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土范文10篇

领土范文篇1

一、国家领土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没有确定的领土。国家领土由四部分构成：领陆，领水，领空，底土。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基本部分，连成一片的领土，称为“连续领土”。领土被海面或其他国家的领土隔开，称为“非连续领土”。部分领土包围在他国之内，称为“飞地”。

2.领水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水域，包括领陆内的水域(河流，湖泊和内海)和沿岸的“内水”和“领海”。内水是指领陆范围内的所有水域。“领海”专指领海基线的外向海面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海，港口水域，内海湾，内海海峡)。“领海”是沿海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扩展的部分，这部分海域受沿海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支配，领海的范围包括水域，海床和上空。《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与其陆地，领土及其水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的领域的一带海域。

3.领空是指领陆和领水的空气空间，地球表面的上空。自从出现外层空间的概念后，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两个空域，地面国的主权只能及于它所能控制的空气空间。国家在领空有完全的主权。

4.底土是指领陆和领水下面的全部底土。

二、领土主权

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最高的排他的权利，这就是领土主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传统国际法的规则，也是现代国际法份一项基本原则。领土主权有三个意义：一是领土不可侵犯，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和范围。任何国家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家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进一步阐述了不得侵犯他国国界，不得组织武装力量，侵入他国领土，不应或违反国际法实行军事占领的对象。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取得的领土，一概不得承认合法。同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1955年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十项原则也做了相同德规定，实践证明在国家之间关系，特别是毗邻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是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的基础。二是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属地管辖权，国家对于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或事件(除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权者外)均享有管辖权，侵犯他国属地管辖权，也就是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任何外国人(除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者外)外国企业(除国家财产外)都必须受所在地国的法律管辖。但国家在行使属地管辖权时不应侵犯外国人本国的属人管辖权。三是国家对领土国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权利，在国家领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排他性的主权，非资源国同意任何国家或任何人都不得加以侵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权利是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

国家领土完整，就其领域来说，是整个领土范围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就其内涵来说，是包括领域和资源两个方面的主权，国家行使领土主权本来是绝对的和排他的。但在实际中，领土主权常受到某些由国际惯例和条约规定的义务的限制。

1.受到国际惯例的限制国家在利用边界河流，多国河流的时候，或在利用其边境土地的时候，不应损害邻国的利益；国家在开发和利用公海海域资源的时候，应考虑他国在该海域的权利，不应加以侵犯；国家领海，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应允许外国船舶无害通过。

2.受条约的限制租借，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租给他国使用。在20世纪之前，这类租借基本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历史上有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国将其部分领土，永久租借给他国使用，自己不能行使主权。根据1903年美国-巴拿马条约把修筑巴拿马运河所需的部分土地租给美国永久“使用”占有及控制。这种租借实际上与割让无异。第二种是一国根据条约允许他国占住其部分领土，主权保留，但实际上由占住国管理。1878年根据英士协定让英国占住塞浦路斯岛并实行管理；第三种是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在一定时期内租借给他国使用。因此清政府根据条约被迫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把九龙租借给英国99年，把旅顺和大连租俄国25年，这些租借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的。随着不平等条约被现代国际法认为不合法而先后被废除。但租借是在双方愿意的基础进行的，1941年英国把百慕大的小块领土租借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为期99年，1944芬兰将波尔卡海军基地租借给苏联使用，为期10年，已于1955年收回。这类租借与根据不平等条约的租借是不同的。

国际地役，一国根据条约将其部分或全部领土的特定范围提供给他国为某种目的而永久使用。这是国家属地最高主权受到一种特别的限制。这种制度在传统国际法中是得到接受的。国际地役可依其性质分为积极地役和消极地役，积极地役是允许他国在其境内建筑及经营铁路、设立说关、派驻武装部队，或允许他国武装部队通过领土或允许他国国民从事某些活动。一国根据条约允许另一国的国民通过其领土，或允许另一国的国民在其领土上捕鱼等。消极地役是一国承担条约义务不在其领土上行使某方面的属地最高权。不在边境城镇设防等，国际地依没有改变主权关系，但使供役国的主权受到限制，从现代国际法观点来看，地役关系只有在双方愿意接受的基础上进行才可成立。

三、领土的取得和变更

国家领土的主权不可侵犯，不等于一国领土不能作任何变动，只是要求变更领土应是在有关国家之间经过平等协商，在互利的原则下实现，传统国际法上对领土变更方式的阐述只能作为一些国家取得领土的历史证据，而不能作为现代国际法上变更领土的依据。

领土的取得，就是领土主权的取得，国家产生后，其领土会因取得新领土而扩大，在历史上有五种领土取得方式。

1.先占(亦称“占称”)，但不是指战时的占领。国家占领了一块“无主地”，并在其上面建立了“有效占领”，就是在法律上取得了该地的主权。所谓“无主地”只能是尚未为任何国家占领，或无人居住，或土著居民尚未形成为部落的地方，“有效占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效表现各异，我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东海的钓鱼岛的主权就是依据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那些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因此“先占”要有要件：一是占领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二是占领的方式是“有效占领”。

2.时效，时效是指占有他国的某块地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占有，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这个原则来自罗马法中”物权取时效“，可国际法学者对时效概念的解释却与罗马法不一样，罗马法认为时效取得物权必须出于”善意“，并应受一定实限的限制，但国际法学者”却认为“时效”原则取得领土主权不一定要出于“善意”。即使是不正当和非法的占有，只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的占有，这个国家便取得了该土地的主权，国际常役仲裁法院在1909年常理瑞典和挪威关于挪里斯巴丹那海滩划界问题争端的仲裁要件。裁决认为“事件既已存在了很长时期，则以尽量少改变为宜”把海滩划给了瑞典。这种观点很明显为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掩护的。时效原则并没有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3.割让，割让是指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主权转移给另一国国家，19世纪以前，割让有赠与或出卖等形式。20世纪以后，大部分割让是由战争后的和约和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如1895年的《罗马条约》把我国台湾让给日本。(1945年已归还中国)。从现代国际法的观点看，由战争或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割让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4.征服，是指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把战败国灭亡，而兼并领土的行为。征服不能真与战时占领或兼并混为一谈。战争当中的占领是不构成领土主权转移的，只有在征服了敌国，使敌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构成领土主权的转移。战时占领的敌国领土，如果战后和约中规定转移其领土主权的，那又成割让。侵略战争本来就是非法的，以征服和灭亡去取得他国的领土就是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所以是被国际法所不允许的。

5.添附，添附是指领土因自然状态的变化或人工力量而增添的新部分。添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自然添附，如涨滩，三角州，新生岛、废河床等。第二种人工添附，如堤堰、防破堤，围堤、人工岛屿等。

上述五种方式，除添附是自然现象外，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领土扩张的掠夺性质，从现代国际法观点来看，这五种方式的合法性应具体对待。

领土范文篇2

一、中日钓鱼岛纷争之缘起及日本方面的主张

中日钓鱼岛争端肇始于1969年,激化于1992年。1969年,美国海洋学家埃默里等人发表的《东海和黄海的地质构造和水文特征》一文提出“在东海中日韩大陆架交界处存在着世界上最有希望的尚未勘探的海底石油资源”。作为一个一直受资源短缺、石油缺乏困扰的国家,日本开始对该地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对外战略上实施了相对应的行动,这也使得中日关于钓鱼岛及相关海洋权益之争有愈演愈烈之态势。日本对钓鱼岛觊觎的另一个因素是其重要的战略地位。钓鱼岛作为世界三大海路中的一个,日本全部石油输入量的绝大部分经过钓鱼岛从波斯湾输入,日本军队在东南亚的进出也必经此地。此外,位于钓鱼岛群岛的中段、中国东海方向的正面的琉球群岛和台湾岛加上九洲岛,使中国东海海区与太平洋相分隔。一旦中日两国发生战争,钓鱼岛可能会成为日本进攻中国台湾乃至中国大陆的桥头堡。

1992年联合国公布了《国际海洋法公约》,有所谓“主权国家以200海里内的海域为其经济专属区”的条款,而钓鱼岛的实际价值便在于以钓鱼岛为中心,直径为400海里的辽阔海域以及此海域内的海洋资源。这使钓鱼岛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它本来的价值。也激化了事态的发展,政治利用和经济利益的争夺,使得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僵持不下。中日钓鱼岛争端涉及的内容主要有钓鱼岛群岛的主权归属以及与钓鱼岛相关的东海海洋权益,如大陆架、专属经济区等问题。在钓鱼岛的主权归属问题上,日本提出了以下的观点来论证其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合法性。第一,钓鱼岛群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以后,通过多次实地调查,在确认该岛是无人岛也没有清国统治所及后,在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岛上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版图的;第二,在历史与地理上,钓鱼岛群岛始终是构成日本南西诸岛屿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含在基于1895年生效的《马关条约》第2条得自于中国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

第三,基于上述第二条的理由,钓鱼岛群岛不在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必须放弃的领土之内。而是根据该和约的规定,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此外,1971年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把该群岛包括在归还区域之内。在东海海洋权益方面,日本提出:第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日本方面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由此可以把钓鱼岛群岛全部窃据①;第二,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仅是大陆架连续的偶然凹陷,日本的200海里大陆架主张不受冲绳海槽的影响,在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该忽略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第三,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日本方面提出所谓“中间线原则”,坚持冲绳海槽因素应不予考虑,认为中间线才是合适的界线;第四,关于岛屿海洋权益的②关键问题在于钓鱼岛群岛可否享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日本方面坚持认为这些岛屿应该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力图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为己有。

二、我国对钓鱼岛问题的态度与主张

我国政府一直严正坚持钓鱼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的立场。我国国际法理论学界针对日本侵占我国钓鱼岛所依据的理由给予了严厉的批驳和犀利的抨击。例如从发现和“先占取得”理论出发,中国早在明朝就发现了钓鱼岛,之后又对其进行了持续的、和平的活动。中国关于钓鱼群岛水文地理情况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明朝永乐年间出版的《顺风相送》(约1403年左右)。到嘉靖年间(1532—1534年),中国的官方文献中已为钓鱼群岛命名。吴天颖教授在他的《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一书中考证,中国早在明代即已将钓鱼群岛纳入海防区内,确立了军事管辖。1561年讨伐倭寇总督胡宗宪在其编撰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上,标明了中国福建省罗源县、宁德县沿海各岛,其中包括“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将钓鱼群岛列入中国的海防区域之内；

领土范文篇3

一、国家领土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没有确定的领土。国家领土由四部分构成:领陆,领水,领空,底土。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基本部分,连成一片的领土,称为“连续领土”。领土被海面或其他国家的领土隔开,称为“非连续领土”。部分领土包围在他国之内,称为“飞地”。

2.领水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水域,包括领陆内的水域(河流,湖泊和内海)和沿岸的“内水”和“领海”。内水是指领陆范围内的所有水域。“领海”专指领海基线的外向海面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海,港口水域,内海湾,内海海峡)。“领海”是沿海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扩展的部分,这部分海域受沿海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支配,领海的范围包括水域,海床和上空。《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与其陆地,领土及其水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的领域的一带海域。

3.领空是指领陆和领水的空气空间,地球表面的上空。自从出现外层空间的概念后,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两个空域,地面国的主权只能及于它所能控制的空气空间。国家在领空有完全的主权。

4.底土是指领陆和领水下面的全部底土。

二、领土主权

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最高的排他的权利,这就是领土主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传统国际法的规则,也是现代国际法份一项基本原则。领土主权有三个意义:一是领土不可侵犯,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和范围。任何国家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家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进一步阐述了不得侵犯他国国界,不得组织武装力量,侵入他国领土,不应或违反国际法实行军事占领的对象。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取得的领土,一概不得承认合法。同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1955年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十项原则也做了相同德规定,实践证明在国家之间关系,特别是毗邻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是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的基础。二是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属地管辖权,国家对于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或事件(除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权者外)均享有管辖权,侵犯他国属地管辖权,也就是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任何外国人(除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者外)外国企业(除国家财产外)都必须受所在地国的法律管辖。但国家在行使属地管辖权时不应侵犯外国人本国的属人管辖权。三是国家对领土国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权利,在国家领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排他性的主权,非资源国同意任何国家或任何人都不得加以侵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权利是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

领土范文篇4

关键词：领土领土主权领土完整

领土是国家存在的物质基础，一个民族在其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国家，这块土地就成为了它的领土。国家在这确定的领土范围内行使主权，包括对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可行使管辖权和对领土内的资源享有永久的所有权。凡是隶属于一国主权之下的领土，都是该国领土，而不问该土地的位置或自然状态。因此，任何侵犯他国领土的行为都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一、国家领土

国家对其领土享有主权，国家的领土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但不可能没有确定的领土。国家领土由四部分构成：领陆，领水，领空，底土。

1.领陆亦称陆地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陆地和岛屿。这是国家领土的基本部分，连成一片的领土，称为“连续领土”。领土被海面或其他国家的领土隔开，称为“非连续领土”。部分领土包围在他国之内，称为“飞地”。

2.领水是指国家主权管辖下的全部水域，包括领陆内的水域(河流，湖泊和内海)和沿岸的“内水”和“领海”。内水是指领陆范围内的所有水域。“领海”专指领海基线的外向海面的一定宽度的海域(内海，港口水域，内海湾，内海海峡)。“领海”是沿海国家领土主权向海洋扩展的部分，这部分海域受沿海国家主权的管辖和支配，领海的范围包括水域，海床和上空。《海洋法公约》规定：沿海国主权及与其陆地，领土及其水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的领域的一带海域。

3.领空是指领陆和领水的空气空间，地球表面的上空。自从出现外层空间的概念后，分为空气空间与外层空间两个空域，地面国的主权只能及于它所能控制的空气空间。国家在领空有完全的主权。

4.底土是指领陆和领水下面的全部底土。

二、领土主权

国家在其领土范围内行使最高的排他的权利，这就是领土主权。主权和领土完整，是传统国际法的规则，也是现代国际法份一项基本原则。领土主权有三个意义：一是领土不可侵犯，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和范围。任何国家不得侵犯他国的领土。《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家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1970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国际法原则之宣言》进一步阐述了不得侵犯他国国界，不得组织武装力量，侵入他国领土，不应或违反国际法实行军事占领的对象。使用武力威胁，或武力取得的领土，一概不得承认合法。同样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第一条就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1955年万隆会议亚非会议十项原则也做了相同德规定，实践证明在国家之间关系，特别是毗邻国家之间的关系中，互相尊重领土主权完整是建立和发展友好睦邻关系的基础。二是国家在领土范围内享有属地管辖权，国家对于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一切人，物或事件(除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权者外)均享有管辖权，侵犯他国属地管辖权，也就是侵犯他国主权的行为，任何外国人(除享有外交特权或豁免者外)外国企业(除国家财产外)都必须受所在地国的法律管辖。但国家在行使属地管辖权时不应侵犯外国人本国的属人管辖权。三是国家对领土国的自然资源享有永久权利，在国家领土内的自然资源，享有排他性的主权，非资源国同意任何国家或任何人都不得加以侵犯，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永久权利是建立新国际秩序的重要原则。

国家领土完整，就其领域来说，是整个领土范围的完整性和不可侵犯性；就其内涵来说，是包括领域和资源两个方面的主权，国家行使领土主权本来是绝对的和排他的。但在实际中，领土主权常受到某些由国际惯例和条约规定的义务的限制。

1.受到国际惯例的限制国家在利用边界河流，多国河流的时候，或在利用其边境土地的时候，不应损害邻国的利益；国家在开发和利用公海海域资源的时候，应考虑他国在该海域的权利，不应加以侵犯；国家领海，群岛国的群岛水域应允许外国船舶无害通过。

2.受条约的限制租借，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租给他国使用。在20世纪之前，这类租借基本是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历史上有这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一国将其部分领土，永久租借给他国使用，自己不能行使主权。根据1903年美国-巴拿马条约把修筑巴拿马运河所需的部分土地租给美国永久“使用”占有及控制。这种租借实际上与割让无异。第二种是一国根据条约允许他国占住其部分领土，主权保留，但实际上由占住国管理。1878年根据英士协定让英国占住塞浦路斯岛并实行管理；第三种是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在一定时期内租借给他国使用。因此清政府根据条约被迫把胶州湾租借给德国99年，把九龙租借给英国99年，把旅顺和大连租俄国25年，这些租借都是不平等条约为根据的。随着不平等条约被现代国际法认为不合法而先后被废除。但租借是在双方愿意的基础进行的，1941年英国把百慕大的小块领土租借给美国作为军事基地，为期99年，1944芬兰将波尔卡海军基地租借给苏联使用，为期10年，已于1955年收回。这类租借与根据不平等条约的租借是不同的。

国际地役，一国根据条约将其部分或全部领土的特定范围提供给他国为某种目的而永久使用。这是国家属地最高主权受到一种特别的限制。这种制度在传统国际法中是得到接受的。国际地役可依其性质分为积极地役和消极地役，积极地役是允许他国在其境内建筑及经营铁路、设立说关、派驻武装部队，或允许他国武装部队通过领土或允许他国国民从事某些活动。一国根据条约允许另一国的国民通过其领土，或允许另一国的国民在其领土上捕鱼等。消极地役是一国承担条约义务不在其领土上行使某方面的属地最高权。不在边境城镇设防等，国际地依没有改变主权关系，但使供役国的主权受到限制，从现代国际法观点来看，地役关系只有在双方愿意接受的基础上进行才可成立。

三、领土的取得和变更

国家领土的主权不可侵犯，不等于一国领土不能作任何变动，只是要求变更领土应是在有关国家之间经过平等协商，在互利的原则下实现，传统国际法上对领土变更方式的阐述只能作为一些国家取得领土的历史证据，而不能作为现代国际法上变更领土的依据。

领土的取得，就是领土主权的取得，国家产生后，其领土会因取得新领土而扩大，在历史上有五种领土取得方式。

1.先占(亦称“占称”)，但不是指战时的占领。国家占领了一块“无主地”，并在其上面建立了“有效占领”，就是在法律上取得了该地的主权。所谓“无主地”只能是尚未为任何国家占领，或无人居住，或土著居民尚未形成为部落的地方，“有效占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效表现各异，我国对西沙群岛，南沙群岛和东海的钓鱼岛的主权就是依据大量的历史证据。证明那些岛屿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因此“先占”要有要件：一是占领的对象必须是“无主地”，二是占领的方式是“有效占领”。

2.时效，时效是指占有他国的某块地后，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地占有，而取得该土地的主权。这个原则来自罗马法中”物权取时效“，可国际法学者对时效概念的解释却与罗马法不一样，罗马法认为时效取得物权必须出于”善意“，并应受一定实限的限制，但国际法学者”却认为“时效”原则取得领土主权不一定要出于“善意”。即使是不正当和非法的占有，只要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受干扰的占有，这个国家便取得了该土地的主权，国际常役仲裁法院在1909年常理瑞典和挪威关于挪里斯巴丹那海滩划界问题争端的仲裁要件。裁决认为“事件既已存在了很长时期，则以尽量少改变为宜”把海滩划给了瑞典。这种观点很明显为侵占他国领土的行为掩护的。时效原则并没有为大部分学者所接受。

3.割让，割让是指一国根据条约把部分领土主权转移给另一国国家，19世纪以前，割让有赠与或出卖等形式。20世纪以后，大部分割让是由战争后的和约和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如1895年的《罗马条约》把我国台湾让给日本。(1945年已归还中国)。从现代国际法的观点看，由战争或不平等条约造成的割让都是违反国际法的。

4.征服，是指战争结束后战胜国把战败国灭亡，而兼并领土的行为。征服不能真与战时占领或兼并混为一谈。战争当中的占领是不构成领土主权转移的，只有在征服了敌国，使敌国不复存在的情况下，构成领土主权的转移。战时占领的敌国领土，如果战后和约中规定转移其领土主权的，那又成割让。侵略战争本来就是非法的，以征服和灭亡去取得他国的领土就是侵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所以是被国际法所不允许的。

5.添附，添附是指领土因自然状态的变化或人工力量而增添的新部分。添附有两种情况：第一种自然添附，如涨滩，三角州，新生岛、废河床等。第二种人工添附，如堤堰、防破堤，围堤、人工岛屿等。

上述五种方式，除添附是自然现象外，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领土扩张的掠夺性质，从现代国际法观点来看，这五种方式的合法性应具体对待。

领土范文篇5

领土争端是危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隐患，但传统国际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规范，因此，国际司法机构在审理领土争端案例时只得依据具体案情以及争端当事国的权利主张，来适用并澄清、解释、创新一些国际法规则。在国际司法实践的推动下，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制度得以逐步形成、发展，从而使得领土法更加具有稳定性、明确性与可预测性。这成为了领土争端解决机制最显著的新发展。在国际司法实践中，国际法院通常会先依据案情选择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再依法确定一条划分争议领土的陆地边界，最后还会考虑一些与领土争端相关的其他因素，以求使最终划定的边界具有精确性与稳定性，从而公平合理地解决领土争端。

一、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

国际法没有明确规定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只规定了几种领土取得方式，如先占、时效、添附、割让、征服等。但是，由于领土争端问题通常十分复杂，涉及各种法律原则在实际事实中的适用，难以简单地适用某种领土取得方式来判断争议领土的归属。因此，国际司法机构并没有将传统国际法中有关领土取得方式作为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而是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用了不同的判案依据。例如，条约、国家的单方面同意、有效占领、“保持占有”、国际司法判决、国际组织决议、衡平等等。[1]依据这些法律依据的性质与内容，可以把它们分为四类：国家的同意、第三方的判决或决议、历史依据、国际法中的衡平。

（一）国家的同意

国家间就某一领土的归属所达成的合意，或者某国将其部分领土转让给他国的单方面同意是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首要法律依据。1.条约“约定必须遵守”原则规定，缔约国必须善意地履行和遵守其缔结的合法有效的条约。一旦缔约国对特定事项所作出的明确、一致的意思表示，在条约生效后，该条约就应对在其有效期中所发生并在其规定范围内的一切事实、行为或局面，支配当事各方的关系。因此，合法有效的条约是判断争议领土归属或划界的首要法律依据。例如，在1994年“喀麦隆与尼日利亚间陆地和海洋边界案”中，国际法院在经过审查认为1913年《英德协定》具有合法效力后，决定依据该条约划定喀麦隆与尼日利亚在乍得湖地区与巴卡西半岛的边界，而没有按尼日利亚方面所提出的“历史性合并说”与“有效统治说”来划界。一般而言，可用来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条约包括以下三种：（1）涉及战败国割让其领土的媾和条约；（2）一国家把其拥有的领土转让给另一个国家的割让条约；（3）有关国家就边界的划定，或者就原有的边界正式标定或重新核定或调整等事项缔结的边界条约。2.国家的单方面同意在确定国际边界的过程中，一个国家的单方面同意能为有关争议领土的归属或边界的划定提供有力的法律证据，甚至可以使与其存在领土主权竞争关系的另一国的不完全或不合法的权利主张转变为完全或合法的权利主张。例如，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为了寻找相对来说更有力的权利，法庭会相应地考察是否存在着一方承认过另一方权利或权利主张的事实，而且法庭的判决将会有利于能证明其权利或权利主张曾得到与之有竞争关系的另一方当事国的承认的当事国。由此可见，从一国单方面行为或是该国对他国主权要求的单方面承认而推定出来的隐含的单方面同意，也可以作为判断争议领土的法律依据。比方说，虽然一国签署的割让条约或边界条约是无效的，但是，如果已经发生领土的事实转移，并且利益受损当事方对这种领土的非法变更或边界的非法划定予以承认，那么条约的有效与否都无关紧要了。具体而言，国家单方面同意主要包括默认、承认、放弃等等。

（二）第三方的判决或决议

1.司法判决或仲裁裁决发生领土边界争端时，若当事国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或仲裁机构裁判，有关划定边界的判决或裁决，就如同边界条约一样也是确定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它将对争端当事方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并且，出于实践的目的、在没有持续性的抗议的情况下，这些判决对所有国家都有一定约束力。阿根廷与智利就是按照1966年“阿根廷—智利边界仲裁案”的裁决来确定争议领土的归属；又如，在“北海大陆架案”中，争端当事国就在特别协议中同意依照法院的判决来确定边界。司法判决或仲裁裁决虽然是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但“它本身并不具有处置性质，它的效力可以类比为割让条约的效力：一般情况下主权只有在依据裁决而予以占有时才会发生变更，裁决给予占有以主权价值。不过在一些案例中，裁决也具有处置的性质。”[2]2.国际组织的决议在联合国成立以前，战胜国可以取得处置战败国或一些弱国领土的权利能力，这样，就出现了一些大国联合起来或是通过某个国际组织来确定相关国家之间争议领土的情况。譬如，“一战”结束后，国联在1919-1920年间就设立了若干个国际委员会，以决议的形式单方面划定了德国与比利时之间的边界、奥地利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的边界以及土耳其和其邻国之间的边界；在“二战”结束前夕，反法西斯同盟也划定了波兰和德国之间的边界。国际法学者和国际常设法院以及后来的国际法院都承认大国或国际组织的这种划界权利能力，但是，很难为这种单方面划界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法律基础。如果仅就第二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前苏联和英国划定德国的边界的法律基础而言，一般认为，它是基于“假定存在这样的权利：将包括边界变更这样的安全措施加之于侵略者身上，以作为在集体自卫或制裁性战争中对失败的侵略者的惩罚”[3]。此外，一些学者还认为，条约或国际会议、国际组织的授权，以及被划界国的同意也可以作为这种单方面划界的法律基础。联合国成立后，联合国安理会也通过决议处置了一些国家之间的领土争端。依据《联合国宪章》第40条的规定，在领土边界争端足以威胁或影响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情况下，联合国安理会有权做出决议对会员国之间的领土边界争端的解决进行指导。联合国安理会的划界决议一般有两种形式，其一是直接在决议中划分争议领土，例如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第242号与338号决议；其二是要求争端当事国按照它们以前缔结的边界条约划界，例如安理会关于伊拉克与科威特问题的第687号决议。而且，依据《联合国宪章》第25条与第103条的规定，安理会在其职权范围内所作出的决议不但对联合国会员国具有法律约束力，会员国对安理会决议必须遵守的义务还高于会员国依据其他条约所承担的义务。这在国际法院对1992年“利比亚诉美国洛克比空难引起的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的解释和适用问题”案的判决中就得到了证明。但是，对于安理会是否有权去重新划定相关国家之间的边界或把一个国家的领土转让给另一个国家，在理论上还存在争议，因为，安理会的这种做法很明显是违反了“主权平等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而且，安理会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受大国的左右，安理会的单方面划界难免有强权政治之嫌。另外，依据安理会的决议来判断争议领土的归属或划界在实践中还并不多见，很多国家也并不认可这种划界方式。

（三）历史依据

如果不存在国家同意或第三方判决等明确的法律依据，国际司法机构一般会根据各争端当事国在历史上长期对争议领土行使管辖权所及的范围或是争端发生前就存在的边界，来确定争议领土的归属。1.有效占领在没有明确的权利依据以及不存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有效占领是判断争议领土的归属的法律依据。[4]所谓有效占领就是指，国家基于主权者行事的意图对某一领土长期、和平与持续地实施有效控制或统治的事实状态。由于有效占领实质上是国家行使其主权权力的表现形式；而且，在同一领土上只能存在着一个国家，或者说国家是“不可渗透的”，在正常情况下，一国的国内法律秩序对其领土有排他的效力，在该领土内一切个人都只受这一国家的主权权威的支配，因此，在固定领土上的有效占领是唯一的、排他的。所以，在不存在限制行使领土主权的情况下，在关键日期以前哪个国家在争议领土的控制构成了有效占领，就能推定该有效占领国拥有争议领土的主权，除非被另一方当事国的反证推翻。这正如法国国际法学家福希叶所说的：“国家的边界首先是基于自古以来没有异议的占有划定的；一国对一地域行使主权达到一定的地点，而长时间以来没有引起任何反对这一事实，就足以肯定领土的边界；在这里也就构成国家间一种默示的协议。”2.“保持占有”“保持占有”原则源自罗马法，它原指在罗马法的物权诉讼中，占有争议土地的一方在诉讼期间仍暂时保持其占有，即“拥有的，就保持占有”之意。后来，美国国际法学者穆尔在“哥斯达黎加—巴拿马边界仲裁案”中将罗马法中的“保持占有”原则运用于解决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争端，并把占有的临时性变为永久性。[5]19世纪初，拉丁美洲国家从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下纷纷获得独立，“保持占有”原则成为了这些新国家用来解决它们之间的领土边界争端的法律依据。这些国家之所以愿意保持或继承殖民统治者划定的行政边界，就是它们希望能够避免用武力解决边界争端。虽然“保持占有”原则并没有完全避免新独立的拉美国家爆发领土边界争端，但是，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该原则仍然被获得独立的亚洲和非洲国家所接受。此外，“保持占有”原则还被适用于划定因合并、分立、分离所形成的新国家的国际边界。正如里维尔所指出的，“在一个国家领土被合并的场合，它的边界当然失掉其为国际边界的地位，而变成他国的行政边界；反之，一国领土分裂而成立新国家的时候，原来的行政边界就变成了国际边界。”依据“保持占有”划界，是为了通过维护一国的殖民边界或原有边界来实现领土的稳固，以减少国际领土边界争端，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因此，国际法院在布基纳法索与马里的“边界争端案”的裁决中指出，依据“保持占有”原则划界，有利于维护非洲领土的现状，这对非洲国家来说是最聪明的做法。但是，殖民者在当年划界时并不考虑这样划界是否具有合理性与正义性，因此，依据“保持占有”原则划界常常容易引发争端。拉美国家在适用“保持占有”原则时就遇到了很多困难，并由此导致了很多边界争端，例如，“阿根廷—智利边界争端、玻利维亚—巴拉圭边界争端、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界争端”、“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边界争端、厄瓜多尔—秘鲁边界争端”。因此，完全依据“保持占有”原则划界，往往会导致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发生，还有必要考虑当地的一些实际情况对“继承边界”进行衡平调整。

（四）国际法中的衡平

国际法中的衡平也是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依据。所谓国际法中的衡平，是指一种通过考虑各种与划界相关的情况来达到公平划界结果的一种法律上的正义。[6]衡平作为判断争议领土的法律依据有两个不同的适用范围：其一，如果不存在其他的法律依据，则依据国际法中的衡平来划界，在这种情况下，国际司法机构一般是将争议领土平分，以中间线为边界线。例如，在“印度—巴基斯坦西部边界仲裁案”中，由于遭遇到独一无二之特殊地理状况，复因相关证据不足，仲裁者最终是依据“衡平之考量”来划界的。其二，在依据其他法律依据划界之后，如果还存在不合理或不公平的情况下，就再依据国际法中的衡平对已初步划定的边界进行调整。例如，在“利比亚—马耳他大陆架划界案”中，国际法院首先依据中间线原则划定利比亚与马耳他之间的大陆架的边界线，但由于严格按中间线原则划界会引起一些不公平的情势，所以，基于公平，国际法院又把初步划定的边界线往马耳他一边调整了18''''。

二、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国际习惯法规则

国际法院在适用相应的法律依据判决争议领土归属时，采用了一套不同于传统国际法的判决理84云梦学刊2012年由。其中一些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划界规则，得到了许多国家的认可，并被运用于诸多国家的划界实践之中，因而已经成为了国际习惯法。

（一）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原则

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一般国际法原则，主要包括要求当事国利用和平的方式来划界，以及禁止一国在未取得其毗邻国同意的情况下单方面划界的内容。此类法律原则主要用来规范陆地划界的方式与划界主体的权利能力。首先，依据“主权平等原则”、“禁止使用武力与武力威胁原则”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所有的陆地边界都必须在相关国家平等自愿的基础上采用和平方式划定，禁止一国凭借武力或武力威胁的方式来取得争议领土的主权；其次，依据“主权平等原则”与“不干涉内政原则”，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都不得违反相关国家的意愿，强行为其他国家划界；最后，一国虽然能够单方面划定其与邻国之间边界线，但是，此种行为是否有效，则必须取决于国际法，这是1951年国际法院在“英挪渔业案”判决书中指出，并得到国际社会承认的一项划界法律规则。

（二）判断争议领土归属的法律规则

陆地边界划界一般可以分为两类，其一为确定因合并、分离、分立或独立而出现的新国家的边界，其二为划定与国家继承无关的国家边界。在存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应当依据“保持占有”原则判断争议领土的归属。在不存在国家继承的情况下，依据边界是否经正式划定，具体的划界法律规则又可以分为三类。1.如果已经正式定界，那么，就应当依据定界的法律文件，如有关划界的条约、司法判决或国际组织的决议等等，来判断争议领土归属。但是，依据这些法律文件划界的前提是，它们必须具有合法的法律效力，并且准确、清楚地划定了边界线的具体位置与走向。2.如果还未正式定界，那么，首先应当考察是否存在相关国家认可某一划界方案的单方面同意。如果存在这种单方面同意，就应当按照这种同意来划界。因为，国际法理论、相关的国际法律文件和一些国际司法案例都明确规定，国家可以通过“许诺、承认、抗议、放弃、通知”等单边法律行为作出同意某种划界主张的意思表示，从而“可以与他方成立、变更或消灭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在两方间产生国际法上的行为规则”[7]，所以，在不存在合法的边界条约或划界司法判决的情况下，还可以依据一国的单方面同意，如“承认、默认与禁止反言原则”划界。例如，在1906年“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界仲裁裁决案”、1962年“隆端寺案”中，国际法院都依据承认、默认与禁止反言划分了争议领土。如果既不存在合法有效的条约，又不能适用承认、默认与禁止反言原则划界，国际司法机构通常会根据有效占领原则来确定争议领土的归属。即通过衡量领土争端当事国用以支持它们各自主权权利主张的占领证据的分量，考察哪个国家在关键日期之前对争议地区的控制或统治活动构成了有效占领，从而判决争议地区归有效占领国所有。所谓关键日期是指，在有关领土争端的情势中存在的一个决定性时刻，在这一时间点上所有争端当事方的权利都已经确定，有关领土主权归属的法律状态也凝固在这一时间点。具体而言，关键日期就是使领土争端变得明确的日期，即产生“法律或事实观点冲突”的时间。一旦关键日期被选定，争议领土的主权归属问题都将依据这个时间点上的法律情势决定，在此之后发生的行为对于认定领土主权的归属而言都是毫无意义的。[8]在领土争端关键日期以前，各争端当事国都有可能对争议领土实施了管辖行为，但并非所有的国家行为都能作为有效占领证据。国际司法机构认为，只有包含“有效权威的行使”与“国家占领意图”两个要素的国家行为才能作为有效占领证据。有效权威的行使是指，国家在固定领土上和平、长期、持续、实际、充分地行使立法、司法、行政等主权权力。[9]占领意图是指占领国以主权者行事，以期在其占领的领土上建立起最高的与排他的权威的意图。国际法院就是通过权衡各争端当事国所提的有效占领证据的分量，来判断争议领土的归属。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套评判有效占领证据分量的证据规则。国际法院的法官一般是根据个案的情况，依据关于证据程序的自由裁量权将争议领土判给具有证据优势的一方。3.如果依据上述方法初步划定的边界还存在一些不公平或不合理的情况，就还应当依据国际法中的衡平，考虑各种相关的实际情况，对在第一阶段所划定的边界线进行衡平调整，以消除不公平、不合理的情况，最终确定边界的走向与具体位置。例如，在1930年“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边界争端案”中，国际法庭首先依据“保持占有”原则确定洪、危之间的“应然”边界线，然后根据双方在其他方面已经形成的各种既得利益对这条线进行衡平调整，确定彼此之间需相互支付的补偿，如交换领土或其他利益，从而使最终划定的边界体现公平、正义。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划界问题涉及太多非法律的因素，除了涉及法律诉求之外，还与政治诉求、历史、地理、战略、经济等因素密切相关。为了保证花费了巨大成本才划定的边界具有稳定性，就应当考虑多种相关因素，对依法初步划定的陆地边界进行衡平调整，以消除不公平、不合理的结果。

领土范文篇6

本文围绕东亚中日俄韩及东南亚国家间争议的6个主要案例展开研究，分析争议发生的原因，概述争议演变的状况，探讨导致演变的主要因素，总结争议演变反映的相关国家间及整个地区内政治、经济关系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决定了东亚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过去与现在，而且将决定其未来;而后者的演变也将对前者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一、中苏/俄边界争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苏边境上存在着三条界线:条约线、苏图线和实际控制线。条约线是19世纪中后期中俄间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所确定的国界线，根据这些不平等条约，沙俄把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据为己有;苏图线是苏方地图所标示的边界线;实际控制线是中苏双方实际控制的边界线。从条约线到苏图线再到实际控制线，苏俄占领了中国更多的领土。由于三条界线并存，中苏国界形成了许多争议地区和争议岛屿，总面积超过3．5万平方公里。①

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双方争议隐而不露。1958年，中国政府决定逐步解决与邻国的边界问题。此后，中苏两国政府开始进行勘界工作。最初的勘界工作基本是在友好、信任的状态下进行的。然而，随着中苏两党发生意识形态上的严重分歧，两国关系开始趋向紧张，边境摩擦也随之上升，1960年发生了中国新疆6万多居民逃往苏联的严重事件。60年代初，两国边界问题被正式提到了谈判桌上。

第一次谈判于1964年举行。当时中苏关系尚未彻底破裂，双方就东段边界走向一度达成初步共识，后因意识形态斗争因素加重而未能签署协议。第二次谈判(1969－1978年)因两国关系全面破裂，并已发生过边境军事冲突，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第三次谈判(1987－1991年)随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而较快取得了进展。1991年5月，中苏签订《中苏国界东段协定》，基本解决了双方边界争议最大也是最困难的部分。苏联解体后，日益加强友好合作关系的中俄两国继续谈判，先后达成《中俄国界西段协议》(1994年)和《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2004年)。以2005年6月互换补充协定批准书为标志，两国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下来的4300公里的边界问题。

纵观中苏/俄边界争议演变及其解决过程，政治关系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20世纪50年代，在中苏结盟的情况下，两国边界问题基本被掩盖。60年代和70年代，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恶化，边界争议越来越突出，不仅导致双方重兵对峙，而且引发了军事冲突。80年代末，中苏关系的显著改善和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创造了重要条件;苏联解体后，随着中俄两国政治关系的迅速发展与加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边界争议得到彻底解决。

经济关系的作用在双方争议的解决中则明显弱于政治关系。当年中苏政治关系的恶化迅速导致了两国经济关系的恶化。1987年重启边界谈判时，中苏经济合作水平很低，发展经济合作不是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考虑。后来，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和边界争议的缓解，两国经济关系也开始发展，并对中俄双方最终彻底解决边界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中俄在历史上签订的有关条约给双方解决边界问题带来了复杂的影响。由于是不平等条约，它们是造成边界争议的历史原因之一;由于是两个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它们最终又成为双方解决边界问题的重要基础。事实上，在中苏第一次谈判时，中国的基本方针即是:尽管一系列历史条约是不平等的，中方还是愿意从现实情况出发，以条约为基础，通过谈判解决边界线问题。但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不平等条约问题占据了主导地位，边界争议严重升级。后来，随着两国政治关系的明显改善，双方得以越过了这一历史障碍。

在去除了历史上不平等条约造成的领土问题后，中苏有争议的领土面积显著缩小，并且基本上不具有重要的经济与军事意义。因此，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随着中俄及中国与哈、吉、塔三国政治关系的明显改善与发展，绝大多数地段的争议较快地得到了解决。曾由俄方实际控制的黑瞎子岛则是个例外，由于具有较多的军事、经济内涵，它是中俄东段边界最后解决的问题。

二、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争议

中越陆地边界全长l300多公里。19世纪80年代，根据历史形成的传统习惯线，中国清政府与法国殖民政府签约，划定了中越两国边界。此后，中越两国历届政府都对此予以承认，但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对边界线的准确位置和具体走向有某些不同认识，因而存在一些小块争议地区。新中国建立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中越陆地边界基本上是和平安定的，并成为中国援越抗法、抗美的前线。然而，1968年后，随着双方战略分歧的出现，中越边界摩擦显现并在越南统一前后迅速上升。中越北部湾争议则是在70年代才发生的。当时，随着现代海洋法的发展，两国在北部湾的海洋权益主张出现了重叠。20世纪70年代中，中越曾两度就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争议进行谈判，但都无果而终。1979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中越边境地区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双方的跨界作战一直持续到80年代末。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后，两国重新着手解决双方争议。1993年10月，双方签署《基本原则协议》，决定从实际出发，先集中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问题，同时就海上问题继续谈判，争取找到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90年代中期，由于越南忙于改善对美关系，中越政治关系一度停滞不前，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双方都感到了进一步加强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的重要性。1999年，中越领导人共同确定了在新世纪发展两国关系的指导思想(“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与总体框架，两国间的政治互信明显提高与巩固。此后，中越解决争议的步伐大大加快。1999年12月两国签署《中越陆地边界条约》，2000年12月又签署了《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和《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中越陆地边界与北部湾划界问题都得以解决。在两项谈判中，北部湾划界谈判要艰难得多，“一波三折，起伏不定”，“谈判密度之高，在中国外交史上绝无仅有”。①

在中越陆地边界、北部湾争议的演变与解决过程中，双方的政治关系与争议的互动极为明显。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越关系被称为“同志加兄弟”，开展反美斗争是双方的共同目标，边界问题完全未提上两国议程。从70年代中起，随着两国关系的恶化，双方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也迅速激化。冷战后，战略分歧的消失和友好合作关系的恢复则为双方控制与解决争议打开了大门，而解决争议取得的积极成果又进一步巩固与促进了双方的政治关系。不过，与中俄关系不同，中越之间是一个大国与一个小国的关系，加上实现关系正常化时，双方军事冲突才结束不久，越南对中国的安全疑虑与戒心较重，以致双方政治关系改善、发展的路途较为曲折。双方解决争议的进程与双方政治关系发展的进程基本一致。

与政治关系相比，中越双方经济关系与领土争议的互动程度较低。当时，随着政治关系的改善，中越双方也开始推进经贸关系，但总的来看，20世纪90年代，双方经贸关系仍很薄弱，“边贸多、国贸少，贸易多、投资少”，对于两国解决争议来说，不是主要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后，中越经贸关系的发展明显加快。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它将可能与两国良好的政治关系一起对解决双方的南海争议起到促进作用。

与陆地边界争议相比，北部湾划界争议解决的难度要大得多。之所以如此，除后者的经济利益较大外，法理依据上的不同也是重要因素。两国陆地边界划界在历史上曾有国际条约，而北部湾争议却是新生问题，其解决难免要花费两国更多的时间与精力。

三、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南海的争议

中国与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印尼等东南亚五国之间存在着南海争议，涉及岛礁、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洋资源等问题。20世纪70年代以前，这些国家对中国拥有南沙、西沙主权总的来看并未表示异议。然而，随着国际海洋法的发展及60年代末南海探明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后，它们都对南海提出了各自的权益要求，南海争端由此而生。70年代末中国开始积极进行外交维权交涉，中越之间曾于1974年、1988年分别在西沙、南沙发生两次海上军事冲突。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开始普遍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随着对油气需求的迅速增加和对海洋资源认识的空前提高，越、菲、马等国率先加强了对南沙海域岛礁和海洋资源的争夺与控制。中国则在1992年公布《邻海及毗连区法》，以维护中国的海洋权益。1994年中菲之间爆发美济礁事件，南海争议一时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在此形势下，中国与有关各国开始为解决南海争议做出尝试。90年代初中国正式提出了通过“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南海争议的主张;1994年又在中国－东盟外长对话会上全面提出了解决南沙争议的立场，表示愿与有关国家根据国际法、《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原则和平解决南海争议，并受到东盟各国的欢迎。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各国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4年11月，中菲签署在双方争议地区共同勘探油气资源的协议;2005年3月，以三国石油公司签署南海联合地震工作协议为标志，中、菲、越三国朝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近两年来，在世界金融危机背景下，南海争议有所抬头，中、菲、越间共同开发计划陷入停滞，有关国家在渔业、油气勘探等方面的摩擦频频发生，但这并未扭转南海总体稳定的基本形势。

纵观南海争议约40年的演变历史可以发现，南海争议表现为复杂的主权争议和多种利益之争，解决难度很大。争议不仅存在于中国与东南亚五国之间，而且存在于五国中的某些国家之间。此外，一些国家与国际石油公司在南海争议地区进行“合作开发”，致使情况变得更为复杂。由于这一海域拥有丰富的海洋资源，又有通往中东的重要海上通道，加上争议各方所持法理严重对立，南海争议呈不断增多的趋势。

但也应看到，冷战结束以来，南海争议虽然时起时伏并逐渐升温，但在总体上仍得到了较好的控制。近20年来，南海没有出现过重大军事危机，更没有爆发任何军事冲突。争议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的持续发展，中国与东盟总体关系的不断加强，①对于平抑南海争议起到了重大作用。

作为南海争议中的大国和主要当事国，中国的相关政策对争议的发展举足轻重。长期以来，为给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为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国对南海争议一直采取克制态度，提出了诸多和平解决争议的主张。近年来，中国更进一步提出要使南海成为“友谊之海”、“合作之海”。中国所采取的政策，对于缓和南海争议功不可没。②

随着中国－东盟关系从一般对话发展到战略伙伴，随着双方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南海争议已经成为战略伙伴成员之间的争议。这一重大变化对于解决南海问题具有深远的影响。战略伙伴关系要求争议各方更多从长远利益出发，努力使局部分歧服从区域合作大局，积极寻求双赢的解决方案。从这样的高度看待南海争议，虽然其未来解决的路途仍不平坦，但对其前景也许可以抱一种更为乐观的态度。

四、中日东海争议

中日东海争议包括钓鱼岛列岛(下文简称钓鱼岛)争议和东海划界争议。

钓鱼岛面积约6．3平方公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1895年初被日本占领。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钓鱼岛本应与台湾一起归还中国，却先为美国控制，后又在1971年由美国交日本管辖。美国的这一做法当时即遭到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强烈反对。

20世纪70年代中日恢复邦交及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时，钓鱼岛问题曾是一大障碍。后来，根据中方倡议，双方决定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大局出发，将此事留待以后解决。1979年，邓小平曾明确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80年代在中日关系总体向好的背景下，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摩擦较少。90年代中后期，双方摩擦逐渐上升，日本政府纵容右翼分子上岛活动，修建灯塔，后又将岛上土地收归“国有”，以增强对岛屿的实际控制;港台及中国大陆保钓船则不断前往钓鱼岛;双方民间舆论激烈对抗，出现了“中日必有一战”的声音。2006年秋中日关系出现重大转折，进入建立战略互惠关系的新阶段。此后，争议形势逐渐缓和。然而，由于日方坚持否认中日在钓鱼岛存在争议，2008年底以来，双方摩擦再次增多，并于2010年秋发生钓鱼岛撞船事件，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严重困扰。

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涉及专属经济区、大陆架及海底油气资源开发等问题。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出台后，中日两国在东海的专属经济区出现重叠，两国依据公约各自提出的主张存在严重分歧，中方认为应以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划分东海专属经济区;而日方则主张以中间线划界。

为解决分歧，中方曾在20世纪90年代向日方提出共同开发的建议，但未得到日方响应。进入21世纪后，在当时中日关系严重恶化的背景下，随着中国在东海“中间线”以东海域勘探、开发油气取得进展，争议迅速凸显，双方都增加了在相关海域的军事活动。2004年10月起，中日开始进行东海问题磋商，但在最初的磋商中，双方立场尖锐对立，互不相让。2006年10月中日关系发生重大转折后，两国领导人一致同意要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从而推动了磋商的进展。2008年6月，经过艰苦努力，双方就东海问题达成原则共识，朝着实现共同开发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③

中日东海争议一波三折的演变过程显示，长期以来，强大的政治、经济合作动因对中日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为恢复与发展两国友好关系，两国将钓鱼岛问题放在一边，争议处于相对平静状态。冷战后，在中日政治关系一度出现严重困难的情况下，双方持续发展的经济合作成为防止东海争议失控的重要动因。①

2006年秋以来，两国政治、经济关系逐渐朝着协调一致的方向发展，促使东海磋商取得重要进展。此后，虽然东海争议波澜再起，但始终未超出两国总体关系发展所能容忍的范围。

就中日东海争议前景来看，钓鱼岛争议兼具政治、安全、法理多重含义，是双方争议中最棘手的问题。政治上，钓鱼岛不仅事关领土主权，而且事关历史问题;安全上，钓鱼岛所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法理上，其归属可能对东海划界产生影响。此外，钓鱼岛在日本的实际控制中，日本又至今不承认该岛存在主权争议，并一直极力将其纳入日美同盟防务的范围。不难预见，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钓鱼岛问题将难以得到解决。但是，由于中国对钓鱼岛的政策是保持争议而非激化争议，日本也不愿因钓鱼岛问题导致两国关系全面紧张，这一争议在总体上仍是可控的。

与钓鱼岛争议相比，东海划界问题的解决将相对容易。虽然这一争议中的经济、资源利益之争分量较重，国际法之争突出，但其主权争议程度及军事安全含义均低于前者，且无历史芥蒂。在两国政治关系恶化时，它会凸显出来，成为民族主义的宣泄口;而在两国政治关系改善与发展时，争议则相对缓和。展望未来，如果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能取得切实进展，两国政府在谈判中回旋余地将会增大，双方有可能在东海共同开发上首先实现突破。这一突破不仅将为中日解决东海划界问题打开大门，而且可能为两国在未来探讨钓鱼岛海域的共同开发创造有利条件。

其实，长期以来，中日之间的三大摩擦点(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东海争议)是有紧密联系的。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均与日本侵华历史有关，东海争议中内含的海上通道问题也与台湾问题相关联。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都十分突出的情况下，解决东海问题毫无可能。近年来，双方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上的摩擦明显下降。今后，如果这两个问题能继续朝着缓解的方向发展，则必将为中日双方有效控制和逐步解决东海问题创造较为有利的条件。

五、日韩东海争议

日韩东海争议包括两部分:独岛(日本称竹岛)争议与东海大陆架及海上划界争议。

独岛位于朝鲜半岛东部海域，由两个小岛和几十块岩礁组成，面积约为0．18平方公里。该岛在15世纪被纳入朝鲜王朝版图，1905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宣称对独岛拥有主权。二战后独岛由美军管辖，后于1948年交还韩国。自1954年以来，日本不断向韩国递交抗议文件，称竹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韩国必须撤出;而韩国则一再声明，独岛是韩国领土，不存在主权争议。对于日本就争议进行对话及将争议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的建议，韩国也一概拒绝。进入21世纪后，独岛之争一度明显升温，2005－2006年接连发生的两次危机事件使争议带上了火药味，但双方最后都设法将事态平息下来，两国总体关系、经贸合作也未因危机事件受到难以挽回的影响。

随着东海油气资源的发现，20世纪60年代末，日韩关于东海大陆架及海上划界的争议浮出水面。当时，两国各自在东海划定的矿区出现了严重重叠。为解决这一问题，双方决定通过外交谈判划定大陆架界线。1970年11月－1972年9月，经多次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同意搁置两国间的法律分歧，②在权利主张重叠区域设立共同开发区，开采的石油天然气对半分成。1974年1月，两国签署了两个协定，基本划定了北部大陆架的边界线并确定了南部大陆架2．4万多平方海里的共同开发区。

日韩两国原是为了尽快将争议海域的石油资源转化为现实财富，才在国际海洋法形成的过程中匆匆签署了大陆架协定，但在此后几十年里，由于种种原因，双方在共同开发区并未取得任何实际进展。①尽管如此，协议的签订还是有利于日韩关系的发展，双方的争议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在日韩东海争议的发展过程中，两国的政治、经济合作对于双方控制争议发挥了重大作用。二战结束后，日韩均被纳入美势力范围，与美结成军事同盟。在此情况下，虽然两国复交谈判因历史积怨和领土争议困难重重，但日韩还是于1965年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此后，双方的政治、安全合作明显加强，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冷战结束后，日韩两国政治关系中的麻烦增多，但双方的经贸关系继续发展，两国也仍然是美国在东亚的主要盟国。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双方的争议就将继续受到较大的抑制。

从日韩东海争议未来发展看，独岛问题相对乐观。独岛争议兼具法理与政治含义。独岛面积很小，其经济利益之大小将主要取决于它能否作为划界的法理依据;其政治含义则极为突出，因为它与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相关。从长远看，由于韩国对独岛拥有实际控制权，加之国际上主张不将有争议的小岛作为划界依据的声音正在增强，一旦国际法确定独岛不具有划界意义，这一争议逐步趋缓是有可能的。

日韩要真正在东海实现共同开发并最终解决划界问题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时至今日，争议海域所蕴含的资源对于严重依赖能源进口的日韩两国来说都已变得更为重要。当年匆忙达成的共同开发协议未取得实际成果，不进则退，今后要使之取得进展，双方恐怕要克服更多的困难。此外，日韩共同开发协定未顾及中国对东海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增加了三国解决相关争议的复杂性。今后日韩两国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充分考虑中国的立场。

近年来，日韩两国的东海划界主张出现了三个新动向，其发展可能有利于双方争议的解决。一是主张岛屿在解决海洋划界问题时只起有限作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不享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二是强调海洋划界应以海岸长度为基础在东海划单一界线;三是一些韩国学者不再坚持“大陆架自然延伸”原则，开始向日方的“中间线”原则靠近。②但应看到，新动向中的某些内容显然与中国的主张对立，中、日、韩三国要形成共识依然困难重重。

六、日俄北方四岛争议

北方四岛是指日本北海道与俄罗斯千岛群岛之间面积近5000平方公里的择足、国后、色丹、齿舞四岛，日本称之为“北方领土”，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从历史上看，13世纪时日本即开始管辖北方四岛。19世纪下半叶日俄两国签订条约，划定了领土分界，库页岛全属俄国，千岛群岛尽归日本。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日本获取了库页岛部分土地。在1945年的《雅尔塔协定》中，以苏联出兵远东参加对日作战为条件，美英满足了苏对日领土要求。日本投降前后，苏联占领了库页岛及包括北方四岛在内的千岛群岛。1951年签订的《旧金山和约》明确规定:“日本放弃对千岛群岛及由于1905年9月5日《朴茨茅斯条约》所获得主权之库页岛一部分及其附近岛屿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1956年，日俄签订联合宣言时，苏联曾答应在签订和平条约后把齿舞、色丹两岛交还给日本，但后来又改变了立场。此后，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形势下，双方已完全不具备解决争议的可能。冷战结束后，随着日俄政治关系的改善和双方经济合作愿望的提升，两国领导人曾希望推动领土争议的解决，如1996年俄罗斯曾提出“福克兰群岛方案”，1998年日本曾提出以“香港方式”解决争议，但都未能达成一致。到目前为止，日俄领土争议仍然处于僵局之中。

日俄北方四岛问题形成的原因极其复杂，这明显增加了双方解决争议的困难。历史上，两国间既有通过和平谈判签订的划界条约，又有日俄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直接造成争议现状的则是二战的结局及相关国际条约。在此情况下，日俄双方对于苏俄占领北方四岛的法律正当性、特别是对《雅尔塔协定》和《旧金山和约》的立场完全对立;国际社会对日俄争议也持十分复杂的看法，难以形成明确支持某一方的国际舆论。

北方四岛对于日俄来说都具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意义，双方要通过相互妥协解决争议实非易事。政治上，这一问题高度敏感，极易引发民族主义情绪，以至双方领导人都对争议采取极其强硬的立场;经济上，作为海洋领土，北方四岛不仅面积大、可居住，而且能为所有国带来大片专属经济区和大量海洋资源;军事上，四岛扼守着苏俄的西太平洋出海口，在冷战中曾是苏联太平洋舰队与美日军事对峙的前沿阵地。因此，俄罗斯绝不会轻易放弃手中的这块土地，而国土狭小的日本更将收回北方四岛视为“神圣使命”。

长期以来，两国对于解决争议的态度十分不同，一直是“俄冷日热”、“日急俄缓”，双方的解决方案也差别很大，因而难以达成妥协。日本历届政府都急于将北方四岛全部收回，俄罗斯却只希望在不放弃既得领土利益的情况下(顶多是让出齿舞、色丹两个较小的岛屿)，通过缓和争议获取日本经济援助。虽然两国的方案中也出现过一些寻求妥协的积极因素，但往往稍纵即逝。俄日两国在解决态度和方案上的根本分歧近中期内难以消除。①

日俄两国的政治、经济关系十分薄弱，双方存在极其重大的领土争议显然是一个重要原因。历史上日俄多次发生战争，冷战期间又相互敌对，严重的领土争议致使双方至今未能缔结和约。冷战结束后，日俄政治关系虽有较大改善，但远不及美欧与俄政治关系改善的程度;而一旦美欧与俄政治关系中的摩擦有所增加，日俄间的摩擦则丝毫不落其后。日俄经贸关系的发展也相当缓慢，其现状与两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称。日俄北方领土问题已成为两国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瓶颈，使双方的长远战略利益受到了损害。

结论

根据上文东亚领土领海权益争议主要案例的相关分析，对于冷战后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演变及其政治经济含义，可以得出四点基本结论:其一，冷战后，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呈现出三种状况，并分别代表了相关争议与争议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关系互动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状况是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争议得到了彻底解决，如中俄边界争议、中越陆地边界争议和中越北部湾划界争议。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促成了争议的解决，争议的解决又推动了政治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经济合作的加强。在这些争议中，由于经济、安全利益冲突较小，政治关系的改善与发展成为争议解决的充分条件。

第二种状况是争议引起的摩擦时起时伏，但从总体看，争议仍处于可控状态，有些争议还出现了逐步或部分解决的前景，如中日东海争议、中国及东南亚五国南海争议、日韩东海争议等。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双方良好的政治、经济合作关系或强大的经济合作关系②成为控制和防止争议激化的重大动因，而争议得到较好控制也使双方的政治、经济关系得以向前发展。在这些争议中，由于利益冲突较为严重，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良好发展尚不足以使其较快地得到解决，但却可以使其得到较好的控制。

第三种状况是争议始终处于紧张与僵持状态，如日俄领土争议。其表现出的互动关系是:双方虽然也有改善政治关系和发展经济合作的愿望，但因为争议中的利益冲突极其巨大，以致在相当大程度上阻碍了双方政治、经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反过来，国家总体关系的薄弱又使解决争议的动力明显不足，致使争议的缓和与解决极为困难。

其二，根据政治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组合的不同，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既涉及重要的政治安全利益又涉及重要的经济利益，如日俄北方四岛争议、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对南沙群岛的争议。当然，二者在利益冲突程度上还是有所区别的。第二类主要涉及双方的政治安全利益，经济利益的分量较轻，如中日钓鱼岛争议、日韩独岛争议。第三类主要涉及双方经济利益，政治安全利益并不突出，如中越北部湾划界争议、中日东海划界争议、日韩东海划界争议及中国与东南亚五国在南海的某些争议。第四类涉及的政治安全与经济利益都较轻，如中苏(俄)边界争议和中越边界争议。不幸的是，在冷战期间，由于政治关系严重恶化，二者都曾演化为重大争端。

除了政治安全与经济两大因素外，还有一些因素也对东亚地区的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具有重要影响，如历史因缘、政治文化传统、第三者作用、国际法发展以及国际形势的变化等。但总的来看，它们的影响最终还是要通过政治、经济两大核心因素表现出来。

显而易见，上述四类争议的性质、内容、轻重缓急有着较大、甚至相当大的区别，因而解决的难度也有很大不同，这已为冷战后东亚地区争议演变的状况所证明。

其三，东亚地区的陆地领土、边界争议已接近最后解决，海上争议却时起时伏、长期存在，已成为东亚各国面临的主要安全挑战。

由于东亚多数陆地争议边界地处偏远、经济利益不重或历史上曾有政府间条约，加上相关国际法已经成熟，这些争议较好解决。中国与邻国的陆地边界争议曾是最多的，但随着中俄、中越边界问题的解决，中国在东亚的陆地边界已全部划定。目前，在东亚只有柬泰之间还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边界争议。

近几十年来，东亚地区的海上争议却不断上升。

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其自身价值外，海上岛屿可以(或可能)决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定，具有巨大的溢出效益;海上通道日显重要;资源的缺乏、人类对海洋认识的深化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各国对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加剧;一些海上争议涉及第三方或多方，情况十分复杂;当代国际海洋法的不完善、多歧义等。

为应对这一日益增大的安全挑战，东亚有关各国必须坚持对话，加强探索，争取早日找到解决海上争议的有效途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东亚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与发展。

其四，就东亚地区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的整体状况看，经济因素的考量明显上升，政治安全因素的考量相对下降。

冷战结束后，争议国家间的政治安全关系普遍改善，随之而来的是相关领土与海洋权益争议中政治安全考量的下降，这显然有利于争议的缓解与解决。经济因素作用的上升则给争议的解决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各国更加重视经济发展，大力加强经济合作，这有利于防止争议升级与失控;但另一方面，对争议地区经济资源争夺的加剧，又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解决争议的难度，成为诸多海上争议升温的重要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两相比较，在经济利益冲突中，对立双方通常可能有较大的妥协空间和争取双赢的机会，而在政治安全利益冲突中，妥协、让步的余地则较小，零和规则仍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如果今后争议中的政治安全考量继续下降，而经济利益考量继续上升，从总体和长远看，将有利于地区争议的控制与解决。令人鼓舞的是，由于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大大加强了各国间的相互依存，并使战争与军事对抗难以作为解决争端的有效手段，这一趋势有望持续下去。

领土范文篇7

【正文】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战略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和平解决我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领土争端的重要指导原则。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认真研究、深刻领会、全面把握邓小平的这一思想，对维护世界和平，扩大对外交流，实现睦邻友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的形成过程

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思想从萌芽到提出有一个逐步形成的发展过程。

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我国与周边不少国家存在领土和海洋权益的争端，如钓鱼岛问题、南沙群岛问题、中印边界问题、中俄边界问题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或解决不妥，将严重影响我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决定着我国能不能获得一个安全稳定的、一心一意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和平环境。

在“”结束后刚恢复工作，邓小平就开始思索这个问题。1978年10月，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本来两国政府约定不谈及钓鱼岛问题，可是在东京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还是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邓小平回答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十年也没关系。（注：《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6日，第15版。）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为实现中日和平友好，暂将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的思想，也是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著名思想的萌芽。

1982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印度社会科学理事会代表团时指出，中印两国都是发展中国家，而且又是近邻，应该相互了解，建立友谊。“中印两国之间的问题并不是很大，既不存在中国对印度的威胁，也不存在印度对中国的威胁，无非就是一个边界问题。”“只要双方采取合情合理的方式，边界问题我看是不难解决的。”“即使一时解决不了，可以先放一放，在贸易、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页。）在这里，邓小平再次重申了把争议搁置起来的思想。

随着邓小平思考的不断深入，他关于搁置争议的思想在198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1984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办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进而提出，“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9页。）把“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相提并论，联系起来，这还是第一次。所以，美国客人听后说，这是一个新的思想，很有意义。

同年10月，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向与会人员介绍了他同外宾的谈话内容，并系统阐述了他关于解决领土争端、边界争端的主张。在“解决国际争端，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的思想指导下，邓小平明确指出，对钓鱼岛“这样的问题”，“可以不涉及两国的主权争议，共同开发。”南沙群岛“怎么办？一个办法是我们用武力统统把这些岛收回来；一个办法是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这就可以消除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7页。）

邓小平最早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新思路正式向周边国家领导人提出来是在1986年。当年6月，菲律宾副总统兼外交部长劳雷尔访华，邓小平会见了他，在会谈中邓小平提出，南沙问题可以先搁置一下，放一放，我们不会让这个问题妨碍与菲律宾和其他国家的友好关系，对“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主张“用和平方式，而不用武力方式”来解决。（注：《新华月报》，1986年第6期，第170页。）1988年4月，他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再次阐述了这一主张。邓小平说，从两国友好关系出发，这个问题可先搁置一下，采取共同开发的办法，“中菲两国都应该抓紧利用和平的环境发展自己的经济。”（注：《人民日报》，1988年4月17日，第1版。）在先后两次会见中，劳雷尔副总统和阿基诺总统都对邓小平的主张作出了积极的回应。

二、邓小平“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的深刻内涵

1.主权属我，毋容置疑

关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邓小平有一个毋容置疑的前提，那就是中国对领土有无可争辩的主权。无论是钓鱼岛还是南沙群岛等问题，邓小平维护主权的立场是十分坚定的。如在南沙群岛问题上，邓小平多次声明，反复强调，南沙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1984年2月，他针对有些周边国家强占我南沙岛礁，明确指出：“那里历来是中国的领土。……我们多次声明主权是中国的，管你占领不占领，主权还是中国的。”（注：转引自《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卷，第735页。）向世人表明，主权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我们决不妥协。他的这一坚定立场在后来接见外宾时又多次予以强调。1985年9月，在会见奥地利总统希思来格时，邓小平特意指出，“我们还有一个南沙群岛，是珊瑚岛，在地图上从来都在中国版图之内。现在台湾占领着一个岛，还建了机场。菲律宾占了几个岛，越南也占了几个岛，马来西亚也宣布它拥有主权，怎么解决？中国有发言权，因为它们历来都是属于中国的版图。”（注：转引自《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卷，第735页。）1988年4月，在会见菲律宾总统阿基诺时，邓小平又再次强调，“对南沙群岛问题，中国最有发言权。南沙历史上就是中国领土”，（注：转引自《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年8月版，第4卷，第735页。）进一步重申了“主权属我”的主张。

2.尊重现实，搁置争议

大家知道，钓鱼岛、南沙群岛等都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民族的兴衰，这些本无争议的问题现在复杂化了。如钓鱼岛，在19世纪末甲午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对中国拥有该岛主权未提出过任何异议，并在1785年出版的疆界地图上明确标示：钓鱼岛属于中国，而现在却强行霸占该岛及其海域。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据考证，早在汉代，中国人就最早发现了南海诸岛。确切史料记载，最迟至宋代，中国政府就对之行使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国政府依法接管南海诸岛，并行使主权。但现在我国实际上仅控制着8个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岛礁，除台湾占领了一个岛（太平岛）以外，菲律宾占9个岛，入侵我传统海疆41万平方公里，越南占27个岛，入侵我传统海疆100万平方公里，马来西亚占9个岛（实际派驻人员仅3个，另6个则树立了所谓的“主权牌”），入侵我传统海疆27万平方公里，文莱也对南沙部分岛屿提出主权要求，印尼虽未对南沙公开提出主权要求，但单方面宣布建立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实际侵入我传统海疆5万平方公里。（注：孙福生：《战后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外交学院学报》（北京），1994年第4期。）目前，南沙主要岛屿已为四国五方所控制，而海域则被六国七方所分割，而且这种分割和控制有蔓延的趋势，从而使南沙由一个本无争议的海域变为当今世界争议面积最大的一个海域。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大胆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49页。）在不具备彻底解决的条件下，可以先不谈主权归属，而把争议搁置起来，但搁置起来，绝不等于放弃主权。这充分体现了邓小平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同时又兼顾了维护主权和稳定周边两个大局。

3.互利合作，共同开发

南沙群岛位于南海航道要冲，是联结太平洋与印度洋、东亚与大洋洲的“海上走廊”和“空中枢纽”，不但渔业资源充足，而且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据联合国有关报告，南海海底大陆架有2.1万立方公里的油层，含油量相当于中东石油储量。目前，在我南沙海域内，已探明含油气盆地6个，面积约为27万平方公里，石油含量约为230亿桶，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注：孙建设、辛立：《南沙群岛的主权纷争与发展趋势》，《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4年第1期。）因而为一些周边国家所垂涎，这些国家在强占我宝岛的同时，还疯狂地掠夺我资源。据统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越南、菲律宾已在南沙海域打油气井90余口，1991年，石油收入超过33亿美元。为此，中国政府一再重申，南沙群岛是中国的领土，但现在为了维护地区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可以先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秉着利益共享、互利合作的原则，进行共同开发。小平同志说得非常清楚，“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些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7页。）这样有利于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有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4.放眼未来，和平解决

共同开发的目的是通过合作发展、友好往来，增进了解友谊，为最终用和平的方式合理解决主权的归属创造条件。邓小平再三指出，“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8页。）“国际上的问题，最好都能采取和平的方式，合情合理地加以解决”。（注：《人民日报》，1988年4月17日，第1版。）他还强调，“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以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现在我们不想远一点，看远一点，不从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好多问题就下不了决心，处理不下去。”（注：转引自《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57页。）这里“看远一点”，就是面向未来，“想远一点”，就是要着眼于我国的根本利益。无论对钓鱼岛问题，还是南沙群岛问题，以及其他边界领土争端问题，邓小平坚信，只要认真按照“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获得一个圆满的解决。他说，“我相信，我们之间最终是会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9页。）“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解决，下一代会比我们聪明一些，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293页。）“将来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注：《人民日报》，1978年10月26日，第15版。）

三、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战略思想的客观依据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是邓小平正确冷静分析国际国内形势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1.从国际形势看，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政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政治力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尤其六、七十年代以后，和平这一主题日益明朗。一方面，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虽有激烈的争夺，但基本维持着一种均势，他们的力量在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欧盟、日本随着经济力量的上升，也谋求发挥与其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作用，并为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战略措施，中国、巴西、印度等一些发展中的大国及一些区域性集团如东盟等的影响也在进一步扩大。特别是随着苏联的解体，世界政治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世界形势日趋缓和，这是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政治大环境。

经济技术上，二战后各国经济尤其是一些发达国家借科技革命浪潮的推动及政策调整之机加快了发展步伐，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六、七十年代以后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正日益焕发出生机和活力，世界经济格局多极化已基本形成，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和深入。国际竞争的重点已转向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过去靠战争才能获得的利益，今天通过科技、经济的手段也可以获得，而且还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形象，这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现实的可能。

邓小平在冷静分析世界政治经济的发展、国际格局的变化后，精辟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05页。）因此，处理国际争端，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必须以有利于和平、有利于发展为前提，这是邓小平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主张的思想基础。

2.从国内情况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国的根本方针

对此，邓小平在8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确确实实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所以，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找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1页。）“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240页。）后来，他更是反复强调，“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争取世界和平。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地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57页。）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05页。）“要发展自己，只有在和平的环境里才有可能。要争取和平的环境，就必须同世界上一切和平力量合作。”（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82页。）这样，“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28页。）因此，对那些现实的和潜在的争端，中国保持着最大的克制和忍耐。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3.从我国与周边国家争端的历史和现状看，一切从实际出发是解决问题的现实原则

在历史上，无论钓鱼岛还是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土。但自60年代末探明南海海底藏有极其丰富的油气资源以后，这个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的平静海域就再也不平静了。一些周边国家垂涎其经济和战略利益，强占我岛礁，开采我资源，不仅如此，还修建军事设施派驻军队，形成了事实上的控制。现在，南沙周边国家为了其经济利益，都纷纷与拥有雄厚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外国石油公司签订协议，联合勘探和开采南沙油气。如马来西亚先后与美国、日本等国石油公司合作，投资20多亿美元，在我南沙海域进行大规模的钻井和采油活动。菲律宾也先后与外国石油公司签订了30多项油气勘探协议。越南也与十几个国家的30多家石油公司签订了联合开发石油的合同。（注：孙建设、辛立：《南沙群岛的主权纷争与发展趋势》，《国外社会科学情况》（南京），1994年第1期。）在1978年，越南就与菲律宾就南沙问题发表联合公报，后来越南又与马来西亚就南沙问题达成协议，越、菲、马三国相互接触，达成协议，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联合起来企图孤立中国，共同对付中国，将争议的矛头指向中国。出于遏制中国的战略考虑，美国一改过去南沙问题上不介入的立场，直言不讳地表示要在南沙争端中发挥应有的作用。日本、俄罗斯也插手南沙争端。这些大国的卷入，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海域的国际化趋势，从而使本已复杂的争端越趋错综复杂。

中国政府虽然再三声明，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并不是无主之岛，根本不存在什么主权之争。但是，目前除非使用武力，否则我国要在短期内完全恢复行使南沙主权和控制南海，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武力解决又有悖于我国的和平外交方针，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南沙周边国家出于国家的巨大经济利益和某些国家的战略安全考虑，既不肯放弃无理的领土要求，也不愿因此争端而演变为公开的军事冲突。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目前国际经济的重心正在由西方转移到东方，亚太地区是东方的核心腹地，而我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恰恰在这一地区，保持这一地区和平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既是中国、亚太地区国家的共同责任和义务，也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和平解决这一地区领土争端是我们的当然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及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不愧是一项英明的、果断的政治决断，表现了他非凡的勇气和胆识。

四、邓小平倡导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根据邓小平这一新思想、新思路，我国政府一方面强调对钓鱼岛、南沙群岛及其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对侵犯我国主权权益的行为提出严正交涉，并相应采取维护主权的必要措施，坚持由直接有关国家通过双方谈判解决问题，反对南沙问题国际化。另一方面，在“主权属我”的前提下，为了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地区稳定，发展友好关系，我国向有关国家提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一些具体设想，以便进行共同开发。经过我国与东盟有关国家多次就南沙问题进行坦诚和建设性的磋商，增进了相互了解。

1992年7月，东盟外长第25届会议通过的《东盟关于南中国海宣言》，呼吁有关国家“保持克制”，“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诉诸武力”去解决争端，并就南中国海的航海及通讯安全、海上环境保护、对付海盗和走私等问题的合作，提出了意向性建议。

1993年4月，菲律宾总统拉莫斯访华，在谈及南沙群岛问题时，主席重申了中国方面的原则立场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拉莫斯总统表示，菲律宾政府主张通过磋商、对话，即非暴力的手段来解决有关南中国海岛屿的争端，这一主张与中国政府和平解决争端的主张是一致的，我们对中国“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立场表示赞赏。

同年10月，中国与越南在河内正式签署《关于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协议指出，两国政府将继续就海上的问题进行谈判，以便取得一项基本和长久的解决办法。在海上问题解决前，双立均不采取使争端复杂化的行动，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1995年7月，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文莱与东盟外长举行对话，重申了中国对南沙问题的立场和态度。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阿拉塔斯代表东盟七国发言表示，东盟对中国提出的通过谈判解决分歧的主张表示赞赏，并欢迎中国提出的关于在解决分歧前暂时搁置争议、开展互利合作的立场。

同年8月，中国和菲律宾在马尼拉就南沙问题进行磋商，我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英凡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一些具体合作建议。双方在友好坦诚的气氛中以求实和建设性的态度就南沙主权争议、行为准则、合作和共同开发等问题深入地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并发表了联合声明。

10月，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唐家璇和马来西亚外交部秘书长米勒在吉隆坡举行磋商，双方就如何妥善处理南沙争议，友好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并达成了一些新的认识。

11月，根据中越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协议，以许光建为组长的中方专家小组在河内与越方举行中越海上问题专家小组会谈，双方在友好、积极、求实的气氛中就今后通过双方谈判解决南沙争议的工作程序问题达成一致并签署了会谈纪要。

领土范文篇8

一、关于“台湾的法律地位”

2000年5月民进党执政以来，陈水扁政权实际上仍坚持着“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一自李登辉时期业已形成的立场，仅仅是因大陆和国际压力，较为收敛而已。其应对大陆统一谈判呼吁的四张牌是“对等、民主、和平、人权”，后三张牌都是为谋取其“对等”地位服务的。唱“黑脸”的吕秀莲则又一次跳出来鼓吹“台湾地位未定论”。不能简单的将之看成早已驳倒批臭的陈词老调，吕秀莲的这一手可谓老调新唱。因为在50年代批判该论调时，着重于“台湾不是归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是归还给中华民国。”如今，吕秀莲之流强调的是“日本虽放弃台湾，但未明确归还中国，故而台湾有权独立。”这是将“台湾地位未定论”从其第一种含义转向第二种含义，必须加以有针对性的痛斥和批驳。

（一）台湾历来处于中国主权之下

纵观中国历史，台湾一直处于中国的领土主权之下。无论国际社会，还是海峡两岸的人民，历来都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不但是民族感情上的认同，而且是法律所认可的。

国际法上领土主权的概念源于民法上所有权的概念。民法上所有权包括对所有物的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没有所有权的人可以获得占有、使用和收益权，但只有所有权人享有处分权，所以，处分权使所有权中最具本质的权利。领土主权是国家对其领土的权利，包括对领土的所有权和管辖权，前者相当于一个处分权。国家在一定情况下将本国领土置于外国管辖权之下，正是行使对本国领土的处分权。换言之，在他国领土上行使管辖权的国家并不一定享有对该领土的处分权。因为，一个人不能转让不属于他自己的权利，这是一项法律原则。在国际法上，对领土的占有往往先于对领土的所有，因为，有效控制是获得领土主权的主要条件。事实上，自1662年郑成功的收复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的近三百年来，除为日本非法占领近50年外，台湾一直处于中国政府的有效控制之下。

17世纪60年代，郑成功集团占领了台湾和澎湖，郑成功的胜利，有其划时代的意义。由于郑成功对澎湖和台湾的统治，使得两地首次成为政治统一体。郑成功将两地合并，而于赤嵌城设置承天府作为最高统治机关。是时，郑成功并没有自称为“皇帝”，也没有发表今日所谓的“独立宣言”，仅揭示“复兴明朝”的口号，宣誓对“明朝”效忠。从东宁时代起，乘着“三藩之乱”之际，向清朝出兵，虽然短暂，但也攻略了泉州、漳州（1671年）。不久又全部失去（1680年）。从上述历史情况来看，郑成功并没有企图将台湾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的领土，其复兴国家的疆域当然包括了原来明朝的整个大陆。客观上来说，郑成功占领台湾的行为理应视为南明朝政府的延续。

从先占的角度来看，郑成功虽然符合了以国家的名义占有台湾，但是，仍然是一个初步的先占，直到郑成功被清朝消灭，郑成功统治台湾23年。1683年清朝征服了明朝最后的基地台湾并统治台湾至1895年为止。清朝推翻明朝的统治是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推翻汉民族统治的行为，元朝灭亡后之努尔哈赤建国，明朝曾对女真族（满族的前身）统治了二百五六十年。因此，从国际法上应看作一个国家内部民族矛盾的斗争进程，既然是一个国家内部人民矛盾斗争的结果，由清朝代替了明朝，那么，从国际法的角度来看，作为政府的变更，清朝就有权继承明朝的疆土。

如果把郑成功统治台湾的这段时效考虑在内，那么，在1895年以前中国政府统治台湾已有234年。退一步而言，即使不考虑明朝郑成功对台湾管辖的时效，清朝已对台湾地区统治了211年。长期以来，清朝政府对台湾地区所实行的有效的统治，已不容分辨地证明了台湾属于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矛盾演变的过程中，中华民国推翻清朝政府后，理所当然地享有继承清朝政府的对土地的领有权。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推翻了中华民国政府后，也完全有权继承政府对土地的领有权。

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国清政府通过与日本订立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但从法律角度看，清政府的割让行为正是行使中国对其领土的处分权。这也反证了台湾及澎湖列岛本属中国领土。二战结束时，《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日本窃取自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满洲，福摩萨（台湾）澎湖列岛都必须归还中国。”《波茨坦公告》证明了中国对台湾及澎湖列岛拥有领土主权的不争事实。

1945年7月26日，由中，美，英三国首脑具名，发表了《波茨坦宣言》，该宣言第八项内容为：“开罗宣言之条款，应予履行。且日本之主权应局限于本洲，北海道，九州，四国，以及吾等决定之诸小岛”。当初在波茨坦宣言署名的，只有三个国家而已，但是到了1945年8月8日，前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其外长在当天发表了参加该宣言的申明，于是乃成为中，美，英，苏之四国宣言。同年8月14日，日本通知联合国，愿意接受波茨坦宣言，于第二天8月15日，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9月2日，日本代表在东京湾内美国战舰上，在投降书上签字，约定“诚实履行波茨坦宣言的条款”。

1945年10月25日，日本国依据该条约将台湾还给中华民国。从此台湾在法律上属于中国。1949年，中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仅仅是一个中国先后两个政府的称号而已，因此，新政府有权继承旧政府对领土的所有权利。

领土范文篇9

多年来，各国侵犯我国海洋权益的行为屡见不鲜，因为其表现形式(如抢占岛屿和海域更名)与非法目的基本一致，所以个案分析具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就地理位置而言，中菲海洋争端①更具有代表性。2009年，“菲律宾群岛领海基线法”将中沙群岛的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屿纳入菲律宾管辖范围内，这严重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近来菲律宾官方拟将南海更名为“西菲律宾海”的行为也使中菲南海争端日趋紧张。②2011年6月9日，越南在南沙群岛万安滩海域进行非法油气勘探并驱赶中国渔船也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海洋权益，四日后(即6月13日)，越南在南海进行军事演习，南海争端逐步升级。菲律宾之所以恣意妄为，其根本动因在于抢夺海洋资源，而菲美共同防御条约则为其行动提供了威慑性的军事保障。但是，中国的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主权问题不可谈判，所以中菲南沙主权争端不可回避，而争端的有效解决也并非易事.为了和平而持久地解决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必须首先分析其国际环境和社会背景，为国际争端的战略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并进而决定具体的外交谈判策略。南沙群岛领土归属的法律分析和“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探讨，可以为中国的外交谈判提供理论支持，也有利于在法律解决途径中提出合理的法律诉求。同时，争端的国际背景和双方主张的实证分析，也充分说明中菲争端在南海冲突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普遍意义，该争端的有效解决必将为其他南海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可供仿效的对策，也必将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在海洋法领域的实践树立典范。

二、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背景分析

现代海洋勘探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各国意识到海洋资源和海洋战略的重要性。可以说，21世纪是海洋油气的世纪，海洋将成为各国争夺自然资源的主战场。在这种背景下，“蓝色圈地运动”风起云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所有缔约国必须在2009年5月13日之前向联合国划界委员会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①而以菲律宾为首的南海邻国纷纷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国的部分岛屿提出主权要求，②从而为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包括外大陆架)划界提供所谓的法律依据。③在亚洲，南沙油气占整个南海油气资源的一半以上，有“第二个海湾”之称。因此，菲律宾制定“群岛基线法”，对中国南海中9300万公顷的海域提出了领土主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既为发展中国家维护海洋权益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也使海洋争端出现了新的表现形态。各国开展“蓝色圈地运动”的主要目的在于争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海洋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主权权利及其划界，取决于所依附的领土主权，没有领陆(包括具有划界效力的岛屿)，就不可能主张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21世纪的世界地图和各国的海洋划界实践已说明，领陆不可能再成为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法律依据。④在这种情况下，“蓝色圈地运动”的合法依据，就是拥有海洋划界效果的岛屿。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能派生出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所以，在“蓝色圈地运动”的背景下，各国的海洋争端⑤主要体现在或起源于岛屿主权争端。在这些争端当中，岛屿主权争端最为复杂。国际上，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而在国内，领土是国家权力行使的范围及其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而且领土主权争端往往为国内政治和极端民主主义所利用。2002年5月7日，菲律宾参议员罗伯特?贾沃斯基(RobertS．Jaworski)提出一项决议案，要求参议院专属委员会借提交外大陆架划界案之机，进一步巩固菲律宾对黄岩岛、卡拉延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其他部分岛礁所提出的权利主张，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在某种程度上是菲律宾国会幕后推动的结果。⑦所以，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是整个南海最为复杂的海洋争端。从地理划界来看，在南海北部大陆坡不同深度的台阶上分布着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和中沙群岛，在南部大陆坡上分布着南沙群岛和南沙海槽。南沙群岛为海底高原之上的环礁结构，这些珊瑚礁深浅不一，形成星罗棋布的岛屿、沙洲、暗沙和暗礁等。①除了中国和越南以外，南海邻国都是群岛国家，它们视海洋权益为立国之根本，而不论这些权益要求是否合法。在南海海域，中国要与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以及文莱进行海洋划界。这些海洋划界取决于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最终解决，划界目的在于确定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外部界限，从而获得邻近海域的自然资源。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21条，不能维持人类居住或其本身经济生活的岩礁，不应有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也就是说，不能根据它来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具有完全效力的岛屿，②则可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在南沙群岛中，尽管有些岛礁不具有海洋划界效力，但是如果被确定为领海基线的基点，它便与合法领土一起产生海洋划界效力，从而间接地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同时，岛屿领土的取得或领海基线的扩张，都可以使南海邻国通过外大陆架划界案的申请来进行“蓝色圈地运动”。所以，中菲南海诸岛主权争端的产生、特性及其解决途径，在南海争端中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代表性。

三、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研判

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焦点在于:中国认为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其合法性根源于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而菲律宾则先后以“先占”行为和“国家安全原则”为由对南沙群岛主张领土主权。所以，南沙群岛主权归属的实证分析包括:中菲两国的先占行为和菲律宾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中国对南沙群岛享有的领土主权，取决于传统领土取得方式的有效性，在现实中又与国家主权密切相联系。如果中国的先占行为早于菲律宾的“先占”行为，且符合有效治理的条件，那么菲律宾就无法依据先占原则要求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国家领土的传统取得方式有先占、时效、添附、征服以及割让，新方式有民族自决和全民公决，而现代国际法所确认的合法方式并不包括“国家安全原则”。③南海诸岛主权归属的国际法分析主要以先占原则为基础。先占原则有两个构成要件:对象为“无主地”;行为是有效占领。所谓“无主地”就是无国之地。④而“有效占领”是指占领者有效行使主权，它在国际司法实践中通常发展为“保持占有原则”和“有效治理原则”(effectivités)。根据国际法上的先占原则，南沙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南沙群岛是中国人最先发现和命名的“无主地”，汉朝时，中国已发现南沙群岛到印度洋的航线。中国人最先开发和经营南沙群岛是在明清时期，中国人在南沙海域捕鱼并在一些岛上居住。这些都是符合先占原则要求的先占事实。中国最早对南沙群岛宣示领土主权是在唐宋时期，南沙群岛划归琼州府管辖。元朝和明朝时，海军一直巡逻于南沙海域，并将其列为海军防守范围。这些历史事实说明，中国的先占行为也符合“东格陵兰法律地位案”所确立的有效治理要件。⑤因此，“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岛屿都应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传统海疆线”之内的大部分岛屿在解放前由国民党驻军，且上面都立有主权碑。国民党撤军后，只留下太平岛，其他许多岛屿被菲律宾、越南等国家非法占领。新中国成立后，根据相关的国际法规则，这些岛屿的主权毫无疑问应归属中国。尽管菲律宾先前通过1898年美西《巴黎和约》来确立其“条约界限”，从而扩大领海界限，①但是根据该条约及其后续的国际条约，南沙群岛完全在菲律宾领土范围之外。20世纪70年代以前，菲律宾的诸多领土法令也承认了这一点。而被菲律宾宣称拥有主权的黄岩岛，位于中沙群岛，向来就在中国的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菲律宾在1997年之前亦从未对黄岩岛提出过任何领土要求。1978年菲律宾地图与资源信息权威的地图也没有把黄岩岛标为菲律宾的领土。②根据1935年菲律宾宪法，黄岩岛位于东经117°44''''—117°48''''，明显不在“条约界限”(东经118°—127°)范围内，根本不属于菲律宾领土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对南沙群岛和黄岩岛的领土主权是无可置疑的。

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中，特定条件下的特定岛屿的无居民状态，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菲律宾托马斯?克洛玛于1956年所“发现和占领”的“无主地”。根据先占原则，克洛玛所谓的“发现和占领”行为无法有效地为“自由地”取得主权，事实上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而“按照国际法，一块领土如果是无主地，则可以被占领，但是说南沙群岛是无主地则完全不对，早在菲律宾占据南沙群岛某些岛礁之前，中国大陆、台湾地区和越南就已为群岛的主权争论不休。台湾自1956年就已在其最大的岛上驻军。这意味着菲律宾所说的无主地违背了原先人们广泛接受的原则，无主地的意思是，领土或无人居住，或不被其他国家有效地占领。所谓有效占领，如同一般可接受的那样，不一定要占领整个领土，只要对其中心实行有效的控制就行。”④至于所谓的中国的占领“因放弃而失效”，毫无法律依据，也违背了历史事实。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一块领土只有真正被放弃的时候，其他国家才可以用占领的方法取得该领土。只要该国还有重新占有的能力，并且正在作重新占有的努力，该领土就不算放弃。⑤二战后，当时的民国政府接收了南沙群岛，随后派军驻守其核心岛屿太平岛。虽然在1950年台湾方面对驻守有过短暂的放松，但到1956年又恢复了驻军，一直至今。这种情况不能视为“放弃”。尽管菲律宾曾在中越战争之际非法占领了南沙群岛中靠近菲律宾的几个岛礁，但中国政府对这种侵犯其领土主权的行为多次提出抗议，并反复强调南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而毫无放弃的主观意愿。任何国际法规则，包括有效占领标准，都具有其存在的历史和社会基础。1928年的“帕尔马斯岛仲裁案”确定了有效治理原则的一般构成应受时际法原则的支配。时际法原则由该案法官休伯首先提出:一项法律事实必须根据与其同时存在的法律，而不是根据有关该事实的争端发生或解决时的法律来予以判决。⑥国家的行动能力、领土的地理条件以及海陆交通状况，都有可能影响有效控制的外在的客观表现。特定条件下的客观不能，并不意味着领土主权的放弃，除非他方公开地进行占领，而知情的领土归属国从未抗议过。一国发生内战，其有效占领的客观行为会发生改变，但它无法为他国的占领提供合法性。“充分的”和“持续的”控制，会成为全球化背景下有效治理的判断标准，但是对于历史上经济欠发达或军事行动能力有限的中国来说，对南沙群岛中的主体岛屿进行控制，就足以展示其有效治理。对于菲律宾的非法主张，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法博士申建明教授反驳说:“由于整个南沙群岛至少在宋代以来就一直是中国的领土，其大多数岛礁都无人居住，故中国没有必要为建立或维持主权而去实际‘占领’它们，没有必要在此地区进行长期驻军。国际法没有要求一个国家，在气候或地理条件不适合移居或其他活动的领土上保持长期的居住人口，更不必说驻军来维持其主权。因此，没有建立移民地不等于放弃这些地区。在印尼拥有的13667个岛礁上，有人居住的仅有931个，其他的则只是本质上的‘占领’而已，但是不能说，印尼对其他岛礁就没有取得主权，或者说，如果它有主权，已因没有‘占领’而丧失。同理，中国也不会仅仅因未长期居留而放弃对西沙和南沙群岛的主权。”①正如帕尔马斯岛案②所表明的，国家权力不一定要在事实上，每一刻对每一寸领土都行使。③国际司法实践的若干案例也体现了这种相对性。例如，1986年“布基纳法索与马里边界争端案”和1994年“利比亚与乍得领土争端案”指出了这么一个规则:当已经具有合法所有者的地区被其他主体所有效控制时，应当优先考虑的是权利的合法所有者，而非实际控制者。④因此，他国抢占并事实控制中国南沙群岛的行为，并不能依有效治理获得其领土主权。当克洛玛和菲律宾政府意识到其先占原则的非法性之后，他们于1974年12月4日签署了“转让证书和弃权声明书”，把“自由地”的全部领土要求让给菲律宾政府。这样，菲律宾政府就完成了对所谓“卡拉延群岛”的占领。随后，菲律宾政府提出“国家安全原则”代替先占原则，成为了菲律宾主张南沙群岛主权的法理基础。

四、菲律宾“国家安全原则”的法理辩驳

菲律宾政府最近主张对南沙群岛拥有主权的法理基础是“国家安全原则”。“国家安全原则”是基于保障国家利益而派生出来的概念，而所谓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物质和精神利益的总和。随着冷战的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该原则由意识形态阶段逐渐发展到经济利益阶段，其目的是争夺南海的自然资源。由国际法上领土取得方式及其合法性分析可知，“国家安全原则”只能保护菲律宾的领土安全，⑥而不能为其合法取得南沙群岛的领土主权。“国家安全原则”不但为国际法所遗弃，而且在法理上也缺乏正当性。“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取决于它与国家主权、国际法及其社会基础的相互关系。由其内涵可知，“国家安全原则”具有很大的抽象性和主观性，它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概念，其国际实践必须得到相关法律制度及其具体情势的支持。根据社会契约论，国家及其法律的产生旨在避免人与人之间原始的“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所有人拥有绝对的权利，包括为了生存本能而剥夺他人生命和财产的权利，其结果是任何人都无法保障其生命和财产安全。当国家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后，这种“自然状态”就演变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对外战争也就成为早期国家的天赋权利。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国家便拥有绝对的主权。然而，国家之间的战争史及其所造成的灾难，要求人类建立新的法律秩序。因此，国家主权不应当是绝对的。国家主权原则在国际关系中派生了“国家安全原则”，⑦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的正当性来自于国家主权原则，国家主权原则的发展必然引起“国家安全原则”的发展变化，绝对的国家主权已为国际法和国家实践所抛弃。为了获得国家利益，运用绝对的主观的“国家安全原则”去侵犯他国领土主权，无疑会缺乏其合法性和正当性。领土既是国家发展及其居民生活的物质基础，也是各国政府行使管辖权的首要依据，属地管辖权优越于其他管辖权。领土完整是国家的内在客观构成要素，而“国家安全原则”只是派生于领土安全需要的主观性原则。菲律宾所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无法挑战中国对南沙群岛所拥有的领土主权。国际法和国内法都规定了法律主体之间的相邻关系。空间距离不能为一国出于安全考虑而获取他国领土提供法理支持。在“国家安全原则”的推动下，菲律宾政府于1974年2月5日向中国台湾当局发出所谓的外交“照会”，声称:“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岛屿曾被日本皇军利用作为侵略菲律宾的跳板。基此理由，菲律宾有获取该地区作为保护安全所必要的每一种权利。”如果依照这种逻辑推理，在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化过程中，英法曾从中南半岛沿着河流入侵我国广西和云南，①自冷战以来，美国及其盟国所建立的海上封锁线就包围了我国南疆海域，如果依据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中南半岛以及环绕中国南疆的系列岛屿都应成为中国的领土。在国际法院审理的众多海洋争端案中，只有少数国家提出以“国家安全原则”来主张其领土主权，就其案情和地理状况而言，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爱琴海岛屿争端最为典型。②土耳其以“国家安全原则”要求根据“平分原则”将远离希腊大陆而靠近土耳其海岸的岛屿割让给土耳其。而希腊则认为，如果按照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原则”来主张领土，必将导致以下结果:一是拥有岛屿的国家必须与不拥有岛屿的国家平分领土;二是拥有辽阔海域的国家必须与拥有较少或完全没有海域的国家平分海域;三是拥有邻近别国领土的岛屿的国家必须将这些岛屿割让给领土邻近国;四是人口较少的国家必须割让一部分领土给人口较多的国家。③1976年8月25日，联合国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双方考虑适当的司法手段(特别是国际法院)来解决争端。在国际法院所进行的调解中，土耳其基于“国家安全原则”提出的领土主张，实际上根本没有被列入法律议程，土耳其也事实上放弃了其主张，最后的争端仅限于争议岛屿在划分大陆架上的效力问题。也就是说，国际法院首先肯定了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归属希腊之后，才介入调解程序。在爱琴海岛屿主权争端案中，如果说安理会的决议强调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那么国际法院的调解则说明，“国家安全原则”无法为沿海国主张其他国家的岛屿主权提供正当的法理基础。中菲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存在，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现实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国际政治在南海海域的体现。菲律宾所提出的“国家安全原则”的含义变化，也根源于大国政治的变迁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上个世纪，冷战格局使美国组织其盟友(包括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当局)形成了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圈。在这种背景下，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带有深厚的意识形态。菲律宾前总统季里诺在1950年5月17日的招待会上公开宣称:“如果国民党军队真的占领着南沙群岛，则菲律宾就无须要求占领该地。如果在敌人手里，即威胁我们国家的安全。”④在冷战结束之后，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日益激烈的“蓝色圈地运动”使菲律宾的“国家安全原则”具有经济意义，中国台湾当局和菲律宾之间的海洋争端也逐渐露出水面。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国家安全原则”的政治意识形态逐渐削弱，相应地，抢夺海洋资源成为了“国家安全原则”新内涵。中美关系的主流是合作，但也有其利益斗争和意识形态对立的一面。在冷战思维和新保守主义的推动下，中美在太平洋海域仍然存在冲突，撞机事件和中美船舰对峙，就说明了中美海洋摩擦将长期化。“国家安全原则”的前提，是他国对菲律宾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中美南海对立为基础，部分亚洲国家所鼓吹的“中国威胁论”，无疑成为了“国家安全原则”的幕后推动因素。在全球范围内，亚太地区是国际组织化和区域一体化程度最低的区域，“中国威胁论”使中国与南海邻国之间的双边关系缺乏持久的良性互动，而美国和日本因素也使中国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

五、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韬略筹划

南沙群岛主权归属和“国家安全原则”的实证分析，有助于探讨中菲海洋争端解决的具体策略。海洋争端背景的复杂性，也决定了其对策的长期性和多样性。对于中国而言，应以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与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为基础，既要确立切实可行的具体争端解决战术，又要制定长期的应对战略。以国际法中有关领土取得的实体法与国际争端解决程序法为基础，南海争端的对策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从先占规则中证明其领土主张，二是如何有利地通过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和国际司法机制来维护其领土主权。为了支持其先占行为并排斥菲律宾的“先占”行为，中国应大力收集相关的历史性证据，将中国最早占领南沙群岛的事实公布于世，菲律宾的历史及其宗主国西班牙和美国之间的条约，也是排除其领土主张的重要因素，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证明菲律宾立法中南沙群岛条款的非法性。中国对南沙群岛先占的合法性，也取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有效治理，为此中国必须展示有关南沙群岛管辖和开发行为以及历代疆土范围的历史文件。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中，部分当事国片面地认为，中国存在主观上的放弃意愿和客观上的疏于治理，因此中国应根据有效治理的判断标准来巩固其治理行为。有效治理的判断依据主要是国家的立法行为和行政行为。在立法方面，全国性立法可能会激化中菲之间的国家对立，而部门(如农业部)或地方(海南省)立法则同样可在实践上为其海洋执法提供法律依据。有效治理在本质上体现为行政行为，中国应采取措施来提高其治理行为的有效性。根据国际法院的最新的司法实践可知，这些措施一般包括:主权宣示行为，颁布海洋法令、捕鱼等海洋活动的行政许可，海上执法，海洋事故处理、公共设施与军事设施的建设等。①在未来的南海战略中，中国应通过上述行为行使其对南沙群岛固有的管辖权，否则，就会像利吉丹岛和西巴丹案中的印尼与新马白礁案中的马来西亚那样处于不利地位而失去相关岛屿的领土主权。

在显示其有效治理时，私人活动不足以构成有效治理，官方和民间应互相配合，政府应制定正式的规章或者授权予私人进行捕鱼及海洋资源开发等活动。例如，国际法院在审理利吉丹岛和西巴丹案时指出，印尼所依据的活动③并未构成“以主权名义”的行为以及反映以该种名义行事的意图和意愿④，这也是印尼丧失相关岛屿领土主权的原因之一。同时，在白礁岛、中岩礁和南礁的主权归属案中，国际法院指出领土主权可能在某些情况下由于以下原因转移给其他国家，即拥有领土主权的国家未能回应其他国家的主权归属行为，或未能回应其他国家行使领土主权的具体表现。如果行使主权的表现形式与当事国不形成对抗，可能需要做出回应。不回应就相当于默许。①因此，中国应当对菲律宾行使领土主权行为作出积极的回应，从而阻却其对南沙群岛行使领土主权的有效性，否则会像马来西亚那样失去相关岛屿的领土主权。另外，中国可根据国际法上的国家管辖权、自保权和反恐机制来进行护航或打击海盗。为了给日后的“共同开发”或岛屿主权归属及其划界效力提供证据，中国应加强对南海海域的调查和勘探，以从地理的角度论证其权利要求的合法性，这些勘探信息也有利于加快南海资源的开发。②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尽管海洋争端在国际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中占了较大的比例，但是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解决方法，必须反映亚洲国家争端解决的传统及其实践。西方国家所崇尚的法律途径在南海争端中未必有效，而缺乏合法性支持的外交诉求也必然显得苍白无力。所以，外交手段和法律途径的结合，将有利于南沙群岛争端的解决。虽然法律途径不太符合中国以及亚洲国家的争端解决实践，③但是，外交谈判与协商也离不开法律规则和司法实践的合法性支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了争端当事国协商的首要地位，而海洋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公平原则，主要是通过国际司法实践(特别是国际法院)来发挥作用。通过对大量岛屿争端案例的实证分析，中国可以确认那些可以有效支持其权利主张的历史事实和海洋信息的类别。就外交途径而言，中国应坚持和平共处的外交政策，加强中美、中日以及中国与东盟关系，加强中国与相关南海争端当事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和良性互动。美国和菲律宾等南海国家之间的军事防御同盟，为其抢夺南沙群岛提供了安全保证，菲律宾的侵略南海政策严重依赖美国的政治立场，中美关系的进一步加强将有利于中菲南海争端的解决。中日关系的改善，不但能减少西方对亚洲事务的干预，而且还能削弱“中国威胁论”的影响。中国发展与东盟的政治和贸易关系，可以打消其对中国加强军事实力的顾虑，并提升中国的影响力和作用。而针对近期东南亚各国“合纵”谋吞南海的行为，中国在外交上应反对通过东盟、“南沙集团”④或任何国际化和同盟化手段来解决南沙群岛主权争端，各个击破的外交策略对中国更为有利。

内部原因往往是促进外部矛盾解决的重要条件，因此，良好的国内环境也有利于争端的解决。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及其利用国际机制解决争端的能力，取决于它的综合实力。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将有利于充分实现国家所固有的自保权，而自保权也包括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对争端岛屿的有效军事占领行为，会使中国在争端解决中处于有利地位。根据1974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侵略的定义的决议》，他国在中国岛屿上的军事存在已构成侵略行为，它侵犯了中国的领土完整，中国将对此保留自卫还击的权利。为了加强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的控制，中国应加强海军建设，从而对他国侵犯我国领土完整的行为产生威慑作用。南沙群岛主权争端涉及海洋法、海洋地理和历史等多门学科，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外交部门应与高校积极开展合作，从而为其外交谈判与协商提供证据资料和合法性支持。在国际法领域，海洋法专业教育及其青年学者的培养是其薄弱环节，重点院校应大力加强海洋法的教学和研究，从而为维护我国海洋权益提供理论基础。例如，菲律宾国立大学国际法研究所便在菲律宾大陆架案的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菲律宾参议员专属委员会也要求政府各机关和学术机构共同努力来巩固菲律宾对黄岩岛和南沙群岛部分岛礁的主权要求。⑤高校应培养既了解国际法基础理论、海洋法律制度、海洋地理，又具备外语和谈判技能的复合型应用人才，这样便可以提高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外交协商能力和法律抗辩能力。在国家海洋战略的统一指导下，教育部和国家海洋局应进行横向合作，通过设立各种科研项目来激励高校就南海问题进行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从而为南沙群岛主权争端的和平解决以及国家海洋战略在南海的实施构建切实可行的方案。

领土范文篇10

一、“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含义

阐明“一个中国”原则的国际法含义，首先必须明确“一个中国”原则中的“中国”在国际法上指的是什么。中国自作为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成员以来，它在国际法上的意义就一直是十分确定的：中国是一个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具有包括台湾在内的国家领土、始终在该领土上定居的人民、管理国家内外事务的政府、对内最高对外独立的国家主权。中国在国际法上作为国家的存在正是由这四项要素所决定的。中国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有过不同的名称或国号，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今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然而所有这些不同名称或国号均不涉及决定中国在国际法上存在的上述四项要素，换句话说，尽管中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不同的名称或国号，但是它们所指的仍然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即同一个国际法权利和义务的直接承受者。中国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并没有因中国的名称或国号改变而改变；中国作为国际法上一个国家的存在也没有因其使用不同的名称或国号而受到影响。

在国际法上，一个国家的国际法主体地位并不因为这个国家的名称或国号改变而受到影响，这是一项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这项原则一贯得到国际实践的充分肯定。例如，阿比西尼亚改名为埃塞俄比亚，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柬埔寨王国改名为民主柬埔寨，后又恢复为柬埔寨王国。这些国家名称的改变都不影响它们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著名的国际法学者凯尔森在《联合国法》一书中曾明确指出，“一国有权改变自己的名称”。中国现在的国家名称是1949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经代表提议一致通过的。今天，在国际法上凡是提到中国，所指的就是其国家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

在国际法上，一国国内的社会政治结构因革命发生根本变化，从而引起该国政府的更迭，同样不使该国在国际法上的存在受到任何影响。这也是一项确立的国际法原则。这一原则同样一贯得到国际实践的充分肯定。法国自1789年以来就经历了一系列的革命，从王国变为共和国，后变为帝国，又从帝国变为王国，最后又恢复为共和国。就国际法而言，所有这些变化仅是引起了国际社会中代表法国的政府的更迭，但是法国始终保持为同一个国际法主体。这便是国际法上的所谓“国家继续”原则。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强调的，一个国家作为国际人格者的连续性，并不因革命而受到影响，革命的效果虽然可能导致一个政府在一段期间内未能获得外国的承认，但是并不破坏这个国家的国际人格。台湾学者丘宏达教授对此表示赞成。他在其编著的《现代国际法》一书中说道：“政府变更所导致之结果，应是属于一国国内法律秩序规范的问题，在原则上不应发生国际上之反响；因为在国际上其所代表的国际法主体仍然是一致的，而不论政府型态是由帝制变为共和，或由共和变为帝制；亦不论其变更方式是以革命的手段或是依循宪法程序而完成的。”

中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从清政府到中华民国时期的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经递嬗，但是其所代表的仍然是同一个国际法主体。1949年10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法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仅仅意味着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合法代表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变为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是国际法上典型的因革命所引起的政府更迭，并不对中国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地位产生任何影响，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也未因此而发生从中国这个国际法主体向任何别的国际法主体的移转，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依然如故。这是一个不容争辩的历史事实。

在这个问题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身的主张和实践是最具国际法权威的。1949年9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55条规定：“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预先表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通过革命取代中华民国政府是一起政府更迭。因为，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不同于原来中国的新的国际法主体，它完全不必对于前政府订立的条约采取这样的立场，而可以根据概括“白板原则”不受原来国家条约的拘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的外交实践也一再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属于国际法上的政府更迭。因此，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是对一个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的承认，而不是对一个新国家的承认。正如1949年10月1日主席在致各国政府的公告中所宣布的：“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正是本着这一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已同世界上16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的态度更加清楚地表明了它的上述立场。1949年11月15日，外交部长分别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和第四届联大主席罗慕洛，声明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才是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国民党当局“已失去了代表中国人民的任何法律的与事实的根据”。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直主张其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不是一个新国家加入联合国的问题，而是恢复中国作为一个创始会员国固有的合法权利和地位的问题。中国政府的这一严正立场最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接受。1971年10月1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第2758号决议，决定立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的代表从联合国的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

总之，就国际法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一个新国家，而是原来中国的继续。作为一个国际法主体的国家，中国在国际法上的存在，包括中国原有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法律地位，既不因中国国家名称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中国政府的更迭而受影响。

二、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国际法根据

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迄止19世纪末以前，中国历代政府均对台湾行使有效的管辖。1895年4月，日本通过侵华战争，强迫当时的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侵占了中国领土台湾。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国政府于1941年12月9日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昭告世界各国，废止包括《马关条约》在内的中日间的一切条约。从此，根据《马关条约》而成立的日本对台湾的侵占也就自然失去了它的法律基础。1943年12月，中美英三国发表《开罗宣言》，宣告三国联合对日作战的目的“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如前所述，这里的“中华民国”就是中国。《开罗宣言》是一份关于台湾地位的国际法文件，它从法律上明确了日本侵占台湾的非法性，确认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的法律地位。1945年，中美英共同签署，后有苏联参加的《波茨坦公告》第八条规定：“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由此可见，《开罗宣言》在国际法上的拘束力是不容置疑的。同年8月，日本投降，并在《日本投降条款》中承诺“忠诚履行波茨坦公告各项规定之义务”。《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乃是战时同盟国的正式协定，而日本在其投降条款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义务，这便构成了盟国与日本间的国际协定。根据这些协定，所有的国家都已同意并决定把台湾归还中国。按照《开罗宣言》的规定，1945年10月25日，当时的中国政府正式收复台湾、澎湖列岛，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中国政府代表陈仪在接受日本投降后即宣布：“从今日起，台湾及澎湖列岛已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次日，当时的中国政府宣布，台湾为中国的一个省，并设立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依中国法令行政。至此，台湾终于回到祖国的怀抱，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重新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见，早在1949年以前，《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经得到执行，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的法律地位已经完全确定。

作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当事国的英国和美国对此也曾一再证实。1949年11月21日，英国下院有人问起：“基于什么条约或其他文件或有约束性的宣言，英皇陛下政府承认中国当局目前对该岛（台湾——笔者注）的控制？”英国外交部次官梅休答道：“是根据开罗宣言，中国当局在日本投降的时候对该岛加以控制，并在此后一直行使着对该岛的控制”。1951年4月11日，英国政府的声明还承认：“至于台湾，陛下政府认为它自己受着1943年开罗宣言与1945年波茨坦公告（它要求把台湾交还中国）的约束”。美国政府的话讲得更为明确。1950年1月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中承认：“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同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也声明：“中国人已统治台湾四年。美国或任何其他盟国从未对该项权力及占领发生过任何疑问。当台湾被作为中国的一个省份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曾对此提出过任何法律上的疑难。此举经认为是符合各项约定的。”同年2月，美国国务院就台湾问题回答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询问时指出，台湾自1945年日本投降后，即由中国管理，并且“它已包括在中国之内，成为一省”，参加对日作战的各盟国对此均未质疑，“因为这些步骤，明显地符合于在开罗所作的并在波茨坦重予确认的诺言”，“换句话说，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盟国在过去四年中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违反国际法上禁止反言的原则，推翻了它关于台湾问题的上述立场。1950年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竟然声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的考虑”。更为严重的是，美国政府违反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中关于不得单独媾和的规定、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1945年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设立盟国对日委员会的决定、以及远东委员会对投降后的日本之基本政策的决议等有关日本问题的国际协议，排斥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1年9月4日召开了其一手包办的旧金山会议，并于9月8日在会议上签订了对日单独和约。这个所谓“对日和约”完全不顾中国已将台湾收复的事实，只字不提《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甚至公然违反1943年《开罗宣言》中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东北、台湾、澎湖列岛归还给中国的规定，仅要求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稍具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放弃”同“归还”在法律上有着本质不同的含义。前者只是意味着丢掉或不要；而后者则指的是把本来不属于自己的还给合法的所有者。事实上，正是由于“对日和约”使用了“放弃”这一似是而非的措辞，才有了后来所谓“台湾地位未定”、“对日和约签订之前台湾主权仍属日本”、“日本放弃了这些地区（台湾及澎湖列岛——笔者注）以后，这些地区从没有被再转让给任何其他国家”等企图否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各种鼓噪和奇谈怪论。

对于这样一个背信弃义的非法的“对日和约”，尽管它在1952年4月28日由美英日等国及台湾当局宣布“生效”，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完全有理由不予承认。当然，它也丝毫不能影响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台湾的领土主权权利。1951年9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发表严正声明：“旧金山对日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中国政府于1952年5月5日在其声明中又重申了这一立场。正是由于1952年旧金山“对日和约”的非法性和无效性，因此，它不能成为中日间结束战争状态的法律根据，更不能成为有关台湾法律地位的有效证据。这个问题只是到了1972年中日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以后才得以真正解决。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结束两国间的战争状态，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一部分的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开罗宣言》的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因此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包括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宣言的目的从而构成了对日和约的基础和日本投降的条件。从宣言的意图来看，台湾和澎湖列岛与中国东北的法律地位是没有什么区别的。正是由于这些地方都是日本从中国“窃取”来的，而“窃取”二字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对这些领土的占领是违法的。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原则，违法行为不能使违法者取得权利。因此，在打败日本侵略者后，把这些被日本窃取的中国领土立即直接归还给中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事，根本不需要与日本订立正式的“和约”。正如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12月24日在广播演说中谈及《开罗宣言》的原则时所讲的：“这些原则既简单又基本，其中包括归还偷盗的财产给当然的主人。”那种认为待与日本订立正式“和约”后，这些被日本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才能物归原主的说法在国际法上是站不住脚的。其实，连美国自己都认为这种说法是无稽之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1950年1月5日的声明中就驳斥了这种说法。他说：“我们并没有在朝鲜问题上等候一项条约；我们并没有在千岛问题上等候一项条约；我们也未在我们托管的岛屿问题上等候条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对德和约是在敌对行动结束约七年后才缔结的。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法国在盟国战胜德国后立即收复失地。同样，台湾、澎湖列岛和东北也应随盟军战胜日本而由中国收回。而实际情况也正是如此。

三、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裂

如上所述，早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取代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以前，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一部分的法律地位就已经确定。这在国际法上本来不成为问题。只是由于原来的中华民国政府被推翻后，其残余退踞中国的台湾省，并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与中央政府对峙，才有所谓“台湾问题”的出现。虽然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的分离状态，但是，就国际法而言，这绝不导致台湾可以用中华民国的名义自立为一个主权国家，也不意味着海峡两岸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主权国家。

首先，海峡两岸目前的分离状态实际上是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内战遗留下来的问题，至今两岸所处的内战状态尚未结束。就国际法而言，中国内战所导致的国家领土暂时分离只是引起内战中的哪一方政权在国际法上可以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法一般所实行的是有效统治的客观标准，即将实际有效统治这个国家绝大部分领土的政权视为在国际上代表这个国家的合法政府，这是因为只有实际有效统治一国绝大部分领土的政权才具备在国际法上行使国家主权的能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英国和瑞典正是根据有效统治的原则承认中央人民政府的。英国政府于1950年1月6日致电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察悉中央人民政府已有效控制中国绝大部分之领土，今日业已承认此政府为中国法律上之政府。”瑞典政府1950年1月14日的来电称：“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有效控制着中国大部分领土的事实，现决定法律上承认中央人民政府为中国政府。”

至于如何结束两岸的内战状态，实现中国的统一，完全是中国的内政，既不涉及中国作为国际法上一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地位问题，也不涉及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领土的完整。事实上，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近40年间，台湾当局虽然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的地位，却仍然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和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

其次，海峡两岸因内战造成的分离长期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外国势力干涉和台湾分裂势力阻挠的结果。这一状态长期存在，严重地损害了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因而是极不正常的。不正常的事实状态不能导致正常的法律结果。这是一般的法律常识。那种以两岸暂时的分离为理由把台湾从中国领土分裂出去并自立为一个主权国家的主张实质上是企图将这种不正常的事实状态永久化、合法化，这在国际法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人们不会忘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美国政府为了推行孤立、遏制中国的政策，不仅以武力威胁来阻碍中国实现统一，而且还假借海峡两岸因内战造成的暂时分离，向国际社会抛出所谓“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阴谋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国际组织中代表中国的合法席位得到恢复，随着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以此作为基础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了正常外交关系，特别是随着中日、中美外交关系的正常化，这些分裂中国的企图，在法律上早已破产。

事实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自成立起从来没有容忍过所谓“台湾地位未定”、“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等分裂中国的企图，而是一贯坚持主张其对台湾享有行使领土主权的权利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从未放弃过这一权利。就国际法而言，所谓对台湾行使领土主权是指中国政府绝不允许台湾从中国的领土中分裂出去，绝不允许外国侵占台湾。这一权利主张是完全建立在任何主权国家都有权维护自己领土完整的国际法基本原则之上。两岸暂时分离的不正常事实丝毫不影响中国政府这项基于国际法上的权利主张。迄止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权利主张主要表现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政策目标。此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大陆和台湾岛内的变化，中国政府对台湾行使领土主权的主张体现在和平统一并继而发展成为在海峡两岸实行“一国两制”的设想。中国政府目前未对台湾实际行使领土主权的事实绝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没有国际法上的权利或者本身没有力量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因此，目前海峡两岸的分离只能是一种不正常的、暂时的、过渡的状态。这种状态不能没有期限地持续下去，也根本不能成为台湾可以主张自己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根据。

国家的根本属性在于国家主权。就国家内部关系而言，国家主权意味着在一个主权国家内不得有别的国家或任何其他权威行使主权的任何权利；就国际关系而言，国家主权意味着国家独立，即在法律上一个主权国家不依赖于世界上任何其他权威而存在。无论主权在一个国家内部如何运作和行使，在国际法上，主权总是被认为国家对内最高和对外独立的权力。国家主权的排他性、独立性和完整性正如《奥本海国际法》所指出的那样：“在同一领土上只能存在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这就是说任何国家在国际法上只能拥有一个主权；主权在国际法上是不可分割的；国际法绝不允许一个国家有多元主权并存；同时，在国际法上，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代表国家行使主权。由于领土是国家行使主权的空间，国家主权的上述特征必然要求国家领土完整不可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