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晰化范文10篇

明晰化范文篇1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生新闻《今日一线》转向

2002年初《南京零距离》栏目开播，2003年底，江苏广播电视总台城市频道总监景志刚用民生新闻的概念来总结《南京零距离》栏目特色。从此,“民生新闻”引起了新闻业界和理论界的热议。如果说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民生新闻的定型，那么，从那时至今的近4年多来，经过全国性的实践与理论探索，特别是在构建和谐社会这一大的背景下，民生新闻已经发生转向，其内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妨说，“后民生新闻”时期已到来。

一、民生新闻中的不和谐因素

民生新闻的诞生，为它赢得了高收视率。它所标榜的“关注民生，关注热点”，为它赢了理论界的青睐。“民生新闻，一抓就灵”，这句话已成为中国电视业界一句名言了。但同时，人们对民生新闻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社会业界有识之士也清醒地看到了民生新闻存在的缺陷，特别是它表现出的不和谐因素。具体来说，这些不和谐因素主要表现在内容构成和交流形态两个方面：

1.从内容构成来看，大量的负面报道与对琐事的关注，难以与主旋律合拍

首先，几乎所有的电视民生新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唱主角的是负面报道。如车祸、凶杀抢劫、被骗被盗、事故等等。显然，大量的负面报道无疑会带来了不和谐因素。

对于政府而言，大量的负面新闻是有损其形象的。现在的电视民生新闻节目基本上是在城市台播出，其覆盖面就在本城范围。“一些城市行政管理工作者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则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所谓民生新闻无非就是车祸、打架、死人等等，这些负面报道太多了，严重损害了城市的形象。”

同时，它也会影响百姓全面正确认识他所生存的环境，副部长李东生说：“不要只是交通事故、奸、杀、造假等，这些只是社会新闻的一部分。要增强亮色，不要都是问题。在这样的氛围中，好人也会生病。”可以说，对于百姓而言，过多的负面内容是难以培养他们的阳光心理的。

其次，民生新闻往往较多地关注琐事。新闻题材的琐屑化，容易让人们忽略对重要事件、问题的关注，甚至造成二者的冲突。南方日报总编杨兴锋就针对此提出不仅要有“小民生”，同时也要有“大民生”。他说：“所谓的小民生，就是将关注的着力点放在百姓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寻常生活中，为百姓提供度身定做的生活信息和服务讯息，成为他们须臾而不能离的生活参考；所谓大民生，就是更多注目于那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宏观政策及走势等新闻……通过民生的角度来解读国计的内涵和对民生所将带来的具体、直接的影响，不但有利于促进国计的影响力，更有利于国计的深入人心”。

2.从交流形态来看，迎合受众的策略，难以承担对百姓积极引导的作用

对各地电视民生新闻考察发现，不同的电视民生新闻的栏目组织形式虽不尽相同，但在对受众的交流形态上却是大同小异的。概括而言，就是它们都注意受众需求，从迎合需要、服务需要两方面来与受众交流。

如果说中央电视台1993年首倡“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民生”意识已见端倪，那么，“民生新闻”已经不满足于“讲述谁”这一点上了，它们更加重视“为谁讲述”和“怎么讲述”这两个元素，从接近受众发展到了迎合受众。

“为谁讲述”主要考虑受众的兴趣爱好，其题材选择并不限定在“百姓故事”这一范围中。一些格调不高，趣味低级的奇谈怪事也不鲜见。简单地说，受众的兴趣成了新闻选择的第一标准，它体现的是“唯受众中心论”的理念。

在“怎么讲述”这一点上，电视民生新闻都强调“现场”元素，为此甚至不惜展示灾难事故中令人颤栗的场景，刺激性的画面，视觉冲击力是不言而喻的。也就是说，片面突出电视新闻的现场要素尤其是刺激性要素，以求满足受众的接受兴趣。

“服务需要”是所有的“民生新闻”与受众接近的另一重要桥梁。如《今日一线》就开设了“记者跑腿”一个小板块。在这里，具体的“百姓”个人有记者为之“跑腿”解决问题。即使是这种帮助面对于生活中的广大受众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即使是这种施助不见得都解决了问题，但记者的立场（如其口号为“鞍前马后，服务到家”）很让受众受用。

可以说，迎合受众、服务受众体现的是“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它赢得受众的青睐，在收视率上获得成功是不难理解的。但与此相伴的是，过多的迎合使得节目对百姓生活中的负面行为缺乏批判，特别严重的是很少从正面去引导积极健康的生活行为。这一点，是对“民生新闻”持批评意见者说得最多的问题。

二、和谐社会构建中民生新闻出现转向

2006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会通过《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思想和目标的提出，无疑对民生新闻提出了新要求。民生新闻无节制的负面报道，既不能真实全面反映民生，也与“构建和谐社会”这一主题是相悖的。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背景下，电视民生新闻开始发生转向。本文以广东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为例分析。笔者认为，经过近四年的运作，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这一有影响力的电视民生栏目开始出现较明显的转向。在此，不妨以“后民生新闻”来区别之。

1、同受众的关系：由迎合到引导。前面分析过，“民生新闻”以受众为中心，对受众采取的是一种迎合的策略。“后民生新闻”开始改变同受众的这样关系，比较注重去引导受众。《今日一线》的做法是，首先，引导受众的关注点；其次，引导受众的是非观。举2006年7月31日的“一线现场”报道的一则车祸为例。“惨遭车祸”报道一大货车撞死了六旬老人。这样的题材过去并不少见，往往就是展示一下血淋淋的场景就完了，但现在的报道就不同了。老人被撞，教训何在？记者发现事故竟就在人行天桥之下，遂将镜头转向正违规乱穿马路的行人，并采访他们为何弃天桥而不走。然后提出善意的批评与忠告。这样，报道的关注点就由车祸转到了如何遵守交通法规上来了。报道通过一个案例引导了人们正确的交通行为。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转向后的民生新闻开始注意大量地以正面内容来引导受众。2007年上半年《今日一线》的“封面故事”大量推出关于“爱心救助”的报道，所占比例逾三分之一。而在过去的选题中，正面题材的内容基本上是不上这“头版头条”的。同时，该栏目还以“表扬我们身边的好人好事”为广告词，号召报料人提供这方面的线索，加以报道。

从迎合到引导，这背后发生的是报道者叙事功能的变化。一些论者在谈“民生新闻”时总是提到它的“平民视角”，过去的“民生新闻”为了体现与百姓的“平等”与理解，就往往放弃了对事实有一定高度的观察角度。这样的叙事视角，貌似“平等”，实际上是叙事主体的失语，导致的是叙事内容的失血，受众难以得到应有的营养。而“后民生新闻”的改变在于，报道的事实只是作为剖析的案例，重要的是要帮助受众从案例中去思考，受益。与受众关系的调整，既保持了“民生新闻”的可视性，也提升了它的思想性。

2、同政府的关系：由“背靠背”到“面对面”。以往的“民生新闻”，在揭露问题和解决问题上，与政府基本上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即与政府有关部门沟通少，媒体像独来独往包打天下的侠客。“极至的表现是湖南经视《都市1时间》的‘小李飞到’小板块。这个以‘帮助需要的人’为立意的板块，把一个电视记者包装为行侠仗义、无所不能的好汉，市民有什么困难，就向小李求助。”民生新闻这种处理问题的方式，越俎代庖，并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同时，它既无形中间离了政府与百姓的关系，也不利于媒体与政府的合作。

从《今日一线》近来的报道中可以发现，媒体与政府过去的那种“背靠背”各行其是的相处方式开始变为“面对面”的联系了。以2006年8月17日报道的另一条新闻《断水》为例。广州市郊一居民区已两年多断水，居民们要等到晚上三点后才能接到水，有些居民家甚至根本接不到水。记者在居民与所辖村委会双方听取意见，一不激化矛盾，二是努力去了解问题症结所在，促成双方的沟通，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应该说，这种“面对面”的处理问题的方式，表现出“后民生新闻”趋于成熟的一面。

2007年上半年以来，该项栏目围绕“城市创卫”、“城中村改造”等政府工作，通过报道与百姓平等讨论，沟通政府与百姓之间的联系，形成了良好的和谐的社会氛围。

3.栏目自身的定位：由混沌走向明晰。“民生新闻”是什么？这是所有的研究者一直在追问的问题。《南京零距离》栏目的制片人张建赓说：“民生新闻不是一种具体的新闻体裁，也不是一种新的新闻类型。也就是说，它不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之外的一种新的新闻样式。在电视新闻采编领域，这是一种全新的观念，并正在形成为一种思潮，成为一种电视新闻的全新实践。它所产生的影响，是对传统的电视新闻观念的全面冲击。”这段话十分含糊，没有阐述清楚“民生新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观念、思潮、实践，或者说“新”的含义是什么。

有人说民生新闻反映的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和生存现状。若真如此，大量的负面报道完全可能误导人们认知，显然这不是社会的真实记录。有人说民生新闻具有舆论监督功能。其实我们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种监督主要是从百姓的角度来监督的，只是眼前影响到百姓生活的一些负面因素。所以它显得东一鎯头西一棒的，头痛说头，脚痛说脚。这样的监督充其量只能起个媒体督促作用，谈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舆论监督。有论者认为媒体只是具体关注某一个案，这种个体关怀的做法，是高射炮打蚊子，浪费了媒体资源。笔者认为这是“民生新闻”初期运作的有效策略，是一张贴近百姓的“感情牌”。进入“后民生新闻”时期，这种“感情牌”虽然还不过时，但其重要性已明显下降。

作为转向后的电视民生新闻，《今日一线》栏目定位开始由上述混沌状态走向明晰。它将关注视点集中到了“急剧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不和谐现象”上来。这一定位，提升了民生新闻监视社会的能力。

从《今日一线》的报道来看，城乡结合部通常是它的新闻主要来源地。老城区发展相对来说比较成熟，而城乡结合部则正处于由乡村走向城市的磨合期。这里的矛盾最多，“急剧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不和谐现象”在这里表现得极为突出与典型。同时，像广州市这样开放型城市，外来人员较多，这一批人对城市生活的生存能力与适应能力也是《今日一线》关注的主要焦点之一。根据笔者对《今日一线》的报道内容所作的统计，有近三分之二的内容都是关于这一部人生存状况的，为这一部分人排忧解难的。

从宽泛地“关注民生”，到具体关注“急剧的城市化带来的社会不和谐现象”，“民生新闻”的定位由混沌走向明晰。它的社会功能也越来越明确起来了：一方面，它致力为百姓排忧解难，既从“鼓与呼”这一层面入手，也从“跑腿”干起；另一方面，它注意以正确的荣辱观引导百姓生活行为，既不回避其不文明行为，也注意以百姓生活中健康行为正面引导，使整个社会走向和谐。公务员之家

基于对“后民生新闻”的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简略的定义了：“后民生新闻”是以急剧的城市化带来的不和谐现象为思考起点，以呼吁和配合政府有关部门来消除不和谐因素为已任，在关注关心民生的基础上，注重对百姓生活中不文明现象正确引导。这是城市化进程中新闻媒体对百姓生活反映的一种新思维，是对“民生新闻”的新提升。

注释：

程道才：《对电视“民生新闻”现象的新闻学透视》，《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第89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王欣：《记者，请把你的镜头对准老百姓——从南方电视台〈今日一线〉节目创办实践说起》，《南方传媒研究（第一辑）》第209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6年。

李东生：《新闻工作的现状与重点》，2003年9月23日在全国高校新闻院系负责人会议的讲话。

徐耀魁：《西方新闻理论评析》第147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

明晰化范文篇2

关键词:准用益物权/准物权/用益物权/自然资源使用权

一、问题的提出

新公布的《物权法》在许多制度上都有所创新和突破,其中,颇引人注目的是在第一百二十二条和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依法取得的海域使用权受法律保护”,“依法取得的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和使用水域、滩涂从事养殖、捕捞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这种对自然资源使用物权化的表达,无疑是对学术界、实务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公权说”、“私权说”、“折中说”的法律规范界定。

由于这些自然资源使用权规定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之中,因此有学者据此认为我国《物权法》规定了10种用益物权,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捕捞权等10种用益物权。对于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权,其分别相当于传统的地上权和永佃权,因此它们和地役权共同属于用益物权这种私权是没有争议的。但后六种究竟是用益物权呢？或者仅仅是准用用益物权的有关规定,而应称之为“准用益物权”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对权利性质的定位,直接关系到权利的内容、保护以及效力等问题,自有必要对其予以准确定位,厘清相关界限。

二、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定位

（一）以比较法的视野考察相关规定

《物权法》在第三编第十章的用益物权部分原则性地规定了这些自然资源使用权,规定单位、个人依法可以对其占有、使用和收益且此种权利受法律保护,但是在其后的章节中所列举的用益物权的具体种类中却未见其踪影。故显然其并非纯粹或典型的用益物权。

1.用益物权的概念及其特征。

用益物权,是指对他人的物,在一定范围内,加以占有、使用、收益的定限物权。固然,各国用益物权制度虽在内容、种类上有诸多差异,但一般具有以下共同特征:

（1）都是奠基于近现代财产所有权之上。与之对立,起着规范近现代社会财产的使用、收益关系。

（2）具有规范近现代社会财产权的性质。近现代用益物权,彻底荡涤了中世纪及以前财产权中的身份因素,可予转让和继承。

（3）以“物尽其用”为本位。

其基本作用在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

2.传统的大陆法系各国并没有将自然资源使用权纳入用益物权中。

（1）传统用益物权制度中并没有包括探矿权、采矿权、海域使用权、渔业权和取水权等制度。《法国民法典》规定了四种用益物权:用益权、使用权、居住权和地役权。《德国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先买权、土地负担和役权（包括地役权、用益权和人的限制权）等用益物权。《日本民法典》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和入会权等用益物权。我国台湾地区适用的《中华民国民法典》则规定了地上权、永佃权和地役权等用益物权。

（2）用益权、土地负担和使用权并不涵盖这些自然资源使用权。

法国和德国民法典中的用益权是一种人役权,是服务于特定人利益的权利,是为了特定人的养老和生活而赋予的权利,这种权利接近所有权。其中所谓“土地负担”则是指从他人的土地出产物中获得定期给付的权利,其特点在于:土地负担是就土地获得收益的权利,而不是使用土地的权利；权利人所获得的收益必须来源于土地的出产物,且义务人的给付是定期的,它主要是为了农民的养老。法国民法典上的使用权也属于人役权的范畴。

（3）在德国民法理论上,将不能表现为典型物权的用水权、林权、狩猎权、捕鱼权等别称为了“附属物权”。

3.各国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立法例。

（1）其一般都是在单行法中予以规定。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于特许物权（也即本文所称的准用益物权）是在单行法中规定的”,“在目前可查到的民法典中,没有看到探矿权、采矿权的内容”,“法国、俄罗斯、西班牙、南非、日本、韩国、菲律宾、越南等国家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对水权作出规定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单行法中规定了渔业权制度”。囿于篇幅,本文仅以矿业权和渔业权的性质为例来说明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其余的几种权利与此相似,不再赘述。

（2）矿业权视为物权准用其规定。

《日本矿业法》第12条规定,矿业权应视为物权。《法国矿业法典》第55条规定,开采许可创设一项不动产,为不可分割亦不可作为抵押。《韩国矿业法》第12条规定,矿业权为物权,除本法另有规定外,准用关于不动产的民法和其他法令的规定。我国台湾地区《矿业法》第十一条规定,矿业权视为物权,除本法有特别规定外,准用关于不动产诸法律之规定。

（3）渔业权也是准用不动产之规定。

《韩国水产业法》第24条规定,渔业权作为物权,适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日本渔业法》第23条规定,渔业权可视为物权,准用土地的有关规定。我国台湾地区《渔业法》第二十条规定,渔业权视为物权,除本法规定者外,准用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之规定。

关于“视为物权”,据日本农林水产省等部门的介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渔业权是在特定水域经营特定渔业的权利,具有不允许同一内容的另一权利存在的排他性,因此将其视为物权而非债权；其次,由于物权是直接支配物的权利,而渔业权作为可以从事某种渔业行为的权利,并非属于对物本身的直接支配权,因此将其视为物权。故可见,除韩国外,日本、我国台湾地区都是将其性质定位于“视为物权”,所谓“视为物权”的真实含义,正如日本方面所作的解释,其实质定位于准物权,更为具体地说,是一种准用益物权。也就是说,准用益物权是准物权的一种,准物权的主要类别是准用益物权,但不限于此。

4.对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必须进行检讨予以准确定位。

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继受了大陆法系相关法律制度,虽然物权法具有固有性的特点,物权法立法要考虑各国的国情,立足本国的实际情况,但是,比较各国用益物权制度、对资源使用的单行立法以及我国物权法只是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中予以规定,没有作出进一步具体的规定,相反单行法倒是有不少相关的规定。其实,各种具体的自然资源使用权比较复杂,只能由特别法规定,物权法显然不可能、也无法做到规定的细化。故可以断定,自然资源使用权并非是典型意义上的用益物权。而且,用益物权是以物的利用为中心,强调对物的充分利用,但是自然资源使用权下的资源与物权法上的物的属性并不相同。自然资源具有稀缺性,又具公共性,在对其使用的同时,还需加以保护,强调有节制的开发利用,这与近现代用益物权以利用为本位,其基本作用在于促进社会财富的充分利用,并不相同。

（二）自然资源使用权为准用益物权

自然资源使用的客体是自然资源,而资源之所以是民法上的物或财产,因为其有几大属性:第一,它具有价值,能够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第二,它具有稀缺性,不能无限量地供给。第三,它具有独立性。虽然资源一般情况下都是存在于土地或者依赖于土地,但是资源是可以与土地相分离或独立出来,具有独立于土地的价值。第四,能够为人力所支配。故此,这些资源可以成为民法上的物,可以成立独立的物权。本文认为,这种独立的物权其实应是一种准用益物权。准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公共物品也即自然资源,故此种法律关系是由一种体现资源管理的公权和体现民事主体利益的私权共同行使的法律事实的结合所引起的。

准用益物权从权利的取得角度来看,系对他人之物的一种使用和收益,因此可以归于用益物权范畴。但是,准用益物权其实并不完全等同于用益物权,它不是私人之间的一种权利安排,不是非所有权人与所有权人之间的权利安排,而是抽象的所有权人与具体的所有权主体之间的权利安排。而且,准用益物权的公权色彩比较强烈,与行政法、环境保护法甚至刑法密切相关,因此,准用益物权难以与用益物权进行同样的立法,不能完全按照用益物权的思路来设计准用益物权,对各种准用益物权进行详细的规定。其实正是由于准用益物权具有用益物权的基本属性,因此物权法将其纳入用益物权体系；同时鉴于准用益物权具有不同于一般用益物权的法律特征,不宜将其完全纳入用益物权的具体规定之中,否则会出现许多例外的规定,势必造成物权法体系的混乱。故为了规范这一类自然资源的开发管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理性的选择自然就只能是在用益物权的一般规定中对其作出一种原则性的规定这样的立法技术上的处理,确认其具有物权,更详细地说确认用益物权的性质。

正如上文所说,笔者认为准用益物权是准物权的一种。因为准物权还包括准所有权、准担保物权等。理论上对准物权的称呼有“权利物权说”、“特别法上的物权说”、“特别物权说”及“特许物权说”,准用益物权系准物权的一种,为了更好地认识准用益物权,需对准物权有所了解,因此有必要对准物权的有关学说进行辨析。

1.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仅仅是准用物权之规定。

典型的常态的物权是以有体物为其客体的,但在现代社会中,权利在财产利益中地位愈来愈重要,于是,以权利为客体的物权即应运而生,本次物权法将基金份额和应收账款纳等入权利质权中,以及英美法中的浮动抵押的引入,即是明证。与典型物权相比,此类存在于权利之上的权利,其实际上“并非真正之物权,只不过与物权相类似”,或“为与物权相类似的一种变态”而已,故其仅仅是可以“准用物权之规定”而已。

2.特别法上的物权说或特别物权说是从法源来界定。

根据物权所依据的法律的不同为标准,有学者将物权分为“普通物权”和“特别物权”。所谓“普通物权”,是指由民法典规定的物权,因此又称为“民法上的物权”；“特别物权”,指由特别法规定的具有物权性质的财产权。所称“特别法”,指兼有民法规范和行政法规范的综合性法律,如《矿产资源法》、《水法》等。也有学者以“特别法上的物权”来概括矿业权、养殖权和水自然资源使用权。应当认为,其实“特别物权”和“特别法物权”并无根本差异,都是仅仅依法律渊源来进行界定的,并未能反映准物权的本质特征。

3.特许物权说带有浓厚行政色彩。

有学者认为,准物权的概念不易理解,倾向于把矿业权、水权、渔业权和狩猎权等称为“特许物权”。特许物权之概念使得矿业权等权是经过行政许可而产生的性质一目了然,但这同时也是其缺点之所在,譬如有些准物权是基于民事事实而产生的,如《水法》规定的家庭生活用水。更为重要的是,特许物权说的公权色彩浓厚,在中国现实经济生活中资源使用法律关系中的公权色彩过于浓厚的情况下,更不宜采用此学说。

4.准物权说可以较好地反映其私权属性。

所谓“准”字,其汉语字义为“程度上不完全够,但可以作为某类事物看待”。据此,“准物权是指某些性质和要件相似于物权,准用物权法规定的财产权。准物权实际上不是物权,由于这些财产权与物权、债权相比较,性质和成立要件上相似于物权,因而法律上把这些权利当作物权来看待,准用民法物权的规定”。以“准”字表明作为标志的概念与原来的概念之间共性大于个性,且处于法律关注的地位,其法律效果基本上相同。准物权的个性只是在符合物权基本属性前提下的特殊性,权利的取得一般依特别法规定的特许程序,权利的行使通常受较强的行政干预,此概念可以较好地反映自然资源使用权的私权性质,值得赞同。由此,准用益物权是指性质和要件与用益物权相似,准用益物权的财产权。

（三）准用益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区别

准用益物权很容易与用益物权相混淆,因此有必要将二者加以区分。二者区别如下:

1.权利取得的方式不同。

准用益物权的取得往往需要前置的行政许可程序,准用益物权与行政许可的关系极其密切,如崔建远教授所言“没有行政许可,就没有准物权（准用益物权）”。这种权利取得的特殊方式,反映了准用益物权后面强大的国家意志因素。而用益物权的产生,则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意思自治,其设立是通过合同行为而产生的,即使需登记,根据公示公信原则,这种登记只是一种物权的公示方式,而并非权利的创设方式。

2.客体不同。

（1）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单一性和确定性。用益物权的客体是单一的,一般是指土地和房屋,且该土地一般也是指地表而不包括其中包含的矿产和岩石等；而且客体为确定的不动产。

（2）准用益物权的客体具有复合性和不确定性。其复合性表现在:一些准用益物权如矿业权的客体是特定矿区的地表或地下的矿产资源,捕捞权的客体为一定的水域和水中的水生动植物。其不确定性是指:首先,该客体的存在与否是不确定的；其次,即使客体是存在的,其数量上也是不确定的。如渔业权的权利人可以在特定的区域行使该权利,但渔业资源是否存在及有多少,这是不确定的；矿业权客体中一定矿区土壤中的矿产资源不一定存在,有待进一步的勘探和开采；水权的客体为水,而水具有流动性,难以确定。

3.母权利不同。

准用益物权与一般的用益物权都是他物权,他物权必然产生于自物权,而该自物权即为产生他物权的母权利。

（1）准用益物权的母权利在中国为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

（2）准用益物权的母权利具有限定性。

只有在特定的所有权之上才能产生准用益物权。因为准用益物权是针对具体的权利对象的,只有在这些特定的对象上才能设定准用益物权。而用益物权则是只要是他人之物,依法可设定用益物权者,即可设定用益物权,主体的特定性并不明显,且对象广泛,不局限于特定的对象。

4.所负担的义务不同。

准用益物权除了负担用益物权所应承担的私法上的义务之外,还承担许多公法上的义务。公法义务表现为:

（1）对所有权人所负的义务。

即不得随意改变资源的用途,缴纳资源使用费和使用费；

（2）对社会所负的义务。

即合理有效地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保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可见,准用益物权所负担的义务,不仅有消极的不作为的义务,更有大量的积极的作为义务。而用益物权往往无此特别的要求,虽然现代民法要求用益物权也承担各种义务,但此义务多为针对相对人的注意义务或对不特定人的不作为义务。

5.权利的行使不同。

（1）准用益物权一般不以对物的占有为必要,而用益物权则反之。准用益物权可以分为目的性权利与手段性权利,前者是为直接支配,使用权利客体以获得一定的利益,如海域使用权；后者是为获取权利客体所设定的权利,该权利是取得对权利客体的支配手段,如渔业权。因而,在手段性的准用益物权中,并不以对标的物的占有为必要,占有标的物往往是权利行使的结果而非条件。

（2）权利的转让不同。

首先,准用益物权的转让往往受到许多限制。须经有关部门批准,而且转让的条件是有限制的,甚至根据现行的许多法规,有些准用益物权根本不允许转让。其次,用益物权的转让相对自由,程序也相对简便。在我国,海域使用权和矿业权可以有限地转让。但《渔业法》、《取水许可制度实施办法》明确规定,捕捞许可证不得买卖,取水许可证不得转让。总之,在准用益物权的行使过程中,其受到的限制远远多于用益物权,只能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利,不但行政干预色彩浓厚,权利行使过程中所负担的义务相对也较多。

三、准用益物权的法律效力

准用益物权与用益物权的效力相比,有其特殊性。自罗马法以来,为确保物权人直接支配标的物而享有其利益的圆满状态不受侵害,作为物权人保护其权利的具体手段,各国法律均赋予了物权的效力。民法上向有“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之说。依通说,物权具有排他效力、优先效力、追及效力和物上请求权效力。由于准用益物权毕竟是“准”物权,而非典型物权,且针对我国实践中轻视对准用益物权人权益的保护,因此有必要对比用益物权的效力,对准用益物权的效力作一阐述。

（一）排他效力

准用益物权原则上都有排他效力,在该领域上设定准用益物权后,是不允许在该标的物上,再成立与之有同一内容的准用益物权。因此,基于排他效力,先申请者取得准用益物权,后申请者是不可能在同一领域再获得相同的准用益物权的。例外的是,在取水权场合,水权原则上无排他的效力,因为取水权不以占用水资源为必要,就为数个数权并存提供了可能；而且水权的客体与水资源所有权的客体融为一体,就为数个水权的实现奠定了基础[12]。当然,对此的利益冲突,优先效力规则可以加以协调。

（二）优先效力

准用益物权的优先效力,应该指数个准用益物权同时并存于同一领域,依一定的次序,次序在前的准用益物权的效力优先于后次序的准用益物权。如渔业权和水权并存的场合下,渔业权效力优先。需要注意的是,同种准用益物权由于排他效力的存在,后申请者不能取得准用益物权,原则上是不可能存在优先效力问题的,这点与物权法上数个担保物权可以并存是不同的。

（三）追及效力

应当认为,准用益物权在实质意义上而言,追及效力似乎并无存在的空间。于矿业权,探矿权人通过勘探获得的地质资料、矿石标本以及采矿人开采出的矿产品被他人非法侵占,矿业权人请求返还的是基于地质资料、矿石标本以及矿产品的所有权,非矿业权的追及效力。海域使用权、取水权和渔业权同理。其实,准用益物权的效力所及,只是在他人非法侵占准用益物权所作用的领域时,准用益物权人有权将不法侵占人驱逐出该领域。这种权利实际上是属于停止侵害请求权和排除妨碍请求权,也就是属于物上请求权效力范畴。

（四）物上请求权效力

准用益物权的物上请求权效力上,消除危险的机会增多。在典型物权下,也存在消除危险这种救济方式,但“危险”未达到确有可能损害他人利益时,不以侵权论,也就是说,消除危险在典型物权下,机会不多。但在侵害水权、渔业权的场合,侵权行为的实施和结果有个时间差,如果等到遭受损害时再主张停止侵害、消除危险,效果往往不佳。因此,当“危险”一出现时,水权人、渔业权人即有权主张时,效果就会好得多。据此,消除危险请求权是侵害水权和渔业权的常见形态。

四、物权法规定准用益物权的意义

（一）物权法颁布前有关资源使用的法律规范及评析

与资源使用相关的法律制度,主要有《民法通则》、《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海域使用管理法》等,从权利人所享有的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和负有的生态上的公法义务两方面去考察现行法律法规的内容,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些法律大多不规制资源使用人的私法意义上的权利与义务,更缺少对资源使用人的权利保护规定,只重视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方面的行政许可、行政管理和行政处罚,关注的是公法上的义务。于是导致自然资源使用权的性质不明,权责不清,资源使用人的预期不确定,其合法权益很容易受到侵害,同时又缺乏救济手段。反过来由于预期性和权益保障的缺乏,又极易导致短期行为,现实生活中掠夺性的开发现象屡见不鲜,极大地破坏了资源。

（二）物权法将资源使用予以物权化的重大意义

将资源的使用纳入物权法调整,有一个认识和演变的过程,反映了人们认识的进步。将自然资源使用权明确定位为私权,对其性质和保护在物权法中作出明确的规定,反映了现代物权法向以自然自然资源使用权为核心的发展趋势,使之成为现代社会重要的物权,完善了物权法体系。具体来说,意义有:

1.明确定位为私权,有利于保护资源使用人的权利。

我国关于资源使用的规定特别混乱,多且杂,在物权法中作出规定是必要的。物权法颁布以前,由于缺乏确切的民法依据,资源使用人的权利难以得到民法的保护,只有行政法上的依据,而且由于行政许可随意性较大,可以随时申请,随时吊销,强行消灭其自然资源使用权,强调其行政许可的性质,导致权利受到侵害只能寻求行政途径来解决。作为资源使用人一项重要的财产权却得不到民法的保护,有失公允。资源使用物权化后,财产秩序据此得以透明,也可赋予资源使用人以物权的直接支配性,排除他人非法侵害,享受使用资源而产生的利益,有利于“定分止争”。

2.物权法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也可以解决部门利益冲突和因此而产生的各自立法的问题,具有经济效益,也具有制度上的效益。

目前的状况是,海域使用权、矿业权、水权、渔业权等权利规章各自独立,互不融合甚至互相抵触。创设出统一的规则,有利于从法律上根本消除这一现象,为以后进一步细化、具体的制定相关单行法奠定了法律基础。

3.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促进健康、可持续性发展。

在民事基本财产法层面上确认和保护资源使用者的权利,这就改变了单行法偏重于资源使用人的义务,建立了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其长期投资,减少短期行为,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而且赋予资源使用人以物权,可以改变资源闲置、低效率的现象,有利于“物尽其用”。

注释:

[1]本文所称的自然资源使用权不含对资源性土地的使用权,即不包括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等权利,它是指自然人、法人或其他民事主体依法或依合同或依行政许可而获得的获取某种特定资源的权利,即限于海域使用权、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养殖权和捕捞权。

[2]陈华彬.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407.

[3]尹田.法国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342-343；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245-246,250-255.

[4]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35.

[5]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64-565.

[6]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编.物权法立法背景与观点全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591.

[7]高富平.中国物权法:制度设计和创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288.

[8]刘保玉.准物权及其立法规制问题初探[A].王利明.中国民法年刊（2004）[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9]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

[10]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7.

明晰化范文篇3

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市城市管理水平，加强各类城市设施和环境秩序的维护监督管理，确保设施完好，环境整洁有序，经市政府同意，现对各区人民政府、市级部门的维护管理监督职责再行明确，请遵照执行。

一、监督管理范围

高新区的城市建成区。

二、监督管理职责划分原则

（一）市管主次干道，区管背街小巷；

（二）谁管理谁负责，谁主管谁监督；

（三）职能监督为主，属地监督为辅。

三、道路养护监督管理职责划分

（一）区范围，已经明确由市住建局负责养护的172条道路（含人行道，见附件）由市住建局负责养护；其余的道路按照辖区分别由区住建局负责养护，各区政府监督。

（二）高新区范围的道路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维护。

（三）单位、企业、社区、村组自建自管的道路，自行养护，由各区政府监督。

（四）新修道路在正式移交市住建局之前，由建设单位负责养护管理。

四、各类设施维护监督管理职责划分

（一）市政设施按照市、区道路养护责任划分进行维护。各类检查井、雨污井（除属于专业单位自管的以外），无力维修的及不明检查井，分别由市住建局与各区负责。

（二）各类公用设施，由产权单位负责维护管理。产权不明晰且失去使用功能的，由市执法局依法拆除。

（三）交通设施由建设、管理单位维护，产权不明晰或废弃的，由公安部门维护或拆除；单位自建的交通设施，由公安部门监督产权单位维护。

（四）道路、堤坝护栏、标牌、健身设施、街头座椅等，由建设、管理单位维护。产权不明晰且废弃的，由道路养护、堤坝管理部门拆除或更换。

（五）广告设施由产权单位维护，市执法局监督，产权不明晰的，由市执法局依法拆除。

（六）路灯及亮化设施，、区范围，由市规划局负责维护；区范围，除移交市规划局管理的以外，由区住建局负责维护；高新区范围，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维护。产权不明晰的，单位不履行维护职责的，按照管理区域分别由市规划局、区、高新区负责；居民小区内的照明亮化设施，由各区监督产权单位维护。

（七）电力供电设施由供电局维护，属于用户的，由供电局监督维护。废弃的供电设施由供电局依法拆除。

（八）通讯、网络设施由各专业公司维护并进行明显标示，市执法局监督；无标识的，由市城管办甄别，产权不明晰、有安全隐患或影响市容秩序的，由市执法局依法拆除。

（九）集贸市场内的设施，由管理单位维护，市工商局监督。

（十）其他设施的监管职责维持原规定不变，职责不明晰的，由市城管办负责界定，指定责任部门维护监管。

五、绿化、环境卫生、秩序监督管理职责划分

（一）绿化、环卫设施维护职责

绿化、环卫设施维护按照道路管理权划分。权属不明晰的，在区范围，由市园林环卫局负责；高新区范围，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单位自建的绿化、环卫设施维护，由各区监督。

（二）环境卫生、秩序管理职责

1.道路及公共区域的环境卫生按照管理权划分；权属不明晰的，区范围，由市园林环卫局负责；高新区范围，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驻市单位、居民小区、村组管理区域的公共环境卫生，由各区监督。

2.河道、河堤环境卫生由市河道委负责，市河道委管辖区域以外的，由各区负责。

3.道路和公共场所的各类废弃立杆、残留桩、物料及有责任主体的垃圾，由市执法局监督清理；无责任主体的建筑垃圾、生活垃圾由市园林环卫局、高新区管委会负责清理；居民小区的暴露垃圾由各区监督清理；无主或废弃车辆由市公安局负责清理；桥涵下的冰柱，、区范围内，由市住建局负责清理，区范围由区住建局负责清理，高新区范围，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清理。

4.各类设施上的乱贴画，按照道路管辖职责范围分别由市执法局、各区政府负责清理。电力箱体上的乱贴画，由供电部门清理。

5.树木及其他设施上的非装饰性悬挂物，按照道路管理权由市园林环卫局、各区负责清理。

6.污水井堵塞外溢的，居民小区围墙以外道路及公共区域，、区范围内，由市住建局负责；区范围由区住建局负责；高新区范围，由高新区管委会负责；居民小区内由各区负责。

7.施工工地的围挡设置、维护、管理由施工单位负责，建筑工地由市规划局监督，其他工地由市执法局监督。

六、督办、考评及奖惩

（一）建立考核奖惩机制。各区、各部门及相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城市管理工作，按期完成市城管办分配的数字化城管工作任务。对临时交办的城市管理任务完成情况，要量化记入考评结果。对城市管理履职情况，要纳入目标责任制考核范围，进行全面考核奖惩。

（二）建立协调督办机制。市城管办对全市城市管理负总责，要做好日常协调督办工作，建立数字化城管系统督办、电话信息督办、书面督办、会议督办、现场督办、领导督办等多形式、多层次督办机制，将督办情况与年终考评挂钩。

（三）建立信息公开机制。定期公开城市管理履职情况，数字化城管月考评结果要在系统平台公布一次，发送各责任部门，同时抄送市政府领导，每半年考评结果要在有关媒体上公布一次，全年总评结果在全市城建工作会议上进行通报。

明晰化范文篇4

森林生态会计是会计学新的分支，是森林生态学与会计学的交叉学科，对森林资产进行会计核算是森林生态会计的重要内容。为了建立采育有机结合的林业会计核算体系，将森林资源纳入林业会计核算体系，我国广大专家学者和财会人员进行了不懈努力。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国营林场会计制度要求在核算累计的林木培育成本时，要分树种、按营林作业项目把每年投入到林木经营生产中的费用结转至“林木资产”科目项下；1982年福建省三明市林业局、吉林省四平林业局对林木资产试行建账工作，又要求按五大树种分类设账，将人工林按新建林、幼中林、成熟林三个阶段分别核算，把用材林分成人工林、天然林和竹林三类；1994年财务司以福建省建威县林业部为试点对森林资源进行资产化核算。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飞速，全世界有目共睹，但快速的经济发展却是以牺牲环境成本为代价，气候日益变暖才逐渐凸显了森林资产的重要性，此时中国林业面临重大转折——将森林资产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完整的投入与产出系统。

二、我国森林资产与传统会计资产定义的矛盾冲突

国际会计准则在框架中将资产定义为“资产是以往事项的结果、由企业控制的、渴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新《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第二十条第一款将资产简明、准确的概括为：“资产是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通过国内外会计准则对资产的定义可以看出，作为企业的一项资产，它必须具备以下四个基本特征：第一，资产是由于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所形成的；第二，资产是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第三，资产是某一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第四，资产是能够用货币进行计量的经济资源。相应地，森林资产可以是由企业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森林资产作为重要的生态资源之一，经过经营者合理地经营和利用，可以成为给其产权主体带来一定经济利益的资源。但在资产基本特征中的第三、第四方面，森林资产显示出了与传统会计对资产定义特征的差异：第一，因存在权利主体模糊、权属复杂多变、处分权得不到落实、经济利益分配不合理等问题，不仅阻碍了林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森林资产的会计计量以及将森林资产纳入到会计系统中进行核算带来了困难；第二，因森林资产的特殊性及森林资产评估体系、方法的滞后，森林资产难以用货币进行计量。林权不明晰导致资产是否为主体所拥有或控制的困惑以及森林资产的难以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特性，为森林资产的核算带来了两大难题。

1.我国的林权不明晰给会计核算带来困惑

我国在进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之后，表面上呈现出全体成员对集体林地共有的特点，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清晰地界定自己的所有权，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管理职能被逐渐削弱，但由于对具有人和管理人双重身份的集体经济组织缺乏内在的约束和监督机制，又没有与真正所有者之间形成明确的委托——契约关系，使得集体经济组织在实践中很难公正地行事，把作为集体林的共有人农民排除在经营决策之外，往往侵害了集体和农民的合法权益。据2012年国家林业局统计，我现仍有近1亿亩集体林地尚未确权并发放林权证书。因林权证记载事项不明、林权勘界不清，林权档案保管不当，纠纷调处不力等历史和现实原因，导致国家与集体、集体与集体、林农所有人之间的权属争议频发。林农拥有的林地可以使用、但不可以转让，实际是一项不确定的资产，林木等资源更不可以作为抵押物来得到资金。森林资产成为被企业拥有或控制的经济资源才能满足资产定义的基本特征。产权不明晰，无法界定林产的归属，森林资产的会计核算也无从谈起。林权不明晰不仅阻碍了林业经济的发展，在其他相关领域，例如，经营主体是否可以利用林权抵押、担保、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是否可以利用林权作价出资办企业；林权进行流转后，作为转入方的企业集团、社会各方人士、个体等市场主体是否已经拥有或控制，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必然会阻碍相关经济发展，同时，产权不明晰使得森林资产不能满足会计学资产定义的基本特征，成为了制约森林资产核算的因素之一。

2.森林资产难以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特性

相比于一般性的资产，森林资产表现出了难以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特性。首先，森林资产本身涵盖范围十分复杂，根据2000年1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实施条例》第二条规定：“森林资源，包括森林、林木、林地以及依托森林、林木、林地生存的野生动物、植物和微生物。森林，包括乔木林和竹林。林木，包括树木和竹子。林地，包括郁闭度0.2以上的乔木林地以及竹林地、灌木林地、疏林地、采伐迹地、火烧迹地、未成林造林地、苗圃地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划的宜林地”；其次，森林资产核算的内容包括具有不动产性质的林地资产、存货性质的林木资产和无形资产性质能产生生态效益的森林环境资产，只有能够可靠计量森林生态效益时，才能确认为森林生态资产，最终进入到会计的货币化核算体系，也就是说不仅林地、林木这些有形资产能够可靠计量，森林生态效益等无形资产同样要是能够可靠计量的；最后，森林资产具有生产周期长、地域的异质性、流转市场的不健全性等特点致使其在确认价格、核算成本时呈现复杂性。这些森林资产的特殊性加大了对森林资产以货币进行计量的难度，使得森林资产的确认与计量模式、核算主体以及综合核算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森林资产核算的理论与方法的研究还处于边探索边实践的阶段，尚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除了森林资产涵盖范围广、核算内容多样化、确认方法多样性和成本核算复杂性这些森林资产的特殊性之外，森林资产难以用货币计量的会计特性还表现在林业资源价值评估手段落后，中介组织不发达上面。在林地价格方面，部分地区目前尚存在采用目测估算方式，大部分地区在中介和评估机构上的设置还不健全，林地流转消息缺乏正常流通渠道，无法实现公开程度的竞拍，林地流转价格有失公允，权益主体利益受损情况较严重。当今我国林木交易市场的不完善等诸多因素导致其公允价值难以确定，与企业一般的资产显露出了难以进行货币计量的特性。

三、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会计学意义

2003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林业发展的决定》中明确了林业发展改革的方向和方针政策。《决定》中提出“在明确林权权属的基础上，国家鼓励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社会主体可以通过承包、租赁、转让、拍卖、协商、划拨等形式参与流转”，“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可依法抵押、担保、继承、入股和作为合资、合作的出资或条件”，“林业经营者可依法以林木抵押申请银行贷款，鼓励林业企业上市融资”等。《决定》的颁布，在明确了林权权属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内容，使林权改革制度更具有现实意义。森林资产难以进行货币化的计量，以及因产权不明晰而导致森林资产是否为某一主体拥有或控制的资源，这两个对森林资产能否符合对传统资产定义基本条件所产生的疑问，将会逐步解开。

1.明晰林业产权归属，为森林资产的会计核算奠定基础经济学认为，只有产权明晰市场机制才能正常运转，当产权是可转让的并且是排他性的，产权才具有保护的意义；资源产权界定不明晰导致了资源市场的不健全，如果资源产权界定清楚，资源市场自然就会形成。因此，只有明晰林业产权，才能促进其健康有序地进行流转。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实质一是要明晰产权、确权发证，二是要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合理分配经济收益。明晰产权主体其实就是要确立广大林农的市场主体地位，即把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落实到人到户、到联合体，确立林农经营主体法律地位的过程。经过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林农以书面形式依法取得了林权证明，林地使用权和承包经营权、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等林权可依法进行流转，逐步做到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合理分配经济收益。集体林业产权明晰后，林农及承包经营者在不改变集体林地所有权性质及林地用途性质的前提下，享有林地使用、林木及林产品经营等自主权。国家鼓励林农按照“依法、自愿、有偿、规范”的原则，自主决定林地使用权及林木所有权的流转方式，以重新组合林地生产要素，森林资源的综合效益得到充分发挥。林农经营林地、林木可以取得银行的支持，由其贷款来发展林果产业，也可以由实力强的企业重组林农实行规模化经营，提升林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在北京，金融部门已经引入了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这一新型抵押物，打破了长期以来银行贷款抵押的房产等实物资产为主的单一格局，使森林资源变成了可以抵押的资产，开发林权抵押贷款产品是金融产品的创新。2013年7月8日，中国银监会与国家林业局联合印发《关于林权抵押贷款的实施意见》中规定：“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积极开展林权抵押贷款业务，可以接受借款人以其本人或第三人合法拥有的林权作抵押担保发放贷款。可抵押林权具体包括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林木所有权和使用权及相应林地使用权;用材林、经济林、薪炭林的采伐迹地、火烧迹地的林地使用权；国家规定可以抵押的其他森林、林木所有权、使用权和林地使用权。《意见》明确提出林农和林业生产经营者可以用承包经营的商品林做抵押从银行贷款用于林业生产经营的需要。林地产权所有人可以以林权证直接抵押贷款、政府贷款、担保公司担保贷款、企业资产抵押贷款，甚至可以用林业产权像房屋产权一样作价出资办企业。只有明晰了产权，森林资产才能真正成为一项资产，才能纳入到会计核算中来，成为企业集团、社会各方人士、个体等市场主体资产中的一部分，会计核算的主体及内容将会更加健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明确了林业产权的归属，为森林资产的会计核算奠定基础。

2.健全集体林资产评估体系、推行林权转让交易平台，使森林资产逐步实现货币化若要使森林资产满足资产的基本特征，必须使其能够进行货币化的计量。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正是提供了能够使森林资产实现货币化计量的契机。国家在推行林权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许多学者和政府官员提到要建立林权评估机构、完善森林资源评估机制、推行林权交易转让平台、健全林木流转市场等建议和可行性措施。要使森林资产按照市场规律逐步实现货币化，一方面，需要健全集体林资产评估体系，完善集体林资产的评估程序；另一方面，需要规范森林资源的流转，推行林权转让交易平台。健全集体林资产评估体系，完善集体林资产的评估程序。我国已在森林资产评估方面出台相应的法规，对森林资产评估的方法和评估机构资质等做出明确要求。《森林资源资产评估技术规范（试行）》第十六条规定，进行林地林木资源资产评估的主要方法有市价法、收益现值法、成本法、清算价格法，要求对林木价值要分用途、分龄组地进行评估；《价格评估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还规定，森林资产价格评估机构应当具有工商注册企业法人资格基本条件。实际上，我国森林资产评估工作仍存在有能力从事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的机构数量严重不足、综合性森林评估专业人才缺乏、森林资源资产转让交易市场发育不充分、对森林资源资产评估理论和技术方法缺乏系统研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行业政策和技术支持等问题。因此，国家需要组建具有森林资源评估资质的森林资源评估机构并培育一批优秀的森林资源评估师，大力培养林地林木流转中介机构。规范森林资源的流转，搭建林权转让交易平台。2008年6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规范林地、林木流转。在依法、自愿、有偿的前提下，林地承包经营权人可采取多种方式流转林地经营权和林木所有权”。规范森林资源流转，首先需要加快完善林业服务体系，建立有序、公开、公正、规范化的交易网，搭建林权流转交易的信息平台，使投资者能够通过各种渠道及时获取和掌握的林地流转的价格信息、真实的流转信息，为林地流转创造良好的条件；其次建立林地林木的市场机制、建立流转监管机制逐步取代政府干预、建立林业产权交易中心，实现跨区域性的森林资源交易和森林资源的竞标拍卖；最后，随着产权关系的调整和明晰，原有林业管理的基础已经发生变化，相应的林业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急需调整。截止到2014年底，已有福建省、湖北省、湖南省、贵州省、江西省、河南省、云南省、重庆市等省市先后出台了针对规范森林资源的流转的地方性条例，这些条例中明确规定了集体林确权之后林权的转让范围、转让管理、森林资产评估流程以及相关法律责任，使得各地方经过确权后的林权转让有法可依。以房地产业为例，由于近年来房地产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会计学的发展，新会计准则对于符合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进行了修订与完善。与房地产相关的法律、评估机制更加健全，房地产转让系统更加规范。投资者可以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房产流转的价格和供求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获取和掌握真实的房产流转信息。相比较下的林产，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行改进落实。例如，可以考虑参照对比房地产的发展模式规范林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及消灭，规范林业产权的登记及流转制度。林权制度改革的前期阶段——经过与基层林农沟通、对林业土地的划分、为林农颁发林产证，这些只是林业产权改革的一个开始，随着产权明晰后而出台相关森林资源流转法律法规、森林资源评估的逐步完善、建立公开透明的交易平台等一系列举措使林业交易市场会更加符合市场规律，这将使森林资产能够进行货币化的计量不再是难题。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推动了林业经济的发展，林业经济的发展也将对森林资产会计核算产生积极的影响。

四、结论

明晰化范文篇5

我市通过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把90%以上的集体商品林的林地使用权和林木所有权，以各种经营形式落实到户、联户和其他经营实体，做到产权归属清晰、经营实体落实，林业生产关系得到了有效调整，林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解放和推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发展林业生产的积极性，不仅使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得到保障，而且也推动了各项配套改革措施的到位。

显而易见，我市林改的成效是明显的，也是实在的，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乡镇林场山场权属的纠纷问题，就给我市的林权制度改革造成了一些影响。乡镇林场山场的权属纠纷问题由来已久，过去也上访不断，而在此次林改中这些问题又更加凸现。这些问题都是在我国各个不同时期所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化期间的划拨问题。如1958年国家实行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当时一些公社根据中央精神和省上领导的意见，号召群众山林、耕地入社，并于当年底成立了公社林场，至1962年山林全部入社，实行了公社一级核算。1982年林业“三定”时，应各大队的要求，从公社林场中划拨了101578亩山林给大队经营，剩余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定权定证给公社林场。这些林场拥有山、林权属是化一级核算的产物，也是符合当时中央和省上政策的，并得到了当时国务院有关领导的肯定。二是上个世纪70年代消灭荒山后的山场权属问题。70年代国家号召各地植树造林、消灭荒山，我县也积极响应。当时我市有许多地处偏僻、人迹罕至的荒山，都是由公社组织人力进行植树造林的，而在造林后这些山林都交由公社林场进行管理和养护，因而这些山场以后也一直是由公社林场进行经营的。在此次林改中，有部分村民提出，这些山场原来都是大队、生产队的，因此应当归还给村集体所有。而林场则认为这些当时都是荒山，是由林场组织造林，并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管理，不能说要归还就归还。三是委托承包经营中的一些不规范问题。在林改前，有些村集体所有的山场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就委托给乡镇林场进行经营，并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但承包合同签订得十分不规范，不仅许多合同的签订没有按照法律规范的要求进行，甚至有些承包合同连经营期限都未写上，承包上缴利润和山价款也未做明确的规定，因而在此次林改也产生了一些纠纷。

我国的林业政策经过了几次较大的变革，特别是1958年化期间山林、耕地入社，是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根据中央的文件精神进行划拨的。又如70年代消灭荒山时的植树造林，也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按照林业部谁造谁有的政策进行的，所造林的山场也多是比较偏僻、人迹罕至的荒山。但改革就是为了更好地化解矛盾、解决问题，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笔者认为各乡镇应根据各自的不同实际情况，本着认真面对、冷静对待、妥善处理的原则，不把矛盾上交，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对此，本人就结合在工作中接洽、处理和反馈林改信访问题中的一些体会，谈几点粗浅看法：

1.尊重历史，规范经营。我市各乡镇林场的山场划拨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是符合当时的林业政策，也基本上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因此，应当以稳定为主，不宜做太大的调整。否则，牵一发而动全身，容易引发林区的不稳定因素。但对于一些划拨后在1983年林业定权时又确权给村集体的林地，应当考虑在适当的时候返还给村里。对于承包合同中的一些不规范问题，如有的承包经营合同连经营期限都没有规定、有的则是因为山价款太低而引起群众的不满等等，都应当予以规范。如麻沙镇在去年林改中，因为承包合同中的问题引发了村民不断上访，引起了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加大了对村集体林木承包经营合同的规范力度，有的减少了经营期限、有的则中止承包合同归还给集体所有，使全镇的林改工作顺利进行，广大群众也较为满意。

明晰化范文篇6

关键词：默会知识；情境依赖；知识共享；知识创造；信息化

知识共享是组织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知识主体之间常规的直接互动交流或通过媒介交流以实现知识的转移、吸收和创造的过程，随着组织信息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一些组织过于强化信息系统在知识管理方面的重要地位，弱化了常规的交流模式，并试图以信息系统来取而代之，本文拟探讨的就是信息化背景下的组织知识共享问题，通过对组织知识共享条件的系统分析，认为知识具有默会性和情境依赖性，默会知识的共享实质上是知识生成与创造的过程，尽管信息系统有利于促进知识的共享，但是难以完全满足知识共享的条件，无法替代主体共同在场的面对面的互动沟通。

1引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工作地区联络网组织(简称“联络网”)的存续问题正面临着信息化的影响，联络网作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受科学基金资助单位和申请科学基金资助单位之间相互联系功能的一种非常设联络组织，其目的是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与各受资助单位、申请单位的工作联系，便于沟通信息，促进经验交流，提高科学基金管理水平，它在科学基金管理工作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联络网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召集会议、研讨、经验交流、业务培训等方式，组织所在地区联络网成员单位的科学基金项目管理人员宣传自然科学基金制和自然科学基金工作的方针、政策，配合自然科学基金的申请与资助项目的管理，及时、准确地传达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有关部署，为做好资助项目管理提供咨询服务，反映基层单位和科研人员的意见和建议，这一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组织，既减少了行政管理层次，又方便了基层单位申请、管理和完成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在基金管理中取得了公认的成绩。

随着科学基金管理信息化程度的提高，信息系统在信息收集、处理、反馈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它也能够发挥联络网的“上情下传，下情反馈”的桥梁纽带作用，管理的信息化是大势所趋，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基金管理都已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信息化建设，基于IT的技术系统对信息收集、传递、处理、储存等具有显著的技术效率，这与联络网的信息交流沟通的功能相互重合，从这个意义上讲，信息化可能会替代联络网的一些功能，在信息化还不完备的过去，联络网在信息交流沟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在信息化逐步完备的情况下，联络网管理模式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基金委对此非常关注。

科学基金管理中的联络网组织模式实质上是一种知识管理系统，联络网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不仅是一个实践问题，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从知识管理理论的角度对沟通交流对象的属性、信息系统的特征、信息系统与知识管理的关系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

2知识的默会属性与情境依赖

知识有两种形式(或者说两种成分)，即明晰知识和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的概念由科学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Polanyi)最早提出，默会知识与明晰知识的分类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知识管理理论的重要概念，明晰知识可以用文字、数字来表达，并通过数据、科学公式、说明书等形式来共享，它是一种能够在个人、组织之间进行系统传递的正式和规范的知识，是一种结构化的知识，而默会知识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高度个人化、难以与他人共享的知识，是难以形式化或结构化的知识，是高度压缩了的明晰知识，用迈克尔·波兰尼的话说，就是“一个人所知道的比他所能说出的要多”，主观的洞察力、直觉判断等都是默会知识，它植根于个人的行为、经验、观念、价值观、情感等之中。

一般来说，默会知识又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技术性的默会知识；认知性的默会知识，技术性默会知识或默会知识的技术维度，是指主体已意识到自己拥有但限于表达能力而难以清楚说明的默会知识，之所以难以说明，主要是由于表达方面的技术性原因，这种默会知识包括一些非正式的个人技巧或“手艺”，也通常被称为技术诀窍(kilow-how)，认知性默会知识或默会知识的认知维度，是指自己拥有并常常使用但却没有意识到的默会知识，如卡尔·韦克(KarlWeiek)一贯推崇的，“一个人不可能说出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同样，一个人也不可能说出他所没有意识到的知识，不仅我们知道的比我们所能说出的要多，而且我们知道的常常比我们自认为知道的也要多，这类知识之所以无法说明或没有得到说明，其主要原因在于认知方面，一般而言，认知性默会知识包括深植于潜意识之中并被常常想当然认为的信念、观念、价值观、图式以及心智模式等，概括地说，默会知识的技术维度是指主体已经认识到的、有意说明但无法言说或说不清楚的默会知识；认知维度是指主体没有意识到但却不知不觉中使用的知识，这种知识即使认识到了(如被提醒)也不一定能说清楚。

知识不仅仅是语言文字，其含义更加依赖于特定的情境，知识是多维的，只有将语言与当时的情境结合才能有效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思表达，语言文字只不过是意图表达的要素之一，是唯一可以记载并通过各种技术手段进行传递的，其他无法记载和传递的因素都被忽略了。

实践已经证明，默会知识在组织中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知识管理的关键就在于默会知识共享，组织管理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认识和处理“知”与“行”的关系，强调“知”、“行”合一才能提高组织的效率，在现实中，这个“知”是默会的知识，个体是依默会的“知”而行，而不是依明晰的“知”而行，知识类似一座冰山，明晰知识只不过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更多的知识活动是以隐藏的方式存在的，明晰知识活动的背后实际上是以默会知识的活动为支撑的，个体看似有目的的行为实际上是在默会知识的直接指引下不自觉地发生的；只有内化于个体的默会知识才能保证其连贯的行为，此时明晰知识所提供的行动指令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任何一个可以明确说明的事物或活动的背后都省略了大量的有待于进一步说明的事项，而这些省略的内容是靠交流双方所共知或假设对方已知晓的知识——共同知识来填补的，这种共同知识实际上就是双方没有意识到的、或者只有在被提示下才意识到的默会知识。

3默会知识共享的条件

默会知识共享的过程不仅仅是知识传递、吸收的过程，而更是一个知识生成和创造的过程，不管是技术性的还是认知性的默会知识，其分享都需要充分的条件，促进默会知识分享，从主观上看，拥有知识优势的成员要有进行知识分享的意愿；从分享的微观条件来看，要进行共同在场的互动；从分享的宏观组织来看，要营造利于知识分享的组织；从知识接纳的角度来看，要有相应的吸收能力，缺乏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实现默会知识共享的目的。

3，1充分的分享意愿

是否拥有知识分享的意愿，是决定知识分享程度的首要因素，理论上讲，分享的意愿取决于拥有默会知识的一方对知识分享所导致的收益与成本(风险)的权衡，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知识之所以难以分享，是因为人们普遍缺乏分享的积极性，将组织或个体之间的妒忌、缺乏激励、故意拖拉、被动应付、虚假接受、接受者拒绝听命、抵抗变革、缺乏承诺、地盘保护等视作知识分享的障碍，人们往往出于对所有权、特权地位、优势地位等的考虑，知识源单位往往不情愿将自己的知识与其他单位或个体共享，或者后悔共享后没有得到适当的回报，或者不愿意提供时间与资源以支持知识的共享，因此，要强化默会知识分享的意愿就要营造出知识分享对自己来说是有价值的这一条件，如倡导一种知识共享的文化，设计正面激励的机制，淡化竞争等。

3．2共同在场与互动

从默会知识分享的微观条件来看，营造默会知识分享的情境氛围是促进默会知识共享的关键所在，默会知识的交流、共享与情境密切相关，只有亲临现场、共同在场、互动沟通，才能有效地传递与分享默会知识，默会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与知识的拥有者相互切磋，密切观察，与其融为一体的方式才得以实现，考虑到语言与默会知识之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人手：①尽管语言文字在默会知识共享过程中比较乏力，但仍要借助语言交流来实现知识的分享，事实上语言在默会知识交流方面有障碍，这并不意味着完全无法通过语言的沟通来实现默会知识共享，通过创造语言沟通的便利条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②在语言交流以外再寻找语言交流的补充方式，要借助于非语言交流的渠道，如示范、观察等来达到默会知识分享交流的目的，这两个方面都需要一个交流主体共同在场的条件。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交流主体的共同在场，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经济便利的语言交流条件，也无法创造一个供交流者进行观察、示范、模仿的环境，这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2．1语言意义的情境依赖性文字一旦离开现场的情境，其理解是不同的，政策的解读往往是一个人解释一个样，情境是多维的，任何语言都难以准确、全面地描述，只有通过亲临现场才能全面把握语言原始、真实的意义，任何他人对当时情境的转述都是转述者有选择地描述，而通过他人描述或信息系统来间接地获取信息，往往就产生信息失真，因为多一层中间环节的描述，就多了一层筛选与过滤，脱离开具体的环境，说者的语言文字的意义就会在一定程度上流失或扭曲。

3．2．2在场交流的经济性共同在场可以营造一个深度交流的条件，知识的共享，尤其是当所共享的知识包含默会知识成分时，将需要大量的个人之间的交流，而这些交流的成本取决于交往的容易程度以及知识源与接受者之间的亲密程度，许多组织的办公室将每个员工工作间的隔板拆除，其目的就是为了消除距离感，缩短心理距离，创造一个良好的沟通氛围，人们可以通过运用比喻，将其所知道的但难以言说的东西与某种熟知的易于表达的东西连接起来，从而表达出他们知道的但难以言说的东西，交流主体之间的空间距离会弱化交流的效果，集中会议研讨的方式提供了一个比较经济的知识分享条件，交流是在假设对方对某些事项已知的情况下展开的，你所知道的东西，对方可能并不一定知道，此时你的假设是错误的，这样达不到交流的目的，如果没有共同在场这一方便的交流条件，可交流可不交流的问题，可能就不会交流了，由此可能会留下疑虑或误解，有了共同在场的经济方便条件，对沟通中不清楚的地方或存有疑虑的问题，用不着事后再打电话去咨询或确认某个疑问，现场即可解决，而且还可以深入追问，直至双方毫无疑问为止。

3．2．3示范、观察的需要默会知识难以通过语言来表达，要达到共享的效果，非语言的示范、观察等对语言的沟通起到补充和促进的作用，师徒式的亲密接触、“移情(empathic)观察”技术等可以帮助交流者达到心领神会的知识共享目标，而要做到师徒传承示范与移情观察，首先就要求交流各方必须共同在场。

3．3良好的组织安排

有效地促进默会知识共享，除了要在微观方面营造良好的分享氛围以外，还需要在宏观方面进行有效的组织安排，一方面，组织的结构与体制、协调关系、组织的行为特征、活动周期安排等都会影响知识共享的效果；另一方面，组织的项目团队建设也是创造默会知识共享条件的手段，为了有效地在团队成员之间进行默会性的交流，增强团队成员的“创造性磨擦”(creativeabrasion)，在团队成员比例结构方面，刻意保证成员的异质性(heterogeneous)思维，从不同的角度对方案进行质疑，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方案，事先采取措施做好应对准备，以避免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3，4相应的吸收能力

从知识接受者的角度来看，个体的知识吸收能力的提高是促进知识共享的关键因素，知识具有累积性与相互依赖性，只有掌握了旧的东西，才能有效地掌握新的东西，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在个人层次上的研究表明，积累已有相关知识不仅能增强记忆新知识的能力，即知识获得，而且能增强利用这些知识的能力，知识具有自增强的性质，即存储在记忆之中的事物、模式、概念越多，新知识越容易获得，而且也更容易将其运用在新的方面，个体的知识存量有利于新的相关知识的学习这种观点可进一步延伸到组织上，这就是说，组织需要具有相关的知识才能消化并应用新知识，吸收外部知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已有的相关知识水平的一个函数，这一观点认为学习是个积累的过程，当要学习的东西与已知的东西发生联系时，才能达到学习的最佳状态，心理学家关于认知结构的研究表明，当所要学习的新知识与学习者的现存知识结构相互关联时，个人的学习就达到了最佳状态，学习者积累已有的知识能够增强其学习的能力，因为记忆力——知识的存储是通过相互学习得以发展的，新的知识往往要通过与原有的概念建立相互联系才能被学习者消化吸收。根据吸收能力理论，默会知识共享要求具有相应的吸收能力，这个吸收能力的大小取决于知识接收者的知识背景的相似程度、知识积累状况等，而知识积累状况又取决于知识接收方的稳定性，如果经常更换交流对象，是难以保持知识的连续累积的。

4信息系统在默会知识共享中的局限性

信息化为知识共享创造了条件，有利于促进知识共享，但无法完全替代主体之间的面对面交流，信息系统在共享默会知识、情境依赖性知识时往往是无能为力的。

组织管理中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结构化的和未结构化的问题，与此相对应，组织中的信息也分为两类：结构化的信息和非结构化的信息，IT只能解决一些结构化的信息管理问题，野中郁次郎关于知识共享与创造的SECI模型认为，知识的共享与创造是一个经历从默会知识到默会知识(社会化，socialization)、从默会知识到明晰知识(外化，externalization)、从明晰知识到明晰知识(整合化，combination)、从明晰知识到默会知识(内化，internalization)的螺旋上升完整过程，缺乏其中任何一个环节，知识的共享将难以实现，在当前的知识管理领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将组织的知识管理系统设计为一个基于IT的技术系统，认为只要在组织中设立知识库，建造知识平台，知识管理就可以实现，数据库、超链接、软件能够识别来自不同信源的文档间的关系并自动在分散信息间建立链接，IT越来越多地用于组织内部网络和数据储存，构建以知以为基础的系统(KBS)，以技术反抗“健忘”，实际上，基于IT的知识管理只强调明晰知识，野中郁次郎等也认识到组织利用IT具有效地管理“知识”，但很多工具实际上用于信息管理而不是知识管理，信息系统至多能够对明晰知识、结构化知识进行传递与整合，而无法完成默会知识、非结构化知识的创造与共享因此，基于TT的大多数知识管理工具是通过组合或重复使用现有明晰知识，而不是创造知识，只是局限于野中郁次郎模型中的明晰知识之间的整合化。

即使信息化行效地解决了结构化的信息传递沟通问题，但是，这些结构化的信息从何而来?事实上，结构化的信息不是系统自己动生成的，它需要外部的输入，即结构化的信息需要一个生成条件，面这个生成条件就是集体研讨、交流，达成共识，前所未有的、意图导向性的问题是尚未结构化的，它只有通过深度交流研讨才能产牛和确定，电子网络不可能取代面对面的交流，共同在场的氛围会产生相互发作用，会场的气氛往往是“热烈”的，而IT系统的界面是“冰冷”的，“头脑风暴法”(brainstorm)中的知识创造需要一个气氛热烈的环境，因此，不能单纯地依赖基于IT的知识管理系统，信息系统和管理者之间的交流难以实现，首先是因为要实现友好的界面并不容易；其次是因为信息系统反映的是整体的要求，而管理者反馈的是局部的问题，信息系统的设计者往往会问各部门有什么要求，而你提出要求时，信息系统又会要求提得全面，未来不确定的东西很多，不可能很全面、很具体，信息系统所能解决的只是一些结构化、程序化的问题，只有把那些只可意会而难以言传的问题进行明确表达、把比较模糊的处置方法转化为程序化的解决方案时，才能够通过信息系统进行有效率的技术处理。

5结论

明晰化范文篇7

公路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公路如此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如何使其保值升值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然而，现实中的路产路权维护面临着太多的困难和阻力，基于公路产权所产生的问题日益见多，这当然涉及到诸多方面的问题，但深层的原因是：公路所有权属不清，公路路产管理体制不完善。作为国有资产的公路，其管理应以产权管理为基础,如何构建科学的路产管理体系以保证公路健康、持续、快速发展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本文在论证明晰公路产权关系必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建立具体的公路路产登记制度来加强对公路路产的保护。

1.公路的快速发展迫切需要完善路产登记体制

1.1公路路产登记是促进公路国有资产保值的前提

我国加快公路建设步伐才刚刚开始，同时国家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明确提出以公路为重点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此举措必会更加促进公路快速发展。面对如此多即将兴起的国有资产，其管理问题将致关重要，公路路产管理核心是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保障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公路路产管理的前提和基本手段是公路路产登记，公路路产登记也是国家作为资产所有者进行资产与财务管理的基础。通过公路路产登记这种法律行为，交通主管部门了解公路路产的分布、价值总量及其增减变化情况，正确行使国家赋予产权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国家按投入公路建设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并以出资人身份依法行使所有者职能，并在明确公路国家所有权的同时，也落实了企业占用、使用、经营国有资产的法人财产权，公路路产登记是促进公路路产保值的前提。

1.2公路建设的投资模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公路建设也逐步探索出了“国家投资、地方筹资、社会集资、利用外资”的投、融资新体制。在这种情况下，单一的公有产权已经被包括公有产权、私有产权以及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产权在内的多元化产权所取代。在新的情况下，进一步明确界定公路的各类产权，界定公路产权，对公路各类路产产权进行依法登记保护，就显得日益迫切。路产登记不仅是依法确认国家对公路国有资产所有权的法律行为，同时也是将一定数量的公路依法授子企业经营的法律行为。因此，明晰公路产权，做好公路路产登记是维护经营者合法权益、促进提高经营效益的前提条件。

1.3完善路政管理要求进一步解决公路权属，完善路产登记制度

现如今，侵犯路产路权案件时有发生，任意侵占路产路权现象愈演愈烈,严重影响地方公路的畅通,制约了当地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路政管理上的职责没有合理划分，而职责的划分又依赖于公路权属的划分和确认。因此，路政问题要解决，还得从根上解决权属问题。在明晰公路产权后，也就明晰了相应的路政部门管理体制和职责，路产登记是确保明晰后的公路产权上升为法律行为的重要保证。

2、明晰公路产权关系，完善公路路产登记制度

公路路产登记是指交通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代表国家对应属国家所有的公路路产组织进行产权登记，依法确认国家对公路的所有权及企业、单位占有、使用公路的法律行为。它揭示二层含义:一是公路路产登记是一种法律行为，其结果是以法律文件的形式表现出来，具有法律效力并受法律保护;二是公路路产登记是对公路国家取得所有权和授予企业、单位经营使用权的两方面同时确认。

在界定了公路产权，明晰公路产权关系后，要通过法律形式来确认公路产权国家拥有，即公路路产登记制度。根据《公路法》和《公路路政管理规定》等交通法规的规定,结合实际，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来开展公路路产登记工作的组织管理，做好路产路权的登记归档手续,树好公路界桩,为公路路产管理做好基础工作。

此外，根据《公路管理条例》第39条规定公路路产包括：公路、公路用地、公路设施。因此，在建立公路路产登记制度中，可以采取对公路路产分别登记，分别建立各地区公路登记制度、公路用地登记制度、公路设施登记制度，还可以具体的根据公路的等级来具体细化登记，例如，分为高速公路路产登记、国家一级公路路产登记等。另外还要对各类转让收费经营权的公路、收费还贷公路、及BOT项目融资公路做好各项登记工作，确保在其交付时完好、通畅。

明晰化范文篇8

关键词：产权；分析；法律保护

一、民办高校产权现存问题及其影响

民办高校存在的问题表现在民办高校的产权不明晰，产权的不合理分割，产权要素重组的不对称，部分产权要素主体虚设和相关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产权不明晰制约了民办高校的发展。

1．产权不明晰的因素分析

由于民办高校资源的稀缺性，使得不同的主体在使用着不同渠道的民办高校资源以及同一民办高校资源具有的不同属性。这一复杂的现状使得现实中的民办高校产权显得十分复杂，不同主体拥有的民办高校产权既受到多方的限制，又难以得到明确的界定。主要表现在：

(1)办学主体多元化导致民办高校产权主体的多样化。在我国民办高校中，办学形式多种多样，有社会承办学校、公立“转制”学校、私人办学、事业单位办学、股份制办学、教育集团办学、中外合作等办学形式。由于办学主体办学资金来源渠道不一，且资金的性质也各异，使得民办高校产权主体多样化，产权本身的组成形式繁杂，公有与私有成分混杂，使产权的界定成本太高。

(2)民办高校资金的投入也是多渠道的。从目前民办高校的资金来源来看，主要有政府资助、国有和非全民所有制企业投资、社会资助、港澳台工商业者捐助、外资和华侨出资办学、公民个人出资办学等形式。投入的多渠道导致产权界定缺乏明确的标准与依据。

(3)很多民办高校在初创时期，属于“三无”学校，主要是通过滚动发展，民办高校产权没有得到初始界定，民办高校的整体产权属性在公益性与营利性之间徘徊。在民办高校不断发展壮大之后，民办高校本身包括着更多的公益性与营利性的因素，这使得社会各界对民办高校产权有着不同甚至是矛盾的认识，在具体政策层面对民办高校产权的归属划分也存在着分歧。

(4)民办高校的办学积累，包括教育机构中的由于国家政策的优惠而形成的，或由国家直接投入的资产、社会各界的捐赠、个人或企业投入到教育机构及在办学过程中所形成的办学积累。办学过程中积累的资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生交纳的学杂费及其他费用超过教育机构对其所使用的教育成本的部分；二是教育机构将资金用于其他经营的所得。办学积累也是民办高校产权界定的一个难点。

2．民办高校产权不明晰的影响

(1)为新的投资主体进入造成障碍。产权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举办者对预期收益的不明确，国家对此也没有进行明确的规定，影响资本进入民办高校领域。

(2)无法形成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作为教育投资，属投资大、资产专用性高的产业。民办高校的产权不明晰，其激励与约束机制也就无法有效运转。投资是以资本增值为目的的寻利行为，投资主体目标具有资本增值或寻利倾向是无法掩盖的，它也符合国家提倡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有效统一。但是，产权模糊将使民办高校产权处于公共领域，这部分资产的使用必将面临使用效率降低的问题。产权模糊使得各主体与经营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务不明确，尤其是举办者的收益权的不明确，导致举办者事实上缺乏动力。由于国家相关的制度法规没有对产权明确界定，所以举办者与经营者都难以产生稳定的预期收益，这既不能激励对民办高校的规范管理及进一步投入，也不能从利益关系角度对他们进行约束。

(3)资源配置效率低。国家的相关法律对民办高校的终极所有权不明确，收益权、处分权也就更难保障，这种产权关系的不协调必然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与效益。民办高校所有权主体虚置和缺位还导致举办者追求短期效益，为学校埋下了民事责任和侵权债务等诸多的隐患。

二、民办高校产权的法律保护

为了建立适合民办高校可持续发展的产权制度，使民办高校摆脱目前产权关系不明晰的状态，迫切需要在法律上界定以下几个问题。

1．民办高校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分

目前，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不加区分地对所有民办高校和非学历民办高教机构实行同等的优惠政策，让投资办学特别是回报率很高的办学与不要任何回报的捐资办学，即营利型与非营利型学校，享受同样的免税优惠。这不仅未起到提倡和鼓励办学的作用，而且严重挫伤了社会捐资办学的积极性。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的不分，营利民办高校与非营利民办高校的不分，将不利于民办高校的发展。“区分私立教育机构的营利和不营利，比传统的区分公立和私立教育机构更具有实际意义。因为非营利的私立教育机构从它们的使命和结构来看与公立教育机构经常是非常相象的”。应严格界定投资办学与捐资办学、营利与非营利的区别，对营利性民办高校依法征税，用税收杠杆加以调节，根据我国民办高校筹资运行状况分类进行管理。首先以是否捐资办学为基准，把民办高校分为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和投资举办的民办高校。捐资举办的民办高校，一般由捐资形成的财团法人举办，又称非营利型民办高校，而投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又以是否合作投资为标准分为独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和合资举办的民办高校。其次，在投资办学中，根据民办高校的教育服务类型以及学校盈余的分配状况，又分为准营利性民办高校和营利性的民办高校。非营利民办高校是指由捐资形成的财团法人举办的民办高校，这类学校不以营利为目的，学校的盈余只能用于民办高校的再发展，不得在举办者及管理者之间分配。准营利性民办高校一般是由企事业组织、社会团体及公民个人举办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但可以获得适当回报的民办高校，如有一定结余，学校可以在保证学校发展的基础上，提取一定比例用于回报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及管理者。这应是我国在特殊时期的一种过渡状态。营利性民办高校，特指以营利为目的，实施各种教育培训服务的教育机构，这类学校一般由以营利为目的的社团法人或个人、合伙人举办，学校的盈余由学校内部解决。当前，在不明确民办高校是捐赠资产举办，民办高校的财产所有权归非营利法人而不归举办者(捐赠者)个人的前提下，单纯限制民办高校的举办者不得对学校的收益或盈余进行分配，不仅在实际中做不到，而且与现行法律法规相冲突。

分清民办高校的性质后，国家对不同性质的民办高校应给予不同的免税优惠和资助。对于非营利性学校，即以捐赠资产举办，履行非营利法人登记手续并把捐赠资产转交非营利法人所有，捐赠人和与其有关系的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取得回报，分配办学结余，学校解散时剩余财产不得归属任何人和营利组织。这类学校才能享受政府给予的各种免税，如所得税、土地税、房产税等优惠，才能接受社会和个人依法以扣除税收的捐赠，才能得到政府的资助。因此，只有实行非营利法人制度才可能解决民办高校的产权问题。从美国等国家的实践看，民办高校要依法进行非营利法人登记，即民办高校的举办者将办学资产依法转交非营利法人进行登记。在登记后，营利性民办高校和其他民办高校方可招生，只有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提交的全部材料和证明进行审查并进行必要的实地调查后，才能确认其营利性质和是否具备营利法人条件。

2．明确界定民办高校不同性质资产的所有权

根据产权的性质及其功能，对民办高校资源的不同属性应交由不同主体使用，对各方主体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进行必要的界定，明确民办高校的各产权主体之间的产权关系，保证民办高校资源配置的效率及形成有效竞争激励机制。产权明晰，指的是产权归属主体的明确和财产权内容的明确，以及权能范围的界定。民办高校产权主体的明晰，不仅要做到所有权、占有权、收益支配权、使用权等四大权利的合理分割与重组，保证产权的充足权能，而且要做到各产权要素内部的相对完整，以便产权分割和重组的各产权要素能独立发挥作用。产权是否明晰不仅影响个人、社会投资方面兴办民办高校的积极性，而且也影响民办高校资源配置效率。

由于政府无力给民办高校很大资金支持，在大力提倡社会力量捐资举办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同时，政府也应允许个人或企业投资举办营利性的民办高校及社会力量混合集资举办准营利性的民办高校。准营利性和营利性的民办高校的财产归属权的初始界定应坚持收益与风险、权利与责任匹配的“对称原则”。民办高校筹资的来源及其运作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民办高校产权的界定，而民办高校的产权界定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力量对民办高校的筹资规模与多样性。根据我国民办高校发展的实际，确定各类各级民办高校组织的性质，明晰民办高校组织的产权，对于充分调动社会力量办学的积极性，保障民办高校健康有序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归纳起来，民办高校的财产主要由四个方面组成：(1)举办者的投入；(2)社会各界捐资赞助；(3)国有资产；(4)办学积累。

3．明确界定民办高校剩余财产的分配办法

首先，因享有国家优惠政策所形成的资产在学校存续期间归属学校所有。《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36条规定，民办高校资产中的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民办高校接受的捐赠的使用和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对于增值部分的财产，按照条例，归国家所有。这显然忽视了对举办者利益的保护。如果违背了比例风险与收益相一致的原则，不利于发挥举办者的积极性。当然，将全部的剩余财产权全部归举办者也违背了教育公益性原则。因此，可以确定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比例或方案。产权分配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在进行民办高校产权分配时，必须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促进学校发展的原则，所有的收益分配或资金预算方案，都必须要以学校的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投入的资产与增值资产的主要部分应用于学校的再发展。二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开的原则，学校拥有财产的使用权，但所有权全部归举办者各方。三是比例风险与比例利益原则，举办者对资产增值的拥有比例应与投资比例相当，增值部分每年应由国家进行审计，并按比例进行所有权分摊。这相当于产权的再分配。

其次，要体现公平与效率。应明晰产权，发挥产权的激励功能，激发举办者的投资兴趣，使民办高校稳定、健康、持续地发展。《民办教育促进法》规定的处理剩余财产的基本原则是：国家对民办高校的投入所形成的财产和民办高校受赠形成的财产，由审批机关统筹安排，用于发展民办高校事业；由举办者出资(不是捐资)形成的财产，返还举办者。当然，在目前以投资而非捐资为主的办学形势下，允许学校在终止清算并有剩余财产的情况下返还原始投资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和竞争法则的，有利于鼓励教育投资和保护私有财产。遗憾的是，这些原则还缺乏可操作性。出资人的收益权在现有法律规范下，事实上都是得不到保障的。实际上，民办高校的出资人所关心的主要是两个问题：一是出资人对其投入部分所形成的校产是否拥有所有权与收益权；二是出资人对办学增值的校产享有什么权利。在澄清民办高校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权能上，要区分举办者、管理者的各项权、责、利，特别要归还他们对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权。

4．明确负责民办高校资产监管的主体

办民办高校与办其他事业不同，学校需要稳定，而举办者又需要减少风险。国家规定举办者为办学而进行的投资仅作学校存续期间使用，其产权归属举办者所有，学校以其办学收益回报举办者以作补偿。这里有一个重要前提，即政府对民办高校资产流向的监管。这是政府监管民办高校的最重要的方法，其核心不是学校的经费如何使用，而是学校的产权是否明晰，收支是否清楚，以防学校不正当盈利。目前，我国民办高校的财务实际上是比较混乱的，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民办高校的财务开支基本上不过问。在这种情况下，健全和完善民办高校财务监管的法规和规章至关重要。

因此，国家在不干涉民办高校办学自主权的情况下，应该对民办高校的教育教学和财务拥有监督检查权和评估权，对其资产有审计权。

5．健全民办高校的学校法人制度与内部治理结构

法人是指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有关规定，我国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法人应当属于民办非企业法人。虽然非营利民办高校的财产归学校法人所有，学校法人对它所拥有的财产依法享有独立运用和支配的权利，但学校法人本身无法行使财产权利，必须通过一定的法人组织机构来行使，即通过董事会、监事会等相互分离又相互制衡的机构来行使。民办高校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指民办高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举办者(出资人)、决策者、管理者和教职工等权益相关人之间建立的有关学校运营与权利配置的一种机制或组织结构，以及通过这种组织结构形成的责权利划分、制衡和配套机制等一整套制度安排。在这种组织中，不同机构依据不同的职权，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相互配合与制衡，以保障学校的正常决策和管理秩序。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既要遵循法人治理结构的一般原理，又要受到教育规律的制约。违背教育规律所构成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既不能体现高等教育的基本特点，又不可能适应高校自身发展的需要。民办高校法人治理结构体制的最大优势是形成一个责任明确、权力制衡的民办高校决策与管理体制，各司其职。所以，健全和完善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对产权的有效运行有重要的意义。更进一步来说，学校的内部产权治理的建立就是把属于学校法人的那部分产权权利在学校内部进行再配置，即通过有关的机构设置，人员配备，职能划分，使围绕着学校法人财产所形成的权利义务一体化，提升学校内部资源和资产的经营效益。在学校管理体制的一般模式中，学校内部的产权治理结构一般表现为，学校的法人代表一般赋予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或校长，在出资人或举办者多元化的情况下，所有权的分散导致所有权人组成董事会，并确立董事长作为所有权的代表。

明晰化范文篇9

1.1引发感情共鸣

音乐带有听觉体悟这样的特性，是审美架构中的感情艺术。欣赏美好乐曲，能激发潜藏着的强烈感情，拨动深层心弦，激发内在特性的这种共鸣。从文化视点看，音乐表征着共通的某一情感。不同区域以内的民众，经由音乐特有的纽带，能互通深厚情感，建构友爱关系。文化载体特性的民族声乐，折射着乡村独有的民风、带有市井特性的厚重风俗。亲近的音乐，能拉近彼此关联，让人们接纳美感熏陶。区域架构之中的经济进展，可以依托音乐，来创设交往互通的最优环境。招商引资特有的历程中，若能添加着音乐的互动，则能拉近距离，创设祥和的、带有厚重关怀的互动气氛。

1.2有序拓展内需

民族特性的多样音乐，能满足多层级的娱乐要求。民众潜藏着的这一需求，应被看成延展之中的优良商机。传统框架内的生动音乐，应能协同人们，去发觉更广范畴中的内需市场。特色明晰的曲目表演，不仅创设了娱乐形式，还活跃了平日以内的经济生活。

2区域经济特有的促进路径

2.1确认新颖理念

民族特色音乐，应被拟定成新颖架构中的产业理念。经济全球化态势下，应变更偏旧的认知路径，采纳经济思维，重新预设民族音乐原初的定位。对于带有偏差的认知，自觉予以纠正。类似区段中的旅游产业、关联着的文物文化，民族音乐也带有明晰的产业特性。民族音乐关涉的产业，耗费掉的投资偏少，后续时段的成效凸显，且布设范畴很广。区域中的主管部门，应当依循新颖思路，建构配套特性的文化对策、音乐推广关涉的技术规程。这样做，能建构音乐与区段经济的密切关联，助推健康进展。

2.2培育最优人才

民族音乐范畴以内的最佳人才，应带有精湛技巧。调研得来的数值表明，熟识乡土这样的音乐家，能创设最优的表演成效，吸引众多听众。当地群众惯常喜好的、这一范畴的音乐家，应被组织起来。经由审慎的筛选，选出技术层级很高、事业心凸显这样的人才，予以接续培养。这种新型人才，应提升综合架构下的音乐素养。传统音乐建构起来的表演体系，也能经过预设的这种路径，渐渐予以完善。拟定定期特性的业务竞赛，对凸显出来的音乐人才，赋予搭配的荣誉，或某层级内的职称。添加多层级的补贴，创设更高收入。有序延展融资的途径，拟定适宜特性的经济收入。

2.3编创特色曲目

带有乡土特色的、趣味特性的新颖曲目，应被不断创设。依托区域独有的厚重文明，编创带有区域特性的、风格明晰的这类作品。创设的新颖曲目，包含风格明晰的乡土民歌、说唱及对应着的戏曲、器乐细化的多样乐种。运用累积得来的编创素材，吸引外来特性的投资，建构区域进展的新路径。编创的乐曲，应能凸显特色，同时添加新时段中的新颖内涵。这样编创得来的曲调，会涵盖深层级的底蕴，也会满溢着时代气息。

2.4设定音乐节

为拓展民族特性的乐曲影响，可以拟定年度以内的音乐节。音乐及当地独有的人文景观，都表征着民俗的特色。依凭这种资源，创设经济良机。年度之内的民歌节，应当整合着艺术特性、深层级的经济特性；为当地进展，带来凸显的成效。邀请省市这一范畴的优秀艺人，介绍独有的区域文明。音乐节范畴内的含金量，应被渐渐提升。创设高水准情形下的音乐节，汇聚各方来客。在音乐节之中，人们体悟出音乐特有的魅力，也产生对这一地域的好感。经由印象的累积，会铺垫着后续时段的进展阶梯。音乐节凸显出区段中的经济底蕴，便利人们了解。

3结语

明晰化范文篇10

一、当前我市人防工程权属管理现状

十几年来，随着《人民防空条例》及《人民防空法》的相继颁布和实施，结合城市建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一个建设人防工程的高潮，人防工程竣工面积急剧增长。我们宁波市，这几年均以百分之几十的年增长率在提升。人防工程的建设，对于集约利用土地资源、提高城市战略防御能力、改善城市交通状况等都起到了较大的推动作用；并且，随着人防政策的落实、人防工程的建设，也有力地推动了人防事业的蓬勃发展。但长期以来，人防工程的产权问题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尤其是住宅小区结建人防工程，在管理上有更多的问题。比如“重建设、轻管理”现象，“有人建、无人管”现象，资产闲置现象、产权纷争现象等比比皆是。不但造成了国家资金的巨大浪费，而且也制约了人防事业的长远发展。

为此，我们宁波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以加强人防工程管理、保证人防资产“三个效益”正常发挥为目的，从20**年开始相继出台了一系列规章、文件，应该说，规章、文件的出台对阻止开发商长期出租、变相买卖人防工程的行为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对人防工程平战功能转换及维护管理责任主体也进行了明确，为以后进一步规范人防工程管理打下了基础，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由于没有上位法作支撑，我市的政府规章未能对产权界定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也因此未能真正改变人防工程管理混乱的现象。

二、规范管理人防工程的途径探索

我们认为，要加强人防工程管理，保持竣工工程良好的使用状态，必须明晰人防工程产权制度，同时建立相关的营运、管理制度及资产保值增值考核制度。具体是否可以从以下几条途径入手：

1、明晰人防工程产权。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人防工程要想建设好、维护好，就必须明确权属。

在明晰产权问题上，建议是否按以下四类情况确定：一、国家依法取得或全额投资建设的人防工程，产权归国家所有；二、人防主管部门根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政策筹集资金建设的人防工程，产权归国家所有；三、开发商或建设单位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结合民用建筑依法修建的人防工程（简称“结建”工程），产权也归国家所有；超过国家规定以外的部分，归开发商所有；四、非国有经济组织或个人投资建设的人防工程（除第三条外），以及由国家与其他投资主体共同投资建造的人防工程，遵循“谁投资、谁所有、谁收益”的原则，按出资比例划分产权。

2、建立相关的权属、营运、考核管理制度。

（1）建立产权登记制度。对明晰产权的人防工程办理产权证书，并建立年检年审制度。

（2）建立营运管理机制。主要是明确人防工程与其它物业一样，可以转让和抵押。在推进“两防”一体化进程中，可提倡利用人防现有机制和设备，整合社会应急资源，建设指挥平台，积极参与社会抢险救灾工作，发挥人防资产的最大效益。

（3）建立工程维护管理保障机制和平战(灾)转换储备金制度。维护管理基金可由政府、开发单位、使用人和经营者共同承担，由人防主管部门统一归集，实行专户储存、政府监管，专项用于人防工程维护管理。同时完善人防工程使用和日常维护管理的监督检查机制，做到维护管理制度完善，责任主体明确，责任制落实到位，确保人防工程的有效管理，正常使用，安全完好。

建立人防工程平战（灾）转换储备金制度。主要用于平战、平灾转换所需。储备金的积累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落实：一是在人防工程竣工验收的同时，按平战功能转换工程量的现行造价，由开发商向人防主管部门缴纳（宁波市已在实施）；二是每年从筹集的人防建设费中提取一定比例资金，存入储备金专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