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诉范文10篇

畅通群众表达意愿渠道，不断完善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有效措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是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具体要求。**省**县于**年8月在全县12个乡镇设立了以信息接收、梳理决策、诉求落实和责任监督四项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诉求中心。**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后，该县又将乡镇司法调解所、综治办与农民诉求中心合署办公，把群众诉求、司法调解和维护稳定有机统一起来，并逐步建立健全了乡村干部“访谈”的配套机制。农民诉求系统运行近三年来，极大地畅通了农民利益的表达渠道，农民“上求”与干部“下访”双向交流，推进了乡镇政府职能由过去“管、收、批”的干预型越位政府，逐渐转变为“扶、帮、助”的服务型补位政府。

一、农民诉求中心成立的背景

**县诉求中心起源于太源乡农民投诉中心，太源乡是个贫困山区小乡，经济基础较差，困难群众较多。针对农民反映问题无场所无人接访，乡干部普遍存在怕接访群众的问题以及农民反映的问题久拖不落实，责任不明确、重复访的问题较多，造成干群关系较紧张的现状，该乡新班子上任后提出了设立农民投诉中心的设想并付诸实施。投诉中心的职能主要是：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提供农业技术、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调解农村较复杂的矛盾纠纷；受理群众对乡村干部和乡直单位的投诉，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愿。投诉中心的设立，拓宽了民情渠道，密切了干群关系，化解了矛盾，维护了稳定。该乡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太源乡的做法得到了县委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并以“农民诉求中心”予以推广。

二、农民诉求中心的主要做法

农民诉求中心以“热情、高效、耐心、细致”为宗旨，落实四项机制，推动诉求中心运行。一是实行信息接收传输机制。农民诉求中心由乡镇党委牵头，综治办、司法所、乡镇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由乡镇纪委书记担任主任，负责诉求中心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诉求中心把捕捉和传输各类信息当作乡镇干部的首要任务来抓，每天安排一名副科级干部负责接待诉求群众，要求接待人员对前来投诉和求助的群众做到热情接待，并认真填写诉求记录。每逢圩日，诉求中心还专门安排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接待诉求群众，进行现场办公，同时，要求乡镇干部转变工作思路，通过多种途径，为农民提供准确快捷的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将提供信息的种类、条数、效果记录在案，作为年终工作的重要内容进行考核。二是实行信息梳理决策机制。规定对群众的诉求，能当场回答的要耐心回答，对当场难以答复的问题，要进行梳理分类，提出处理意见，呈主要领导批示。对农民群众提出的涉及面较广的诸如修路铺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交由每月一次的乡镇党政联系会议进行民主决策。通过农民诉求中心的这种实践，乡镇领导逐渐养成了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的领导思维和领导方式，提高了服务农民的能力。三是实行问题建议落实机制。对梳理分类后的问题和建议，落实职能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属本乡镇能够解决的事情，三天内必须予以解决；属重大事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一个星期内政务公开栏内公布答复；属于本乡镇无力解决的事项，除耐心向群众作出解释外，要主动与县直有关部门进行协商解决。对群众提出反映村一级和乡直单位工作方面的投诉，由农民诉求中心报乡镇主要领导同意后向村委会和乡直单位下达《通知单》，责成三天内处理完，三天内没有进行处理的，下达《督办通知单》，村及乡镇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乡镇政府作出说明，对符合政策拖着不办的乡镇纪委进行查处。办理完毕后，由承办单位向乡镇党委政府报告办理结果。四是实行责任监督机制。规定接访领导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分管领导和包村领导为直接责任人。为避免架空村一级组织，规定，属村一级能解决的问题，村党支部书记应为主要落实责任人。为接受诉求群众的监督，乡镇党委、政府聘请若干名农民义务监督员，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将监督内容，主要领导联系方式统一印制，制定“民心卡”发给农民监督员，并将乡镇机关全体干部的照片、姓名、职务、分管工作等内容揭挂上墙。

为让农民“上求”与干部“下访”能够双向进行，形成良性互动，将农民的事办得更好，该县在乡村干部中推行“走访”、“夜谈”制度。要求乡村干部利用农闲和晚上的时间，到农户家走访，了解社情民意，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规定乡镇干部每月下村时间不得少于15天。印制“访谈”工作手册，要求干部在访谈过程中认真纪录，每月进行检查。

一、对于公民诉讼性质的探讨

（一）公民诉讼的概念

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理论著述，我们认为公民诉讼特指基于特定关系而委托那些非法律职业的普通公民担任诉讼案件的人，并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权利参与案件诉讼的一种活动。它是与专业诉讼相对的一个概念，后者专指律师或其他法律工作者受托作为人进行诉讼的行为。

（二）公民诉讼性质的法律法理分析

有学者认为公民行为主要发生在这样一种关系当中：人与被人之间所达成的协议或约定是一种委托合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因合同而构成一种委托关系，委托合同和委托关系受合同法保护和调整。在委托关系中，由于受托人在经办委托人所委托的事务时付出了劳动，因此委托人理应对受托人支付相应的报酬。也就是说，二者的关系又是一种劳务关系，而我国合同法肯定了委托关系中受托人收费的正当性。按照上述分析，在法律法理层面上讲，公民诉讼收费是合法合理的，如果强行禁止势必会造成违宪问题。我们认为，要寻求对此问题的解决措施方法，首先要对公民诉讼收费问题形成的原因进行深层次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要在法律规定上对公民诉讼参与资格进行合法的规制。

二、公民诉讼问题现状原因分析

摘要:非法证据如何排除的规则最早是在刑事领域被运用，但是人们逐渐产生了司法公正方面的呼声，因此在民诉法的领域也是出现了这方面的运用，排除非法证据的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证据制度一直以来是民诉法核心，社会进步让非法证据在相关案件中产生更强的影响力，若是不能对案件证据进行合理处理，就会增加案件处理的阻力和难度，不利于对诉讼人利益的保护以及法官工作。因此有效排除非法证据已经是民诉法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国内的民诉法在这方面有着诸多的不足之处，文章就是对此的简要分析，希望可以有助于民诉法的完善和进步。

关键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民诉法;适用;问题

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在国外的一些刑事诉讼法中早已经产生，后来逐渐在各国法律中得到运用，在国内也是逐渐被人们熟知。在民诉法方面这一规则的运用则是受到民众的关注，也是引起了诸多学者的探讨。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这一规则是产生于美国，指的是政府违反法律的规定，用不正当的扣押、搜查手段获得证据，不能在刑事指控中作为被采纳的证据。若是被告方对这类证据提出异议，法官可以将这部分证据排除［1］。而这也是对诉讼人权益的一种保障，可以让案件审理更加公平，也是让法院公正性得到维护。

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国内民诉法中的适用及问题

[论文关键词]证明责任民事诉讼刑事诉讼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将民诉中的证明责任概念引入刑诉，以从证明责任角度来加深司法工作人员对疑罪从无、疑罪从轻的理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孕育保障人权理念。为司法人员在实践中把握疑罪从无原则提供一个可操作性的标准。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一个民事诉讼法上的概念，是指当双方当事人穷尽一切手段都无法说明某一个案件事实的真实情况，从而使得法官无法基于现有证据对该案件事实作出内心确信时，得判决主张对己有利事实之当事人承担该案件事实真伪不明之证明责任，即承担不利后果之责任，或说败诉责任。也就是说当案件事实真伪不明超出法官自由心证范围时，就进入了证明责任的领域内。自由心证和证明责任有各自作用的范围。正是因为证明责任分配的存在，民事诉讼才得以获得民众普遍认可的公正，尽管这种公正也许并不是真实情况的反映，但是程序公正为当事人提供了公平的对抗平台，提供了有效的救济手段，而败诉是当事人自己未能有效攻击防御的结果，在情感上败诉当事人虽有不甘，但也是能够接受的。从而平复了业已破坏的社会秩序。

在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和客观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又称为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则称为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主观的证明责任又包含主张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与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在民事诉讼中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结果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法院在案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根据法律预设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进行裁判的法律规范，对事实真伪不明时如何判决具有实质意义。它是由法律预先分配的，是不可转移的，具有指导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为法院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提供裁判依据的作用。英美法系证据法又称之为“说服责任”，即任何主张争议事实的当事人，不能以充分的证据说服陪审团和法官，或者争执的结果真伪不明，便承担败诉的风险。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都必须用证据证明其主张的事实的可信性和诉讼行为的正当性。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根据诉讼进行的情况动态分配，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动态转换。它具有引导案件事实的证明不断深入的功能。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又称为“提供证据的责任”或“推进责任”。

现在我们把证明责任的分配引入刑事诉讼中来讨论：我们都知道刑事诉讼是一个追究犯罪实现国家刑罚权的过程，其中有一项现代各国基本都已确立的原则被告人不得自证无罪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要对被告人判处刑罚，那么控诉机关必须要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其对被告人之指控是真实可信的，否则就应当对被告人作无罪判决。而不得要求被告人自己证明自己的罪行，更不能为获得被告人之口供而刑讯逼供。基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在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之分配是绝对的不一样的。民事诉讼行为意义上证明责任之分配是动态的在当事人之间转换的，而刑事诉讼中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则完全由控诉机关来承担。具体到案件中就是对于被告人的各项犯罪指控都是由控诉机关提出并收集提供证据进行证明。所以从推进诉讼进程，引导案件事实证明不断深入这点上，其责任几乎都在控诉机关身上。所以可以这样说刑事诉讼不存在民事诉讼中所谓的动态的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控诉机关承担的是绝对的诉讼程序推进责任。我们知道行为意义上的证明责任是包含主张责任和提出证据的责任两部分的，在刑事诉讼具体案件中主张责任就是控诉机关对被告人之犯罪指控或说指控罪名的提出。而后控诉机关必须围绕其所指控之罪名提出充分证据来证实被告人确实犯该罪。那么控诉机关必须提出哪些事实呢？让我们先分析一下民事诉讼的情况。在民事诉讼中将各种实体法律规范划分为请求权规范和对立规范。对立规范又分为权利妨碍规范、权利受制规范、权利消灭规范。权利妨碍规范是阻止权利的生效，比如合同双方其中一方无行为能力，后又未被监护人追认。此时主张无行为能力就是主张一个妨碍规范。权利受制规范是指阻止权利的行使，比如同时履行抗辩、不安履行抗辩等。权利消灭规范是指权利被消灭已经不存在。比如债务履行而消灭债权。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主张权利的人必须证明权利形成规范要件事实的存在，即对此事实承担证明责任；而针对此权利进行抗辩提出妨碍规范、受制规范和消灭规范之当事人则必须对其提出的以上三种规范承担证明责任，也即当以上规范要件事实无法证明时其要承担败诉的责任。那么在刑法中是否存在法律规范的如此划分呢？我认为是存在的。具体罪名之犯罪构成要件即可看作是刑罚权规范（类似权利形成规范）；而刑法规定之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阻却行为违法性之规范则为权利妨碍规范；刑事追诉时效则为权利消灭规范，即一旦犯罪行为超过追诉时效就不再予以追究，刑罚权消灭。但是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证明之根本不同，在于后者对基本规范要件事实（权利形成规范）与对立规范之证明责任分配给双方当事人分别承担，而前者无论是基本规范还是对立规范都由控诉方承担。也就是在刑事诉讼中，控诉方不仅要证明被告人行为符合具体罪名之犯罪构成要件事实，而且还要证明其不存在违法阻却事由（权利妨碍规范）和未过追诉时效（权利消灭规范）。这一点恰是与被告人不得自证其罪原则一致的。因此我们得出的刑事诉讼证明责任分配结论是：对于基本规范和对立规范之案件事实之证明责任均分配给控诉机关，当这些案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则由控诉机关承担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发回重审”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二审法院处理上诉案件的一种处理方式。笔者以为，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项中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发回重审”的规定有所不妥，应予废止。理由如下：

一、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项中“发回重审”制度的哲学依据有所不妥

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发回重审”制度的依据主要是认为案件的事实是客观的，“适用法律”作为查清案件事实后对法律的理解运用是主观的。查清案件的事实是第一审人民法院的职责，因此，当二审法院认为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时，“发回重审”就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但笔者对此种见解难以苟同，这种见解其实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曲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人的认识会无限趋近客观事物，但永远不可能与之完全重合。因此，在民事诉讼法中人为地将对案件实体问题的审理分割为查清事实和适用法律是不科学的。严格地讲，人民法院经审理所查清并认定的是一种与案件客观事实“高度盖然”的“法律事实”，而不是（也永远不可能是）案件客观事实的完全重现。正因为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有主观色彩，因此，“查清事实”同“适用法律”同样具有主观性。当二审人民法院认为一审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适用法律有错误，二审人民法院就应依自己的理解撤销一审判决，对上诉案件进行依法改判。把同样具有主观性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和“适用法律有错误”人为割裂为“发回重审”和“依法改判”两种处理方式明显不妥。

二、民诉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三项的“发回重审”制度违背效率原则

“发回重审”使程序上本无问题的案件重新回到审判程序的起始点，加大了一审人民法院的负担，使本已不堪重负的一审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的工作量进一步加大，其直接后果就是一审法院的审判员为结案而结案，这又直接导致案件质量下降，上诉案件增多，而上诉案件增多又使发回重审案件增多。如此一来，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如果发回重审后，一审法院再作出一个判决，当事人不服又诉至二审法院，二审法院又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发回重审，其结果是在浪费了大量诉讼成本之后案件仍没有解决。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称民事诉讼法），将于2008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笔者作为一名执行法官，通过学习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执行程序，对其中立即执行、财产报告、执行救济三项法律制度施行，浅谈以下观点。

一、立即执行法律制度

原民事诉讼法第220条规定，执行员接到执行申请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执行人员纷纷提出执行通知就是逃债通知，强烈要求立法者取消该项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时虽然没有取消该项规定，但是为了防止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即在民事诉讼法第216条增加第二款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措施。这就是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即执行法律制度。

立即执行是指执行员接到执行申请书或者移交执行书，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发现被执行人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可以不受执行通知的限制，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控制被执行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立即执行可以有效地防止被执行人隐匿、转移或者损毁财产，保护申请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有效惩治被执行人的赖债行为，执行人员应当充分合法地运用立即执行法律制度。

（一）立即执行的启动启动立即执行要以当事人主义为主，职权主义为辅。当事人之间发生了纠纷，并通过法定程序确定权利义务，权利人最关注自己权益的实现，申请执行人最清楚被执行人财产状况，申请执行人也最能发现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因此，启动立即执行应由申请执行人申请，以书面申请立即执行为主，书面申请有困难的，也可以口头申请记录在案，由申请执行人签名。情况紧急时，申请执行人还可以用传真或者电话向执行员报告。执行员收到立即执行申请，要在第一时间向执行机构负责人报告，并立即采取执行措施控制被执行人财产。

（二）立即执行的导诉执行员收到执行案件，把实现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作为落实“一心为民，司法公正”的具体措施，应当向申请执行人导诉，若是发现被执行人隐匿、转移财产，及时向执行法院报告。全国法院系统应当建立执行财产举报中心，要为执行人员解决专用通讯经费，保证执行干警的移动电话随时开机。执行员接到群众举报或者发现被执行人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立即报告执行机构负责人，在最短时间内裁定控制被执行人财产，并通知当事人双方。但是立即执行仅限于冻结、扣押、查封和提取等控制性措施，不得处分被执行人财产。当执行通知指定被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期限届满后，方可处分被执行人财产。

自1992年以来，民事诉讼法的年均律考分值约为32分，仅次于合同法、刑法，事与刑事诉讼法并列第三。从题型分布看，兼重选择题与案例分析题，其中每年的案例分析题为1至2道题，个题分值在7--9分之间。

从历届试题分析，较为侧重的考点有：

1、管辖（级别、地域、协议、专属管辖等，可算民事诉讼法第一大户）；

2、各个诉讼参与人的地位确定；

3、财产保全、先预执行；

4、证据分类、举证责任负担；

一、人大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历程

人大民事诉讼法学科与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制的诞生、成长过程同步。

作为大陆法系的一个传统基础学科，民事诉讼法学在人大法律系成立后就备受重视，1950-1955年依托民法教研室开展教学和科研活动，1956年法律系成立了审判法教研室，专门负责司法制度、法院组织、诉讼程序的教学和研究。教学内容以苏联民事诉讼法为主，到1953年后才开始结合中国的实际。在这种边学边教的教学模式下，人大法律系培养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民事诉讼法学者。1950年入学的杨荣馨、1951年入学的常怡、1952年入学的江伟，此后逐步成长为新中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奠基人，并且入选当代中国法学名家。

当时人大民诉法学的科研重点是翻译苏联学者编写的民诉法教材和著作。例如，195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克林曼著《苏联民事诉讼法概论》、1954年民法教研室翻译的苏联著名民诉法学家C·H·阿布拉莫夫的体系性著作《苏维埃民事诉讼》（上、下）。此外，人大出版社出版的《民事诉讼中的检察长》、[1]《诉讼当事人的辩解》、[2]《诉权》[3]等前苏联民事诉讼法学作品，也均系人大民法、审判法教研室组织翻译。其中，顾尔维奇·М·А·所著的《诉权》，至今仍然深刻影响着中国民诉法学界关于诉权理论的认识。

在学习和介绍前苏联民诉法的同时，民法、审判法教研室从1953年起开始收集和整理新中国成立后的的司法文件，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诉讼程序参考资料》，先后共六辑。这些资料，对于研究新中国初期的司法制度和诉讼程序，弥足珍贵，也为后民诉法教科书的编写和民诉法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大量宝贵的经验素材。

1978年以后，民诉法学科在经历了政治运动的冲击后逐步复苏和发展。其首先表现为，以教科书编撰为中心的注释法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80年，人大法律系江伟、范明辛等编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讲义》，在人大油印发行，此讲义经试用和修改后，1982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本书分四篇：概论篇、总则篇、程序篇（上篇审判程序、下篇执行程序）、人民调解仲裁和公证篇。本书为承上启下之作，深刻塑造了民诉法教科书的面貌，奠定了新中国民诉法教材和理论体系的雏形，是“开辟民事诉讼法学这门学科领域里作的大胆尝试”。[4]另一方面的表现是，除了常规的教学和科研外，江伟老师所代表的人大民诉法学科在立法上的巨大贡献最值得关注。

畅通群众表达意愿渠道，不断完善联系和服务群众的有效措施，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巩固党执政的群众基础，是党中央对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的具体要求。江西省南丰县于2004年8月在全县12个乡镇设立了以信息接收、梳理决策、诉求落实和责任监督四项机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民诉求中心。2005年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后，该县又将乡镇司法调解所、综治办与农民诉求中心合署办公，把群众诉求、司法调解和维护稳定有机统一起来，并逐步建立健全了乡村干部“访谈”的配套机制。农民诉求系统运行近三年来，极大地畅通了农民利益的表达渠道，农民“上求”与干部“下访”双向交流，推进了乡镇政府职能由过去“管、收、批”的干预型越位政府，逐渐转变为“扶、帮、助”的服务型补位政府。

一、农民诉求中心成立的背景

南丰县诉求中心起源于太源乡农民投诉中心，太源乡是个贫困山区小乡，经济基础较差，困难群众较多。针对农民反映问题无场所无人接访，乡干部普遍存在怕接访群众的问题以及农民反映的问题久拖不落实，责任不明确、重复访的问题较多，造成干群关系较紧张的现状，该乡新班子上任后提出了设立农民投诉中心的设想并付诸实施。投诉中心的职能主要是：解决农民群众生产生活上的实际困难；提供农业技术、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调解农村较复杂的矛盾纠纷；受理群众对乡村干部和乡直单位的投诉，倾听群众的呼声和意愿。投诉中心的设立，拓宽了民情渠道，密切了干群关系，化解了矛盾，维护了稳定。该乡连续三年被评为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单位。太源乡的做法得到了县委及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专门组织人员进行调研并以“农民诉求中心”予以推广。

二、农民诉求中心的主要做法

农民诉求中心以“热情、高效、耐心、细致”为宗旨，落实四项机制，推动诉求中心运行。一是实行信息接收传输机制。农民诉求中心由乡镇党委牵头，综治办、司法所、乡镇办公室抽调人员组成，由乡镇纪委书记担任主任，负责诉求中心的组织协调和日常工作。诉求中心把捕捉和传输各类信息当作乡镇干部的首要任务来抓，每天安排一名副科级干部负责接待诉求群众，要求接待人员对前来投诉和求助的群众做到热情接待，并认真填写诉求记录。每逢圩日，诉求中心还专门安排乡镇党委书记或乡镇长接待诉求群众，进行现场办公，同时，要求乡镇干部转变工作思路，通过多种途径，为农民提供准确快捷的信息，特别是经济信息，将提供信息的种类、条数、效果记录在案，作为年终工作的重要内容进行考核。二是实行信息梳理决策机制。规定对群众的诉求，能当场回答的要耐心回答，对当场难以答复的问题，要进行梳理分类，提出处理意见，呈主要领导批示。对农民群众提出的涉及面较广的诸如修路铺桥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交由每月一次的乡镇党政联系会议进行民主决策。通过农民诉求中心的这种实践，乡镇领导逐渐养成了在广泛收集民意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的领导思维和领导方式，提高了服务农民的能力。三是实行问题建议落实机制。对梳理分类后的问题和建议，落实职能部门责任人和完成时限，属本乡镇能够解决的事情，三天内必须予以解决；属重大事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一个星期内政务公开栏内公布答复；属于本乡镇无力解决的事项，除耐心向群众作出解释外，要主动与县直有关部门进行协商解决。对群众提出反映村一级和乡直单位工作方面的投诉，由农民诉求中心报乡镇主要领导同意后向村委会和乡直单位下达《通知单》，责成三天内处理完，三天内没有进行处理的，下达《督办通知单》，村及乡镇直单位主要负责人必须向乡镇政府作出说明，对符合政策拖着不办的乡镇纪委进行查处。办理完毕后，由承办单位向乡镇党委政府报告办理结果。四是实行责任监督机制。规定接访领导为解决这一问题的主要责任人，分管领导和包村领导为直接责任人。为避免架空村一级组织，规定，属村一级能解决的问题，村党支部书记应为主要落实责任人。为接受诉求群众的监督，乡镇党委、政府聘请若干名农民义务监督员，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并将监督内容，主要领导联系方式统一印制，制定“民心卡”发给农民监督员，并将乡镇机关全体干部的照片、姓名、职务、分管工作等内容揭挂上墙。

为让农民“上求”与干部“下访”能够双向进行，形成良性互动，将农民的事办得更好，该县在乡村干部中推行“走访”、“夜谈”制度。要求乡村干部利用农闲和晚上的时间，到农户家走访，了解社情民意，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规定乡镇干部每月下村时间不得少于15天。印制“访谈”工作手册，要求干部在访谈过程中认真纪录，每月进行检查。

【内容提要】我国民诉法指定管辖制度中,“特殊原因"的规定过于简略；人民法院管辖权发生争议不是指定管辖的原因；受移送的人民法院不得再行移送,只能报请指定管辖，是指定管辖制度中的特色；指定管辖应当使用裁定方式,但不能提出异议,也不得提出上诉。可以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裁定的执行。

【关键词】指定管辖、特殊原因、裁定、复议、修正

Abstract：TheDesignatedJurisdictionSystemOfOurCountryCivilProcedure,"SpecialCauses"AreStipulatedTooSimpleToOperate；TheDisputeOfJurisdictionIsn''''tTheCauseOfDesignedJurisdiction;ThePeopleCourtToWhichAreRemovedaCaseCan''''tRefer,OnlyRequestDesignatedJurisdiction.TheSystemIsChineseCharacteristic；TheDesignatedJurisdictionSystemShouldbeEmployedAwardInWriting,NotOnlyObjectiontoJurisdictionButAlsoLodgeAnAppeal,ApplyForReconsidering,ButTheAwardCan''''tbeStayedtheEnforcement.

KeyWords：TheDesignatedJurisdiction.SpecialCauses.Award.Reconsider.Amendment

一、问题的提出

最近,A区一当事人（以下简称被告）将B县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起诉状及出庭传票交给笔者,委托笔者所在律师事务所。从原告的起诉状看,原告位于C区。争议是由于履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引起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标的物位于被告所在地A区。原告诉讼请求的金额超出B县人民法院管辖的范围。作为律师,首先建议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管辖权异议。B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管辖权异议申请,并随即向被告送达了民事裁定书。驳回被告对本案管辖权的异议。理由是B县的上级法院—C市中级人民法院已有指定管辖决定书。当事人不服,在法定期间内,向C市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但不几日,C市人民法院又向当事人送达了民事裁定书,驳回了被告的上诉,维持原裁定,即B县人民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