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村范文10篇

离村范文篇1

一、基本状况

本乡共有9个行政村，村干部54人，离村村干部6人（个中村主任1人，村书记1人，村支两委委员4人）。外出经商的村干部2人、外出打工的村支两委委员4人、在外买房久居的村干部1人。

二、缘由分析

一是因为家庭生计所迫。村干部待遇低，又难以提升，尤其是除书记、村长、妇女主任以外的村支两委委员，没有待遇待遇。他们既要实行村支两委的工作职责，又要为家庭生计而奔走，再加上村里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在家基本处理不了生计问题，遍及觉得“工作没劲，出路无望”。因而，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在很多村民都外出务工的状况下，局部村干部也纷繁外出。二是单方面强调“强人”治村。当前，我县非常注重选拔带头致富才能强和率领村民致富才能强的“双带双强型”村干部。“强人”村官虽然能对村里的发展致富有利，可以经过他们的关系网为村里带来一些项目或资助，然后改善村里的基本设备等前提，或许添加村民就业致富的时机。但他们往往在县城寓居或在外地发展，有的虽然房子在村里，但平常忙于打理本人的生意，常常一两个礼拜不在家。因而，这些人实践上也不在村。

三、不利要素及对策

村干部是党和县政府最基层的治理干部，是乡村基层组织的代表，是农民群众的主心骨，是党在乡村道路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是建立社会主义新乡村的带路人。党和县政府的乡村政策、办法要靠他们传达落实，村民的意见、建议与要求要靠他们汇报反映，邻里矛盾与纠纷要靠他们协助化解，责任严重。村干部特殊是村首要干部长期不生活在乡村，肯定离开乡村工作实践，无法实时调查广大农民群众的需求和盼望，不克不及实时处理群众之间的矛盾，更不克不及团结和率领广大群众致富。必将对乡村基层管治带来主要的影响。一是干群之间没有了关系，乡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现实上离其服务的对象——农民越来越远。二是离村化景象招致各级党委、县政府对乡村的实践状况尤其是某些大的事情的转变动态难以精确把握，如碰着某些突发事情时就有能够会堕入掉控形态。因而，必需采取有用办法，着力处理村干部“离村”的问题，进一步推进乡村创优活动深化开展。

（一）完善村干选拔机制，用待遇留人。每年在村支部书记、村民主任和计生专干中公开应考必然名额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还，把村干部的在岗率作为应考、选拔的一个主要规范，但凡离村半年以上的村干部，都不克不及参与村干部选拔测验。逐渐提高和改善村干部待遇，尤其是要着力处理村支两委委员的待遇问题，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

离村范文篇2

一、基本情况

本乡共有9个行政村，村干部54人，离村村干部6人（其中村主任1人，村书记1人，村支两委委员4人）。外出经商的村干部2人、外出打工的村支两委委员4人、在外买房定居的村干部1人。

二、原因分析

一是由于家庭生计所迫。村干部待遇低，又难以晋升，尤其是书记、村长、妇女主任以外的村支两委委员，没有待遇报酬。他们既要履行村支两委的工作职责，又要为家庭生计而奔波，再加上村里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在家根本解决不了生计问题，普遍感觉“工作没劲，前途无望”。因此，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在许多村民都外出务工的情况下，部分村干部也纷纷外出。二是片面强调“能人”治村。目前，我县十分注重选拔带头致富能力强和带领村民致富能力强的“双带双强型”村干部。“能人”村官虽然能对村里的发展致富有利，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为村里带来一些项目或赞助，从而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等条件，或者增加村民就业致富的机会。但他们往往在县城居住或在外地发展，有的虽然房子在村里，但平时忙于打理自己的生意，经常一两个星期不在家。因此，这些人实际上也不在村。

三、不利因素及对策

村干部是党和政府最基层的管理干部，是农村基层组织的代表，是农民群众的主心骨，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路人。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措施要靠他们传达落实，村民的意见、建议与要求要靠他们汇报反映，邻里矛盾与纠纷要靠他们协助化解，责任重大。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长期不生活在农村，必定脱离农村工作实际，无法及时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需要和渴望，不能及时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更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致富。必将对农村基层治理带来重要的影响。一是干群之间没有了关系，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事实上离其服务的对象——农民越来越远。二是离村化现象导致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某些大的事件的变化动态难以准确掌握，如碰到某些突发事件时就有可能会陷入失控状态。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村干部“离村”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农村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

（一）完善村干选拔机制，用待遇留人。每年在村支部书记、村民主任和计生专干中公开招考一定名额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同时，把村干部的在岗率作为招考、选拔的一个重要标准，凡是离村半年以上的村干部，都不能参加村干部选拔考试。逐步提高和改善村干部待遇，尤其是要着力解决村支两委委员的待遇问题，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

离村范文篇3

一、基本情况

本乡共有9个行政村，村干部54人，离村村干部6人（其中村主任1人，村书记1人，村支两委委员4人）。外出经商的村干部2人、外出打工的村支两委委员4人、在外买房定居的村干部1人。

二、原因分析

一是由于家庭生计所迫。村干部待遇低，又难以晋升，尤其是除书记、村长、妇女主任以外的村支两委委员，没有待遇报酬。他们既要履行村支两委的工作职责，又要为家庭生计而奔波，再加上村里没有什么集体经济，在家根本解决不了生计问题，普遍感觉“工作没劲，前途无望”。因此，为了改善家庭经济，在许多村民都外出务工的情况下，部分村干部也纷纷外出。二是片面强调“能人”治村。目前，我县十分注重选拔带头致富能力强和带领村民致富能力强的“双带双强型”村干部。“能人”村官虽然能对村里的发展致富有利，可以通过他们的关系网为村里带来一些项目或赞助，从而改善村里的基础设施等条件，或者增加村民就业致富的机会。但他们往往在县城居住或在外地发展，有的虽然房子在村里，但平时忙于打理自己的生意，经常一两个星期不在家。因此，这些人实际上也不在村。

三、不利因素及对策

村干部是党和政府最基层的管理干部，是农村基层组织的代表，是农民群众的主心骨，是党在农村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领路人。党和政府的农村政策、措施要靠他们传达落实，村民的意见、建议与要求要靠他们汇报反映，邻里矛盾与纠纷要靠他们协助化解，责任重大。村干部特别是村主要干部长期不生活在农村，必定脱离农村工作实际，无法及时了解广大农民群众的需要和渴望，不能及时解决群众之间的矛盾，更不能团结和带领广大群众致富。必将对农村基层治理带来重要的影响。一是干群之间没有了关系，农村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事实上离其服务的对象——农民越来越远。二是离村化现象导致各级党委、政府对农村的实际情况尤其是某些大的事件的变化动态难以准确掌握，如碰到某些突发事件时就有可能会陷入失控状态。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着力解决村干部“离村”的问题，进一步推动农村创先争优活动深入开展。

（一）完善村干选拔机制，用待遇留人。每年在村支部书记、村民主任和计生专干中公开招考一定名额的乡镇事业单位职工，同时，把村干部的在岗率作为招考、选拔的一个重要标准，凡是离村半年以上的村干部，都不能参加村干部选拔考试。逐步提高和改善村干部待遇，尤其是要着力解决村支两委委员的待遇问题，提高其工作的积极性。

离村范文篇4

第二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累计10年以上(任职年限从1978年元月1日起计算)，每年年度考核被评为称职以上等次，退(离)职后享受生活补贴。

第三条退(离)职前累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15年以上的，每月补贴30元；累计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职务10年以上的，每月补贴20元。

第四条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生活补贴终生享受。

第五条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生活补贴由乡(镇)财政供给，乡(镇)政府每年年终一次性全额发放。

第六条享受生活补贴的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任职时间以乡(镇)党委任命(村民代表大会选举)时间为准。

第七条所在乡(镇)对享受生活补贴的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名单及标准要面向社会公示，接受监督，公示期为7至15天，公示期满无任何问题的，核发《**县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生活补贴证》，凭证享受补贴。

第八条享受生活补贴的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土任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乡(镇)收回《**县退(离)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生活补贴证》，取消享受资格：

1、本人因违法违纪行为受到党政纪处分或司法处理的;

2、不支持，不配合乡村工作，不热衷于村集体公益事业，吹冷风，放慢气，阻碍乡村工作，造成不良影响的；

3、不按时足额交纳各种合法税费的；

4、不执行村民代表大会决议，不履行村民义务，不按规定出工出劳的；

5、本人及子女有超生违育、违法乱纪行为的；

离村范文篇5

一、总体思路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按照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农民参与的原则，提高农作物联合收割、打捆、压块和储存等服务能力，全面提升我街秸秆利用水平，促进禁烧工作由“堵”变“疏”工作方式的转变，力争在11月末完成秸秆离田工作。

二、主要任务

（一）、遵守监管机制

以行政村为单位，要明确秸秆离田的组织形式，做到“块块有人管，监管无盲区。”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空闲场地，设置临时储存场所，确保农作物收获后，除还田秸秆外，未机收捡拾打捆和散落田间的秸秆得到及时清除。

（二）、建立包保责任制

各行政村对辖区秸秆离田工作要具体责任。要做到街道党工委成员包村、村干部包屯、包户及党员联系农户的包保工作机制，切实做到“片片逐级包保，处处逐级监管”，逐级落实秸秆离田包保责任。

（三）、推进秸秆“五化”综合利用。

大力推进秸秆“肥料化，饲料化，原料化，燃料化，基料化”综合利用。采取联合机械收割，将玉米秸秆粉碎并覆盖地表，及时耙实，以利保摘。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以村党总支书记为组长，村屯干部为成员的村级秸秆离田工作领导小组，村党总支书记承担秸秆离田第一责任人责任。研究部署设置秸秆临时储存场所。同时设立秸秆清理专业队伍，协助农户做好秸秆离田工作。秸秆集中存放统一规范，确保存放点远离光缆、加油站、油库等易燃敏感点和三线三边点、严禁存放在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50米以内，同时配备值守人员和防火设施。

离村范文篇6

一、总体要求

以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全面落实《市落实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实施方案》，强化秸秆露天禁烧管控，压紧压实秸秆禁烧工作责任，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网格化监管,严格考核问责，努力改善我街秋冬季环境空气质量。

二、工作目标

1.从2020年10月至2021年5月，我街作为秸秆禁烧区必须做到“不烧一把火、不冒一处烟、不留一块黑”，在全街范围内实行农作物秸秆全面禁烧，力争实现“零火点”。

2.大力推广使用秸秆还田保护性耕作、秸秆栽培食用菌、秸秆青贮等综合利用技术，全街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75%以上。

三、主要任务

（一）建立完善网格化监管机制。各村要以行政屯为单位，划定秸秆禁烧工作网格，明确网格长及监管队伍，落实监管责任，做到网格内农业耕地“块块有人管，监管无盲区”。各村要将网格划定情况、网格长、网格监管队伍确定情况，以清单的形式上报街道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二）建立完善秸秆离田机制。各村要以行政屯为单位制定禁烧区秸秆离田方案，明确秸秆离田的组织形式，具体承担单位以及负责人，充分利用闲置土地和空闲场地设置临时储存场所，确保农作物收获后，除需还田秸秆外，未机收捡拾打捆和散落田间的秸秆及时清除离田。同时，各村要将秸秆离田方案上报街道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三）建立完善包保责任制。各村对辖区秸秆禁烧工作负总责，建立市包街、街包村、村包屯、屯包户的包保工作机制，层层压实包保责任，切实做到所有农业耕地，“片片逐级包保、处处逐级监管”，逐级落实包保责任。

（四）建立完善检查巡查机制。各村要制定秸秆禁烧全天候检查方案，以禁烧网格为基本单位，明确检查的责任主体、对象、方式方法及频次，从10月1日起开展全天候的监督检查。在重大节日和重污染天气预警期间实施24小时不间断检查。各村要制定秸秆禁烧巡查方案，对秸秆禁烧的各项工作环节开展巡查，各村要建立巡查台帐，每天在4：30时前，由村治保主任将当日巡查情况报街道办公室。要充分发挥派出所等部门职能作用，严厉打击在秸秆禁烧区露天焚烧行为。对造成大气污染，导致财产损失、引发安全事故等严重后果涉嫌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建立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各村要成立秸秆禁烧领导小组、秸秆禁烧巡逻队和灭火应急分队。配备灭火器具，建立秸秆禁烧应急响应机制，确保第一时间发现火点，第一时间扑灭，严防扑救不及时，引发大面积秸秆焚烧问题。

（六）建立舆情应对机制。各村要制定秸秆禁烧舆情管控和应对方案。加大秸秆禁烧相关政策的宣传力度，定期采集舆情信息、及时掌握舆情动态、准确把握舆情焦点，综合分析、科学研判、及时解读，让广大人民群众充分掌握我省秸秆禁烧相关政策。

（七）严格落实量化问责机制。街道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将对不切实履行监管（包保）职责、不认真组织开展离田或者在监督检查中敷衍塞责，对随意露天焚烧秸秆现象听之任之，造成露天焚烧火点数量未得到有效控制的村和责任人，提请相关部门严肃问责。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秸秆焚烧工作由街道秸秆禁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进行协调调度。各村对本辖区内秸秆禁烧工作负总责，村党总支书记承担秸秆禁烧工作第一责任人责任。各村要高度重视，村党总支书记要亲自研究部署建立完善相关机制，治保主任（辅警）作为分管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加强工作调度，主动破解工作中的难题，派出所要切实发挥职能作用，全力抓好秸秆禁烧工作的落实。

离村范文篇7

入夏以来，各村高度重视“三夏”工作，在立足“抢”字当头，抢晴天、钻雨隙，确保颗粒归仓的同时，认真抓好“双禁”清田工作，全面推广机插秧，取得了较好成效。截止本月15日，全镇3500亩油菜、22100亩小麦已全部收脱结束，“清田”也已全部结束，需完成机插秧任务15700亩。

一、堵疏结合抓“双禁”。在“堵”的方面，各村能够按照“三全”要求，落实值班巡查和包保责任，做到严防死守，全镇未发现一起着火点。在“疏”的方面，注重抓好秸秆综合利用，多渠道转移、消化。经镇督查办考核，全镇16个行政村“双禁”清田工作大部分村见事快、措施实、效果明显。按时间和质量要求，其考核结果较为满意的有：钱戴、孙唐、联发、西湖、沈沟、东鲍南、恒刘、新南等村。

二、离还并举促“清田”。一是“还田”工作加力度。各村能够督促所有收割机械安装切碎装置，进行全量还田。对未安置切碎装置的机械，一律不准下田作业。二是“离田”工作加速度。坚持边收割、边还田、边清田，对不能还田的田块，落实收集离田方案，一方面组织开展党员义工活动，另一方面组织劳力及时转移、消化秸秆，真正做到了“还田”、“离田”两手抓、两促进。全镇油菜面积3500亩，其中集中堆放3150亩、清田转移350亩；小麦面积22100亩，其中秸秆还田20410亩、消化转移1690亩。

三、全面推广机插秧。为确保机插秧易栽面积90%以上、公路沿线100%，各村能够按照机插秧总体推进的要求，加大新技术推广力度，全面完成机插秧任务。恒刘、西湖、联发、钱戴等村，工作力度大，完成任务快。东北、腊树、塔头、赵献等村针对公路沿线存在零星水稻直播的情况，加大整改力度，及时耕翻重插，保证了机插秧任务的完成。

离村范文篇8

[关键词]20世纪；中国农村；人口流动

SummarizationofStudies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

inthe20thCentury

Abstract:RuralpopulationflowhasalwaysbeenakindofcommonsocialphenomenoninChinesesociety.Thisarticlebrieflyreviewstheacademicresearchinthe20thcenturyonChineseruralpopulationflowinpreviousagesbefore1949andgivesalimitedpointofviewtofuturestudy.

Keywords:the20thcentury;Chineseruralarea;populationflow

农村人口流动现象古已有之，诸如历次人口大迁移、中央政府屯垦戍边以及战争、灾害、人地比例关系失调引发的农民流徙等。在回顾已有的研究成果之前，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本文所综述的研究成果为20世纪学者对1949年以前中国历代农村人口流动所做的探讨，时间上有交叉；其次，“农村人口流动”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它既包括统治者运用行政手段引导、组织或强制推行的移民运动，又包括下层民众在社会或自然等外力压迫下，为维持生存而自发进行的流民活动，也包括探亲、访友、当兵等等情况。本文的综述主要包括流民和移民现象这两个方面(这两个方面也有交叉，不作具体区分)。

农村人口流动一直是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古代中国政府频繁的移民实边、军事屯垦、招民垦荒导致经久不衰的人口迁移浪潮。近代中国因农村经济衰败也引发农民离村、“流民遍地”。对农村人口流动现象进行研究，也是多年来备受学者关注的课题，并积累了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综观整个20世纪的研究状况，可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缕述如次。

一、1949年以前农村人口流动研究扫描

1949年以前的近半个世纪中，人口问题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探索中国的人口问题，农村人口流动自然也在探讨之列。学者所关注的现实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民离村问题；二是移民问题。

(一)农民离村问题

“离村”是当时学界惯用词汇。从字面上理解，离村就是农民离开自己所居住的村落，暂时性的或永久性的，均在此列。离村情况相当复杂，如参军、求学、投亲访友、出嫁、做官等，但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农民离村几乎就是流民现象的代名词。

研究农民离村问题的专著不多，仅有浩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①，该书对农民离村的原因、流向、后果均有论析。相关研究如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黑山、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言心哲《中国乡村人口问题分析》，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等②，都或多或少涉及农民离村问题。

农民离村问题是近代中国严重的现实问题，相关的论文较多，其他不计，仅以“离村”为题的论文就超过30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论文有：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张觉人《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等③，这些论文对农民离村的时代背景、原因、规模、流向、社会影响、解决办法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资政”作用。

(二)移民问题

20世纪上半叶，海外移民(以东南亚为主)和国内移民(以东北、西北移民为主流)的移民运动仍在持续，波澜壮阔，相关的研究因现实的需要而得到推动，硕果累累。陈特里《中国海外移民史》④，从移植、政策、史训三个方面阐述中国海外移民问题。相关论著还有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刘继宣等《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李长傅《南洋华侨史》，《中国殖民史》等⑤。国内移民方面，主要有钟悌之编辑的《东北移民问题》⑥，该书涉及东北移民的重大意义、东北移民的历史考察以及东北移民的实际问题等。至于与移民相关的论文，数量较多，粗略估计，有上百篇之多，主要有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张云波《民初之移民》等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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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浩平：《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研究》，民众运动月刊社，1933年。

②翟克：《中国农村问题之研究》，国立中山大学出版部．1933年；黑山、徐正学：《农村问题——中国农村崩溃原因的研究》，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1934年；柯象峰：《中国贫穷问题》，正中书局，1935年；言心哲：《中国乡村人口问题分析》，商务印书馆，1935年；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商务印书馆，1943年。

③饶涤生：《日趋严重的农民离村问题》，《申报月刊》第4卷第12号；张觉人；《农民离村原因的研究》，《中国经济》第3卷第7期；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第22,23．24．号合刊；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社会月刊》第1卷第6号；董汝舟：《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之检讨》，《新中华杂志》第2卷9期。

④陈特里：《中国海外移民史》，中华书局，1946年。

⑤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上海东方印刷馆，1929年；刘继宜等：《中华民族拓殖南洋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李长傅：《南洋华侨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

⑥钟悌之：《东北移民问题》，上海日本研究社，1931年。

⑦何廉：《东三省之内地移民研究》，《经济统计季刊》第1卷第1期；彭家元：《中国边地之现况与移民》，《东方杂志》第22卷第6期：张云波：《民初之移民》，《建国月刊》第16卷第1期。

(三)农村人口流动的历史研究

对现实问题的强烈关注，自然引发对历史上同类问题的探讨，虽然专著不多(主要有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①)，但论文为数可观，有宏观研究，如殷淑慧《我国民族之转移及混化》、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等②，有历代农村流动人口的专论，这方面的文章有近百篇之多，如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刘选民《清代东北三省移民与开垦》等③。

总之，20世纪前半个世纪，内忧外患，中国社会经济濒临破产的边缘，农村人口流动成为困扰整个社会的现实问题，这种特殊的国情激发学者对之进行广泛而富有成效的探究，形成“现实研究”的鲜明特色。同时，也正是由于学者的现实关怀，引发对历史问题的思考，以为史鉴，因而相关问题的历史研究也受到关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这些成就，为解放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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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谢国桢：《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开明书店。1948年。

②殷淑慧：《我国民族之转移及混化》，《朝华》第2卷第1、2期；李斐然：《中华民族古代之迁徙考》，《新亚细亚》第12卷第5期；蒙文通：《中国古代民族迁徙考》，《禹贡》第7卷第6、7期。

③陈啸江：《三国时代的人口移动》，《食货》第1卷第3期；谭其骧：《晋永嘉丧乱之民族迁徙》，《燕京学报》第15期；黄谷仙：《唐代人口的流转》，《食货》第2卷第7期；刘选民：《清代东北三省移民与开垦》，《史学年报》第2卷第5期。

二、建国以来农村人口流动的整体研究鸟瞰

建国后的半个多世纪，农村人口流动研究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国内史学界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五朵金花”，加上“左”的政治气候的影响和随之而来的“无产阶级”，社会学、人口学成为禁区，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几乎陷于停顿状态，专著仅见有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④，论文也只有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江应梁《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⑤等10来篇，平均每3年发表一篇文章，其中70年代还是空白。这种研究的“冷”态，直到80年代后才得以改观。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学术界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农村人口流动研究重新受到关注，加上社会学、人口学以及社会史“复兴”的强力推动和“民工潮”高潮迭起的现实呼唤，学界对历史上的流民、移民现象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取得骄人成绩。

(一)流民问题研究

专著方面：曹文柱《中国流民史》⑥，对流民产生的原因、特点、流民活动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统治者治理流民的政策进行较为系统的考察；陆德阳《流民史》⑦，对流民称谓、历代流民产生的成因、流民的流浪生涯、对社会的影响进行了探讨。

论文方面：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⑧，把古代流民产生的动因归纳为“生产萎缩型人口流动”、“生产过剩(或生产饱和)型人口流动”、“灾变型人口流动”和“结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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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李剑农：《魏晋南北朝民户大流徙》，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

⑤吕名中：《试论汉魏西晋时期北方各族的内迁》，《历史研究》1956年第6期；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江应梁：《明代外地移民进入云南考》，《云南大学学术论文集》1963年第2期。

⑥曹文柱：《中国流民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⑦陆德阳：《流民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

⑧王家范：《中国古代的流民问题》，《探索与争鸣》1994年第5期。

迁型人口流动”四种类型；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流民”现象纵议》①，对流民现象发生的机制、流民的社会行为及其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剖析；熊家利《流民问题与中西封建经济的发展》②，对流民在中西封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进行了比较研究；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与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③，对封建社会流民起义原因、意义进行了考察。

(二)移民问题研究

整体研究的著作，当首推葛剑雄主编并由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侯杨方等著《中国移民史》④，该书共分六卷，约260万字，是在其早期研究成果《简明中国移民史》⑤的基础上的拓展与延伸。《中国移民史》一书论述了自先秦至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移民活动，对历次主要移民活动的迁移过程及其影响加以评论。第一卷是本书导论和大事年表，导论对中国移民史研究做了理论探讨，大事年表列出自公元前21世纪到1949年间可考的主要移民及相关事件。第二卷至第六卷分别为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辽宋金元时期、明时期、清至民国时期的断代论述。各卷详细论述了各阶段主要移民活动的自然和社会背景、移民过程和移民空间分布状况，其中包括迁移形式、经由路线、移民数量估计、主要迁入地及迁出地、移民对当时和后世产生的影响。《中国移民史》一书是迄今为止在移民史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历史上的主要移民活动及规律。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⑥，主要对西汉至民国时期的历代统治者为军屯而进行的人口迁移进行论述，指出这些人口迁移具有发展农业、巩固边防和强兵足食的作用。

在海外移民的整体研究中，以朱国宏所著《中国的海外移民》最有深度⑦，该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中国海外移民历史，对自先秦至民国各个阶段的中国海外移民情况作了深入的考证和理论剖析，内容包括海外移民兴起和发展的原因，不同阶段海外移民的类型与特征，海外移民的规模、流向和分布，海外移民对社会、政治、经济、人口等所带来的影响等。其他著作还有吴泽主编的《华侨史研究论集》、郑民等的《海外赤子——华侨》、朱杰勤的《东南亚华侨史》、蔡北华主编的《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等⑧。

移民史的区域性整体性研究也取得一定成绩：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冷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两书⑨，对历史时期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的兴起原因、形态、演变轨迹、流动特点、经济活动及成就作了系统阐述。安介生《山西移民史》⑩，对山西移民史进行全面探讨，并从民族融合、文化变迁与人口发展的角度，阐明了移民运动对山西历史的深远影响；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⑾，对黑龙江移民的历史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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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历史教学》1999年第2期、《中国农民的“恋土”和“离土”——“流民”现象纵议》，《光明日报》1993年7月19日。

②熊家利：《流民问题与中西封建经济的发展》，《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

③钱宗范；《中国封建社会流民与流民起义诸问题探析》，《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

④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⑤葛剑雄主编：《简明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⑥田方、陈一筠：《中国移民史略》，知识出版社，1986年。

⑦朱国宏：《中国的海外移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⑧吴泽主编：《华侨史研究论集》，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年；郑民等：《海外赤子——华侨》，人民出版社，1985年；朱杰勤：《东南亚华侨史》，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蔡北华主编：《海外华侨华人发展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⑨杜桂芳：《潮汕海外移民》，汕头大学出版社，1997年；冷东：《潮汕地区海外移民研究》，中国华侨出版社，1999年。

⑩安介生：《山西移民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⑾李德滨：《黑龙江移民概要》，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这一时期发表的移民史通论论文有数十篇：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①，根据主要移民特征的变化，将中国移民史分为四个时期：先秦黄河中下游多向移民期、秦统一到两宋从黄河中下游流向长江中下游的由北向南移民潮、元明清长江流域由东向西移民潮以及近代治边多方向移民潮，认为中国现代人口分布的格局就是这四个时期依次展开的产物；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②，将中国古代移民分为自发的无序移民和国家政权组织的移民分别予以探讨；张少云《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类型述评》③，将中国古代人口迁移分为政治迁移、军事性迁移和经济性迁移三种类型。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④，则根据迁移地域的不同，将中国历史上人口迁移分为国内迁移和国际迁移，在方式上又有自由移民和强迫移民的差异；陈秀蓉《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⑤，对中国海外移民的各种类型及移民族群的特征进行探讨。其它涉及这方面的论文有：解书森、陈冰《青海古代移民考》、石方《黑龙江地区人口迁移史概述》、史继忠《贵州汉族移民考》、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杨东文《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张跃东《历史上陕甘宁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王跃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张冠梓《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俞祖华、季翠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等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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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国雄：《中国历史上移民的主要流向和分期》，《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2期。

②丁鼎、王明华：《中国古代移民述论》，《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③张少云：《中国古代人口迁移类型述评》，《云南师大学报》1997年第6期。

④李传永、李恬：《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5期。

⑤陈秀蓉：《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地理研究》1999年第1期。

⑥解书森、陈冰：《青海古代移民考》，《人口研究》1985年第1期；石方：《黑龙江地区人口迁移史概述》，《学术交流》1987年第5期；史继忠：《贵州汉族移民考》，《贵州文史丛刊》1990年第1期；纪宗安：《古代移民和海南的早期开发》，《暨南学报》1990年第4期；曹树基：《湖南人由来新考》，《历史地理》1990年第9期；杨东文：《海南历史开发过程中的人口迁移研究》，《海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3期；许怀林：《中国人口迁徙与江西的客家》，《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张跃东：《历史上陕甘宁地区人口迁移的主要类型》，《人口研究》1992年第6期；蓝勇：《历史时期三峡地区的移民与经济开发》，《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2期；王跃生：《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军事移民政策述论》，《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4期；张冠梓：《试论古代人口南迁浪潮与中国文明的整合》，《内蒙古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陈新海：《历代移民屯田政策对青海社会的影响》，《西北史地》1997年第1期；俞祖华、季翠兰：《略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人口迁移行为的影响》，《学术月刊》1998年第10期；朱国宏：《中国人口的国际迁移之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89年第6期。

上述之外，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李世平《四川人口史》，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胡焕庸《中国人口史》，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王国杰《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李衡眉主编《移民史论集》，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中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等①，均涉及到历史时期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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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焕庸：《论中国人口之分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李世平：《四川人口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人民出版社，1988年；何清涟：《人口：中国的悬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石方：《中国人口迁移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胡焕庸：《中国人口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葛剑雄：《中国人口发展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沈益民、童乘珠：《中国人口迁移》，中国统计出版社，1992年；王育民：《中国人口史》，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罗桂环、舒俭民编著：《中国历史时期的人口变迁与环境保护》，冶金工业出版社，1995年；李兴盛：《东北流人史》、《中国流人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5年；王国杰：《中亚陕甘回族移民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李衡眉主编：《移民史论集》，齐鲁书社，1998年；葛剑雄等：《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学林出版社，1999年；路遇，滕泽之：《中国人口通史》，山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以及《中国人口》丛书各省分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80年代陆续出版。

三、断代研究概况——以近代为例

断代研究成果丰硕，出版专著数十部，主要有牛建强的《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张国雄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杨国桢等的《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②，数百篇，因篇幅所限，这里仅介绍近代的研究概况。

有关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有几部著作值得一提：池子华的《中国近代流民》③，采用整体性研究与区域性研究相结合的手法，对流民现象发生的原因、流民的空间和职业流向、流民对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效应、近代中国如何解决流民问题等，进行了多层次、多角度、跨学科的研究，为第一部以近代流民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著；路遇的《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④，对山东移民东北的原因、人数，与移出地、移人地社会经济关系作了系统概述，书后附有个案调查的口述资料，亦有参考价值；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⑤，是一部专门研究抗战时期难民潮的著作，对难民的来源、流向、政府与民间社团的难民救济活动等，都有详细论述。相关专著有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等⑥。相关论文有上百篇之多，以下从流民与移民两方面进行归纳。

(一)流民问题

从晚清到民国，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中国从传统走向近代，流民的生成不能不具有时代特色，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流民：从传统到近代》即揭示了近代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发生的关系⑦，但传统因素依然不能忽视。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汪润元《试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行龙《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田彤《清代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等文⑧，均强调了人口压迫生产力，大量农村人口被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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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牛建强：《明代人口流动与社会变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国雄：《明清时期的两湖移民》，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杨国桢等：《明清中国沿海社会与海外移民》，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

③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

④路遇：《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

⑤孙艳魁：《苦难的人流——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⑥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行龙：《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人民出版社，1992年；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⑦池子华：《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流民现象的发生》，《社会科学家》1993年第5期；《流民：从传统到近代》，载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上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⑧何清涟：《中国近代农村经济破产和人口压力的关系》，《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汪润元：《试论近代以来中国农村中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人口研究》1991年第1期；行龙：《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社会》，《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田彤：《清代人口危机及对近代社会经济的影响》，《史学月刊》1994年第3期：黄长义：《人口压力与清中叶经济社会的病变》，《江汉论坛》2000年12期。

脱离物质生产资料沦为流民的事实；徐松荣《略论近代时期山西农村的人口变动》①，考察了近代山西流民产生的原因及其影响；王印焕《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②，认为河北流民的成因主要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繁重的封建剥削、严重的人口压力与阶级分化、频仍的自然灾害、战乱及匪患；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③，以淮北地区为例，探讨了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对农村人口流动的“激励”。

流民流向，不外乎从农村到农村的横向流动、从农村到城市的向心流动。池子华《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④，认为流民流人农村劳动力市场，强化了雇佣关系的资本主义“异质”；他的《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以文化学的独特视角为切人点，对淮北流民流向江南引发的土客冲突进行深层次探究，揭示出土客冲突的文化意蕴；另篇文章《近代中国流民向城市的“向心”流动》，则对流民“向心”运动的轨迹、动机、特征及所从事的职业等进行了深入探究；而其《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打工妹”的历史考察》、《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⑤，着眼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探索“民工潮”的历史渊源以及向心运动中的女性流民，引起学界的关注；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⑥，认为流民构成我国产业后备军的主体，由于流民浪潮在劳动力市场上沉淀下大量的失业、待业劳动者，造成了劳动力供求比例的严重失调；王印焕《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⑦，对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后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

流民的影响多元复杂，如何进行调节与控制，值得探究。池子华《二三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取向述论》⑧，考察了农村工业化取向对解决流民问题的实际效用，认为这条路虽然在近代中国没能走通，但却为当代中国乡镇工业的崛起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时代价值是不言而喻的；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⑨，就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慈善救济机关、个人及社会团体对河北流民问题采取的多项整治措施进行论述。

与流民问题相关的是农民“离村”问题。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⑩，通过纵向比较和横向分布的考察，指出农民离村的普遍性，并就离村现象的特点、原因、影响进行研究，认为农民离村的特点是农民主要流向城市，但这种流人却与城市工商业凋敝同时发生，因而逃亡色彩浓，其原因则有农业危机加深、繁重的苛捐杂税、连年的战乱及频繁的灾荒，农民离村一方面使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给近代城市带来社会问题；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⑾，以1927—1937年为中心，对近代农民离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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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徐松荣：《略论近代时期山西农村的人口变动》，《山西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②王印焕：《1927—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成因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

③池子华：《近代农业生产条件的恶化与流民现象》，《中国农史》1999第2期。

④池子华：《略论中国近代农村雇佣关系的“异质”》，《河北大学学报》1997第2期。

⑤池子华：《土客冲突的文化学考察》，《河北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近代中国流民向城市的“向心”流动》，《城市史研究》19-20辑，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中国“民工潮”的历史考察》，《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4期；《“打工妹”的历史考察》，《光明日报》1999年7月9日；《近代历史上的“打工妹”》，《北京日报》2000年1月17日。

⑥陈映芳：《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⑦王印焕：《二三十年代河北农民离村的流向及其社会影响》，载中国现代史学会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年。

⑧池子华：《二三十年代农村工业化取向述论》，《光明日报》1997年12月2日。

⑨王印焕：《1928—1937年河北流民问题的整治及其得失》，《安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⑩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⑾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

及离土率进行分析，认为农民离土是“经济压力和经济吸力”引发的，农民离土后主要去向为海外谋生、移垦边区、寄居都市、流离城乡之间；张书廷《论1928—1936年中国农民离乡问题》①，对这一时期农民离村人数、去向、社会后果及离乡原因进行探讨；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②，对农民离村的原因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二)移民问题

19世纪中叶以后，我国边疆地区危机四伏。为缓和边疆危机和内地人口压力，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相继推行移民实边政策，其中东北移民举世瞩目。主要论文有：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③，认为近代东北开始大规模开发后，东北人口从1893年至1945年间增加了6倍，由600万人增至4000万人，究其原因主要为大规模移民；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④，对1904—1911年间在清政府的东北土地开放政策的鼓励下，黑龙江省各地区的荒地不断被开垦，昔日人迹稀少的荒凉景象得到一定程度的改观，并指出1904年移民的方式主要有垦务局移民、私人及团体组织移民、组织工人集体移民、军队屯垦边区、边哨移民和自发移民等；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⑤，对“闯关东”的由来、规模及其正负效应进行全面探讨；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⑥，对1912—1931年间“闯关东”移民在时间和空间上迁移状况进行考察，并分析其迁移特征。王润福《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⑦，将20世纪20年代东北移民高峰的成因归纳为：一是人口压力、封建剥削、社会动荡以及自然灾害造成的艰难生存环境，使大批农民离开华北另谋生路；二是东北相对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地方政府优惠政策的吸引；三是移民高峰的出现既是长期移民惯性运动的结果，也是针对外来侵略势力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对东北移民进行探讨的文章还有：路遇《民国年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赵凤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张洪祥《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王杉《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等⑧。

东北移民问题研究之外，其他地区也有所涉及，如：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族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陈育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⑨，探讨了内蒙古移民实边政策的具体实施情况及其影响；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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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张书廷：《论1928—1936年中国农民离乡问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②彭南生：《也论近代农民离村原因》，《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

③王晓峰：《东北三省近代人口增长浅析》，《东北亚论坛》2000年第4期。

④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清史研究》1991年第2期。

⑤张利民：《“闯关东”移民潮简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2期。

⑥王杉：《浅析民国时期“闯关东”运动的时空特征》，《民国档案》1999年第2期。

⑦王润福：《二十年代东北移民高峰成因探源》，《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第5期。

⑧路遇：《民国年间山东移民东北三省初探》，《人口研究》1985年第6期；石方：《清朝中期的“京旗移垦”：汉族移民东北及其社会意义》，《人口学刊》1987年第4期；赵风彩：《二十世纪初叶东北移民浅析》，《人口学刊》1988年第1期；朱玉湘等：《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地区的关内移民》，《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吴晓松：《东北移民垦殖与近代城市发展》，《城市规划汇刊》1995年第2期；梁玉多：《试析近代黑龙江流域的移民浪潮与经济开发》，《黑龙江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马平安、楚双志：《移民与新型关东文化——关于近代东北移民社会的一点看法》，《辽宁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张洪祥：《近代华北农民“闯关东”的历史功绩》，见江沛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农村社会》，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王杉：《民初东北移民社会心态管窥》，《社会科学辑刊》1998年第5期、《九一八事变前华北与东北间人口流动的特点及影响》，《学习与探索》1999年第1期。

⑨卢明辉：《清末“移民实边”对蒙古社会的影响》，《内蒙古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族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北方文物》1987年第2期；陈育宁《近代内蒙古地区的“移民实边”及其影响》，《西北史地》1988年第3期。

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①，对有清一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作了动态的考察，并探讨移民在台湾开发中的作用。

对移民实边与边疆开发的关系，华立《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作了具体考述②；梁玉多《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③，都认为近代边疆移民筑起一道抵御外来人侵的坚实堡垒，对加强国防力量和民族团结，对促进边疆地区经济发展以及新的行政建置的设立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移民的向心运动及移民与近代城市的互动关系是学者感兴趣的论题。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揭示移民与人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的逻辑关系④；樊卫国在《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中，探讨了上海经济兴起的移民因素⑤；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通过社会学调查，剖析解放前上海居民的来源、迁移动因及上海移民的各种社会经济特征⑥；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会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对同乡组织与同乡移民群体的关系做了深入分析，认为同乡组织扮演了同乡移民群体的自治核心角色⑦；陈文斌《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对太平天国在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军事行动引发流向上海的难民潮进行分析，并将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分为三类：进行工商业活动、充当一般雇员、从事各类个体劳动自由职业⑧；任银睦的《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以青岛为个案，指出在清末民初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中，移民因素的影响力得到有力显示⑨。

尽管近代农村人口流动现象十分普遍，而且流人城市者不绝如缕，但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传统人口的城乡结构呢?姜涛在《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中认为，中国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具有高度的稳定性，近代总体上城市人口的增长并没有超出乡村人口增长的速度，尽管城市近代化成分不断扩大，但并没有真正动摇传统的人口城乡结构。他在另文《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中，考察了自清初至前夕的近代乡村人口的阶级结构，对其稳定性作了论述，认为清至民国中国乡村社会中两大阶级——地主和农民已没有明显的社会等级上的差异，因而人口的增长、土地的不断集中都不是引发社会危机的真正根源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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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林仁川、王蒲华：《清代福建人口向台湾的流动》，《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②华立：《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流动与边疆开发》，《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③梁玉多：《谈我国近代移民对巩固边疆的作用》，《大庆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4年第1期；张根福：《试论近代移民对巩固中国边疆的作用》，《史学月刊》1997年第5期。

④行龙：《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

⑤樊卫国：《晚清移民与上海近代城市经济的兴起》，《上海经济研究》1992年第2期。

⑥卢汉龙：《上海解放前移民特征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5年第1期。

⑦宋钻友：《民国时期上海同乡会组织与移民社会关系初探》，《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6年第3期。

⑧陈文斌：《太平天国时期来沪移民的谋生方式》，《社会科学》1997年第12期；《太平天国运动与近代上海第一次移民潮》，《学术月刊》1998年第8期。

⑨任银睦：《清末民初移民与城市社会现代化：青岛社会现代化个案研究》，《民国档案》1997年第4期。

⑩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变迁及城乡人口结构的现代启示》，《战略与管理》1994年第4期；《近代乡村人口阶级结构稳定性初探》，《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3期。

上述之外，有关这一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的论文还有：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的地区流动》、樊卫国《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葛剑雄《移民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董龙凯《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人迁与土客融合》、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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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永濂：《我国近代江南地区的移民活动》，《安徽史志通迅》1983年第1期；宫玉松：《略论中国近代农村人口迁移的特点和性质》，《中国农史》1989年第2期；刘正刚：《十八世纪广东移民四川路线之考察》，《中山大学研究生学报》1990年第2期；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的地区流动》，《人口与经济》1991第4期；樊卫国：《晚清沪地移民社会与海派文化的发轫》，《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4期；葛剑雄：《移民与上海城市文明的发展》，《探索与争鸣》1997年第4期；董龙凯：《光绪年间黄河变迁与山东人口迁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1期；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夏明方：《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2期；行龙：《近代华北农村人口消长及其流动》，《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张根福：《抗战时期浙江省的人口迁移与地域分布》，《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四、几点意见

自先秦至民国，既有政府强制移民，也有下层民众自发的临时性或永久性的迁移，两种人口流动共同汇成农村人口流动的主流。上世纪相关研究获得长足进展，成果丰硕，但也存在值得改进之处。

首先是研究的不平衡性。对某一历史时期农村人口流动研究关注较多，成果丰硕，而对另一时期则关注较少，如隋唐五代宋元时期，成果稀少，几乎形成“断层”；中国历史上几次农村人口大流动举世瞩目，吸引众多学者的目光是顺理成章的，但对较小规模的人口流动的研究显得较为冷清，如“走西口”；对战乱、灾荒等非常时期人口流动研究较多，而对平时农村人口流动的研究几乎就是空白；对历代历次农村人口流动的驱动力、流向、影响等均有深究，而对流动的主体流民或移民本身则缺乏研究，如此等等。“不平衡性”的存在，意味着未来的研究应该有所侧重。

其次，研究领域有待拓宽。从总体上说，经过一个世纪的积累，中国农村人口流动研究的确硕果累累，研究领域也在不断拓宽，但仍有进一步开拓的余地，如近代流民问题，宏观或整体研究较为深入，而分区分省研究则不够，移民问题也是如此；农村人口流动本身研究较多，而对农村人口流动的多边关系亟待拓展，如人口流动与环境的变迁、人口流动与人力资源的开发、人口流动与城乡关系、人口流动与生育文化、人口流动与国际关系等等；缺乏比较研究，纵向的或横向的，均无从谈起，丘本立《从世界史角度研究近代中国移民问题刍议》②，是富有启发意义的。只有不断开拓，才能推进这一领域向纵深发展。

再次，放开视野，进行跨学科研究。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是一个涉及面十分广阔的领域，就事论事，单纯从历史学或人口学或历史地理的角度进行的研究，无助于研究的深入。“新的综合”，即学科之间的交叉、渗透，是当今学术研究的普遍趋势，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的研究，也应该放开视野，寻找新的结合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更新知识结构，引入管理学、社会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只有这样，才能推陈出新。不断取得新的超越。

总之，中国农村人口流动问题既是一个历史问题，也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研究前景广阔。期待在新世纪里有更多的成果呈现。

离村范文篇9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公务员之家: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

离村范文篇10

20世纪90年月的中国乡村基层任务情况可谓“困难困苦”。那时，城市规划扩张占用了乡村大片的良田，乡村青丁壮劳动力多量外流，特殊是1994年执行“分税制”今后，县、乡两级财务收入只占全国的21%，而财务供养人员却占到了全国的71%，以致于形成大大都乡镇根本处于一种“有政无财”的为难境地。那时，全国几百万名村庄基层干部天长日久的中间任务就是向农人群众伸手“要钱”(征收农业税、农林特产税、屠宰税)、“要粮”(收取“三项提留”、“五项统筹”)、“要命”(抓方案生育、刮宫流产)、“要人”(组织农人群众义务投工修公路、大搞农田水利根本建立工程)，此外还要应付上级项目繁复的“晋级达标”评选运动等等，他们从岁首繁忙到年尾所支付的一切辛勤和汗水都属于“出力不奉迎”和“冒犯人”的活儿。但是，即便在那样一个“大情况顺应不良症”的非凡期间，人们也很少听到全国有哪个当地的村庄干部被农人群众在青天白日之下殴打致死的奇闻。却是目前，悉数作废农业税后，乡村基层任务情况逐步变得比早年宽松多了、平稳多了、轻易多了，相反却在一些当地接连发作农人暴力抗争的群体性事情，以致于让不少村庄基层干部患上了“自杀性流行症”。这种违背常理的恶性事情背面终究埋没着何种机密和行为逻辑呢?

重复考虑的后果是悟出了一个事理：昔时村庄基层干部向农人群众伸手“要钱”的时分，凡间饰演“双重人物”——既是国度和当地当局的“署理人”，又是全体村民的“当家人”。他们作为“署理人”往往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而作为“当家人”行事时，他们又必需妥帖处置“讨取”与“报答”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寻觅一个“平衡点”，使两边达到相互了解、相互谅解、相互支撑、相互容纳、最终宽和的结果，然后完成“社会风险最小化”。这是长时间从事乡村实践任务的基层干部的一种指导艺术。不然，一旦当乡镇、村与农人之间的好处链条发作断裂，乡镇机关干部、“七所八站”职工、中小学教员、离退休人员等等几百号人就会呈现“断粮断炊”的景象，更不要说维持村庄基层政权正常的运转了。所以，阿谁期间的村庄基层干部白昼黑夜都泡在农户家里做思维疏浚任务，对各家各户的经济进出情况、出产生涯坚苦、邻里矛盾胶葛和家庭内部状况等等都一目了然。用他们本人的话说，村庄基层干部就仿佛懂得全科医术24小时价班的医生——“白昼上门诊，晚上出急诊，深夜再会诊”，一天到晚根本没有一点儿偷闲时间，从岁首忙到年尾也顾不上照顾本人一家老少和几亩责任田。他们常常以静静贡献、委曲求全的扎实任务，舍小家、顾人人，一起支撑起党在广阔乡村地域的在朝根底，与共和国一同渡过了乡村公共产物供应极端缺少的非凡期间。从这个意义说，全国几百万名村庄基层干部是一个富有乡村基层任务经历和战役力的乡土精英群体，是一个相同呼喊了解和需求关心的弱势群体，也是一个亟待“去妖魔化”、盼望取得社会公平评价的重大群体。

2002年笔者分开镇时，对阿谁期间的村庄基层任务留下两点深入记忆：一是村干部平常只记得“夏历”而不晓得“公历”，乡镇干部平常只记得“阳历”而不晓得“周末”和“礼拜天”，只要在县级党政机关任务人员才干过上正常人的生涯。二是村庄乡村基层干部终年从事百分之百的苦活儿、累活儿，却只能获得10%的报答;而在县级以上党政机关任务人员平常习气于“一杯清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一天”的落拓任务情况，却可以获得高工资、高津贴、高福利。比方，从1992年6月-2001年12月，笔者在镇担任党委书记时期的月工资由102元(根本工资89元+工龄工资7元+下乡津贴6元)进步到536元，快要10年工夫才添加434元(由镇财务付出)。而当笔者2001年12月调任信阳市播送电视大学副校长后，月工资从536元猛涨到1200元(由市财务付出)，2002年1月正式转入信阳师范学院任务后，月工资规范又从1200元翻倍添加到2400多元(由省财务付出)。为何相同一个国度公事员，“屁股挪一挪窝儿”待遇居然发作大相径庭。

在推进乡村税费变革进程中，存在着“政策破绽”

从1999-2005年，我国乡村税费变革的总体历程是由“减轻、标准、不变”的过渡性目的转向最终作废农业税。在这一期间，中心和省级当地财务转移付出的重点是保证乡镇机关干部、中小学教员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兑现，而没有思索若何处理离退职村干部、农人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的待遇问题。如许就使本来曾经享用村集体经济补助的人在资金筹集渠道上呈现了“断流”和“空挡”的景象。由于，这局部人在乡村税费变革以前享用经济补助的筹资渠道是“乡镇企业补一点、村级集体经济出一点、当地财务拨一点。”但在乡村税费变革试点进程中，农人除交纳7%的农业税和1.4%的农业税附加外，不再承当其他任何项目的“乱收费、乱分摊、乱罚款、乱集资”。在“人多粥少”的状况下，村庄基层干部对辛辛劳苦征收上来8.4%的农业税费天然会接纳“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先支配权，而只得把离退职村干部、农人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放置不议”。特殊是在农业税作废后，在职村干部的工资待遇和办公经费悉数归入县级财务预算处理，而离退职村干部、农人无职老党员和村民小组长却酿成了“没娘管的弃儿”。于是，我国乡村基层任务中长时间构成的“一致阵线”开端呈现了裂痕和敌对。比方，镇党委于1993年3月制订出台《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用经济补助的若干规则》，对中国成立以来在“”、“四清”、“农业学大寨”、“大包干”等等各个分歧前史期间参与乡村集体任务、且长时间据守在基层任务第一线的离任村干部，依据他们任职工夫长短和奉献巨细，辨别赐与一次性津贴或享用分歧比例的定额补助。这充沛表现了上级党组织对离退职村干部的关心和保护，还也充沛调动了在职村干部的任务积极性，维护了基层干部在农人群众中的威信，极大地推进了乡村变革和经济社会的开展。所以，那时镇身体尚好且有必然影响力的离退职村干部都自动出来在村里做些力所能及的任务，但凡在职村干部在群众任务中处理不了的难题，普通都是依托老支书、老村长出头“说和、解套”。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在一些严重节日，常常组织慰劳运动，仔细听取离退职村干部、农人无职老党员的定见和建议，协助他们排忧解难，一朝一夕天然构成了一种尊敬和关喜欢老干部、老党员的优越风气。可以说，阿谁期间的在职村干部真正把离退职村干部和农人无职老党员当做“宝物疙瘩”对待，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应用曩昔的“余威”和在群众中留下的影响力而成为在职村干部任务上的“靠山”，他们在平常的任务中交往非常频频，小我情绪和私交也相当融洽。但是，目前的乡村基层党组织和村庄干部与离退职村干部和农人无职老党员简直落空了一切联络和沟通，有的老支书、老村长、老党员甚至由于结伴越级集体上访而成为“不受欢送的人”，就连他们曩昔亲手培育生长起来的“接棒人”也把本人当做“仇敌”对待，平常在村子里碰头时也不搭嘴措辞，两边长时间“内讧互斗”的最终后果是同归于尽。

当下，镇不少农人一提起某个村支书的名字，随口就会说：“村支书算个!”(本地老庶民骂人的话)。在镇最典型的人物是陈高山村党支部原书记陈登峰，该同志在1950年搞“”时参与任务，195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村团支部书记、民兵营长、出产大队管帐、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自1973年起开端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直到1998年冬天突发脑溢血病倒在农田水利的建立工地，在乡村基层任务第一线静静贡献了快要半个世纪。他任陈高山村党支部书记时期，在全村党员干部和农人群众中享有“一呼百诺”的高尚声威，是县198个村党支部书记中的“一面旌旗”，曾经延续中选河南省第七届、第八届人大代表。1990年3月，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侯宗宾在大别山区观察任务时，特地到陈高山村旁听和体验陈登峰给农人党员上党课的场景。就是如许一位阅历资深、颇具声威、身份非凡的村支书，在1999年春季退休后，对照镇党委制订的《关于离退职村干部享用经济补助的若干规则》的前提和规范，也只享用到相当于在职村干部全年待遇60%的经济补助，每年大约为1800元左右。2002年河南省进行乡村税费变革试点后，他仅仅享用了3年离任生涯补助。现在，陈登峰一年至少要花去医疗费5000元以上，加上他和老伴两人正常的生涯费用开支，均匀每年最少需求上万元的经济起原。这关于一位年近80岁且半身不遂的退休白叟来说，简直是一个“地理数字”。2006年开春后，他只好“变卖祖屋”作为成本，和老伴一同搬进县城与小儿子一家人一起生涯。当前，在镇14个村，相似陈登峰如许的离退职村干部还有20多位，有的做小贩沿街叫卖，有的在山上放牛，有的打零工，有的捡褴褛，有的投亲靠后代生涯……这些长时间辛勤劳累在乡村基层任务第一线的离退职村干部体弱多病，生涯窘迫，老景苍凉，处境困难，“走在村里抬不起头，站在人前没体面，回抵家里尽受气，想找组织没人搭理”，他们往日留在农人群众中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威信曾经荡然无存。总之，农业税作废后把上百万离任村干部和农人无职老党员长时间“晾晒”起来，这不只仅是他们小我的悲痛和无法，更是对党和国度长时间以来扶植的乡村基层社会“政治代言人”和“当局署理人”形象的极大挖苦和精力损害。

作废农业税后，基层干部与农人群众的好处链条中缀，的体系体例还在寻觅之中