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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证据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7 17:25:09

民事证据

民事证据范文篇1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证据材料证明证明能力

一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以下简称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以下简称证据）

证据材料与证据尽管经常易于混淆且常被不加区分地使用，以致于在证据这一概念下包含了证据与证据材料两种情形，使得“证据”一词，有时是指证据，有时又是指的证据材料。而正确地看待证据材料与证据关系的问题，无疑应是民事诉讼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

（一）何谓证据材料

证据材料，亦称证据资料，有人认为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供的或者法院依职权收集的用以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材料。”（1）也有人认为是指“凡是未经查证属实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各种证据形式，统统称为证据资料，或曰证据材料。”（2）还有人认为“所谓‘证据资料’则被理解为通过证据方法表现出来或为人所了解知悉的内容，如证人和当事人本人的证言，鉴定意见（尤其是其结论），书证所表示的信息内容，对物品或场所进行检验或者勘验的结果，等等。”（3）总之，笔者认为以上都从不同层面揭示了证据材料的含义，说明了证据材料其作为证据的内容，意味着一定的既知事实，而既知事实与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命题或待证事实间的关联性以及用来评估证据从而从已知推断未知作用程度的证明力或证明价值等概念，都直接与对证据材料的理解紧密相关。证明材料，对于考察诉讼中证明的机制和过程都非常重要。

（二）何谓证据

证据，有学者认为是指“能够证明民事案件真实请况的各种事实，也是法院认定有争议的案件事实的根据。”（4）也有学者认为“（一）从证据所反映的内容方面看，证据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二）从证明关系看，证据是证明案件事实的凭据，是用来认定案情的手段；（三）从表现形式看，证据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表现形式，诉讼证据是客观事实内容与表现形式的统一。”（5）

（三）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由证据材料与证据的概念可知，证据材料是证据的来源和初始表现形式，离开了诉讼过程中的证据材料，证据便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而无从谈起。并且，证据材料只是为了证明待证事实命题而提供的各种材料，这些材料中只有符合证据条件的，才能作为证据，成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有的不具备证据条件，即不能作为证据而使用。对某些证据材料能否作为证据采纳，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它的自然效力，再就是法律上的效力。自然效力属于客观存在的范畴，与客观事实存在必然的联系，而法律效力是法律证据资格的规定，是外加于证据材料的，属于证据制度之一。

不过，也有论者反对对证据材料和证据进行区分，“在坚持证据反映论的同时，笔者认为还应当坚持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划分，同时反对证据与证据材料的划分。证据是对客观事实的反映，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能构成证据。”（6）但笔者不赞成这种将二者混为一谈的看法。同时该观点与其“证据的证据力即证据的形式效力”的观点自相矛盾，既然其认为“所有反映事实的材料都构成证据”，又何谈“证据的形式效力问题”？

二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一）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下简称证明能力），亦称证据能力，证据资格，或称证据适格性，是指“具有可为严格证明系争事实的实体法事实之资料的能力。”（7）也有人认为“证据力（或曰证据能力）是指证据在法律上可作为定案根据的资格和条件。”（8）另有人认为“证据能力系指在诉讼上可容许作为证据的资格。凡属于可采纳的证据也可称之为适格的证据。”（9）笔者认为某种证据材料可作为证据的法律上的正当性或法律上的效力即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二）证据法上的可采性

证据法上的可采性，亦称容许性，是西方国家，特别是英美国家通常的用语，它是指证据必须为法律所容许，才能用于证明案件中的待证事实。英美法中证据的可采性将证据分为可采纳或不可采纳，也可以称之为受容许的为有证据能力，无证据能力则不予容许。所谓某一证据材料可用为证明待证事实的能力，既是从证据的可采性上而言，也就是可容许或可被采用为证据的一种资格。所以，一般认为，证据材料证明能力即是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三）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证据的证明力（以下简称证明力），也称证据力，“系指证据材料作为证明待证事实上价值大小与强弱状态或程度。具体而言，即审理事实的人对于外部原因的证据所发生的内部意识作用的力量，亦即依据证据事实对于待证事实所置信其真伪存否的力量和程度。”（10）换言之，证据的证明力，是指证据案情事实的能力，或指证据对案件事实的证明的价值或功能。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与证据的证明力二者之间的主要区别有：其一，证据能力是可能性的范畴，证明力是现实性的范畴，证据能力是法律关于某一事实材料能否作为证据的资格规定，只有具备证据能力的事实材料才能加以审查判断，才具有作为定案依据的可能性，而证明力是证明案情的价值，具备了证据价值才能把可能性的能力转化成证明的现实性。其二，对于证据能力，法律上多加以消极的限制，对它的判断必须依据一定的证据规则，而对于证明力，多是允许法官自由心证，法律上的限制很少。其三，从诉讼程序上考察，设置证据能力的限制，有基于证据本身的需要，如排除、意见、传闻法则等，有出于诉讼外的基本政策的需要，如人权保障、特权权利的保护等，但意在保障证据的质量，确保法官对证明力的准确认定，有利于发现案件的法律真实，证据能力是证明力的法律屏障，一个证据材料，即使具备证据能力，如适格的证人的伪证言，但其不能真实反映案情，也就不具有证明力。

由此可见，证明能力与证明力是既对立又统一的，证明能力是证据证明力的前提条件，凡是有证明力的证据材料才能成为证据，才能有证明力可言；证据材料必须先有证明能力，即先成为适格的证据，或可采纳的证据，而后才产生证明力问题。从程序上讲，先是解决证据材料的适格性的问题，然后由法官自由裁量其证据价值。

三确立证据能力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能力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与法官的认证，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正确地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首先，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证据规则的建立与完善。各国证据法中都有大量的规则就特定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及其证据的证明力。我国法官对证据认定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根本原因是缺乏证据规则的有效制约。因此，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建立系统的严格的证据规则，以利于司法公正的实现。

其次，规范民事证据能力，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法律一般从两方面对于证据能力加以限制，一是对证据本身的禁止，二是程序的禁止。前者有对证据的种类、形式、来源等作出一般性的积极规定，以引导当事人有的放失进行举证、质证：后者则从消极方面对收集、调查证据的程序作出禁止性规定，以引导正当的取证程序。

再次，有利于保障诉讼的效率，节约诉讼成本，实现诉讼经济。可以使当事人从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维护自身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尽量有效提供有利于自己的能反驳对方、证明自己的适格的证据材料。从而加速庭审进程，提高效率。

另外，规范民事证据能力，也利于法官对证据的准确认证。在有效防止当事人提出不适格的证据材料，同时为法官的认证设置规则加以制衡，防止法官恣意裁量。

四当今世界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的法律规定

（一）英美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在英美法中，对证明能力是以证据的可采性的形式加以规定的，但法律上极少有积极的规定，一般是仅仅消极就有无证据能力或其能力受限制的情形加以规定。所以，不可采纳的证据反而成为英美法中证据材料可采性问题的重点。英美法重在证据能力，必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材料，方有合理的证明力，才能合理推断待证事实之真伪，故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以法律加以限制。概言之，不可采纳的证据包括两种情况：其一是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其二是应受排除的证据材料。

1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

所谓关联性，是指证据材料必须同案件事实存在某种联系，以因此对证明案情具有实际意义。证据材料的可采性与证据材料的关联性紧密相联，并且关联性是可采性的前提条件。凡是某一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具有关联性之后，才能产生该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可采性的问题。质言之，凡是具有可采性的证据，必须具有关联性，而所有具有关联性的证据却并非都具有可采性。关联性不是一项证据材料的内在特征，而是作为证据材料与本案争执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存在，对关联性有无的判断，是一个经验事实，可以依赖科学与经验加以自主判断。而证据材料的可采与否，则属于一个法律问题，应由法官依法定规则进行法律判断。即判断证据材料之关联性，有赖于人的生活经验与逻辑，而可采性之取舍，完全取决于证据法的预制规则。英美法中，之所以将证据材料关联性与证据材料的可采纳性加以区分，与其陪审团审判的传统有关。关联性与可采性的问题，如同陪审团审判制中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边界一样，构成了英美法中陪审团与法官的职能区分的一部分。英国自18世纪后期，在诉讼中建立了当事人对等的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以代替纠问制度，自此各种证据规则，随之发展而来。为了防止陪审团、当事人因缺乏法律常识或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或误用推理的经验规则，或者迷于被告的地位和经历，或惑于被告的巧辩，或导致有偏见或涉及情感度等，因而产生了各种不适格及排除规则。法官对于不适格的证据，即不予采纳其向陪审团提出以考虑其价值，以保障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英美法中的有无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除某些例外外），品格证据材料与证明归责行为之关联性。

第二，事后的补救措施与该事业有关的过失之间之关联性。

第三，提出和解或和解建议与请求承担之间之关联性。

第四，支付医药费或类似费用与承担责任之间无关联性。

第五，责任保险与疏忽行为间或不法行为间无关联性。

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一律不具有可采性。

2应被排除在外的证据材料

一般而言，与待证事实间有关联性的证据材料，原则上都具有可采性。然而，某些证据材料即使有关联性亦应予以排除：第一，某些证据材料之证明价值微乎其微，第二，某些证据材料与待证事实的关联性极其遥远；第三，某些证据材可能会产生生多个争执点，使主要争议事实混乱；第四，某些证据材料可能会误导陪审团，或者诱导其仅凭感情因素而作出不恰当的决定；第五，某些证据材料具有不确定性，存在给事实认定带来错误的危险。此外，还有一些诸如公共政策方面的因素而将某些证据材料排除在外：第一，绝对排除的规则。第二，附条件排除的规则。在排除规则中，主要有：传闻规则，意见证据规则，禁止反言规则，预防规则，司法裁决理由等证据事实排除规则，涉及公共利益的政府信息的排除规则等。

（二）大陆法中的规定

与英美法比较而言，大陆法中关于证据材料的规则要少得多。大陆法因为出于职权主义的缘故而重在调查证据程序，对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很少限制。凡作为证据材料，均具有理论上的证明能力。即在承认证据材料一般均具有证据能力的前提下，对于某些个别情况设置例外，此例外即无证据能力之特例。而且，大陆法中的排除并非完全绝对排除，相对排除亦不少。

总之，大陆法系中关于证据材料证明能力的规则主要有：

1．直接规则。该规则是指在采纳证据时强调所有可作为证据的事实和材料必须经过直接审理才能被采纳为证据。反之，凡是不能以直接审理方法进行调查的事实和材料在证明能力上就不具有可采性。

2．关联性规则。该规则是要求事实和材料之所以能被采纳为证据，其前提必须是它们在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

3．合法性规则。该规则要求所有证据的形成和取得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和形式，否则，就不能采纳为诉讼证据。

4．任意性规则。该规则是指非在自愿的情形下取得的证据材料应被排除在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5．传闻规则。此规则是指大陆法中原则上不排除传闻作为证据，只是要求证实其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

(三)中国法中的规定

中国法学理论上常见的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据能力的论述主要有三点：关联性、真实性（或客观性）、合法性。但我国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关于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采用一种虚无主义的做法，其结果造成法院查证范围过宽，期限过长，效率低下。既未象英美法那样有较为严密、详尽的证据规则以及在证据规则中又有许多例外，其目的在于限定和约束陪审团、法官在认定证据上的自由取舍；也不象大陆法那样，作出较为详细、严格的程序性规定，从而为法官的自由心证的基础。我国未有完整、系统的证据法，只是以粗线条的方式制定了若干证据规则。由于条文较少，内容过于粗糙，并事实上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法官任意裁决的权力过大。

长期以来，我国的诉讼中事实上以真实性来取代合法性，如《民事诉讼法》的第64条第3款，第65条第2款，第69条等之规定都表明，法院审判时采用证据的重要标准是证据的真实性而不是证据的合法性。更成问题的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在真实性的定位上存在自欺欺人的所谓“实事求是”的原则，刻意寻求所谓的“客观真实”，而不是“法律真实”。正因为我国民事证据法理论对证明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有关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实务中亦极少有系统的有关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更谈不上用其解释具体案例，所以，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了一些初步的规定，例如：（1）关于能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10条、11条、12条、20条、21条、22条、30条、55条等。（2）关于排除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34条、43条、53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等。（3）作为例外规则的有《规定》的第49条、53条第2款等。因此，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诉讼中当事人缺乏完整、严密的证据规则的指引、规范，导致举证的材料不适格，伪证、无关联性的材料多。第二，导致当事人进行质证时没有焦点，范围没有限制，在枝节问题上漫无边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导致法官庭审中查证的证据材料的范围过宽，影响审判效率。第四，法官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

五余论

证据问题是全部诉讼活动的中心问题，正如英国功利主义法学家边沁所认为的：证据为正义之基础。证据材料（资料）存在于诉讼前阶段，只要是可能只有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的材料就可以做证据材料，但是，这些证据材料是否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及合法性，最终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必须通过法律的检验和法官的认定。证据材料必须转为诉讼证据才具有法律意义。证据的合法性是证据能力的核心所在，证据材料只有同时具备合法性才能进入到诉讼中，成为真正意义的证据。特别是民事诉讼中的审判方式的改革使举证责任愈来愈倾向于当事人主义，这样更易于诱发当事人的非法取证行为，所以确立非法证据材料的排除规则等在内的证据规则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有必要借鉴吸收英美法系中内容详尽的有关证据能力的法则，以完善我国长期以来受大陆法系影响而过于原则、粗糙的规则。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材料必须予以排除。

注：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8页

2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6页

3王亚新著《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第165页

4同上，第228页

5同2，第45-46页

6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7肖建国《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律网

8同上

9刘善春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55页

民事证据范文篇2

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据证据材料证明证明能力

一民事诉讼中证据材料（以下简称证据材料）与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以下简称证据）

（一）何谓证据材料

（二）何谓证据

（三）证据材料与证据的关系

二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一）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二）证据法上的可采性

（三）证明能力与证明力

三确立证据能力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能力直接影响当事人的举证、质证与法官的认证，影响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正确地适用法律，意义重大。

四当今世界关于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的法律规定

（一）英美法律中的有关规定

1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

英国自18世纪后期，在诉讼中建立了当事人对等的辩论主义（即当事人主义）以代替纠问制度，自此各种证据规则，随之发展而来。为了防止陪审团、当事人因缺乏法律常识或采纳那些有碍于查明案件真情的事实和材料作为证据，或误用推理的经验规则，或者迷于被告的地位和经历，或惑于被告的巧辩，或导致有偏见或涉及情感度等，因而产生了各种不适格及排除规则。法官对于不适格的证据，即不予采纳其向陪审团提出以考虑其价值，以保障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

英美法中的有无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除某些例外外），品格证据材料与证明归责行为之关联性。

第二，事后的补救措施与该事业有关的过失之间之关联性。

第三，提出和解或和解建议与请求承担之间之关联性。

第四，支付医药费或类似费用与承担责任之间无关联性。

第五，责任保险与疏忽行为间或不法行为间无关联性。

缺乏关联性的证据材料，一律不具有可采性。

2应被排除在外的证据材料

（二）大陆法中的规定

总之，大陆法系中关于证据材料证明能力的规则主要有：

2．关联性规则。该规则是要求事实和材料之所以能被采纳为证据，其前提必须是它们在案件事实之间具有关联性。

3．合法性规则。该规则要求所有证据的形成和取得必须符合法定要件和形式，否则，就不能采纳为诉讼证据。

4．任意性规则。该规则是指非在自愿的情形下取得的证据材料应被排除在外，使其不具有可采性。

5．传闻规则。此规则是指大陆法中原则上不排除传闻作为证据，只是要求证实其来源的真实性、可靠性。

(三)中国法中的规定

正因为我国民事证据法理论对证明能力一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在有关证据的立法、司法解释及实务中亦极少有系统的有关证明能力的证据规则更谈不上用其解释具体案例，所以，证明能力在我国民事诉讼中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即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中对证据材料的证明能力作出了一些初步的规定，例如：（1）关于能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10条、11条、12条、20条、21条、22条、30条、55条等。（2）关于排除作为证据的证据材料有《规定》的第34条、43条、53条第1款、第57条第2款等。（3）作为例外规则的有《规定》的第49条、53条第2款等。因此，造成了以下后果：第一，诉讼中当事人缺乏完整、严密的证据规则的指引、规范，导致举证的材料不适格，伪证、无关联性的材料多。第二，导致当事人进行质证时没有焦点，范围没有限制，在枝节问题上漫无边际、在无关紧要的问题上纠缠不休。第三，导致法官庭审中查证的证据材料的范围过宽，影响审判效率。第四，法官对证据材料认证的程序缺乏必要的制约。

五余论

注：1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7月第1版第128页

2樊崇义主编《证据法学》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第46页

3王亚新著《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年4月第1版第165页

4同上，第228页

5同2，第45-46页

6主编《中国审判方式改革理论问题研究》（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

7肖建国《证据能力的比较研究》中国民商法律网

8同上

9刘善春著《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第455页

民事证据范文篇3

1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概述

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的行为屡见不鲜，既有当事人自己伪造民事证据，也有他人帮助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关于伪造证据的犯罪，我国刑法只设定了伪证罪，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其中，伪证罪限定了实施该罪的行为主体只能是刑事诉讼中的证人、鉴定人、记录人、翻译人，辩护人、诉讼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主体只能是辩护人、诉讼人，而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罪的主体也排除了当事人本人构成该罪的可能。由此可见，对于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目前尚无刑事立法进行规制。然而，现实中存在着大量的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严重影响了民事司法秩序的正常进行，扰乱了司法活动的公平性和正义性，有必要采取措施来加以遏制。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提起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有无诉权可以分为有诉权的民事伪造证据行为和无诉权的民事伪造证据行为。无诉权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是指行为人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有利判决的行为。在这种诉讼中，不仅民事证据是伪造的，民事法律关系也是虚构的，是本来不存在的。而有诉权的民事伪造行为是指在真实的民事法律关系中，行为人伪造民事证据，以获得有利判决的行为。根据行为人的目的不同，可划分为以非法占有财产性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和以获取其他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当事人以非法占有财产性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我国大多数学者通常以“诉讼欺诈”、“诉讼诈骗”、“虚假诉讼”称之。所谓诉讼欺诈，一般认为是指行为人为了非法获取他人财产或财产性利益，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伪造证据并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致使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的判决，从而获取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①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得知诉讼欺诈行为是以非法占有他人财产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从而排除了以获取其他利益为目的提起民事诉讼的适用。这一行为是以提起本身并不存在的虚假诉讼作为手段，属于无诉权的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针对上述观点，笔者对于诉讼欺诈行为是以非法占有财产为目的的行为持赞同意见。但是，对于概念中所界定的诉讼欺诈只能发生在无诉权的情形下，笔者持不同的观点。不置可否，诉讼欺诈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方当事人虚构民事法律关系，伪造证据，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达到侵害另一方财产性利益的行为。但是，这并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形，即在一个真实的民事诉讼中针对原告提起的诉讼，被告一方采取伪造证据的手段反驳对方的诉讼请求或提起反诉的情形发生。如，甲欠乙钱，未还，已向法院起诉甲要求其还钱，甲在诉讼中仿造乙的笔迹伪造了乙的收据，借此证明已经还钱给乙，法院据此收据认定甲胜诉。这种情形就说明了在真实的民事诉讼中，只要一方当事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证据，欺骗法院，获得非法财产利益，也可构成诉讼欺诈行为。因此，笔者认为，诉讼欺诈行为是指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民事诉讼中伪造证据，欺骗法院，以获得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行为。此外，还需要考虑的是，诉讼欺诈行为能否包括所有的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如前划分标准中所述，民事伪造证据的行为按照行为目的的不同可分为侵财性的和非侵财性的，诉讼欺诈行为的属于前者。然而，除了诉讼欺诈之外，民事诉讼中还存在着为了谋取其它非财产利益为目的的伪造民事证据行为。这一行为我们之所以未将其纳入诉讼欺诈之中，是因为它不具有非法占有财产的目的，所以不能等同视之。

2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的定性

2．1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

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问题，至今在司法界和学术界未形成统一定论。有学者认为，诉讼欺诈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应当以诈骗罪认定;②有学者认为，诉讼诈骗行为只是敲诈勒索的一种特殊的行为方式，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③也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并未明确规定诉讼欺诈行为，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定罪原则，应按无罪处理。④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检察院2002年10月出台了一个《关于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决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能否构成诈骗罪的请示》的答复，从中可推知，诉讼欺诈行为被定性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伪造证据骗取法院民事裁判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所侵害的是人民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可以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不应定为诈骗罪，构成其他犯罪的，按相应罪名处理。此答复的出台引来了不少非议，并没有使诉讼欺诈行为的定性之争停止下来。笔者认为，该答复在一定程度上不具有合理性，诉讼欺诈行为可以当做诈骗罪处理。理由如下:

2．1．1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

2．1．1．1客观方面，从形式上看，行为人实施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行为，这也是欺诈行为的一种行为方式。从实质上来看，法院基于行为人提供的伪造的证据而陷于错误认识，做出了错误的裁判。可见，诉讼欺诈和诈骗罪一样都是使他人陷入错误认识，并作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只是两者欺骗的对象不同，前者欺骗的是法院，而后者欺骗的是受害人。有的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民事诉讼中采取的是形式真实主义，法院根据证据规则作出裁判，而不问法院是否陷入错误，故利用民事诉讼本身还不是欺诈行为，法院是不可能被欺骗的。笔者不同意此种观点，法院虽然是利用证据规则进行断案，但是对于证据本身的真伪，它还是要通过自己的主观想法进行认定的，毕竟审判的过程并不是纯粹客观的行为，还要依据法官的自由心证。所以，法院是有可能陷入错误认识的，即法院是有可能被欺骗的．

2．1．1．2行为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交付行为具有因果关系。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的规定并没有限制受骗人与财产的处分人必须是同一人，只要欺诈行为与财产处分行为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便可。在诉讼欺诈的犯罪中，受骗者是法院，而被害人才是财产的处分人。被害人没有陷于错误认识，其交付财物完全是基于法院是判决的强制性，并不是自愿的。表面上看，虚构事实的行为与被害人交付财产的行为存在因果关系上的断裂，实则不然，行为人正是利用了法院判决的强制力而取得被害人的财物，被害人也即财产处分人正是基于受骗者法院的错误判决而交付自己的财产。三者的逻辑关系可以这样表示:虚构事实和起诉行为—裁判行为(处分行为)—交付财产行为，由此可见，被害人的欺诈行为与被害人的财产交付行为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2．1．1．3客体方面，诉讼欺诈犯罪和诈骗罪都涉及到了对他人财产权的侵犯。与诈骗罪不同的是，诉讼欺诈的犯罪除侵害了他人的财产权之外还侵害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然而，这并不影响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犯罪构成。侵害的客体不一致但是构成同一罪的情况在我国刑法中并不少见。如，绑架罪中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的绑架他人和以其他目的的绑架他人行为侵害的客体就不一致，但是仍然同样以绑架罪定罪;又如，金融诈骗类犯罪属于诈骗罪的特殊罪名，它们除了侵犯财产权外还侵害了金融管理秩序。此外，诉讼欺作行为属于复合行为，侵害的是双重客体，其中手段行为即伪造证据的行为侵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司法秩序，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行为，则侵害了他人合法的财产或财产性利益的所有权。由于复合行为中手段行为从属于目的行为，并且刑法中对犯罪的分类大多基于其目的行为，所以也应当将诉讼欺诈类的犯罪放在侵财类的犯罪中。

2．2非侵财类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行为的定性

对于非侵财类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即行为人为了获取非财产性的利益为目的，以提起虚假民事诉讼作为手段，或在民事诉讼中，伪造民事证据，情节严重的行为。对于这些以其他非财产性利益为目的而提起的民事诉讼，如为了损害他人名誉、商业信誉为目的提起虚假诉讼，笔者认为不用单独设罪来进行刑事处罚，理由如下:我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当事人以获取非财产性利益为目的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发生在民事诉讼中，涉及到的是平等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若这些关系遭到损害，民事法上的补救方式有:赔偿损失、消除影响、赔礼道歉。所以，对于情节较轻的非侵财类的伪造民事民事证据行为，可以当作一般的侵权行为，依据民法来处理。毕竟这些行为比起因诉讼欺诈行为而骗取巨额财产的行为来讲，社会危害性要小得多。也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即此类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可能造成巨大的商业信誉的损失，社会危害性不容小觑。笔者认为，这一担忧是多余的，因为本身若当事人伪造民事证据的行为损害了他人商业信誉或损害他人名誉，并且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那么此种行为已经不能再由民法来调整了。在这种情况下，行为若情节严重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完全可以以诽谤罪或损害商业信誉罪来进行定罪处罚，也就无另设罪名的必要了。至于此类行为扰乱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这一方面，则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来处理。民事诉讼法第102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可见，对于那些一般的尚未达到犯罪程度的诽谤行为或损害商业信誉的行为，依照该条的规定处以罚款和拘留即可，无需再纳入刑法范围之内调整。情节严重而构成相应犯罪的，按照相应犯罪处理。

民事证据范文篇4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年《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得的官司。由此可见，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在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开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是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节省诉讼资源，又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12月21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论据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符合我国正在进行的民事审判改革的需要。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而证据开示制度则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中最重要的基础制度之一，因此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如前文所述那样，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不能及时反映出案件的真实情况，“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正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容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能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原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地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署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01年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论据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未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分析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面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作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二）证据开示的主持。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流于形式。有人提出增设法官助理职位，由法官助理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庭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律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一系列相关配套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影响，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参考文献资料：

民事证据范文篇5

「关键词」民事证据，经验，规则

在民事证据法领域，修订及完善现有的证据规则，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完备的证据法律系统，已经成为了法学界与司法实务界的共识。在进行必要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一些学者已经研究、起草了一些民事证据法草案（民间草案），如中国人民大学陈界融博士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①中国人民大学肖建国副教授和复旦大学章武生教授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②清华大学张卫平教授、法官学院毕玉谦教授等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建议稿）等。③但是，一些学者对于制定单独的民事证据法仍然持有不同意见，如王利明教授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法典内，陈桂明教授则主张将民事证据法的内容放在民事诉讼法典内。④在比较上述证据法草案后，我们发现各草案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上述表明，民事证据立法的体例、民事证据法应当具备的内容等问题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

事实上，许多学者已经从国外立法例、立法技术等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非常有见地的研究。但作者认为，要澄清上述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证据法的本质属性着手进行分析。在下文中，作者将从经验与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入手，研究、解决三个问题：（1）证据法是否能够脱离诉讼法单独存在；（2）独立存在的证据法应当具有什么内容；（3）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之间的关系。

一、从经验到规则：证据法与诉讼法的分野

何家弘教授认为，现代司法制度在认定案件事实方面已经实现了从“告知真理”到“发现真理”的转化。⑤这就意味着，现代司法制度对案件事实的发现采用的是“发现”的方法，即通过某种方法来探知发生于既往的事实。我们研究与构建证据法律系统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在司法过程中发现既往事实的方法与制度。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主要方法是演绎法。这一论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具体到司法制度，在司法过程中，演绎法对于裁判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⑥普遍认为，“三段论”的演绎推理是大陆法系诉讼的主要推理方式。作者认为，“三段论”推理也普遍存在于英美法系的诉讼过程当中。人们一般认为由于英美法系国家奉行判例法制度，类比推理才是他们诉讼过程的主要推理方式。事实上，类比推理只是英美法系法官寻找“三段论”大前提的一种推理方式，即他们通过类比推理以及逻辑推理以外的方式，如美国著名法官卡多佐所提出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学的方法”少社会学的方法“等，⑦寻找每一个案件所应当适用的法律规则，即寻找”三段论“推理的大前提，在此基础上结合庭审认定的事实小前提以作出裁判。因此，用三段论来描述英美法系司法推理的宏观过程是适当的，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司法推理的区别仅仅在于：

英美法系法官寻找大前提的过程是复杂的，需要通过额外的类比推理甚至一些逻辑推理之外的推理方法，⑧如辨证推理；⑨而大陆法系法官则可以从现存的成文法中轻而易举地找到三段论的大前提，其过程简单得可以被忽略。⑩

在运用演绎法形成裁判的司法过程之内，还存在着演绎法的个别运用。其中，通过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也借助了演绎法。例如：一般认为，只有债务人才会向债权人写欠条；有一张甲写给乙的，并签署了甲的姓名的欠条；结论是甲为债务人，乙为债权人。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出，证据本身属于认定案件事实这个演绎过程中的小前提。那么，大前提是什么呢？一般认为，当存在证据规则时，证据规则是大前提，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经验法则是大前提。[11]

“经验法则是人们在长期生产、生活以及科学实验中通过对客观外界普遍现象与通常规律的一种理性认识。司法审判上的经验法则是社会日常经验法则的一个必要而特殊的组成部分，其特殊性表现在法官常常根据自身的学识、亲身生活体验或被公众所普遍认知与接受的那些公理经验作为法律逻辑的一种推理定式。”[12]简单说来，经验法则本质上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来源于法官对既往工作、生活经历的总结，体现了法官的价值观，反映了具有时间差异的事物之间的联系，如：现实的欠条与既往的借贷事实之间的联系，事故现场的刹车痕迹与既往的车辆行使速度之间的联系等。在没有证据规则的情况下，现存的证据与既往的事实之间的连接点就是经验法则。或者说，经验法则是在缺乏证据规则的情况下法官运用演绎法发现案件真实的大前提。

在存在证据规则的情况下，证据规则就是演绎法的大前提了。证据规则实际上也是一种经验。例如，传闻证据规则否定传闻证据的证据能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道听途说的消息往往是不准确的，但又很容易误导听取传闻者，因此为了避免误导，只能将传闻证据拒诸法庭之外。又例如，书证的原件要比复印件具有更强的证明力，是因为经验告诉人们，伪造复印件比伪造原件要容易得多。因此，从本质上讲，证据规则也是一种经验。与经验法则不同的是，作为证据规则的经验是经过司法实践反复检验、屡试不爽的经验，为了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立法者将这些经验总结成为法律，从而完成将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的过程。

根据哲学理论的一般观点，形成演绎法大前提的方法是归纳法。这个论断在证据演绎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证据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据规则或者经验法则。无论是证据规则还是经验法则，都是人们日常生活、工作经验的总结与归纳。

因此，证据立法的过程是一个从经验到规则的过程，是一个形成证据演绎大前提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证据规则是这个过程的大前提，而证据则是这个过程的小前提。我们制定证据规则，主要就是要将经过司法实践检验的，能够正确指导法官判断证据的经验上升为规则。[13]

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而作为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规则，从法律规则的角度看具有实体法的属性。可见，有关证据能力、证明力等的证据规则与诉讼规则相比具有了本质上的差异：前者是实体规则；后者是程序规则。实体规则作为演绎法的大前提，是对社会事物抽象后的一般性判断。这种判断如果要具体到个案当中，则需要服从程序规则的安排。诉讼的实际结果由于诉讼程序或具体程序的差异可以有极大的不同。[14]具体到发现真实的诉讼环节当中，由经验上升而来的证据规则在经过适用后能否实现最大限度接近客观真实的价值目标，对程序安排的依赖性非常强。例如，为了保障作为演绎小前提的证据资料的真实性，必须设计检验证据的宣誓程序、质证程序。又例如，呈现在法庭上的证据资料越多，证据演绎所得出的结论就越接近真实，为了方便当事人发现证据，就必须设计证据开示的程序。归根到底，证据演绎是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内进行的，与发现真实相关的程序实际上就是对证据演绎过程的安排。

这样一来，与发现真实相关的规则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证据演绎推理大前提的证据实体规则；另外一类则是作为安排证据演绎推理过程的证据程序规则。证据程序规则在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大空间之内又营造了一个发现真实的小空间，而证据实体规则在这个小空间内指引着法官对证据的判断和当事人对证据的运用。

因此，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既是相互关联的，在性质上又是径渭分明的。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可以相互分离出来，前者可以独立成法，后者可以规定在诉讼法典当中。当然，立法上的分离无法掩盖两者之间的关联，正如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联一样。证据程序规则的设计不应当满足于纯粹的程序正义，其所实现的正义应当是在追求完全程序正义的过程中所实现的不完全程序正义。[15]证据程序安排的结果应当是在追求客观真实的过程中所实现的法律真实。[16]在设计证据程序规则时既要反对“绝对工具论”，[17]又要反对“程序至上论”，[18]在追求程序内在价值的同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兼顾程序的外在价值，以发现客观真实作为衡量证据程序规则正当性的重要指标。

目前学界内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发现真实是诉讼的主要目标，证据规则是诉讼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将证据规则从诉讼法中独立出来，诉讼法将便得空洞无物。这种观点的错误之处就在于没有将与证据相关的规则进行性质划分。将证据规则独立成为证据法，并非将所有与证据相关的规则都从诉讼法中剥离出来，所剥离的仅仅是那些证据实体规则，证据程序规则仍然规定在诉讼法当中。因此这种担忧是没有必要的。

除了性质差别的因素外，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决定了证据规则独立成法的必要性：为了尽可能指导法官判断证据，应当将更多的司法经验上升为证据规则，如果将全部的证据规则都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会造成诉讼法典的局部臃肿；作为经验总结的证据规则必然会随着人们对世界认识水平的提高与经验的不断积累而发生变化，如果将证据规则纳入诉讼法典当中，为了保持诉讼法典的稳定性，这些变化就不能通过法律的修订工作而及时得到立法体现；在司法实践工作急需证据规则指引的情况下，如果将证据规则的制定纳入工作量巨大的诉讼法典修订工作当中，无法满足现实的立法需要等。[19]这些理由结合上述对证据法属性的分析，决定了证据实体规则应当独立成法。

二、经验的演绎：证据法的应有内容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知，我们所讲的证据法，是法官判断证据的根据，而非法官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程序安排。法官判断证据的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具有实体法的属性。这些规则本质上属于经验，它们在司法实践当中得到了检验，从而被立法者上升为法律。因此，制定证据法的过程主要是从经验到规则的归纳过程，而运用证据法的过程则是一个证据演绎的过程。

事实上，目前一些由学者起草的民间证据法草案并没有区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而是将与使用证据发现真实这个过程相关的一切规则都纳入到证据法当中。例如，由肖建国副教授与章武生教授共同起草的《民事证据法》（建议稿）就是按照在诉讼中运用证据发现真实的实际进程来安排内容的：首先规定举证责任的分配；然后规定书证、物证、人证、视听资料、当事人陈述、鉴定等各种证据的证据能力、证明力，以及运用这些证据进行证明的程序；最后再规定证据保全的程序。又如由张卫平教授、毕玉谦教授等学者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征求意见稿），当中也包含有大量程序规则，如第三章“审前程序的证据调查”、第四章“庭审程序中的证据动作”等，均主要涉及到运用证据的程序。

将证据实体规则与证据程序规则一并纳入独立的证据法当中的做法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毕竟证据演绎是发生在诉讼过程当中的，证据演绎的过程需要依靠程序的安排，证据的程序规则与实体规则之间具有紧密的联系。但是，这种做法会产生以下两个问题：（l）正如许多学者所担心的那样，将与证据有关的所有规则都独立成法，实际上是掏空了诉讼法典，诉讼法典将因为独立证据法的存在而变得空洞无物。（2）证据程序规则所营造的发现真实的小空间是存在于诉讼法所营造的司法空间之内的，如果将证据程序规则与诉讼法相分离，两者之间很可能出现不兼容的情况。

归根结底，规则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证据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应当分别存在于不同的法典当中，前者存在于证据法典当中，而后者存在于诉讼法典当中。证据的实体规则是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我们在制订证据法时，应当将证据演绎推理的有关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也就是说，证据规则的主要内容是由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组成的。

证据演绎推理的大前提究竟包括什么呢？我们可以将证据演绎的过程从诉讼程序中独立出来考虑这个问题。简单说来，证据判断是一个从证据资料到证据再到事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由若干个演绎步骤构成的：

第一步：从证据资料到证据。这个过程主要考量证据资料是否具有证据能力，能否从证据资料转化为证据。证据能力规则（或者说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应当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大前提，而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资料则是这个演绎过程的小前提。虽然大陆法系国家基于自由心证的原因对证明能力的规定比较少，但证明能力规则还是存在于大陆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最常见的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当中，证明能力规则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国的证据法应当首先规定证据能力的规则。

第二步：从证据到事实。这个过程又是经过如下演绎过程实现的。首先，法官依据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判断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究竟达到何种程度。在这个过程中，上一个阶段的结论“证据”成为了小前提。这个阶段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力规则或者经验法则。而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则是演绎的结论。作为演绎的大前提，证明力规则也应当成为证据法的内容。在得出证据与待证事实之间的关联达到何种程度的结论之后，这种结论又会成为下一个演绎阶段的小前提。在下一个阶段中，需要得出证明的最终结论，即有关证据是否能够证明待证事实的存在。在这个阶段中，演绎的大前提是证明标准，小前提是证据与事实之间的关联程度，如果证据与事实的关联程度超过了证明标准的要求，则结论为待证事实得到了证明，反之则待证事实无法得到证明。作为最后一个演绎阶段的大前提，证明标准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第三步：有关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责任作为一种“风险”，并不会在所有案件中直接发挥作用。[20]如果通过第一步与第二步的演绎能够得出待证事实存在或者不存在的结论，则运用证明责任规则进行第三步演绎的必要性就不存在了。但如果经过第一步与第二步演绎之后，有关重要事实仍然不能被认定，则需要以证明责任规则作为大前提进行第三步演绎。[21]在这个阶段的演绎过程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大前提，小前提为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的属性，结论是证明责任应当由某方当事人承担，且该当事人应当承担不利的裁判后果。因此，从理论上讲，作为这一演绎阶段大前提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也应当规定在证据法当中。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也存在许多缺陷，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是指引证明责任分配的“最不坏”的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本身以实体法规则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基础，与实体法规范具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民法中规定具体情况下证明责任的分配比较合适。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与证明责任分配相关的问题：一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如何分配证明责任，即规定举证责任倒置的具体情形。二是当运用法律要件分类说分配证明责任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公平，同时这类案件又没有被纳入举证责任倒置的范围时，法官应当根据何种原则，如何具体地分配证明责任，以实现实质上的公平。换言之，证据法当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应当是民法中的证明责任分配规范的补充。

综上所述，我们应当将证据演绎过程中若干环节的大前提纳入证据法当中，它们包括：证据能力规则、证明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为了与上述内容相配套，我们也应当将证据的种类、证明对象（包括面证事实）等的内容规定在证据法当中。

证据法的上述内容大部分是经验的总结。例如，在证据能力规则中，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是根据道听途说之内容不可靠的经验上升而来。又如，在证明力规则中，书证原件的证明力高于书证复印件的规则来源于伪造复印件要比伪造原件容易的经验。当然，除了经验之外，其他因素对于证据规则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尤其是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中，除了从经验上考虑到当事人接近证据程度的实际情况之外，还包含了一定的社会价值考量。例如，在医疗过错侵权赔偿诉讼中之所以实行举证责任的倒置，除了病人无法清楚了解治疗过程的司法经验外，还包含了保护弱者的价值考量，也体现了国家提供医疗水平，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基本政策。三、规则下的经验：证据规则与法官自由裁量的平衡

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都是证据演绎的大前提。虽然证据规则与经验法则从本质上讲都是经验，但对法官的约束力是不一样的。经验法则是存在于法官心中的经验，可以由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灵活运用。证据规则是由立法机关从经验上升而成的规则，在一般情况下法官都应当严格适用，对法官判断证据有比较严格的约束力。因此，在证据法中，证据规则的数量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有着直接的影响。证据规则越多，以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大前提的情形就越少，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小；反之则法官自由裁量的余地就越大。

因此，在证据法中应当规定适当数量的证据规则，既不能束缚法官的经验与智慧，也不能因过度放任而造成法官的态意裁判。在上文中，笔者已经总结了证据演绎过程中的若干大前提，它们是：证据能力规则、证据力规则、证明标准规则与证明责任规则。下面，笔者将针对这些大前提分别探讨在各种规则之下应当如何平衡证据规则与法官的自由裁量。

我们先从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角度来分析上述问题。与其它证据规则相比，证据能力与证明力更能体现证据规则的经验属性。从本质上讲，经验是无穷的，因为经验是人类在长期探索外界世界过程中的知识积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与人类认知能力的提高，人们会不断积累新经验并不断淘汰不合时宜的老经验。因此，人类大脑中的经验仓库应当是开放性的。正是基于上述理由，彻底束缚法官主观能动性的法定证据主义是不科学的，必然遭到时代的抛弃。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法定证据主义也有一定的合理之处。首先，它将司法活动中运用证据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使那些反映证明活动一般规律的经验成为证据规则而得到普遍适用。其次，它使证据的运用整齐划一，保证了在证据问题上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再次，它还可以防止法官滥用权力。[22]上述合理因素使得以自由心证为证据制度显著特征的大陆法系在当代仍无法完全抛弃有关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规则。例如，在《法国民法典》的亲属法当中，法律对证据方法作出了严格的限制，在财产法方面，依待证事实是法律行为还是法律事件作出不同规定，对法律行为中超过一定金额的合同原则上只能以书证作为其证据方法，对事件则允许用证人证言等证据证明。[23]又如，《苏俄民法典》第44条第2款规定：“公民之间发生的金额在100卢布以上的法律行为必须用书面形式实施”，并在46条中规定：“不遵守法律所要求的普遍的书面形式，当事人在发生争议时则无权引证证人证言证实法律行为……。”此外，日本著名学者三月章认为：“事实存在与否的判断，常以某种经验法则为大前提，自由心证主义将何为经验法则的判断委任于法官。可见其基础是对法官的信任。反之，法定证据主义则预先对何为经验法则加以规定，法官须据此行事，以防止法官擅断性判断。可见，其出发点是对法官的不信任。”[24]〔我国法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证据规则存在的必要性及其数量与一国法官的素质有重要的关系。因此，国内学者普遍认为，基于经验的无限性与发展性，应当以自由心证作为判断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主要方式，同时也基于法定证据主义的合理因素与我国法官素质的现状，应当在证据制度当中规定合理数量的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

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究竟应当规定多少，规定哪些内容比较合适呢？有学者认为，我国在制订证据能力规则时应当采用法定证据制度，制定比较详尽的证据能力规则，从源头上保障证据的质量，而在制订证明力规则时采用自由心证制度，以充分发挥法官的主观能动性。[25]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未免过于抽象。在制订证据法时，我们应当针对各种证据方法的特点来决定成文规则在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当中的比例。以下分别以人证与书证为例提出笔者的思路：

人证分为一般人证与专家人证。前者是通过普通证人（区别于专家证人）陈述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以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后者是依靠专家证人的知识、经验、技能、培训对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而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方法。[26]在一般人证中，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规则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据能力。因为证人证言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证言的来源，即证言是否来源于证人的亲身经历，证人所陈述的内容是否是其亲身经历所感知的事实。一旦确保了上述两点，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无法对证人证言的证明力作出预先设定，对证人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只能依靠法庭询问。法律只会，也只能够对法庭询问的形式作出规定，无法具体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因此，有关一般人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规定证人证言的证明力规则。根据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主要包括传闻规则与意见规则。当然，对于一般人证也可以设定一些证明力规则，主要是根据社会人际关系经验所设定的证明力比较规则，如亲属证人证言与一般证人证言的证明力孰高孰低。值得强调的是，这些证明力规则对于法官应当只具有参考作用，而没有绝对的约束力。在专家人证中，专家证言的证据能力应当主要考察专家的资格。因为专家证人之所以能够对专门性问题发表结论性意见，是因为专家证人具有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知识、经验与技能。由于专家证言（或者专家意见）涉及到专业问题，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法官与当事人很难检验专家证言的证明力，因此，很有必要为法官判断专家证言的证明力提供相应的参考标准。例如，美国联邦法院通过“Daubertv.MerrellDowPharmaceuticals.Inc.”一案，[27]确立了检验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所谓“Daubert规则”。该规则规定，对专家证言证明力的检验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察：（l）形成专家证言所依靠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建立在可检验的假设之上；（2）形成专家证言所使用的科学理论与科学方法是否与现有的专业出版物当中记载的原理相同；（3）有关理论的已知的或者潜在错误率以及该理论现存的研究标准；（4）指导相关理论的方法论及研究方法为相关科学团体所接受的程度。[28]笔者认为，为了方便法官判断专家证言（在我国表现为鉴定结论）的证明力，应当在证据法中多规定一些有关专家证言证明力的判断标准。此外，为了防止法官对专家意见的过度信任，在证据法中还必须规定专家证据不得具有预设证明力的规则。[29]

在书证中，书证的内容总是通过一定的载体出现在法庭之上。载体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就确定了书证的证明力，例如公证文书的证明力一般高于一般文书，文书原件的证明力一般高于文书复印件的证明力。通过载体形式的比较，法官比较容易对书证的证明力作出判断，不易受到证明力低下的书证的影响。而且，立法者也比较容易在证据法中根据载体的形式来规定各种载体证明力的大小。因此，有关书证的证据规则应当重点放在证明力之上，没有必要过多地规定证据能力，将一些有可能具有证据价值的书证资料排除在法庭之外。

综上所述，我们不应当笼统地讲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或者多规定一些证明力规则，少规定一些证据能力规则，而应当根据不同证据方法的不同特性来设置证据规则。我们应当把握以下标准：如果有关证据方法很可能误导法官的判断[30]，而且很难对其证明力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设定，那么在证据法中就应当多规定一些证据能力的规则。反之，立法的重点应当放在证明力判断方向的指引与证明力大小比较的指引之上。

在证据能力与证据力规则之外，应当让法官依据经验法则作为证据演绎的大前提，利用法官的经验，充分发挥法官的聪明才智。为了鼓励法官运用经验，可以考虑在证据法的总则部分对经验法则的概念与作用作出明确规定。

同时，值得强调的是，既然证据能力与证明力的本质为经验，而经验的仓库又是开放性的，我们应当适时地对证据能力与证明力规则进行更新。这种更新表现为法律的修订。在这个过程中，身处司法实践第一线的法院应当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在美国，传闻证据的排除是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总结出了许多传闻证据排除的例外情况，例如，美国纽约州法院就总结出了“兴奋性陈述”（excitedstatement）等类型的例外情况。[31]对证据规则的修正与补充要么以判例的形式实现，要么以成文法修订的形式实现。在我国，我们也必须肯定法院在形成证据规则方面的作用。在目前法院严格适用法律的司法体制下，尚无形成判例法的可能，法院对证据规则的补充应当主要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实现。[32]在将来，应当考虑建立判例法制度，为有益经验的补充与过时经验的删除提供一个畅通渠道。

再看证明标准规则。证明标准是衡量证明责任是否完成的标准。通常认为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应当是占优势盖然性。在各类专业著作、教科书中，许多作者习惯用比例的形式来表达何谓“占优势盖然性”（如许多人认为超过50%即为占优势盖然性）。事实上，证明标准只是立法对法官判断证据的一种指引。作为一种心理状态的描述，证明标准实在无法用比例来描述。因此在证据法中，只需要用适当的条文将证明标准概括出来就可以了，至于什么情况下算是达到了有关证明标准，还是应当由法官自行决定。换言之，证据法中的证明标准规则只具有指引功能。

最后，看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从理论上讲，证明责任分配规则是在事实认定的最后阶段发生作用的，是法官在穷尽一切法定手段之后，待证事实仍然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裁判案件的依据。但是，基于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当事人提供证据责任的牵动[33]，司法实践中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实际上在证明活动之初就开始发生作用。因此，为了有效指引当事人的证明活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应当是明确的。基于上述原因，尽管罗森贝克的法律要件分类说存在着种种瑕疵，但该学说易于操作、对当事人具有较强指引功能的特点使得该学说始终为大陆法系各国所青睐。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以成文法的形式预先规定证明责任的分配会过于机械，在许多情况下对规则的严格适用会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尽管证据规则会以成文法的形式列举一些倒置举证的情况，但成文法终究无法穷尽客观存在的一切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给予法官在成文规则之下的自由裁量权。一般认为，法官运用自由裁量权分配证明责任的方式有以下两种：

其一，法官直接决定个案当中证明责任的分配。在英美法系国家，关于证明责任的分配没有统一的标准。美国证据法学家wigmore认为，在实务中没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在理论上也不应当有统一的分配规则。其理由是，每个案件各不相同，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主要是经验上的事项（matterofexPerienc.），应当基于公平分配证明责任。[34]基于上述证明责任应当具有指引功能的理由，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可取的。但是，这种观点也指出了证明责任分配成文规则过于机械性的缺陷。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决定证明责任分配作为成文规则的补充。在有关案件缺乏证明责任分配的成文规则，或者根据成文规则将导致实质上的不公平时，应当允许法官根据案件的实际情况分配证明责任。根据美国学者的总结，法官根据个案情况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所考量的主要因素包括：（l）政策（policy）；（2）公平（fairness）；（3）证据所待（possessionofproof）或证据距离；（4）方便（convenience）；（5）盖然性（pro、a、ility）；（6）经验规则（ordinaryhumanexpe-rienc.）；（7）请求变更现状的当事人理应承担证明责任，等等。[3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条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该规定事实上承认了我国法官在一定情况下直接决定证明责任分配的权力。在日后，应当进一步研究法官在具体分配证明责任时作出具体判断的过程。上述美国学者所总结的各种因素值得我们参考。

其二，法官通过事实上的推定以影响证明责任的分配。所谓推定，是指根据一个前提事实A可以推导出一个结论事实B，在诉讼上利用推定，当事人可以将较难证明的证明对象B置换为较易证明的证明对象A.如果这种推定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称为法律上的推定；如果这种推定仅仅是法官依职权作出的，则称为事实上的推定。法律上的推定，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是不可推翻的，实际上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37]事实上的推定[38]，由于前提事实与结论事实之间的联系没有固定化，不能起到转移证明责任的效果，但可以起到减轻证明责任的效果。[39]运用推定，尤其是运用事实上的推定，可以使我们的证明责任分配制度灵活起来。例如，警察身着制服检查车辆可推定为执行公务，饭店菜碟里面出现了苍蝇可推定饭店厨房卫生差等。证据法应当有灵活的推定制度，法官应当敢于、善于运用推定制度。在运用推定的过程中，法官应当不断加入新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使我们的证据法与社会的发展保持同步，使诉讼事实的认定更接近真实，使我们的裁判结果更具有正当性。

民事证据范文篇6

[关键词]民事证据法基本原则诚实信用

肇始于八十年代后期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以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随着这种改革的持续和不断深入，证据制度之于诉讼程序的核心作用日益凸显，制订一部较为科学和完善的民事证据法典因此也愈来愈显得迫切。正是因应这一需要和作为民事证据立法的理论准备，近年来我国学者大量研究和译介了国外一些较为先进的证据制度。可以预见,对这些域外先进诉讼证据制度的法律移植，必将极大地克服我们在这一领域本土资源薄弱的不足，使得我国未来的证据立法处于一个较高的基点上。然而，应当认识到，一部科学的法典绝不可能仅仅是某些先进制度的简单聚合。在各个具体制度中还应当贯穿着一些普适的、共同的基本原则，以保证整部法典的和谐和统一，并用以支撑各个具体制度自身的正当性。基于上述认识，结合对其他部门法尤其是民法中基本原则演进的研究，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证据法亦应当确立诚实信用原则为其基本原则之一。下面，笔者试就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行性作一浅探，以期搏得对这一大胆命题的认同或者批判。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上述论题的提出基本上是缘起于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历史比较研究[1]，故而本文的论述亦遵循同样的思路。

一、诚实信用原则的内涵及其在民法中的演进

诚实信用作为市场交易中的一种道德要求，起初是以商业习惯的形式存在。它要求人们在市场活动中讲求信用，恪守诺言，诚实不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3]长期以来诚实信用是作为成文法的补充而对民法关系起着某种调整作用的。而它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地位之奠定，乃是人类法哲学不断发展和立法技术日益成熟的结果。概括而言，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发展经历了罗马法、近代民法和现代民法三个阶段。

1、罗马法阶段

诚实信用作为道德领域的规范植入法律的作法始于罗马法，随着罗马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立法者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商品交换关系，日益感到对每一种都详加规定的困难。他们发现，无论法律条款和契约约款多么周密，如果当事人心存恶意，总能找到规避之法。因而原有的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立法技术开始遭到批判。在此基础上，罗马法中发展起了诚信契约和诚信诉讼。相对于严正契约而言，诚信契约要求债务人不但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要依诚实信用承担善意、诚实的补充义务。相应地，在解决诚信契约所发生纠纷的诚信诉讼中，承审员不但可以根据契约内容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还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所赋予的自由裁量权对契约内容进行干预，按照通常人的判断标准增加和减少当事人所承担的义务。可见，罗马法的诚实信用虽被限制在债法的领域内，但作为现代民法中诚信原则的两个方面──诚信要求和自由裁量权，均已萌发于其中。

2、近代民法阶段

从欧洲近代史上的法典编篡运动到德国民法典的制订，为诚实信用原则发展的近代民法阶段。在这一时期绝对主义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影响下，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的立法方式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立法者对法律规范详尽性、安定性的机械追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剥夺殆尽。诚实信用原则遂仅具有指导当事人进行民事活动的意义，并且依然被限定在债法的范围内适用。显然，对司法活动能动性的彻底否定极大地限制了诚实信用原则的作用。但不容否认，由于诚实信用原则包含了市场经济的一般道德要求并体现出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故而它不能不为立法者所尊重。相应地，这一时期的成文法，如法国民法典等均明文规定了诚信条款，这一进步，为诚信原则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奠定了立法基础。

3、现代民法阶段

既往立法实践中的绝对严格规则主义，使得法律陷入僵化而不能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且牺牲了个别正义。[4]二十世纪以来，越来越深刻的对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立法缺陷的认识，迫使人们开始普遍认同成文法自身所固有的局限性和司法活动的能动性，于是在立法中体现了严格规则和自由裁量相结合的主张。此外，随着工业技术的飞速发展，个人本位思想渐渐转变为社会本位思潮，故而人类道德与法律相互渗透的趋势不断加强。在这一背景下，诚实信用所代表的道德内涵及作为一般条款的工具意义得到了立法的高度认同。1907年，瑞士民法典在第2条中体现了如下规定：“任何人都必须诚实、信用地行使权利和履行其义务。”这条规定第一次把诚实信用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法典中加以规定，以默示的方式授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同时，也开创性地把诚实信用原则扩张到及于一切民法关系──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这种适应了现代社会需要的立法方式随后即被大陆法系各国所纷纷仿效。诚实信用原则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在民法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及至今天被公认为君临为民法全法域的“帝王条款”。

我们可以看到，诚实信用原则自被罗马法植入法律后至今，其适用范围逐步扩大，不仅适用于契约的订立、债的履行，更及至一切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其性质亦由补充当事人意思的任意性规范，转变为当事人不能以约定排除其适用，甚至不待当事人授引法院可直接依职权适用的强行性规定，究其本质，在于诚实信用原则由于将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合为一体，而兼具了法律调节和道德调节的双重功能，使得法律条文具有极大的弹性。

同时，诚实信用原则的发展演进始终伴随于人类立法实践中严格规则与自由裁量的较量，并在二者的相互妥协和融合中被赋予了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意义。

必须承认，道德和法律相互渗透的趋向、成文法的局限性绝非民法这一家部门法所独有，也绝不仅限于实体法或者私法领域。故而，上文中就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中的演进之回顾和总结，对于我们的民事证据立法必然极具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二、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的可行性

1、民事证据法将不可避免地具有成文法的局限性

所谓成文法的局限性，是指成文法由于其技术上的特点不能完善地实现其目的的情况，是成文法为获得其安定性等积极价值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对于成文法的局限性之认识系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人类个体而言，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始终受到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而无法达致绝对真理。同样，立法者也不可能预见到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并据此制订出天衣无缝，预先包容全部社会生活事实的法典，这就使得法律不可能不存在规则真实和一定的不适应性。[7]显然，这种法律上的阿喀琉斯之踵[8]对于我国未来的民事证据法亦无可避免。封闭性的立法态度必将使得法律失去生命力，从而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遭致淘汰。而近代立法实践表明，以引入一些基础性的一般条款，来赋予法律适当的弹性，从而使得法官能够针对不同社会情势对法律作出合乎情理的扩张，这无疑是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有效手段。而诚实信用原则因其所代表的契合于法律根本目地的公正观念，正可以充任这样的基础性一般条款。

此外，如梁慧星先生所言：“一般而言，法律条文均极为抽象，适用于具体案件时，必须加以解释。进行法律解释时，必须受诚实信用原则的支配，始能维持公平正义。”[9]当然，对比民法而言，民事证据法多为强行性规范，其明确性就整体而言要优于民法一般规范。但即使如此，民事证据法终究还是要以一定数量的文字作为其载体，而语言文字固有的歧义性势必使得法律条文或多或少地产生模糊性。此种情形下，我们同样有必要运用诚实信用原则在法律解释上的指导.规范功能，来保证民事证据法立法本意的正确实现。

2、民事证据法的两栖性决定其应当确定诚实信用原则

正如前文对于诚实信用原则在民法领域演进之总结，诚实信用原则的适用起于债之履行，其后渐及于一切民事权利之行使和义务之履行，其适用范围随着人们对其内涵的丰富而呈逐步扩大之势。台湾学者史尚宽也注意到“关于此原则之适用，并有主张不限于私法，而并应及于公法、宪法”。[10]民事证据法虽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公法性质，但亦应适用诚实信用原则。这是因为，诚实信用原则不独是用于平衡当事人之间的利益，还在于其要求当事人不得通过自己的活动损害第三人和社会的利益，必须以符合其社会经济目的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利。这种对当事人权利行使的限制，符合现代社会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转变趋势，这对于诉讼机制的和谐运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也正因此，将诚信原则引入民事诉讼领域这一主张近来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赞同。

不可否认，民事证据法由于涵括了法院调取证据、采信证据等一系列具有职权色彩的内容，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法性质。但道德与法的结合在公法领域亦为势所必然。事实上，民事证据法中关于当事人举证、质证、证据披露，自认等许多规则本身即带有强烈的私法色彩，并且，由于我们诉讼证据制度设计上对当事人主义模式一些特点的大量吸收，使得这种“私法化”必将更为明显，因而以私法的理念和原则来约束当事人之间的证据法律关系亦为必要。此外，民事证据法虽被大多数人界定为程序法，但其中关于举证责任分配等许多内容不完全是程序法问题，而往往是在实体法即民法中作出规定，况且，民事证据并不完全用于诉讼和审判，它同时也用于指导和规范民事行为，确认和证明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保护民事权利和避免民事纠纷。也就是说，证据问题离开诉讼也会发生，也正因如此，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提出可将民事证据置于民法典中来规定。[12]由此可知，既然诚信原则在民事实体法中的“帝王条款”地位已为世所公认，其适用于民

事证据法自然也就是应有之义了。

3、诚实信用原则的道德色彩为其在民事证据法中的普遍适用创造了条件。

史尚宽先生认为，诚信原则要优于一般原则，因为法律的标准应当是社会的理想即爱人如己的人类最高理想，这种理想所处的地位要高于法律和契约，诚信原则便是这种最高理想的体现，而法律和契约则属于实现这种思想境界的途径和手段。[13]可以说，诚实信用原则正是由于它这种强烈的道德色彩，而演变成为高层次的理念为人们所信奉和遵循。必须确认，道德和法律同为社会上层建筑，同属社会意识范畴，二者必然相互影响和相互渗透。法律必须体现一定的道德精神，遵循和捍卫社会主流的道德评判标准。民事证据法固然在制度设计的层面上显得刚性，但并不能因此就排斥其对道德精神的遵循和吸收，正如现代工业的发展始终应当尊重人类社会的基本伦理。可以想象，如果缺乏了诚实信用原则的约束，诉讼将在当事人纯粹技术意义上的证据攻防大战中丧失其正义的本质，而沦为无意义的诉讼技巧的竞赛，甚至是“邪恶的角斗”。关于这一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一些国家历史上的教训颇值得我们引以为鉴。

三、诚实信用原则对民事证据法的功能意义

或许理论的论证总是要经历假设──可能──确信的思考进路。上文中关于在民事证据法中确立诚实信用原则可行性的论述，从一个大胆的设想开始，在笔者粗疏的笔意中竞渐渐演化成了必要性的论证。克服成文性的局限性这一工具意义和法律所固有的道德色彩这一价值命题，加上对民事证据法两栖性的强调，使得诚实信用原则之于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地位似已从假设转变为确定的结论。幸好这大体符合了笔者思考的真正途径，故而不致于令人太过不安。下面，让我们再切入到民事证据法的一些具体制度层面中去，观照一下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民事证据法的一些具体功能，以期作为上述命题的检证。

1、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民事证据立法的指导作用

诚实信用作为基本原则具有基础性、导向性和抽象性的特点。其对于民事证据立法的指导作用首先就在于其为各证据法律关系主体设定了真实义务。[15]。显然，证据具有可采性和证明效力的首要前提即为其真实性。我们通常认为，当事人、证人、鉴定人、人等民事证据法律关系主体均应承担真实陈述事实状态的义务。这种真实义务的设定为整个诉讼制度的运转及其价值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础性保障，因而似乎勿庸置疑。但是，功利的目标并不能取代正当性的考量，真实义务的设定几乎限制了所有社会个体选择保持沉默甚至是进行虚伪陈述的可能，这种限制的正当性又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显然，对这一问题的最为理直气壮的解答源自于诚实信用的道德义务：每一社会个体都应当诚实不欺，恪守信用，在行使自己的权利时要尊重并服从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由此我们便可以认为，当事人或其他证据法律关系主体故意进行虚伪陈述，是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因而承担相应责任乃势所必然-------这在民事证据法上即为伪证责任。而证人无正当理由拒绝作证或拒绝出庭作证，乃是其逃避了应顾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义务，同样违反了诚信原则，亦应承担拒证的法律责任。──由此推广开来，证据法上的最佳证据规则[16]、自认规则、预防规则、定量规则及反传闻规则，绝大多数

均与真实义务相关，也自然都赖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作用以维系，其最终的落脚处即为自然的道德法则。

秉循同样的思路，我们便可以对证据法上一项重要的排除规则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释：当事人采用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因其非法手段必然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或社会公共利益，故为而亦属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这种权利（取证权）的行使既然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其结果自应归于无效。

2、诚实信用原则对当事人行为的规范作用

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的模式下，由于对当事人举证的时机未作限制，一些当事人即借助此程序上的空档。在法官、对方当事人及律师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提出始料不及的证据，发起突然袭击，使得对方当事人不能有效质证。即使是虚假的证据，对方当事人在此种被动情况下亦无从揭露，这对当事人充分行使辩论权造成障碍。这一弊行在遭到立法的规制之前，往往便是由法官基于诚实信用原则而作出不利于提出证据一方的决定：或驳回其诉讼，或拒绝对迟延提供的证据予以审查，或直接认可对怠于披露证据一方不利的事实主张为正当。其后，各国亦在总结上述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在立法中依据维护诚实信用的理由，针对此类“证据突袭”而设置了证据披露制度。

同样是在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模式下，由于对当事人举证没有时间限制，将在客观上纵容当事人一方以行使举证权利的方式来达到恶意缠讼或延滞诉讼的目的。这种行为损害了诉讼活动的效率价值，并造成对方当事人的额外损失，可以认为是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因而应承担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后果。这种后果通常表现为证据的失权效果。在这一基础上，许多国家亦发展出了完备的举证时限制度。

如果发现一方当事人诉讼中出示了伪证或进行虚伪陈述，或者证人提供伪证，法官将对该证据不认可外，亦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对其所提供的其余证据的效力等级考虑其不诚实性给予相应降级。在学理上，这被归纳为“非诚信降级规则”[18]，当前立法虽未就此进行确认，但这却是实践中通行的作法，亦为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

司法实践中，往往有一方当事人基于其利害关系的考虑，而以威胁、利诱等种种不法行为对证人施加影响，特别是阻止有利于对方的证人出庭作证或提供证言。对这些妨害举证的行为固然可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妨害举证责任，但妨害举证的行为经实施后客观上将可能造成对方当事人举证不能，并进而导致对方当事人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实体判决。让故意实施此种违反诚实信用行为的当事人从中获得不当利益，这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的一般要求。故而对此种情形，可直接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在当事人之间转换举证责任，即免除原先主张某事实存在的一方当事人的举证责任，转由实施妨害举证行为的另一方就该事实的不存在负举证责任。

此外，关于诚实信用原则对于民事证据法的解释与补充功能，前文中亦有述及。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克服成文法局限性的工具意义之所在。当前我国民事证据法典尚在筹备中，司法实践可适用的证据规则极其缺乏，这种对证据法的解释和补充现象更是大量存在。例如，在诚实信用原则框架下，针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公民法律意识缺乏的特点，可以在司法实践中对法院课以向当事人告知举证义务的附随义务，以保障证据制度改革和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有效进行。

如果就作为民事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而言，诚实信用应当是证据法制定的全过程中及其适用过程中均应贯彻的指导思想。它对民事证据法的功能意义纷繁博大，实不能一一尽述。而我们可以发现，上文中对诚实信用原则具体功能一些粗疏的例述，却几乎或者势将涉及到整个民事证据法律体系中各个重要的制度。限于篇幅和笔者理论视野的偏狭，要在本文中一一勾勒出诚实信用原则之于民事证据法各制度的重要作用其实是不可能的。甚至说，限于笔者法哲学知识的贫乏，试图论证这样一个宏大命题本身就是一种不明智。现在看来，本文的努力最终将限定在可能性论证的范围内。但就笔者的视野所及，当前有关证据法基本原则的探讨并未能引起学界应有的重视。在这一背景下，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或许就比找到答案更为重要。

注：[1]相对于作为横向比较的国际间法现象比较而言，历史比较是指按照法现象的时间顺序所进行的纵向比较研究，可参见《法理学》张文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出版P41。

[2]关于诚信原则在民法中的发展演进，可参阅：《民法解释学》(修订版)梁慧星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P295─P297；《民法基本原则解释》徐国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P80─89；《民商法原理》(一)郭明瑞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P62─P63；《民法的精神》姚辉法律出版社1999年出版P41─P48

[3]参见《民法解释学》(修订版)同注[2]P295

[4]对于绝对严格规则主义缺陷的理解，我们可以借助于盖尤斯所举的一个例子来加以体会：十二表法规定：“不法砍伐他人树木的，每颗处25亚士的罚金，”但某人因葡萄树被他人不法砍伐而控告时，他可能败诉。因为严格规则主义不承认“树木”与“葡萄树”间的种属关系。

[5]参见《民法解释学》梁慧星同注[2]P297

[6]关于成文法的局限性，可参阅《民法基本原则解释─成文法局限性之克服》徐国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在笔者看来，徐国栋老师以民法基本原则入手而引领出的法哲学研究实为精致。本文亦多处引用。此外亦可参见《民法的精

神》姚辉同注[3]P33─34

[7]《法理学》张文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P207

[8]古希腊神话中的战士阿喀琉斯，由于他在出生时被母亲握住脚后跟倒提浸入溟河，而致全身刀枪不入。但其脚后跟被母亲握住的部位，却因未得湖水浸泡而成为致命的弱点。

[9]参见《民法解释学》梁慧星同注[2]P301

[10]参见《民法总论》史尚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P41

[11]可参见《民事诉讼法学原理》江伟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P222─P232；《诚实信用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的适用》刘军荣著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

[12]可参见《审判方式改革中的民事证据立法问题探讨》王利明载于《中国民事证据立法研究与应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出版P10─P13；而葡萄牙、澳门、魁北克等地便是将民事证据法置于民法典总则中。

[13]参见《债法总论》史尚宽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P336─P338

[14]例如美国，在1938年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对发现程序确认以前，当事人“胜诉的最终取得几乎完全取决于律师预先在法庭上就已设置并在庭审阶段随机完善和改进的提出证据的突然袭击的部署和应用技巧。”而且“这种诉讼策略和应用技巧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被视为一种正当程序而加以沿循下来。参见《诉讼证据规则研究》刘喜春、毕玉谦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出版P373

[15]对真实义务，理论界有广义说与狭义说之分，广义说指当事人及证人、鉴定人、人、辅佐人等均应负真实义务，狭义说特指当事人应负真实陈述之义务，本文系前说。

[16]最佳证据规则，是指某一特定的有关案件的事实，只能采用能够寻找到的最令人信服的和最有说服力的有关最佳证据方式予以说明。参见《诉讼证据规则研究》同注[14]P401─P416。

[17]证据披露制度及其与诚实信用的关联，可参阅《诉讼证据规则研究》同注[14]P370─P397。

民事证据范文篇7

[关键词]电子证据；民事证据法；证据种类

电子证据作为我国诉讼法研究中比较新的课题，起步也仅仅几年。最初，其研究力度明显不够，仅散见于一些学术论文中。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电子证据的论文数量、质量都大有提升和改观，出现了专门研究此问题的著作。至今，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出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的专家建议稿中（以下简称专家建议稿），大有可能正式登上我国证据法的舞台。电子证据与1982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首次出现的视听资料一样，从其出现之日起，它的证据资格、证明力、所含种类，无一不存在争议。该争议所表达出的深刻涵义在于：作为一名研究诉讼法的学者，究竟应该怎样面对高、新技术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应对诉讼法中出现的与相联系的此类新课题。培根在《新工具》中告诫人们：“若有人以方术和科学会被滥用到邪恶、奢侈等等目的为理由而加以反对，请人们不要为这种说法所动。”因此，对于电子证据这一类课题的研究，一定要与时俱进，排斥和回避都是要不得的。本文基于国内外学者对于电子证据研究的已有成果，综合，横向比较，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期与各位同仁商榷，共同解决电子证据的定位问题。

一、电子证据定位评述

在电子证据研究过程中，争论最为激烈的恐怕是电子证据的定位问题，即电子证据究竟有无必要作为一种单独的证据种类而存在？若没有这个必要，那么电子证据到底应归于现有证据种类中的哪一类？目前此问题的回答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人们先后提出了“视听资料说”、“书证说”、“物证说”、“鉴定结论说”、“混合证据说”和“独立证据说”等多达6种观点。前期争论主要集中在前两种观点，现在对于后两种观点也有了较多学者支持。笔者在此对上述6种学说逐一分析、比较，并分别提出自己的意见。

（一）视听资料说

电子证据属于视听资料的一种，在早期几乎为通说。且至今仍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这恐怕与视听资料的历史成因大有关系。在我国第一部诉讼法即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中，没有将视听资料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但是后来为了解决录音、录像等新型证据材料的归类问题，在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中首次规定了视听资料这一新的证据种类，并把录音、录像、机存储资料等划归其中。这也就是为什么目前仍有许多学者支持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之一种的主要原因。另外，有学者还了几点理由予以支持，如电子证据如同视听资料皆可显示为“可读形式”，因而也是“可视”的；视听资料与电子证据在存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存储的视听资料及电子证据均需借助一定的工具或以一定的手段转化为其他形式后才能被人们直接感知；两者的正本与副本均没有区别；等等。[1]

针对视听资料说，也有学者予以反对。其理由大致为：将电子证据中文字的“可视”和视听资料中的“可视”混在一起没有充分的理由；将电子证据视为视听资料不利于电子证据在诉讼中充分发挥证据的作用，因为视听资料系间接证据；等等。[1]（444-445）

有学者认为上述观点存在片面与不足。依照前者，在电子商务活动中当事人通过E-mail、EDI方式而签订的电子合同属于连续的声像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视听资料，显然有些牵强；对于后者，简单依据《民事诉讼法》第69条就断定“视听资料系间接证据，故主张电子证据系视听资料将面临重大法律障碍”，显然过于轻率。[2]

也有学者认为，将电子证据归入视听资料的范畴，无疑于削足适履，并不符合联合国《电子商务示范法》的精神；倘若按此主张立法，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将会碰到许多与各国不想吻合、不相适用的法律问题。[3]

我们认为，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现有证据分类的基础上，将电子证据纳入视听资料的范畴，虽未给予电子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但至少肯定了其存在的合法性，也算“相对合理主义”在证据法中的具体表现。视听资料在立法上的出现本身就包含了允许与电子技术相关的证据罗列其中的涵义，这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立法的特定考虑。司法实践中也是按照这一思路来贯彻执行的。但是，如果站在对民事证据单独立法的新环境下来考虑，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将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作一合理的区分，以减少视听资料内涵的混乱性，解决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两者的关系问题。

（二）书证说

书证，是指以文字、图画、符号等表达的思想来证明案件事实的资料。[4]其与电子证据的相同之处就在于两者都以表达的思想内容来证明案件的事实情况。基于这一相同点，有学者提出了“电子证据系书证”，该观点在国外的立法实践论证和国内众多学者的推波助澜下，其声势已盖过“视听资料说”，并似乎已被多数学者所接受。支持者提出了大致如下理由：普通的书证与电子证据的记录方式不同、记载内容的介质也不同，但却具有相同的功能，即均能记录完全的内容；电子证据通常也是以其代表的内容来说明案件中的某一问题，且必须输出、打印到纸上（当然也可显示在屏幕上），才能被人们看见、利用，因而具有书证的特点；我国《合同法》第11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及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据此也可以推断出电子证据系书证的一种；各国立法上尝试的功能等同法亦在填平传统书面形式与电子证据之间的鸿沟。[5]

针对书证说，学者们提出了反对意见：外国法律文件的规定，不能成为在我国进行简单类比类推的当然理由；书面形式并不等同于书证，某一事物若属于书面形式则不一定得出其就是书证；主张电子证据应归为书证很难解决法律对书证“原件”的要求问题；功能等同法并不能解决电子证据的定性问题：“书证说”难以圆满回答计算机声像资料、电子聊天资料的证明机制问题。[2～3]

我们认为，虽然人们直接读取的电子证据是由文字、符号、图表等表达形式组成的，但是在机器中都只能以“0”或“1”的机器语言编写，亦即是说，我们在电子证据中所看到的文字、符号、图表其实与书证中的文字、符号、图表并不相同，前者实际上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转化，转换后的表达形式能否就直接与书证的表达形式划上等号，恐怕值得思考。国外的相关立法大都能够较好地解决这一问题，是因为它们对于书证原件的要求进行了变通，如美国采取了扩大原件内涵的解决办法，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则采取了置换原件的。总之，要在我国现有证据体系的基础上承认电子证据系书证，至少也要制订出一套可行的证据规则或重新界定我国证据规则中的现有涵义，至少涉及到的有传闻规则、最佳证据规则等规则。

（三）物证说

在我国，主张电子证据系物证的学者不多。有学者指出，物证有狭义物证与广义物证之分。狭义物证是以其存放的地点、外部特征及物证特性等起证明作用的物品和物质痕迹。广义的物证是指一切实物证据。电子证据属于广义物证的范围。[6]也有人指出，电子证据在不需要鉴定的情况下属于书证，“但有时也可能需要鉴别其真伪，故也可能成为物证。”[7]

我们认为，仅仅因为“有时可能需要鉴别其真伪”，就认为这种情况下电子证据系物证恐有不妥。因为包括书证、证人证言、视听资料等有时也需要鉴别其真伪，若单单以这种需要作为证据种类划分的依据，实难服人。

有人引用外国学者奥恩？凯西在《数字证据与计算机犯罪》一书中的表述来支持物证说，并认为其颇具说服力。奥恩？凯西说：“数字证据是物证（PhysicalEvidence）的一种。尽管数字证据不象其他形式的物证（如指印、DNA、兵器、计算机组件等）那样有形，它仍然属于物证。”其理由是：其一，“数字证据是由能借助特定工具和技术加以收集并分析的各种磁性物质和电脉冲物质形成的”；其二，“许多法庭都承认，这种无形物可作为证据扣押。”正是基于这两点理由，他得出了这一结论。

我们认为上述说法仍不具说服力：其一，数字证据需“借助特定工具和技术加以收集分析”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大都采取模拟信号通讯的视听资料，难道就不需要借助特定工具和技术加以收集分析吗？且电脉冲也并非电子证据所独有物质，视听资料的形成中也可能形成电脉冲；其二，数字证据“可作为证据扣押”，进而认为其与物证有相似性，笔者认为，电子证据能否认定为无形物暂且不论，但是把能被法庭扣押作为物证的独有特性，恐有不妥。

（四）鉴定结论说

将电子证据归为鉴定结论，这是极少数学者的看法。它主要是从转换的角度得出的结论。如有的学者认为：“如果法院或诉讼当事人对电子数据的可信性有怀疑，可以由法院指定专家进行鉴定，辨明其真伪，然后由法院确定其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8]

对此，反对者认为：“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鉴定是具有专门知识或专门技能的人，接受委托或聘请，对案件中某些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的一种诉讼活动，其得出的结论意见即鉴定结论。鉴定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案件中某些关系是否存在、某些事实或现象的真伪、某些事实的有无、某些事实的程度及某些事实的因果等，而这些需要鉴定的关系、事实或现象等通常已是可采用的证据，只是还需要以鉴定的方式判断其是否可采信。在电子证据被许可采用之前，是不存在对可信度进行判断的问题的；换言之，只有在电子证据已被采用的前提下，才需要专家就其真伪进行分析判断，才需要法院依据专家的鉴定结论确定其是否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因此，‘鉴定结论说’有其不妥之处。”[1]（446）

我们认为，电子证据需要鉴定，主要是针对其真实性方面来说的。其涉及到的主要是司法审查方面的问题。鉴定的使用并不能改变电子证据的本身属性。故我们赞同反对者的意见。

（五）混合证据说

“混合证据说”认为电子证据是若干传统证据的组合，而非独立的一种新型证据，也非传统证据中的一种。有学者将电子证据分为四类，即书证、视听资料、勘验检查笔录和鉴定结论证据。[9]另有学者认为：“在我国一时还难以通过证据立法对证据的‘七分法’进行修正的情况下，将其分别归为电子物证、电子书证、电子视听资料、电子证人证言、电子当事人陈述、关于电子证据的鉴定结论以及电子勘验检查笔录无疑是最合理的选择。”[2]

我们认为，针对第一种观点，有明显不足之处：首先，将电子证据分为上述四种形式，恐欠周延，从技术角度出发，无论是利用计算机模拟得出的结果还是测试得出的结果，都应该是计算机处理得出的数据，即分类一本身就包含了分类二、三，至少这三种分类在外延上有交叉；其次，该以输出形式来区分书证与视听资料的做法也欠妥当。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是立法时由立法者根据证据的存在和表现形式对证据所做出的划分。[10]而这里用输出形式来划分书证和视听资料，与立法本意有明显偏差。针对第二种观点，我们认为，将电子证据划分到七种传统证据中去，可能有使各种现有证据种类互相交叉、造成现有证据体系更加混乱之嫌。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混合证据说”在不改变现有证据分类的基础上，比较巧妙地处理了电子证据的定位，因而颇具理论价值。从现行民事证据分类基础上来评价“混合证据说”，我们认为它比“视听资料说”更显合理，思路也更精巧，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操作性欠佳，在新的民事证据立法中不宜采用。

（六）独立证据说

鉴于电子证据种类划分的复杂性和其本身的特殊性，并国外的电子证据立法，有学者提出，将电子证据作为一种独立的证据种类，以适应电子证据在司法中日趋增长的新形势。有学者从有利于电子商务法律环境的角度出发，提出：“电子证据显然有其自身区别于其他证据的显著特征，它的外在表现形式亦是多媒体的，几乎涵盖了所有的传统证据类型，把它塞入哪一类传统证据都不合适。而所有电子证据均是以数据电讯为交易手段的，以商事交易的现实需要来说，完全有理由将其作为一种新类型证据来对待，确立起电子证据自身统一的收集、审查、判断规则，为电子商务关系的法律调整提供一个完整的法律平台。”[11]

但是，反对者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有学者认为，“电子证据同七种传统的证据相比，并未创造一种全新的证明机制，如果说有所不同则仅是外在形式的不同。‘独立证据说’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强调电子证据的重要性，但难免有过于轻率之嫌。”[2]我们认为，我国现有证据是否完全按照证明机制来进行分类，值得思考。由于该学者并未详细阐述其观点，我们在此不作过多评述，在下文中将详细阐述我们的看法。

二、电子证据研究中的重点和难点

电子证据作为技术和法律相结合的产物，其研究难度可能大于任何一种传统证据形式的研究，从上述电子证据定位这一个方面的问题可管见争议之激烈。归纳起来，我们认为在电子证据的研究中大致存在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一）理论和实务界对电子证据的重视程度和电子证据的重要性程度不成正比

电子证据的研究领域，在几年前虽已有人涉足。时至今日，研究成果也出了一些。但是我们仍可肯定地说，对电子证据的研究，论及广度和深度都远远不够，与电子证据研究价值的重大性和立法需要的紧迫性实在不相匹配。从目前学术界发表的数十篇论文来看，除了少数论文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其他几乎都是较低水平的重复，无非是对电子证据的概念、特征等进行粗略的介绍和简单的评述，较少从制度层面进行完整缜密的思考。并且，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除了少数学者在电子证据研究领域摇旗呐喊外，绝大多数从事证据法学研究的同志并未在该课题上投入任何时间和精力，从而难以形成一个电子证据研究的大环境，使该重要课题长期边缘化。另外，实务界对电子证据的重要性认识同样不够，法官和检察官基于电子证据真实性判断的困难性等原因，对电子证据往往持排斥态度。

（二）电子证据的技术性特点从某种程度上阻碍了诉讼法学界对其研究的深入

电子证据作为电子信息等技术在诉讼法中的反映，其本身就具有易修改、便利高效等独有特征，对于长期从事法学研究和实务的同志来说，即使他们对电子信息技术有所关注和认识，事实上也是难以深入领会和把握这些高新技术的要领和实质的。况且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非其他学科所能比拟，要紧跟其前沿难上加难。故要真正解决电子证据研究中的诸多难题，必须重视技术力量的投入，即必须有一批既懂技术又懂法律的研究者深入其中，这一点与电子商务法、知识产权法、计算机犯罪等法学领域的研究颇为神似。

（三）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关系的重构与内涵的界定存在巨大的认知困难

我国传统的证据学理论是将电子证据作为视听资料之一种，并作为通说延续至今，两者构成了实质上的包含与被包含关系，即视听资料包括了电子证据，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其也是深远的。要赋予电子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首要的任务是重构其与视听资料的关系。从目前的情况看，要完全分清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的关系和内涵，在认知上有相当困难，因为视听资料的产生和运用往往要以电子设备为手段，从而与电子证据的内涵难免存在交叉。且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更新，这种交叉又可能呈扩大之趋势。那么，对电子证据和视听资料作限制性解释就实属必要，但其标准和尺度又如何把握呢？这些环环相扣的问题在短期内恐难一一深刻认知。

（四）电子证据缺乏制度层面的保障从而降低了可操作性

一种证据如果缺少收集、审查等制度层面的规范，其可操作性也就无从谈起。如针对电子证据采集的专业性，是否应由专门机构和人员来收集？基于电子证据容易被伪造、篡改等特性，是否需要一个中立的专业性技术机构来进行审查？这些问题若不能很好地解决，就不可能使法官、检察官和当事人在实务中真正接受电子证据，对电子证据的讨论将永远只能停留在纯理论层面。

三、民事证据相关立法对电子证据的价值取向

从现有民事诉讼相关法规中，我们不难发现，立法者对电子证据的独立地位是不予认可的，而视电子证据系视听资料之一种。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2条：“调查人员调查收集计算机数据或者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的……”。当然，该规定的出台本身就是为了弥补我国民事诉讼法证据部分的不足，且因其效力所限，故不可能在电子证据方面有所突破。

借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春风，民事证据制度改革作为其重要而倍受关注和重视。尽管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之初并非以证据制度的改革为切入点，现在也仍然有学者将落实公开审判制度作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核心，但由于证据制度在民事诉讼制度中的天然核心地位，因此，关于民事诉讼制度的全面改革就不可能不触及证据制度，并且地将证据制度改革置于其改革的核心和中心地位。[12]也正因如此，我国的民事证据专门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才提上了议事日程，并已进入草拟阶段。

2000年8月12日至13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在北京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草案）”初稿时，就有专家提出了要将证据作为一种新的证据种类的意见。会后的倾向性意见是：民事证据法的体例应当包括书证、物证、视听资料、证人证言、当事人陈述、鉴定结论、勘验笔录和电子数据。在后来正式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中就出现了电子证据这一单独的证据种类，可见电子证据的独立证据地位也是得到了相当一部分同志的支持。

我们认为，在承认电子证据独立性的前提下，对电子证据的立法安排可能有三：（1）鉴于电子证据的极端复杂性，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电子证据及其相关制度还很难作出妥善解决，故先对电子证据作原则性规定，细节性留待以后再以司法解释等形式予以具体化；（2）电子证据的出现和主要源于电子商务的发展，为了不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进度，或者说不影响我国民事证据立法的一贯严密性，最好将电子证据问题留给电子商务法去解决，在涉及到电子证据的运用时，直接适用电子商务特别法；（3）对电子证据在民事证据立法中暂不作过多规定，待研究成果丰富和时机成熟时，再考虑颁布一部电子证据的专门法典。

从最近的民事证据法专家建议稿第四稿的情况来看，对电子证据体例安排可能基于第二种考虑。我们发现，该专家建议稿在证据种类划分时，给予了电子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但是，该建议稿对待电子证据并未像其他证据形式那样给予了专章阐述，而只是在视听资料一章一笔带过。值得注意的是，在视听资料的专章规定中，有相当篇幅在介绍数据电文的提供、调查和证明，而没有提及电子证据，这样的体例安排令人费解，有使视听资料、电子证据、数据电文三个概念更加纠缠不清之嫌。实际上，视听资料肯定不能等同于数据电文，数据电文也并非电子证据，三者最多在内涵上存在交叉。但是，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新的民事证据立法中，虽然做得并不彻底，但立法者是倾向赋予电子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的。

四、对电子证据的思考与立法建议

毋庸质疑，电子证据的出现与电子商务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对电子证据立法的一些有益尝试也主要散见于国外各种电子商务法中。故我们最初考虑，对我国电子证据的立法是否可分阶段进行，即先由电子商务法予以规定，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考验和学界反思，然后再由专门的证据立法选择性吸收，这样对我国的民事证据专门立法是否更加有益？但是，从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想法恐难实现。因为这种考虑假设的前提，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也还只是停留在专家们的学术研讨阶段，其立法进度极有可能落后于我国的民事证据法。若等到电子商务法颁布后，再选择性吸收地反映在民事证据法中，恐不现实。另外，某些学者希望颁布专门的电子证据法，即想象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证据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也难以实现。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电子证据问题仍须民事证据法予以解决，至少应对以下问题予以反映。

（一）针对电子证据的定位问题，在民事证据法中应赋予其独立的证据地位

因为，电子证据具有不同于其他传统证据形式的特点，电子证据的数据和信息只能以由“0”和“1”组成的二进制代码进行数值运算和逻辑运算，所有的输入，不论其存贮内容（数据、文字、声音、图形、程序等）和存贮介质（如ROM、RAM、EPROM、磁盘、磁带、光盘等）如何，都必须被转化为机器可以直接读写而人却不能直接读写的由“0”和“1”组成的机器语言在设备中进行运算，然后再将运算结果输出到相应设备上让人们读取。正是电子证据的这种独特的数字化特征，使其与其他传统证据相比更具不稳定性，从而使得它的收集、审查具有极大的复杂化，若我们还是用传统思路去处理这些问题，肯定不能适应电子证据处理工作中的实际需要。①况且，若将电子证据纳入任何一种传统证据形式，必将对该传统证据形式独立存在所依据之独有性质产生冲击，即该传统证据形式由于电子证据的划入而影响其自身的独立性，从而很有可能削弱我国证据传统分类的学理基础。

并且，我们认为，证据法同样应该满足改革开放之需要，必须为国家的建设保驾护航，做出自己的贡献。我们注意到，自从1993年9月美国总统克林顿提出“国家资讯基础建设”（National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之构想后，电子商务发展更为迅猛，互联网前所未有地将人类、商务更密切地联系起来。它帮助公司降低成本，加速革新、提高生产力。在我国，电子商务方兴未艾，通过电子数据交换（ElectronicDataInterchange，其缩写为EDI）和电子邮件（E-mail）签订的合同大量存在，而一旦发生纠纷，电子证据往往是唯一的证据形式，如果我们不承认其独立证据地位，而将其归入传统证据种类，基于视听资料的间接证据性认识和书证的众多证据规则等诸多因素所累，往往使案件审理陷入僵局。若赋予电子证据独立的证据地位，必将促进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合法地发展，同时也使我国的民事证据法更具前瞻性、先进性。

（二）针对电子证据与视听资料的关系问题，应对两者的概念和内涵重新进行区分和界定，澄清认识上的错误

1.对视听资料概念和内涵的重新界定

专家建议稿中的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电脑和其他技术设备储存的电子音像信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该定义的形式要件是“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电脑和其他科学技术设备储存的电子音像信息”，而实质要件是能“证明案件事实”，亦即是说，上述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相结合，就构成了视听资料。这个概念几乎是视听资料传统定义的翻版。在审判实践中，受视听资料传统定义的影响，已经出现了不少错误的认识，如一些同志将“多媒体示证”这一新的证据出示形式中出现的证据当作视听资料看待。也有同志认为，公安机关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被害人、证人时的录音、录像也是视听资料，因为它们均能“证明案件事实”且是“录音带、录像带、光盘、电脑和其他科学技术设备储存的电子音像信息”，满足了视听资料定义中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之要求。

而对于视听资料的种类，专家建议稿中认为应包括“（一）录音资料；（二）录像资料；（三）电子机存储的资料；（四）其他音像资料。”即视听资料包括了电子计算机存储的资料，而并未区分这种存储的资料的来源和原始目的。令我们有理由相信，EDI和电子邮件中的有关资料，只要存储在电子计算机中（这种存储是难以避免的），就属于视听资料的范畴。这与学者和国外立法中基本上公认的电子证据种类存在着抵触，故我们认为最好将“电子计算机存储的资料”这一项去掉，视听资料中需要由计算机存储的那一部分，可以划归为“其他音像资料”一项中去。

针对视听资料这个称谓，也有学者指出，“严格来说，视听资料这个名称并不严谨，因为它同其他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是不一致的。其他证据种类均是以证据的存在和表现形式作为其命名的根据，而视听资料却是以人们对这类证据的感受方式而命名的。如果从人们对证据的感受方式来看，几乎所有的证据都可以称为视听资料，所以有些学者认为，视听资料以称为‘音像资料’或‘音像证据’为宜。”[13]笔者赞同该观点，并认为，在民事证据法中首先就应重新认真审视“视听资料”这一提法，以“音像资料”取代之为宜。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对视听资料的种类应作缩小化解释，即将电子证据所涵盖部分从传统视听资料种类中删除。

我们认为，视听资料可以重新界定为：“视听资料，是指采用先进科学技术，真实再现案件原始图像、音响的一种证据。”这样界定的好处是，其一，它将与计算机紧密联系的电子证据从视听资料里分离出去，为两者的独立存在铺平了道路，且并未排除涉及电子计算机的“图像、音响”类视听资料的适用；其二，有效区分了视听资料与其他证据形式，将视听资料的本质特征表述为“真实再现案件原始图像、音响”。这样，即使采取图像、音响的多媒体技术编辑、演示的证据组合，由于其并不能再现案件的“原始图像、音响”，故不应视为视听资料。

2.对电子证据概念和内涵的重新认识

要对电子证据概念作准确表述确实比较困难。从国外立法实践看，较少有国家对其作一单独完整的定义，而是倾向于阐述其概念来侧面界定电子证据本身。②笔者认为，此种做法相对合理。我们知道，对任何事物作一准确界定都有其困难之处，而集性和技术性于一身的电子证据也不例外。电子信息技术的生命与灵魂就在于其不断地发展和创新，从而促使作为电子证据技术基础的一系列概念，如计算机、电子、信息等都在飞快发生着从概念到本质的变化，要让一个不断变化的事物与视稳定性为生命的法学想结合，做再多的努力恐也是差强人意。故笔者认为，对电子证据不宜作概念界定，应重在把握其内涵，即处理好“哪些证据材料应归为电子证据”这一命题，才是关键之所在。并且对其内涵的界定也应有所限制，要考虑这种内涵的界定即使在飞速发展的今天和明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能尽量避免与视听资料、书证等传统证据形式的外延过多地交叉。笔者认为，从我国诉讼法的证据体系来看，狭义上理解电子证据应更为适宜，即界定范围应为与电子计算机紧密联系的那类证据。而不能像某些学者所主张的那样，将所有与计算机有关的证据都纳入电子证据的范畴。我们知道，计算机在很多场合都仅仅是以工具的形式存在，比如借助计算机可以将视听资料、证人证言转化为电子版本存储、展示，我们不能说因为计算机在此情况下的使用就使原证据形式转化成了电子证据，实际上它们仍然是视听资料、证人证言。

我们认为，对电子计算机有关的信息，应视其来源和输入、存储、处理、输出的目的，从两个层面来理解、把握电子证据的内涵：一个层面是电子证据的生成以电子计算机为必需之手段；另一个层面是电子证据的收集、审查必须以电子计算机相关专业知识为依托。从这两个层面理解，我们认为EDI、电子邮件、BBS上的留言、电子聊天记录等应属电子证据范畴。因为：首先，它们的产生以电子计算机使用为必需，没有计算机的使用，EDI根本不可能存在，电子邮件也不可能产生，电子聊天记录之类也无从谈起。并且，要想真正保持它们的原始状态，也几乎离不开电子计算机；其次，上述电子证据的收集、审查极具专业性，若不能正确采集、认定，必将影响案件的事实认定。如用电子邮件发出的要约、承诺来签订合同，电子邮件发送、接收的时间不同肯定会影响合同成立和生效的时间。一旦对合同生效时间发生争议，对电子邮件发送、接受时间的认定就显得至关重要，而要准确认定这点，非专业人士很难做到。又比如某人在BBS上用自己的网名发帖子，揭露其同事隐私，从而发生诉争，那么原告怎么证明该BBS上的留言就是被告所为呢？即怎样证明中的某人就是现实生活中的此人？这都是很复杂的问题，不借助于计算机和网络知识是不可能妥善解决的。总之，我们不能用传统的证据收集、审查制度来套用电子证据的收集、审查制度，否则，电子证据就变得真的难以认定了。

同样道理，对于与电子证据存在混淆的“电子类视听资料”、“电子类证人证言”等就容易区分了。一件视听资料证据，基于各类原因使用了电子计算机，只要这种使用并不是该视听资料生成所必需的，那么其仍然只能算是视听资料。比如数字类摄影设备（包括数码相机、数字摄影头等），由于现在大多数数码相机使用了芯片，已类似于一台微型计算机（但并非我们对电子证据定位中所指的电子计算机），具有如剪接、旋转、翻面等一些简单的图片处理功能，不借助电子计算机也能独立生成和存储影像，这时电子计算机也仅充当一个图片深加工的角色，这类数字摄影设备的摄制内容就不应作为电子证据看待。而反观数字摄像头，由于其大都只具有输入图像这一简单功能，要生成一个固定内容，必须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等设备，故其生成的影像资料应视为电子证据。现在再考察检察、公安机关广泛使用的多媒体示证方式，由于计算机的使用只是为了将各种证据进行编排，便于示证，各种证据的生成肯定不以计算机为必备要件，其采集、审查手段也未发生任何变化，故并未改变原证据的性质，不应视为电子证据。

总之，我们认为，电子证据只能作狭义理解，其道理类似于对“物证”、“书证”采取限制性解释一样，否则各种证据形式必将发生内涵上的交叉，从而引起新的混乱。

（三）对电子证据收集、审查等相关制度的思考

如果电子证据在法律上仅仅表现为概念性的阐述，而不寻求制度上的保障，那么电子证据的独立性由于缺少可操作性作保障，最终只能是空谈。

要构建可行的电子证据收集制度，必须先解决其主体问题。我们认为，对于一般的电子证据，如果其收集并不困难，且对案件事实起间接证明作用，可以由当事人自己收集，但是一旦对方当事人对该电子证据的真实性提出质疑，则提供方必须对其真实性予以证明；而对于相对复杂不易收集或在审判中起主要作用的电子证据，应由专业技术人员完成收集、保全等一系列工作；对于当事人或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电子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理由是：其一，一般的电子证据，可由当事人收集，既可以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又符合我国取证制度的现有法律规定；其二，鉴于电子证据的特点，一般当事人很难专业地提取、固定电子证据，比如一封电子邮件的提取，仅仅将其内容进行简单地复制肯定是不行的，还必须提取它的表头和传送等光靠邮件内容不能发现的信息。而非专业性的操作可能影响电子证据的证明力，甚至会使电子证据丧失证据资格；其三，即使当事人有能力相当专业地完成取证工作，但是，他们通过什么途径、以什么名义要求技术和经济势力强大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③来配合当事人的取证工作呢？而没有ISP等机构的配合，往往很难准确完整地收集到某些电子证据。特别是在以ISP为被告的诉讼中，这种情况更加明显。这时由人民法院进行调查收集实属必要。

当然，由于法院本身的功能所限，可以委托拥有电子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的机构进行电子证据的收集、审查工作。我们认为，该项工作原则上可由负责计算机犯罪和网络监控的电子警察完成，也可挑选精通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的专家组成电子证据专家库，无论采取何种形式，在立法上应作出明确的规定。

四、结语

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们走进了一个电子化、信息化的崭新。这对于法律规范的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④法学作为科学的重要分支，理应注意与自然科学的紧密结合，法学研究者也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的不断进步给我们提出的新课题。电子商务、计算机犯罪、电子政务等新事物不断涌现，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出现了在线调解、在线仲裁等新的纠纷处理形式，这无一不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规范。

人类是否会如某些学者预言的那样进入电子证据时代，尚需观望。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电子证据作为一种新型的证据种类，在将来的司法实践中一定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引起整个证据体系重点向电子证据偏移。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国电子证据的研究和立法能够走在世界的前列！

注释：

①在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了由于电子证据认定的复杂性而导致审判陷入僵局的案例，如1996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国内第一起电子邮件侵权案，法院难以对谁借原告之名向密执安大学发出拒绝接受入学邀请的电子邮件这一问题作出认定，从而使案件审理陷入尴尬局面，后该案最终经法院调解结案。又如2000年，原告王路明诉被告吉列（）投资有限公司的劳动争议案；2002年，北京某科技公司诉“8848”网站的买卖纠纷案等案件，在认定电子证据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使并不复杂的案件复杂化。

②如美国《统一电子交易法》、《国际国内电子签章法》等都只是对“电子”、“电子记录”、“电子签名”等概念作了界定。加拿大《统一电子证据法》也是通过对“数据”、“电子记录”、“电子记录系统”三个术语的定义对电子证据进行界定。澳大利亚《电子交易法1999》通过对电子通讯、信息、信息系统的定义对电子证据作出类似规定。

③网络服务提供商ISP（InternetServiceProvider）又包括了网络接入技术提供商IAP（InternetAccessProvider）和网络内容提供商ICP（InternetContentProvider）。

④法律规范的现代化，是指法律规范作为法律的主要表现形式，它必须集中体现现时代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最新和最高成果。参见张文显：《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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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游伟，夏元林。计算机数据的证据价值[J].法学，2001，（3）。

民事证据范文篇8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民事证据是指民事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民事收集提供的跟案件事实有关的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证据开示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明的是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双方当事人在开庭审理之前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而和发展起来的。证据开示这一制度源于西方，只是近年来为我们国家在诉讼过程中所采用，但也是处于尚不成熟的探索阶段。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议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由此可见确立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正是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项，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化。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一）证据开示的范围。凡与案件在事实上和法律上有关联的，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资料原则上都应予以开示。具体包括实体法事实、程序法事实、外国法律和地方法规的证据资料、涉案信息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公益及当事人公平对抗，对开示对象在某些情况下须予以必要限制。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也是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导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笔者认为，限制开示的事项应该包括：1、涉及国家秘密的证据资料，不应开示；2、涉及当事人一方的商业秘密，该方当事人有权拒绝开示。如确有需要，经法院决定可以开示，但当事人必须严守秘密，不得向案外人泄露该资料，否则将构成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应受到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的惩戒，对因此而造成的损失应予赔偿；3、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资料，如秘密录音、秘密录像、擅自开拆他人信件或阅读他人日记、机密文件获取的信息，未经同意复制的他人资料等，都应禁止开示；4、当事人双方及第三人对案件事实和证据的意见，质证、辩论时将发表的意见，诉讼人的词都经过分析、思考得出的成果，不予开示，以保障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在庭审时充分质证、辩论的权利。

（三）违反证据开示规则的制裁。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轻诉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院庭罚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证。三为不经庭审即可能性以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一）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有证据失权后果。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公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并且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人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最高人民法院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由法律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二）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三）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庭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保障，他们打官司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只是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夸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也并非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建立一套良好的论据开示制度，更要特别注重对包括律师在内的法律职业群体素质的培养。

（四）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前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总之，随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化，必将能够建立一套适合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特点的具有特色的民事证据开示制度，从而推动我国整个主义民主、法制化进程。

资料：

民事证据范文篇9

关键词：民事证据开示制度

一、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必要性

（一）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二）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三）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二、建立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的构想

三、民事证据开示的制度保障

参考文献资料：

民事证据范文篇10

关键词：民法证据交换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又称为“证据开示”、“证据发现”、“证据展示”，其作为审前程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世界各国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由于传统的职权主义因素造成的“先定后审”的影响，以及证据交换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造成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没有发挥其应有的程序功能和价值，在个别地方甚至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厘清我国证据交换制度发挥作用的体制障碍和制度缺陷，促进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更好地保障程序公正，实现诉讼正义。

一、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立法现状与缺陷

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并没有直接规定证据交换制度。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11月16日的《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交换、核对证据，核对账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入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在开庭审理时如双方当事人不再提出异议，便可以认定。这是我国法律法规首次对证据交换制度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7月《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5条规定：“开庭前应当作好下列准备工作：……6、案情比较复杂、证据材料较多的案件，可以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公布的《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的纲要》中规定：“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要进一步完善举证制度，除继续坚持主张权利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的原则外，要建立举证时限制度，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庭前交换证据制度，完善人民法院收集证据制度，进一步规范当事人举证、质证活动。”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6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中规定：“第三十七条，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第三十八条，交换证据的时间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也可以由人民法院指定。人民法院组织当事人交换证据的，交换证据之日举证期限届满。当事人申请延期举证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据交换日相应顺延。第三十九条，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在证据交换的过程中，审判人员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对有异议的证据，按照需要证明的事实分类记录在卷，并记载异议的理由。通过证据交换，确定双方当事人争议的重要问题。”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

尽管我国初步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但其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一些问题，阻碍了该制度实际作用的发挥。这些问题是：

1、证据交换规则的合法性存在质疑

我国2001年《证据规定》第37条至40条以司法解释的方式基本确立了证据交换制度，并且在其第34条规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举证期限与证据失权制度：“当事人应当在举证期限内向人民法院提交证据材料，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对于当事人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人民法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但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的除外。”从其规定的基本精神看，对逾期提交的证据原则上是予以的排除，即否定其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的效力。但这个精神与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是相冲突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5条规定：“当事人在法庭上可以提出新的证据。”即肯定了证据随时提出主义。《证据规定》试图对民事诉讼中一审、二审中“新的证据”作出解释，但《证据规定》毕竟是一个司法解释，无权解释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是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证据规定》与它产生了冲突，便无法确定其合法地位。

2、适用庭前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粗疏笼统，缺乏可操作性

《证据规定》第37条规定：“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可以组织当事人在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人民法院对于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当事人在答辩期届满后、开庭审理前交换证据。”但却没有明确界定“证据较多”、“复杂、疑难”的标准，使得法官对于究竟哪些案件应当进行证据交换，没有一个合理、科学的尺度，几乎完全由法官自由裁量，致使很多法官不适用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或者利用简易程序回避庭前证据交换的工作，使得民事证据交换制度没有发挥应有的功能和价值。

3、对证据交换的证据范围没有规定，使当事人与法官无章可循

在证据交换活动中，哪些证据应当交换、哪些证据不可以交换，是民事证据交换制度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但是《证据规定》对此问题没有作出任何规定。《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当事人可以获得除保密特权外的任何事项的发现。这些发现与系属诉讼标的的事项相关，不论它是关系到要求发现方的诉讼请求或者抗辩还是其他任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或抗辩，包括任何书籍、文件或其他有体物的存在、种类、性质、保管、状态和所存地方以及知悉任何发现事项的人的身份和住所。”[1]可见，美国民事诉讼规则所规定的证据交换的范围，不仅包括了除保密特权以外的任何与系属诉讼标的相关的事项，而且包括了有关证据的种类、性质、保管状态和所存地点，以及知悉者的身份和住所，因而其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法国有关证据发现范围的规定上，较为狭窄，主要涉及的是有关文件、字据等书证一类证据的发现。[2]中国证据交换规则对证据交换的范围则没有作出规定。

4、没有建立证据交换的惩戒规则保障制度的实施

首先在诉答程序中，原告向法院起诉，在起诉状中将自己的观点和主张，以及所依据的事实和理由甚至证据的来源和形式几乎完全让被告知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而根据平等原则，原告也有权获悉被告的主张及事实、理由，即被告应当在获悉了原告的起诉之后向原告履行答辩的义务。但是，在我国答辩是被告的一项诉讼权利，是否答辩完全由当事人自主决定，如果不答辩，法律也没有规定相应的不利后果，所以，司法实践中，当事人往往选择不答辩，以在将来的庭审中能够提出证据突袭对方，提高自己胜诉的把握。其次是在应当进行证据交换的案件的审前程序中，当法官确定某一案件进行证据交换后，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不进行证据交换，法律也没有规定相应的惩戒规则来保障证据交换的实施，使得证据交换制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程序功能和价值分析

1、防止庭审中的“证据突袭”，有效地限制诉讼技巧和能力对审判结果的决定作用，最大限度地保障实体真实与公正。

在我国诉讼实践中，有的当事人或律师经常在案件开庭之前，故意不向法庭提供自己已经收集到的有关证据材料，而将这些证据材料作为“新证据”在开庭时向法庭提供，作为攻击对方当事人的“杀手锏”，这样就可能导致法院裁判的不公正。而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及相关证据时效制度的建立可有效地避免“证据突袭”，它迫使当事人必须在庭前对所掌握的证据进行交换，使整个案件明确地摆在双方当事人面前，是双方真正靠证据打官司，而非诉讼技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UnitedStatesv.ProctorandGambleCo.案中指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它必须排除借裁判演恶作剧的游戏，在可能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该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

2、有利于当事人双方整理、明确争点，充分行使辩论权利，从而实现庭审的“实质对抗”。

庭前证据交换使当事人双方将自己所掌握的所有证据向法庭提供并相互交换，能使案情在没有进入庭审阶段便已经较为明确，而且双方当事人争议的焦点通常也会暴露无余。这样，有助于双方当事人在已经明确的争点方面去收集、组织证据，围绕争点进行辩论，实现庭审的“真正对抗”。“对抗制是普通法法系民事诉讼的基本特征”，“在一定意义上讲，对抗制就是程序正义的代名词，因为，双方当事人都被平等地赋予了行使诉讼权利的机会。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诉讼公正并吸收当事人的不满。”但是，如果对抗制是在没有经过证据交换的条件下，即“不具备信息完备性的对抗制”就会缺乏基本的可信性和效率，就会使“我们可以感受到对抗制所蕴涵的程序正义理念，由于当事人双方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双方律师诉讼技巧的悬殊，常常会被扭曲。在绝非偶然的很多情形下，常常是诉讼技巧强的一方获胜，而正义被湮灭。”所以，证据交换制度被看作是完善对抗制的最有效的方式，“证据开示规则不仅促进了诉讼信息的开示，同时也改变着对抗制文化。”

3、有利于提高庭审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促进诉讼效益。

传统观念认为公平是法律的核心；但公平并非法律的唯一目标，效率也应是法律的应有之义。波斯纳曾指出：对公正正义的追求，决不能无视追求它的代价。实际上，公正是法律的终极价值，而效率则是法律的现实价值。在证据随时提出制度下，当事人可以多次因申请新的证人到庭或需要调取新的证据而要求延期审理，而每一次延期审理都会造成当事人人力物力的耗费，而证据交换制度的确立和实施，使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没有了市场，对庭审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的情况具有了很好的遏止作用。所以，证据交换制度的实施，能有效提高庭审效率，减少诉讼成本，促进诉讼效益。

提高庭审效率还体现在，可以提高判决的可接受性和减轻上诉审负担。庭前证据交换是当事人收集、提供证据的有效手段，证据交换使判决建立在当事人举证、质证基础上，双方当事人对司法判决有较高的认同态度，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同时，建立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可以较为准确地锁定争点、限定庭审范围，通过限制当事人举证止于庭前证据交换阶段防止当事人无限举证而导致的诉讼重复，尤其是一审中事实问题得到准确的解决可减少上诉程序启动的诱因，缩小上诉审范围。

4、有利于当事人双方客观地估计“胜诉的把握”，促进庭前和解。

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推行，能使当事人及时对其诉讼请求进行客观地估计，衡量进一步诉讼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作出或撤诉或和解或准备进入开庭审理的选择。美国民事诉讼案件95%在证据展示阶段以和解的方式解决；英国高等法院王座法庭经过证据开示阶段只有2%进入审理阶段；我国有地方法院选择部分案件进行证据交换的试验，结果庭前和解、撤诉率、一次开庭成功率之和为100%，其中案件和解和撤诉占66·7%。

三、完善我国民事证据交换制度的若干思考

1、科学界定证据交换的条件，扩大证据交换的案件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规定，证据较多或者复杂疑难的案件，应当组织证据交换。笔者认为，无论案件的大、小、难、易，复杂或者简单，都应进行证据交换，法律应当将证据交换作为民事诉讼的一般原则，规定除法律明确规定不适用证据交换的以外都应当进行证据交换。其原因在于：第一，案件的重大、复杂、疑难很难有一个固定、明确的标准，倘若只规定对重大、复杂、疑难案件进行证据交换，将给实践带来诸多不便，缺乏具体操作性，因为只有对案件进行了审查后才能判断出是否重大、疑难、复杂；第二，将所有案件纳入证据交换，不会增加诉讼成本，相反还会降低诉讼成本。比如在简易程序中，存在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新证据，要求延期审理的情形，庭前证据交换可以防止拖延诉讼的情形发生，降低诉讼成本；还有很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极有可能转为普通程序，这就更需要进行证据交换来提高诉讼的效率。第三，把简单民事案件排除在证据交换案件以外的观点，只看到了证据交换的诉讼效益价值，没有看到证据交换的诉讼公正价值。证据交换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使当事人双方知悉对方所掌握的证据，较全面地了解案情，作好充分准备，在庭审时有的放矢，防止证据突袭，促进诉讼公正。

2、科学界定证据交换的证据材料范围。

我国《证据规定》未对证据交换制度适用的证据范围作出明确规定，导致审判实践中审判人员对于哪些证据可以交换、哪些证据不可以交换掌握尺度不一，较为混乱。笔者认为，依据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规，凡是与案件在事实和法律上有关联、将在法庭上使用的证据材料，原则上都应提交和交换，如与案件有关的书证、物证、视听资料、鉴定结论、当事人陈述等。但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需要，某些证据不能纳入交换范围，比如：第一，涉及国家机密、当事人要求予以保密的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方面的证据，不宜庭前交换，但可以在庭审过程中予以不公开质证；第二，对于有可能威胁到证人安全的证人证言，不能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证人证言有时不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特别是证人在遇到一方当事人和第三人威胁利诱的情形下，为了保证证人的人身安全和证人证言的客观公正性，不宜对这种证据进行庭前证据交换。第三，对于书稿作品、施工设计图纸、技术资料、文件等数量大但不具有商业秘密的证据，由于量大复制费用也大，此类证据的交换应适当控制，对方要求复制的应视案情而定。

3、建立答辩失权制度，完善的证据交换的惩戒规则。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仅把答辩作为一种权利，没有规定不答辩的法律后果。审判实践中被告经常从诉讼策略和技巧的角度考虑，在答辩期内不提出答辩状，隐蔽自己的观点和证据，在庭审过程中对原告实施“诉讼突袭”，这既剥夺了原告的庭前知情权又限制了辩论权的行使，显失公平。同时，被告不提交答辩状，使答辩期形同虚设，拖延了诉讼，增大了诉讼成本。为此，《证据规定》强调了被告的答辩义务，但基于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答辩失权制度，《证据规定》也没有规定此制度。没有答辩失权制度，无法从根本上保证被告答辩义务的履行，也就无法保障原告全面了解被告的主张和理由，证据交换制度也就无法充分发挥功能。因此，应尽快建立答辩失权制度，以保证民事证据交换的内在实效性。

另外，我国也没有相应的证据交换的惩戒规则，即对于对证据交换采取不作为的当事人法律没有规定惩罚和强制措施来保障证据交换的顺利进行。“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不仅对违反证据发现的行为及其行为人规定了多种制裁措施，甚至十分严厉的处罚措施，而且在措施的设置上也较为充分地考虑了诉讼的对抗性和当事人程序利益的特点，注重从诉讼对抗及其与当事人程序利益直接相关的证明责任、证据抗辩和诉讼费用等多重视角和多个方面设计制裁处罚措施。”法国对于违反证据发现的制裁处罚措施共计有三种：一是禁止出示未经发现的证据；二是科以逾期罚款和不提交证据罚款；三是撤销案件。我国在有关证据交换的制裁处罚措施的规定中，应当充分借鉴和引进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和法国民诉法的有关规定，对于其中的“直接认定事实的真实性；禁止不服从命令的当事人提出证据；驳回诉讼、停止诉讼和缺席判决；裁决支付不作为费用”等都可以纳入我国的立法视野。

4、科学确定证据交换的主持主体，建立证据交换的操作规则。

《证据规定》第39条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但未明确是由合议庭组成人员还是其他审判人员主持，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少争议和不同做法。第一种观点主张可由书记员主持。证据交换程序包含了当事人的陈述、举证、质证的内容，其中已有当事人自认的证据、事实和诉讼请求，对庭审具有法律效力，这是一种比较完整的诉讼活动，因此应由具有审判权的审判人员主持。同时由于庭前证据交换使各方当事人对诉讼的结果有了合理的预测，庭前和解、撤诉的几率较大，由审判人员主持，可以及时完成调解和撤诉工作，提高司法效率，而书记员因不享有此项职权而难以胜任。第二种观点主张由主审法官主持。这无疑有利于主审法官熟悉证据，掌握争议焦点，而由立案庭法官或法官助理主持证据交换，在实际操作中容易造成对案件整体的把握受到限制。但这种观点的缺陷在于：容易造成主审法官的工作量过大而影响审判效率；另一方面，执掌裁判权的主审法官可能因庭前频繁接触当事人而导致先入为主，有碍审判功能的发挥和司法公正。第三种观点主张应设立专职法官主持。为了防止证据交换可能对法官产生预断心理，避免庭前准备行为和开庭审理行为、审判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界限的模糊化，应采取证据交换主持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区别的原则，设立专职法官主持证据交换。公务员之家

《证据规定》中只规定了证据交换的基本原则，而未明确具体操作规程，出现了全国各级各地法院在证据交换具体程序上的较大差别。因此，有必要建立规定有证据交换具体操作程序的规则，来指导各地证据交换的实践。根据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法律知识和律师执业水平的现状，我国应当建立以下证据交换的具体操作规则：比如原告在起诉时应填写“原告提交证据登记表”(内容包括证据编号、证据名称、证明内容以及对方当事人质证意见等)，然后交法院，由法院送达被告，由被告表明是否有异议后，同时提交书面答辩意见和相应反证材料，法院再根据双方的意见确定证据交换的时间、地点，由专职法官主持证据交换，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记录在卷。证据交换完毕，主持法官告知各方当事人开庭时间，并制作证据交换报告交审理案件合议庭成员查阅等等。

5、改善法制环境，为证据交换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证据交换在诉讼行为体系中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它与社会法治环境有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在加强证据交换制度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需要改善证据交换制度发挥作用的外部环境，这是证据交换制度得以落实的外在保障。第一，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努力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使当事人建立起对证据交换制度的科学认识，认识到该制度的显著作用和优越性。第二，建立健全完备的审前程序，将证据交换置于整个审前程序的大框架中构建。第三，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努力推进律师全部民事诉讼制度。此外，证据交换制度的建立还需要高质量的法律服务体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完备的当事人及律师的调查取证保障机制，审判人员的调查取证机制和证据失权制度作为基础或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证据规则.白绿铉、卞建林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50.

[2]廖中洪.论中国民事证据发现制度的构建.金陵法律评论，2004(秋季卷)：143.

[3]纪红勇.民事诉讼庭前交换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01.(9).

[4]刘荣军.美国民事诉讼的证据开示制度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民商法论丛(第5卷).

[5]韩波著.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54.

[6][7]韩波著.民事证据开示制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8(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