark）出版了《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的一个公正机会》一书。他在书中陈述了自己对妇女教育的看法。基于“生物学决定论”的观点，爱德华•克拉克得出了自己的荒谬结论：由于妇女的大脑先天发育不足，而且无法像男性一样承受大学教育带来的对大脑活动的刺激和压力，因此，妇女教育的方式不应该与男性相同。更严重的是，他将紧张的大脑活动和潜在的生理组织紊乱联系在一起。据此，爱德华•克拉克提出：男女隔离的大学教育体制是完全必须的。他强烈反对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将它视为“冒犯神和人性的罪行”［2］(P17)。爱德华•克拉克的书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成为了妇女教育反对者引经据典的依据。在大学校园、妇女俱乐部、医学院里，到处都能听到由此书所引发的有关妇女教育的争辩。虽然到1873年时，美国密执安大学已经实行男女同校教育三年了，但该校园中几乎人人都在阅读《教育中的性别：给女孩一个公正机会》，此书曾在该校一天之内售出200本。在威斯康星大学，该校原来就反对男女同校教育，于是校董会就借此书来消除校内支持妇女教育的声势。生物学谬论在很多西方国家严重地阻碍了妇女顺利地进入大学接受平等教育。在德国，针对妇女是否应该进入大学学习的争论的一个主要焦点是妇女天生的智力和能力。在传统的伪科学理论中，妇女的脑容量要比男性的少。直到解剖学的应用将科学事实公布于众，这一谬论才得以破灭［5］(P2)。

二、西方大学性别隔离制度的打破

1837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奥柏尔林学院第一次招收了四名女生，标志着传统大学之门向妇女开放。但这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男女同校教育，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和方法上，该校还是实行男女隔离的做法，例如，专门针对女生采用“女子课程”。从女生形式上进入传统大学校门到真正的男女同校教育，经过了将近20年的漫长道路。美国的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显著进步是从南北战争开始的。战争使越来越多的妇女面临着自立的压力。到1872年，有97所大学和学院开始招收女生。然而，这些院校在教育质量和目的方面有着很大的差异，并且多数都比只招男生的大学逊色。但应该看到，这些院校对促进男女接受平等教育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

在美国，一方面，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尤其在东部地区，中产阶级不断崛起。城市化将大量的男性劳动力吸引到城市之中，工业和城市的发展也对劳动力的文化修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在深受基督教传统影响的国家中，公民能看懂《圣经》也是一种基本的社会需要。于是，大学教育在东部及中西部地区迅速发展，即使在相对保守的南部，大学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城市化进程和大学教育的扩展实际上都为妇女进入大学领域创造了可能性。在美国的不同地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在东部，象哈佛、耶鲁大学等只供男性学习的大学一直态度十分坚决地将女性挡在校门之外。妇女只能在隶属于这些大学但实际上是靠外界捐赠，并采用完全不同教学方式的女子学院中接受大学教育。虽然这样的局面使得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进程缓慢，但在夹缝中求生存成为了东部地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发展的特点。在中西部地区，巨大的财政压力迫使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成为了一种主流。由于南北战争和保守的传统，南部地区的大学教育自身发展就很缓慢，因此，男女隔离的大学教育持续了很长的时间。从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得克萨斯州立大学及一些黑人就读的大学最早采用了男女同校教育，而在受保守势力影响最大的弗吉尼亚州，州政府资助的弗吉尼亚大学直到1870年才开始男女同校教育。对早期的女性主义者来说，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是一种人权的体现。然而，从某种程度而言，赋予妇女这种权利仅仅是因为男女分校花费太高。因此，最早实施男女同校教育的大学往往都是迫于经济的压力。

推进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原因十分复杂，其中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对女教师的不断需求。普通教育的日益增长再加上提供给男性的就业机会不断增大，女教师的需求随之显现。在寻求廉价劳动的同时，人们也要求政府制定法规以确保未来女教师能接受到相应的教育。此外，宗教复兴运动刺激了对传教士的需求。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各种女子学院以及向女性开放的其它学院抓住了这个契机，注意培养女学生，以使她们胜任这两种社会角色。虽然妇女可以继续接受中学后教育，并且在工作中体现她们的智力和职业价值，但必须看到，上述的两种社会角色仅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拓展了女性的社会领域，换言之，妇女仍然保留着屈从的基督教徒及子女养育者的身份。从20世纪开始，专业化成为了一种潮流。专业化要求更高的专业训练和教育，大学教育自然地承担了这一职责。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生院成立，社会地位较高的工作不再由家庭出身、世袭制度决定，而教育程度开始起主要决定作用。这促使大学内部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课程设置的改革及选修制的实行，女生的教育权利逐步得以保证，然而这些变化却引起了社会对大学和学院女权化的恐慌。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就是在这样一种进步与徘徊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三、西方各国大学男女同校制进程

虽然许多早期女子学院已经为妇女提供了完全的大学教育，但是，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院校都拒绝让妇女修读文科课程。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这类院校所提供的教育并非真正的大学教育。进入传统大学学习的女生经常遭到男同学的嘲笑，在校园中随处张贴着带有讽刺挖苦意味的漫画，学校的杂志和报纸上也会刊登怀有恶意的文章以打压在校的女生。虽然在同一个大学和学院接受教育，但妇女被隔离在学校的几乎所有重要组织和活动之外，包括俱乐部、食堂、乐团、荣誉社团等。除了男生对女生态度充满敌意，学校教职人员也经常忽视女学生的存在，老师在课内经常拒绝回答女学生的问题或者干脆禁止她们参与讨论。很多时候，甚至连校方的政策中也完全忽视女性或者将女性排除在外。作为针对这种情况的回应，女生效仿社会中女性主义者的做法，在校园中建立起一种独特的女性文化。她们创建各种辩论社，发展女性文学，编写女性杂志和报纸，并且在学校的刊物上另辟“女性专版”，同时在校内建立女性联谊会。这些女性组织和活动在女生摆脱大学生活中性别不公的斗争中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西方各国大学在实现男女同校制的进程中经历不尽相同，各自表现出了许多不同的问题：

1.美国

女生在传统大学中的出现，引发了大学课程的变革。在美国，尤其是在《莫里尔法案》颁布之后的最初几年，大学课程中就加入了两门女性课程。男女同校教育及对教师的需求促使许多大学创建了师范部，设立了家政课程。其中，衣阿华州立大学早在1871年就建立了此类课程。家政学在女子教育上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但是，许多教育界人士支持女性接受一定的、实用的家政训练。在大学中选修家政学的人数不断上升，充分说明该学科在学生中的受欢迎程度。女生在获得家政学的学位后，仍然可以在社会各个行业中找到稳定的职业。这一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尤其普遍。然而，应该看到，家政学系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妇女在其它学科学术上的进步。因为很多在其它学科已经取得了高学历的妇女，在大学谋职时往往就会被安排在家政系。据统计，到1911年时，美国60%的男女同校大学中的女教授都属于家政学系。教师培训和家政学这两个领域吸收了19世纪绝大多数美国大学的在校女生。1900年时，在男女同校的美国大学中，共有6.1万名女生，其中4.3万名属教育系，2000名属家政系。直到1900年以后，这一状况才发生改变，女生及大学女教师开始寻求其它感兴趣的课程。随着越来越多的妇女积极参与进步教育运动，新的课程需求日渐显现，例如，儿童心理学、婚姻和家庭问题研究、社会工作及慈善事业研究等。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也带来了其它方面的课程变革。各院系逐渐意识到，男女同校的大学教育中存在着一个令人头痛的趋势。在相同的专业中，男生和女生在选修课程方面表现出了很大的差异。男性多数不愿选择人类学及语言学，而对科学特别是一些新兴社会科学，例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等更感兴趣。然而，女性刚好相反，她们则更倾向于人类学和语言学（在女子进入大学教育领域之前，女性被认为没有能力完成这些学科的学习任务），以及社会学等。但与此同时，人们也逐渐意识到，男女选择学科的不同是以不同的职业兴趣和就业可能为基础的，而不再基于过去人们所认为的先天能力的差异。由于当时妇女的主要就业领域是教学或社会工作，因此，人类学、语言学及社会学的知识对她们的工作非常有利。但是，多数男性都打算进入商业以及其它一些人类学课程起不了很大作用的领域工作。于是，为了防止某些课程女性化的趋势，有些大学企图限制妇女入学，在所有学科中隔离男女生或者干脆废止男女同校制度。尽管如此，美国妇女的大学之路还是在继续前进，并在学术领域得到了发展。例如，1963年只有11%的博士学位授予妇女，但到1983年时已增加到33%。此外，大学中36%的副教授职位是由妇女担任的。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中另一种男女不平等表现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上。美国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大学不为女生提供住宿、医疗及体育设施，尽管学校具备这些设施。即便在某些大学女生可以使用某些体育设施，但一般都是在男生不使用的时候，例如用餐时间。直到1900年之后，美国东部的男女同校的大学才开始向女生提供宿舍及体育馆。

2.英国

英国的剑桥大学最早允许女生参加由该校主持的地方考试，此外，还为18岁以上的女生另设特别考试。男教师去剑桥大学的两所女子学院教课，这两所女子学院的学生也可去听男生的课程。在此期间，一些荣誉课程考试，例如为取得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资格的荣誉考试（Tripos），也接受妇女参加并非正式地对她们进行评分。1881年时，校方正式允许女生参加剑桥大学文学学士资格荣誉考试并给予评分。但直到此时，女生和男生一起参加完全相同的考试却不被授予学位或其它任何头衔。剑桥大学原来的做法极大地打压了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权利，大学中的妇女充其量不过是访客。这种不公的状态一直持续到1923年，此时剑桥大学才开始对女性授予学位，并正式允许她们有权利进入课堂听课。到1926年时，又允许妇女担任大学中的职务。1948年，妇女已经可以拥有剑桥大学校籍。虽然剑桥大学在为女生提供大学教育方面的态度极其保守和不公，然而，它在整个妇女解放运动中还是起了某些重要的作用。首先，剑桥大学在没有正式地招收女生入学之前，就已经在为妇女提供最高的学术培训，并使她们能将所学应用到教学之中。其次，剑桥大学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英国官方的态度，向剑桥大学要求获取学位权力的斗争可以说是妇女向政府要求获得选举权的演练。

牛津和剑桥大学这两所大学在英国社会的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了它们大学的毕业生对国家事务的参与乃至决定作用。因此，女生长期被这两所大学排除在外，也直接导致妇女被排除在国家事务之外。19世纪，追求大学教育的英国妇女及她们的支持者为争取获得学位进行了两次斗争，分别发生在1887年和1897年。这两次斗争最终确保了妇女从剑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资格荣誉考试。其中，第二次斗争导致了剑桥大学全校上下支持者和反对者双方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公开辩论。学校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这场运动掀起的波澜不亚于以往的某些政治斗争。从格顿和纽纳姆这两所隶属大学的女子学院，到妇女被正式接纳进入剑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位，再到最终获得校籍，英国妇女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的艰辛历程。

3.德国

德国女子高等教育发展显现出一个特殊的轨迹。由于所有德国大学都是公立的，因此，妇女入学问题很快就成为了德国所有大学的共同问题。有些德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解决问题的方式要么是全部开放，否则就一个也不开放。德国大学与国家密切关联的传统使得争论的焦点始终都在传统大学是否该招收女生入学从而男女同校的问题上。偶尔受美国女子学院的影响而创建女子学院的尝试也很快被证明是徒劳的。相比美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德国的女子高等教育只是局限在男女同校上。但是，必须看到，这种有限的女子教育发展空间却产生了积极的后果。美国多样性的女子高等教育为妇女较早地提供了大学教育的机会，但其教育质量参差不齐，并且从某种角度来说，美国妇女的大学教育要比男性狭窄很多，尤其表现在精英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领域。与之相反，虽然德国妇女正式进入大学是1900年之后的事，但她们很快就获得了进入所有大学学习的机会，其中也包括具有世界名望的大学。而在美国，这类大学一直到20世纪以后的很多年才向妇女开放。

在19世纪的德国，妇女的地位低下，也没有选举权，因此，她们无法为自己争取包括平等的教育权在内的各种社会政治权利。人们认为，大学中有女生是一件可笑的事情。19世纪末，当妇女真的出现在大学校园中时，许多德国教授都觉得难以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声称：“我们的大学是属于男性的。”有些教授甚至不顾一切地直接将课堂中的女生赶出教室［4］(P1)。

当时并非只有教授觉得无法接受妇女进入大学，事实上，在学术界人士、政府官员以及女性主义者中，有关德国妇女能否进入大学的争论是十分激烈和持久的。但是，这种论战并没有改变妇女对大学教育的渴望。在妇女被正式允许进入大学之前的40年间，约有3000名女子申请入学。1865年，慕尼黑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生。到1909年时，妇女正式获得在所有德国大学学习的权利。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妇女已经在德国大学中建立了自己的团体。改革者将妇女接受大学教育视作改善妇女社会地位的一种手段。应该看到，德国妇女进入大学学习也是女性主义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就。

女子高等教育在德国研究型大学中的出现和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问题。柏林大学于1810年创建后，最能从中得益的是中产阶级家庭的男性子弟。大学学位所带来的威望和社会地位吸引了更多来自不同背景的男生入学。还有许多外国学生涌入了德国大学，因此，当许多德国大学为过多的、背景复杂的，尤其是外国学生的入学而头痛时，有关妇女进入大学学习的争论使局面变得更为复杂。当时人们对妇女进入大学的一个最大顾虑是，大学教育对妇女而言可能是一种浪费，因为她们一旦结婚就会荒废学业。然而，当妇女真的将所接受的教育利用起来后，男性又开始恐慌妇女会把他们的就业机会抢走，特别是在医学和教学领域。

妇女在进入大学学习后，更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再是“妇女是否该学”，而是“妇女该学什么”。事实证明，首批进入大学的女生在学业上比男生优秀。虽然妇女已取得了法定的进入大学的权利，但她们的学习仅限于有限的领域，例如妇科医学、女校教学等。直到妇女进入大学数十年之后，女生才被获准和男性一样参加大学资格考试（Abitur）。更应该看到，允许妇女进入大学学习，对德国社会性别角色、教育伦理、教学形式等方面构成了挑战。女子高等教育的倡导者积极主张妇女打破传统的社会角色的束缚，以促进公平教育的发展。

德国妇女为争取获得大学教育的斗争萌芽于18世纪。当时有许多著作都论及该领域，其中最著名的是冯•希佩尔（TheodorvonHippel）的《论妇女修养的进步》一书。该书指出，妇女在德国大学中学习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中期。施洛泽（DorotheaSchlozer）178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被公认为德国历史上最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女子。1865年，在德国中产阶级妇女中爆发了要求拓宽就业领域的运动。与此同时，少数妇女被允许进入大学旁听课程，不过不能注册成为正式学生。因此，多数大学也没有专门的校规明令禁止女生入校。但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早期，有些妇女要求旁听大学课程迫使大学对此事采取明确的官方立场，从而导致了1879年几乎所有德国大学都明令禁止女生。从19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数个德国妇女团体又重新将妇女进入大学的议题提起，并于1887年开始兴起了一场有组织的请愿运动，该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请愿运动强调了培养高层次的女教师以及培养女内科医生的重要性。虽然这一请愿一开始遭到了政府的拒绝，但它在整个德国社会引起了对女子高等教育问题的关心。因此，到19世纪90年代后期，许多德国大学又重新向妇女开放，允许她们旁听大学课程，甚至还特许授予旁听者“博士”头衔，这也是当时妇女能得到的唯一学位。据统计，从1754年到1908年，共有169名女生（包括外国人）获得各科博士学位，其中仅医学博士学位获得者就有66人。从1900到1909年间，德国各州大学陆续对妇女开放。1900年，巴登—符腾堡州的大学首先接收女生入校，紧接着巴伐利亚州的大学也于1903年向女生开放。

德国社会就女子是否该接受大学教育的另一个争论源于是否该让妇女涉足公共事务领域。因为一旦妇女有权进入大学学习，她们就有资格参加国家职业资格考试，从而获得机会进入政府机关担任公务员，这也意味着妇女将有权完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德国的所有大学都是由政府出资的，政府和大学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到1900年时，德国大学已经成为了通往德国上层社会的通行证。由于当时的妇女团体都没有参政权，多数参政的党派也因而对女子高等教育持反对态度。后来，妇女获准进入大学的真正原因正是德国社会开始推崇社团主义，妇女开始被认为是社会中的一个团体，因而被允许作为团体而非个人进入大学。

四、西方大学实施男女同校制教育的历史贡献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是否实现了人们的期望一直是许多西方教育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在男女同校大学教育开始之初，人们只关注到妇女终于可以跻身于原本只属于男性的领地，女性终于拥有了与男性一样的机会。然而，这个目标的实现有着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人们当时过于看重了形式上的男女同校，却忽视了男女同校教育的内涵以及妇女特有的要求。妇女研究表明，虽然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妇女的学术成就也很突出，但她们始终处在次要的地位。这种次要的地位源自女性长期以来都是有限地接受教育。直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女生才和男生一样享有几乎相同的大学教育。在学术领域，妇女似乎在女子学院或女性专业中更能体现自己的学术优越性。因此，男女同校大学教育不应该仅仅从数据统计来判断它的公平性，而应该从大学学术的发展出发重新思考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19世纪70～90年代入学的第一批女生后来成为了女子高等教育的先驱者。她们治学严谨、目标明确、信念坚定。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她们向世人证明了妇女是能够接受大学教育的，不仅在学术上可以得到发展，而且在一些领域特别是在医学、科学、教学及社会工作领域亦可获得很大的学术成就。她们中不少留在了大学教育领域，有些人成为了大学教授，有些人则成为了大学行政人员。尽管第一代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女性经历了无数的磨难甚至屈辱，但也享受到了大学教育带给她们的个人满足及个人解放感。大学教育给予了妇女更宽广的人生选择。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女生和男生双方都开始接受男女共存的教育环境，从而为社会接受男女共存的工作环境、发展男女合作的工作方式铺设了道路。

与此同时，女性自身首先对自己在社会和家庭中应该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多数女生将智力和专业事业视为她们的一种人生选择，而婚姻和家庭以及母亲的角色则是另一种人生选择。但在当时，想要事业和家庭两者兼得似乎还不可能。因此，女子高等教育的一个后果便是，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相比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女性，她们选择不结婚、不要孩子的比例很高。这也成为了人们抨击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主要原因之一。

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成功最早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表现在妇女在大学和学院中的人数上。19世纪末，在美国，男女同校的院校数已经超过男女隔离的院校数。男女同校教育已经成为了美国大学教育的主导模式。到1920年时，大学女生人数已经占到全部学生人数的一半，其中80％的女生在男女同校的大学中学习。其次，表现在女大学生的智力成就上。以美国芝加哥大学为例，从1892年到1902年的十年间，该校46%的学士学位是由女生获得的。在其他院校中，情况也很类似。妇女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促使一些大学逐步放弃了对授予妇女学位及学术荣誉的限制。

在女子高等教育开端时期，妇女在传统大学校园中的出现意味着该校缺乏资金及社会威望。正如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校长范海斯（CharlesR.VanHise）所说的：导致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原因纯粹是经济的。因此，随着1900年后威斯康星、斯坦福和芝加哥等大学逐步获得政府更多的财政资助，它们曾试图缩减或限制男女同校的规模以期提高大学的威望。但应该看到，这种尝试显然是有悖大学教育发展的。

妇女在西方大学中被忽视，甚至被不公正对待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前半期。然而，女生在大学校园中的日常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与此同时，男女学生的社会生活模式也逐渐变得宽松。随着越来越多的男大学生将女大学生作为择偶对象，女大学生也更青睐男女同校的大学模式。因此，妇女在大学校园中的出现不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妇女也越来越将大学教育视为一种有重要意义的人生经历。据统计，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对大学教育的参与达到了高点。这一成果因受到了两次大战后社会及政治保守主义的影响而削弱。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妇女接受大学教育的比例才超过20世纪30年代的记录［2］(P14)。70年代兴起的女性主义运动的高潮，使人们在大学教育领域更加关注妇女的智力和专业潜力。

然而，必须指出，社会对女子高等教育的反对并没有因为大学之门的敞开而消失。著名女诗人伍尔夫（VirginiaWoolf）就曾将人们对女性的潜在歧视和不公正对待描述为“和根一样深，却象海上的烟雾般不可及”［8］(P28)。一方面，妇女在进入大学之初所经历的不公正待遇为男女同校大学教育的发展留下了一个很大的后遗症。另一方面，这也成为激励了女子高等教育的支持者更加不懈地努力和奋斗的动力。

［参考文献］

［1］RosalindRosenberg.TheLimitsofAccess:TheHistoryofCoeducationinAmerica［A］.JohnMackFaragherandFlorenceHowe.WomenandHigherEducationinAmericanHistory:EssaysFromMountHolyokeCollegeSesquicentennialSymposia［C］.NewYork:W.W.Norton&Company,Inc.,1988.108.

［2］JanaNidifferandCarolynT.Bashaw.WomenAdministratorsinHigherEducation［M］.NewYork:StateUniversityofNewYorkPress,2001.

［3］CharlotteWilliamsConable.WomenatCornell:TheMythofEqualEducation［M］.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77.184.

男女范文篇10

关键词：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表现;分析

引言

大学生既是承载家长高期望值的特殊群体，也是承载社会高期望值的特殊群体。在最终成才、体现自我价值等主观愿望方面，这个“特殊群体”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但是，近年国内大学里出现了一些虽不普遍却也并不罕见的令人担忧的负面现象：苦闷、彷徨、焦虑、偏执、脆弱，于是乎休学者有之，退学者有之，轻生自杀者有之……这些非同寻常的问题不但影响了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也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尽管我们不能做出所有大学生事件都是由压力所导致的结论，但有研究认为，任何事件在发生前的一刹那，确实和压力所导致的心理失衡有着必然的联系。由此我们可以确定，压力水平或压力指数是大学生心理健康程度的晴雨表。2005年的一项高校大学生心理调查显示，压力过大在心理问题中高居榜首，有20.0%左右的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1.0%左右有严重程度的心理压力，表现为焦虑、恐惧、忧郁、神经衰弱等。2006年由南京工业大学团委组织的南京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调查结果正式公布，结果显示，有超过一半的在校大学生存在较大和很大的心理压力，而其中仅有1.0%的学生采取向学校或老师寻求帮助的方式解压，绝大部分学生则是通过和同学交流、自我释放、与父母沟通等途径解决。与此相对应的，只有不到10.0%学生感觉压力不大或者没有压力。而且，在大学生中，男生与女生心理危机的表现是不同的，因为男女生无论是在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有所不同。因此了解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异同对于预防与缓解男女大学生心理压力有重大作用。有利于高校根据性别更加有效地解决男女大学生的心理问题，也有利于大学生更加健康地成长，更好的实现自我价值。

一、文献回顾

目前国内外对于大学生这一整体的心理危机研究比较多，而且大多偏重于心理危机的预警机制与干预机制，而对于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在表现与成因方面的异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比较。

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鼻祖，G•Caplan认为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情境，而他先前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其惯常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处境时，即他必须面对的困难情境超过了他的能力时，这个人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这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心理危机的产生不但与应激事件有关，还取决于个体解决应激的有效资源及个体对困难情境的评估。因此，心理危机不是个体经历的事件本身，而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困难情境的情绪反应状态。[1]

张光涛等认为心理危机可以指心理状态的严重失调，心理矛盾激烈冲突难以解决，也可以指精神面临崩溃或精神失常，还可以指发生心理障碍。它是由一些心理冲突引起的一种内部心理状态或生理反应。它包括：个体或群体面临的损失、危险、不幸、羞辱、不可控性、日常生活的崩溃、不确定性和隐性的沟通。[2]

目前，学术界关于心理危机内涵的看法是基本趋于一致的。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分类，有三种分法：二分法、三分法和四分法。[3]其中比较流行的是布拉默提出的三分法，即心理危机有发展性危机、境遇性危机和存在性危机三种情况。发展性危机是个人在正常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急剧的变化或转变所产生的异常反应。境遇性危机是个人无法控制或预测的突发或超常事件，例如交通事故、自然灾害等。存在性危机是一些人生重要而根本问题(人生目的、意义、价值、责任等)的出现导致的个人内心的冲突和焦虑。[4]导致大学生心理危机的原因有:个体与自我的冲突、[5]个体与他人的冲突、[6]个体与环境的冲突、[7]观念和文化的冲突等。[8]大学生危机干预策略包括：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机制、[9]建立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机制。[10]

国内学术界对大学生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大部分都是从相对宏观的层面泛泛而谈，尚处于初步阶段。特别是对于大学生心理危机研究大多以大学生这一整体为研究对象，而对于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的成因与表现异同并没有一个系统的比较，所以本文从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的表现异同及成因出发进行考察，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二、研究设计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心理危机：当一个人面对困难情境，而他先前处理问题的方式及其惯常的支持系统不足以应对眼前的处境时，即他必须面对的困难情境超过了他的能力时，这个人就会产生暂时的心理困扰，这种暂时性的心理失衡状态就是心理危机。心理危机的产生不但与应激事件有关，还取决于个体解决应激的有效资源及个体对困难情境的评估。因此，心理危机不是个体经历的事件本身，而是他对自己所经历的困难情境的情绪反应状态。

大学生心理危机：大学生心理危机就是指学生个体运用寻常应付方式不能处理目前所遇到的内外部应激而陷于极度的焦虑、抑郁、甚至失去控制、不能自拔的状态。

心理压力：心理压力有一部分是由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生活事件引起的。不能化作动力或是已经给人带来困扰的压力，就可以说是一种心理危机。（在本文中，心理压力和心理危机的概念是可以替换使用的。）

（二）资料收集方法

1.问卷调查法

本次调查的总体为南京某高校卫岗校区的所有本科生。抽取调查的总样本数为100份。抽样过程为：先随机选取10个学院，再在每个学院随机选取10个宿舍（男生宿舍与女生宿舍各5个），最后以在每个宿舍遇见的第一个人为调查对象进行调查。

2.访谈法

本研究另采取半结构式访谈法，选取10个个案，男女生各5名，以了解男女生在心理危机表现方面有哪些异同以及产生异同的成因。

（三）指标体系

本调查采用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问答题的形式，从学习、就业、经济、人际交往、家庭等方面来了解男女大学生心理压力表现及造成这种压力的成因，以比较男女大学生的差异。

（四）资料分析方法

1.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研究运用SPSS11.5软件对问卷调查资料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2.个案编码分析

本研究采用十个个案访谈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具体方法如下：

A.编码记号：

a.学生性别编码：该编码用来表示访谈时案主的性别。如果是男生，则用“M”表示，如果是女生，则用“F”表示。

b.个案的编码：用“个案”一词的英文单词“CASE”的第一个字母“C”和个案排列顺序的序数组成，如个案1为“C1”。

c.话题的编码：每个问题分别用Q1、Q2、Q4、Q5等表示。

B.编码方法：

第一组为学生性别编码，第二组为个案编码，第三组为话题的编码。比如，“M-C1-Q1”表示男生（M）个案1（C1）对问题1（Q1）的看法。

（五）实施过程

本研究在收集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表现的相关资料时候采用了问卷调查与个案访谈相结合的方法。问卷调查以南京某高校在校本科生为总体，采取多段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调查对象，实际发放问卷100份，回收有效问卷95份，有效回收率为95.0%。在调查的95位大学生中，男生44人，女生51人，大一学生21人，大二学生35人，大三学生17人，大四学生22人。个案的被研究者是问卷被调查者中的10位大学生。

三、男女大学生心理危机的不同表现

所谓压力指环境对人的要求与人去应付这些环境能力之间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将导致严重的精神负担,从而产生压力。美国国家精神研究所菲利普.戈尔德博士说过：“世界上没有不存在压力的环境。”大学生在正常的成长和发展过程中，遇到一些心理压力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处理不好，很容易导致心理压力，从而造成不良影响。大学生的压力主要来自学习，专业发展，就业问题，经济问题，情感问题等。面对这些问题，男女大学生的心理感受和诉求的方法有差异，主要表现有：

1.女大学生对学习方面的压力感受明显高于男生

关于学习方面的压力，是大家共同存在的，只不过男女生对于不同方面的强度不同。具体如下：

表1男女大学生关于学习压力情况反应

男女

是否是否

学习效率低下是否感到烦躁56.8%43.2%76.4%23.6%

考试前是否紧张63.6%36.4%88.2%11.8%

紧张是否影响成绩45.5%54.5%92.2%7.8%

压力对学习是否有影响59.1%40.9%68.6%31.4%

成绩排名对学习是否有影响66.0%34.0%62.7%37.3%

四、六级对心理是否有影响75.0%25.0%78.4%21.6%

对所学专业是否满意43.2%56.8%66.7%33.3%

表1显示，女生对考试成绩更在意。其中最明显的有92.2%的女生认为紧张影响成绩，而男生只有45.5%的人觉得紧张影响成绩，仅相当于女生的一半。而与此相关的，如学习效率低下而感到烦躁，考前紧张等情况，女生所占的比例分别为76.4%和88.2%，这也比相对应男生所占比例的56.8%和63.6%明显要高。至于在四、六级对心理的影响，成绩排名对学习的影响以及压力对学习的影响等方面男女生差距不大。但是总体来说，女生对于学习方面的压力感受要高于男生。

2.在就业方面，男女大学生期望不同，但女生就业压力高于男生

表2对工作的期望

男女

工作稳定轻松27.3%45.1%

收入高发展好54.5%19.6%

专业对口13.6%21.6%

兴趣4.55%9.8%

其他0.05%3.9%

表2显示，希望工作稳定轻松的男生有12人，占接受访问男生总数的27.3%，而女生则有23人之多，占接受访问女生总数的45.1%。对于工作收入和发展的要求，男生有54.5%的人希望工作收入高发展好，而对此方面有所期望的女生仅有19.6%。对于专业对口、兴趣和其他方面的要求女生则多于男生。

可见对于工作，女大学生期望工作稳定轻松，而男大学生期望收入高发展好。

而对于就业形式的压力情况，数据统计如下：

表3对于目前就业形势的压力

男女

非常大20.5%25.5%

大36.4%43.1%

一般34.1%29.4%

没有9.0%2.0%

表3显示对于就业形势男女生都有压力，但是女生相对较高。认为压力大或者非常大的男生占56.9%，而女生占68.6%。可见男女生对于就业形势的压力感。而认为没有压力的男生有9%，而与之相对的，女生仅有2%。从这一组数据我们不难看出，女生对于就业形势的压力高于男生。

3.在日常消费上，男女生消费重点不同；因攀比而造成的压力女生多于男生

在大学虽然生活相对独立，但是大学生的经济并不独立。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费还是要依靠父母的给予。一些平时花钱大手大脚习惯的人往往会有很大的经济压力。而且有些人虚荣心在作祟，和同学之间攀比成风，而并不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盲目追随大流，这也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

因攀比而造成的压力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4大学生因攀比而造成压力

男女

经常11.4%15.7%

有时25.0%33.3%

较少47.7%35.9%

无15.9%15.7%

表4显示经常因攀比造成压力的女生有8人，占调查女生总数的15.7%，男生仅有5人，占调查男生总数的11.4%。而分别有25.0%和33.3%的男女生有时会因攀比造成压力。这两项数据女生均高于男生。而较少或不会因攀比造成压力的女生共有51.6%，男生有63.6%。不难看出女生因攀比造成的压力要多于男生。

通过对大学生在校期间主要支出的调查还发现，除了伙食费、学费、购书和文具等必需支出外，在服装和娱乐以及恋爱方面的支出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女生在服装方面的支出明显多于男生，而娱乐方面的支出男生主要集中在电脑等方面，而女生旅游方面的支出略多于男生。恋爱方面的支出男生则比女生更多一些。随着时代的发展，很多大学生追求独立，于是在外面租房子的花费也占有一定比例。

这些额外支出或多或少都会给尚没有收入的大学生造成经济压力，同时不难看出培养大学生的理财观念很必要。

4.在健康意识上男女生差别不大，但总体来说男生略高于女生

当今社会各种竞争激烈，人们生活压力大，很多人都处在亚健康状态。这一现象在大学生中也有体现。

表5大学生认为健康的重要程度

男女

重要70.5%78.4%

一般27.3%19.6%

不重要2.2%2.0%

表5显示，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把健康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认为健康很重要的男生有70.5%，女生有78.4%。27.3%的男生和19.6%的女生认为健康一般重要，这一比例男生明显较高。除此之外，均有2.0%左右的男女生觉得健康不重要。同时，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现在大学生承受的压力。

表6大学生对健康的担忧频率

男女

经常63.6%58.8%

偶尔31.8%35.3%

从不4.6%5.9%

表6显示，男女生对健康担忧的频率差不多。经常担心的男生有63.6%，女生58.8%。与此相对的，仅有4.6%的男生和5.9%的女生对健康从不担忧。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各种压力已经影响到了大学生的身心健康，稍有不慎，很可能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5.在处理同学关系上，女生不如男生

大学生人际交往有主动追求开放式交往，以寝室为中心，社会工作和网络社交占主导，情感型交往与功利型交往并重的特点。但是在此过程中，如果处理不好各种关系，很可能给大学生带来心理压力。

“我来自农村，因为经济状况不好，而周围的很多同学都很有钱，名牌衣服什么的，再加上本身性格就内向，这种差距更加重了我的孤僻，总觉得跟他们在一起相处有压力，虽然他们对我很好。”（M-C3-Q4）

这种状况并不是个别现象，很多从农村来的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都或多或少有这种心理压力。

表7大学生与同学相处状况

男女

很好68.2%62.7%

一般25.0%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