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范文10篇

满洲范文篇1

一

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的第一阶段,属于军事冲突时期。双方仍处于敌对状态,多次开战。努尔哈赤在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与扈伦四部之一的叶赫部有矛盾。1593年(明万历二十一年),叶赫等部联合科尔沁部的翁阿代、莽古思、明安及其所属锡伯、卦尔察部共九个部落,出兵三万,其中蒙古兵一万。九部联合攻打努尔哈赤,史称九部联军伐满洲。联军立阵于浑河北岸,努尔哈赤率军于古勒山迎战,集中兵力专攻叶赫部,获胜。联军溃败,叶赫部贝勒布寨被杀,乌喇部布占泰被擒,“蒙古科尔沁贝勒明安马被陷,遂弃鞍,裸身乘骣马逃,仅身免。”[2]是役,努尔哈赤斩杀联军四千,俘获多人,得战马三千匹,盔甲千副。满洲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古勒山战役后,努尔哈赤趁科尔沁败北之机,从所俘的科尔沁人中选出二十人,令其披锦衣,骑战马,回科尔沁部,宣扬努尔哈赤的威德。这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次年(1594年)科尔沁部明安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献战马百匹、骆驼十峰。其中,马六十匹、驼六峰给努尔哈赤,其余分送努尔哈赤部下。这是科尔沁部与满洲交往的最早记载。虽然古勒山之役后科尔沁部向满洲遣使通好,但双方仍存在矛盾与冲突。科尔沁部并不服输,继续对抗努尔哈赤的扩张。1597年(万历二十五年),努尔哈赤以被得罪为名,派穆哈连攻打科尔沁部,抢夺战马四十四匹。科尔沁部奋起抵抗,并得到叶赫部的援助,穆哈连兵败被擒。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3月,努尔哈赤命其长子褚英率兵攻打乌喇部的宜罕阿麟城。“时乌喇贝勒布占泰与蒙古科尔沁贝勒翁阿代合兵”,[3]科尔沁军遥望满洲兵强成壮,自知力不能敌,便自动撤兵。在这一时期,努尔哈赤主要忙于进行统一女真各部的事业,对于包括科尔沁部在内的蒙古诸部采取守势。在努尔哈赤看来蒙古各部前来通好,无非是“冀望恩泽于我”,他所作的也不过“厚赏遣之”而已,似乎并未给予以特别的重视。而科尔沁部虽然在古勒山之役遭到惨败之后,遣使与努尔哈赤通好,但科尔沁部毕竟是漠南蒙古中一个强大的部落,并不认输。为了抵抗满洲的扩张,保护本部落的利益,科尔沁部多次与满洲发生军事冲突。

二

1612年(万历四十年)之后,科尔沁部与满洲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二个阶段:联姻与朝贡。这个时期,双方关系有了实质性突破,由相互敌视转而相互亲善友好。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尤其是科尔沁部态度的改变,满蒙联姻这一政策的产生,都不是偶然孤立的行动,而是从当时满洲总的斗争利益出发的。从努尔哈赤当时的处境看,1612年至1616年(明万历四十年至后金天命元年),努尔哈赤领导的对女真族各部的统一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后金政权的诞生指日可待。“招徕各路,……环境诸国”的成功,使满洲的力量空前壮大。但是就满洲当时的力量而言,非但不能与明公开抗衡,就是比之蒙古总体,尚处于明显劣势。以努尔哈赤为首的满洲统治者集团认识到“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得蒙古人十,不若得满洲部落人一”,[4]感到蒙古诸部对自己有重大实际意义,从而采取了联姻通好的亲善政策。恩格斯说:“对于骑士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5]因此,与蒙古部落通婚已不再是君主个人的生活私事,而是满洲统治者对自己所面临的严峻局势作出的政治性决策。另外,努尔哈赤与蒙古通好,但察哈尔部的林丹汗自称“四十万众蒙古国主”,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众满洲国主”,并不把努尔哈赤放在眼里。同时,努尔哈示也认识到“蒙古各部如云朵,集云则雨,其分散则如云晴雨住;蒙古集聚则成兵患,吾等待彼之分散各个击破之”。[6]因此,为了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采取分化瓦解的政策,尤其对与察哈尔部有隙的科尔沁部更是大展手脚,利用满洲与科尔沁部接壤、风俗文化接近和二者祖先有过交往的历史等各种条件,多次表示“满洲蒙古,语言虽异,而衣食起居,无不相同,兄弟之国也”。[7]施展其招抚、和亲的手段,拉拢科尔沁部台吉。有鉴于此,在1612年(万历四十年)前后,努尔哈赤对蒙古诸部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主动向蒙古科尔沁部聘女为妃。1612年(万历四十年)4月,努尔哈赤闻科尔沁贝勒的女儿博尔济锦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绝先许之婿,送其女来”。明安贝勒是蒙古封建王公中第一个与满洲联姻者,对后世影响深远。其后,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仅努尔哈赤娶科尔沁两贝勒的女儿为妻,他的儿子也相继纳科尔沁部王公的女儿做妻子。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4月,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娶科尔沁部莽古思贝勒女为妻。尔后,第十二子阿济格娶科尔沁部孔果尔女为妻。1624年(天命九年)5月,第十四子多尔衮娶科尔沁部桑阿尔寨台吉之女为妻。1625年(天命十年)2月,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部贝勒斋桑之女博尔济锦氏为妻。不但通婚非常频繁,而且婚礼仪式也很隆重。每有婚嫁,娶亲的满洲贵族一方必“以礼亲迎,大宴成婚”,仪式与满洲同族间所行完全相同。同时,努尔哈赤也以满洲贵族之女“下嫁”科尔沁部各王公。这时期见诸记载的科尔沁部额驸有明安之子多尔济、奥巴台吉。满洲与科尔沁部的相互通婚,加强了双方的联系,扩大了后金的影响。在联姻活动加强的同时,科尔沁部台吉不断前来建州进行朝贡活动,以深化双方的友好关系。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9月,科尔沁贝勒明安第四子桑噶尔斋台吉至建州,送马三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副,并厚赏缎、布。同年10月,明安贝勒长子伊格都齐台吉又至建州,送马四十匹,叩头谒见。努尔哈赤赐给甲十五副,并厚赏缎、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天命元年)12月,明安贝勒次子哈坦马图鲁台吉带马匹到建州叩谒;1617年(天命二年)10月,明安贝勒第五子巴特玛台吉带僚友五十人,送马五十匹,到建州叩谒。他们都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赐。1617年(天命二年)正月,科尔沁部明安贝勒亲自率众到建州朝贡,庆祝努尔哈赤建立金国。明安等人受到努尔哈赤及其妃子、诸贝勒大臣的隆重欢迎。努尔哈赤出兴京城百里之外,到富尔简山岗,与明安行马上抱见礼,设野宴洗尘。明安向努尔哈赤进献大批礼物:驼十峰,牛百头,马百匹和干肉十三车,干酪、油两车,另有三峰骆驼驮载的毛毡。努尔哈赤“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8]留住一月。临走时,赏给明安四十户,甲四十副,以及大量的绸缎、布匹等。并且亲自送出京城三十里,骑兵列队,夹道欢送,在外住宿而还。努尔哈赤对明安的迎送礼节,在清初是罕见的,其目的是使科尔沁台吉进一步归服他,并以此吸引其它蒙古部落。在这一阶段,满洲与科尔沁部的友好关系得到巨大的展,但是这种关系发展的过程中仍有摩擦与矛盾。如天命年间,科尔沁部台吉明安之子桑噶尔寨曾联合内喀尔喀攻伐努尔哈赤;明安的三个儿子抢夺了满洲的三百牧群和七十六只貂,以及鹰网、鸟。对于科尔沁的敌对行动,努尔哈赤中止了向科尔沁部出售弓箭,惟恐其军事实力的增长。这说明满洲与科尔沁部之间仍存在着不信任感。但此阶段,友好发展是主流,摩擦与矛盾只是小插曲。双方的关系继续朝着归顺与结盟的方向发展。

三

随着联姻活动的加强和科尔沁部朝贡次数的增多,满洲与科尔沁部关系发展进入了第三阶段:归顺与结盟时期。当时林丹汗在明朝财力的支持下,对漠南蒙古采取“从者收之,拒者被杀”的政策,这引起了各部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同时随着努尔哈赤势力的不断增长,特别是1619年(天命四年)又获萨尔浒大捷,大败明朝杨镐四路大军,满洲的威名远播。漠南蒙古各部对后金的向心力逐渐加强。隶属于察哈尔部的科尔沁不堪忍受林丹汗的横征暴敛,率众归顺努尔哈赤,希望借满洲的势力来对抗察哈尔部。努尔哈赤对脱离察哈尔部来投奔的科尔沁部台吉也特别重视。1622年(天命七年)2月,科尔沁部明安、兀尔宰吐、锁诺木等:“凡十七贝勒及喀尔喀各部落台吉,各率所属军民三千余户”归附后金。[9]努尔哈赤在广宁城设宴招待,对来降之台吉厚赐狐裘蟒衣、金银器皿以及田庐、僮仆、牛马牲畜。另外,“别立兀鲁特蒙古一旗”安置他们。这奠定了尔后蒙古八旗的基础。并特授明安三等总兵官以统兀鲁特旗。兀鲁特旗的设立,说明归降的蒙古人数日益增多,同时也表明努尔哈赤对来降者加强了控制,使其“守忠信,奉法度”,“勿萌盗窃、暴乱之心”。努尔哈赤还精心笼络科尔沁王公。1622年(天命七年)4月,努尔哈赤告诫他的四大贝勒,要与已结成亲家的科尔沁部台吉们和睦相处。如果出现问题定受处罚。同时告诫自己的女儿、族女不得“陵侮其夫”。1623年(天命八年)6月,努尔哈赤对已结亲的蒙古诸台吉说:“傥公主不令额驸适意安居,……朕惟以额驸为是,庇额驸。公主纵死亦无所庇焉”。[10]事实证明,这些额驸生活在后金国内,与满洲统治阶级融合最快,不仅他们的下属变成了后金国的编户齐民,他们自己也演变为满洲统治集团的一部份,在清前期的军事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与乎尔沁部的联盟,在联姻的同时,还通过结盟的形式巩固这种联盟。1624年(天命九年)2月,努尔哈赤派巴克什、库尔缠、希福前往科尔沁部,与其首领奥巴等缔结盟约。双方刑白马乌牛,焚香誓盟:“满洲、科尔沁二国,愤察哈尔侮慢,是用缔结盟好,昭告天地。今后满洲若惑于察哈尔诈谋,受其馈赠,不预闻科尔沁,先与之合,天地降之罪殃及其身,如此血,如此骨,如此土,俾坠厥命。若科尔沁惑于察哈尔诈谋馈赠,不预闻满洲,先与之合,降罚亦如之。果践盟,则天地佑之永其年,俾子孙及于万年长保此太平安东”。[11]双方结盟,各有目的。奥巴是为了摆脱察哈尔部林丹汗对他的统治,借用努尔哈赤的力量;努尔哈赤是为了解除伐明的后顾之忧,利用科尔沁对付察哈尔部。后金与科尔沁部的联姻和盟誓,使林丹汗大为震怒。他为了阻止后金的扩张及杀一儆百,故纠合喀尔喀五部之翁吉喇特部向科尔沁征伐。实际上,后金同科尔沁部的盟誓,就整个漠南蒙古而言,只是局部的,绝大多数蒙古部落对后金持敌对或观望态度。同时,努尔哈赤对已同自己结盟的科尔沁部并不放心,时刻想武力征服之。如后金于1625年(天命十年)迁都沈阳,努尔哈赤强调其战略位置时说:“沈阳形胜之地”,“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12]这说明地处满洲以北的科尔沁部就在“北征蒙古”之范围内。所以林丹汗兴兵科尔沁部实属下策,这种驱鱼入渊的作法,更加速了科尔沁部向满洲靠近。1625年(天命十年)11月,林丹汗“乘河水未结,草未枯”,率蒙古精兵进击科尔沁部,奥巴台吉向努尔哈赤告急,要求他履行盟约。努尔哈赤一面告诉奥巴坚守城郭,一面派皇太极和莽古尔泰率精骑五千驰援。林丹麦汗围攻奥巴所居之格勒朱尔根城数日不下,闻皇太极来援,遂“仓皇夜遁,遗驼马无算。科尔沁围解”。[13]林丹汗对满洲的不战而退,对许多动摇和游离于努尔哈赤和林丹汗之间的蒙古诸部影响极大。林丹汗的怯懦,不但使蒙古诸部对他已不抱任何幻想,而且更加坚定了科尔沁部与满洲结盟的信心。科尔沁部奥巴台吉为报答努尔哈赤解围之恩,于1626年(天命十一年)5月亲自到沈阳跪见努尔哈赤,并献貂裘、驼马。努尔哈赤以礼待之,并将舒尔哈齐第四子图伦的女儿嫁给奥巴做妻子。6月,奥巴与努尔哈赤在浑河岸边,刑白马乌牛,祭告天地,行三跪九叩首礼,宣誓言,结盟好。双方表示,联合一致以御察哈尔和明朝。由于奥巴战察哈尔有功,努尔哈赤封其为土谢图汗,并赐盔甲、雕鞍等。就这样,奥巴成了科尔沁部第一代土谢图汗。努尔哈赤通过联姻,辅以厚赏、赐予政治特权、结盟等其它手段,密切了满蒙关系,笼络了科尔沁部王公贵族,促使了科尔沁部的归顺,“自是为不侵不叛之臣”,从后金的异己力量变成后金攻取察哈尔部和明朝的得力工具。这对于巩固和增强后金政权的根基,发展后金势力,以及后来入关统一全国的军事征战,科尔沁部都起了重要作用。总的看来,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友好关系获得空前发展,这与努尔哈赤实行的正确政策是分不开的。努尔哈赤制定的与科尔沁部有关各项政策被其继任者们发扬光大。

“南不封王,北不断亲”成了有清一代奉行的一项基本国策。科尔沁部与满洲皇室之间大规模地持续地互相通婚,加上其它手段的补充,使科尔沁部王公不仅在政治、经济利益上,而且从血统上、心理上,与满洲统治者结成了牢固的联盟关系。从而巩因了努尔哈赤的统治地位,使努尔哈赤能免于后顾之忧,专心对付林丹汗和明朝。同时,有清一代蒙古不再联成一体,举族叛清。在处理民族关系方面,这是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历史上从未取得的重大成就。努尔哈赤的继任者们对其开创的丰功伟业也赞叹不已。康熙帝说:“本朝不设边防,恃蒙古部落为屏藩耳”。[14]乾隆帝在巡幸科尔沁部时,对满蒙联姻也大加赞扬,并作诗留念。努尔哈赤时期科尔沁部与满洲双方关系的密切,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融合,为满蒙两族世代友好奠定了基础,也有利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劢。努尔哈赤对科尔沁部的政策在有清一代满蒙关系发展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参考文献：

[1]申忠一:《书启》。

[2]同上。

[3]同上。

[4]魏源:《圣武记》卷三。

[5]同上。

[6]《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

[7]同上

[8]《清太祖实录》卷四。

[9]《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九。

[10]《满文老档·太祖》卷五。

[11]魏源《圣武记》卷三。

[1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四

满洲范文篇2

满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个少数族在二十八年间能人关统治高度封建化的广大的汉人地区，而且后来在和祖国广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对祖国疆土的奠定和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满洲入关前的社会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

我们从接触到的资料中知道，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致的。它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掳掠朝鲜边境的人口、物资，朝鲜官吏李竞令边将切责他们说，“汝等近居我境，乞索盐酱口粮，辄便给与，恩养足矣。但尔等虏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往往有逃来者，审问根脚，中国人发还辽东，我国之人仍令复业。……我国何负于汝，……近者结聚群党，暗入作贼，虏去男女七十余口，杀害四十余口，牛马财物，尽数抢夺……”(么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日本缩印本8册，240页)。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朝鲜官吏曾说，“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李朝实录·成宗》卷八十，缩印本16册，59页)。

努尔哈赤十岁(1568年)丧母，和继母不相得，在十九岁时(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给些须”(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页)。这里的“家私”，在《满洲实录》，汉文作“家产”，满文作“阿哈·乌勒哈”(ahaulha)。“阿哈”，汉语是奴隶；“乌勒哈”，汉语是家畜。

奴隶在建州是公开买卖的。《李朝实录》记载说：“唐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以马一匹买于毛邻卫”(《成宗》卷一五二，缩印本17册，19页，时在1483年)；“彼人(建州)以我国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燕山君日记》卷十七，缩印本19册，199页，时在1496年)。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年)，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年)。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璦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净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一工521年。《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年)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43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缓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8页)。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缓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日印本，24l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此，我们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

满洲族在入关前，生产已相当发展。远在猛哥帖木儿时，已自言“少时蒙(朝鲜)太祖……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缩印本7册，299页)。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李朝实录》有“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缩印本7册，29l页)的记载。1436年(明正统元年，朝鲜世宗十八年)，朝鲜派人往探建州女真情况，回报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李朝实录·世宗》卷十七，缩印本8册，563页)。可见建州女真在明初居住图们江时，已知牛耕务农。但他们是用奴隶生产。

1440年(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西迁，明朝安插他们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佟家江)迤西冬古河(栋鄂河)之间，叫他们“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一，10页，影印本93册)。

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上从其请”(《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三百，7页，影印本137册)。从此，农业生产，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527年(明嘉靖六年)，卢琼谪戍三万卫，写了一部《东戍见闻录》，他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日建州、毛邻、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邻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引自《辽东志》卷七，《艺文志·经略》“卢琼”，日印本483页。其后魏焕著《九边考》，所述建州情况，即本此)可知建州的生产较他族为高，已和关内差不太多。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一，缩印本28册，449页)。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下种一斗，而收获八九十倍。但满洲族的农业生产有高度的发展，是可以推知的。

明代建州，不但使用铁器，而且会炒铁冶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铅印本，1页)。这不是满洲开始学会冶铁技术，而应该是大规模地生产。因为在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朝鲜成宗六年)，已有“建州贼松古老等，……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人焉”的记载(《李朝实录·成宗》卷五二，缩印本15册，480页)。在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朝鲜成宗十四年)，更有朝鲜官吏李世佐和建州人赵伊时哈等问答的记载：“又问：汝卫甲冑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又问曰：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日：有冶工乎?答日：多有之。”(《李朝实录·成宗》卷一五九，缩印本17册，114页下)朝鲜通事河世国，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冶匠十五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409名，皆是胡人”(《李朝实录。宣祖》六九)。显然，经过一百多年后(1483—1599)，不可能才开始炒铁。

我们从满洲语中关于农业生产辞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也可以推想满洲族入关前生产技术的水平。类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荡头，都有专称(参考《清文鉴》卷二十《产业部》一《农工类。农器类》)等等，均是例证。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

从一个落后的社会阶段发展到新的社会阶段，不会是和平地过渡，中间必定经过社会革命，经过解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斗争(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努尔哈赤是没落的上层分子，也就是没落的奴隶主。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是有势力的奴隶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癸未)由于尼堪外兰(nikanwailan，又译尼康外郎，人名)向导明军进侵古埒城(gure，又译古勒，地名，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鼓楼)，同被烧死在城内。明朝扶植尼堪外兰作建州的头领，尼堪外兰压迫努尔哈赤往附，努尔哈赤说，“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的“部下之人”，《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奴隶)。可知尼堪外兰原是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家的奴隶，后背叛，投降明朝，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豢养，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构成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属下奴隶的背叛主人，说明在努尔哈赤父祖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尼堪外兰也可能是由明朝统治阶级鼓动起来而不是自发的，但是一个奴隶能够起来站在奴隶主的反面，并使奴隶主的儿子归附自己，不能不说是奴隶制的危机了。这种奴隶制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万汗(wanhan，明朝记载称为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王氏《天命东华录>>一，2l页)。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天命东华录》一，24页)。

这种危机，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不相适应，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努尔哈赤必须建立新的经济方式，才能适应当时人民的要求，才能恢复他家族的声威，才能谋求建州女真的统一。

1583年努尔哈赤自立起兵时，清朝记载，都称起兵。朝鲜记载则说努尔哈赤“崛起为酋长”(《李朝实录·宣祖》卷一八九，乙巳年，1605，七月戊子条)。努尔哈赤在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和余希元说，“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三)。1596年的十三年前，正是1583年。可知在起兵的同时努尔哈赤已管事(就是自立为酋长)，人数很少，只有遗甲十三副，因此不能不联合他族，于是和苏克苏浒部四个城寨主诺米纳等相与盟誓。“四酋谓太祖曰，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兄弟手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用的“编氓”，《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诸申”是“肃慎”和“女真”的对音(《满洲源流考》，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l一2页)，后用作女真人的泛称(王先谦《天聪东华录》十，14页)，又后为“部下”“所属人员”(同上)的称谓，或解为“满洲之奴才”(《清文汇书》)、“满洲奴仆”(《清文鉴》)，日本人译为“隶臣”(满和对译《满洲实录》，25页)。当然，奴才、部下这种含义，不会是后人伪造的，而是早有的。其所以用作女真人的泛称，正反映它是奴隶制。在阶级分化之后，奴隶主称为“贝勒”或“按班”，于是被奴役的仍保留一般称谓的“诸申”。“诸申”和“阿哈”，意义是相同互用的。

诺米纳等四人请求不作“诸申”，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奴隶制；努尔哈赤和他们盟誓，同意他们的请求，说明满洲族的社会制度正在变化和发展。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接受了，“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7页)。这里所说的“养”，满文称为“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mbi，是语尾变化)，在清初记载中常见，不仅是养活，而有抚聚恩养的意思。16工8年，东海瑚尔哈部长率民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命未带家小的回去，这些人留而不去，并且带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太祖武皇帝实录》二，“页)，在《满洲实录》满文中抚聚作“乌吉黑”(ujifi，养)。1619年，住开原的明朝官吏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太祖武皇帝实录》三，5页)，也是抚育的意思。“若养之则降”，意思就是不要把他们俘虏去作奴隶。这些情况，也正说明了奴隶制的危机，旧有制度已经不得人心了。

努尔哈赤在1583—1588年，“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干，国势日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8页)。在1589—1615年，“削平各处”(同上)，建立政府。在1619年灭了叶赫，辽东边外“同一音语者”全统一起来。前后三十余年，他对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施行了不同策略。这些不同情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向。

1588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2页)。

1593年十月“遣兵征服朱舍里路……迁之以归”(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7页)。

1598年正月“征安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所属人民尽招徕之”(同上19页)。

1599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同上20页)。

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同上23页)。

1607年九月征辉发，“歼其兵，招抚其民，乃班师。辉发灭亡”(同上24页)。

1609年十二月“征渥集部滹野路取之，收二干户而还”(同上26页)。

1625年八月，“征东海虎尔哈部，降其五百户，至是凯旋”(《天命东华录》四，10页)．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有所不同．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从虎拦哈达南岗，移赫图阿喇祖居，筑城居住，曾三次犒赏夫役(《清太祖武皇实录》二，2页)，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复于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宰牛羊犒赏筑城夫役五次(同上)。在1621年有一次还说，“空身行走，尚且劳倦，运木石而筑城者宁不劳欤”(同上书三，12页)?奴隶制下，筑城劳役当然由奴隶承担，这种犒赏，是不同寻常的。更可注意的是，满文《满洲实录》在前一记载作：

“hecen(城)weilere(筑)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89页)。在后一记载作：

“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92页)。

说明他们是在服徭役，不是奴隶苦工。

朝鲜申忠一《书启》说，1596年正月他在虎拦哈达城遇见搬运大木，凡“三四日程内(距离都城三四天路程的)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班)赴役，每名输十条”(《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上)。这也像封建性的徭役。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努尔哈赤调查国内贫苦不能结婚的一千余人，配给妻子，得不到的发给库帑令其自娶(《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这种举措，似乎也超越了一般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反映国内下层最贫苦的人不是奴隶身分。

努尔哈赤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制。全国分八个固山(旗)，大汗统固山，固山统甲喇(后称参领)，甲喇统牛录(后称佐领)，全国人口都隶属于牛录。这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同时又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9页)。这也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这是封建制的特点之一。

根据上面关于上层建筑所反映的情况，我感到努尔哈赤在1616年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就是封建王朝。

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一刀两断，成为崭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各种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太祖武皇帝实录》四，6页)。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aha，奴隶。日文译本320页)。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隶身分依然同时存在。直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我们还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的记载(王氏《崇德东华录》一，15页)。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遂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干，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喇，乌喇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页)；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7页)；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分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延续到皇太极时。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征多罗特部，“俘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干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王氏《天聪东华录》三，2页)。

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六月，多铎出兵回，“以俘获人口马匹赏从征将士有差”(《天聪东华录》十，6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五月，征虎尔哈，“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归降男子四百十九”(《崇德东华录》五，4页)。这都是显著的例子。

满洲族在关外既有奴隶存在，是否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也不然。我们不能只从有无来决定，而要更多地从它的其他相关方面去考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恨为理由，进攻明朝，临行时他对诸王大臣说“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1页)。这和后来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所说，“非战者杀之，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其父子夫妇勿致离散，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王氏《天聪东华录》四，32页)，实际相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对满洲、蒙古和汉人说，“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许陈诉于本牛录章京，……即宜将无妻者配妻，无马者给马，如力不能……应与妻奴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给以马匹……”(王氏《崇德东华录》二，26页)。这和努尔哈赤的做法，实际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满洲族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1616)，到进入辽沈(1621)，到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36)，并到多尔衮统兵入关(1644)，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先后微有不同，这只是封建制的逐步深化，而不是本质上有所差别。

朝鲜申忠一在虎拦哈达看到满洲“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清代记载也说努尔哈赤在1615年“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可知当时是集体生产。奴隶制是集体生产的，但集体生产并不全是奴隶生产。

这个清代记载，《满文老档》系在1613年，日本人藤田胜二译为“是年免除由部众贡献谷物，以减轻部众的负担。由每牛录出十男丁、四头牛在荒地垦田”。明说为了免除部众的贡赋而实行集体屯田，可知它不是用奴隶生产。如用奴隶生产，分散和集中是一样的不能减轻部众负担。

努尔哈赤1621年曾对群臣说：“为主(ejen)者宜怜仆(aha)，仆宜为其主。仆所事(weilehe收获)之农业(jeku粮)，与主共食(uhejefu)，而主所获之财(bahaolji俘获)及所畋(abalafibaha猎得)之物(yali肉)，亦当与仆共之(uheetu共穿uhejefu共食)。”从这段话看，不像是奴隶生产。农仆虽然还称阿哈(aha奴隶)，但生产关系已扣奴隶制不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奴隶制。这种非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集体生产，在天聪时一直保存着，《实录》中天聪七年(1633)正月庚子，八年(1634)正月癸卯，九年(1635)三月戊辰，都有记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因明朝派人杀了满洲的农夫，他也派兵到会安堡杀戮明朝的农民，并且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袭杀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4页)。这里所说的农夫，满文作“usin(田)weilere(耕)aha(奴隶)”，日本藤田胜二译为“田奴”。这是用当时的惯称，不能因之说明本质，明朝汉族农民显然不会是奴隶。

《清实录》在1618年九月有督农收获的记载，1619年二月有夫役运石筑城，以骑兵卫之的记载，这似乎像是奴隶制。但是不然。这种措置，是为了防止明朝的侵扰，是保护劳作者而不是监督。前此在紫河、三岔、抚安三处，明曾派兵抢夺满洲的收获，这次努尔哈赤命纳邻、音德二人率四百人去收割，并告诫他们“昼则督农收刈，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3页)，以防明人袭击。纳邻、音德违背指示，果被明朝杀七十人。其后努尔哈赤曾说，“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太祖武皇帝实录》三，4页)，正是此意。1619年“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太祖武皇帝实录》三，l页)，也是为了界凡和明朝毗邻，非有重兵不能保护。其后萨尔浒战役清军的获胜，正由于这些“运石人夫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或作吉林岩)，杜松兵围而攻之”，牵制了明兵二万人，正由于“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折大明兵约百人”(同上，2页)，于是“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遂大获全胜，决定了明清胜败全局的关键。假使运石筑城的人夫是奴隶，一定不会这样据险力战的。

满洲范文篇3

满洲族建立的清朝，以一个少数族在二十八年间能人关统治高度封建化的广大的汉人地区，而且后来在和祖国广大民族共同努力下对祖国疆土的奠定和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在历史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此，满洲入关前的社会经济究竟发展到什么阶段，也就值得我们注意了。

关于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问题，目前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

我们从接触到的资料中知道，满洲族的社会发展是和其它民族所经历的社会发展阶段一致的。它经过了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在1433年，也就是明宣德八年，建州女真曾掳掠朝鲜边境的人口、物资，朝鲜官吏李竞令边将切责他们说，“汝等近居我境，乞索盐酱口粮，辄便给与，恩养足矣。但尔等虏掠中国人口及我边民为奴婢使唤，往往有逃来者，审问根脚，中国人发还辽东，我国之人仍令复业。……我国何负于汝，……近者结聚群党，暗入作贼，虏去男女七十余口，杀害四十余口，牛马财物，尽数抢夺……”(么朝鲜李朝实录·世宗》十五年，日本缩印本8册，240页)。1477年(明成化十三年，朝鲜成宗八年)，朝鲜官吏曾说，“野人(指建州女真)剽掠上国(指明朝)边氓，做奴使唤，乃其俗也”(《李朝实录·成宗》卷八十，缩印本16册，59页)。

努尔哈赤十岁(1568年)丧母，和继母不相得，在十九岁时(1577年)和父母分居。《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说：“父惑于继母言，遂分居，……家私止给些须”(故宫博物院铅印本，3页)。这里的“家私”，在《满洲实录》，汉文作“家产”，满文作“阿哈·乌勒哈”(ahaulha)。“阿哈”，汉语是奴隶；“乌勒哈”，汉语是家畜。

奴隶在建州是公开买卖的。《李朝实录》记载说：“唐人刘时……七八岁时，沈应吾只以马一匹买于毛邻卫”(《成宗》卷一五二，缩印本17册，19页，时在1483年)；“彼人(建州)以我国人俘为奇货，转相买卖，辄得厚利”(《燕山君日记》卷十七，缩印本19册，199页，时在1496年)。

1496年(明弘治九年，朝鲜燕山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有建州奴隶逃到朝鲜，不解汉语，朝鲜官吏鱼世谦、尹孝孙曾说，“野人之俗，不相为奴，必虏汉人互相买卖使唤，则此为汉人明矣，……万一还给，其为首者必遭戕害”(《李朝实录》，《燕山君日记》卷十七)。可知建州奴隶都是外族，而且可以自由处死。

这些记载都说明，满洲社会确曾经历过奴隶制，不是从氏族社会飞跃到封建社会的。

那末，满洲的奴隶制什么时候瓦解的?奴尔哈赤1616年建立的政权，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

从世界历史一般情况看，处在先进民族邻近的落后民族，它们的发展往往是比较快的。满洲族介乎汉族和朝鲜族两个高度封建化的民族之间，它们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是密切的，因此，满洲族的进入封建社会，应该比较容易。当然，我们也注意到各地区各民族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相反的例证是存在的，这只是可能，而不是必然的。

满洲族自己的祖先女真，曾在淮河以北地区建立过封建政权的金朝(1115—1234年)，更早的粟末靺鞨也建立过渤海国(698—926年)。虽然在辽灭渤海国之后，把渤海国人南迁辽河流域，元灭金后，入居中原的金人久留不返，金和后来的满洲族没有直接关系；但封建制生产方式对它们不会是陌生的。

1440年(明英宗正统五年)，建州女真移住赫图阿喇(今辽宁新宾县苏子河兴京老城)，地在抚顺之东一百九十里(明于燕芳《剿奴议》)，西北距抚顺二日程，西距清河一日程，西南距璦阳三日程(据1596年朝鲜申忠一书启，见《李朝实录》缩印本第28册，447页。这时努尔哈赤还住在虎拦哈达南岗，即今二道河子旧老城，距赫图阿喇不远)，实际已和明抚顺接壤。当时辽东初有边墙，而且不久设立抚顺关，“在抚顺所(城)东三十里”(《辽东志》卷二，《建置志·关梁》，日本《尊经阁丛书》铅印本129页)，于1464年(天顺八年)开关市易，所以彼此往来很少阻隔。明代辽东边墙修于正统二年(1437年．《全边略记》，弘治六年巡按御史李善题本，“臣见辽东边墙，正统二年始立”)，而后来成化八年(1472年。见《明宪宗成化实录净八年九月庚申条)，正德年间(1506一工521年。《辽东志》卷七，龚用卿、吴希孟会陈边务疏，“正德年间，始立边墙”，日印本，486页。《全辽志》卷五，作“使朝鲜回奏”，《辽海丛书》本36页)，都有修立边墙的记载，甚至到嘉靖末(1565年)巡按御史李辅条陈辽东八事，第一事仍然是修边墙(《全辽志》卷五，辽海本，43页)，可知当时边墙并未获得隔阻内外之效，也可能是由于“土脉卤碱，秋修春颓”(李善题本)，不能不重修。当努尔哈赤起兵五年之后，明朝又于1588年(万历十六年)允许满洲在“抚顺、清河、宽甸、缓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照例取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一，8页)。到了1606年(万历三十四年)，明朝放弃了宽奠新疆八百里，于是满洲族更推进一步，而“辽东东界缓阳、清河、镇顺一带，与奴儿哈赤为邻”(《万历疏钞》卷四十一，宋一韩《抚镇弃地啖虏请查勘疏》)。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建州女真迁到赫图阿喇之后，和明朝的交往从来没有受到阻碍。加以明朝官吏的不时巡边，每年冬季的“烧荒”(每年冬，总兵官率部下军官各统所部兵马出境，分三路或五路，放火沿烧野草，安营延见各少数族头领，量给酒肉、盐米、针布、胭粉、靴袜之类，然后回城。当时称为“烧荒”，认为是边防上重要策略之一。见《辽东志》卷三，《兵食志·边略》。日印本，24l页)，建州的按时朝贡，努尔哈赤父祖和李成梁的关系以及他本人的三次至北京，更可知满洲族和汉族的文化、经济交流是一直不断的。那么，双方生产方式和上层建筑的有所不同，应该也是知道的。

因此，我们从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关系上看，满洲族在努尔哈赤时期进入封建制度，是可能的。

满洲族在入关前，生产已相当发展。远在猛哥帖木儿时，已自言“少时蒙(朝鲜)太祖……支给农牛农器，粮料衣服……”(《李朝实录·世宗》卷二十，缩印本7册，299页)。1423年(永乐二十一年，朝鲜世宗五年)《李朝实录》有“今四月十四日童猛哥帖木儿管下童家吾下等二十七名来告庆源府云，我指挥蒙圣旨许令复还阿木河地面以居，先令我曹率男女二百余名，牛一百余头，送还旧居耕农”(缩印本7册，29l页)的记载。1436年(明正统元年，朝鲜世宗十八年)，朝鲜派人往探建州女真情况，回报说，“见水两岸大野率皆耕垦，农人与牛布散于野”(《李朝实录·世宗》卷十七，缩印本8册，563页)。可见建州女真在明初居住图们江时，已知牛耕务农。但他们是用奴隶生产。

1440年(明正统五年)，建州左卫西迁，明朝安插他们在三土河及婆猪江(佟家江)迤西冬古河(栋鄂河)之间，叫他们“谨守朝廷法度，自在耕牧，安分生理”(《明英宗正统实录》卷七十一，10页，影印本93册)。

1459年(明英宗天顺三年)，“建州等卫野人头目，乞于沿途买牛，带回耕种。上从其请”(《明英宗天顺实录》卷三百，7页，影印本137册)。从此，农业生产，更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1527年(明嘉靖六年)，卢琼谪戍三万卫，写了一部《东戍见闻录》，他说：“夫辽阻山带海，诸夷环徼而居。……自汤站抵开原，日建州、毛邻、海西、野人兀者，皆有室庐，而建州为最。……建州、毛邻则渤海大氏遗孽，乐住种，善缉纺，饮食服用皆如华人，自长白山迤南可拊而治也。……诸夷皆善驰猎，女真建州多喜治生，三卫则最无赖也。”(引自《辽东志》卷七，《艺文志·经略》“卢琼”，日印本483页。其后魏焕著《九边考》，所述建州情况，即本此)可知建州的生产较他族为高，已和关内差不太多。

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十二月，朝鲜申忠一往建州会见努尔哈赤，他记载说，“田地品膏，则落粟一斗种，可获八九石；瘠则仅收一石云”(《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一，缩印本28册，449页)。这个记载，有些夸大，在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可能下种一斗，而收获八九十倍。但满洲族的农业生产有高度的发展，是可以推知的。

明代建州，不但使用铁器，而且会炒铁冶炼。《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二，“己亥年(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三月，始炒铁，开金银矿”(铅印本，1页)。这不是满洲开始学会冶铁技术，而应该是大规模地生产。因为在1475年(明成化十一年，朝鲜成宗六年)，已有“建州贼松古老等，……同里而居者六家，而有冶匠弓人焉”的记载(《李朝实录·成宗》卷五二，缩印本15册，480页)。在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朝鲜成宗十四年)，更有朝鲜官吏李世佐和建州人赵伊时哈等问答的记载：“又问：汝卫甲冑以何物为之乎?答曰：以铁为之。又问曰：铁产于何地?答曰：产于火刺温地面。又问日：有冶工乎?答日：多有之。”(《李朝实录·成宗》卷一五九，缩印本17册，114页下)朝鲜通事河世国，1595年(明万历二十三年，朝鲜宣祖二十八年)报告他在建州的见闻说，努尔哈赤部下有“冶匠十五清入关前满洲族的社会性质409名，皆是胡人”(《李朝实录。宣祖》六九)。显然，经过一百多年后(1483—1599)，不可能才开始炒铁。

我们从满洲语中关于农业生产辞汇之多，和它所反映的复杂，也可以推想满洲族入关前生产技术的水平。类如：耕、耙、栽、种都不相同；耘草、分苗、秀穗、作粒，都有术语；生莠、生虫、黄疸、黑疸，都有区别；犁杖、犁身、犁荐、犁镜、犁铧、犁挽钩、荡头，都有专称(参考《清文鉴》卷二十《产业部》一《农工类。农器类》)等等，均是例证。

生产力大大提高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必须改变，而建立起新的生产关系。在努尔哈赤时期，满洲社会面貌、社会制度性质的变革，是必然的。

从一个落后的社会阶段发展到新的社会阶段，不会是和平地过渡，中间必定经过社会革命，经过解除旧生产关系束缚的斗争(当时的人民解放斗争)。努尔哈赤是没落的上层分子，也就是没落的奴隶主。他的祖父觉昌安和父亲塔克世是有势力的奴隶主，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癸未)由于尼堪外兰(nikanwailan，又译尼康外郎，人名)向导明军进侵古埒城(gure，又译古勒，地名，今辽宁省新宾县西北鼓楼)，同被烧死在城内。明朝扶植尼堪外兰作建州的头领，尼堪外兰压迫努尔哈赤往附，努尔哈赤说，“尔乃吾父部下之人，反令我顺尔，世岂有百岁不死之人……”(《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的“部下之人”，《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奴隶)。可知尼堪外兰原是奴隶主觉昌安、塔克世家的奴隶，后背叛，投降明朝，受明朝总兵官李成梁的豢养，杀害了努尔哈赤的父祖，构成努尔哈赤起兵的理由。属下奴隶的背叛主人，说明在努尔哈赤父祖时期，旧的奴隶制度发生了危机，不能再维持下去了．当然，尼堪外兰也可能是由明朝统治阶级鼓动起来而不是自发的，但是一个奴隶能够起来站在奴隶主的反面，并使奴隶主的儿子归附自己，不能不说是奴隶制的危机了。这种奴隶制危机，同时也出现于哈达，万汗(wanhan，明朝记载称为王台)因“为人残暴，黩货无厌，……其民多叛投叶赫”(王氏《天命东华录>>一，2l页)。也出现于辉发，“贝勒拜音达里族众叛投叶赫。部众亦有叛谋”(《天命东华录》一，24页)。

这种危机，都说明当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不相适应，要求生产关系的改变。努尔哈赤必须建立新的经济方式，才能适应当时人民的要求，才能恢复他家族的声威，才能谋求建州女真的统一。

1583年努尔哈赤自立起兵时，清朝记载，都称起兵。朝鲜记载则说努尔哈赤“崛起为酋长”(《李朝实录·宣祖》卷一八九，乙巳年，1605，七月戊子条)。努尔哈赤在1596年(明万历二十四年，朝鲜宣祖二十九年)二月和余希元说，“俺管事后十三年，不敢犯边”(《李朝实录·宣祖》卷七十三)。1596年的十三年前，正是1583年。可知在起兵的同时努尔哈赤已管事(就是自立为酋长)，人数很少，只有遗甲十三副，因此不能不联合他族，于是和苏克苏浒部四个城寨主诺米纳等相与盟誓。“四酋谓太祖曰，念吾等先众来归，毋视为编氓，望待之如兄弟手足”(《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4页)。这里用的“编氓”，《满洲实录》满文作“诸申”(jusen)。“诸申”是“肃慎”和“女真”的对音(《满洲源流考》，孟森：《明元清系通纪》前编，l一2页)，后用作女真人的泛称(王先谦《天聪东华录》十，14页)，又后为“部下”“所属人员”(同上)的称谓，或解为“满洲之奴才”(《清文汇书》)、“满洲奴仆”(《清文鉴》)，日本人译为“隶臣”(满和对译《满洲实录》，25页)。当然，奴才、部下这种含义，不会是后人伪造的，而是早有的。其所以用作女真人的泛称，正反映它是奴隶制。在阶级分化之后，奴隶主称为“贝勒”或“按班”，于是被奴役的仍保留一般称谓的“诸申”。“诸申”和“阿哈”，意义是相同互用的。

诺米纳等四人请求不作“诸申”，说明当时普遍存在奴隶制；努尔哈赤和他们盟誓，同意他们的请求，说明满洲族的社会制度正在变化和发展。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九月努尔哈赤征叶赫，围兀苏城劝降，“城中人曰，若养之则降”。努尔哈赤接受了，“遂收兀苏降民三百户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7页)。这里所说的“养”，满文称为“乌吉黑”(ujihe，或作ujifi，ujmbi，是语尾变化)，在清初记载中常见，不仅是养活，而有抚聚恩养的意思。16工8年，东海瑚尔哈部长率民百户来降，努尔哈赤命未带家小的回去，这些人留而不去，并且带信给家乡的人说，“汗以抚聚人民为念，收为羽翼，不意施恩至此”(《太祖武皇帝实录》二，“页)，在《满洲实录》满文中抚聚作“乌吉黑”(ujifi，养)。1619年，住开原的明朝官吏来降，努尔哈赤说，“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太祖武皇帝实录》三，5页)，也是抚育的意思。“若养之则降”，意思就是不要把他们俘虏去作奴隶。这些情况，也正说明了奴隶制的危机，旧有制度已经不得人心了。

努尔哈赤在1583—1588年，“招徕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干，国势日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一，8页)。在1589—1615年，“削平各处”(同上)，建立政府。在1619年灭了叶赫，辽东边外“同一音语者”全统一起来。前后三十余年，他对各部进行了多次战争，施行了不同策略。这些不同情况，都反映出当时社会发展的趋向。

1588年四月，“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又董鄂部主……亦率本部军民来归，……是时上招徕各路，归附益众”(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2页)。

1593年十月“遣兵征服朱舍里路……迁之以归”(王氏《天命东华录》一，17页)。

1598年正月“征安褚拉库路……取屯寨二十余，所属人民尽招徕之”(同上19页)。

1599年九月，“率兵征哈达，……尽服哈达属城，器械财物无所取，室家子女完聚如故，悉编入户籍，迁之以归”(同上20页)。

1607年，“东海瓦尔喀部蜚悠城长乞移家来附，命往徙之，遂至蜚悠城，尽收环城屯寨凡五百户，护之先行”(同上23页)。

1607年九月征辉发，“歼其兵，招抚其民，乃班师。辉发灭亡”(同上24页)。

1609年十二月“征渥集部滹野路取之，收二干户而还”(同上26页)。

1625年八月，“征东海虎尔哈部，降其五百户，至是凯旋”(《天命东华录》四，10页)．

上述记载中所说的“户”、“户籍”和一般的“民户”、“家”一样，在满文都作“包衣共”(boigon)，“民”作“伊尔根”(irgen)，“本部军民”作“诸申·伊尔根”(jusenirgen)。可以看出，无论是自愿归附，或是战争降顺，都同样待遇，编为民户，显然和战败沦为奴隶有所不同．

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努尔哈赤从虎拦哈达南岗，移赫图阿喇祖居，筑城居住，曾三次犒赏夫役(《清太祖武皇实录》二，2页)，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复于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宰牛羊犒赏筑城夫役五次(同上)。在1621年有一次还说，“空身行走，尚且劳倦，运木石而筑城者宁不劳欤”(同上书三，12页)?奴隶制下，筑城劳役当然由奴隶承担，这种犒赏，是不同寻常的。更可注意的是，满文《满洲实录》在前一记载作：

“hecen(城)weilere(筑)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89页)。在后一记载作：

“alban(赋役)i(的)niyalma(人)”(日译本92页)。

说明他们是在服徭役，不是奴隶苦工。

朝鲜申忠一《书启》说，1596年正月他在虎拦哈达城遇见搬运大木，凡“三四日程内(距离都城三四天路程的)部落，每一户，计其男丁之数，分番(班)赴役，每名输十条”(《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上)。这也像封建性的徭役。

1611年(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努尔哈赤调查国内贫苦不能结婚的一千余人，配给妻子，得不到的发给库帑令其自娶(《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这种举措，似乎也超越了一般奴隶主的思想意识，反映国内下层最贫苦的人不是奴隶身分。

努尔哈赤在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创立八旗制。全国分八个固山(旗)，大汗统固山，固山统甲喇(后称参领)，甲喇统牛录(后称佐领)，全国人口都隶属于牛录。这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同时又设理政听讼大臣五人，都堂(扎尔固齐)十人。“凡事，都堂先审理，次达五臣，五臣鞫问再达诸王(贝勒)，如此循序问达。令讼者跪于太祖(努尔哈赤)前，先闻听讼者之言，犹恐有冤抑者，更详问之，将是非剖析明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9页)。这也是较过去鲜明的阶梯统治制度。这是封建制的特点之一。

根据上面关于上层建筑所反映的情况，我感到努尔哈赤在1616年所建立的政权一开始就是封建政权，就是封建王朝。

社会发展是有过程的，社会分期也不可能一刀两断，成为崭齐的分界。而满洲各部族的发展又是极不平衡的，同时社会生产关系的变更又是急遽的，所以在努尔哈赤时期，各种生产方式也同时存在。

1625年(明天启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正月，韩润降金，努尔哈赤给他“妻奴、房田、牛马、财帛、衣服一切应用之物”(《太祖武皇帝实录》四，6页)。这里妻奴的奴，《满洲实录》满文作阿哈(aha，奴隶。日文译本320页)。可知努尔哈赤建国后十年，奴隶身分依然同时存在。直至1636年(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十月，我们还看到“赐阵获总兵官巢丕昌奴仆三十户”的记载(王氏《崇德东华录》一，15页)。

1611年(明万历三十九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命将征渥集部虎尔哈路，围扎库塔城，“遂拔其城，杀兵一千，获人畜二干，相近之卫皆招服，将……人民五百户收之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4页)；1613年(明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灭乌喇，乌喇兵“有觅妻子投来者，尽还其眷属，约万家，其余人畜散与众军”(《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6页)；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十一月，遣兵征渥集部雅揽、西临二路，“收降民二百户，人畜一千而还”(《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7页)；1615年(明万历四十三年)，征额赫库伦，“攻取其城，杀人八百，俘获万余，收降五百户而回”(《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这些记载，“降民”和“人畜”分列，显然两种人一定有区别，而在用语上“收”和“获”又互异，说明两种人的身分一定也有不同。在满文，“收”一般作“达哈哈”(dahaha)，就是收抚；“获”一般作“鄂勒吉。巴哈”(oljibaha)，就是俘获。收抚的人口编为民户(boigon)，俘获的人口分给众军，这说明当时在满洲族下层有两种高下不同的身份，同时存在。

这种情况延续到皇太极时。1628年(明崇祯元年，后金天聪二年)二月，征多罗特部，“俘万一千二百人，以蒙古汉人干四百名编为民户，余俱为奴”(王氏《天聪东华录》三，2页)。

1635年(明崇祯八年，金天聪九年)六月，多铎出兵回，“以俘获人口马匹赏从征将士有差”(《天聪东华录》十，6页)。1640年(明崇祯十三年，清崇德五年)五月，征虎尔哈，“俘获男子三百三十六，归降男子四百十九”(《崇德东华录》五，4页)。这都是显著的例子。

满洲族在关外既有奴隶存在，是否仍处于奴隶制阶段，而没有向前发展?也不然。我们不能只从有无来决定，而要更多地从它的其他相关方面去考察。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努尔哈赤以七恨为理由，进攻明朝，临行时他对诸王大臣说“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奸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与敌者勿妄杀”(《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1页)。这和后来1629年(明崇祯二年，金天聪三年)十月，皇太极进攻明朝时所说，“非战者杀之，归降者虽鸡豚勿侵扰，俘获之人，其父子夫妇勿致离散，勿淫人妇女，勿掠人衣服，勿拆庐舍祠宇，勿毁器皿，勿伐果木”(王氏《天聪东华录》四，32页)，实际相同。

1638年(明崇祯十一年，清崇德三年)，皇太极对满洲、蒙古和汉人说，“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许陈诉于本牛录章京，……即宜将无妻者配妻，无马者给马，如力不能……应与妻奴者，朕给以妻奴，应与马匹者给以马匹……”(王氏《崇德东华录》二，26页)。这和努尔哈赤的做法，实际也是相同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满洲族从努尔哈赤建立政权(1616)，到进入辽沈(1621)，到皇太极改国号为清(1636)，并到多尔衮统兵入关(1644)，他们的思想意识形态虽然先后微有不同，这只是封建制的逐步深化，而不是本质上有所差别。

朝鲜申忠一在虎拦哈达看到满洲“各部落例置屯田，使其部酋长掌治耕获”(《李朝实录》缩印本28册，449页)．清代记载也说努尔哈赤在1615年“谕各牛录，每十人出牛四只，于旷野处屯田”(《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二，8页)，可知当时是集体生产。奴隶制是集体生产的，但集体生产并不全是奴隶生产。

这个清代记载，《满文老档》系在1613年，日本人藤田胜二译为“是年免除由部众贡献谷物，以减轻部众的负担。由每牛录出十男丁、四头牛在荒地垦田”。明说为了免除部众的贡赋而实行集体屯田，可知它不是用奴隶生产。如用奴隶生产，分散和集中是一样的不能减轻部众负担。

努尔哈赤1621年曾对群臣说：“为主(ejen)者宜怜仆(aha)，仆宜为其主。仆所事(weilehe收获)之农业(jeku粮)，与主共食(uhejefu)，而主所获之财(bahaolji俘获)及所畋(abalafibaha猎得)之物(yali肉)，亦当与仆共之(uheetu共穿uhejefu共食)。”从这段话看，不像是奴隶生产。农仆虽然还称阿哈(aha奴隶)，但生产关系已扣奴隶制不同，我们不能因此而认为它是奴隶制。这种非奴隶制生产关系的集体生产，在天聪时一直保存着，《实录》中天聪七年(1633)正月庚子，八年(1634)正月癸卯，九年(1635)三月戊辰，都有记载。

1618年(明万历四十六年，金天命三年)九月，努尔哈赤因明朝派人杀了满洲的农夫，他也派兵到会安堡杀戮明朝的农民，并且致书明官说，“尔大国乃行盗窃，袭杀我农夫一百，吾杀汝农夫一千，且汝国能于城内业农乎”(《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4页)。这里所说的农夫，满文作“usin(田)weilere(耕)aha(奴隶)”，日本藤田胜二译为“田奴”。这是用当时的惯称，不能因之说明本质，明朝汉族农民显然不会是奴隶。

《清实录》在1618年九月有督农收获的记载，1619年二月有夫役运石筑城，以骑兵卫之的记载，这似乎像是奴隶制。但是不然。这种措置，是为了防止明朝的侵扰，是保护劳作者而不是监督。前此在紫河、三岔、抚安三处，明曾派兵抢夺满洲的收获，这次努尔哈赤命纳邻、音德二人率四百人去收割，并告诫他们“昼则督农收刈，夜则避于山险处，当今(天)宿南山，明(天)宿北山，今(天)宿东山，明(天)宿西山”(《太祖武皇帝实录》二，13页)，以防明人袭击。纳邻、音德违背指示，果被明朝杀七十人。其后努尔哈赤曾说，“吾欲据界凡筑城，屯兵防卫，令农夫得耕于境内”(《太祖武皇帝实录》三，4页)，正是此意。1619年“遣人夫一万五千赴界凡处运筑城之石，令骑兵四百卫之”(《太祖武皇帝实录》三，l页)，也是为了界凡和明朝毗邻，非有重兵不能保护。其后萨尔浒战役清军的获胜，正由于这些“运石人夫据于界凡之吉邻山险(或作吉林岩)，杜松兵围而攻之”，牵制了明兵二万人，正由于“山上骑兵率众人夫一战，折大明兵约百人”(同上，2页)，于是“更令兵一千登山协助，往下冲杀”，遂大获全胜，决定了明清胜败全局的关键。假使运石筑城的人夫是奴隶，一定不会这样据险力战的。

满洲范文篇4

论文摘要：本文在迟子建小说创作的背景下以民间为溶液稀释其近作《伪满洲国》，通过时比和文本分析讼释了民间视角的内在意蕴。

20世纪80年代初迟子建初涉文坛时，方兴未艾的反思文学思潮并未对她造成太大的影响，《北极村童话》及其后一系列作品的问世，使她逐渐形成了温情、细腻和“美丽的忧伤”的风格。与作家的生活经历直接相连，非宏大叙事的话语功能打造了迟式小说的宁静典雅之美，而《伪满洲国》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却得益于民间视角的确。

民间的形成既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积淀，又受制于主流文化意识形态，表现为易变性、主我性及繁富性。钟敬文早就指出，民间文学要”反映人民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陈思和意义上的民间则是“现实性文化空间”，是“在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伪满洲国》的民间定位就是上述观念系列的延伸。

《伪满洲国》的民间理想，首先建筑在对传统历史叙事机制的叛逆与逃逸之上。传统历史小说希望寻找一种终极意义，一套超稳定的价值体系，先验的指归性遮蔽了主体观照的当下性视线，内在地生成文本的自我循环与求证，伴随定点透视与崇高感的弥漫，通常表现为人物、情节等的表面效应上。《伪满洲国》却实现了深层意蕴的超越与’逆转，在传统结构的着力点上大规模的顺化和弱.化，使叙事对象呈现出个人化和民间化的迁移。如剃头师傅，作为我党的地下工作者，无论是在四平与寻安客栈店主接头，还是在承德女儿家里重开理发铺，甚至让教书先生王亭业写门联并使其人狱直至惨死，都袅生出阻碍性情感反应，但这种经验非但丝毫无损作品的真实度，反而更能激发起读者的认同性热情及现实展延魅力。同样的还有对杨靖宇赵尚志牺牲场景的描写，在典范的历史题材小说那里，这是英雄慷慨激昂视死如归的精神放歌处，而作者相当淡化的处理，令人信服地缩短了文本和读者的间隙。对日本人的刻画也没有采取简单化的倾向，正如作家所说:“尊重历史，保持历史的真实，在保有一个作家应有的良知的同时，对我作品中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赋予以人性的意义”，小说中羽田的多情正直，中村正保的大度、喜欢孩子，山口川雄的明智、重义气，麻枝子的沉静、娴雅等都突破了小日本日本鬼子的审美范式，闪烁着民间理想照耀的光点。

人物独特心灵域的开掘及世俗立场的高扬，是(伪满洲国》民间维度的策源地。民间意识的历史性把握，产生于当下现实个人经验与史实的共鸣。只有擎着现实的火把，才能穿越历史照.见不同时空的景观，作为客体的个人，也只有在血肉现实的内涵与外延的张力中，才能在本能的参义上求得对峙或对话，而民间性更需要有思维的低度飞翔，要贴近“毛茸茸的生活”(王蒙语)。碳伪满洲国》开首便奠定了这一基础:“吉来一旦不上私塾，就会跟着爷爷上街弹棉花，这是最令王金堂头疼的事了。把他领出去容易，带回来难。吉来几乎是对街上所有的铺子都感兴趣，一会去点心铺子了，一会又去于果店了，一会又笑嘻嘻地从畅春坊溜出来了”。这个开头充盈着世俗的乐趣和生活的逻辑，尘世的湿施施的魅力扑面而来。在心灵的平台上，迟子建刻意抉发鲜活的个人经验，由个人磁力场演绎历史世界的自律，其中不乏惰性与生活经验的重逢。作品中王金堂与老伴堪称情爱画廊的民间观照的标本。王金堂被老太太谑称为“罗锅子”，“像老太太的一条狗，总是伸着舌头温情地舔舔她，乖乖的驯顺的”，而当丈夫被日本人抓劳工后，老太太也是“一门心思地盼王金堂”这是金黄麦穗般的情蕴，是市井情怀的沉降，更是民族血脉中沸腾势相的写真。王金堂在日军伙房中做饭时往饭锅里扔虱子、撒尿等细节，更增添了廉价的村俗传奇情致，不无民众原始强力释放与情感宣泄的要义。其他如张荣彩老人精良的布鞋制作技艺;张家老太抛咽蚕豆丧命;王恩浩除夕夜布施;神胡二的枪法;吴瞎子的算命术;乌日楞的神奇医术;狗耳朵的情感历程等，都呈现出民间视角的生命意蕴，以游走的幽灵的姿态在作品中氰氢着，它在笼罩着神秘主义面纱的预设机制的操纵下，奔突进历史层面的潜在内涵，浑染成一幅鲜丽的民风图。小说中与日军牢狱的阴森、细菌研制的毒辣、劳工的凄惨相比，作家更多地展示了世相百态、芸芸众生的景相，从皇宫到妓院，从寺庙到酒馆，既有陈希金这样的神经质诗人，也有红极一时的影星李香兰，鄂伦春的生活，慰安妇的境遇，皇宫奴才的瑟缩，不一而足。广阔而丰富的生活的万花筒异彩纷呈，瑰丽多姿，烛照出伪满时期老百姓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

这种图式的建构，首先得益于人物与景物的叠化。迟子建小说的景物功能濡染了浓郁的民间化情调，作家感受外部世界的特殊方式给人源自民间的平民立场，独特的景致内在地流淌着憨野朴昧的乡村体验。《伪满洲国》中的人物无论皇上、普通人还是日本人，景物都是他们的情绪置换物。婉容在飘飘扬扬的雪花中的独自叹气;狗耳朵在满天繁星的荒山野岭间的思绪;月光背景下羽田凄凉的情爱传奇等等，表面上似有生硬之嫌本质上实是作家民间情绪的拓展和衍化。

其次伪满洲国民间意识的收获还得益于男女的动态点染。民间世界不仅有着清丽的景物外相更有着民间精神的荡漾。作为世俗的伴物，为人物心灵带来了立体化的源泉在作家笔下，女人在性态度上既有强野的一面，更有民间准则束缚下的遵从。刘秋兰在打听到丈夫己残的情况下，才让李金全得逞;杂货张确信丈夫祝兴运遇害后，迅速叫来老情人偷欢。她们所体现的性道德是《伪满洲国》观的主导形式。另外一方面，与世俗世界相和谐，和日本人有染的女性往往被赋予强烈的诅咒色调。紫环因与日本人嬉合，而一再被胡二谩骂;于小书因与山口川雄相恋导致王亭业的惨剧;张秀花因与日本人结婚而变疯，最后惨死于狼口;张丽华的嫁于日本人变疯，离婚后又恢复正常则更多谐谑色彩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吉来同时使两位少女:中国女孩李小梅、日本女孩麻枝子怀孕，在父亲王恩浩的干预下，吉来同李小梅结了婚，但李小梅的泼辣习性与麻枝子的温顺娴雅着实让王家后了悔，这也从个侧面显示了民间的善恶价值观。

弗·詹姆森说:“当我们要决定分析关于过去的形式或客体时，我们首先要在相同与差异之间作出随意的选择(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赞同陌生客体与我们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的话，那么所有导向理解的大门都对我们关闭起来，我们发现自己被我们的整个文化密度与定为异己的客体或文化隔离开来”福柯也强调，重要的不是历史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历史的年代，对此，迟子建曾说:“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评述历史总是后人们做的事情”基于这种理解，作家在搜集了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想象力的作用。如写溥仪的喜怒无常、洁癖就是通过孙小龙、祥贵人谭玉龄、福贵人李玉琴等人的感受与下层平民王小二、老太太等人眼中皇上应有的形象对照着写出的。

迟子建并不在意于中日战争进程的归因式剖析，也不津津乐道于重大战争场面的效染，而是在散淡的人生场景中把重心放在日本操纵伪满傀儡下广大普通人的心灵地平线上，人生况味不绝如缕款款而出。在民间化的审视中，人性及人道主义的祛码始终左右着均衡，在人物链及人物活动的动力系统中起着枢纽及润滑的作用。所以，以民族铺垫升起的民间精神，充盈于人性的光环(halo)之下，相得益彰;相反，非民族的异质社会势相在上述民间域里矛盾重重，举步维艰，不得不靠人性观照来扩张民间的活性。迟子建有效地调和了民间与人性的矛盾，人性的大森超越了一切价值取向而富有形而上的意义。

在呈示人物形象时，小说或是以小人物笔调生发历史人物的隐秘心灵，或是着意在卑琐人生与鲤醒魔败的现实坏境下铺排小人物的命运。因为“在众多的小人物身上，更能看到那个时代的痕迹”，所以作家“特意让小人物来说历史，把历史上的重大事件融人到小人物的命运中去”。如李文在“香肠姑娘”尤里娅与“小住”客栈女老板刘嫂间的情感变迁，就极具生活质感。吉来也是一个特出的典型。有些评论家指责作家本以吉来的视角为切人点，却没有在此基础上生发开去，殊不知这正是作家的处心积虑处。适应独特叙写的变化，作家有意识地让这一富家子弟融人到各色小人物的命运之中，努力凸现其个别性“淘”，以补缀生活的五颜六色:小时淘玩，私塾淘学，长大后淘情，一定范围内显现了普遍的人性。另一个重要人物白面书生郑家晴在急风骤雨般的革命情势下退隐到了个人生活的天地里去，在踌躇满志与世俗生活的漩涡中始终把握不了自己，心中燃烧的正义之火，促使他在所谓的善事中拯救自己:发现海边女尸后报警及带回无家可归的做扇子的老人。但破产的打击，妻子的外遇又使他一次次地在肉体快乐中消饵自己。最后，带着满身的伤痛及美好的希冀，他远涉重洋，奔赴法国。这是一个富于思想，不愿随波逐流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始终生活在矛盾的漩涡之中，想有所作为，但在现实面前屡屡陷于尴尬无奈的境地。郑家晴初始的反叛动机即带有超强的个人功利色彩:想得到于小书，遭受挫折后，在风沙扑面的险恶环境中，他所取的遁返“自己的园地”的道路，实在是革命过程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普遍性道路，与杨沫《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戴愉不同，在革命面前退缩的郑家晴非但没有走进历史中的余永泽，反而同其他小人物一样，在人生的坐标上苦苦挣扎。作家熨贴地凸现了其心路里程，这不能不说是民间硅码的胜利。

满洲范文篇5

一、加强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⒈组织建设：为了开展好支部生活和加强党员的组织管理，更好的发挥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月×日公司党总支针对热电厂投产运营后，党员工作岗位变动较大的实际，经请示安泰热电公司党委同意，重新划分了公司四个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党章规定，分别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了各个支部书记、配齐了支部委员，在划分党支部的同时公司党总支还针对公司领导班子分管工作的不同，把班子成员划分到相应的四个支部，确保了公司全体党员都能接受到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⒉制度建设：在公司党组织制度建设中，我们以基层党支部调整为契机，按照《党支部工作条列》规定，开展了党支部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管理，为四个基层党支部统一定制了工作台帐。在制度建设方面对公司党建制度进行了认真整理，按照保持党建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原则，在吸收原有制度合理部分的同时修订了《党支部目标管理细则》、《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细则》、《行政领导向党总支汇报制度》、《制度》《党员缴纳党费制度》、《公司发展党员细则》和《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多项党建工作制度，通过对上述制度的认真执行有效的发挥了党支部为员工析疑解惑、排忧解难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也切实把支部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⒊党员发展：不断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是保持党的基层组织生机和活力的需要，为此公司党组织把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做为公司党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党员发展中公司党总支注意在一线中发展新党员，在接收新党员工作中，严格按照党员发展规定对重点培养对象除进行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和集中培训学习外还采取了入党前公式。通过上述举措既保证了发展党员工作的公正、公开，也确保了发展党员的质量。××××年“七一“前夕公司四名入党积极分子被安泰公司党委接收为预备党员。

⒋民主评议党员：党总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增强全体党员党性观念，在建党周年来临之际，按照安泰党号《关于评选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通知》要求，于××××年×月×日以四个党支部为单位开展了光明热电公司民主平议党员工作，为了保证此次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严肃性、原创：做到让全体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公司党总支书记和政工部长参加了三个党支部的民主评议党员活动，民主评议前，全体党员都按照要求认真填写了自我评议表，在民主评议中所有党员都能以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角度出发，相互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互相指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认真考评，公司名正式党员全部被评为为合格党员，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名优秀共产党员、科室党支部被评为优秀党支部。

×月×日在安泰公司党委庆“七一”表彰会上，公司科室党支部、共产党员孙明山、高玉亭、刘鑫被安泰公司党委分别授予为优秀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并受到安泰公司党委隆重表彰。

二、开展保持党员先教育宣传动员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中共中央决定从××××年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公司作为第二批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单位之一，为确保此次教育活动能够在公司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党总支按照安泰公司党委《关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准备工作的安排》要求，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满洲里光明热电关于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准备工作的安排》，下发到公司四个党支部。

在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宣传动员中，×月×日公司党总支组织了部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观看了革命题材故事片《张思德》，电影《张思德》以全新的视角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普通一兵的不平凡革命历程以及一代伟人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浓厚感情。公司党员、积极分子在观后感中写到今后的工作中要像张思德那样，坚持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宗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向先进人物学习，为用户服务，为热电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提高全体党员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认识，月份公司党总支利用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和党支部集中活动时间，由中心组组长和各支部书记带领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了《实践》杂志“关于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通过学习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目的、意义、实施步骤和要求。为公司下一步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营造出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班子执政能力

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公司党总支从建设学习型班子入手，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培训学习，着力提高领导班子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在班子成员培训中，公司党总支从抓好中心组学习入手，强化学习氛围和效果。××××年二季度，公司党总支按照年度学体安排，结合当前工作重点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每月组织班子成员进行一次集中学习，为了保证学习效率，每季度由中心组组长检查一次中心组成员学习笔记，在学习内容上除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外还统一组织中心组成员学习了《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领导干部廉政警示、诫勉谈话规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信访条列》和《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等文件精神，通过中心组学习活动的认真开展，增强了中心组成员适应市场竞争力和驾驭企业发展的能力，确保了公司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意识

⒈明确责任：为了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对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领导力度，公司党总支根据安泰热电公司党委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月份成立了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工作机构，确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机制，由公司党总支书记为党风廉政领导小组组长，明确了廉政小组的职责为研究部署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工作任务、具体目标和工作方案，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任务；对各部门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审核公司责任追究案件；对各党支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指导；并向安泰公司党委、纪委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

⒉堵赛漏洞：公司在党风廉政建设中针对××××年北方联合电力公司实行预算制管理，各项费用和生产指标控制较严的实际，在加强增供扩销，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月×日公司召开了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议，对××××年一季度经济运营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对二季度经济指标进行了分解落实。在一季度经营工作总结中，由各部门负责人汇报了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经营部按照年初制定的分解指标进行了逐项核对，认真分析了没有完成的原因，制定出了今后改进的具体措施，为完成年度经营指标提供了保证。

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组长针对公司经营工作面临的形式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各部门要牢牢抓住年度工作目标不动摇，要集中力量抓好二季度生产运行管理，把一季度欠发电量抢回来，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努力提高经营质量；安排好建设资金，推进工程项目工作进度。同时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小组还将加强公司内部审计、财务监督和行政监察，切实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优质服务工作、提高员工职业道德观念

公司党总支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优质服务工作中，结合自身实际，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凝聚人、鼓舞人，弘扬公司良好的道德风尚同时也转变员工的服务观念，丰富了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⒈形式多样庆“七一”：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岁的生日，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公司党总支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来祝建党周年。

在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中，公司党总支为了保证全体党员都能够参加组织活动、接受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重新划分公司基层党支部，在支部书记的待遇上向同级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看齐，增强了支部书记的工作责任心和主动性。

在提高党员责任意识、规范党员的举止行为中，公司党总支在院内醒目处设立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党建橱窗，将公司名党员的照片和姓名全部陈列其中，主动接受全体员工和用热客户的监督。

在庆祝建党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党总支还把六月份安全生产月活动融入其中，在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了“创造党员先锋岗、建立党员责任区”的创岗建区活动，要求共产党员分片承包，密切关注身边员工的生活、思想变化，做好员工生活困难和思想情绪的帮助、疏导工作，同时在自己工作范围内认真查找机械设备、人员操作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及时把生产事故消失在萌芽中。

在弘扬先进事迹中，公司组织员工参加了安泰公司党委组织的“弘扬党员模范事迹”的演讲比赛，为了在全体员工中树立了学习效仿的榜样，公司党总支于×月×日举办了入党宣誓大会和表彰大会，公司名新党员面对党旗入党宣誓，全体共产党员举起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会议上对公司一个先进党支部、一名党务工作者和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表彰。

公司党总支通过庆祝建党周年形式多样活动的开展，既促进了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也增强了共产党员的大局意识、奉献意识和表率意识，同时还激发了公司员工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目前公司已有六名员工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⒉无私奉献助工友：公司党总支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注重引导员工开展献爱心活动，借以提高员工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年二季度公司员工陈同文的爱人因患严重的尿毒症需要换肾治疗，此项费用需要人民币万元，由于先期的治疗费用已使陈同文花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为了帮助陈同文的爱人战胜疾病，××××年五月公司员工发扬了员工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一人有难、大家互助的友爱之心，名员工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捐款三万六千八百元，来帮助陈同文一家度过这暂时的难关。员工们的无私的奉献给予了陈同文及家属极大地精神支持和经济帮助，同时也燃起了陈同文一家战胜病魔的信心。通过此次献爱心捐款活动使光明热电公司扶贫济困、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升华。

⒊行风建设重实效：公司党总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把行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着力解决用户反映的办事不公、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低下以及不依法办事、损害用户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月×日公司党总支接到满洲里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投诉、反映公司收费员在收取富豪精品商城时不出示收费许可证和新世纪地下热用户反映收费员没有和用户签订供用热合同、房屋面积、超高计量不准确的情况。公司接到投诉后高度重视，指派政工部和营销部门负责人走访用户了解情况，根据情况反馈公司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在富豪精品收费中与热用户发生争吵的收费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同时要求公司营销收费员在收取热费中要随身携带收费标准、供用热合同并主动出示收费许可证，如用户对热费收取有异议要负责解释清楚，不准搪塞客户，如再发生用户反映收费员不出示收费证的情况一次教育批评、罚款元，二次以上下岗处理。对世纪广场热用户反映房屋面积、超高计量不准的情况，经过了了解，原因是用户与开发商私下协商一间房屋两家购买，没有到房产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公司原则同意该用户可按现购买面积缴费，待房照办理完后办理更该手续，对该用户提出的另一间房屋超高问题经核实确认后给予了更正，并退还了多收部分，同时对用户反映的不签订用热合同和营销员服务态度不好的问题指派公司软环境建设工作人员代表公司向该用户赔礼致谦。

针对上述反映出的问题，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大对公司窗口单位服务人员的监督与考核，经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对公司所有窗口服务人员逐一建立了软环境建设监督卡，对个人的工作纪律、群众举报、奖惩和学习培训及考勤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并作为年终评先评优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

⒋加大宣传解疑惑：公司在××××年冬季供暖时，由于月份气温突降，加之新电厂锅炉调试时期运行不稳定，致使满洲里市部分地区供热不稳定，用户以此为理由拒缴取暖费的现象较多，公司党总支针对此情况，在满洲里报生活周刊上由分管营销工作的安然经理从造成供热质量不好的起因、公司如何采取措施竭尽全力提高供热质量和热费收取的标准以及公司如何加强服务工作等几个方面向全体市民进行了解答，为了体现公正性，公司营销部门负责人还陪同报社记者一同采访了满洲里市缘何律师事物所，通过报纸这个广为人知的宣传媒体，努力做到为市民消疑解惑。为了加深用户对用热政策的了解和提高用户的缴费意识，公司党总支还联合满洲里报社在生活周刊上连载有关供热的常识性文章。

五、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公司长治久安

⒈消防工作：公司是满洲里市重点防火单位，公司领导始终把消防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在公司内部形成全体员工共同遵守消防法规，履行消防安全义务，预防火灾事故发生，做到迅速、快捷、有效地扑救火灾，×月×日经公司综治工作会议研究，成立了公司、车间、班组三级消防安全网，构建了机构清晰、责任明确的消防工作监控网络，形成了消防工作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良好氛围。×月×日，由于头一天的一场大雨，加之当天风大，公司储煤场存煤自燃，当班值长按照公司火灾应急预案安排，迅速调集人员，公司经理、部门管理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由于扑救及时，控制住了火情，针对煤场存煤自燃的情况，公司安排了名煤场专职消防人员，铺设煤场救火专用消防管道，配备了二十盘临时使用的消防水龙带，同时决定购买一台消防车，为做好消防工作提供了人员和器材的保证。

⒉交通工作：公司目前有各种机动车辆二十多台，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公司成立汽车队对所有车辆和驾驶员进行统一管理，原创：健全各项交通制度，月份公司党总支书记和驾驶员逐一签订了交通安全责任状，月份，在公司停热期间，公司对所有车辆进行了车况检查、保养。为了堵塞漏洞，减少费用支出，公司在车队燃油、配件管理上，结合实际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在每月组织驾驶员进行集中学习中，向所有驾驶员传达了阿荣旗热力公司人身伤亡事故和北方公司交通安全管理制度选编，有效地提高了驾驶员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至今公司未发生一起责任交通事故。

⒊保卫工作：通过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及认真开展每月文明生产、安全生产联合大检查，对一切不安全隐患进行了及时排除，做到了防范于未然，×月×日公司老厂供暖锅炉和座换热站全停，为了做好防火防盗工作，公司安排专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厂房内值班，在安全生产活动中公司对员工认真开展了保卫和消防宣传动员工作，增强了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月×日公司员工张建军等人在上煤作业中发现有人盗窃公司基建设备，在追赶中盗窃人丢下设备逃跑，张建军等人协同公司保安人员对设备进行了清点，被盗物品是锅炉防磨套管共计余根，按照每根元计算，价值千多元。针对该事件的发生，公司要求生产各部门对自己的物资进行一次集中清点，针对公司基建工程正在收尾阶段要求基建办对容易丢失的小件物资进行焊接串联做好防盗措施。

公司在作好内部保卫工作的同时，加强员工工作时间以外的安全管理，六月份满洲里市进入诸多川藏人员前来贩卖商品，为了不引起纠纷，公司综治办要求全体员工包括子女严禁和贩卖商品的川藏人员过密接触，防止了民族纠纷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六、加强工青组织建设、发挥工青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⒈安全月系列活动：今年四月份是第四个全国“安全生产活动月”按照满洲里市和上级公司的统一安排，满洲里光明热电公司在全体员工中开展了以“遵章守纪、关爱生活”为主题、以强化“人身安全、设备安全、意识安全”为重点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在公司内营造出了“人人讲安全、事事保安全”的安全文化氛围。

在此次的“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公司紧紧围绕“遵章守纪、关爱生活”的主题、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细求精的抓安全。针对热电联产工程投产运行后，部分员工由于从事发电厂的运行时间不长，存在对某些事故隐患、事故处理经验不足和今年冬季供暖期公司要新增加供热面积万平方米，夏季外网施工管线长及原供暖锅炉设备夏季大修全面展开等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实际问题，组织了全体员工深入开展了查事故隐患、查违章行为、重点抓好设备巡回检查和定期检查工作，切实提高了全员的安全思想意识和设备健康水平，为降低发电供热机组非计划停运次数、安全迎峰渡夏做好准备。

同时为了通过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让员工了解和掌握安全生产操作知识，避免和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公司还于×月×日举办了全体员工参加的“安康杯有奖知识竞赛活动，满洲里市总工会、呼伦贝尔安泰热电有限公司的领导参加了竞赛活动，为了使公司的管理者和全体员工都能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在此次竞赛活动中公司非生产一线的科室和营销部门也分别派出代表队参加了知识竞赛。

×月×日公司选派三名选手参加了安泰公司工会、生产部联合举办的“安康杯”有奖知识竞赛，公司三名选手在竞赛中荣获竞赛二等奖。

⒉文体活动：公司在文体活动中注重横向联系，借助活动推广、宣传自己，五一期间公司先后派出多名员工参加了市工会和劳动局庆祝“五一”文艺演出，×月×日，公司工会与合作区艺术分团在公司热电厂联合举办了一场慰问员工文艺演出，演出现场气氛活跃，公司三名员工和艺术团的演员们同台献艺，全体被他们的精彩表演所感染，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演出结束后艺术团团长代表全体演员表示要带头缴纳取暖费，同时还表示要做好社区居民的工作，主动缴纳取暖费。

在文体活动的投入上公司出资二万元在热电厂三楼设立了员工之家，员工之家占地面积平方米，内部设有台球、乒乓球和图书等设施。

⒊厂务公开：公司在安泰公司的领导下积极推行厂务公开工作，二季度针对公司领导班子变动情况，健全了厂务公开领导机构，成立以公司经理为组长的厂务公开协调领导小组和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厂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坚持党政工共同负责，让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在公开内容上把把员工关心、关注的《公司年度发展目标、大宗材料采购监督机构和设备材料采购价格抽样、困难员工补助、年度员工培训计划、员工三金缴纳、劳动保护发放标准、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公司年度财会决算、年度招待费使用情况》全部予以面向员工公开，做到让员工知厂情、议厂事，调动了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热情。

满洲里热电厂、光明热电公司

二五年三季度党建工作要点

一、坚持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努力创建学习型单位

⒈扎实抓好中心组理论学习，保证每月不少于一次集中学习。重点学习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要求，树立领导干部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意识、法律意识和领导决策能力。

⒉以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抓好党员学习和员工的政治、理论培训，采取支部生活、集中培训等形式，调动员工学习政治、业务和技术的热情，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抓好党建工作、增强党员党性观念

⒈抓好支部建设，认真执行制度，月份组织一次党课知识学习考试，通过强化党性观念和增强模范作用来发挥党员队伍作用，带动公司各项工作目标的顺利实施。

⒉抓好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力度、吸引一线员工加入党的队伍。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腐败现象发生

⒈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内监督条列》和《党内纪律处分条列》提高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

⒉认真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利用班子会、环节干部会议等形式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纪委的各项安排和要求。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

⒊加强制度建设、作好防范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必须作到民主决策，公开透明。原创：

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力度，提高员工的文明意识

⒈以满洲里市开展市民文明教育工程、干部知识更新、弱势群体脱贫三大工程启动为切入点，认真抓好员工文明素质教育，推动全体员工爱岗敬业、团结协作良好的人文和工作环境。

⒉继续开展员工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内部沟通、促进团结、昂扬的工作氛围，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⒊继续深入软环境建设，提高供热质量和员工的服务意识，为公司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真正做到让政府放心、用户满意。

五、加强工会、青工组织建设、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⒈深入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引导员工针对新电厂刚投产运行不稳定的实际，重点开展查找设备隐患、开展攻关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保证设备运行稳定杜绝各类责任事故发生。

⒉关心员工生活、解决员工实际困难，摸清困难员工情况、做到困员工的第一知情人，在员工家属有困难时主动前往慰问帮助，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满洲范文篇6

一、加强党组织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和凝聚力

⒈组织建设：为了开展好支部生活和加强党员的组织管理，更好的发挥出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政治核心、战斗堡垒和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月日公司党总支针对×热电厂投产运营后，党员工作岗位变动较大的实际，经请示安泰热电公司党委同意重新划分了公司四个基层党支部，并按照党章规定分别召开了支部党员大会选举了各个支部书记、配齐了支部委员，在划分党支部的同时公司党总支还针对公司领导班子分管工作的不同，把班子成员划分到相应的四个支部，确保了公司全体党员都能接受到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⒉制度建设：在公司党组织制度建设中，我们以基层党支部调整为契机，按照《党支部工作条列》规定，开展了党支部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管理，为四个基层党支部统一定制了工作台帐。在制度建设方面对公司党建制度进行了认真整理，按照保持党建制度的稳定性、连续性的原则，在吸收原有制度合理部分的同时修订了《党支部目标管理细则》、《党风廉政建设实施细则》、《行政领导向党总支汇报制度》、《制度》《党员缴纳党费制度》、《公司发展党员细则》和《民主生活会制度》等多项党建工作制度，通过对上述制度的认真执行有效的发挥了党支部为员工析疑解惑、排忧解难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也切实把支部工作纳入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⒊党员发展：不断发展新党员、壮大党的队伍，是保持党的基层组织生机和活力的需要，为此公司党组织把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做为公司党建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在党员发展中公司党总支注意在一线中发展新党员，在接收新党员工作中，严格按照党员发展规定对重点培养对象除进行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和集中培训学习外还采取了入党前公式。通过上述举措既保证了发展党员工作的公正、公开，也确保了发展党员的质量。××年“七一“前夕公司四名入党积极分子被安泰公司党委接收为预备党员。

⒋民主评议党员：党总支为了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增强全体党员党性观念，在建党周年来临之际，按照安泰党号《关于评选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通知》要求，于××年月日以四个党支部为单位开展了光明热电公司民主平议党员工作，为了保证此次民主评议党员工作的严肃性、做到让全体党员充分发表意见，公司党总支书记和政工部长参加了三个党支部的民主评议党员活动，民主评议前，全体党员都按照要求认真填写了自我评议表，在民主评议中所有党员都能以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的角度出发，相互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互相指出在工作、学习和生活中存在的不足，通过认真考评，公司名正式党员全部被评为为合格党员，在此基础上评选出名优秀党务工作者、名优秀共产党员、科室党支部被评为优秀党支部。

月日在安泰公司党委庆“七一”表彰会上，公司科室党支部、共产党员孙明山、高玉亭、刘鑫被安泰公司党委分别授予为优秀党支部、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并受到安泰公司党委隆重表彰。

二、开展保持党员先教育宣传动员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中共中央决定从××年月开始，用一年半左右时间，在全党开展以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要内容的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公司作为第二批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单位之一，原创：为确保此次教育活动能够在公司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党总支按照安泰公司党委《关于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准备工作的安排》要求成立了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领导小组”，制定了《满洲里光明热电关于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准备工作的安排》，下发到公司四个党支部。

在开展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宣传动员中，月日公司党总支组织了部分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观看了革命题材故事片《张思德》，电影《张思德》以全新的视角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普通一兵的不平凡革命历程以及一代伟人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浓厚感情。公司党员、积极分子在观后感中写到今后的工作中要像张思德那样，坚持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宗旨，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向先进人物学习，为用户服务，为热电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提高全体党员对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认识，月份公司党总支利用领导班子中心组学习和党支部集中活动时间，由中心组组长和各支部书记带领全体党员认真学习了《实践》杂志“关于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意见”通过学习使全体党员明确了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目的、意义、实施步骤和要求。为公司下一步开展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营造出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提高班子执政能力

在领导班子建设中，公司党总支从建设学习型班子入手，不断加强领导干部的培训学习，着力提高领导班子的工作作风、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在班子成员培训中，公司党总支从抓好中心组学习入手，强化学习氛围和效果。××年二季度，公司党总支按照年度学体安排，结合当前工作重点制定详细的学习计划，每月组织班子成员进行一次集中学习，为了保证学习效率，每季度由中心组组长检查一次中心组成员学习笔记，在学习内容上除了思想政治理论学习外还统一组织中心组成员学习了《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领导干部廉政警示、诫勉谈话规定》、《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央企业党建工作的意见》、《信访条列》和《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等文件精神，通过中心组学习活动的认真开展，增强了中心组成员适应市场竞争力和驾驭企业发展的能力，确保了公司各项工作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

四、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增强党员干部遵纪守法、廉洁自律意识

⒈明确责任：为了进一步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强化责任意识，加大对责任制考核工作的领导力度，公司党总支根据安泰热电公司党委工作要求，结合自身实际，月份成立了公司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工作机构，确立了“一把手”负总责的工作机制，由公司党总支书记为党风廉政领导小组组长，明确了廉政小组的职责为研究部署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的重点工作任务、具体目标和工作方案，分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任务；对各部门贯彻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情况的监督、检查、考核；审核公司责任追究案件；对各党支部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指导；并向安泰公司党委、纪委报告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

⒉堵赛漏洞：公司在党风廉政建设中针对××年北方联合电力公司实行预算制管理，各项费用和生产指标控制较严的实际，在加强增供扩销，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的同时，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严格控制各项费用支出，月日公司召开了一季度经济活动分析会议，对××年一季度经济运营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对二季度经济指标进行了分解落实。在一季度经营工作总结中，由各部门负责人汇报了经济指标完成情况，经营部按照年初制定的分解指标进行了逐项核对，认真分析了没有完成的原因，制定出了今后改进的具体措施，为完成年度经营指标提供了保证。

公司党风廉政建设组长针对公司经营工作面临的形式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要求各部门要牢牢抓住年度工作目标不动摇，要集中力量抓好二季度生产运行管理，把一季度欠发电量抢回来，要进一步加强公司经营管理，努力提高经营质量；安排好建设资金，推进×工程项目工作进度。同时公司党风廉政建设小组还将加强公司内部审计、财务监督和行政监察，切实提高管理效率和经营效益。

五、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优质服务工作、提高员工职业道德观念

公司党总支在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和优质服务工作中，结合自身实际，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来凝聚人、鼓舞人，弘扬公司良好的道德风尚同时也转变员工的服务观念，丰富了员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⒈形式多样庆“七一”：今年的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岁的生日，为了纪念党的生日、公司党总支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活动来祝建党周年。

在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中，公司党总支为了保证全体党员都能够参加组织活动、接受到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重新划分公司基层党支部，在支部书记的待遇上向同级部门的行政管理人员看齐，增强了支部书记的工作责任心和主动性。

在提高党员责任意识、规范党员的举止行为中，公司党总支在院内醒目处设立了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党建橱窗，将公司名党员的照片和姓名全部陈列其中，主动接受全体员工和用热客户的监督。

在庆祝建党周年的系列活动中，党总支还把六月份安全生产月活动融入其中，在全体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中开展了“创造党员先锋岗、建立党员责任区”的创岗建区活动，要求共产党员分片承包，密切关注身边员工的生活、思想变化，做好员工生活困难和思想情绪的帮助、疏导工作，同时在自己工作范围内认真查找机械设备、人员操作中存在的事故隐患，及时把生产事故消失在萌芽中。

在弘扬先进事迹中，公司组织员工参加了安泰公司党委组织的“弘扬党员模范事迹”的演讲比赛，为了在全体员工中树立了学习效仿的榜样，公司党总支于月日举办了入党宣誓大会和表彰大会，公司名新党员面对党旗入党宣誓，全体共产党员举起右拳重温了入党誓词，会议上对公司一个先进党支部、一名党务工作者和名优秀共产党员进行了表彰。

公司党总支通过庆祝建党周年形式多样活动的开展，既促进了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也增强了共产党员的大局意识、奉献意识和表率意识，同时还激发了公司员工加入党组织的迫切愿望，目前公司已有六名员工郑重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⒉无私奉献助工友：公司党总支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中注重引导员工开展献爱心活动，借以提高员工的团队精神和良好的道德风尚，××年二季度公司员工陈同文的爱人因患严重的尿毒症需要换肾治疗，此项费用需要人民币万元，由于先期的治疗费用已使陈同文花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为了帮助陈同文的爱人战胜疾病，××年五月公司员工发扬了员工之间情同手足、亲如兄弟、一人有难、大家互助的友爱之心，名员工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大家捐款三万六千八百元，来帮助陈同文一家度过这暂时的难关。员工们的无私的奉献给予了陈同文及家属极大地精神支持和经济帮助，同时也燃起了陈同文一家战胜病魔的信心。通过此次献爱心捐款活动使光明热电公司扶贫济困、互助友爱的传统美德得到进一步弘扬和升华。

⒊行风建设重实效：公司党总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把行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内容，着力解决用户反映的办事不公、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低下以及不依法办事、损害用户利益的难点、热点问题。月日公司党总支接到满洲里市软环境建设办公室投诉、反映公司收费员在收取富豪精品商城时不出示收费许可证和新世纪地下热用户反映收费员没有和用户签订供用热合同、房屋面积、超高计量不准确的情况。公司接到投诉后高度重视，指派政工部和营销部门负责人走访用户了解情况，原创：据情况反馈公司召开了专题会议，对在富豪精品收费中与热用户发生争吵的收费员进行了严厉批评教育，同时要求公司营销收费员在收取热费中要随身携带收费标准、供用热合同并主动出示收费许可证，如用户对热费收取有异议要负责解释清楚，不准搪塞客户，如再发生用户反映收费员不出示收费证的情况一次教育批评、罚款元，二次以上下岗处理。对世纪广场热用户反映房屋面积、超高计量不准的情况，经过了了解，原因是用户与开发商私下协商一间房屋两家购买，没有到房产部门办理变更手续，公司原则同意该用户可按现购买面积缴费，待房照办理完后办理更该手续，对该用户提出的另一间房屋超高问题经核实确认后给予了更正，并退还了多收部分，同时对用户反映的不签订用热合同和营销员服务态度不好的问题指派公司软环境建设工作人员代表公司向该用户赔礼致谦。

针对上述反映出的问题，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同时加大对公司窗口单位服务人员的监督与考核，经公司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对公司所有窗口服务人员逐一建立了软环境建设监督卡，对个人的工作纪律、群众举报、奖惩和学习培训及考勤情况进行了详细的登记，并作为年终评先评优的一项重要考核内容，

⒋加大宣传解疑惑：公司在××年冬季供暖时，由于月份气温突降，加之新电厂锅炉调试时期运行不稳定，致使满洲里市部分地区供热不稳定，用户以此为理由拒缴取暖费的现象较多，公司党总支针对此情况，在满洲里报生活周刊上由分管营销工作的安然经理从造成供热质量不好的起因、公司如何采取措施竭尽全力提高供热质量和热费收取的标准以及公司如何加强服务工作等几个方面向全体市民进行了解答，为了体现公正性，公司营销部门负责人还陪同报社记者一同采访了满洲里市缘何律师事物所，通过报纸这个广为人知的宣传媒体，努力做到为市民消疑解惑。为了加深用户对用热政策的了解和提高用户的缴费意识，公司党总支还联合满洲里报社在生活周刊上连载有关供热的常识性文章。

五、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确保公司长治久安

⒈消防工作：公司是满洲里市重点防火单位，原创：公司领导始终把消防工作作为企业管理的一项重点工作，为了在公司内部形成全体员工共同遵守消防法规，履行消防安全义务，预防火灾事故发生，做到迅速、快捷、有效地扑救火灾，月日经公司综治工作会议研究，成立了公司、车间、班组三级消防安全网，构建了机构清晰、责任明确的消防工作监控网络，形成了消防工作人人有责，人人负责的良好氛围。月日，由于头一天的一场大雨，加之当天风大，公司储煤场存煤自燃，当班值长按照公司火灾应急预案安排，迅速调集人员，公司经理、部门管理人员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由于扑救及时，控制住了火情，针对煤场存煤自燃的情况，公司安排了名煤场专职消防人员，铺设煤场救火专用消防管道，配备了二十盘临时使用的消防水龙带，同时决定购买一台消防车，为做好消防工作提供了人员和器材的保证。

⒉交通工作：公司目前有各种机动车辆二十多台，为了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公司成立汽车队对所有车辆和驾驶员进行统一管理，健全各项交通制度，月份公司党总支书记和驾驶员逐一签订了交通安全责任状，月份，在公司停热期间，公司对所有车辆进行了车况检查、保养。为了堵塞漏洞，减少费用支出，公司在车队燃油、配件管理上，结合实际制定了严格的考核标准，在每月组织驾驶员进行集中学习中，向所有驾驶员传达了阿荣旗热力公司人身伤亡事故和北方公司交通安全管理制度选编，有效地提高了驾驶员责任意识和安全意识。至今公司未发生一起责任交通事故。

⒊保卫工作：通过制定严密的防范措施及认真开展每月文明生产、安全生产联合大检查，对一切不安全隐患进行了及时排除，做到了防范于未然，月日公司老厂供暖锅炉和座换热站全停，为了做好防火防盗工作，公司安排专人每天二十四小时在厂房内值班，在安全生产活动中公司对员工认真开展了保卫和消防宣传动员工作，增强了全体员工的责任意识，月日公司员工张建军等人在上煤作业中发现有人盗窃公司基建设备，在追赶中盗窃人丢下设备逃跑，张建军等人协同公司保安人员对设备进行了清点，被盗物品是锅炉防磨套管共计余根，按照每根元计算，价值千多元。针对该事件的发生，公司要求生产各部门对自己的物资进行一次集中清点，针对公司基建工程正在收尾阶段要求基建办对容易丢失的小件物资进行焊接串联做好防盗措施。

公司在作好内部保卫工作的同时，加强员工工作时间以外的安全管理，六月份满洲里市进入诸多川藏人员前来贩卖商品，为了不引起纠纷，公司综治办要求全体员工包括子女严禁和贩卖商品的川藏人员过密接触，防止了民族纠纷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六、加强工青组织建设、发挥工青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

⒈安全月系列活动：今年四月份是第四个全国“安全生产活动月”按照满洲里市和上级公司的统一安排，满洲里光明热电公司在全体员工中开展了以“遵章守纪、关爱生活”为主题、以强化“人身安全、设备安全、意识安全”为重点的“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活动的开展在公司内营造出了“人人讲安全、事事保安全”的安全文化氛围。

在此次的“安全生产月”活动中，公司紧紧围绕“遵章守纪、关爱生活”的主题、认真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严细求精的抓安全。针对×热电联产工程投产运行后，部分员工由于从事发电厂的运行时间不长，存在对某些事故隐患、事故处理经验不足和今年冬季供暖期公司要新增加供热面积万平方米，夏季外网施工管线长及原供暖锅炉设备夏季大修全面展开等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实际问题，组织了全体员工深入开展了查事故隐患、查违章行为、重点抓好设备巡回检查和定期检查工作，切实提高了全员的安全思想意识和设备健康水平，为降低发电供热机组非计划停运次数、安全迎峰渡夏做好准备。

同时为了通过此次安全生产月活动的开展，让员工了解和掌握安全生产操作知识，避免和预防各类事故的发生，公司还于月日举办了全体员工参加的“安康杯有奖知识竞赛活动，满洲里市总工会、呼伦贝尔安泰热电有限公司的领导参加了竞赛活动，为了使公司的管理者和全体员工都能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在此次竞赛活动中公司非生产一线的科室和营销部门也分别派出代表队参加了知识竞赛。

月日公司选派三名选手参加了安泰公司工会、生产部联合举办的“安康杯”有奖知识竞赛，公司三名选手在竞赛中荣获竞赛二等奖。

⒉文体活动：公司在文体活动中注重横向联系，借助活动推广、宣传自己，五一期间公司先后派出多名员工参加了市工会和劳动局庆祝“五一”文艺演出，月日，公司工会与合作区艺术分团在公司热电厂联合举办了一场慰问员工文艺演出，演出现场气氛活跃，公司三名员工和艺术团的演员们同台献艺，全体被他们的精彩表演所感染，台上、台下情感交融，演出结束后艺术团团长代表全体演员表示要带头缴纳取暖费，同时还表示要做好社区居民的工作，主动缴纳取暖费。

在文体活动的投入上公司出资二万元在热电厂三楼设立了员工之家，员工之家占地面积平方米，内部设有台球、乒乓球和图书等设施。

⒊厂务公开：公司在安泰公司的领导下积极推行厂务公开工作，二季度针对公司领导班子变动情况，健全了厂务公开领导机构，成立以公司经理为组长的厂务公开协调领导小组和以党总支书记为组长的厂务公开监督领导小组，坚持党政工共同负责，让全体员工共同参与，在公开内容上把把员工关心、关注的《公司年度发展目标、大宗材料采购监督机构和设备材料采购价格抽样、困难员工补助、年度员工培训计划、员工三金缴纳、劳动保护发放标准、民主评议领导干部、公司年度财会决算、年度招待费使用情况》全部予以面向员工公开，做到让员工知厂情、议厂事，调动了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热情。

满洲里热电厂、光明热电公司

二五年三季度党建工作要点

一、坚持抓好政治理论学习，努力创建学习型单位

⒈扎实抓好中心组理论学习，保证每月不少于一次集中学习。重点学习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活动有关要求，树立领导干部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提高领导干部的政策意识、法律意识和领导决策能力。

⒉以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为契机，抓好党员学习和员工的政治、理论培训，采取支部生活、集中培训等形式，调动员工学习政治、业务和技术的热情，培育良好的学习氛围。

二、抓好党建工作、增强党员党性观念

⒈抓好支部建设，认真执行制度，月份组织一次党课知识学习考试，通过强化党性观念和增强模范作用来发挥党员队伍作用，带动公司各项工作目标的顺利实施。

⒉抓好积极分子培训工作力度、吸引一线员工加入党的队伍。

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腐败现象发生

⒈组织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内监督条列》和《党内纪律处分条列》提高党员干部的责任意识。

⒉认真开展党风党纪教育，利用班子会、环节干部会议等形式及时传达学习上级党委、纪委的各项安排和要求。牢固树立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

⒊加强制度建设、作好防范措施。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在重大事项决策上必须作到民主决策，公开透明。

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力度，提高员工的文明意识

⒈以满洲里市开展市民文明教育工程、干部知识更新、弱势群体脱贫三大工程启动为切入点，认真抓好员工文明素质教育，推动全体员工爱岗敬业、团结协作良好的人文和工作环境。

⒉继续开展员工喜闻乐见、原创：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增强内部沟通、促进团结、昂扬的工作氛围，增强公司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⒊继续深入软环境建设，提高供热质量和员工的服务意识，为公司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真正做到让政府放心、用户满意。

五、加强工会、青工组织建设、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⒈深入开展安康杯竞赛活动、引导员工针对新电厂刚投产运行不稳定的实际，重点开展查找设备隐患、开展攻关和合理化建议活动，保证设备运行稳定杜绝各类责任事故发生。

⒉关心员工生活、解决员工实际困难，摸清困难员工情况、做到困员工的第一知情人，在员工家属有困难时主动前往慰问帮助，消除员工的后顾之忧，调动员工的工作热情

满洲范文篇7

根据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记录第1326号记载，1931年5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周刊《满洲评论》发行事宜获准①。另据日本学术界的考证，早在1931年初，橘朴、野田兰藏、小山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华文人，便不时在大连举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聚会，主题大多是谈论时事、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创办时事评论杂志的创意[1]。负责疏通工作的是曾任《东方通信》社记者的小林英一，他通过旧交在关东军及关东州厅迅速开始活动。先是从关东州厅打探评论类杂志刊行的相关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寻求援助；得知时事杂志的刊行极为困难以后，他又在关东军内部进行疏通，并通过关东州厅的友人极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兼任满铁和关东军特派员的“满洲青年联盟会”理事的小山贞知，也频繁游说关东军的上层，并得到了橘朴的至交、时任关东州厅外事课长河相达夫的助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终于取得了《满洲评论》的发刊许可，条件是需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并须在许可日开始50天以内发行创刊号嘲。其时杂志的运营资金、事务所和编辑人员等诸多问题尚无着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东京，意欲向亚细亚学会筹措资金，结果因告败而未归，留给橘朴的是主编的机遇。不仅如此，该刊同时面I临了其他杂志提出收购《满洲评论》发行权、实行联合办刊的局面。坚持自主办刊的小山贞知，先行垫付了500元保证金，并恳求关东州厅将创刊号的发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访了当时在满铁涉外部资料课做特派员的橘朴，并承诺由自己来负责周刊运营，聘请橘朴负责编辑业务及相关事宜。橘朴当即应诺，并主张应启用新生力量从事编辑工作。为此，橘朴找到了资料课的同僚大缘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还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组成了创刊号的编辑阵容[3]。该刊文学专栏正式创设于1936年，就杂志本身的历史而言时期较晚。但相关文艺文学专题的文章刊发却几乎与该刊诞生同步，并横亘了《满洲评论》办刊14年。伪满时期知名日本文学家山口慎一，创刊伊始便担任责任编辑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责任编辑。他以矢间恒耀和大内隆雄这两个笔名，分别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报道，两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时伪满文坛乃至中国近代文坛做出了研究。应该说，作为时评周刊中的文艺元素，《满洲评论》文学专栏及文艺报道是对时事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主战的军部地位浮升，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彻底沦陷。在此前长期的殖民渗透过程中。东北地区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内的大量日本移民，关东军也企图利用这些在华活动的日本文人，为自己的殖民文化统治服务。《满洲评论》的问世可以称得上是应运而生，但其存在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刊物本身、特别是文学专栏并未受到当局高压舆论管制的束缚，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真实性。因此，从全新的角度对《满洲评论》及其文学专栏做出分析，弥补《满洲评论》研究空白，对本世纪的新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下文分述该刊主编橘朴和文学编辑山口慎一，从办刊方针与文艺栏目构成两方面考证《满洲评论》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探寻评论周刊中时事与文学的初衷。橘朴，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报人、新闻记者、汉学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05年任札幌《北海时报》记者。翌年，24岁的橘朴来到中国，担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1913年开始从事中国道教研究。1916年从事北洋政府财政、税制、土地制度的调查工作。1917年任“满洲报社贸易部”总经理，1922年成为《京津日日新闻》主笔，并确立了在华日本报界人士的稳固地位。此间同时编辑《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杂志。笔墨所至触及了以民间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及社会结构。为其后主编《满洲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作为《满洲评论》总编辑的橘朴，历时长达14年，横亘了伪满洲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不仅主导了《满洲评论114年的思想与言论动向。而且在坊间赢得了“《满洲评论》即橘朴，橘朴即《满洲评论》”的称道[5]。橘朴在中国思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华4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局势、中国东北农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伪满洲国时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日本学者‘6。。橘朴50岁上逢九--]k事变，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其后他积极投身“满洲国建国运动”①。事变爆发后，橘朴在《满洲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方向转换》一文，成为他此后从理论到实践朝着“新方向”转型的历史印迹‘7。。他最初是反对九--／k事变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时代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东北地区财政和内政迟早要回归到满洲地方”。并以此为主旨开始执笔《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一文，准备在《满洲评论》上发表旧J。1931年10月，经小山贞知斡旋。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橘朴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从旅顺移住大连桃源台的橘朴。就曾与石原莞尔私下会面，就“满洲”时局交换意见‘9。。此次会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决定了橘朴的“方向转换”。此后的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并为伪满洲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是一本为日本侵华行径提供“理论依据”的书。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⑦。这年年底，他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应关东军的旨意。组织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同年6月，他还与石原莞尔有过密谈，商议伪满洲国人事组织问题。+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出任了该会的理事①。橘朴“转换”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并幻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环境下实现所谓“大众利益”。橘朴作为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长期在中国东北地方实践“农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动的本质，却是在关东军的指使和资助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武器”。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与社会主义的民众利益于一身的橘朴，其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他作为该刊主编，主导了《满洲评论》的主要舆论导向。他执笔撰写了《满洲评论社告》，为该刊特别是时事评论栏确立了政治立场：“一、科学且公正地对支那时事做出批判与评论；二、做具有解说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纪事杂报；为支那及满洲现势做出判断提供必要的内外部文献资料；四、用平易朴实的文体，传递科学且实用的新闻。”[1此橘朴主张的这一办刊原则，奠定了《满洲评论》中时事部分的基调，也对文艺栏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幼来到中国，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29年进入满铁工作。他与中国近代文坛一直保持着深入接触，与鲁迅、郁达夫、田汉交好；他以《满洲评论》为阵地，翻译了中国左翼文人朱其华的政治经济论文，并引介了东北文学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学作品。因其积极的左倾思想，他遭到当局严密监管，几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放弃在文学上的创作和研究。他凭借自身对中国东北近代文学的深厚了解，著《东北文学20年》一书，奠定了他在伪满文坛上不容小窥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满洲评论》第2卷第1期，山口即发表了评论《支那学界一瞥》。随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发表了《中国文艺与文化之展望》和《中国舆论界就满洲问题之讨论》两篇文章。前者是文艺报道，而后者则是时事评论，但就两篇的内在联系而言，都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东北地区文艺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满洲评论》文学专栏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满洲评论》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为《满支文坛时评》投稿，这是文学与时事的有机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关照的真实体现。该栏目刊载了以山口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谓满洲文学作品》(第10卷第19期)、《鲁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启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学报道和文艺评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满洲评论》多元化的文学部分构成，成为该时事评论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发表在文学专栏的文章以文艺评论居多，特别是对当时的伪满文坛多有反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后几次追踪报道，对现今考证东北文学史有极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对中国近代文坛特别是鲁迅的关注，也是该刊区别于同时代报刊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在山口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满日本知识青年。这些左翼文艺分子与山口一道，撰写了大量文学色彩浓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艺术评论，这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该刊的“评论”机能，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繁荣伪满洲国文坛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殖民文学伴随殖民政策而生长”；与此同时，“殖民文学又加速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步伐眦托】。就《满洲评论》的情况而言，在橘朴确立的刊物言论主导为针砭时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学专栏促成了刊物栏目构成的多元化、充实了办刊主题与内容。四80年来，包括日本的学术界在内，与《满洲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导致这本杂志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解读和充分的认定。作为伪满洲国研究的重要文字依凭与历史记录，《满洲评论}28卷总计约700余期的内容，留下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农业、民俗以及伪满洲国相关机构人士变动等极为丰饶的原生态史料，改变这种现状无疑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橘朴作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价值近年来得到中日两围学界的日益关注。橘朴是《满洲评论》舆论导向的灵魂，《满洲评论》也是他新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断言，橘朴作为主编，中止了《满洲评论》成为关东军喉舌的命运。与之相对．山口慎一是伪满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家。他作为具有左翼思想的积极进步人士，以文学为武器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他将《满洲评论》中的文艺要素最大化，使该刊成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伪满的重要活动舞台。橘朴与山口慎一对《满洲评论》的影响，恰如该刊中同时充斥着的时评与文艺两种力量，既互为补充，又彼此作用。可见，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在受政治时事左右的同时，也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想必这就是《满洲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时事与文学的共同初衷。

满洲范文篇8

关键词：中俄贸易；跨境电子商务；满洲里学院；专业人才培养

在全球电子商务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跨境电子商务必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合作的新模式与新引擎，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沿边地区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和巨大潜力，也是其推进外贸企业转型升级和打造新经济增长极的战略选择。任何产业的快速发展都需要坚强的人才支撑，但就全国来看，跨境电子商务这一新兴产业的人才供给严重短缺，对于地处偏远的沿边地区情况更为严峻[1]。因此，沿边地区高等院校必然承担本土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的责任，以破解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紧缺难题，为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本文以地处中俄沿边高校——内蒙古大学满洲里学院为例，分析沿边地区大力发展跨境电子商务的机遇，探讨沿边地区高校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培养的思路和策略。

一、满洲里跨境电子商务发展的历史机遇

地处于中俄蒙三角地带的满洲里是第一欧亚大陆桥的交通要冲，现已形成集铁路、公路、航空于一体的立体化口岸疏运体系，口岸货运量始终雄居全国同类口岸之首，2013年始，年口岸过货量累计超过3000万吨，在国家沿边开放格局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满洲里与俄罗斯、伊朗、蒙古、美国等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其中与俄罗斯贸易的占比最大，多年来对俄贸易额在满洲里外贸总额中的比重保持在90%左右。满洲里在发展对俄跨境电子商务方面具有明显和优势和机遇。首先，当前电子商务国际化趋势日趋明显，电子商务正在向跨国、跨区域、跨经济体延伸，并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数据技术创新发展及国际电子商务环境逐步完善的作用下不断加速。全球的跨境电子商务大发展势在必行[2]；其次，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存在巨大潜力，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是俄罗斯人最爱逛的网店，中国产品也成为俄罗斯跨境网购的最大来源[3]。物美价廉、种类丰富的中国商品在俄罗斯极具消费吸引力，俄罗斯已成为中国跨境电子商务的重要海外市场，而且，2014年，俄罗斯网络购物交易额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占比不到2%，而中国的占比已突破10%，足见跨境电商在俄罗斯的巨大潜力；再次，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有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近年来，国务院、商务部、海关总署已出台多项政策，要求相关部门完善相应的海关监管、检验检疫、退税、跨境支付、物流等支撑系统。自治区政府也明确提出加大对电商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出台相关推动政策。满洲里把发展对俄跨境电子商务列为全市经济工作的重心，满洲里被自治区商务厅列入跨境电子商务重点城市，又获准设立自治区首家综合保税区，随之而来的一系列优惠政策都将有助于跨境电商的开展。

二、满洲里跨境电子商务人才需求分析

作为全国最大陆路口岸，外贸产业一直是满洲里经济发展重要的支柱之一。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满洲里充分利用互联网便捷、高效的特点，将外贸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跨境电子商务取得较快发展。满洲里跨境电商产业已初具规模，现已建成跨境电子商务产业园，跨境电商交易平台、物流平台等达13家，规模电商企业达40余家，淘宝店铺超过300家，涉及俄罗斯特色商品、木材交易等多个领域，并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级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基地。2016年，满洲里市全年电子商务交易额突破7亿元，同比增长122.5%。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提升了满洲里市对外贸易总额，并助推了外贸企业的升级转型，呈现出外贸产业新增长点的特性。在发展过程中，新兴跨境电子商务企业、涉足跨境销售的传统外贸企业、市场经营者及创业群体等都对跨境电商专业人才提出了强烈需求。跨境电子商务是新兴的贸易形态，其专业人员综合能力要求较高，从业人员应当掌握跨境物流、报关报检、跨境支付、出口退税等外贸业务技能，具备良好外语沟通能力，以便与国外客户顺畅交流、洽谈，还要掌握网络营销技巧和跨境电商平台应用[4]。就全国来看，跨境电子商务人才供给都存在短缺，满洲里市情况更为严峻，现有外贸人员在互联网应用上存在较大欠缺，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原因，对外来的人才吸引力不高，引进人才也存在较大困难，因此，人才短缺已经成为阻碍满洲里市推进跨境电商快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此情况下，担当培养紧缺人才重任，为实现虚拟市场和实体市场融合发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撑是满洲里学院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满洲里学院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的措施

1.开展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建设。鉴于满洲里学院目前并没有开设电子商务专业，所以，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群建设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现有专业为基础增设相关教学内容，围绕跨境电子商务能力需求调整相关专业课程体系。跨境电子商务专业领域涉及外贸、计算机、网络营销、物流、外语等不同知识和技能，与我院现有的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俄语、艺术设计等专业密切相关，侧重培养跨境电子商务人才，需要对这些专业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从满洲里市跨境电子商务企业岗位的现实需求出发，结合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俄语、艺术设计等专业领域培养要求，与企业共同协商针对性地增加跨境电子商务实务、跨境物流管理、外贸俄语等专业课程，及企业认知、模拟实战等实训课程，重点培养一线岗位上的实际操作型人才。第二阶段：条件成熟后，申请开办跨境电子商务专业并作为我院特色专业加以重点建设。建立由跨境电子商务协会、企业、学院三方组成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标准制定专家小组，深入调研各层次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所需掌握的知识与技能、能力与素质，共同设计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方案，开发考试教材、考试题库，建设以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为核心，国际经济与贸易、应用俄语、艺术设计等专业相互交叉为辅的专业群平台，培养实操型和管理型专业人才。2.建设双师型专业师资队伍。培养出高质量的跨境电子商务人才，关键是拥有一支高素质双师型师资队伍。在扎实跨境电子商务专业相关理论知识的基础上，选派优秀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锻炼，了解跨境电子商务运营的业务流程，参与企业的跨境电子商务实践，鼓励教师参加培训获取跨境电子商务师等相关职业技能证书，同时，注重引入企业技术人员或管理人员进学校，以兼职教师或讲座的形式为学生传授知识，强化技能，通过“专职教师+兼职教师”的方式建设双师型专业师资队伍，切实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理论与实践脱节等问题[5]。3.校企合作，构建人才实习、实训及创业孵化基地。借助企业的资源，开展校企合作，与满洲里电子商务产业园有限责任公司共建跨境电子商务人才校内外实习、实训及创业孵化基地。在学院挂牌设立“满洲里电子商务产业园实创培训基地”，学院负责提供场地，保障水、暖、电、宽带等基本设施，产业园内企业在基地设立经营分部。双方共同协商设计实习教学计划，由学院组织、安排学生的实习活动，企业提供必要办公设备、项目、技术和培训师资，指导学生利用真实跨境电子商务平台，开展对俄电子商务业务实践，让学生融会贯通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理论知识，有效掌握相关技能。鼓励大学生在基地自主创业或举办创业大赛，创业的学生可享受学院房屋、设施、水电等相关政策支持，并可获得企业在平台、产品、渠道等多方面的支持和业务拓展等专业指导，实现网上的低门槛创业，通过实战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和意识，快速提升学生的业务能力，增加了大学生创业的成功机率。在满洲里电子商务产业园挂牌设立“满洲里学院校外实习、实训基地”，为学生的行业认知、见习、实习、毕业设计及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场所和专业指导，接受学院专业教师到企业顶岗工作或挂职锻炼，并根据自己需求优先录用满洲里学院符合条件的毕业学生。4.设立面向学生和社会的专业人才培训机构。目前，为支撑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健康、快速发展，国家层面的相关电商人才培养工作也在紧密开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人才交流中心联合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依托中国电子商务协会人才认证体系，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电子商务师”人才培养工作。我院可抓住这次机遇，独立或与其他机构联合申请“中国电子商务师”培训资质，设立跨境电子商务专业人才的职业技能培训及认证机构，进行跨境电商人才的培训和专业化认证，开始以培训在校学生和合作企业员工为主，待条件成熟后面向全社会开放。5.举办相关讲座、学术论坛等科研活动。定期聘请跨境电子商务领域的知名专家和行业内的高管或业务精英，举办有关跨境电子商务产业背景、业务规范、经营策略、市场状况及发展趋势等学术讲座，普及跨境电子商务知识、宣传跨境电子商务行业、培养学生对跨境电子商务的兴趣和热爱，为下一步学习和行业进入做好铺垫。鼓励学院教师的科研向中俄跨境电子商务方向靠拢，深入调查、研究满洲里及口岸地区跨境电子商务的具体问题，为行业的发展出谋献策，同时也通过科研加深对专业领域的理解，促进教学工作的开展。邀请国内及俄罗斯相关专家学者，举办以中俄跨境电子商务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共同讨论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及应对策略，充分发挥高校科学研究对地方社会经济的服务作用。

参考文献：

[1]安春生.加快推进中俄跨境电子商务合作[J].宏观经济管理,2015(12).

[2]鲁丹萍.跨境电子商务[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15.

满洲范文篇9

满洲名称问题

30年代初，我国东北史地学者冯升先生撰有《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1一文，对此前国内外学者关于满洲(满文作Man—

ju)名称的各种诠释作了一次总结性的概括，不轻下断语，仍提除了合理性的己见。大体而言，冯文罗列了11种不同说法：一为清亮说，乃罗斯(J．RoSS)《满洲人》中语，以满、清二字通

用为依据，说“满”即“清”，实为大谬；二为勇猛之义，为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中所提出，认为蒙(mong)与满(man)同源，故说满洲与蒙古同名，不免为妄说；三为因地产名珠而名满珠，乃史禄国(S．M．Shirogroff)《满洲人之社会组

织》之说，显系误会；四为因夷酋得救于猪而得名(同上)，实属臆断；五为满仲之重出，亦市村氏之说，直是捏造；六为由肃慎音转，乃乾隆《满洲源流考》中语，实则女真与肃慎二字不可音转；七为由勿吉靺鞨音转，亦市村氏说，略嫌牵强；八为由满节音转，市村氏尤重之，亦近附会；九为由咄(头目)而名，见

哥尔斯基(V．Gorsky，OProihozdbnieetc．)，本于《隋书·室韦传》与《金史国语解》，或与乌珠(满语uju，汉译为头)为不无可能；十为出自梵文“文殊师利”，本《满洲源流考》之说。章

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与《清建国别记》)、汪荣宝(见萧一山《清代通史》上编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上册与《满洲发达史》及《满洲国号之由来》见《朝鲜》四号，昭和九年1934，4)等人多宗之；十一为出自建州女真尊号“满住”，唐邦治首创其说，孟森继之，并详加考证，是满洲之有满住尊号，犹汉人之有帝王、公侯爵秩也。冯先生的结论，认为满洲一词载于《满文老档》，绝非臆造。汉字之满洲一词或起于努尔哈齐、皇太极期间，而满语之满洲一词必早见于前。总之，满洲为民族名而非地名，殆无疑义。

60年代中，三田村泰助驳市村瓒次郎否定满珠为满洲之说，认为满洲Manju一词乃是统一建州女真后努尔哈齐所建立的国名2。此后鸳渊一、小川裕人等均从之，似成定论。70年代初，神田信夫撰有《满洲Manju国号考》3一文，以《满文老档》与《旧满洲档》对勘，认为在对内、对外关系上，因时间不同而

用满洲、诸申、爱新、金各名称亦各有差异，至《天聪九年(1635年)档》中的“诸申”原本写作“满洲”，以之作为民族名称，沿用至今，可补前人之所不及。同时台湾黄彰建著《满洲国号考》4一文，对前人研究成果多有评介；李树桐亦著有《清代国号考》5一文，又举市村、稻叶、乾隆与无名氏四说，以“清”之国名与朝代名称代替族名，无多新意。

80年代末，我国薛虹(已故)、刘厚生合撰《旧满洲档所记大清建号前的国号》6一文，除校勘《旧满洲档》中的“女真”、“诸申”、“爱新”“建州”、“满洲”诸名词的各种用法外，最后推测“满洲”即为“建州”的笔误，其说似难成立;蔡美彪著《大清建号前的国号、族名与纪年》7一文，以“大清”乃沿袭“大元”之习惯用法，颇有新意；王文郁撰《满洲族称的由来》8一文，认为“满洲”汉译应为“神箭”之意与牛录(niru)有联

系，聊备一说。

近年我国青年学者王吴、张甫白合撰《满洲名称考释》9一文，从上述诸说对满洲名称来源分析，认为满洲应是在东北地区出现代替女真的统一的民族名称，皇太极(清太宗)之所以用满洲而不用满珠，珠与州或洲音近，并用以名族，而成为新的族称。是满洲名称问题有了新的认识。然满洲与满珠只是汉译用词

之略有差异，尚未考出满洲(满珠)名称之来源所自出，能否成为定说，似犹有待作进一步的探讨。

二满洲始祖问题

清朝自认之始祖为肇祖原皇帝，名都督孟特穆，明载于《清实录》10，《满洲实录》满文本作“dudu”(下缺文)，而汉文本作“都督孟特穆”，又满和对译本《满洲实录》11作“dudumentemu”均不缺；但《明实录》12与朝鲜《李朝实录》13均作猛哥铁木儿，音同译异，实为一人。《清史稿·阿哈出王杲传·论》14云“或谓猛哥帖木儿名近肇祖讳(孟特穆)”，亦同此说。

7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润撰《满洲始祖传说研究》15一文，据《旧满洲档·天聪九年档》未载布库里英雄(雍顺)的传说，认为这一传说是后来顺治年间重修《清太祖武皇帝努尔哈齐实录》(下称《武录》)加上去的，从而否定了满洲始祖真有布库里雍顺其人其事。这是一个版本的问题。我国青年学者达力扎布撰有《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版本浅议》16一文，通过《武录》与《文录》(《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简称，下同)、《满录》(《满洲实录》的简称，下同)的勘比，认为《武录》崇德元年初撰本，乾隆年间命“依式重绘”。未再用《实录》旧名，题为《满洲实录》，并核实了《武录》与《满录》在内容、文字上的一致性，从而证明《武录》与《满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显而易见，从达力君一文可以证明，天聪九年确有布库里英雄的传说，且一直在世代相传，并非真有其人其事，而猛特穆则为真人真事。那么，松村氏所提出的布库里英雄神话传说是《武录》顺治年间本加入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还有一个关于满洲始祖传到清太祖努尔哈齐有多少代的问题。据史载，努尔哈齐于壬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冬十月朔，曾对乌喇贝勒布占泰说过：“我爱新觉罗氏由上天降生。……数世以来远近钦服，从不被辱于人，汝即不知百世以前事，岂十世以来之事亦不知耶?”17其中“数世以来”一语，当指努尔哈齐之祖觉昌安(明人作叫场)与父塔克世(明人作他失)三四代100年以内之事是有记载可查的；至于十世300年以前事，一定也有所传闻，当无疑义。而努尔哈齐之子皇太极(清太宗)在20年之后天聪七年(1633年)九月癸卯致书朝鲜国王，更明确提到：“若谓瓦尔喀与我非系一国，尔国有熟知典故者，可遣一人来，予将以世系明告而遣之”18。近年董万崙先生著有《努尔哈赤先世家族谱牒》19一文，以猛哥帖木儿为努尔哈齐的六世祖，董重羊(一作重羊、童羊、秦羊、童秦羊、真羊、充也、朱阳、肖阳、除烟、褚宴)为五世祖，失保(一作石报奇)为四世祖，福满(失保子)为三世祖，觉昌安为二世祖(即努尔哈齐之祖)，塔克世为一世祖(即努尔哈齐之父)；自猛哥帖木儿之前一世挥厚(一作挥护，猛哥帖木儿之父)为努尔哈齐的七世祖，范嗏(一作范察，挥厚之父)为八世祖。据考，大致在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至明洪武二年(1369年)之间，可备一说。

仍需指出的是，《武录》以布库里英雄为始祖，与《高录》及《满录》之以孟特穆为肇祖，肇、始同义，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在历史上只会出现一个。而孟老为之考辨满洲先世的世系：布库里英雄(始祖)——范察——童挥厚——猛哥贴木儿(肇祖)——褚宴——石豹奇(失保)——福满(兴祖)——觉昌安(叫场，显[景]祖)——塔克世(他失，显祖)——努尔哈赤(太祖)20，适足以与从努尔哈齐上溯至布库里英雄为十世之数相符合。殊不知范察上溯布库里英雄仍不知曾经几世，所谓十世亦只勉强凑数而已，殆难成为定论。如依拙文《满洲先世的发祥地问题》21之见，应以猛哥帖木儿(孟特穆)真人真事即是始祖，其生卒年适在元末明初之际，中经明中叶正统、嘉靖年间离乱，建州女真酋长之名缺佚无考，不必强为一一填补，则元末下迄明

万历后期，虽不足300年之数，但去300年之数不为太远，则知猛哥帖木儿与布库里英雄当为一人，不过布库里英雄为神化了的猛哥帖木儿之人而已。“刻舟求剑”，徒自劳耳。然我仍不敢自信鄙见之为无失误也。

三满洲发祥地问题

关于满洲先世的发祥地问题，长期以来发表了不少论著，如20年代有章炳麟的《清建国别记》、日本内藤虎次郎的《清朝开国期四史料》和田边赖三的《清朝发祥地四传说》；30年代有孟森的《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日本岩本一夫的《清朝的兴起及其传说》等，成果累累，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学者和田清的《清

祖发祥の地域につぃて》(谈清祖发祥的地域)只谈及努尔哈齐的父祖居地问题，未涉及其始祖的发祥地问题。

70年代初，日本学者松村润撰有OntheFoundingLegendoftheCh''''ingDynasty22(谈清朝开国的传说)，根据《满录》天聪九年(1635年)皇太极命将出征虎尔哈部，虎尔哈部正位于阿穆尔河(黑龙江)东南及以北约100里的“江东六十四屯”所在地，证以《盛京吉林黑龙江等处标注战迹舆图》卷十四标有：“薄科里山，[黑龙江]城南七十五里；薄和力池，[黑龙江]城南六十里”。松村氏认为位于旧黑龙江城南的薄科里山与城东南的薄和力池即是《满录》与《武录》中的布库哩山和布勒和哩湖，因而承认满洲先世的发祥地在今黑龙江北岸俄罗斯国阿穆尔州境内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一带，而不是在今吉林省东部的长白山。

80年代末，拙作《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23一文，认为布库里英雄的神话传说长期流传，非短期所能捏造，《满录》与《武录》所载亦非一时虚构，前面已经提及两《录》成书于崇德年间，固非康熙年间所增撰加入，这一问题在前面提及达力君的文章中已经解决。今必须提出讨论的：一是虎尔哈部问题，史载清初有黑龙江虎尔哈部、东海虎尔哈部、松花江或牡丹江虎尔哈部三种，天聪九年(1635年)所征之虎尔哈部应是牡丹江虎尔哈部而不是其它；二是薄科里山与薄和力池的所在地问题，从《战迹舆图》检核博尔和里鄂谟(满语omo，池)位于旧黑龙江城(艾辉城)东；博科里江位于博科里阿林(满语alin，山)之东，萨哈连乌拉站之东南，从而得知上述诸地均在黑龙江南，山在江南，湖在江北，与《九年档》所述不符。众所周知，今长白山之东数十里的园池24，与两《录》所记里望方位及周围里数无一不合；三是两《录》中鳌朵里城的所在地问题，猛哥帖木儿的先辈原本为金末元初属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境内三万户之一的斡

朵怜万户，后辗转迁于今朝鲜国东北境，仍被授予斡朵里万户，住于阿木河(一作斡木河)一带吾都里地方，那末，阿木河(斡木河)与斡都里(吾都里)以及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内的赫图阿拉(老城)的地望，与两《录》中的鄂谟辉(鳌木辉)及赫图阿拉均相吻合，因而得知满洲先世的发祥地是在长白山一带而非远在黑龙江岸以北；四是赫图阿拉的地理位置问题，两《录》中提到的赫图阿拉位于鄂多理城西1500余里，与位于今依兰县

境内的鄂多理城东南数百里之遥不符，《东华续录》25竞改“西”为“四”，里数更不相符，其实，两《录》中之鄂多理城是指猛哥帖木儿已从今依兰县境内迁至朝鲜国东北境成镜道之后的斡朵里即鄂多理城，因知赫图阿拉(今新宾满族自治县境内老城)正位于其西1500余里，而鄂多理在朝鲜国东北境亦正位于长白山的东南，无一不合。从而不难推断，松村氏所云满洲发祥地不在长白山而在黑龙江北岸之说很难成立；但拙文所考定是否有一得之愚，亦不敢自信，提出来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四雍正夺嫡问题

20年代中，明清史前辈孟森先生首先发表了《清初三大疑案考实》26，其中《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一文，不承认雍正(清世宗胤稹)预于夺嫡之列，而夺嫡者乃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四子胤祯与皇太子胤礽诸人之事，与其无关，是将雍正超然置身局外人之列，认为“康熙诸子夺嫡为清代一大案，因

将世宗之嗣位与雍正间之戮诸弟，张皇年羹尧及隆科多罪案，皆意其并为一事，遂坠入五里雾中，莫能了其实状”。康熙“末年，诸王大臣所默喻上意，知为将来神器之所归者，乃十四阿哥胤禵[祯]。胤禵为世宗同母弟，世宗于夺嫡事实无所预。而雍正间翦灭诸弟，辄牵涉胤禩[皇八子]夺嫡，而又非为故太子[皇二子

胤礽]泄忿”27。爰据《清实录》、两《东华录》、《大义觉迷录》、《上谕八旗》、《上谕内阁》与《故宫掌故丛编》、《故宫文献丛编》等书，大量搜罗资料，加以排比分析，得知雍正之得入承大统，实得力于隆科多与年羹尧二人：一在京内以钳制胤禩，一在西北以牵制胤祯。故“细寻其机括所在，则隆科多方为[九门提督]

步军统领，警卫中之武力实在掌握。此与年羹尧之为陕西四川总督同一扼要。以此两人为拥戴主名，圣祖晚年用人，天然为世宗嗣统布置，此不可谓非天相也”。是孟老以康熙预定人承大统之人予雍正，而不知禩、禟夺嫡之争与夫年、隆贬诛之祸，相继夹杂其间，又不相统属。所谓“谋父、逼母、弑兄、屠弟，为世宗伦纪中四大罪款，得世宗自为辩证[《大义觉迷录》]而款目始定。后来于弑兄、屠弟二款尚有人言之。屠弟一款，世宗所自称不辩亦不受者。夫不辩是否自受，论者可自得之。至谋父、逼母

二款，知者较罕，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其中事实合[雍正]七年十月戊申一谕，如今律师撰状，分理由、事实等项云尔”。可见，孟老素习政法，不啻老吏断狱，得心应手。然既知谋父、逼母二款为雍正所不否认，则屠弟一款为雍正所不辩亦不受者，非自认而何?

皇统承继，本为统治者一家一姓之私事，但雍正一朝用人行政，莫不与此有关。雍正继位后迫害宗室兄弟及朝臣，使人对其入承大统之合法与否更增加怀疑，于是有曾静借此策划反清复明的活动。曾静被捕后，雍正则欲利用其供词为反面教员，亲撰《大义觉迷录》一书，对不利于己的种种传闻逐条辩驳，令天下广为宣谕，于是本属宫闱隐秘的内幕从此大白于天下。又因《大义觉迷录》所云与《实录》、《上谕》等官方记载相戾之处甚多，使人疑窦丛生。实则雍正之所以能人承大统与诸弟之明争暗夺息

息相关，所不同者雍正为人阴险，不露声色，手段毒辣，内有隆科多为其窥视康熙旨意，外有年羹尧以牵制皇十四子胤祯之行动；此皆明眼人一目了然者也。何况《大义觉迷录》中有屠弟一款，雍正不辩亦不受，不辩即自受；而孟老所谓“不有《大义觉迷录》乌能成此狱词”者，则孟老不啻自认屠弟与夺嫡有关，前后论点不无自相矛盾。

拙著《清世宗夺嫡考实》与《胤祯西征纪实》28两文，认为康熙为有清一代最隆盛之时代，而晚年夺嫡之争最烈，父子兄弟之间视同敌国，后来不立太子，然乾隆以后，每当爰立，辄有龃龉，关系爱新觉罗一家之盛衰者甚大。雍正继位非若皇太子胤礽为嫡出，不出自嫡嗣则与胤禩、胤禟等辈无别，故胤禩等亦得以视雍正继位为非法，不予承认，而雍正非翦除之不足以解除威胁。所以雍正继位之后对诸弟之打击不遗余力，非如孟老所云，纯为诸皇子争位斗争之延续，与夺嫡无涉。若康熙对嗣君全无考虑，或者他自然死亡造成皇统断绝，或可视为单纯皇位之争，成王败寇，未可厚非，然事情既非如此，结论自然不同。因此，问题固然复杂，牵扯方方面面，但其中关键，就在于康熙之死及隆科多口宣遗诏，这一点能辨明，其余也就迎刃而解。拙文之所以将阿其那(胤禩)、塞思黑(胤禟)、胤祯、隆科多、年羹尧诸案，皆作为雍正夺嫡这一整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其前因后果，是从问题发展的必然联系来考虑的。我们知道，雍正篡位，真正合谋者为年、隆二人，年、隆不去，终留祸口。只有先解决年、隆，才无所顾忌，放手翦除诸弟。雍正与诸弟，过急则不过毁誉；而于年、隆过缓则恐泄天机，是以知诸弟可缓而年、隆决不可缓。盖雍正之立，年、隆二人之功为最，年以四川陕西总督为胤祯副贰，掣肘胤祯。胤祯被召回京，束手就缚，年之力也。而隆于康熙暴卒之际，榻前受命，口衔天命，“一言而定大计”，使雍正入承大统，则隆之功又在年之上。二人有此奇功，君臣之间不免得意忘形。隆供词有“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年之无状更甚于隆，有云：“今日之不负皇上(康熙)，即他日之不负王爷(雍正，年为雍府下人)”，被斥为“无法无天”。拙文认为这些话只有放在合谋夺嫡中才能得到解释，所以不同意年、隆之死起于雍正继位之后的君臣冲突，并认为年、隆之被诛，诚为不可避免之事。盖年、隆皆为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其力

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绝难免一死。但有些学者对年、隆之死提出不同意见，而我至今仍坚持自己50年前的这一看法。

雍正继位是否篡立、夺嫡，还是具有合法性的继位之君，关键在于康熙之死是否确有遗诏传位于雍正。80年代中，拙作《清圣祖遗诏考辨》29一文，根据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遗存的两份满汉文合璧的康熙《遗诏》原件，又使我得以重新探讨50年前的老问题。大家不要忘记一个重要史实，即顺治逝世之际，

曾以遗诏形式传位康熙。顺治死于天花，仓卒之间仍有遗诏，即使遗诏是由人增删改写的。康熙无遗诏制定，很难相信为一种正常情况。但这份遗存的所谓康熙《遗诏》经过了仔细勘校，发现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十一月有一道长达3000余字的《面谕》，两相比勘：只是《面谕》详而《遗诏》略；叙事层次稍有不同；《遗诏》行文典雅而《面谕》杂乱无章。不难推断，《遗诏》是据《面谕》伪造的依据之所从出，亦足以为雍正篡位增添一个历史文献见证。拙作三文因将康雍两朝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人物和事件综合起来加以全盘考虑，不就事论事，局限于一两个具体的小问题上，纠缠不休。自拙文发表以来，诸家30迭起，或大同小异，或异中有同，或各执一说，坚持己见。知人论世，讨论固不厌其详也。

五阿其那、塞思黑问题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已故)曾经说过：“至于清代史事，则满文名字之考证，殊与推求事实有关。治史者不得置而不

究”31。自来对康熙诸子中之第八子胤禩自改名为“阿其那”、第九子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世俗相传“阿其那”、“塞思黑”即是狗、猪之意32，似无任何异议。但陈先生指出：“胤禩、胤禟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绝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33，确为不易之论。

胤禩之改名“阿其那”为自改，并改其子弘旺名为“菩萨保”，而胤禟之改名“塞思黑”系出自诸王胤祉、胤祺34为他改，但两者均得到雍正的认可。再证以《上谕八旗》35。雍正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有云：“皇上[雍正]令其[阿其那]设誓，[阿其那]含刀发誓云：‘我若再与塞思黑往来，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是何等语?皇上以‘一家’二字推之，可涉及圣躬，随经降旨戒饬”云云。从而不难推知，“一家”二字既涉父子兄弟，那么，“猪狗”二字岂不同样涉及父子兄弟吗?由此也同样足以证明陈先生之说是完全正确的。

从300年前满族传统文化的民间习俗考察，据满语专家玉麟先生在新疆伊宁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调查研究，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两个词来源于满族的群众口语，是满族在过去农牧游猎生活时习用的词：“‘阿其那’满文Acina，……词根是‘阿其，

[Aci-]，又作‘爱其’，去、走的意思，加尾音‘那’[-na]。如果对谁加重语气地说‘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赶走的意思。……所以雍正帝把胤樱改名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厌恶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36。同样，“‘塞思黑’满文Seche是从满语词根Sechemi猪刺伤人的意思变来的”37。顷据沈原女史所撰《阿其那、塞思黑考释》38一文，知阿其那的满文原本作“akina”，源自akiyan，意为“夹冰鱼”，即夹在冰层里冻死的鱼。则胤祺自改其名为“‘阿其那’，寓意既深，用心亦苦，他承认自己在储位之争中失败，成为一条死鱼、俎上之鱼，任凭乃兄清世宗处置”云。同样，沈文认为塞思黑满文为seshe而不是

seche，据《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附录一第六件档案的注云：“雍正四年……五月，胤禛又将其另一政敌、其另一弟胤禟(玄烨第九子)改名为(seshe)，汉译为‘塞思黑’。据……《五体清文鉴》和《清文总汇》中‘seshe’解释为‘讨厌’之意”。又云“seshe是seshembi的命令式。……它还可以作为该动词的形动词形式，修饰它后面的名词。……当它表示‘厌烦’的意思时，也就可以修饰‘人’或‘东西’之类的名词，表示‘讨厌的人(或东西)’之意。胤禟之名被改为‘塞思黑’，当取斯意。”“在清世宗看来，‘塞思黑’这个名字也应表示他让人们‘讨厌’允禟之意，由此可知，改允禟之名为‘塞思黑’，旨在表明‘允禟是个讨厌的人(或东西)’”39。应当承认，沈文从阿其那与塞思黑的满文原作akina与seshe而不是acina与seche进行的分析，证据充足，诠释合理，是完全可以令人信服的。

沈阳辽宁省档案馆历史部藏有黑图档卷242，雍正四年部来档一件，承王佩环同学复印一份寄我，欣然为之展阅，满文字迹漫漶，又承重抄一份相贻。顷得江桥同学为我校补满文音译。其中有关胤禟于雍正四年五月由和硕诚亲王(胤祉)与和硕恒亲王(胤祺)改名塞思黑之事与《实录》所载相同外，又多出塞思黑八子改名之记载。来档内云：“允禟改名塞思黑，其长子改名fesihun(音拂洗混，下贱之意)，次子改名，fecuhun(音拂楚混，淫邪之意)，三子改名ubiyada(音乌比雅大，讨厌的之意)，四子改名eimede(音厄依莫得，惹人嫌之意)，五子改名hairakan(音海拉坎，很可惜之意)，六子改名dungki(音董奇，混蛋之意)，七子改名dusihiyen(音杜希贤，浑浊之意)，八子改名eihun(音厄依浑，愚蒙之意)。不难看出，这是胤禟八子已被发配到沈阳地方才从盛京总管内务府来档于北京宗人府的。但从上述胤禟诸子改名的命意来看，它们无非都是一些讨厌的人、讨厌的家伙、下贱之人、下贱的东西、讨人嫌之人、混蛋、蠢货、淫乱之人、贱货等等被人骂、被人轻视的群众口语，与胤禟被改名为塞思黑之用意如出一辙。从而不难得知，阿其那、塞思黑二字原本与猪、狗无关，因二人被人讨厌，而被视为讨人厌之代名词，与胤禟八子之改名用意并无二致。然则依此以推，阿其那与塞思黑二字群众口语引申为猪、狗之义乃后来以讹传讹演变而来，则阿其那、塞思黑二词的满文原无猪、狗之义，与陈老所指出的“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的看法正合。所以禩、禟二人改名阿其那、塞思黑均有被蔑视、轻贱之意，与胤禟八子改名之讨厌的人或讨厌的家伙，用意相同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拙文对阿其那、塞思黑二词的诠释，一而再，再而三，相继撰写了三篇文章40，这当然是因为牵涉到了雍正夺嫡的问题，所以，哪怕是一个改名的小问题，一旦只要有新材料、新见解，我还是愿意继续钻研下去的，问题讨论不厌其详，如果结论经不起时间的检验，翻案不但可能而且是完全允许的。

注释：

1．《东方杂志》(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1933年9月)第3卷第17号，第61—74页。

2．三田村泰助著《满珠国成立过程のに考察》，刊于《清朝前史の研究》，1965年10月，《东洋史研究论丛》之十四，京都大学文学部。

3．《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10月。刘世哲中译。见《民族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发行)1990年第4期52—57页。

4．《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第37本，1967年6月。

5．《华冈学报》(台北，中国文化学院出版，1974年7月)第8期第227—25l页。

6．《社会科学辑刊》(沈阳，辽宁社科院出版1990年)第2期第83—90页。

7．《历史研究》(北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87年)第3期第133—146页。

8．《南开史学》(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出版，1981年)第2期第231—244页。

9．《史学集刊》(长春吉林大学历史系出版，1996年)第3期第29—34页。

10．《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本)卷1第3页下，《满洲实录》满文本卷1作“dudu口口口”缺文，而汉文本(国学文库本)卷4第4页作“都督孟特穆”，不缺。又《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北平故宫博物院排印本下称《武录》)卷1第1页下作“都督孟特木”，末一字微异。

11．今西春秋著满和对译《满洲实录》(日满文化协会刊本)卷1第7页。

12．《武录》作“布库里英雄”，按：布库里为山名，“英雄”二字似非人名，当无其人。、

13．《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出版，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页。按布库里英雄作布库里雍顺，音同译异耳。

14．第30册，卷222，第9128页。

15．《故宫文献季刊》(台北故宫博物院发行，1971年12月)第3卷第1期，第51—57页。‘

16．《满学朝鲜学论集》(中国城市出版社，1995年7月)第25—56页。

17．《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伪满本)卷第4第4页。

18．《文录》卷15第21页。

19．《满族研究》(沈阳辽宁省民族研究所发行)1994年第2期，第17—27页。

20．《明清史讲义》(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3月)下册，第371页。

21．《历史地理》(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发行，1990年10月)第9期第17—29页。后收入《清史续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23页。

22．《山本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东京东洋文库出版，1972年10月)第53期第1—42页。

23．前引《清史续考》第15—19页。

24．同上，第32—33页。

25．上海石印本，清光绪25年(1899年)卷1第1页。按蒋良骐《东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页，竞将此句删去，或以为不足据耶?

26．1934年自排线装单行本，第一文6页，第二文23页，第三文37页。后收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二次版)下册及《续编》中。

27．前引《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519、572页。

28．拙著《清史杂考》(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再版)第147—207页。

29．拙著《清史新考》(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0年7月)第309—330页。

30．J．D．Spence，EmperorofChinaSelfportraitofKanghsi，NewYork，1974(史景迁：《康熙自传》纽约，1974年)，冯尔康：《雍正传》(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白新良：《乾隆传》(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7月)、杨珍：《康熙皇帝一家》(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10月)等书均有论及。

31．见陈寅恪先生为姚薇元所撰的《北胡姓氏考·序》，原稿现存武汉大学历史系石泉教授手中，承复印一份寄我。

32．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册第862页。

33．见前引陈寅恪先生为姚《考·序》中语。

34．《清世宗实录》(伪满本)雍正四年(1626年)四月甲寅，卷42，第11页上。

35．雍正刊本，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上谕卷4，第41页下。

36．《阿其那、塞思黑二词释义》，刊于《红楼梦学刊》第1期，第259—260页。37．同上，第260页。

38．刊于《清史研究》1997年第1期，第92—93页。

满洲范文篇10

皇太极在位近二十年期间，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的建立。这不仅解决了大量内附的蒙古人和汉人的组织形式问题，而且也使八旗制的结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论述这点之前，先对蒙、汉八旗的建立过程作一简略叙述。

元朝灭亡后，蒙古族北返故土，形成瓦刺、鞑靼两部。到明后期，更分为漠西、漠北、漠南三部。漠西蒙古即原瓦刺部，又称卫拉特四部。漠北蒙古又称外喀尔喀三部。漠南蒙古则以元朝嫡裔察哈尔蒙古最强盛，其余鄂尔多斯、土默特、阿索忒、雍谢布、喀喇沁、内喀尔喀五部、科尔沁诸部皆受其控制。科尔沁、喀尔喀等部蒙古自1593年古勒山战役失败之后，开始与努尔哈齐建立联系，而察哈尔林丹汗则绐终坚持与明朝的结盟。经过努尔哈齐、皇太极两代的努力，终于击溃察哈尔蒙古，将投归后金国的一部分漠南蒙古改编成八旗蒙古，同时对已经臣服但仍留蒙古草原上的漠南、漠北蒙古，也采取了编旗方式，称为外番蒙古各旗。本文涉及的只是统属于满洲八和硕贝勒之下、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

努尔哈齐建国之前，已有蒙古人投入其下，吴讷格即是其中最著名者。但八旗刚建立时，来归的蒙古人数并不多，所以直至天命六年（1621）才出现了蒙古牛录的记载。当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内古尔布什台吉，莽果尔台吉率民六百四十五户并牲畜业归”，努尔哈齐授二人总兵官之职，赐以“满洲一牛录三百人，并蒙古一牛录，共二牛录。”〔1〕此时蒙古牛录尚不多，未有另立八旗蒙古之必要，故古尔布什虽领蒙古牛录，但仍隶八旗满洲之下。

到天命七年初，情况有了变化。原臣属于察哈尔的科尔沁、兀鲁特诸部贝勒明安等十七人举部来投，带来人口凡三千余户。同时，又有喀尔喀部分台吉亦来投。如此大量蒙古人众的拥入，实为后金国与蒙古诸部关系中前所未有。为给尚未来归的蒙古各部树立榜样，天命七年三月，努尔哈齐致书来归之蒙古诸贝勒云：“我思自喀尔喀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自察哈尔前来之诸贝勒编为一旗。我念尔等来归，故编尔等为二旗。尔等若以为分旗难以度日，愿与（满洲）诸贝勒结亲通婚，彼此相与，则任尔自便。……我之八家，如同一家。我亲生之诸子与贝勒等携来之诸子，同其爱养，不有歧视。尔等循我国贝勒之例以度日。”〔2〕二旗旗主当是明安贝勒与恩格德尔台吉，其地位与满洲八旗旗主相埒。这反映在天命九年（1624）元旦的朝仪中，恩格德尔所率蒙古诸贝勒仅次于大贝勒代善列于第二班，而排在阿敏等人之前。到天聪元年（1627）十二月外藩蒙古来朝时，明安等人亦是与大贝勒同列，而居阿巴泰等诸小贝勒之前。

蒙古二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单一的八旗满洲的格局。但是后金统治者一方面以蒙古单立二旗显示优容，另一方面又不让蒙古诸贝勒参预最高决策。从天命七年实行八王共治制，到次年八都堂之设置，甚至皇太极的继位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皆不见蒙古诸贝勒的活动。故实际上蒙古二旗只是属于后金国的附庸，还未能真正同八旗满洲融为一体。

天聪年间，经皇太极不断对蒙古诸部征讨，除察哈尔之外的漠南蒙古诸部已经基本臣服于后金国。此时，皇太极就再也不能容忍后金国内蒙古二旗与八旗满洲并存的二元体制了。天聪六年（1632年）九月，皇太极“以归顺蒙古诸贝勒所行违背，不令别立一旗，令随各旗贝勒行走，所属人员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3〕即令二旗蒙古贝勒归属于各自联姻的八旗满洲贝勒之下。

这里所谓吴讷格、鄂本兑二旗，乃是属于八旗满洲内的蒙古牛录，只是作战之时由二人统率，并未拨出另立系统，故虽名曰“二旗”（或称二营即蒙古左右营，后又称左右翼），实际上又经常被称为“八旗蒙古”。〔4〕而且，吴讷格天命十年在镶黄旗，天聪时改为正白旗。鄂本兑二天命十年在正白旗，天聪时改为正黄旗。在八王共治制的天命天聪之际，也决无可能将此二人率领的蒙古二旗，分别归于满洲正白、正黄旗下。天聪八年（1634）五月攻明时的上谕说得很明白：“凡随满洲旗蒙古贝勒所属牛录甲兵，令各该管甲喇章京率之以行。其蒙古贝勒，则各该固山额真率之以行。”〔5〕可见，原喀尔喀、兀鲁特蒙古五旗解散之后，“拨与吴讷格、鄂本兑旗下管理”的各牛录，是分隶在八旗满洲之内的，所有权虽仍归蒙古诸贝勒，但征战时已不由他们率领，而受八旗满洲下的各甲喇章京统率。

天聪九年（1635）二月“编审内外喀喇沁蒙古壮丁，共一万六千九百五十三名，分为十一旗。”〔6〕除外喀喇沁的九千一百二十三名壮丁组成古鲁思辖布旗、俄木布楚虎尔旗及耿格尔与单把同管旗，仍属外藩蒙古三旗之外，其余八旗皆由原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加上这次新归附的内喀喇沁壮丁七千八百三十名混编而居，成为与八旗满洲并列的八旗蒙古。至此，八旗蒙古正式建立。

八旗汉军的产生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较之八旗蒙古，其形成更为艰难，过程也更为曲折。努乐哈齐时期后金中汉人将领地位最高者莫过于李永芳、佟养性和刘兴祚（爱塔）三人。天命三年克抚顺时，曾允许李永芳仍辖旧部，但很快就取消了这一特权。而佟养性“原系抚顺城商人，因与我通好，为明帝监禁于辽东城。迨获释后，来归有功，以女妻之为婿，授副将职。”刘爱塔“原系开原城平民，以战前太平时，来归有功，授备御职。”〔7〕二人只身来归，并无旧部。天命七年，就在编立明安、恩格德尔蒙古二旗同时，却将绝大部分汉民编入满洲牛录，分隶于八旗满洲之下。天命时，李永芳、佟养性、刘爱塔虽还各有自己的辖区，但已降为八旗贝勒的属人。后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8〕知刘爱塔确属正红旗满洲无疑。《八旗通志》中李永芳后定为正蓝旗汉军，则天命时应隶于满洲镶黄旗，崇德以后随其姻亲阿巴泰转入新建之正兰旗。八旗汉军成立后，才由正蓝旗满洲转入正蓝旗汉军。天命末年，后金国内的汉人叛乱被镇压后，又将大量壮丁编入庄园，沦为各级满洲官员的奴仆，即所谓“辽东之民，久经分给将士，谊关主仆。”〔9〕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编立汉军旗。

皇太极即位以后，改变对汉人的策略，以“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为号召，将部分汉民从庄园抽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清正者辖之。”〔10〕天聪三年又通过考试，将沦为八旗贝勒包衣的部分汉人诸申拨出二百余人。同时，皇太极在对明朝的战争中，逐渐认识到火炮的作用。天聪四年，八旗满洲之下，已有所谓“炮手兵”，与新降附的汉兵混住。

汉军编旗的开始，即同火炮在后金国军事上的广泛作用相关。天聪五年（1631）初，首批红衣大将军炮铸成，皇太极即命将“汉人军民一切事务，悉命额附佟养性总理。”〔11〕天聪六年在汉人奏疏中，已有汉兵六甲喇与八固山并提。天聪七年正月，“汉兵一旗”的名称出现于《实录》。〔12〕天聪八年五月，改旧汉兵为汉军。〔13〕如果以天聪五年作为汉军一旗之肇始，经过崇德二年分为二旗，四年分为四旗，到七年正式成立八旗汉军，前后凡十一年。其所以如此艰难，根本原因在于后金国统治者对汉人的政策与蒙古不同，对后者担心的只是其散漫难治，而对汉人则始终存在着极重的猜忌心理。这在天聪以来许多汉人的遭遇中都能找到解释。

同八旗蒙古一样，八旗汉军成立之前，所谓一旗、二旗、四旗，皆不能视为八旗制中正式的旗。换言之，即在崇德七年之前，汉军旗的各牛录仍然分隶于八旗满洲。如汉军一旗时，虽命佟养性总理汉人官民，但天聪九年二月，皇太极召宴燕京及大凌河的归顺各官，“时预宴各官有形容憔悴者，上见之曰：‘或者贝勒等不加恩养，以致如此，……’遂遣人遍谕贝勒。贝勒等奏曰：‘诚如上谕，臣等嗣后加意恩养，自不敢忘。’”〔14〕可见此时虽有汉军一旗，但众官员仍分属于八旗贝勒。由此可知天聪六年出现的汉兵六甲喇，亦应隶属八旗满洲。又，天聪五年七月，“上御殿，集诸贝勒大臣议设统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兵将帅，每固山额真下两翼各设梅勒额真一员，每甲喇各设甲喇额真一员，其随营红衣炮大将军炮四十位，及应用挽车牛骡，皆令总兵官佟养性管理。”〔15〕故知汉军一旗这炮队，也是分属于八旗满洲的，只是因兵器的制造、训练、给养之特殊性，才由佟养性总辖。那么，皇太极在天聪八年正月对众汉官的一道上谕中说：“初，尔等俱分隶满洲大臣……（朕）将尔等拨出满洲大臣家，另编为一旗。”〔16〕似汉军旗独立于八旗满洲之外，又应当如何解释呢？第一，应该注意到皇太极说的是从“满洲大臣家”，而非从满洲贝勒属下拨出。第二，原来众汉官在满洲大臣家时，按皇太极说的是有马不得乘，牲畜不得用，有腴田不获耕种等等，实际就是当奴隶。皇太极将其从满洲大臣的家奴地位中拨出，并非指脱离满洲八旗贝勒而言。因而所谓“另编一旗”，只是意味众汉官在获得自由民地位后，组成牛录，由汉官自行管理，与这些汉人牛录分属八旗满洲并不矛盾。天聪七年文馆汉人胡贡明的一段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臣于死中得生，分与贝勒养活，虽不能谷丰衣足，然缺短少长，不得还向贝勒讨给，况生死荣辱，悉悬于贝勒之手。”〔17〕汉军一旗建立后，其成员仍分隶于各贝勒不是很清楚吗？

崇德四年（1639）设汉军四旗时的情况同样值得注意。是年六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每旗仿八旗满洲之制，设“固山额真一员，梅勒章京二员”，以马光远为两黄旗固山额真，石廷柱为两白旗固山额真，王世选为两红旗固山额真，巴颜为两蓝旗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虽各领二旗，但旗纛却只有一个。“初，两旗纛色皆用玄青，至是改马光远纛以玄青镶黄，石廷柱纛以玄青镶白，王世选纛以玄青镶红，巴颜纛纯用玄青。”〔18〕既称四旗，何以固山额真各辖两旗？解释只能是每旗之两翼分别在满洲同色之正镶两旗，属于不同旗分，其中固山额真各在相应的满洲正色旗中，因为此时汉军旗未分正镶，所以他的旗分只能是其隶属的满洲旗。而且，此时八旗满洲中，除两黄旗由皇太极独掌外，其余六旗皆各有主，因此要将汉军四旗各自归于相应的正色满洲旗分之中，不仅是不可能的，也违背八旗制的基本原则。所以，汉军四旗依然属于过渡阶段的形式。

崇德七年，清军取得对明作战决定性的松锦大捷。当年七月壬申，皇太极“命编汉军为八旗”，八旗汉军才正式建立。

二

现在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八旗蒙古与八旗汉军成立以后的隶属问题，即它们与八旗满洲的关系。王锺翰先生早就指出，“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一名称严格说来是不正确的，应该称为“八旗蒙古”、“八旗汉军”。〔19〕清代官修《八旗通志》中，称某旗满洲都统（固山额真）、蒙古都统、汉军都统，表明八旗中各旗皆包括了满、蒙、汉三个固山（旗），即同属于一旗旗主的平列的三个集团。所以，八旗蒙古、八旗汉军成立之后，与八旗满洲共为二十四旗，并非形成以族别为划分标志的三个并列的八旗，而是仍然以原八旗满洲为格局，将八旗蒙古、汉军分别按旗色与八旗满洲组成新的八旗。或者说，原满洲八和硕贝勒各有满洲一旗，而现在增加为满、蒙、汉三旗。这本来是很清楚的。清初人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爰立八旗，曰：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每旗析三部：以从龙部落及傍小国臣顺者子孙臣民为‘满洲’；诸漠北引弓之民，景化内徙者，别为‘蒙古’；而以辽人故明指挥使子孙，他中朝将众来降及所掠得，别隶为‘汉军’。”〔20〕

然而在一些文章中，往往因习惯于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这样的称呼，竟将三者视为彼此独立的三类不同族别的八旗。认为“三大旗制，犹如部落联盟，满洲是盟主，而皇帝——皇太极则是这个联盟的最高统帅。”〔21〕这就不单单是个名称问题，而涉及到蒙、汉八旗的隶属性，同进也涉及到对八旗制的本质的理解。

本文前面已经说明，八旗制的本质不仅在于它是军政合一的团体，更重要的是它的领属关系，即全旗成员皆为旗主贝勒之属人。八旗满洲的成立，将后金国划为八家，分隶于八旗贝勒，凡后金国人，不论成年编丁与否，皆分隶于某旗贝勒，即使是闲散奴仆亦无例外，绝无独立之人能超然于八旗之外。旗主贝勒是一旗之共主，全旗之衣食生计、婚丧嫁娶、赋役征派，皆取决于各旗贝勒。因此，各旗成员与各旗贝勒的关系，乃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其次才是国家（即皇权）对各旗的关系。国家的作用只是维持八旗成员的自由民身份，使之免于沦为各旗贝勒的私属，在此以外，国家对各旗内部的事务一般不作过分干预。尽管皇太极后期，皇权已经绝对压倒各旗旗主，国家对旗内事务的干预日益增多，但在入关之前，未改变八旗隶属的基本关系。这是八旗国家不同于其它民族国家的地方，也是讨论蒙、汉八旗隶属性的基本出发点。

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过去以蒙古牛录、汉军牛录附属于满洲八旗的状况。但蒙、汉八旗之建立又并非形成蒙古、汉军各自独立于八旗满洲以外的八旗体系，仍然是分别隶属于同一旗色的八旗满洲贝勒。最明显的事实是，蒙、汉八旗皆只设固山额真，其上并未另置旗主。天聪九年二月八旗蒙古成立时，八固山额真为正黄旗阿代、镶黄旗达赖、正红旗恩格图、镶红旗布彦代、正白旗伊拜、镶白旗苏纳、正蓝旗吴赖、镶蓝旗扈什布。〔22〕据《八旗通志》各本传，此八人皆由同旗色之八旗满洲出任，而且其中仅阿代、恩格图、布彦代三人为蒙古人，达赖无传，其他四人皆以满洲人出任。八旗汉军成立时的固山额真，依以上次序为祖润泽、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由于汉军八固山额真皆为汉人，未有满人出任，而且《八旗通志》、《满洲名臣传》、《清史列传》中各传所记旗分多依汉军八旗编立之后而定，故不像蒙古八固山额真那样明确由原来相应旗色之八旗满洲成员出任。但以刘之源曾追述其原为“镶黄旗满洲包衣人”〔23〕揆之，其余七人原先也应属于相应旗色之满洲旗。

蒙汉八旗固山额真的满洲旗分根原，表明在蒙、汉八旗成立以前，他们是八旗满洲贝勒的属人，这是无疑的。而蒙汉八旗分立后，情况又如何呢？崇德二年（1637）九月审理正蓝旗蒙古固山额真俄莫克图罪状时，谓“先是，外藩蒙古台吉博洛有一女未字，固山额真俄莫克图往视之，胁博洛曰：‘我贝勒欲得此女，不问贝勒，不可与人。’博洛告于巴奉塔布囊、沙济达喇，遂奏闻。上命法司鞫问，以俄莫克图逼胁事实，应论死。又以俄莫克图视女时，英俄尔岱见之，曾告于豪格，而俄莫克图又与豪格具言其事。……。”结果豪格罢管部务，俄莫克图革固山额真职。〔24〕时豪格为满洲正蓝旗旗主，而蒙古正蓝旗固山额真亦以豪格为主，他们的隶属关系甚明。再如崇德四年正月阿玉石一案，也说：“先是，阿玉石绐其兄苏纳（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云‘上命兄往汤泉，其妻亦欲偕往。’王曰：“其妻不可去。尔当告知固山贝子尼堪、罗托、承政英俄尔岱、满达尔汗。’阿玉石遂往告之。尼堪等问曰：‘王云何？’阿玉石答曰：‘王已许其偕往矣。’尼堪等云：‘王虽许去，奈是边地，实不应往。’因遣人问王。王曰：‘我亦云不可去，并未尝许。’至是审实，以阿玉石既给其兄，又诈称王命，论死。奏闻，上命革职，鞭八十。”〔25〕阿济格天聪时为镶白旗不主旗之议政贝勒，崇德后封郡王，虽不任旗主，仍领有自己的牛录。看来苏纳原隶镶白旗满洲时，即为阿济格之属人，此时虽出任镶白旗蒙古固山额真，但仍然以阿济格为其主。八旗汉军的情况亦同。崇德八年正月，镶红旗汉军章京范文程家人康六获银一千两，为镶红旗旗主罗洛宏包衣牛录章京都伦所夺。“康六于梅勒章京孟乔芳处控告三次，乔芳庇其本贝勒，匿不举发。”〔26〕孟乔芳为镶红旗汉军梅勒章京，其旗主仍为镶红旗贝勒罗洛宏。通过以上三例，可以清楚看出，蒙、汉八旗与八旗满洲分离之后，其固山额真、梅勒章京对原八旗满洲旗主、贝勒（崇德后之亲王、郡王、贝勒）的隶属关系，依然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并未因此而稍有变更。

当然，蒙、汉八旗固山额真作为满八旗旗主、贝勒属员，决不是单指其个人的隶属关系，而是表明他们所辖之全体固山成员与旗主、贝勒的关系。八旗蒙古成立这前，天聪八年，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塔布囊达雅齐往外藩蒙古，与诸贝勒分划牧地，”与之同行的有八旗满洲属下的八旗蒙古代表，结果详细划分了各外藩蒙古、八旗蒙古之间的疆界驻地。当时八旗蒙古“其分定地方户口之数，正黄旗二千户，镶黄旗六百户，正红旗八百二十户，镶红旗八百三十户，镶蓝旗六百七十户，正白旗六百四十户，镶白旗七百户，正蓝旗七百户，”〔27〕共六千九百六十户。张晋藩、郭成康二先生根据清人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提出：这里的八旗蒙古，是指满洲“八旗下移营蒙古”。〔28〕这个看法是正确的。“移营蒙古”首见于天聪元年二月，阿敏攻占朝鲜义州、郭山等地后，欲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率大军直趋平壤，“请发在外移营蒙古兵，及在内分管蒙古兵，驻守义州，以便调取大军前进。”〔29〕“移营蒙古”又作“游牧蒙古”，《老档》记载同一事云：“遣游牧蒙古牛录下蒙古六人之妻孥，至义州城食粮，由阿歌汤古岱、阿歌阿巴泰携之前往。”〔30〕既由汤古岱、阿巴泰率领，就足以肯定不是当时尚未解散的兀鲁特、喀尔喀二蒙古旗，而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其所以分为在外移营和在内分管，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不同。仍保持游牧方式的蒙古牛录须不断变更牧地，故称移营或游牧蒙古，也才有必要与外藩蒙古划分牧地疆界。而接受农耕定居的蒙古牛录，与满洲牛录一起生活，故称内蒙古。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即以移营蒙古为基础，而内管蒙古则仍留在八旗满洲之内。从天聪八年移营蒙古的户数来看，有将近7000户，每户以5丁计算，50户编一牛录，可有近140个牛录，应该说包括了八旗满洲属下的约大部分蒙古牛录。天聪九年编立八旗蒙古时，与之混编的内喀喇沁的壮丁数7830名，亦以每户5丁计算，大约是1500多户，只够编30个牛录。所以，八旗蒙古成立时，其主干仍然是八旗满洲下的蒙古牛录。

移营蒙古从八旗满洲中分立出来，编为八旗蒙古后，并未改变原来的隶属关系。事实也是如此，崇德三年正月，“正红旗谭泰珠前去贸易返回时，以王（礼亲王代善）之行李不能驮运，遣部下色德礼借驼于本旗游牧蒙古托克托衣，托克托衣遂取本牛录下桂勒和之驼一只、民间之驼一只送至。”〔31〕据《八旗通志·旗分志》，托克托衣似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四佐领之托克退。又同年八月，“上驷院驼五只，命镶黄旗管移营蒙古托诺牧养之。乃托诺牧养不善，转交喀尔喇代牛录下拨硕库叟塞和，叟塞和又转交古鲁克达尔汉牛录下拨硕库博博罗，博博罗又转与本牛录托屯托辉。以屯托辉牧养不善，倒毙三只，遗失两只。”上命托诺偿驼三只，叟塞和偿马一匹，博博罗偿驼一只。〔32〕同日，又有“镶黄旗库鲁克达尔汗年录下库达奏称：‘托诺念旧鸷仇，离散我妻，配与伊牛录下巴达希。’上遣固山额真吴赖往讯之。”〔33〕按上述两段史料中的古鲁克或库鲁克，即《八旗通志·旗分志》中镶黄旗蒙古都统右参领下第十二佐领。吴赖自崇德元年（1636）即为镶黄旗蒙古固山额真。故托讷所管镶黄旗下移营蒙古，即指镶黄旗蒙古固山所属牛录甚明。同年十二月围猎时，“正红旗辉灿牛录下诺木图，擅自随围，应鞭七十，移营章京巴雅穆应坐以应得之罪。”辉灿即正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第二佐领惠三，则此牛录亦属移营蒙古无疑。同时获罪的还有“镶蓝旗色格牛录下移营分得拨硕库朱存代”。如此看来，八旗蒙古成立之后，移营蒙仍然保持了原有形式和名称。虽然分立为蒙古旗，另设蒙古固山额真统辖，但仍在相同旗色之旗主属下。

不仅如此，如同八旗满洲牛录并非全由一旗旗主所专管一样，蒙、汉八旗之牛录亦各为一旗诸贝勒所分有。天聪九年（1635）九月，正红旗代善子瓦克达得罪，将其部分家奴、牲畜、财物及“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俱给萨哈廉台吉。”〔34〕此时八旗汉军尚未成立，汉人牛录自然仍在八旗满洲之下，但八旗蒙古已经编成。据《八旗志通·旗分志》，正红旗满洲都统下的国初牛录中并无蒙古牛录，故瓦克达所领的蒙古牛录似应是属于正红旗蒙古都统之下的。又，崇德八年（1643）镶蓝旗公扎喀纳获罪，皇太极“免监禁，还其奴仆家财及满洲牛录，其马匹、甲胄，蒙古、汉人牛录，俱不准给。”〔35〕查《八旗通志·旗分志》，镶蓝旗满洲都统下之国初牛录，唯第二参领第十佐领是“国初以蒙古来归人丁编立，始为半个牛录”，直到康熙时，才以本旗余丁编入，为一整牛录。并无汉人牛录。可以推断，扎喀纳的蒙古、汉人牛录当是在蒙、汉八旗之下的。扎喀纳的爵位不过为公，其上更有贝子、贝勒、郡王、亲王。扎喀纳可以同时兼领镶蓝旗下满、蒙、汉三个固山牛录，位居其上者当更是如此。崇德四年，正蓝旗贝勒阿巴泰出征，以筹备军饷遣其家人取阿济拜牛录下毛巴里怀胎牛一头，后军中未用，不还毛巴里，反杀之用于筵宴。阿济拜为正蓝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第三佐领，看来是归阿巴泰领有的。崇德四年五月，豫亲王多铎降为贝勒，“分其奴仆、牲畜、财物及本旗所属满、汉、蒙古牛录为三分。留二分给豫亲王，其一分奴仆、牲畜全给和硕睿亲王。其满洲、蒙古、汉人牛录及库中财物，和硕睿亲王与武英郡王均分。”〔36〕从多铎正白旗中调出的牛录包括满洲十牛录，蒙古四牛录，汉人二牛录，共十六牛录，〔37〕肯定不是正白旗全部，而只是多铎专管的牛录。而且也不可能都是正白旗满洲固山的牛录，而是分别属于满、蒙、汉三固山的。蒙、汉八旗各牛录既为八旗满洲贝勒属人，因而有责任承供本旗贝勒之征调。阿巴泰之罪不在于征用属下牛录之牛，而在于满足私人享用。崇德八年八月，镶红旗主罗洛宏被告强取牛录章京巴尔哈孙所获狐袭及接受牛录额真多尔济馈赠等事，罚银一千两。巴尔哈孙、多尔济皆镶红旗蒙古都统左参领下章京佐领，其牛录当为罗洛宏专领牛录。

由是可知，不仅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固山皆宗同一旗主，而且同一旗内不主旗贝勒等也同时兼从三个固山中分得各自所专有的牛录。所有这些专管牛录连同本旗三个固山的公中牛录，再全部集合在同一旗主之下，正是这种人身隶属关系，构成了八旗所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固山已经不像仅有八旗满洲时那样，作为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而出现了。虽然在管理上服从于本固山额真，然而在隶属关系、供役对象上，同一旗下各固山的牛录又与别固山的牛录发生联系，分属于旗内不同的贝勒。但从八旗（八家）的角度看，则每旗（每家）仍是统一完整的社会组织。

作为各旗贝勒的属人，既受其赡养，即有责任为之服役。如天聪初年来归的喀喇沁蒙古台吉弼喇什，“蒙古旗制定，隶镶红旗。上妻以宗女，命贝勒代善赡焉。”崇德三年，“与明通市张家口，命弼喇什莅焉。六年，复往莅。时诸王大臣各遣其属从，有盗礼亲王代善金者，弼喇什坐囚，论罚。”〔38〕弼喇什虽为蒙古台吉，但对本主贝勒如同家人。汉军情况亦复相同。清初著名大臣宁完我，辽阳人，天命中降于后金，“给事贝勒萨哈廉家”，萨哈廉为正红旗贝勒，故史载宁完我“隶汉军正红旗”，后为文馆巴克什。天聪十年二月因为人所讦，“削世职，尽夺所赐，仍令给事萨哈廉家”，直至顺治初才复起用。很清楚，汉军的旗分是由原在八旗满洲中的旗分而定，即使出任国家要职，其身份依然隶属原主，犯罪后亦仍由原主收养为奴。

综上所述，可以说蒙、汉八旗的建立，改变了原来只有八旗满洲时八旗制的单一性。原来的“旗”与固山是合一的，所谓八旗就是八固山。迨蒙、汉八旗各为固山，即每旗之下有三固山，八旗共有二十四固山。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旗的含意就只是旗色了。〔39〕换言之，即作为同一旗色的满、蒙、汉三个固山组成的团体，已不具有特有的社会联系。这种理解并不符合八旗制度的本质。满、蒙、汉八旗既然分别依旗色隶属于八旗贝勒，那么，一旗之下固然是由满洲一固山增加了蒙、汉二固山，但一国分为八旗（即八家）的格局并未改变。这一点，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崇德二年八月，即八旗蒙古建立之后，皇太极在对议政大臣的上谕中说了这样一段话：“更有将各旗妄分彼此，明目张胆，明知本旗有悖乱之人，隐匿不言，及人言之，反加庇护者，尤朕心之所深恶者也。八旗皆朝廷之人。”〔40〕这里蒙古八固山和汉军二旗，是包括在八旗之中的。到八旗汉军建立之后，崇德八年六月又有一个上谕，责备在松锦之战中，各旗“固山额真大臣等，各让其本旗王、贝勒、贝子、公等多取，以致将士少获。”〔41〕亦将满、蒙、汉各固山额真的隶属关系说得很明白。所以，八旗即八家仍然构成后金国家的支柱。

三

皇太极继位以来，努力加强对八旗的控制，为此，最重要的就是提高各旗固山额真的地位，使其成为总管一旗（固山）事务的大臣，凡各旗行军围猎、生产行政、内部监察，无一不有权处理。总之，将一旗之管理、监察大权，逐渐从各旗贝勒手中分离出来，转移到固山额真手中。而且固山额真的任免权，不属于各旗旗主，天聪五年之前属议政大臣会议，其后均归于皇太极控制下的吏部。尽管如此，各旗人口、财产仍隶于本旗贝勒。旗内成员的婚丧嫁娶必须征得本旗贝勒同意。财产的继承转移，也必须事先申报，征得本旗贝勒的同意。后金国家仍然尊重这一权力。即使旗内处理不公，国家出面干预，也只限在本旗之内，遵循先在本家族内按亲疏分配，若无亲戚，方归本牛录，或归本旗贝勒。旗下属人，除讦告离主者得以改旗外，一般仍留在本旗，或由本旗旗主处理。崇德八年，镶蓝旗贝子罗托（斋桑古子）得罪，“以罗托家财、牲畜、人口俱归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或分给公篇古、屯齐、屯齐喀（皆镶蓝旗宗室），听王自便。”〔42〕若是两旗之间发生关系，则须同时征得两旗贝勒的同意。如崇德三年，镶白旗星讷欲以正白旗之寡妻为子妇，“请于武英郡王，王因遣人至豫新王所议。”〔43〕据此可见，各旗旗主贝勒是以一旗最高所有者的身分出现的。天聪九年，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妻前夫所生女，寄养别旗之外母家。该旗贝勒欲令女入府。石廷柱即携女还家，不与，云“我所娶之妻所生之女，即我女也。我等职官之女，诸贝勒从未有取者。若取此女，我有愧于在下各官。”结果，“石廷柱另属一旗，乃牵连上下，语言夸大。因革石廷柱大章京职，罚银百两。”〔44〕由此可证寄养于别旗之人，即为该旗贝勒之属人，由该旗贝勒安排，即使父母亦莫如之何。

八旗各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分别容纳、赡养外来人口，这是当时解决蒙、汉八旗生计的唯一可行的途径。崇德三年七月，皇太极谕诸王、贝勒、贝子等云：“我国家蒙天眷佑，汉人、蒙古、虎尔哈、瓦尔喀在在归附，皆分给与诸王、贝勒、贝子，令加恩养。”又谕国中新旧满洲及旧蒙古、新旧汉人云：“尔等有家贫不能娶妻，及披甲不能买马者，有勇敢堪充行伍因贫不能披甲者，俱许自陈，先诉于本牛录章京，牛录章京率之告于固山额真，固山额真详问，即带本人及牛录章京启知本王、贝勒、贝子。……”〔45〕崇德八年，又重申各旗王、贝勒、贝子须加意赡养“新旧人等”，即满、蒙、汉八固山全体成员。反之，若允许蒙古、汉人各以自己的经济隶属关系结合成八旗满洲之外的社会集团，按满洲人口比例，就不足以控制。所以，将蒙、汉八固山分隶于八旗满洲，同样是一种强制，也是当时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正如王锺翰先生指出的：“八旗蒙古”和“八旗汉军”既然一同被编在八旗之下，享有与“八旗满洲”同等的地位，即应被视为满族。〔46〕这一论断为我们正确理解八旗内部满、蒙、汉三固山的关系提供了一把钥匙。如果将八旗蒙古、汉军排斥在八旗之外，各成系统，那么，无论清朝统治者如何号召满、蒙、汉同为一体，也势必难以融合成为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在满族国家的发展过程中，不仅有满族的汉化，同时也有大量蒙古、汉人的满化。没有后一点，单凭原有的女真族人，是无法征服明朝，进而统一全中国的。

八旗（八分、八家）构成后金—清国家中最高的相对独立的社会集团，人口财产隶属于一旗之王、贝勒，这一法律表现的经济原因，则是八旗各自独立的经济构成了社会的全部基础。此外的国有经济，不过靠八家捐出。但终皇太极之世，清朝未能建立起强大的国有经济。入关之前，皇太极之所以未能将八旗诸王、贝勒的势力彻底削弱，根本原因即在于此。入关以后，掌握了全国经济，方才有可能最终战胜八旗王、贝勒、贝子、公等。不过，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由于国家缺乏有力的经济财政基础，故国中一有缓急，皇太极也只有仰仗八家调剂。天聪六年，“上以大凌河新附人众，计国中无问官民，计口储粮，有余悉输官，视市值记籍，徐为之偿；有余粮不输者，许家人告发。”皇太极企图以断然措施，将八旗经济纳入国家控制之内，但当时的汉人官员就已经指出这条路走不通。〔47〕从以后的史料中，也未见有因多储不售而受告计者。崇德元年十月，国中不充，皇太极又宣谕君臣：“尔等有粮之人藏粮，必待粮价腾贵方肯出粜，此何意耶？今当各计尔等家口足用外，其余粮即往市粜卖。恐有粮之家拒不粜卖，先令尔八家各出粮百石于市中发卖。”〔48〕这种强制手段，恐怕也只能奏效于一时。所以，次年闰四月，阿济格征朝鲜获皮岛储粮六百余石，皇太极限令“运至东京，赈济贫若无粟之民。若不足，令各牛录下有粮之家均卖与本牛录下人，取其值，或借给取息。如再不足，各旗王可周给之。”〔49〕归根到底，还得依赖各旗王、贝勒、贝子、公解决本旗的生计。崇德以后，国家权力机构已牢牢控制在皇太极手中，大清国的大计方针无不按其意志确定，然而各旗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各自旗主贝勒领域。皇太极在将各旗事务纳入统一的法制的过程中，虽然竭力干预各旗内部事务，限制各旗旗主贝勒越轨擅行，但同时又须依赖他们的配合，尊重其既得权益，关系十分微妙。崇德八年，是皇太极权力达到顶峰之时，但他仍说：“朕素于诸王、贝勒、贝子、公等一切家事，俱不预闻。嗣后于新旧人等，孰爱养有方，孰漫不抚恤，必加详察。”〔50〕皇太极此言“俱不预闻”，虽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但多少反映出他对八旗王贝勒既有不满，又不能越俎代庖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心理。

注释：

〔1〕《满洲实录》卷7，336～338页。

〔2〕《满文老档》太祖朝卷40，369页。

〔3〕《太宗实录》卷12，171～172页。

〔4〕《太宗实录》卷3，48页；卷6，89页；《满文老档》天聪朝卷17，944页。

〔5〕同〔1〕卷18，241页。

〔6〕同〔1〕卷22，292～293页；《国史院档》上，146～148页。

〔7〕同〔2〕天陪朝卷15，920页

〔8〕《国史院档》上，198页。

〔9〕同〔1〕卷3，52页。

〔10〕同〔1〕卷1，26页

〔11〕同〔1〕卷8，109页

〔12〕同〔1〕卷13，180页。

〔13〕同〔1〕卷18，240页。

〔14〕同〔1〕卷22，291页。

〔15〕同〔1〕卷22，126页。

〔16〕同〔1〕卷17，233页。

〔17〕《天聪朝臣工奏议》下，七年四月十四日《胡贡明请用才纳谏奏》。

〔18〕同〔1〕47，626页。

〔19〕王锺翰：《清初八旗蒙古考》，《清史杂考》117～118页。

〔20〕金德纯：《旗军志》。

〔21〕李治亭：《论清初满汉贵族地主联盟》，《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6～7页。

〔22〕同〔1〕卷22，292～293页。

〔23〕《八旗通志》卷114，《刘之源传》。

〔24〕同〔1〕卷39，504页。

〔25〕同〔1〕卷45，592页。

〔26〕同〔1〕卷65，908页。

〔27〕同〔1〕卷26，276页。

〔28〕《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359页。

〔29〕同〔1〕卷2，35页。

〔30〕同〔2〕天聪朝卷1，811页。

〔31〕同〔8〕，274～275页

〔32〕同〔8〕，363页。

〔33〕同〔8〕，361页。

〔34〕同〔8〕，201～202页。

〔35〕同〔1〕卷65，907页。

〔36〕同〔1〕卷46，620页。

〔37〕同〔1〕卷47，621页。

〔38〕《清史稿》卷229，9281页。

〔39〕同〔28〕，291页下注一。

〔40〕同〔1〕卷34，445页。

〔41〕同〔1〕卷65，893页。

〔42〕同〔1〕卷65，907页。

〔43〕同〔8〕，378页。

〔44〕同〔8〕，181～192页。

〔45〕同〔1〕卷42，556～557页。

〔46〕《清史新考》51页。

〔47〕同〔38〕卷239页，《罗绣锦传》。

〔48〕同〔2〕天聪朝卷32，16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