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行政范文10篇

时间:2023-03-23 12:26:06

民事行政

民事行政范文篇1

│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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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卷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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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宇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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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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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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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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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申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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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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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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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案日期年月日│结案日期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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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办人│保管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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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共卷本卷为第卷共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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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宗号│目录号│年度│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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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行政检察案卷封面格式制作说明

一、案卷封面格式适用于硬卷皮、软卷皮和卷盒的封面。

二、案卷封面的尺寸为XXmm×220mm(长×宽)。

民事行政范文篇2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合理性分析现状完善

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有其比较有特色的地方,另外,自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使得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在理论上存在很大争议,在现实中存在诸多困难。我们应该看到不管从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的需要上看,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就现行的制度设计来说,民事行政检察还远没有发挥其应有作用,应该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的内容,使其在对我国的现代社会的建设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一、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存在的合理性

近年来,随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大幅增加,加之世界上的法治先进国家并没有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一些学者对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提出了质疑。“因为强化检察院对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监督权,其结果必然是弱化法院审判权行使的独立性,从而损害法院审判权的权威性,危及司法公正及社会正义。”

那么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到底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呢?答案是肯定的,不管是从我国建国以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发展的历史,还是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现实合理性上,都可以看出该制度不应该弱化,更不应该取消,而应该进一步的丰富发展,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从建国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看其存在的合理性。

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才有的制度。新中国成立伊始,各项法律法令中就有了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检察权的规定,并在五十年挥了很大的作用。1949年12月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即全面规定检察署的民事行政检察职能“最高人民检察署受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之直辖,直接行使并领导下级检察署行使下列职权:……2、对各级司法机关之违法判决提起抗议。……5、对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以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在民事诉讼中的起诉权和参诉权,并对人民检察院如何行使这些职权在程序上作了原则性的规定。

全国检察机关在实践中也开展了大量的民事行政检察的实际工作。1954年,辽宁、安徽、江西、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和北京9个省、市检察机关共办理民事案件2352件,既有提起诉讼的,也有参与诉讼的案件。3.

当时,人民法院也表示了对民事行政检察职能的欢迎和支持,最高人民法院还制定了规范性司法解释,对人民检察院如何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具体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

“”以后,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2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虽然该法仅有这么一条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在该法的产生过程中,前后共有7稿,前6稿都有关于人民检察院参与民事诉讼的内容。尤其是第6稿对此规定的内容最为完整,主要内容是:1.人民检察院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或者参加涉及国家和人民重大利益的民事诉讼;2.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3.人民检察院提起民事诉讼,参与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对申请回避,提供证据,参加辩论,变更、撤销诉讼;4.人民检察院提起或者参加民事诉讼,参加诉讼的检察人员,有权查阅案件材料,进行调查,对诉讼活动实行监督;5.人民检察院参加诉讼的,由检察人员发表意见;6.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认为同级人民法院第一审判决、裁定有错误,有权依法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7.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起抗诉.

以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制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包括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制度在内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才逐步发展起来。

从新中国建国以来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发展可以看出,现在的民行检察不管是从监督的范围上,还是从监督的可操作性上都比以前削弱了而不是加强了。现在需要做的是对原先的一些合理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象是起诉权等的恢复而不是对现行制度的取消。

(二)从法律价值层面上看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合理性。

有些学者撰文指出,从法理学层面上看,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制度破坏了审判独立,损害了司法权威。“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监督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确是令人怀疑。”5“废除民事抗诉权是一种明智的抉择”。6那么在引进西方先进的法治理念,强调司法独立的今天,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特别是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是不是已经不适应形势的需要,在阻碍着我国法治现代化的进程呢?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单从作为西方国家特别是三权分立国家所推崇的审判独立这一理论概念上说,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因为对人民法院审理的具体案件进行监督,两者确实存在相抵触的地方。但是结合我国审判独立的实际状况,以及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意识等情况看,今天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并不有害于审判独立,而有利于促进人民法院审判案件质量,能够促使审判独立真正实现。从法律价值的层面上讲,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仍然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仍然有存在的必要性。

1我国现行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特别是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与审判独立并不冲突。

首先我国政治体制下的审判独立不同于西方的司法独立。审判独立作为一项社会制度是有其本土性的。它之所以在西方国家受到追捧,是因为司法独立是三权分立制度的重要原则。正如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其著名的《论法的精神》中指出:“如果司法权不与立法权分立,自由也就不存在了。如果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则将对公民的生命和自由施行专断的权力,因为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司法权同行政权合二为一,法官便将握有压迫者的力量。”7然而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根据宪法,我国实行人大监督下的一府两院制。法院对于人大是下位对上位的关系。法官受人大任免,对人大报告工作并接受监督。同时在实质

的权力关系上,法院必须接受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在制度设计本身上已经不同于西方国家,这就使得我国的审判独立因为受到我国的政治体制的社会条件的制约有自己本身的特殊性。

其次,造成我们国家审判不独立的主要原因不在于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在我国当前体制下,造成人民法院不能依法独立审判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影响法院独立审判的重要因素是地方党政部门领导出于各种目的干预司法。“以权代法”、“以言代法”现象严重。由于地方党政部门的领导掌握着当地人权、财权等重要权力,法院在财政供应、办公设施、工资福利等行使职能的实现条件方面都依赖于地方党政部门。因此,法院审判往往很难抵御地方党政部门的干预。显然,要保持宪法和诉讼法赋予法院的独立审判权,排除行政部门和地方的干预才是当务之急。其二,人民法院内部行政化的管理体制也是造成审判不能独立的重要原因。完善法官资格和选拔制度,建立法官履行职务保障制度,理顺上下级人民法院关系等对于实现法官独立审判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相反的,民事行政检察有利于实现审判独立。上级检察院的监督作为一种有效的监督手段的存在,使得试图干预法院审判的地方行政机关和地方领导不得不有所顾忌,客观上为下级法院抵御外来不正当干预、坚持独立依法审判提供了支持。特别是在有些错案是因为原审法院屈从于行政机关或地方领导的压力而酿成的情况下,“检察院抗诉更是起到了直接抵制或消除对审判的不正当干预的作用。”8另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使得人民法院审判人员在审理案件时更加慎重,提高了案件质量,更利于树立审判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提高了自身的审判能力,更有利于实现审判独立。因此,现阶段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对审判独立的影响仅仅是在理论层面上的,从社会实际的角度上看,民行检察制度正在帮助人民法院实现审判独立,那种认为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损害审判独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不过是停留在理论上的逻辑推理而已。

2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制度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从国家权力体制的设计上来说,西方国家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三者相互监督、相互制约,权力监督体系是封闭的循环结构。而我国的权力体制设计是链条式的,下一个机关监督上一个机关,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监督体系。也就是说如果人民法院要实现真正的审判独立,而没有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那就意味着仅仅在这一个环节上失去了监督,那样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有学者指出“当完善的法治被确定为治国目标,程序的问题就开始成为我们构筑自己开放性未来的关键之一,程序的正义不仅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也在审判实践中不断得以加强。因此,对于何谓错误的判决、裁定,什么是错案,检察院对审判权的监督究竟是不是有利于建立真正的法治,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深刻反思。”9从我国政治体制的实际上来理解,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设立才真正实现了程序正义,所谓“程序正义”并没有明确表明仅仅是人民法院的审判诉讼程序,现阶段民事行政抗诉程序的存在就是“程序正义”的体现。

3我国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符合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意识

自古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就是行政司法不分,人民群众形成了以实体正义为中心的司法公正意识。然而,有些学者认为实体正义有时是无法实现的。“在许多情况下,不同的法官(同样包括检察官)、不同的法学家以及不同的律师对同一案件的正确裁判的理解显然不会完全一致,这是任何一个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都十分清楚的道理。事实上,如果法官审理案件如同小学生做算术题那样,只能得出一个惟一的正确答案,法院的工作也就大大简化了。”10并得出这样的结论“检察院基于自身对案件事实的认定或者对适用法律的理解,与法院持有不同看法,坚持主张法院裁判错误,从而提起抗诉(或者其他纠正方式),发动审判监督程序,要求法院纠正错误裁判,有悖于基本的诉讼法理,陷入了一个案件只有一个惟一正确裁判的错误理念。”11

但是这样的推导是有逻辑错误的。首先,在民事行政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存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不确定性,并不能排除大部分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的适用是存在确定性。其次,即使一个民事行政案件有几个合理的判决,也并不意味着没有错误的判决,有些错误案件是超出正常认识差异的范畴的。

只有在法治高度发达的国家,案件事实确实无法查清或法律适用确实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人民群众的司法公正意识才会归于案件审理的程序争议。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国家法院对一般案件的审理上,受法官自身素质的制约以及其他一些外部干预,还远没有达到这个程度。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制度对于人民群众树立司法公正意识的作用还是实实在在的。

一项法律制度是否应该存在,不是取决于它是否符合理想中的社会制度,而是应该看它是否适应当前的社会形势,是否有益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审判独立”固然是我们司法改革的目标,但是仅仅取消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并不会对其实现有多大的作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维护了司法公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能够实现它作为一项制度的法律价值,就是其存在的最大的法理基础。

二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完善

(一)我国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现状

1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蓬勃发展

自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部门设立以来,各地检察机关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积极开展工作,办理了大量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并且这些案件呈逐年增长的趋势。民事行政检察工作逐渐成为检察机关新的亮点,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2当前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困境

这些工作成绩都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我国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虽然逐步发展壮大,但是制约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发展的因素还大量存在。

(1)立法上的缺乏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蚕食。

从两部诉讼法关于人民检察院开展法律监督的总的规定看,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及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及范围应该说十分广泛;但在具体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及行政审判活动如何进行法律监督时,法律条文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法律监督权力及范围又陡然限制得非常狭窄,《行政诉讼法》仅有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其一,这些规定将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范围仅仅限于人民法院判决生效的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其二,这些规定仅仅规定了抗诉的条件,并没有明确抗诉的程序以及抗诉后人民法院再审的程序,缺乏操作性。“现行法律条文已无法适应现代法治社

会的要求,在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发生急剧变革的情况下,现行法律条文过于简陋、概括及狭隘的缺陷暴露无遗,对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开展健康有序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实际上构成了巨大的制约和障碍。”12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不断出台各种司法解释,缩小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范围,规定对于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执行中的裁定等提出的抗诉不予受理,进一步缩小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范围。相反的,对于双方争议比较大的一些程序问题,没有出台任何的司法解释。由于法律只规定了“抗诉”这一法定的监督手段,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就剥夺了人民检察院对于上述判决、裁定的监督权。最高人民法院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部分的限制和剥夺了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监督权,显然不符合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2)抗诉案件办理过程中实际困难多。主要表现在:第一、调阅审判卷宗难。调阅法院卷宗是检察机关开展工作的法定程序,也是检察机关获得抗诉案件来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和行使监督权的重要形式,但是审判机关经常借口不给调阅,有的只准阅,不准复印,有的甚至连看都不让看;第二、抗诉程度繁琐,持续时间长,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只有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上级检察机关才有提请抗诉权,基层检察院无权向同级法院提出抗诉,有些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基层法院判决的二审案件,往往要经历三级检察机关、三级审判机关,甚至更长,案件久拖不决,使当事人丧失信心。第三、法院审判时间长,法院对检察机关提抗的案件应在一定期限内作出再审与否,实践中造成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可以任意延,一拖就是一、二年,二、三年,等到案子再审时,企业已倒闭或当事人已离开住所,到外地谋生,联系不到,已经起不到应有的社会效果。第四、监督方式单一,新监督方式探索艰难。由于法律只明确规定了“抗诉”这一个监督方式,高检院为了拓展民行检察监督的内容,缓和与人民法院的关系,先后提倡了查办国有资产流失案件和检察建议等新的监督方式。但是由于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这些新的监督方式在人民法院配合的地方可能会得到落实,在人民法院不配合的地方甚至在有些原先配合的地方在更换院领导以后就得不到支持。国有资产支持起诉案件已经被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予受理。检察建议也仅仅是在检法两家关系比较好的地方甚至是比较好的时候得到落实,并没有法定性和稳定性。

(二)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完善

笔者认为要充分发挥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作用,就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内容。在保证民事行政案件抗诉工作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行使职权,譬如应当赋予检察机关起诉权。

1进一步加强民事行政抗诉工作。抗诉作为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主业,是我国现阶段民事行政检察部门的主要工作。笔者认为,这项工作从无到有,经历了迅速发展时期,现在已经到了平稳发展的时期。以笔者所在的潍坊市人民检察院为例,全市自年办理第一起抗诉案件到2000年,是其快速发展时期。譬如1997年全市共受理民事行政申诉案件230件,比上年增长24%,立案99件,增长14%,基层院提请建议提请抗诉59件,增长53%.从各项指标的增幅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发展速度。而从2000年以后,各项指标的增幅已经相对减少,譬如2002、2003、2004这三年的受理数分别是339件、308件、364件;立案数分别是212件、216件、218件,基层院提请建议提请抗诉案件分别是168件、159件、184件。这些数据已经基本相当。当然,由于办案质量的提高,每年的抗诉案件还在逐年增多,但是从受理、立案的数据上可以反映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当前的规模已经基本稳定。人民法院虽然审理大量的民事行政案件,但是大部分的案件都是以调解的方式结案,全市的抗诉数已经达到了判决、裁定数的0.5%(最高人民法院明确规定不能提出抗诉的除外)以上。

要使当前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突破性发展,必须做好以下工作:一要加大宣传力度,是老百姓自觉到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二要提高案件的质量,从内部挖掘抗诉案件的案源。第三,更重要的还是扩大监督的范围,特别是要把人民法院调解、执行等纳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当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大部分都是以调解结案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又明确规定“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可以申请再审,经人民法院审查属实的,应当再审。”那么对于这两类案件,就应该赋予人民检察院监督权。对于人民法院的执行程序,更应该纳入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范围。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执行已经不是人民法院居中裁判的行为,是人民法院单纯依据生效法律文书对当事人行使职权的行为。执行权已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权,而其本质是行政权。另外,在当前人民法院的执行过程中,违法执行造成损失以及故意拖延执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管是从执行权的本质属性还是从当前执行的现状看,人民检察院都应该对人民法院执行过程中进行监督。

2积极拓宽监督范围,赋予检察机关民事起诉权。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诉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这是国际上通行的制度,不管是大陆法系的德国、法国、日本,英美法系的美国和英国以及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而且,我们国家在五十年代也有实行过该制度的成功经验和理论基础。

我国现阶段实行检察机关民事起诉制度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首先,在当前新旧体制交替阶段,滥用权利,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违背公序良俗的事件不断出现。而司法程序的缺位或司法程序中启动民事诉讼程序的主体的缺位,使得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经常处于被漠视的境地。其次,目前民事经济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既为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奠定了牢固的实体法基础,更需要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来保证其得到充分实现。就我国当前的民事经济法律体系来看,已经为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提供了较为充分的实体法基础。但是,由于我国尚未确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许多由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将更合理、更有效、更符合市场经济下法律运作规律的案件,尚处于无人起诉或行政部门分而治之的状态。因此,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程序机制,以司法程序来维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已经成为一种紧迫的要求。最后,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与有关行政机关的职能并不存在冲突或者重复。目前对民事领域的事件,法律有行政责任规定的,行政机关只能追究其行政责任,无权责令其进行民事赔偿;法律无行政责任规定的,行政机关甚至无权处理。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追究的是当事人的民事责任,与行政机关的职能不冲突。还需指出的是,当前过于依赖行政部门的管理模式,实际上已经使得行政权力大量干预民事领域的社会生活。建立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对行政权力的一种制约。

3慎重对待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工作。高检院近年来积极提倡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工作,由于检察建议具有适用的全面性、操作的灵活性、处理的高效性等特点,1

3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确实有很多好处:可以减少环节,弥补抗诉在程序上的不足;对于不能或者没有必要提出抗诉的案件使用检察建议,弥补了抗诉在实体上的不全面;同时由于检察建议比较好接受,也有利于检察院和法院在关系上的协调。

但是,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一,检察建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只是出现在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中,并没有法律的支持和最高人民法院明确的司法解释予以配合,使得检察建议在实际工作中的推广存在诸多困难。在全国各地方得到贯彻执行的力度也大不一样:有的地方好一点,有的地方就要差一些;检法两家关系好的地区,协商得比较好的,贯彻执行得就要好一些,检法两家关系不好的地区,无法协商一致,贯彻执行力度就要差得多了。法院对于同级检察院为开展上述工作而进行的商请,可以采纳,也可以不予理睬。

其二,检察建议可能会弱化抗诉的监督方式。固然,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对于改变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中工作量的“倒三角”现象以及改善与人民法院的关系上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检察建议的实行毕竟没有法律上的规定。对于这项工作进行适当的试点是可取的,但是如果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大规模的开展,势必会削弱抗诉这一法定的监督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检察建议得不到立法的支持,而抗诉的规定因此被弱化或者取消,那就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了。当前的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确实应该进行新的监督方式的探索,但是提高抗诉案件的质量,扩大抗诉监督的效果更加重要。只有确实把现有法律规定的抗诉工作搞好了,才会有利于在修改民事诉讼法的过程中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加强。

其三,检法两家之间的关系,也不是靠名称的改变来改变的,而是看检察机关监督的范围和监督的力度。不管采取何种方式,在民事行政检察法律关系中,人民法院必然要处于被监督者的地位。检察机关要争取的应当是立法的支持,而不是人民法院的同情,只要立法对于民事行政检察制度的规定完备了,检察机关依法行使职权就不存在人民法院是否有抵触情绪的问题。为了争取被监督者的支持,而采取变通的监督方式,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的关系,应当是立法设计上的问题,而不是作为监督者的检察机关所能解决的。

4在现有条件下,充分发挥检察职能,扩大民事行政检察的社会效果。在立法没有修改的情况下,我们也应该积极挖掘当前自身还没有引起重视的监督方式,积极主动的开展工作。

(1)对其他单位的检察建议。因为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我们在重视检察建议引起再审工作的同时,还要发挥检察建议的其他作用。当前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在办理抗诉案件的过程中,发现企业改制隐瞒债权等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又不能提起民事公诉的情况下,在案件依法抗诉的同时,要向其主管单位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提起诉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同时还要注意其在改制过程中有没有违法犯罪行为。二是对于办案中发现的有关单位存在违法违纪现象的,也要积极行使法律监督职能,发出检察建议督促其整改。这样对于扩大民事行政检察的知名度,很有好处。

(2)积极查办审判人员司法腐败案件。查办审判人员司法腐败本身就是检察机关的职权。高检院为了促进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积极快速发展,调整了内部分工,赋予民事行政检察部门此类案件的侦查权。一方面,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力度上,审判人员职务范围的查办比具体的民事行政案件的抗诉要大得多。相当一部分确有错误的民事行政案件是由于审判人员徇私枉法造成的,积极查办其职务范围,使其慑于法律的威严,不敢制造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审判人员职务犯罪行为的查办会引起社会的震动,同样会扩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社会影响力。

民事行政范文篇3

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不服______________人民法院_______________号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一案,经我院审查认为,本案不符合《人民检查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提请抗诉条件,决定不提请抗诉。

年月日

(院印)

说明

民事行政范文篇4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第二,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是检察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给检察机关规定的基本性质。尽管在具体的业务上,检察机关的工作分为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的侦查,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是法律监督。没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存在,就没有检察机关的存在。而且从广义上说,自侦、批捕和起诉也都属于法律监督的范围。因此,检察改革,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要深化改革,完善法制监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1检察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一样,都需要进行改革,以期建立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在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中,目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十多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重新起步,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薄弱状态并没有根本转变,是急需进行改革的一项检察制度。对于这项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监督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检察改革中,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改革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同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应当抓住机遇,在检察改革中,对自己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等一系列内容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装备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对于民事行政检察以及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既从属于检察改革,也从属于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范畴。因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研究,对于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和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在民事行政检察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改革。众所周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受到很多的阻碍,实施监督步履维艰,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检察改革中,落实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上,急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法律负责。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整个的国家司法改革体系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国家的整个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现存的不足和问题,也必须进行改革,没有改革,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没有出路,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全局。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立足点,就有了统揽全局的视野和胸怀。

(三)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几种设想模式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具体操作

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内容和体系。因此,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问题之前,必须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1.关于审级制度的改革设想

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与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相一致,与经过司法改革所要建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相一致,特别是要与新建立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相一致。脱离上述基本制度的研究,单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没有出路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司法审级制度。现行的四级法院两审终审制,是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审级制度。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司法实践,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是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方面,从审判程序的设计上,比多数国家一般的审级制度减少一级,确有精简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却在程序上设置了极其复杂的监督程序。这样就在一个案件的正常的两级审理之后,尽管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具有了执行效力,但是,复杂的监督(救济)程序,不能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使判决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并没有简化程序,而是使程序更加复杂化。同时,也应当看到,就我国现在法官群体的总体政治、业务水平而言,就我国法院总体的执法水平而言,还远远没有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保证一个案件完全准确地执行法律,换言之,就是还不能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实现办案质量的高水平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总体要求。

在审级制度问题上,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应当实行三审终审制,将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改成三审为终审,不过,只有一审为事实审,二审和三审均为法律审。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基本审级制度。增加一级审级,就在于保证审判的高质量。

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将现在普通程序的两审终审制,增加一级法律审,变成三审终审制,一、二审为事实审,三审为法律审;在简易程序中,仍然坚持二审终审制。这样,就在审级上保证案件的审理高水平,尽量不受某些法官水平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确保案件的高质量。

三是继续坚持两审终审制,认为中国的现实适合于这样的审级制度,不必再做改变。

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适。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应当简化审判监督程序,实行诉讼监督的单一化。这是因为,在增加一级审级以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终审是在省一级法院进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终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经过这样的审理,原则上可以保证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正确性。因此,审判监督程序就可以大大简化,重新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确实的必要性。

2.关于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设想

如何设计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现在的讨论,有以下几种意见:

(1)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法院

有些人主张,设计单一的审判监督程序,由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其他机关不再享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职能。至于究竟怎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则由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院长监督,决定是否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不再享有审判监督的权力,无权进行审判监督,无权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抗诉。坚持这样主张的,大多数是法院的同志。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就是审判监督是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的表现,其他机关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尤其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不应当重复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使当事人增加讼累。

(2)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检察院

学者主张,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归一化,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上,设计两种审判监督程序,是没有必要的。对终审判决,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别的原因发动再审程序,违背既判力原则。在法院专门设立监督自己审判的部门(有人认为是法院中的“小法院”),是很不科学的,况且由法院自己对自己的判决、裁定进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程序,其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的职能就是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将单一的审判监督权力赋予检察机关,规定只有检察院才可以发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的。这是因为,法院应当只有审判权,不应当享有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或者检察院行使。按照这样的设想,法院不再设置审判监督机构,不再决定自己的判决、裁定是否应当再审,而是完全交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代表,行使审判监督权力,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法院依照检察机关的抗诉,进行再审。1

这样设计审判监督程序,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其一,符合宪法规定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审判机关专司审判权,负责案件的实体审判,包括一审、二审、三审和再审;检察机关专司法律监督权,负责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其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职责界限清楚,便于操作,没有复杂的交叉和混淆,不容易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其三,清除了法院自己监督自己不容易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认识,避免了法院自己包庇自己错误的嫌疑。1

(3)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双轨体制,即现行模式

第三种主张,则是坚持现在这样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格局,实行审判监督的双轨制,无论是实行三审终审制还是两审终审制,都由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双重监督,增大纠正错判的概率,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办案质量。这种主张,应当说是脱离了改革的现实,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无论是在将来实施三审终审制,还是继续执行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都是必须强化的;单独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无论是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公众接受的程度以及客观的监督效果上,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按照多数学者、专家的设想,单独由检察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是十分现实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即使是在双轨监督体制的情况下),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就将其纳入了司法改革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单纯地研究检察监督方式。这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

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教育整顿2和“三讲”教育3中,检察机关进行执法思想大讨论,端正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原则和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以及“以办理抗诉案件为重心,抓好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办案效果三个基本环节”的办案指导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在“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指导下,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

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机关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没有自己的利益。它所代表的完全是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执法,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执法为公,检察机关的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都必须从执法为公的原则出发,代表国家,代表公众,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决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执法活动上谋求自己的利益。坚持这样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就能够实现党的“立党为公”原则。

2.其次要着重考虑的,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强化监督。

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就是实行法律监督。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途径,就是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强化对工作的要求,强化对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的要求,强化对监督效果的检查。检察机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的机关,而是针对法律,是对法律执行的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果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当作“挑刺儿”的工作,就会误认为强化监督就是强行“找茬”。这不符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执法为公的基本出发点的要求。

3.还要特别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它不是别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这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监督目的。对此,要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1)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对国家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国家中,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使命就是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执行,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司法机关。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真正做到司法公正,都决非易事。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都大量存在。例如,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不符合要求,对法律的不正确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执法活动的干扰,执法者借用职权谋私、徇情,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可以概括地分为社会的干扰因素和执法者的素质因素。这些是影响公正司法的外因和内因。按照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1因此,净化执法环境,减少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的外因,是重要的,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是,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自身的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维护司法公正,首先是检察机关自己必须做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法律监督,其工作的意义主要是程序上的意义。例如,批捕、起诉、抗诉等,都是在执行程序法;就是办理自侦案件,也实质性侦查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是实体公正在形式上的必然要求。这就是“规则比游戏本身更重要”的基本原因。检察机关在执行程序法中,自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做到严格执法,保证自己在执行程序法上司法公正。“己不正焉能正人”?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包括实体法上的内容,例如批不批捕,起不起诉,抗不抗诉,都必须依照实体法的规定衡量,同样有在实体法上的确保实体公正的问题。

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如果检察机关仅仅要求自己做到司法公正,这就失去了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意义。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监督所有的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这才是法律规定的实质所在。对此,检察机关必须铁面无私,严格执法,秉公监督,通过自己严格的法律监督活动,实现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要求。

(2)维护司法权威

国家司法权威在法制权威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的法制权威,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法制权威。试想,如果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国家的立法权威怎么可能不受到损害呢?国家的司法权威丧失,国家的立法权威还会存在吗?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由国家立法权威和国家司法权威共同构成的国家法制权威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国家司法机关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样两个权威,紧密相关,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司法权威,同样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国家法制权威。只有审判权威和法律监督权威共同得到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够得到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与法律监督权威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体。正像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1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这就是,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某些司法不公的问题,将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予以纠正或者改进,恢复或者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不是通过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的办法,提高、增强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提高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最终提高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任何想通过削弱乃至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的方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的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3)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法制统一,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司法的要求,而且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维护的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诉讼法律在诉讼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对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目的是一致的。对于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诉讼活动,以及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并且加以纠正,就在这些方面保证了法制的统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执法为公,强化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能够保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研究创造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也必须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

创建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还必须符合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凡是违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原则的监督方式,都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以下几个:

1.监督立场公正原则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其立场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只能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秉公监督。就是在具体的办案中,检察官也不是当事人的人,不能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为一方当事人“伸冤”。这就是检察监督立场公正原则的基本内涵。在实际操作上,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纠正了错误判决、裁定,维护了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是监督的客观结果,并不是检察机关直接的主观目的。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直接主观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只有明确这样的立场,检察监督才能够做到公正,创建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才能够确有实效。

2.审查公开原则

公开,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司法活动,同样必须实现审查的公开,增加审查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自己的司法活动公正、合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在程序上确保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查中的公开化。没有公开化,就没有现代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把审查公开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完全有道理的。创建、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也必须遵照这样的原则进行。

3.讲究监督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在设计诉讼程序上,在执行诉讼程序上,都必须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出发点,提高办案的速度,节省诉讼成本,减少社会负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同样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目前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都有不符合效率原则的问题,都应当进行改进。无论在哪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都必须贯彻讲究监督效率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方式和做法,都在改革之列。

4.减少当事人讼累原则

与讲究监督效率原则相适应,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应当贯彻减少当事人讼累的原则。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即使对案件的申诉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应当事人的申诉进行的,检察监督也不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行为,更不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任意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不能随意要求当事人增加法律规定以外的诉讼活动,不能随意拖延审查的时间和程序。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法律依据及其体系构建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依照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一方面,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本身就极为简略;另一方面,既然是司法改革,在有些问题上,当然就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法律进行,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对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法律依据的评价

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从广义的法律依据上讲,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在《民事诉讼法》中,首先在第14条规定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总的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然后在第185条至第188条,分别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后果,抗诉书的制作,以及抗诉的再审。在《行政诉讼法》中,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此外,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权力的一般性的规定。

在这些规定中,有一个较为严重的缺陷,就是总则规定的监督权力的广泛性和具体监督方式的狭窄性。1在总则方面,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有权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中,却只规定一种抗诉的权力,或者称为抗诉的一种监督方式,再没有规定其他监督方式。这种立法上的矛盾现象,是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障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立法上的单一性,导致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不全面性,其后果,一是检察监督只能进行抗诉,无法实行其他方面的监督,在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由被监督机关决定监督机关能否进行监督和怎样进行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运用抗诉以外的其他监督方式提出监督意见,甚至就是按照抗诉的方式提出监督意见,有时也会被以“没有法律依据”为借口,予以拒绝;二是抗诉权力规定的仅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机关只能由做出终审判决、裁定法院的上级检察院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这样,就将大量的不服法院终审判决、裁定的案件推到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矛盾集中在省一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违背了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不上缴”的司法原则。

(二)现行立法为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完善监督方式提供了广阔空间

前述这些问题都是在现行立法中客观存在的。立法的过于概括,是我国立法的通常习惯。实事求是地分析,分则规定得过于概括,是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障碍;但是,总则规定得过于概括,则为进一步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既然是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检察机关就可以按照总则的这些规定,弥补立法的不足,创造新的检察监督方式,形成完善的监督方式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指导下,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坚持分则规定的抗诉方式,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它;第二种形式是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使之与抗诉的方式相互配合,完成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造,更有力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这方面,应当更多地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监督方式上,很多人一言以蔽之,“国外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这样的言论是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的。在国外的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原苏联的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模式。虽然原苏联的检察监督模式现在在其本土上有所改变,但是我国的检察监督就是借鉴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越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方式是非常完整并且确有实效的。越南检察机关设有民事监督局,负责对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行政原告起诉;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法院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是否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参加诉讼的,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即可提起上诉程序的抗诉;对于没有参加诉讼的判决,或者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再审后的判决,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法国,共和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既可以作为主当事人参加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在法院审理重要的民事案件时,判决做出之前,应当征求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1在我国澳门,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类似的、完善的检察机关参加、监督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这些,都是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建

1.坚持分则规定的监督方式

两部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监督方式,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从审判监督程序的角度上观察,这样的规定是较为成功的。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中,对于这种抗诉程序是应当坚持的,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它。

2.创建新的检察监督方式

在近几年的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这就是:(1)检察意见。在检察机关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纠正错误。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个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2)检察建议。对于审判机关在审判中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纠正或者改进。(3)纠正违法通知。对于审判机关正在进行中的程序问题,或者审判虽然已经终结,但在程序上确实存在问题又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检察机关可以通知审判机关予以纠正。(4)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在抗诉案件的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可以主持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通过执行和解,纠正法院判决、裁定存在的错误,实现监督的目的。(5)起诉。对于侵害国有资产合法权益的案件,对于影响社会公益的案件,以及对于侵害不特定的公众利益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6)参与诉讼。对于重要的民事行政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在诉讼开始后的阶段中,参加进来,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7)对司法人员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应当包括的内容是8种监督方式:抗诉,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和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起诉;参与诉讼;追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监督方式相互配合,构成完整、严密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

>在这8种监督方式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作以下的分类:

一是按照检察机关参加诉讼进行监督的时间不同,分为审判程序之中的监督、审判终结后的监督(事后监督)和通用的监督。第一种监督,是在诉讼进行之中,检察机关就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如起诉、参与诉讼、上诉程序的抗诉。第二种监督,是在诉讼终结之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检察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监督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如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提出检察意见,执行和解等;追究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刑事责任,虽然在诉讼之中和诉讼终结之后都可以进行,但原则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第三种监督方式,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的监督方式,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就是这样监督方式。

民事行政范文篇5

关键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代表模式。

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发展简史

我国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行政诉讼作为一项法律制度,是近代才开始的。光绪33年(1907年)10月29日,批准了修正的高等以下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第四章规定了各级检察厅通则。

国民政府16年(1927年)公布的各省高等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地方法院检察官办事权限暂行条例都规定了法院编制法第90条的内容。1934年4月8日公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呈现规定:"苏维埃法庭为两审终审制,任何案件经过两审后不能再上诉,但是,检察院认为该案件经过两审后,尚有不同意见时,还可以向司法机关抗议,再行审判一次。"

新中国的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1949年12月经主席批准颁布了《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试行组织条例》。其第三条规定了检察署的职权:……2、对各级司法机关违法判决提出抗议……5、对与全国社会与劳动人民利益有关之民事案件及一切行政诉讼均得代表国家公益参与之。其职权由第三处执掌。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诉讼程序试行通则(草案)》对人民检察院的民事行政诉讼职责作乐详细的规定。包括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职权以及参与诉讼、调卷、抗诉等等的具体程序。

1951年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暂行组织条例》第三条和《各级地方人民检察署组织通则》第三条规定了检察署职权:……三、对各级审判机关之违法或不当裁定提出抗诉;六、代表国家公益参与有关全国社会和劳动人民利益之重要民事案件及行政诉讼。1954年9月21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4条规定了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职权。这部法律第一次明确了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活动的起诉权和参诉权,但它对人民检察院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进行规定。①

这一时期检察机关在履行法律规定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职责中,作出了积极的努力,取得了初步的成绩。同时,人民法院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支持。

最高人民法院还判定了规范性司法解释,对人民检察院如何提起诉讼和参加诉讼的具体程序,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一时期人民检察院行使了以下职权:一是起诉权;二是参诉权;三是上诉程序的抗议权;四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议权。

正当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健康发展的时候,1957年的"反右"斗争将其扼杀了,从此时开始,直到""结束,检察机关的这一项监督业务被迫强制性的中断了,1975年宪法规定,检察机关的职权由公安机关行使,从宪法上否定了其存在的必要性。

1979年颁布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包含了行政诉讼监督的内容。该法第6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保障公民对于违法的国家工作人员提出控告的权利,追究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的人的法律责任。"1982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不仅明确规定了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监督,而且可以依规定对审理行政案件的情况进行监督。②但由于当时社会的现实,通过的法案将这部法律草案的总则(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二是检察人员的回避问题;三是检察人员在民事诉讼中的诉讼权利和地位;四是对诉讼费用的规定。)和分则中的规定进行了相关的删除,总则中也只保留了一条监督的原则性条款。

1990年制定《行政诉讼法》时,在总则中规定了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监督权的原则,而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的监督方式。1991年修改《民事诉讼法(试行)》后,在确立的《民事诉讼法》总则中规定了民事审判检察监督的原则,而且在分则中规定了具体的监督方式和监督程序,从这时起,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才具有了一定的可操作性,并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积极的效果,发挥了诉讼法律监督的作用。

在2007年通过并于2008年4月1日起施行的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的完善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规定,将抗诉事由从现行法律规定的4项情形进一步具体化为5项情形,并明确规定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应当在30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等相关内容。一、国外的几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的代表模式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对这种制度作了明文规定。以后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效仿,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检察模式不同,法律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权能设定存在较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在西方国家中,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以国家人、公益起诉人为主要角色,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除代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职能外,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广泛的监督权。因此概括起来,国外主要有四种立法例模式,即法国立法例模式、英美立法例模式、德日立法例模式和苏俄立法例模式。其中法国模式和苏俄模式是两种制度下最具代表性的。

1、法国立法例模式

在法国,检察院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编"检察院"一章的规定,作为主要当事人(即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检查官的身份是从当事人。法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职权不仅在《民事诉讼法典》中有规定,更重要的内容在《法国民法典》这部实体法中所规定的。在这部法律中,至少有59个条文对共和国检查官、检察院和检察部门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了规定。③法国诉讼理论认为,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官参与其中,就能起到对以上利益者的维护作用。在行政诉讼活动方面,1799年,在中央成立国家参事院,作为国家之首的咨询机关,同时受理行政案件。1872年赋予国家参事院委任审判权,从此开始取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在法律上成为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法国废除了部长法官制,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切行政诉讼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诉讼由此更加健全的建立和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澳门通过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了与法国立法例模式相近的内容。

民事行政范文篇6

本文作者:韩成军工作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近年来,从司法界所披露的形形色色的错案来看,导致错案的原因很多,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分析:审判人员的职业素养。除却司法人员故意违法和犯罪导致的错案,也有个别法官业务水平低于“一般法官水准”而产生的错案。中国的法官不像英美法系的法官已经有多年的律师从业经验。一名法官经过司法考试、岗前业务培训以及一定时期的审判实务锻炼,最多只能算是一名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其尚缺乏多年司法实践锤炼和积淀形成的“一般法官”的司法水准。这种只符合形式要件的法官从严格意义上说,并不具备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资格和能力,正如美国大法官卡多佐所说,“在无数的诉讼中,法律都是非常清楚的,法官也没有什么裁量。”〔10〕然而,由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变迁,立法的滞后性也越来越突显。〔11〕司法立法显然不同于先前适用形式逻辑的简单案件,它要求法官具有相当的水准,而如果没有长期的司法实践,法官根本不可能具备“司法立法”和处理复杂疑难案件的能力。〔12〕目前法官遴选中偏爱形式要件、忽视实质要件的做法使得上述问题更加凸显。法院内部的行政管理体制。众所周知,我国法院系统内部一直推行庭长负责制、院长负责制以及由审判委员会研究重大、复杂和疑难案件的制度和惯例。尽管上述行政化机制确实在提高办案质量,正确适用法律方面产生了一定的实效,但我们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些行政性设置在司法实践中也的确“制造”了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错案。行政性机制不仅容易引入司法外来干预,更容易成为个别人,特别是有关领导和责任人推卸错案责任的“挡箭牌”。总之,随着司法官整体水准的提升,我国法院内在的行政性机制应当逐步剔除,但这些行政性司法管理机制可能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由此作为一种监督与约束机制,民事行政诉讼监督也具有长期存在的合理性。司法外的非法干预。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那些所谓重大的、疑难的、有影响的以及争议标的比较大的案件更容易受到司法机关外的“过问”和“关注”,这些干预下所形成的判决结果必然是具有“具体人格化”的判决,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形式理性法的“非人格化”形成两级反差。因此如何消除法院外部强大的公权力的非法介入一直是摆在我国实务界和理论界面前的重大课题。正如有学者所说,“在一定意义上,司法权并不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而属于社会权力的范畴;退一步说,即使说它属于国家权力的范畴,但与其他两种国家权力比较,也是非常弱小的国家权力。司法权及行使司法权的司法机关的存在根据在于它的社会公信力,司法机关的权威性更在于它要比其他国家机关具有更强大、更令人信服的社会公信力。”〔13〕由于法治主义和司法最终权威是来自西方社会的舶来品,在“移植”这一先进制度和机制时,必然会存在相当长的培育和生长阶段。在此期间,必然存在“依据事实、运用法律、掺杂人情”的历史“阵痛”。为此,顺应时代潮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化的诉讼监督制度也许是培育司法最终权威的无奈之举。我国审判机关当前的社会公信力较差,社会对其公正审判都存在一定质疑,即使赋予审判机关绝对的审判独立也未必就能保证民事行政错案的绝对减少,这是赋予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强大社会基础,这说明在今后相当长的法治演变过程中,检察机关民事行政诉讼监督的存在确有必要。

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与审判权目的具有一致性。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的目的与国家审判权行使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即二者的目的都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国家设立审判机关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是对公平审判权可能遭到严重侵害的当事人的事后救济机制。它的事后监督性质决定其不会直接侵害人民法院的独立审判权。再者,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利益,它只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益,不存在所谓的“当事人+检察院”的诉讼主体,也不存在破坏民事诉讼中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的问题。也许从客观现实来看,检察机关的主张可能只与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符而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相悖,但这往往是案件的具体事实和法律适用的结果,很难说就是检察机关的偏袒行为。更何况,检察机关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时并非不受限制,检察机关仅行使程序性权力,只有人民法院才有权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实质和最终的裁判。民事行政检察权效力的程序性。检察权是一种程序性的权力,而不是实体性的权力,检察权的行使只会对当事人产生程序性权利义务的影响。〔14〕具体来说,检察权的程序效力又可分为程序启动效力和程序终止效力,其中程序启动效力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启动某个法律程序的开始和运行,比如检察机关提起刑事公诉可以启动对一个被告人的刑事审判;程序终止效力则是指检察权的行使能够使某个法律程序终止,比如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抗诉可以导致一个生效民事行政判决、裁定的暂停执行。在这里,检察机关的程序性效力体现在两点:一是终止原裁判的执行;二是强制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检察机关的这种程序性法律效力仅能构成对审判权某种程度的制约和牵制,而不能从根本上抗衡审判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权与既判力理论并不矛盾。因为判决具有既判力是有重要前提基础的,即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在法院的审判活动中已然得到了充分保障。如果法院在作出判决的过程中没有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当事人就可以对其提出再审的请求。〔15〕依据上述理论,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如果当事人的公平审判权受到严重侵害,该裁判的既判力也就失去了正当性基础。对于这种失去既判力基础的裁判,检察机关作为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机关,当然可以强制地督促审判机关启动再审程序,以救济当事人在原来的审判活动中受到侵害的公平审判权,因此民事行政检察抗诉权的实质其实就是强制再审决定权。〔16〕当然,为了称谓的方便,也可以继续称之为抗诉权。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组织和人员保障。我国上下级审判机关是监督关系,上下级检察机关是领导关系;同级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共同产生于同级人大并对其负责。这种审判机关与检察机关同级平等的权力构造与上下级检察机关的领导关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减地方政府对地方审判权的干预。而我国司法不公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来自审判机关之外的各种“外力”干预,由我国检察机关上下级之间的领导关系决定,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使民事行政诉讼监督职权对地方政府的非法干预实施一定的“反干预”。在司法知识培养和训练方面,检察官与律师、法官一样,都要实现通过司法考试,并接受一定时期的法律适用技能培养和司法训练。由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长期历练,使得检察官与法官、律师一样,都能够成为理性和公正的化身和缩影。并且,社会公众一般也都把检察机关与审判机关共同作为司法机关来对待,检察机关与检察官的司法属性为我国确立民事行政诉讼监督制度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

民事行政范文篇7

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第二,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是检察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给检察机关规定的基本性质。尽管在具体的业务上,检察机关的工作分为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的侦查,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是法律监督。没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存在,就没有检察机关的存在。而且从广义上说,自侦、批捕和起诉也都属于法律监督的范围。因此,检察改革,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要深化改革,完善法制监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1检察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一样,都需要进行改革,以期建立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在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中,目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十多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重新起步,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薄弱状态并没有根本转变,是急需进行改革的一项检察制度。对于这项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监督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检察改革中,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改革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同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应当抓住机遇,在检察改革中,对自己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等一系列内容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装备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对于民事行政检察以及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既从属于检察改革,也从属于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范畴。因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研究,对于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和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在民事行政检察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改革。众所周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受到很多的阻碍,实施监督步履维艰,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检察改革中,落实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上,急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法律负责。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整个的国家司法改革体系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国家的整个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现存的不足和问题,也必须进行改革,没有改革,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没有出路,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全局。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立足点,就有了统揽全局的视野和胸怀。

(三)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几种设想模式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具体操作

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内容和体系。因此,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问题之前,必须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1.关于审级制度的改革设想

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与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相一致,与经过司法改革所要建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相一致,特别是要与新建立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相一致。脱离上述基本制度的研究,单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没有出路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司法审级制度。现行的四级法院两审终审制,是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审级制度。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司法实践,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是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方面,从审判程序的设计上,比多数国家一般的审级制度减少一级,确有精简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却在程序上设置了极其复杂的监督程序。这样就在一个案件的正常的两级审理之后,尽管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具有了执行效力,但是,复杂的监督(救济)程序,不能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使判决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并没有简化程序,而是使程序更加复杂化。同时,也应当看到,就我国现在法官群体的总体政治、业务水平而言,就我国法院总体的执法水平而言,还远远没有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保证一个案件完全准确地执行法律,换言之,就是还不能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实现办案质量的高水平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总体要求。

在审级制度问题上,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应当实行三审终审制,将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改成三审为终审,不过,只有一审为事实审,二审和三审均为法律审。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基本审级制度。增加一级审级,就在于保证审判的高质量。

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将现在普通程序的两审终审制,增加一级法律审,变成三审终审制,一、二审为事实审,三审为法律审;在简易程序中,仍然坚持二审终审制。这样,就在审级上保证案件的审理高水平,尽量不受某些法官水平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确保案件的高质量。

三是继续坚持两审终审制,认为中国的现实适合于这样的审级制度,不必再做改变。

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适。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应当简化审判监督程序,实行诉讼监督的单一化。这是因为,在增加一级审级以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终审是在省一级法院进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终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经过这样的审理,原则上可以保证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正确性。因此,审判监督程序就可以大大简化,重新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确实的必要性。

2.关于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设想

如何设计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现在的讨论,有以下几种意见:

(1)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法院

有些人主张,设计单一的审判监督程序,由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其他机关不再享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职能。至于究竟怎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则由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院长监督,决定是否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不再享有审判监督的权力,无权进行审判监督,无权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抗诉。坚持这样主张的,大多数是法院的同志。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就是审判监督是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的表现,其他机关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尤其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不应当重复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使当事人增加讼累。

(2)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检察院

学者主张,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归一化,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上,设计两种审判监督程序,是没有必要的。对终审判决,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别的原因发动再审程序,违背既判力原则。在法院专门设立监督自己审判的部门(有人认为是法院中的"小法院"),是很不科学的,况且由法院自己对自己的判决、裁定进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程序,其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的职能就是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将单一的审判监督权力赋予检察机关,规定只有检察院才可以发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的。这是因为,法院应当只有审判权,不应当享有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或者检察院行使。按照这样的设想,法院不再设置审判监督机构,不再决定自己的判决、裁定是否应当再审,而是完全交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代表,行使审判监督权力,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法院依照检察机关的抗诉,进行再审。1

这样设计审判监督程序,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其一,符合宪

法规定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审判机关专司审判权,负责案件的实体审判,包括一审、二审、三审和再审;检察机关专司法律监督权,负责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其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职责界限清楚,便于操作,没有复杂的交叉和混淆,不容易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其三,清除了法院自己监督自己不容易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认识,避免了法院自己包庇自己错误的嫌疑。1

(3)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双轨体制,即现行模式

第三种主张,则是坚持现在这样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格局,实行审判监督的双轨制,无论是实行三审终审制还是两审终审制,都由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双重监督,增大纠正错判的概率,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办案质量。这种主张,应当说是脱离了改革的现实,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无论是在将来实施三审终审制,还是继续执行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都是必须强化的;单独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无论是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公众接受的程度以及客观的监督效果上,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按照多数学者、专家的设想,单独由检察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是十分现实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即使是在双轨监督体制的情况下),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就将其纳入了司法改革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单纯地研究检察监督方式。这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

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教育整顿2和"三讲"教育3中,检察机关进行执法思想大讨论,端正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原则和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以及"以办理抗诉案件为重心,抓好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办案效果三个基本环节"的办案指导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在"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指导下,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

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机关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没有自己的利益。它所代表的完全是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执法,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执法为公,检察机关的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都必须从执法为公的原则出发,代表国家,代表公众,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决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执法活动上谋求自己的利益。坚持这样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就能够实现党的"立党为公"原则。

2.其次要着重考虑的,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强化监督。

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就是实行法律监督。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途径,就是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强化对工作的要求,强化对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的要求,强化对监督效果的检查。检察机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的机关,而是针对法律,是对法律执行的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果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当作"挑刺儿"的工作,就会误认为强化监督就是强行"找茬"。这不符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执法为公的基本出发点的要求。

3.还要特别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它不是别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这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监督目的。对此,要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1)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对国家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国家中,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使命就是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执行,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司法机关。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真正做到司法公正,都决非易事。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都大量存在。例如,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不符合要求,对法律的不正确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执法活动的干扰,执法者借用职权谋私、徇情,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可以概括地分为社会的干扰因素和执法者的素质因素。这些是影响公正司法的外因和内因。按照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1因此,净化执法环境,减少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的外因,是重要的,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是,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自身的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维护司法公正,首先是检察机关自己必须做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法律监督,其工作的意义主要是程序上的意义。例如,批捕、起诉、抗诉等,都是在执行程序法;就是办理自侦案件,也实质性侦查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是实体公正在形式上的必然要求。这就是"规则比游戏本身更重要"的基本原因。检察机关在执行程序法中,自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做到严格执法,保证自己在执行程序法上司法公正。"己不正焉能正人"?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包括实体法上的内容,例如批不批捕,起不起诉,抗不抗诉,都必须依照实体法的规定衡量,同样有在实体法上的确保实体公正的问题。

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如果检察机关仅仅要求自己做到司法公正,这就失去了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意义。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监督所有的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这才是法律规定的实质所在。对此,检察机关必须铁面无私,严格执法,秉公监督,通过自己严格的法律监督活动,实现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要求。(2)维护司法权威

国家司法权威在法制权威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的法制权威,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法制权威。试想,如果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国家的立法权威怎么可能不受到损害呢?国家的司法权威丧失,国家的立法权威还会存在吗?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由国家立法权威和国家司法权威共同构成的国家法制权威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国家司法机关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样两个权威,紧密相关,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司法权威,同样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国家法制权威。只有审判权威和法律监督权威共同得到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够得到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与法律监督权威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体。正像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1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这就是,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某些司法不公的问题,将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予以纠正或者改进,恢复或者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不是通过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的办法,提高、增强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提高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最终提高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任何想通过削弱乃至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的方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的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3)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法制统一,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司法的要求,而且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维护的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诉讼法律在诉讼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对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目的是一致的。对于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诉讼活动,以及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并且加以纠正,就在这些方面保证了法制的统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执法为公,强化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能够保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研究创造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也必须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

创建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还必须符合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凡是违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原则的监督方式,都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以下几个:

1.监督立场公正原则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其立场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只能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秉公监督。就是在具体的办案中,检察官也不是当事人的人,不能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为一方当事人"伸冤"。这就是检察监督立场公正原则的基本内涵。在实际操作上,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纠正了错误判决、裁定,维护了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是监督的客观结果,并不是检察机关直接的主观目的。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直接主观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只有明确这样的立场,检察监督才能够做到公正,创建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才能够确有实效。

2.审查公开原则

公开,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司法活动,同样必须实现审查的公开,增加审查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自己的司法活动公正、合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在程序上确保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查中的公开化。没有公开化,就没有现代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把审查公开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完全有道理的。创建、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也必须遵照这样的原则进行。

3.讲究监督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在设计诉讼程序上,在执行诉讼程序上,都必须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出发点,提高办案的速度,节省诉讼成本,减少社会负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同样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目前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都有不符合效率原则的问题,都应当进行改进。无论在哪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都必须贯彻讲究监督效率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方式和做法,都在改革之列。

4.减少当事人讼累原则

与讲究监督效率原则相适应,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应当贯彻减少当事人讼累的原则。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即使对案件的申诉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应当事人的申诉进行的,检察监督也不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行为,更不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任意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不能随意要求当事人增加法律规定以外的诉讼活动,不能随意拖延审查的时间和程序。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法律依据及其体系构建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依照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一方面,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本身就极为简略;另一方面,既然是司法改革,在有些问题上,当然就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法律进行,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对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法律依据的评价

现行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是《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以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有关规定。从广义的法律依据上讲,还包括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

在《民事诉讼法》中,首先在第14条规定了民事检察监督的总的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然后在第185条至第188条,分别规定了抗诉的条件,抗诉的后果,抗诉书的制作,以及抗诉的再审。在《行政诉讼法》中,第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监督。"第64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此外,还有《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对人民检察院审判监督权力的一般性的规定。

在这些规定中,有一个较为严重的缺陷,就是总则规定的监督权力的广泛性和具体监督方式的狭窄性。1在总则方面,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有权进行监督,但是在分则中,却只规定一种抗诉的权力,或者称为抗诉的一种监督方式,再没有规定其他监督方式。这种立法上的矛盾现象,是进一步发展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障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在立法上的单一性,导致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不全面性,其后果,一是检察监督只能进行抗诉,无法实行其他方面的监督,在有些地区和单位,出现了由被监督机关决定监督机关能否进行监督和怎样进行监督的问题,检察机关运用抗诉以外的其他监督方式提出监督意见,甚至就是按照抗诉的方式提出监督意见,有时也会被以"没有法律依据"为借口,予以拒绝;二是抗诉权力规定的仅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机关只能由做出终审判决、裁定法院的上级检察院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这样,就将大量的不服法院终审判决、裁定的案件推到了上级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矛盾集中在省一级和中央的司法机关,违背了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矛盾不上缴"的司法原则。

(二)现行立法为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完善监督方式提供了广阔空间

前述这些问题都是在现行立法中客观存在的。立法的过于概括,是我国立法的通常习惯。实事求是地分析,分则规定得过于概括,是一个严重的弊病,是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障碍;但是,总则规定得过于

概括,则为进一步创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条和《行政诉讼法》第10条的规定,既然是检察机关有权监督,检察机关就可以按照总则的这些规定,弥补立法的不足,创造新的检察监督方式,形成完善的监督方式体系。

在《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总则规定的指导下,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通过两种形式进行。第一种形式,是坚持分则规定的抗诉方式,在实践中进一步完善它;第二种形式是总结实践经验,创造新的监督方式,使之与抗诉的方式相互配合,完成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造,更有力地发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这方面,应当更多地借鉴国外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监督方式上,很多人一言以蔽之,"国外没有经验可以借鉴"。这样的言论是不实事求是、不负责任的。在国外的民事、行政诉讼中,检察监督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原苏联的模式,一种是法国的模式。虽然原苏联的检察监督模式现在在其本土上有所改变,但是我国的检察监督就是借鉴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在越南,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及其方式是非常完整并且确有实效的。越南检察机关设有民事监督局,负责对民事审判、行政审判等诉讼活动的监督,检察机关可以作为民事、行政原告起诉;民事行政案件受理立案后,法院通知同级检察院,检察院决定是否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参加诉讼的,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即可提起上诉程序的抗诉;对于没有参加诉讼的判决,或者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再审后的判决,认为判决确有错误,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在法国,共和国检察官在民事诉讼中,既可以作为主当事人参加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在法院审理重要的民事案件时,判决做出之前,应当征求共和国检察官的意见。1在我国澳门,新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类似的、完善的检察机关参加、监督民事诉讼的具体程序。这些,都是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重要依据。

(三)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的构建

1.坚持分则规定的监督方式

两部诉讼法规定的抗诉的监督方式,是审判监督程序中的抗诉。从审判监督程序的角度上观察,这样的规定是较为成功的。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中,对于这种抗诉程序是应当坚持的,应当总结经验,进一步完善它。

2.创建新的检察监督方式

在近几年的检察实践中,检察机关创造了一些有效的检察监督方式,这就是:(1)检察意见。在检察机关发现同级人民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时,通过协商的方式,提出检察意见,建议人民法院再审纠正错误。这种做法,有利于将矛盾消灭在基层,有利于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合作,同时也实现了检察监督的效果,是一个较为成功的监督方式。(2)检察建议。对于审判机关在审判中有需要改进的问题,检察机关可以发出检察建议,建议纠正或者改进。(3)纠正违法通知。对于审判机关正在进行中的程序问题,或者审判虽然已经终结,但在程序上确实存在问题又不影响实体判决的,检察机关可以通知审判机关予以纠正。(4)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在抗诉案件的审查中,人民检察院对民事案件可以主持当事人进行执行和解,通过执行和解,纠正法院判决、裁定存在的错误,实现监督的目的。(5)起诉。对于侵害国有资产合法权益的案件,对于影响社会公益的案件,以及对于侵害不特定的公众利益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人民法院依法判决。(6)参与诉讼。对于重要的民事行政案件,检察机关有权在诉讼开始后的阶段中,参加进来,进行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有权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7)对司法人员的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进行查处,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应当包括的内容是8种监督方式:抗诉,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和上诉程序中的抗诉;检察意见;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执行和解;起诉;参与诉讼;追究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司法人员的刑事责任。这些监督方式相互配合,构成完整、严密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

在这8种监督方式中,可以按照一定的标准,作以下的分类:

一是按照检察机关参加诉讼进行监督的时间不同,分为审判程序之中的监督、审判终结后的监督(事后监督)和通用的监督。第一种监督,是在诉讼进行之中,检察机关就参加诉讼,进行监督。如起诉、参与诉讼、上诉程序的抗诉。第二种监督,是在诉讼终结之后,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检察机关认为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监督意见,这种监督方式如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提出检察意见,执行和解等;追究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刑事责任,虽然在诉讼之中和诉讼终结之后都可以进行,但原则上是一种事后监督。第三种监督方式,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适用的监督方式,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等,就是这样监督方式。

民事行政范文篇8

一、民行检察工作的现状

民行检察开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第一百八十五条至一百八十八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具体的规定。《行政诉讼法》第十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六十四条对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做了规定。目前民行检察主要业务: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或监督起诉;其中只有抗诉有明确的法律依据。抗诉必然引起再审程序的发生,有一定的强制效力;但其对审判工作仅仅是程序上的影响,在实体的判决结果上发挥不了监督作用,任凭你抗诉理由千千条,再审时完全可以置于一边。实践中,各级法院更是对检察监督采取或明或暗的抵制,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责难多于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甚至于心存抵触知错不改或者对检察机关抗诉的案件久拖不决,当事人被拖得精疲力竭,欲罢不能。这直接影响了检察监督的效果。人们形容抗诉与再审冲突的现象:“你抗你的,我判我的”,早已向社会揭示了再审抗诉程序设计不科学所致的不良后果,不论抗诉再审若干,最终决定权也属于法院。特别是要纠正最高法院的错误裁判必须依靠最高法院自身。这样,法院实质上执掌的是可以不受任何监督制约的完整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使办案以“法律为准绳”异化为“以法院为准绳”。至于检察建议,法院更是爱理就理,不理便如同废纸。支持起诉工作由于没有法律依据,不仅要取得企业的配合,还要恳求法院的支持协助,其中不仅体会不到丝毫监督者的凛然,反而觉得为完成工作任务得到别人的帮助而欠了别人的情;这应该是监督者的悲哀。

二、完善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消除立法缺陷

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权是由中国的政治体制所决定的,也是国家权利配置的结果,同时更具有其现实存在的合理性。但在立法上的先天不足,规定的过于原则笼统,没有程序上的系统性;造成在实践中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要强化民行检察监督,使民行检察制度真正体现其价值,就必须从立法上完善法律监督程序,使民行检察监督有法可依,使操作程序系统、规范并趋于科学合理;为达到监督效果可否在立法上着重明确以下几点:

1、启动重大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对于某些损害国家利益或公民重大权益的民事行政行为,如果还没有启动诉讼程序,检察机关就无法对其合法性进行监督,这无疑是检察监督的“盲区”;公诉权是检察权的一项重要职能,而我国却无人代表公共利益提起诉讼,对此,我国立法应当考虑赋予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行政公诉的权力。我国《宪法》中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附带提起民事诉讼。据此推论,检察机关应当具有民行公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公诉权理论在国外由来已久,并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就规定检察官有权提起民事诉讼。基于涉及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因此,启动民事行政案件公诉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立法中应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在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因民事行政行为受到损害或可能受到损害,且无其他途径可救济的条件下,应代表国家提起诉讼。包括: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的案件,诸如:资源保护、环境污染、重大责任事故等;损坏社会公共设施的案件;没有起诉主体或受侵害对象为群体的重大民事案件;涉及违反公序良俗的民事、行政案件;均可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提起公诉。

2、赋予检察机关可以参与民事诉讼全过程的权力。其目的在于:监督审判人员的审判行为,防止审判违反法定程序,有利于今后对已生效且有法定抗诉事由的案件提起抗诉,或为查办法官渎职犯罪案件获取相关证据。检察机关派员出席法庭除对明显的程序违法行为可以提出纠正意见外,在法庭上既不对法庭调查发表意见,也不参与辩论,同时也不能干预法官对审判活动的组织、指挥;即不能妨碍审判独立。检察机关享有参加民事诉讼的权力,建立了对审判活动进行监督的开放性体系,可以排除审判人员违法裁判的侥幸心理;达到对民事诉讼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制约的目的。

3、强化检察机关的抗诉职能。抗诉是我国现行民事行政诉讼法确立的检察机关对民事诉讼进行监督的法定唯一方式。由于立法规定的过于原则和笼统,造成了实际操作的种种困难。所以,应明确规定:抗诉案件的审限,审限规定是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基本保证。还应规定:检察人员出席再审法庭的地位、任务及权限。最起码要明确规定:再审判决必须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做出明确合理的回答,以避免法院再审时脱离抗诉对其的制约关系。

4、授予检察机关监督执行的权利。执行活动是审判活动的延伸。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里的“审判活动”不仅包括法院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还包括执行;因为人民法院在执行过程中可以行使一些实体上的裁判权,执行的作为与不作为,同样可能出现违法行为;因此,不应将检察监督从执行程序中剥离。

5、赋予基层检察院民事行政再审抗诉权。现行民诉法设定的监督方式是,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法院生效裁判、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生效裁判,发现有法定情形的,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按此规定,唯有上级检察院对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才具有抗诉权,但上级检察院要直接、迅速发现下级法院的生效裁判错误缺乏有效途径,必须依赖于下级院的提请,这样费时费力,增加诉讼成本。实际上,上级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也多采取指令下级法院再审的作法。所以,应规定民事、行政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应由同一级检察院向同一级法院提出。这样规定也必将促使法院对检察建议的重视。

6、发挥人大常委会的监督作用。应明确规定若检察院的抗诉法院再审后不予纠正,检察院仍认为法院裁判错误的,在当事人坚持申诉的情况下,可由检察院提请人大常委会通过论证、审议决定,对人大常委会的决定,两院必须执行。

三、加强民行检察自身建设

我们在分析民行检察工作监督不力的外因时,也要对自身存在的问题深刻反思。检察机关自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会削弱民行检察监督工作的效果。目前民行检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1、检察机关对民行检察重视程度不够力量配置不足。检察机关内部重反贪重起诉,精兵强将多安排在其中,对民行部门往往是凑个人数,以短期整合的民行队伍监督应对长期从事民行审判工作的法官,民行检察官队伍的政治素质、能力素质和业务素质需要提高。民行检察工作需要既精通民商、行政法,还要擅长侦查的复合型人才,所以在人力资源上一定要实行高配置。

2、民行检察的工作重点定位不准。检察机关的民行检察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违反法律的判决、裁定的抗诉,二是对民事行政审判法官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依法侦查、追究刑事责任。民行检察工作形式上的一手硬一手软,导至最终结果是被动地受制于人;在此局面下我们应当把工作重点放在查处上;对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者的惩处便是最好的监督。目前全国各检察机关民行部门人员配备少,且大量精力放在寻找抗诉案源、抗诉、再审检察建议、支持监督起诉等工作上,以完成上级院下达的岗位目标评比任务,致使在查处法官职务犯罪工作上没有力度;后果是抗诉案件数量上升,改判却很少,检察建议发出不少,往往与废纸无异;社会各界对监督的效果却并不认同,难以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监督效果。

3、民行检察的工作方式不当。一是充当一方当事人人的角色,绞尽脑汁替当事人找理由、寻证据,淡化监督理念。二是将刑事检察理念及工作方法带入民行检察,习惯于采用调查取证的方式去查明案件真实情况,刻意追寻案件的客观真实,忽略案件的法律事实,违背举证责任原则的理念。

民事行政范文篇9

内容提要: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以保证人民法院最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二是通过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作,促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不断提高。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和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进行数量关系验证,分析结果证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起就发挥出制度的即时效应。从制度的长期绩效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进了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

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提出抗诉,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重要内容。

1990年开始实施的行政诉讼法和1991年开始实施的民事诉讼法分别确立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行政诉讼和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的基本原则,并赋予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错误的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行使抗诉权。这两部法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正式确立。近二十年过去了,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运行效果如何?是否达到了制度设计的目的?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研究,不仅可以客观评价我国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价值,为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评估,可以发现制度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为进一步修改和完善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议。

绩效评估,指对组织员工、团队及整个组织的绩效结果作出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测量、考核和评价。[1]部分学者在研究民事行政抗诉制度时也涉及制度运行效果的评价问题,但这些研究只是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增长和质量(改判率)方面来描述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2]由于研究的重点并不是绩效评估问题,这些研究都没有采用统计学方法对数据进行深入分析。

笔者提出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绩效的“倒U型曲线”假说并采用全国1993年至2009年共17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据和人民法院相关审判数据进行了验证,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对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绩效进行评估。

一、研究假设

对制度进行绩效评估实际上是衡量制度目标的实现程度。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人民法院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进行审查,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以保证人民法院最终作出判决、裁定的正确性。二是通过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不断提高。而后一方面正是法律监督的长期和根本目标。对一项制度进行绩效评估,既要考察制度的当期绩效,更要考察制度的长期绩效。具体到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绩效来说,既要衡量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和质量,以评价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当期绩效,也要衡量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变化趋势,以评价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如果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多年,而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并未得到明显提高,甚至出现质量下降,就很难说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发挥了法律监督的职能作用。

在评估制度的长期绩效时,必须注意制度的“生命周期”。任何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制度本身也有一个产生、发展和完善以及不断面临被替代的过程。与之相适应,制度的绩效也会呈现相应的变化趋势并遵循“边际效益递减”规律。[3]因此,我们在评估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时,必须注意在不同阶段应对制度绩效有不同的预期,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具有阶段性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1.在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设立初期,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应呈逐步上升趋势,在运行一段时间后,制度绩效开始显现,此时,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会保持一定规模。随着制度效力进一步发挥作用,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会逐步趋于下降,民事行政抗诉制度长期效应开始凸现。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看,应呈现出“倒U型曲线”的规律。

2.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来看,在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设立初期,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不会有明显改善,但是从长期看,如果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绩效的话,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会逐步提高。

3.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应有相关关系,在确定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衡量指标后,应当能够运用实证方法证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提高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二、实证分析

首先,我们来看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情况。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1991年开始正式确立,迄今已经运行20年,由于制度确立后,全国检察机关开始设立民事行政检察机构、配备人员需要一定时间,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尚未全面开展,目前没有搜集到1991年和1992年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数据。笔者采用的是从1993年到2009年共17年的数据。图1是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情况。[4]

从图1可以看出,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从1993年开始呈逐年上升趋势,到2000年达到最高点。2000年案件数量比1993年上升了53.7倍。从2001年开始,案件数量相对保持稳定并呈缓慢下降趋势。这说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开始就发挥了制度的即时效应,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使相当数量的错误生效民事、行政裁判进入了再审程序,经过再审后绝大多数案件得到了纠正,据统计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再审改变率一般为80%左右。[5]在民事行政抗诉制度运行10年后,制度的长期绩效开始显现,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数量不再增长。随着制度的长期效应进一步发挥,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开始缓慢下降。需要指出的是,在实践部门对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下降问题还有不同看法,有的调研报告认为除检察机关自身原因外,法院大力主张调解结案是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案源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6]这提醒我们有必要分析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变化情况。因为如果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下降是因为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下降的话,上面的推论就很难成立。图2是1993年到2008年全国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变化情况。[7]

从图2可以看出,2001年以来全国人民法院以判决和裁定结案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并未出现明显下降的情形,这说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案源基数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而在案源基数不变的情况下,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从上升变为缓慢下降,证明了我们前面提出的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的“倒U型曲线”假设。

其次,要看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变化情况,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是否得到改善,是评估民事行政抗诉制度长期绩效的关键。要评价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质量,首先需要设定评价指标。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的质量可以用再审改判率来衡量,尽管对案件被再审改判是否能判定原判决和裁定错误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但是可以推定绝大多数的被改判案件原裁判存在错误。由于我国再审制度设计和司法统计方面的原因,无法得到每年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被改判的数据,只能用本年度再审改判案件数除以当年案件审理数作为改判率。图3是1993年到2008年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变化情况。[8]

从图3可以看出,1994年到2001年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呈上升趋势,2001年以后再审改判率不断下降,说明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不断提高。

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质量的提高是否和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之间有因果关系?回答这个问题,既需要对二者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又要对二者进行数量关系验证,如果二者在数量关系方面无法得到统计学的验证,理论分析也就失去了实证依据。下面采用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和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进行数量关系验证。

在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模型时,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改判率作为因变量用y表示,全国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作为自变量用x表示,C为常数项,β为回归系数,μ为随机干扰项。Y=c+βx+μ

采用1993年至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变量量纲之间的差异,对数据作了标准化处理,考虑到制度绩效显现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对数据作滞后5期处理。用SPSS软件作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尽管调整后的R2不高为0.51,但是F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为0.008,说明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回归方程通过显著性检验,被解释变量与解释变量的线性关系是显著的,可以建立线性模型。t检验统计量对应的概率值为0.008,说明自变量x系数在显著性水平α为0.05时,通过检验。D-W检验结果也表明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因此可以建立如下模型:

Y=0.393-0.506x+μ

从模型可以看出,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变化对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案件改判率的影响为负效应,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导致人民法院再审民事行政案件改判率下降0.506个单位。回归分析结果说明了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确实可以导致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改善,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是显著的。

三、结论

实证分析结果证明,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从设立起就开始发挥出制度的即时效应,这表现为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错误生效民事行政判决和裁定通过检察机关的抗诉进入再审程序并通过再审得到了纠正。从制度的长期绩效来看,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运行促进了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的提高。数据表明,到目前为止,民事行政抗诉制度仍发挥着制度的正效应。因此,那些主张废除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按照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变化趋势的“倒U型曲线”的规律,现阶段民事抗诉案件的数量已不可能如同制度设立初期时那样逐年急剧上升。因此不必过分忧虑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下降,民事行政抗诉案件数量的缓慢下降正是民事抗诉制度的长期绩效开始显现的结果。现阶段更应注重的是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质量而不是数量,数据表明,民事行政抗诉案件的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民事行政抗诉案件质量的提高不仅可以进一步发挥制度绩效,还是制度生命力的保证。

需要指出的是,民事行政抗诉制度只是检察机关对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方式之一。要使人民法院民事行政审判质量得到根本改善,还须综合运用其他法律监督手段,如对法官的职务犯罪活动进行查处,对法官的其他违法违纪行为提出检察建议等。只有与其他监督手段相配合,民事行政抗诉制度的绩效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注释:

[1]参见李宝元著:《绩效管理:原理•方法•实践》,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

[2]参见黄旭东:《民事抗诉制度的实用主义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第89页。

[3]参见李怀:《制度生命周期与制度效率递减》,载《管理世界》1999年第3期,第68页。

[4]数据来源:1993年至200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5]引注同[2]。

[6]参见邵世星、安晓玉:《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现状与发展思考——来自部分地区检察机关的调查与研究》,载《人民检察》2005年第16期,第49页。

民事行政范文篇10

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作为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的法国,1806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对这种制度作了明文规定。以后个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效仿,普遍建立了检察机关参加民事诉讼的制度。但是由于各国检察模式不同,法律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检察的权能设定存在较多地方的不同,所以在西方国家中,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中以国家人、公益起诉人为主要角色,而以原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则除代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提起诉讼职能外,还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行政诉讼的广泛的监督权。因此概括起来,国外主要有四种立法例模式,即法国立法例模式、英美立法例模式、德日立法例模式和苏俄立法例模式。其中法国模式和苏俄模式是两种制度下最具代表性的。

1、法国立法例模式

在法国,检察院是国家和社会利益的代表,有权依照《民事诉讼法》第十三编"检察院"一章的规定,作为主要当事人(即原告)的身份提起诉讼,也可以作为从当事人参与诉讼。检查官的身份是从当事人。法国检察机关的民事诉讼职权不仅在《民事诉讼法典》中有规定,更重要的内容在《法国民法典》这部实体法中所规定的。在这部法律中,至少有59个条文对共和国检查官、检察院和检察部门在民事诉讼中的职权作了规定。③法国诉讼理论认为,凡是涉及到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涉及到公民的重大利益的民事活动,检察官参与其中,就能起到对以上利益者的维护作用。在行政诉讼活动方面,1799年,在中央成立国家参事院,作为国家之首的咨询机关,同时受理行政案件。1872年赋予国家参事院委任审判权,从此开始取得独立于政府的地位,在法律上成为法国的最高行政法院。1889年,法国废除了部长法官制,即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一切行政诉讼可以直接向行政法院起诉。行政诉讼由此更加健全的建立和发展起来。值得一提的是,我国澳门通过的《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也规定了与法国立法例模式相近的内容。

2、苏俄立法例模式

苏俄模式是包括我国在内的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检察监督制度的理论依据。1928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规定:检察长认为对保护国家或者劳动人民的利益有必要的时候,可以提起诉讼或者随时参加诉讼。1964年的《民事诉讼法典》和《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纲要》都规定,检查长有权参与民事诉讼活动,并对其实行监督。检察张从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或保护公民的权利和法律保障的利益出发,有权提起诉讼或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参与诉讼,可以按照上诉程序提出抗诉,也可以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苏联解体后一些法律被废除,但爱其后的一些时间里对民事诉讼监督的必要性被立法者重新认识,所以在新颁布的《俄罗斯仲裁法院组织法》中规定检察机关对法院的判决有权进行监督,提出抗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